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基本方法篇1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本质观；实践人本观；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观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本观
（一）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观
1旧哲学本质观
马克思以前的旧哲学本质观有客观主义本质观、主观主义本质观和人本主义本质观。
旧唯物论哲学的客观主义本质观从客体、客观性方面探寻事物的本质。唯心论哲学的主观主义本质观从主体、主观性方面探求事物的“自为”本质。人本主义本质观在西方近代哲学中起源于洛克，中经爱尔维修，到费尔巴哈达到典型形态。洛克认为人们关于物体的第二性质（色、声、味）的观念是凭借物体的第一性质（大小、形相、数目）的能力在人的心灵中引起的观念。爱尔维修以人为中心，用对社会是否有利衡量个人行为本质的善与恶。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的典型，他认为人和自然一样是第一性的东西。
2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质观
马克思的实践本质观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观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为根本特征。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思维逻辑中，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过程就是在实践中生成发展的事物的实践本质的不断展开过程。实践本质说明“事物”是社会历史的存在，是在实践关系中不断发展变化的，实践本质观确立了实践对于本质生成、发展、认识的重要作用，找到了科学认识事物的方法论原则，从而又反作用于实践、服务于实践，使实践本质观成为认识事物实践本质的方法论。
（二）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本观
1旧哲学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哲学人本观脱离人的实践本性，不从人的实践本质去思考和理解人，主要有本体思维方式人本观、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人本观、思辨思维方式人本观和人本思维方式人本观。
本体思维方式人本观是把人和世界万物都看作是上帝创造的或自然生成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人本观用自然主义、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人的存在和本性，把人的本质归结于自然本性或理性。思辨思维方式人本观认为人不是上帝和自然创造，其本质在于人是“自我意识”或“理性”的产物，甚至认为人本质就是思维或者精神。
2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人本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本观是以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思维逻辑为根本特征的人本观，从实践理解人的本质。马克思认为考察人的本质就必须考察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生产方式，指出了物质生产对人的本质和整个历史决定性，必须从作为基础的“物质生产”去说明人的本质。实践人本观不但肯定了物质生产对人的本质和人类历史的决定作用，还注重在社会关系中考察、理解和把握人的本质。
二、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
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的产生是同一过程，实践本质观的最终形成依赖于实践人本观的形成。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属人世界观理论必然承认属人事物的发展，属人事物的发展必然是属人事物“本质”的变化，人的发展也必然是人本质的发展，要遵循属人事物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一致。所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做到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相结合。
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是指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征――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在实践本质观教育中体现实践人本观，在实践人本观教育中体现实践本质观，从而使受教育者懂得实践本质观是实践人本观的内在要求，实践人本观是实践本质观的深化和在“人”问题上的具体运用。
做到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首先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本质观中体现实践人本观，人所认识和改造的事物是实践对象化活动的产物，所以在实践本质观中肯定事物的本质必须肯定人及其实践的地位。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实践人本观教育中还要体现实践本质观。要真正理解实践人本观，必须找到形成实践人本观的基本方法和途径，这就须对实践本质观有正确而准确的把握。
三、运用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结合方法应注意的问题
1背离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本质观的问题
实践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超越，在“本质”问题上产生了质的飞跃。实践本质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属人事物及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也是科学的方法，所以要把实践本质观成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坚持实践人本观，教育者要充分认识实践本质观的重大意义，向学生讲清实践本质观的内涵和创新价值，使学生理解、接受实践本质观的理论和方法。
2不从实践理解马克思主义人本观的问题
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最大问题在于还未能解决教育层面的偏差问题，主要是强调哲学教育的工作价值，用统一的教学模式束缚学生的个性发展，使学生不能主动地得到发展，反而变得因循守旧，盲目排斥这种哲学教育，结果适得其反，这种教育偏差所反映的，实际上还是不了解人的实践本质。
3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脱离的问题
实施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相统一的教育方法，就是在正确传授实践本质观和实践人本观的基础上，把实践本质观与实践人本观的结合。既要用实践人本观作为坚持实践本质观的一个范例，使学生理解实践本质观的方法和原则，去认识和改造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事物，去分析、解决各种问题，又要用实践本质观的科学内涵，帮助学生理解实践人本观，自觉认识人的本质的形成、发展，进而科学理解人生实践、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等相关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的方法和问题还有很多，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中，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方法论原则，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本性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育活动，做到理论与实践的相统一，克服传统旧哲学的缺陷，从实践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参考文献
[1]倪志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2
1.多视角下的当代情报学哲学理论观点分析
2.基于德尔菲法的我国情报学哲学理论实证研究
3.“灰色”的哲学理论与“常青”的体育之间——体育哲学研究中引入哲学人类学方法探析
4.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
5.远程教育的哲学理论
6.意识哲学,还是身体哲学——中国传统哲学理论范式的重新认识
7.旅游哲学研究基本问题与理论体系探讨——与张斌先生商榷
8.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的自由概念
9.《资本论》的理论空间与哲学性质
10.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
11.情报学理论的哲学研究进展
12.近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热点解析
13.当前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五个重大问题
14.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
15.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建构
16.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及其理论形态
17.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孰为第一哲学?
18.知识产权法哲学理论反思——以重构知识产权制度为视角
19.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
20.哲学理论如何落到实处
21.再造“太极图”——重构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一点设想
22.行为、结果无价值理论哲学根基正本清源
23.当代境域中的马克思法哲学理论
24.前提批判的哲学理论——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自我阐释
25.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评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若干哲学论文
26.“类哲学”:价值世界的理论奠基——高清海先生晚年哲学思考的再理解
27.现代西方哲学的四大理论转向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28.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理论探讨
29.体验主义哲学理论初探
30.马克思主义价值哲学: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统一
31.马克思理论的哲学维度与理论存在样式的转换
32.“西方哲学中国化”:西方哲学研究的理论自觉
33.实践境遇与杜威的道德哲学理论——从现代实践哲学的视角看
34.论实践作为哲学概念的理论意蕴
35.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中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36.对邬焜和肖峰两个信息哲学观的比较研究
37.论哈特法哲学理论的语言学方法与反科学主义意蕴——基于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诠释
38.哲学理论创新的基本要素:以德国古典哲学研究为个案
39.“公共”的政治哲学: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
40.西方哲学的理论轴心架构与马克思哲学的现实破解方式
41.哲学的理论特质:马克思哲学不是什么
42.《实践论》和《矛盾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启示
43.关于管理哲学理论创新的三个前沿问题
44.论经济哲学的理论定位——基于对《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和《贫困的哲学》的考察
45.康德理性及其理论-实践二重化理论与哲学繁荣
46.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
47.政治哲学“理论品格”的定位——以马克思和罗尔斯为例的考察
48.论党的群众路线的哲学理论根源
49.北美情报学理论近20年研究进展
50.体验哲学探源
51.知识产权本质主义的哲学问题与出路——基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理论视角
52.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哲学回应——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
53.当代中国的哲学观念变革
54.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根据——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能够进行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55.马克思哲学的当代阐释——“回到马克思”的原初理论语境
56.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与新世纪哲学的理论自觉
57.教育是经验的传递——杜威教育哲学理论探要
58.西方语言哲学理论是普适性的吗?——中西关于汉语汉字悬而未决的争论
59.作为哲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作为社会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60.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61.试论葛兰西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理论贡献
62.论黑格尔法哲学理论体系中的道德和伦理概念
63.哲学理论及哲学学科的创新问题
64.当前中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创新中的三个困境与问题自觉
65.身体哲学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生命辩证法——兼论中西辩证法的理论之辨
66.论间性理论视阈下的大学英语多模态教学与研究——兼论外语教育技术的哲学基础
67.体验哲学:一种新的哲学理论
68.中国当代哲学建构方向的思考——从高清海哲学理论创新谈起
69.马克思生活哲学的出场、实质及其意义
70.李达哲学探索的独特理论个性
71.论Chomsky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
72.哲学的责任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进路
73.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问题的几点思考——从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批判继承的观点看
74.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略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75.权利本位论新解——以中西比较为视角
76.马克思政治哲学理论的内在张力
77.卢森堡政治哲学理论述要
78.教育的实践哲学——现象学教育学理论建构的一个探索
79.哲学研究的理论想象
80.发掘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
81.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
82.朱智贤的心理学哲学理论思想及其形成和发展
83.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兼答段忠桥教授
84.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理路之检视
85.历史唯物主义:何种改造世界的哲学——基于对理论与实践关系反思的诠释
86.生态哲学理论的建构及其意义——兼评余谋昌著《生态学哲学》
87.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88.走向交往理性的政治哲学和法学理论(上)——哈贝马斯的民主法治思想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89.中国信息哲学核心理论的五种范式
90.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结构的生态维度
91.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两个基本问题
92.现实生活世界──实践观点的哲学理论视界
93.元理论与元哲学
94.再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
95.理论自觉与当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96.从人学研究走向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理论建构——韩庆祥教授访谈录
97.“文化公共性”价值信念的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性澄明——学理视界多重变移的迷茫与新典范创造的理论诉求
98.法哲学中的反本质主义和反基础主义——哈特法哲学理论的维特根斯坦式解读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3
一
中国哲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提出，本身就是在西方哲学的刺激下产生的，中国哲学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处在自身学统的背景下开始的，其理论建设，从过去到现在都受到了自身理论以外的哲学理论及方法的重大影响。首先，中国哲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革命的辩证法，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其成为一个科学的哲学体系。但中国哲学的研究受到苏联哲学界关于哲学党性学说的影响，加之我们“左倾”思潮和教条主义的泛滥，从而将哲学史说成是两军对战的历史(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进而又与阶级斗争相联系，把一部智慧之学变成了纯粹的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情况从改革开放以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哲学史及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步从教条主义的桎梏中解脱出来了，从而从头走上了一条康庄大道，短短30年就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一个科学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正在酝酿之中，这个研究必然会极大地推动中国哲学事业的发展。其次，我们必须重视一个更为深刻更为根本的问题，这就是西方哲学范型的巨大影响。毋庸讳言从发生学意义上看，“哲学”在中国学术传统中没有出现过，全世界哲学创制的范型是西方哲学模式，所以中国哲学的学科创制之初就在相当程度上对西方哲学存在依附关系，由此，西方哲学成为衡量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的有关内容是否可以被归之于哲学的基本标准。在这种范式指导之下，不仅人们思考中国哲学史的思维范式在自觉不自觉中是西方中心论的，以西方哲学为坐标系的，同时，中国哲学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学科范围的划定、体系框架、价值取向、甚至于概念范畴等话语系统，都笼罩于西方哲学的范式之下。这一套范式对中国学术传统完全是外在的东西，所以，它不仅不可能充分全面体现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而且极大地曲解、肢解、贬低了中国哲学的价值。
近年来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以较为极端的“合法性”问题来引起人们的关注，实际上是与中国一直以来存在和争论的身份认同的焦虑密切相关的。在学术领域，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其内容来讲中国哲学是中国的，而不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但表述形式又是西方的，这确实是个很深刻的矛盾。广大中国哲学学者一直在做一项重要工作，即不遗余力地强调中国哲学是本土生成的，却又一直没有证明和体现自身的理论特质和基本价值，没有或不能超越西方哲学范式，因而很难说它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哲学，这也是一个困境。所以合法性讨论就其实质而言，就是研究中国哲学应当采取何种范式的问题，如果采取西方模式，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要受到质疑，中国是否有哲学就会受到挑战。反之，换一种方式，用中国的话语系统、概念范畴、命题及思维方式去诠释，则中国哲学是不言而喻不证自明的。这里又必然涉及三个大问题。一是什么是哲学，二是多年来在西方哲学视野下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否要全盘，三是中国传统概念范畴命题等话语系统能否适应当代中国的文化需求，适应时展的水平与节奏。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当代中国哲学的建构问题。
二
面对建构当代中国哲学这一时代课题，首先必须有总体性的清醒认识。
其一，必须承认在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一种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的共相，西方、中国以及别的民族在不同文明时期所产生的哲学都是人类哲学的殊相，历史上的哲学不是自然科学，不是数学、化学、物理学，甚至不是逻辑学，历史上的哲学都是有民族性的，因而模式是多样的，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哲学的内容才是丰富多彩的，而人类哲学这个共相也才具有普遍性。
其二，必须承认中国哲学具有自身的理论特征，它与西方哲学大相径庭。中国哲学没有西方本体论的三大特征(抽象的存在，本体与现象相分离，逻辑论证方式)，没有西方认识论的主客二分基础上的对象化认识方式，没有形成西方的逻辑思维系统以及与自然科学血肉相连的理论品格。但是中国学术传统中，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总之，文化哲学却极为发达，中国哲学的样态就是典型的文化哲学。文化哲学是一种打通理性与经验、形上与形下两种思维运思屏障的新的哲学态度与方法，它从形上的价值理想预设出发，去审视和研究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世界，从中探求人们的生存本性、行为根据、存在价值、生活意义乃至前途命运，去求解人的现实文化实践背景的人文精神，并展示个体生命存在的多样化特征。中国哲学研究的就是这些问题，因而有极高的意义与价值。同时，就具体层面来说，中国哲学有自己的以天人合一为基础的有机宇宙观，以经验直观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和原始系统论，以理性及心理体验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价值系统，以大一统君权至上和以民为本相互补充的政治哲学，以追求和而不同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辩证法，有道德修养和直觉体验为特色的认识论，有以儒、佛、道互补的庞大的哲学体系和深邃的理论内容，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的殊相，其内容之丰富，其价值之崇高，其立境之高远，其思考之深刻都是许多民族不可比拟的，在文化哲学上西方世界也只能望洋兴叹。
其三，必须承认西方哲学模式以及概念范畴体系、即话语体系，对中国哲学史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没有西方哲学以及各种社会思潮对古代学案考据等方式研究的冲击，一部系统的现代的中国哲学及哲学史就成为不可能。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人，对中国哲学的构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当代中国哲学体系绝不是某些“合法性”讨论者认为的完全是“以西释中”，其实它的根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分不开的关系。胡适可以说是现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先行者、开拓者，而后来的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冯契都做了大量的开拓性工作，他们不但自觉地运用西方范式，更是自觉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哲学，但又不完全沉溺其中，而是根据中国本有的学术传统以及理论特质，进行了各有特色的研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以及体系的构建作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运用，如果没有西方哲学范式以及话语系统的引进，那么，作为学科的现代中国哲学根本无以谈起，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对建设中国哲学的作用无与伦比，绝不可轻言否定，因为时至今日，尽管许多学者想在现有体系之外创建一个新的体系的艰辛努力仍然没有看到成功的曙光其四，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有自己的先天不足，即存在着缺点和缺陷。
例如，1、中国哲学的逻辑分类比较欠缺，只有经史子集的划分而基本没有区分和考察超验与经验现象间的关系；2、中国哲学本体与现象是不分离的，本体是在经验基础上的超越，对本体的真正把握是自己对它的切身体验，正是由于中国哲学传统注重亲身体验，所以才形成了“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学术路径，这也是一种注重因循的经学传统；3、由于不注重纯粹超验的研究，不注重逻辑方法的研究，所以中国传统哲学中哲学与数学以及物理公理系统的关系较远，影响了科学(几何定律、公理系统)的发展，特别是儒家的轻自然、薄技艺和道家对科学的排斥，因而体现在中国哲学中的科学精神、怀疑精神是极少的，对善的追求远远超过对真的追求。(这决定了中国文化很难进入超验领域)；4、本体与现象的融合性决定了中国哲学在认识论领域里没有建立在严格主客二分的对象化认识体系上，而是侧重于道德修养和价值判断，带来认识的模糊性、混沌性，不确定性从而导致认识论不发达的结果。由于其伦理道德学说以及中庸理论在中国传统文化占绝对统治地位所以，对个体以及社会的注重远远低于对家庭血缘关系的重视，导致追求民主平等(法治、公德、公平正义)之类的观念成为不可能。缺陷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哲学的优长之处，而且这些优点在后现代社会里依然会发生重大影响，为人类安身立命提供大智慧，但同时也要承认中国哲学存在的不足，这些不足可能正在影响着我们前进的步伐绝不能因为要复兴传统哲学，就把它看成一朵花把别人都看成豆腐渣，否定西方哲学，其实，现代西方哲学和后现代哲学在理论形态和内容上都高于中国传统哲学一个层次，这也是促使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的一个原因。
三
如何重新构建中国哲学，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意见。其实，我们现在正处在两难状况之下。一方面如果依然按西方哲学范式构建中国哲学，不做大的变动，只是有所损益，或做更多的理论诠释，这样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就很难显现出来；相反，如果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以及现代西方学术分类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标准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那么是否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现在脱离西方重写中国哲学的呼声很高，有人认为，如果采用中国式的语言和表述方式，使用中国固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和思维进行诠释，那么中国哲学的本来面目，中国哲学的特殊性状、品格，就会不证自明，但问题真的这么简单吗?首先，我们已经运用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研究中国哲学一个多世纪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话语系统也有近一个多世纪了，这两种话语系统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已经有机地融为一体了，如果我们丢掉这两个话语系统，中国哲学是什么样态的哲学，我们无法设想。与此相应的是，我们在对中国哲学资料的研究与分析中，在许多方面是依靠西方与马列的，这些分析与研究其大部分成果是正确的，而且已经深人人心，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西方哲学的话语系统与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范畴概念的基本内涵，以至于精神实质之间的关系已经约定俗成，用这一套话语以及先进和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来表述中国哲学，任何一个中国学者都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如果完全用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命题、思维表述中国哲学，当然是最忠实于中国哲学之原旨，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特色，但这已经与现代的语言系统有了十分巨大的差距，结果是今天的人理解起来仍有困难，还需要用我们已经习惯的话语系统去诠释，更为重要的是，用传统话语系统表述中国哲学只能较准确地反映过去的哲学成果，而不能完整反映中国哲学的现代意义。所以，牟宗三的“以中释西”的做法也不能说是完全成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与中华民族的实践活动内在联系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赋予了现代哲学话语中的范畴以特定的内涵，这些内容，是传统的概念范畴体系不能涵盖的，所以完全使用中国古代固有话语系统也会带来许多矛盾，也不会创新出一个现代的中国哲学体系。其实，我们之所以反对以西释中，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规范中国哲学，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以教条主义的态度来看待中西哲学的关系，用西方哲学的形式和内容框定中国哲学，完全无视中国哲学的根本特征和精神实质，从而了中国哲学，使其失去了丰富的色彩和强壮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应该排除的首先是西方哲学的内容结构和思维方式，排除的是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解，而对其真正有价值的哲学精神以及研究方法，应该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哲学的构建，仍应该走中西马相结合的道路。
我们应该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西方哲学的哲学精神(否定之否定的批判怀疑精神，追求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追求逻辑和思维严密的精神，追求超验的形而上学的传统，与自然科学紧密结合的精神，以及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精神)，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内容与特点相结合，也就是中西马相结合，以中国哲学内容为基础和核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西方哲学为借鉴，中西概念共同使用，互相诠释，从而突出中国哲学的特点，建立中国哲学的范畴体系现在已经有许多西方哲学概念的内涵具有中国哲学的特色，不必完全抛弃，中国哲学的传统范畴也可以混合使用，如本末、体用、道、仁、礼等等。笔者主张中国哲学研究必须是接着讲，而不必过分强调照着讲，要在古代先贤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发展其思想，超越其哲学，建立一个有独特魅力的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主要之点在于其关注现实生活，现实人生，具有实践理性精神，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不崇玄思，具象合道，即事而真。发展中国经世为人的文化哲学、实践哲学和生活哲学的特色，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人生提供一种大智慧，提供一种博大、宽容、豁达、变通的人生观，提供一种全世界都可以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以人为本合乎人道的价值观念，把中国哲学的特色发展到极致，使其成为真正充满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的、特色鲜明的哲学，这是完全可能的。当然，我们也应当克服传统哲学之不足，增添一些反映世界快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独领、人们的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及现代社会全人类面对的整体危机的相关哲学思考，也就是说，中国哲学必须以哲学的方式关注和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的时代性课题，承担起对现实社会的超越性、前瞻性和整体性指导功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为和谐世界的建立作出自己的历史贡献。“究天人之际，合中西之学，通古今之变”，这是中国哲学的根本宗旨。
四
诠释学是现代西方哲学非常重要的内容，其理论价值极高，而且就其某些方面来看，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是相通的，因而诠释学特别是伽达默尔的思想在中国学界得到了广泛而深人的理解，诠释学专家们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多了。笔者不太懂诠释学，但就初步了解的一点皮毛知识而言，已经感觉到这个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不仅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诠释与重构。诠释学刚刚产生之时，是精神科学的一般方法论的诠释学，而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又在更高的层面上阐发了本体论诠释学。我认为，这两种诠释学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以及对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都有非常强的指导和应用意义。
施莱尔马赫的一般诠释学，狄尔泰的体验诠释学等，其实与中国传统“六经注我，我注六经”的治学方式是相通的，也与我们对中国哲学史的一般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这就是在理解经典时，首先通过文字学、语法学的考证，再辅之以作者师承关系、生平考察以及心理学分析，再现作者当时的心理状态、情感情绪，并且尽可能地在文本语言的多义性解释中确定符合作者原意的解释，以保证对经典的理解是客观的，准确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不正是我国古今广大中国哲学史研究者所采取的最常见的方法和最想达到的目的吗?施莱尔马赫的语言学方法，就是为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而制定的，因为他认为作者原意很难把握，而文本的原意却完全能够通过正确的诠释方法得到正确的解读，因此，建立一套正确适用的诠释学方法，对经典理解意义重大，而对这种诠释目的的追求，正是我们认识中国哲学经典的基本方法，同时，它是一种自觉的理论研究，具有系统、全面、深刻、可操作的特点，所以，它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我们也不妨把这种诠释学的内容纳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中去，以提升哲学史方法论的哲理性及科学的系统性。至于本体论诠释学，它讨论的不是如何正确解读经典、理解文本的问题了，而是强调读者对经典或文本所领悟的意义，这个意义是在理解活动中生成的或构造起来的东西，是理解主体与生活世界相互作用中在人的意识里所发生的东西，是通过对文本或经典达至自我理解与塑造的过程。
本体诠释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在考察本体论问题时，突出主体的地位，甚至完全站在主体的立场上探讨人的存在问题，在他们的哲学中，一切理解对象(如经典或文本)其意义都不是独立而客观存在的，而是在与理解主体的互动中被赋予的，所谓的理解并不仅仅是理解文本本身的含义与意义，而且还是通过文本这个中介实现意义的创造与生成，这个意义构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本体论诠释学对于更新中国哲学研究模式、破除对古代哲人哲学思想的教条主义或蛮横戴帽子的非学理做法，从而全面理解把握中国哲学的特征有着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许多哲学命题都是在理解或诠释前人经典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其中许多观点出自于对文本的客观意义的理解，但也有许多微言大义，其实本身就是呈现于哲学家意识之中，在意识中被构建起来的文本，是自我的理论构建，是一个放大了的自我。实际上，经典的意义从一定程度上说并不是先于理解而存在于文本之中，而是在理解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是理解者所赋予的，从而也显示出理解者自身存在的意义。这样，我们在分析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意义与价值就有了本体维度，就能深入到中国哲学的实质性事件之中，理解和重构中国传统哲人的精神生命，并将这种精神生命与我们当前所面对的自身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从而在理解前人的同时理解我们自己，而这无疑是我们阅读经典的最根本的目的和意义。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4
[论文摘要]要提高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教学质量，应对其进行准确的定位，把握好教学知识板块的划分，教学重点、难点的确定、选择运用合适的教学方法。
由于哲学研究的是关于整个世界一切事物的共同本质和普遍规律，它与各门具体科学研究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不同，决定了它是一门抽象的理论性学科，学习哲学既要具备各门具体科学知识，又要有较高的抽象思维能力，才能够学好。正因为如此，一些学生感到哲学难学，其原因或是各门具体科学知识贫乏，不扎实，或是抽象思维能力不高。这给哲学教师提出了教学上的具体问题，即如何教好哲学，在教学方法上如何创新改进，如何提高哲学课的教学质量。本文就此作一探索。
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准确定位提高本课程的教学效果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应从理论灌输、方法论培养、思想政治教育三方面定位，做到三位一体，以提高本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
一是从基本概念、原理着手，强化本课程的理论灌输。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立场观点，首先必须弄清其基本概念和原理，讲清楚基本概念原理是本课程教学的首要前提。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指导思想、教学时间安排、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突出概念原理的教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是由一系列基本的概念原理构成的，只有学好基本概念原理，才能运用它对社会生活、自然现象进行深刻的分析，这可称为“以理论事”，突出的是“理”而不是“事”，强调的是“事”为“理”服务。而在以往的哲学教学中，有的教师主张不从理论着手，大讲社会生活自然现象，然后引出理论，即“以事论理”，突出的是“事”而不是“理”。这种教学模式，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时间分布，教学方法运用等方面强化了“理”为“事”服务，而不是“事”为“理”服务，显然不符合哲学课程理论性强的特点。
二是从方法论原则着手，培养科学的思维方式。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理论，是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一般指导原则。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必然涉及到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理性的、理论的认识方式。思维方式在认识活动中决定思维指向和思维侧重点，是信息处理和转换的内在机制，决定着主体能否正确认识和把握客体以及认识正确性的程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具有同一性，哲学思维是一种高度抽象化和理论化的思维，具有思辨性特点，运用到科学的思维中和实际工作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系统，并能不断开拓思维空间。大学生思维特点是抽象思维能力尤其是辩证思维能力得到高度发展，思维的逻辑性、独立性、批判性、灵活性、创造性等品质逐步形成。在哲学课教学中对大学生进行方法论、思维方式的培养，既是哲学课程本身的内在要求，又符合大学生思维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过程的一条红线，应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把哲学原理变成分析问题的方法。
三是从思想政治教育着手，进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哲学本身就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而人生观、价值观又是世界观在人生目的、价值取向问题上的演绎和具体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要重视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高。通过教学，使学生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学会做人，明确人生的意义，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与社会发展进步方向一致。应当注意，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单纯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它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系列原理的教学体现出来，如果脱离一系列原理的教学，单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那就完全失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本身应有的哲学原理教学的功能。
以上哲学课程教学三个方面功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互相贯通，互相渗透，融为一体，不可偏废。而基本概念、原理的灌输又是最基本的定位，它的教学效果的大小，决定和影响着方法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程度。
二、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从而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
现代认知学习论认为，学习的本质是主动地形成认知结构，使学科的基本结构转变为学生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学科的基本结构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基本方法。当学生掌握和理解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容易掌握整个学科的具体内容。在哲学教学中，我们可以从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上，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其相互联系上，把握哲学内容的体系，确定哲学内容的知识板块，形成哲学课程的认知结构。整体和部分是辩证的统一体。整体由部分组成，从整体宏观的视野出发，对部分进行单独的、分别的研究，能深刻地把握整体。割断联系，抛开整体，就看不清各个组成部分，离开部分，就不能从宏观把握整体的面貌。辩证法强调从整体以及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的联系上分析问题，反对只见部分不见整体的片面的孤立的形而上学观点。
要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体系确定其知识板块，必须了解其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相结合的严整的科学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是互相联系的板块结构，是相互渗透的统一体。因此，可以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解为四大板块，即辩证的唯物论、唯物的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历史唯物主义。这样划分的理由有三点:1、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使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唯物史观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有利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的理解。2、既从哲学内容的体系出发，涵盖了全部哲学基本原理，又突出了各个部分内容的侧重点。即马克思唯物主义是辩证的唯物主义，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物的辩证法，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辩证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该板块重点是突出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该板块重点是突出唯物史观。这种划分考虑到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使各个知识点有机地联系成一个严密的整体。正如列宁所说的“在这个由一整块钢铸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绝不可能去掉任何一个基本前提、任何一个重要部分。”(《列宁选集》,3版，第2卷，221-223页。)3、便于教学的有序进展。一般来说，哲学教学顺序按上述板块顺序推进，不可颠倒。当然，我们看到，近年来出版的有的哲学教材，将以上四个板块作了变动，如将“实践”的知识分割在“唯物主义”和“认识论”两个板块中，使这一知识点显得分散，不利于教学。
三、从知识体系大厦的构架和支撑上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的重点
重点是相对一般而言的，在一个知识体系中，重点的知识就是指处于基础性的、核心的、支撑大厦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则。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而言，其重点应该有6个。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2、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3、认识的辩证规律及其真理观。4、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5、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6、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原理。
确定上述6个重点的理由。1、物质观及其与意识的关系，这是哲学课首先必须理解和掌握的知识，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或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不懂得物质的原理，可以说就不能正确理解什么是唯物主义，离开物质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就失去了根基。所以，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原理，也就坚持了唯物主义。2、把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作为重点的理由是，要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辩证地看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又是彻底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高度统一。最能体现辩证法内容的就是三大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揭示事物发展源泉和动力，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事物发展的趋势和道路。这两个规律又是对立统一规律从不同侧面的展开。掌握这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掌握了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如果说不懂得三大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不懂得辩证法。3、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哲学理论，它把认识本身作为思考的内容和研究的对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贯穿于认识论，就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由此，就提出了认识的辩证规律(实践与认识的关系)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所以，要掌握认识论，就必须掌握认识的规律和认识的真理性问题，否则就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历史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中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板块，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旧哲学的一个根本标志，其内容非常丰富。社会基本矛盾作为重点，是因为它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力量，而其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由生产力一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一一上层建筑，层层决定作用和层层反作用，构成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发展。所以社会基本矛盾囊括了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把它们作为重点，理所当然。如果不懂社会基本矛盾，可以说就不懂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是在社会基本矛盾原理的基础上，从社会主体即人的观点出发，来做更深人的阐发。因为社会规律是通过人来实现的，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力的构成中，劳动者是主导性因素。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一原理是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体问题上的展开和深化，所以，这一原理应该作为重点。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属于社会文化结构领域，对文化进行专门的研究是必要的，所以也应作为重点。
四、突破难点是提高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就某一学科来说，其概念原理都有特定的载体，如数学概念、原理的载体有点、线、面、正负数等，物理学的概念、原理的载体有力、速度、热、光、电等。这些学科一般能通过实物、模型、演示、运算等方式和手段来认知，有直观性、具体性的特点。而哲学学科理论是这些具体科学理论的概括，没有直观、具体的载体，它是对这些具体学科理论的再概括、总结、提炼，因而就更抽象。由此，人们误认为哲学是玄虚缥缈、高深莫测的学问，给哲学教学也带来了难度。如何攻克哲学教学的难点，是提高哲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
一是注重原理的系统性、完整性、准确性。哲学原理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是指一个哲学原理是由诸多要素相互联系构成的整体。在讲授原理时，对每个要素都要进行分析讲解，给学生一个系统的、完整的理论构架，要避免零碎地、片面地讲解原理。注重原理的准确性，是指对原理内容的概括、提炼、表述方面保持准确，避免曲解、误解。一般来说，哲学教师讲授哲学原理时，需要对原理重新概括提炼，以文字形式写成讲稿，讲稿要求准确，口头表述时，同样要求准确。
二是讲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哲学理论是一系列抽象概念和严密逻辑构成的范畴体系，与各门具体科学知识不同，仅仅记住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并不等于真正懂得和掌握哲学理论的真谛，因此，必须使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哲学理论分析社会热点实际，使哲学教学由空洞、抽象、枯燥转变为丰富、具体、生动。但同时，也应避免片面渲染、夸大实际事例，就事论事。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5
[关键词]哲学形态 功能 层次 划分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1)05－0001－08
确立哲学形态的功能、层次和划分标准，是进行哲学评价和进行哲学理论创新的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前提条件。近年来国内哲学界针对如何实现中、西、马哲的融合，现当代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各自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它们还是不是形而上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形态是什么等一系列有关哲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而展开的争论，共同指向这样一些问题：哲学形态都具有什么样的层次，它的划分标准是什么，不同的哲学形态各自具有怎样的功能，在世界哲学体系中处于怎样的地位，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问题正是哲学形态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亟需予以解决。
一、哲学形态定义的重新确立
在人类哲学史上，对不同类型的哲学的功能和特征的明晰与区分，历来都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重要课题，如黑格尔从思维辩证法的角度对“独断论”进行批判，康德从理性合法性的角度对形而上学进行考量，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的角度对唯心主义和神学进行批判，马克思从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对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批判，恩格斯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角度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进行划分，现当代西方哲学从实证和语义分析等角度对形而上学予以拒斥，等等，但由于哲学形态划分的高度复杂性和抽象性，时至今日，哲学形态学仍然是一门有待建立和完善的学科。
在国内哲学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广大的哲学工作者就对哲学形态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互比较。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探讨等方面，取得了大量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其中，关于哲学形态的定义为数不是太多，主要有以下几种。(1)哲学形态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实践水平、科学状况和社会矛盾内容的反映。(2)哲学形态是哲学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进一步表述为：“哲学形态是哲学理论内容与形式结构的有机统一”，“哲学形态是哲学的形式租内容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等。(3)“哲学形态”是“哲学之形”与“哲学之态”的统一。(4)“哲学形态”是包含一定时代标准存内的具体哲学学说和哲学流派的本质抽象，是包括历史与时间尺度在内的哲学样态的多样性统一。这些定义，为我们开展哲学形态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石，但由于没有从哲学基本问题的高度确定哲学形态的本质特征，因而无法据此确立哲学形态的最高层次及其划分标准。从而很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当代西方哲学以及其他一切非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区分开来，导致国内学术界在哲学评价上深受西方现当代哲学的思维模式甚至黑格尔哲学的思维模式的影响，把黑格尔哲学或现当代西方哲学作为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样本。因此，对现有的哲学形态定义进行重新审视和界定，是十分必要的。
对于“形态”一词，《说文解字》是这样说的：形――象也；态――意态也。《词源》的解释是：形态――形状神态。《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形态――事物的形状或表现；形态学――研究生物体外部的形状、内部构造及其变化的科学。从“形态学”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也是这样。形态学(英语morphology，德语morphologie)的范畴来自希腊语morphe，最初只是研究动植物形态(form)的科学，最早南歌德创立，力图把生命形式当作有机的系统看待，建立一门专门研究生物形式的本质的学科。从18世纪晚期开始，每每有人尝试建立一种与生物学脱离的“纯粹形态学”(puremorphology)，以运用于生物学、美学和艺术等诸多领域。生物形态学发展到今天，与歌德时代相比已经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经成为全面研究生物机体外形和内部结构及其与功能相关的科学，并形成了专门研究生物门类、机体结构、发育与进化的一系列分支学科。也就是说，“形态学”主要是对事物的形状、结构、表现和变化，亦即对事物的形式、特征和变化发展进行研究的科学，而对具体内容的关注则在其次。
由此，笔者认为，哲学形态是指哲学的形式、结构和特征，如哲学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社会功能、思维方式、思维模式和表述形式等。从广义上讲，一切哲学均在形式和特征上与其他哲学有着或多或少的差异，因而具有自己的形态。广义的哲学形态可以划分为哲学基本形态、哲学类型、哲学流派、哲学家思想体系、哲学家具体研究领域、某一研究领域的具体观点等几个层次。从狭义上讲，在日常学术研究工作中，为了适应哲学研究和评价的需要，必须将上述几个哲学划分层次按照具体称谓严格区分开来，只有其中的第一个层次可以使用“形态”二字，冠以“哲学基本形态”的称谓，其他各个层次不再使用“形态”二字，以免混淆。而所谓哲学基本形态，是南回答哲学基本问题的思维模式、表述形式和理论特征所决定的，具有广泛性和代表性的哲学门类，是哲学形态的最高层次。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除了哲学基本问题是相同的以外，在哲学的目的、本质、功能、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基本特征等方面，均具有明显的区别。因而，从哲学基本形态的内在规定性来看，它主要是对哲学的“形式”和特征的描述，而不是对“内容”的描述；从哲学基本形态与“哲学类型”的关系来看。它在哲学的层次结构中是比“哲学类型”更高的一个层次。若以“水”的形态作为比拟对象，水有液态、同态和气态，哲学基本形态则可以划分为传统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辩证法两大基本形态和若干过渡形态；液态水有自来水、矿泉水、雨水、河水、湖水、海水等各种类型，传统形而上学则有旧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等类型。至于根据哲学研究对象所划分的“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和“思维哲学”等，根据研究内容所划分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等，都属于哲学的具体研究领域，是比哲学类型更为低级的层次。
二、哲学形态的划分原则、方法和划分标准
要进行哲学形态的划分，必须首先明确划分原则和划分标准。只有划分的原则和标准是科学合理的，才能保证哲学形态划分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
1、哲学形态划分的基本原则。一是科学、可靠、严谨，能够准确地描述和区分不同的哲学形态：二是外延足够大，能够涵盖古今中外的整个世界哲学发展史；三是规范性、可操作性强，能够对哲学的形态划分提供一种共同认可的标准体系。
2、哲学形态划分的视野和方法。要实现哲学形态划分的两个基本原则，必须有宽阔的视野和科学的方法来保证。其中，视野的选择往往关系到方法的确定。因而，在哲学形态划分上，必须坚持视野与方法的密切结合。一是坚持从哲学基本问题出发确定哲学的基本形态。哲学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以及其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的关系问题”，是一切类型的哲学都必须予以回答的根本性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不同的哲学形态之间的根本性区别。因此，只有坚持把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划分哲学基本形态的标准，才能保证哲学形态划分的确定性和科学性。目前国内学术界流行的哲学形态划分方法，特别是用哲学上的唯物与唯心、辩证法与形而上学这“两个对子”划分哲学形态的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世界哲学发展的需要。二是坚持站在世界哲学的高度看问题。哲学形态的划分，必须能够涵盖包括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_的整个世界哲学发展史中的一切类型的哲学。它既能涵盖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也能涵盖西方现代哲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既能诠释黑格尔主义哲学、存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也能诠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能诠释柏拉图哲学、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海德格尔哲学，也能诠释马克思哲学；既能诠释唯物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也能诠释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否则，哲学形态学的建立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
3、哲学形态的划分标准。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把哲学基本问题作为哲学的评价标准具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传统哲学形态――传统形而上学内部不同哲学类型的划分。即根据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古典表现形式――思维与存在何为第一性、何为第二性的不同回答，把传统形而上学内部各种不同类型哲学划分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第二个层次是国内学术界此前普遍忽视的、却比第一个层次更高层次的划分，即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关系或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关系出发，对两个不同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形而上学进行的划分。恩格斯晚年基本上认同了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片面追求“认识世界”，“一切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从而导致理论脱离实际、哲学脱离现实，这是它的根本缺陷。因此，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也力图体现这一思想。他在论述了对哲学基本问题第一个层次的理解以后，进一步指出：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回答。如果超出了单纯“认识世界”这个范围，“给它们加上别的意义”，使其转向“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要得到证实，人类就要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改造整个世界”，这是传统学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原则不能解决，按照费尔巴哈的原则也不能解决。其根源就在于，同黑格尔一样，费尔巴哈也是“从他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对现实的接触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这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理解上的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关系亦即理论与实际关系的角度来看，迄今为止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同属传统形而上学这个哲学形态。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超出“纯粹的思想领域”，坚持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新哲学，则属于比传统形而上学更为高级的哲学形态。
4、哲学的基本形态和过渡形态。从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入手，迄今为止整个世界哲学史的一切哲学，都可以划归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或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其中，人类哲学史上除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外的所有的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以及各种“二元论”哲学，都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哲学基本类型。其基本特征是：从纯粹概念出发，依靠逻辑推论建立绝对的体系。因此，苏联模式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不论是从“物质”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从“人”出发的人学唯物主义，还是从“实践”出发的实践唯物主义，都属于这一哲学基本形态。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哲学是为了求知而非实用，坚持理论与实际在思维中的统一，坚持从最抽象的“本体”出发来解释世界。与“传统形而上学”相对应，“唯物主义辩证法”则属于高一级的哲学基本形态。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和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在内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属于这个哲学形态。其最基本的特征就是，面向现实、面向人民大众，坚持理论与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坚持理论和实际、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与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统一。
用两大哲学基本形态的根本特征来审视现当代西方哲学，就不难发现它们的形而上学特征。现代西方哲学，虽然反对“形而上学”原有的“理性化”的抽象概念体系，强调哲学的科学性、实证性，但仍然坚持把人抽象化，从抽象的“感觉”、“意志”、“经验”、“生命”、“存在”、“此在”等抽象概念出发来解释世界，因而其本质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建立绝对体系，具备传统形而上学的根本特征。“否定性后现代哲学”虽然能够高举反对“基础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反对包括现代西方哲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力图面向现实，批判现实，对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但它对“现代性”及一切传统文化持根本否定态度，实际上仍然是在运用传统形而上学追求终极和绝对，要么绝对肯定，要么绝对否定的思维模式。“建设性的后现代哲学”，虽然力图面向现实，着眼于社会的建设，寻求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道路；但它不是从现实、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来寻求社会发展的道路，而是从“宗教”中寻求未来社会的出路。虽然它在哲学形态上与唯物主义辩证法最为接近，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的影响。
在哲学两大基本形态之外，还可以有“朴素哲学”、“后形而上学”等过渡形态。
5、建立在哲学形态划分基础上的哲学层次划分。哲学形态学与哲学分类学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问――只有明确了哲学形态的基本内涵、基本功能和划分标准，才能对哲学的各个层次进行科学的分类。虽然从广义上看，哲学形态学应包含哲学分类学的内容于其中，但从狭义上看，哲学形态学与哲学分类学、哲学形态的划分与哲学层次的划分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哲学形态问题上的混乱，则主要是由于混淆了哲学形态学与哲学分类学的界限，把哲学分类学意义上的一些哲学划分等同于哲学形态意义上的划分，把各个不同层次的哲学划分都统称为“哲学形态”所致。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从哲学基本问题的现代表现形式――理论与实际关系问题人手，搞好哲学基本形态的划分，以此作为哲学形态学的基础；二是借鉴分类学特别是生物分类学的方法，建立起哲学层次划分的“阶元系统”，使每一个哲学家具有个人特色的哲学观点都能在体系中找到固定的位置。前一方面是哲学形态学的任务，而后一个方面是哲学分类学的任务。第一个方面的内容，前面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就第二个方面而言，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主张从形态学的视野出发来研究哲学形态学。然而，形态学的方法特别是生物形态学的方法，无疑对于我们建立哲学形态学特别是广义哲学形态学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我们可以借鉴生物分类学的“阶元系统”，建立起哲学划分的7级“阶元系统”：以哲学为界(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界”)；在哲学界之下，是哲学形态，共有传统形而上学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门”)，以及若干过渡形态；在哲学基本形态之下，是哲学类型，有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阵营(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理论(世界观、方法论、人民立场)
(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纲)；在哲学类型之下，是哲学的亚阵营，如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亚阵营(如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苏联模式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等，唯物主义辩证法世界观中的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价值观、发展观、历史主体观、历史动力观，方法论中的理论与实际统一、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人民立场中的以人民根本利益为立足点和出发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亚纲)；在哲学阵营和唯物主义辩证法基本理论之下，是哲学流派(如传统形而上学中的黑格尔主义哲学，新形而上学中的存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哲学，唯物主义辩证法中的马克思主义等，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目)和亚流派(如黑格尔主义当中的青年黑格尔派、新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中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等，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亚目)；在哲学流派之下，是具体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体系(如黑格尔主义中的黑格尔哲学、实用主义中的杜威哲学等，马克思主义中的马克思哲学、思想、邓小平理论等，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科)；在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之下，是哲学家的具体研究领域(如黑格尔的逻辑学、自然哲学、法哲学、精神现象学、哲学史等方面的研究，其他哲学家关于存在论、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等方面的研究等，马克思对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资本主义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对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探索，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理解、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等，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属)；在哲学家具体领域的论著之下，是哲学观点，即具体哲学家一定时期某一方面方面的主要观点(如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对教条主义的批判、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等，对应于生物分类学的种)。这样一来，哲学层次的划分不仅具备了层次性和实用性，也具备了统一性。这个与生物分类相对应的哲学界7级阶元系统以简单表示如下：界――哲学界；门――哲学基本形态；纲――哲学类型(阵营、亚阵营)；目――哲学流派；科――具体哲学家思想体系；属――哲学家的具体研究领域；种――哲学家的具体哲学观点。
当然，这种划分，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还需要哲学界同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或许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好的划分标准和“阶元体系”，并不断予以丰富和发展。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断言：哲学形态学成熟之日，也必然是建立于其上的哲学分类学成熟之时。
三、两大哲学基本形态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在世界哲学发展史上，不论是低级的哲学基本形态，还是高级的哲学基本形态，都有着自己特殊的地位和功能。比较低级的哲学基本形态的地位和功能，只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并不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完全消失。因而，社会越是发展，共同存在的各种哲学基本形态就越多。这就是传统形而上学在已经步入后现代社会的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不能消亡的原因所在。
1、传统形而上学。其一，传统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和根本缺陷。传统形而上学以黑格尔为代表，主要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仅仅依靠概念的逻辑推论，来建立绝对体系。“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形态，是致力于概念逻辑推论的一门学问，习惯于进行“单向终极逻辑推论”，其必然结果就是用“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看问题”。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一个事物，一个系统，都是多元素、多方面的。而“传统形而上学”习惯于用一个表述事物的某一元素或某一方面的最抽象的概念(哲学上所说的“本体”)作为出发点，进行单向终极逻辑推论，就必然得出片面的结论。在现实中，人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二者有机结合的统一体。如果片面强调精神的作用，就会出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荒唐现象：如果片面强调物质或实践的作用，忽视了精神和思想的价值，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精神动力。片面强调人的物质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必然导致天命论；片面强调人的能动性，一味追求“人定胜天”，很容易导致忽视客观规律而遭受自然界的惩罚。前些年出现的“实践本体论”，片面强调“实践”的作用，甚至得出了“实践没有涉及到的世界就不存在”的结论，这是非常错误的。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强调经济的作用，就有“经济唯一论”和“唯生产力论”，片面追求GDp，从而忽视人和社会的发展，忽视环境建设；在科学研究领域，强调应用研究的作用，就片面追求实用型发明(自然科学)和领导批示(社会科学)，而忽视基础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的作用等等。这些，都是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模式在现实当中的表现。也可这样说，在现实社会当中，“纯粹的”唯物主义和“纯粹的”唯心主义，都难以贯彻到底。因为，从学理角度理解，唯物主义就是在世界本源问题上，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唯心主义就是在世界本源问题上，认为世界是精神的，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传统形而上学内部的两大阵营，都具有传统形而上学的共同特征和根本缺陷，如终极性、片面性等。马克思在表述自己的思想的时候，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这种历史观”、“我的见解”、“我的辩证方法”、“人的科学”等。恩格斯也在不同的场合把马克思和自己的哲学称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方法”等，正是为了从学理的角度把自己的学说与传统形而上学区别开来。他们所说的唯物主义，已经与传统形而上学阵营当中的唯物主义有了天壤之别。至于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把一些与实际情况相符的、科学的理论和观点，称作“唯物主义的”，把与实际情况相脱离的、不科学的理论和观点，称作“唯心主义的”，已经不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谈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了。其二，传统形而上学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低级的形态并不等于无用，并不意味着必须被抛弃。在现实世界中，往往越是低级的形态，存在越为普遍，功能上越是必备。马斯洛的人的需求层次理论，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把人的需求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五类；以及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揭示了这个道理。同理，传统形而上学作为一个比唯物主义辩证法低一级的哲学形态，分门别类进行研究，讲究推论的严谨、体系的严密，强调静止和稳定，追寻终极，勇于坚持真理，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即使是在现代社会特别是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根本特征和功能。唯物主义辩证法以马克思为代表，主张面向现实，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解决最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其根本特征就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统一、理论和实际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统一，坚持以全面、联系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决与人类历史命运相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在哲学理论的表述上，唯物主义辩证法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真理是现实的反映，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不承认永恒不变的“本体”和绝对真理，反对建立普遍有效的绝对体系。认为自己的哲学是开放的、发展的理论。在哲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唯物主义辩证法是现实的哲学，坚持哲学是与现实相统一的，在现实中生长和发展的，是为现实服务、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正因为如此，唯物主义辩证法不仅是从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哲学，而且是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的哲学。它是现实的哲学、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哲学，是按照人民的根本利益认识和改造社会的哲学。马克思一生都致力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对未来社会的构思，致力于全世界无产者以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更是成了指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
3、传统形而上学与唯物辩证法两大哲学形态在现实世界中的相互关系。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需要各层次、各方面因素共同存在，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因此，如前所述，在现实生活当中，往往越是低级的形态，就越是普遍，越是离不开；越是高级的形态，越是见得少，用得少。就拿前面提到的人的需求理论来说，在人的需求方面，吃喝、安全是最低级也是最基本的需求，人人都需要，天天都需要，非常普遍，人的精神需求是更高级的需求，但必须在人的低级需求满足之后才能进一步实现精神需求。但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主要是由于他的精神而非肉体，只有满足了人的精神需求，一个人才能真正感到幸福。传统形而上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也是这样，传统形而上学是低一级的哲学形态，它专注于抽象思维和概念推理，追求终极，强调“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虽然违背辩证法有关发展的思想，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一般情况下所必需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否则，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就谈不上社会的稳定。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个哲学形态的重要性同时又是它的局限性――只在认识领域、“纯粹的思想领域”兜圈子，只是“认识世界”而不“改造世界”，造成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马克思的哲学并不反对认识世界，它想要强调的仅仅是：只是“认识世界”还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或者说，仅仅停留于哲学的低级形态还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具有哲学的高级形态!
因此，我们既不能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再有传统形而上学了，更不能因为有了传统形而上学，就用传统形而上学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改造成形而上学。低一级的哲学形态，虽然低级，但却是一些基础性的东西，抛弃了它，哲学的大厦就无法建构；仅仅满足于低一级的形态，满足于基础性的东西，而放弃对高级形态的追求，哲学大厦就缺乏了最辉煌的部分。
四、中、西、马哲共同繁荣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
近年来，中、西、马哲能否、如何融合的问题，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也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实际上，如果从哲学形态学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也许会更容易达成一些共识。
1、中、西、马哲共同繁荣的可能性。从哲学形态学的角度来看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各有自身的特点和独特的功能，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在现实社会当中共同发挥作用。从方法论特征上看，中国传统哲学重体悟和直觉，轻逻辑分析和推论、对体系的建构不甚在意：而西方哲学则相反，重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注重体系建设。二者的共同特征是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致力于认识世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这一基本哲学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新的哲学形态，不再局限于“纯粹的思想领域”，而是致力于在认识世界的基础上改造世界。在方法论上，重视对现实的调查和分析，对体悟和直觉、逻辑推理和概念分析以及体系的建构，都不如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那么重视。从哲学形态和研究内容上看，在三者当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高一级的哲学形态，注重重大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主要在推动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方面发挥作用；而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同属于传统形而上学，是低一级的哲学形态：现当代西方哲学侧重于人的情感、意志、权力以及相互交往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在人的自我发展方面起指导作用；中国传统哲学侧重于个人修养和社会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可以在人际关系和社会和谐、稳定方面发挥指导作用。也就是说，中、西、马哲“融合”是可能的，但这里的“融合”并不是一种哲学取代其他两种哲学，或是三种哲学“融合”成一种哲学，而是低一级的哲学形态，在超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面向整个社会进行思考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为指导；高一级的哲学形态，在超出自己的主要研究领域，面向个人发展和人际关系时，应该以低一级的哲学形态为辅助或补充。因此，我认为：倡导中、西、马哲的共同繁荣，也许比倡导中、西、马哲的“融合”更为恰当。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6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关于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理论局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党员干部读本）》（以下简称《十讲》）。这本书作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读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提供了一个范本。
第一，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意义，特别强调了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性。《十讲》的第一讲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社会主义实现了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由一国到多国、由初步探索到不断深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命运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坚定理想信念，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综合决策能力、驾驭全局能力，团结带领人民不断书写改革开放历史新篇章。这一重要论述，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十讲》的最后一讲特别指出，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精神支柱和安身立命之本。近年来，部分党员干部中出现的不信马列信鬼神、不讲公德图私利，究其根本原因，还是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就是要求党员干部下气力打牢自己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根底，牢固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动摇，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
第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充分揭示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哲学底蕴。《十讲》不是像一般哲学教科书那样按部就班地讲授哲学原理，而是紧紧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重点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主要方面，比如世界统一于物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的原则；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永恒发展的，要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和处理问题，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观点和根本工作路线；价值是人的活动的内在尺度，正确的价值观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真理与价值的统一是我们实际工作的基本原则；等等。这些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在此基础上突出强调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思想路线；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立场，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工作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的政治态度。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是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不仅包括哲学概念的推演，而且包括哲学原理在实践中的应用，包括实践经验的哲学概括。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主要的就是要掌握贯穿于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的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并从中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真谛。
第三，注重加强科学性与学术性结合、理论性与可读性的统一，提供了新时期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优秀范本。近年来，编写并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书不能说少，但是真正让广大干部群众喜欢的不是很多，而《十讲》却给人一种难得的新鲜感，它力求用简洁质朴的话语讲深刻的道理，增强了可读性，方便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阅读。说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当年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曾经开了先河。之后，通过《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更是树立了典范。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进程作出重要贡献。《十讲》集中了很多人的智慧，是新形势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种新的尝试。这本书将哲学理论研究和哲学通俗读物写作结合起来，为在更高层次上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了榜样。
（据《光明日报》，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7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8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新晨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偏概全/完整性
【正文】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战线同整个理论战线一样,在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结合时展,科技进步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研究迫切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包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取得了重大成就,也出现一批哲学新人,促使我国的哲学研究步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所谓哲学陷入了“困境”甚至“绝境”的说法,是极端片面的。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勿庸置疑的。我国哲学研究的发展在总体上也是健康的,其发展前景充满希望。但这绝不是说目前我国哲学研究,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就没有不足和问题了。如果这样认为,当然也是不客观的。我们还认为,在我国哲学理论研究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无论出现何种理论观点,都可以从不同方面、角度促进我们的理论反思,启迪心灵,开阔视野,寻找到理论研究发展的新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理论观点的出现,都有它的历史理由和积极意义,都为哲学发展作出一定的贡献。但是,正如人们常说的,存在的未必是合理的;局部正确未必完全正确。如果夸大了局部,甚至以局部替代整体,那就容易曲解理论的实质,客观上肢解了马克思主义,甚而造成新的混乱和危害。这就有必要提出,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事业中,既要注意克服教条主义,又要克服以偏概全的倾向问题。所谓“教条主义”是大家所熟悉的,即指在理论研究中的脱离现实,唯书唯上,思想僵化,人云亦云的倾向;所谓“以偏概全”是指理论研究中的随心所欲,各取所需,以偏概全,为我所用的倾向。这里所说的两种倾向,均属于学风和研究方法问题,一般属于学术范围内的问题。近些年来在哲学研究特别是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争论中,就存在着这两种倾向。一方面表现为教条主义,这是理论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固疾(包括老教条和新教条),是相当长的时期要努力克服的主要倾向,本文在此不加赘述;另一方面表现为以偏概全、各取所需的倾向,这是当前特别值得提出和重视的新倾向。这一倾向在近年来我国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近十几年来,我国哲学界在批评和纠正以苏联哲学教科书为范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旧体系的过程中,为了返本归真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和改革、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体系的研究,围绕什么是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展示了广泛而热烈的争论。许多专家学者,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着,特别是后来新发表的马克思着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为写《资本论》而撰写的《经济学手稿》、以及《人类学笔记》等),以便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的实质。这是极其必要的,并在研究过程中,提出许多有重大价值的理论观点和理论发现,极大地深化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本真意义的理解,有助于我们重新解读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真谛。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人们在看到这些喜人的成就的同时,也感到了新的迷惘。这就是对同一个马克思哲学,有了许多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彼此激烈对峙,互不相让。比如,有人认为马克思哲学是以物质论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唯物主义;有的认为是实践本体论或实践哲学;有的认为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唯物辩证法、是人学、是实践交往理论、是生存论、是文化人类学,等等。有的明确提出马克思哲学不是唯物主义,甚至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的唯物史观,只是个别观点,而不是马克思历史观的基本原理。观点纷呈,不一而足。我们仔细阅读各家之见可以看到,上述诸种观点几乎都是建立在分析解读马克思原着文本基础上提出来的,大部分观点也确是马克思哲学思想所固有的内容;许多观点又是被哲学界长期所忽视或否定的,因而突出强调马克思的某些观点或方面,是有历史理由的,对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建构马克思哲学新体系有重要价值。但是我们认为,上述观点基本上都是抓住或强调了马克思哲学中的某些方面,而不能真正反映马克思哲学的整体,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可以而且有必要以其中的某些观点为切入点深入探讨,揭示和展开其新的方面,从而丰富与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完整体系。但不可以以偏概全,各取所需,抓住其某一方面或为强调其被忽视的方面,而对其他方面不计其余,用自己对于某些方面的理解替代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把握,甚至认为只有自己才发现了本真的马克思云云。我们哲学界长期以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争论不休,是与某些人采取这种学风或研究方法分不开的,急待加以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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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上述解读方式背离了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理解。正如许多人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体系哲学,然而其本身已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当然是开放的、不断发展着的体系。所谓科学体系在宽泛意义上讲,即指理论、观点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虽然没有指明过自己建立了什么样的哲学体系,但马克思的哲学观点是有内在联系的有机整体,实质上已形成了马克思哲学体系的雏型或基本点。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特定历史的产物,它的理论观点必然带有历史的痕迹或说打上了历史的烙印。这就是:其产生的社会背景,是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结果;其思想理论背景主要是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直接批判继承的结果。在哲学方面,其直接的理论来源是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在欧洲存在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中,尽管其中包含有许多合理思想和天才的预见,但由于这三大领域基本上是相互分离的,因而没能形成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哲学方面,虽然有黑格尔辩证法这一辩证法的最高形式和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这一唯物主义最高形式,也是由于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分离,而没能形成科学的哲学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是以人类解放为出发点和归宿点的。它不仅把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吸收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而且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建立了统一的社会发展理论,即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与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本学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吸取其合理方面,克服其弊端,并在实践基础上,对此加以革命的改造,实现了理论创新,即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综合创新的产物。因而它是继承前人,又高于(超越)前人,实现了人类哲学思想发展的革命性变革。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哲学创建的固有(原生)形态。不仅如此,马克思本人也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经历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他起初信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当然是辩证的唯心主义),后来又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强烈影响,并以此为武器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方面(见1844年《巴黎手稿》、《神圣家族》等)。同时,由于对经济学的深入研究和工人阶级斗争实践的发展,马克思开始认清费尔巴哈(包括以前唯物主义)的局限性,认识到其根本原因在于脱离革命实践。于是,马克思站在实践立场,以实践观点为核心,尝试系统地批判费尔巴哈,这就是被恩格斯赞誉为“包含新世界观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诞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表明了实践观点是马克思新哲学的核心观点和根本特征。接着马克思又以实践观点为基础,研究社会历史,展开了对费尔巴哈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清算,这就是《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着作的出现。在这部着作里,马克思以实践的观点(“现实的人”即实践的活动中的人)为基础和前提,系统地阐发了新唯物主义,即实践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标志马克思哲学理论系统的基本完成。马克思后来集中研究《资本论》。他在《资本论》中使用的基本方法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当然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辩证法;并且对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在《资本论》中作了充分的论证。同时马克思积极支持恩格斯对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充分揭示辩证法规律的普遍性。这些都是大家熟知的历史过程。我们概要地叙述这一过程,是为了说明必须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理解和把握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整体与历史形态,而不能停留在或仅抓住其中的某个方面以视全体。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从理论总体上看是实现综合创新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就是他那个时代的人类先进思想综合创新的产物。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完整内容是包括唯物主义、辩证法、实践观、历史观、人学、人类学等在内的完整思想。第三,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实质是以实践观点为核心(或基础)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的确从没给自己的哲学规定具体名称,但他已明确提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我的辩证方法”,公开承认自己是黑格尔的门生。这些几乎是哲学界所熟知的常识,而常识的客观性是勿庸置疑的,它有力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和完整内容。因此,不可以只抓住其某一方面,而忽视或否定其他方面。比如有的学者不承认马克思是坚持唯物主义的。这显然与事实不符。马克思多次肯定评价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强调“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怎么能说马克思不坚持唯物主义呢?
哲学的基本方法篇10
【关键词】高等教育;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
一、前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是高等教育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国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也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发展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随之兴起和发展。到了时期，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停止、倒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各地高校才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课。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最终走向胜利一定有值得我们思考和学习之处。所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引领个人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正确方向。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是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工作者在哲学教育实践中长期积累和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本质、目的、价值及过程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实践的总结和升华，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论的核心。1重视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势在必行。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
康德说过：“一切知识都需要一个概念，哪怕这个概念是很不完备或者很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概念，从形式上看，永远是个普遍的、规则作用的东西。”2研究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要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正确的认识，了解其一般规律和基本特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实践性
教科书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定义为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里黑格尔“合理内核”和费尔巴哈“基本内核”的基础上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学说。但我们单从辩证法和唯物法的角度很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因此实践性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指导要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属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面向人类的现实生活，解决人们生存最基本的问题。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世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发展经过，造就了不同时代的特色。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哲学应从现实出发，理解“人的现实”，提供“现实的智慧”。马克思主义哲学解人们生活现实基本问题，引领社会进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时代性。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社会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相结合，其一是说人的发展会制约社会的发展，并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其二是说人通过实践改造社会，社会发展最终为了人的解放、促进人自由发展。这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注社会和人的发展，高度关注人类生存价值。这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科学性的特征。
三、高等教育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教学策略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特征、时代特征和科学特征，其教会人类要通过实践检验真理的准确性，人类与现实社会的发展相互制约，人类能够通过实践变革和改造这个社会，从而创作更加美好的明天。高校指导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能够为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教会学生如何将书本的知识付诸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目前，高校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情不高，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产生此类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理论化，学生学起来乏味枯燥；而是教师的教育教学方法过于单一，不能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能有效开展，这将阻碍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与发展。
（一）努力培养学生哲学素养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具有知识化的倾向，教师一味的将前人总结好的理论结果灌输给学生，学生在课堂中学习知识会觉得乏味无趣。要改变这种知识化倾向。就要求教师教育学生建立自己的哲学素养，在课堂上多提问题让学生独立思考。让学生在自我探索中发现问题、认识问题、提出假设、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培养其科学的理性思维的能力。学生在自我探索的过程中验证自己的假设，收获了成功，就会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达成教育教学目标。
（二）教师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
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注重知识的传承，同时受到教育内容、教材编写等方面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引导学生以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因此，在具体的教育方法上，往往采用的是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3灌输式教学方法又称“填鸭式”教学方法，即教师将书本的知识用讲授的形式填充在学生脑海中，这极大降低学生学习知识的兴趣和耐心。讲授法是教学过程中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即使有很多问题但我们也不能对其完全否定。教师对学生知识传输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体系的特征，教师应选择多种教学方法相互结合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教师讲述马克思主义基本特征时，可先选择讨论法，提出开放性问题让学生分组进行讨论，然后教师运用讲授法将书本知识传授给学生，让学生将独立思考问题的结构与科学理论知识相碰撞，提高学生学习理论基础的热情。教师运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要求教师掌握每种教学方法的实施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游刃有余、科学合理的变换教学方法，让学生渴望获取真理，收获新知。
（三）教师树立“尊重教育，以学生为本”新理念
“尊重教育”要先坚持以人为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不但要解决人们政治层面的问题，还应有助于促使人们的心理状态朝着健康方向发展，真正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一个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人。应当说，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回归。4对学校教育而言，“尊重教育”就是教师要以学生为本，遵循学生自身发展规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与学学生个性的培养、人格的树立结合起来，让学生主动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
参考文献
[1]程飞.高校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理念研究[D].新疆师范大学,2014.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296.
[3]李阳.实践思维方式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教育的启示[D].新疆师范大学,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