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1
哲学和科学具有矛盾两重性关系,全部问题都在于对这种关系做出辩证理解与界说。从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即从哲学和科学的一般特征与联系上说,哲学当然也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是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门。然而,这种认识还属于一般认识,它只表明二者所具有的某种普遍的共同特征,而没有深入体现二者的不同本质及其区别。如果从哲学和科学的特定含义或不同的特殊本质来看,哲学和科学的确定区别就显示出来,哲学就不再是科学的一个部类。也就是说,哲学并不是实证性的科学系统即“实证科学”系统的一个部门,而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实证科学的具有思辨性与超验性特征的特殊的逻辑思维体系。在一般或笼统的意义上说,哲学也是科学,但在特定或严格的意义上说,哲学就不是科学。由于哲学和科学分别具有自身的特殊本质,二者之间也就具有确定的本质区别。由此,在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也只能说,哲学不是科学,哲学就是哲学,而科学也不是哲学,科学就是科学。当然,这样的界说又有“同义反复”之嫌。因此,我们又需考虑如何在界说二者关系时能把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既反映二者的一般联系又体现二者本质区别的界说。在这种“矛盾”的意义上,我们就只能“辩证”地说:“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不是一门科学。”在这里,“辩证思维”真正体现出一种“矛盾的两重性”,即体现出一种对矛盾双方的复杂关系及其具体含义进行全面性认识的特征。这种辩证综合的全面性认识在于: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是指“知识体系”而不是指“实证科学”。这一界说,主要是就“哲学”与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的一般关系而言。在这种一般性认识中,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还被包含在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成为“科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哲学又不是科学”。在这里,“科学”的含义就不再是指一般“知识体系”而是指“实证科学”。因此,这一界说主要是着眼于“哲学”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界说或认识中,哲学作为“思辨的”学科或学说已不再等同于“实证性”科学而被包含在“科学”之中,由此,哲学也就不再是“科学”的一部分。事实上,说“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无非是说,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也被一般包含在“知识体系”中,因而哲学即是“科学”,但同时,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学科又与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具有本质区别,因而哲学又不是“科学”,而是超越于“科学”体系之上。显然,当我们说哲学“既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是指“知识体系”(可将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界定为“大科学”),而当我们说哲学“又不是科学”时,这里的“科学”则是指“实证科学”(也可将作为“实证科学”的科学界定为“小科学”)。由此,“哲学”就是一种“大科学”意义上的科学而并不是“小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换言之,也只有在“科学”的广义即非严格意义上,哲学才可被视为一门科学,而在“科学”的狭义即严格意义上,哲学就不是科学或不应被视为一门科学。因此,“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就包含着理性思维的辩证矛盾,并体现出“辩证逻辑”的本质特征。在这一命题中,第一个“科学”概念和第二个“科学”概念具有不同含义,前者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知识体系”),而后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即“实证科学”)。如果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命题或界说就有偷换概念之嫌,或者有违反“不矛盾律”、“同一律”之嫌。然而,若从辩证逻辑的角度来考察,上述命题就完全合理,并且也不违反逻辑思维的规律或理性推论的规则。显然,由于“科学”本身具有两重含义或意义,因而说科学是“知识体系”与说科学是“实证科学”就都没有错,也因此,在上述命题中同时引入“科学”的两重含义或意义而加以综合的辩证界说也就没有错,相反,这种界说或界定恰好能揭示概念的矛盾本性,从而体现出辩证思维的本质特征。在这里,如果固守“形式逻辑”的“非思辨”的形式化思维规则(如“同一律”、“不矛盾律”及“排中律”等),那就只能是在“哲学”自身的本质上界定哲学,从而只能得出“哲学就是哲学”的命题,这显然属于“同义反复”。此外,还有两种情况,一是在“科学”的狭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不是科学”的命题,二是在“科学”的广义上界定二者关系而得出“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然而,“哲学不是科学”或“哲学就是科学”的命题显然都有简单化的“片面界定”的缺陷,同时,两个命题也形成外在对立。由此,上述三种界定都没有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因此,也只有提出“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的命题并加以辩证的解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揭示与把握二者关系。还应看到,在辩证逻辑的概念、判断与推理中,包含辩证矛盾不仅无法避免,而且还完全必要,矛盾的两重性思维也正是“思辨的”哲学思维亦即“辩证逻辑”的一种形式、一种方法、一种规则。上述“哲学既是科学又不是科学”(以及“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的命题,也同样具有思维的确定性,不过这种确定性已扬弃了单纯的形式规定性而表现为具有真实内容的辩证的矛盾性。在这里,“辩证思维”或“思辨”已把一般和特殊、属和种、相同和相异、相对和绝对、广义和狭义等等事物的区别或矛盾揭示出来,从而也就在一般联系中深入揭示出研究对象的本质区别。事实上,也只有辩证逻辑的这种矛盾性思维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哲学和科学的真实关系,进而深入认识二者关系的历史演变。辩证思维所揭示的哲学和科学的“辩证关系”的“逻辑”也必然与二者关系“实际演进”的“历史”具有统一性。由此,在二者关系上体现的“逻辑”与“历史”的矛盾也就可望在辩证思维中达到统一。
哲学只能是一门“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科学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把哲学看做一门科学的意义仅是指哲学本身也构成一门学科亦即“思辨的科学”,因而也可被包括在科学的“知识体系”中。然而,哲学作为“思辨的科学”(亦即“思辨哲学”)仍与“实证科学”具有本质区别。从“科学”本身的角度来看,“科学”也呈现出两种形态:一种是在科学的严格意义上存在的“实证科学”,另一种是在科学与哲学关系上呈现的“思辨科学”。在这里,也应注意把“科学”的这两种形态区别开来,即把“科学”的严格意义(“实证科学”意义,这是科学的一种内在本质)与“科学”的非严格意义(“思辨科学”意义,这是科学与哲学的一种外在关联)区别开来。事实上,“思辨科学”概念中的“科学”也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指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亦即“哲学”本身)。因此,界定“哲学”是一门“思辨的科学”的最终意义也仍在于把握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与科学的区别。因此,对哲学本性及其与科学区别的辩证认识就可深化为下述命题:“哲学只能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而不可能是一门实证的科学。”这一命题主要包含下述含义:首先,“思辨”是哲学的本质特征或特殊本质,亦即是哲学(作为一个“种”概念)的特定本质。在这里,“科学”概念也是在一般广义上使用,即指一种“知识体系”,在此意义上,“科学”(作为一个“属”概念)就可包含“哲学”。因此,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不过是说,“哲学”作为一门思辨的学科是可以被包括在广义的作为“知识体系”的科学系统中的。即使这样把哲学界定为一门“思辨的科学”,也并没有把“哲学”和严格意义的“科学”混同起来,“哲学”作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仍具有与一般狭义的“科学”亦即“实证科学”的本质区别。事实上,要把哲学与科学既相联系又相区别开来,除了说“哲学是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之外,并没有别的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也都把哲学视为一门特殊的从事概念推演的纯粹思辨性的科学或学科,而他们界定哲学的本意或要旨也正在于要把哲学同一切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最初的科学分类思想,其中哲学(他称为神学或第一哲学)就已具有研究“存在”的超验、思辨的特性,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或“形而上学”就已和数学、物理学等专门的科学区别开来。[2](p57、p222)康德则更明确地认定哲学应是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或一种“纯粹理性的思辨科学”[3](p168)。其后,黑格尔进一步把哲学界定为“思辨哲学”或“思辨的科学”而与具有认识的相对性与局限性的“实证科学”或“经验科学”[4](p9、p58)区别开来。依据这些哲学家对哲学本质的理解与界说,我们也完全可以把哲学界定为一门特殊的“思辨的科学”或“思辨哲学”。其次,“实证”是科学的本质特征并由此与哲学区别开来。诚然,科学活动也要运用一定的理性思维或逻辑推论,也要对经验材料进行一定的理论概括或总结,然而,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却并非思辨或纯粹的逻辑推论,而是必须依靠经验观察与实验,而科学的理性思维或推论也要以现实事物为对象,要以对现实世界的经验观察为基础。因此,科学也就总是具有一定的“对象性”、“经验性”,或者说,科学最终还是以经验观察为基础或依据,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经验性与实证性的基本特征。诚如黑格尔所说:“一切科学方法总是基于直接的事实,给予的材料,或权宜的假设。在这两种情形之下,都不能满足必然性的形式。所以,凡是志在弥补这种缺陷以达到真正必然性的知识的反思,就是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4](p48)由于哲学和科学在研究方法或认识方式上的特征恰好相反,因而二者在推进人类认识上也就具有“互异互补”的性质。再次,认识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要旨还在于把二者区别开来,而此种区别的本质又在于哲学具有“超科学性”。诚然,哲学也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哲学的“科学性”也仅是哲学的一种属性,哲学还具有一定的“人学性”乃至“神学性”(历史上的哲学总具有与宗教的密切联系),然而,哲学的根本特性却并非“科学性”或“人学性”,或者说,哲学既非“科学”亦非“人学”,哲学就是哲学,哲学的根本特性是“思辨性”,哲学乃是一门特殊的从事理性思维与逻辑论证的思辨的学科。哲学的思辨性或其理性批判与反思的形上本质,构成了哲学的“超科学性”,并最终将自身与科学区别开来。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2
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与具体科学是相伴而生，相辅相成的。哲学以具体科学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时为具体科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具体科学的发展也为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因此在中西方不同科技发展道路的众多因素的探析中，我们不得不承认哲学是影响其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中西方在哲学的词源上有着极为相似的理解，都有使人增长智慧，使人明理之意。然而在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上却相去甚远。西方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发展始终保持着一种紧密依存的关系，而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却呈现出与具体科学相分离的态势，愈是发展，排斥、分离的趋势愈严重，致使自然科学迟迟难以在中国生根发芽。古希腊、古罗马人有较多的关于自然和自然观问题的思索。希腊最初的哲学家都是自然哲学家，他们特别注重于对宇宙根源的探讨。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显著特点是从整体上对自然现象作直观的考察，并提出了元素论、原子论和宇宙论等等。这些探索对后来的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德谟克利特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他一生从事过多方面的研究，被马克思和恩格斯誉为“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的思想对后来的哲学、物理学、伦理学、教育学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他创立的对后世的物理学影响重大的原子论。英国自然科学史家丹皮尔认为，原子论在科学上“要比它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学说都更接近于现代观点”。西方的自然观经历了古希腊、中世纪的漫漫长夜之后，引发了文艺复兴的自然科学革命，自然科学自此才从哲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发展的学问。但哲学与具体科学始终保持了一种不离不弃，相辅相成的紧密依存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发展却呈现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发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实践，是为改进生产技术的一种经验积累和提升。在中国哲学和自然科学是并行独立，互不相干的。二千多年来，中国传统哲学始终把人们的思维定向在人生的范畴之内，而以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为立身之道。另外，中国古代以儒学为主的教学内容与越来越残酷的文化专制统治使中国古代科技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微乎其微，普遍不被重视，也缺乏足够的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加之儒家哲学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地位，使得科学常常成为哲学的附庸。这种情况下科学得不到应有的充分发展甚至出现科学与哲学的严重脱节也就在意料之中了。
2中西方哲学关于“天人关系”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其科技发展道路的不同影响
中国哲学强调天人和谐，注重人际关系;西方哲学重视天人相争，突显个人英雄主义。以“阴阳”学说和“五行”观念为核心的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中国正统哲学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它突出强调了主体要与客体相融合，人要遵循自然规律而行，它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观念是有其可取之处的，但这一理念的形成却是建立在生产力低下，人类还无法掌控自然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天人合一”是出于对自然界的畏惧不得已而为之的，是一种消极应对自然的反应。由于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内含着人对自然的绝对敬畏和顺从倾向，相应也就制约了人自身能力的发展，它对人的理解是保守的而非奋发进取的。人对自然绝对的顺从、依附，在某种程度上带有宿命的意识。这种价值取向和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探索和创新是格格不入的，是科学的大敌。相比而言，西方哲学是以“天人相分”作为其天人关系的核心的，它正视人与自然的矛盾与差别。虽然他们也认为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但却看重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强调利用和改造自然，相信人的力量，注意研究自然科学［7］。科学主义原则体现于天人关系具体化为主体更有效的驾驭控制自然，导致人天对立的局面。它使人摆脱了对“自在之物”的依附意识，并促使人努力地掌握自身的命运从而增强了人的主体意识和人对自然的积极进取意识。在中国古代虽然哲学和具体科学是严重脱节的，但由于儒家哲学的特殊统治地位，致使其影响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由于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局限性，致使其对中国科技发展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中西方哲学不同的价值取向对其科技发展道路的影响也就迥然不同了。
3结语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3
当代哲学家对科学发展的两种回应
总体而言，当代哲学研究对科学发展的回应，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哲学界，都存在正反两种不同观点，我将它们分别称作“科学万能论”和“哲学特色论”，前者声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加以说明，后者则强调哲学的不可替代作用。这两种观点都是哲学家们对当代科学发展的极端反应。根据“科学万能论”的观点，科学发展已经为人类提供了所有可能解释的现实方案，并对人类未来发展提供了可以预期的解决方案。这使得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成果的哲学扩展抱有极大希望，表现为以某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为模板推进哲学领域的问题研究，或者是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重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式。20世纪初期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就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而当代英美分析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也充分反映了哲学家们对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崇，无论是在语言哲学、心灵哲学还是在认知科学哲学和实验哲学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强烈感受到科学主义传统的深刻影响。从当代哲学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科学主义传统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倡以科学研究的方式进行哲学研究，这也带来了当代哲学的革命性变革。无论我们是否承认科学主义的这种历史作用，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和路径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确带来了不可否认的影响。然而，这种“科学万能论”的观点明显夸大了科学研究对当代哲学发展的作用，因而存在用科学取代哲学的潜在危险。由于哲学研究具有明显的个人特征而无法重复等性质，一些哲学家就认为，这些性质保证了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色，因而我们不能用科学研究代替哲学研究。这就是“哲学特色论”的主要观点。这种观点的最初捍卫者来自19世纪后半叶的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等人，他们坚持严格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精神现象的优先性和特殊性，而后者仅仅是精神科学方法的具体运用。同时，他们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对普遍性的追求与精神科学对特殊性的要求，使得两者之间无法相互取代。“哲学特色论”在现代哲学中是以实证主义传统的对立面出现的，这表现为晚年胡塞尔对欧洲科学危机的忧虑、海德格尔对现代实证科学的批判以及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和维特根斯坦对科学的性质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在对待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却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把哲学研究看作是一种与现代科学研究完全不同的事业，在胡塞尔那里是一种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在海德格尔那里是一种追问科学意义的形而上学，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则是一种反思性的理智活动。因此，哲学研究具有科学研究无法取代的特殊性质。这种“哲学特色论”的观点不仅直接反对把哲学研究混同于科学技术，或者用科学研究方法从事哲学研究，而且试图用哲学的特殊性质反对科学技术的成就，反对哲学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倾向。从积极的意义上看，这种反对意见对于提醒我们注意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在当代哲学中的泛滥的确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更需要看到，这种“哲学特色论”的结果是把哲学研究完全排除于科学发展的视野之外，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也不利于哲学自身的发展。
当代哲学对科学技术研究的介入
从当代科学发展的基本图景中可以看到，当代哲学始终在以各种不同形式介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并试图用哲学的方式说明当代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这首先表现在科学哲学研究领域，其次表现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中。可以说，科学哲学研究是哲学家们深入科学研究领域的主战场。早期科学哲学家们，如逻辑实证主义者石里克、卡尔·波普等，坚持把科学研究作为哲学研究的基本模板，以科学主义精神贯穿于哲学研究的全过程。虽然后来的哲学发展逐渐表明维也纳学派“统一科学”纲领的失败，但这一纲领体现的科学精神，即以经验为向导、以逻辑为手段、以效果为目的，却在后来的科学哲学研究中保留了下来，特别体现在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当前科学哲学研究通常被划分为两个主要部分。一部分是“一般科学哲学”，主要关心的是科学研究的历史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以及科学哲学研究的一般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具体科学哲学”，主要涉及不同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哲学问题，从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讨论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问题。“一般科学哲学”处理确证、语义和科学理论的哲学解释，其中包括了科学概念的操作性特征、认知意义的经验标准、理论的相互融合、科学革命、科学实在论的演变、因果解释、还原论与科学的统一，等等。“具体科学哲学”则包括了物理学哲学、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等等。此外，在当代分析哲学传统中，还有逻辑哲学、数学哲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等，它们不仅与自然科学研究密切相关，而且已经成为当代哲学研究的独立分支领域。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已经充分意识到哲学研究对科学技术最新成果的介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种介入在以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研究为代表的交叉学科研究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今，认知科学研究已经被公认为具有多学科交叉研究性质的综合性科学，其中，哲学与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语言学与人类学等都被视为认知科学研究的主体学科，共同构成了认知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比，认知科学研究是对人类认知获得的性质、范围、形式和表征方式的基础研究，因而应当属于传统科学研究的理论部分。这些研究通常包括了两个主要部分：其一是与人类认知和心灵活动密切相关的内容研究，其二是与认知活动特征描述密切相关的表征研究。内容研究部分主要涉及意识的性质和内容、动物认知、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等。这些与当代心灵哲学研究的主题和内容有实质性的交叉，因而说明认知科学与哲学研究的交叉性质。在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活跃的今天，人们对这种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担忧和思考。应当说，人工智能技术的每一项突破都是在更新人类对自身的认知，不断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相对于人类主体，人工智能构建了一个巨大的“他者”，挑战了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这个他者不是被人类奴役的客观对象，而是与人类地位平等的另类主体，甚至就是人类自身。难以想象的是，当人类大脑的所有神经元逐个被硅基芯片或其他人工智能技术所替换，我们在自我审视或审视他人的时候，我们究竟是在审视什么样的对象。因此，在现有的人类社会条件下，人工智能技术自然就会引发大量伦理关切，人工智能技术的利用就会威胁到人类伦理的一些基本信念。这些都迫使我们在人工智能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重新思考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
未来哲学的可能性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法哲学；系统理论；学科设置
部门法哲学之所以能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部门法哲学作为现代法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法哲学的延伸，并采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方法，以期消解法哲学与法律学之间的人为的障碍，消除法哲学与法律学相互脱节的现象。”[1]其次，部门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它倡导一种应有的理论自觉性和深入的理性反思，倡导研究建立在坚实的理论依托和真正的法哲学思辨之上。[2]最后，部门法哲学拥有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鲜明的实践性指向。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涉及到学科的属性和学科的归类以及某一学科的研究范式特点，从而从其属性和研究方式出发来思考其深入发展的路径，并有助于建立有效的理论框架，以消除学科研究中的障碍。因此本文拟通过探讨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以及其思维方式的特点来描述“什么是部门法哲学”。
一、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及其存在价值
张文显在文中写到：“最近20年来，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部门法哲学研究和教学活动日渐活跃，正在成为法学研究领域的亮点。作为现代法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法哲学对法学研究领域经典的、重大的、前沿的、疑难的问题的研究正在成为推动法学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新的知识增长点。”[3]张教授的这段话是对目前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浓缩概括。在中国法律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部门法哲学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展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一些部门法学哲理研究的成果频频面世，比如陈兴良的《刑法哲学》、江国华的《宪法的形而上之学》、宋功德的《行政法哲学》等，除此之外部门法哲学高水平论文不断增多，讨论问题不断深化，谢晖在他的文章《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中，开宗明义的讲到“以法律为研究对象的法学，不论其是基础理论学科，还是实践应用学科，其观察和研究的切入点都是部门法。”并建设性的提出了部门法哲学的学理化之命题，集中探讨了部门法哲学中的逻辑连贯性、解释合理性、对象整合性和意义关切性问题。[4]此外，部门法研究的理论化、哲理化倾向成为中国部门法研究的逐渐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截至2011年已经成功召开四届部门法哲学研讨会。这为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者深入的研究提供了学习和交流的平台，大大的促进了其发展。
部门法哲学推动着对部门法前沿的、经典的、重大问题的研究，是部门法研究的一种创新。它从法哲学层面，用法哲学方法讨论部门法中的一般理论问题并诠释部门法法理学意义。首先，“部门法哲学的存在有助于打破讲话的学科体系和陈旧的知识结构，推动法学学科整合和创新法学研究，并把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融入到部门法研究当中。当前我国法学领域过度的分科，造成了专业知识的断裂，视野狭窄”[5]，其次，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解释理由提供可能性和合理性。当某一部门法涉及到解释深层次的理论性的一般问题时，往往只局限于利用本部门学科的理论资源，显得捉襟见肘。而且只是机械性地依赖规则，而忽视规则制定背后的法理之基础，并不能完美的解释规则。“部门法哲学为部门法的学理基础并解释部门法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哲学不接受任何既定的东西，相反，它对任何东西都要反思批判、前提批判，因此哲学的首先为自己奠定基础，这就决定了部门法哲学的作用之一是为部门法研究提供创新”[6]，当需要解释部门法存在的问题，比如刑法中为什么规定贩毒是犯罪而吸毒却不是，这些都需要部门法哲学来解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学科间的整合，部门法哲学使部门法贯通起来。
二、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
对于任何一个学科，讨论其学科属性关系到对该学科的准确定位和实践把握，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理论界存在三种倾向，第一种认为它属于法哲学的分支学科；第二种认为它属于部门法学科；第三种认为它属于“交叉学科”、“中间学科”。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张文显，在其《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一文中，其认为“法哲学与法律学是相对应的学科，法学体系内有法哲学与法律学之分。法哲学是哲学的法学，‘法律学’是科学的法学。科学与哲学相对应。就一般意义来说，科学是以世界的某一领域、某一方而、某一层次、某一问题为对象，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科学提供关于世界的某一领域或方而的‘特殊规律’，哲学则提供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科学研究的方法带有‘工具性’、‘技术性’。哲学的研究方法则带有‘本原性’、‘终极性’、‘方法论’性质。科学与哲学的这些区别也是法哲学与民法、刑法等法学部门构成的法律学的区别所在。其次，部门法哲学的研究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理论关怀主要是来自法哲学，应用法学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哲学属性，同时又以法律知识为基础，致力于对现实法律制度批判和改革。”[7]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是什么？笔者的观点倾向于第三种，但又不等同于第三种，下文会详述。
首先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同法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具体表现在：首先，部门法哲学具有两个成立基本的基本条件：第一，反思研究的理论视角；第二，研究对象的特定限制性（被限制在特定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8]。上述两个都是部门法哲学必备的因素，法哲学缺少对具体法律的关注，而部门法又缺乏反思性的思维，宋显忠有过精辟的论述“法哲学和部门法哲学在反思的理论视角、方式和方法上具有共性，在这个意义上，部门法哲学作为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法哲学研究，根本不同于部门法学的知识建构，而是对部门法及其基本理论的反思、批判与重构。可是法哲学一旦选择了特定法律部门为研究对象，按照严谨的学术要求，其研究的选题、材料、范畴以及论证自然发生有别于传统法哲学的理论框架的变化，也就是真的成了部门法的法哲学了。[9]其次，法哲学注重批判，注重重构，注重对法的反思性考察，注重对抽象领域的研究和论证，侧重于“价值”领域。而部门法哲学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实践理性，它于立法和司法有着更为直接和紧密的联系。它不仅注重揭示某一部门法律规范的确切内容，而且注重说明法规范的一般构成，在研究上往往多采实证的方法，多用描述性的语言。再次，二者研究的范畴不同。法哲学的研究范畴并不能当然涵盖部门法哲学的研究范畴，部门法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畴来自于具体的法律制度当中，具有巨大的丰富性，不是法哲学所当然涵盖的。最后，部门法哲学具有鲜明的理论性与实践性，拥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理论框架，其研究对象特定且具体。部门法哲学并非法哲学在部门法中的简单套用，而是部门法基本原理的体系化。
第二种观点实质是过度强调部门法哲学对部门法的依赖性而单边地将其定位为部门法学。[10]我们不能因为其对部门法的依赖性就简单的将其归入部门法的范畴当中，实际上，它和部门法学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部门法哲学以研究部门法学中带有本原性、终极性的问题为己任，而部门法学则侧重于研究某个方面，某个层次的具体的问题。其次，部门法哲学以部门法的理念为研究对象，设计部门法的规范形式和价值内容。部门法哲学注重反思和重构，并侧重研究部门法中的普遍规律，而部门法学则倾向于严格的逻辑实证，注重对具体法律规则的解释，研究的是某一领域内的特殊规律。总之，部门法哲学秉承了法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注重部门法学中的意义关切性问题，视角更为开阔，研究更为深入，传统部门法学的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已不能涵盖部门法哲学的内容。
综合第三种观点，我们可以把部门法哲学学科属性概括为：法哲学与部门法的边缘研究领域。“我们不应该把‘部门法哲学’单边地归于‘法哲学’，而是认为应当突出认识和强调‘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交叉学科和交叉研究的‘双关性’。这种‘双关性’：首先它是‘法哲学的分支学科’、‘法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其次它是‘部门法的法哲学’，即‘部门法本身的高层哲理’。如果借用康德的两个哲理范畴来表达，大致可以将‘部门法哲学’一方面看成是属于法哲学的‘实践理性’层面的内容，另一方面又可看成是属于部门法学的‘纯粹理性’层面的内容。我们充分重视和强调这样一种‘双边性’的理性面向，将可以更好地促使二者达到一种高度完美的结合与融合。[11]我们不能否认部门法哲学的“交叉性”和“双边性”，但仅因为其研究涉及两个领域就主观的创造一个“中间学科”，或者“交叉学科”并不严谨，这里我赞同宋显忠教授的观点，不赞成把部门法哲学归纳为“部门法学与部门法哲学的交叉、中间学科。实际上，部门法哲学这一新兴研究对象，虽然它既有法哲学的属性又有部门法的特点，但“部门法哲学目前还仅止于学界的一种探讨，尚没有去的与法哲学学科和部门法学科并驾齐驱的合法地位，部门法哲学也仅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新蛋概括或者命名，还远没有创造出一个如中间学科这样的新学科。”[12]
三、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
“部门法哲学是从反思部门法的合法性问题开始的”[13]“部门法哲学是以特殊领域的法律思想为对象的反思和批判活动”[14]。部门法哲学具有反思的思维特性，哲学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独特的思维方式，它的更不特征在于提供了一种反思式的思维方式，这有别于传统的经验式的思维方式。而部门法哲学作为法哲学的延伸，因为自身的哲学属性，必然也运用哲学的研究范式和思维方法。这种思维方式排除经验和直觉，讲求对经验材料的理性思考，以透过复杂多变的表面而认识隐藏于事物内部的规律。部门法哲学拥有哲学的“反思”思维方式，以反思的方式不断的去更新既有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以深化对部门法问题的研究。
“反思”大概有三种涵义：“一是指知性思维，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知性思维看事物就是把事务当成孤立、静止的东西，即‘非此即彼’的东西。是思维的较低阶段。二是泛指人们的理性思维，即对感觉经验材料加以反复思考，以便透过表面的、变化无常的偶然现象认识隐藏在事务深处的本质和规律。黑格尔在逻辑学本质论中说：‘本质的观点是反思的观点。哲学的认识方法是一种反思，意指跟随在事务后面的反复思考。’[15]三是指对思维的思维、对认识的认识。即‘反思’是指思想反过来以自身为对象而展开思考。[16]孙正聿认为：‘反思思想’是人类思想的哲学维度，它以人类把握世界的诸种方式去追问‘思维和存在’，去揭示‘思维与存在’间更深层次的矛盾，推动人类思想的变革。[17]人们通常所说的哲学思维即是第三种意义上的反思。部门法哲学的思维方式很大程度上是秉承法哲学的思维方式，这使得部门法哲学严格区别于纯粹的部门法学，前者注重反思式的思维模式，而非观察与实证。
部门法哲学反思的思维方式特点在于“它把既定的思想和认识作为再现思想、再认识的对象，特别是在于通过对思想和认识据以形成的那些前提的批判而提升或变革人们的思想和认识。如果说，法律学的直接思想对象是具体的法律条文、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法律现实，那么，法哲学的反思对象则是法律学的思想。”[18]部门法哲学的反思注重对前提性的反思[19]，即对部门法赖以存在的前提进行审视和追问，注重关于法律规则正当性以及合理性的深层追问，正如陈兴良老师所说：“部门法学的应用性不应该成为理论浅显性的遁词，实践性也不应成为理论零碎性的借口”。部门法哲学注重对部门法的价值性反思，从某种意义上说，“批判性是反思的最本质特性。”[20]而理性的批判必然是建立在逻辑的分析和价值判断基础之上的。部门法哲学作为一种超越性和规范性的思考，其价值指向也是批判与超越，批判是为了寻求发现问题的视角，关注研究部门法的价值问题，超越是为了达到学科发展的目的。批判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反思”，它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甚至怀疑现行的法律规范，试图通过敏锐的批判而达致深刻的理解。部门法哲学对于法律规范正当性的追问，不只是一种笼统的前提性和价值性的追问，而是关注具体的、不同角度的侧重点，并注重对部门法的逻辑性反思，黑格尔曾指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是整个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据；二是逻辑中最初出现的规定是一种最直接最简单的抽象；三是作为逻辑开端的东西必须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21]某种意义上讲，逻辑性反思也是对法律规范逻辑起点的追问，即法律规范逻辑的核心基础和逻辑开端。通过过追问发现更深层次的东西，探究法律规则逻辑起点以及逻辑规则中所蕴含的正当性及其价值。
部门法哲学所具有的反思式的思维特性，使得部门法哲学向法哲学方向靠拢，并逐步完善其建构起的系统的理论逻辑体系和框架，对部门法学科的概念和范畴起到了整合作用。充分重视其反思的思维特性，注重对部门法律规范正当性及其合理性的反思有助于促进部门法展开前瞻性的思考与建构，并成为促进部门法哲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注释：
[1]张文显.部门法学引论―属性和方法[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5.
[2]仁.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8.[3]同[1].
[4]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2-149.
[5]宋显忠.什么是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4）：61.
[6]邱本.再论部门法哲学[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5.
[7]同[1].
[8]同[5].
[9]同[5].
[10]孙育玮.再论部门法哲学的“双边性”及其深入发展的路径选择[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11.
[11]孙育玮.关于我国“部门法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J].政治与法律，2007（6）：8-14.
[12]同[5]62.
[13]谢晖.部门法法哲学的长成逻辑―兼论“部门法学”的学理化问题[J].文史哲，2002（1）：145.
[14]蔡宏伟.试论当代中国的“部门法哲学”概念[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3）：40.
[15]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6]杨寿堪.哲学思维的特点[J].社会科学辑刊，1988（2）.
[17]孙正聿.哲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34-135.
[18]同[1]11.
[19]同[2]28-30.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5
【备考建议】
本单元主要阐明了哲学的内涵、哲学的派别与哲学的作用。对于哲学的内涵我们可以把握三对关系：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对于哲学的派别，可以掌握一个核心、两种派别、两对关系，即掌握哲学的基本问题，区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认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关系，认识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与辩证法、形而上学的关系。对于哲学的作用，要掌握一个概念、三对关系，即什么是真正的哲学，真正的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其中国化的关系。
【考点指津】
1.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1）哲学与世界观的关系。
哲学是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哲学以世界观为内容，世界观以哲学为最高表现。哲学与世界观的研究对象都是整个世界
（2）世界观与方法论。①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着世界观，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不存在脱离世界观的方法论，也不存在脱离方法论的世界观。②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
考点拓展：
世界观和方法论都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因而哲学不仅有正确与错误之分，而且还有科学与非科学之别。所以，不能认为任何哲学都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的统一。
2.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①二者都把现实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②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是具体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反过来，哲学又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考点拓展：
（1）在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上，要反对两种错误观点：一是认为哲学无用，可以不要哲学的“取消论”；二是认为哲学可以取代具体科学的“代替论”，把哲学看做是“科学之科学”，这种“哲学万能论”是十分有害的。
（2）哲学与具体科学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并不是整体与部分、多数与少数的关系。哲学之所以富有生机和活力，能够存在和发展，就在于它以不断丰富的具体科学知识为基础，从中概括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离开具体科学知识，哲学就会干涸和枯萎。
3.正确把握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1）哲学与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
哲学属于思想文化的范畴，文化是对政治、经济的反映，一定形态的政治、经济决定一定形态的文化，一定形态的文化反作用于一定形态的政治、经济。任何哲学都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生活的构成部分，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政治、经济在精神上的反映。
（2）哲学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①通过对旧制度、旧思想的批判，更新人的观念，解放人的思想。②预见和指明社会发展方向，提出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指引人们追求美好的未来；动员和掌握群众，从而转化为变革社会的巨大物质力量。③任何反映自己时代的客观要求和历史趋势的哲学，都可以成为这一时代社会变革的先导，推动时代的步伐，指导社会的变革。
4.哲学基本派别的区分
（1）哲学的基本问题。
（2）全面认识哲学的基本派别
考点拓展：
由于各种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思想总是附属于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因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从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从哲学的派别上看，只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高考回眸】
1.（2011・广东文综卷・33）某研究机构发表报告说，他们将14种酶、1种辅酶、纤维素原料和加热到32摄氏度左右的水“一锅烩”，制造出纯度足以驱动燃料电池的氢气。据此，以下判断正确的是
a．科技创新揭示了世界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
B．研究过程表明没有世界观指导的科研活动是可能的
C．该实验是一种无意识活动到有意识活动的辩证发展过程
D．实验材料之间的联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解析：哲学揭示世界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故a错误。世界观人人都有，任何科研活动都有意识、世界观的指导，故B、C错误。联系具有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故D正确。
2.（2011・广东文综卷・32）“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与此哲学观点相通的是
a．自然从来不飞跃
B．物理不外于吾心
C．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D．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
解析：本题题干观点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观点。a强调静止，属于形而上学观点，不符合题意。B是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不符合题意。D虽然强调运动，但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不符合题意。C是朴素唯物主义观点，符合题意。
3.［2011・全国文综大纲卷・39(6)］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从1935年到1948年的13年间，延安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整风运动、中共七大等影响和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克服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确立了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推动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敌后抗日斗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取得这些伟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
结合材料和所学哲学知识，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解析：第一步，审题。题中要求“结合材料和所学哲学知识”，分析“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二步，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基础”。
第三步，作答。由于材料中没有涉及现实意义，因此需要考生进行发散思维，将材料与现实相结合，回答其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答案：①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基本国情，深刻认识和把握中国革命的规律，找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②今天，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
【创新设计】
1.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在自然观上坚持辩证法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把几何学与代数有机地结合起来，创立了解析几何。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a．哲学是具体科学发展的基础，要认真学习哲学
B．哲学是“科学之科学”，学好哲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
C．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指导，要学好、用好哲学
D．具体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哲学进步，要认真学好具体科学
2.英国哲学家休谟认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此外是否有真实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知道的。休谟的观点
①否认了客观实体在物质上的存在，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②否认了客观实体在精神上的存在，是一种不可知论观点③认识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④认为存在决定思维，思维是对存在的反映
a．①②B．③④C．①④D．②③
3.泰勒斯是古希腊有记载的第一个哲学家和科学家。他试图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在泰勒斯看来，万物有生有灭，而水却是永存的，万物产生于水又复归于水，所以水是万物的本原。泰勒斯的水本原说
①是一种缺乏辩证法思想的形而上学观点②只是一种直观的想象和观测，缺乏科学依据③解释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原因，是唯物辩证法思想④把万物的本原归结为某种物质性的东西，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a．①③B．②④C．①②D．③④
4.天地万物是怎样起源的，又是怎样发展的，这个问题是宇宙观的核心。张衡认为：“元者，无形之类，自然之根，作于太始，莫之与先。”他还继承了《易经》中的“阴”“阳”两个基本哲学范畴，说：“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董仲舒提出了“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宇宙观。张衡与董仲舒在宇宙观上的分歧体现了
的分歧。
①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②朴素唯物主义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③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④辩证法与形而上学
a．②③B．①②C．①④D．②④
5.2011年10月27日，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司长刘玉珠指出，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有其自身规律，文化产业的发展也有它的规律；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积极推进，又要科学决策，不能“拍脑袋”。从哲学上看，“拍脑袋”决策
①错在把主观精神看做世界的主宰和本原②是缺乏辩证法思想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表现③是肯定物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表现④是否认物质决定意识的唯心主义的表现
a．③④B．①②C．①④D．②③
6.当前，我国不断蔓延的诚信危机，严重损害着实现社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价值基础。针对这种情况，2011年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抓紧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失信行为惩戒力度，在全社会广泛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这说明
①存在决定思维②物质决定意识③思维与存在不能分离④物质和意识同为世界的本原
a．③④B．①②C．①④D．②③
7.每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所把握的都是自己所处时代脉搏的一次跳动,每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所演奏的都是自己所处时代的一段最强的音符。哲学作为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精神生活、观念形态的重要内容
a.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B.是一定社会和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在精神上的反映
C.源于哲学家的主观想象
D.是对客观现实的正确写照
8.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①第一次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②第一次划清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线③第一次实现了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历史观的统一④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a．①②③B．①②④
C．①③④D．①②③④
参考答案：
1.C提示：笛卡尔在辩证法思想指导下，创立了解析几何，由此可见，哲学为具体科学的研究提供了指导，C正确。a错误，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B错误，哲学是一门科学，但并非“科学之科学”。D与题意无关，材料强调的是哲学对具体科学的指导作用。
2.a提示：“世界上存在的只有心理的知觉、感觉”，即不承认客观存在的物质，这体现了①。“是否有真实的存在，那是不可能知道的”体现了②。休谟的观点是唯心主义观点，也是不可知论的观点，因此③④错误。
3.B提示：泰勒斯的水本原说将世界的本原归结为具体的物质形态，是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借助经验观察和理性思维来解释世界”体现②。①错误，泰勒斯的水本原说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③错误，泰勒斯的水本原说将朴素唯物主义与朴素辩证法相结合，并不是真正的唯物辩证法思想。
4.C提示：张衡的观点认为天地万物最早的起源，是“无形之类”的“元”，也就是太始，这属于朴素唯物主义观点。“与阴阳同其流，与元气合其朴”属于辩证法观点。董仲舒认为“道之大原出于天”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则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观点。
5.C提示：“拍脑袋”决策是一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属于主观唯心主义，否认了物质决定意识，把主观精神看做世界的主宰和本原。②③错误，“拍脑袋”决策是唯心主义的表现而不是唯物主义的表现。
6.B提示：“我国不断蔓延的诚信危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针对这种情况，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这正体现了存在决定思维、物质决定意识。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6
摘要:哲学是关于人的生存及其发展的反思,但旧哲学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使哲学走入了寻求终极“本体”并用外在力量说明世界的误区,这给哲学的生存发展带来了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哲学必须实现向生活世界回归,这种回归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要关注现实,研究方式上要走出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语言运用上要面向实践、面向生活世界。
关键词:生活世界;哲学危机;回归路径
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凝聚着哲学家所捕捉到的该时代人类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自我意识,都贯穿着哲学家用以说明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独特解释原则和概念框架,都熔铸着哲学家用以关照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价值观念、审美意义和终极关怀。因此,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哲学所把握到的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来源于何处?我认为这种时代精神的精华来源于哲学对时代性的“生活世界”的“意义”的理论把握。
一、“生活世界”的思想
“生活世界”的思想是由胡塞尔在其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哲学引论》提出的。他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永远事先给予的、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我们属于它。另一位哲学家伽·达玛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与主体性相关的世界,是由直接经验构成的周围世界,是科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础和根源。海德格尔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具有生存论旨趣和诗意性质的“日常共在世界”,它向人敞开并构成了人的本真的生存方式。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有三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即人与自然事物关系构成的“客观世界”、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构成的“社会世界”、人与自我的关系构成的“主观世界”,他认为三者分别对应着关于自然事物的知识及其对人的意义。国内学者倪梁康先生一方面认为生活世界是自然态度中的世界,另一方面又认为生活世界是奠基性、直观性、主观的世界。张祥龙认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并非指现成在先的“社会环境”、“人文背景”或“历史条件”,而是将具有绝对自明性的意向结构中的构成域加以普遍化的结果。可以看出“生活世界”的概念,绝不是指“生活环境”也不是指“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指对人生有意义的,且人生在其中的世界,是人生的过程、生活着人的心物统一的世界。“生活世界”既是一个实体的世界,又是一个关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人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人是能动的主体,人不依附于自然、社会、他人,或者其他某些外在的力量。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向“人”的回归。哲学所要回归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人文意蕴的意义的世界,是一个意义积淀的文化与历史的世界。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是对生活世界的“意义”的把握,这一“意义”包含了时代主题、人生目的、意义、人们对人生与世界的理解等。
二、哲学为什么要回归生活世界呢?这是由于哲学所面临的危机决定的。
首先,哲学有其自身的特性,在哲学产生的初期,作为一门寻根究底、追本溯源之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便试图寻找一种万物都由他构成,最初从它产生、消灭后又复归于它的终极存在,便致力于揭示世界的真理,“寻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提供一切知识的基础”,在这一时期,哲学是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但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各门具体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学科,哲学则变的支离破碎,科学的发展,世界变的透明简单,不再是那种神秘的、诗意的具有神性的世界,科学不管从宏观还是微观上几乎解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这样哲学的研究领域越来越窄,研究也越来越没有说服力。于是,一些哲学家试图把哲学科学化,努力去证明哲学也是一门科学,比如,现代哲学中出现的“科学主义思潮”就试图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的“关于科学的哲学”,即把哲学变成科学的附庸。但哲学和科学研究的对象、思维方式、语言体系都是不同的,哲学无法科学化。
其次,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在工具理性的世界图景中,世界是外在于人的,人与外部世界被割裂开来,世界只是在功利的意义上被理解,人的世界变成了“物的世界”,世界的丰富性、鲜活性被遮蔽,因此,要反思和消解工具理性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必须回归被物化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的生活世界。
再次,任何哲学的根基都存在于人的存在状态之中。旧哲学的局限性不仅在于用有限的思维去把握无限的存在者,更为重要的是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对世界的某种关系绝对化,把人的某种属性抽象出来,转变为彼岸世界的自律性实体。这就使哲学脱离开它的真实基础,即人的存在,相反,成为外在力量对人进行统治的理论。所以,克服旧哲学的缺陷,唯一的途径就是使外在力量向人复归,使哲学由彼岸的天国向人的生活世界复归。旧哲学的抽象本体论的性质,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始终定位在彼岸世界的超验存在,或自然的必然性,或上帝,或理性,这就使哲学脱离了生活世界,以一种虚幻的想象的方式去闭门构造现实,从而把哲学史变成神或类神的历史,把哲学思维变成宗教或准宗教的意识,这又必然带来哲学研究内容的非现实化。这种非现实化的哲学越来越远离人,远离现实、远离人所处的生活世界。
三、哲学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首先,哲学不应只是解释世界的理论,更重要的是给出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服务于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因此,哲学应少构造抽象思辨的哲学体系,多关注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注重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带动和促进哲学理论的创新。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非正义与不平等、贫富悬殊、文化矛盾和道德危机等威胁人类文明与历史进步的全球性问题,哲学应关注这些问题并来克服与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立民族间相互合作、富有理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供新的理论智慧与创造性的新意义,这是哲学的历史使命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应用哲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哲学界就开始了建立应用哲学的尝试,其主要意图就是要使哲学直接面对社会现实问题,在应用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哲学,强调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主张对社会经济运动开展哲学研究。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哲学并不是一门提供日常生活技巧的学问,哲学作为一种把对智慧的追求作为自己目标的学问,它所追求智慧是人类全体的“大智慧”,它所关心的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它要为人们生存提供安身立命之本,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支持,为人们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
其次,在思维方式上哲学也需要改变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传统的本体论的思维方式用认识物的方式去认识人,否认人的创造性、超越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矛盾性,其最大的缺失是造成人的失落、人的物化,这就要求我们从生活的人出发,以人的方式来理解人。旧哲学作为人的本质的虚幻、颠倒的反映,其根源存在于现实之中,颠倒了的世界才产生了颠倒了的哲学,所以,只有批判非人的现实,“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才能铲除旧哲学的根基,使哲学真正成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按着这样思路,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活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这样,马克思就最终走上了用实践尤其是人的生产劳动去说明人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的确立,为人转向真实生活世界找到了现实的基础和道路,为哲学把握生动鲜活的人的具体本性开创了更加宽广的理论视野,正是通过这种思维方式人才从抽象走向具体、从分裂走向完整、从虚幻走向现实。这种思维方式给哲学指出了一条重新回到人类实际生活世界中去的途径和方向,也为哲学的自我更新提供动力。
再次,从哲学所应用的表达世界的语言看,近代哲学出现“语言学转向”,即要求哲学在建立关于人类的“认识”及其所表达的“世界”理论之前必须先有关于“语言”的理论,“没有语言学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为无效”。语言是人自己的存在方式,人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存在,语言则是存储历史文化的“水库”。人作为历史文化的存在,不是人去占有语言,而是人被作为历史文化“水库”的语言所占有,人从属于历史也就从属于语言。人只有从属于语言才能实现人的自我理解和相互理解。语言总是从生活当中产生的,语言是人的生活世界的表征,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游戏就是一种生活形式,“想象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想象一种生活形式”。在罗素看来,语言和世界具有相同的结构,我们可以借助于分析语言的结构来把握世界的结构,哲学的“语言转向”其实就是转向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从人们在生活世界中所创造的语言入手来分析人们的生活世界,当然这种语言必须有坚实的实践论基础,只有从实践出发的语言才具有真正的逻辑性和人文性,才能真正地实现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哲学只有回归到人们的生活世界之中,去亲近人,亲近人们的生活,去思考人们在这个时代中所遇到的问题和可能遇到的问题,哲学才真正体现出它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特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
[3]倪梁康.现象学概念通释[m].上海:三联书店,1999.
[4]俞吾金.实践论释学[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科学；哲学；“亚当・斯密问题”
中图分类号：n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9-0077-03
一、“亚当・斯密问题”及其折射出的科学与哲学关系的现状
早在两百多年前，被誉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先生创作了两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在这两部著作中，斯密分别从人的利他心和利己心出发，阐释了在伦理学领域人们的行事规范以及在经济学领域人们的谋利行为。19世纪中叶，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研究这两部著作时发现：在斯密早起创作的《道德情操论》中，他把人们行为的出发点归结于同情，同时认为在社会领域中，同情是人们社会行为的基础；而在斯密后来创作的《国富论》中，由于受到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的影响，则把人的行为动机归结于自私，认为利己才是人们的天性，追求自利也并非就是不道德的事情。由此他们认为在斯密的这两部著作之间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本人也从之前利他的理论转向了后来利己的理论，斯密的学术思想之间存在着矛盾，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问题”。从此以后，几乎所有人在论及斯密的著作和思想时，都把他看成是伦理学上的利他主义者和经济学上的利己主义者，而这几乎成了研究亚当・斯密的传统“信条”。
从“亚当・斯密问题”直接反映出来的现实是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关系的疏离。在斯密看来，个人即使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去进行经济活动，最终也能产生服务他人、贡献社会的效果，促进社会进步。而斯密的后继者们则充分发挥了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经济人”思想，不断剔除经济学中的伦理因素，把经济学日益做成了“纯粹”的科学，力图用完全实证的方式来处理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做成了“纯粹”科学的经济学，似乎能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信心。经济学之所以拒绝伦理，极力将自己归为科学的阵营，不可否认的一点是由于近代以来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及其为人类社会进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自然科学的实证性使其能果断地证实自身观点的正确性，而这对于经济学研究来说也具有强势的示范作用。经济学家们急切地需要用这种实证的方法来验证其经济理论的正确性，实证经济学由此产生，并获得了广泛认同。实证经济学向自然科学的趋同，实乃是向其实证方法的趋同，以达到摆脱规范束缚的目的。这一问题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现实条件下自然科学与哲学之间的渐行渐远的关系。
目前科学与哲学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狂妄的科学和空洞的哲学。人们发现，对于生活，科学能够给予我们的比哲学要多的多，哲学似乎成了一门无用的学问。“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马克思这一著名论断成了当今科学发展的一个最好注脚。自然科学由于其研究内容的客观性必然具有可实证性的优点，因此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科学家就比哲学家显得更有自信，同时也越来越轻视哲学对于科学的引导和规范。相反，为了将哲学的这种劣势地位扭转过来，有些哲学家便开始千方百计地提高哲学的科学性，甚至将实证的方法引入哲学，力图将哲学做成科学。19世纪中叶以来盛行的“科学主义”思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然而这样努力的结果却是使哲学日益变得不伦不类，处境更加尴尬。
二、哲学与科学由包容到分离发展的必然性
纵观哲学与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与哲学之间并不是一开始就处于分离状态的。早在古希腊早期，科学是包含在哲学之中的，而只是到了亚历山大里亚时期，精确的自然研究才开始在希腊人那里兴起。虽然后来经过了中世纪阿拉伯人的继续发展，但彼时的自然科学并未获得绝对独立的地位，在漫长的中世纪，二者的地位都让位给了神学。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15世纪下半叶才开始的，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2]。科学的这种迅猛发展，使之越来越被人们所推崇，科学随之也变得越来越狂妄，形成一种日益脱离哲学束缚的趋势。于是科学与哲学也就日渐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以致现代社会在二者关系上表现出一种严重的不协调：科学上的巨人和哲学上的侏儒。应该看到，科学与哲学之间这种由最初的融合到后来的分离，是有其发展的必然性的。
首先，二者的研究对象（领域）不同。科学是以世界的各种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它研究的是世界上的“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这些领域和规律是具有确定性的，如天文学与医学所研究的领域与所发现的规律就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不能互换通用。这就决定了科学只能是具体的、个别的，无法成为普适的。哲学的研究则不同，它不局限于世界的某一特殊领域，而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研究的是最普遍的规律和最一般的方法。哲学力图从总体上把握整个世界的共同本质和一般规律，尤其要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而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在这一点上，科学是永远也无法企及的。
其次，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作为具体的科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必然带来其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每门具体学科都有适用于自身的研究方法，而且如同各自的研究对象一样，彼此之间无法通约。而哲学由于自身研究内容的普遍性，也决定了其研究方法的一般性。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作为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是从一般的意义上对具体科学的研究起指导作用的。15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人们对自然界的研究也越来越细化，根据事物发展的过程和研究对象将自然分成一定的门类，这对于我们加深对自然界的认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学科分类越精细，就要求其研究方法越具体、越特殊，在这一点上，但以哲学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方法是不足以胜任的。因此，科学与哲学的分离便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最后，二者的研究结果不同。作为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其结果一般都具有可实证性、确定性，而哲学的研究结果却很难实证，是一种“无定性”。因此，科学的研究结果可以毫不怀疑地用“真”或“假”来判断，而哲学的研究结果却很难用“真”、“假”来判断，很多时候处于一种模糊甚至多变的状态。这也就是为什么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是一条很清晰的脉络，而哲学从其诞生到现在却派别林立，帮派丛生，谁也无法证实自己或证伪他人。因此，当代一些西方哲学家对科学和哲学重新进行了界定，认为科学是对真理的追求，而哲学是对意义的追求。既然二者的追求不同，那么出现分离也就不足为奇了。
由于以上二者之间存在的区别，科学最终无法满足于被统摄在哲学中的那种原始状态，而日益从哲学中独立出来，形成具体的学科。科学与哲学的分离就成为一种必然。而康德以“形而上学何以可能”的革命性追问，使得科学与哲学的这种分化得到了明确的表达。
三、未来哲学与科学联盟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我国著名教育家和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1868～1940）曾对科学与哲学的相互关系有过这样的论述：“摒科学而治哲学，则易涉臆说；远哲学而治科学，则不免拘墟[3]。在蔡先生看来，科学与哲学可以区分，但却不能完全断绝关系。当下，对二者关系最恰当的表述当是：哲学作为一种普遍之科学，将各门具体学科研究的结果进行整合，去除其中相互矛盾的地方，得出各方面都能适用的普遍规律。同时，又将这种普遍规律应用到各门学科的研究之中，为其提供方法论指导，并对其研究结果从最根本的意义上加以检验。从未来科学与哲学的发展来看，二者虽然经历了由最初的融合到近现代的分化，但这并不表明二者之间的这种分化状态将永恒存在下去。作为人的两种存在状态，未来的科学与哲学既有联盟的必要性，同时也有联盟的可能性。
首先，哲学离不开科学。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华”，“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4]蔡元培也认为：“哲学是文化的中坚。”[5]哲学要成为“活的文明的灵魂”，则必得是融贯科学的哲学，要超越科学。哲学要融贯科学，超越科学，前提就是要以科学为基础，以科学研究的内容、结果为素材。现代科学的蓬勃发展，为哲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日益证实、丰富和深化着哲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发展，进一步证实了以往哲学体系特别是马克思哲学体系中的一系列概念、原理的真理性。例如，相对论有力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物质运动与时间、空间的内在联系；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革命的推动和影响下，现代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增添了新的内容。例如，现代科技革命成果的应用引起了人们社会生活、思想观念、人与自然界关系和社会历史进程等方面的变化，深化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科学研究不仅为哲学提供了素材，同时，现代科技革命还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推动着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具体表现在：其一，科技革命带来的许多新问题拓展了哲学研究的领域。例如，生命科学和生物工程引进的伦理问题，计算机网络技术广泛应用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科技革命引发的所谓人类的生存危机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索，都大大拓展了现代哲学的研究领域。其二，现代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对现代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自组织理论等一般科学方法，既有利于对现代哲学基本范畴和观点的阐释，又能启发现代哲学研究者的研究思路，激发灵感，促进现代哲学的创新研究。
其次，科学离不开哲学。一方面，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说：“如果自然科学不忘记，作为它的经验的总结的结论都是一些概念……”；“正是由于自然科学正在学会掌握2500年来哲学发展的成果，它才一方面可以摆脱任何与它分离的、处在它之外和之上的自然哲学，另方面也可以摆脱它本身的、从英国经验主义沿袭下来的、狭隘的思维方法。”[6]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之所以今天能以如此独立的姿态与哲学展开对话甚至形成对立，也正是由于它的发展始终是基于对以往哲学发展成果的掌握的基础之上，并且，哲学的发展对自然科学改进其研究方法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自然科学一直拒斥形而上学，力图保持自然科学的求真本性，但自然科学家却无法剔除其头脑中的价值观的影响。经验批判主义的创始人马赫，自认只是自然科学家，而非哲学家，然而在他进行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时却也还要寻求一种稳固的哲学立场，以便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在心里还是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都能确定无疑的走下去。经典力学的创始人牛顿，力图从自然科学的大厦中排除不必要的哲学成见，但在后来对他研究成果的解释中，却又包含了诸多形而上学的因素。笛卡儿在为天文学建立一种力学理论时，也把它放在经院哲学的相反的观点，和认为物质的本质是广延性的形而上学见解的基础上。哲学除了为自然科学提供一种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外，在方法论上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大有裨益。自然科学在对自然界进行研究时，由于受到本身学科划分的限制，很难从总体上把握自然界，而必然将自然分解为各个独立的部分。这种研究方法虽然使自然科学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但同时却不可避免地使我们陷入一种习惯：把自然界中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过程孤立起来，分别从他们各自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因而看不到它们之间的联系，也无法把握它们之间本质上的变化，这就必然陷入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自然科学要摆脱这种井底之蛙的困境，则必须要求助于哲学。例如：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辩证分析方法、矛盾分析法、重点论与两点论以及中国古代的“中庸”之道等，对于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认为，展望未来人类的发展，哲学必将代替宗教。“人不一定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应当是哲学的。”[7]这一见解深刻指出了哲学在指导人类发展方面作用的无可替代性。这一点对于科学工作者，也是有启示的。
最后，科学与哲学统一于人的存在的展开。人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是一种实然的存在，它不会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也无法改善自身的存在状态，更不可能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而人不同，人是应然的存在，他不满足于自身的存在状态，不断地要去改善这种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人一直在证明自身存在的意义。如果说科学技术在探索自然的基础上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物质的保障的话，那么哲学则是人在反观自身与自然、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一种意义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是人的一种实然状态，而哲学则是人的一种应然状态。二者的发展都是为了人的自我实现，人既不能只要科学，也不能只要哲学。
参考文献：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
〔3〕蔡元培全集（第2卷）[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8
一、自然哲学复兴的背景
然而，随着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科学哲学、自然观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形而上学的幽灵是无法驱除的。在自然科学方面，相对论否定了牛顿的绝对时空观，而以时空四维连续统以及物质消弭于几何结构的观念代之，量子论在微观领域引入了不确定性和概率，修正了牛顿—拉普拉斯完全决定论的自然观，表明规律在宏观上具有必然性，在微观层次，具有偶然性；热力学引入了物理过程的不可逆性，表明了时间的方向性；系统科学探索复杂性，强调自然界的整体性，反对将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这与牛顿自然观强调自然的简单性，原子构成性形成对照；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和超循环、混沌学探索从混沌到有序的自组织过程，表明了自然过程的生成性。就自然科学内部重建其形而上学基础而言，生命科学强调层次性，坚持用物理化学的方法研究生命大分子，但反对将有机体还原为纯粹的物理化学过程。生态危机与生态学的发展使人们认识到，人类与其生存的环境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一环节的缺失或破坏，都将危及人类自身。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理论上，受到了现代物理学的挑战，现代物理学把人、把观测者引入到认识自然的背景、乃至图景中，而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认识模式在实际中误导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当作其征服和掠夺的对象。从而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人们在痛定思痛后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主张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大智慧，是我们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准则。
在科学哲学的研究中，人们发现科学理论有一个本体论的承诺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表明，我们的自然图景，是作为人的认识又包含了对人的认识，是内在于自然的对自然的认识，是一种本体论的框架又具有认识论的本性、根源和局限性。认识主体由于本身也是客体的一部分，也参与客体的显现，也规定着客体的基本特征，因而与客体本质上不可截然区分。认识的这种人类学特征和内在特征，也决定了传统科学追求终极主体地位和绝对客观性的不可能性。科学哲学作为哲学最首要的任务是，追究科学的存在论基础，科学在近代的支配性，科学的有效性全系于此。对此的遗忘已引起科学整体上的危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近年来，国内自然哲学的研究重新热了起来。
二、关于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相对独立而又确定的研究对象，自然哲学当然也不例外，在自然科学昌明的今天，那么自然哲学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
吴国盛认为，自然哲学有两种含义，第一，指一门以自然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领域，这个学科是哲学的分支学科，是第二哲学；第二指某种哲学理论形态或哲学思考的某种趋势和倾向，这个意义上的自然哲学不是第二哲学，而是第一哲学，如谢林的自然哲学。他本人主张第一哲学，认为不必以自然科学的目标和价值取向为自己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哲学不再是求知的事业，它不再创造关于实在的知识体系，而是透过知识与文明的厚厚积淀层，追寻人类之根、生命之源、宇宙之本。自然哲学不再是关于外在自然的概念体系和知识体系，而是在技术时代意欲追根溯源，正本清源的沉思者的事业。
李章印认为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从对象到家园，旧自然哲学，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牛顿的自然哲学，还是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是把自然作为外在的对象来把握，也可以说作为存在者来认识，然而，以存在者为对象的认识早已成为科学的专利，近代以来科学的发展和进步使得思考存在者的哲学成为多余的了。作为第一哲学的新自然哲学不能象作为第二哲学的旧自然哲学那样，以自然物为对象，也不能把自然本身作为对象。那么，以思考自然本身为己任的自然哲学，怎么能不把自然作为对象呢？哲学不能局限于对象性的科学认识，在对象性思维以外，还有人与自然的另外的关系，在这另外的关系中，人不是作为主体，自然也就不是作为客体，从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是主客关系或对象性关系。非对象性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的关系，就是人融入自然之中来领悟自然，就是人把自然作为家园。这种家园是人的寄托和归宿，心灵对这种家园的追寻、认可、领悟和回归就是自然哲学的事情。
胡新和认为新的自然哲学必须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立足于二者互相规定、包容、依赖的关系来构筑自然观念和图景，也必须不仅涵盖人类对自然的理论认识，更关注人类对自然的实践活动，为制定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行为准则提供框架和背景；在认识上，人类作为自然中的特殊（具有智能）的一员而与之构成对话者的关系，这种对话关系，提供了人类认识自然的一种新的视野、新的模式；在实践中，人类与自然则是共生共荣，互相依赖的伙伴和朋友。
三、关于历史上的形而上学理论
张华夏认为历史上的形而上学也即自然哲学，是指研究存在的性质及其变化的知识领域，根据其所用的表达方式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们大体上可以区分出四种形而上学：（1）模糊形而上学，其特点是用模糊不清的概念和语言来表达本体论的问题，因而它的语言是违反清晰的逻辑语法的。（2）思辨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的最高概括，严格经验主义的方法失效，此种形而上学强调思维的自由创造与想象。这种想象性的普遍化有经验根据，同时受逻辑一贯和系统协调的约束。（3）分析的形而上学或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由于语言系统本身包含有某种本体论的承诺和本体论的预设，因此，通过语言分析，我们能够得出有关世界的一般性的特征。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本体论，我们称作语言定向的形而上学，它是分析哲学的一个新的分支。（4）综合的形而上学。通过概括各门系统科学，建立系统哲学，首先是系统本体论，系统本体论的产生，不是直接思辨的产物，也不是一门自然科学概念的推广，而是通过系统科学找到跨学科的共同语言，来建立描述一般物质、一般系统、一般事物的理论模型，运用这个模型综合各种自然科学描述物质世界的一般特征及其一般进化图式。所以我们可以将这种新的形而上学叫做综合的科学的形而上学。拉兹洛的广义综合进化论和邦格的系统世界观主要属于这种形而上学，是一种更加接近数学自然科学方法的形而上学。
张华夏主张拒斥作为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的思辨的而又模糊的形而上学，赞成思辨的但却清晰的形而上学，赞成分析的以及综合的形而上学，后面三种形而上学的发展和整合，便是当代新形而上学或当代新自然哲学的兴起。
四、国内自然哲学研究中提出的部分理论观点
金吾伦提出了生成哲学。象系统整体论那样的整体论虽然力图摆脱以实体主义为基础的构成论，但仍带有构成论的色彩。系统只是放大了的实体，基础还在要素的分离与结合。整体论不同于构成论的地方只是，前者考虑到了要素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后者忽略或不考虑这些联系与相互作用。但那些要素却是实存的。生成论与此不同，它强调那些要素是生成的，把“生成”概念提到最本质的地位。没有生成就没有要素。其自然科学依据是：（1）宇宙是生成的；（2）粒子也是生成的；（3）定律也有从无到有的过程。生成论的最基本概念是生成，最本质特征是动态性和整体性。这两个基本特征由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1）潜在性；（2）显现性；（3）全域相关性；（4）随机性；（5）自我同一性。生成论认为宇宙及宇宙间的一切都是一个生成过程；这个生成过程是整合的，即从潜存到显现过程中将相关因素都整合在其中，从而生成具有个体性的新事物。生子论是生成论的精髓，生子是生成的因子。它是瞬时持续的，空间是非定域的。生子不是物质，不是能量，不是精神，但它能转化成物质和能量。生子具有自主性和自组织性。这种自主性和自组织性是宇宙自身所具有的，且是演变的。生子与原子的区别在于：（1）原子是实存的，生子则是潜存的；（2）原子是空间上定域的，它在空间中通过某种作用力而运动，生子是非定域的，它能自己运动。（3）原子运动的改变要靠外力，它自己不会发生变化；（4）事物的变化是由组成它们的原子分离和结合的结果；生子自身具有内在的能力，事物的变化是由生子的生成、转化的结果；（5）原子是机械论的，生子是有机性的，由原子构成的是一只机械大钟，生子则组成一个有机整体。
宇宙万物及我们人类自身处在不断的生成，演化过程中，这个生成过程的机制大致为：潜在的道实在具有双重结构，生子就在其中孕育。用物理学语言说，它是对称的，尚未破缺，生子的形成就是生成的开始。生子不是实体，它在时序上先于实体。它可以生成实体。当全局存在在一定条件下“凝聚”到某一点时，实体生成了，生子就转成实体。
朱葆伟认为20世纪科学中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用机体的模型取代机械的模型作为理解和解释世界的基础，并广泛采用了“关系—功能”分析方法。上述变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使得一种广义的“价值”成为把万事万物联结成一个有机整体的组织因素和自我发展的内在驱动力量进入世界科学图景乃至一些学科的基本概念、假设和问题中，这直接影响了哲学价值论的研究。但所有这些不能为价值研究中的自然主义提供充分的支持。有机论科学图景的深刻启发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可以容纳目的性、自主性、能动性、选择、反馈等关于活动的机制和逻辑的启发性概念框架。这一概念框架更为接近人的活动的实际，但不足以完整描述人的活动的实际，借助于它，我们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人类实践的机制和逻辑。“可能性空间中的选择”和“反馈”这两个范畴的引入是十分重要的。正是活动和活动结果的相互作用、反馈循环，使得活动系统参与到所在的世界中，通过活动本身不断地为自己开辟新的可能性，也通过反馈—放大机制不断地为自身确立存在的条件和根据。这一活动结构中展示了一种类似于艾根“超循环”的特殊逻辑，也即“活动实践的逻辑”。在这里，活动本身成为实在的要素，成为可能向现实、偶然向必然，以及实然向应然、未来、理想推移、转化的必要环节：对于活动——参与者来说，现实实在不仅是以往活动的结果和制约我们现实选择的可能性空间，而且是要联系于不确定的未来，联系于我们的目的和价值观念才能获得确定的意义；另一方面，未来不是给定的，人的活动、实践参与在现在向未来的推移过程中实在地起着作用，它使可能性转化为现实，并纳入合乎目的、需要和理解的轨道，理想、价值、规范等也就在此而联系于现实事实，转化为现实事实，这种逻辑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两个在逻辑上相互独立的因素求真和趋善自我确立，又相互生发、催化。
罗嘉昌认为把时间观念放到重要位置上，这是现代文明的显著特征。当代哲学所以对时间问题表现出强烈的兴趣，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传统的时间和宇宙概念业已受到相对论等现代科学的猛烈冲击；二是急剧的社会变动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使不少哲学家把人的问题，存在的历史真实性问题视为哲学的中心问题。分别受这两方面的影响，当代哲学在时间问题上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和两种观点：一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中心的唯科学主义观点；另一种是直觉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和生命哲学等人本主义流派的非理性主义、非科学主义观点。前者认为，关于时间，凡能理解的，都只能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去了解；后者则断言，真正的时间是科学所无法了解的。近年来，一些物理学家提出时间可能并不是基本的物理量，而是更基本的量生成的次生量。进而否定时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罗嘉昌认为在时间哲学见解中，非理性主义倾向和唯科学主义倾向都是片面的。我们必须越出各个具体学科和领域的界限，走向对时间的整体理解。他主张时间是无限的、客观的，宇宙是开放的。
胡新和认为现代物理学的基本特征是：（1）从实体论转向关系论；（2）从基元论转向整体论；（3）从构成论转向生成论；（4）从决定论转向随机性；（5）从可逆性转向不可逆性。自然界的关系特征和整体特征揭示了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质上相互规定、相互作用的关系，关系者脱离了关系就失去其意义，部分也不可能独立于整体而存在；而自然界的生成性、随机性和不可逆性，则显示出人类在其自身及其他生命过程中非常熟识的特征，揭示了自然界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主要参考文献：
①吴国盛：《自然科学的复兴——一个历史的考察》，《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②李章印：《自然哲学的复兴需要转换范式》，同上。
③吴国盛：《第二种科学哲学》，载《自然哲学》第2辑，1996年。
④张华夏：《旧自然哲学的衰落和新自然哲学的兴起》，载《自然哲学》第1辑，1994年。
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同上。
⑥朱葆伟：《机体与价值》，同上。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9
关键词近代西方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③。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马克思主义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篇10
关键词：哲学；会计理论；会计哲学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导言
“哲学”一词来自希腊文philosophia，由“爱”和“智慧”两词组成，意为“爱智慧”。哲学的经典定义是对世界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世界观。会计理论是采用一定逻辑形式对会计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具有综合性和条理性的理性认识。从概念可以看出，哲学和会计理论都是一种认识，但是哲学的认识范围更广，抽象程度更高，更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哲学的思想、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的理论无时无刻不在影响会计理论发展，会计理论研究中的许多争论，都涉及到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的问题。我国著名会计学家王世定曾指出：“会计观是人们对会计的基本认识和本质看法。它是研究会计理论，做好会计工作的基础。当今世界上的各种会计学派，无论他们在具体观点上有多少分歧，归根结底都可以从会计观上找到缘由”。“会计观应该是指人们对会计工作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看法”。
哲学对会计理论发展的影响由来已久，本文意在总结前人的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的体现，分析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同时，探讨哲学思想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问题。
二、文献综述与分析
（一）关于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理论会计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它提供给会计学的仅仅是思想方法层次或关于经济方法的哲学反思而并非直接、单纯的会计理论。通过对会计哲学的研究，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会计学科的理论体系，有助于构建相关的新型会计学科，完善已有的会计学科理论体系，推动会计理论研究向深层次发展。
1、会计哲学的涵义和定位。关于什么是会计哲学，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但至今尚未形成共识。著名会计学家于玉林（2003）认为，会计哲学应分为以下两个层次：①会计人员以哲学原理为指导进行会计工作，即会计应用哲学；②对会计人员在会计工作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进行总结，并使之理论化、系统化，从而形成一门分支学科――会计哲学，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结合会计原理，研究会计的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应用哲学。
2、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关于会计哲学的内容，国内一些会计学者已经进行了探讨。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本质论、会计内容论、会计形式论、会计关系论等；也有人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研究方法、会计对象的哲学探讨、会计职能的哲学探讨、会计形式的哲学探讨、会计的时空观、会计的意识论、会计本质的探讨、会计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会计改革的哲学探讨等。
（二）关于会计应用哲学。汪新泉对会计理论的一些内容（如会计等式）进行了哲学上的思考。李法贵认为会计理论发展的螺旋式上升轨迹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否定之否定规律。栾甫贵探讨了哲学在会计制度建设中的理论基础作用，并指出会计制度的变迁离不开哲学的指导。
三、会计哲学、会计应用哲学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
（一）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从上面文献综述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到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区别主要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会计哲学是应用哲学基本原理认识会计规律的知识体系。它属于一门相对独立的应用哲学分支学科。会计应用哲学是在会计领域应用哲学基本原理，是在会计工作内容或在会计理论体系中反映应用哲学的基本原理。
第二，对象不同。会计哲学研究的对象，是会计领域表现为世界观方面的一般会计规律，实际上是会计人员对这些一般会计规律的基本看法。会计应用哲学研究的对象，是在会计领域各个方面的一些具体工作上，应用哲学原理进行处理的内容；这是具体问题应用相关哲学原理进行的具体处理。
第三，内容不同。会计哲学反映的内容是会计人员对会计一般规律的认识规律，是回答“怎样去认识”。会计应用哲学反映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各方面的某些问题，应用哲学原理是怎样认识的，是回答“是什么”。
（二）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会计哲学的具体应用如对会计规律形成的条件（一定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科技、法律和管理等客观环境，会计人员素质、研究水平等主观因素）、内容、关系、因素、作用和发展趋势等的认识。
会计应用哲学的具体应用例子，如马慧如将会计假设、原则与哲学概念、规律和范畴统一起来，如会计主体假设与空间观，持续经营会计分期假设与时间观，货币计量中的币值稳定假设与质量互变观，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与本质观，配比原则与联系观，重要性原则与重点观，会计原则的冲突与矛盾观。
会计应用哲学和会计哲学阶段均属于自觉使用哲学的阶段，两者很容易混淆。综合不同视角考察和研究的结论，笔者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从哲学的角度和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会计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学科，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就是会计世界观和方法论；会计应用哲学则重在其指导实践的应用性，两者互为补充。
四、结论和展望
哲学中所运用的观点，譬如现象和本质的观点、实事求是的观点等等，都是会计研究所运用的哲学原理，他们共同组成了“会计哲学”的理论基础，也是哲学思维对会计研究的渗透和应用。
我们要良好地区分会计哲学与会计应用哲学，充分运用哲学原理，服务会计理论建设。
本文的局限性在于只研究了哲学原理在会计理论中的应用，对于西方先进思潮对会计理论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讨。
（作者单位：东北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参考文献：
[1]宋小明，杨智杰.会计本质的哲学分析与现实论断[J].当代经济管理，2006.2.
[2]喻采平.哲学与会计理论发展研究[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08.1.
[3]郭小芬.会计理论的哲学思考[J].内蒙古财经学院学报，1999.2.
[4]马慧如.关于会计假设、原则的哲学思考[J].财会通讯，2002.9.
[5]栾甫贵.论会计制度的哲学基础[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200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