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1
【关键字】城市社区卫生服务；问题；管理对策
社区卫生服务是城市医疗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有助于提高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然而，在当今社会，医患关系日益紧张，基层医疗服务体系也不完善，所以需要我们多方力量去促进社区卫生服务的进步。
一、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含义与内容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是指在城市社区的服务范围内为社区居民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在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参与，上级医疗机构指导，为社区居民提供从身体到心灵的预防保健内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包括预防、医疗、康复、保健、健康教育、计划生育，具有连续性特点，从新生儿到老年，持续为居民服务。
二、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意义
1、有利于推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是保障城乡居民身体健康，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卫生制度。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医疗保健知识，使人们更加注重生活中的健康问题，确保了居民的基础健康问题，有助于调整医疗服务结构，降低医疗成本，提高了城乡医疗机构的服务效率，对推动城乡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有一定的作用。
2、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卫生服务需求
完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有助于提供人们更好的医疗保健服务，提高了人们的预防保健意识，。当居民去医院的时候，不仅仅关注的是身体上的病痛治疗，更在意的是以后的预防治疗，对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3、有利于缓解大医院的就医压力
据可靠数据显示，绝大部分的病症在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可是大医院人满为患。如果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更加完善，那么人们更多的去选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治疗地，就会缓解大医院的压力，有利于大医院研究疑难杂症，从而促进医疗事业的发展。
三、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
1、对社区卫生服务观念认识不足
在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过程中，依然有很多人不重视，包括政府本身在内，不注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管理，因循守旧，限制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1]。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忽视了预防保健，只注重治疗服务，只一味追求眼前经济利益，忽视了长远发展。
2、社区卫生服务经费短缺，政府投入不足
政府对社区卫生服务投入不足，造成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条件差，设备简陋，不能满足城乡居民的医疗服务要求。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作为一项公益事业，却缺少正常的资金来源和经费补偿机制，影响了卫生服务中心的建立，更是达不到医保定点单位的要求。
3、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建设不足
城乡缺乏专业的社区卫生服务队伍，大多数服务人员学历较低，难以承担复杂的卫生服务内容；城乡缺少全科的医学人才，也没有培训人才的能力；人员流动过大，没有稳定性，大多数人不愿留在城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追求更高待遇的服务地点。
4、双向转诊机制不完善
我国的双向转诊机制还处于起步阶段，理所当然的还有很多不足。双向转诊只能往上不能往下，转去大医院的多，转向社区的少。只重形式不重实质，没有确定的制度，也没有标准的转诊制度。很多人只知道向大医院转去，却不知道简单的病可以转回社区，能转也不会转。
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对策
1、加大政策宣传力度
政府要加大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政策的宣传力度，使居民熟悉这项服务的具体内容，这样才能促进这项服务的普遍性开展。培养居民的社区卫生服务意识，使人们感受到预防、保健、康复等为一体的综合性的持续性的服务的好处。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在服务开展初期，应主动为人民服务，使人民积极参与到这项服务活动中。政府也要鼓励支持社区卫生服务的内容。
2、完善社区卫生服务筹资机制
政府应该加大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资金投入，设立专项服务补助资金，用来开展社区卫生服务活动，扩大政府预算，合理配置医疗卫生资源[2]，减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负担，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更好的为居民服务。同时，要调整经费分布结构，把大医院的经费向基层医疗机构分流，合理分配资源，使资源利用最大化。
3、加快社区卫生服务专业队伍建设
要全面提高社区卫生服务人员整体素质，就要控制人员总量，提高个人素质，加强对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将培训结果与未来待遇挂钩，加大服务人员的学习动力，大力引进专业的服务人员。完善资金分配制度，人事安排制度，有助于稳定社区卫生服务队伍，避免人才的流失。还有，也可以建立完善的绩效考核标准，把居民的评价作为考核人员的一部分内容。服务人员的专业素养不仅仅是考核的唯一标准，服务态度也很重要。
4、加快建立完善双向转诊机制
为了更好的让城乡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大医院连接在一起为人民服务，需要加快建立完善双向转诊机制。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是实现双向转诊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国家和政府要确立确切的转诊制度，有一套完整又标准的转诊秩序。实现“大病去医院，小病进社区”的理想目标。
五、结束语
我们可以欣喜的看到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在发展的过程中取得了很好的成就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在快速的发展，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3]，它产生的问题，我们也不能够忽视。因为这些问题影响了城乡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心和期待，也阻碍了社区卫生服务的发展。不过，我们应该相信随着医疗改革的深入，国家也大力投资医疗卫生事业，从而渐渐的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也会得到很好的改善，进一步的为城乡居民的健康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梁万年我国社区卫生服务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期刊论文]-中国全科医学2002（01）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2
摘要随着近些年城市化步伐的加快,位于城市和农村交界地带的城中村日益兴起,它的发展一方面给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给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带来了隐患。积极应对和解决好城中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将会促进社会的进步和良性运行。
关键词城中村问题原因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也带来了城乡边缘带的迅速城市化。位于其中的村庄逐渐被城市包围起来,形成了半城半乡特色的二元结构,变成了都市里的村庄――城中村。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解决城中村发展中存在问题已经成为必然。
一、城中村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治安方面
1.治安隐患突出
一是基层组织软弱涣散。城中村在开发初期,城市管理介入滞后,社区管理水平较低。一些已撤村改居的城中村社区自治管理体系尚未建立或尚处于初期摸索阶段,人员不足、业务不精,对社区服务、治安调解等工作内容不熟悉,对群众的教育管理职能和社会调控能力不足。
二是由于管理体制制约及相关配套法律尚不健全,一些职能部门监管滞后,履行职责不到位,增加了社区不安全隐患,一些场所甚至发展成为藏污纳垢的窝点,严重影响了社区的稳定。
2.管控力度不够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政府一些职能部门的关注点、注意力大多投入到城市繁华地带、重点地区。对城中村的重视程度、投入力量、管理力度必然有所减弱。
一是参与社会治安管理的警力不足。受社会治安形势大气候的影响,繁华、重点地区的110警情、刑事(治安)案件等牵扯了民警的精力,城中村的一些基础性工作就顾之不及。
二是经费保障缺口较大,导致防范设施不足,一些防范措施难以落实,治安管理存在漏洞,难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掌控。
(二)健康方面
1.生理健康
城中村村民生理健康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以及生殖健康和孕产妇保健。
第一,由于房屋和人口密集,人口流动性大,空气对流不充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污染严重。再加上有些人尚未进行免疫接种以及吸毒贩毒、等现象的存在,造成结核、疟疾、性传播疾病(StDs)及急慢性传染病的传播和流行。
第二,无论是村民还是外来人员素质均较低,缺乏生殖健康知识,对孕产妇保健重视不够,生殖感染率高。小姐等特殊服务行业和未婚青年同居现象造成人工流产现象普遍。这些都是公共卫生问题。
2.心理健康
城中村村民心理健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心理不安全感和身份认同感差。
第一,大量管理混乱的出租屋成为犯罪之源,入室盗窃、黑社会团伙、吸毒贩毒、等现象屡见不鲜,这些不安全因素对城中村人群的心理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
第二,由于本地人和外地人在观念上区分明显,外来人员面对陌生的环境,会感到无所适从,加上生活、工作巨大压力,以及受到本地人歧视,存在身份认同危机,产生许多心理问题。本地人物质上的相对富裕也并不能直接拉近他们与都市人的距离。
(三)就业方面
1.就业不充分
就业不充分是劳动力利用在数量或质量上的不饱满,是劳动力资源利用不协调的表现。“据有关资料调查显示,郑州市城中村学生家长就业率只有13.1%”。可见,城中村村民就业不充分的现象在多数地区是普遍存在。
2.就业不稳定
据调查,城中村村民的就业主要渠道:
一是通过“招工安置”。这种工作表面上看似稳定,但是有些人会随着企业转制、技术进步以及企业用工制度的市场化,因自身缺乏知识技能而下岗和失业。
二是“自谋职业”。这些在本地企业务工、开店经商或从事个体经营的具有自主创业、自谋职业的人在城中村村民中所占比例极小,同时又面临资金支持不足、经营不善等风险。
三是“临时性”工作。多数人选择跑运输、干零活、摆小摊或者城市绿化、交通协管等临时性的工作,但这种工作由于受季节性或市场需求等因素的影响,从业人员往往面临随时失业的危险。
二、城中村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城中村治安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流动人口多
城市的拓展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广阔的就业、谋生空间,也为原住居民将闲置房屋出租提供了条件,外地人员的落脚谋生使城中村人口急剧膨胀,迅速演变为流动人口聚居区。由于居住地地理位置便捷、房租低廉,使一些居民不顾市政规划,违法强建、私搭乱建房屋,由此引发一系列潜在的治安隐患。
2.配套设施不足
由于城中村尚未进行开发建设或还没有纳入市政建设规划,结构不合理,布局杂乱无章,建筑密度大;社区处于开放状态,防范难度大;街道胡同内违章建筑、乱堆乱放等现象较为普遍;环卫、市政等配套设施建设标准低且陈旧老化;市政道路、商贸及娱乐休闲等公共配套设施严重不足;防火通道被挤占甚至堵死,火灾隐患突出,公共卫生环境质量与城市管理要求形成巨大的反差。
(二)城中村健康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社会适应和社会交往差
城中村私房巨大的收益以及文化素质较低使得城中村阶层与城市其他系统没有信息和资源的交流,具有较大的封闭性。而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只是房东和租客的租赁交易关系,不能享受到本地人的待遇,很难和城中村村民和城里人融合,也从经济上、身份上、生活方式上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系统。
2.医疗保障缺失
合作医疗制度规定,凡是非农化的村民,都有资格参与社区合作医疗,获得在就医和保健上的优待。但对占人群大多数的外来人员来说,很少甚至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一些打工人员无法负担去正规医院看病的高昂费用,导致一些无证诊所泛滥。“黑诊所”严重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三)城中村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就业观念落后
城中村村民缺乏就业意识,尤其年龄较大者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使他们养成了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的思维意识,不愿改变多年的生活方式,因而面对城中村城市化所带来的变化和激烈竞争的就业市场,缺乏寻找就业机会的胆识。
2.文化素质低下
城中村村民无论是种地还是出租房屋都不需要有很高的技术与文凭,只需要有自己的房屋和本村户口就可以生活下去。“在这一代人中,尤其是上个世纪8o年代以前出生的人,高中以下文化的比例相当高。据调查显示,城中村村民高中以下学历的占89.8%。”较低的文化素质成为他们就业的最大障碍。
3.就业期望过高
城中村村民由于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村域经济为依托,又有出租房屋租金的稳定收入,长时间的无忧生活使其农民身上本具有的内在品质边缘化。一方面,与农民工相比,稳定收入和富裕生活使他们吃苦耐劳的农民品质异化,不愿接受对劳动者素质要求较低的脏累工作。另一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又缺少城市居民善于拼搏的竞争意识。因此,就业就会陷入“高不成低不就”的境地。
三、解决城中村发展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解决治安问题的对策
1.齐抓齐管,共同治理
一是全面强化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加强基层居委会、治保组织建设。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基层组织的领导,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基层治保组织的监督指导,发挥治保组织在社区治安防范工作中的牵动作用。
二是由基层镇(街)综治部门牵头,协调公安、民政、工商、城管、卫生、计生等部门,按照各部门承担的职责实施综合治理,通过政策导向,不断引导、规范人们的行为意识,堵塞城市管理中存在的漏洞,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2.清理整治,净化环境
一是要加强对犯罪活动规律特点的分析研判,通过多种途径延伸信息触角,扩大获取犯罪线索的范围。坚持与刑侦专业队密切配合,以大案和入室盗窃、入室抢劫等多发财犯罪以及团伙犯罪、流窜作案为突破口,强化打击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二是强化阵地控制,对城中村地区废旧物资回收行业、中小旅店、公共娱乐场所和出租房屋等易发案、高发案地区,坚持连续、反复、及时的清理整治工作。
三是强化人力情报信息网建设,形成公秘结合、覆盖整个社会面的情报信息网络,及时发现不稳定因素和违法犯罪线索,为实施精确打击提供有力保障。
3.开展社区警务
一是抓好人口管理。社区民警坚持深入住户进行调查,全面了解掌握辖区人员情况和社会关系,抓住重点人口、刑嫌等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逐人建立档案,制定控制措施,实行重点管理、重点监控、重点帮教。
二是畅通治安纠纷调解的“绿色通道”。城中村矛盾纠纷多、治安问题多,基层派出所要紧紧依靠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组建纠纷调解中心,积极调解处理、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做到“小事不出门、大事不出社区”,有效避免“民转刑”案件的发生。
4.加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管理
基层派出所要紧密依托区、镇(街)、村(社区)三级管理网络,加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的管理。
一是落实“以证管人”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建立新形势下集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为一体的实有人口现居住地管理服务工作新机制,实现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的和谐相处。
二是要进一步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积极推进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信息平台建设,实现跨部门、跨系统的资源共享,更好地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服务效能。
(二)解决健康问题的对策
1.加强对外来人群健康教育
对外来人口进行健康教育对改善该社区人群健康问题意义重大。落实流动人口户口申报制度,派出所、街道、村委会等加强流动人口户籍申报,准确掌握流动人口动态情况。制定相应的流动人口卫生管理制度。
2.提高社区医疗服务
“行政、卫生部门及城管部门等一方面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定期对本地区城中村主要负责人、安全卫生负责人进行安全、卫生知识及有关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加强对色情等不健康服务业的管制,保证社区生活和谐。另一方面,投资建设正规社区医疗中心,开展常见病、多发病等的基本医疗服务,解决收入低下人群看病问题,并加大对“黑诊所”查处的力度,严惩无证行医者,切实保障医疗安全。”
(三)解决就业问题的对策
1.参加就业培训
首先,通过培训把村民原来的小农意识转变为现代市民精神。其次,通过开展一系列技能培训使村民掌握一种或多种技能,提升他们的可持续就业能力。再次,进行创业技能培训,对参与培训的村民给予政策优惠,如有条件的可在培训后安排工作等。
2.开发就业岗位
把扩大就业与社区服务结合起来,依托社区阵地,发动和组织社会力量开展社会化服务,适时开发社区就业岗位并有意识地扶持这些岗位,以满足村民就业。
解决城中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努力,有关部门也必须做好多方面的协调和配合工作。此外,注重村民自身素质的提高也将对城中村自身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做好城中村的发展工作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势必起到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马桂平.城中村村民就业问题与对策.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8(2).
[2]陈刚,吕军,张德英.流动人口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服务现状及对策研究概述.中国全科医学.2006.9:541.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3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土地流转；集体资产处置
北京市丰台区由于受到地理位置、区位条件和人们思想观念等方面的制约，城市化的进程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北京市的其他城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丰台区城乡二元经济和城乡二元政府管理体制长期并存，其中，丰台区农居混杂及“城中村”问题突出，城乡分割的土地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亟待改革。但由于历史原因，丰台区仍实行城乡割裂的二元管理体制，即根据户籍划分管理地域范围和职责，街不管农，乡不管居，与行政区划本身的逻辑恰恰相反。由于丰台区的问题极具代表性，也是许多城乡结合部地区在推动城市化的进程中普遍面临的问题。因此，对丰台区的分析和研究就能为许多存在类似问题的城市和地区(尤其是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合理流转和城乡二元结构治理提供借鉴和启示。
一、城乡结合部的土地流转
在乡村城市化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是明晰行政区域界线的前提。丰台区绝大多数乡、镇的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改革后建立起了农村的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每个农民或集体经济成员都成为合法的股东，拥有从集体经济中获得收益的权利，因此，这种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真正做到了与每个农民息息相关。
农村的集体资产主要包括土地、房屋和集体经济企业。在农转居过程中，这些资产应通过不同途径进行处置。针对丰台区的自身情况，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分批次、分步骤地实现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是较稳妥的做法。也就是说，在农转居过程中，首先要区分不同地区的集体经济组织，并进行彻底的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这一工作在丰台区的绝大多数乡镇已经完成。然后，要以不同的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逐步实现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目前，主要有两种处置方式：第一种方式是通过国家征地的形式实现集体土地的流转，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国家政策文件的规定给予失地农民经济上的补偿，同时，要考虑给予相关的集体经济组织适当的经济补偿，用于维持集体经济继续运转的资金支持。在采用这种方式实现土地流转的过程中，要保证给予失地农民的经济补偿不仅能够真正弥补农民失地的损失，而且能帮助他们获得重新谋生的手段，以保证他们的长久生计。第二种方式是在不改变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的前提下，由农村的集体经济组织创建自己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及实体企业，自主进行合理的开发利用，这种方式在丰台区的一些乡镇目前也有采用(例如卢沟桥乡和南苑乡)。这种农民自主开发的方式是一种全新的现象，目前在开发过程中会面临许多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一是政府的相关部门对于农村集体土地进入市场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法规，造成这一领域存在法律和政策盲区。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土地流转问题，一直以来就处于政策管理的真空地带。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农民在行政区划的调整完成后会从农民转变成居民，其所拥有的土地要相应转变为国有土地。因此，为了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城乡结合部地区在农转居后其土地的性质可以由集体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但国家仍可保留原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在向政府交纳一定税费的基础上可转变原土地的使用功能(即从过去的农村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商业用地)，允许其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和实体企业自主开发利用。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自身资金实力薄弱，在开发利用其土地的过程中会面临包括资金在内的一系列困难。同时，由于农民组织缺乏完善的专业知识、现代化的组织机制和高效的经营管理技术，其经营往往也缺乏效率，直接导致其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质量较差、管理不善。三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房地产开发公司在开发其拥有使用权的土地时，同样要遵循城市规划的原则和具体要求，在政府的统一指导下进行合法的、有序的开发利用。政府应对农民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这种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将其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
在国家政策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土地开发和土地管理还是应主要走国家征地、出让这一正常开发的道路，但也可以考虑向那些经过改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的房地产开发企业进行适当的政策倾斜，从而使这些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能够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多的由土地带来的收益。农村的集体资产还包括农民的房屋和集体经济企业。农民房屋的处置是与土地的流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土地上附着的房屋是一并进行处置的，因此不管是通过上述两种方式中的哪一种开发利用农民的土地都应该对土地上附着的房屋实施经济补偿以弥补农民的损失，这在相关的政策文件中都有明确的规定。转贴于
二、城乡二元社会保障的衔接
社会保障问题是关系到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关键问题。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由于农民的身份发生变化，从农村的农民转变为城市的居民，这就要求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由于过去农村并没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措施，这批农民也没有自己的社会保险账户并交纳相应的社会保险金，为他们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势必成为地方政府沉重的负担。在这里结合城乡结合部地区土地流转的两种不同方式分别加以讨论。
第一，涉及到通过国家征地的形式来处置集体土地和房屋的相关农转居人员，北京市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明确规定，其补缴的社会保险费由征地单位从征地补偿费中直接拨付到其所在区、县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农转居人员实现转工后，与城市居民一样，由国家、所在企业和个人共同承担后续的部分。对于自谋职业者，可保留其已经由征地单位补缴的社会保险金个人账户。对于后续部分，如果能自行交纳本应由企业和个人分别交纳的社会保险费，就仍然可以按照上述办法进行处理。但如果无力支付其后续部分，其社会保险金个人账户内的金额可以在其退休后一次性支付给本人。
第二，由集体经济组织自主开发利用集体使用土地所涉及到的农转居人员，可比照国家征地时所采取的处理方法来处理，即由集体经济组织帮助补缴社会保险费。对于转工人员、自谋职业者和超转人员的社会保险可比照上述办法办理。另外，在以集体经济组织为单位逐步实现对农民土地的处置并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过程中，可采取分期分批的原则，即土地先被征用和开发的先行转居转工并办理相关的社会保险，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农民在转居后收入有来源、生活有保障，同时也减轻政府在转居过程中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管理压力。但在分期分批开发利用农民土地的过程中，政府又要做好中长期规划，避免盲目开发和杂乱开发。
三、城乡二元的行政管理
城乡结合部地区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在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上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这就对政府的行政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撤销乡、设立地区办事处并合理安排其管辖面积，以地区办事处作为城市化和农转居过程中的过渡形式，集中处理在城市化和农转居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以及原乡建制下的遗留问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在原来乡的基础上实行“一套人马，一块牌子”，由地区办事处来处理城市化和农转居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并对辖区实行统一管理，从而避免在行政管理和财务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混乱现象。其次，城乡结合部在稳步推进城市化的进程，而行政区划的调整又主要着眼于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有些街道和地区会同时存在大量的城市居民和未转居农民，因此需要赋予这些街道和地区办事处同时管理城市居民和未转居农民的权力，并分别设立相关的科室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第三，由于城乡结合部地区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会同时存在未转居农民和城市居民，这样一些街道和地区就需要同时具有管理居民和农民的权力并设立分立的科室对他们进行管理。当农民实现了从农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之后，对其的行政管理就应从相应管理农民的科室转移到专门管理居民的科室；当原农村的自然村撤销后就要改建为相应的社区以对其所属居民提供相应的服务。
四、经验与启示
北京市丰台区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并存，导致了丰台区从土地管理到行政管理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许多城乡结合部地区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从北京市丰台区的土地流转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益的经验和做法。
第一，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治理，首先需要城乡结合部的农村地区完成对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的改革，完成对农民资产的清产核资和产权界定，建立起以农村集体经济为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股份合作制的原则进行管理。这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对城乡二元结构进行治理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4
关键词：城中村；环境卫生；治理；对策
“城中村”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事关城市化进程、“城中村”村民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大局。由于“城中村”自身的特殊性及大量外来务工人员的聚集，其环境卫生问题越来越严重，也越来越受到社会及政府部门的关注。由于“城中村”环境卫生问题以及因环境问题而引发的污水、垃圾、虫害及鼠患泛滥等危害的发生，不仅对城市形象产生了影响，也对“城中村”居民的生活造成直接危害。本文试图以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为例通过分析“城中村”环境卫生所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性建议，为“城中村”的环境卫生治理提供参考性意见，以期改善“城中村”的环境，促进城市整体环境管理体制的完善。
一、大源村基本情况
大源村位于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东南面，与同和街相接，是太和镇最接近市区的一个村，全村占地面积25平方公里，户籍人口7500人，外来人口12万人，有23个经济社，村年经济收入300万元/年。现有的环卫设备：5台垃圾运输车、80个大的垃圾斗，果皮箱40个、垃圾胶桶150个。保洁人员：村环卫站15人，每个经济社有3名保洁员共69名，大源市场5人、黄庄市场5名，共计94名保洁员。自2012年广州市开展“农村清洁百日行动”以来，由太和镇出钱聘请40名保洁员支持沙太路、大源南路、老年公寓路等主干道及黄庄市场周边的保洁工作。目前，大源村共有保洁人员134名。①
二、大源村环境卫生存在的主要问题
通过实地调查，走访等方式，我们发现大源村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卫生死角比较多，与城区的环卫水平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
一是大源村入村道路两旁、内街小巷多垃圾、多乱张贴、多乱涂写，脏乱差现象比较普遍。垃圾主要有4类：一是最常见的生活垃圾，如餐厨垃圾、烟头、果皮及一次性的饮料杯和饭盒等；二是建筑垃圾，主要有废弃的砖头、水泥渣、砂石及建筑材料等；三是工商业垃圾，主要有工业废料、手工作坊废料、商业广告小宣传单等；四是绿化垃圾，包括枯枝树叶和杂草等。同时，地面上还存在大量的积水，并且水沟都表露在外面。积水来源主要有雨天后留下的雨水，而更多的是当地村民及外来务工人员直接排放的生活污水。尤其沙坑涌大源村13社段铺满了生活垃圾，变成臭水沟。沙坑涌大源村13社段七八米宽的河床密密麻麻“填”满了生活垃圾，废弃的棉被、五颜六色的塑料袋、腐烂的餐厨垃圾，一条条排水管从河岸两边的居民楼接进河道，正哗啦啦淌出黑色的生活污水，河涌两旁的居民房子上也粘附散落的生活垃圾，不时从河两旁居民楼飞出一袋垃圾。
二是大源村环境卫生治理不到位。调查发现，“城中村”环境卫生治理的主要措施是环卫工人清扫，从卫生效果看投入的人力是明显不够的。多数经济社垃圾清扫收运不及时，乱丢乱倒、长期露天堆放，甚至就地焚烧，尤其是出租屋和闲置工地等，乱搭乱建窝棚、乱摆卖、随地丢弃垃圾、乱堆乱放杂物、乱张贴、乱涂画等“六乱”现象比较严重。在黄庄农贸市场附近,村民建房子的建筑材料和建筑垃圾随意乱堆放,甚至占道堆放,给村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三是大源村活动主体环境卫生意识差。大源村内的活动主体包括当地的常住居民、外来务工人员以及出入“城中村”的各类行人。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大部分的当地村民都会把每天产出的垃圾自觉倒入垃圾桶中，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但仍有一些村民思想观念没有跟上城市化的节奏，旧习俗和旧习惯不同程度的存在，对有关环卫法规知之甚少，乱丢乱吐，乱扔乱倒垃圾的现象比较严重。在黄庄农贸市场旁边有一栋房子在装修，白石灰水流出房子，整个街巷都被灰白的石灰水浸泡，行人无从下脚。
三、大源村环境卫生问题原因分析
大源村环境卫生脏乱差是城市化进程加快的真实反映，尤其处于城乡结合部的白云区太和镇大源村，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城中村”，握手楼、乱搭建，各种各样的“牛皮癣”、乱摆卖、营业摊点和作坊充斥村社周围，加上管理不到位，出现“村外现代化、村里脏乱差”的窘境。
（一）客观条件限制
一是人口快速增加，尤其是外来人口数量庞大增加了村社管理的难度。大源村户籍人口7500人，外来人口12万多人。由于外来人口多，多数是社会底下层的工人、农民及打工一族，素质普遍差，没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外来人口比原居民人口多出15倍多，管理难度较大。
三是城市建设规划不完善，特别是私人住宅，排污、排水等基础设施不足，生活用水很多是直排，直接影响了周边河涌水环境的恶化。
（二）经费投入不足和环卫体系建设滞后
一是环卫经费严重不足。大源村村一级财政收入为300万元/年，垃圾费收入200万/年。环卫经费投入200万元/年，日常垃圾运输费缺90万，保洁人员经费缺1944万元/年，所需经费超出大源村每年的经济收入。
二是环卫硬件不足。环卫设施不配套，布局不合理，有的环卫设施多年失修，破旧不堪。大源村东源街只有竹篓垃圾收集容器，其他内街巷大抵如此；现有5台运输车、80个垃圾收集大斗、40个果皮箱、150个胶桶。按照全村正常保洁日清110吨垃圾计算，需增加3台垃圾车、30个垃圾收集大斗、1000个果皮箱、3000个胶桶。
三是保洁力量不足。按大源村应保洁的面积有2.5平方公里算，250万平方米，每人每天（8小时）4000平方米算，需要保洁员625名，目前大源村共有94个保洁人员，保洁人员严重不足，缺491名。②保洁人员大多50岁以上，年龄偏大，基本未经过系统的环卫作业业务培训和学习，在环卫作业过程中容易粗线条，工作标准偏低。
（三）思想认识和管理不到位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太和镇党委、镇政府以及大源村“两委”对大源村的环卫重视程度还不够，未能针对问题进行彻底有效的整改。白云区创建办③针对存在的问题多次巡查督导，同类问题未得到有效整改。
二是镇村管理不到位。长期以来大源村存在环卫力量、基础设施及经费不足等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太和镇党委、镇政府及大源村“两委”对大源村的环境卫生问题未狠下大手笔，未拿出切实有效的整改措施推动大源村落实整改，改善村容村貌。环卫管理体制上由村社自行管理；在环卫收费上，由村社各自收取；在营运机制上，由村社各自聘请临时工人清扫保洁。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管理，导致大源村卫生保洁水平低下。在监管机制上，对于违反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2006年）第六章法律责任，第57―62条共计33款均明确规定相应惩罚措施，但长期未得到真正执行。一是在现行的白云区城市管理架构中环卫部门没有执法权，造成保洁、管理难度大；二是有执法权的太和镇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队忙于查控“两违”建设，根本无暇顾及环境卫生的执法问题。
三是相关职能部门联动不够。大源村存在的私人医院、门疹部医疗广告乱张贴，黑枪、黑车等乱涂写，河涌的垃圾遍地，主干道的废品收购站占道经营，“六乱”现象较多，经村主干道公路保洁不及时、机动车辆乱停乱放等问题，白云区卫生、公安、水务、供销社、城管、城管执法、交警等部门未能及时有效地参与整治并给予支持。
四、大源村环境卫生问题治理对策及建议
（一）短期治理对策（三个月为限）
白云区创建办现场巡查督办太和镇抓紧整改，协调白云区城管、交通、水务等责任单位配合整改，确保3个月内初见成效。
1、太和镇负责督促大源村制定整改方案，拿出切实可行的措施，加大整改整治力度，特别是要集中整治内街内巷、农贸市场、入村道路的生活垃圾、建筑材料乱堆放以及占道经营及“六乱”问题，促村容村貌改善。
2、对于大源村13社沙坑涌铺满生活垃圾的问题，由白云区城管局牵头，太和镇、白云区水务局配合落实整改，相关单位须在1个月内彻底清扫完河床上面所有的垃圾，太和镇加强对河涌两岸居民的管理和教育，勿向河涌乱丢乱扔垃圾。
3、对于大源村主干道两旁占道经营、车辆乱停放、乱粘贴、乱竖广告招牌等问题，白云区创建办统筹协调白云区城管、城管执法、交通、交警、供销社、工商等单位，集中整治。
4、白云区创建办继续加大对大源村环境卫生的巡查督导，尤其是对存在问题进行跟踪督查，跟踪整改落实情况，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二）长期工作建议
1、规划先行，综合治理。要把大源村的村社建设以及环卫配套设施建设纳入城市管理范畴和总体规划:楼宇的间隔要达到国家房屋建设规划的有关要求；村内道路规划必须按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要求进行总体规划和布局，必须保证消防车的进入，满足日常清洁车通行的要求或相关清洁工作的开展;供电供水及市政排水排污等管线必须提早统一规划，避免日后产生乱拉乱搭的现象，确保村内的整体美观;预留公共设施用地，包括宣传专栏的建设、清洁用房的设置等都必须提早给予考虑；不断完善环卫基础设施，开展环境综合治理；利用“三旧”改造和人居环境整治工程契机，推动大源村启动城中村改造。
2、增加环卫经费的投入。大源村的村民已逐渐转为城市居民，在经费预算安排时，要按照城区现行标准和办法执行，尤其在环卫设施配套和垃圾运输经费上加大力度。大源村的村居民应按照城市居民的标准交纳清洁费，不足部分由镇环卫经费补贴，以解决大源村的垃圾出路问题。
3、理顺管理体制，加强管理。一是理顺管理体制。大源村按城区的作业标准进行清扫保洁，由镇负责环卫配套设施和垃圾运输，村负责收取居民和外来人口的清洁费和垃圾处理费；在2年内如果村民和外来人口的收费不足，则由原村集体经济补贴。二是理顺营运机制，实行管干分离。大源村可实行环卫作业社会招标，统一由专业环卫实体负责保洁清运，镇统一检查考核。三是理顺监督机制。镇、村建立专司监督的管理机构，对“城中村”的环境卫生实行经常性的监督。建立和完善社会监督渠道和制度，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四是环境卫生管理必须加强法制建设，抓好建章建制，严格依章依法管理。党政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强化政府、村环卫绩效考核，尤其要把环境卫生治理纳入对镇、村干部考核升迁体系。一方面要通过制定“村规民约”，教育、规范和引导村民的生活和生产行为；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执法的力度，对违法违章行为要坚决予以处罚，充分运用行政、教育、经济、纪律的手段促环境卫生管理规定落到实处。
4、逐步完善环卫配套设施和环卫队伍建设。根据村社规划和市容环境卫生标准，逐步完善垃圾中转站（垃圾压缩站）建设，配齐垃圾压缩车、配足环卫工具；按城区标准，适量建造设置环卫工具房，避免露天当街存放。要不断提高环卫工人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待遇；通过培训提高环卫工人素质，用政策和激励引进年轻环卫工人和环卫志愿者，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环卫队伍，并通过完善的检查评比制度对环卫工人的工作进行综合评定。
5、加大市容环卫宣传力度。大源村环境卫生脏乱差，首要的问题是农村居民缺乏环境卫生意识。因此，要加强对出租屋和外来人员的管理，要通过多种宣传教育形式，提高村民及流动人员的环卫意识，改变生活陋习，普及环卫科学知识，提高全民的环境道德观念和法制观念，引导农村居民抛弃小农经济意识和落后的传统习俗，培养他们的城市意识、文明意识，形成人人自觉关心和爱护环境卫生的良好风气。通过法律、法规、规章的教育，让他们懂得每个人都有义务、有责任搞好环境卫生，提高村民自治自管的能力。区属媒体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大力倡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促使农村居民养成讲文明、讲秩序、讲卫生的好习惯，树立现代农民文明新形象。
6、镇村及区直有关单位大力支持和联动监管。白云区有关职能部门要各负其责，各司其职，相互支持配合，在政策和资金安排上给予倾斜和扶持。白云区要继续深入推进“镇村清洁绿化工程”④，对镇村实施考核，以评促建，推动镇村不断强化环境卫生治理。镇村及区直有关单位要联动，白云区创建办、白云区城管局、白云区城管执法分局、白云区水务局等单位要定期参与大源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
7、大源村成立街道办事处。按照目前正在推进的大部制“简政放权”改革要求，结合大源村的实际，可将大源村独立成一个街道办事处，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管理功能上的新突破，推动大源村跟上新型城市化发展之路。
8、鉴于太和镇大源村环卫现状及其深层次的原因，同时，大源村的问题不是个案问题，在白云区还有很多类似的“城中村”同样存在。为此，拟提请白云区委、区政府专题研究并重点解决太和镇大源村的环境卫生问题,以点带面,以解剖麻雀的办法，以推动白云区更多“城中村”的环境卫生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在加快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着眼于人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必须更加注重人居环境改善，加大对环境卫生治理的投入，加强“城中村”环卫管理工作，建立健全“城中村”环卫保洁长效管理体系，提高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公共卫生意识和社会公德意识，不断改善“城中村”环境面貌，提升人居生存质量和改善投资环境。
［注释］
①大源村以上数据，统计时间为2013年1月，由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政府提供。
②大源村以上数据，统计时间为2013年1月，由广州市白云区太和镇政府提供。
③白云区创建办，全称广州市白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为代表白云区委、区政府统筹、协调、指导、督办白云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2012年，白云区又启动“白云区镇村清洁绿化工程”，为期5年，将城区的文明城市创建向农村延伸，旨在通过这一工程的实施，不断改善城乡环境面貌。
④白云区镇村清洁绿化工程，由白云区创建办牵头，对镇村环境卫生进行考核。考核方式以实地考察为主，考核成绩主要由“日常巡查（明访）+月度测评（暗检）+重点工作及投诉整改情况”组成，每季度将测评情况进行通报，每年进行年度总考核。
［参考文献］
［1］《广州市“城中村”环境卫生管理情况调查》，环卫科技网，2008年1月；
［2］罗增样：《广州市“城中村”环境卫生治理研究》，武汉华中农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1月；
［3］江丽丽：《城中村环境问题研究》，《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7月；
［4］姚伟：《建立治理“城中村”的长效管理机制》，《人民政协报》,2014年1月8日第003版；
［5］朱焕芝:《中小城镇环境治理不到位的原因及对策分析》，《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4年01期;
［6］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2006年9月2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5
关键词：城中村；形成原因；土地；建议与对策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较普遍现象，表现为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张使大量村庄包围在城市建成区内，这种村庄内仍旧实行农村管理体制，再加之利益的驱动，导致“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长期处于混乱无序和低水平状态。笔者经过深入调研，就“城中村”的形成原因、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与对策进行简要阐述。
一、“城中村”的形成原因
有专家分析认为，“城中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制度角度讲，土地集体所有制、宅基地政策是形成“城中村”的重要制度条件，土地集体所有和宅基地政策把村民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基于土地的利益共同体，难以分化瓦解。从社会角度讲，中国农村宗族和地缘观念很强，这种安土重迁的居住观念构成了“城中村”存续的社会心理条件；同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增值，外来人口急增，使得私房出租成为一个利益丰厚的产业，这是“城中村”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从政府角度讲，认识不足，缺乏及时的规划和调控，对“城中村”的发生、发展后果估计不足，没有及时拿出有效的规划、改造措施，最后积重难返。
二、“城中村”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建设进程的加快发展，“城中村”给城市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空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土地管理混乱、社会保障缺位、村庄治理垢病、产权关系模糊等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土地利用粗放，土地资产流失
由于“城中村”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造成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低下，房屋建筑占地面积大，建筑风格与城市规划不够衔接，房屋容积率低，土地利用十分粗放，同时，“城中村”的土地区位条件相对优越，土地的产权又属于村集体所有。这样，优越的区位条件和相对于城市低廉的土地价格，使某些村集体热衷于自己搞土地开发，排斥政府征用土地，导致由于规划和基础设施改善而使土地升值的部分国有土地资产的流失。
（二）管理体制不顺，管理难度较大
“城中村”周围已经被城市社区所包围，而“城中村”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社区，它既像城市又像农村，既不是城市又不是农村。从管理体制上看，城市社区的管理体制与农村社区的管理体制有较大的区别，它们在“城中村”形成矛盾和冲突，有时又会出现管理上的“真空”，“城中村”的性质使城市管理部门管不到，街道、村、镇管理又不力。
（三）人口构成复杂，社会治安堪忧
“城中村”的人口构成十分复杂。据调查，主要由以下几类人构成：首先是当地的原有“村民”（部分村民的户籍实际上已经成为市民），其次是租用“城中村”村民住宅的城区市民，第三是来自外地、职业构成十分复杂的外来人口。
（四）公共设施缺乏，环境问题严重
“城中村”的基础设施是与原来低密度的建筑和低密度的人口相适应的，相对比较薄弱。现在由于部分市民和大量外来人口的入住、小企业的开办，使得给水、排水、道路、交通、电力、邮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超负荷运转，导致污水横溢，垃圾乱倒、蚊蝇丛生，环境质量较差，村内道路狭窄且杂乱无章，建筑凌乱，城市形象低下，严重影响着城市的市容市貌。
三、解决“城中村”问题的建议与对策
近几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突出，严重制约着城市的发展，影响着城市品位的提升；对“城中村”实行改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改造势在必行。借鉴省内外“城中村”改造的经验，笔者认为在推进“城中村”改造过程中，需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城中村”改造，必须遵循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一建设的原则。
“城中村”是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否按照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改造，直接影响到城市总体规划能否得到有效实施。规划要与城市化水平相适应，高起点、高标准地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完善环境规划和空间设计；充分兼顾经济功能和其他社会服务功能的协调，营造高质量的生活环境，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建筑设计要体现民俗特色，有品味，上档次，成为城市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二）“城中村”改造，政府必须加强领导，各部门必须统一思想、密切配合、大胆解放思想，不断更新观念。
各个“城中村”的状况不同，干部群众的思想水平、物质基础也不一样，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任务各有侧重。必须以改革的思路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城中村”改造是事关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的大事，必须加强领导、精心组织、稳妥推进。此外，“城中村”改造触及到群众的既得利益，还必须调动村民参与改造的积极性，要从实际出发，在不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的前提下，给群众一些政策性的补偿和一定的资金扶持，使群众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三）“城中村”改造，必须解决好集体土地和集体资产改制问题。
撤村建居后，农村集体土地原则上应依法征用，转为国有。转为国有后的土地所有权归国家，在国家未实施城市建设前，可区别不同情况进行处理。政府对此必须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如：太原市在做控制性详细规划时考虑，“城中村”有剩余土地的前提下，按每人133平方米控制，包括其安置村民住宅用地、小区级公建用地、道路用地、小区级及以下配套公共绿地、预留的生产发展用地。
（四）“城中村”改造，政府必须出台相关配套政策，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城中村”改造涉及到土地开发利用及其管理机制问题，涉及到体制问题、产业转型问题，涉及到城市规划实施问题，涉及到教育、户籍、就业、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在改造过程中，需要协调城建、规划、劳动、公安、国土等众多部门共同行动，牵扯到城市政府、基层政府、村集体、村民、开发商等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错综复杂。所以，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必须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建立健全“城中村”村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确实解决好村民的养老、医疗、就业、低保、教育等问题，消除失地后村民的后顾之忧，才能推进“城中村”改造的顺利进行。
（五）“城中村”改造，必须实行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手段。
“城中村”改造是推进城市化的大事，也是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件难事。这其中既有做群众思想工作的难度，又有实行政策补偿的难度，还有成本投入的难度。只有把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才能解开这一难题。如资金运作，单靠某一方面的投入是不够的，必须多元化融资，除可采取群众集资一部分，银行贷款一部分，政府补助一部分外，还要用优惠政策激起投资者的投资兴趣，以此吸收大量的民间资本，从根本上解决建房资金缺口的困难。
（六）“城中村”改造，必须将村民纳入教育培训计划，使其能够真正适应城市社会生活的转变。
“城中村”改造不是单一的城市建设问题，目前很多城市都存在重视“城中村”的景观改造，而忽视人的改造问题，改造后村民的生存技能、生存方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依旧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这是城市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这为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隐患。因此，改造过程中政策措施的制定不仅应关注如何顺利推进“城中村”改造以及改变当前城市发展的环境、卫生、居住状况等问题，还应该关注如何筹集资金对村民进行教育培训，提高村民就业技能与水平，对自主创业提供智力与资金扶持，引导村民走自食其力、自主创业的道路，实现村民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
四、结语
目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中村”改造工作已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城中村”问题，逐渐成为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突出问题。如何解决并处理好“城中村”问题，已成为一个新的课题。在改造过程中，要按照二十一世纪城市化发展的要求，坚持做到公平合理，分类实施，稳步推进，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不断积累经验，把“城中村”打造成建设形态、人居环境一流的现代化文明社区，成为城市的亮点，达到城市建设和经济效益双赢的目的。
参考文献：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6
关键词：城市化；“村改居”；现状；农民社会保障
一、引言
作为农村城市化(urbanization)转变的重要方式，“村改居”大体上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行了，全国范围的展开则是以北京市石景山区在2003年将余下的1.5万多的农民整建制地全部转变为非农户口为标志。目前，我国的“村改居”正处在积极探索过程中，好的思路和一些弊病同时存在。
就山东省来说，山东省共有5276个社区居委会，其中“村改居”社区有2612个，占49.5％。村改居问题的解决涉及到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因而本课题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社会价值。
二、“村改居”项目的开展现状
（一）社区居住环境逐步改善，居住模式社区化。原来的村落建设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村改居”后不少社区由居民委员会统一规划居民的生活用地，实行正规的物业管理，使居民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方式都得到了改善。如滨城区在进行“村改居”项目规划建设时坚持把“村改居”的社区纳入城市规划建设，做到同管理、同发展，并结合新农村建设规划，优先扶持“村改居”社区，优先保障“村改居”社区居民的生活。
（二）转岗就业扶持力度加大，就业非农化程度加深。从2005年开始，滨州市市、区两级政府和民间机构先后组织多场面向“村改居”项目实施后所产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专场招聘会，解决了一大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同时，许多新社区为集中安置大龄劳动力，提供了众多社区治安、监督、卫生等基本岗位。
（三）社会保障体系得到进一步发展完善，保障覆盖面更加广泛。滨州市政府对于“村改居”后的社区居民在基本养老保障政策、医疗保障政策、就业保障政策等方面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优惠和支持，使他们享受到了与原城市居民基本相同的政策关怀。
（四）资产股份化取得了一定进展。在“村改居”的过程中，集体资产的处置问题较为棘手，清产核资的速度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较为缓慢，但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多数地区采用的是股份合作经营的方式。
三、“村改居”项目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村改居”实施以后，原村委会的建制、组织形式和管理体制被取消，新社区依照城市社区居委会的相关法律说明进行组织。但是村委会和居委会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发展模式和社区发展模式也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在实际改造工作中，两者的关系并没有很好的理清，这就导致了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以下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一些问题：
（一）农民方面的问题
“村改居”初期，农民实际上具有两重身份：既是农村人又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城里人，对于新身份的适应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农民的情绪化行为或过激行为，对于这部分农民的安抚和心理疏导工作在某些地区并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其次，“村改居”后的农民虽然取得了城市户口，但新社区农民斌没有取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许多地方对他们的贫困救助标准仍是按照农村而非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确定的。
（二）管理职能和体制的转变问题
村委会的职能和体制能否顺利的转换是“村改居”项目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改革以后的村委会虽然名义上成为了社区居民委员会，但大部分没有实现行政职能向服务职能的转变，仍然行使着村委会的管理职能无法按照社区的管理标准运行。同时，社区两委工作人员大都由原村两委班子组成，在思想上对新社区职责与功能的认识普遍比较模糊，处理工作的方法也大都停留在原村委会模式的层面上，使得真正的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不易开展。
（三）集体资产的配置问题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村委会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产，而对居委会没有类似规定。因此，“村改居”后的集体财产权属和管理运行问题出现了许多矛盾。这一问题一直在很多社区难以得到合理解决。部分居委会承担起原村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职责，导致社区的服务职能与经济职能混合，集体财产被占用，不仅严重影响了居委会功能的发挥，也使原村民们因其利益流失、受损而颇有微词。
四、“村改居”工作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的规范化培养，尽快实现居委会职责的转型。村委会和居民会在工作职能、公共事务管理、执行的政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别。各级政府职能部门特别那些与原村两委对口工作的工作人员也应及时改变态度和观念，正确处理日常与新社区的工作联系。
（二）处理好原村集体资产改制工作。原村集体资产的处置，各“村改居”社区要根据国家法规政策，结合各自实际，坚持依法、规范、民主、合理、公开、公正的原则，加紧推动原村集体资产的清产核资、资产量化、股权设置、股权界定、资产管理机构设立以及后续经营管理等工作，妥当地加以解决。
（三）认真抓好社区居民的转岗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坚持公平竞争、择优录取的原则，按照相关规定配足、配齐基层劳动保障服务人员，加强基层劳动保障服务人员业务素质建设，使社区居民不出社区就能够享受周到完善的就业保障服务。
五、结语
众所周知，城市化是当前及未来时期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村改居”工程即是这一趋势的一种探索。当前，我们不仅应该关注“村改居”过程本身，更应该关注“村改居”以后的社区和居民如何更好的融入城市体系。未来，“村改居”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和考验，政府部门和社区组织及社会各方应当积极配合，加快推进我国“村改居”进程，进而推动全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
参考文献：
[1]张丽琴.从“村改居”看村委会的改革走向[J].理论月刊,2008,(9).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7
摘要：建设世界城市的推进催生诸多公共问题。世界城市的公共管理不仅是一个深化融入全球化进而掌握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处理社会割裂、谋求共享世界城市红利的考验。世界城市建设的目标，驱使首都北京突破传统的公共管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管理的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秉承公共管理的正义、审慎改度、廉洁政府的基本理念，实现公共管理的创新与公共政策体系的完善。
关键词：世界城市；公共治理；管理创新；体系完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竞争的日益加剧，建设世界城市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主要国家或地区获取更大发展空间的必然的战略选择。时代的发展要求将首都北京建设成国际一流水平的世界城市。然而，如何推进实现首都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目标，给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多领域提出了新的艰巨挑战。在加速建设世界城市硬环境的同时，软实力的提升凸显出重要性。人们对于城市发展方向的关注，开始从对于经济增长、物质丰富程度的追求，转向对良好生活环境、独特城市文化和丰富精神生活的追求等方面。未来城市的治理在不断地考验政府的执政能力，发展世界城市的目标，驱使首都北京突破传统的公共治理的理念、模式和方法，创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视野下的公共管理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一、世界城市的内涵界定及北京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提出世界城市是国际城市的高端形态，是指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具有最高影响力的城市，不仅规模较大且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都达到“极强”或“较强”程度，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作用的国际性城市。关于世界城市或者国际城市，国内外并没有一致的权威概念和衡量标准。综合各方面研究，一般认为，世界城市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城市现代化和国际化职能效应两个方面。其中，城市规模和现代化水平是基础，国际化职能效应主要体现在其世界性的经济职能作用和竞争力上，同时也体现在社会、文化等领域的综合竞争力上。从量化的标准看，基本上可以分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水平、控制力和影响力、国际交往水平等四个方面。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目前国际上公认的世界城市只有三个，即纽约、伦敦、东京，它们在世界金融体系及世界经济事务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近年一些观点还包括亚洲的大城市，如香港、北京、新加坡和上海。一般认为世界城市具有以下特点，即世界城市的13项指标：国际性、为人熟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且具影响力；相当大的人口；重要的国际机场；先进的交通系统；亚洲城市要吸引外来投资，并设有相关的移民社区，西方城市要设有国际文化和社区；国际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公司总部和股票交易所，并对世界经济起关键作用；先进的通讯设备，如光纤、无线网络、流动电话服务，以及其他高速电讯线路，有助于跨国合作；蜚声国际的文化机构；浓厚的文化气息；强大而有影响力的媒体；强大的体育社群以及举办国际体育盛事的能力和经验；在近海城市中，拥有大型且繁忙的港口。世界城市在世界城市体系中相互关联、互为依存。但由于各个世界城市自身制度、文化结构的差异，以及全球化经济格局中职能分工的差异，世界城市在类型上也表现出多样性或差异性。北京将世界城市确定为努力目标，经过了长时间的研究和酝酿，《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提出北京城市发展目标的定位，第一步是构建现代国际城市的基本构架，第二步到202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城市，第三步到2050年成为世界城市。北京通过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以及随之全面展开、扎实推进的“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已进入了全面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阶段。二、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新课题公共管理在其百多年的演进和流变历程中，出现了各种争奇斗妍的学术论争和理论流派。公共管理实践作为一种“国家的艺术”，伴随其纷繁杂芜的气候生态和波澜壮阔的丰富实践，总会有治理安排上的结构转型和制度创新（陈瑞莲）。伴随全球化和我国市场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一种有别于传统公共管理模式的大都市公共管理，正在迅速凸显和逐步成形，为应对世界城市公共问题，政府公共管理的治理结构和制度建构面临新的挑战和诉求。（一）世界城市建设中公共问题凸显全球化以及建设世界城市的推进催生了诸多公共问题。例如，社会流动性增强。世界城市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高度集聚地。外来流动人口的增加，不仅给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带来压力，如交通、环境等问题，也给公共安全带来潜在危机。此外，贫富差距的增大，不仅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也不利于实现公平竞争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学者们的研究表明，高等级的世界城市往往是贫富悬殊最大的区域，全球化使财富与权力集聚于这些节点，也带来了下层低技术、低收入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同时，就业结构、福利体制的变化，以及世界城市独特的全球财富分配系统也加剧了这一问题。有学者将世界城市的社会影响与公共治理概括为两大层面（屠启宇）：其一，世界城市中的参与与排斥问题。作为全球化产物的世界城市，受全球化进程的支配，其产业体系都经历了一个从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的结构转化过程，这个转化又必然会带来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城市中各利益群体的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参与度发生分化，形成了一个二元社会：一边是全球化进程的参与者（theinsiders），另一边则是被排斥出这一进程的局外人(theoutsiders)。国际经验反映，二者的境遇差异往往表现在就业结构、收入结构、社会结构、社区结构、社会参与等方面；其二，世界城市的发展盲区，给公共治理提出紧迫的课题：营造和谐社会、达成社会共识、防止社会排斥现象泛滥、讲求平衡的公共投入等。尽管世界城市是一个强有力的集聚全球要素与能量的节点，但也可能是一个加剧社会乃至政治危机所在。为此，建设世界城市的公共治理就不仅仅是一个深化融入全球化进而掌握国际主导权的问题，同时，还是一个处理社会割裂、谋求共享世界城市红利的考验。另一方面，世界城市的治理，不再是专指政府的行为，参与治理活动的有政府、私营部门、民间社会等不同群体，突出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形式合作化、治理结果的不可控。政党、利益集团、新闻媒体以及作为个体的公民的作用日益凸显，各主体彼此间的交互作用决定着未来世界城市公共政策的价值倾向和行为方式。（二）我国世界城市管理中存在制度缺失就目前来看,对于世界城市治理，无论是我国公共管理的理论界还是实务部门,都缺乏系统的理论思考和操作策略；最为关键的是，城市公共管理的制度设计链条中，还存在诸多漏洞与缺失。表现在：政府治理的价值导向还存有以追求经济增长的不当误区；政府依然是管理城市公共事务的主体，包办和代办了许多大小公共事务；城市化进程中城乡二元结构问题突出，城市与农村之间缺乏有效衔接的制度融合机制等。（三）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的基本目标与理念1、正义法则正义是一个社会的首要价值，正义也是公共管理合法性的基石。针对世界城市中可能出现的贫富悬殊严重、种族矛盾尖锐、社区出现分裂等问题，世界城市的发展不能走只重经济的歧途，而是要正视问题的研究，特别是探讨怎样在世界城市中维护社会公正，缓解两极分化的问题。2、审慎改度很多“创新”、“改革”名义下的肆意妄为，不仅耗费了公共资源，还引发种种社会弊端。正如规制太滥一定导致低效率和腐败一样，“改革”“创新”太多太滥，一定会打乱社会内在节律，影响社会的稳定和运行。受“赶超战略”和政绩观的驱使，城市管理者对本地的发展有着强烈紧迫感，他们往往只看到GDp翻番、技术领先、破旧立新带来的正效应，却看不到超常速度和程度的改变对传统构成威胁而带来的负效应。正如疯狂开发自然资源会破坏自然生态一样，急剧拆旧建新也会破坏社会生态。建设世界城市，是北京战略规划，是高瞻远瞩的决策目标，需杜绝为了推进而推进的盲目行政，政府的决策、行为一切需在科学框架下理性从事。3、廉洁政府运用经营效率、成本管理、绩效评估等企业化管理理念和手段改革公共部门。在政府体系内部实施从政策制定、实施到日常事务管理的全过程绩效管理和成本控制，对于政府的大型公共项目在不同阶段走由社会、专家、政府共同参与的全方位开放的透明化路径。三、世界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一）世界城市建设的公共管理创新1、构建多元的、广泛参与的政策生态世界城市文化具有多元性。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所在，也是一个城市真正成为世界城市的主导性软要素。从城市功能上说，世界城市不是属于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或当地居民，而是属于全球和世界公民的。它包容着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民族、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的多元文化和多元文明，这些多彩文化在大都市里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平等、开放、自由、包容、互动、创新的城市文化精神。文化会构成特殊而持久的政策生态环境。城市为人而建，只有城市中的居民都普遍有意愿、有热情、有能力、有渠道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讨论、组织与规划，城市才会有灵魂。城市管理者需要建设城市制度文化，唤起公众对城市的认同感。最好的城市公共管理文化是实现市民自治，只有市民拥有自己的权利，拥有发表对城市建设意见权利时，一个符合地域传统的公共生活模式才有可能逐渐成型。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不断学习、训练、实践的过程，它不仅是市民发生关联的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城市与市民合作与交流的方式。世界城市的公共管理不再是“政府管理”，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协同、参与、联动和共治。社会参与度越高、主体越多元化，公共管理的“公共性”越高。建设世界城市的战略框架下，首先要树立的政治生态即为多元文化背景下公众广泛参与的社会生态，所有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的公众都有权在法制框架下进行有序合法的政治参与，对制度建设、社会治理提出建议和看法。另一方面，公众在制度、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应一视同仁，打破现有的门槛和限制，无论国别，无论种族实现平等。不再有从前所谓的外来人口、本地人的界限。例如，北京过去对于外来人口和流动人口，以往采用暂住证等方式进行管理，弊端相当多。现在北京开始逐步取消暂住证，以居住证来取代。这一做法其实就是迈向世界城市必不可少的一步。2、提高城市规划的可操作性，完善法规体系，加强宏观调控和微观开发管理城市管理基准是可持续发展，要通过各种有效的管理手段，把城市引向经济繁荣、社会公平、生态友好的状态。城市规划在可操作性及规划指标的严密性和体系化等方面存在问题，就会造成在规划管理中执行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规划执行因人、因事而异，乃至领导的一句话就能改变已定规划等现象，从而影响城市管理的效果，乃至其作为城市法规的严肃性和政府管理的权威性。因此，世界城市建设中不仅需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等宏观规划与分区规划、控制性规划等中观、微观的衔接和整合，还必须从进一步完善、明确、具体、量化的规划指标体系，提高规划管理程序设计的可操作性，加快建立系统、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等方面入手，努力提高城市规划的可操作性，从而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推进。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公共管理的理念和目标要从单纯的以促进经济增长、改善政府财政为指向，逐渐转向以提供市民生活服务和满足社会需求为目的的“社会服务”，政府可以通过延长服务时间、减少审批手续、积极开展政务公开、增加咨询服务内容等方式，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北京近几年来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在量提高的同时，尚存有质量问题亟待解决。3、加快分配制度的改革世界城市往往是高端人才聚集之地，如何吸引人才，一个重要法宝就是分配制度。在保证高收入者利益的前提下，更多的政策向低收入者倾斜，同时让社会上的中等收入者切实感受更多政策的福利增长，以有效地应对世界城市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等问题。4、提升城市社区管理的职能，加强参与型社区建设跟国外发达城市的社区相比，北京在社区服务及功能方面，还有很大差距。社区管理，无论是服务水平，还是质量和效率，都处于较低水平。各社区公共服务要达到国际化标准，需要政府制定一系列政策，用国际标准指导建设城市社区。同时，鼓励市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从政府立场来看，促进市民参与社区建设能够广泛听取意见，减少规划决策的风险；有利于推进政府工作的监督和评价机制建设，以帮助政府提高管理效率和质量；市民参与城市社区改造，包括一些自助型开发项目，不仅可以减轻政府的压力和负担，对于提高城市改造项目的综合效益也能发挥极大的作用。5、关注和扶持nGo的发展nGo的发展对世界城市是不可或缺的。在纽约、伦敦和东京，都有不少有世界影响力的nGo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发挥着作用。有专家指出要继承奥运经验，让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社会事务（连玉明）。我国非营利事业发展可以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nGo重新定位，明晰政府与nGo的关系，健全nGo相关法律法规，鼓励民间组织发展，发挥政府在其中的倡导者、合作者、管理监督者、法律保障者的作用。政府管理模式从过去依靠条块分割的官僚体制、自上而下的“管理”，逐渐向与社会、企业、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型管理”转变。利用、开发社会力量，积极推动委托经营、合作经营等方式，将一些原本由政府部门直接操作的服务内容，如公立学校的配餐、警卫保安、庭院管理等项目，转为社会化经营，减轻政府的管理成本和负担，提高管理效率，从而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6、塑造良好的公共部门形象，积极开展“城市外交”世界城市中，“政治”处于大众媒体的视线之中，政治家们越来越扮演着大众化的角色，政治举措也已告别神秘化。随着新公共管理浪潮的推进，现代社会的公共组织更加重视处理外部关系，并试图实现对外部关系的有效管理。世界城市中，伴随着公共管理主体日益多元化、公共部门外部要素复杂性增加，公共组织在处理外部关系、追求良好的公共形象方面面临更多的挑战。公共部门形象是一种特殊资源，它虽然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但对公共组织影响力却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公共形象有助于增强公共部门自身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公共部门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融洽公共部门与民间社会的关系，从而强化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统治、管理的合法性基础。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我国公共部门的形象问题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并日益受到世界关注。此外，经济全球化使城市的发展更加服从于全球市场的运行规律。欧美发达国家的不少事例表明，城市根据自身的发展需要，或者通过参加国际组织，增加城市更多的国际和全球功能，扩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拓展城市的资源来源；或者开展“姊妹城市”等“次国家外交”，使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城市或企业在合作中共同获益。（二）世界城市建设中的公共政策体系完善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各种客观存在的利益诉求实行调控的有效工具，对于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与和谐稳定发展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随着都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都市逐渐成为带动国家区域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战略空间，如何保持都市社会的协调稳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世界城市的公共政策是指国际化大都市公共部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解决世界城市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准则或行为规范，它有着有别于其他层面公共政策的特点。同时，北京作为历史名城、皇朝古都，她独特的政治文化、社会环境深刻地影响到她的公共政策生态。世界城市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呼唤政府关注城市本土特色，科学决策。一方面，在城市功能建设和新文化的创建中，充分听取专家意见，使本土传统得到可能的体现。采用科学的决策程序、决策方法技术、建立合理的协商协议的决策机制。在我国，传统方式下各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社会、市民的关系倾向于通过强硬的行政手段、进行行政指令式的管理，往往造成管理成本高、实施效果差等问题。因此，在建设世界城市的理念框架下，如何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协商协议机制，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也要求决策者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高的知识素养，提高科学决策能力，并健全规范决策的法律制度，建立决策责任机制。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8
［关键词］南充市小城镇发展城乡统筹
一、引言
小城镇是“乡村之首，城市之尾”，既是大城市的配套和补充，又是带动农村发展的动力，小城镇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源。小城镇发展推进农村城镇化，对于破解“三农”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发展一体化格局有重要的意义。
国内有很多学者对我国的小城镇发展问题进行研究。赵淑华（2007）提出了我国小城镇发展存在五个问题，并指出各级政府的引导支持是关键，应科学规划，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和特点，防止盲目性、随意性和重复性，达到小城镇建设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孙晴蔚（2003）认为我国小城镇分布分散，重复建设严重，资源浪费，效益低下等问题，所以其指出我国小城镇发展应依托大中城市，同时注重提高小城镇的内在质量。程捍卫（2007）认为西部小城镇发展相比东部，密度小，规模小，布局缺乏科学性，基础设施不齐全，并提出应施行“非均衡－均衡”的发展战略，建设具有西部特色的社会主义文明小城镇。还有学者[5-14]对尺度范围的区域小城镇发展问题进行了相应的研究。杨霞和陈俐谋（2005）及杨霞（2010）简述了小城镇的发展对南充市的作用，并指出加快发展小城镇不仅是南充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转移农村剩余劳力的方向，还是解决南充“三农”难题的重要突破口。
二、南充市小城镇发展现状
南充市是农业大市、川中丘陵大市、人口大市，小城镇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居于十分特殊地位。通过实施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放宽对户口迁移的限制、小城镇建设等措施，功能得到不断完善。据笔者到南充市统计局、市规划和建设局调查和统计了解到，南充市现有小城镇416个，其中国家试点镇3个、省级试点镇67个，六七十个市级试点镇。小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9年的80平方公里扩大到2009年的120平方公里，10年间扩大到1.5倍。驻小集镇人口由1999年的6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50万人，增加了150%。城镇化水平达到35.8%。随着小城镇建设的提速，涌现一大批加工型、商贸流通型、生态旅游型等各具特色的立镇产业，全市乡镇民营企业达到7000个，总产值约50亿元。南充市的小城镇建设渐入引农入镇、引资建镇、以商活镇、以企富镇、产业立镇的发展轨道。
三、南充市小城镇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通过各种优惠和扶持政策，南充市得到了发展，然而南充的小城镇发展过程出现数量与质量矛盾比较突出，主要表现为：重视数量，忽视质量，城镇综合经济实力普遍较弱。
1.小城镇数量较多，规模较小
根据经济地理学和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小城镇人口规模达到5万至10万人，才较好发挥较其经济效益，有效发挥城镇功能的和对腹地经济的带动作用，产生集聚效应。目前，南充市小城镇数量为416个，占四川省总数的9.12%，平均29.85Km2有一个小城镇，比全国234.96Km2有一个小城镇水平高，但全市县以下建制镇平均建成区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小城镇人口规模几乎在3万人以下，平均非农业在1万人以下的小城镇仍有7成以上。由于规模偏小，很难产生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益。基础设施建设达不到规模效益，行政成本较高，市场发育不足，使小城镇引入生产要素受到很大的限制，影响小城镇功能的发挥。
2.小城镇发展缺乏特色产业，辐射作用弱
据笔者调查，南充市小城镇数量多，少数重点镇和试点镇形成了较明确的主导产业，如阆中市双龙镇依托古城优势，以旅游资源为导向的产业；顺庆潆溪镇“以工兴镇”创建工业园区；高坪区小龙镇利用物流优势形成物流特色产业，打造物流园区；蓬安县河舒镇大力发展“锦橙100号”成为水果特色产业；西充县双凤镇形成鞭炮空饼主导业，成为一大特色。但是大多数小城镇尚未起到吸纳大量农业人口和促进乡镇企业集中，三次产业结构低下，农业比重大。乡镇企业规模小，科技含量低，布局分散“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结构雷同，产业特色不明显，对周围区域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力不强。
3.小城镇领导认识不到位，管理水平不高
有些小城镇政府不到位，领导对小城镇建设在统筹城乡发展，构建和谐社会和破解“三农”问题中的作用缺乏清醒认识。同时，小城镇建设管理的水平也普遍较低，管理粗放，缺乏有效的小城镇管理运行系统和强有力的法制规范和规划指导。户籍、社保等制度制约有所缓和，但仍然有因素（如规则不一，不透明）造成农民进入小城镇缺乏保障，甚至滋生腐败行为。如高坪区长乐镇农民工开办的“如意”小皮鞋厂，由于规则不透明，领导就要求其自己安装厂外动力电源线路。
4.小城镇缺乏统筹规划，规划布局不科学
根据笔者2011年6月－7月实地调查，少数小城镇进行统筹规划，如伏虎镇规划将城区有步骤地分居住区，以文化娱乐区，镇江大道以南的工业区，商业区4个区域，并进行合理的开发建设。但是大部分小城镇建设还是各自为政，低水平重复建设。有些小城镇规划流于表面和随意，规划建设是对“自发无序”建设的改进，小城镇建设规划就成了摆设，所谓“规划规划，墙上挂挂”的现象，功能分区不明显，规划布局不科学，出现“马路城镇”。如胜观镇就是依托308国道建设，而且仅有五六十米长的街，东观镇也仅是一条街区。
四、对策建议
“小城镇、大战略”已是中央及各级党政领导解决当前“三农”问题乃至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小城镇经济是南充市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上述问题，笔者提出以下建议与对策：
1.发挥资源优势，培育特色小城镇
不同的小城镇的资源秉赋不同，具有不同的特色，这是小城镇的生命及发展根源之所在。在小城镇发展过程中，要与自身优势资源相结合，既增加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力就业岗位，促进小城镇财政增长，又提高小城镇的集聚效应和辐射作用，拉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工业有优势的小城镇，则应积极引导企业相对集中，成片开发，形成规模效益，发展工业型特色小城镇，如顺庆区溪镇和华凤镇连片开发，发展工业，形成华工业区；农业产业化和农业优势产业的城镇，发展特色农业型小城镇，如河舒、双龙、义兴等试点镇，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加工、农产品物流业、延伸了农业产业链条。蓬安县河舒镇大力发展“锦橙100号”，年产量达2000多吨，销售收入近900万元；如阆中市双龙镇依托古城旅游优势，发展旅游特色产业型城镇。
2.科学合理定位，完善小城镇规划
规划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同样发展特色小城镇，规划应为先。规划观念要更新，思路要宽，眼光要远。小城镇发展建设规划应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明程度相适应。如南部县伏虎镇根据现有的特征，规划4大功能区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南充小城镇建设还应优先发展区位、资源等自然条件较好的小城镇，避免遍地开花，合理确定规模，适当减少数量，既要求量的发展，更重质的突破。同时对高速公路、212国道及308国道旁边的规模较大，经济实力较强的小城镇重点优先发展，如共兴、溪、长乐、小龙等，对发展相对滞后的小城镇发展方向、布局功能分区进行科学定位，突出特色性，联合南边小城镇，适当减少小城镇数量，增加小城镇的辐射能力和集聚能力。同时维护规划的权威性，严格按城镇规划建设与管理，不能仅流于表面，更不能随意改动。
3.多业并举，提升产业结构。
产业是支撑，是农民能长期在小城镇安居乐业的基础。南充根据本地实际，一方面充分利用各种现有农业和农村资源，以农业产业化为切入点，以服务于农业和农民为导向，给予优惠政策走“以农强镇”之路，如河舒、双龙、义兴等镇，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加工和物流业、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条，增加农民收入；另一方面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小城镇二三产业，大力招商引资，创建工业园区，走“以工兴镇”之路，潆溪、小龙、七里、定水、新政等试点镇是典型例子。同时与旅游业结合，走“以旅富镇”之路，发展第三产业，如江南、马鞍、西兴、木老等镇，积极发展旅游业和农家乐。
4.充分调动积极性，提升管理水平
小城镇，绝不是简单的一个农村的集镇，它也体现了一种城市文明。[17]提升形象小城镇建设的过程是城市文明不断发展并向广大农村渗透和传播。因此，南充应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鼓励有资金、有技术的农民向小城镇聚集。对进镇落户的农民，可根据本人意愿，保留其土地经营权，并允许其依法有偿转让，确保土地承包权益，解除后顾之忧，让农民从小城镇发展中得利。一方面加强对入镇农民的教育管理，提高城镇、现代文明意识；另一方面，加强对小城镇社会治安和环境卫生的管理，确保小城镇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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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9
关键词：武汉市；城市化；失地农民；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3）15-0041-02
1武汉市城市化进程
武汉市作为华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经过数十年城市建设用地的发展，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管理成效明显。武汉市在政府历次的《中国城市化率现状调查报告》、《2007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2008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和《2009年中国城市化率调查报告》中，城市化率均达99%以上，2009年为99.79%，位居31个省会城市（含4个直辖市）榜首，但2010年武汉市城市化率骤然下降了26.15个百分点，为73.64%，位列第六位，这也让我们不得不深思其政策背景与对社会发展的影响。
城中村的产生是我国快速城市化与农村人口非农化发展的产物，是指在城市中一些已经位于规划区内、周围被城市建设用地包围，但在土地权属、户籍、行政管理体制上仍然保留着农村模式的农村居民点，其发展滞后于城市前进的步伐，游离于现代城市管理范围之外的村庄以及社区。武汉市政府于2003年成立了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领导小组，2004年9月《关于落实市委市人民政府积极推进“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意见的通知》，确定了二环线以内的52个村为改造的重点，并选取重点村中的16个村作为试点村。经过几年的努力，武汉市在推进城市化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城中村的现象仍然存在，2009年，全市有162个城中村，其中包括147个行政村和15个农林单位，总人口35.66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7.1万人，土地总面积为21381.82公顷。目前仍有部分城中村尚未改造，存在诸多问题：村民居住环境差，基础设施不完善，用地管理混乱，人口构成多元，社会治安堪忧，影响着城市建设和城市发展。
2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现状及问题
城市化虽然是衡量社会进步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在城市化过程中所凸显出来的问题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深思。随着武汉城市发展速度不断加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大，更多的城中村被纳入城市建设，越来越多的城中村变成城市发展的一部分，而在其中居住的村民却由于城市建设被征用了土地而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物质来源，这同时意味着原来的村民将面临失地失业的现实。城中村的失地农民在养老、医疗、就业、户籍、住房、子女教育等各方面与城市居民相比，仍缺乏相应的保障。由于失地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低，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低，缺乏应对市场竞争的信心和能力，他们失去了土地的保障，又不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是被边缘化的群体。
因此，研究并解决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他们步入老年后的养老问题，是消除他们生活忧虑，实现扩大城市规模，顺利完成城中村改造，促进社会安全稳定，打造现代化城市的必由之路。
2004年9月，武汉市劳动保障局了关于“城中村”综合改造村改居人员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的意见，以推进本市“城中村”综合改造工作，逐步将村改居人员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村改居劳动力就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仍然存在多方面的问题。
2.1征地补偿模式存在问题
（1）征地安置方式单一。征地补偿实际是政府通过支付农民货币补偿款的方式把农民的土地和社会保障一次性的买断，农民在“买断”后自谋生计，政府不再对其负责。这种征地安置补偿方式存在很大的弊端，缺少对农民现实社会保障情况的认识。现行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薄弱，当农民把征地补偿款全部消费后，必然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随着耕地的被征用，这种生存方式也随之消失，农民为了生存，只有重新寻找工作，但农民缺少非农产业所需要的技能，加之文化水平低，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
（2）征地补偿数额低。由于没有考虑土地增值部分中被征地者的利益，政府在征地补偿过程中所给予被征地者的补偿金额偏低，难以维持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
2.2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项目少、保障范围窄
目前，武汉市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项目较少，仍处于保障项目不完备、保障水平较低的状况，主要以社会保险为主，兼有社会救助，具体内容为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及最低生活保障，其中又以养老保险为主，缺乏就业技能培训和指导。失地农民与普通农民的区别在于土地使用权，与城镇居民的区别在于户籍身份。因此，现有的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模式、政策都不能完全包涵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府亟待完善相应的制度体系。
2.3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不完善
目前，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主要是针对征地补偿安置保障，涉及到养老、医疗、就业等方面的保障政策比较笼统，并没有细致的规定与执行的程序标准，仍然存在政策不清、法律不健全、保障对象不平等问题。
2.4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乏有效的制度运行机制
有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仍然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款以及运行机制、执行机制、监管机制。因此，造成关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措施在具体执行上存在差别，而且基层的管理处于混乱无序、无效率状态。
2.5保障性住房供给缺乏
对于城中村改造的失地农民，他们主要是依靠自我保障和村集体股份分红保障，失地农民和城中村内的租户离“住有所居”的目标还有较大差距。自我保障是将自身的闲置的住房租给外来流动人口，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繁荣了城中村内的租房经济，由于租金低廉，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这也造成了城中村治安状况混乱，社会管理困难，制约着城市的健康发展。
2.6政府的社会保障职能有待完善
在推进城市化进程与城中村改造的过程中，失地农民作为社会保障对象重要的社会群体，应该有权要求自身的社会保障权利。政府在社会保障中应履行公平调配资源、调节收入分配不均的职能，应根据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运行特点，及时制定和完善政策，维护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合法权益，给予征地农民公平合理的补偿，促进失地农民就业状况的改善。
3建议和对策
（1）完善征地补偿安置政策，维护失地农民基本权益。针对被改造城中村的具体情况与失地农民的生产生活现状，制定明确具体的补偿安置政策并建立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机制。可以结合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把保证失地农民基本生活水平同等或略高于城镇低保为补偿的起点标准，补偿可以在一些细项上进行灵活地调整。同时政府应充分考虑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失地农民生活情况，采用多样化的征地补偿方式，在城郊地区，可以“以地换地”——用被征用地附近的土地与失地农民交换，在城市地区可以用债券或股权方式补偿失地农民——建立“经济补偿、社会保障、就业服务”三位一体的社会保障模式。
（2）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统筹规划落实政策。健全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项目，促进保障项目的多元化与保障水平提高，最终向城镇居民社会保障体系过渡。政府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统一的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对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失地农民，采用个人、村集体、政府三方按比例分摊的筹资模式，在全市统筹计算至退休时间的月缴纳额标准，从失地农民应从被征地的次月起就纳入养老保险保障范围。对于已就业的失地农民，若未纳入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统一参加失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在此基础上，逐步向城镇养老保险体系过渡，最终加入城镇养老保险体系，实现身份与养老保障的最终转变。二是建立多层次的失地农民医疗保险。失地农民在身份转变为城市居民后，未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可先建立失地农民社会医疗救助，条件成熟后纳入到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系过渡，城中村改造前参加“新农合”的失地农民则直接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体系。
（3）建立合理的失地农民失业保险，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积极实施失地农民就业措施。针对失地农民的失业保险，可以设立以1年为期限的过渡期，在过渡期内，政府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拨备一部分作为失业保险基金，个人需交纳失业保险费才有资格享受失业保险基金。过渡期结束后，向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但仍处于失业状态的失地农民发放失业补偿费。对于未就业或就业后又失业的失地农民，政府为其提供以6个月为期限的失业救济，并提供就业培训及就业信息，如果仍失业，则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体系。同时要建立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培训体系，加大对失地农民的就业培训力度与提供适合他们就业的培训内容，形成“市场引导就业、培训促进就业”机制。
（4）将符合条件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最后一道防线，是保证失地农民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措施，在各项保障措施中具有托底的作用，可以尝试把城中村中未成年、丧失劳动能力或实际生活水平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失地农民纳入城镇最低生活保障体系，要科学确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既可以实现对失地农民的保障作用又不至于使他们好吃懒做，失去寻求工作的动力。
（5）健全关于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法律法规制度，加大政策执行力度。政府应尽快出台具体明确的关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法律，以法律形式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权益做出明确规定，提高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政策的公信力、执行力与监督力，实现失地农民社会保障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加大执法力度与政策的执行力度，行使政府职能，对土地征用补偿安置的政策与实施过程进行有力监管，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政策加以落实，以保障失地农民获得合理的补偿利益。
（6）积极解决城中村流动人口的住房安置问题，为流动人口的居住提供便利条件，促进社会稳定。在城中村改造中，政府在做好失地农民补偿安置及社会保障事务的同时，也应该为城中村改造中失去住房来源的流动人口提供可居之所，加强对城中村流动人口的管理，减少在城中村改造中的矛盾与冲突因素。政府还应大力推广政策性住房品种，扩大廉租住房、经济适用房的范围，为流动人员提供住房保障。
（7）加快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相关配套措施的改革。城中村村民虽然身处城市，但户籍还属于农村，无法享受同城市居民的相同待遇与现行的城镇社会保障措施，主要体现在社会保障水平不同、公共服务水平不同，因此必须推进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的改革，消除居民身份不同所导致的各方面待遇的差别，最终实现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一体化与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1]期海明.城中村改造中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9）.
[2]陈云鹏，陈艳珍，李亮亮.城中村社会保障机制构建的路径选择—基于制度关联视角的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1，（03）.
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篇10
本文系2010年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黑龙江省和谐社会建设中的社区阶层化研究》（项目编号：10C023）的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田雨，女，汉族，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摘要】随着城市社区的变迁，我国出现了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这一变化对于社会管理及带来了机遇也带来挑战，城市社区阶层化将有利于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以及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也将带来新社区的建设难题，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这无疑给城市管理提出了新课题，要求在城市管理过程中，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遏制贫民区化，同时，注意调适各阶层的心态以及地位秩序，针对不同阶层社区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
【关键词】社区阶层化；社会管理
社区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对其变迁和发展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尤其是我国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收入分化和居住空间分离，社区的空间和内部构成要素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城市社区正处在重构的关键时期。在当前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下，探讨社区社会管理的新机制对引导社区良性发展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1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基本涵义及其表现
说起城市社区阶层化的概念，目前大多数人还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提起今天我国大城市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富人区”、“白领小区”、“高档社区”现象，相信人们并不陌生。虽然在我国城市中出现这种现象已有多年，但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所以至今还没有统一和确切的定义。为了讨论的方便，先做一个初步界定：所谓城市社区阶层化，指的是由内部异质性高的原生态社区向内部同质性高的阶层型社区转化，最终城市逐渐分化出一个个空间上相互隔离的地段或单元。对其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并作出正确的判断。
2城市社区阶层化的发展趋势
虽然目前还未形成社区阶层化的普遍性事实，但它预示或代表着一种趋势，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这正是我们今天探讨这个问题的意义所在。
2.1城市居民的收入分化越来越明显。一方面极化的趋势将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间层次的人群将进一步分化成若干层次。收入的阶层化虽然并不必然导致居住空间的阶层化，但它肯定是是前提。
2.2城市商品房价格进一步分化。未来城市住宅建设肯定会扬弃今天这样千楼一面、百区一面的格局，无论是住房本身还是居住环境，都将实现彻底的分化，以满足对住房的各种层次的需求。尽管目前国家在采取各种政策和办法限制别墅区的开发，鼓励经济适用房的建设，但住宅品格以及和品格相适应的价格的分化是必然的。
2.3社区的分化将更加明晰。目前我国城市的居民区之间虽然有差别，但除了一些特殊社区外（比如某些权力单位的家属区、个别的所谓高档居住区），大多数居民区的品格其实并无质的差别。差别更多的是体现在住房的面积和质量上。但未来的社区将会出现质量和品位的高度分化，不仅住宅的品格不同，而且小区的设施、管理、文化氛围将大有差别，真正的社区阶层分化而不是住宅阶层分化将出现。
3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
城市社区阶层化对社会管理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看。从积极的方面去看：
首先，有利于社区管理。相同阶层的居民必然会有更多的相通之处，相互之间也容易达成共识。这对于社区管理是一件好事。今天的社区，由于大多数处在过渡阶段，给社区管理工作造成一些困难。比如，社区委员会组织的活动，层次高的人不屑于参加，层次低的人没有能力参加。许多事常常因为众口难调而无法举办。而阶层化的社区就可多少避免这类问题。
其次，有利于社区服务专业化和产业化。今天的社区，由于成员的异质性，为了照顾大多数人的需求，社区服务业很普遍但层次低，专业化程度差，所有的社区服务大同小异，小而全，一些居民的特殊需求无法在社区得到满足，而同时一些有特色的服务因为居民分散、效益低下而无法开展。如果形成阶层化的社区，这类情形就可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这种趋势一旦得到快速发展，对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也将产生重大影响。另外我国目前的社区服务主要侧重于无偿和微偿的福利，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孤老残幼等民政对象，服务的形式和内容比较单一，这种状况已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今后，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民众对物质、精神生活需求还将不断提高，这必然要求社区服务进一步扩大服务对象和范围、扩展服务形式和内容、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以适应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第三，有利于政府社区建设工作的针对性。近些年政府对城市社区建设工作不可谓不尽心，但有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政府：一方面经费不得不“撒胡椒面”，一方面对社区的指导缺乏针对性，导致本来应该是高度多样化的社区建设工作也和其他工作一样，上下一般粗，左右一样大。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与社区居民没有分化有关。社区阶层化后，这类问题可以得到缓解，有的社区可以放手使其实现高度自治自管，有的社区则需要重点扶持，大力投入；有的社区重点抓好扶贫济困，有的则鼓励引导社区文化。
然而，城市社区阶层化可能给社会管理带来的困扰也不可轻视。主要包括：
第一，新社区的建设难题。阶层性的社区，居民之间的相似点多但相关性并不强，社区成员是“一盘散沙”，缺乏传统社区建立在业缘、地缘、亲缘基础上的那种有机联系和紧密关系，因此，尽管社区的物质条件和人员素质不低，但社区活动不一定就容易搞。地位越高的阶层越不热心社区活动，这个“规律”已经得到许多研究的证明。所以，本文前面所说的“有利于社区管理”并不是绝对的，在社区意识的培养、社区活动的参与等方面，阶层性社区将面临新的问题。
第二，加大了社会整合的难度。社区的阶层化形成封闭的阶层意识和社区意识，在阶层间发生冲突时，为了阶层共同的利益而联合，这不仅强化了这种封闭，同时也加大了认同性整合的难度。封闭的阶层及社区意识的形成又给不同阶层成员贴上了该阶层及社区的标签，使阶层间交往难度加大，阶层间的隔离又强化了这种封闭的阶层意识，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结果是阶层内部趋于平等，而阶层间的距离拉大。“在一个普遍存在不平等的社会，各个大社会圈的近似平等会抑制阶层之间的社会交往，因此阻碍这些阶层的整合”，“各社会阶层间的空间隔离会增强不平等对不同阶层的人们的交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使社会整合愈加困难。
4应对城市社区阶层化的社会管理机制建设
综上所述，城市社区阶层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的必然趋势，它给社区建设和城市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又带来诸多挑战。我们既要认识到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的不可避免性，同时也要求社会和政府以政策力量来控制管理。只有这样才能在顺应城市社区阶层化趋势发的同时也保证社会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实现功能互补，互惠共生，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首先，要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指引和监督。这样才能防止住宅市场对弱势群体微妙或公然的歧视，确保根据居民的经济收人层次确定不同模式的住宅生产和消费。对高收入者按市场价供应商品房，不限住房的规格和面积数量；对中上等收人阶层供应微利、无利住房；对中等收人的工薪阶层，供应有一定补贴的解困房；而对根本没有能力购买廉价房的弱势阶层，供应一定数量的住宅，以低于成本的租金租赁居住，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
第二，要加强对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有效控制。防止市场为迎合高收入阶层所谓对品位、环境等方面的追求而对城市稀缺资源的侵占和蚕食，以免引发各阶层间的不满和对立；政府应继续加大对高级住宅区建设的调控力度，防止出现大面积的“富人区”。这样做，不仅仅是从土地利用角度考虑，也是从社会后果考虑。在目前我国城市还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各种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社会风险越来越突出的情况下，放任住宅领域的两极化，存在着引发社会冲突的危险。
第三，遏制贫民区化。所谓贫民区化就是指一些社区由于居民的不断迁出而变得越来越衰败的过程。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城市还不是特别严重，但从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的历史看，十分普遍。要强化在老城区和“城中村”改造中的指导作用。充分维护弱势阶层的权益，根据实际情况对弱势阶层进行实地或异地安置，防治弱势阶层被完全过滤出去而导致“贫民窟”的产生。对于一些由于各种原因而走下坡路的社区，政府不应任其自生自灭，也不宜简单地用所谓改造的方式一拆了之，拆迁改造换来的是新的建筑，但丢失的是长期积淀下来的社区文化。国外学者主张用非贫民区化解决这个问题。这里的“非”不是在物质方面去否定贫民化，而是遏制贫民化趋势，“成功的非贫民化的过程是指有足够多的人愿意呆在这个地方，表现出对这里的依赖，而且也是指现实条件能够让他们在这里待下去。”[1]这种非贫民区化的思路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城市不能永远处在拆了建、建了拆的循环中，通过设施改造、提高服务等办法解决老社区的问题，应该是城市住宅建设中值得考虑的选择之一。当然对那些新形成的以外来流动人口为主的贫民区，可采取另外的办法。
第四，针对不同阶层社区采取不同的社会政策。对较低阶层及其社区采用更多的优惠政策和鼓励政策，如由政府财政资助进行公共设施的管理和建设、建立社区文体活动基地、对社区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低收入阶层型社区享有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和提升生存能力制度性保障；对高收入社区，则完全社会化，包括有针对性的征收用于本社区的公共管理及建设费用；对各级社区努力完善社区安全和综合治理机制，完善业主委员会制度或物业管理制度；推进社区自治制度发展，探索“两极政府，三级管理”模式；大力发展社区经济，通过开征社区税收来保证政府对不同的阶层社区调控并较多投向中下层社区，以缓和社区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第五，注意调适各阶层的心态以及地位秩序。尽管社区阶层化趋势在加快，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及我国现实状况，阶层型社区尚未形成发展的共识。更由于中下层阶层人数较多且拥有较多的区位，因而，就目前及以后一个时期而言，心态调适和阶层地位秩序认定尚需假以时日。这就需要设立较好的资源配置机制，努力消除制度性垄断；处理好城市化过程中老城区、新城区、郊区各区位段的发展与相对滞后问题；此外还要努力解决好社区阶层化进程中社会政策缺位、制度创新跟不上、整体发展思路不清晰等问题。要让政府有形的手和社区阶层分化自发的手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