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1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将法律伦理教育融于日常教学中，并设置法律伦理课程。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法学教学过程中和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是完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应融于法律职业教育中，体现在法律教育的各个环节。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学理论教学、忽视职业伦理教育，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依赖于一般德育教育的做法。将法律伦理教育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实践中。通过采取课堂讨论、诊所式教学、法庭辩论等教学方法，引导学生从伦理视角对法律教学中的争论问题加以探讨和研究，培养和锻炼学生的法律伦理素养。不仅应当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能力，还应当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的法律伦理行为能力。因为司法伦理素养的形成不是教出来的，更多的是训练出来的。未来的法学教育必须注重训练和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和伦理化取向。另一方面，应当设置专门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意识加以强化。通过专门、系统的课程讲解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在将来职业实践中应当遵循的职业操守，并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
，从实践中考核学生的职业道德，通过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2
[论文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1999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2.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3.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3
关键词：法律伦理；法律道德；职业伦理教育
法律伦理，从广义上说，包括法律制度伦理与法律职业伦理；从狭义上说，仅指法律职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者在其职务生活与社会生活中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法律职业伦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法律职业者忠诚于法律、公平对待当事人、廉洁自律等等。一般认为法律职业人应具有三种素质，一为法律知识，一为社会常识，一为法律道德。其中，法律职业道德是法律职业人应该具备的素质之一，是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重要内容。对于法律职业者而言，法律职业道德要求其做到信仰法律、心存正义、廉洁公正、忠于职守，这种道德人格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基石。正如中国政法大学校长徐显明教授2003年12月9日在山西大学所作“法学教育”专题报告中说：“法学是价值之学，真正的法学教育应是价值观的教育，应是法律正义观的教育，高等法学院校应是法律价值观的集散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决定着我国法治建设的进程和前景，因此，必须予以重视。
一、重视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理由
法学职业伦理是法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乃是一国法律制度最基本的造型因素之一。作为培养决定社会最终公平正义的法律职业人士的法学教育必须重视职业道德教育，笔者认为重视法学伦理教育的理由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法律职业伦理是公民道德素养的高度概括。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一定的道德伦理要求，这些基本的道德伦理要求规范着公民的行为，使社会在有序的状态下运行。在中国，这种道德伦理的规范作用尤为突出。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封建儒家伦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巨大的影响，伦理型文化是我国文化的特质，是我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区别。在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的道德素养有比较严格的要求。公民的道德标准是法律职业伦理的基石。法律伦理是伦理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我国社会的一般伦理之中。离开社会一般伦理，不可能形成法律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人士首先应当具有一般公民所具有的基本道德素养。这是作为公民而言，应当做到的最基本的为人准则。一般公民具有的道德素养，法律职业人士当然应当具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无非是公民的一般道德标准在法律领域的高度概括，是从事法律职业的公民在特殊领域应当遵循的社会一般道德准则。在国家重视和提倡提高全社会公民的道德素养的大环境下，重视和提高法律职业人士的道德素养是重视公民道德素养的必然要求。
2.法律职业伦理是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止于此是不够的。法治是法律职业人之治，法律职业人作为实现法治的关键因素，必须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职业道德素养。如同医生应当遵循医德、教师应当遵循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特殊的法律职业道德。著名法学教育家孙晓楼早在为民国法律教育所做的规划中就提出：“有了法律学问，而没有法律道德，那是不合乎法律的本质意义，也不合乎法律教育的目的。”法学院校培养的法律人才须具有刚直不阿的品行，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要不徇私情，不畏高压，尊崇法律。而忽略法律伦理和法律理想的法学教育只能向社会输送高级渣滓，甚至成为破坏良好社会秩序的害群之马。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法律的实效。因为“当一条规则和一套规则的实效因道德上的抵制而受到威胁时，它的有效性就可能变成一个毫无意义的外壳。”可见，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对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具有重要作用。
3.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防范司法腐败的重要手段。当今，司法腐败现象严重，形形色色的司法腐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司法腐败泛滥的现实使人们开始深思导致司法腐败的深层原因，在对司法腐败追根溯源的时候，人们发现法律职业人的道德伦理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职业者享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相对于外部监督制约而言，职业道德和自律是更为重要和有效的控制司法腐败的重要防线。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不高、欠缺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是导致司法腐败的直接因素，这一因素比制度不完善等因素更为直接和关键。因此，化解和遏制司法腐败，必须从重视法学伦理教育开始，从源头上堵截司法腐败的产生。可见，法律伦理教育是遏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途径。
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必须在法学教育中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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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国当今法学教育中的法律职业伦理教育是怎样的呢?这需要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现状予以概览。
二、法学职业伦理教育之现状
从我国当前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教育现状看，在我国当今法律教育中普遍存在忽视法律伦理教育地位的倾向。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问题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高校法学教育缺乏法律职业伦理教育。高等法学教育应当承担传授法律理论知识，培养学生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和进行法律价值观教育，树立法律正义两方面的任务。但是，我国现今高校法学教育只重视法律知识的传授，始终未对法律正义价值观的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缺少法律伦理方面的研究，也没有开设法律伦理方面的课程。截至年，我国高等法学教育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培养规定中都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培养要求。虽然在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中，首次明确地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单独设置，但其使用的教材内容空泛，难以达到培养法律职业伦理素质的目的。目前在我国只有少数高等法学院校开设了《司法职业道德》选修课程，至今还没有高校专门从法律伦理角度开设课程。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没有把法律伦理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之一，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一直为我国法律教育所忽视，这无疑是高校法学教育的一个重大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校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比如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都出版一本，在法学院的教学中是重头戏。而我们的高校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司法考试忽视对司法伦理的考察。国家司法考试作为公民进入法律职业圈的门槛，在考察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掌握的同时，却没有将职业伦理作为一个考察内容在考核中予以重点考核。虽然在司法资格考试中，有关于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的考试内容，但是，法律职业是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法律实践中要求的法律职业伦理不能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考察出来。掌握法律知识、通过书面考试的人并不必然在司法实践中具有较高的道德伦理素养。司法考试对考生伦理素养的考察与实践中的要求相差甚远，难以达到考核法律职业人的法律伦理素养的目的。
.法律职业伦理观念教育意识淡漠。以往我国高校法学教育一直是重知识性传授的法学教育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以诠释法律条文和法律规则为主要教学内容，不关注隐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取向，缺乏对法律知识的价值和伦理的阐释和关怀，导致许多法学专业学生只知法律的条文，不知法律的价值和伦理。老师在传授法律知识的时候，忽略对学生法律伦理素养的培养，只注重理论知识的考察，不重视道德伦理修养，使本应在日常教学中应当做到的法律职业伦理培养和言传身教成为空中楼阁，这是作为教育主体的老师法律伦理教育意识不强的必然结果。
三、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的设想
法律职业人的职责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主持公道。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律教育除专业知识教育外，还应特别注意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质教育。因为法律职业的特殊性要求从事法律工作的职业者不仅应该系统掌握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更重要的是应该具有高尚的司法品格，遵守司法伦理。法学教育是形成法律职业人士司法伦理素质的基础。法学教育应重视道德教育与信仰教育，使学生对法学知识系统了解与把握的同时，促使学生形成法律信仰。为实现上述目标，完善法学职业伦理教育，笔者认为应当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4
法律职业伦理是指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在法律活动中必须遵循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准则。在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主体主要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本文拟对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现状和成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途径，以期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有所裨益。
一、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现状
探讨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现状，实质上就是探讨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主体践行法律职业伦理内容的过程。目前，我国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和伦理准则在各个主体活动过程中的适用与发展，整体而言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律师践行法律职业伦理的现状
目前我国有关律师的职业伦理规范和职业伦理准则主要是《律师法》及其他相关规定。例如我国《律师法》明确规定：律师在执业中必须廉洁自律，律师不得利用提供法律服务的便利牟取当事人争议的权益，或者接受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其他有关法律规定也明确规定：“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珍惜职业声誉，保证自己的行为无损于律师职业形象”，以及“律师应当敬业勤业，努力钻研和掌握执业所应具备的法律知识和服务技能，注重陶冶品德和职业修养”……这些规定，既是对我国律师法律职业伦理的要求，同时也为律师们维护法律正义价值提供了保障。
以这些职业伦理规范和职业伦理准则为依据，我国律师践行法律职业伦理的状况整体上良好。但是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近年来也出现了一些律师违反职业道德和纪律、不遵守各自法律职业伦理的事。例如，有些律师为了打赢官司，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不惜让当事人隐瞒行政司法机关没有查清甚至没有知晓的事实；有的律师，不是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业务水平和提高自己的职业伦理素质上，而是热衷于拉关系，想方设法本文由收集整理让法官的所谓“自由裁量权”向自己这边倾斜，对法官进行行贿行为……这不仅损害当事人利益，影响了司法公正，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而且在极大程度上败坏了法官和律师的形象。
（二）司法机关人员践行法律职业伦理的现状
司法机关人员践行法律职业伦理的过程主要体现在法官和检察官的身上。
我国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和伦理规则主要是《法官法》、《检察官法》及其他相关规定。例如，根据《法官法》和《检察官法》的相关规定认为：法官和检察官们在职业过程中至少应遵循六条基本准则：（1）保障公正；（2）提高效率；（3）保持清正廉洁；（4）遵守职业礼仪；（5）加强自身修养；（6）约束业外活动。这些规定为以法官和检察官为代表的司法机关人员的职业活动提供了依据。
目前我国司法机关人员践行法律职业伦理的状况整体良好，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例如：有些法官为了及时解决案件，节省时间，提高所谓的办案“效率”，和律师们“狼狈为奸”，法官在诉讼过程中，私自和律师见面，向律师透露案件的相关情况，甚至极少数法官利用手中的审判权力贪赃枉法、徇私舞弊。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当事人的利益，而且还扰乱了司法秩序，破坏了司法公正。
二、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现状的历史原因
（一）我国古代社会背景和法制传统的影响
1.小农经济的社会背景
在古代小农经济的社会中，案件和纠纷所涉及的人和物绝大多数在当地，容易为社会大多数人所理解和调查，因此可以根据社会中普遍、习惯的行为规则作出判断。这些普遍、习惯的行为规则实际上就起到了法律的作用。因此，这时法律活动与当地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的联系比较紧密，法律常常是对地方性的社会习惯或惯例的承认，所以人们不需要职业训练就能对案件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这种情况下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分工就显得没有必要。社会不可能培养出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没有独立的法律职业阶层，没有独立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专属于这个独立阶层和职业共同体的专业知识和职业理性精神当然也就随之缺失。
2.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法制传统
除却经济背景的作用，中国古代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法制传统也直接影响了我国法律职业伦理的形成；中国古代，法律职业完全地国家化，完全地依附于统治阶层，法律问题被政治化、行政化处理。长期的行政统治使法律活动逐渐成为行政官员的活动方式和生活方式，并养成了古代司法官吏的普遍的行政化习惯和范式。古代政府的行政官员就是当地的法官，他们处理案件也只是其行使行政职能、治理所辖民众的手段而已。他们并不把法律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进行研习，所接受训练考试的内容是儒家经典。判词也常常是引经据典，以礼教化。民众对法律及法官唯恐避之不及，不到万不得已而不诉诸法律。而行政官员的司法权力皆源于皇权，在司法与行政不分的古代社会，最高行政统治者——皇帝无疑是最大的“法官”；这种司法与行政不分的法律运作模式，使专业化的法律职业分工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结果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无法形成和培养出一个独立的法律职业群体，更不用说让法律职业群体在高度技术化的法律生活中不断总结、形成其所需要的那种精细化的法律技术和技能，以及操纵这种技术与技能所需要的严谨的法律思维和职业理性与道德了。
（二）我国法学教育发展过程中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缺失
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高等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或律师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以美国为例，在美国，职业伦理课程是必修课，每一所法学院的学生都被要求修一门专门讲授律师职业责任的课程，通过这类课程学生将专门学习律师在执业过程中会面临的职业道德问题、律师的行为规则以及其他一些有关职业道德的内容。在美国甚至还有很多法学教授把职业道德作为自己专业的研究课题进行深入研究。另外，美国的绝大多数州还要求法学院毕业生在获准执业前必须通过一个关于律师职业责任法的特别考试，没有通过考试的学生不能毕业。
而我国并没有借鉴和学习西方国家的做法，重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对法学生的教育中，早在国民政府时期，大学法学教育就一味专注于法律知识的灌输，而忘掉职业伦理的教育，全国的法律院校的课程中，讲到法律伦理学的，除中央大学法学院与东吴法律学院外，其他学校都没有设置。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不重视职业伦理教育的状况没有得到改观。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我国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仍然长期空白。教育部在1998年确定了法学专业本科阶段14门核心课程，法律职业道德教育在其中难觅影踪。硕士、博士培养计划中也没有把“法律伦理”或者“司法伦理”作为培养要求，并列出相关课程。虽然1999年修订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首次明确把“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来开设，但目前采用的内容空洞的教材以及说教式的教学方式，很难真正达到树立和培养法律职业从业者法律职业道德的作用。此外，在对在职法律职业人，比如法官、检察官、律师的法律培训中，同样缺少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内容。
（三）我国现代社会发展变革的影响
首先，我国现在正处在社会变革之际，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旧有的伦理思想失去对新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而相应的新道德规范又尚未确立。因此，客观上难免会出现道德断层现象。法律职业领域也不例外，也难免在社会生活变迁中出现暂时的道德规范缺失。
其次，从经济背景角度分析，市场经济把人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动力，虽然充分竞争的市场可以通过市场自身的调节自动达到利他的效果，但当前我国变革中的市场经济还不完备，因此它客观上也必然伴随道德与诚信缺失的出现。这在法律职业从业者中也不可能完全避免。
三、构建我国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途径
（一）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是构建我国新型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一个基本途径。法律职业共同体人员的法律职业伦理的提高，仅仅依靠个人的素质的提高是不够的。对此，不但要从内部影响对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进行提高，更要从外部予以限制，最有效的途径就是把我国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完善。对提高法律人的法律职业伦理的行为进行肯定，对其有不利的行为予以控制和制止，甚至严重时，要予以刑罚惩罚。而且，法律制度的完善，更有利于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限制，防止法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赃枉法，损害他人的利益，最终破坏社会的正义秩序。可以说，法律制度的完善是构建我国新型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基本前提，我们绝对不能忽视它，同时，也要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制定修改出更适应社会生活的法律制度，也为我们进行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前提。
（二）提高法律人个体的法律职业伦理素质
这是构建我国新型法律职业伦理体系的最重要的途径。根据马克思哲学原理，内因才对事物的发展起到决定作用。毕竟，法律职业共同体是由一个个法律人组成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组成成员在知识、语言、思维、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同质性，这一切都与法律人自身的素质有一定的联系。提高法律人个体的法律职业伦理素质，更能够使其在司法实践活动中，维护法律共同体的声誉，发挥自己应该具有的作用，时刻注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同时，这也对纯洁我国的政治组织队伍有着重要的作用，更使手中被赋予了很大权力的领导者全心全意为人民办实事，而不是出现“权大于法”的情形，破坏我们国家的民主建设，从而阻碍我国新型法律职业伦理体系构建的顺利进行。
（三）加强对法律人的法学教育
法学教育对培养合格法律人才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法学教育不仅仅传授给未来法律人以丰富的法律理论知识，而且它对未来法律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职业伦理的形成起着决定的作用。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我国法律职业者要想进入相关的法律部门，就必须通过高等教育这一阶段，对我国法学教育发展的趋势来说，高校法学院逐渐成为法学教育的唯一途径。法律职业的准入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加强对法律人的法学教育。通过高校的法学教育，能够使我们重视起对职业伦理的训导。通过高校法学院的理论教育和最后一学年的实践活动，这对构建法律人自身的法律职业伦理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法律职业伦理的终极价值在于司法实践中能够有效实施。具体到我们的实际教育中，14门核心课程的开放，以及学习欧美国家的诊所式法律教学，都能使我们达到法律职业伦理基本要求。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5
一、加强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对法律职业人素质的必然要求我国的法治建设意欲取得实质性的成效，“有法可依”的完备法律体系固然关键，但更为重要的则是良法之论证、制定和实施的“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整体素质。尤其在今天我国法治变革的大背景下，法律职业人的道德素养即“法律职业伦理”值得倍加强调。?
第一，“法律职业伦理”所要求的道德素养，是法治国家一般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严格意义上的法治应当是一种人类特有的高度文明的生活方式，是共和国（即法治的理想政治状态）的公民们所独具的发现“真”、求取“善”以及崇尚“美”的事业。法治蕴涵的“真”、“善”、“美”对于法律职业人而言，无疑首先是作为一个合格公民道德素养的基本要求。?
第二，“法律职业伦理”是法治国家中的法律职业人必备的职业道德。法律职业人首先必须具备合格公民的道德底线，但仅仅于此是绝然不够的。既然“法治实乃法律职业人之治”，那么法律职业人必然具有其他公民所不具备的特殊性的职业道德素养。像医生循医德、教师遵师德一样，法律职业人也同样应当信守相应的法律职业道德。在我国，关于律师与法官职业道德问题我们给予了比较多的关注，其实包括法官、检察官等在内的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法律职业道德都需要重视。试想，如果一个对蕴涵着人权、民主和普遍正义等道德价值的良法缺乏真正信仰的法学家，能够不畏权贵而敢于拒斥“恶法”流弊么？一个没有深邃地体悟法治精神、原则的法官或检察官能够做到独立而公正地适用法律弘扬正义么？一个没有对人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怀有真诚的敬畏而负责的道德信念的律师能够为“他者”的权益而勇于“铁肩担道义”么？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法律职业人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
第三，“法律职业伦理”是提升我国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促使法学尽快走出“幼稚”的尴尬乃至化解“司法腐败”困局的应然取向。我国经过20余年的法学以及法制的重建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然而，法学“幼稚”与“司法腐败”的现实表现，使人不得不认真检讨这表象之外的因素——法律职业人包括道德品质在内的整体素质不高是其重要原因。处于经济高度增长而社会生活剧变期的中国，急迫地需要促进社会生活规范化的法治资源（包括法学思想与法律制度）的有效供给，法学家、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等法律职业人自当承负起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于形形的“以权压法”、“以钱诱法”与“以情融法”引致司法活动失却公正本性的司法腐败，滥用当事人信任的律师、滥用司法权的法官和检察官是不能以法制不健全而推卸责任的。事实上，法律职业人普遍地欠缺法治国家要求的法律职业道德素养倒是直接因素，远比学养不够及制度不完善更为关键。（要知道，学养不足倒是可以“恶补”，制度的不完善亦是相对的。）惟有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的整体性提升，我国当前的法学和法治窘境才有改进的可能性。
第四，“法律职业伦理”有助于矫正我国法律职业人自主化成长过程中，在“技术理性”遮蔽下的“极端自利化”趋向。基于社会分工及专业化渗透的考量，法治国家的建设要求法律职业人必须具有不同于大众的素养。一是“技术理性”（又译“人为理性”），即法律职业人特有的知识体系与思维方式（属于技术问题）；二是维系着法律职业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信誉及尊严，而为其内部所传承的职业道德（属于伦理问题）。二者共同构成法律职业人德才兼备的整体素质，缺一不可，否则皆不足以确保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自治性或自主性以承担应然的社会责任。然而从国内外法治建设的经验看来，依托于专门训练而获致的特殊“技术理性”或专业化才能，法律职业人的自主性倒是不难实现；但牵系着社会责任的职业道德问题却是长期难以解决。因此，通过强化法律职业人伦理素养而抑制职业技术专长的非道义化倾向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尤其是对正处于从人治的传统社会向法治的现代社会转型的中国而言，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建设在社会道德全面重建中的紧迫性，无论人们如何强调也都不为过。
二、在改革与发展中加强我国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培养
法律职业伦理培养的缺失是我国当前法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之一。法治国家建设与法律职业人道德素养之间的关联性，决定着我国的法治建设进程和司法变革的前景。而我国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以培养法律职业人为使命的法学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决于通过法学教育所培养的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尽管在我国已经存在着一个专司法律职业人培养事务的宏大法学教育系统，即由高等法学教育制度、法律职业教育制度、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统一法律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终身化的继续教育制度所构成的相互衔接的、一体化的法律职业人教育体系，然而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的普遍缺失无疑是一大通病，亟待有效地予以化解。（在这里，笔者尊重现实中的法学教育与法律教育不分的做法，尽管笔者以为强调二者的差异对于一个崇尚“拜词教”语录传统的国家而言确有实际的意义。）
首先，作为未来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高等法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中没有法律职业伦理教育。在法学教育中，大学法学本科教育是至关重要的一环。为适合法治国建设对“标准的”法律人才需要，教育部在1998年确定了法学专业十四门核心课程。（这十四门课程是：法理学、中国法制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法学、民事诉讼法学、经济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国际法、国际私法和国际经济法。）应当承认，在假定这十四门课程的内容和主讲教师都符合法治精神的前设下，这样的大学法学教育安排确实有助于构筑起法科学生的合理知识框架。但是，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构成法律职业人整体素质的“半壁江山”目前的法科学生课程设置中却是空白。中国高等法学教育长期未能把“法律伦理”或“司法伦理”作为必修课程之一，这无疑是致命的缺陷。而在法治发达的西方高等法学教育中，大都设有司法伦理或律师伦理之类的法律职业道德训导课程。“英国的《律师职业行为指引》一书每年出一大本，在法学院这是非常重头的戏。而我们的高等法律教育至今在这方面还是空白，有的在开，但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门重头课，要对未来的法律人进行培养，应该把这门课放在很重的地位。”（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其次，作为在职法律职业人教育主体——各种法律培训，同样缺少法律职业伦理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法治就是法律职业家之治。但是，对法治建设起步较晚的我国而言，却是高等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脱节，法科毕业生难以进入法政机关，而法政机关的大部分工作者又不是法科毕业生。鉴于各种原由，针对在职的大量法律工作者出身于党政干部或军队转业人员，学历低、业务技能欠缺的普遍现实，20余年来国家一直在为他们提供各种形式的法律培训，譬如法院系统的业余大学（后改为法官学院或分院）、检察官培训中心等。或许这种“自家人”开办的短期法律培训取代法学教育的“粗放式”做法确实能够有助于快速提高在职人的“达标”数量，但是能否真正地使他们摆脱（党政人员及军人特有的）命令——服从的思维定势，养成坚实的人权、正义、正当程序等法学思维方式和职业道德素养，以应对权利保障与民主化的时代挑战，确实让人生疑。?
再次，作为法律职业人“准入”的“准教育性主体”——国家司法考试，关于“司法伦理”的要求与法律职业人应有的素养相去甚远。应当说，顺应法治国家对于法律职业人的需要而施行的国家司法考试制度，无疑是我国司法改革的重大举措和重大进展，对于律师、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职业人的培养确有里程碑的意义。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准入”法律职业场的一道“门槛”，在有助于法律职业人对法律专业知识的同时，却不可过分地仰赖它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法律职业不仅是一项实践性极强的活动，更是一种现代性的道德实践。这与司法考试之间并非具有必然的关联，更难说法律职业伦理能够通过“书面考试”的方式培养出来。“（1）司法考试考什么课并不重要，关键是司法考试要反映出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法律人才？（2）司法考试再怎么考，能考出知识和部分能力，但考不出人的信仰、人格、修养。在法治社会里，这些必须通过大学法律教育来培育。”（张文显等：《法律职业共同体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因此，在发展中改革我国的法学教育事业，以提升法律职业人的整体素质，是法学教育面临的新课题。强化法科学生的职业道德素养，既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培育的历史要求，也是法学教育顺应并推动法治社会发展的使命。?
第一，针对合格的法律职业人的通识标准，重构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应当承认，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确有极大的应急性、盲目性。法学教育的目标定位即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模糊的。“在迄今为止的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确定出一个稳定的目标”。（贺卫方：《法律教育向Jm教育的转向》，见于.cn./shownews.asp？id=1678）这样就造成经过几年的大学本科教育，理论水平上该提高的没有提高，该有较强实践能力的人才没有培养出来，使法科毕业生既不能及时地从事法律事务，又不能较好地从事法学理论研究。目标的模糊定位导致进入法院、检察院的毕业生没有熟练的驾驭司法活动的能力。这就需要通过很长时间的实践训练才能胜任，不但影响了司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而且由于专业知识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和公信力。这样一来，专业性的、道德性的素质参差不齐的法科毕业生必然无助于法律职业人共同体的形成。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孙晓楼先生就谈及法律职业人的合格标准问题。他说：“讲到法律人才，我认为至少有三个要件：（1）要有法律学问；（2）要有社会常识；（3）要有法律道德。只有了法律学问而缺少了社会常识，那是满腹不合时宜，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即不能算是法律人才；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并不能算做法律人才；一定要有法律学问、法律道德和社会常识，三者俱备，然后可称为法律人才。”（孙晓楼：《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0页。）这就无怪乎有“法律教育是人文教育和信仰教育”之说。（参见“庆祝中国政法大学建校五十周年”：《法治与法学教育国际研讨会》文集，第218页。）惟有这样的新目标定位，法学教育方可真实而有效地提升法律职业人的职业道德素养或职业责任心。从另一个侧面讲，“要解决司法腐败问题，根本出路是设计合理的制度，提高法律工作者的职业道德，使得法律工作者相信自己是这个国家最优秀的分子，使得每个法律工作者都极度珍惜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和荣誉。”（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4页。）在西方两大法系中，都特别重视加强法科学生的职业伦理教育，都在时刻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意识，教会学生努力作为一个法律职业人在思维，强化学生的法律至上观念。如英国的法学院“重点地安排教学计划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如道德、法律伦理、职业素质、律己意识等。”（周世中：《英国法律教育制度及其对我们的启示》，载《法学论坛》2002年第1期。）在美国，法学院特别开设了司法理论或类似有关职业道德的课程，诊所法律教育的许多内容就是围绕树立学生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回顾美国的法学教育历史，诊所法律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风行时，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5页。）
第二，建立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之间的良性互动，增进法学教育的实务化、伦理化取向。从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的法治国家建设经验看来，一般都非常强调法律职业人的法学教育背景，即受过大学法学院的正规教育。在“扬弃”应试教育倡导素质教育的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法学教育尤其是高等法学教育显然不能围绕侧重实务的司法考试的“指挥棒”转，但也不应否认司法考试对法学教育的影响。因此，如何实现高等法学教育与司法考试的有机结合，以强化法律职业伦理培养，是我国法学教育特别是法律职业共同体道德素质培育的基本方向。譬如，在合理设置法学教育课程强化法科学生的法律职业伦理、改进法学教育方法使其务“实”而创新的同时，应通过考试内容与方法上的调整，实现法律职业人“技能”与“德性”的同步发展。“应当在法律院校中加大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使其掌握如何在将来的职业实践中保持职业操守与职业廉洁性……”，（张福森：《贯彻〈纲要〉精神加强律师职业道德建设》，见于：/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hengfu/200112/03/content_145437?htm?）以提高法律职业人素质、预防司法腐败。我国的司法腐败现象，“无不与我们长期以来没有把握好法律教育的职业性特点，忽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使得司法职业队伍缺乏法律职业教育的共同背景有着重要的关系。”（牛文军：《法律教育传统与法律职业素养》，见于：202.207.3.12/work/s04.htm?）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6
关键词:地方党校;法学教育;法律伦理;教育
在地方党校的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是一门重要的课程。法律伦理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很多关于法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都属于法律伦理的范畴。法律伦理的内容比较宽泛，包含法律制度的伦理，法律从业者的行为伦理以及职业伦理，还有常人的一般伦理。对于法律人来说，他们的伦理性在于，捍卫社会的正义以及保障人权，法律伦理教育是地方党校法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一、地方党校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教育存在的不足
(一)地方党校法学教育没有将法律伦理教育设置成目标
我国地方党校在进行法学教育时，没有考虑到法学教育自身的特殊性，而是将其当作普通的地方党校教学的科目。在法学教育的课堂上，教师只是单纯的向学生传授法律的社会功能、体系、相关的概念以及法律的实施效果，而没有注重对学生处理现实问题的能力的培养，同时忽略了法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虽然地方党校中开设了思想道德教育、哲学教育等课程，但是这些课程属于政治教育，主要向政治的方向引导，与法律伦理教育并不相同。地方党校在对学生的综合能力进行测评时，还是侧重于对书面知识的掌握，导致学生普遍缺乏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二)法律伦理教育的地位趋于边缘化
1998年，我国的教育部确定了法学专业的14门专业课程，但是不包括法律伦理教学的专项课程。在法学硕士和博士的课程中，也没有涉及法律伦理类的课程。2001年之后，各个地方党校逐渐开设有关法律伦理教育的课程，但是基本都属于选修课程，学校对这些课程也没有足够的重视，教师对这些课程的教学要求也不高，教学的方法与观念也比较陈旧，这导致教学的效果不佳。地方党校的不重视，使得法律伦理教学的地位逐渐趋于边缘化。
(三)法律伦理教育教学中存在缺陷
目前，地方党校对于法律伦理的教学中，首先，缺乏大量的师资力量，很多地方党校都没有专门研究法律伦理的教师，一般都是教授公共课的教师进行法律伦理课程的教学，这些教师没有对法律进行过专业的研究，并不了解法律人才的培养方法，因此，他们不能按照法律伦理的教学特点进行教学。其次，对于法律伦理的教材编写来说，缺乏影响力较强的教育教材，这直接影响教学的效果。再次，目前对法律伦理的教学中，主要的侧重的是法律职业的道德规范，并没有形成法律伦理的教育机制与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不能将是非观念和正义理念融入到学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上，不能真正的培养学生的能力。
二、完善地方党校法律伦理教育的措施
(一)树立法律伦理的教学目标
对于法律人来说，他们的职责在于为社会处理各种纠纷，树立公平的行为规则。而地方党校开设法律伦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学生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这主要表现在法律伦理的信念以及职业伦理行为。只有培养学生法律制度的伦理思维以及伦理行为能力之后，才能保证学生具有一个健全的法律伦理人格。
(二)地方党校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
为了强化地方党校的法律伦理教育，地方党校应该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以及相关的系统，向学生传授专业的法律伦理的知识以及相关的伦理准则和道德规范。开设的法律伦理课程应该作为学生毕业的必修课程，提高学生和教师对法律伦理课程的重视程度。通过法律伦理的教学，帮助学生更好的认知法律伦理，掌握处理现实生活中各种事情的能力，比如处理道德价值对立以及道德利益对立的方法。另外，由于社会中存在的关系比较复杂，也不是专门开设一门法律伦理课程就能解决的。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法律伦理教学贯穿于全部法律课程的教学中，从而提高学生处理实际中冲突问题的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目前地方党校在法律伦理教育中存在的不足，结合现实问题，提出了完善地方党校法律伦理教育的措施，不但要树立法律伦理教育的目标，还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这样才能不断的提高学生的法律伦理认知，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法律伦理思维和行为，为社会输送正直的法律人才。
［参考文献］
［1］鄢娜．关于法学教育中的职业伦理培养与建设初探［J］．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2015(14):79．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7
一、法律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
法律伦理教育的相关问题要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正确认识伦理和法律伦理，关于法律伦理的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法律伦理的内涵进行决定的，从广义上来看，主要涵盖着法律制度伦理以及法律职业伦理。倘若是从狭义上进行分析，就只是针对法律职业伦理。法律制度伦理它贯穿着法律制度题词中的价值准则，是法律实现社会秩序以及社会正义价值的内在要求，从法律制度伦理层面来看，主要有外在伦理和内在伦理。作为法律职业伦理，它是法律职业者在职业活动当中和其它的社会活动当中必须要遵守的道德准则。
三、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教育的发展障碍
从当前的法学教育当中的法律伦理教育情况来看，还有着诸多地方需要进行改进，首先就是在思想上的认识不全面，法律道德是社会调控机制不能缺少的大系统，任何社会在建立以及维持社会秩序的过程中都需要进行法律和道德的并用。但在具体的共同相互关系上现代法学家通常更倾向于对法律调整的突出作用的强调，这在利益竞争以及保障的过程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针对道德的自身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所以在思想认识上还有待加强。
其次就是受到法律国家主义的影响，我国已经具有了法律国家主义的深厚传统，法律是统治工具的观点已经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艰难发展，在教育的目的上有了一定的改变，但在宗旨上并没有改变。新中国的法学教育在实际上并没有完全摆脱官本位的阴影，传统的影响在实际的发挥作用过程中对法律伦理教育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后就是法律伦理还没有成为高校法学教育的目标，对法学教育自身的特殊性没有得到重视，法律伦理学科的地位处在边缘化的阶段。法律伦理教育教学上还存在着诸多的不足，教材研究相核对比较薄弱，在教学的方法上也比较滞后。法律伦理教育缺失的问题时的法律人面临着信任危机。
四、建设法学教育中伦理培养的措施初探
（一）要能够将法律伦理教育的各项具体措施进行完善，怎样达到法律伦理教育额目标要从宏观的层面进行分析，要重新塑造法学教育的理念，传播法律的正义观，从而实现对人的终极伦理关怀。从微观层面来看就要得到具体化的实施，高校而对法学教育要开设专门的法律伦理课程，并要系统独立的向学生进行传授法律伦理原则及相关的道德规范。在具体的教学上要能够配备专门的法律以及伦理学的复合型人才，设置法律伦理教研室，从事专门的伦理研究。要能够尽快的编写能够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法律伦理教学统编教材。
（二）构建法学教育中法律伦理教育体系要从多方面进行着手，首先要树立法律伦理教育目标，法律人的任务是公平树立社会行为规则，依靠着法律规则公平的处理社会纠纷。从这一方面来看，法律伦理教育主要就是培养学生法律伦理健全人格，这一目标的形成主要是建立在培养学生对法律制度的伦理思维能力以及伦理行为能力基础上的。
（三）制定教育法律法规的过程中要能够充分的尊重教育的独有规律和特征，要将其归入到教育界专家学者当中进行修正和探讨。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正要能够充分的尊重以及考虑现实情况，还要进行适度超前引导伦理教育契合着理想的方向进行发展。在教育法律法规执行和一般伦理原则以及教育规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尽可能的遵循教育优先的原则，将两者的关系得到有机的平衡。
（四）加强法律伦理教育，培养伦理情怀，在大学法学教育当中加强法律伦理教育是从源头上解决司法腐败的方式和方法。对法律伦理教育进行加强进而培养伦理思维，大学的法学教育中突出法律伦理教育能够弥补以往的法学教育缺失，从而使得学生成为科学事实思维以及伦理价值思维相结合的人才，这样能够使得在实际的办案过程中，可以更加妥善的处理好相关的案件。
（五）就是要能够将法律专业的人才的司法伦理教育设定为重要的目标，培育掌握专业知识并树立崇高法律信仰而对人。在现行的教育体制背景下，彻底的推行法律伦理为核心的法律教育观，法律伦理教育的良好效果来自学生辩论演说以及讲座报告等形式的学习，主要还需通过课堂内外及时的点拨学生进行健全学生的法律信仰。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8
关键词：法学教育 法律人才 培养目标
法学教育具有多种属性。从“法学教育”一词的词语结构来看，它是由“法学”和“教育”这两个词组成，其词语结构本身反映了法学教育的双重属性：“法学”一词表达了法学教育这一人类实践活动领域与法律的关联性：“教育”一词则表明法学教育与一般教育活动的一致性。因此，法学教育是一门跨法律和教育两种社会现象的一种实践活动，兼具法律性和教育性。
一、法学教育的教育属性
法学教育是人类社会传播法律知识、训练法律思维、培养法律人才的活动，其活动的方式、过程的目标具有教育的属性。从教育的层次来看，它包括小学教育、初中级的教育和高等教育，法学教育是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它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分支。
首先，法学教育的产生与高等教育的产生同步。追溯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源，首推中世纪中后期出现的大学，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大学中，法科大学在11世纪出现的意大利的波伦亚大学最为有名。波伦亚大学开办时只有一个系，即法律系，只有一个专业即法律专业。因此，它的出现标识着法科大学在人类历史上的首次出现，也预示着高等法学教育的诞生。在中国，法学教育在近代高等教育的形成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几乎是从法学教育开始的，或者说法学教育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尖兵。[1]这一点，可以用一份统计数据来说明。从1904年第一所政法学堂即直隶学堂诞生到1909年，全国共有学堂127所，学生23735人其中政法学堂47所，学生12282人，分别占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2]。
其次，法学教育内容和人才培养目标与高等教育属同一层次。高等教育不同于其他教育形式的特征之一在于其教学内容的专业化，法学教育符合这一特征，它是以法学这一专业知识为教学内容的。从人才培养目标上看，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是高等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法学教育亦如此，它以培养精通法律专业知识、熟知法律专业技能和养成法律思维方式的法律人才为己任。这两方面表明法学教育与高等教育的一致性和与初中级教育在教学内容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差异性。
再次，法学教育具有高等教育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当代法学教育集培养法律人才、开展法学研究和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功能于一体，这与高等教育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功能是完全吻合的。法科大学作为承载教育功能的机构，培养法律人才应是其首要的职能，也是其存在和发展价值的体现。与此相关联的是，法科大学若在高水平上培养法律人才，也必须以法学研究为前提和支撑。培养人才与法学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法学教学内容的深化与升华以法学研究为前提。法学教师只有从事法学研究，才能把更多的法学领域的信息充实到课堂当中来。实践证明，授课效果好的教师往往也是法学研究的骨干。另一方面，教学过程亦是发现问题和检验科研成果的过程，通过师生对教学内容的讨论和分析，可以发掘新的科研资源，同时还可以把学生带进学术前沿，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美加教育家赫钦斯曾说：“大学所能作的最大的服务，国家所仰赖于大学的最重要的服务，社会服务所不能作只有大学才能胜任的服务，是学术领域的领袖。”[3]法科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在社会法治化的今天，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服务的范围不断扩大、服务的内容不断增加、服务的对象越来越多样化。一方面，通过法学研究为国家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执法机关提供理论服务和智力支持；另一方面，它还以其对法律知识的谙悉，为工厂、企业等社会机构和个人提供法律咨询、决策指导，同时它还可以通过教师与学生的社会兼职（律师、法律顾问等）等法律服务去解决社会纠纷。
二、法学教育的法律性
法学教育除具有一般的教育性外，还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表现为专业的法律性。首先，法学教育产生的法律性。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是伴随着法律知识的专业化和法律职业的专门化产生的。在法律作为人类社会主要的秩序规则并与其他规则独立开来后，法律知识作为一种知识体系也逐渐从其他的知识体系中分化出来，形成一门有着自身独特的概念系统、理论结构、法律推理技术和特殊的法言法语的学科体系，要熟知和掌握这一知识系统仅靠师徒传授的教育形式已变得不可能，系统传授法学知识的大学正规教育形式———法学教育的产生成为必然。另外，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细化，人们之间的职业屏障也越来越大。一个专门从事并胜任法律职业的法律家阶层和设置的专门机构便应运而生。推动法律专门机构正常运行的法律人的培养任务亦需要一专门的教育机构来承担。法学教育便在人们对法律知识和法律职业的需求中出现。其次，法学教育教学内容的法律性。法学教育的全过程无不围绕传递法学知识、创新法学知识这一核心而展开。在课程的设置、教材建设、课堂教学上都紧扣法律知识这一主题，尽管不同国家法学教育的具体内容的侧重点有差别，如大陆法系侧重法律理论教学，英美法系则侧重案例教学，而且不同国家亦以本国的法律为核心；我国法学专业的课程结构由公共基础课、法学专业课、法学专业方向课程等几部分组成，在课时的安排上，公共基础课占总课时的1/3，专业课占2/3.但以法学知识为教学中心是全世界法学教育的共性，这也是法学教育区别于其他教育的显著特征。再次，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法律性。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法律人才。而法律人才区别于其他人才的标志就是他的独特的法律素质：1、精通法律知识，这是构成法律人才法律素质的知识基础，离开这个基础就失去了专业人才的物特质。2、养成法律思维方式，这是法律人才素质结构的核心，它是决定一个人能否成为一个合格、优秀法律人才的关键因素。3、精通法律推理技术，这是法律人才特别是法律职业者必备的技能因素，是法律职业者运用法律知识的工具性基础。4、具备法律职业伦理，这是法律素质中的思想品德要素，是人才法律素质的灵魂。
三、我国法学教育的层次定位
法学教育的双重属性即教育性和法律性决定了法学教育的高层次性，具体表现在办学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素质等方面。
首先，法学教育办学层次的高层次性。法学教育的教育属性决定了法学教育应属于高等教育的范畴，其最低起点应是本科高等教育。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的法学教育大多在高层次水平上进行。以最早的法科大学波伦亚大学为例，“波伦亚从一开始便是一所研究生意义上的大学，也就是说，大多数学生在入学之前已接受了文科教育（通常是在修道院学校或大教堂学校接受教育）。12世纪开始，接受过文科教育是从事法律、神学以及医学这些新‘科学’学习的一个先决条件。”[4]近现代各国法学教育的入学层次亦在本科以上。例如英国和欧陆国家的法律人才培养的起点是本科，即法学院面向高中毕业生招收法律本科生（LLB）；北美国家的法律人才培养的起点是研究生（JD），即法学教育放在大学本科后进行，报考法学院的学生必须已有非法律专业的本科以上的学位。但就目前我国的法学教学机构（法学院校）的设置来看，有些还不具有高层次的水平，这表现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现的法律中专、大专和本科院校等多层次教育机构并存的局面，这种状况与法学教育的高等教育的属性不相适应。目前国家有关机关也已启动整改的机制，但从现状来看，规范、清理法学教育机构，提高法学教育层次仍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其次，人才培养目标的高层次。法律人才培养目标应当高标准化，即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的最高目标应当定位于培养法律精英人才。这一方面受法学这一兼具有理论研究与实践建构的双重属性的影响。自从人类选择法律作为集体生活秩序方式后，就有了专门负责维持法律正常运作的人员，在韦伯看来，这项工作最后由受过法律教育的人（专业法律家）进行的系统地制订法的章程和进行专业的、在文献和形式逻辑培训的基础上进行的“法律维护”。[5]可见，从事法律维护者既要有经验又要有理论专业知识。在西方法学史上，有学识的法学家必然成为维护法律的重要一员。正如韦伯所说：“倘若没有有学识的法律专家的决定性的参与，不管在什么地方，从来未曾有过某种程度在形式上有所发展的法。”[6]“法学家们所从事的主要工作是从经验、从特定的案件和问题中推出了有现实效果的结论并把这些结果整合为一个系统化的法律知识体系。”[7]通过创造出这样一套来自法律实践经验的语言、概念和法律原则即一般化的法律知识，为法律实践活动提供一套共享的符号体系，也为法律职业凝结为一个共同体奠定了基础。同时，法学家又通过法律解释活动，进一步为法律事业活动提供可供法律职业群体利用的知识资源。法学的学术性与法律实践之间的难以割舍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作为培养研究、发展法学主体的法学教育的目标必须在高层次上定位，否则难以担当起这一重任，另一方面，受法律职业这一社会精英职业的影响。法律职业是与其他事业不同的具有较高社会期望和价值追求的职业，它不仅与国家的权力包括立法权、司法权等相联系，也与人类的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的实现密切相关。法律职业者特别是法官、检察官是国家权力的直接运用者，也是将法律中蕴含的公平、正义体现在具体事件之中的操作者，他们所担当的社会角色要求他们本身必须具有社会精英的品质。但是我国一度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多层次化，多层次的培养目标造成法律人才整体素质的下降，这与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对精英式的法律人才的需要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对法学教育目标的恰当定位是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界面临的又一迫切任务。
再次，法律人才的高素质。法律人才的高素质要求表现在知识、能力、伦理等方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大法官弗兰克福特就认为出任司法高位者必须具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先知的素质。从知识方面来说，法律人才不仅要精通法律知识，还要通晓相关学科的知识。因为，法学本身的发展必须从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汲取营养，法律的运作也离不开相关知识与环境，正如博登海默所言：“一个只懂法律的人，只是一个十足的傻瓜而已。”[8]从能力来看，法律人才要具有多方面的能力，如独立的思维判断能力、法律推理能力、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从职业伦理来说，法律事业的伦理要求是高标准的。我们可以把伦理规范按照对人们要求的差异分为低、中、高三个等级，其中处于最低等级的是社会大众的一般伦理，是一个人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的人所必须具备的伦理，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伦理规范；处于中位等级的伦理主要是指社会公职人员所应具备的伦理，由于公职人员掌握一定的权力，负有为社会公众服务的义务，因此，社会对其伦理要求要高于常人；处于高位等级的伦理是社会精英所应具备的伦理。法律职业担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他们理应成为高位等级伦理的践履者，这乃是由于他们的伦理状况关乎法律制度是否健康、关乎法律公正的目标能否实现之故。从目前我国情况来看，由多层次目标所造成的多种素质的法律人才还大量存在。这违背了法学教育的法律人才的高素质化的规律。基于此，培养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法律人才就成为当今中国法学教育发展的新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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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韦伯：法律与价值[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5。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9
一、法律职业道德的内涵
在目前的法律职业研究中，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是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概念，且通常被作为同一个概念使用。当然，也有学者将二者加以区别。例如，有人认为，法律职业道德的含义包括了职业行为规范、道德品质和调整法律工作中社会关系的道德规范，因此其含义要广于法律职业伦理（沈忠俊1999：18）；也有人将法律职业伦理与法律职业道德从实质层面和主观层面予以区分。处于实质层面的属于伦理问题，即究竟应做什么和不得做什么？处于主观层面的属于道德问题，即对某种行为内容的态度、心理准备、心情、动机等。所以，关于法律职业人当为或不当为之基准是职业伦理；关于法律职业人就法律职业伦理内容所产生的态度、心情、动机等即为法律职业道德的问题（孙笑侠2001：15）。
我们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而言，可以将法律职业道德分解为两个层面，即法律职业道德规范和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前者反映了法律职业伦理关系的规范性的要求，具有客观性、社会性；后者是伦理规范内化为个体的道德选择、道德品性，是人遵循为人之道所引起的收获、体验，具有主观性和个体性。
法律职业道德规范是在法律职业活动中形成的，反映法律职业伦理关系并规制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道德准则。法律职业准则是与法律活动的职业化相伴而生的。任何职业，因其是人们长期所从事的具有专门业务和特定职责的社会活动，有着独特的职业责任和职业纪律，因此形成了特殊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正如韦伯（1998：68）所说：“近代官吏团体已发展成一支专业劳动力，经过长期的预备性训练后有专长。并且近代官僚集团出于廉洁正派考虑，发展出一种高度的身份荣誉意识，若是没有这种意识，可怕的腐败和丑陋的市侩习气，将给这个团体造成致命的威胁。没有这种廉洁正派，甚至国家机构纯粹技术性的功能也会受到威胁。”法律职业是人们所从事的以法律为专门业务和职责指向的特殊社会活动。它要求法律职业者具有独立的地位和崇高的威信，不受外部力量的干扰。但是，法律职业机构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职业者可以凭借自己的喜好决定案件，它要受制于一套客观规范的制约，法律职业道德准则便是其中之一。法律职业道德从内部维护着法律职业的良好地位与尊严。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将这种职业伦理关系以明文道德准则的形式体现出来，有人将其称为“道德制度性约束”（曹刚2001：142）。如美国1887年亚拉巴马律师法典、1969年美国律师协会制定的《律师职业道德准则》和美国律师协会通过的《律师职业责任法典》等。我国近几年也陆续出台了类似的伦理规范要求，200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是其中之一。
法律职业者个体的道德品性是在履行其职责的活动中对法律职业道德准则的内化和遵循，集中表现为个人的观念情操和品质境界。当代的伦理学一般把道德品质概括为知识、意志和行为的统一体。具体来说，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信念和道德行为五个方面构成。道德认识主要指人们对个人同社会和他人的关系以及对一定社会用以调解这种关系的理论、原则和规范的了解和掌握；道德情感是人们基于一定的道德认识，对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关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倾慕或鄙夷、爱好或憎恶等情绪态度；道德意志是人们在履行道德义务过程中，克服困难、障碍而作行为抉择的努力和坚持精神；道德信念是人们对于某种人生观、道德理想和行为原则的正义性深刻而有根据的笃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某种道德义务的强烈责任感；道德行为是道德品质的外部状态，表现为道德语言、道德行动和道德习惯。（罗国杰1985：356-358）法律职业道德也主要体现为一种个人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品性。
二、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的争辩
关于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道德的关系，其实就是法律职业道德是否可教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分解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的角度看，法律职业道德作为规制法律职业者的准则属于伦理知识，因而是可教的。著名哲学家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就是知识或智慧，知识可教，故美德可教。（朱小蔓2000：24）因此，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法学院都开设了法律职业伦理课程，传授法律职业伦理知识。在这方面几乎不存在争论。
另一方面，从职业道德品性的角度看，关于其是否可教的问题，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上，英国哲学家赖尔认为，美德学习属于一种特殊类型的学习，其核心是态度学习。普通的知识通过口授式教学可以学到，普通的技能通过训练式教学可以学到，但这两种教的形式都不足以使人学到普通的美德。美德只能通过“道德榜样”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学习。赖尔认为，即使滥用“教师”一词，也不能把他们看成是美德的“教师”。他们是年轻人的道德榜样，却不是年轻人的“道德教师”。总之，在赖尔看来，美德是人间接地受道德榜样渗透道德影响、向道德榜样自觉学习的结果，而不是通过教师直接教育的结果。（朱小蔓2000：31）
关于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的争辩，主要是针对道德品性这一问题而展开的。对此，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怀疑的观点，另一种是肯定的观点。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在法学院的学习经历和特殊的道德规范课程能否对学生的道德品性发展起积极的作用。
（一）法律职业道德教育怀疑论
持怀疑观点的人根据经验证据（通过测试）认为，无论是第一学年的法律实践，还是一学期的、独立的法律职业伦理课程，对学生的价值观都没有影响。（杨欣欣2002：180）波斯纳（2001）曾强烈地表达了他对校园道德教育的疑问，并提出以下几个证据支持自己观点：
第一个证据是道德家和他们的学生似乎并不比其他受教育的人——如科学家，甚或是律师和经济学家——行为更为道德。也许我们就不应当指望哪怕是最好的道德哲学家讲道德；也许只有那些为自己行为与道德法典有差距而感到困扰的人才会为道德哲学所吸引。但这一点不适用于大多数注册道德哲学课程的本科生。
第二个证据是道德哲学家非常渴望将其教学工作量降到最低限。他们更喜欢写作一些只是相互阅读的论文，而不是要改善下一代人的道德。他们或者追求职业声名，或者暗地里不相信道德哲学可以改进道德，或者两点都占了。
第三个证据是在精英法律教育过程中法律专业学生的转变。许多法律学生来到法学院时都充满理想主义，决定要抵制到大公司从业的诱惑。他们接受了法学教授——其中许多人都认为法律和道德是相互渗透的——理性化教育。然而，等到毕业时，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去为大型法律事务所工作了，他们的理想远不是为教授的理性化教育强化了，而是受到遏制，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理想已经被物质性制约打碎了。有这样的例证，在哈佛法学院有多达70%的一年级的学生表示渴望从事公益法律，而到了第三年，这个数字就降到了2%.这部分真正的、实践的理想主义者，在最好的法学院的新近的毕业生中非常少，尽管法学院的课程渗透了校园道德论。
（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肯定论
持肯定观点的人即持亚里士多德学派观点的人认为，道德和美德是能够通过学习获得的。“成年人主要通过从事有道德的、体验角色的活动获得美德。他们认为，学生从进入法学院的第一天起开始逐渐拥有与自身角色相关的道德……法学院在这方面将对学生的道德水平产生或好或坏的影响。”“法律职业道德教学的目的之一是尽可能地进行道德教育，或至少应当降低不道德行为发生的频率。”（杨欣欣2002：180、183）虽然道德哲学教学对道德行为甚或道德信仰没有直接影响，但是它增加了学生的道德敏感，并因此使他们毕业后遇到任何道德两难时都能想清楚。由于对道德争议变得更敏感了，并且更有技术解决这些争议了，因此大学毕业生的行为就会更道德。（波斯纳2001：85）为了拥有美德，必须做道德的事。（最好在一个道德教师的指导下）一个人不能通过独自学习在道德上获得发展。道德的律师行为有可能产生于学术环境中，而不是律师事务所。（杨欣欣2002：183）
另外，关于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问题，还有一种价值中立的观点。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曾经以一种有趣、率直、无助但同时又充满希望的感情说过，虽然许多法学院说他们无法教授道德品质，但他们必须教，因为没有其他人能教。（杨欣欣2002：183）
三、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意义之我见
在对待法学教育的法律职业道德意义方面，我们认为，应区分“教”的不同的语义。
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对于什么是教，用法不尽相同。教的一种用法是表示成功地做某事即使人学会；另一种用法是表示努力的意向，即试图使人学会但未必使人学会。前者是成功性的用法（successuse），后者是意向性用法（intentionaluse）。（i.Scheffler1960：42-43、60、69）根据以上分析，如果不考虑教的结果，只从意向性意义上理解教，则道德是可教的，既可用口授的方式教，也可用示范、训练的方式教；既可直接教，也可在教授知识和技能中间接地教。但是，如果必须考虑教的结果，从成功的意义上理解教，以教会作为可教的标准，道德的可教性就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如果从意向之教的角度来探讨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无疑法律职业道德的培养尽可以通过法学教育的途径来实现。（朱小蔓2000：45）如果从成功之教的角度来探讨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价值，即考虑教的结果，法律职业道德的可教性就无疑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在法学教育对于法律职业道德的意义方面，我们认为，法学教育不应只是传授知识和专门的技术，它还必须注重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如果法律仍旧是一项职业的话，必须采取一些手段向学生灌输责任和义务的意识，这是一种职业的精髓。”（Sidneyp.Simpson1936：1068、1070）应当说，“重塑道德感的希望主要在法学院”。（杨欣欣2002：200）
从意向之教的角度上说，法学教育可以直接地教；从成功之教的角度上说，法学教育可以间接地的教。尽管在法学教育中道德教学确实存在很多困境，但这不是放弃、轻视道德教育的理由。法学教育必须对学生进行法律职业道德教育，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院校或机构能胜任这项工作。道德可教信念之所以成立，有其理性的基础：一是因为知识可教，而知识可以赋予人的情感和行为以理性，而理性恰恰是现代道德生活的基本精神；二是因为在知识和技能的教学中，可以间接地渗透道德影响。道德可以间接地教。（朱小蔓2000：49）更为重要的是，法律这种实践理性的教学还能够为学生创设一种亲身体验法律职业实践的机会，这就为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机制。
（一）设置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
法律职业道德对法律职业的重要意义决定了法学教育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必要性。同时，从广义上说，法律职业道德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和准则也属于知识范畴，有着自己独特的体系、逻辑和评价标准，这又决定了法学教育可以通过课程设置的方式实现伦理知识的直接授受，培养学生的道德认知。
美国是很重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国家。早在19世纪90年代，美国法学院就已经开设了法律职业道德课程。“到1915年，81所法学院中有57所开设了法律道德规范课程，这些课由法官或著名律师讲授，并且用各种规则、沙斯伍德法官的著作或职业道德规范委员会的报告作为教材。”（杨欣欣2002：172）但在当时这些课程通常是低学分的或者不作评分的选修课，因此没有引起学校和学生的重视。由于美国的水门事件将很多律师牵连到不道德和违法行为中以后，律师协会和法学院才采取行动改革法学院中的道德教育。（DeborahRhode1992：36-39）美国律师协会于1974年强制要求法学院进行法律职责和责任模拟的教育，为此各州在律师协会的准入考试中增加了道德考试科目，最终使得各个法学院都将职业道德作为必修课程。
学生对法律职业伦理知识的掌握是实现对学生道德品格教育的前提。只有学生了解法律职业道德准则，把握法律职业活动的是非评价标准，才可能将其转化为内心信念，并落实在行动上。
在我国法学教育中，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20世纪初近代法学教育刚刚兴起的时期，一些学者受西方思想影响，已经开始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如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孙晓楼、杨兆龙、丘汉平、燕树棠等学者都对法律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做出过深刻的论述。（孙晓楼1997：32、164、149、154）孙晓楼在为东吴大学设计的新课程表中，将法律伦理课作为2学分的必修课。1933年东吴大学法学院的课程编制将法律伦理学作为2学分的选修课。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去“文革”期间法学教育被撤销之外，一直到1999年法学教育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视程度仍很不够。从课程的设置来看，在1999年以前的法学教育中包括本科、硕士和博士阶段的教育，没有关于“法律职业道德”、“司法伦理”等类似的课程。在律师资格考试中加入了“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科目，但律考的内容仅停留在1996年颁布的《律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纪律规范》的介绍上，还谈不上是一门系统的学科。1999年出台的《法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第一次将“法律职业伦理”作为一门课程来要求。但从法学本科的课程设置来看，法律职业道德课程还是缺失的。尽管传统上我国法学本科教育中也开有思想道德教育课，但其内容多集中于公众道德和政治素质的要求，法律职业伦理的特定性和特殊性被无声地淹没了。而且由于教育方法的不当，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也是十分有限的。
随着法律职业化的全面展开，法律职业道德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法学教育要发挥其对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的价值，首要的任务就是开设法律职业道德课程。
法律职业伦理的养成篇10
在众多的职业中，律师是较为特殊的一类，他们总是身处激烈的价值冲突和利益矛盾的漩涡之中，其职业伦理困境尤为突出。如教师、医生的日常业务不会通过牺牲一方的利益来帮助另一方，教书育人、治病救人分别是他们的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也符合社会大众对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职业活动不会引起外界过多的争议。而律师在具体案件中总是被置身于强烈对抗的境地，既有利益的对抗也是价值观的对抗，其所从事的职业活动则必然会在支持一方利益的同时损害另一方，在选择某种价值观时抛弃另一种价值观，所谓“双赢”或“皆大欢喜”的局面与律师无缘，而这种支持或损害、选择或抛弃很容易引发来自各方的诟病。“可以刺痛一个律师良知的案件，总会撩拨起另一个律师的美德。每一个案件都有两个方面，每有一个律师站在错的一方时，都有另一名律师站在对的一面。”帮了原告就意味着对被告不利，反之亦然，律师在受到一方欢迎的同时必然要承受另一方的厌恶和批评。律师甚至明知一个人有罪还竭尽所能为其辩护，帮助一个恶人无疑会对社会造成伤害，这明显更是和社会伦理不相容的。因此，律师不仅面临一些与其他职业相同的伦理问题，即职业活动中的两难选择造成的内心煎熬，还会经常处于与社会伦理严重冲突的状态，且该冲突导致了律师和社会大众一定程度的关系紧张，这可以形容为一种“内忧外患”的困境。在现实中，一方面，少数律师为了攫取利益不择手段，罔顾法律和道德，成为玩弄法律的大众眼中的“讼棍”，另一方面，大部分律师的正当执业活动也缺乏大众理解而容易受到质疑和指责，无论哪种情况都会损害律师职业的荣誉和尊严，这就是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真实写照。
2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根源———价值分析的角度
如上所述，伦理是受价值观念支配的，律师职业伦理的困境就在于多元价值及其与社会大众伦理价值观的冲突。因此我们可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来进一步探讨律师职业伦理困境产生的根源。
2．1忠诚与正义
在社会大众看来，正义是人类社会所有美德的代表，一切社会制度的设定都应该是为了实现正义，法律的存在即是如此，正义是法律至高无上的追求，“法的理念决不可能区别于正义”，所有法律职业活动理所当然围绕正义的实现而进行，在正义的光辉之下其他的都显得无足轻重。而对于律师来说，其职业活动的价值是多元的，作为核心价值追求，在正义之外还有忠诚。因为律师职业究其实质是以专业知识和技能为社会提供一种法律服务，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就是客户的需要和信任，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是一种基于信赖而形成的民事关系，这决定了律师必须忠实、勤勉、尽责地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律师职业的终极目标就是实现社会正义，这一点与法官、检察官并无不同。但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法官、检察官是代表国家，通过适当行使所掌握的公权力———审判权、检察监督权，依据法律对当事人的权益做出权威性认定和分配，对犯罪实行惩罚，从而来实现正义；而律师则是通过提供法律专业知识、运用法律专门技能服务于当事人，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利免受他方（包括公权力）不法侵害，从而使正义得以伸张。从宏观制度设计上来说，律师制度的设立正是使法官、检察官、律师三方通过既分工又制衡来维持一种权力均衡，才能对社会正义加以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忠诚于当事人和追求社会正义是殊途同归的，律师忠诚于当事人本身就是追求正义的体现。因此，在很多国家的律师法和律师职业道德规范中都同时强调律师的忠诚和正义两方面的价值。如我国《律师法》第2条第2款规定：“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律师职业行为规范》第7条规定：“律师必须诚实守信，勤勉尽责，依照事实和法律，维护委托人利益，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而忠诚与正义在个案中却并不总是一致的，甚至存在尖锐的矛盾，律师的职业道德应该首先体现在前者还是后者往往是争议的焦点。在现实生活中，肩负着维护法律正义与维护委托人利益的双重任务的律师不得不经常面对这样的困惑：为当事人尽忠，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实现当事人的权利就可能损害社会正义，正如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存在矛盾一样。最典型的情形就是，律师根据已了解的事实明知当事人罪大恶极，还要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或控方的疏忽和不足尽力提供帮助，这种帮助甚至可能使其最终逃避其应得的法律的制裁。在这里，忠诚体现了，但正义何在？反之，把对社会正义的追求放在首位，律师在中总是首先进行道德评判，以是否符合大众普遍的正义观作为行为的标准，则无意中充当了法官、检察官甚至警察的职能，混淆了律师和其他法律职业的角色，如此律师职业存在的必要性当受到质疑。且当事人基于充分信赖将自己的生命、自由、财产等权利托付于律师，而律师为了“捍卫正义”却牺牲当事人的利益，这本身是否正义也值得商榷。因此，忠诚和正义的价值冲突是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根源之一。
2．2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
同样是追求正义，律师与大众对正义的理解是存在差异的。大众的正义观总是着重于实质正义、结果正义。对于案件处理的过程怎样、按照什么样的程序进行、甚至法律怎么规定这些问题一般大众不太放在心上，他们关心的是最终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大家心中的赏善罚恶、公平正义的观念。合情合理是最重要的，违背情理则是不可接受的。而作为受过专门训练、具有独特的法律职业思维方式的专业人士，律师关注的是程序正义、过程正义。对于律师来说，对结果的关心在于“胜诉”，而不在于普遍的正义要求是否实现。相反律师总在努力排除主观情感、意志因素，包括大众的普遍正义观的影响，专注于运用法律专业术语、专门逻辑去观察、思考和判断。至于得出的结果是否符合情理并不考虑太多，合法性才是关键，只要办案的过程没有瑕疵，程序公正合法，那就表明正义得到体现。众所周知，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一对矛盾统一体。尽管现代法治国家对程序正义的独立价值越来越重视，所谓“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的法律谚语也得到普遍认可。但不可否认，正当、合理的程序的产生源于对实质正义的追求，因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同的面貌”，在操作层面实质正义尤其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借助工具理性，即设计一套科学严谨的程序来加以保证就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常情况下正当程序的应用带来的就是结果的实质上的正义。这样的判断一经论证，坚持技术理性就成为从事法律技术工作的法律职业人员的自然选择，即以程序正义代替实质正义作为优先追求的价值目标。但是，反过来程序正义之花并不必然结出实质正义之果，两者毕竟是分离的。有时候严格依照程序的判决结果在公众看来却是不通人情事理，甚至是违背常识、滑稽可笑的———这样的案例在现实中不时会出现，这时法律职业人员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就变得不合时宜而遭到舆论的批评讽刺，“法律家的‘技术理性’，使得许多人担心法律家远离民众，缺乏亲和力，变成为‘不食人间烟火’者，甚至有悖离人间情理、违伦理之虞”。尤其是依靠提供法律服务获取报酬的律师更是处于风口浪尖，更容易因此被戴上“颠倒是非”、“助纣为虐”的帽子为众人唾弃。这是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根源之二。
2．3正义与功利
诚然，法律的产生寄托了人类的道德理想，是正义与公理的化身，法律职业也就责无旁贷地承担起维护正义与公理的使命，而当功利成为这一职业的附加价值时，冲突就不可避免了。如前所述，由于在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分工的不同，律师与法官、检察官在维护正义的共同使命中又各自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后者是国家的代表，前者则是公民个人或企业的代言人。作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司法机关，自然不应该有个人现实利益的考虑；而法律服务市场化是律师职业存在的一个基本前提，作为依靠专业知识服务于当事人而获取报酬，同时必须参与市场竞争的自由职业者（而不是国家工作人员），功利不得不成为其职业活动的又一价值追求。律师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不断寻找案源开拓市场，精心计算成本与利润，努力争取收益最大化，这使其显得像商人，而商人是不必主动承担维护正义的职责的———他们只承担被动的责任，即不做违反良心和正义原则的事情。尽管律师有时也为当事人提供免费服务，对确实困难的当事人加以资助，积极参与公益诉讼与法律援助活动等，但在律师职业活动中这些毕竟只占很小的比例，总体而言律师不能舍弃市场经济中的对价思维，法律服务总是与律师个人和事务所收益挂钩，甚至上述行为也是赢利活动的一部分。律师的具体职业活动是有价的，而律师职业活动的终极目标———正义是无价的，这明显是一个悖论。不可否认，任何职业都有一个解决“利”与“义”的冲突问题，但可以说没有哪种职业在这个问题上像律师这样矛盾：既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竞争者，又是法律和正义的守护者。要平衡这样的价值冲突是比较困难的，一些律师的价值天平倒向了金钱和欲望，更多的则在正义与功利的矛盾纠缠中痛苦不堪；而社会大众观察到律师一面帮人打官司一面收取不菲的费用，尤其是有人因请不起律师而承担败诉的后果，有人却因财大气粗能够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而牟取最大的好处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律师没有良心，“只认钱，不认人”，是社会不公的罪恶帮凶。这是律师的无奈和尴尬。正义与功利的矛盾是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根源之三。
3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救赎———价值冲突的避让和平衡
如上所述，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实质就在于忠诚与正义、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正义与功利的价值冲突，那么这就是问题的着眼点———处于困境中的律师可以依靠的自我救赎路径主要有两条：价值冲突的避让和平衡。价值冲突的避让就是以职业伦理的制度化为基础，律师严守合法性原则，尽可能回避个人的价值选择，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地位，从而避免陷入各种价值冲突所造成的伦理困境，这是一种基于制度的救赎。毫无疑问，律师既然是法律从业人员，理应视法律如生命，严格以法律明文及可合理推导的程序和实体上的要求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这里的“法”是广义的法，也包括律师法和有关机关及行业协会制订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同时也应看到，法律本身即是各方利益博弈、各种价值冲突妥协的结果和最具权威的表达形式，一些常见的伦理冲突在立法阶段已经得到初步解决。如很多国家在律师职业规范中一方面明确律师应忠实勤勉地服务于委托人，另一方面又以列举的方式对一些例外情形做出具体规定；一方面承认律师职业活动的商业性，另一方面又对律师费用的收取加以一定的规制等等。律师遵循合法性原则，以有关职业伦理的成文规范为具体的权威行动指引，在很大程度上能减轻律师个人价值选择的内心痛苦和道德风险，也能避免个体选择的不确定性可能对社会带来的伤害。事实上，这种伦理的规范化、制度化也正是现代社会除了法律职业以外其他很多职业的共同做法，构成了现代职业伦理的一个显著特点———“非道德性”，而职业特性决定了律师对此无疑应更加擅长。因此，从实践中产生的价值冲突出发，对律师职业伦理不断做出集体的建构性努力，形成书面表达，然后赋予其普遍的约束力，个体则严格按其指示行事，这种做法虽然有困境下自我逃避的嫌疑，无助于律师思想修养水平的提高和内在品格的完善，也可能导致律师因长期疏于自主的道德思考和价值判断而进一步远离大众生活伦理，但从现实性来讲还是有效和必要的———它毕竟帮助律师摆脱了眼前的困境，同时也是稳妥的。然而，无论怎样努力地具体和完善，律师法或各种形式的律师职业道德规范即使能在多数情形下为律师的执业行为提供技术性的明确指引，但决不是全部。正如法律总是存在漏洞一样，制度化伦理不可能涵盖所有的现实问题，因为社会生活是纷繁芜杂的，职业活动的遭遇也是丰富多彩的，“正义与不正义的选择放在我们面前时，这个世界常常不是确然二分的呈现，而是透过一种模糊的、带有解释空间的状态出现。而这样的朦胧，就很容易使人陷入迷惘”。这就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对此，律师无可逃避，必须独立做出判断和取舍。另一方面，律师首先还是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中的人，这就决定了他不能仅仅作为一台在社会伦理的真空中只凭规则指令行事的法律机器而存在，无论怎样努力也不能完全摆脱人之为人的情感意志的控制，必然要形成自己的道德思维和价值取向，而这是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大众伦理影响的———尽管社会大众对法律人独特思维一定程度的容忍也是必要的。更进一步来说，任何行业的从业人员都不仅要成为一个职业伦理意义上的好的从业者，也要做一个社会大众伦理意义上的“好人”。不能设想当一种职业沦落到遭受全社会的鄙视、反对、唾弃时，从业者还能心安理得地保持一贯的机械、教条和傲慢，不能设想该职业还能存在和发展。而好律师和好人往往存在二律背反，“好律师未必是好人；好人未必是好律师”，紧要之处还是在于两难中的价值选择。总之价值冲突仍然存在，如何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中进行衡量、比较、选择，找到最佳的平衡点就是关键。一般说来，价值平衡有三个基本的原则：一是价值位阶原则，即不同位阶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位阶在先的价值优于在后的价值；二是个案平衡原则，即为了实现个案的正义，可以违背价值位阶原则；三是比例原则，为了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价值，而必须损害另一价值时，不得逾越目的所必要的限度。而这些基本原则的具体运用却是非常复杂的，需要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人生历练才能达到相对合理的结果。因此深谙法律技术，具备精湛的业务水平仅仅是律师职业素养的一方面，养成法哲学思维，加强道德修养，提高对社会伦理的洞察、理解、甄别能力，尤其是铭刻一种高度的职业责任感、使命感和“身份荣誉意识”，把职业活动与社会政治理想、道德追求更好地结合起来，对律师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此为律师职业伦理困境的道德救赎。
4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