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1
美国时间9月19日，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9月政策会议结束后的新闻会上表示，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开始缩减资产购买规模，规模缩减没有设定确定日期。这一“超预期”的消息让市场绷紧的神经稍微放松了些，美国股市应声大涨，中国股市也是积极回应。
美国推迟退出Qe的七大理由
作为美联储当家人，伯南克的一言一行都受到市场高度关注。正因为此，他一向谨言慎行，外界只能从他发言的字里行间来推测美联储将采取措施的具体时间、方式等信息。
5月份，伯南克曾表示，美联储可能在未来几次会议上决定是否放缓Qe；6月份，他表示，在经济增长符合预期的条件下，预计将在年底前放缓Qe，并在2014年中期完全结束。
对于伯南克的这些表态，外界做了充分的解读，市场给予了强烈甚至有些过度的反应。之前市场普遍预计美联储将在9月份削减100亿美元资产购买规模。而此次伯南克的表态，未着重提及他在6月份预设的几个条件，Qe维稳的思路较为明显，大大超出市场的预期。
美联储缘何要用Qe来“维稳”？对此市场给予了一系列的分析。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莱文·洛根认为，美联储9月利率决议会议没有削减Qe有四大理由：美国经济数据好坏不一、通胀率尚低、金融环境收紧以及短期财政政策风险。诚然美国经济在复苏的同时，还有部分指标特别是就业指标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美国8月份失业率为7.3%，环比持平。此时贸然退出Qe，可能延缓甚至终结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但仅从这些方面来解读美联储的政策，并不全面，以下因素也不能忽视：
一是目前全球主要的经济体仍以宽松货币政策为主。在当前全球经济货币政策协调并非十分有力的环境下，美国若独自退出Qe，会导致热钱加速回流美国；适度的回流会增加美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进而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过度的回流也会导致流动性泛滥，进而使资产价格大幅上扬，引发通货膨胀。
二是全球新兴经济体经济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美国退出Qe政策甚至会成为引爆部分新兴经济体经济危机的导火索。
主要的发达国家大都深陷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经过泡沫破裂、缓慢复苏的过程，风险已有所释放。而金砖国家在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中“一枝独秀”，未受到大的影响，但没出现危机并不代表没有风险，相反，可能正是风险快速集聚的时期。
美国若退出Qe，将加速资金回流到美国，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的货币汇率将出现较大波动，新兴经济体货币对美元将出现不同程度的贬值，导致市场流动性偏紧。今年二季度，由于市场对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的强烈预期，新兴市场国家资金外流愈演愈烈，其中印度和印尼出现了一些经济危机的征兆：股市遭遇重挫、货币大幅贬值、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大增。
若因为美国骤然退出Qe，导致新兴经济体经济哀鸿遍野的情形，爆发经济危机，那么在这个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也会反过来拖累美国经济复苏。
同时，伯南克的任期到明年1月份，是否能够留任仍然是个未知数。从官僚政治的角度来看，他若希望留任，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在下届任期内考虑调整货币政策，而不急于一时；他若不希望留任，维持政策不变和稳定是其理性的选择方式。
抓住美国Qe维稳的机会
在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今天，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已经无法做到“独善其身”，国内经济形势日益受到世界经济形势特别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影响。美联储若骤然退出Qe，其对中国经济运行产生的后果不可不察。
首先是热钱短期内大规模流出导致资本市场的波动风险。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持续三轮的量化宽松政策导致美元长期走弱及持续低利率，美国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利差使得美元套利交易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大行其道。投资者在美国以低利率的成本融得美元资金，然后投资于高利率或高收益的新兴经济体国家，坐享高额回报。
一旦美国货币政策转向，美元又大规模回流美国，势必引起相关国家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进而造成股市大跌和楼市不振，甚至可能诱发局部金融危机，这样的传导路径对新兴经济体国家是摧毁性的，在历史上已经被多次验证。当前印度、印尼、巴西等国的货币大幅贬值，出现某些经济危机的迹象，也没有逃出上述的“历史宿命论”。
若美联储退出Qe，美元持续走强将有可能使巨量热钱短期内大规模从中国流出。国内金融市场对5、6月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飙升导致的“钱荒”都还记忆犹新，当然造成这种现象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美国Qe退出的预期导致热钱撤离是重要因素之一。
央行数据显示，中国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从4月份的2943.54亿元缩水为5月份的668.62亿元，5月新增外汇占款环比缩水77%，这与市场对美联储退出Qe预期的提前反应不无关系。
其次是大宗商品价格进入下行通道带来的通货紧缩的风险。
受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向全球释放了巨量的流动性影响，能源、粮食、金属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逐步走高。Qe1期间，美元指数下降5.3%，原油价格上涨23.5%；Qe2期间，美元指数下降9.9%，原油价格上涨33.6%。
一旦美国退出Qe政策，走强的美元将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步入下行通道，这将加剧我国当前以ppi持续低迷为特征的通货紧缩的风险。从ppi（生产者物价指数）的角度看，我国与通货紧缩渐行渐近。我国7月份ppi同比下降2.3%，环比下降0.3%。至7月末ppi指数已经连续17个月负增长。倘若美国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将导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遭遇重挫并传导到国内，这将使国内通货紧缩的情况雪上加霜。
而目前美国Qe维稳，给中国缓冲Qe退出后造成的冲击留下了宝贵的时间窗口：
一是完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监管体系。强化对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与预警，防范金融风险。适时酝酿开征金融交易税（即托宾税），增加投机性极强的短期资本进出我国的成本，以遏制短期资本的投机行为。
二是进行趋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向调整。美联储退出Qe将不可避免地引发大规模的短期投机资本回流美国，导致我国流动性供给趋紧，加剧国内通货紧缩的风险。在这种预期下，我国货币政策应适时灵活调整，通过适当下调利率或通过三大货币政策调整即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再贴现率、公开市场操作，来向市场释放流动性，以应对通货紧缩。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2
2月19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在巴黎达成共识，宣布用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私人储蓄率和私人债务等指标度量成员国国内经济平衡问题，并同时监控“由贸易余额与投资收入净流动和转移组成的外部失衡”。
之所以从内外两部分来度量全球失衡，是因为“内部经济失衡的溢出效应往往会导致外部经济失衡，管好国内经济政策，才能更好防范外部失衡”。加拿大G20研究中心、多伦多大学的世界经济研究者萨拉・埃利丝（Sarahellis）对《财经》记者说。
但缠绕着失衡问题的争议声不会很快散去。巴黎的会议充满了分歧，G20最终没有把利率、汇率等手段纳入一揽子指标中，仅表示将“酌情考虑汇率、财政、货币和其他政策”。
此外，巴黎达成的共识也只是在技术化应对失衡问题的道路上走出了第一步。各经济体接下来将为上述经济指标制定“指示性方针”。
指标详解
在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问题上，世界迄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仅有的一个地区标准是欧盟的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不得超过3％，公共债务的GDp占比上限则是60％。但是金融危机打击下，不少欧盟国家超出这两条警戒线。
萨拉・埃利丝预测，G20的财政赤字指标可能在3％－5％间寻求一个中间数，这样的指标设定“有助于制约扩张性财政政策，并规避后续风险”。
玫瑰石顾问公司董事谢国忠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的预测则为5％。
就公共债务标准而言，G20恐怕难以简单照抄欧盟的标准。目前美国、英国公共债务的GDp占比都接近100％，而日本的这个数字已超过200％。谢国忠认为，公共债务上限应该不能超过本国GDp的100％。
将私人部门债务和私人储蓄率列入一揽子指标，主要是因为欧美等经济体在这两方面的糟糕表现已经极大地拖累了其经济复苏。在流动性充足的情况下，贷款欲望依然不足，内需也难以提振。当爱尔兰等国政府因银行坏账介入时，私人债务又变成由政府担保的公共债务，如果政府对所担保的私人债务进行偿付，将会加剧财政赤字。
就未来的私人储蓄率标准而言，谢国忠认为，“发达国家私人储蓄率应该不高于其GDp的5％，而发展中国家，因为投资、发展的需要，私人储蓄率占GDp的20％都不算高。”
此外，针对由贸易账户、净投资收益与转移账户等三个项目来衡量外部平衡问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茂荣对《财经》记者表示，拆成三项，要求每一项都能维持平衡，能更真实地反映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比如，日本较大的贸易顺差并非主要来自出口，而是主要来自对外投资收益。
就贸易余额的GDp占比标准而言，谢国忠表示，小经济体的上限设在10％，大经济体设在5％比较合适。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指标如何精确化，依据现有共识，这些指标也都只是“非约束性的”，只在协调各国经济政策、降低全球失衡水平上起指导性作用。但一揽子衡量指标的出台，还是会给G20所有成员国带去调整压力。
不少分析人士认为，这将推动中国调整自身经济结构的步伐。中国商务部研究员梅新育分析说，“中国贸易顺差较大，国内私人储蓄率被普遍视为过高，外部要求中国调整的压力较大。而现在调整的路数就是激励国内消费扩大以降低储蓄率，扩大进口以降低贸易顺差。”
谢国忠表示，“中国经济结构要做调整，总的来说要鼓励消费，当前要做两件事情，一是调低个人所得税，二是房价要降下来，否则打压中产阶级的消费。消费一旦拉动起来，中国就不会被动。”
对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而言，遵循标准也非易事。这些国家普遍面对宏观经济不景气、内需乏力、投资不振的窘境，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等指标目前都难称健康，届时难免越过标准警戒线。而一旦动手紧缩财政，削减开支，则又可能会陷入国内政治困境。去年10月间，法国推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等一系列紧缩政策，立刻就在国内引发了200多万人参加的大罢工。
“发达国家的主要困难在于调整其寅吃卯粮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消费模式，这种调整会降低民众眼前福利。”梅新育评价说，“在西式民主政治下，反对党会充分利用民众的短视和自私心态在政治上掣肘。”
他继而表示，一旦发达国家紧缩过度，又会冲击依赖出口的发展中国家，给全球经济平衡带去不利影响。
汇率、货币博弈
“一揽子衡量指标取得共识的过程不易，各方存在一定利益冲突，但最终达成妥协，一定程度上显示了20国对国际经济合作的认同。”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会后举行的新闻会上坦言。
汇率是此次争锋的焦点之一。中国明确反对将其列入一揽子失衡指标。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表示，中国认为使用实际汇率作为衡量贸易失衡的指标并不恰当，新兴市场为了应付金融危机和经济突发动荡，有必要做适当储备。中国的诉求客观上也契合美国的愿望，美联储一意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使美元大幅贬值，饱受各国诟病。巴黎会后公告最后的表述是“酌情”考虑汇率问题。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位G20官员的话说，根据这种措辞，法国可以说汇率是一个指标，中国则可以说其实不是。
不过，谢国忠表示，不排除汇率在未来成为衡量指标的可能，但这有待各国认识的调整。他强调，失衡指标建立在所有国家的一致同意之上。
货币政策此次也被排除在了失衡指标之外，仅被会议公告“酌情考虑”。作为今年G20的主席国，法国似乎想用一个独立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来应对这个问题。
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建立非单一资产作为储备资产，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的货币篮，吸纳人民币进入其中。
“萨科齐的改革设想绕开了国际货币体系里的特里芬难题（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如果充当国际货币，一方面必然要通过国际收支逆差，满足货币需求，这导致该货币贬值；另一方面，作为国际货币又要求币值稳定，不能持续逆差。――编者注），使得这一想法成为可行。”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对《财经》记者说。
改革的最理想途径是建立超货币，但这不太现实，“一个可行办法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在由欧元、美元、日元、英镑四种货币组成的SDR货币篮中引入更多新兴经济体的货币。”曹远征分析说，“扩大SDR虽然是不太完善的改革，但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启动。”
梅新育认为，人民币纳入SDR只是时间问题，其速度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度的速度。
但谢国忠则认为：“SDR不是真实可以操作的货币，而是虚拟货币，因此这一建议不可行。”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则对媒体表示，人民币作为新兴经济国家还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加入SDR史无前例，需要制定专门规则，这将是个渐进的过程，很难给出时间表。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3
关键词：安倍经济学储蓄双顺差
一、安倍经济学提出的背景
1985年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综合竞争力大幅下降，日本把有些产业移至外国，加上技术方面的优势，海外创造的利润源源不断流回国内。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政府债务总额位居发达国家之首，已达GDp的230%；同时日本的银行存款利率几乎为零，其国内经济也处于一种近乎通货紧缩的状态；中、韩企业的发展使日本的竞争优势也越来越弱：这些都制约着日本经济的发展。2012年年底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以拉动经济为目标，他大刀阔斧地推出了三套组合拳：推行以2%通胀为目标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大举国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及以放宽政府管制、深化结构改革为中心的增长战略。安倍将这三部曲称为日本经济再生的“三支箭”，媒体则戏称其为“安倍经济学”。
二、关于安倍经济学的分析
在“三支箭”的引导下，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就任日本央行行长后，即设定2%的通货膨胀目标，实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此情况下，日本在达到这一目标之前会开启印钞机，不间断地印刷日元；同时日本在公开市场上购入建设性国债，放松银根；大规模采用财政赤字的政策，进行公共投资。在这些政策的刺激下，日元大幅贬值，短短几个月幅度达20%多；在利好消息刺激下日经225指数一路蹿红，上涨了近45%；第一季度GDp增长年率为3.5%，国民消费率更呈强势增长趋势。但是，在这些曙光的背后，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它存在的问题。
（1）日本的贸易逆差并不一定会得到改善
2011年和2012年日本分别出现2.56和6.93万亿日元的贸易赤字，降低日元汇率以扭转日本的贸易赤字成了当务之急。可是，我们必须看到困难的存在：首先，欧美国家也在实行新一轮的货币宽松政策，即便日元贬值，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而言并不一定会相对贬值；其次，全球市场处于一种疲软状态，日元的贬值也会使日本在进口石油、天然气等时成本增加，经常项目账户余额会大打折扣；最后，日本与中国由于问题关系紧张，也会阻碍其贸易余额的改善。事实证明，今年第一季度日本的贸易赤字并没有很大的缩小，政策效果不明显。
（2）日本政府债务居高不下可能会引发信用危机
安倍政府为促求经济的发展，大量举债是不可避免的，据imF预计，今年日本政府债务总额可能达到GDp的237%以上，其债务形式岌岌可危。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由于日本采用的是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一旦出现其他突况，日本政府将不可能及时的归还债务，出现信用危机。所以，安倍政策可能不会起到真正的作用，反而会带来负面效果。
三、中国式国际收支和货币对外升值的分析
自从中国199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几乎每年经常项目账户、资本与金融账户均出现顺差，人民币升值压力愈演愈烈：2008年6月17日首次突破6.9关口，2010年6月22日首次突破6.8，9月21日突破6.7，2011年1月13日突破6.6，4月29日突破6.5，8月11日突破6.4，2012年2月10日突破6.3，汇率中间价如今已向6.19逼近。
关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的分析
以2011年中国的国际收支为例，我们可以发现经常项目账户的余额主要来自货物，而资本与金融账户的余额主要来自外国在华的直接投资，由此可见中国保持双顺差主要靠的还是商品的进出口和吸引外资。但是服务这一项的逆差不得不引起重视，如今第三产业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服务业也可能决定一国的竞争优势。
双顺差的出现，彰显着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很强，很多国际投资者看好中国的发展；但是，经常项目的顺差说明了我国资源的外流（比如稀土资源），而且外国在中国的投资也是有成本的。中国要想很快的发展，还是要振兴民族企业，增加企业的优势，减少对外国的依赖。
（二）人民币“外升内贬”的怪象
经济学的原理是汇率变动与国际间的相对物价水向相关：如果一个国家的通胀率高于他国，本币就会贬值；相反就会升值。但是中国却是出现了“外升内贬”的怪象。
人民币的外升内贬具体来说是人民币在国内大幅贬值、购买力下降，而在国际上人民币相对外国货币却在升值，这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是有其存在的理由。我国每年的国际收支均出现顺差，由于我国实行的是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而且外汇基本全掌握在政府手中，所以每当出口换回外汇时，中国人民银行就会增加人民币的投放，借助货币乘数的杠杆效应，这些货币会加倍的流通，造成流动性过剩，引起货币的贬值；而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政策使本币贬值，增加国际贸易中的优势，而且美国作为鼓手，也在极力推动人民币升值，从反倾销事件中即可看出。
中国“人民币外升内贬”的产生，国内与国外都有责任。外汇掌握在政府手中，这一方面便利了对外汇的管制，但是另一方面不断发放的本币却使大部分中国人深受其害。同时，把自己商品低价卖给外国，虽然国际贸易出现顺差，但是长期看来并没有很大利益。若把这部分商品让国人低价消费，GDp并不会有很大的变化，不但增加了本国的福利，而且把出口变为内需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可缓解这一问题。
（三）人民币升值对我国的影响
首先来看我国的外汇储备，中国人民银行3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量达3.44亿美元。目前随着外汇储备多样化的发展，据统计储备资产中美元占70%左右，日元约为10%，欧元和英镑约为20%。从目前的形势来看，美元、日元、欧元均在贬值，每年外汇储备的损失额不容小视。其实外汇的作用无外乎两种，一种是投资保值，一种是防止出现金融方面的动荡和国际支援，这样看来中国的外汇似乎有点过剩。所以，在人民币的升值过程中，外汇储备的缩水不得不面对。
其次，在人民币的升值过程中，商品的价格优势明显减弱，必须通过技术的提高来增加我国商品的竞争优势；另外，在外国需求减少的情况下，多供给的商品将变成内需。解决国内的贫富差距、失业问题，增加家庭的收入，让国人敢于、善于消费，这些都是摆在眼前的麻烦，解决好的话对我国要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最后，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人民币的升值会加快我国对外的直接投资。由于我国的货币相对外国走势坚挺，在货币贬值的国家开办企业或通过收购股权进行直接投资的成本更小了，而且也可以减少国内流通的人民币，减轻通货膨胀。
四、总言
简单地通过货币的贬值并不能确保经济很好地发展，价格优势并不是万能的。只有加大对技术的投资、提高创新能力，使本国的产业结构和价值链系统化、综合化才能使经济更好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连英.谁都逃不掉的中国经济大泡沫.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0.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4
关键词：资本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冲销
中图分类号：F8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06)02－0069-04 收稿日期：2005-09－28
一、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资本流入情况比较
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和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emergingmarkete-conormes，以下简称emes)成为资本流人的热点。亚洲emes在资本流人的同时，经常帐户保持巨额盈余，外汇储备快速增长；而欧洲emes的经常帐户大额赤字，近年来虽然一直无法改善，但由于资本流人的数额巨大，弥补经常帐户赤字有余，致使外汇储备仍然大幅增长。国际收支状况上的差异表明，欧洲emes更大地依靠内部需求而亚洲emes更大地依靠外部需求带动经济的增长。
(一)资本流入亚洲emes的情况
表1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1]整理的亚洲emes资本流入、经常帐户和外汇储备近年来的变化情况。2002年至2004年，亚洲emes资本净流入额分别为239亿、561亿、1301亿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大部分，分别达525亿、706亿、870亿美元，同期，区内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经常帐户保持巨额盈余，每年的盈余额相当于本国当年GDp的4％左右。例如，中国的经常帐户盈余相当于GDp的4％左右，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2004年经常帐户盈余甚至相当于本国当年GDp的26．1％和13．3％。
由于经常帐户盈余和资本持续流入，亚洲emes的外汇储备净增额逐年上升，2004年达到创纪录的3443亿美元。以印度为例，其外汇储备自2002年底以来增加了近一倍，截至2004年3月其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400亿美元。预计2005和2006年资本流人和经常帐户盈余的状况仍将维持，因此亚洲emes的外汇储备仍将大幅增长。
(二)资本流入欧洲emes的情况
表2是欧洲emes的资本流入、经常帐户和外汇储备近年宋的变化情况。一方面，欧洲emes经常帐户连年持续巨额赤字；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前景看好的情况下，资本持续流入。区内所有国家经常帐户均保持赤字状态，经常帐户赤字相当于当年GDp的4％～5％，其中爱沙尼亚、立陶宛、匈牙利和保加利亚2004年该比例分别高达10．9％、13．8％、9．0％和7．4％。同期，资本净流入保持较高水平，每年均超过500亿美元，2005年预计达到658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2004、2005年的证券投资在资本净流人中占据了约50％的比重。
绝大部分欧洲emes的资本净流入大于经常帐户赤字，外汇储备因而不断增长。例如，2004年保加利亚经常帐户赤字为14．53亿欧元，相当于本国GDp的7．5％，而外国在保加利亚的直接投资为19．58亿欧元，相当于本国GDp的10．1％，直接投资冲抵经常帐户赤字的134．8％，外汇储备比2003年底增加14．94亿欧元。由于欧洲emes经济总量相对较小，因此其资本净流入按照比例计算要比亚洲emes大。
二、存在的问题和潜在的风险
资本持续流入弥补了国内储蓄的不足是欧洲emes近年来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的关键因素之一，2003年和2004年欧洲emes的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4．6％和6．2％。资本流入对亚洲emes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复苏同样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当前资本流入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一)资本流入使欧洲emes汇率偏离均衡水平，存在资本流入中断、发生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
欧洲emes货币普遍升值是造成其近几年来经常帐户赤字状况无法改善的主要原因。由于资本流入金额巨大，在弥补欧洲emes经常帐户赤字之余，还造成其外汇储备进一步的积累，给本币带来巨大的升值压力。近几年，多个欧洲emes由于此原因，本币汇率不断升值。例如，波兰货币兹罗2000年平均汇率为1美元兑换4．3464兹罗提，2004年升至1美元兑换3.75兹罗提，匈牙利货币福林对美元汇率2004年升值16％，斯洛伐克克朗今年1月也达到历史最高点。
由于欧洲emes为加入欧盟一般已作出了放宽资本帐户管制的承诺，资本管制不断放宽，资本流入中证券投资比例相当高，资本流人的脆弱性不言而喻，本币升值使资本流入更加脆弱。资本净流入状况一旦中止甚至逆转，极有可能出现类似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情况。而导致资本流入中断甚至逆转的诱因很多，包括大国(如美国)提高利率、出现大规模的投机、这些国家的银行因为过度扩张出现破产或者贸易伙伴经济增长放缓等等。虽然imF预测今明两年资本仍将持续大量流入欧洲emes，但发生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目前欧洲emes资本流入、货币升值以及经常帐户赤字的情况与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较为相似，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欧洲emes进口产品中外国直接投资的机器设备所占比例较大。
(二)亚洲国家货币升值压力更大，经济结构调整压力剧增，同样可能对经济运行产生风险
中国等亚洲emes近几年来一直维持巨额的经常帐户盈余，汇率本身就有升值的压力，而资本流入使升值的压力更大，使经济过于依赖外部需求等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一旦货币升值，如何使内部需求弥补外部需求下降的缺口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资本流入使结构调整的时间越来越紧迫，而很多的亚洲emes并未做好相关的准备。另一方面，如果维持本币不升值，资本将进一步流入，而且投机性资本流人的成分将增大。资金流入购买房地产等资产，将造成国内固定资产价格上升、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飙升，可能造成经济泡沫，使经济结构进一步恶化。
总之，由于资本流入迫使本币升值而产生的问题和风险至少包括：(1)由于出口减少、内需不足造成国内经济的紧缩；(2)汇率升值不到位可能导致资本进一步流入，推高国内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加速经济泡沫的形成；(3)汇率升值使国内机构的外币资产大大缩水，对于持有大量外汇的国内机构将是致命的打击；(4)国内市场机制不完善，缺乏避险工具，骤然的升值必然导致企业经营出现问题；(5)其他政治问题，例如中国一直以来坚持人民币不升值的政策，一旦打破承诺，风险难以估量。
三、应对措施、制约因素以及局限性
应对资本流入可以选择的对策至少包括：冲销性货币政策措施、汇率调整措施、资本流入控制措
施、财政政策措施、国际协调措施乃至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措施等。由于各国的不同情况，这些措施可能受到不同的制约，有一定的局限性。
(一)冲销性货币政策措施
为保持汇率稳定、保证国内物价稳定，央行必须进行冲销(Sterilization)操作，即央行在购买流入外汇的同时，在公开市场卖出本币资产。亚洲和欧洲emes的央行均不同程度地采取这种操作办法。
在操作中，欧洲emes央行的财务成本相当高。欧洲emes的利率一般较高，近期多数国家持续降息，但总体上欧洲emes的利率达到8％～9％，部分emes利率超过10％，远高于外汇资产的收益。央行必须卖出高利率的本币资产，以购买低收益的外汇资产，冲销操作的财务成本非常高。欧洲多个央行陆续降息，例如匈牙利在2004年曾9度降息，基准利率由12．5％降至8．25％，斯洛伐克降息100个基本点，捷克也降息一次。在内部需求旺盛和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降息有相当大的风险。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本币一般利率较低，冲销操作的财务成本相对较低，但也有例外，例如印度政府债券利率为6％～7％，而以美国国债形式持有外汇储备的收益率约为4％～5％。此外，资本持续流入可能使冲销成本不断上升。例如，中国近期新发行的央行票据的利率已经不断上升，发行央行票据的成本越来越高，而且央行票据的发行已经出现了流标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冲销操作将越来越困难。
(二)汇率浮动措施
除了降息外，部分欧洲国家因成本太高，减少甚至放弃对汇率的干预，转由本国货币自由浮动。例如，罗马尼亚不再公布干预汇率的目标，土耳其中央银行已采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一般认为，增大汇率不确定性有助于阻吓热钱的流入[2]。但是对于欧洲emes来说，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初将肯定导致本币汇率的进一步升值，短期内其经常帐户将进一步恶化。对于亚洲emes来说，汇率浮动短期内将肯定造成本币的大幅升值，由于亚洲emes过于依赖外部需求，必然将造成较大的冲击。此外，本币升值将使货币当局长期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相对于本币贬值，让汇率浮动也是困难的选择。
(三)限制资本流入的措施
限制资本流入的手段很多。例如要求非居民的金融投资必须缴纳准备金，即实际上对流人的外汇征税，罗马尼亚政府近期可能采取此项措施；再如对于期限低于1年的外国投资直接进行征税以延长资本流人的期限；又如强化外汇管制措施，中国近期出台一系列的外汇管理措施限制热钱的流入。
限制资本流入实施效果往往欠佳。欧洲emes需要资本流入弥补经常帐户赤字，限制性措施很难准确地控制资本流入的数量。此外，欧洲emes由于加入欧盟已承诺解除资本帐户的限制，重新采取限制性措施将面临一定的政治压力。对亚洲国家来说，虽然采取措施限制资本流入的条件似乎更为宽松，但同样面临着难以抉择的困难。例如，中国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政府和企业的融资往往严重依赖外资。此外，限制资本流入的外汇管制等措施的效果在时间上也具有递减特点，限制措施的成本将越来越高。例如，对中国资本流入情况的分析表明，由于经济开放程度加大，中国的资本管制效率并不高[3]。
(四)财政政策措施
经常帐户赤字主要是因财政支出过大、国内储蓄不足造成的，改善经常帐户赤字状况往往必须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措施，如加税和减少政府支出。但财政支出的刚性使欧洲emes的选择也非常困难，例如政府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时将不得不考虑选举的因素。欧洲emes加入欧盟必须满足欧盟对财政赤字的要求，这是各国可以借助的一个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的理由。对于亚洲emes来说，经常帐户盈余使其在实施财政政策方面具有更大的选择余地，无需像欧洲emes一样被迫采取紧缩性的财政政策。
(五)国际协调措施
过大的外汇储备积累反映了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状况，国际收支不平衡需要全球各国政府的相互合作。对于欧洲emes来说，可以和imF签订融资协议，对于预防资本流入突然中止的风险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与imF签订的协议一般包含采取适度紧缩性财政政策的条款，由于可以利用imF的资源，与imF签订协议对欧洲emes政府说服选民接受紧缩性财政政策有一定的帮助。
对于亚洲国家来说，国际收支平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对财政政策的态度，如果美国政府不采取措施限制财政支出，其财政赤字将反映为经常帐户赤字，并将反映为亚洲国家的外汇储备增加，例如2004年美国经常帐户逆差达6659亿美元，而同期亚洲地区的经常帐户顺差为3132亿美元。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问题上，各国急需加强国际协作。
四、结论
应对资本流入，选择采取以上某项或几项措施的组合，一个国家必须视其自身实际情况而定。无论对欧洲还是亚洲emes来说，更加重要的是增强应对经济风险的能力，尽快调整扭曲的经济结构，完善市场机制，提高政府宏观经济调节的能力，保持经济的稳定。目前，欧洲emes迫于压力，已经采取各项措施。亚洲国家长期以来严重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政府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意愿并不强，但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终可能将迫使亚洲国家不得不采取措施。因此，与其待问题爆发时再作痛苦的调整，不如现在就痛下决心。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虽然处境相对于欧洲emes来说要好，暂时既没有资本中止流人的现实危险，也没有冲销操作高成本的困扰，但是对于资本流入所造成的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必须多管齐下而非仅仅限于强化外汇管制措施，必须痛下决心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必须完善市场机制以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
注释：
①本文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盂加拉同、印尼、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欧洲新兴市场国家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和罗马尼亚等。
②本文在写作期间，中国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调整，其效果如何仍有待观察，
参考文献：
[1]imF.worldeconomicoutlookChapteri;economicprospectsandpolicies[eB/oL].http：//省略/extemal/puhs/ft/weo/2005/01/index.btm,2005，8.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5
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美元硬着陆
中图分类号：F1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4-0008-02
0 前言
全球经济失衡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提出的新概念。2005年2月2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托在题为《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一避免相互指责》的演讲中正式使用了全球经济失衡(Globalimbalance)一词。拉托在演讲中指出，全球经济失衡是这样一种现象：一国拥有大量贸易赤字，而与该国贸易赤字相对应的贸易盈余则集中在其他一些国家。拉托还进一步明确表示，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主要表现是，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庞大，债务增长迅速，而日本、中国和亚洲其他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对美国持有大量贸易盈余。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中国利用优惠的税收政策、稳定的政治环境、坚挺的币值和廉价的劳动力要素这些国际投资者理想中的投资环境缺一不可的特质吸引了蜂拥而来的境外投资者，事实上成为了现阶段全球经济的“世界工厂”，理所当然的成为了这场全球经济失衡最大的顺差国和债权国。从表面上看，中国正从这轮全球经济失衡中获得巨大的好处，国外旺盛的直接投资和商品需求提供了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很大一部分动力。然而，全球经济失衡毕竟是一种非均衡状态，不管是通过政府主动的政策措施还是借助市场自身的力量回到均衡，如果这种调整是以一种剧烈的方式发生的话，中国将面临巨大的调整风险。如何认识和应对这种风险，有赖于对这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进行深入的探究。
1 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
由于全球经济失衡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经济运行失衡状态，牵涉到几乎所有主要的经济体，因此用单一的因素很难完整的解释世界范围内具有多样性和特殊性的经济失衡现象。学术界对于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众说纷纭，但却可以大致概括成以下三类。
1.1 美国与中国政策制定者的失败
中美之间的贸易不平衡不是源于美国政府紧缩本国需求的失败就是源于中国对本国经济结构进行调整的失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因为减少了政府储蓄而加剧了贸易赤字。由于维持长时间的低利率，美国货币政策促成了房市的大涨。私人部门由于虚拟的财富效应而减少储蓄，没有考虑到房市可能在瞬间就崩溃的风险。不仅如此，美国资本市场还吸引了大量的国际储蓄，这些资金不是用于直接投资，而是为私人和政府部门的过度消费融资。中国没有致力于本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增加内需，而是满足于实行干预外汇市场维持低汇率的“贸易主义”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高增长。
1.2 美国向中国的要素聚集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要素集聚，是要素集聚这种全球化经济的特有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作用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全球化要素流动使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集聚了大量的国外要素，与其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进行生产出口；另一方面，跨国公司构造了全球的低价供应平台。美国等发达国家从国际投资中更多获利，从而导致这些国家更高的消费和更大的贸易逆差。具体来说，要素和生产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集聚，必然导致其出口能力的迅速提高和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中国等亚洲国家迅速提升的出口能力，实际上是美国等发达国家各类高级要素在这一地区集聚的结果。同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中国等亚洲国家的投资增加了其高级要素的收益，扩大了其财富积累和进几的能力。
1.3 美元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体系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遗留下来的“特里芬两难”没有因牙买加体系的建立而得到根本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由于实行的是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国际资金流动受到限制，使得国际收支逆差国无法通过有弹性的汇率制度或外部资金流入来缓解国际收支状况，而只能通过成本巨大的支出增减政策来调整国际收支。这使得各国在与其它国家的经济交往中追求国际收支顺差，积累美元储备。而美国只需要简单地以输出美元的方式来弥补逆差。在牙买加体系下，大部分的东弧国家事实上仍在延续着原有的布霄顿森林体系。由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的边缘化和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的深刻教训客观上仍然要求这些国家积累大量美元以备不时之需，从而促成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形成。
2 中国面临的挑战
尽管这种失衡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良好的增长模式：美国长期的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需求动力，而中国大量的并不断增长的经常项目盈余给全球经济增长充足的供给。通过给其他国家的出口提供一个皆大欢喜的市场，美国为其他国家追求出口拉动的增长创造了条件。
然而这一切都可能在瞬间就不复存在。如果对于美国经常账户赤字的可维持性和美国政府是否会对现有的不均衡采取调整的质疑开始出现，为美国双赤字融资的境外资金可能瞬间抽走。如果这种资本项目的盈余变成平衡，就要求美国的经常项目的赤字也要回归平衡。资本流出意味着对美元资产的减持，由此导致的包括房地产的美元资产价格下跌将使美国居民感觉不再富裕。并重新开始储蓄。同时。资本流出也将使美元贬值，更高的进口价格将导致“进口通胀”，最终有可能迫使美联储把利率提高到现在难以想象的高度。这一切都将促使美国走进一轮极大的萧条之中。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美国能及时对美元进行贬值促进出口，那么美国经济的萧条将得到缓解。然而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却不是什么好消息。因为对这些国家出口产品的需求将被转移。
亚洲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主要的风险是美元可能硬着陆进而引发美国经济增长的大幅减缓，特别是减缓了美国净进口需求的增长。届时美国乃至整个世界需求的剧烈紧缩将不可避免。如果境外流入资本抽走所有的资金，美国资本项目鼐余对GDp的比值将下降6.5个百分点，根据收支平衡的原理，这就要求经常项目盈余也要迅速恢复平衡。这种金融层面的冲击将使美国的需求，特别是净进口需求下降6.5个百分点，考虑到世界经济现在维持5％的增长率并且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四分之一，世界的总需求将下降三分之一。需求下降导致的第二轮的投资的下降将更加恶化总收入和就业。这将有可能成为重大的世界经济紧缩事件。
美元的硬着陆对开放程度较高并且出口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国家造成最大的伤害，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理所当然是中国和日本。根据2007年的数据。出口额占GDp的比重在众多国家中高低不等，包括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的东亚经济体的这一数字为25％，而在欧元区和日本。这一数字仅为3％。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英国盎格鲁撤克逊
经济体，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南韩和泰国在内的规模较大的东亚经济体，中国和拉丁美洲这一数字则处于中等水平。总的来看，东亚经济体比拉丁美洲更为开放，与美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
3 中国的出路
中国应该如何应对风险，本文主要有如下6条政策建议：
(1)人民币应该继续对美元升值从而减少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进而减少中国由于美国经济的突然恶化所要面临的风险。在更大的调整压力积聚之前，允许人民币汇率在更大的范围内波动将有助于缓和美元的信心危机从而给予央行所需的更大的货币政策灵活性。
(2)加快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在美国需求大幅缩减的情况下，这将使中国避免剧烈调整山口导向型的经济结构，并且为亚洲国家继续利用比较优势创造条件。
(3)为了抵消人民币升值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紧缩效应，中国政府必须利用财政政策刺激内需。当然这里需要澄清一些误解。任何一项财政拨款都必须建立在对具体项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这种分析包括；某一项目是否是解决具有优先地位的问题的正当支出项目，对这一项目的公共支出管理是否有很好的实践经验，对项目的或有负债和债务可持续性问题要有清楚的认识。这样的反面教材比比皆是：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急剧的财政扩张就没有收到很好的效果。尽管如此，面对不断升值的人民币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仍然需要财政政策在刺激需求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
(4)加快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放宽信贷限制，进而降低积累大量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这最终将解决中国的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问题。然而，由于这种需求机制只能在比较长的时间区间内发挥作用，而美元的硬着陆在短期内就会给中国出口带来冲击，因此对于纠正需求缺失来说这种措施的效果在短期内不会很大。事实上，如果仅仅依靠这些措施将增加调整过程带来的破坏效应。这样的对国内金融发展的考虑和以往亚洲对整合地区金融市场的重视大不一样，以往整个亚洲更重视“亚洲储蓄在区域内的流动”。现阶段，以持有美国国债方式从亚洲流向美国的资本以国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回流到亚洲特别是中国，如果把相同数量的资本从中国储蓄者流向中国投资者，将不会对经常账户余额有任何的影响。换一种说法，这种尝试阻断亚洲储蓄向美国的流动而留为己用的做法将不会对全球经济失衡产生任何重大的影响。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6
关键词：货币供给；多元线性模型；金融市场
中图分类号：F82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8-0103-02
一、对m2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
1997年版的《统计手册》规定，各国在编制货币供应量时，主要考虑的应当是本国经济、金融特点。货币供应量统计口径共有三个层次：第一，流通中的现金m0，即现金；第二，狭义货币供应量m1，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其所反映的是现实的购买力；第三，广义货币供应量m2，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信托类存款+其他存款，另外，m2不仅反映了现实购买力，也反映了潜在购买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增长，我国货币供应量持续增长，m2/GDp在改革期间不断增加。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这一比值仅0.245，到2011年增长为1.800。33年来，m2/GDp增加了7.34倍。相比于国外，印度的m2/GDp在1988年为0.402，日本为1.046，美国为0.651；到1999年印度为0.480，日本为1.237，美国为0.601。相比之下，我国的m2/GDp过高且增长速度惊人。
理论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影响货币供应量的因素有所不同。笔者从较为细化的方面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货币的流通速度。从国民收入货币化的角度来讲，分为货币化国民收入与非货币化国民收入。货币化国民收入的经济体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强，因此一定的货币供给量下，货币流通速度较慢。相反，在货币化程度较差的经济体下，同等货币供给量下吸收货币的能力较弱，也就是货币流通速度较快。我国之所以货币供给长期高于GDp与物价增幅之和而没有造成潜在通货膨胀压力的主要原因就是货币化程度较高[1]。
第二，中央银行的货币回笼政策。当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大于所需要的货币量时，政府会通过货币回笼将剩余的货币流回到中央银行，从而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相适应，避免通货膨胀的发生。通过货币回笼的变化，可以探知当期的货币供给量是否符合市场所需要的货币量。
第三，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股票市场的发展，货币不再只流向商品市场，也向股票市场流动。而从经济学的一般原理来讲，货币供应量会通过一定机制传导到股票市场，如中央银行通过调节准备金控制货币供给量，从而影响到整个金融机构。当货币供给量增加时，人们持有的货币就会增加，相对于股票来说，持有股票的收益会更大，从而将货币市场的货币挤入股票市场，促使股价上升。另外，货币供给量增加后导致利率下降，投资增加，居民收入增加，通过乘数效应，股票价格又会上升。股价上升产生的保值意识会使流通中的货币量相应减少[2]。
第四，银行储蓄。银行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近年来，我国广义货币相对于GDp的持续超高速度增长主要是由准货币的高速增长造成的，上述计算得出准货币与GDp比率的增长速度为m1/GDp增速的2.4倍。准货币的高速增长又可基本由城乡储蓄的高速增长来解释。由此看来，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将减小准货币过度增长的压力。
第五，国债的发行。我国自改革开放之后，政府长时间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尽管经济实力增加明显，财政收入也有所增加，但难免出现财政赤字，所以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很有必要了。而国债的发行对货币供给有巨大的影响，虽然商业银行使用超额准备金购买国债会降低基础货币数量，但m1和m2并不会因此减少，反而国债的收入会扩张m1和m2的数量。
第六，经济增长和财政收支。经济增长率类似上述货币化程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由于经济各部门的快速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会更大，必定会使货币供给量增加。而当前，财政收支均以货币形式进行，因此财政规模的扩大或缩小也会对货币的需求与攻击产生影响。
第七，外汇储备。我国自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很低，加上开放的劳务市场和商品市场，使出口成为国民收入的重要部门，由此在国际贸易中长期保持顺差，获得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不仅对我国的国民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也对货币供给有一定的影响。这是因为央行买进外汇，将外汇账目记录在商业银行的账户中，这使商业银行拥有更多超额准备金，这相当于对市场增加了更多基础货币[3]。
二、实证分析
本文就上述提到的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回笼、证券市场发展程度、储蓄率、国债发展程度、经济增速、财政收支、外汇储备以及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外汇占款余额等可能对货币供给量m2产生影响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直接参加回归模型计算的数据是以上各个宏观变量取对数值之后的数据。这样做的目的有两点：首先，诸变量取对数的回归结果，表明了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解释变量每变化1个百分点所引起的被解释变量变化的百分比。这种解释形式和本文的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其次，由于进入模型中的各个宏观变量其数据很可能存在异方差本文对变量取对数，可以压缩测量变量的尺度。
其中x1代表货币流通速度，x2代表货币回笼，x3代表银行各机构贷款数额，x4代表a股成交额，x5代表储蓄率，x6代表国债余额/GDp，x7代表经济增长率，x8代表财政存款余额，x9代表外汇占款余额，x10代表外汇储备余额。进行首次回归，结果如表1。
由表1可以看出，R2很高，F统计量也很显著，但几乎所有的变量的t检验都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可能很严重，Dw值接近3，可能有自相关性。经过逐步回归法，排除了变量x3、x6、x7、x9，最终得到模型2：ln*m2=β0+β1Y1+β2Y2+β3Y4+β4Y5+β5Y8+β6Y10+ε2。
再次进行回归，如表2。
由表2可以看出R2很高，F统计值也较显著，剩下的六个变量的t统计值也都很显著，说明基本消除了多重共线性，Dw值接近2，消除了自相关性，再利用white检验，发现数据中不存在明显的异方差性，如图1。
得出模型：lnm2=5.68-0.35lnx1+0.35lnx2+0.02lnx4+0.58lnx5+
0.35lnx8+0.15lnx10+μ
最终回归结果显示：R2=0.99，F-statistics=4097.99，Dw=1.96。
由回归结果可知，当货币回笼量上升1个百分点时，货币供给量将上升0.35个百分点，而财政存款余额与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程度几乎相同，货币流通速度影响程度与货币回笼量和财政存款余额相同，但方向相反。储蓄率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非常大，储蓄率上升1个百分点，将使货币供给量上升0.58个百分点，而a股交易额和外汇储备余额与其他因素在数值上相比，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略小。
三、政策和结论
由上述实证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影响货币供给量m2的因素主要有货币流通速度、货币回笼数量、a股成交额、总储蓄率、财政存款余额和外汇储备余额这六个方面。
由实证分析的结果可知，货币流通速度对货币供给的影响很大。由于中国城镇化和市场化的力度逐渐下降，货币化的进程也逐渐放缓，货币的流通速度也随之上升，货币需求减小，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一如既往地以经济增速的同比例速度增加货币供给，从而避免引发通货膨胀。储蓄总额可有效地解释广义货币中的准货币供给量，如模型中所提供的数据显示，储蓄总额的变化对货币供给量有着明显的正向关系。在居民储蓄行为不变的前提下，在货币供给大于或与需求从而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情况下，丰富吸引居民储蓄的金融商品结构是抑制准货币增长速度的比较有效的途径。财政存款余额对货币供给量也有着明显的正向作用。除了公开市场业务能够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结合起来外，财政存款的不同分布也能够在一定程度将二者结合起来，所以，综合运用诸如此类的内在联系，对于有效地使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是非常必要的。而控制货币供给这一艰巨的任务，不仅仅是中央银行的职责，财政部也有管理货币供给的工具。另外，调控货币政策不能仅依靠中央银行，财政部也须利用管理货币供给的工具配合央行[4]。尽管模型的数据显示相比较于其他因素，外汇储备总额对货币供给量的影响较弱，但并不排除在计量过程中数据的误差导致对其实际作用的削弱。所以说，发行国债这一财政政策并非与货币政策没有关系，而是有正向相关性的。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实施。而国债对货币供给量有巨大影响，所以央行制定货币政策时必须把它纳入考虑的范畴。因此，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能孤立地从原先的货币政策的角度看问题，而要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拥有国际视角，估计各方面影响，运用各种措施，使货币政策达到目标，更好地调节经济。
参考文献：
[1]阮健弘，王立元，彭友宝.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及其对货币供给的影响[J].中国金融，2005，（8）.
[2]肖新成，谷新辉.货币供给影响股票市场的协整分析[J].贵州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4）
[3]张嵩，巫清登.外汇储备和国债对货币供给影响的实证分析[J].东方企业文化・商业文化，2010，（2）.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7
关键词:民国政府货币改革废两用元法币
统一货币是国民经济保持高效运行的前提条件之一，也是政府推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1932至1935年，南京民国政府在重重困难之下，对货币进行了大幅度改革。这次改革是中国货币现代化的开端，它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废两用元”，它标志着金属作为货币逐渐退出了流通领域，中国货币开始走向标准化；第二阶段是“法币政策”的推行，它意味着货币定价方式的彻底改变。这次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它使当时的中国经济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大萧条。后来由于连续战争，民国政府在缺少货币发行纪律约束情况下法币发行恶性膨胀，最终迫使法币退出了流通领域。目前，与本论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仅有吴玉文①、刘方健②在评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时，论及当时的货币金融政策。显然，从货币金融的角度系统分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现代化运动，对完善我国当前的货币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构建以银本位为基础的统一货币单位
历史上，中国多数朝代实行金属本位制度，由朝廷规定货币金属的成色和重量。明清时期随着对外交往的增加，外国货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由于流通中货币种类繁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成色、重量各不相同，使得价值难以统一，兑换手续相当复杂。这种币制的混乱不仅增加了经济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也使得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受到一定的影响，“阻碍了工商财政的现代化。”③
要发展经济，首先要完善货币制度，改变过去滥发纸币、银票，随意滥铸制钱的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于1912年2月试图统一货币，通过接管江南造币厂，使之成为“民国特设鼓铸机关”。接着财政部又筹建了中国造币总厂，掌管全国货币铸造和旧币的熔铸。但因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时间较短，这次改革不了了之。1914年2月7日，袁世凯政府颁行《国币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国币”的铸造发行权限属于政府，公款出入必须使用“国币”，市面流通的旧币，由政府以“国币”回收兑换。④军阀混战使临时政府统一货币的努力付诸东流，地方银行滥发货币现象日趋严重。四川、广东、广西、湖北、江西等省份各种货币混杂，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1913年，湖北省辅币每元仅值银元七角，广东为八五折，东北的小银元票跌至三分之一，四川军票泛滥，贵州纸币一元只抵四角，陕西军饷则全靠官发纸币。⑤
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发行货币也对中国货币统一进程带来负面影响。当时上海几乎所有外资银行都在中国发行纸币，天津的汇丰、花旗、美丰、华北等银行发行银元纸币，北京的英、法、美、比、德、日等国银行发行纸币。由于当时政局混乱，政府无力监管外资银行，一旦银行倒闭，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存款人。而外资银行倒闭确不鲜见。1921年，中法实业银行停业，225万元纸币无法兑现；1926年，俄华道胜银行倒闭，发行的几百万纸币成为废纸。⑥
广东革命胜利后，统一货币仍是国民政府重建金融秩序的首要任务。1924年，广东省总工会向国民政府呈文，提出“明令西纸（币）在市行使”的要求。⑦1925年8月，商务厅提出“重开造币厂，鼓铸合法国币，……货币先施行法定虚本位制度，便于通行全国及对外。严缉私铸，并酌收轻质私币，依法改铸，当商由主管机关及中央银行合力办理。”⑧接着，中央银行开始发行纸币，造币厂铸造正面为孙中山先生头像、背面为党旗党徽的银元，作为标准货币。
真正的货币统一是在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南京国民政府继承了以前的政策，建都伊始就开始筹划统一货币。1927年6月，财政部饬令各造币厂停止铸造袁世凯头像的银币，暂用孙中山先生纪念币旧模改铸银币。1928年3月，经济学家马寅初率先提出“废两用元”，并从理论上论证“废两用元”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财政部核议后认为“废两用元诚为统一币制、整理财政之基础”。⑨于是“废两用元”开始提上政府议事日程。1928年，全国财政会议召开，“决议废两改元，应从速实行，以期币制之统一。”⑩为此，国民政府聘请了美国财政专家甘末尔来华组织财政设计委员会，1929年11月，甘末尔提出《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币制法草案》，规定1孙（设计中的货币单位）等于美金4角。但是由于大萧条，国际市场黄金价格一路上扬，而白银价格则一路下跌，1931年2月，1孙只值美金2角。若继续推行草案，中国无法承受黄金汇兑损失。货币改革不得不再次告吹。
1932年的白银对银元的兑换率波动终于成为国民政府统一货币的契机。1931年冬东北沦陷，大量银元从全国各地涌入上海，上海银元数量供求失衡。1932年上半年约5500万银元流入上海，加上本地原有的42000万元，银元兑换银两价格波动加大。上半年，银元兑换比率曾达到每百元兑白银74两，但5月末《凇沪停战协定》签署后，兑换比例下降到百元兑白银70两。价格波动使得商人无法适应，银元价格的下跌，使银两负债的银元持有者蒙受了巨大损失，废两改元的呼声又开始高涨。(11)
1932年，财政部邀请上海中外金融界领袖组成废两用元研究委员会，研究决定先从上海开始实施废两用元。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第1098号政府公报以训令颁布了由财政部拟订的《银本位铸造条例》，训令“中央造币厂同时开铸，规定本位币曰元，总重26.6971公分，银八八，铜一二，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12)该条例规定了银币的铸造权属中央造币厂，其他各厂局不得铸造，从法律上保证了货币的统一。条例还对流通中货币的重量、成色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同时允许原有的货币在一定期限内流通，实现了货币的标准化，但对辅币未做出规定。
上海地区从同年3月10开始实施废两用元，由于减少了银两和银币之间的重叠流通，市场对新货币推行反映良好，财政部于是决定以上海地区废两用元的实施经验为基础，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项政策。1933年4月5日，财政部第55号公告通告全国，自4月6日起实行废两改用银本位币：“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其在是日以前，原订以银两为收付者，在上海应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如在上海以外各地方，应按四月五日申行汇市，先行折合规元，再以规元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为标准，概以银币收付。”“其在是日以后，新立契约票据与一切交易之公私款项之收付而仍用银两者，在法律上为无效。至持有银两者，仍依照银本位币铸造条例之规定，请求中央造币厂代铸银币，或送交就地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兑换银币行使，以资便利。”(13)公告详细规定了各种情况下银两对银元的兑换率，并就银两向银元过渡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做出了妥善处理，确保了这项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放弃银本位，推行法币制度
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革实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就席卷西方世界。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内严重失业，从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重创，为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货。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权衡之下，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美国政府认为，在市场购买白银、增加储备可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商品；(14)另一方面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可以膨胀通货。为此，1933年和1934年两年中，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目标是在准备金中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15)当时美国国内白银储备仅有14.5亿美元，只有目标值的一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随即猛涨。资料显示，伦敦银价1934年6月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银价迅速上涨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内银价上涨81%；同期纽约银价由45.4美分／盎司上涨到81美分／盎司，涨幅为78%。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16)
世界市场白银价格高涨给银本位的中国带来沉重的打击。由于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远高于国内银元价格，外国在华银行纷纷在国内收购银元运往纽约和伦敦套利，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本来中国从1926年开始白银一直是流入量大于流出量，货币供给充裕。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17)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1934年10月15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政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结果1935年银元走私额高达1.5-2.3亿元。(18)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中，停工24家，开工不足的14家，减少纱锭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闭工商企业510家，1935年1-10月倒闭企业数量达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闭企业总数的1.1倍。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19)国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遵循伦敦白银协定原则，停止收购白银，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请求置若罔闻。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选择十分关注。1935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任命李兹罗斯爵士为中国财政顾问。9月21日，李氏抵达上海，随即对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并与国民政府多次沟通，就中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随后，美国政府也任命杨格参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因之工商调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本部特于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籍以制止资源外溢，保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著於一时，而究非根本挽救办法。”“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近今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20)公告中规定了六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法币的发行机关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又授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权），而其他银行钞票逐渐收回；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保管准备金及管理法币的发行；国家统一管理白银，工商业及公私往来都必须使用法币，个人持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保持汇率稳定。
这次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但当时中国政府缺少足够的黄金或白银来确定法币的含金量，于是政府计划集中国库和民间的白银和黄金，在纽约和伦敦市场出售换得外汇作为保证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以外汇作为确定法币价值的基点。11月5日，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比价：1法币＝1先令2.5便士（根据1930-1934年外汇汇价的平均数确定）。从这一天开始，外汇汇率逐日公布，而上述三家银行则承担稳定市场汇率的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加入了英镑集团，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大为不满。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以前，美国曾以收购中国1亿盎司白银为条件，要求法币与美元之间确立固定汇率，但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于是同年12月9日，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随之下跌，这样国民政府若按市价出售白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通过出售白银换取法币准备金的单边计划受挫。
迫于现实，国民政府再次和美国政府接触。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为使英、美两国货币汇率涨落不超过幅度限额，防止出现三角套利，中国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21)该协定使国民政府在货币改革上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维持了法币对外价值的稳定。
国民政府虽然确立了与英镑和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法币并非钉住英镑和美元不变。事实上，国民政府实施的是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法币政策实施以后，法币对外价值通过钉住英镑和美元得以实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卖出价14.625便士，买入价14.375便士。1936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扩大了汇率买卖差价，卖出价14.75便士，买入价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银行无限供应外汇以保持汇价稳定。随后，法币对外价值逐渐下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减少外汇需要，防止资金逃避，国民政府实施安定金融办法，限制存户提存。期间，法币对外比价逐渐下调。1938年3月，为防止伪组织以伪币兑换法币，套取外汇，又实施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战争期间的外汇管理。(22)
在主币连续改革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也统一了辅币的标准，并于1936年1月11日公布了辅币条例，完成了本轮改革的最后一步。至此国民政府的货币现代化改革宣告结束。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货币改革运动的效果评价
货币改革运动是国民政府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举措。它的实施对当时和抗战期间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国民政府和英美这两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结成了政治经济联盟，为后来爆发的抗日战争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更易于获得国际支持。从国民政府的货币改革进程看，“废两用元”统一了货币的对内价值，这是统一货币对外价值的前提；法币政策则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国际经济形势对国内经济产生极为不利影响的情况下被迫推动的，国民政府通过法币政策重新确定了货币的对外价值。
第一，这次货币改革实现了货币统一。废两用元是国民政府在货币现代化改革中迈出的第一步，它使白银作为商品退出了流通领域，实现了流通中主币的标准化，极大地简化了流通中的繁杂的手续，直接降低了流通领域中因货币问题引起的交易摩擦。同时由于国家上收了货币的铸造权限，统一了货币的铸造标准，稳定了商品白银和银元之间的定价，减少了经济主体因白银和银元价格背离造成的损失，稳定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废两用元币制改革在全国顺利平稳的实现，使得在中国通行了四百多年的银两制货币从此成为历史，具有现代意义的货币制度初步形成。废两用元推动了流通中主币的变革，终止了银两在中国流通的进程。但是辅币依然没有统一。真正结束中国货币混乱的是法币政策。虽然在发行的初始阶段，法币政策受到地方实力派的抵制，但最终法币还是顺利进入了流通领域，完成了货币的统一。
第二，货币改革促进了近代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货币制度的改革稳定了国内的金融形势，使“昔日彷徨中道、莫之适从者，今日已得有根据，可转为未来计划之预筹”，(23)即是说，这次改革使得前几年出现的经济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大为减少，经济主体能对未来发展进行合理规划。货币制度改革也促进了国内工农业生产发展。如表1所示，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以1933年币值计量），改革前的1933年为294.6亿元，1934年为269.0亿元，改革后1935年为290.9亿元，1936年达到309.4亿元。在这10年中虽有起伏，但经济总体上呈现出增长的态势。因此，1927-1937年被称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期”，而货币改革政策则是这个黄金时期的重要推动力。
表11927-1936年中国Gnp总量及增长速度情况（单位：亿元）
年份GnpGnp增长率%年份GnpGnp增长率%
1927248.581932294.73.15
1928257.113.431933294.6-0.03
1929266.263.561934269.0-8.7
1930276.213.731935290.98.14
1931285.703.441936309.46.36
注：本表摘自赵新安：《1927-1936年中国宏观经济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第三，货币改革消除了国际市场上贵金属波动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经历了从贵金属——银本位——外汇本位的转换后，近代中国货币价值和经济活动受国际市场上贵金属价格波动的影响逐渐降低。法币政策还消除了银价上涨造成的货币升值对贸易的负面影响，对外贸易状况得到明显改善。1936年初，对外贸易出现了几十年来所未有的盈余。虽然后来继续出现贸易赤字，但相对赤字出现了明显改善。1936年，全国出口增加1.3亿元，而同期进口增加值为0.3亿元。(24)
法币政策实施后，货币发行量逐步增大，在仅约一年半的时间里，法币的流通量就增加了3倍多。由于货币供给量迅速增加，中国经济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但是，货币供给增加也推动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从1935年11月起中国物价指数摆脱了下降通道。1936年上海地区物价指数比上年增长了12.6%，到1937年6月物价指数又增长16%。(25)尽管这次货币改革造成通货膨胀是不曾料到的，实际上也是南京的财政专家们所不愿看到的，但改革仍然启动整个经济踏上了复兴之路。(26)
现代货币数量理论告诉我们，政府若要降低通货膨胀，稳定货币价值，就必须控制货币发行，因为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之间呈负相关。弗里德曼甚至主张稳定货币价值必须做到遵守“单一货币规则”。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打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战争，军费开支猛增。更重要的是，随着战局不利，国民政府的主要税源地相继陷落，当局财政开支日趋紧张，只得依靠发行货币补充军费开支，这使得国民政府的货币发行量高速增长。如表2所示，193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法币发行额度为14.1亿元，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时货币发行量已经增加到5569亿元，比战争爆发前增长了394.5倍。为内战筹措军费，南京政府进一步增加了货币发行量，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从货币购买力看，1949年5月单位法币的购买力仅为1937年单位法币购买力的7×10[-14]。(27)恶性通货膨胀直接摧毁了法币在市场上流通的信誉。解放前出现的金圆券代替法币流通，以及群众不愿意持有法币等，表明了法币使命的终结。
本表转引自郑学檬：《简明中国经济通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89页。
法币的失败是国民政府违反货币流通规律，无视货币发行纪律的必然结果。虽然有历史原因，但是它的失败说明了以发行货币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主要手段是行不通的。
注释
①吴玉文：《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经济政策述评》，《河南大学学报》1998年第5期。
②刘方健：《民国时期的经济研究》，《经济学家》1994年第4期。
③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④袁世凯政府在民国历史上应归为北洋政府时期，考虑到行文连贯性，作者不特别注明。
⑤⑥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页。
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469页。
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156页。
⑨《国民政府档案一》(2)，2450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⑩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396页。
(11)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
(12)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页。按：此处1公分相当于1克。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1989年版，第381页。
(14)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15)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16)石柏林：《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179页。
(18)虞宝棠：《国民政府与民国经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7页。
(19)余捷琼：《中国的新货币政策》，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24-225页表。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合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上），1989年版，第403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江苏古籍出版社，第213页。
(22)秦孝仪：《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第700页。
(23)杨阴浦：《中国金融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6页。
(24)孙健：《中国经济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6页。
(25)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史研究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二），1962年版，第313页。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8
根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
全球经济失衡，虽然没有明确的定义，但基本上是指全球经常项目的失衡，美国几乎成了惟一的贸易逆差国，而世界其他经济体都或多或少地表现了经常项目顺差。到2005年底，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有8050亿美元，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新兴经济体有2080亿美元经常账户顺差（其中中国有140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共有3280亿美元的顺差，日本则有1530亿美元的逆差，欧元区则只有240亿美元的顺差，世界其他经济体顺差920亿美元，这样美国成为全球顺差的来源国。（见图1）
经常账户失衡的结果自然是全球有着巨大的外汇储备，特别是东亚国家储备过剩成了全球经济的一个新特点，这些外汇储备反过来又流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这就产生了一个资本流动悖论：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资金，通过税收、土地等各种优惠办法来吸引来自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另一方面，政府却控制着大量外汇储备来支持美国政府的运转，而获得一个非常低的收益率（据测算外汇储备收益率只有2%）。到2005年底，东亚主要经济体外汇储备已占26000亿美元，今年以来，包括中国、马来西亚在内的东亚国家外汇储备还在不断增长。这些外汇储备成为支撑美国国债市场的主要力量。
全球经济失衡并非新鲜事。自从以美元为本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以来，国际流动性的提供就是以美国的贸易赤字为基础的，赤字是美国国际收支的基本状态，但一般性的赤字并不可怕，最令人担心的是持续性、大规模的逆差。早在上世纪60年代出现了欧洲等工业化国家的大量顺差和全球美元过剩，虽然各国联合起来做出了种种努力，但无济于事，最后美国以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为解决之办法。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工业化国家逆差，出现了大量的“石油美元”，但好在这些石油美元又回流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美国开始出现了财政赤字与经常项目赤字双逆差，顺差国主要是日本和欧洲国家，解决的办法则是“五国集团”通过广场协议，要求顺差国承担更多义务，包括降低税收，刺激内需，干预汇市，使本币升值。
然而，美国贸易逆差这一次达到了创记录的8050亿美元（见图2），占到其GDp的6.5%，据估计，如果没有多方的实际性行动，这一数值到年底将超过1万亿美元。
全球经济失衡是当前国际金融体系的产物。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美国就取得了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超级大国地位，美元成了中心货币。美国人通过其经常账户逆差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流动性，美国的一定程度的赤字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所必需的。但美国人对于如何维护美元的稳定却做得不多，关键时刻做出了让货币体系崩溃的单边行动。进入牙买加体系后，美元更是自由，一方面继续保持着中心货币的地位，另一方面却没有保持美元汇率稳定之义务。美元作为国际中心货币的特权，支撑了美国从联邦政府到老百姓都大手大脚的习惯。美国发生了国际赤字逆差，不必像其他国家那样需要寻求外汇储备来支付。
本轮全球失衡最为引人注目的一点是，拥有大量经常账户盈余的除了石油输出国外还有东亚新兴经济体。东亚经济体之所以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也是出于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无奈选择。根据既往经验，东亚经济体采取出口导向型的战略，在贸易上维持顺差，并且保持着较多的外汇储备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与石油输出国和日本这样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相比，东亚国家的贸易顺差来得并不容易。东亚经济体普遍采用出口导向的战略，通过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国内资源品的过低定价以及恶化贸易条件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安排等政策的扶持来获得大量的外汇，这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正当东亚经济体准备调整战略之时，1997～1998年金融危机给了当头棒喝。东亚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东亚国家的经常项目有了一定的赤字，外汇储备减少，再加上其僵化的固定汇率制，国际游资正是利用这种机会兴风作浪，冲击东亚地区货币，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稳定，许多经济体用去了大量外汇储备，结果还是远远不够，最后不得不乞求受美国控制、按照华盛顿共识行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东亚经济体痛定思痛，用了好几年时间来复苏经济，力求保持较多的外汇储备。充分的外汇储备对于本国货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非常的新兴经济体来说是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
这些国际游资主要来自于美国，因为那里金融体系最为发达，产品最为丰富，许多机构投资者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富可敌国，金融操作手段娴熟，如果没有保存足够的外汇储备作为威胁力量，东亚经济体担心新一轮危机的到来。
虽然理论上，国际收支大量顺差或大量逆差都不太好，但对于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宁愿保持顺差，如果顺差之趋势控制不好，就有可能逆转，而真正发生大量逆差时，显然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有足够的调节手段和国际融资能力。何况还要对付隐蔽其中、伺机而动的国际游资呢。
这一次经济失衡的另一来源是石油价格的持续上涨。本轮石油涨价是从1999年开始起步的，2003年加速上扬，保持持续上涨的态势（见图3）。2006年4月21日，就在imF成员国、七国财长央行行长聚首商量对策之时，油价也毫不给面子，竟然冲至每桶75美元的新高。石油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外，至少两个因素与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关。一是石油价格是以美元标价的，而美元的实际汇率这些年一直走低。二是与国际游资有关，石油作为一种战略性物资，本身又具有标准化的特点，既有现货市场也有期货市场。这是国际游资容易进入兴风作浪的领域，石油价格上涨就有他们活动的身影。
“新广场协议”之忧
虽然本轮经济失衡亦有时日，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并没有真正认识到这轮经济失衡问题的严重性。美国人似乎对这种失衡的格局并不真正在意，除了从2003年起不断地要求中国等国家货币升值、不停地要求中国派采购团到美国交出大量飞机采购之类订单之外，对自身却没有反省之意，美国减税政策一直延续，宏观税负从20%降低到现在的10%，而财政赤字占到GDp的5%，居民净储蓄率几乎为零。他们明白在现行国际金融体系下，经常账户赤字对于美国经济具有种种好处，如，低成本地利用国外资源和国外资金，推动美国的经济增长等等。
然而，当问题开始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即有可能影响到各国政府和私人资本都对美元产生不信任而转换储备时，美国经济的增长趋势就有可能发生逆转。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们明白，美元的特权是不能滥用的，如果过分使用并不负责任的话，一旦市场失去信心，美元贬值过多，外国政府或投资者就可能将外汇储备转换为其他货币。允许一定的贸易赤字但不能过多，这是美国人对纠正经济失衡的平衡战略。
几年以来，美国人一直拿人民币“说事”，一会儿说汇率操纵，一会儿说汇率失调。每说一次，中国就总是派出强大的采购团，这一招屡试不爽。其实，美国人是醉翁之意不在汇率更在直接作用于贸易关系。尽管有人算过中国人民币升值20%，美国贸易逆差减少600～800亿美元。但是，这种算法也存在问题，一方面中美贸易间大部分是美国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另一方面升值可能影响中国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但不会影响美国的贸易赤字数量，因为形成美国进口的本来就是美国已经实行转移到新兴经济体的产业，美国进口的将不再是价廉物美的中国货而是别的国家的同类产品。
但是，中国政府在汇率问题上一直比较坚决，美国人感到有点沮丧，所以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不像去年一样邀请中国等国家与会，结果通过了一个要求东亚国家特别是中国改革汇率制度的声明(“在东亚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实行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对于本币必要的升值非常关键；同样，应增加国内需求，减少对出口导向战略的依赖，加强金融部门建设”)；而在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春季会议，也有类似的语言，不过没有指名中国（“关键之处包括：美国通过减少预算赤字和刺激私人储蓄的措施来提高国民储蓄率；在欧元区或其他国家，应进行结构改革来保持经济增长潜力和扩大需求，日本应实行包括紧缩财政在内的进一步结构改革；拥有大量贸易盈余的新兴亚洲经济体应让汇率变得更有弹性；石油输出国应通过强有力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提升石油收入的使用效率”）。从美国的态度来看，他们希望点出中国的名字，通过imF来向中国施压。虽然没有点出中国，但imF中期改革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拾imF在汇率监督方面的河山，可能将在制度层面对类似中国这样的东亚国家即贸易顺差国和外汇储备储备较多的国家加以监督。东亚经济体可能比较担心，因为逆差问题刚刚受到imF的管制，而现在有了盈余，还是摆脱不了imF的掌心。
这次会议似乎看到了一个没有广场协议的广场协议。然而，不同的是广场协议之时西方五国财长聚首的各方基本上就是当事人，然而本次七国财长与央行行长会议通过的声明，对于非与会者应当没有约束力。但是imF的声明，也不会不引起关注。
除了汇率改革需要稳健推进之外，imF的其他各项改革措施是可以接受的。而汇率机制如何才能保持灵活性，升值后的风险如何，难以正确评估。由于imF正在进行新一轮改革，可能会调整份额，特别是东亚新兴经济体的份额，美国可能以此为筹码来迫使东亚新兴经济体就范。至少美国人是这样设想的，而美国拥有imF17%的份额，在有关调整imF份额等重大问题上有一个85%的超多数条款，也就是说美国人具有否决权。这对东亚经济体当然是两难，不这样做，在imF的份额就难以提高，就难以有效地推进建立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国际金融新秩序；而如果这样做，风险很大，而且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
推进东亚金融合作
东亚各经济体尽管是盈余方，但仍希望改革现行的国际金融秩序。但是，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并非易事，美元本位暂时难以替代。有意思的是，尽管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出现了一段令人兴奋的多元储备货币时代，但这种局面，很快又渐渐回到了美元本位。就当前来说，尽管欧元处于升势，但欧元在短期内无法替代美元的地位，因为欧元区的经济目前不太景气，而且欧元区保持货币稳定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采取统一的稳健的财政政策，不像美国那样有巨大的财政赤字，不可能有大量的逆差存在，同时欧元区也没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工具，所以试图减持美元、增持欧元，这只是一种用处不大的策略而已。还有一点需要顾及的是，作为主要的美国国债的持有者，东亚经济体动作稍大的行动都会引起美元的下跌，这并不符合东亚自身的利益。
当然，东亚经济体也应考虑自身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发展模式的调整，转向更为内需型的自我发展机制。除此之外，现实的选择是，东亚新兴经济体应推进金融改革和地区金融合作。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本身说明，经济体内没有一个良好的金融体系，使储蓄转化为投资。东亚地区是间接融资为主的地区，目前需要大力发展债券、股票、保险和基金市场，提高整个金融市场的效率，培育机构投资者队伍，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创新金融产品，吸引本地资金投资本地金融市场。为此，各经济体应积极推动金融改革，提高融资效率。
东亚金融合作自从东亚金融危机以后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清迈倡议、东亚债券市场、政策协调与对话机制。这些合作主要是基于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目前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虽然原来的那种危机似乎已经远去，但经济失衡引发的风险仍可能发生，为了避免摩擦，减少金融损失，需要进一步深化业已存在的合作、展开更为广泛的合作。
汇率合作。当前，大多数东亚经济体要么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要么实行事实上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也就是说，大多数东亚国家汇率基本上是钉住美元的，这种汇率制度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副作用越来越大。如果不采取一致行动，则会造成内部竞争关系。因此，亚洲国家在汇率政策方面应统一行动。从长远看，建立某种类似于欧洲货币单位的亚洲货币单位也许是有效的。由于亚洲内部贸易比率较高，2005年已达55%，如果内部贸易都采用亚洲货币单位来结算，或者各货币与亚洲货币单位之间有某种固定关系，那么就能有效地减少对区域外货币特别是美元的依赖。当前，亚洲开发银行正在编制亚洲货币单位篮子，也许对未来亚洲货币单位有着良好的探路作用。
加强区域清算体系建设。目前，65%以上的东亚地区的贸易中使用美元，还有一部分使用欧元等非本区域内货币。使用这些区域外货币，既增加了贸易商的结算成本，又增加了汇率风险。面对着区域内贸易不断强化的趋势，应鼓励在区域内贸易中使用区域内货币。鉴于东亚13国中，有些货币尚不是自由兑换货币，故需要分步推进：第一，建立多个双边基础上的清算协议，以推动本区域内货币清算。第二，建立区域性的多边清算支付体系。考虑在本地区的金融中心――香港或新加坡建立区域清算中心，本区域货币最后在此集中清算。第三，在亚洲货币单位成熟时，考虑以亚洲货币单位作为计价货币或计价基础。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9
[关键词]合作馆藏 资源共享 经济政策 产业情报 信息交流
[分类号]G252
1 研究背景与目的
在“两岸三通”以及相关经贸合作协议下，的经贸往来势必更加频繁，这就需要搜集、分析与使用两岸的产业讯息。在此需求面上，信息服务机构将顺应时势、逐步发展：①两地的产业讯息汇集(两地共同发展寄存、数位化与知识管理的合作)；②两地的产业资料整理(识别不同可信度、专业度、影响程度与质量等级的资料)；③建立两地的产业研究基地(让两地专家学者能够方便的获取、交流、共享信息)等机制。
合作馆藏建设是发展特色馆藏、馆际合作、资源共建共享的一种有效方式，海峡两岸图书情报学界各有不少相关研究。例如：张秋比较台湾地区的藏书发展政策；索传军和袁静研究电子馆藏发展政策；罗莹研究非资金购买的高校文库发展策略；邱子恒研究文献使用率在馆藏经费的案例；吴明德建议除了加强馆际间的资源共享也要提升彼此支援能力；林巧敏和陈雪华梳理了电子资源馆藏的5个发展方面。这些研究不仅使得作者产生上述需求面与供给面可能交会在合作馆藏的想法，也为本文进行了大量理论奠基工作。
但是，目前两地合作存在许多实践难题：①有合作意愿与需要的双方缺乏彼此认识；②可供参考的两地合作经验较少；③上述两项原因使得合作模式较难建立。针对上述困难，本文提出：使用文献汁量法来了解双方供需而；在第三地的非营利和非官方机构进行合作(例如：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从馆藏建没与信息服务，逐步发展两地合作模式的方法。
在传播学中，有所谓“内容分析法”的社会科学研究与应用，主要是针对新闻进行词语的量化分析，在图书馆学中，有所谓“文献计量法”，主要是针对图书和文章进行作者数量、词频统计、引文数量等分析和模型验证(关于文献计量、信息计量、科学计量的定义和区分，请参考tague--SutcliffeJ相关论述)。在信息交流学中，为求理解传播者、被传播者、信息、噪音和环境等信息交流五要素的目的，这两种方法被用作文本挖掘(textmining)的最基本手段。
本研究原先计划采用科学计量方法。科学计量学是基于引文分析的领域可视化研究所衍生出来的新学科，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分析科学文献，对科技交流进行量化研究。通过一些特殊方法，科学计量学已经广泛应用于测量科学进步与科学家行为的研究中。然而，目前的科学计量学尚未有针对没有引文数据库的灰色文献进行内容评量和分析，采用科学计量法并不能满足本研究欲达成合作馆藏的研究背景与目的。
故此，本文对“中华经济研究院”(以下简称“Ci-eR”)，这一对台湾地区经济政策发展提供研究报告之一的情报机构，进行其研究计划报告的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图书馆与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共建共享馆藏计划。使用文献计量与内容分析来促进馆藏发展的过程，可以作为其他图书情报工作的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CieR的研究计划成果报告偏重：①台湾经济发展的政策研究；②台湾重大经济与产业政策的议题倡导；③台湾产业发展策略的知识与分析。
2.2 研究方法
文献计量是根据元数据格式，对其元数据内容的描述统计分析，其研究范围为特定数据库或特定文献表格。CieR的研究计划清单，即研究范围，在CieR研究计划清单中的计划编号、所、计划名称、委托单位、出版年、空白栏位(备注)等，即元数据。元数据下方所标示内容，如表1所示：
表1即元数据内容，亦即本项文献计量的分析单位；而内容分析则着重对关键词语的抽取和统计。
2.3 研究过程
按照研究目的，对CieR的研究计划清单先进行文献分析(量化分析)，再对网络资料进行内容分析，最后进行合作案建议。研究步骤如下：①数据收集，对网络上已有的CieR研究计划清单下载；②数据清理，在网络上一一核对1232项元数据内容，并补充“备注”栏位；③数据分析，对CieR研究计划清单和已公开报告，进行分析；④图表生成，对分析结果用直方图描绘，并予以解释；⑤提出建议，根据分析结果提出发展合作的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但研究定位是案例研究(香港城市大学图书馆的数据库系统与ci，eR的研究计划报告)。另，数据源(http：//cier.edu.tw／sp.asp?xdurl=publish／web／plan―list，asp&ctnode=99)是支持openaccess的机构网址。数据采集日期为2009年9月24日，最后访问日期为2010年1月lo日，后续研究人员可重复验证。
3 结果
根据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分述如下：
3.1 累计30年来的文献增长
根据CieR所提供的网络资料，经过计算后，有几项值得注意的结果。计算结果可以作为讨论合作计划的思考点，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最近10年CieR的研究报告，每年大约生产120篇左右，因此未来合作计划中可以注意每年120篇的工作量和预算。
3.2 累计30年来每月出版量
CieR累计30年每月出版量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报告截止日(同时也是提交CieR图书室的日期)集中在6月、7月与12月，未来合作计划可以考虑在每年2月和8月进行报告寄存的工作。
3.3 主题类别及其政策建议模式
根据CieR的特性：对照不同类别的研究所可将研究主体划分区域类别，对照经济类别的分类可将研究主题划分为主题类别，对照研究方法可将研究主题划分为报告形式，对照委托单位的性质可将研究主体划分为若干其他政策。
结果显示，CieR交付的报告中，区域类别依次为：台湾、大陆、美国、日韩、亚太、欧盟和中美洲等。主题类别依次为：贸易、税、农业、服务、能源、科技、国际经贸、技术、创新、金融证券、信息、电力、电子、商业、绿色环保等。报告形式依次为：XX研究、XX计划、XX的影响、XX分析、XX政策、XX策略、XX评估、XX调查、XX措施、对XX的探讨、XX专案、对XX的对策等。其他政策有：产业、中小企业、wto、台商、外商、知识经济、产值、海关、国营事业等。
按照清单上的计划名称进行分析，获得如上结果。数量和累积数量的排名，虽不能全然代表CieR的研究方向与方式，但可反映若干类别与偏好，本项分析值得
作为图书馆导航的参考，以利学者使用此类文件。
3.4 研究所报告占有率及其研究价值
根据清单上的研究所代号：0-院方名义、1-第一研究所、2-第二研究所、3-第三研究所、4-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曾废止，近年复设立)、5-经济展望中心、6-财经策略中心、7-日本中心、w-台湾wto中心。计算1214笔报告如表3所示：
根据分析结果所显示的报告数量比重依次为：第三研究所、第二研究所、第一研究所与台湾wto中心。第三经济研究所是以台湾地区的总体经济、货币金融、财税、经济发展、产业经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社会福利等为主。第二经济研究所是台湾及中国大陆以外世界各地区的区域研究。第一经济研究所是大陆地区的经济研究、学术活动与经济信息服务。
相对于1981年所成立的三个研究所，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台湾wto中心始自2003年9月，受经济部委托办理“国际经贸事务研究及培训中心(简称wto中心)”计划，其报告数量近5年来大幅增长，也反映了台湾近年来所关心的对外经贸政策走向。
此项排名虽不能代表台湾经济政策的优先顺序，但可反映若干台湾经济政策的偏好，本项分析值得作为图书馆导航的参考，以利学者使用此类文件。
3.5 计划主持人及其研究方向
研究计划报告的合作，需要研究人员的同意，在此需要主要研究人员的资料和对个别分析其影响力，因此针对计划主持人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
由表4可知，主持研究计划超过20篇报告产量的-作者依序是：王建全、刘大年、吴惠林、王素弯、陈信宏、顾莹华、萧代基、杨雅惠、温丽琪、刘孟俊、杜巧霞、王京明、王俪容、连文荣、史惠慈、陈章真、欧阳承新、温蓓章，这18位学者各有不同的研究方向。
4 讨论
综上所述，合作案的建立有助于获得CieR优质文献：①台湾区域经济的发展；②台湾产业政策的制定；③两岸经贸政策的走向；④台湾对美日韩的研究；⑤台湾参与国际上经济贸易组织的评估与策略。
根据产业讯息汇集、产业资料整理及产业研究基地的行动目标，拟定3个步骤与9个细节，分述如下：
步骤一：两地出版品交付。包括：①整理历年研究报告的文献记录(作者、出版日期、主题、关键字、专桉编号、摘要、密级时间)；②标示文献的使用对象限制和推荐；③分阶段地传送文献。
步骤二：出版品数字化建档。包括：①编辑文献数据与使用权限数据(文献数据包括：作者、出版日期、主题、关键字、专桉编号、摘要；使用权限数据包括：密级、密级时问、允许存取号码)；②扫描、建档、保护、保存、监督和检查；③数子化档案交付和信息系统规划。
步骤三：两地信息系统管理。包括：①抽查数字化档案的完整性(是否缺页扫描、扫描不清楚、输入档名错误、输入档名不完整、新增条目的用语统一、条目的正确性)；②开发检索和流览系统；③同时启用并妥善保管。
未来研究，建议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着重：①完成纸本研究报告的数字出版品典藏；②完成文献及检索系统建置；③完成数据库的更新与使用规范。使得双方共同达到出版品异地寄存、数字资源典藏、资料库建档与管理。
5 结语
如上文所述，信息传播学是图书馆学和新闻传播学的交叉学科，主要探讨信息在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透过量化的信息分析，来解读传播5要素的本质。
在本研究中包括：合作双方，即指传播主体(Ci―eR)和客体(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内容(研究报告)；情境(合作馆藏的共识)；噪音(合作馆藏的障碍)。传播主体与客体双方，相隔两地，需要先从表面的了解，挖掘可能存在的现象，再进一步洽谈合作，并据此发展属于双方相互信任的友谊关系。
欲从传播客体的角度消除传播情境中的噪音，达成传播内容的有效互动，需要从客体(哲学中又称之为“他者”)理解主体和传播内容。
CteR台湾著名智库，集聚许多学者专家，名声显著。但是鲜少有人对它进行深度研究，而且因为其神秘感，甚至被误解为间谍机构；其实不然，它是一间汇聚众多资深学者(这些学者往往是大学教授和企业家)的研究机构。其成员在台湾社会里并非隐而不显，反而经常出席各种研讨会，在各种学术性、政策性、公共服务性的公开场合均可与这些学者直接交流。
数字经济政策汇编篇10
20世纪八十年代，西方国家掀起了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由收付实现制核算基础向权责发生制变迁的改革浪潮。进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的国家中，最早的典范是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随后蔓延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乃至全球范围。至2010年，已经有一半以上的oeCD成员国实施了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改革，包括新西兰、澳大利亚、英国、加拿大、美国、法国等，并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所以，从国际发展趋势来看，推进政府会计改革，逐步建立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会计制度，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公共财政管理发展方向。
而我国目前实行的仍然是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会计，尚未建立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政府财务会计体系。虽然预算会计能够满足预算管理的需要，但是单纯实行预算会计存在较多弊端：（1）预算会计仅能够核算反映政府财政预算收支情况，无法完整反映政府拥有的资源、政府的各类负债、政府的运行成本和费用；（2）预算会计对政府财政能力和财政责任不能进行科学有效的会计记录、分析评价和报告披露，无法分析政府的偿债风险，也无法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绩效评价。因此，我国亟须建立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会计体系，以全面反映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和履行受托责任情况，为实现公共财政可持续发展，加强宏观经济调控提供坚实的会计信息基础和管理手段。
二、我国政府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的路径分析
国外基于权责制基础上的政府会计改革经验为我国政府会计确认和计量采用权责发生制，实现政府会计从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转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根据国内外关于政府会计权责发生制基础运用的研究和实践，我国在开展权责发生制基础政府会计改革时，应该立足我国的特殊国情和面临的国际环境的现实，积极构建基于权责发生制基础的政府会计体系，确保政府会计确认和计量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顺利转变。
（一）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的内容。从国际上看，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通常以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以下简称政府财务报告）的方式实现。权责发生制的政府财务报告通常由文字说明、财务报表、财务报表附注等部分构成。其中，文字说明要阐述政府整体财政财务状况、运营情况等，并结合经济运行和政策要求，分析政府财政财务情况未来走势；政府财务报表一般都有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费用表，一些国家也包含了现金流量表等其他有关报表；报表附注要对报表包括的主体范围、会计政策、报表项目明细以及未在报表中反映的一些重要事项等进行解释说明。
借鉴国际通行做法，并结合国内实际情况，我国编制的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包括以下内容：
1、政府财务报表，主要包括资产负债表和收入费用表。鉴于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的预算执行报表，基本上能反映出政府现金流量情况，因此暂不需要编制现金流量表。
2、政府财务报表附注。主要包括报表包括的主体范围及合并汇总方法、会计政策和方法、报表项目明细信息、未在报表列示但对政府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等，帮助报告使用者更好地理解财务报告。
3、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利用政府财务报表及报表附注中的有关信息，结合国民经济形势、相关政策要求等，分析政府财务状况、运营情况，研究政府财政能力、财政责任以及财政中长期可持续性等，更好地为政府决策者决策服务。
4、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反映政府财政财务管理的政策要求、主要措施和取得成效等，帮助报告使用者了解政府财政财务管理情况。
（二）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的信息来源。因为目前我国的政府财政部门还没有以权责发生制编制出任何财务报告，所以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仍以我国政府财政部门现有的数据为基础。目前，我国政府的综合财务报告、财政总决算报告和部门决算报告都是反映政府财政财务情况的报告，三者之间互为补充，是编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的重要信息来源。
（三）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的路径。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汇总财务数据。因为我国目前没有成熟的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编制方法，所以首先可以把政府掌握的收付实现制财务报告汇总，作为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的基础。
2、编制调整、抵消分录。对按权责发生制应当确认但未在报表中反映的事项，以及已在原报表反映但需要调整的项目，编制调整分录。原报表之间的内部交易事项，需要内部抵消。主要包括抵消政府内部借入借出事项、政府内部应收应付事项以及政府内部收入支出事项。
3、计算加总数据。
4、计算净资产数额、试算平衡、形成最终政府财务报表。
5、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附注。政府财务报表附注主要对政府财务报表包含的主体范围，报表项目的列报方法和明细内容，以及未在报表中列报但对政府财务状况有重大影响的事项进行说明。
三、政策建议
本文依据我国政府会计的现状分析了实行权责发生制政府会计，编制权责发生制政府财务报告的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收付实现制政府会计的不足，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这表现在一方面政府会计各个报表的数据口径不完全一致，简单相加可能导致数据不严谨；另一方面这种方法对会计人员的要求比较高，全国推行这种方法可能会面临一系列问题，也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在政府会计中树立权责发生制的新观念。只有政府会计从业人员树立权责发生制的新观念，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政府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
2、完善政府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的法律规章。完善的法律规章是政府会计实行权责发生制的制度性保障，是我国政府会计真正实现权责发生制核算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