生态文化的精神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精神；天人合一论
[中图分类号]G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6-0116-06
[作者简介]赖华先（1976—），男，江西永丰人，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部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江西南昌330077）
title：atrialStudyofeco-spirit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
author：LaiHuaxian
abstract：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ttachesimportancetoeco-characterofallthingsintheworld，thusbetterrealizingharmonyandunitybetweensubjectandobjectandthatbetweenaestheticsandlife.Heaven-manunityisabasicspirit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whichcontainsmanyrationaleco-thoughts，andpeopleareinspiredtonoticethevastfieldofhumanitybehindscienceandtechnologywhentheypushsocietyforwardwithscientificthinking.onlywhenpeople’slivingstyleandculturaltasteareperfectedwiththeinteractionbetweennatureandman，canhumanbeingsgainintegratedlifeanddevelopment.
Keywords：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eco-spirit；heaven-manunity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文象思维，体现了全面、深刻而完整的生态精神。当前我国进入了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转型时期，强调经济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精神和生态智慧，对我们实践科学发展观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这里不言而喻，归根结底也是自然界产物的人脑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①作为人脑的产物的思维及自然界的产物的人类自身理应是自然主体和社会主体的有机结合，但是在人类社会实践中，以市场经济为支撑的现代社会却表现出日益严重的工具理性倾向，而被完全“社会化”的现代人的生活日益脱离自己的自然主体，都事实上面临着人的本质的“异化”。
在人类思维历史上，最先出现的思维形态是前语言逻辑思维。所谓前语言逻辑思维是指在没有出现成熟的语言文字之前人类所使用的思维方式，法国哲学家列维·布留尔将之命名为“原始思维”。随着人类认识能力和水平的提高，特别是语言文字出现以后，各种文明开始迅速发展和完善。语言文字作为现代人类思维的载体和工具，在促进人与人之间交流以及各种知识的记录和传播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基于语言文字是思维的载体和工具，我们在界定思维的时候，要将思维与意识、意向、认知、反映等概念区分开来。广义的思维是指人脑对客观现实概括的和间接的反映，它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和事物间的规律性的联系，包括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狭义的通常的心理学意义上的思维专指逻辑思维。形象思维是中国哲学根据国外思维理论创造的一个名词，但笔者以为现有的中国思维理论将广义思维分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不严密，因为形和象本是同义词，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论是象还是形，强调的是事物的本来形貌以及人的感性认知后经过人脑反映后的一种符号性的虚构性的形象，而这种符号性的虚构性的形象本质上还是要用语言文字或“象”来进行表达，比如文学通过“文”来表达，音乐和绘画依靠“象”来表达。目前有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探讨正在深入当中，在形象思维这一概念之外，王树人先生提出了“象思维”的概念，笔者借鉴前人的学术成果，尝试提出“文象思维”这一概念。
中国文象思维是基于人类作为自然主体的反映世界的思维方式。最早对中国文象思维方式进行系统阐述的人是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他说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锺，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①“庖牺画其始，仲尼翼其终。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②刘勰认为“文”与天地并生，而且只有人才能参悟“文”，运用语言文字将天地之“文”描述出来，就是“人文”。同时他认为“人文”有个优先性的条件，就是“象”，天地万物之“文”固然要有人才能言说，但是如果有了人却没有“象”，同样也不能形诸“文”，“人文”也就无从落实！接下来两句特别有意味，刘勰说：“而《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乾》、《坤》代表天和地，是《周易》里最重要的卦和象，在《乾》、《坤》即天和地两位之中，特别地建立《文言》这一《易传》方式，所谓《文言》，就是“言”之“文”，刘勰将之称为“天地之心”。这两句话不仅是天、地、人“三才”的同义反复，更体现了刘勰对《周易》之精髓准确的理解，即《周易》运用的是文象相生的思维方式或者表达方式。“文”和“象”要像天、地（《乾》、《坤》两位）和人结合为“三才”一样结合在一起，因为“文”、“象”结合的主体只能是人，而人只有通过“文”、“象”结合才能创造出“人文”！
中国文象思维通过“文”、“象”结合来创造“人文”，与西方概念思维倾向探究事物“单子”的意义不同。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必然导向现代科学理性精神，崇尚科学实证性；而中国传统文化倾向于从“文”、“象”的整体性、动态性、非实体性方面去创造人文，崇尚人文性，这是中西文化、文明的根本分野之所在。
西方现象学为我们揭示中西思维差异提供了一种考量，即西方思维秉承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过于强调客观世界的设定性及结构性，从而忽视了人的生命与自然的互动性与动态性。胡塞尔的现象学提出要对西方的形而上学进行现象学意义上的还原，并提出了著名的“平行论”；海德格尔从揭示“存在”的真正面目出发，提出要通达“存在”，需要诗思，需要承认自然的生生不息的力量；德里达作为现象学的后起之秀，从语言文字的角度进行现象学的还原，并在动物思想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以上这些西方著名现象学学者所做的研究，都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进行“去蔽”或“解蔽”的工作。如果我们运用现象学还原方法去还原中国传统文化，则必然会还原成“文”和“象”及“文”、“象”结合主体——人，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现象学还原之后的现象——“文”、“象”、“人”去对应“天”、“地”、“人”三义，从而演绎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思维方式——中国文象思维，然后运用中国文象思维去证明、分析、解构中国文化的诸种特征，如生成性、变动性、整体性、观照性、人文性、生存性等等。
二
伟大的民族孕育伟大的文明，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融汇了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历代典籍汗牛充栋，分经、史、子、集四部，涵盖了政治、经济、教育、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们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成为历代相传的宝贵遗产。中国传统文化不仅泽被国民，更流传四周，播向海外。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有机的体系，是天、地、人、神和谐统一的人文系统，这个系统有个最基本的特征，那就是遵循人文规律。什么是人文？这就涉及中国文象思维的关键概念之一“文”。简单地说，“文”是事物的基本属性，世界万物都有“文”。古人是从虎豹、禽鸟之外在纹理，从世界万物内在条理和法度去规定“文”。从“纹”到“交错成文”，再到“文章”（先秦的“文章”概念是指事物的内在条理和法度），再到人类最有意义的创造“语言文字”，古人赋予了“文”极其丰富而精微的内涵。《周易》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表面上看天文和人文对举，实际上“天文”的涵义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所赋予语词的丰富延展性。“天文”也要由人去体察，仰观天象，归纳出四季的更替、节气的知识和经验。“天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制定历法，古人还赋予“天文”泽被万物、高高在上、刚健、雄性、运动等含义。由于这些潜在的或者人赋予的“德性”，“天文”的背后隐约形成了一个具有意志的神——“天帝”。由“天文”到“天帝”，这种“文化”很显然是“人文”的，或者说是“人文化”的。
“人法地，地法天”，人—地—天的层级结构是古人所建构的立体生存时空。虽然古人不可能具有现代天文学的知识，他们不知道银河系，更不知道有河外星系，他们也不可能离开地球到太空中去观察，他们甚至认为天就像一个盖子，一个深邃而遥远的苍穹，日月星辰都在其中运行，寒暑在其中更替，但是古人扎根于肉眼观测之“天象”，着眼于现实经营之“人生”目的的“天文”观测，形成了大量的“天文”、“地文”（后面用“地理”这个概念来表示“地文”，即古人通常意义上的天文地理）的知识和经验，这些知识和经验足以建构一个实用的、现实的、相对稳定的甚至是精妙的时空体系和生存体系。
从时空体系和生存体系的维度去衡量，古人天地人一体的观念并不幼稚，更不愚昧，无论在哲学还是在现实意义上，它都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和谐的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核心就是“人文”。无论是外在的纹理还是内在的法度和条理，它都是在尊重客观事物和客观世界的基础上，将“人”这一主体属性与客观事物之属性融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显示出独特的东方神韵，而与西方传统文化所建构的人是自然的主宰这一主客二元分裂的思想迥异其趣。
中国古代哲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以《周易》为代表的上古典籍中，《周易》的哲学观念又集中表述在《易传》中。①冯友兰说：“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易传》的重要不在于这些道德说教，而在于它的宇宙观和辩证法思想。”②陈鼓应将《周易》的哲学思想归纳为万物起源说、自然循环论、阴阳气化论、刚柔相济说、天地人一体观五个方面。③虽然不同学者各有表述，但大致是殊途同归的，而《周易》的天地思想、阴阳观念、循环观念尤其是中国哲学观念之核心。
古人的天地思想包含了起源论、时空论、和生存论。从起源论来说，《周易》《乾》卦《彖传》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④天的元气资生万物，天道变化，使万物性、命各得其所。阳气为万物之所始，君王或圣人遵循天道而为，则使万物咸宁。《坤》卦《彖传》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⑤地的元气是至善的，她资生万物，是顺承天道的。地广厚能容载万物，各种物类都能得到畅达。天地之元气是各种生命的起源，“元”古人解释为“元者，气之始也”。中国古代的起源论并不像西方现代科学所揭示的那样——生命的最小单位是细胞，由基因控制的细胞分裂生长形成各种生命体；而是从生命体的内、外机制与运行来规定生命的起源，这就是关于生命起源的“元气论”。中国古代关于生命起源的“元气论”在没有现代科学揭示生命起源的科学认知之前，准确地规定了生命的自然属性，这就使得中国古代的生命起源论、生命时空论、生命生存论和谐地统一起来。而从21世纪的现代人的时空视角看，关于起源、时空、生存三者的关系仍然是统一的、永恒的。
从时空论来说，地球上的生命都是在天地之间生存，即使是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在天地运行所创造的时空中生存。我们并没有超出古人的经验视界，并没有创造和使用太空或星际日历和记时制。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是和农业生产和生活紧密相关的，生存所需的记时制严格依照历法来执行。
《尚书·尧典》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为，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鹬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⑥“羲和”就是一个职业历法官员。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大概是羲和的下属官员。这四个人分别驻守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测定春、夏、秋、冬的至、分，星宿分布情况以及民俗民风、物产等情况。
《周礼·春官》载：“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月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辨其叙事，以会天位。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以十有二岁之相，观天下之妖祥。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降丰荒之祲象。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命，乖别之妖祥。凡此五物者，以诏救政，访序事。”③“冯相氏”和“保章氏”属于春官礼官系统的下属机构，其掌管的也是与天文历法有关的事务。具体来说，冯相氏掌管一年四季的历法事务，而保章氏则专门掌管天文、星宿，通过观察天文的变化来预测祥妖。其人员配置情况如下：“冯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
从《尚书》到《周礼》，我们可以看出古代中国对天文历法已经运用政府行为去管理，并设有专门的机构和专业人员。他们通过专业的研究，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和数据，也对农业生产和国家生活产生重要的指导作用。
古代中国将天、地、人并称为“三才”，不仅提高了天地在创造万物、承载、养育万物的“天赋”和地位，也将人的“天赋”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除了天地，人就是宇宙自然中最有创造力和天赋的物类，难怪道家进一步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古代中国的哲学观念里，人与天地一样，是有创造力和天赋的，人、地、天都属于自然的一部分，只不过在自然万物中，此三者处于较高的地位，而其他自然形态则处于较低的地位，这使无生命形态的自然与有生命形态的自然共同构筑起自然的时空。这个时空是统一的，相辅相承的。
从生存论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哲学内涵莫过于生存。《周易·系辞上传》：“生生之谓易。”对于“生生”，前人较少注意到它的复杂含义，而只偏重于“生长”、“生生不息”，如周振甫在《周易译注》中将“生生之谓易”翻译为：“生生不停叫做变易。”实际上“生生”具有多重含义，特别是要对照天、地、人三义来进行理解。笔者认为，《周易》之“易”除了前人揭示的“易”之三义，即不易、简易、变易以外，还有一层更重要的含义，即“天、地、人”之三义。《系辞·上传》主旨是揭示天地人之关系，之所以标出“天、地、人”三义，是因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建构的起源论、时空论、生存论的整体要素和整体环境，脱离天地人三义就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从这点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就是天地人三义。只有从这个层面去理解，我们才能理解“生生之谓易”的完整内涵。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是天地人三义，天地人三义的精髓又在于“生生”即生存。可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核心却不是这样，无论是以《圣经》为主要文本的基督教，还是以古希腊文明为源泉的西方文化，其人文核心都是着眼于城邦制的“社会生活”的个人，是一种基于“个体的人”及“个体的人的社会”的文化，因而其人文核心汇集成文艺复兴时的人文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核心是天地人三义，或称人文性。人文性与人文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谓人文主义是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种进步思潮，也是关于人类价值的基本评价与认识，即要求尊重人在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类生命以尊严与价值；尊重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赋予人类生命以相应的民主与人权。但是，人文性的价值取向并不在于用来表述具体的行动理念和社会理念，而是从人类以何种生存体系这一维度去规定人类的世界观及生存观。中国传统文化之人文性的核心是“天地人”三义，即人类不是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的主体，也不是凌驾于生命世界之上的主体，而是与物质世界与生命世界息息相通的主体，这便是“天地人”三义留给现代人类生存时空与生存体系的最大启示。
三
“生态”一词的词根为希腊语“eCo”，本义为家园，简单地说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回顾地球环境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二三十年间，由于欧美国家战后的经济恢复和整个社会的工业化水平加快，西方国家的环境污染程度较高。也就在这一时期（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团体开展了环境运动，倡导绿色、生态，抗议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西方国家社会的普遍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发达国家将高污染高耗能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全球性的产业梯次分布形成，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国际竞争态势使工业化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一步扩大和加深，从而使全球性的环境污染成为世界性难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生态文明超越一切意识形态性质的文明而成为当前倡导的世界性主流文明形态。各国就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国际上政府间也围绕环境保护展开合作和谈判。
通过对环境污染历史的简单回顾可以看出，工业化其实是环境污染的“祸端”。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环境污染问题。然而，我们可以预见的是，工业化在全世界的进程不会改变，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现代生活是值得尊重的。在这种潮流和趋势下，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并重的生态文明之路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共识。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2
关键词：《乐园》；莫里森；精神生态；困境
中图分类号：i71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180-03
《乐园》是莫里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完成的第一部作品，其情节复杂，而且含义深刻。它的主题一如莫里森其它的作品，同样关注美国黑人的生存问题和精神状态。小说讲述了美国南方重建以来发生在美国黑人精神上的悲剧，反映了长久以来种族歧视给黑人群体带来的心灵创伤，也展现了作者对黑人的精神生态的关注。在小说中，莫里森深刻地描绘了奴隶制废除后美国黑人的精神世界，生动地刻画了遭受了“精神污染”的美国黑人形象，并探索了黑人获得精神新生的途径。本文将从精神生态角度对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生态困境进行探讨，并试图阐释作品中所体现出的莫里森对于黑人精神困境的深刻思索和探讨。
一、精神生态简介
随着人类工业文明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生态环境却受到严重摧残。与此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还在不知不觉中向着人类精神世界迅速蔓延。现代文明不仅使自然环境经受生态危机，还使得人类自身的精神，诸如人的信仰、信念、追求也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精神生态学因而应运而生。精神生态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精神性存在主体（主要是人）与其生活的环境（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它一方面涉及精神主体的健康成长，一方面还关涉到生态系统在精神变量协调下的平衡，稳定和演进”[1]。
精神生态学认为，人的精神世界正遭受着与自然生态相似的危机。精神失落、道德沦丧以及种族和性别歧视都是精神生态失衡的表现，正在威胁着人类生存。鲁枢元曾指出“人类在向大自然进军的节节胜利中，突然面临全军崩溃的失败；人类在对大自然包括对自身的物质性存在攫取了至高无上的权利时，人类反倒在一片庆功声中面临灭顶之灾。”[2]自然生态的破坏可以毁灭人类，人类精神生态失衡所导致的后果同样可以毁灭人类自身。在人类社会中“精神污染”已经成为最可怕的污染。精神危机已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
二、《乐园》中展现的黑人精神生态困境
《乐园》中的黑人小镇鲁比创立之初，确实给人以人间乐土的感觉。镇上的居民安居乐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一个难以成眠的女人总可以从床上起来，围上披肩，坐在月光下的台阶上。如果她愿意，还可以走出院子，在街上溜达。……在方圆九十英里之内，没有什么东西会把她当成猎物。”[3]但是，从精神生态视角进行考量，鲁比镇这个理想中的“乐园”并没有让镇上的人们都过上幸福的生活。鲁比的专制和闭塞使小镇的人们迷茫、孤立、狭隘、固步自封，并最终导致小镇“乌托邦”的瓦解。它虽貌似“乐园”，却因为与世隔绝、闭塞保守导致小镇大部分的人们处于精神困境之中。
鲁比镇的祖辈在迁徙途中曾遭受过白人和浅肤色黑人的歧视和拒绝。在创建鲁比的途中，摩根家的鲁比生病去就医，白人医生拒绝为她医治导致了鲁比的死亡，之后护士竟然联系兽医为死去的鲁比做检查，没把深肤色黑人当人看的事实让他们更加愤慨。被歧视和拒绝的遭遇让这群黑人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他们逐渐变得恐慌、拘泥、最后甚至发展到专制。他们牢记着被拒绝排斥的遭遇，在鲁比镇倒置了白人世界的道德及审美标准，实行黑皮肤至上的种族主义，以血统的纯正来评论人的优劣。肤色最深的七大家族被称为“八层石头”，他们一同创建鲁比镇，过着封闭隔离的生活，模拟白人施加给他们的歧视和排斥，仇视一切外人，无论是白人还是浅肤色黑人在这里都不被欢迎。这种倒置的种族主义恰恰是这群黑人经受严重精神危机的体现。被歧视和拒绝的经历扭曲了他们的灵魂，剥夺了他们原有的道德观念和信仰。
倒置的种族主义为小镇自己的很多居民也带来了无尽的痛苦，更加剧了他们的精神危机。小镇的主导性的舆论重视黑色血统的纯正性，因此浅肤色的黑人在这里备受冷落和歧视。米努斯与白人姑娘相爱，却不得不分手，之后终日借酒浇愁。罗杰・贝斯特因为娶了浅肤色的女人而一直不被原谅，他的女儿帕特丽莎和外孙女比莉・狄利亚也因为肤色浅受尽冷落。帕特丽莎认同鲁比的道德标准，并以此来约束比莉・狄利亚，甚至有时还毒打女儿。母爱作为人类社会中最崇高的情感，她的扭曲与缺失是黑人女性精神被污染的根本表征。
精神上的困境必然会反应在现实生活中。鲁比镇的麻烦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女人们因为伤心事离家出走跑到修道院，年轻男性终日酗酒玩乐，还与修道院的女孩厮混，这让小镇的统治者头痛不已。他们将修道院视为他们维持小镇纯洁性的潜在的威胁。于是，在一天早上，他们袭击了修道院，开枪杀死了康瑟蕾塔。小镇的人们还经受着与自己精神的疏离。小镇的男性，无论是统治者如斯图亚特和第肯、不如意者如罗杰・贝斯特和米努斯、或是小镇的年轻一代如K.D.，在追寻人间乐园的路上，抛弃了与社会的联系，造成了与白人及其他黑人的疏离，这一切使他们感到内心空虚、孤独、浮躁、不安全，在与人交往中冷漠、自私、自负、不负责任。面临困境时他们只会采取极端的处理方式，袭击修道院就是最好的例证。
三、《乐园》中黑人精神生态困境的解救
生活在修道院的五个女人都曾经历巨大的伤害。她们虽然性格各异，但都经历了失败的人生，都极其敏感脆弱。她们失去了归属感，不约而同地来到女修道院寻找心灵的片刻宁静。在修道院内，女主人康瑟蕾塔与四位“心碎的、受过惊吓的姑娘”相互慰藉，共同化解过去的伤痛，重新寻找生命的希望。女人们重回乡土的精神复归使她们重新获得了自身精神的平衡，恢复了爱的能力，重建了自己的精神家园。从她们经历可以看到帮助黑人走出精神生态困境的途径。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是人类健康精神生态的最根本体现。生态批评学者刘蓓曾经说过：“人类既处于自然之内也在其之外，既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也脱离于自然，艺术与文化的潜能在于，它能使我们更清晰地意识到，自然与文化在我们生活中具有着多么错综复杂的交叉关系。保护和修复人类的精神生态，是保护物质生态环境的重要前提条件。回归自然，始于人的内部自然的回归。不能实现这一首要任务，全面健康的环境生态将永远无法实现。”[4]修道院里，女人们自己耕种土地、种植食物，每日与大自然亲近接触，远离了城市的喧嚣，回归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心灵的伤痛也得以平复。大自然是人类的故乡，生态文学倡导人们回归自然，自然不仅为我们提供丰富的生存资源，也是人类精神创造文化的源头。
生态学家认为，不同生命之间必须和谐相处才能共同发展，人与人之间更是如此。舍勒认为：“精神是永远属于人本身的，是一种时刻产生着的‘行为的秩序结构’：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这精神气质的根本乃首先在于爱与恨的秩序。……精神的价值判断与情感的价值判断是一致的。”[5]人类的生存中只要有了精神的纽带――爱的存在，人类才得以和谐共生。人必须学会爱自己和他人，精神家园的建立离不开爱。
康瑟蕾塔以女性特有的善良、理解和博爱，接纳并抚慰来到修道院的保守伤害的女人们。在她的帮助下，这些女人们学会了爱自己，爱自己的身体，也爱自己的灵魂。在爱的前提下，她们彼此帮助化解了曾经的伤痛，重新找到了自我，重新获得生活的勇气。在枪杀事件后，逃离修道院的四位女子又重返社会。四人回归后面对差异不再排斥与逃避，而是抱持宽容的态度去忘却和接纳。她们坚守自我，也不否定他者，四人的回归表现了她们的精神家园得以重新建立，那是一个充满爱、包容和融合，不再有排斥和隔绝的真正乐土。女修道院女性的经历为精神受难的黑人指出了一条走出精神困境之路。
四、莫里森对黑人精神生态的理性思索
作为一名有远见卓识的作家，托妮・莫里森嗅到了自然生态破坏后人类精神生态随之异化的端倪，在《乐园》中展现了她对黑人精神生态的关注，表达了她对黑人社会以及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与忧虑。
（一）抛弃极端种族主义思想
鲁比镇的黑人种族主义更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种族主义的影响仍然存在，白人推行的种族主义已经污染了黑人的精神世界，过往的不幸给他们造成了心理阴影，最后使他们陷入到一种极端的种族主义不能自拔。莫里森想告诉我们，无论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应摈弃种族主义思想，只有这样，才能释放自己的心灵，保持精神世界的平衡。《乐园》中修道院的女人们的肤色始终没有被提及，莫里森是想让我们淡化对肤色种族的关注。
（二）回归黑人传统文化
鲁比镇的居民虽崇尚黑肤色，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却对非洲文化知之甚少。他们排斥美国白人，可是却处处效仿白人。为了保持血统的纯正，他们拒绝与一切外来人沟通和融合，这一切割断了他们与非洲文化的联系，脱离了黑人文化的根。莫里森认为，对于黑人来说，黑人文化和传统是让他们得以在精神上保持健康的有力武器。只有回归黑人传统文化，才能获得足够的精神支持，不会陷入精神危机。
（三）亲近自然
莫里森在《乐园》中提倡多亲近自然，大自然能够带给我们精神依托。回归自然是人类精神健康、心态正常的必由之路，只有回归自然，与自然万物和谐相处，才能重建人类精神家园。
（四）爱的力量
人类的生存离不开爱。莫里森以康瑟蕾塔的形象向我们展示博爱的力量。只有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才能最终走出精神困境。莫里森还强调不同种族之间应该强调文化上相互理解、包容和博爱，只有这样，才能让深陷精神危机的黑人们走出精神困境。女修道院的出现让人看到人与人之间互爱和相互理解对于建立精神家园的必要性。袭击修道院事件之后，小镇经历了一些变化，小镇居民开始悔悟，新的建立人类精神家园的蓝图悄然来临。
四、结语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说过：“人就是精神，而人之为人的处境，就是一种精神的处境。”[6]再丰裕的物质生活也不能弥补精神贫困的残缺。生态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好自身的精神生态问题。人类自身如果出现精神危机，对自然、对他人、对社会就会缺乏正确健康的认识，导致人类伦理道德的沦丧，最终丧失美好的精神家园。亲近自然，回归人类最本真的自我，拥有爱自己也爱他人的能力，是人类身心健康的必由之路。莫里森想通过《乐园》提醒她的同胞，精神污染已成为最可怕的污染，她倡导人们彻底抛弃种族主义，回归传统文化，亲近自然，发挥爱的力量，这样才能走出精神困境，建设健康、和谐、友爱、安宁和平等的精神“乐园”。
参考文献：
〔1〕鲁枢元.生态文艺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
〔2〕鲁枢元.精神守望[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4.
〔3〕moRRiSon，toni.paradise[m].London：Vintage，2008.
〔4〕刘蓓.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2）：22-24.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民族精神；文化价值；精神价值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通过口传心授，世代相传的无形的、活态流变的文化遗产①，它是人类创造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民族在人类社会进步历史上的文脉的承载见证，是各民族悠久历史基因的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饱含着丰富民族文化信息含量，体现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精神。随着时代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也会有所改变和发展，特别是在当代文化视野下，有以下体现：
一、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与“非遗”的使命感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屹立于世界东方，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还有其一定的思想基础，即中华民族所拥有的民族精神作为推动力。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是民族前进发展过程中的精微内在动力。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指出：“必须注意到结合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各个民族之所以不同，不仅在于它们的生活条件不同，而且在于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不同。”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阐释和概括。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华民族演进出一些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精神内容，崇尚刚健有为和中庸的价值观，崇尚道德伦理，讲究天人合一等，这些民族精神在民族文化复兴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不断与时俱进，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使命感中获得充分的体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伦理道德，追捧忠孝仁义，讲求中和，这些道德伦理条约不仅制约了民族大众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是族群中人们恪守的维系社会和人伦关系的准则尺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伦理道德准条，不仅渗透到民众的观念、信仰、生活风俗、思想情感等各方面，而且与本民族的民间艺术相融合，在族群的艺术审美素养中深深打上了追求伦理道德等民族精神的烙印。同时，这些非遗的艺术形式成为承载民族精神最佳媒介和手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是民族精神得以修养、调整和反思的一个重要场所。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生产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在厚重而又多样、大一统而又多元化的文化演进历程中，传承着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风貌和民族精神。②因此，确保民族特性、民族精神的传承，是当代每个族群面临的重要任务，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和研究，是唤醒人们对本民族精神传承意识的最好方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塑造民族精神、道德情怀和生活方式，积淀民族文化心理，激发爱国主义精神，传播生命观忠孝观念等使命。它是人类族群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方式，通过所在族群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精神图腾、神话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确认，才能得到所在族群的认可。它一方面真实地记录了某一民族、地域的人文、自然和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对滋养民族精神、提高文化素质极为重要。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又是无形的，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与许多自然资源一样是一去不复返的，不可再生的。③那些经过时间过滤流传至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痕迹，保留着浓缩的民族精神内涵，具有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
二、“非遗”与当代文化生态平衡
生态平衡是指在一定时间内生态系统中的生物和环境之间、生物各个种群之间，通过能量流动、物质循环和信息传递，使它们相互之间达到高度适应、协调和统一的状态。文化生态平衡则是指影响文化产生发展的自然地理环境、科学技术、社会组织、制度体制及价值观念等变量所存在的共存互动的平衡关系，它着重探讨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动态平衡。
文化生态平衡包括本民族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和族群文化促进交流之间的生态平衡，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保持我们族群文化的良性输出，维持文化的多元化，这样的文化碰撞有助于产生有利于人类成长的思想，这也是保持本族群文化基本特征的一种重要方式。
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随着传统民间文化所赖以生长和存活的农业文明及其相关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负载着丰富的民间口头文学和掌握民间艺术和技艺的艺人日益减少乃至离世，使民族的“文化记忆”出现中断的概率增加，我们中华民族流传数千年的民间文化艺术瑰宝面临着被遗忘、遭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
文化生态的平衡依赖于文化多样性的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着族群传统文化艺术之根，它保留着该族群文化艺术原生态和其特有的思维方式，是族群归属感所在。在当代国际舞台上，国家对外输出和交流越来越倚重于民间特色文化的输出和交流，让据有民族特色和独特魅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唱主角，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国家对外交流的桥梁，成为民族之间密切联系的催化剂。一旦一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受到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可和喜爱，则会大大促进两国之间的友好交流和合作，增进民族和国家之间的感情和友谊，同时满足本民族的自豪感和向心力。
为了实现民族文化的一脉相承，所以我们必须珍视代代相传的宝贵文化遗产，特别是承载着我们文化记忆，灌注着民族文化精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各民族增强民族文化危机意识，切实可行的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避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同质化，实现世界文化生态平衡和多样性。
三、“非遗”辐射的哲学观念
1.真善美的审美观。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4
高等职业教育围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为依托，赋予了技能之上的“高等性”――文化与精神。基础文化课的学习既是专业课程学习的基础，还是专业实践之上的高职生思想与精神的一种实践。高等职业教育以工作任务的实践驱动“思想与精神”的内核，在专业实践中探求技术与真理、进而唤起对社会的奉献，涵盖了高职院校的价值诉求和终极归宿，也成为当代社会转型发展的一种态势，社会思潮及文化传播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在互联网的大数据环境下竞相开放，高职生树立文化自觉与自信，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机地融入学习与实训，是“精神育人”的主轴。
强调，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校。办好我们的高校，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w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1]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是“高等性”的突出标志，涵盖校园文化氛围的营造，通识课程“菜单”的凝练，注重人文精神，夯实人文教育，这些都在进一步深化高职院校文化素质教育的“精神育人”内涵。精神育人的的突出作用就在于高职生的精神塑造与价值观养成。基于思想文化之上的精神凝练，与时俱进，继承传统与创新发展的统一、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个人生活和专业应用之中，透过文化育人的理念和大学精神的滋养，使精神文化信仰和价值导向成为共同的“心育心”走向。
2以高职生人才培养为基石，凝聚“互联网+精神育人”的时代强音
在互联网构建的大数据时代，高职院校的“心育心”精神涵养本质就是传播网络文明的种子、通过每个高职生正能量的传递，在合作实践学习中形成文明风尚的“连接面”。传播网络文明是新时期高职教育的一个重要延伸，基于微课和翻转课堂情境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小组合作教学也必将对高职领域产生影响和促进。传播网络文明，让生活更美好，共建和谐网络需要高校意识形态的主体强音共同来完成。
高职院校网络文明的管理任务艰巨，需要意识形态的渗透融入教师、学生，甚至在专业实践领域的企业实训教师也涵盖其中。同时在精神育人的网络平台，也包含课前、课中、课后，在校内学习与校外实践及专业应用同样可以折射“精神与实践”的作用。加强传播网络文明的引导，贯穿于高职院校学生培养的全部过程，在参与心育心的网络立交桥中，高职生能够修身养性，在人生价值实践中体现高职院校的“精神绵延”，从而促使自身成才成人才能保持自我发展的良好态势。意识形态的熏化无痕，但精神育人的脉线清晰，这是创建精神育人“心育心”工作的必要指向。
依托于互联网和手机终端，培养高职生自觉行为和自主运动的声音此起彼伏，精神育人的自主参与和习惯养成已经提上日程。高职教育“人化”任务迫在眉睫，以爱国主义、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为主线，以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爱国爱乡、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坚持在精神育人的动向中贴近生活，突出人文关怀，发展学生个性，丰富学生校园生活，构建和谐校园，在网上和往下自觉促进行为实践才能构建高职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实践空间。
3拓展“精神育人”实践空间，构建“网络生态涵养发展区”
随着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网络领域严重威胁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精神育人”的实践空间不仅有高职生自觉的专业实践，还有对于意识形态的交锋领域。网络已成为高校师生员工思想交汇、信息传播、情感碰撞的重要平台。在知识碎片化传播、快餐化阅读的时代，网络信息杂乱无章，开展高职院校意识形态阵地网络管控对策研究，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必须依托于“网络生态涵养发展区”的构建。
网络生态涵养发展区，“涵养”是基础，“发展”是关键。针对敌对势力利用其掌握的网络资源和技术优势，通过互联网以造谣污蔑、借题发挥、小题大做、挑拨离间等方式，必须储存不胜枚举的案例，让高职生加以甄别、辨析，用思想政治理论的“绿色水源”滋润并养成坚定的立场，形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认同和反馈。对于“发展”，则来源于未知领域，在大量混淆视听的负面舆论中，在冷战思维作祟的声音里，在西化、分化战略的虚拟领域及未来的实践空间中敢于亮剑，自觉养成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中，才是“发展”区域的自我构建。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5
（一）英国高校的校园精神文化英国国家高等教育目的之一是：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形成活跃的头脑、能积极理性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够正确理解现实世界中国家、组织和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类的成就和抱负。认为大学除了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外，更要注重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互渗透、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精神和人文氛围等环境。从整体上而言，高校师生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由于从小受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环境的良好的熏陶和影响而对未来充满信心、积极向上，校风学风的情况，师生的凝聚力，，人生追求，理想信念，做人准则，人格目标等都有很强的特征。迄今具有八百多年悠久历史的牛津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三所大学之一，牛津大学校长卢卡斯这样认为：大学从事的是人的教育，在这里能够培养独立的思考能力、清晰的头脑、想象力等个人成功所必须的品质。剑桥大学认为长期驱动学校发展的实质为：“主导剑桥的不是不变的东西，而是不断的变化”。剑桥大学繁荣的发展得益于剑桥大学赋予个体以学术自由，使他们能够去追求自我的理念、思想，并保留他们自己的知识产权，学校的文化氛围为师生的创造性意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也体现在剑桥独具特色的两个校训上，一是庄严古朴的“此为理想的学习之地”，一为“学的越多，知道的越多；知道的越多，忘记的越多；忘记的越多，知道的越少；那么，为什么学习？为什么？”，这个颇具哲学意蕴的校训，正如我们追问人生的意义一样，是一种对学习意义的终极问道。
（二）美国高校的校园精神文化当今美国大学的实力可以说是雄踞世界之首，全世界最好的大学85%在美国，吸引着各国优秀的学生到美国学习甚至留居。其取得如此大成功之一就是灵活自由的教学方式和思维中的创新理念，美国大学的教师培养学生追逐兴趣，鼓励大胆的设想和建议，采用实验、案例、讨论、互动交流等灵活生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师生在直截了当、开放灵活的氛围中交流思想、学习知识。最富盛名的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是近邻，彼此互相开放、互相学习。哈佛大学经过历史的洗礼长盛不衰，其秘诀就在于“追求卓越、崇尚真理”，本着这种精神，哈佛大学培育出代代杰出人才，传承真理，服务社会。这种追求卓越，崇尚真理的办学理念不仅体现于校训中，而且深深扎根于每个哈佛人的心中。另外，培养独立的思想和独立的人格是哈佛大学的第一教育原则，严禁学生将他人的著作或者观点化为己有。注重人文熏陶，开展多种诗歌研讨会方面的人文性质的课外活动。麻省理工学院的教育理念是：大学应该致力于使学生在科学、技术和人文基础方面得到强有力的训练和熏陶，尤其鼓励学生在提出问题、寻找答案的自由探索过程中发挥个人的独创性，这一理念渗透到学生的全部培养过程之中。
二、国内学者对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研究情况
（一）我国学者对校园精神文化的理论研究情况在党的十七大全国代表大会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而我国学者们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这个对这个领域予以重视和研究，并陆续取得一定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我们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可贵的参考的文献和立论的依据，在此，笔者简要列举一下我国学者对于高校校园精神文化问题的相关研究情况。白同平提出校园精神文化的基本特征、表现、载体和工作方向等问题。认为校园精神文化的基本特征为政治性、导向性和为人性的三大特征；校园精神文化的两大表现是校园文化产品和校园价值导向两个部分，校园文化产品既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产品，也包括人文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的产品。其中，教学在校园精神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学校尤为重视学生的科研活动和学术研究，学术讲座、演讲、辩论等是反映一所学校精神状况的一个窗口，图书馆是必不可少的学习场所，影视报刊等文化载体也能体现校园精神文化面貌。校园价值取向是校园精神文化的方向性和内在核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生价值观的选择问题。于晓阳等学者指出校园精神是一种无形的德育资源，具有多方面的德育功能，即价值导向功能、群体凝聚功能、约束规范功能和行为激励功能。第一，价值导向功能主要指校园精神文化是一个历史时期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的具体体现，能够对学生思想观念的确立和行为产生符合时代的要求。第二，群体凝聚功能指校园精神文化可以无形的凝聚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使之形成一种合力。第三，约束规范功能指校园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成为师生员工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观念。第四，行为激励功能指校园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渗透性，影响校园人的校园生活过程和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形成，最终引导校园人的发展和整体校园文化的形成。汪子为在校园文化精神层面上提出一系列校园精神文化育人方面的具体表现，认为通过校风、校训、校歌等形式来展示和传播。提出育人目标的意义是整个学校管理工作的指南、是学校安排教学活动的依据、是学生进行学习的指导方向。确定育人目标的依据，首先是国家的教育方针是育人目标基本指南，其次是时代对人才的要求是确定育人目标最现实的依据，第三是人的全面发展是确定育人目标的最终归宿，第四是育人目标具体表现为对学校办学思想的贯彻。陈海飞、薛小平在校园精神层面上提出校园精神文化的三大内容。第一是校园心理氛围，包括意志品质、思维水平两方面。第二是校园价值观念，包括价值评判系统（价值取向、实行价值的行为标准、价值判断的准绳、价值理想）、思想观念系统（指道德观和人生观两方面）。第三是校园精神产品，包括课堂教学、图书馆、影视报刊、校园人的言行等。综合上述对校园精神文化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看出校园精神文化在高校环境育人中的重要作用，是师生员工的精神指南，表现为一系列特有的校园精神风貌，在高校校园中发挥不可替代的育人作用。
（二）我国学者在研究高校校园精神文化方面的文章情况综观近几年来有关校园精神文化方面研究的文章，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以校园精神文化为核心进行相关论述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从内涵方面进行的探讨，如张重才的《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内涵浅谈》就是在这方面的研究尝试。从具体的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问题上的研究：如李淑云的《谈高校校园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建设》、陈启文的《高校校园精神文化环境建设的理性思考》、曾春水的《对新时期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思考》、姜怀宇的《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析论》等文章。将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与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的研究：如谭畅的《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在精神层面上对高校校园文化的探讨：如李广信的《试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科学精神于人文精神的融合》、方传安的《略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培育》。将高校校园精神文化上升到校园精神文明的高度进行研究：如孙会山的《试析高校体育文化与校园精神文明的关系》、李春青的《以校园精神文化为载体，促进高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三、学术界对“校园精神文化”的概念界定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6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当代语境中，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历程。在这一伟大历程中，如何对待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和民族精神，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策略性问题，而是一个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得失、关系到能否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性问题。对此，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做出了富有远见的理论阐释和战略部署。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是站在这一理论认识高度上，报告明确提出了“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一思想，要求将这一点“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在更高的理论层面上，报告则将这一点作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重要环节和基本内容。
文化是人类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所有精神活动及其产品的总称。作为人类文明演进的精神形态，文化和人类文明之物质形态的经济以及人类文明之政治形态的政治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文化一方面反映着一定时期经济、政治的发展，一方面也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推动或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演化，文化对经济、政治的影响日益广泛而深刻。正因为充分把握到了文化在当今社会发展中日益彰显的重要性，所以，全面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便成为十六大所强调的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和指标。
强调文化建设，必然要突出文化的民族特性，因为文化总是特定民族的文化，总具有民族的具体性和特殊性。这种文化上的民族特性从根本上讲也就是一种“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创造积淀而成的、为本民族成员所普遍认同和承袭的民族思维定势、道德观念、审美意识、价值准则、性格禀赋、心理倾向以及民族凝聚力、自信心、自豪感等等的总和，是一个民族文化最本质、最深刻的体现。正是包括审美精神在内的民族精神赋予了文化以灵魂和生命，成为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作为一种文化的核心力量，民族精神就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十六大报告指出：“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对我们中华民族最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深刻表述。这一民族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越过重重险阻，渡过道道难关，创造了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六大报告对待民族精神立场是既主张“弘扬”又强调“培育”。这就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历史的、发展的立场和观念。其所弘扬者，是在几千年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淀、不断演进而成的传统民族精神；其所培育者，则是现代生长着、发展着的民族精神，主要是在继承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和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并结合中国现、当代实践而形成的民族精神。它突出表现为一种对客观性、真理性的向往，一种唯“真”是求的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当然，这种求真的科学精神在当代还有待全面培育，使之进一步发扬光大，但它毕竟已经历史地融进现代民族精神之中，构成整个民族精神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内涵因素。也就是说，这一强调科学理性的现代民族精神同重视伦理的传统民族精神并不绝然矛盾，而是可以并且已经趋于兼容并蓄、相融互动的。可以说，民族精神的传统性和现代性的融合，必将并且已经初步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精神的总体结构特征和主要演变趋向。
中华审美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十六大报告关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也是我们理解、阐释中华审美精神的纲领和指南。事实上，经过上世纪近百年西方美学观念和思潮的全面冲击和深刻影响之后，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该如何定位，如何发展？如何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积极作用？这是每一位美学、文艺学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重大问题。我们应深入学习领会十六大报告中关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进文化建设的基本理论，以一种既弘扬又培育的科学立场和态度来理解、阐释中华民族的审美文化精神。第一，中华民族的审美精神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发展的概念。它既有我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审美和艺术实践中积淀而成的优秀审美传统，也有近现代以来的在西方美学话语影响和塑造下逐渐生长起来的多元审美新潮，还有直接来源于我们当代审美、艺术实践的新生审美形态。这几个方面，就其核心和主流而言，都可以说构成了中华民族审美精神的基本内涵。第二，在对待民族审美精神的立场和态度上，我们首先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审美精神，特别是它在人与自然、个人和社会、情感和伦理、外物与内心之间讲究“执两用中”、和谐如一的“中和美”精神，在审美和艺术的功能作用上强调“道不远人”，将审美观、艺术观和生存观、生命观统一起来，将审美胜境和生活乐境融合起来的“人生美”精神等等，都具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的合理因素；其次要大胆吸收和借鉴外国审美观念中一切积极的成果，特别是西方美学比较偏重的理想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传统，以及主认知、倡写实、讲个性、重真美的艺术趣尚等，都是传统审美精神相对薄弱，因而需要大力发展和培育的内容。再次要以开放的胸怀、宽容的态度和理性的方式，正确对待当代审美实践中出现的新生审美形态，特别是对目前比较盛行的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审美形态，我们不可简单地排斥和否定，而应在科学分析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发现并培育其中积极的、带有现代性趋势性特征的审美精神，而批判、剔除其中不健康的、消极落后的，使之成为新世纪民族审美精神发展中新鲜的、活跃的文化力量，从而有力地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和繁荣。第三，中华审美精神在世界上独具特色，自成系统，是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鲜明体现，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中国当代审美文化健康发展的重要资源。同时，它的核心精神，对解决当代人类生存、人类文化所共同面临的许多问题也具有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意义，它在现代世界文化发展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它应成为我们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可以相信，作为民族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审美精神在新世纪、新时代的复兴，必将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环节和内容。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7
论文摘要贾平凹以其生态视野,在小说《高兴》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拾荒者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对他们的日常精神况味、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书写,主人公刘高兴执着而饱满的精神生态成为当下新一代农民工心态的真实写照,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所引发的环境生态危机的进一步加剧,人类内部自身更为深刻的精神生态危机也日益凸显并进入知识界的视野中,生态观念因此成为人类文明知识体系中一种普泛化的学理背景。面对双重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文学艺术领域的作家们做出了积极而严肃的回应。诸多生活在当下的作家们纷纷以文学的方式探讨生态危机的各个层面,尤其是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危机,抒写人焦灼的现实人生和紊乱的精神世界以及无家可归的灵魂世界,表达对于人类已经丢失的精神家园的真诚眷恋。
在诸多面对世风日下与精神沦落而对中国当代社会作全方位解剖和文学式分析的作家中,地域文化色彩浓郁的陕西作家贾平凹,执着地在乡村与城市两大地域间书写人的生命处境和精神状态。纵观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无论是早期描画陕南古老地域风情的《商州初录》,还是90年代关注城市文人失落心态的《废都》、《高老庄》,抑或回归社会转型期故土的《秦腔》,乃至关注农民工城市生活的新作《高兴》,贾平凹始终在作品中冷静审视人的生命活动和生存状态,尤其是人的精神世界,并以追寻精神家园为价值取向,在诗性的艺术审美中对精神困境作深刻的理性剖析和冷静的文化批判。
如果说贾平凹80年代“商州系列”作品在关注商州儿女的精神况味的同时,其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色彩更为浓烈的话,那么进入90年代。贾平凹淡出了对慰藉灵魂的乡村精神家园的深情书写,在其“西京系列”作品如《废都》、《白夜》等中,转而关注知识分子的都市生活体验和其精神状态,并以强烈的文化批判态度表达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道德考量。而在其后的《高老庄》和《怀念狼》等“回归系列”作品中,显然寄托了都市知识分子对安妥灵魂的渴望,然而主人公在现实和精神上回归家园的尴尬历程则表明,处在转型期的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已经走向了变异和衰退,故土大地上的农耕文明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残缺。到了《秦腔》中,贾平凹进一步将80年代的书写中那个圣洁、理想的精神家园进行了活生生的还原。在现代商业文明的逐步侵蚀中,乡村文明分崩离析,生存其间的故土儿女的精神情态也变得残败不堪。伴随着乡土中国的崩溃和乡村文明的消逝,农民也一步步从土地上消失。贾平凹的新作《高兴》正延续了对离开土地的农民命运的关注,追寻了那些进城谋生的农民的心灵之旅。
小说主人公刘高兴、五富和黄八等流落都市的拾荒者,以及沦落风尘的妓女孟夷纯等正是来自农村、生活在都市的底层人群的真实写照。从小说题材上来说,《高兴》并没有体现出敏感性,“农民工”现象早已成为当前颇受人们关注的话题。近年来随着大量的农民拥入城市,“农民工”群体日益壮大,形成一个全社会不可忽略的社会群体,也引发了文艺界的广泛关注。文坛也随之兴起一股“农民工”题材热潮。农民工进城后的艰难生存和不幸遭遇在作家必须不断地被书写,甚至在居于知识精英地位的作家笔下被不断地变形和夸饰,演变为一种深刻的苦难叙事。而对农民工精神世界的观照却被对外在生活困境的书写严重地遮蔽着。贾平凹《高兴》的出炉或许在一定的程度上扭转了“农民工”题材这种视域狭小的局面。小说题名“高兴”本身就是对一种心理世界和情感活动的描述。作品不仅展现了流落城市的拾荒者刘高兴等人的物质层面的艰难生存状态,更对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理想、追求和爱情进行了关注和书写,以通过对此种盛世景象中别样人生的观照,“从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里能触摸出这个年代城市的不轻易能触摸到的脉搏”。《(高兴>后记》。
在社会转型期的阵痛中。现代文明的洗礼和商业大潮的冲击使大量的农民义无反顾地离开土地,告别乡村而进城打工,也开始了自己的城市生活。然而生存地域的转变,并非意味着身份从农民到城里人的转变,也并非意味着他们真正走进并融入了城市,成为了城市生活的主体。相反,却是在城市的边缘苦苦挣扎。就其精神和情感而言,大多数农民工向往城市、渴望亲近城市,甚至把“成为城里人”定为其奋斗的人生目标,然而,居住在城市,他们却又无法找到城里人的感觉,无法过上城里人的生活。如果说庄之蝶、夜郎、高子路等在都市生活中失却了安妥灵魂的精神家园。但他们至少在生存的质量上处于较高层面、享受了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便利之处的话。哪么。刘高兴、五富等城市农民工不仅在生存的质量层面上远远低于前者,而且在精神层面上。他们同样成为都市中的落魄者。这也就难怪当代作家笔下的“农民工”题材的作品大多书写他们不幸遭遇和落魄生活。并且这些作品更多地停留在对农民工艰难生存状态的记录,即便是涉及到城市生活对其精神世界的伤害或者是农民工的精神归宿,作家们大多以返乡作为解决这种精神困境的方式,抒写他们对土地的深情眷恋。实际上,当今农民工的真实心态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或许依然有对城市文明病的诸多反感和排拒,然而另一种情形则是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认同甚至迷恋。贾平凹笔下的刘高兴就是如此执着地投入了城市生活,并且希翼从无根状态中解脱出来。寻找到城市生活的支撑,最终奋斗到在城市扎下根来。对刘高兴等城市拾荒者的生存生态,尤其是精神生态的关注,也成为《高兴》带给读者最深刻的思考。
小说题名为《高兴》不仅是作为主人公的名字,而且“高兴”作为对一种情感活动和精神状态的概括,本身就意味着小说在为社会生态作记录的同时对主人公精神生态的强烈关注,作家企图在辛酸的故事讲述中去捕捉都市底层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变迁,小说也因此在精神层面上有着丰富的蕴涵。尽管作家选择“高兴”作为书名,还寄托着“写出一种温暖感”的创作心态,但刘高兴等小人物的命运却并未受到此种创作意图的左右,作家如实地写出了底层农民工生存和精神层面的悲凉意味。生命的卑微和高贵、柔弱与坚韧交织在一起。演绎出他们生存和精神的本真状态。
刘高兴在经历了农村婚姻的失败后。带着同乡五富来到西安城挣钱,以捡破烂开始了他们的城市生活。作为城市农民工中最低贱的人群,刘高兴等拾荒者通过走街串巷的拾荒生活,接触到了各色人等。经历了种种城市生活带来的窘迫和世态炎凉,也使他们逐渐地了解了城市。尽管拾荒生活充满了艰辛和失败,并且隐藏着深深的悲凉,但刘高兴等人却能在苦中作乐,会为微不足道的所得而高兴和惬意。一天下来赚了20元便有着无限的满足,要用牙签戳点豆腐乳放在嘴里,聊作精神上的享受:即便是得不到高兴,也要保持着高兴的心态。
在艰辛的拾荒生活中,刘高兴依然有着自己的爱情追求,其情感空白也因为一位叫孟夷纯的女子的出现而被填补,尽管小孟是一名妓女,但她的不幸遭遇得到了刘高兴的同情和帮助,两人真诚地相爱了。为了早日帮助小孟凑足办案经费,高兴不仅把辛苦挣来的钱送给小孟,还带着五富去咸阳一个工地上做苦力,小说的结尾。高兴与孟夷纯的爱情无疾而终。而五富却惨死在工地,于是故事又回到了开头刘高兴背五富尸体还乡的场景中。在这一底层故事的讲述中。作者着力描画了主人公刘高兴丰富的精神世界。刘高兴虽处境艰难。却也正因其精神上的丰富性而成为新农民工的形象典型。和传统农民的代表五富相比,高兴的精神追求更靠近城市。他读过《红楼梦》,还有吹箫的闲情逸致:不仅能识文断字,甚至能读懂锁骨塔上的碑文,所以自诩为“鸟中凤凰,鱼中鲸”。其精神世界既有着孤傲的成分。却又异常的饱满。并且刘高兴的精神领域尤其色彩浓重的一点是。他有着强烈的尊严感。他的衣着、思维方式和言谈举止都不同于传统农民,虽然对城市也有着本能的不满和反感,但他却梦想着并宣扬要做城里人,他把自己卖掉的一只肾看作自己与这个城市的亲近的资本,有时甚至比城里人还城里人,比如他一次次教训五富“吃饭要像个城里人,走路也要像个城里人”。这种身份的追逐和认同使得高兴在精神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当他受到乞丐石热闹的讥讽和冷眼相看时,其自尊受到了极大的侮辱,拾破烂的竟比乞丐更穷?!同时,与强烈的自尊共存于其精神世界的是刘高兴对爱情的追求。无奈他心仪的女子孟夷纯是妓女,为了宽慰自己,他把后者比作用肉体超度和接济男人的锁骨菩萨。然而他所寻找到的爱情是苦楚的。这份感情的艰辛、悲凉和无疾而终,更多的似乎是社会底层人们用同情和怜惜换来的浅薄的情感,他们无法拥有真正的婚姻,但毕竟这种情感的渴求真实地存在在刘高兴这样的农民工的精神世界中。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8
关键词：儒学；未来命运；复兴
abstract：overthepasthundredyears，thevalueofConfucianisminthemodernworld，itspresentdevelopmentanditsfuturehavebeenextensivelydiscussedbyscholars.weshouldbeconcernedaboutthefutureoftraditionalChinesecultureandbeveryconfidentaboutthefateofitscoreculture，Confucianism.
Keywords：Confucianism；future；restore
近百年来儒学生存土壤的逐渐蚀解，极大地增强了当今儒学研究者对儒学未来命运的恐惧。于是，一幅极富幽默感的画面呈现在我们面前：一边是对儒学现代价值的肯定性的阐发和呼吁，另一边则是对儒学当代命运的担忧和对儒学新途的积极拓展。吴光先生提出了一个“变革型的后现代儒学”概念[1]，成中英先生则提出了一个“新新儒学”的概念[2]，蒋国保先生对于那种将儒学的危机归为制度解体的观点不以为然，他认为：“儒学之所以遭遇极大的生存困境，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制度保护和缺乏正确的理解，而是因为它遭遇到了现代民众的冷漠、淡漠和疏离……将儒学彻底化为与现代民众情感认同合拍的意识形态，使儒学真正成为现代民众的潜意识”[3]。李承贵则明确提出了“生活儒学”的概念，认为当今儒学的开展走生活儒学的路子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4]。景海峰先生以刘述先、杜维明等学者为例，说明展开文明对话对儒学开拓新路的意义。他认为：“通过开展文明对话，不但能让更多的国际人士了解中国文化、了解儒学；而且也获得了本身自我反观、自我调整的机会，可以从对话中调整姿态、找准自己的位置。通过对话，也让儒家的资源有了重新被排比和筛选的可能性，并为进一步的发展拓展出空间”[5]。李承贵还对儒学的当代开展应注意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开拓儒学新的发展方向必须处理好3种关系：“第一是儒学和西学的关系，第二是儒学多极化走向与儒学基本走向的关系，第三是学术儒学立场与意识形态助力之间的关系。儒学价值的落实当然欢迎政治政策的帮忙，但绝不以牺牲自身的独立性为代价，因为儒学只有坚持话语的自我性、只有关怀民众的利益、只有彰显其批判的品质，才能成为广大民众欢迎的学说，才能成为对人类有意义的学说”[6]。
近百年来，学者们都积极参与了有关对儒学现代价值、儒学当代命运和儒学新途等涉及儒学未来和复兴的问题的探讨。笔者来自西域，在学习儒学过程中，日渐对儒学的未来充满信心，这里，笔者对中国核心文化儒学的未来命运谈几点粗浅的看法。
所谓儒学的复活、复兴，绝不是说儒学在当代已经成为历史陈迹了，虽然其失去了两汉以来两千多年的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优越地位，但它永远存在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存在于中华民族灵魂的最深处。
第一，几千年来，儒学精神在中华民族、国家文化中的主干、主体地位基本上为学界所认同。无论在物质生活、教育体系、政治领域，还是国家统一的意识形态中，儒学精神向来都是中华民族的安身立命之处。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在古代，由于与物质文化有关的科学技术原因(交通、信息的传递)，中国大陆相对保持完全独立的个体，中华民族在长江、黄河领域一直按自己的精神生存，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长久以来，中华文化受到外来的各种文化体系不同程度的影响，但种种外来的文化很快遇到强大的儒文化的有力排斥或同化。外来的摩尼教、祆教、犹太教、婆罗门教传入中国后被儒家文化同化，佛教传入中国，虽盛极一时，影响深远，但最终没有也不可能取代本土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被强大的儒道文化同化，具有了浓厚的儒家精神。到了19世纪，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儒学精神面临了严重危机。在此之前，从未有任何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儒学带来如此致命的影响，1844年后的中国历史进入特殊的阶段。从此，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
第二，在我国，整体的文化氛围不同于世界其他国家。我国古代先贤比较注重人生观、实践哲学，即伦理问题，而对世界观、事物本原、人类归宿等问题的讨论则很不充分。以伦理道德为核心的儒文化作为精神引导的中国人在物质生存方面没有很大的进展。欧洲17世纪就开始进入工业化时期，经过短暂的几个世纪的发展，物质生产已经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经济领域的领先地位逐渐变成一种强势文化。这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包括儒释道精神。西风吹进中国以前，从夏代到近代清朝，无论什么样的朝代、什么样的统治者都把中华自己特色的精神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虽然形式不同，但还是儒释道精神，核心都是儒意识形态。虽然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作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因素的公民这两个阶层之间有大大小小的摩擦，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儒学精神。但是到了近现代，西方文化强制性地通过各种途径对中国文化领域产生影响，中国原有的整体性即上层和下层阶级之间的关系、统一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入了历来没有过的混乱状态。民国时期，中国内部的儒学精神也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但是并不是等于儒家已经没有了，而是儒学精神回到最早的起源地，儒学精神再也不是国家认同的统一的意识形态。这种失去自己本我的后果使国家的统治阶级和老百姓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分裂，这种分裂的状态是中国当代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根源。
第三，外国闯入中国且给中国带来了混乱的形势，使中国人民的共同统一的意识形态有了裂痕。官方意识形态渐变成老百姓无法接受、也接受不了的外来精神。儒学精神要从现在的处境回到原来的优越地位，必须通过自我反思来重新调整，对核心内容的再建构——这样失去本我的民族精神也同时进入寻找自我的新阶段——这是儒，但却是新儒学。
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包括非常丰富的内容，其中有宗教性因素，但不是上帝创造意义上的有神论，也有伦理道德观念，这些观点符合中国正在需要的对精神方面的混乱状态的“整理”、弥补之中的要求。为了找到一个合理的精神，中国的思想家、革命家们做了不少努力，最主要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这种外来精神作为弥补作用的工具，而没有用这种精神来替代中国原有的主根精神。外来精神最伟大的作用在于使已经混乱的国家意识不断地安宁化，使它具有适应于国际形势的特性。在这种努力之下中华民族终于赢得了胜利，得到了重新的回归。
这种现象是由19世纪外国侵入中国的历史事件造成的，但对一个国家而言，直接的意识形态必须来自这个国家自己土生土长的精神。这种意识才是健康的、符合从公民到官方共同认同的意识，以后的中国领导阶层并没有放弃外来精神，但这在中国内部又产生了另一个严重的问题，即：外来精神的运用是因为重新整理、修改、弥补在各种历史原因中进入混乱状态的，在民族精神之中已经存在的儒学精神。但是儒学精神已得到了复兴的机会，如果再勉强运用这种外来的精神，就不符合历史的发展需求。
随着外来精神功能的不断退化，在最基层的老百姓精神之中存在的儒学精神便开始复兴，并且具有能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中国领导阶层还把已经在中国失去功能的外来精神不断地强制性运用，在中国当代出现了另一种领导阶层和公民间的脱离关系。中国公民无法接受外来的精神，也没有接受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意识正被儒学精神所熏陶。虽然国家对外来精神的运用非常成功，但在很多方面却产生“空洞的状态”。在中国农村或城镇的公民，一听到外来精神就持一种排斥、无法接受的态度；相反，他们广泛地运用儒学的伦理道德精神。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虽然那个时代用了外来精神而且用得非常完整，但是在当代中国领土上还继续用则不符合历史。通过对很多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知道外来精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功能或者已经被儒家文化同化了，所以中国出现了另一种精神空虚。但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存在的精神——儒学精神，几千年来在中国人血缘延续之中却非常完美地保存、运用着，而且很多现象证明它又重新回到了中国意识形态中。
这种双重的淡化，可以让我们深深地觉悟：同化外来精神、回到儒学精神需要一段历史变迁过程，也需要一系列文化革命家在文化领域中不懈地努力和创新。这样，中国人民即将进入一种新的时代——健康的、和平的、强大的、和谐的——儒学复兴的时代。
参考文献：
[1]吴光.从孔孟仁学到民主仁学：儒学的回顾与展望[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6)：18-25.
[2]成中英.第五阶段儒学的发展与新新儒学的定位[J].文史哲，2002(5)：5-11.
[3]蒋国保.儒学普世化的基本路向[J].中国哲学史，2003(3)：5-12.
[4]李承贵.生活儒学：当代儒学开展的基本方向[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8)：80-82.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9
关键词：当代中国；整体政府；现代民族精神
中图分类号：D63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71-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进行了七次大的政府机构改革。2008年启动的国务院机构大部制第一轮改革，从中央到地方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党的十报告再次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新一轮大部制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大部制改革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一个基本前提，变迁逻辑是政府、市场关系和政府、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调整。政治需求、社会需求、经济需求、管理需求是推动大部制探索的内在推动力[1]。
大部制机构体系[2]是一种由核心化的行政决策中枢及其办事机构、综合化的政府组成部门、专门化的执行机构、专业化的监督机构四个要素形成的政府组织架构。大部制是实现制约与协调统一、部门间与部门内协调统一的运行机制，而且是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其实质是适应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注重公共服务价值的内化和提升，使服务理念渗透到政府的实际工作中。
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取得的成果是不争的事实[3]。回首反思，机构改革也存在着不可否认的问题与缺失，理论准备与顶层设计明显不足。纵观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政府机构改革，主要缺失在于没有形成自成一体的改革理论，也没有完备的理论支持和前瞻性指导，没有超前的制度设计与制度安排。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整体政府理论，预期目标是建构整体政府，并逐步拓展到整体性治理。研究整体政府理论与实践能够为大部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提供理论支持和前瞻性指导。
一、整体政府理论
政治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现实环境是整体政府理论产生的三大背景。从意识形态角度讲，整体政府理论是以英国为主导的欧洲一些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物；从理论上讲，新公共管理碎片化的制度结构引发公共服务的碎片化状态，导致部门之间缺乏合作与协调；从现实环境讲，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信息管理与跨组织边界整合成为可能。整体政府理论的产生，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难以应对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需求日趋复杂化，所产生的协同问题的一种直接回应。
随着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终结，西方各国涌现了多种治理模式，逐步形成了政府治理模式不断创新的理论化谱系，如图1所示[4]。当前主流趋势是以整体政府为主要特征的整体性治理模式。
关于不同形式的跨界和政府管理形态之间的关系[5]，佩里・希克斯进一步以目标和手段作为基本变量，区分了几种政府的理想类型，如图2所示。渐进式政府与贵族式政府在政府机构的整合方面都采取消极的做法，它们的目标都是相互冲突的，因而是令人失望和无法接受的。碎片化政府是与新公共管理改革相对应的政府组织结构形态，它们的目标虽然一致，但在实现目标的手段方面缺乏共识，容易导致机构之间相互争夺势力和地盘问题，进而产生机构裂化的困境。只有协同政府和整体政府才是希克斯整体性治理所要提倡和利用的理想政府模式。
希克斯指出，协作主要包括协同和整体性运作、协同的信息系统、机构之间的对话、协同的计划过程和决策制定等；而整合则指一种通过发展共同的组织结构、合并专业实践和干预活动等来实现执行或贯彻协作的理念。因此，整合是协作的一个更高层次。与此相对应，协同政府是指议程、政策的组织安排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及组织间的协同工作，它的目标不相互冲突，手段也不相互增强。整体政府则是协同政府发展的一个更高阶段，它意味着一种更加苛刻的业务，该业务由一些基于结果的术语构成明晰的、相互加强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结果的一系列工具来完成。
波利特（Christopherpollit）关于整体政府的定义被学者们广泛引用。整体政府是指一种通过横向和纵向协调的思想与行动以实现预期利益的政府治理模式。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的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
随着整体政府改革在各国深入发展，英国学者tongLing将整体政府的组织模式归纳为“内、外、上、下”四个维度[6]：“内”是指组织内部的合作，合作途径是新的组织文化、价值观念、信息管理、人员培训等，它意味着新的组织形式；“外”是指组织之间的合作，合作途径是领导权的分享、捆绑式预算、组织的整合、项目组等，它意味着组织之间新的工作方式；“上”是指目标设定的由上而下，以及对上的责任承担，合作途径是结果导向的目标分享、绩效评估等，它意味着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下”是指以顾客需要为服务宗旨以及让服务对象介入服务过程，合作途径是一站式服务、顾客参与、非执行董事等，它意味着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正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工作方式、新的责任和激励机制、新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四者的有机结合，形成了以结果为导向的最佳实践的“整体政府”组织模式，如图3所示。
有人认为，整体政府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不过是传统合作主义的复兴[7]，但整体政府的组织模式更加复杂。整体政府是在官僚制政府和企业家政府的基础上，强化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对以往政府治理模式的整合、延续和深化，既是路径依赖的过程，又是路径创造的过程。从政府治理模式的发展路径看，整体政府应该只是政府模式发展的一个中间阶段，必将被新的治理思想所替代。
二、民族精神助力整体政府建构的过程分析
在可预见的未来，民族国家及其政府还将在人类政治生活中长期扮演核心的角色。因此，研究民族精神的发展路径对政府效能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整体政府建构在相当大程度上是政府文化的重塑，研究民族精神将为整体政府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升华，是民族维系的精神纽带。民族精神表现为本民族共同的精神品质和风貌，是民族认同和归属的本源所在。民族精神有传统精神和现代精神之分[8]。传统民族精神是民族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根基，现代民族精神扎根于传统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反映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积淀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民族习俗、民族性格、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价值观念和价值追求等共同特质，是指民族传统文化中维系、协调、指导、推动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粹思想，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共同生活、共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现代民族精神建构是当前中国推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路径之一。
民族精神助力整体政府建构的过程分析如下：
（一）倡导民族精神能有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意识的能动性，是指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有意识的活动能力。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作用于客观事物的内在积极因素，是人在实践认识活动中所发挥和实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在这个过程中使自身得到发展和提高。重视主观能动性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共同准则，它既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又激励着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群体规范和群体选择，民族精神以群体行为来影响个体行为，有助于发挥个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也是决定性的因素，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广大群众，都在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精神的影响和支配。以传统文化习俗为切入点，有助于实现个体与组织的协调。德鲁克强调：“个人发展得越好，组织也会取得更多的成就，反之亦然。”
政府效能的发挥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政策的执行和完善也离不开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持积极态度并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在遵循、改进制度过程中完善和发展政策。政策是人的创造物，也只能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以实现。整个社会只有在大多数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时，国家的经济、政治、科技才有可能实现真正良好的发展。发挥个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是建构整体政府文化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动因之一。
民族精神和个体成员之间是互为塑造、互为依存的关系。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有助于发挥个体成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最大限度地凝聚和动员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有效应对各种挑战，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通过发挥民族精神的凝聚作用、激励作用和规范作用，充分调动个体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撬动民族精神这支杠杆，发挥其对于全民族思想和行动的引领作用，就可以把民族精神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动力源泉。发挥主观能动性，有助于推动政府改进工作作风，实现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
（二）倡导民族精神能有效推动整体政府文化建设
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更是文化实力的竞争。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是文化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主导形态，首先具有民族特点，一旦失去民族性，也就失去了根基。
政府文化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对公务员具有约束力的特定价值观、道德观、行为观，它潜移默化地存在于每一个公务员的意识中，发挥着凝聚、激励、约束和引导作用。政府文化在与执政理念动态适应和调整中不断变化。政府文化是制约整体政府模式发挥的关键因素，决定着整体公共利益能否最大化。彼得・德鲁克说过，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其基础就是民族精神。
政府是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对现代民族精神的培育和弘扬起主导作用。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大多数人共同信仰的确立，在整体政府建构中就是整体文化的确立和弘扬。民族精神认同是民族认同的前提和基础，民族认同助力国家认同。在国家认同的基础上，政府的主体作用能更加有效发挥。一方面，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来增强对政府的认同度；另一方面，通过提高政府的服务效能，消除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隔阂，从而提升大众对国家的认同，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奠定基础。
整体政府区别于以往治理模式的重要标志是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建构整体政府首先是组织结构上的变革，然后就是组织文化上的变革。结构与文化是互为塑造的过程，文化变革对整体政府模式的发挥更为重要。民族精神在整体政府文化建构中的具体体现就是培育现代公共精神[9]，促使公务员实现价值观念重构。重塑公务员价值观，在实际工作中建立共同文化，树立权力分享理念，建立共同的规范和价值体系，增加政策的执行效果，提升整体工作绩效。培育现代公共精神，有助于发挥政府的影响力并引导社会主流氛围。
（三）倡导民族精神能有效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建设
随着经济社会的多元化[10]，社会意识形态也必将多元化。社会发展可以突变，但主流意识形态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国家意识形态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11]：一是政治层面的基本价值，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决定着国家的政治体制；二是公民社会层面的基本价值，即经过改革的儒学和传统主体宗教，支撑着精神信仰，维系着民族认同。这两个价值体系分别维系政治社会秩序和公民社会秩序。现代价值与传统价值二元并行，是世界性的潮流和趋势。
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为整体政府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是调节社会群体的有效手段。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是官方的核心意识形态[12]；改革开放前，思想是国家核心意识形态；改革开放至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逐渐成为党和国家的核心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各种意识形态的整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条基本路径。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造就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也就是实现中国梦的过程。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民族精神就像一个强大的精神磁场，时刻能发挥着影响力和渗透力。民族精神的历史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维系民族团结的天然精神纽带，民族精神的激励功能和价值整合功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天然精神动力。通过建构整体政府文化并有意识地引导社会主流文化，由民族认同上升到国家认同，是构建主流国家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过程。以民族精神为基础，有助于保持意识形态的灵活性和连续性，实现由路径依赖转向路径创造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要通过推进党的意识形态转型来推进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就需要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尤其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同时吸收借鉴西方文明的有益成果。
三、现代民族精神建构的路径分析
建构现代民族精神，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重要过程，也是实现文化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之一。建构现代民族精神，不仅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积极吸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为整体政府建构营造良好的人文生态环境。现代民族精神建构的路径分析如下：
（一）贯彻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在古希腊文明中孕育出来，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到发扬，随着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而发展的一种精神文化和价值体系。理性精神在推进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理性精神是指对情绪的剥离和超越，要求冷静客观、直面真理，忽视个人局部利益而顾全社会整体利益，它是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独立自主、提倡法治等精神的总括，批判性思维是其主要特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不是因为他提出一系列铁的规律让人们遵守，而是其自身体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
理性精神是人的一般理性的具体体现，但又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理性概念。从历史发展脉络来看，理性精神一直是中华“和”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离不开对理性的追求与坚守；如果说主体意识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那么理性精神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平衡力量。理性精神被称为中国实现大国崛起的关键。
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由路径，也是从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的过程。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渐进理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追求的是协商民主，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公共理性应该成为调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体理性与国家理性、精英理性与大众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政党、政府、社会、利益集团、大众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
公共理性精神是人们把目光从个体利益和个人情绪上转移开，放到关注社会与自然上去的力量。没有理性精神，就没有个体与社会、自然的和谐相处。只有唤醒社会人自然生命中的理性特质，才能构建起整个社会的理性精神。践行公共理性精神[11]，就意味着在公共管理中充分彰显公共价值、以公共的视野和思维逻辑进行治理，实现社会的科学发展，达致公共生活的民主化与效能化。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公平、民主、法制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二）强化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伴随着文明社会的开始和人类意识的产生，贯穿中华民族的整个发展过程，是促进国家进步、民族振兴的催化剂和动力源。忧患意识是民族精神的核心，也是爱国主义的一种表达形式。忧患意识是人们从现实出发对社会危机的一种警惕和预知能力，是否定、批判思维的一种理性表现和情感表达，体现了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忧患意识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忧患意识体现的不仅是居安思危的高超智慧，而且是一种思想品质，是个人对民族、国家或人类发展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从更深层次上来讲[13]，忧患意识涵盖了更广泛、更深刻的内容。忧患意识表现出的是社会主体的一种精神自觉，是历史主体对改造世界的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能动性，是对历史必然性的一种精神内省，内含着对事物发展的科学预见和积极建构。历史主体在社会发展转折时期或关键时期的一种清醒的防范意识和预见意识，源于自觉的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表现为坚强意志和奋发精神。
从某种角度说，忧患意识与人类进步的历史相伴始终。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国际竞争日趋激烈，都要求我们始终增强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都至关重要，是建构现代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思想动力。
（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
哈佛大学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一文指出：冷战结束后，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发冲突的主要根源；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化的差异即价值与信仰的差异是未来冲突的来源。
文化自觉涉及我们以什么样的视角认识文化，文化自信涉及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文化，文化自强涉及我们以什么样的思路发展文化。由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最终实现文化自强。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而且原创，优秀传统文化仍将长期成为我国文化发展的母体，是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儒家文化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有实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综合、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发展的需要，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文化基础就是儒家文化。
生态文化的精神篇10
1.传承
校园精神文化是一所学校在长期发展的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其中有许多中华民族的传统优秀文化和教育理念,当前建设高校校园精神文化则是在当前的发展下接受前人的智慧和传承我国大学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的优秀文化。与此同时,在这个多元文化发展的世界,传承也是以开放的心胸,广泛吸纳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
2.育人
建设校园精神文化的根本目的在于育人,校园精神文化对人的素质包括学生的专业素质、道德素质、体质和体育精神、审美意识、心理素质等各个层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精神文化其固有的陶冶性、教育性使学校形成一种优良的精神氛围,从而使校园人具有某种特有的精神特征,学生和教师在自觉和不自觉的过程中提升自己。
3.创造
“学校文化传统是学校师生在教育实践中长期创造积累形成的,但学校文化不是静态不变的,不是消极地接受从前创造的传统,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地根据时代的要求和新的形势创造新的学校文化。”作为学校文化核心的精神文化也是如此,精神文化要具有现代意识,能体现时代精神,在建设高校精神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其中的误区和错误,进行指导改进,创造出新的理念,推陈出新,更好的指导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促进高校的发展。
4.激励
校园精神文化主要在于营造一种氛围,使学校处于一种环境舒畅、人际关系融合、生活朝气蓬勃的氛围当中,激励学生开拓进取,不畏艰难,自觉地规范自己的行为,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形成一种人人以学校建设为己任,人人
关注自己修养的校园氛围,学生努力学,教师努力教,不断地取得新的成绩。
二、高校精神文化建设的误区
1.重外不重内,形式主义抬头
一些学校校园网、广播通讯、校报杂志做得很好,但是真正能体现在师生身上的精神却不见了,尤其是在当前高校评估的影响下,一些学校为了“创品牌”、“提质量”、“争先进”,不断地进行整改,但学生和教师真的在整改中提升了么?一个简单的例子,一所高校在迎评促建的过程中创办了自己的校歌,可是在调查中却发现,学生中很多不知道自己的学校有校歌,更不知道学校的校歌是什么。校歌本来代表了一所学校,代表了一所学校的文化,是催人向上,促人奋进的精神动力,但如此的校歌却毫无意义,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
2.治标不治本,根本认识不足
在高校精神文化建设中出现过学风不正,师风不严,学术不规范等有悖于精神文化建设的现象,针对这样的情况高校都进行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在学生中加强精神文明教育或开展精神文明活动,但是这样的措施效果并不明显,一些社团活动把活动宗旨和内容吹得天花乱坠,一些活动也只是形式上开展,最后都偃旗息鼓,这主要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就好像一所学校的校训是“崇德、博学、团结、创新”,这是高校精神的体现,但是学生和教师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需要的是学生和教师有多大的意愿去实现,如果没有让学生意识到去实施的意义,即使天天挂在嘴边,看在眼前,这依旧是八个简单的汉字而已。
3.动力不动行,缺乏生命体验
只有体验才能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心灵具有内在性,心灵只有靠体验和理解才能把握,没有真切的体验,没有同情和理解,心灵是不可接近的。教育只有把通向心灵之路引入学校的教育生活,才能最后达成生命教育的精神境界。”而在当前的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却忽视了精神文化的体验性,没有体验性,精神文化就不能得到更好的建设。就像在我们学习《长征》所带给我们的精神时,即使我们把课文背的滚瓜烂熟,理解的深入透彻,依旧无法体会其中所带给我们的坚强、执着等精神,没有通过真正的体验,很难真正的内化为一个人内在的态度、情感和行为。
三、高校精神文化建设的对策
1.外显和内隐辩证统一,共同促进高校精神文化建设
高校精神文化包括内隐和外显两种形态,在建设过程中要将内隐和外显有机结合在一起,共同构建,避免只重视高校精神文化的物化形态,而忽视精神文化建设最主要的方面。内隐是学校精神文化首要的存在形态,精神文化只有内化到师生的观念、意识、心态、态度之中,形成自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才能体现精神文化对于人的发展和学校建设的作用。
2.重视精神文化建设中的生命体验,在行动中内化
精神文化建设内在的生命基础是体验,只有能过体验,通过人自发的生命本体的切实体验,才能真正反映出精神文化建设的实质。高校的学生和教师都是有能力有文化的成人,理解能力也高,他们能够自发的或者在活动组织下去进行体验,在体验中唤起对生命和人生的思考,从而自学的趋从学校的主体价值和精神。
3.培养师生参与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动性
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中要利用第二课堂、职业道德教育、网络文化等对学生进行教育,让师生意识到学校精神文化教育对于自身各方面素质提高的作用,校园精神文化建设不仅能对他们进行情感的熏陶、思想的引导、性格的培养、意志的锻炼,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也能够帮助学生抵御低级的、腐朽的、不健康的审美情趣,树立正确的观念和审美理念等。
4.将软制度规范化,以硬指标指导高校精神文明建设
相对于校园制度文化,校园精神文化可以称之为软制度文化,将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建立和完善校园文化建设检查评估制度,把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纳入高等院校教育教学评估体系,加强对校园网站、社团的管理,举办高水平的交流活动,根据师生的兴趣和特点举办各种高雅严肃的精神文化活动,让师生在体验和规范中提高自己的生存意识,促进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活动的开展。
参考文献:
1.潘懋元,王伟廉.高等教育学[m].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7月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