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1
关键词动物权利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动物福利
2009年9月18日,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向社会公布,这是我国首部动物福利性质的非正式法律文稿,动物权利再次受到社会关注。支持动物权利的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的理论基础、法律权利主体范围的扩展及监护或制度的设置等为动物法律权利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理由。但对这些理由需要深入考究。
一、道德权利不等同于法律权利
有学者认为,环境伦理学为动物的权利奠定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道德上的支持,为其最终上升为法律权利提供了前提。①笔者认为,“动物权利”一词首先出现在环境伦理学领域,对其应作道德意义上的理解。我国著名环境伦理学者余谋昌认为:“当我们涉及生态伦理学时,可以认为它既包含科学,又包含信仰,因为它是作为科学的伦理学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但又包含崇拜生命的敬仰。”②环境伦理学者将动物的道德权利上升到法律层面加以讨论,提倡赋予动物法律主体资格,并未考虑和理解权利的法学意义。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过渡关系,二者性质不同。首先,从产生方式看,道德权利产生于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俗成共同行为准则,而法律权利除来自风俗习惯外,很大一部分由人为立法产生;其次,从内容看,道德权利义务内容因人因地而异,衡量标准模糊不确定,而法律权利义务的内容是明确一致的;最后,从保护方式看,道德权利里被保护是通过舆论力量以及行为人内心的道德自省实现,而法律权利有国家强制力的保障。在道德层面谈及动物,是依靠人们的道德自律来实现的,而法律强制力显然超出了道德自律范围。
二、动物作为权利主体—“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之不能
有学者建议立法赋予动物法律权利主体(或类主体)地位,这在传统的“主客二分”法律结构下难以实现。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有权利能力,参加某些特定类型的法律关系除了要具有权利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行为能力。③而动物却不具有权利能力。首先,在我国,法律关系的主体只有自然人、法人以及国家(特殊情况下),而物、人身利益、精神产品、行为等是法律关系的客体,即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权利和义务的指向对象。我国在理论与实践中一直都将动物当作“物”看待,例如,前些年出现的清华学生向熊泼硫酸的行为被定性为“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德国民法典》第90a条规定:“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的保护。法律没有另行规定时,对于动物使用有关物所确定的有效规则。”有学者引用该条规定的第一句来否定动物是法律上的“物”而应是“主体”,这是对该条文的误读,即把条文肢解后的部分独立进行理解,而没有从整体上把握条文的意义。作为私法,《德国民法典》的真正意图是说明,动物在私法的范围内是一个活物(livingthing),而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拥有的无生命“物”;作为活物,它应该得到符合法律规定的对待……必须保证动物被当作一个活着的物及具有一定思维和创造能力的伙伴来对待,对待的措施不应不利于动物物种和感受的保护。④从此看出,德国法律仍将动物视为物,但将动物同传统的普通物区分开来,作为特殊的物,适用特殊的法律进行保护。当不存在特殊规定时适用一般物的规定。
动物成为法律主体,其权利和义务之间无法平衡。依法理,权利和义务是相对应的,无权利的义务和无义务的权利在平等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几乎不存在。如果动物是与人对等的权利主体,那么无论是人伤害动物抑或动物伤害人,侵权一方都应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要求动物承担行为后果却缺乏现实可能性。动物受其自然属性的限制,不能因年龄增长或接受类似人类的教育而形成意思能力,从而也不能形成取得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行为能力,这是动物不能实现其权利义务的先天。进而,有学者主张用现行法律监护制度,将动物作为有限的法律主体来保护其权利。⑤笔者认为,现行监护制度是为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设立的保护其利益的法律制度,要求监护人能够代表并维护被监护人的利益。制度的本质在于通过人的行为使被人承受行为的后果,要求关系双方存在法定关系或以意思联络为基础的授权关系。然而动物与人之间,并没有监护关系以及关系的发生原因。人既无法承担起监护动物的责任和法律后果,动物也无法承受被行为的后果,动物与人之间也没有可相互理解的法则。人能够体会动物的感觉,只是人根据自身的体验所做的一种“换位思考”。人类永远都不可能证明动物的本意,人无论如何也超不出自己的视野来理解非人类存在物。⑥如果动物权利通过制度来实现,动物意志恐怕代表的是人的喜恶,其实质也仅在于动物被作为人之间意志较量的工具而已。
动物具有法律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会引发一系列难题。例如,动物如何参与诉讼?如果人损害了动物的利益,动物何以寻求救济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法律是否也调整同为法律主体的动物之间的“侵权”关系?如果动物具有法律权利,人类还能继续买卖、圈养、屠宰动物吗?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否则动物权利无从谈起。
三、法律主体范围的扩展能否及于动物
法律先后承认奴隶、妇女、儿童、法人、国家的主体地位,但动物并不必然被纳入法律主体扩及的范围。前述法律主体在本质上具有共同特征,即属于人的范畴。奴隶、妇女、儿童本属人类,只是在社会不同阶段其权利受到一定限制。随着人类文明和道德的进步,人类逐渐消去在人内部划分等级的观念。而法人、国家属于人的范畴因其是人类出于自身利益需要而创设的一种具有“人格”的拟人化特殊主体,能确实被人所控制,体现人的意志,并像人一样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虽然人是由动物演进而来的,人与动物的本源是一致的,但应承认,人经过不断地选择和适应环境,最终发展为一个高级物种。人与动物分离,也正因为人具有区别于一般动物的本能,有理性、能思考、善言语、会劳动、可直立行走等。在人类社会,人类有自己的行为法则。同时,动物世界也有自己的生存法则。但两者很少甚至没有共通性,人显然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动物身上。例如,我们显然不能用“计划生育”政策来限制动物的生育,也无法使破坏人类财产的动物承担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正因为存在诸多“不可为”因素,才让动物法律主体地位难以成立。法律终究是人的法律,过分扩大权利的主体范围,可能会造成动物权利对其他权利的侵害。
四、建议——动物法律保护的可行出路
为更好地保护动物而颠覆现行“主客二分”的法律结构,把动物设为法律主体未必能得偿所愿。最明智也最可行的方法是用旧体制去解决新问题,应循序渐进地对现有动物保护法律规定加以完善,以满足动物保护的时代要求。人类保护动物归根结底也不在于是否赋予动物法律主体地位,本质上是靠法律制度规制人的行为,强调人对动物的义务和责任。
第一,修订、完善我国相关动物保护法律法规,扩大保护范围,增加保护内容。就我国而言,动物保护立法存在很大缺陷:一方面体现在保护范围过窄,主要限于野生动物尤其是濒危物种。而对普通动物如不加以保护,其将来也可能濒临灭绝。亡羊补牢不如未雨绸缪,立法应体现人类对更多物种的关怀,从维护生态平衡的角度出发,适当扩大动物保护范围,并酌情施以不同的保护力度。这样做既符合道德要求,也符合法律要求,是法律和道德共存并逐渐融合的有效手段。另一方面体现在保护内容单一,我国现有动物保护法律更多地将动物作为一种资源来保护,且只简单地保护动物生命不被杀害或身体不受伤害。应在有关法律中增补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内容,更关心动物的生理状况和生存条件。第二,在坚持原有法律框架内可进行适当的创新。我国著名民法学者杨立新创造性地提出:与法律人格对应,可以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地在法律上对其设置特别的规则,或许更能体现动物在法律上的特别属性以及法律对其所应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⑦
第三,保护动物也应成为法律规定的道德义务,此举并非承认动物对人具有法律权利。奥地利学者凯尔森认为,“法律规范使某人负有对某一别人作一定方式的行为的事实,并不自然就意味着后者有对前者的这种行为的权利”,而“每一个人使个人有义务对另一个人作一定方式行为的法律规范,并不都授予后者以对前者的法律权利”。⑧因此,权利可引起义务,而义务并不可引起权利。在法律中规定人保护动物的义务,基于人类自我反省和自觉基础之上,是人类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义务。
第四,从长远看,应加快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动物福利立法的实质是将保护动物的义务法律化,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行为法则。前不久公布的我国《动物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就是一部保护动物福利性质的法律建议稿,站在维护人类社会总体利益的立场上平衡动物福利和人的利益关系。该稿如能最终成为正式法律文本,将有利于遏制虐待动物的不良风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社会公共卫生,在全社会树立关爱动物的良好道德风尚,形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气,最终推动我国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
五、结论
解决动物的生存现状最终有赖于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保护动物归根结底是人的道德意识问题,只有了解生命的意义,对生命体现足够的尊重,才会善待动物。赋予动物道德权利,旨在帮助人们形成尊重动物生命的道德意识,建立生态平等的文明意识。人类保护动物并非在于是否承认动物的权利地位,主要还是要解决人自身对动物存在的各种偏见,进行“道德洗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对待动物的非道德行为,而法律规制只是一种辅助工具。
注释:
①蔡守秋.调整论——对主流法理学的反思与补充.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439.
②余谋昌.惩罚中的觉悟.广东教育出版社.1995.76.
③张文显.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187.
④常纪文.动物只能是法律关系的客体.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7(7).8.
⑤高利红.动物不是物,是什么?.环境法研究网.
⑥许健,沈展昌.动物“权利主体论”质疑.河北法学.2004(1).139.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2
关键词：动物保护;法律地位;法律主体;法律客体
一、动物应有法律地位之辨析
（一）动物是否是道德主体
有学者从动物是道德主体的角度来宣传因此动物也是法律主体，暂且抛开动物是否是法律主体不谈，先分析动物是否是道德主体。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在一个生态共同体中，依赖于共同的自然生活环境而生活，而且人类与动物放佛是一种“朋友”的亲密关系，我们依赖于动物所带给我们的感情支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认为动物还是处于人的“监管”之中。对于生活在大自然的野生动物，我们可以拍摄各种纪录片来观察它们的生活习性;对于家养的宠物或动物园的动物，它们的一切生活来源基本要依赖于人类，如人类要适时喂给它们食物，要给它们创造一个睡觉休息的地方，人类要给它们必要的行动束缚（如关在笼子里，用绳子拴起来），等等。也就是说由于动物缺少理性与能动性，它无法像人类一样的遵循社会秩序，无法理解社会的风俗习惯和禁忌，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人类常常把它们当做“朋友”“家人”一般的存在，动物在一定程度上仍属于“工具”，仍属于道德的客体。
（二）动物是否是法律主体
还有一种论点依1990年新修订的《德国民法典》第90a条，“动物不是物，他们受特别法的保护”，动物法律地位主体论者由此认为既然动物不是物，那么就说明动物不是客体，所以是法律主体。①首先这种推断是完全不正确的。由“动物不是物”推断至“动物不是客体”是不符合逻辑的。其次，德国民法典于第903条又附加了“动物的所有权人行使权利时，应注意有关保护动物的特别规定”，由“所有权人”可以看出，动物仍是受人类的支配的，动物仍处于法律客体的地位。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因此意志自由和理性是成为民事主体的必备要件。动物所具备的的理性是生理理性，即本性。动物的这种本性不能够在必要的时候约束它们的行为，如一头暴怒的狮子冲向人类，这时它的本性就是用它的力量和爪牙来对付人类，而如果我们对它说“停止这种行为，因为这即将触犯法律”，我想即使我们和狮子之间通晓语言，这种劝说也是不会成功的，这是缺乏人类理性下的本性使然。一部分动物法律主体论者认为，既然缺乏一定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都可以成为主体，那么民事法律主体的范围也应该扩展到具有一定生理理性的动物上。但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这是暂时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病情的好转，他们具备法律主体所应具有的理性是可以期待的。而动物和人类在智力等方面有着天然的差别，即使可以通过模仿和训练让它们做出一些人类的行为，但让它们因此达到人类的理性水平是不可能的。关于奴隶和女性在现代成为法律主体的问题，本就是历史上对于人的基本权利资格认识的狭隘与偏颇之处，不再赘述。而且法律关系的建立旨在实现权利和义务的对等（这种“对等”不等于“平等”），动物受其自身先天特征的限制这种“对等”难以在它们身上实现。所以动物不是法律主体，动物是受人类支配的法律客体。
二、客体条件下对动物的保护
地球是动物和人类共同的家园，保护动物息关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有一种观点是建立监督维护制度，如人动物进行维权②。如前所述动物无意志自由和理性，无法表达或我们无法理解它们表达出的想法，所以此类保护实质也是基于人类的意志，无甚大意义。还有一种观点是在确定动物是物、是法律客体的基础上建立法律物格制度，即对不同的物进行分类以给予不同层次的保护。③对动物设置高层次的法律物格资格，相应的给予法律上最优的保护。法律是一门必须简单且精确的学问，动物的种类太多细分下去不仅有各种分类方法的争议，而且势必造成法律的纷繁复杂，不利于法律对大众的指导性。客体条件下动物的民法保护，我的观点如下：
（一）民法理念的更新
首先，从伦理的角度，把绝对化的主体性伦理观（即所有权人在不违反法律和损害第三人利益的范围内，可以任意处分和支配其物）折衷为人支配并尊重物。反映到属于物的范畴的动物中来，人不能单纯地支配动物，还有爱护动物的义务。这样主体之人对于客体之物有了谦抑和容让的空间，不仅人有尊严，物也有了要求人顺应其本性给予保护和照顾的独立价值。④正如徐国栋先生在《绿色民法典草案》中设计了“民事主体负有仁慈对待上述两类动物（畜养和非畜养的食用动物）的义务”的条款。
其次，在民法总则中增加民事行为必须符合环境保护的条款规定，用立法明确地为民事行为附加环境保护的义务。也正如徐国栋先生在《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第五分编第30条设计的，“权利人在行使其物权时，负有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义务”，剥夺了权利人对环境和资源浪费的自由。
（二）对动物保护进行系统化、法律化
我国目前对于动物保护的规定，也仅有《侵权责任法》第八十四条对饲养人义务的规定，和仅针对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动物保护的范围还急需扩大。如针对近年频频发生的虐待动物事件，可制定专门的《禁止虐待动物法》。
同时还应对动物的尊重与保护进行民法“公序良俗”原则的强调。现在的社会公序良俗原则已经包含一定的动物尊重与保护的概念，从大众对虐待动物事件的激愤态度中可以看出，强调这一原则来更加提醒、引导大众，增强动物保护的法律性、系统性。
（三）人的权利的保障
不能过分强调动物保护而使人的权利得以损失。如小白鼠的医学实验目前没有别的更优良的方式可以取代，那么此时它就不应该被法律所禁止。类似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强调动物的利益保护，那么对于人类尤其是急需救治的人类，也是一种不公平。
三、总结语
动物是物，属于民事法律客体，是毋庸置疑的。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上的继续研究对促进生态文明和谐有着重要意义。（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
本项目得到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型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CX2015Sp14.
注解及参考文献：
[1]徐昕，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
[2]如徐国栋先生在其“认真透析《绿色民法典草案》中的绿”中指出――在序编的第33条中，把动物分为畜养的食用动物和非畜养的食用动物，把后者确定为“处于人与物之间的生灵，享有一定的由动物保护机构代为行使的权利”。摘自《法商研究》，2003（11）。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3
［关键词］动物特殊价值；动物精神价值；动物生态价值；动物伦理价值
［中图分类号］d950.2［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9-3729.2012.04.015
随着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和动物保护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与繁荣，一场动物保护的革命渐渐走进法律视域之中。尤其是20世纪末以来，奥地利、德国等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修订，使得一场关于动物的法律革命在各个成文法国家悄然发生，其核心正是动物对传统“物”的概念的冲击与挑战。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亦不能回避这一潮流。对于动物是不是“物”的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激烈讨论，客体主体化等新理论新问题出现在争论中。一方以环境伦理学者为代表，认为动物不是“物”，动物有相应的权利主体资格；而另一方则以民法学者为代表，坚持动物仍然是“物”，只不过有不同于一般的物的特性。［1-3］
在这场应对动物保护思潮冲击的论战之中，主流民法学家作出了较为有力的回应。他们认为：法律人格的扩充不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动物不具备主体应有的意志能力，赋予其主体资格不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但否定动物法律人格也不意味着忽视对它们的保护，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动物物格制度。杨立新［3］指出，法律物格制度的一大特征是赋予不同的物不同的法律地位。如此一来，我们可以因物制宜，根据不同的物的特点规制以不同的保护策略和救济方法。在笔者看来，动物的物格正是法律物格制度中重要的一环，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性。但动物物格与传统的法律理论仍有不衔接之处，环境伦理学者提出的如何在法学范畴内体现等问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
此外，传统民法将动物归于一般的物，所有人可依据其权能自由使用、处分，即使强调其特性，也是在饲养动物侵权时强调某些动物的危险性，或者在环境保护时偶谈保护野生动物的生态意义，对于动物独有的价值很少通过法律触及。本文拟结合动物这种特殊物的特征和价值，在分析其立法现状的基础上就我国进行动物特殊价值的法津保护提出建议。
一、动物精神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物的种类千姿百态，物的功能各有不同。在日益重视精神世界的时代里，人们越来越关注内心的安宁和充实。一些特殊的物往往对人的心灵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寄托和抚慰作用。而此类物往往是特定物，独一无二，一旦灭失则不可恢复原状，致使权益人丧失寄托，产生巨大的精神痛苦。法律的核心价值是保障公民的正当权益。对于承载了权益人精神利益的物，法律应予以保护。动物正是这样一种物，特别是与主人亲密的伴侣动物，其有着排除寂寞、寄托感情、充实生活的超乎其固有财产价值的特殊的精神价值，它们一旦遭受虐待或者被剥夺生命，则主人的精神利益往往会受到损害。对于那些终日与动物朝夕相伴的鳏寡孤独者来说更是如此。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保护这些动物不仅是在保护主人的财产利益，还是在保护主人的精神利益。
2.立法状况
如何利用法律对动物特殊的精神价值进行保护和救济呢？笔者认为应将其纳入精神损害赔偿的保护范围之内。但这就意味着传统民法的一些观念需要进行调整和重述。
对精神损害而言，鉴于界定的困难，大陆法系国家往往采取的是限制主义的立法方式，限制其适用范围并予以法定化。［4］法律没有规定的适用情形，权利人难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这往往会产生法律保护的价值与现实生活中的价值不对等的情况，即法律虽未明确规定保护方式，但该精神价值的丧失是
观存在的，造成的精神痛苦也是难以估量的。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特定的物是有限的，根据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仅仅包括“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品永久性灭失或者损毁的”情形。而一般理论认为，判断一个物是否有“人格象征意义”要看该物是否寄托了某种特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初恋的定情物是基于当年初恋情人的关系才有了独特的意义，亲人的遗物也是基于亲属之间的血缘关系才有了特殊的价值。如果仅是所有人对自己所钟爱的物品的深厚感情，则不会使这种物品产生人格利益。［5］宠物正是这种脱离了人与人之间关系而无人格象征意义的物。
我国在2009年出台的《侵权责任法》第22条笼统地规定了“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根据该条可将动物对所有人的精神价值通过宽泛的“人身权益”来进行保护。
3.改进建议
如此前所言，现实中往往出现保护价值不对等的情况，宠物不符合精神损害赔偿法定的适用方式，并不等于其衍生的精神价值不值得保护。对动物遭受侵害时所有人（或饲养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当不囿于法条的局限。
一些学者和法官指出，在考察“人格象征意义”的标准时，可以考虑宠物是否给予饲养人人格利益上有较明显的增加。［6］比如一直获得重大比赛奖项的狗实质上增加了饲养人的名誉利益，一条导盲犬事实上扩大了盲人的人身自由范围，一只与孤寡老人朝夕相伴的宠物狗无形中丰富了主人精神健康权的内涵。这就将“人格象征意义”的内涵从人与人的关系扩大到了人与动物这种特殊物的关系之中。这种突破是在当代法律背景下，人与人的法律关系向人与物或者说人与自然的法律关系转移的产物。这要归功于动物保护运动，也说明动物的精神价值在文明社会的日益凸显。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的规定，让我们对人格概念的内涵和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范围有一个新的认识。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这类兜底条款，法官的解释仍然有很大的随意性。故而，笔者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者将来的案例指导制度中，将这一精神损害赔偿的规定明确化，以增加对动物精神价值给予法律保护的可操作性二、动物生态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随着全球范围内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演进，可持续发展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动物保护（从生态意义上讲，这里更多指的是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作为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子内容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与重大行动”的首项行动是“开展对现行政策和法规的全面评价，制定可持续发展法律、政策体系，突出经济、社会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与协调”。这就表明我们也需要以保护动物生态价值的眼光重新审视现有的法律体系。可以说，人类关注动物的重要性最早就是从其生态价值开始的，但这也是仅从关注其作为资源的价值入手的。从人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角度关注动物的生态价值应是一个新的课题。
动物是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它们组成了复杂的食物链，提供了丰富的基因资源，起到了维护基因多样性和保持生态平衡的作用。人们过去往往重视它们作为自然资源的使用价值，包括食用价值、装饰价值、娱乐价值和科研价值等，但忽视了其生态价值。这种价值体现在动物具有平衡生态的作用及动物物种本身具有不可再生性等方面。在一个生态系统里，每一个物种都发挥着独一无二的作用，一个物种异常的数量变化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整个系统的震动。而一旦一个或几个物种灭绝，则整个系统都可能陷入崩溃的困境，再恢复到原有的水平往往需要一个很长的周期。所以，动物保护关系到整个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是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吕忠梅［7］认为，物权法的终极关怀之一就是可持续发展，制定物权法时要考虑不动产物权的环境保护要求，主张不动产的使用要适当让步于环境保护。在笔者看来，其实不仅是不动产物权如此，动产物权亦然。动物作为一种特殊的动产，也要体现环境保护的目的。
2.立法状况
根据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野生动物资源属于国家所有，而取得相应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可以依法合理开发和利用这种资源。这说明，有相应资格的单位或个人对于野生动物资源没有所有权，但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使用权和收益权没有在我国《物权法》中予以法定化，事实上只类似于已法定化的海域使用权、取水权、捕捞权等准物权。而对野生动物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来说，野生动物的生态价值都使其负担了相应的义务。这种义务本质上就是对于环境保护的让步。国家从公法角度介入，规定了国家本身及相关单位和个人的法定义务。国家有保护野生动物生活环境、制定重点保护动物的名录、划定和管理相关的自然保护区等职责；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不非法捕猎、运输、买卖等义务。比较而言，美国《联邦频危物种法》更加突出了政府的责任，政府不仅有不得伤害物种的义务，还有帮助恢复物种数量的义务。此外，该法还给予了公民通过司法途径进行救济的权利，并且赋予了司法机构对政府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权力。
3.改进建议
我国自1989年颁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以来，逐步加大了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力度，但仍然有一些不足。在笔者看来，最大的不足就是没有确定好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围。野生动物资源的使用人事实上担负着生态保护的一些义务，但其使用权没有法定的物权效力，权利人不能行使物权请求权，得不到物权的法律保护。这就使得这些使用人的权益不能像海域使用权人、捕捞权人一样得到更有力的保障。我国现行法律对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利益和责任的界定不清，导致使用人在进行野生动物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时顾虑重重，难以扩大规模并取得更好的收益。事实上，在法定条件下，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的合法经济权益得不到保障，也就无法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的义务。从这个角度讲，民法典“绿色化”的内涵不仅要求我们要关注生态环境的保护，更要协调好人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尤其是要厘清人类经济利益与环境生态利益的关系。因此，笔者建议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明确野生动物资源使用权的具体范围，使野生动物资源使用人的合法权益得到法律保障，为其更好地履行生态保护义务创造条件。
三、动物伦理价值的法律保护
1.价值认知
自著名伦理学家彼得?辛格（澳大利亚和美国双重国籍）提出“动物解放”的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动物与人类的关系具有某种深刻的道德含义。［8］人们开始意识到，动物和人都是“地球村”的生命体，只不过两者的存在形态有异，进化程度有别，不只是人类有喜怒哀乐，动物对环境的友好和恶劣也有感知的能力。动物不应当被随意处置，被肆意残杀虐待，也应受到文明的待遇和人道的关怀。一个稳定、健康、文明的社会比单纯经济增长的社会更适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网络疯传的“虐猫”、“虐兔”和“虐鱼”等视频反映了一种畸形的暴力审美观，散播的是残忍的视觉快感，给社会埋下的是血腥、暴戾、不稳定的种子。良好的伦理基础是社会良性发展的前提，尊重动物是更好地尊重人的起点。
动物有不同于一般物的性质——其不能被任意处分，相反应得到人类的尊重。所以，每一个人都有对其不进行虐待的消极义务，动物的所有人对其还有适当关爱的积极义务。这样就将动物从原有“被利用的资源”的地位提升到了“特殊的需要被关怀的生命”的层次。但我们需要注意两个问题：其一，动物法律地位的提升并没有使其超越客体的范畴。动物虽然有感知能力，但其不具备支配自然界的自觉能动性，不具有意思和意志能力，也不像未成年人、精神病人一样有生长或者重生意思和意志能力的可能性。［3］它们的利益只能基于人类伦理的考虑被维持到一个不被虐待、相对自由的合理的限度，但不可能被无限制地拔高和夸大，它们仍然属于民法中的客体，只不过有较为特殊的地位，尤其有特殊的伦理属性。其二，动物的伦理价值应当在法律层面予以体现，至少需应用法律规制的手段强制反对虐待动物。道德与法律存在着差异，产生条件、表现形式、作用范围、制裁效果等各不相同，伦理学者的观点自然不能简单等同于法律学者的主张。但是道德是法律最初和最好的起源，法律是最低层次的道德。道德随各国文化地域和时代而异，而道德的内涵却始终是发展的。道德的发展提升了道德最低线的位置，从而也就扩大了法律的适用范围。不是说这是伦理学的问题法律就不必插手，而是说如果这涉及到了一个文明社会的最低道德底线，法律要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换言之，当社会迫切需要这种伦理道德作为走向文明的基石和阶梯的时候，法律就需要进行规制了。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作用也
得以凸显，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强制性的规范，其功效不仅仅是制裁，更重要的是教育和指引。2.立法状况
从西方各国的立法来看，人们正在由过去保护动物就是利用动物的态度，转向保护动物还要关爱动物。这在英国《动物福利法》中的“关照条款”和美国《联邦动物福利法》对疏于照料动物的看护人的惩戒条款中都可以体现出来。事实上，动物引发的物的革命的一个侧面就是动物所有人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动物所有人不能随意处分其所有的动物，不仅不能虐待它们，而且要给予适当的关爱，日本《关于爱护及管理动物的法律》第27条第2款和第3款规定“使其衰弱的虐待行为”和“遗弃应爱护的动物”者将被处以3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正体现了这一点。这一方面体现了动物的伦理价值（野生动物还涉及生态价值）日益受到大众的重视，动物成了被爱护、被珍惜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人们从关注动物本身的资源价值到关注人与动物关系的转变。而我国在此领域的立法几近空白。
3.改进建议
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关于动物福利、反虐待动物的立法可作为他山之石、彼岸之花，我们完全照搬过来并不可行，但不管它们的法律如何，只要今天中国的环境需要就值得我们借鉴。显然，处在道德日益滑坡、精神信仰趋无的国人现在迫切需要这种“反对虐待、适当关爱”的动物伦理观。
动物伦理价值的发现和进展是人们重视反虐待动物问题的重要因素，从中我们也可以知晓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常纪文教授为首的专家们为《反虐待动物法》积极呐喊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反对虐待、适当关爱”的伦理价值，与市场经济时代民法的帝王条款“诚实守信”不谋而合——我们不仅需要考虑自己，也需要关爱他人，或许还要关爱他物。正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良法的运行需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人人抛掉对外界万物的敌意、适当地考虑其他人的利益和物的利益，是良法得以施行、良治得以实现的最好基础。反对虐待动物不仅仅是对动物新属性发掘和认识的问题，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文明与进步。
法与社会是互动的。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转需要有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作基础，而法有教育和指引作用，法的某些条款可以反过来促进良好社会伦理道德的形成。动物保护条款关系到文明社会的公序良俗，有塑造良好社会风气的功效。一方面，通过关照动物条款从正面规定人们积极关爱动物的法律原则性义务，使之贯穿并指导人们所有涉及动物的民事行为；另一方面，设置反虐待动物的惩戒性条款，从反面消极地预防破坏动物伦理价值的行为，从而消弥暴戾和野蛮的风俗，营造良好的社会风尚。总之，我国在修正民法及相关法律时，适当考虑社会伦理的因素，增设关照动物或者反虐待动物条款，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将会有很大裨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动物有特殊的精神价值、生态价值和伦理价值，超越了人们常识中动物具有的使用价值的内涵与外延。在这里，《德国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或许可以给我们一点启示。其第251条第2项规定：“医治动物所生费用，不得以因其费用超过动物价值而认其恢复原状需费过巨，而不予恢复原状。”［2］这表明，对动物的救济费用可以远远高于其实际价值。显然，这与传统“物损”中的赔偿实际损失的原则是相悖的，但从这条立法意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德国民法典》对动物的保护已经超越了其固有的交易价值本身。伴侣动物被侵害时可能会损害其精神价值和伦理价值，如果是野生动物，还有可能损害其生态价值。这些价值难以用金钱衡量，与所有权人、社会秩序或者生态平衡息息相关，不恢复原状所造成的损失会远远超过动物本身的交换价值。法律力求恢复原状而不计成本，看似不符合一般的价值衡量标准，实际上是对动物内在独特价值的肯定和激励。与其说传统的实际赔偿原则受到了冲击，不如说作为法律关系中的客体，动物的新价值得到了发掘和体现。
动物特殊价值的发现和保护也说明了人们保护动物并没有脱离人类本位主义，即对动物的保护还是基于对人类相关权益的重视，只不过这种权益体现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之中，而非人类自身。动物不能自言，人们正是看到了动物映射到自己身上的精神、生态和伦理等价值之后才展开了动物保护运动。笔者否定了环境伦理学者以动物本身为中心的视角，但以此为认识基础，则以反虐待动物为主要内容的《动物保
护法》会有更好的可接受性；同时，许多法学理论争议也迎刃而解，如对动物本身就不需要有主体和客体之争，把其当做有特殊价值的物就会更加符合逻辑。
中国至今还没有《动物保护法》，虽然遇到了许多亟待解决的动物保护问题，但相关的法律仍处于呼吁阶段。笔者认为，该领域法律难以颁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民众不理解，社会可接受性差。而对动物特殊价值的重新审视和宣传，尤其是研究视角向人类本位的回归，或许是增加动物保护立法民意支持度的最好办法。提升动物的物的特殊地位、发掘动物的新价值是时之所需，法律人需要对现有的体系做一些修补，运用法律的手段保护动物的特殊价值就是一个新的开始。
［参考文献］
［1］徐昕.论动物法律主体资格的确立——人类中心主义法理念及其消解［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8(1):15.
［2］陈本寒，周平.动物法律地位之探讨——兼析我国民事立法对动物的应有定位［j］.中国法学，2002(6):64.
［3］杨立新，朱呈义.动物法律人格之否定——兼论动物之法律“物格”［j］.法学研究，2004（5）：86.
［4］张新宝.侵权责任法［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5］杨立新.“狗格”不是人格［eb/ol］.(2009-08-09)［2012-04-14］.yanglx.com/dispnews.asp?id=979.
［6］严海涛.因饲养的动物受损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应否支持［j］.人民司法，2010(8):86.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4
关键词:动物权利;动物福利;动物保护;法律制度
动物疾病的普遍存在、动物种类的大量锐减和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作为新生概念开始得到发展和填充，对于构建相应的法律制度也是迫在眉睫。此时，如何通过人类制定的法律来保护动物的权利和保障动物的福利是重要问题，既可增近人与动物的关系，又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
一、动物权利
动物权利理论起源西方，经历了从人类对动物无义务到人类对动物有间接义务再到人类对动物有直接义务(即动物享有权利)三个阶段。亨利萨尔特在《动物权利与社会进步的关系》一书中最早提及动物权利，他认为:动物因为自身独特的个性而享有道德权利和生命自由。毫无疑问，动物权利理论为动物解放运动奠定了基础，人类开始将动物纳入法律来保护，动物正为了法律的主体，相比之前，这不论在社会学、生物学还是法学上，都是非常大的进步，动物不再仅仅具有使用价值的工具价值，体现更多的是人类对动物的保护。
二、动物福利
在很久之前，那时的人类以狩猎为生，动物仅仅被视为一种存在，但人们还是会对他们进行礼仪式处理，以表示尊重。尽管动物受到了人类“友善”的对待，但这还不能称之为动物福利。美国学者休斯最早提出了动物福利主义，他认为，动物福利是指一种农场中饲养的动物与周围环境相适应并协调一致的生物状态，包括生理和精神健康两个方面。［1］而我国学者常纪文则认为，动物福利是指维持动物正常生长、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所需要的一切事物。尽管学者们的观点与表述不完全一致，但是不难看出，其实质是相同或者相近的，即人类在动物保护方面应当以动物的利益和幸福为标准，人们应当停止虐待动物的行为，为动物的成长和发育提供一个良好、舒适、安逸和快乐的环境。截止目前，世界各国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制度基本都是侧重动物福利立法，而不是动物权利立法。动物权利理论和动物福利主义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异，比如目标和主张，相比之下，动物权利理论更加注重保障动物权利，要求人类应当摒弃一切虐待和利用动物的习惯，改变动物的客体地位;而动物福利主义则相对不那么激进和彻底，旨在以改善动物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为目标，来尽量避免人类对动物造成的不必要的伤害。
三、动物保护的法律制度
(一)现存法律问题
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经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和全世界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这两个既定的基本目标共同和协调地实现。”［2］自此，“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的一个主题。目前，在我国动物福利方面，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居住空间相对恶劣、卫生条件相对较差、饮食条件令人堪忧、动物贩运及其常见、动物屠宰不尽人意和对野生动物的大量捕杀所导致的物种灭绝和生态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长期盛行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相比西方的“生命权平等”主导思想而言，对于动物更偏颇。人的健康建立在大自然中种类各异的野生动物身上和关系密切的非野生动物身上，故动物健康至关重要。根据研究结果显示，人类因为动物而患病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因为捕捉、饲养和食用野生动物而感染疾病。这是人类感染动物疾病可能性最高的原因，典例如爱滋病。二是因为人为原因导致的物种入侵致使动物疾病蔓延，甚至蔓延至海洋。三是我国饲养动物卫生环境差、饲养动物食用不卫生饲料、屠宰动物的方式导致动物在非福利状态下死亡或者身体释放出有毒有害物质。许多相关法律将动物明确认定为人类的“财产”，而非生命主体，这是非常不利于动物福利的保障。在我国民法中，尽管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并不多，但是都不利于动物福利的保障。比如在有关宠物、牲畜被杀、受伤等诉讼中，法官都会把动物视为人类的附属“物品”而判决。动物受伤后的赔偿都是按照所有者的意志来定，当所有权人不明确的时候，动物保护则处于空白或者待定的状态。动物保护制度在我国，大多是针对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区的动物、进出口动植物和水产资源的，由此可见，我国的动物保护范围是极其的狭隘。
(二)法律制度的产生原因
我认为，要弄清楚动物保护法律制度的必要性，必须先弄明白动物福利法律的概念。动物福利法，是指通过法律的强行规定，把人类纳入到应当对动物承担责任和义务的范围内，并将动物福利理念规范进现行法律和司法制度。其产生原因多种多样，主要有经济原因、文化原因和理论原因。各国先进的动物福利立法一般都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正如马克思哲学所说的那样，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要想对动物福利进行立法，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前提和保障。随着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人类自身的福利得到了提高，伴随而来的是人类身边动物福利的关注和提高，人类福利的提高是动物福利提高的前提和基础。动物保护的法律制度起源并发展于英国，后又逐渐发展于美国。事实上，宗教文化对西方的动物保护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西方的“摩西十诫”中就能找到对动物福利的保护内容，这说明动物保护在宗教方面就非常明显，因为西方的基督教倡导的是人和动物的平等。不仅仅是宗教领域，在古代西方的自然主义法学，我们都能看到动物保护方面的影子。所以，有人认为动物福利立法的历史渊源是自然法，这与自然法的本身性质有关;动物福利立法的文化渊源是宗教，宗教或多或少地影响着动物福利立法。立法中心随着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变至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的中心，亦是道德的中心，只有人才能得到道德的保护，成为道德的人，非人存在物仅仅具有工具价值。而生态中心主义，顾名思义是指以生态系统作为中心，将生态环境与人的生命、健康、财富列为同样需要法律保护的价值体系内，其着眼点是整个自然界的利益，不限于人类利益。［3］
(三)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根据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在以往我们更多关注的是环境问题，比如土壤、水、空气等非生物资源和森林、植被等生物资源的保护，而忽略了动物的保护。只有对生态环境的全方位保护才能真正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在国家“九五”社科基金课题《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和国务院《关于中国环境与发展的决策》中，只有少部分含有与野生动物保护相关的“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4］事实上，动物不仅仅是我们利用的资源，也是我们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确保准确合理的科学研究，对动物的探索还是一个非常未知的领域，所以，我们要在进行动物实验的时候最大限度地保护动物们的福利。最常见的普通药物实验中，在健康相差很远的小白鼠身上注射同一种药物，两只小白鼠的表现截然相反，由此不难看出小白鼠的福利对其自身影响之大，导致多想生理指标结果不同。［5］而在西方发达国家，对每一只即将进行实验的动物都规定了要最大限度地保障他们的福利，否则研究结果可能会因为违法或者违规而禁止发表。随着中国外贸易发展的提升，动物需要在福利状态下被宰杀，真正成为有利于健康、无害于环境的“肉类绿色食品”，这在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许多国家都是这么做的。
(四)法律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我国相关动物保护或者更准确地说动物福利法律制度相对落后，条款数量不多且缺乏可操作性，很难真正起到作用。在我国，有关动物立法总是将动物视作一种资源、一种为人所利用的资源，由此可见，我国动物福利法律制度并不是以动物权利为主，而是将动物从属于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决定了动物法律地位的模糊和保护范围的狭窄。更有甚者，对于那些不具有资源意义和利用价值的动物，竟然没有相关法律予以规范和保护。我国动物保护立法结构和内容比较单一，没有对动物权利和动物福利的关注，仅注重规范人类对动物资源的利用，而忽视对动物权利的关照。这就为许多诸如虐待动物等等不道德的行为大开法律的漏洞，没有强制性法律规制，仅仅是道德上谴责而已。所以，我国相关动物立法是比较落后的。基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相关法律制度还存在保护方式单一和保护力度不足，所以，缺乏一定程度的可操作性。比如《野生动物保护法》，虽然是我国最重要的动物福利立法，但是，全文几乎都是指导性原则，而落实到具体的操作规则和程序规则，则零星显现在几个角落。我们要认研究相关国家的动物立法，结合我国基本国情与实际情况，制定出一套符合我国现实社会的法律规范体系。
作者:张乃元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常纪文．动物福利法一中国与欧盟之比较［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06，9:12－13．
［2］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关于生态问题的哲学［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40－41．
［3］付云飞．浅谈动物福利立法［eB/oL］．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5
[关键词]环境伦理；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道德主体
环境问题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一大问题。20世纪中期以来，各方面的学者、专家站在自己的领域对这道难题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伦理学方面，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受到了最猛烈的批判，许多学者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是造成环境问题的伦理根源，主张建立以“自然中心主义”为核心的环境伦理学。本文拟通过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中心主义的比较研究，阐述自己的见解。
一、人类中心主义
根据传统的伦理学理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moralstanding)，其他事物只有服务于人类利益时才有伦理价值。
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告诉我们：所有其他动物活着都是为了人类，驯化动物是为了役使它们，当然也可以作为食物；至于野生动物，虽不是全都可以食用，但有些还是可以吃的，它们还有其他用途；衣服和工具可由它们而来。若我们相信世界不会没有任何目的的造物，那么自然就是为了人而造的万物。
从古希腊开始，人类中心主义就一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准则。人类中心主义为人类开发大自然提供了理论基础。有了这个基础，人类便与自然界隔开并超越自然，人类可以任意处置大自然而不必背负任何的道德压力。人类中心主义传统的确对今天造成的生态环境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人们从来没有想过自然也有自然的发展规律，有一天自然也会对人类“报复”。
二、自然中心主义
自然中心主义主张直接赋予自然道德身份，根据其程度和关注对象不同，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个体自然中心主义和整体自然中心主义。个体自然中心主义以关心个体生命为立足点，只把道德身份赋予动物，代表人物有辛格和泰勒；整体自然中心主义则把自然看成一个整体，主张把道德身份进一步拓展到森林、河流、草原等非生物，如大地理论、生态学和深生态学。
(一)个体自然中心主义
辛格一直认为，我们将动物排除在道德考虑之外的行为正如早年将黑人和妇女拒之门外一样。辛格使用了“物种主义”(speciesism)一词，他认为物种成员地位是平等的，因而道德身份也是平等的。辛格谴责了许多对动物有影响的人类行为：食用动物、娱乐动物、猎杀动物、拿动物做试验等等。
泰勒认为所有生命都具有道德身份，在固有价值意义上我们对其负有责任，人类与其他生命一样，在同样意义上同样条件下被认为是地球生命团体中的一员。
(二)整体自然中心主义
从整体、系统的视觉出发，生态伦理学认为生命共同体拥有最高的价值，相对而言，作为个体的生命的价值量就要以共同体的利益为标准。利奥波德的名言是：“当某事物倾向于保护整体性、稳定性及生物群体之美时，它就是善的，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这代表着整体生态学的准则。
三、自然中心主义能取代人类中心主义吗?
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具有颠覆性，是对西方2000多年来占统治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严峻挑战，被誉为“一场真正的道德革命”。但是自然中心主义真的可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成为我们指导实践的环境伦理学吗?笔者认为，自然中心主义有着自身的理论矛盾，在实践中更是困难重重。
(一)个体生物中心主义的困境
首先，对辛格的动物权益理论基础进行质疑。辛格的动物权益理论是以“痛苦程度”为基础划分的，这样一来，辛格便把正常人和大猩猩、黑猩猩、鲸鱼、海豚放在同一层次考虑，把大多数动物和新生儿、严重的智障残疾人放在同一个层次考虑。据此，辛格说：“因此可以说同杀死那些天生智障、非人格却不可能成为人格的人相比，杀死大猩猩更恶。”辛格因此被指责为与纳粹相关的“优生主义”、“能力歧视主义”，发生r闻名的“辛格事件”。
泰勒和罗尔斯顿正是为了避免“辛格事件”而论证自然本身就具有“内在价值”。但他们的“自然内在价值论”也是远不能让人信服。从非连续性的角度看，植物、动物的求生本能无论如何不能同人的自我意识、自律等理性能力混为一谈，说自然具有内在价值是荒唐的。
其次，个体生物中心主义对我们太苛刻了。按照动物权利的理论，我们吃肉、饲养动物都是不道德的，我们应该成为素食者。更有甚者，如泰勒所说的，一切生物都有“内在价值”，那我们素食和杀死病毒、细菌也不道德，或许饿死、病死才是我们的义务。
为了走出实践的困境，泰勒补充说，在非人类的利益威胁到人类，或足人类的健康、生命受到威胁时，满足人的利益就成为合法；当人类的非基本利益和非人类的基本利益兼容时，即使这些行为会威胁到非人类，最小失误原则也允许偏向人类利益。可见在实践上，泰勒还是违背了他的“生命平等”原则，承认了人类利益的优先权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
(二)整体生态伦理的困境
针对个体生物中心主义伦理的困境，一批环境伦理学者提出了整体生态学。的确，整体生态伦理解决了一些个体生物中心主义无法克服的困难。如，由于注重整体，杀死一些物种数量比较多的动物、几乎对整体没什么影响的，于是人类吃肉——只要不是珍稀动物就不是不道德的。
但是整体生态伦理却被指责为“环境法西斯主义”。许多批评者担心在维护生态环境的“和谐、稳定和美丽”的名义下，会使侵害个人权利合法化。贾丁斯尖锐地指出：记住伦理整体主义的重大挑战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个体的利益会被牺牲。随着原先只针对个体的内在价值转向整体，个体失去其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就增加了。随着我们把感情从自我扩展到土地，自我可能完全融入整体之中并失去其道德身份。
当人和非人类的利益发生冲突时，整体生态伦理和个体生物中心主义一样无力。在动物保护问题上，整体生态伦理以物种的濒危程度和对生态系统的贡献为标准，这就引出了一个难题：“射杀人还是射杀蛇?”这个问题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下，根本不是问题，但在整体生态伦理那里成了大问题。蛇的数量濒危，而人的数量却众多，因此，埃德华·阿比在《沙漠的宝石》中毫不犹豫的写道：“与其杀死蛇还不如射死人。”其他一些整体生态伦理的追随者也得出了一些激进的结论：细菌学家勒内·杜博斯主张为了生态的完整，要保留人身上所携带的濒危病毒；哈丁有个著名的“荒野自救理论”，即人如果在荒野中遇险，要靠自力脱险，如果不能也应该死而无憾，如果派直升飞机去营救，就会“破坏大自然的安宁和美丽”。
这种生态伦理的反人类特征是极大多数人不可接受的，西方批评者称之为“生态乌托邦”，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自然中心主义的理论尝试是失败的。自然中心主义不是回归到人类中心主义而是走到了反人类的极端。用自然中心主义来解决环境问题不仅会否定近代的科学技术，甚至会带来文明的倒退。
四、我们不应该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
自然中心主义在理论上很难自圆其说，在实践上也没有太大的价值。笔者认为我们还是要坚持人类中心主义。但是自然中心主义也有其优势一面。因此，对于自然中心主义我们要采取扬弃的态度，根据新形势的需要，把其尊重自然、珍爱生命的理念扩充到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框架里。人类中心主义经过拓展，就能很好地解决环境伦理问题。
(一)人类中心主义为保护环境提供了伦理根据
在新形势下，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拓展为“温和人类中心主义”，为我们保护环境提供了伦理根据。
在温和人类中心主义者眼里，除了强调自然传统的经济价值，更强调自然的科学、教育、文化、休闲和艺术上的价值。我们有责任关注自然，但其基础仍在于人类的利益。
“温和人类主义”代表者布莱克斯通把我们的欲望和权利作了比较，认为要认识到新的对生活环境的权利。对干净的空气和水及生态资源方面的利益在今天已非前一辈人时可比，它们变得如此重要而必须用权力来保护。布莱克斯通从人类的角度把环境问题提到了新的高度。他说，若没有安全、健康和可生活的环境，那些缘自我们作为自由和理性的生物的基本人权，如公平性、自由、幸福、生命以及财产权统统无法实现。这样，环境保护就成了生死攸关的事情。
此外，帕斯莫尔提出了“温和”的支配论。《旧约全书》第一章《创世说》写道：上帝创造了人类，为的是让“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爬行的一切昆虫”。据此，帕斯莫尔提出上帝是让我们好好的“管理”自然，而不是活生生的剥削自然、掠夺自然。“托管人精神”就是作为管理人，人就不能光考虑自己的利益，还要承担相应的管理责任，必须要考虑管理对象的福利。“托管人精神”的核心在于强调责任，而非对自然的占有。
温和人类中心主义更把道德延伸到了未来的后代。美国环境伦理学家戴斯·贾丁斯在其《环境伦理学》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与义务，若后代不知道野生区或丰富的生态多样性的复杂，他们的生活就会缺乏精彩。我们会关心未来人类变成什么样子及其生活方式。这种关怀，能够而且确实激励着我们去采取行动。
温和的人类中心主义从人的根本利益出发——这包括人类整体和未来后代的人利益，强调人类对自然的义务。
(二)人类中心主义为解决环境伦理问题提供了伦理准则
人与自然的矛盾归根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要解决好环境伦理问题，关键还是要解决好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问题。自然中心主义只看到了环境问题的表面，看不到环境问题的实质。解决环境伦理问题，还是要从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伦理寻找伦理准则。
正如帕斯莫尔所说的：西方的传统道德教育，基督教或功利主义，总是叫人们不要去伤害他们的邻居。我们现在发现，将废弃物弃置海中或空气中、生态系统的破坏、庞大家族的繁衍、资源的耗竭等对当代人及未来的人都构成了伤害。如此延伸下去，不必补充任何新的东西，传统道德就可调整我们的生态学观点了。
中国的传统伦理以“仁”为核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就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孔子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将危机转嫁于他人；传统美德节俭也要求我们物尽其用，减少能耗。
所以，帕斯莫尔说：“(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建立什么‘新的伦理’，大多数情况是需要更加彻底地贯彻和执行人们已经完全习惯的传统理论。”
(三)在保护环境效果上，传统伦理具有明显的优势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6
关键词：动物保护；环保意识；法律法规
前段时间，“归真堂活取熊胆”事件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诸多民众也给予了高度关注。这个被拉到聚光灯下的焦点，就是福建归真堂生物发展有限公司。这是一家以黑熊饲养、繁殖、科研为主体的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位于泉州市惠安县，为中国南方最大的黑熊养殖基地，目前主要利用人工繁殖的第二、三代黑熊获取熊胆原料，采用引流熊胆汁技术（即造瘘手术），替代剖腹取胆的方式。在这里，笔者要谈谈动物保护问题。
1 当前动物保护存在的问题
1.1 虐待动物现象十分普遍
活取能胆的归真堂,只是不小心被推上风口浪尖的代表，社会上虐待动物的行为还有太多太多。无助的动物们在这些没有爱心的人们手中承受着前所未有的痛苦。关于“归真堂活取熊胆”，关键字之一就是：“活”。活取熊胆，可以想见其残忍度。熊，大家都知道是保护动物，不过这里得提一下，依照林业部《黑熊养殖利用技术管理暂行规定》有关规定，经有关部门批准的人工养殖的黑熊就能被市场利用。以前要取熊胆只能是破腹取胆，一熊换一胆，之后又出现直接用金属导管插入熊的腹部，从而导出胆汁。到了1997年，国家林业部出台规定，把“无管引流”作为“活熊取胆”的唯一合法方式。以归真堂为代表的靠熊身上的“宝贝”来牟利的“正规企业”便是采用此种方法。这个技术具体的方法笔者不想在这里详细解释，但毋庸置疑的是，熊在被残忍地虐待着。如何达到“利益最大化”似乎成了很多类似技术发明的意义。有调查显示，归真堂取熊胆基本是用在高端保健品制作上，价格相当不菲。回到保护动物上，在新闻曝出之后，归真堂的代言人向大众解释了很多，其中最荒谬的解释当属“熊根本不会痛”、“对熊的健康完全无影响”。这样侮辱群众智商的言辞，得到的只能是更多人的唾弃和谴责。
1.2 在人们的观念中普遍缺少动物保护意识
就拿饮食来说，在我们身边，极少有素食主义者。素食，似乎只是出家人的专利。很多小孩子在刚知道这一点的时候几乎都会用相当惊诧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心中的不可思议。笔者也不例外，平时看着碗里的红烧肉只会研究它的色香味形，几乎从来不会自讨没趣地想象它之前在猪身上的样子。在大众观念里，动物的作用就是给人提供肉蛋奶，动物就是用来为人类服务。弱肉强食，这的确是自然法则。人类早就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以动物界的法则来看，人类可以随便处置他能够征服的动物。那是不是说人类与其它动物毫无区别了？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不喜欢把自己规划到动物行列的等式吧。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曾经说过：人有了物质才能生存,人有了理想才谈得上生活。你要了解生存与生活的不同?动物生存,而人则生活。作为人类的我们，显而易见的，已经超脱了一切为了吃的阶段。动物本来就不是为了给人类吃而投胎到世间的，动物有生存的权利，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我们的世界才能丰富多彩。
2 关于动物保护的建议
2.1 保护动物最基本的是不能虐待动物
现在的人想吃荤腥的话，弄肉基本不用自己动手，在商场消费到的不是半成品就是成品，而那些屠宰动物的人，笔者想没人是因为兴趣才去杀猪杀牛，包括把鹅锁在笼子里养鹅肝的等等都是为了挣钱，为了养家糊口，从出发点来说无可厚非，最应该遭到谴责的，就是为了牟取暴利，惨无人道地对待珍稀动物。比如，在动物题材电影《海洋》里，有一段真真切切的割鱼翅的场景：诱捕到鲨鱼之后，快刀将鲨鱼的鳍、尾全部剁下，然后将剩下的状似拳击沙袋的鲨鱼残体直接扔回海中。鲨鱼没了鳍、尾作桨和舵，只能迅速地直接沉入海底，染红了它身后经过的海水，触目惊心。而失去了移动能力的鲨鱼，只能呆在海底自生自灭。这绝望的场景给人带来的压抑感无法形容，完全超过了一般人的道德底线。而船上以鱼翅牟利的人类，对此已习以为常无感无觉，只会为了多钓到一只鲨鱼而欢呼。这样的人类，人性和善心早已随着落海的鲨鱼残体消失得无影无踪。保护动物，是人类该做的事情。人类的高级之处就在于有了思维，有了不同于一般动物的精神追求，而且有了一般动物理解不了的东西--道德。作为人类，有责任去形成美好善良奉献的品性。把动物当作是人类的朋友，保持生物的多样性对人类自己以后长久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
2.2 大力提高人们动物保护意识
前不久，在网络上流传着一幅漫画，内容是一只北极熊正在给它的孩子化装成大熊猫，旁白这样写道：去中国吧，人们会对你好的。大熊猫在中国受到的待遇众所周知，是无价国宝，是中国与其他国家搭建友谊的桥梁之一。动物界，也有等级，不光是在食物链的层次上，也在于人类对待它的态度上。即使是同一种动物，贵宾犬和中华田园犬（俗称土狗）的境遇也可能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在明亮的落地窗前边欣赏落日边吃着比人吃的饼干还贵的狗饼干，一个是在昏暗的屠宰场里泪眼朦胧地看着屠刀落到自己身上。就像封建社会，同样是人，贵妃和宫女的区别就在于皇帝对她的态度。其实笔者个人很喜欢“它”的旧体字：“牠”。这个字右半边和人类的“他、她”一样，似乎明示了某种共性，而改用“它”之后，成了“在屋里拿出锃亮的匕首”，昭示了动物的命运：被宰。世界上有些国家常会有猎杀海豹、鲸鱼等事件发生，这样的行为让全球的动物保护主义者非常愤怒。不少动物保护主义者不仅为珍稀动物呐喊，还会去屠宰场抗议、游行，反对屠宰任何动物，甚至即使发生被自己想要保护的动物踩踏的事件，也浇不灭他们的热情。这些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很多是完全素食主义者，连牛奶、蛋类都从不接触。这类人的精神与超脱的品质相当令人敬佩。
不过令人欣喜的是，这样的情况正在慢慢好转，之前新闻报道过几次志愿者们在高速公路上拦卖肉狗的车，虽然方法不怎么恰当，但可以看做是一种意识的觉醒。再说到“归真堂活取熊胆”这件事引起的轩然大波，也可以折射出我们中国人在对待动物态度上的良好转变。科学可以发明替代动物肉的产品，最关键的，还是人心要向善，别被利益主宰了一切。套用广告上那句词，就是“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善待动物，是人的义务。我们呼吁虐待动物的现象尽快在这个充满了奇迹和美好的星球上消失。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7
五、中国民法对动物及其法律保护的应然定位
动物不具有法律人格，不是法律上的权利的主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法律上反对对动物进行特殊保护。其实，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关注动物的法律保护问题，动物保护的观念在全世界已经深入人心，而且对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的修正因应动物保护，显见动物保护已经影响到民法，我国民法也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对动物的法律保护作出贡献。
（一）我国国内民法学界的反应
对于动物在民法中的定位，许多民法学者进行了探索，提出了自己的卓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制订中国民法典的过程中，不仅在几部学者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和民法典草案的建议稿中，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及其保护作了规定，而且在立法机关起草的物权法草案和民法典草案中对涉及动物的有关内容也作了规定。为此，我们将众多观点划分为肯定说和否定说两个界域进行分析。
1.肯定说
肯定说，就是主张改变动物的传统法律地位，赋予其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在肯定说的主张中，既有在普通意义上的学术探讨，也有在民法典建议稿中的探索。
在学术讨论中，有学者对传统民法中“物”的概念进行反思，主张给予某些传统概念中的“物”或“财产”以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也有人认为森林、动物等生态环境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能否将其也纳入民事主体的范围，的确值得研究，尽管它可能打破现有民法的理论体系；而且也认为动物能不能接受继承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学者的论述，都是基于社会发展寻求对动物的因应对策，他们的基点在于赋予动物有限的法律主体地位。
动物法律人格肯定说在实际上是主张动物具有法律人格，应当成为权利主体，但这只能是一种设想，其理论性与操作性都存在问题。即使徐国栋教授所提出的动物保护机构代为动物行使其权利，也是疑问多多，这些机构如何行使所谓的动物的权利？它们具有作为动物代言人的特异功能吗？等等，都是如此。我们在前文的论证中已经对动物法律人格论的谬误作出充分说明，兹不赘述。
2.否定说
否定说主张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反对赋予动物法律人格、将其作为权利主体对待，认为对动物无须有特别的改变，依原有的法律就可以解决动物保护；二是认为民法应当对动物的法律保护作出反应，但是无须赋予动物法律人格，应当将动物作为特殊物对待，实施特殊的保护。
有的学者认为，“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问题，在法律上早有办法，在民法上，野生动物叫做无主物。在其被捕获时就要适用先占制度。我们只要对先占制度加以限制规定就可以了，如规定保护区……等，就可达到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保护，利用原有的先占制度就可以解决，无须在法律上加以改动。
我们认为，否定说中对动物无须进行特别规定的观点并未充分认识到民法对动物保护的重要性，有失偏颇。动物具有生命，是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的、有生命的财产，它们也会生老病死，如果保护得不好，会造成某些物种的灭绝，破坏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应当尽自己的最大能力来保护它们。同时，这种观点也未认识到对动物保护的特殊性，由于动物具有生命，与其他财产具有本质的不同，在对它们行使权利的时候，应当尊重它们的生命，保护它们的健康，使它们能够更好的生存、繁衍。因此对动物的法律地位应当有特殊规定，以实现对动物的完善保护。
至于否定说中把动物作为特殊物对待的观点，我们认为具有合理性。把动物视为特殊物就使得动物在法律上区别于一般的物，在法律的适用上也有自身的特殊性，可以实现法律对动物的保护功能。但是究竟应当在法律上怎样落实这个设想，还应当寻求科学、可行的方法。这就是下面的论题，即动物法律物格的确立。
（二）动物法律物格的确立
动物的属性是物，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显然不具有法律人格，在民法中对动物进行规制，不能改变这一基本性质。但动物不是一种一般的物，民法规制动物应在此基础上探求新的视角和定位。我们认为，以物的客体地位作为基点，与人的法律人格对应，建立一种多层次的“法律物格”制度，使动物具有高层次的法律物格的资格，相应的在法律上设置特别的规则，或许更能体现动物的在法律上的特别属性以及法律对其所应采取的特殊保护措施。
1.法律物格的概念
人格、物格之“格”，应当是规格、格式，品质、风度。在古代汉语中，《说文解字》谓之“格”，为木长児，木长言长之美也；《辞源》解“格”，含有风格、度量之义，《芜城赋》：“格高五岳，袤广三坟”；含有法式、标准之义，“言有物而行有格也”。可见，格，就是讲的规格、标准和品质。在古汉语的早期，格并没有明显的这个含义，但是“长之美”可以引申出品质的不同、规格的不同，逐渐确定风格、度量、标准、品质的含义，直至今天的规格、格式等含义。
物格，即物之格，即物的资格、规格或者标准。法律物格，则是指物作为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是相对于法律人格而言的概念，是表明物的不同类别在法律上所特有的物理性状或者特征，作为权利客体所具有的资格、规格或者格式。“法律物格”描述了一个不拥有法律权利的资格的实体，该实体被作为法律上的人对其享有权利和对该权利承担相应的义务的财产来对待。
2.法律物格的法律特征
与法律人格相比，法律物格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第一，法律物格是权利客体的资格、规格，而不是权利主体的资格规格。从自然属性上说，自然社会中的所有的物理形态的物，在市民社会只能分为两种类别，一种是人，一种是物。人是权利主体，物是权利客体。权利主体对权利客体的关系，是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权利主体永远支配权利客体，而不能是权利客体支配权利主体。所以，人永远支配物，而不能由物支配人。某种物虽然特殊，但是民法也不能使其成为支配者，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也不能成为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这就是，人有人格，物有物格。人的法律人格是权利主体的资格，物的法律物格就是权利客体的资格或者规格。人具有法律人格，才能够成其为权利主体，享有权利、负担义务，成为市民社会的支配者。物具有物格，就使其成为权利客体，既不能享有权利，也不可能负担义务，因此也只能被人所支配，既不能支配权利主体，也不能成为权利主体。难以想象，在人格与物格之间，能够存在一个既有人格又有物格、既没有完整人格又没有完整物格的一个不伦不类的主体。
第二，法律物格不是平等的资格或者规格，而法律人格则是一律平等的资格或者规格。在市民社会，人与人是一律平等的，人在作为权利主体的资格上没有任何差别，是完全相同的。在罗马法时期，存在人格减等制度，根据不同的法律事由，分为丧失自由民资格的为人格大减等、丧失市民权的为人格中减等，以及丧失家族权的为人格小减等。人格减等之后，人的人格就不再平等。至于奴隶，则根本不具有人格，不成其为人。在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明确的人格减等制度，但是人的地位不同，人格也不同，例如奴婢就没有人格或者人格不健全。近代社会以来，法律主张人格平等，任何人都具有平等的人格，享有完全平等的权利，不存在人格的差异。所以人格是一律平等的资格。但是，物的法律物格不是平等的。这主要是因为物的物理属性和基本特征的不同。一般的物与动物相比，动物具有生命，而一般的物不具有生命。即使是动物之间，也存在物格的不同，野生动物、宠物等动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具有最高的物格，而饲养起来就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品的动物，其物格显然要比野生动物和宠物的物格要低。在其他物中，植物的物格，应当比一般的物的物格要高，因为植物也是具有生命的物。在其他的物中，货币和有价证券，具有不同的法律特征，应当与一般的物的物格有所区别。所以，法律物格不是一个平等的资格、平等的能力，而是不平等的资格和能力。法律物格的这一特征，正与法律人格完全不同。
第三，不同的物所具有的不同法律物格，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其保护的程度和方法亦不相同。既然物的法律物格是不平等的，那么，物的法律地位就一定存在差异和不同，其保护程度和方法也完全不同。对于法律物格最高的野生动物和宠物，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尽管它不能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为权利主体，但是它受到民法的除了人之外的最高的法律保护，任何人都要尊重它的生存、尊重它的健康和生命，不得任意剥夺。而处于最低法律物格的一般的物，则法律地位最低，权利主体可以任意进行支配。因此，法律物格和法律人格所表明的内容完全不同：人格平等表明人人的法律地位相同，没有任何差别，进行同等的法律保护。而法律物格所表明的，正是物的不同法律地位，并且基于其法律地位的不同，而进行不同的法律保护。
3.确立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
我们认为，确立民法上的物的法律物格制度的意义，就在于对物要根据物的法律物格的不同，规定权利主体对其行使权利的不同的规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作为权利客体的物的不同法律地位。为什么要区别不同的法律物格？就是为了表明不同的物在法律上的不同地位。在市民社会，对所有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形式只分为人和物，但是不同的物质形式的类别，却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的差别。作为权利主体的人，其实是一种同样的物质形式，具有相同的物质属性和心理特征，因此具有相同的法律人格。然而作为同一种类的物，却必然具有不同的物理属性和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区分，就是有的物有生命形式，有的物没有生命形式。即使是在有生命形式的物中，也存在是否能够自主运动的区别，动物就可以自主运动，而植物则不能自主运动。物的这种物理属性和特征体现在法律上，就是物的不同的法律地位。具有不同的物理属性的物，就应当具有不同的法律地位。确立法律物格制度，就是为了区分物的不同的法律地位。
第二，确立法律物格制度，能够确定权利主体对具有不同物格的物所具有的不同的支配力。民法将市民社会的物质形式分为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分为人和物，确定人对物的支配力。应当说，任何民事主体也就是任何人，对于作为权利客体的物，都具有支配力，对其行使权利，决定物的法律命运。但是，既然物所具有的法律物格不同，所处的法律地位不同，法律就赋予人对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以不同的支配力。对于一般的物，也就是法律物格最低的物，权利主体完全可以自主地支配其命运，不加以任何限制。而对于法律物格最高的物，即野生动物和宠物，对权利主体的支配力则作出较多的限制，不得任意剥夺其生命，不得危害其健康，“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处分，不得违反自然资源法和动物保护法的规定”。
第三，确立法律物格制度，有利于对具有不同法律物格的物做出不同的保护。确定权利主体对不同法律物格的物享有的不同的支配力的目的，就是要对不同法律物格的物进行不同程度的法律保护，其中要突出的就是对动物的保护。必须加以突出保护的，是有生命的物，其中就包括动物和植物。即使是对动物的保护，也要区分动物种类的不同，而要对其进行不同的保护。野生动物和宠物，前者因其稀少性，不加以特别的保护将面临着物种灭绝的可怕后果。而宠物，则是与人类关系最密切、最亲近的动物。对于这样的动物，应当进行最密切、最完善的保护。对于以对人类提供肉、奶、皮、毛等为目的，以及为人类提供役使目的的动物，应当与其他植物的保护处于相当的地位，进行同样的保护。对于这些物，应当尊重它们的生命，不得随意处分。即使是需要它们死亡的时候，也不要以残酷的方式进行。不得虐待动物，应当成为一个对动物进行保护的基本规则。
（三）不同物的法律物格区分
根据物的物理属性和特征，我们认为，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法律物格：
1.第一类法律物格：生命物格
生命物格所涵括的物包括人体组织和器官、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植物尤其是珍惜植物。
（1）人体组织和器官
脱离人体的人体组织和器官，其性质究竟是什么，是有争议的。学者认为，随着输血和器官移植行为越来越重要，“现在必须承认献出的血以及取出的、可用于移植的器官为物。这些东西可以成为所有权的客体，而且首先是提供这些东西的活人的所有物。对于这些东西的所有权移转，只能适用有关动产所有权移转的规则。当然，一旦这些东西被转植到他人的身体中去，他们就重新丧失了物的性质。”可以说，脱离人体的人体组织和器官从其实质而言，具有物的属性，但是在输入或者植入新的人体之后，又丧失物的属性。在这个期间存在的形态，应当是物的形态。但是，它是特殊的物的形态，是有生命的物，因此置于物格中的最高格即生命物格。
（2）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和宠物
野生动物﹙wildlife﹚在国际上的定义是：所有非经人工饲养而生活于自然环境下的各种动物。不过，在狭义上，野生动物仅指脊椎动物，非脊椎动物不在这一范围之内。按照我国台湾地区《野生动物保育法》第3条规定，野生动物系指一般状况下，应生存于栖息环境下之哺乳类、鸟类、爬虫类、两栖类、鱼类、昆虫及其它种类之动物。我国法律对野生动物没有定义，这也导致了在实务中的一些问题。由于野生动物在动物谱系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其生存状况关系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对其加以特殊保护。这应当体现到法律当中，赋予其处于法律物格的最高地位，即最高的法律物格地位，使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比对其他动物的保护程度更高、更完善。对野生动物的特殊保护，除了禁止滥捕、滥杀、维持野生动物种群的稳定等原则之外，还应当建立一些特殊的保护区，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对有关野生动物进行保护。
宠物在法律上也是物，具有法律物格，处于权利客体地位。宠物的定义是指猫、狗以及其它供玩赏、陪伴、领养、饲养的动物，又称作同伴动物。宠物与人类关系最为密切，能够给饲养人带来精神上的愉悦和慰藉，其在法律上也处于最高的法律物格地位。我们认为，应当对宠物加以特殊保护，对其予以福利对待，不得虐待。还可以在民法典中借鉴《俄罗斯民法典》的规定，对受虐宠物实行赎买制度，在宠物所有人违反法定规则或道德准则对待宠物时，任何人可以向法院提出请求向所有人赎买。还可以对遗失的宠物实行无人照管制度，即由抓获者返还失主或交至有关机关，并在此期间良好地饲养遗失宠物。
在动物中，除了野生动物和宠物之外，还有大量的其他动物，有的是为皮毛、肉用、乳用、役用或其他经济目的而饲养或管领的动物，有的是为教学训练、科学试验、制造生物制剂、试验商品、药物、毒物及移植器官等目的所进行的应用行为而饲养或管领的实验动物，还有许多低等的动物，如细菌、微生物等。在法律上，这些动物具有法律物格地位，但不同于一般物的法律物格，它们是有生命的物，还是可以自主运动的物，在法律规范和适用规则上应当体现自己的特殊性。对普通动物不能随意处置，应当基于环境保护考虑，进行合理的利用，保持人类生存环境的优良品质，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植物尤其是珍惜植物
植物是能进行光合作用，将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独立生活的一类自养型生物。毫无疑问，植物在法律中也只能处于权利客体地位。但是植物是人类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员，能够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必须予以法律上的保护。由于植物也是有生命力的，同一般物是不同的，所以在法律上的地位也应当具有特殊性。而珍惜植物的价值在于物种的稀缺，应当加以特别的保护。
2.第二类法律物格：抽象物格
抽象物格所涵括的物，包括网络空间等虚拟财产及货币和有价证券等具有抽象意义的物。
（1）网络空间等虚拟财产
2003年底，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审理的首例“网财”失窃案件，引起了各界对虚拟空间及其利益的关注。“网财”又被称为“网络虚拟财产”，一般是指网民、游戏玩家在网络游戏中的账号及积累的“货币”、“装备”、“宠物”等。我们认为所谓的“网财”，不仅仅是指网络上的财产，例如网络货币等，而应当是网络空间及其衍生的利益，在法律上应当为一种物，处于法律物格地位，也应当受到法律调整，在受到侵害时也有权请求进行救济。但是这种物不同于现实的一般物，不能按照一般物的规则进行处理，应当具有自身的特殊规则，法律也应当对此专设规定。该案的审理法院认为，被告所丢失的虚拟设备虽然并不在现实存在，但仍然可以认定为一种无形财产，具有价值含量，但由于其购买价值并不等同于虚拟装备价值，所以责令被告在游戏中恢复原告丢失的虚拟装备，而不需要赔偿原告的购买费用。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但是也非只此一种方法救济，完全可以考虑其财产的损失，予以合理的赔偿，不然何苦将其认定为有财产价值呢？
不仅如此，就是虚拟空间的本身以及它的利益，都是有价值的，不仅网络空间的占有者享有网络空间就具有了财产上的价值，而且侵入网络空间，就是侵入他人的财产。对此，法律上应当进行规范。我们认为，可以把虚拟空间及其利益作为第二类法律物格，确立特殊的法律规则和规范进行调整。
（2）货币和有价证券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海洋生态道德关怀
浩瀚的宇宙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同样人类也从未停止过对海洋的探索。海洋生态系统中蕴含着无数的生命，同时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从某种意义上说，海洋中的动植物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清洁工。在整个海洋生态环境食物链中的所有动植物，都在有机地运动着循环着。它们构成了一个可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食物链。海洋中海蕴含着丰富的矿产资源，譬如石油、天然气、煤矿、铁矿、可燃冰等等。海洋中几乎含有陆地上所有类型资源，甚至于还有一些陆地上没有的资源。然而一直以来人类过度的捕捞和开采海洋资源，造成了海洋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同时，各种类型的海洋污染也是罪魁祸首。特别是近海海域污染严重，一些沿海城市基本都是人口密集区，同时也是工业发达地区。这里每天都会产出大量的工业垃圾，其中含有严重超标的铅、镉、汞等有害污染物。据统计，全球每年有上百亿吨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入大海之中，这些污染物使得海洋生态环境变得非常脆弱。此外由于富含高营养物的污水大量排放入海洋，导致近海水域赤潮频繁发生，给各个国家的近海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近海岸的人工挖沙采礁、人工填海造城等活动造成海岸线严重破坏。现如今人类已经深切的感受到由于自身的破坏所带来的惨痛代价，如何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环境，重建可持续发展的海洋生态系统已经迫在眉睫。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自然、人、社会三者的关系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在其所有研究分析的范围中，最重要的也是话题最多的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有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论，它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马克思把大自然看作是人类自身感性生活中的一部分，并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地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存在物，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存。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类不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且以劳动为媒介与自然界进行相互改造。人通过实践活动改变着大自然，从而不断地去认识和感知大自然。人类对自然界改造的每一次进步，即意味着人类受制于自然界方面也同时前进了一步。改造得越深刻，受制愈强烈。因此，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时候，必须要遵循自然界的规律。只有不断地认识和遵循自然规律，人类才能维持生态平衡，促进社会发展，从而发展人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生态自然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时，要特别注意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即形而上学的机械式自然观，认为大自然是由大量的个体组成，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把大自然看作是静止的僵死的。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即只看到大自然这个系统，而忽略了人类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看待人与海洋的关系，必须坚持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时候，要遵循海洋发展规律，保护海洋，保护海洋生态。反对那种借口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为了利益不惜破坏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的思想和行为。当然那种以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为借口，反对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生态道德的理论基础。给自然以道德关怀是人类发展的进步的标志。生态道德理论在自然观上，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推崇自然循环理论，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运动的有机整体；在认识论上，反对将人与自然分开而论，主张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性；在价值观上，认同构成价值的内容是多样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也就是说，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为基础的生态道德观告诉我们，人类不能只对人自身讲道德，对于自然也应该给予道德的关怀即要有生态道德。原始人类基本都是以最基本的生产工具从大自然获取生活必需品，那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很小。但是随着人类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大自然也遭到了人类空前的掠夺式开采。从大自然中得到发展的科学技术，再利用到破坏大自然上显然违背了生态道德理论。现在的海洋生态系统受到人类严重破坏，也都是由于人们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海洋和自身生活的密切关系，以人类中心理论去判断自身的发展方向的结果。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现在海洋生态环境的破坏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是由于人类日积月累的进行海洋资源的掠夺、对海洋生态的践踏所导致的。因此，改变原有的对待海洋的态度和方法，给海洋以德关怀，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自然观的、道德观的完整体现。
海洋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对海洋环境的重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也相继出台。关于海洋生态环境的道德关怀理论建设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1.制定经济与海洋环境相互协调发展的政策
一些主要依靠海洋进行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一定要以科学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海洋与自身经济发展的关系。针对那些近海地区，一定要严格控制陆地污染物向海洋中的排放。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沿海地区近海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在不断的加重，要加紧一些工业和生活污水处理技术的研发，又要针对性的将污水中重要污染物进行根本性清除。加强对入海排污口的管理，不符合法律法规的一律清除。同时农业发展所带来的污染也应该受到重视，鼓励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减少各种农业化肥或者农药的使用。“海洋容量”的提出是为了能够控制陆地向海洋排放废弃物的总量，一定要对所排放区域的海洋环境进行调查研究测算，分析这片海域的自然降解速度，坚决遵守河海统一，陆海兼顾的原则，根据所测定出来的海洋污染物总容容纳，列出每个海域所允许的污染物排放量，未经许可坚决不能向这片海域排放更多的废弃物。
绝对禁止向海洋中排放具有放射性的污染物，在进行海上废弃物倾倒时一定要对倾倒区域进行海洋生态环境检测，防止对该区域动植物生命的危害。同时要不间断地对该区域进行环境检测，观察该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分析倾倒物对环境的影响程度。严格控制海上交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加强船舶防铅泄露设备的维护，同时加强大型港口处有关船舶废水、废油、废渣处理工程的实施，制定相关的政策。近些年来海上船舶漏油以及有毒物泄露情况多有发生，一定要制定有关的防范措施以及补救措施，从根本上遏制这些事故的发生。
2.大力推行海洋生态保护区
通过各种监测手段进行海洋生态环境评价，逐步地推行海洋生态保护区的构建。针对于一些海洋濒危物种的生活区域，建立实时的监测系统，保证这些动植物的正常生活环境不受到危害。譬如我国广东省到目前为止就建立了将近50个海洋生态保护区，所保护的海洋面积达到55万公顷。在所保护的海洋面积内生活着如豚类、大鲵、文昌鱼等珍贵的海洋濒危动物，大黄鱼等重要经济水产品的生活繁殖区域，红树林等对海洋环境有着重要生态循环作用的植物。自2004年发生了印度海啸以来，各国纷纷开始注重海洋生态防护林的建设，从之前的单一体系防护林，发展为现如今的滨海湿地防护，滩涂红树林防护以及城镇乡村防护、荒山绿化防护等多层地多级别的防护林体系。
3.不断加强海洋生态的监测能力
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为我们加强海洋生态环境监测能力提供了坚强的技术支持，现如今可以利用卫星、飞机、海洋监测船、海上基站等多种检测手段相结合，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全方位立体实时监控。同时，还应该加强海洋生物的监测，海岸线的监测，严重海洋气象灾害预警系统的构建，监测区域内的污水入海口监测，入海污染物成分鉴定。
4.提高人们对于海洋环境的道德关怀认识
海洋面积占地球总面积的71%，它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和海洋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类在向海洋索取资源时，切记要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只有这样人与海洋才能够和谐相处，人类生活才能够得到海洋的恩惠。现在各国都在增加对海洋资源的探测，同时彼此之间也在不断的争夺海洋资源。鉴于此，各国一定要增强海洋生态环境道德关怀理论的建设，不断地提高自身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意识，从根本上来防止海洋污染的发生。海洋生态道德教育可以从基本的海洋生态组成，海洋环境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基本知识开始，提高海洋环境与经济发展相结合发展的知识教育。教育人们如何进行海洋环境保护，怎样才算保护海洋环境。重视舆论引导的作用，让人们能够意识到保护海洋环境是一个人素质高低的体现。2012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一些媒体报道，海南沙滩环卫工人一天就要从海滩上清理出8吨的垃圾，这就是人们不注意保护环境最直接的体现。所以，海洋生态道德教育还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发展去学习。
人要追问自身的终极意义，满足自身的根本追求，表达自身的精神本性，就必须借助于哲学的理论反思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备科学形态的哲学理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渗透到各种素质的培养之中，理应强调哲学教育中的人文关怀，即包括对人类生存状态、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的生存条件肯定等内容。我们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时候，把海洋生态道德内容融入这个教学中来，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提倡海洋生态道德关怀将有助于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有助于培养和提高人们的海洋生态道德素质，为建设人海和谐的新世界打好基础。
参考文献：
[1]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的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9
内容提要：按照传统的法学观点，制定和实施环境法的目的是为了利用环境的外在价值，确认和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因此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但是，环境的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是统一的，两者存在共损共荣的关系。承认和保护环境的内在价值对于保护人类自身的利益、维护其他物种在自然法则面前的平衡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人类作为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应该用法律来确认和保护这种价值。用法律来确认和保护这种价值的最好方法是承认环境法可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本文从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法条、环境法的功能、环境法的现实作用、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环境法律规范的性质、现实的环境立法七个方面对环境法可以调整人与环境关系的论点进行了详尽的论证。论文关键词：环境法，调整对象，社会关系，生态关系，内在价值，外在价值环境法原理的源头是环境法的概念，而概念只能在它所为之服务的对象和目的确定以后才能科学地产生。因此，科学地界定环境法的调整对象对于丰富环境法的基础理论，促进环境法学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关于环境法的调整对象问题，法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于环境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环境的权利（力）义务关系的观点则是一致的。人与人关于环境的权利（力）义务关系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家与其公民及其他主体形成的环境管理行政权力与义务关系，其中国家对其公民及其他主体行使环境管理公权，该环境公权的行使是以维护公共环境安全、保护环境公益为直接的目的的。所以在控制结果上，如果该公益未被法律私益化，那么公民及其他主体个人受到的利益就不是法的利益，不是环境公法职责所直接对应的环境私法益，而是环境法利益的反射利益。该反射利益因而是不可要求司法救济的。例如环境安全，在我国无疑是国家提供的一种重大环境利益，但并未表现为个人的私权，反之所表现的是要求人人保护环境的义务，公民不能以自己的环境安全私权受损为由对国家提起行政诉讼；如果该公益被法律私益化，那么，反射利益就转化为了与环境管理公权直接对应的环境私法益，公民及其他主体个人在履行保护和改善环境的公法义务的同时就可享受对应的环境私权。该环境私权是可以要求司法救济的，如在美国联邦及其一些州，公民可以对其不享有专属权的某些公共环境要素享受一定的视觉美感权、静稳权和精神享受权，当这些私权受到环境行政行为的侵害时，公民可以提起相关的公民诉讼。二是平等主体之间在环境法规定的范围内或在合法合同约定的范围内享受环境私权，履行环境私法义务。这两个方面的权利（力）义务关系实际上就是法学者通常讲的环境社会关系。故可以认为环境法调整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环境社会关系。对于近十年来国内外环境法学界提出和发展的“环境法也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观点，我国的传统法学观点大部分持否定态度，其理由主要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是法律关系，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了的权利（力）和义务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人和环境的关系包括两极，从环境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人的“物”，没有意思表示和外在的法律行为，不可能对人履行什么对应的义务，也不可能主张什么权利，更不能承担什么法律责任；从人的角度看，人人都保护环境，也就可享受环境法规定的私法益和所反射的非法益性质的生态利益。该私法益与反射利益不是环境给予的而是国家给予的。所以人和环境之间不存在任何对应的权利（力）义务关系。而法律是调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社会调节器，因而环境法不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传统的法学观点还认为，人们通常讲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科学上的生态关系；在法学上，环境或环境因素要么是人的所有权能的对象，要么是人类能够共同使用或享用的特殊“物”。因此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反映在法律上实质上还是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即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来理顺人与环境的生态关系。对于环境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环境的社会关系的观点，本文是赞同的。但是对于传统法学观点否认环境法调整人与环境关系观点的论证，本文不敢苟同。因为传统法学观点的上述理解是我国法学研究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理由如下：其一，从法条上讲，我国的任何法律条文和司法解释均无“调整”的定义，经过长期的积累，把“调整”作“确认”、“保护”、“限制”、“制裁”来理解的学术观点已经得到了中国法学界的广泛认可。因此，在与传统学术观点不相抵触的前提下从不同的侧面或新的起点对“调整”进行新的学术阐述或创新是符合“百花齐放”的原则的，任何学者不能以自己的思维定势来否认甚至诋毁他人的学术创新行为。另外，在长期的环境法学研究实践中，“调整”已经形成了“功能”、“作用”、“协调”等含义，从这层意义上讲，完全可以认为环境法可以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即环境法协调人与环境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了的生态行为关系）或环境法具有协调人与环境关系的功能和作用。其二，从法的功能来看，传统法学观点认为的“法调整人与人关于物的关系”实际上就是法规范人与人关于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关系，这个“物”是传统意义上的即被传统的物权法和债法规定并被纳入“人”的生产和生活范围了的“物”，它必须有主或能够被人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对于一些有主的环境因素，人与它的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关系。对于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无主的环境因素（如大气和流动的海水），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被理解成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占有、使用、收益关系。但是，对于一些已经纳入到人类的环境因素但人类不可能与之发生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关系的外层空间环境及其要素，再谈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则无实际的意义。其三，从环境法的现实作用来讲，当前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趋势在现有的环境法价值追求与实现模式下不仅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加严重。这说明仅以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环境法不足以确认和保护环境的重要地位。其根本的经济和社会原因是人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个体或团体的经济利益，而对于自己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残局，总是希望国家和其他人来收拾，这是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其根本的法律原因除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环境公法规范之外（即规范缺位、不到位或规范越位），还有环境自身的内在价值及其相对于其他物种（包括人类）而表现出来的外在价值没有得到法律应有或科学的确认。这实际上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思潮在作怪，而法只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观点就是人类中心主义在法学上的典型表现。为了控制环境恶化的趋势，还人类和自然界各要素一个健康的存在与发展环境，突出环境的重要性，强调生态整体主义，主张人与环境的生态与伦理关系法律化，即环境法调整人对环境的非社会关系行为是必要的。其四，从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上看，传统的法学观点和立法把环境仅仅作为人与人之间形成的环境法律关系的客体，这显然受到了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影响。我们知道，没有人就没有人与人的关系，也没有必要制定约束人行为的法律，因此环境法必须考虑人的利益。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为了进行生产，人民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但是，制定法律时纯粹考虑人的利益和环境的短期外在价值而不考虑环境自身的“利益”或内在的价值，是不符合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认识原理的，人类终究是要受到环境的报复的，因而最终也是不符合人的利益的。从地球的历史演变长河来看，人只是地球上亿万物种中的一个，是一个可以暂时对它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施加强大影响的物种，它和其他的物种在自然中均处于特定的地位，起着特定的作用，与此同时也都必须服从物物相关、竞争、捕食和适者生存等自然法则。因此，人和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在自然法则面前都是平等的，谁都不可能超越生态规律的约束。几千万年前，人的祖先猿猴及其进化而来的原始人不是地球的“主人”，只是一个在自然规律面前完全被动的物种。对于早期的人类社会来说，“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畜生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几千万年之后人的进化或退化形态还是否是地球的主人还说不定。因此存在于当代地球上唯一有理性思维的高级动物-人类，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为了维护自己的理性尊严，应该摆脱狭隘的自私自利思维的束缚，尊重自然法则，充分尊重其他物种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基于此，人类在制定开发、利用环境的外在价值、保证自身利益的法律的同时，也要把环境与人的内在价值的平等性尽量地体现在法律上。不过环境及其要素毕竟没有意识和语言，也不可能作出法律上的意思表示行为，因而不可能形成对人的关系，更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和法律制定主体。因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但是人对环境的关系却因为人具有意识和自觉行为而客观存在。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人与环境的法律关系是单向的，即人类在享受环境恩惠的同时履行尊重和保护环境内在价值的行为义务。其五，从法学逻辑上讲，传统的“法只调整社会关系”观点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逻辑推理缺陷：首先，马克思在论述法学原理时提到法律调整人与人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但他并没有明确地指出法律仅调整人与人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因而，法律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法学原理所反对的。其次，众所周知，非人高级动物和人一样也有情感，这种情感是可以为人直接或通过科学仪器所间接感知的。基于此，传统法律部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人类制定的一些保护动物情感和利益的法律规范只是表面上保护动物情感或利益的法律规范，该法律规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人的情感和利益。比如牛在受伤害时所表现出来的痛苦挣扎和流泪行为会伤害具有同情心的理性人的内心，使人的情感难以接受虐待牛的行为，从而立法加以保护。本文认为，非人高级动物的情感与人的情感在某些方面（如趋利避害）具有类同的地方，保护动物情感的法律规范一般也会考虑人的情感，但不一定是以保护人的情感为最终出发点的。因为从逻辑上讲，以最终保护人的情感为逻辑起点只能推导出全面地保护高级动物情感和利益的必要性，而无法推导出法律容忍人类因补充蛋白质的需要而要宰杀、捕猎动物的“残忍”行为的合理性。相反，在环境伦理学上，只有在动物捕食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承认和保护动植物的内在价值和利益，才能推导出人类在自己的捕食范围之内保护动植物的合理性；在法学上，只有承认环境法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外的人与环境的关系，即法在保护人类合理开发、利用动植物资源行为的基础上承认保护和尊重动植物内在价值的必要性，才能从法律上推导出人类在自己的必需范围之内非必要地或不人道地损害动植物行为的违法性，才能推导出人类在自己的必须范围之外保全自然环境的法律必要性。其六，从环境法律规范的性质上看，我们知道，人对环境的道德规范是行为规范，属于要求社会主体在环境面前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单向行为规范。由于道德义务的主体属于社会中的主体，所以这种单向行为规范肯定属于社会规范，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种社会规范一旦被环境法认可或确认，就上升为环境法律规范。把包容这类社会规范和人与人关于环境的法律规范加以整合就形成了环境法。也就是说，环境法就既规范人与人之间关于环境的关系，还规范社会中的人对环境的单向行为。人对环境的单向行为规范既包括考虑人的利益和情感的规范，还包括兼顾或纯粹确认和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利益的社会规范，前者属于最终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而对于后者，兼顾确认和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情感”的社会规范既考虑了人的情感和利益，属于调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又确认和保护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外的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情感”，属于调整人与环境之间单向行为关系的行为规范；纯粹确认和保护动植物内在价值和“情感”的社会规范虽然属于规范社会中人的行为的社会规范，但其属于并非确认、保护、限制、制裁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它调整的是法律所确认的非社会关系性质的生态伦理关系。基于此，认为社会规范仅调整社会关系的传统法学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其七，从现实的环境立法上讲，国内外已经存在一些纯粹考虑或兼顾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无关的纯粹考虑动植物利益和“情感”的法律、法规或法令，国际上也存在类似的条约或协定。比如2002年的《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在其序言中指出：“本联邦法调整在俄罗斯联邦领土范围内，以及在大陆架和俄罗斯联邦专属经济区进行经济活动和其他影响自然环境活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领域的关系……”。“社会与自然相互作用领域的关系”显然包括人与环境的关系。该法第2条第4、5、6款还规定，对于发生在环境保护领域的关系，发生在自然资源保护、合理利用、保全和恢复领域的关系，以及发生在环境保护领域但同时又是保障居民卫生防疫福利所必须的关系，由相关的国际条约和国内法调整。在欧洲的一些地方，钓鱼者钓上鱼后必须把鱼用钝器砸死，其原因是：鱼最终是要被人或动物吃掉的，而用器皿把钓上来的鱼养着对鱼来说是一种临死前的折磨，对鱼来说是不“人道”的，因而要让鱼有尊严地得到死亡的解脱。再如2000年初夏，美国纽约的一名快餐店的老板怕自行车被人偷走，就用一根铁链把自行车锁在一根大树上。有一为爱护树木的人士给纽约市公园管理局写了一封揭发该老板虐待大树的检举信。后来该老板因为虐待大树的罪名受到了拥抱大树并且向大树道歉的处罚。在英国，虐待饲养的家畜、家禽是犯罪行为。在一些崇尚牛的国家，农民不合理地使用耕牛可能会招致处罚。这方面的主要立法还有《北澳大利亚州动物福利法》、《美国动物福利法》、《美国动物和动物产品法》、《欧洲议会关于保护用于实验和其他科学目的的脊椎动物的决议》等。在我国，如台湾地区的《动物保护法》第1条规定：“为尊重动物生命和保护动物，特制定本法。”该法第6条规定：“任何人不得恶意或无故骚扰、虐待或伤害动物。”违者按该法第30条之规定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在中国大陆，一些把人与环境及其要素并列并强调环境及其要素的内在价值的国际条约，如1994Gatt、1991年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等，已经对中央政府产生了拘束力。如1994Gatt第20条规定：最惠国待遇与国民待遇原则的一般例外包括“保护人类及动植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须者”。《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第5.4条规定：“在需要明确保证产品符合技术法规或标准，及已有国际标准化组织公布的有关指令或建议或其制订工作即将完成的地方，参加国应保证中央政府机构采用它们，或它们的有关部分作为评审程序的基础。除非提出申请并及时解释这些指令或建议或有关的部分不适合于有关的参加国，如……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或环境；基本气候或其它地理因素……。”这两个条款把人的生命与健康和动物的生命与健康加以并列，显然是强调作为环境要素的动植物的内在价值，承认动植物的生存和发展的尊严，确认和保护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之外的人对环境的单向行为关系。另外，我国有关实验动物管理及质量保障的法律也有兼顾动物内在价值和尊严的法律考虑，如1988年《实验动物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实验动物必须饲喂质量合格的全价饲料。霉烂、变质、虫蛀、污染的饲料，不得用于饲喂实验动物。直接用作饲料的蔬菜、水果等，要经过清洗消毒，并保持新鲜。”1997年的《实验动物质量管理办法》第10条规定：“从事动物实验和利用实验动物生产药品、生物制品的单位，取得使用许可证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2.实验动物饲育环境及设施符合国家标准；3.实验动物饲料符合国家标准。”从上述条约和国内法的实施效果来看，把人与环境的关系纳入环境法的调整对象不仅有助于促进国际和国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自然环境外在价值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还有助于自然环境内在价值的尊重与保护，提高和维护人的理性尊严。综上所述，可以认为，环境法是由社会化的人制定的，是确认、保护、限制和制裁社会化的人的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为的法，但它不是以人的利益为惟一保护目的的法。因此，可以说，环境法是为了协调人与人关于环境的关系和人与环境的关系，由国家制定或认可，旨在确认、保护、限制和制裁人们开发、利用、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既然环境法只调整社会关系的观点难以全部解释所有的环境法学和环境伦理学问题，且存在逻辑上的推理缺陷，在现实生活中又已经出现环境法调整人与环境关系的立法，我们为何不在不断发展的法理学上作一下突破，给环境法及环境法学的发展留下发展的空间呢？实际上，“环境法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观点早就被国内的许多法学者接受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环境法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其他部门法也有这个功能和作用，只不过环境法与其他传统的部门法相比，其公益性较为突出，其调整人与环境关系的力度或程度要比其他部门法大。有的学者甚至认为，环境法着重或主要调整人与环境的关系。常纪文
保护动物对人类的意义篇10
环境刑法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刑法发展最快的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已经走过了头，因为学术界倾向于环境应当按照其本来的样子加以保护而毋须顾及人类生活的需要及其质量。这一观念也同样深刻地影响了德国环境刑法中法益的概念、范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污染和污染程度的评价问题，并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中复杂而重要的法律与政策问题。关于德国环境刑法中污染概念的研究(1)，对于我们以德国为样板具体地了解西方国家的这一后现代化变化并进而思考我国的环境之刑法保护问题，是有借鉴意义……环境刑法中法益的确定对污染概念的影响环境刑法中的法益，是指环境刑法保护的社会利益。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是损害这种法益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环境刑法中，法益的规定性对于污染概念的成立有着直接的意义。在反对环境犯罪的斗争中，人们首先认识的是环境破坏之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危害。以人类为中心来确定“环境”的范围而形成的“人类环境”（注：“人类环境”这个概念是1972年联合国大会人类环境会议时提出来的，指的是以人类为中心和主体的外部世界，包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天然的和人工改造过的各种自然因素的综合体。转引自金瑞林主编：《环境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的概念，大致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初之前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和在反对环境犯罪中需要保护的社会利益的性质。在这个时期之前，主要地是由于工业化的程度比较低，人类关心的主要是如何“合理地”向大自然索取。人们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造成改变从而最终给人类自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没有太深刻的认识。德国在1971年由各方面专家提出的刑法修改建议稿中，“环境保护”的概念也不过是局限在“保护人类生命健康免受环境的危害”这样的认识上。（注：关于德国环境刑法发展的概况，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70年代以来，由于人为原因对环境的破坏，包括由于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资源而引起的环境问题，例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盐碱化、资源枯竭、气候变异、物种灭绝、生态平衡失调等，尤其是通过向自然环境排放污染物的形式对环境的破坏给人类带来的危害，日益受到重视。酸雨、“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破坏这些污染环境的后果对人类基本生存环境的威胁，更是震撼了全世界。在这种对环境意义的新认识中，德国刑法学界开始考虑将保护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作为自己保护的社会利益。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是指以整个生物界为中心和主体而构成的为生物生存所必要的外部空间和无生命物质的总和。生态环境的概念与人类环境的概念对环境刑法的意义有很大的不同。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人类是可以改变自然环境的，并且，只要这种对自然环境的改变没有直接侵害人类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就不会有刑事责任问题。根据生态学意义上的环境概念，则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犯罪将以环境是否受到对其不利的侵害为标准，并且，刑事责任的产生不需要以对人类的损害为必要条件。（注：有关的分析，参见杨春洗、向泽选、刘生荣：《危害环境罪的理论与实务》，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在根据“人类环境”的识识而确立的环境犯罪概念里，自然环境在实质上并没有成为刑法所要保护的一个自在的和独立的对象。在这种条件下，自然环境受到刑法的保护，其实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不受到损害为条件和限度的。在司法实践中，如果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没有受到直接的侵害，或者该种侵害是在人类社会可以忍受的程度之内，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行为是不会受到刑法处罚的。因此，在以“人类环境”作为法益的环境刑法中，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地步，才能在刑法上被承认，也就是说，才能作为犯罪处理。在随后的几十年实践中，德国学者认识到，这种“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私和短浅的目光”，（注：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德国经济刑法的最新发展”(prof.Dr.albineser，Zurneuestenentwicklungdesdeutschenwirtschaftsstrafrechts)，参见拙作：《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00页。）并不能保护人类社会免除环境犯罪的侵害。一方面，由于人们在没有直接侵害他人生命、健康和财产的范围内，仍然可以不受刑事处罚地损害环境，因此，刑法在保护社会功能中所必须发挥的“禁止性”作用，在人类环境的概念下所制定的环境刑法中，是相当不明确的。人们经常不容易知道自己的行为是法律所允许的还是法律所禁止的。另一方面，现代生态科学的发展也揭示了，由于生态系统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作用，特别是食物链中的“生物放大”现象，（注：关于生态系统的功能问题，是指在同一食物链上，某些元素，尤其是那些难以自然分解的元素在生物体内的浓度随着营养级的提高而逐步增大的现象。参见金瑞林：前引书，第12-14页。）使得人类对环境的损害行为实际上可以表现为一个过程。这就是，对环境的损害行为，虽然单个地看可能难以确定对人损害的性质，但是，这些行为不仅可以通过不断地持续地发生而使危害社会的结果得以积累，从而显示其危害社会的性质，更可能通过自然界中低营养级的生物向高营养级的生物提供物质和能量的过程，而使损害环境的结果得以浓集并最终在人类身上显示出来。由于这个过程可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更由于自然环境被破坏之后恢复的困难性，因此，环境刑法在“生态环境”法益的支配下，对污染的要求可能就会空前地严格：任何改变环境并且可能最终危及人类的行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污染。不过，生态环境的概念及其所要求的严格污染概念，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人作为环境的产物，不仅要认识环境，而且要改造环境。如果完全地不考虑环境的改变对人的影响，绝对地将环境作为一个自在的独立的实体加以保护，使之免受人类的侵害，那么，人类社会的发展恐怕不是“零增长”（注：“零增长”的理论是国际学术组织《罗马俱乐部》在1968年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由于人类与环境系统存在着发展的无限性和地球的有限性这样的基本矛盾，为了防止地球和人类社会的瓦解危机，“必须把经济增长限制到零”。转引自金瑞林：前引书，第35，95页。）的问题，而是负增长的问题了。因为即使人类社会不发展，不对环境造成新的损害，但是，为了解决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问题，人类社会即使是向后倒退，也无法解决目前那些已知的环境问题。在德国经济界就经常有人担心，实行更严格的环境保护会不会危及“德国的经济地位”问题。很明显，不在利用和开发环境的基础上讨论环境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现代刑法不可能无条件地支持这样的保护环境的观念。在这种既要生存又要发展的两难选择中，德国环境刑法目前采取了结合“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两方面利益作为自己保护的法益的立场。德国政府在提请德国联邦议会讨论反环境犯罪法的草案说明中明确指出：“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然生存基础是需要刑法保护与重视的，长期以来，它们一直处在为保护传统的尤其是个人权利的法益的刑法的核心部分，这是不言而喻的。环境的刑事保护不能单纯地局限于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保护，必须同时保护象水、空气和土地这样的基本生活基础，应当将它们作为人类生活空间的组成部分加以保护，并且将这种生态学的保护利益也作为法益来加以认识。”（注：参看“德国联邦议会公报”(Bundestagsdrucksache)8/2382，第9页。）德国环境刑法将“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承认地球资源的再生能力和环境的自净能力，或者说是承认人类有向自然环境索取资源和排放废弃物的权利；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地球的资源和自净能力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认识到如果人类不把自己损害自然环境的行为限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总有一天，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将难以适合人类居住。这种妥协式的立法安排，仍然受到许多德国刑法学者的批评。例如，德国弗莱堡马普外国刑法与国际刑法研究所所长艾瑟尔教授(prof.Dr.albineser)就指出，德国的环境保护目前注意仍然主要是环境资源的适度使用和保护资源的再生上，对于维护遣传物质的储备必须保持必要的多样性方面，仍然缺乏足够的认识。“如果人们认识到，在每一种植物或者动物中都有一种潜在的‘生存智慧’存在于遗传物质之中，这样，人们就会用新的眼光来认识维持物种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如果有人现在还没有认识到维持物种多样性对保持不同动植物种类之间在功能平衡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仍然要求环境对人类的奉献，那么，他就将在对人类的生存质量的保障中看到这种奉献的消失。”（注：参见艾瑟尔：前引文。）然而，尽管有这些激进意见的批评，德国刑法界现在一般同意，环境刑法应当维护人类对自己未来生存的自然基础的责任感。在这里，对环境本身的保护，保护的最终还是人类当前和未来的生存条件，也可以说，如果不能保护作为人类生存条件的环境，人类自己最终也是无法得到真正的保护的。根据这种对环境刑法保护法益的认识，在德国环境刑法的具体条文的表述中，有的是以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人类环境”这种法益的保护；有的是以水、土地和特定地区作为直接的保护对象，直接体现对“生态环境”法益的保护。这些条文虽然是以保护人类为最终目的的，但是在如何保护人类方面，却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总的来说，德国环境刑法不仅是在保护人的生活，而且是在保护人如何生活。这样的立法认识和立法规定，对于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污染的表现形式，有着根本的指导性意义。污染在各种环境犯罪中的表现形式污染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的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两种立法技术来规定的：第一种是使用危害行为、危害结果和危害状态（注：严格地说，德国刑法对危害状态的规定是以引起某种状态作为犯罪既遂的条件，因此，在德国环境刑法中，危害状态是一种特殊的行为或者结果。参见拙作：前引书，第346页。）这三种构成犯罪的要素来加以描述；第二种是根据“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作为刑法法益的要求，从对人、水、空气、土地以及特定保护区域的影响这五个方面分别来界定污染的各种形式。在具体法律条文中，这两种方法是交叉使用的。对于可能在多方面给环境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害的放射性污染，德国环境刑法另外专门规定了未经许可使用（核）设备罪（第327条）和未经许可处理放射性材料和其他危险物品罪（第328条）。对于违法使用核材料足以损害他人健康、生命或者财产的，德国刑法是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罪来处理的，而不再作为一般的环境污染问题来处理。（一）对人污染的表现形式环境污染对人的影响，表现在对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的直接损害。在德国环境刑法中，直接对人造成损害的污染，不是作为具体环境犯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来保护的，而是作为对环境犯罪从重处罚的情节加以规定的。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注：这方面的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第330条“环境犯罪的特别严重情节”和第330a条“通过毒物排放造成的严重危害”中加以规定的。参见《德国刑法典》(Strafgesetzbuch，31.auflage，1998，Beck-texteimdtv)。）故意（注：过失犯罪时，只有在排放有毒物质产生致人死亡危险或者产生致多数人重伤危险的情况下，才能承担刑事责任。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实施《施国刑法典》第324条至第329条规定的污染水、土地、空气和特定保护区，造成他人死亡或者严重损害健康危险、使大量人员处于损害健康危险状况、或者造成他人死亡的，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注：根据《德国刑法典》的规定，污染犯罪的一般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2-3年有期徒刑，具有从重情节的法定最高刑是5年有期徒刑，对于造成他人死亡的，最高法定刑是10年有期徒刑。参见《德国刑法典》有关条文。）对水、土地和特定区域造成严重的污染，达到无法清除或者必须投入特别大量的资金和花费较长的时间才能清除的程度，也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在德国的司法实践中，这种污染经常是由于以下行为产生的：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空气污染、噪音、震动、辐射或者其他对环境有害、对公众或者邻近地区具有其他危险的法律规定、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使用企业的场所和机器等设施（汽车、轨道车、飞行器或者轮船除外）造成的污染；未经必要的批准、资格认定、建筑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遵守公认的技术规范的义务，使用管道设施运送对水有害的物质，或者使用企业设备存放、分装或者重新包装对水有害的物质造成的污染；作为汽车司机或者作为其他对安全或运输负有责任的人，未经必要的批准或者许可，或者违反为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而的可执行的禁令、命令或者规定，或者严重违反保护有关货物句受危害的义务，对核燃料、其他放射性物质、有爆炸危险性的物质或者其他危险的货物进行运输、发送、包装或拆装、装载或卸载、接受或转让他人，或者不作标记，结果造成污染的。另外，排放和泄露有毒物质也是对人的生命和健康有重大危害的一种污染形式。（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a条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二）水污染的表现形式水污染主要是由危害水资源的环境犯罪（注：在德国经济刑法中，保护水资源的刑事责任主要是在《德国水保持法》和《德国刑法典》中加以规定的。参见拙作：前引书。）造成的，其中主要是由《德国刑法典》第324条规定的水污染罪造成的。如果仅仅是违背了小心谨慎的义务，尚没有导致水污染事故发生的，或者说，尚不能充分地证明水污染的发生的，经常要根据《德国水保持法》承担违反秩序的责任。水污染罪侵害的对象是水。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水污染罪保护的法益是“水对人类和环境的功能”。也有个别意见认为，该罪保护的法益是“有关行政机关为了社会公众的福利对水进行管理的功能”。根据《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定义，（注：参见《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1款第1项。）“水”是指在《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内的地表水、地下水以及海洋里的水（注：对于海洋里的水，《德国刑法典》与《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略有不同，并不仅限于德国领海里的水，也不限于《德国刑法典》适用范围里的水，而是指没有地域限制的海洋里的水，包括公海里的水。对此，德国刑法界不认为在这里引入了刑法适用的世界法原则(weltrechtsprinzip)，因为根据《德国刑法典》总则关于德国刑法适用范围的规定，只有德国人以及在悬挂德国国旗的船上或者在德国大陆架上实施行为的外国人，还有那些在德国国内犯罪并且不应当引渡的外国人，才能根据本条规定受到德国的刑事制裁。）。《德国刑法典》规定的水污染的行为是“未经准许对水造成污染或者其他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在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中，污染是指水的表现形态在行为人的行为之后表现出不如从前那么“纯”（注：“纯”在德语中是rein，含义包括纯、纯正、完美无缺、清洁干净。）的状况，尤其是指那种水变浑浊、有泡沫、有油渍的情况。与过去《德国水保持法》的规定不同，为了防止对污染的概念提出过高的要求，现在德国刑法的规定不再要求造成污染的物质造成危害或者具有危害的危险，相反，只要造成水的不干净就可以了。然而，也不是每一种轻微的污染都符合本罪规定的行为构成，因为在这里，污染必须达到可以认定是对水的性质造成“不利的改变”时，才能构成犯罪。因此，那种通过泥沙使水造成轻微浑浊的情况，就不属于这里所说的污染。在决定是否存在着水污染的时候，关键在于判断行为对水的质量的影响。因此，是否存在水污染，只能根据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例如水的数量和深度，水的用途，水的流速，投入水中的物质的数量和危险性来加以决定。在德国司法实践中，对很小一部分水造成严重污染的情况，一般来说，并不认为是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但是，在实践中，也存在着认定污染了一部分水就足以构成犯罪的情况。（注：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判例，载“新刑法杂志”第91卷，第282页(BGHnS[，t]Z91，282)。）不过，从概念上说，并不要求被污染的水在污染前是干净的，换句话说，脏水也是可以被污染的，或者说，脏水也可以是本罪侵犯的对象。这里的关键之点在于：水的原来的状态被改变了。另外，德国刑法界还有一种有影响的意见主张，将有棱角的物体沉在河底，从而影响航行或者浴场的安全的，虽然没有影响水的质量，但是也属于污染的范畴。尽管这样的认识有点太宽泛了，但是还是被认为可以接受。对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性质造成“其他不利的改变”的要件，应当看成是各种不能为污染所包含的对水的性质加以不利改变的情况的总和。其中应当特别注意的是对水的性质造成的无法用肉眼看出的改变，尤其是造成水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学特性的不利变化，例如，水流变暖或者变冷，加快或者受阻，等等。在这里不需要发生具体的不利情况，例如，鱼的死亡。在水质由于被加入了某种物质而变差了的时候，这种不利的改变就可以认为已经存在。而在对水的客观使用的可能性造成危害时，不管这种危害是一种担心或者是一种可能，就足以认为水质已经变差。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构成本罪所要求的对水的“不利改变”，不应当包括对人、动物或者植物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因为根据法律对行为构成的要求，不利的可能性并不局限于人、动物和植物这个范围。因此，只要存在着必须对水的使用进行花费巨大的预加工，即存在着财产损失的危险性，那么，就足以认为存在着“不利的改变”。水的再利用能力的降低，也是一种“不利的改变”，这就是说，受污染的或者其他在性质上受到不利影响的水，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侵害对象。德国地方法院曾有判例认为，水面下降，危害了动植物的生活关系的，也是一种“其他对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情况。（注：下萨克森州奥尔登堡司法公报第90卷，第156页(oldenburgndsRpfl.90，156)。）引起水污染或者水的性质的不利改变的各种行为，都属于水污染罪的行为构成的范畴。这种行为包括各种通过污染物质直接污染水的行为，也包括有害物质间接地造成污染的行为，例如，通过乡镇排水工程排放有害物质、通过渗井排放废油、放任汽油从汽车里漏出、允许青贮饲料汁渗入土壤，等等。水污染罪要求的污染不仅可以是由作为行为构成的，而且也可以是由不作为行为构成的。例如，由于不采取防护措施使油罐外溢造成的污染。但是，在污染发生的情况下，水污染罪所要求的不作为行为仅仅具有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义务，就是说，如果行为人没有采取措施防止污染进一步扩大的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行为人不具有将已发生的污染加以清除的义务，即行为人不会因为没有清除污染而承担刑事责任。当然，德国的水污染罪只有在“未经准行”的情况下才能构成。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水造成污染的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问题可言。（三）空气污染的表现形式空气污染可以从两个阶段上来考察：90年代初期以前，德国在空气污染方面基本采取的是广义概念，包括狭义的空气污染和其他通过空气非正常震动的方式造成污染的情况；在目前的《德国刑法典》中，空气污染是特指通过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来造成污染的情况。原来这个方面的污染已经分解为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了。（注：为了保持对问题叙述的完整性，笔者在这里仍然将噪音污染作为一个子问题，将其包括在空气污染项下进行讨论。）《德国刑法典》第325条规定的空气污染罪所侵害的直接法益，一般认为是空气的纯净性。为了完整地保护本罪所危害的法益，刑法保护被设定在危害发生之前的预备阶段，即只要行为人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在使用设备，尤其是在使用工作场所或者机器时，改变空气的自然构成，足以造成设备所属的区域之外的人的健康和动物、植物或者其他贵重物品的损害的，就可以构成犯罪。根据这个法律要求，空气污染必须具有造成空气破坏的结果，因此，本罪也表现为一种结果危害构成。在污染空气的结果中，空气自然构成的改变可以通过气态、液态或者固态的物质来加以改变，例如，通过排放尘埃、气体、蒸汽或者有气味的物质，以及各种烟雾等行为来实施。并且，法律所要求的空气的自然成分，并不意味着作为污染对象的空气在被污染之前必须处于标准的洁净状态，事实上，已经被污染的空气仍然可以成为污染的对象。这里，有意义的是空气状态的具体改变，尽管改变的数值必须考虑空气的自然成分。不过，德国刑法界一般认为，抽取空气成分的行为，例如，减少氧气含量的行为不属于空气污染行为。空气污染的行为必须是通过使用设备造成的。这里所说的设备，除了刑法明确提到的工作场所和机器之外，还包括各种固定的和可移动的设备和机器。在土地上偶而进行的行为，例如，焚烧自家花园里的废物或者荒草，农田的施肥，等等，或者在时间间隔很长之后又做这样的事，都不能认为是使用设备。对于设备的使用来说，一般认为，只要该设备是处在为了实现建立的目的而加以使用的过程中，该设备就是被使用了。但是，这种使用也可以是间接的，例如，对设备的测试或者修理。设备归谁所有并不影响设备是否被使用了，就是说，设备可以是由非设备所有人使用。根据法律的要求，造成空气污染的行为还必须是严重违反行政管理法规定的义务的行为，包括严重违反可实施的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的命令或者规定，或者在缺乏保护环境免受有害影响所必须的许可或者违反为此目的而的可实施的禁令的条件下使用设备的行为。一般认为，无视命令和规定，就可以构成符合要求的行为，这些命令和规定不必是专门保护环境的。对于“严重违反义务”的标准，可以从违反义务的程度、所违反的义务的意义来加以确定。如果有关的义务在特别严重的程度上，或者所违反的是特别重要的义务，就构成“严重的违反义务”。根据法律的要求，这种行为构成不必要求损害的出现，也不必要求对人的健康产生具体的危害，只要具有根据可靠的自然科学知识，该空气污染足以引起损害就可以了。一般认为，空气污染只需要达到对人的健康或者对动物具有一般的危险性就可以了，然而，这种可能的危险性可以仅仅限制在特定的人群范围内，例如，老人、病人、身体虚弱的人、婴儿，不必要求对所有的人同时都具有一样的危险性。污染的排放是本身就具有危险性还是与其他因素一起发挥作用的并不重要。但是，空气污染是间接地发挥危害作用的也属于足以造成危害，例如，有害物质污染了植物，动物吃了植物又受了污染，或者人吃了植物或者动物又受了污染。同样，动物的迁徙使得自然的种群受到不利的改变从而危害了动物或者植物的，也是属于足以造成危害。总之，一般的“足以”必须是确定的，不能是估计的或者仅仅是可能的。通常，是否“足以”应当在专家的帮助下，根据具体案件的情况来判断。但是，在这里依据的排放标准是由德国行政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法规公布的，这种技术性规定仅仅对行政管理部门有约束力，却不能对法院产生约束力，虽然它提供了自然科学方面的专业意见。尽管这种与行政法规定的排放标准不同的标准不会永远成为空气污染罪中的“足以”标准，但是，德国刑法界的确有强烈的主张，要求制定独立的刑法方面的标准。在噪音污染方面，噪音是指人的耳朵能够听到的、属于扰乱正常人可以忍受的听力的相当大的声音。是否噪音并不考虑个别人可以超负荷忍受特大声音音量的能力。根据德国刑法的规定，噪音污染必须是由于使用设备并且违反行政法规定的义务造成的。这里所说的设备包括安装有产生噪音的机器或者使用发动机的装置，例如，履带式推土机、割草机、使用压缩空气的气锤和气钻，另外，还包括摩托车运动场和射击场。根据有关防止有害排放的法律法规的规定，声音播放器和乐器也属于设备。不过，噪音的产生只要达到足以危害设备所属区域以外的人的健康的程度，就符合本罪行为构成的要求了。德国刑法界虽然对于造成人的健康危害要求多高的噪音，例如，危害人的睡眠的噪音要求多高的等级，仍然没有明确的统一意见，但是，一般认为，噪音造成神经系统状态的病理性疾病或者其他疾病的，就属于产生了危害结果。然而，仅仅损害了精神健康的，还不能算造成危害结果。（四）土地污染的表现形式土地并不从一开始就是德国刑法保护的对象。在《德国刑法典》规定污染土地罪以后，对于生态有重要意义的土地的功能才成为德国环境刑法保护的直接客体。在此之前，土地只能通过对其使用有保护意义的其他规定（注：这些规定主要是《德国刑法典》规定的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第326条），危害特殊保护区罪（第329条）和释放有毒物质造成严重危害罪（第330a条）。另外，在化学品法和滴滴涕法等法律法规中也有一些规定。）而间接地受到环境刑法的保护。因此，根据现在的德国刑法规定，土地污染就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直接的在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污染，一种是间接的通过其他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污染。直接在土地上表现出来的污染，是污染土地罪所禁止的以土地为污染对象所造成的污染。作为污染对象的土地，可以是地球表面上层各种形态部分，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的部分，只要其能够起到生态功能的承担者的作用。但是，对于土地上的水本身以及水下的土地部分，德国刑法学界认为，只要污染主要作用于水，那么，这些部分就不属于污染土地罪的保护对象，而属于水污染罪的保护对象。（注：参见舍恩科／施勒得：《刑法典注释》第25版，贝克出版社，慕尼黑，1997年，第2198页(Schoenke/Schroeder，StrafgesetzbuchKommentar25.auflage，VerlagC.H.Beckmuenchen，1997，S.2198)。）把土地作为环境刑法保护的对象，强调了对生态环境有重要意义的非生命物质的保护。在这里，土地上是否已经开发利用是不重要的。污染土地罪所指的污染行为，是指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规定的义务，给土地带来、造成或者释放某种物质，并且通过足以危害他人健康，危害动物、植物，损害贵重物品或者水源的方式，或者在相当的范围内造成污染或者造成其他有害的变化的行为。在土地污染的概念中，关键在于给土地的属性造成有害的变化。这种有害的变化包括各种对土地的生态功能有意义的物理、化学或者生物属性的不利改变。在实践中，这种不利改变需要以行为前后土地质量的比较为条件。土地污染所说的有害的变化，还要求造成土地成份构成明显可觉察的对生态的不利改变。不过，这种对生态有害的变化并不要求持久存在，因此，那种能够迅速不为人所见的不利改变，例如，可以很快渗入地下水的毒物，只要其在种类和影响范围上有相当的不利作用，就可以被包括进土地污染的范围。间接的通过其他法律禁止的行为而对土地造成的污染，主要是指垃圾污染。根据德国垃圾刑法，目前受到管制的垃圾一共有三类：第一类是能够含有或者产生对人或者动物有毒的物质，或者含有或者能够产生对人或者动物的群体有害或者具有传染性的病原体的垃圾。这里的有毒物质是指那些根据其自身特点会产生化学或者物理化学反应，足以损害人的健康的物质。第二类是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燃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垃圾。这里的爆炸危险性应当根据德国爆炸物品法中的规定来判断。自然性是指可以在自然条件下，未经点燃就可以自己着火的性质。放射性垃圾是指含有核放射性物质的或者可以放射出辐射线的垃圾，但是，仅仅含有少量（注：关于少量的界限，要根据不同物质确定。例如，《德国辐射保护条例》第45和46条中就有相关的规定。）放射性的垃圾不属于这一类垃圾的内容。第三类是根据其种类、性质或者数量，足以持久地给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的垃圾。这一类首先是包括《德国垃圾法》第2条第2款的“特别垃圾”和德国《水管理法》中的危害水资源的物质。这类垃圾的种类很广，可以是生活垃圾、人粪、畜粪（例如在一天内在一个地方堆积一万立升的牛粪），只要其具有法律要求的条件，即足以给水、空气或者土地造成不利的污染或者其他不利的变化。德国刑法中的垃圾概念，虽然是在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但是，垃圾在刑法上的概念与垃圾法上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是指全部可移动的垃圾，包括固体垃圾、液体垃圾和气体垃圾。这些垃圾可以是垃圾的所有人愿意扔掉的，或者是为了社会的利益应当有管理地不再保存的。前者也称为任意性垃圾或者主观性垃圾，后者也称为强制性垃圾或者客观性垃圾。（注：在德国法律界，对主观性垃圾与客观性垃圾的区分与种类存在着许多争论，例如，有的主张从是否出于保护社会的利益来区分，还有的主张从是否还有经济价值来区分。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概念下的垃圾都属于垃圾刑法的管制范围。参看：舍恩科／施勒得：前引书，第326条。）与《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概念相比，德国刑法中的垃圾概念表现出或宽或窄的特点。比垃圾法规定的概念较宽的地方在于，德国刑法对液态垃圾没有限制性规定，没有象垃圾法那样把导入污水处理设施的废水和其他物质排除在垃圾的概念之外，因为对导入污水处理设施中废水和其他物质的使用，也必须持有德国水法发放的许可才能进行，否则也构成犯罪。另外，刑法意义上的垃圾，还可能与德国《原子能法》和其他法规中规定的交出特定的垃圾的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原子能法规定的“放射性剩余物质”和“拆卸或者拆除下来的具有放射性的设备部件”，只要是从原子能法的角度看来已经失去使用价值的东西，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垃圾。不过，那种受到放射性污染的物品和食物，如果不能属于“具有爆炸危险性、自然或者非少量放射性的”垃圾的范围，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垃圾。比垃圾法规定的概念较窄的地方在于，刑法的垃圾概念不包括垃圾法规定的垃圾推定，即推定为垃圾的情况。（注：例如，未经合法机关许可，在公共场所等地非法存放的汽车等物件，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垃圾法被推定为是垃圾。）在德国加强环境保护的呼声中，主张对垃圾刑法进行改革是最强烈的和最迫切的意见之一。德国刑法界中影响比较大的改革主张有：应当扩大垃圾刑法中应当加以管制的垃圾种类，特别应当在垃圾刑法中加以规定的垃圾种类有：对人有致癌作用的垃圾，会产生危害植物果实的垃圾，会改变遗传特征的垃圾，以及那些在种类、特征或者数量上足以危害动物或者植物的存在（即在特定地区范围内动物或者植物种群的数量）的垃圾。另外，还有人主张扩大法定的交出有放射性的垃圾的范围。德国垃圾刑法对造成垃圾污染的行为也作了以下具体的规定：处理，即对垃圾进行预加工、捣碎、堆积、烧毁、消毒，以及其他从数量上或者质量上对垃圾加以改造的行为；（注：例如，未经准许将被油污染过的土壤与未受污染的材料相混合，将报废的汽车压扁的行为，等等。）存放，即临时存放垃圾的行为；（注：例如，长期地不间断地将工厂的场地当作“临时”场地堆放特别垃圾。）贮存，即以长期堆放为目的存放垃圾的行为；排放，即让液体性物质流走，不再以原样收回的行为；清除，即其他使自己摆脱垃圾的行为，尤其包括将垃圾以其他形式排入水中和空中的行为，另外，将垃圾交给轻信的第三人作最后处理的行为，在行为人对此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情况下，也属于清除行为。除了这些垃圾污染行为之外，违反法定义务不交出放射性垃圾的，也是一种犯罪行为。（五）对特定保护区域的污染形式特殊保护区是指在那种生态意义上特别敏感的地区。受德国环境刑法直接保护的特殊保护区有三个，即特定的容易遭受空气污染和噪音侵害的地区，水源与矿泉保护地区，以及自然保护区。这些地区具有的独特的生态利益，对人类的生存有着特殊的意义。危害特殊保护区的污染形式主要有三种：第一，违反法律法规，在需要特别防止空气污染或者噪音对环境造成有害影响的地区，或者在缺乏变化的气候状况下应当担心空气污染急剧增加对环境有害的影响的地区，使用产生空气污染或者噪音的设备的；第二，违反法律法规，在对水源或者矿泉水源特别加以保护的地区，使用职业设备贮存、装载、转运对水源有危害的物质，使用管道运送对水源有危害的物质，或者在职业活动规模上进行的开采砾石、沙土或者其他固体物质的；第三，违反法律法规，在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或者作为自然保护区临时加以保护的地区，开采矿产或者其他土地的组成部分或者从中牟利的，进行挖掘或者堆积活动的，取水、排水或者对水作任何改变的，对沼泽、泥潭、池塘或者其他潮湿地区进行排水活动的，或者砍树挖根的。虽然这些污染行为的造成都是以违反法律和行政规定为前提的，但是，德国刑法学界认为，这种污染侵犯的法益不是单纯的超个人的行政管理利益，而是通过独立的生态方面的法益表现出来的对人的保护。污染概念中的正当化与免责问题污染概念中的正当化与免责问题是由于对污染概念加以限制的必要性而提出的。限制污染概念的必要性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理论根据方面的考虑。在污染还没有直接表现为对人的健康、生命和财产的损害的时候，就宣布其为犯罪的做法，在理论上似乎与“抽象的危害行为”的概念很难划清界限。根据抽象危害行为的概念，犯罪的成立不取决于损害结果或者具体危害的出现，尤其不取决于对危害结果加以证明的危害行为。如果在刑法中引入抽象危害行为，就意味着刑事责任的扩大，并且，如果在环境犯罪中不需要要求证明某种污染对人的危害，是否容易导致随意出入人罪的危险？显然，抽象危害行为理论与传统的以造成实际损害行为为中心的理论有很不一致的地方。第二，立法技术方面的考虑。德国环境刑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采用“空白刑法”的立法技术。空白刑法是指完全或者部分地将对行为构成的描述“空白地”留下来，而通过引述其他法律规定，其中主要是非立法机构制定的行政法规，加以补充和完善的刑法规定。这种立法技术看起来就像立法者开出了一张空白支票，而有关管理部门则有权加以填写。同时，由于德国允许在合乎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排放废气、废水和废物，因此，在这种立法模式下，如何保证正确地追究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即在造成环境污染时不放纵犯罪和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排放情况下不追究排放人的刑事责任，就成为十分重要的立法与司法问题。为了防止滥用污染概念，德国刑法学界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进行了研究和努力。在理论方面，德国刑法界并不一般地承认污染犯罪都是抽象危害构成。从“人类环境”的眼光来看，抽象危害构成仅仅表现为与个人的人身财产利益有关。然而，从“生态环境”的眼光看来，与个人人身财产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环境利益，就对犯罪的成立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例如，在水污染犯罪中，如果只把人的生命与健康利益作为受保护的利益，那么，水污染就表现为对这些利益的一种抽象的危害。从生态意义上观察，由于水的纯净是需要保护的法益，因为那是人在生态学意义上的生活基础，因此，水污染行为对水的纯度的损害就是一种真正的损害，而不应当被看成是单纯的抽象危害了。从理论上严格地说，德国污染犯罪中有一些是使用抽象危害构成加以规定的，有一些则不是。在立法技术方面，德国刑法界一方面通过宪法法院肯定了环境刑法依靠行政管理法规的立法模式符合德国宪法规定的明确性原则（注：《德国基本法》第103条第2款和第104条规定的原则。）以及分权原则，（注：《德国基本法》第20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另一方面，在具体的法律规定中，针对不同犯罪中法益保护的具体要求，对于各个领域中污染的不同表现形式，还采取了以下一些使污染正当化或者免责，即防止污染概念扩大化的做法：第一，规定轻微污染不处罚。这个做法典型地规定在《德国刑法典》第326条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中。该条第6款规定：“由于垃圾数量很少，明显地排除了对环境，尤其是对人、水、空气、土地、可食动物或者植物的有害影响时，行为不予刑法处罚。”（注：参见舍恩科／施勒得：前引书，第2209页。）由于在危害环境处理垃圾罪中，是以管制垃圾为对象，采取抽象的危害构成尽可能地将所有违法处理垃圾的境况都加以包括了，因此，如果在垃圾数量和危害后果上不作明文限制，在实践中就可能造成处罚轻微的处理管制垃圾的后果。尽管这个著名的“轻微规定”在德国刑法中并不具有更大的一般性意义，（注：在德国刑法学界，对这一条“轻微规定”是存在着许多争论的。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拙作：前引书，第174-175页。）但是，在防止扩大垃圾刑法的适用范围方面，还是发挥了作用的。第二，符合行政许可不处罚。这个做法一般地适用于各种污染物排放的情况。根据“人类环境”的概念，废气、废水和废物在一定程度之内是可以排放的。在实践中，这个许可程度只能通过行政许可加以确认。通过取得行政许可进行排放，可以使污染控制在环境和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因此，在有权机关许可的情况之下和范围之内，对污染行为就没有刑事责任可言。当然，合法的行政许可是不包括使用威胁、贿赂或者共谋手段取得的许可和批准，也不包括通过不正确或者不完全的说明而取得的许可和批准。（注：《德国刑法典》第330d条第5款。）第三，实质无危害不处罚。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德国环境刑法在有关犯罪中对污染的形式做了详细的描述，尤其是对那些以抽象危害构成的方式写成的犯罪，因为这种立法技术不要求犯罪行为产生具体的危害或者导致一种损害。但是，这样也产生了一种危险，即某些行为在形式上符合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实质上是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可能会被追究为犯罪。例如，《德国刑法典》第327条未经许可使用设备罪规定的行为包括，违法使用、占用、全部或者部分拆毁、或者从本质上改变核设施或者其用途的各种行为。其中，对于使用、占用和拆毁核设施的行为，必须具有本质上可能产生危害社会的危险，否则，就不构成犯罪。根据这种“实质无危害”的理论和规定，那种以加强现有的安全防护措施为目的，对核设施进行的建筑方面的改动，就不属于这种行为的范畴。德国环境刑法中的污染概念对中国刑法的借鉴意义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世界各国都将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作为国家的责任。中国宪法第26条第1款也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从宪法的角度来看，“人类环境”和“生态环境”显然都是中国法律保护的对象。然而，由于各个方面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刑法在惩治污染犯罪方面，还没有将“生态环境”意义上的法律利益作为自己的保护内容。虽然这几年来中国一些地区的污染状况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北京的空气污染和太湖地区的水污染问题都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要保持祖国天清水澈空气好的良好环境，尤其是要做到持续经济有效地防治污染，刑法是可以也应当在符合国际标准的水平上发挥自身作用的。很明显，德国比较成功地使用刑法治理污染的经验，对中国是有借鉴意义的，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刑法保护的法益状况，对于明确环境犯罪中污染的概念有着根本的指导意义。以“人类环境”的观念来考虑环境犯罪问题，只能根据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来确定刑法意义上的“污染”，如果污染没有直接侵害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就不能受到刑法的追究。以“生态环境”的观念来考虑环境犯罪问题，就可能在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还没有直接受到侵害的时候，对危害自然环境的污染采取刑法措施。很明显，把“生态环境”作为刑法保护的法益，一方面提高了生态环境的法律价值，另一方面可以避免环境污染发展到给人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失的程度上才加以惩治的无奈，从而提高环境保护的水平。这样，刑法法益概念的改变促使了污染概念的改变，刑法法益标准的提高将导致污染构成标准的降低和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第二，在刑法中，污染可以表现为一种危害结果，也可以表现为一种危害状态或者一种危害行为。在环境刑法中，污染首先表现为对水、空气、土地的自然形态和自然构成有害的改变。根据特殊生态地区对于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意义，例如水源区、自然状态脆弱地区、自然保护区，从具体的环境保护要求出发，环境刑法也可以规定更严格的构成污染的标准。然而，当污染是以特殊危险的方式造成时，例如核材料的非法使用，就不属于环境犯罪的范围，而属于其他犯罪，例如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范围。总之，污染的概念在对具体的环境对象的危害上，有着各自具体的标准。刑法在确立和追究污染犯罪时，应当实事求是地根据具体法益的要求，采用恰当的方式来界定污染的概念。第三，在完整规定污染犯罪的同时，应当防止刑事责任扩大化。德国刑法理论繁荣发展的结果，是对犯罪的完整彻底的规定和追究，这样，虽然使法益得到彻底的保护，使刑法的任务和作用在法定的范围内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但是，也使得在形式上符合法定标准而实际危害很小的污染将受到刑法的处罚、从而容易受到“刑事责任过分扩大化”的批评。（注：应当指出，这样的批评并没有得到德国刑法界的普遍接受，但是笔者相信，这样的批评在中国刑法界会更强烈。关于中德刑法基本观念的差异，参见拙作：“中德划分罪与非罪方法的比较研究”，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第94页以下。）为避免这样的问题发生，应当借鉴德国刑法界提出的轻微污染不处罚，符合行政许可不处罚和实质无危害不处罚的限制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