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1
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特征；文化变迁
自古以来，我国的少数民族便一直都保存着各自独特的风格特色，不同的服装、装饰，以及不同的符号都代表着各自民族文化的象征意义，且这些多样性都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地域特色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地域文化，这也是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中所特有的文化风格。这些或大或小的改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整体文化特色，所以对于各民族文化在各阶段的不同文化特色及风格我们都应该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接下来本文将就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与变迁做一些分析，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
一、少数民族文化的特征
（一）形态上具有多样性
自古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在形态上都具有一定的多样性，且影响力巨大，有自己独特的特色。如宗教，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宗教都为我国少数民族所信仰，且宗教文化一直具有着显著的多样性。如佛教，在少数民族区域，云南白族等很多少数民族会信仰佛教中的汉地佛教，且汉地佛教的寺院亦遍布在其城乡村社，自古便有“佛国”之称；而藏族、蒙古族等一些少数民族则普遍信仰的是佛教中的藏传佛教，也就是喇嘛教，并留下了许多有意义的藏文、蒙古文方面的相关记载，为我国的考古文献也做出了一些贡献，也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傣族等少数民族信仰的是南传上座部佛教，便是小乘佛教，且留下了一些丰富的巴利文佛教典籍。而除此之外，白族还曾信仰阿叱力教，且留下了一些相关的文献。所以佛教也便几乎成为了这些少数民族的精神文化象征，且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除此之外，少数民族的衣食住行，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且极富多样性。每个民族的服装设计都相差甚远，甚至每个民族不同支系的服装设计都是不一样且差距挺大的。每个民族的服装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服装颜色的选择、搭配以及款式的选择都具有一个民族的独特风格，这也是我们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一个标志性之一。
（二）分布上具有立体性
我国共55个少数民族，占我国总人口不到10%，在我国的分布特点为大杂居、小聚居，由于我国的整体地形是西北高，东南低，所以我国居民的分布特点也便呈现出了立体性。其中以汉族为主，加有壮族、傣族、水族、黎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是分布在海拔较低的东南地区；而藏族、珞巴族、门巴族等少数民族则分布在海拔较高的西北地区；其他民族则大多分布在这中间地带，且亦呈现出立体性。且由于地域分布的原因，这些民族的饮食习惯也是不相同的，如地处海拔较低地区的傣族、水族、壮族、布依族等民族，便主要是种植水稻，饮食以稻米为主；而藏族、珞巴族等地处海拔较高地区的民族，则是以种植耐低温干旱的青稞为主，并兼放牛羊，饮食以耐饥寒的青稞面、牛肉为主。
二、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
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往往伴随着重大的部落迁徙或是区域性的转移。相对于一些有固定生活场所的民族来说，游牧和狩猎民族的文化变迁速度往往比较快，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其生态环境、人口以及社会因素等的不停变化导致的。民族文化的变迁还与民族人口数量有关，一些人口较多的民族其文化变迁速度相对较为缓慢和平稳，一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其文化变迁的速度就更容易受到人口因素的制约，有的民族文化甚至会因为人口的骤减而导致文化的湮灭。具体而言，少数民族文化的变迁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民族文化形成区域性的个体；在变迁中的文化流失。
（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
在我国历史上，民族文化的融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各民族之间通过自觉的、自愿的、和平的方式吸收和借鉴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为己所用，渐渐地使民族文化趋同；另外一种民族文化融合就是统治阶层利用政治、军事等力量，通过发动战争的形势使强大的民族吞并弱小的民族，形成一种具有压迫和暴力性质的民族文化融合，这一类通常是人口较少的弱小民族文化融合于人多势众的民族文化。结合我国民族文化融合的实际情况看，通常是少数民族文化主动融合于汉民族文化之中，是所有少数民族文化融合的主流现象，俗称为“汉化”。我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一次民族文化融合莫过于北魏时期的孝文帝改革，为了吸收中原文化的精髓，巩固政权，毅然迁都洛阳。孝文帝在位时期通过易汉服、讲汉话、改汉姓、与汉族通婚等一系列举措来促进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文化融合。清兵入关，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当中人口较多的民族之一在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随着进入近现代，以及改革开放和九年制义务教育政策的深入推进，在建国后直至今天我国少数民族同汉族文化渐渐地趋于融合之势，汉语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许多少数民族的人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从历史的变迁来看，民族文化融合的过程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汉化的过程，汉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在民族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包容的文化氛围和统一的也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快速融合，强化了民族共同文化的形成。
（二）民族文化形成区域化的个体
各个少数名族在各自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被本民族全体人员所认同的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会受到一些外来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影响可以促进本族文化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更好更快地发展；另一方面，外来文化渗透也可能导致本民族文化的衰落甚至走向灭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原来属于一个整体的民族文化会因为迁徙、生活环境的变化分割成块状的区域文化。同一民族分散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自然环境必然导致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的生活方式必然产生不同的社会文化，从而在民族文化内部培育了各具特色的区域性的个体文化。
（三）民族文化的流失与退化
随着信息化的普及以及现代化通讯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接收到的文化五花八门，民族文化的流失速度也在不断加快，其中流失速度最快的就是语言。以我国少数民族的人口大族满族为例，现在随着汉语在各个少数民族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将汉语作为母语，而本民族的语言不管是从使用范围还是使用频率上来说都有着很明显的缩小的趋势。其次是民族服饰文化的流失，随着历史发展我国原有的各民族特有的服饰文化也在悄然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以汉服为例，汉服曾是我们华夏文明别靓丽的一道文化风景，但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西方文化的入侵，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更加西式的服饰，而我们的汉服文化也就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民族文化流失的另外一个大方面就是建筑文化的流失，我国的木制结构建筑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建筑文化，其在世界建筑文化的历史中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木制结构建筑本身的特性，导致其被越来越多的混凝土建筑所取代，时至今日已经几乎看不到新的纯木制结构建筑。比民族文化流失更为严重的一种情况就是文化的退化，文化退化通常是由于某种原因，或天灾或人祸导致整个种族发展受挫，甚至出现了整个种族湮灭的情况，这时民族文化就会产生退化现象
三、小结
综上所述，我国民族文化特色多样，且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以及自己的发展史，这是我国的一大亮点。但在时展的浪潮中，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逐渐产生融合以及退化的现象，对此我们需要多加注意，加强相关方面的保护措施。
作者:王宏涛单位:宁夏大学新华学院
参考文献：
[1]S.p.亨廷顿，郑开译.文明的冲突[J].宗教与世界，1995（11）.
[2.][苏]勃罗姆列伊，李振锡译.民族与民族学[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2
[关键词]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特征；价值
[中图分类号]G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6-0072-05
辽西，从人文地理学上的角度考察，是指“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1]。从现有的行政区划考察，辽西地区是指辽河平原以西与河北省、内蒙古自治区接壤的辽宁省西部地区，共包括锦州、朝阳、阜新、盘锦、葫芦岛五市。因本文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区域文化特质，因此，这里的“辽西”采用的是人文地理学区域概念。
辽西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地域特色凸显，内涵丰富厚重等特征。这里有标志着物种发轫的“古生物化石群”①、具有人类非凡意义的鸽子洞古人类遗址、标志着万年文明起步的查海文化遗址、有中华文明曙光之称的红山文化遗址。同时，较之辽海文化的其他区域，这里有着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有着数量大、品类多、高价值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辽西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是漫长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是对区域文化、社会发展、人文精神产生重要影响的文化遗存，且有着鲜明的特征和独特价值。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历史深远而厚重
在4000年至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西辽河、大辽河流域居住的原始人群是汉族的先民，他们创造的红山文化奠定了辽西地区汉文化的底色。在随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辽西成为少数民族异常活跃的舞台，他们在这里生存、争夺、迁徙，在创造本族文化的同时，也不断地改造着文化板块的结构和元素，使辽西成为民族融合特征明显、少数民族特质不断凸显的文化区域。
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山戎、东胡是辽西最为活跃的少数民族。山戎包括多个大小不同的部落实体，史称“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史记》卷100，“匈奴列传”）。公元前7世纪，山戎被齐击败溃散，后返回原地，因这一部分山戎居住在匈奴东，被称为东胡，“山戎、东胡实为一族，时代不同，名称遂异”[2]。东汉、魏晋时期，乌桓、鲜卑两族自内蒙古草原东北部南下进入辽西地区。乌桓原为东胡的一部分，史载：“乌桓者，本东胡也，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因以为号焉。”（《后汉书》卷120，“乌桓传”）它曾长期臣服于强大的匈奴，居住在大兴安岭南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三战击溃匈奴后，乌桓摆脱了沉重的奴役和控制，南迁至辽西的老哈河流域。公元1世纪，随着乌桓的入塞，鲜卑的一支――东部鲜卑也大批南迁至辽西地区。西晋末年，鲜卑族进入空前活跃和繁盛时期，慕容鲜卑以辽西为基地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北燕政权，三燕政权以龙城（今朝阳地区）为都城或留都经营辽西地区，前后共计80年，创造了厚重的“三燕文化”。契丹隶属于宇文鲜卑部，公元4世纪分布在西拉木伦河流域，公元5世纪进入辽西腹地，为避高句丽和活动在漠北的柔然人之扰，部分契丹人入居白狼水（今大凌河）以东地区。经过长期的发展和壮大，耶律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在龙化州（今内蒙古赤峰地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后以辽西为中心，以东北为基地，几度征伐，契丹统治者占领了北部中国，并创造了影响深远的契丹文化。女真族的先人，曾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长白山麓一带，女真部落，长期为辽所控制。公元1114年，女真首领完颜阿骨打举兵反辽，并于1117年至1120年间，攻占了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镇）及其腹地，将辽西纳入了其统治区域。至1215年蒙古军队占领辽西，女真人统治辽西近100年，进一步改变了该区域地域文化的诸多要素。蒙古族原居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山林地带。铁木真统一蒙古诸部落后，四处征伐。1214年，木华黎率蒙古军队南下，于次年基本控制了辽西地区。由于上述政治及地缘因素，辽西成为蒙古族的重要生活区域，蒙古族人长期与汉、满、朝鲜、锡伯等民族杂居，不但发展和丰富着自身的文化，也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为辽西地区留下了诸多高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
二、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具有丰富性和融合性特征
辽西地域文化有着“走廊”和“熔炉”两个鲜明的特性，它既是联接东北与中原地区的主要交通廊道，也是民族迁徙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诸多民族在此流转和共存，并且在文化交流中不断的得到融合。辽西走廊既是交通孔道，也是民族文化廊道，它不但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3]，也是堪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相比的重要历史――民族走廊。起源于辽西的民族主要有古商族、孤竹、山戎、东胡、徒河、俞人、库莫奚、契丹等，在辽西迁徙流转或长期生存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匈奴、乌桓、鲜卑、吐谷浑、高句丽、粟末H、女真、蒙古、锡伯族等。且诸多民族长期同时并存，深度融合。隋唐时期，汉、高句丽、契丹、库莫奚、粟末H等民族在辽西混居。辽金元时期，在辽西杂居的民族有汉、契丹、库莫奚、女真、高句丽、蒙古等民族。辽西多民族文化的聚合，主要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第一个层面是少数民族之间的聚合。在历史上，这些民族最原始的碰撞状态是血腥的攻略和残酷的战争，只有他们被置于同一政权统治下时，才进入暂时的相对稳定期。这时，他们采取通好、通商、通婚等方式进行交流。暴力也好，温和也罢，无论何种方式，充盈其中的总是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第二个层面是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聚合。在远古时期，辽西就有了汉文化的积淀，成为汉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开始了少数民族和汉文化的交融。自夏、商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等诸多因素的驱动下，辽西少数民族与汉族在碰撞中不断走向融合。在上述环境下产生并留存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数量多，品类丰富，具有承接历史和民族融合的文化内蕴。
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堪称丰富，主要有以下七类，一是古人类活动遗迹，包括山戎、东胡、徒河等游牧民族的徒河城、紫蒙城，乌桓、鲜卑民族的龙城、徒河新城、新昌黎、棘城等城址，契丹、女真、蒙古民族的宜州、懿州、显州、广宁府、乾州、辽上京、辽中京遗址等城址，朝阳西三家辽代村落、喀左南公营子王爷府、赤峰的喀喇沁蒙古亲王府等遗址。二是陵墓等建筑遗产，包括北票喇嘛洞鲜卑贵族墓、北票北燕宰相冯素弗夫妇墓、葫芦岛大卧铺辽金画像石墓、凌源石羊石虎辽代古墓遗址、建平辽墓、医巫闾山辽代皇陵墓群、阜新辽名将古墓群、辽代萧氏古墓群、喀喇沁蒙古右翼王陵、赤峰辽祖州、祖陵遗址等。三是寺庙，包括义县奉国寺、阜新瑞应寺、普安寺、阜蒙县佑安寺、德惠寺、彰武圣经寺、北票惠宁寺、凌源万祥寺、赤峰召庙、福慧寺、寺、龙泉寺等。四是摩崖造像，主要包括阜新海棠山摩崖造像、彰武千佛山摩崖造像等。五是古塔，主要包括朝阳北塔、南塔、锦州广济寺塔、广胜寺塔、阜新闾州辽塔、东塔山塔、凌峰塔、葫芦岛前卫斜塔、大塔、塔子沟塔、赤峰中京大明塔等。六是出土实物，主要有朝阳出土的慕容鲜卑族的金步摇、梯形棺、鸭型玻璃注、七宝塔、龙凤罐、阜新出土的绿釉鸡冠壶、滑石狮、鎏金铜牌饰、白釉黑彩童子灯、钧釉碗、青花玉壶春瓶、各代的墓志铭等。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有阜新东蒙短调民歌、蒙古勒津乌力格尔、蒙古勒津婚礼、蒙古勒津安代、蒙古勒津好来宝、蒙古勒津刺绣、蒙古勒津马头琴音乐、瑞应寺庙会、喀左东蒙民间故事、吉祥寺扎布、兴城满族秧歌、赤峰阿日奔苏木婚礼、蒙古族勒勒车制作技艺、蒙古族服饰图案、敖汉传说故事等。
由于多民族频繁流徙承继，民族间不断融合，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呈现出强烈的融合性特征。朝阳的北塔，在政权更替与历史传承中实现了佛教与各民族及各民族间的文化融合。北塔的修建，经历了三燕、北魏、隋、唐、辽五个历史时期。北塔所在的位置，是慕容鲜卑修建的和龙宫，北魏在和龙宫基础上创建了土木结构阁楼式塔――思燕佛图；隋代在思燕佛图的基础上修建了方形空洞式十五级密檐砖塔；唐代对此塔进行了装饰和修缮；辽代对北塔进行了两次重修，使其成为一座有着宽大台座、须弥座和塔身雕饰复杂的十三级叠涩密檐式密宗佛塔。今日的北塔，仅从结构上，就能领略到多重文化叠加的神韵，沿廊道可清晰地目睹雕有龙、虎、朱雀等图案的三燕时期的宫殿柱础石，北魏时期“思燕佛图”的夯土台基，隋塔遗迹，唐塔砖砌塔基和辽塔砖砌塔基，五朝遗迹并存一塔，堪称奇迹。朝阳周边隋唐时期的鲁善都墓等出土的“深目高鼻的胡商俑、满载行李的骆驼、昂首嘶鸣的战马、浓眉大眼面施粉彩的H俑”[4]，体现了契丹、库莫奚、H、汉族文化及异域文化的相互渗透及融合。位于赤峰宁城县的辽中京遗址，是辽鼎盛时期的标志。城市的整体规划、街道布局、建筑风格，在吸收汉族城市营建模式的同时，充分考虑了契丹族的传统居住习俗和草原生活特点，被誉为“契丹族创造性的吸收汉文化的典范之作”[5]。号称藏传佛教国庙之一的瑞应寺，具有蒙、汉、藏、满等多民族文化融合的特色。阜新、朝阳、赤峰地区的辽代契丹族古墓众多，古墓中出土的画像石是以中国图案画为特点的石雕艺术品。这些画像石采用的是汉族人的雕刻方法，画像石具备了中国画的特点，以线条作为主要表现手法，是装饰画和线雕、浮雕相结合的产物。画像石的题材是反映契丹人的生活状态、思想意识、文化艺术等方面的内容，整体构图既表达了契丹人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生活，融进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精髓，深刻体现出汉文化对契丹人的影响和浸润。海棠山摩崖造像，是辽传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和象征。它是由活佛请来和当地的蒙古族能工巧匠，巧妙构思，精心雕刻而成的，是“藏传佛教美术与清代阜新地域蒙古民间艺术深刻融合的代表，充分显示出蒙古族工匠精湛高超的雕刻技艺及其强烈的民族审美取向”[6]。
三、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可辨识性特征
辽西诸多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尽管是在文化传承、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中形成的，却丝毫无法遮蔽各民族文化遗产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它们有着强烈的可辨识性特征。
这些文化遗产，都渗透着各民族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包括价值取向、情感表达、审美情趣等。
三燕鲜卑遗存相对于三燕文化，契丹遗存相对于辽文化，蒙古勒津及藏传佛教遗存相对于辽西蒙古族文化，都是重要的辨识体和核心价值承载体。创造了三燕文化的慕容鲜卑是一个有着开拓、创造精神和艺术特质的民族。他们在公元3-4世纪首创了双马镫，后来通过高句丽人，慕容鲜卑的马具系统应用到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使骑射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越，对骑兵的发展和战争的作用十分巨大。北票冯素弗墓出土的两件木芯包鎏金铜皮的马镫以及铁马甲等马具[7]，北票房身北沟八号墓、朝阳袁台子壁画墓、朝阳十二台乡砖厂一号墓等出土的包括衔镳、鞍、镫等主要构件的马具[8]，就是这一创造的明证。冯素弗墓出土的梯形棺，前大后小，前宽后窄，前高后低。梯形棺为慕容鲜卑人最先使用，并逐渐影响中原，到唐代，在全国流行。朝阳多处鲜卑墓出土的金步摇冠饰，“在双塔区他拉皋镇的木营子鲜卑墓、朝阳县柳城乡袁台子三号墓、王坟山一号墓、西营子乡田草沟一号墓、北票市章营子乡房身二号墓、八家子乡喇嘛洞三燕墓、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中都出土金步摇冠饰”[9]。形制各异，设计精巧，结构繁复，纹饰美轮美奂。此外还有冠饰、金牌饰、金扣、金钗、银钗、金戒指、指环、手镯等饰品。三燕的马具同样制作精良，在工艺和装饰上流行铜鎏金、镂孔技术，鎏金包片正面多錾刻各种纹饰，如龟背纹、三肢纹、蟠龙纹、兴龙纹、舞龙纹、单凤纹、对凤纹、鹿首凤纹、羊首凤纹、人首凤纹等。这些华贵的饰品和马具体现了慕容鲜卑人的审美追求和艺术特质。鲜卑民族是草原文化的承继者，他们的艺术承接了匈奴人的造型风格，融入了自身的宗教观和艺术观，极力推崇外部自然力，崇拜神兽。同时，纹饰中龙纹的大量出现，也表明慕容鲜卑的审美观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
开放、流动、进取、兼容并蓄，是辽文化的基本特征，崇山自由、奔放，是契丹人的民族性格，粗犷豪放、稚拙朴素，是辽代的重要美学特征。上述种种，在辽西的契丹族文化遗存中都有着强烈的体现。鸡冠壶是契丹的特色器物，也是中国陶瓷史上的瑰丽奇葩，鸡冠壶的形制和纹样多次发生变化，由扁身单孔式，到扁身双孔式、扁身环梁式、圆身环梁式、矮身环梁式，壶身的纹饰、色彩等多次发生变化，鸡冠壶的产生和演变，是辽代陶瓷精美化的一部分，折射出契丹族因时而动，吸收时代精神与异质文化，充实本民族文化，发展新文化的进取、开放情怀。契丹人钟情于绿草、清水、蓝天、白云，喜爱各种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在以藏于阜新市博物馆的三彩摩羯壶为代表的三彩器上，以黄、绿、白三色为主流，多应用了水波、葵花、、牡丹、蝴蝶等来自大自然的纹饰，充分体现了契丹人崇尚自然和自由、奔放的民族性格。契丹人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如鸡冠壶压印的线条粗犷、跳脱，体现着游牧民族的艺术风格。赤峰、朝阳、阜新等地墓葬遗存的壁画，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鲜明的民族特点。早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中的《放牧图》和《契丹住地生活小景》以及喀喇沁旗娄子店辽墓中的《游牧生活图》等[10]多以契丹游牧生活为题材，用笔简约，线条明快，色彩简单，格调清新，这是契丹文化青春期的主基调。中、晚期的辽墓壁画，如赤峰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墓中的《宴饮图》等[11]，多以契丹贵族的宴饮、出行、归来为题材，在人物和动物造型上更趋写实和准确，构图略显繁复，色彩较之早期更显鲜艳和绚丽，这既有处于繁盛期及衰退期的契丹文化心态的反映，也有汉文化影响的印记。尽管早期和中、晚期题材、风格有异，但在辽墓壁画中，契丹民族豪放、质朴的美学追求却贯穿始终。
勇猛善战、刚毅劲健、崇尚自然、适度内敛，是蒙古族文化的基本特征，也是蒙古族的性格特质。他们的审美观充满着杂糅性，即糅合着阳光崇高和宁静和谐的审美因子，阳光崇高是蒙古族传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经过藏传佛教的改造，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开始趋向宁静和谐。以蒙古勒津文化和藏传佛教遗址为核心的辽西地区蒙古族文化遗存群，是蒙古族文化精神的集中投射点。辽西的蒙古族，源自多个部落，尤以聚居阜新的蒙古勒津部发展最为强劲，他们在狩猎、游牧和农耕生活中，创造了东蒙短调民歌、胡仁乌力格尔、安代、好来宝、民间器乐曲等非物质文化。东蒙短调民歌利用四胡、马头琴、扬琴、管、竹笛、笙、九音锣等乐器伴奏，节拍鲜明，曲调流畅，旋律风格多样，或微风拂柳，或万马奔腾，或深沉委婉，或情趣横生。歌中常出现虎豹、骏马、雄鹰、羊羔、苍松翠柏等体现蒙古族精神的元素。安代是把歌、舞、踏融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式，音乐、装饰、造型均体现出热情奔放、朴实刚劲、节奏明快的特点。蒙古勒津民间器乐曲，既有蒙古族固有的高阔、辽远、粗犷、豪放的风格，也有着清邈、肃穆、庄重的宗教韵味。作为蒙古族聚居区，阜新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内联东北各地，外通蒙古族其他聚居区，而被选为藏传佛教东传的基地。一时间，阜新庙宇林立，建于1699年的瑞应寺是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寺庙，民间有“喇嘛寺（即瑞应寺）有名喇嘛三千六，无名喇嘛赛牛毛”之说，“瑞应寺成为当时东蒙地区宗教、医学、文学、艺术的中心”[12]。瑞应寺所包含的文化体系博大精深，不仅包括习俗、礼仪、典章制度、建筑艺术、造型艺术、唐卡佛画等外部文化表现，还有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医学、逻辑、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等。如其中的“查玛舞”、“经箱乐”、“哲理论辩”等传承至今，成为融合了藏传佛教文化、蒙古族传统文化、汉民族文化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个文化体系的最高价值理念是教育喇嘛实现人生慈悲利众精神，倡导破除自私欲望，为众生效劳、谋福，才能成就佛果。这种理念所寄寓的宗教情怀联通的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可以说，瑞应寺所承载的文化与理念，就是那个时代蒙古族民众的灵魂主宰和精神归宿，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特色浓郁的辽西历史文化遗产，对于今人及来者，均有着重要的价值，通过挖掘这些文化遗存，以及人们与文化遗存之间的主客体建构，会产生重要的历史文化认知、艺术濡染、精神提升及助推经济发展等作用，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能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断地强化对文化遗产价值的认知，认为“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3]。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遗迹、遗物和文化承载体，它必然会被打上时代的印记，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告诉人们，先人是在什么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下，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生存的困境，应对自然与社会的挑战，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环境中创造着历史，发展着自身，改变着世界。这些文化遗产所蕴含的丰富信息，与各阶段的历史文献相互印证，不断强化人们对辽西历史文化的认知。
二是丰富时代的艺术世界，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
辽西少数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包含着种类繁多、价值丰厚的艺术作品，主要有建筑、石窟、壁画、陶瓷艺术、摩崖造像、装饰、音乐、舞蹈等。通过对上述艺术品的发掘、保护、展示和艺术性阐释，会不断地丰富着时代的艺术世界。除了具有审美、愉悦、欣赏和史料价值外，历史文化遗产还是民族精神的载体，“历史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活习俗等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说，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象征”[14]。辽西少数民族文化遗产所承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提升人们的精神世界有着重要价值。
三是参与文化产业和旅游业建构，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历史文化遗产是发展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重要资源，文化遗产保护服务和景区游览服务是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旅游业是与文化产业关联度较高的行业。因此，充分保护、整合和开发辽西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在发挥它的游览、观光功能的基础上，通过挖掘它的文化价值，联通图书出版、影视制作、文艺表演、旅游商品制销等产业，能够有效地参与地方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建构。同时，上述产业的繁盛，还会带动餐饮、交通、旅店业、娱乐等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崔向东.论辽西地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J].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2]佟冬.中国东北史（一）[m].吉林文史出版社，2006：161.
[3]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4]林声，彭定安.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m].北京：中华书局，2013：102.
[5]潘照东.赤峰在内蒙古草原文化中的区域特色与地位[J].实践，2009，7.
[6]王秋义.辽宁地域文化通览・阜新卷[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7]黎瑶渤.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文物，1973，3.
[8]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a].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C].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朝阳袁台子壁画墓[J].文物，1984，6；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文物，1979，11.
[9]牛驰.辽宁地域文化通览・朝阳传[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207.
[10]项春松.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石棺画墓[J].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期；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1]项春松.辽宁昭乌达盟地区发现的辽墓绘画资料》[J].文物，1979，6.
[12]刘国友.阜新通史[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6：237.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3
关键词：档案资源建设；少数民族；探索；创新
少数民族档案是云南最具特色和优势的档案资源。近年来，在建设“两强一堡”的大背景下，为保护和传承云南各民族历史记忆，打造云南少数民族档案品牌，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云南省档案部门全力开展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探索与创新，在“七彩云南”美丽画卷挥洒浓墨重彩的一笔。
1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实践、探索与创新
1.1初步探索与实践
1.1.1大力开展少数民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打造云南民族档案品牌。2010年，国家档案局批准云南作为全国抢救保护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的试点地区，云南省档案局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实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濒危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开创少数民族档案工作新局面。即大力开展全省25个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15个特有少数民族的档案收（征）集工作，对于反映25个世居少数民族尤其是15个特有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民间艺术、民间传说等方面的档案进行抢救性收集和征集，将各个民族的天文地理、语言文字、饮食服饰、婚姻习俗、音乐歌舞、传统医药、手工技艺等档案征集进馆，建立少数民族档案资源特藏库和专门数据库，实现打造云南民族档案文化品牌的新目标。目前，阿昌族、布朗族档案抢救保护工作已取得切实成效和阶段性成果，建立了阿昌族、布朗族档案数据库[1]。省档案馆在汇总、整理阿昌族、布朗族档案抢救保护成果的基础上，又联合西双版纳、临沧、保山、怒江等州市组织征集独龙族、基诺族档案，形成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实物兼备的多种形式相互补充的系统化民族档案资源。
1.1.2积极探索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构建云南民族档案资源体系。云南省档案馆联合省民族学会动员各民族有代表性人物捐赠或有偿转让有价值的档案，共同探索如何加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十二五”期间，全省档案部门紧密结合民生，不断改进工作方式，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纳入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范围，有计划地稳步推进。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完成对白、哈尼、傣、傈僳、佤、拉祜、纳西、景颇、布朗、阿昌、普米、怒、德昂、独龙、基诺族15个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初步建立以云南15个独有少数民族为重点，涵盖云南25个世居少数民族，充分体现民族性、群众性、文化性、时代性和覆盖人民群众、富有云南边疆民族特色的档案资源体系。
1.1.3建立普洱茶档案，传承云南民族茶文化。茶文化是云南重要的民族文化特征，也是民族地区的特色产业。云南省档案馆面向社会和普洱茶生产企业开展品牌普洱茶建档工作，通过征集和筛选全省具有代表性的普洱茶知名品牌，共征集普洱茶实物档案210件。采取永久收藏并结合展览的方式，编制唯一档号，设立专门库房，初步建立品牌普洱茶实物档案资源库，永久收藏及展览品牌普洱茶产品，全面记录和展示云南省普洱茶品牌和普洱茶文化[2]。西双版纳州档案局通过古茶树资源的普查建档、档案查阅补齐，征集实物、音像和照片，建立古茶树分布图表和登记册等专题档案，全面记录西双版纳古茶树资源现状，积极探索对古茶树群落和有代表性的古茶树实行长效档案化管理模式[3]。普洱市档案局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采取规范鲜叶采摘和原料加工程序、严格进馆收藏标准、开展征集样品理化分析、建立不同载体的普洱茶文化档案和鉴别样品等措施，在全市10个县区开展征集普洱茶区26座古茶山不同茶叶品种及类型的普洱茶实物档案。目前，已征集普洱茶实物档案33个396公斤（132件、924饼），供品鉴的干茶样品33个66公斤；建立照片档案4册269张，光盘2盘[4]。为服务陈年普洱茶的品鉴、价值研究和时效性考证起到了积极作用。
1.2创新之处
1.2.1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方法。云南省档案馆与省文化厅、文物局联合开展对部级、省级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接收征集工作，采取个人访谈、文字记录、拍照、录音、录像等方式，采集和整理少数民族口述历史记忆，加大资金投入，购买数字化采集和存储设备，探索少数民族口传文化遗产档案的数字化管理，使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昆明市档案局积极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时建档、真实完整、系统有序、分级保护及优化利用的工作方法，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制定档案分类表，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字化管理系统。目前，已征集到反映民族民间音乐、歌舞、戏曲、节日、服饰的“非遗”声像和图片档案资料1347件，保存全文数字化信息800余卷[5]。
1.2.2创新档案培训模式。树立“走出去”的思维模式，借助外国智力资源，重点培养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人才。一是充分利用中新口述历史合作项目，借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开展口述档案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成功经验，在昆明联合举办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对档案工作者进行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及口述历史理论和方法学的培训[6]；二是从全省档案部门中选派业务骨干赴新加坡国家档案馆学习口述历史采集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借鉴国外档案工作的先进经验，分享新加坡在保存少数族群和民间歌谣方面的成功做法，培养一批开展口述历史档案管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的专业人才[7]，扩大档案部门对外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的原则、方法及路径
2.1原则
2.1.1本着优先抢救保护无文字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云南特有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人口较少少数民族档案、优先抢救保护反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特色的国家重点档案的原则，结合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档保护，突出少数民族档案记录历史发展轨迹的特点，注重资料的原始性、真实性和直观性。
2.1.2按照坚持特色、突出重点、整体推进的原则，以记录和保存少数民族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为重点，全面完整地征集记录反映少数民族发展历程、生产生活和文化传统的档案，特别是反映改革开放后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新时期档案，建立起一套既反映少数民族文化传统，又反映各民族团结进步和繁荣发展的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少数民族档案。
2.2方式方法
2.2.1采取省档案局统筹规划、统一部署、上下协同、落实经费、科学组织的方式开展试点工作，各地、州（市）、县级档案馆明确责任、分解任务、分工协作、分步实施、合力推进；参与相关工作的地区和单位按照实施方案和工作计划，深入调研、周密部署、精心安排、密切配合，在全省范围内统一实施抢救保护少数民族档案计划。
2.2.2采用档案收（征）集、影像记录、翻译文献、个人访谈等多种方式，全面采集和记录散存或散失在社会和民间的反映各少数民族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生活、、民风习俗等情况的重要、珍贵档案资料。
2.2.3通过对民族文化研究者、代表人物、“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民间艺人、能工巧匠和古稀老人的访谈，采集口述历史，真实记录无文字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全面记录未用或无法用民族文字记载濒临失传的口碑文献，补充、丰富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多角度、多层次反映云南绚丽多彩少数民族文化。
2.3今后的发展思路
2.3.1重点加强对本地区民族文化发展规律和特点的探索研究，立足区域特征、文化特色和产业特点，积极征集和接收反映特色支柱产业、旅游文化产业、风俗制度、名胜古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名人、民间艺术、乡土风情、宗教典籍等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档案资源；充分挖掘和整合云南丰富深厚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生态文化、宗教文化、边屯文化、现代时尚文化等最具文化价值和地方特色的档案资源。
2.3.2继续推进古茶树资源调查和建档工作，紧密结合口述历史采集，按品牌和山系，收集、积累完整的普洱茶产品档案，采集普洱茶口述历史档案，形成一套完整的集古茶树资源档案、普洱茶产品档案和各民族茶文化为一体，反映云南茶产业、茶文化之大成，文字、照片、录音、录像、实物兼备的普洱茶档案资源，为古茶树的有效保护和开发利用服务。
2.3.3着力加强少数民族档案资源体系建设，把档案资源建设提升到档案文化建设的高度，引领边疆民族地区档案事业跨越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服务“两强一堡”建设，实现“档案强省”目标。
2.3.4着力打造以少数民族档案和茶文化档案为代表独具云南特色的民族档案品牌，推动云南民族文化品牌树立，保持和扩大云南文化在全国的影响和地位，在实现民族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发挥更大作用。
注：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西部和边疆地区项目“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抢救保护及其国际合作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a87000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李晓蓉.保护云南特有少数民族历史，服务团结发展——云南省完成阿昌族、布朗族民族档案的抢救和保护[n].中国档案报，2011-5-2（1）.
[2]李晓蓉.云南省开展知名品牌普洱茶建档活动[n].中国档案报，2011-6-3（1）.
[3]黄凤平.谋划发展，创新奋进，认真践行科学发展观，开创云南档案事业新局面——在全省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的讲话[J].云南档案，2011（2）：9.
[4]黄明芬.创新征集思路，彰显茶城特色——普洱茶实物档案征集的探索与实践[J].云南档案，2011（3）：7.
[5]李蔚.创新思维，积极探索档案资源整合新方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征集与管理[J].云南档案，2011（2）：17.
[6]杜青.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口述历史档案培训班在昆举办[J].云南档案，2010（8）：1.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4
关键词：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价值
一、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早期历程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主要是指汉族或少数民族美术家，将少数民族元素作为题材的作品。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在我国成立到前的十七年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对我国美术史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作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题材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不过当时的民族人物画通常采用西方绘画形式，体现出西方艺术潮流对民族特色的追求。而随着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不断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景观为美术家带来了全新的灵感，并将我国美术发展提高到全新的成就。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早期历程抛弃了传统中国画中的留白，着力表现现实生活，极大的加速了中国画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拓展了中国美术的表现对象和空间，还充分发展了美术作品的艺术表现形式。
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特征
美术创作中所表达的内容及含义都各具特色，呈现出鲜明的色彩，内容及含义则体现出一个时展，一个时代所具有的文明风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所具有的特征主要包括地域性、生动性、时代性等。
1）地域性。
从地理位置角度看，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自然景观及地域风貌，代表着不同层次的文化内容，因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特征还包括其独特的地域性。各民族间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历史文化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人们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因此，在美术创作中，艺术家往往从地域方面上选择题材，使作品具有形象性、典型性的艺术形态。艺术家多数是根据不同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来表达出少数民族人民的内心世界，以及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愿望。通过具有地域性特色的美术创作，进而艺术家充分感受到少数民族人们的内心世界，因其受到强烈的情感触动，由内心的感动升华为理解，使整个艺术作品充满灵动的情感色彩。独特的地域性使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达到视觉艺术与内心情感充分结合，充分体现出少数民族别具一格的风俗文化。
2）生动性。
从视觉角度分析，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特征具有视觉的生动性。根据少数民族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民族特征及历史条件，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人民独特的生活方式，艺术家美术创作时，会将少数民族人民的衣着服饰作为题材重点。少数民族美术作品之所以具有很强的视觉生动性，是由于其丰富的表现手法，符合视觉审美准则，通过直观、形象的图像表达方式，着重体现人物形象，将人物描绘的活灵活现，增强了视觉效果，使整个艺术作品充满灵动的视觉效果。通过增强客观的视觉生动性，将视觉放在主导地位上，突出其视觉效果，加强视觉美感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于视觉美感的需求，增强其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通过加强视觉效果，可以激发艺术家对于作品的创作热情。
3）时代性。
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受到新政策的影响，各民族平等，因此得到迅速发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新政策的实施，极大的帮助了少数民族的发展，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画家对于少数民族美术创作的题材选择上，比较倾向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因而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区便成为题材选择的重点。少数民族题材是我国美术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所表现出的文化特色则成为美术创作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所表现给出强烈的时代性，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少数民族地区鲜明的政治色彩，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
三、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价值
艺术作品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物，其中所包含的文化属性，反映出作品中所存在的一定的文化价值。通过美术作品这一载体，表达出少数民族地域特色，同时承载着民族文化。
1）表达地域特色。
人类文化经过历史的积淀与不断的演变，人们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已经渐渐被现代生活所取缔，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不断缺失，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则可以很好的表达出地域特色，传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用直观的图像形式表达出地域特色，展示出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地域环境、奇异风光，无不显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少数民族题材的美术作品中，少数民族人民的服饰、建筑、文化、语言、习俗等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构成具有独特风格的艺术作品。这不仅是历史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要求，对整个文化的发展都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2）承载民族文化。
少数民族美术作品作为重要的载体，承载少数民族艺术作品的情感思想、内容、内涵等。通过美术作品，我们可以了解到不同时代的民族文化，充分反映出当时社会生活以及风俗习惯等。由此可以看出，美术作品，不仅是在视觉效果上给人们带来美的感受，另一方面，美术作品作为文化的代表，必将承载着文化传统、人类文化。美术作品中承载的民族文化还包含着不同时期、不同社会所产生的信仰、价值观、思想、审美等。在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中，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需要与自然环境想结合，通过独特的地域环境，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社会生活进行形象的描绘。在文化传承过程中，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对民族社会的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不仅是传承民族文化，对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集力、价值观、审美情趣等都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四、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存在问题及发展方向
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作品内涵的表面化，与现代绘画艺术的冲突这三个方面。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数量很大，但是质量却不能保证最佳，作品逐渐趋向表现手法的模式化，缺少一些视觉冲击力较强的作品。另一方面，少数民族题材作品大多模式相同，这就是表现手法的模式化。作品内涵是要表达出少数民族文化深层次的精神品质，而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作品内涵过于表面化。一个优秀的作品不仅是在表面上给人以视觉冲击，还要表达出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意义以及艺术价值。少数民族题材美术作品受到现代绘画手法的影响，与现代绘画艺术发生冲突，即便是坚持本土文化的画家，也希望作品能够融入到现代绘画艺术的浪潮中。因此，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发展方向是要坚持保持本土文化，坚持作品的精神内涵。
参考文献
[1]李勇.少数民族题材美术创作的特征及价值发现[J].民族艺术研究,2010(01):109-113.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5
[关键词]可持续化发展少数民族服装畲族开发
[中图分类号]J0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069-02
服饰是民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地理环境、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心理特征以及风俗习惯等自然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民族服饰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民族服饰的概念广义上指世界各地现存的民间传统服饰,狭义上则指我国五十六个民族的服饰。畲族是我国典型的散居少数民族之一,主要散居在我国的东南部,以福建、浙江、江西、广东和安徽省内居多。本研究以位于浙江省内的湖州安吉县郎村畲乡为对象,该村位于浙江省湖州安吉县西南、天目山北麓,这里物产丰富、环境宜人,山水清远、民风淳厚,地理条件优越,自然风光优美,发展旅游业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该村旅游发展速度严重滞后,旅游人次、旅游收入均落后于安吉周边区域。在旅游业飞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合理开发利用当地的自然旅游资源,挖掘其畲族文化,已引起该村领导人及村民的极大重视。
一、课题研究意义
(一)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
少数民族服饰是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历史和艺术,研究少数民族服饰发展演变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研究民族发展史,少数民族服饰是反映其民族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实物资料,我国56个民族的服饰丰富多彩且内涵深邃,各民族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映了各个民族的生存方式、风俗习惯、宗教礼仪、审美心理、艺术传统,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畲族妇女头戴“三把刀”习俗就是典型地反映畲族民族历史发展的服饰语言。相传在明末时期,倭寇时常入侵,为防御入侵者的侮辱,畲族妇女便在头发中插三把短剑,危急时可取下自卫,这种头戴“三把刀”的习惯就自然而然最终积久成俗。
(二)促进和发展旅游业的需求
少数民族服饰是传承历史文化的重要纽带,同时是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建设中大力发展旅游产业的一个先导产品。民族特色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点,而服饰旅游资源的民族特色是否极其鲜明对它的开发影响是比较大的。
在当前旅游业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服饰文化不仅是社会文明的一种标志,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深厚的底蕴,而且包含着丰富的经济价值。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升温,追求民族风情旅游已成为当今世界旅游发展的一种趋势。极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旅游必须具备当地特色的旅游产品,其中,代表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服饰是慕名而来的旅游者所希望看到的,然而由于社会的发展变迁,现今的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杂居,尤其是以散居为主要居住形式的畲族更是与汉族同化无异。安吉县郎村畲乡最富文化特色的是该村的畲族文化。郎村是章村镇的一个自然村,是环太湖流域惟一的少数民族畲族集聚地。郎村现有蓝、雷两氏族姓540余人(占郎村常住人口的1/3)。本课题研究为进一步弘扬畲族民族文化,唤起人们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创新的热情,为促进安吉郎村畲乡的旅游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丰富和充实现代时装设计的要求
patriciaField曾说过:“时装的未来火花,会在“生产地”出现。因为,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实践与尝试,熟能生巧,一定会酝酿出新的时装技巧。包括新的面料、剪裁、结构、手工、图案等等,都会应运而生”。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加强,中国文化正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中国民族元素正吸引着众多设计师眼球,在现代服装设计中民族服饰元素以其独特民族风情为设计师们所钟爱,它不仅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创作灵感,也提供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现代时装设计从传统民族服饰中汲取灵感,提炼民族服饰典型元素,通过借鉴重构应用于现代时装设计中,使现代时装设计具有文化内涵及时代特征。民族服饰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审美特征是我们设计创作永不枯竭的灵感之源。对丰富服装设计师设计素材有重大意义。
二、畲族服饰现状分析
经过对湖州安吉郎村畲乡的实地考察调研发现畲乡民族服饰现存问题有两点:一是该村现有保存的民族服饰很少,色彩单调陈旧,款式不够丰富,不能确切地反映畲族服饰的整体面貌,以现有保存的服饰展现于旅游者面前缺少展现畲族民族特色和文化底蕴的吸引力;二是现有的畲乡少数民族人民着装与汉族人民着装无异,畲乡年轻一族更是不知道本民族的服饰特征,除了一些大型民族主题活动和民族节日外,畲乡民族服饰几乎被人民遗忘在历史的角落。该村畲族民族汉化现象程度较深,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外乎有民族变迁、历史发展等多方面因素。但畲族民族服饰的没落主要是老式的畲族服饰与现代生活节奏格格不入,更是因为现代化成衣业的高速发展促使依赖传统的手工刺绣、编织等大量手工缝制的畲族服饰慢慢被淘汰出局。
三、现代畲族服饰产品的开发思路
(一)提炼畲族服饰典型元素,重构艺术型畲族服饰
艺术美的“更高、更强烈、更集中性、更典型和更理想”的特点决定了“艺术型”民族服饰的特殊要求:把握住原汁原味的畲族服饰中具有代表民族典型特征的民族符号是现代畲族服饰设计的关键所在。调研查询大量的畲族服饰资料可以获悉概括得知,畲族服饰最主要的特征体现在畲族妇女的着装“凤凰装”以及穿梭在畲族服饰中极具体现畲族人民能工巧匠的“彩带”。“凤凰”是畲族的图腾,畲族妇女最主要的装束就是“凤凰装”。畲族的“凤凰装”极具特色:凤凰装的特点是在衣裳、围裙上刺绣各种彩色花边,多是大红、桃红夹着黄色的花纹,镶绣的金丝银线象征着凤凰颈、腰和美丽的羽毛,金色腰带象征着凤凰尾巴,周身叮当作响的银器象征着凤凰的鸣叫。全套“凤凰装”一般作为畲族女子的嫁衣。丰富多彩的畲族“彩带”是最能够体现畲族手工艺水平的。“彩带”,又称合手巾带,即花腰带,图案花纹多样,配色美观大方;另外,畲族姑娘精心织绣的绣帕或彩带用来送给心爱的情侣,这是最好的定情物。
(二)基于服装产业化生产模式,开发生活化畲族服饰
开发生活化的少数民族服饰原则:首先是能够大批量工业化生产。以手工缝制为主的少数民族服饰必须依赖于大量人力,现今少数民族年轻人更不愿意传承这些耗时间的精工细织,少数民族服饰的全手工制作必然局限于极少数的艺术型畲族服饰,因此畲族人民日常着装在现代化服装生产方式下可以采用工业化批量生产,服装上的图案刺绣可以进行精简,选取有民族特色的图案,设计出既尊重本民族服饰特色又方便现代劳动生活的便装,用现代科技来大批量解决少数民族服装中的刺绣,如电脑制图、机绣等。这样,就会大大减少制作成本,这样才能使畲族服饰普及化、大众化。其次经过开发生活化畲族服饰需要迎合现代人的审美主流。畲族生活化要追求一种简洁、典雅、舒展的造型,选用面辅料要有直观美感,具有现代色彩和风韵,质地挺阔,辅之以现代纺织技艺制造彩带等。民族生活装既要保留传统服饰的精髓,也能够接纳现代服装面料的优点,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又能充分展现出各民族发展、进步的时代风貌。
四、畲族服饰的开发实践成效
(一)开发了“艺术型”畲族服装
以少数民族风情作为旅游特色的风景区,别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服饰是吸引旅游者眼球的关键所在。此次服饰开发在原有的少数民族服饰保存较少的情况下,通过信息收集、意见反馈等方式挖掘畲族服饰中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元素,在保存原有服饰的文化精髓下,加入现代人的审美特色,开发了“艺术型”畲族服装,用于旅游景点的服饰展演、民族歌舞。图一是艺术型畲族服饰开发实例。
(二)开发了“生活化”畲族服装
原有的少数民族服装由于多侧重于裹、缠、绕、绑等着装形式,不符合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我们通过提炼畲族典型元素,融合时代特征,适应现代成衣生产的流水线生产方式以及现代人的着装方式,开发生活化的少数民族服饰。遵从现代服装的经济、实用、美观三大原则进行产品开发。经过开发的畲族服饰有以下特点:
1.款式简单化,便于穿脱,符合现代人的生活节奏
传统的畲族服装是中国服装中典型的平面包裹型,整个前后衣片乃至袖子都由整块面料裁成,整体造型宽松,开发后的畲族服装运用平面与立体的结合,增加了各种省道,加上结构线的分割,使人体曲线更加分明且活动更加灵活自如,经过重新开发的畲族服装款式整体造型以简便、简洁、舒展的造型为主,局部造型上侧重于装饰效果、细节上更注重表达民族特色的典型特征。
2.色彩配置能够强烈地折射民族特色,同时能够符合现代审美标准
现代化的染织技术,使得服装色彩可以更加绚丽多彩。重新开发的服饰色彩配置更多倾向于运用民族传统色彩的同时兼顾现代人审美特征中的雅致而大方的配色,使民族服饰配色艳而不俗。
3.服饰材质的现代化和时尚化
现代纺织技术的发展和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促使服装面辅料种类日新月异,品种繁多。现代服装面料色泽鲜明,质地挺阔,不容易褶皱,耐洗耐穿性能优良,手感柔软而舒适。而传统面料品种单一和容易褶皱,现在更是不再生产,用现代服装面料代替传统面料开发现代化的畲族服装使现代化的畲族服饰更具有时代特征和符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4.现代畲族服装采用机械化生产模式
采用现代化机械化生产模式对现代化的畲族服饰进行流水线生产,畲族服装上的经过精简设计的图案通过电脑刺绣,装饰通过机械化织造的彩带,使得少数民族服装成衣化大批量生产。
五、总结
只有具备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随着社会发展可持续发展。改良和开发少数民族服饰,把少数民族服饰开发和生产纳入到产业化的进程中去,设计生活化、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产品,才能适应现代生活,才不会随着时间年轮的前行而被遗忘在时光的隧道中。
【参考文献】
[1]萧家成――论服饰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开发意义.
[2]李海平.关于弘扬畲族文化发展章村旅游经济研究[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4).
[3]巴兆祥.国民俗旅游[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4]戴伯龙.细说中华民族[m].北京:中国三峡出版社,2007,5.
[5]雷法全.对畲族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思考丽水学院学报,第29卷,第3期,200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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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6
［关键词］长征时期党和红军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诞生，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也标志着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开端。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生命线”。在长征时期，这条“生命线”显得尤为重要。
一、长征时期我党开展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长征。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红军先后经历了湘、桂、云、贵、川、康、甘、宁、陕等11个省区和苗、瑶、彝、白、藏、羌、回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杂居或聚居区。红军长征经历的西南、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社会政治形势也异常严峻。可以说，红军长征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我国广大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地区取得的。在西南、西北地区，民族矛盾、宗教问题与现实政治相互交织，使这里的形势极为复杂。党和红军不仅要面对国民党军事集团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和层层布防，还要根据少数民族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处理好这一地区特殊的族群关系。
做好沿途少数民族的思想政治工作，不但有利于长征的顺利进行，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充分发挥了党和军队的优良传统，对少数民族干部群众做了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广大红军战士和各族人民群众结成了生死与共的关系。各路红军认真宣传、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同少数民族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为红军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完成长征的伟大胜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证。
二、长征时期我党关于少数民族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长征时期，我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风俗习惯的宣传教育；坚持民族、宗教统战工作并积极做白军中少数民族士兵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宣传教育
历史上，由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奉行大民族主义，推行“羁靡”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恩威并用”“以夷制夷”“以夷伐夷”“分而治之”等策略，造成了汉族和少数民族以及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矛盾增加、冲突不断，使各民族间的信任减弱、隔阂加深。民国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对立依然存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在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聚居区一方面利用高官贿赂收买、扶植少数民族的王公贵族、土司头人、上层宗教人物，帮助其统治当地各民族；另一方面，又指使地方军阀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民族压迫和同化强制政策，这就使汉族和少数民族间的对立和仇视情况更加严重。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对汉人充满戒心，尤其对汉人的军队充满仇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红军想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
针对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推行的反动民族政策，党和红军坚持主张各民族无论民族大小，一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1935年1月的《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就规定：“对于苗瑶等少数民族，主张民族自决、民族平等、与汉族工农同等待遇，反对汉族的地主财富佬的压迫。”［1］p43红军每到少数民族地区，都会颁布相应的政策文件，或用布告等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民族政策。在红军进入康藏地区时，《中共中央告康藏民众书》就向广大康藏民众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并以此同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相区别：“国民党帝国主义的民族政策就是殖民地的奴役的政策，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是主张解放各被压迫民族，因此主张彻底的民族自决，建立自由的选举的革命政府，并积极帮助一切的革命的民族运动。”［2］p234
彝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长期遭受国民党政府、地方军阀和封建奴隶主的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落后，生活及其贫困。“彝民生活之痛苦，远过于汉人。汉人还能耕平坦之田亩，彝民之田亩，日渐被川军之官长及当地官吏所侵占，而只耕植于山地。”“因其只耕种山地，故彝民平日所食者，亦只玉黍而已。至于彝民所居之家室，则更简陋不堪，以竹木编为壁，上覆松树皮，潮湿特殊，跳蚤成群。”［3］p409由于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彝族不允许汉族的军队进入他们的地区，红军想要通过彝区，困难重重。为了顺利通过彝民地区，1935年5月，中共中央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了《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宣传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4］p29党和红军通过布告的形式，向彝族民众宣传党对待少数民族的政策。1935年10月陈云在《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但赤军善用宣传政策，向白彝申明共党主张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汉人军阀压迫彝民，并提出为彝民所迫切希望之要求‘打刘家’（意即打刘文辉的军队，因刘文辉压迫彝民甚烈）……故当时我等日夜恐惧之彝民山地，如此竟安然地通过。”［5］p410红军顺利通过白彝区成为我党妥善处理同彝民的关系，宣传民族平等、民族团结，使红军顺利通过彝族部落的典范。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7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特征项目分类
一、研究方法
文献资料法：通过查阅1994-2006年《中国学术期刊网》，图书馆和百度搜索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章，和搜集与民族传统体育相关的资料进行研究。
二、研究结果
1.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1)现代运动方式大多来源于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因此多数的研究者认为其起源与体育的起源相类似，劳动生产、古代军事活动的演变、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满足文体娱乐的需要、纪念祖先或民族英雄等几个方面取得比较一致的认识。
(2)也有学者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巫术与游戏，在人类原始欲求的诸因素中对民族传统体育起源的影响是举足轻重的。在中国的“体育学”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下面“武术理论与方法”特别注明“含气功”。研究气功不涉及巫术，无异于隔靴搔痒。巫术文化对体育的萌芽有重要影响，原始巫舞是体育起源的直接催化剂。这种不同的声音，在目前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但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劳动的说法仍占据整个学术界的核心。由于目前学术界对体育的起源，仍在研究和探讨之中，所以，对体育的一个下位概念―民族传统体育，探讨其起源必然也会带来某些争论。
2.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
(1)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特征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总结出了不尽相同的结论，但对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民族性、传承性、健身性和娱乐性等方面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
(2)众所周知，民族传统体育为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所有，而非各个民族的。因为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它们所创造的体育都受所属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影响，从体育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上都呈现显著的民族风格。表现出强烈的民族特性。因此，对“民族性”这一观点的总结学者们无反对意见。民族传统体育的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传统性”，我们今天能看到如此丰富多彩、文化内涵各不相同的体育项目，就是很好的证明。而就“传统性”的成因问题，有人认为“地域性”这一特征恰恰是造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传统性的一个因素。因为一定地域的地理环境是一个民族长期生息、繁衍的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所形成的固定的生产方式厂世代相传、沿袭，表现出明显的传统性。但多数的学者是将两者分开讨论的，认为“传统性”与“地域性”是两个独立的特征。
(3)对民族传统体育“竞技性”这一特征的讨论却存在着相反的声音。有的学者经过对HS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统计分析，得出竞技类占68.6%，因此认为具有竞技性。但这118项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可与目前我国调查整理的676项存在着很大的差距，由此而得出的竞技性观点，不得不怀疑它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当然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出发，认为人类自有了群体意识和自我意识，把我群与他群、自我与他人分开来，竞争意识也就随同诞生了。竞争意识在体育活动中则表现为竞技性的特点。因为我国早在原始社会就出现了体育竞技的萌芽，竞赛活动是自黄帝以来报答神灵赐福的宗教庆典的重要内容。这里明显忽略了文化影响的因素，单纯地从生物性的角度总结出来的。不同的声音认为，翻开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在上千项的传统体育活动中，更多的则是依附于生产、生活、练兵、娱乐和礼教活动之中，没有形成具有独立形式和独立价值的体育形式，与奥林匹克竞技项目更是格格不入，缺乏建立在个人竞技基础的竞技性特征。
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
(1)1990年，国家体委组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全国范围内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出版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搜集到55个少数民族的676项传统项目和301项汉族的民间体育项目。如何科学地分类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一项艰巨的任务。
(2)有的学者从传统体育的特殊性质入手，把中国传统体育分为五大类，竞技类(球类、射击类、技击类含摔跤、水上类含竞渡)、游戏类(智力游戏、活动性游戏如秋千)、养生类(节令气功、各类保健活动)、游乐类(节令类如踏青、登高等、少数民族歌舞及娱乐活动)、表演类(百戏、杂技、武术表演)。这种分法突出了中国传统体育的游乐性、表演性和保健特色，符合中国传统体育的特征，具有宏观认识的意义。但不足之处也不可避免，如在少数民族体育、武术等归类上的争议。尽管作者突出强调了传统体育的特色，但“游戏”和“游乐”之间的不同是什么，此种术语来分类的本身就存在着争议。也有学者从内容和形式上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竞技类(武术、龙舟、射击、球类、棋类)、养生类(导引气功、保健、其他)、表演类(舞狮或龙、百戏与杂技、其他)和游乐类(节令类、歌舞类、游戏类)。此种分类较前一种更为简单，同理也存在着相同的问题。
(3)还有极少数的学者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分别进行研究。笔者在前面的一部分中己经将民族体育、传统体育和民族传统体育的界限进行了说明，三者之间，都有包括与被包括的关系，因此，这种拆分的本身明显地存在着不合理之处。现阶段，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分法，是将民族传统体育分为：武术、养生导引气功、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和少数民族体育。此种分类基本是按照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发展、成熟的过程为标准的，但存在着下列几个问题：第一，武术、养生导引气功与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少数民族体育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前两者应是一个下位的概念，一个具体的体育项目，而后两者是一个比较上位的概念，如何相提并论；第二，民间传统体育游戏也应包括少数民族体育中的一部分内容，那么就是说民间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有重复；第三，既然民族传统体育分为少数民族体育，与其相对应的分法应是汉民族的传统体育，而在此分类中恰恰没有汉民族传统体育的表述。
三、小结
民族传统体育是国家体育中的一个符号和象征，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弘扬与发展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的必然之举，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之一。它不是对古代传统体育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世界体育的单纯饭依，而是在螺旋上升中创新，成为现代体育发展的有机部分，为繁荣世界体育文化做贡献。各民族通过长期和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各自的传统体育活动中难以适应的部分将进行文物性的保存，有继承和发展价值的内容将使更多的人受益，在现代社会中充分实现其价值。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促进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良性互动，增进其交流的融合因素的积累，最终将使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的有益成份为全人类所接受，走向现代化的坦途。
参考文献：
[1]叶国志，胡小明.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体育的发展.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1，(1).
[2]徐本力.世界体育在东西方体育的形成、发展与相互迁移中发展.体育文史，1992，(6).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8
一、以原生态文化为核心: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
原生态一词与自然科学有关，最初指人类活动没有触及到的纯天然的自然景观或自然环境。这一概念不断被移植嫁接，如今作为文化范畴的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广泛使用，强调文化的一种初始的、质朴的、更贴近艺术源头的状态。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看，文化作为共享的意义，它的静止只是相对的，已有学者对原生态文化是保持其原初模式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不能把它理解为原封不动、原汁原味的东西，应在流变中来理解和把握。文化的流变性不仅体现在作为过程而存在的文化生活中，也体现在作为符号而存在的文献式文化中。
原生态文化是个新词汇，最早起源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需要。20世纪90年代末，田玉成写作《关于建立中国土家族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的重要意义及可行性》一文，对文化的原生态作了详尽论述。国家文化部征用原生态这一概念后，原生态文化迅速在民族文化村落保护、少数民族民间音乐与舞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多个层面使用。原生态文化的大热，与全球化和现代性所引发的传统文化的危机有密切关系。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浪潮中，随着外来文化和观念的不断介入和渗透，少数民族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
原生态文化是少数族群的民族性的体现，在电影中，它具体表现在:一是主要演员的少数民族身份。《开水要烫、姑娘要胖》、《静静的嘛呢石》、《乡巴拉信使》、《滚拉拉的枪》、《鸟巢》、《碧罗雪山》等电影都是由本民族群众本色出演，由少数民族群众来讲述自己的故事，诠释自己的文化，还原本民族人民当代生活的现实图景。二是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呈现，如《婼玛的十七岁》中的哈尼梯田、开秧门等仪式，《阿佤山》祭祀活动中的甩头舞，《滚拉拉的枪》中苗族细碎的歌舞、成人礼、丧葬仪式等。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和浓郁的民族风情，使少数民族文化更具异质性。三是少数民族语言或地方方言的使用。语言是民族生存的象征，又是文化的形式、载体和容器。新世纪的少数民族电影对少数民族语言的运用，充分保证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原汁原味。电影中的人物、场景和语言是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的重要标志，但这并不一定能保证少数民族文化的在场，如果影像出于猎奇的视角，将民族服饰风俗风情作为卖点，过度展示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和文化景观，图像冲击语言，景观支配叙事，这不仅没有挖掘和诠释好少数民族文化，反而容易伤害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
二、少数民族电影原生态叙事的现代性语境
民族电影的原生态叙事不仅仅只是族群传统文化的呈现和展演，更重要的是将原生态文化与现代性语境勾连起来，通过文化的视角表达社会变迁。语言和服饰是剧中人物的文化身份的重要标志，语言和服饰的变化通常意味着少数民族个体生活方式和人生境遇的变化，而人物的命运及喜怒哀乐又成为整体人群命运和文化变迁的缩影，《滚拉拉的枪》和《蓝色骑士》中的换装细节隐喻少数族群向现代化城市靠近以及现代文明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在语言方面，尽管大多数电影或者电影的大部分情节使用了少数民族语言，但随着民族融和、民族交流的日渐加深，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同时会使用本民族母语、当地汉族方言和普通话，对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进行真实呈现，而不是一味追求某一民族语言的使用，也是新世纪少数民族电影的重要特征之一，如《香巴拉信使》主要就是使用云南本地方言拍摄，《图雅的婚礼》中的语言则近似于普通话。随着人物的活动空间不再局限于少数民族地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发生了改变，贾响马在家乡说苗语，在北京与当地人的对话时使用普通话;面对不同的言谈对象，剧中少数民族角色的话语也有所区别，婼玛和奶奶说的是本民族语言，和阿明等外来人交流时说普通话。从语言和服饰的变化可以看出，随着社会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已受现代文明不同程度的浸染。
三、原生态与现代性的张力:影像叙事的策略
少数民族电影立足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视角，将少数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置于现代性语境，通过鲜明的传统与现代的符号对比，讲述它在遭遇现代文明时的焦虑、疼痛、向往、适应的过程，其中既有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甚至将传统看作是现代文明的救赎之地，又有对现代化的期盼和现代文明的向往。
现代性因素凭借国家力量、民营资本、大众传媒、外来文化等渗透进少数民族文化，很多时候，两种彼此陌生的文化相遇时的状态，不是简单的迎合或排拒的二元性可以解释的。《静静的嘛呢石》对现代文化采取的是温婉、包容的态度，使现代与传统处于一种并置的状态。小喇嘛可以将电视机和VCD带到寺庙，将孙悟空面具揣在怀里参加祈愿大法会。在演出传统藏戏《智美更登》时，另一边在放香港的枪战片，青年人穿着牛仔裤在扭迪斯科。《阿佤山》虽然也呈现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一方是将红毛树当成守护村庄的神树的当地村民，另一方是想要购买红毛树的房地产开发商)，但也揭示了传统与现代并非二元对立，水火不容，二者相互纠葛，传统中隐含着现代的因素，现代也吸纳传统，这显然是一种更加包容开放的态度。
少数民族文化特征篇9
一、少数民族视觉元素及其分类
少数民族视觉元素是各个少数民族在为满足其自身物质需求所进行的生产劳动以及为满足其精神需求所进行的文化艺术创造中,被本民族所认同(即通过视觉所能感知并在心里所能接受的)且体现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切形象符号。我国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简单地说就是华夏各民族大多数人所认同并体现共同心理特征、文化精神和价值追求的可视形象、符号以及风俗习惯等。“包括外部形式、内部精神以及文化本源。外部形式指的是用以表达这种元素的载体的外表形态。内部精神指的是其外部形式及载体外表形态所传达出来的精神含义。文化本源指的是这种元素产生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1]
少数民族视觉元素是各少数民族数千年以来在他们自身的生产实践中逐步和形成的。这些色彩、样式以及风俗习惯,往往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在人们的审美习惯中成为传统并流传下来。它不仅是本民族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结晶,而且通常也具有识别该民族特征的文化标示作用。在视觉艺术中,色彩和图形样式往往是最先抓住人们视线的,正是因为少数民族的这些不同的视觉元素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可以以此来区分各民族之间的视觉差异。也就是说人们往往通过各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特有的形态来识别其民族特征。就像西北回族的白小帽、黑坎肩,维吾尔族的艾德莱斯、囊坑、麦西来普、热瓦普,具有新月标志的伊斯兰清真寺,哈萨克族的毡房、奶茶,蒙古族的马头琴、蒙古包,藏族的转经筒、酥油茶、布达拉宫等,都是本民族的标示形象。说到馕,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新疆维吾尔族,说到蒙古包自然而然想到蒙古族,说到转经筒自然想到藏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的视觉元素实际成为各民族的形象代码,是我们通过视觉感受来认知该民族特征的文化要素。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各少数民族的视觉元素成为艺术设计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源泉,更是创作富有民族意味艺术设计作品的根基。
一般来讲,少数民族视觉元素有三大类:文字符号、色彩符号、图形符号。文字是民族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其本身也是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字符号的设计是将概念性的语言转换为可视的视觉性语言的一个途径,是将设计内容的文字语言给予形象化、条理化,并建立起整套的视觉形象化符号。”[2]通过文字不仅能很好地传递、传承其中所表达的文化含义,而其在表述内涵的同时也通过其自身的外在形式表现视觉的审美意义,具有多方面的综合的能效。
文字在设计中的适度和创新应用对于丰富设计本身,拓展其应用元素,增强视觉效果作用明显。色彩符号对于设计本身来讲是重要的手段和元素,色彩本身也具有重要的文化象征意义,它所体现出的色调和色相、彩度、明度给人心理上带来不同的审美感受,也是各少数民族表达心理和审美的重要方式。如红色表示吉祥、喜气、热烈、奔放、激情、斗志,在许多国家和一些民族中,红色有驱逐邪恶的功能。比如在中国古代,许多宫殿和庙宇的墙壁都是红色的。黑色则代表稳定、庄重,也表示凄惨、悲伤、忧愁,像“黑色的星期五”,黑色在绘画、设计、文学作品和电影中常用来渲染死亡、恐怖的气氛。而白色在汉文化中与死亡、丧事相联系,白色是枯竭而无血色、无生命的表现,象征死亡、凶兆,但也表示洁净,如伊斯兰丧葬中用白布包裹尸体就是如此。绿色是一切万物的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颜色,表示环保和希望,它可以代表生命以及生命的状态,等等。但不同的民族有时对不同的色彩有不同的寓意和偏好。
图形符号本质上也是人类认识和审美情趣的外在表达和固化。与文字符号和色彩符号相同,都是人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对自然、对人自身的认识和心理感受的审美表达,是文化的历史积淀。由于各民族所处自然环境、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他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精彩绝伦而又具有自身特色的本民族文化,包括建筑、饮食、服饰、家具、器皿、乐器、兵器、各类劳动和生活工具,以及风俗习惯、宗教仪式、各类纹饰图案等等,都成为艺术设计中极具特色的民族图形符号。这也是最为广泛的一类视觉符号。
二、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的应用
我国幅员辽阔,有五十六个少数民族,在数千年的社会实践中,各民族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共同创造了极其丰富的民族文化,构建了华夏文明这一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其中当然也蕴含着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和养分。“现代设计是20世纪中叶兴起的一门美术学科,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它研究生产技术、艺术、社会生活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如何既符合生产工艺和产品性能,又符合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研究怎样满足人的各种需要,生产出既有使用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新型产品。”[3]由此可见,设计与人们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我们每天的生活都离不开设计。设计是人们在每天的实际生活中的一种设想、构思、计划和打算,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做任何事都需要预先的设计和计划,因此设计是未来的事,其目的是达到预期目标和为人们创造未来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
前面已经提到,少数民族视觉元素是各个少数民族在为满足其自身物质需求所进行的生产劳动以及为满足其精神需求所进行的文化艺术创造中(或者说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这些少数民族传统的色彩、样式以及风俗习惯,为民族文化融入现代艺术设计,走具有中国民族和民间地域特色的艺术设计之路提供了契机,因此我们在现代艺术设计中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加以有效利用,使现代设计创作更具地域和民族特征或本土风格,不仅有利于我们华夏优秀的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更有利于发展我们民族本土化的艺术设计。
从全球范围来看,无论哪个国家、地域和民族,其优秀的艺术设计都是扎根于本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人类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化进程的推进,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也面临新的挑战,中国要想成为设计强国,就需要自己的设计,需要具有自身特色或本土风格,如果一味跟从西方,学习和模仿别人的套路,那么必将失去自我。数千年来,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一直保留着浓厚的地域和民族特色,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艺术文化大海,自然是我们设计发展和创新之路上可研究利用和吸取养分的源泉。在少数民族视觉元素中,如很多织锦图案及抽象的几何构成纹样、造型、色彩等都可以成为设计师去借鉴的设计元素,设计师在自己的设计中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自觉加以应用,正确体现和把握好民族内涵就可以丰富自己的艺术语言和思想。因此,现代艺术设计要想富有特色、极具创新,就必须走民族化和本土特色化的艺术道路。作为当代的艺术设计师,在设计中紧密结合艺术设计学科的特点,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的视觉元素,注重和强化少数民族文化素材和视觉元素的挖掘,积极推进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艺术设计的相结合,无疑对丰富和发展现代艺术设计具有积极作用。
近年来,随着一批批设计师的不断努力,利用民族元素进行设计的成果也得到世人的充分认可。如中国红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国馆的成功应用,2008年北京奥运会设计的“中国印?舞动的北京”和奥运火炬上祥云图案的应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凤凰图案,甘肃武威出土文物“马踏飞燕”作为中国国家旅游标志等都是成功的案例。近年来以靳埭强为代表的一批设计师,成功地将中国传统的水墨应用到设计制作之中,在设计界掀起了一场“中国人自己的设计”的一场革命,使作品散发出浓郁的东方神韵。日本是设计比较发达的国家,他们把本民族独特的一些视觉元素,如武士道、茶道、和服、樱花、红太阳等糅合到现代设计中,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的设计内涵,把传统日本文化意蕴、意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取得比较好的效果。而我国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的应用同样有许多成功的案例,如少数民族文字和图形符号在书籍封面和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维吾尔族植物缠枝纹在服装、家具用品、建筑装饰、首饰上的广泛应用,云南苗族蜡染花纹图案在服装上的应用等。这一切都说明民族视觉元素中蕴含着极其丰富和珍贵的艺术设计源泉。
少数民族视觉元素在艺术设计中的应用是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艺术设计创作中,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的应用,绝不是简单意义上对传统的少数民族视觉元素中的造型、色彩、以及样式和表面形式上的简单模仿,更不是对色彩和样式的重复与堆积,而是根植于中国民族根性之中的,是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精神、文化心理、审美趣味、风俗习惯的融合和深入的挖掘、升华及创造。要想在艺术设计中对少数民族视觉元素进行合理应用,大胆而科学的创新,除了对其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并在思想上给予重视以外,在实际的应用中,还要重点把握好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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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生态环境的角度，对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体质生理及民族心态的形成特征进行了探讨，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族体质生理及民族心理心态的演变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进化的结果，生态环境在这个过程中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摘要题】民族文化
【英文摘要】thispaperexploresthedevelopmentfeaturesofthephysiologicalconstitutionsandnationalmentalitiesofthesouthchinaminoritiesduringdifferenthistoricalphases.itshowsfromanaspectthattheevolutionofnationalphysiologicalconstitutionsandmentalitiesisnotonlyaresultoftheevolutionofhumansociety,butalsoinfluencedbytheecologicalenvironmentconsiderably.
【关键词】生态环境/华南少数民族/生理/心态
ecologicalenvironment/thesouthchinaminorities/physiologymentality
【正文】
生态环境的不同与变迁，不仅形成自然现象的千差万别，比如气候差异、地貌差异、水文差异、物种差异等，也会对各个地区、各个民族人类种群繁衍与生理特点带来不同的影响，在这基础上形成风格各异的人种，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类，在生理外貌、遗传变异上的不同。因为不同的民族群体，经过与生存环境的顽强斗争和自然淘汰之后，在不同地域内形成的聚居区，而人类民族群体的生理肌体对所在聚居区的环境也逐渐适应，并通过遗传巩固下来，形成该地区民族的生理特征与外貌特征。同时，人类民族群体适应周边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仅表现在生理外貌上，也反映在心理心态的变化特征上。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会具有不同的气质与个性，具有不同的民族群体心态特征。一般而言，民族群体生理特征变化相对较为稳定，不同的人种，不同的民族，可能数百年或者数千年基本变化不大，因为它主要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影响，而生态环境的变迁，通常具有相对漫长的历史进程。而人类民族群体的心理心态变化则相对较为灵活与明显。由于民族心理心态的变化，不仅容易受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随社会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变化。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相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变迁更为容易，其波幅起伏也较大。因此，民族心理心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下，相对于民族生理外貌，更容易受到自然生态环境的作用而出现变化。历史时期，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生理外貌特征与心理心态特点，在一定自然生态环境下的发展变化，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
一、生态环境与华南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
历史时期的华南地区，地处热带亚热带，气候高温多雨，江河纵横，山地起伏，森林密布，植被丰富。这种自然生态环境都会给生产生活在这里的人类民族群体先天或后天的生理体质带来重要的影响。
华南地区很早就有人类活动，至少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华南少数民族的先民们，已经开始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如广东地区出土的马坝人化石，广西地区出土的柳江人化石，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华南先民的代表。而且从当时有关考古文物的出土，也可以反映当时的生态环境，还是十分适合人类生存的。1974年广西都安仙洞发掘了一些哺乳动物化石，可能是属于晚更新世。据研究，这里出土的动物种群化石，种类最多是森林动物，例如猕猴、象、貘、熊、犀、野猪和鹿等，可以推测当时的环境主要是多林环境，局部有一些草原和沼泽地区。而且都安仙洞动物群中没有喜冷动物，犀牛、貘、象等是热带和亚热带森林和草原上的喜热动物，可推测当时的气候是一个温暖湿润的气候。[1]又广西柳江田东等地的人类伴生动物中，均有猩猩和长臂猿，这两种灵长目动物的存在说明，该地区森林密布，气候比较热。[2](p362)
类似的热带亚热带地区，人类较容易生息繁衍。因为在远古时期的华南地区，当时既有茂密的山林和大片竹林，也有丘陵或山间平原上的灌木丛林和林间草地，附近分布着一些潮湿沼泽和潺潺河流、溪水，这样的生态自然环境为远古人类采集、狩猎活动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源。[3](p112-114)同时这种生态环境，也造就了华南少数民族先民的具有热带亚热带地区人类生理体质特点。如柳江人化石头骨属中头型，颧骨较大而前突，鼻骨低而宽，鼻梁稍凹，鼻根点并不低陷，鼻梨状孔下缘不成锐缘而低凹，鼻前窝浅，鼻前棘小，犬齿窝不明显，齿槽突颌程度中等，上门齿舌面呈铲形，这些都具有蒙古人种的性质。表明我国华南有可能是蒙古人种发祥地的一部分，也表明蒙古人种在更新纪晚期尚在分化和形成之中。[4]又如广西桂林甑皮岩出土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头骨化石，其头骨特征表明属蒙古人种，与现代蒙古人种中分布于华南、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南亚种族相近。也有个别例数的眼眶为斜方型，梨状孔下缘呈钝型，则是接近于赤道人种的特征。这应该看作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体质特征的结果，未必意味着有其他人种的混杂。[5]但不管如何，华南地区的远古人类主要生活在热带亚热带区域，因而其民族生理体质特征，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其生态环境的影响，并一直延续后世。广西贵县罗泊湾西汉墓曾出土殉葬人骨。据分析，罗泊湾人以女性为代表的颅骨形态多呈卵圆形，颅顶缝较简单，面部比较扁平，眉弓不发育，颧骨在转角处欠圆钝，很浅的鼻梁凹陷，犬齿窝不发达，鼻前棘低矮，眶角较圆钝，典型的铲型门齿等，都与我国南方地区的新旧石器时代人类颅骨特征相似，具有明显的亚洲蒙古人种特征。同时，明显的齿槽突颌，短宽的鼻骨，很低的鼻根指数，阔鼻和较低的眼眶等方面，又具有南亚蒙古人种的特征。罗泊湾人的特征，是继承和发展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分布在我国南方的原始居民的体质特征的结果，所以罗泊湾西汉墓出土的殉葬人骨，无论从形态观察和测量对比，其体质特征与华南人类型最接近，应属华南人类型，而且很可能是长期生活在当地的土著民族。[6]即华南少数民族的先民们。在华南地区，虽然聚居有不同的少数民族，但基本上显示了相似的人种发展趋向。除了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之外，还具备了若干较为明显的南亚人种成份。如壮族和黎族，由于其共处一个典型的热带亚热带区域，其体质生理特征颇为接近。
根据朱泓编著《体质人类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的有关内容编制。
说明了生态环境对人体生理特征具有较大的影响，不同民族群体的人类，也会在相同的生态地理环境中，经过长期的演变，也会渐趋具有类似的体质生理特点。如清代海南黎族，史称：“黎男貌紫黑，圆目直视，高颧骨，妇女面白而且长，不殊民妇，闻竟有绝色者。”[7](p118)而与海南地区生态环境相近的台湾少数民族，也表现了类似的体质生理特点。公元1897年，据日本人实地调查，纪录了台湾一些少数民族的容貌特征如下：
(1)身躯大致上矮小，四个番人都瘦瘦的。
(2)颧骨高挺，下颚狭小。
(3)眼窝深陷，眉毛浓密。
(4)鼻子宽广，尖端成钩型。
(5)耳朵较小。[8](p195-196)
这说明了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适应，可以逐渐通过遗传巩固下来，成为某一区域各少数民族的生理特征或体质特征。体质人类学家已经证实了人体结构与气候的相互关系，实际上也是与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他们认为，一般地说，生长于寒冷气候区的人比起生长于炎热气候区的人来说，其身体相对于四肢（手臂和腿）往往比较肥大，而后者身体趋向于细长。很多人类学家认为身体结构的这种差别代表着一种气候适应，也即是环境适应。有些身体结构比其他类型的身体结构更适于某种生活环境，身体较硕大而四肢较短的人与四肢较长而身体纤细的人相比在夏天更容易受热气之袭，但在寒冷条件下，这种身材就比较有利。因为肥大的身体往往比细小的身体能保存更多的热量，原因是对比体积而言其面积较小。而相反，四肢修长、躯体纤细的人生活于炎热地区则散热较快而能免其受酷热之袭。又如鼻孔，生活在热带森林的人，其鼻孔一般是宽阔的，这里的气候温暖湿润，因此鼻子的温暖和湿润功能是次要的。较长而突出的鼻子（这是寒冷地带的典型），其作用是帮助将进入肺部以前的寒冷空气加以暖化、润化。[9](p143-144)而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体质特征明显表现了具有对热带亚热带环境的适应。1964年6月，上海复旦大学人类学教研组对广西金秀大瑶山瑶族体质进行抽样检查，初步描绘了瑶族的体质特征：肤色为清棕色，眼色为暗褐色，头发为黑色平直型，个别为波浪卷曲型，头呈圆形，额部微斜，蒙古褶明显。鼻根高，鼻孔大部分为卵圆形，口部两唇厚，口裂宽，身材普遍矮小，男性平均身高1569.29毫米，女性1491.93毫米。属于蒙古人种东亚类型，而在某些方面具有南亚类型的部分特征。[10]主要显示了热带亚热带地区的人种生理特点。如口唇厚，口裂宽，能够增大口腔通气量，同时扩大了水分的蒸发面积，从而有助于冷却吸入的空气。人类种族生理体质特征的形成发展，经过漫长的历史进程。影响人类体质生理特征的因素也很多，其作用机理也很复杂，有些问题至今仍难以给予十分合理的解释。但生态环境的影响，可能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人类体质生理特征，就是通过对生态环境的适应，经过世代遗传而逐步固定下来。
华南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生理体质特点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特殊的生理体质特点，也反映了华南少数民族对生态环境的适应。
如健走，尤其是在山路上健走如平地，就是华南地区少数民族一个重要的体质特征。明代有所谓生丁、白丁、黑丁等少数民族，“椎结斑衣，儿时即烧铁石烙其跟?，沁以蛇油，重趼若?，穿箐走棘，履险若夷”。[11]又清代广西庆远府过山瑶，其“僻处山颠，以焚山种植为业，地力渐薄辄他徙，故以过山为名，不知纺织，布帛皆市之僮人。性善走，生子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足底，使痛痒皆无所知，故履险如平地。”[12](p390)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多聚居于崇山峻岭，交通艰险，山路崎岖，荆棘丛生，没有健走的体魄，寸步难行。所以必须从小就为适应生态环境在生理上作好充分的准备。而且经过长期的演化适应，也可能把其身体体质生理的某些特殊性遗传下去。有谓：“瑶人素不著履，其足皮皴厚，行于棱石丛苇之中，一无所损，其事想自开?皆然。”[13]因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只有适应环境方为生存之道。所以华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也对自己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体质生理特征而颇感自豪。有载，粤北八排瑶，“其人耐寒暑，善走险，精药弩，惯捕猎。儿始能行，烧铁石烙其跟?，虽践枳棘?f石，终不能伤。或令儿童著长齿木屐，旋转石碛上，日十数回登山，俾其习惯陟岭，健如?猱，平民莫能及。而瑶人亦颇以此自恃”。[14]域内在同样生态环境下的其他少数民族，也表现了类似的体质生理特点。如台湾少数民族。有载：“番俗以驰走飞逐为活计，状腰肥为累，从髫?便令箍腹，以细竹编如篱，阔有咫，长与腰齐，围绕束之，故有力善走，重茧累胝，能数千里。”[15]“其善走者曰雄麻达，编五色篾束腹至胸，以便奔驰”[16]。这也是与台湾生态环境有密切关系。史载：“诸罗、凤山番，有土番、野番之别，野番在深山中，叠嶂如屏，连峰插汉，深林密箐，仰不见天。棘刺藤罗，举足触碍。盖自洪荒以来，斧斤所未入，野番居处，血饮毛茹，种类实繁，其升高陟巅越箐度芥之捷，可以追惊猿，逐骇兽。平地诸番恒畏之，无敢入其境。”[17]健走已成为在恶劣生态环境下，少数民族生存的最基本条件之一。那些居住在台湾深山密林中的少数民族，更表现了攀树如飞的体魄特征。有谓：“内山有社，名曰嘟???浞?宸ⅲ?痪Υ蠖??瓷醵瘢?阒溉缂ψΓ?鲜魅缭斥ǎ?粕浜蒙薄7?巢挂旁疲??喾??阒洪?[木+丫]，食息皆在树间，非种植不下平地，常深夜独出，至海滨取水。遇土番往往窃其首去。土番亦追杀不遗余力。盖其足趾楂*[木+丫]，不利平地，多为土番追及，既登树，则穿林度棘，不可复制矣。其巢与鸡笼山相近，无路可通，土人扳藤上下，与之交易，一日一次，虽生番亦慑焉。惟惧炮火，闻声即跳遁”[18]，由于长期在山区密林中生活，形成了其攀树如飞的体质生理特征，通过遗传与环境因素的结合，而成为其重要的生理特点。
早婚，是华南地区各少数民族普遍的社会文化特点，也是与生态环境因素有关。热带地区的炎热气候，造成了人类发育较为早熟，比较形成早婚的民俗文化特点。古代华南各少数民族，择偶年龄普遍偏小。如瑶族，每于仲冬既望，命“男女年十七八以上者”，集体对歌择偶。[19](p220)据宋人记载，时瑶女参加集体对歌择偶活动，“其无配者，姑俟来年。女三年无夫负女，则父母或杀之，以为世所弃也。”[20]近代大瑶山茶山瑶，结婚的年龄一般都在10岁之下，最多也不能超过16岁。据解释，年纪小娶到家里来才容易惯熟，而家里又可多一个人帮做工夫。[21](p338)反映了早婚特点，延续后世。当然也有个别时候，个别地区，有些婚龄可能相对较晚，但并不普遍。正如广西大瑶山茶山瑶，一般实行早婚。但据老人们传说距他们三代（距今约100年），男女要在20岁左右才订婚，超过30岁才结婚。理由是说早婚损伤身体，促短寿命。但晚近45～50年以来，一般12～13岁就订婚，18～19岁就结婚，少数人甚至更早[21](p335)。又壮族，清代永宁僮人，“昏姻书男女年庚置瓮中酿酒，酒好乃取，女家聚族，吹芦笛送之，歌饮达旦，辄挟女而返，逾数年，女长更为治妆如初嫁礼”。[22]近代广西隆林壮族，此地盛行早婚，男女长到5、6岁，父母即为之订婚，或者7、8岁订婚，7、8岁或12～13岁就结婚。据调查，在委乐乡第4、5组已婚的男女结婚年龄：解放前5～10岁结婚的，男22人、女23人，11至14岁结婚的男3人、女4人，15至17岁结婚的男5人、女4人，18～20岁结婚的男5人、女2人，21～25岁结婚的男1人、女3人；这种早婚现象，直到解放初期还没有改变[23]。海南地区也是盛行早婚，如感恩县，“俗重早婚，中户人家有十四五岁至二十岁者”[24](p238)。择偶早婚，是历史时期华南少数民族普遍的社会现象，或与华南地区的生态自然环境及社会条件有关。华南地处热带亚热带地区，人们的生理体质较为早熟。如近代大瑶山坳瑶女子，年龄到13～14岁以后，绝大多数就开始找情人私通，假如怀了孕，怕石牌处罚，家长就不得不替她找个丈夫来负个名义，在这种情况下，丈夫的年龄，一般小于妻子。往往有“父亲”年仅11～12岁，而“儿子”已有2～3岁，但社会并不以此为怪[21](p343)。可见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体，对于民族内部的早婚现象十分认同与接受。同时，华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生产力发展水平普遍低下，生产与生活环境十分恶劣，民族内部人口出生成活率一般较为低下，早婚有利于早育多育，以弥补人口成活率较低之缺陷，以维系民族集团内部的人口水平。而且古代乃至近代，华南少数民族多数实行较为粗放的农业生产方式，主要依靠人力生产，也希望民族内部人口增多，增加劳动力数量，这样在开垦山地或渔猎采集中相对较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