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社会主义；中性论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80-02
商品经济中性论，即商品经济只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是一种单纯的资源配置方式，没有社会和阶级属性，不存在姓“资”姓“社”的问题，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自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中性论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一、经济核算说
顾准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第一人，早在1957年就明确反对把存在两种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理由，提出要在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原因。“为什么现在社会主义各国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货币经济’呢？应该从这个体系的内部关系中去找答案。”[1]他指出现今的社会主义并非马恩所预想的生产力发达、单一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直接用劳动时间获取相应劳动券的方式在现今条件下是不适用的，“这样的换算只能在社会平均劳动的计算中采用，它不适用于个别企业的核算。”[1]直接劳动时间无法确定价值大小和分配标准，必须借助经济核算。“社会主义经济所以必须实行经济核算，从理论上和历史经验上说，都只是因为价值规律制约着经济计划，经济计划必须运用价值规律，如果不是由经济核算制来补充经济计划，计划经济运用价值规律有无法克服的困难之故。”[1]要有效实行经济核算就必须借助商品、货币、工资、价值，“社会主义所以存在着‘商品生产’与‘货币经济’，是实行经济核算的结果”[1]。
二、社会分工说
卓炯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社会独有，“作为商品而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方式上，还是在小农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2]因而反对用所有制说明商品经济的存在，“商品交换与所有制性质是否相同、与所有制关系都没有关系”[3]。也批评所有权转移的观点，指出“用属于上层建筑的方面的概念（所有权）来解释经济基础方面的概念是不科学的，而且在商品交换中，根本不存在丧失所有权的问题。”[4]强调“商品经济的共性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分工。”[3]而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只是在这个一般性上注入了新特点——雇佣劳动。消灭资本主义要消除的只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要消灭商品经济必须消灭分工。总之，“商品生产只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更具体地说，只是一个生产劳动分工的问题，不是所有制问题。”[5]
李炳炎对卓炯的社会分工论进行了补充和说明，更加详细地分析了分工的内容和性质。他指出社会分工包括主体和客体两大分工，主体分工是劳动者的职业分工，而客体分工又称行业分工，包括工业、农业及其下属、种、科的特殊分工。只有客体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存在。“我们认为社会分工的客体分工不能消灭，而且只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愈来愈细密。……从共产主义社会的职业分工的消灭不能推断出消灭商品经济。”[6]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劳动和商品经济的特殊的社会性质。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是“社会分工决定社会主义经济的商品性质，公有制决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6]李炳炎支持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观点，认同“社会分工决定商品经济的存在，而所有制决定商品经济的社会性质。”[7]
三、不同利益说
与以往经济学家单纯从所有制上做文章不同，薛暮桥更注重从直接的现实物质生活出发，关注不同群体的利益。“为什么社会主义社会中必然存在而且在一定时期内还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呢？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生产资料的两种公有制，存在着劳动力的个人所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按劳分配制度和物质利益原则。”[8]
卫兴华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更为复杂的物质利益关系，国家、集体和个人间的利益关系既有一致性，又有深刻和新增的矛盾，这就需要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调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需要从社会主义经济利益关系的特点去把握。”[9]“由不同企业间经营管理水平的差别所引致的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差别，只有通过市场机制、通过商品价值关系来实现。”[10]
马洪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所以是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计划经济，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内涵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人们之间物质利益上的上述差别就是社会主义经济还内在地具有商品经济的属性的直接原因。”[11]
四、特殊与一般说
杨承训认为商品生产有三个基本共同点：从目的性上讲，是为了交换而生产；从产生的条件性上说，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的特殊物质利益直接联系；从商品交换的原则而言，要遵循等价交换。他不赞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出现了马克思恩格斯不曾见过也不曾预料的形态，即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于是，‘以私有制为基础’就不能作为商品经济的共性。”[12]
有林也指出，“商品生产则为几个完全不同的社会生产关系所共有，就其作为商品生产一般来说，它的质的规定只是和非商品经济比较，从而只是和非商品经济相区别。”[13]在他看来，不能把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与社会形态性质混为一谈。“同是商品经济，可能是在个体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也可能是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封建制的基础上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的，还可能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的。”[13]
五、工具说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指出，“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市场和计划都是方法嘛。只要对生产力发展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14]这一提法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给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关系问题定下了主基调。
工具论的核心在于论述商品经济与社会制度不挂钩，“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交往形式，私有制度可以利用它，公有制度也可以利用它，私有制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公有制也可以成为它存在的基础。”[15]对这个问题进行集中论述的是卫兴华，他认为商品、货币、价值都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商品、价值、货币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经济规律，既不具有阶级属性，也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以此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自然也是如此。”[16]商品经济能和社会主义相结合在于“商品经济自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中性的经济形式，因而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与不同的社会性质的经济相结合。”[17]他强调商品经济不属于经济制度范畴，只是“社会分工发展条件下不同生产者之间劳动联系的一种社会形式。”[18]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他认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指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是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相融合的商品经济。”[19]
六、二重性说
郑炎潮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原因归结为社会劳动的二重性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二重性，继而归结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二重性。”[20]白永秀认为商品经济产生、存在具有二重性：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社会分工和“彼此独立进行的私人劳动”，“私人劳动”与“私有制”是同义语，但这里的私有制不是其他形式的私有制而专指个体小私有制。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则在于社会分工与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各企业所有者之间有根本不同的物质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并不是由于私有制的存在，而是由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内部各企业之间作为不同的产品占有者相对立。社会主义各企业是具有不同物质利益的经济实体，它们之间存在着互相当作外人看待的关系，由此决定了他们交换产品不能不计价值……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才能反映它们之间所具有的不同的物质利益关系。”[21]
总之，商品经济中性论者都从不同角度论证了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没有必然联系，进而证明社会主义可以发展商品经济，并且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同于以往任何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所以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其他社会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参考文献：
[1]顾准.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J].经济研究，1957，（3）.
[2]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62-363.
[3]卓炯.社会分工是一切商品经济的基础[J].唯实，1987，（1）.
[4]卓炯.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几个问题[J].求索，1987，（1）.
[5]卓炯.对商品经济的再认识[J].社会科学战线，1984，（3）.
[6]李炳炎.商品经济的性质是由社会分工决定的——与袁恩桢、顾光青同志商榷[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7，（4）.
[7]李炳炎.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J].安徽省委党校学报，1987，（2）.
[8]薛暮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m].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99-100.
[9]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0]卫兴华.对马克思、恩格斯商品生产理论的再探析[J].中国社会科学，1998，（2）.
[11]马洪.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J].经济研究，1984，（12）.
[12]杨承训.商品经济一般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个别[J].学术月刊，1983，（3）.
[13]有林.商品生产一般和特殊[J].哲学研究，1980，（11）.
[14]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03.
[15]牛宝德.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J].河南财经学院学报，1991，（2）.
[16]卫兴华.社会主义社会中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统一与矛盾[J].实事求是，1988，（3）.
[17]卫兴华.论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统一的理论根据[J].南京社会科学，1990，（1）.
[18]卫兴华.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J].江西社会科学，1991，（5）.
[19]卫兴华.商品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J].高校理论战线，1995，（4）.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2
一、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及其趋势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初步考察：
（一）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量值的增长和商品率的提高
我国农业中，种植业占绝大的比重，种植业中主要是粮棉油料等的生产。所以粮棉油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我国农业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根据徐新吾和吴承明同志的研究，粮、棉、大豆、烟叶、茶叶、柞蚕茧、桑蚕茧、土丝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1840年为24，987．2万元，1894年为78，574.9万元，1919年为217，171.9万元，1936年为450，000万元。这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值从1840—1894年增加了近2倍，约合年率1.5％，若按不变价格计算，则增加76．6％，从1894—1919年增加了1．76倍，年率接近5％，若按1894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增加143.4％。从1919—1936年增加了1．07倍，约略保持年率5％的速度。
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约为29.7％。
1952年，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为140．8亿元，当年农业总产值为461亿元，其商品率为30．5％。
从上面的数字看，1952年农副产品的商品率和1936年几种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基本相同。但实际上是降低了。因为1952年农副产品的收购范围不仅包括粮棉等几种主要农产品，而是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全部产品。林、牧、副、渔的产品的自给部分较小，而出售的部分比较大。
为了排除物价的干扰，我们还可以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商品量在其产量中所占比重的变化来加以观察。据吴承明同志估计，“我国粮食的商品率1840年约为10％，1895年约为16％，1920年约为22％，1938年不到30％”，（吴承明：《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52年我国粮食的商品率约为20．3％，若减去返销农村的部分， 则为17．2％。
我国棉花的商品率，据徐新吾等同志文稿中的资料计算，1840年约为27％，1894年约为38％，1920年约为42％，1936年约为51％。据国家统计局数字计算，1952年我国棉花的产量为130．4万吨，收购量为108．7万吨，商品率为83％。
总之，从1840年—1936年的近百年间，我国农产品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一般都是在增加着的，虽然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二）农产专门化区域的形成
农业商品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农业生产的专门化上，即表现在一些区域专门生产一种市场生产品，另一些区域又专门生产另一种市场生产品，并且农业的其它方面也都适应于这种主要的生产品。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十九世纪末年以后，我国农产商品化的过程加速了。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全国不少地方已形成了许多新的农业生产的专门化区域。如东北是生产大豆的主要区域，河北、江苏、湖南和湖北等地已成为棉花生产的中心；江浙、广东等地是蚕丝的生产中心；山东、河南等地是烟草和花生的集中产区；内蒙等地是盛产皮毛的畜牧区域等等。
这些新的专门化农业区域已不象过去那样完全是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所造成的，它主要是由国内外经济的发展所促成的。这表现在：1．它与新式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如东北原是人烟稀少的荒僻之地，后来由于中东铁路的兴建而变成了一个粮食生产基地，其大豆远销国内外。2．它与近代工业的发展息息相关。江苏、河北等地棉花商品生产的发展与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棉纺织业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其它如蚕丝、烟草、花生、畜牧业商品生产的发展也都与丝织、卷烟、榨油、毛纺织业所需原料的日益增长有关。3．它与城市工商业人口增加有关。一些商品粮生产和贸易中心就是受城市工商业人口增长的刺激而发展起来的。4．它与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掠夺以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关。如日本对东北大豆的掠夺，其它帝国主义国家对烟叶、棉花等的掠夺，往往促进这些农作物的畸形发展，形成一些专门化区域。对外贸易的发展，世界市场对某些农产品需要的增加，也会促进某些农作物商品化的发展，使之出现一些专门化农业区域。
这些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出现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种表现，同时它又是农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个动力。这种专门化农业区域的形成，“不仅引起农产品与工业品间的交换，并且引起各种不同的农产品之间的交换”（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0页）。
我国近代农业专门化虽有发展，但程度不高。首先，从地区上看，其分布是很不普遍、很不平衡的。它主要集中在沿江、沿海等一些交通比较发达的区域。其次，从农作物上看，主要是大豆等几种农产品商品化程度较高，而粮食作物商品化程度则很低。再次，这些区域内仍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它们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受到封建的买办的商业高利贷网以及帝国主义的剥削，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并没有很大的发展。
（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种植面积比例的变化
粮食作物的商品率一般是比较低的，经济作物的商品率是比较高的，因此，这两类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变化也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指标。
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编的《第四次农商统计表》中的资料，1914年时，粮食作物面积占各种作物总面积的88.9％，油料作物面积占8．8％，棉花面积占1．9％，烟叶面积占0.4％。
根据《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中有关资料计算，1937年，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宁夏等15省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的83％，油料作物面积占13％，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1946年，粮食作物面积占作物总面积81％，油料作物面积占15％，棉花面积占3％，烟叶面积占1％。由此可见，从1914—1938年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稍有减少，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重略微增加，从1937—1946年情况基本仍如此。这说明，二十世纪前半期，我国农村商品生产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粮食作物面积占耕地总面积最高达89％，最低也为81％，即始终占80％以上，其它各类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占耕地总面积，一直没有超过20％。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不够发达。
（四）农村各阶层对市场依赖程度的加深
农村各阶层与市场的关系也是衡量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指标。
首先，货币在农民经济收支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据有人调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七省十七处2，866田场支出中，现金部分占47.6％，田场收入中，现金部分占58．1％。其次，各类农户的生活用品都有相当一部分要购诸市场。据调查，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安徽等六省十三处农户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34.1％，绥远一些地方农民生活费用中购买部分占54．7％。由此可见，农民对市场的依赖程度已经较深。这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货币经济已有相当的发展。
不同地区的不同类型的农户与市场的关系不尽相同，甚至有很大差别。
1．除东北以及沿海地区外，许多交通不便的地区的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如：四川峨嵋山一带田场，货币支出仅占全部支出的31．29％，货币收入也仅占全部收入的39．03％。
2．各类不同农户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也不相同。如黑龙江流域，耕作面积在15垧以下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数的56．9％，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58．7％。耕作面积在15—30垧的农户，每垧出售的农作物占全部的55．5％，购买的饮食费占其饮食品总值的16．4％。耕作面积在30—75垧的农户，出售部分占58.2％，购买部分占15．2％。耕作面积在75垧以上的农户，出售部分占61．9％，购买部分占6.4％。一般说来，低类和高类农户的农产商品化程度是比中间类农户高些。
3．总的来说，我国农民经济的商品性是比较低的。孙晓村在《中国农产商品化的性质及其前途》一文中，引用马札亚尔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的话说：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农村中农民经济的商品性，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百分之四十，即是说，农民出卖自己的生产物不少于百分之四十，并且在市场帮助之下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少于百分之四十。”这说明，农民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还不到50％，农民经济生活基本上仍保持着半自给状态。
（五）我国城乡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
列宁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表示日益众多的人口之与农业分离，即表示工业人口之由于农业人口减少而增加”（《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11页）。我国城乡人口比重的变化也是测量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一个标准。据徐新吾同志估计，我国农村人口占城乡人口的比重，1840年为95％，1894年为92％，1920年为90％，1936年为88％。
1949年全国人口54，167万，其中乡村人口48，402万，占89．4％：1952年乡村人口占87．5％。
总之，我国近代乡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是不断减少的，即1840—1952年，从95％减少到87．5％；而市镇人口的增加比乡村人口和全国总人口的增加则快些，即从2，000万增加到7，183万，增加了258．2％，而全国人口从40，000万增加到57，482万，增加43．7％，乡村人口从38，000万增加到50，319万，增加了32．4％。这说明，从1840年后的百余年间，我国市镇总人口是不断增加的。它是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反映。但在1936—1949年间，我国市镇人口从5，400万增长到5，765万，仅增加了365万，即增加6．8％。而乡村人口则从39，600万增长到48，402万，增加了8，802万，即增加22．2％。这个时期我国城市人口增长较慢，从而使其在全国总人口中所占比重有所下降的事实，反映出这个时期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迟滞。我国市镇人口虽由乡村人口之相对减少而增加，但我国市镇人口所占的比重仍是很小的，如1925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4.05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而我国1920年市镇总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0%；1950年世界城市人口约为7.2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9%，而我国市镇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2.5%。这又反映出我国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程度也是不高的。
综上所述，无论从主要农产品的商品率、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比重、农村各阶层对市场的依赖程度以及城乡人口的比重来看，自1840—1952年的百余年间，我国农村的商品经济是在发展着的，其趋势大致如下：从1840—1894年，发展缓慢；从1894—1936年，发展较快；从1936-1952年基本上没有什么进展。我国农产商品化的程度也有所提高。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3页）。但是我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还是比较低的，农村经济生活在许多方面仍保持着半自然经济的状态。
二、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原因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是有所发展的，但它又很不发达，其原因是什么呢？
首先，我国近代农村生产力水平很低，且有衰落之势，整个农业生产不发展，商品生产和交换也就不可能有长期稳定的发展。在我国耕地少、产量低的情况下，我国近代粮食总产量始终徘徊在两千多亿斤左右，这些粮食大部分被农村人口消费掉了，运销城镇的真正商品粮占的比重很小。由于我国的交通阻塞，运输不便，对外贸易又处于不利地位，广大农民不易通过外贸和内贸取得自己所需要的粮食，所以他们极力发展粮食的自给生产，有时为了保证粮食的自给，甚至不惜放弃经济效益较高的经济作物的种植。因此，我国近代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在总耕地面积中所占的比重始终不超过20%，而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一直占80%以上。我国粮食的商品率既没有很大提高，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又不可能有很大增长，这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程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我国近代交通通讯事业不发达以及频繁的侵略反侵略的战争和国内战争都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严重影响。商业的发展，是把治安与交通作为它的外在条件，把交通媒介的确定，交换对象的增殖，作为它的内在条件。这就是说，统一和平的环境，交通的改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反，战争和动乱则有碍于农村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古代是这样，近代也是如此。如前所述，抗日战争前农村商品经济发展较快，而抗战爆发后直到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则较慢，就是明显的例证。在长期的大规模的战争环境中，农村商品经济之所以不能发展，是因为战争的参加者都必须首先保证粮棉的供给，因此都极力发展粮棉的自给生产，相对缩小其商品生产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广大抗日根据地是强调生产自给的，机关工作人员甚至部队都要尽可能自力更生，力求生产自给。在国统区和沦陷区，粮食、棉花等的供给也是最迫切的任务，因此，在日本统治下的沦陷区也不得不实行粮食的配给制，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所谓大后方，也实行什么经济统制政策。生产中的自给、流通中的统制和分配中的配给政策和制度，虽然其性质各不相同，但它们都从各个不同的方面限制了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战时交通阻塞，货币金融制度不统一，这更加阻碍商品的流转，并进而影响商品生产。
再次，中国农产品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旋涡之中，一方面使适应外资需要的某些农产商品畸形发展，另一方面，许多农产商品因受到世界市场的竞争而衰落。中国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小商品生产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的被动的地位，其前途是暗淡的。中国国内因为交通不便、政治不统一、帝国主义的划分势力范围政策的影响，而没有形成完整的统一的民族市场。中国因为工业不发达，城镇人口增加有限，所以城镇对工业品原料和商品粮的需求有限，广大农民因受帝、官、封的压迫剥削而十分贫困，购买力萎缩，许多农民为了交纳赋税、还债、购买其它必须品而不得不干新粮下来时忍痛将其出卖，然后又于青黄不接时借钱到市场上高价购粮。显然，农民的这种购买力是一种虚假的购买力，不可能促进农产品的扩大。
最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不发达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分工不发展，在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的阻碍。中国近代农村经济中，耕织结合、纺织结合、农牧结合、生产和运输结合，纺织、畜牧、运输等都还没有从农业中独立出来，没有专业化，没有形成大量的专业户。在农民自耕自织、自养猪、自运输的情况下，社会分工不发达，商品经济也就不可能发展起来。
总之，我国近代农村的商品生产是在农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饥饿的商品生产”；商品流通是在市场购买力萎缩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商品流通。这种缺乏基础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显然不可能有高度的正常的发展。
三、关于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
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经济的性质如何，这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在二、三十年代一些人首先夸大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然后又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等同起来，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在三十年代又有人夸大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的程度，认为中国已是一个“完全”的“资本主义社会”，“即在农村也不能不随着这个资本的势力所达到的地方，顺应外来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之整个的体系而改变它旧有的经济结构”，即农村经济也已资本主义化了。
这些人都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完全等同起来，他们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就是资本主义化的程度。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因而是错误的。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我们承认，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内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争后，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加速发展，为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前提。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段时间内，中国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是比较快的，伴随着这种发展，不仅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和手工业发生和发展了，而且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发展了。自抗日战争发生直至全国解放这段时期内，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停滞和衰退，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呈现出衰落的趋势。这充分反映出农村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联系。但是，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又是不同的，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在于，把小商品生产误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诚然，小商品生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但小商品生产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事实上，中国近代农村商品生产主要是小商品生产，而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如前所述，我国近代粮食商品化程度的提高主要是由于农民小生产者为了买粗粮而卖细粮的粮食品种调剂和为了交纳租税、偿还债务而于收获之后贱价出卖，然后再于青黄不接之时到市场上高价购买粮食所促成的。农民小生产者为买而卖的这种商品生产，显然是小商品生产。这种商品生产的发展，不是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的发展的表现，而是农民小商品生产者逐步走向饥饿贫困破产深渊的表现。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增加，是我国农村商品生产发展的又一个主要表现，但其中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有些经济作物的种植在农民小生产的经营中反比在富农、地主的较大经营中普遍些。例如“在陕西、四川、云南等省的鸦片区域，农民经营的规模愈小，这种鸦片的成份倒愈大，原因是鸦片税额太重，贫农兼种粮食，必致更无力量纳税，反之，较富的农民，却能划出一部分农田种植自给的粮食”（陶直夫：《中国农村现阶段性质之研究》，转引自《中国农村经济论》第200页）。在山东的烟草种植业中也有这种情形。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近代农村小商品生产占显然的优势，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
把资本主义经济和商品经济混同，从而夸大中国近代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错误还在于，把农产品在流通范围内受资本势力的支配与农业生产本身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混为一谈。他们反驳说：鸦片战争前的商品生产虽仍可看作简单商品生产，但是自资本主义的经济侵入以后，中国的国民经济便都不得不走进了资本主义经济之体系中，这样的商品经济（不是单纯的商品经济）与原有的商业资本结合起来，使乡村地主布尔乔亚化。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3
一
首先从自然经济说起。
什么是自然经济，并没有统一的定义。人们对它有各种各样的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是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所反映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出发，从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出发，来考察自然经济的。凡生产是直接用于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用于交换的经济，不论它在人类历史上以何种形式存在，都可以认为它是自然经济。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就是这种经济的本质特征。我国学术界通行的这种理解和表述，体现着自然经济一般。
自然经济是一个历史范畴。由于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曾经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存在。在这几个不同的社会形态中，自然经济具有一系列的部分质变。探讨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首先要探讨这个经济范畴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封建地主、个体农民以至个体手工业者，都经营有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如在中国，封建国家经营有满足自己需要的官手工业，封建地主经营有“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以赡衣食”的自给性生产等等。然而个体农民(包括自耕农和佃农)是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农民家庭是社会基本生产单位，小农经济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都集中通过小农经济的发展变化而表现出来。
当时的社会经济中，自然经济已是与商品经济相联系而存在。从农民来看，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足以把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结合于家庭内部。农民为了直接取得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特别是衣食等基本生活资料，就要进行自给性生产。他们既从事农业，又从事手工业，并形成通常所说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结构。
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的发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日益多样化。由家庭经营和个体劳动所局限，任何一个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小农的这种特点，就迫使他们卷入市场交换，从事商品性生产，与其他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产品，取得自己不能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持续自己的生产，维持一家的温饱。生产使用价值的自给性生产，与生产交换价值的商品性生产，就相辅相成地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也就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结合在同一个主体之上。
当时，自然经济又与封建剥削制度相联系。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通过缴纳封建赋税或封建地租，养活封建主阶级。缴纳封建租赋，是农民获得小块土地进行生产的先决条件，因此，他们必须把封建租赋同自己直接消费的产品一样，摆在自给性生产范围之内，当作使用价值生产出来。自然经济成为农民既为自己消费需要，又为封建地主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就体现着自然经济与封建经济的本质联系。
尽管封建社会自然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等同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但是，由于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整个农民的自给性生产，具有封建国家、封建地主和手工业者所经营的自给性生产所不可比拟的巨大规模，自然经济就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
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而存在的条件下，自然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形式，仍然会同其他任何经济形式一样，具有体现自己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我曾经在《论清代前期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1]一文中提出，在封建社会中，由于自然条件和农民自身生产条件的差异，农民启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的结合程度，是会各不相同的。在整个小农经济中会形成一个多层次的商品生产结构。这个结构从另一个角度来考察，也就是自给性生产的多层次结构，即农民自然经济保持程度的多层次结构，其具体构成如下。
第一，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绝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只把自用有余的小部分产品投入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这里所说的总产品，是指农民所生产的包括农产品、手工业品和其他副业产品在内的全部产品。自用有余的产品，可能是属于其中的这种或那种产品。
这种农民的生产，不但自给性生产占有显然的优势，而且其出售的产品，本来是为了自用而生产的，即不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只是由于投入交换，才具有商品的性质。这是一种具有自然经济痕迹的、在流通领域里形成的商品，还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
这种农民少量产品的出售，只能补偿少量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不可能更新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主要还是自己生产的，即经济条件的“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2]。尽管已经有了商品交换，但生产循环仍然是一种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马克思把这种农民直接消费其产品的绝大部分，只有少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的生产，叫做“真正的自然经济”[3]。
第二，半自给型生产。这种农民总产品的大部分供自己消费和缴纳封建租赋，同时又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用以交换其他生产和生活必需品。在封建社会中，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前期，这部分商品还会包括一些是自然生产物的土特产品和奢侈品。尽管它们的再生产过程主要是在自然界实现的，但一经由“任土作贡”的方物，转化为商人贩运贸易的商品，农民的狩猎，采集、捕捞等活动，也就带有商品生产的性质；这种农民出售的产品，都是以交换为目的而生产的。这是他们与上广种农民的区别所在。
这种农民已经有了部分商品性生产，他们的生产也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生产分工的体系之中。但是，由于自给性生产比重大，商品性生产比重小，其生产要素通过市场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的部分，并没有超过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从整体来看，这种农民的生产，还基本上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而仍然基本上是自我完成的再生产。所以恩格斯说，这是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4]。
第三，交换型生产。这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有些农民，其总产品除了缴纳封建租赋之外，少部分供自己消费，大部分用于交换，以换取其他生产和生活用品。他们从事商品生产，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以维持一家的温饱。这是一种在交换价值形式下的使用价值生产，还没有脱离自给的内核，因此，其商品流通是“为买而卖”。由于商品性生产已居于主要地位，自给性生产已退居次要地位。这类农民已成为或基本上成为小商品生产者。
交换型生产的另一类是，农民商品性生产的比重更大，自给性生产比重更小，甚至已无足轻重。他们从事商品生产，已不仅是为了获取使用价值，而主要是追求利润，即交换价值增值，以发财致富。其商品流通是“为卖而买”。这种农民已属于从小商品生产者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过渡形态。
上述这四种类型的生产，以具有部分质的差异相区别，存在于整个封建社会阶段。按照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任何事物不仅有质的规定性，而且有量的规定性。事物又常常是包含着多种运动形态和多种矛盾的统一体，使它具有多方面的质。在这种情况下，事物的性质就是由其主要的质所规定的。当其次要的质的量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界限，它仍然会保持自己的原有性质，而不会转化为另一事物。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的自给性生产，超过或大大超过其商品性生产，自然经济就仍然是其主要的质，商品经济仅是其次要的质。因此，它们就应当属于或基本属于自然经济范畴，成为封建社会中体现自然经济关系，即自给自足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是自然经济单位在封建社会中存在的具体形式。
自给自足是对自然经济本质的一种通俗概括。现象总是以丰富多变的形式表现本质，特别是在事物具有多种质的条件下，现象与本质之间更会出现差别和矛盾。所以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只是存在于原始社会的初期，此后它只是相对地存在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在事物质变和量变错综复杂的运动过程中，如果不区分主要的质和次要的质，如果不把握住决定事物性质的数量界限，而是机械地把完全意义的自给自足作为衡量小农家庭是否是自然经济的绝对尺度，必将导致对自然经济过多过早的否定，这无疑是不适当的。
封建社会的农民，已是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并具有自有经济和一定独立性的生产者，他们比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的生产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具有更优越的生产条件，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封建社会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相比较，生产者产品自给的品种、数量和质量，都是大不相同的。
综上所述，以个体农民的自给性生产为主要内容，以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为主要存在形式，以使用铁制农具和牛马畜力的小生产方式为生产条件，这就是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具体的历史内涵。它体现着自然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二
在封建社会中，自然经济具有强大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然经济会逐渐削弱，并随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会最终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所代替。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国家和封建主都经营有使用徭役劳动、奴婢劳动或雇佣劳动的商品生产，还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生产，但是，最普遍大量的是农业和手工业中，以生产资料个体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小商品生产。因此，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可以说主要是小商品经济。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重要关键：（1）直接生产者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2）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5]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主要是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过程。这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也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在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力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作为一切生产首要条件的粮食生产，还不能在农民满足自己消费之后，有更多的剩余，从而为从事农业的人和从事手工业的人，为从事食物生产的农民和从事原料生产的农民，提供实行较大分工的可能，因而，自给型农户这时就必然占有大多数，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还只是居于少数。
这时在市场上，特别是在农村市场上交换的产品，既有半自给型、交换型农户和手工业者商品性生产的产品，又有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这时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已不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品，而已是普遍的、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品。广大自给型农户把这种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使它在整个市场交易量中占有巨大的比重。前面已经说过，自给型农户自用有余的产品，不是基于社会分工而生产的。生产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因此，这时的商品经济还不具有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欧洲的封建社会就有过这样的阶段，马克思说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6]，（马克思所说的中世纪，一般是指欧洲的9-14世纪）在中国，《孟子》所说的，农民“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的阶段，是否属于这样的时期，有待于经济史学者的考证。
尽管剩余品的生产还不是交换价值的生产，但是，农民出售剩余品，就已“具有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7]，经常有大量剩余品投入交换，就会促进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并且促使它们朝着交换价值生产的方向发展，推动自给型农户逐渐转化为半自给型农户和交换型农户，从而使整个市场逐步从以使用价值生产为基础，转向以交换价值生产为基础。这是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长期趋势。
半自给型农户由于根据社会需要生产一部分商品，它们的生产就开始纳入整个社会分工体系之中。在封建社会的某一个阶段中，如果半自给型农户在整个农户中占有多数，它们投入交换的商品，在整个市场交易中占很大的比重，这时商品经济的社会分工的基础，也就是交换价值生产的基础，就会进一步完备。
在封建社会中，各种生产力因素经过长期积累，会出现一系列发展变化。劳动人口和耕地面积的不断增加，扩大了农业的生产规模；生产工具的改进和系列化，提高了农业劳动的效率；水利设施、陆路和水路交通的发展，改善了农业生产的劳动条件；自然资源的开发，丰富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对象；耕作技术和生产经验的积累，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到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会加快自己的发展步伐，为商品生产的发展，提供比较充分的农业基础。
在上述条件之下，商品生产就会得到较快的发展。通过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逐渐向交换型农户转化，会出现大量主要生产粮食和其他食物的农民，主要生产原料作物的农民，和“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8]的农民。通过农民家庭手工业以一定规模与农业分离，会使许多农民转化为手工业者，并逐渐形成从事各种原料加工的独立手工业部门。
这种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不同，他们要出售自己的大部分以至全部产品，必须在市场上补偿他们的大部分以至全部生产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和口粮。他们的生产已经是完全或基本上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之上，成为“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9]他们的这种商品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与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自然经济性质的生产循环，就具有质的差异。
封建社会的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有可能在封建租赋之外，还能“生产出一个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余额”[10]，也就是在封建租赋以外的剩余产品。这是一个变量，在封建租赋既定的条件下，就决定于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成果的大小。交换型农户和独立手工业者是最有能力生产这种剩余产品的个体生产者。这种剩余产品都是要投入交换的，因此，这种农民和手工业者又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个体生产者。
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如果不从事自给性生产，“生产专业化即社会分工的完成”[11]，他们就已经成为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列宁在讨论农民的自然经济转化为商品经济的时候，就是以这种小商品生产者为准绳的。他说，“单独的个别的生产者专门从事一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是商品经济的必备条件”[12]。这种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确实是存在的，如城市独立手工业者。列宁在此加以强调，是理论彻底性的需要。但是，“概念和现象的统一是一个本质上无止境的过程”[13]，在封建社会的实际经济生活中，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刚在发展的时候，大量出现的不是典型的小商品生产者，而是不完全脱离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即具有一定程度专业分工的小商品生产者。
出现这种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在封建社会中，最大量的是生产粮食的农民。他们的商品性生产不论如何发展，也不会脱离粮食的自给性生产，这是毫无疑义的。
农民的商品性生产从一开始出现，就“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萌芽”[14]。在交换型农户中，商品性生产已占主要地位，如果市场条件发生变动，它的产品的价值不能实现，其生产和生活就会出现危机。保留一定的自给性生产，特别是粮食的自给性生产，就可以缓解危机，就可以多一分生存保障。所以不论是生产原料的交换型农户，还是生产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都可能保持一部分粮食或其他食物的自给性生产。
特别值得提出的农村手工业者。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农业生产和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广大农民的需求增多，会引起农村手工业一定程度的发展。西方学者把西欧各国出现的这种发展叫做前工业化阶段。这种农村手工业产品的销售对象，主要不是封建剥削者，而主要是广大劳动群众，就必然要求成本低，价格廉，生产就必须接近原料产地。这种大众化的产品，质量不必精细，生产技术容易掌握，因之这种手工业必然首先从农村中发展起来。农民从农业转向手工业只能是逐步进行的，在这个转轨过程中，必然有许多农民保持着一定的粮食和原料作物的生产。就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基于上述应付市场变动的原因，农村手工业者也会自然地保有一定粮食或者原料的自给性生产。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生产力的不够发展，没有充足的稳定的粮食供应，农民和农村手工业者也无法切断自己的自然经济脐带。
这种保留有一定自给性生产的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户，同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一样，都已属于商品经济范畴，都同样是封建社会中体现商品经济关系的经济实体，与属于自然经济范畴的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是不相同的。所以马克思把“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的农民，叫做“新的小农阶级”[15]。根据这一原则，那些生产粮食、原料和其他食物的交换型农户，也同样可以视为新的小农阶级。
自然经济既是历史范畴，又是地域范畴。在封建社会的一定历史阶段，自然经济不会在全国各个地区以同一水平存在，商品经济也不会在各地以相同水平同步发展。它们的发展变化，同任何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一样，总是在不平衡的运动中实现的。各个地区由于气候、交通、土壤和资源等自然条件的差异，经过人们长期开发，又会出现社会分工发展程度的差异，即出现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从而自然地形成自然经济强大、比较强大和比较薄弱的各类地区，也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比较发达和发达的各类地区。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中，还会形成具有不同专业分工的地区，有的是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自给性生产，成为粮食作物或原料作物的专业性生产地区；或者是手工业中的商品性生产超过农业中的商品性生产，成为手工业品专业生产地区。因此，在封建社会后期的一定阶段，由于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的大量出现，由于各种专业分工地区的形成，商品经济就会具有更为完备的社会分工的基础。
总之，任何封建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都会通过各种类型农户的不同比例配置，通过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形式，保持着不同的自然经济水平，也就是具有不同的商品经济水平。在任何一个封建国家中，我们都不可能获得各种类型农户比例配置的数据，也不可能获得自给性生产产值和商品性生产产值的精确数据，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推断，在封建社会一定的历史时期中，自给性生产具有强大的地位，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商品性生产的产值则可能大于自给性生产的产值。但是，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以至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交换型农户和农村手工业者无论多么发展，也不会导致自然经济的消失。这种历史连续性甚至可以延至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的时代。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德国的机器大工业已经兴起。许多雇佣工人或者是自己拥有土地和菜园，或者是通过租佃拥有土地和菜园，以从事自给性生产。他们的这种“园艺业和耕作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曾经是保证工人阶级物质状况可以过得去而且有些地方是过得相当不错的基础”[16]。
为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终封建社会之世，自然经济还会始终存在，商品经济也不能得到充分地普遍化发展。这都有待于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17]。因为“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18]这是马克思总结西欧历史发展所得到的结论。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相对纯粹的自然经济，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在对立统一中消长，然后转变为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纯粹的商品经济，这正是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三
商品经济同自然经济一样，它本身并不具有特定的社会性质，因而可以同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相联系。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以至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其性质都是各不相同的。就是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在总的量变过程中，也会出现阶断性的部分质变。
在封建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由各种类型农户不同比例配置所形成的商品经济，既会具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发展水平，又会保留有不同程度的自然经济痕迹，因而呈现出部分质的差异。试以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作点粗略比较。
首先，从农村市场看。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农民生产的自给性水平还很高，农民和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的商品交易量一般不是很大。那种生产者自用有余产品余缺调剂的交换，那种生产者必要产品同特殊需要发生关系时品种调剂的交换，会占有一定的以至很大的比重。这两种交换都具有使用价值生产的自然经济痕迹。因之，农村市场主要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直接交换，假手于商人的情况不是很多。加以有限的市场交易量要分散在广大农村，市场因之是狭小的，一般不能摆脱小范围的地域局限，只能在广大农村形成以墟集贸易为主体，以市镇贸易为补充的“地方小市场的网”。[19]这种农村市场一般只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能满足他们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销售农副产品和家庭手工业品的需要。
通过商品交换，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不但是个体农民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也是社会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一定地区，如一县一州，必需有自己的产品，能与其他地区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实现供给与需求的平衡，才能使社会再生产得以顺利进行。这就会形成一定的地区间的贩运贸易。因此，某些农村市镇，特别是商品生产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市镇，除了具有保证供给与需求的经济功能之外，又会具有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使它成为农村外销商品贩运贸易的起点，农村输入商品贩运贸易的终点。在这种农村市场上，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互通有无的直接交换就会缩小，而以商人为媒介的商品流通就会扩大。
到封建社会后期，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大体还会保持封建社会前期农村市场的那种状况。但在其他地区，由于粮食作物、原料作物和手工业品的商品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农村市场就会发生变化。如果说在封建社会前期，商业资本主要是以自己的运动，使农民的产品发展为商品；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却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农民和手工业者已无法自己在当地销售全部产品，也无法互相提供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要求商业资本为他们的产品实现价值，并为他们的再生产实现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因之，这里的农村市场已由主要是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转变为主要以商人为媒介的交换。并且会突破地方小市场的格局，形成一系列商业市镇和手工业市镇，建立起长途运转的商品流通渠道，形成跨越地区以至跨越国界的市场网络。在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还会在生活资料市场之外，形成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在生产分工发展的基础上，形成雇工市场；在农民和手工业者生产借贷增多的基础上，从传统的高利贷资本中出现金融市场，从而构成以商品市场为主体的农村市场体系[20]。这种具有多功能（包括保证供求和集散商品的经济功能）的、以市镇贸易为主体、以墟集贸易为补充的农村市场，就为农民扩大再生产、发展商品生产提供更有利的条件。
但是，生产者之间余缺调剂、品种调剂的交换仍然会存在，甚至会有一个较大的绝对值。只是在商品成交总量中，其比重已大大缩小了。
其次，从贩运贸易看。在封建社会中，通常存在着从农村流向城市，供封建剥削阶级和其他城市人口消费的，以农副土特产品和奢侈品为主要内容的贩运贸易。同时，由于农民和手工业者需求的多样性，他们也必需与外地区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互通有无，也会形成一定规模的贩运贸易。因此，贩运贸易就成为当时的重要商业活动。
在封建社会前期，贩运贸易的商品，除了手工业者的产品之外，主要是由自给型、半自给型农户所提供的。它们每家每户投入交换的商品固然有限，但千家万户的投入，也会成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可以形成繁荣的贩运贸易。它们出售一些农产品或者家庭手工业品，虽然标志着农业和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分解，但它们还主要从事农业，它们的手工业和其他副业还从属于农业，基本上没有专业分工。没有生产的专业分工，也就不能有充分的地区分工。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和由它所带来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是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这种地区的贩运贸易，更多地是建立在这种具有自然分工性质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比如粮食这种重要的贩运贸易的商品，它所形成的主要是“以年之丰歉，或籴之使来，或粜之使去”的地区间丰歉调剂市场。这种地区间籴来粜出的市场，就不是由地区分工所引起的。自然经济正是这样的贩运贸易中保留着自己的痕迹。
在封建社会后期，农产品和农村手工业品流向城市的贩运贸易，在继续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特别是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与手工业品产区之间的贩运贸易，会有明显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地区间的一种纵向联系，后者则是地区间的一种横向联系。前者主要是体现农民、手工业者和封建剥削阶级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主要是生活资料，后者则主要体现农民与农民之间、农民与手工业者之间的交换关系，贩运贸易的商品既有生活资料，又有生产资料，说明它已大体是建立在一定的专业分工的基础之上。粮食作物区、原料作物区和手工业品产区之间出现大规模、长距离的贩运贸易，正是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重要发展。
再次，从城市市场看，在封建社会中，城市市场主要是封建官吏、封建地主及其仆从、军队等以自己的收入，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他们的收入都是封建租赋的转化形态，即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剩余产品。数量巨大的剩余产品集中在数量有限的城市中投入交换，就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市场。封建赋税和封建地租主要是采取实物形式。它们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作为使用价值生产出来的，只是因为投入交换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可以说只有商品的流通方式，而没有商品的生产方式。这就使城市市场既建立在交换价值生产之上，又建立在使用价值生产之上。因之城市市场并不具备完全的商品生产的基础，也就不是完全意义的商品经济。尽管实物租赋会逐渐向货币租赋转化，使城市市场的商品生产的基础有所发展，但这种转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商品生产基础的不够完全，是封建社会城市市场的共同特征。
在封建社会前期，由于城乡商品生产不够发展，城乡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就不够发达。尽管城市中有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但其产品主要供城市人口消费，并不流向农村，与农民的产品相交换。因此，城市市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于投入市场的封建租赋价值量的大小。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就使城市市场保有较多的自然经济痕迹。
到封建社会后期，由于地区间贩运贸易的发展，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具有贩运贸易的中转市场，或者形成新的中转贸易城市。由于有些手工业在发展中逐渐向城市转移，有些上述那种消费性城市可能发展为手工业基地，或者形成新的手工业城市。有的城市甚至可以三者兼而有之。随着城市经济功能的发展，在这些城市市场的商品成交总量中，封建剥削者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产品相交换所形成的交易量，其比重必然会缩小。农民之间、农民和手工业者之间商品交换所形成交易量（包括体现在贩运贸易中中转的部分），其比重必然会扩大，后者甚至可以超过前者。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无疑已大大下降。当然，封建租赋投入这种城市市场还会有一定的数量，加以还会有许多消费性城市存在，就是在封建社会后期，封建租赋在城市市场形成上的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总之，在城市市场，以至在整个国内市场上，封建租赋所形成的市场交易量，在封建社会前期和后期，是会各不相同的。它在整个市场交易中所占比重较大，市场促进生产和分解自然经济的作用就越小，反之就越大。
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各个时期的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许多经济现象总是交错地存在，难以划一。上述分析只是一种很粗略的概括。但大致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相比较，已具有不同的生产基础，不同的流通方式（包括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流通规模（包括不同的商品结构），不同的社会作用。特别是商品经济发达地区的形成，不但会为本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而且会通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联系，扩大和深化社会分工，推动其他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提供历史前提。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正是通过这种不同层次的发展，即部分质的变化，逐步排除自然经济的制约和痕迹，逐步趋向完善。
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以怎样的广度和深度相结合，会反映出自然经济历史地位变化的阶段性，会反映出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也会反映出封建经济的成熟和发展。生产对于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基础的作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都是基于其生产基础的具体变动而来，考察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及其历史地位，考察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及其发展水平，首先应当对它们生产基础的发展变化，作出正确的估量。不论在什么生产基础上生产出来的商品，一经在市场上出现，都不会改变它作为商品的性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忽视对它们不同的生产基础作具体的分析。否则，就容易夸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把封建社会前期的商品经济与封建社会后期的商品经济同等起来，把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与不发达地区的商品经济等同起来，从而模糊对自然经济历史地位的认识。这就不能在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研究中，更好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四
商品经济所以能适应生产力的不同发展水平，在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它产生的基础是社会分工。一切分工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而分工的发展又会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专业化。在封建社会中，社会生产力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商品经济既是封建经济（包括领主制经济和地主制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而封建经济又可以容纳小商品经济有较高程度的发展，甚至可以容纳以工场手工业为代表的商品经济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之，在封建社会中，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在封建地主制下比在封建领主制下，在统一的封建国家中比在分裂的封建国家中，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
广大农民商品性生产的发展，就把市场机制引入千家万户的生产领域，扩大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推动他们改善工具，提高技术，较好地发挥人力、物力和土地资源的经济效益，这对于发挥各个地区自然条件的优势，扩大农业基础，调整农业结构，增加社会积累，都会起良好的作用。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条件下，不但农民商品经济的个体比自然经济的个体，具有较高的发展生产的活力和能量，也会使整个社会经济含有市场机制，可以较灵活地较有效率地进行，从而有利于满足消费，促进生产，加强地区间、民族间的经济联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于封建大国说来，也会为封建国家处理集中的政治与分散的经济的矛盾，为征收赋税、加强国民经济管理，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封建社会中，只要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就会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有社会生活水平的相对提高。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如果能允许商品经济发展，就说明它还具有生命力，还没有达到它的历史终点。这是判断封建生产方式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封建社会中，对立统一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互相制约、互相排斥的。自然经济天然地排斥社会分工，排斥商品经济，从而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不管自然经济多么强大，商品经济却具有导向性，具有主导作用，它总是通过不断分解自然经济，引导社会经济向前发展。这都是人所共知的道理，无庸赘述。但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它们又是相辅相成，互相补充的。对立物相互补充的这种深刻的辩证关系，充分地体现在社会经济过程之中。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既与商品经济相联系，又与自然经济相联系。他们总是通过二者的相互补充，使自己的生产得以完全。在自给型农户和半自给型农户中，是商品交换对于自给性生产起补充作用；在交换型农户中，是自给性生产对于商品性生产起补充作用。二者相互补充，就使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得以顺利地运行，使小农家庭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得以顺利地实现。
在封建社会中，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都是互相分离、互相独立的，各自通过自身的循环持续自己的生产。但是，他们又是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因为他们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供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又需要别的农民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的产品。地主家庭有的是生产单位，而更多的是消费单位。作为生产单位，它必须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是作为消费单位，也必须以封建租赋与农民和手工业者交换消费品。因此，在封建社会中，就必须以商品交换为纽带，把农民、手工业者和地主家庭联系起来，才能形成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使整个封建经济成为一种一定程度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
要使这种复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得以顺利实现，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和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就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封建社会，社会生产的技术构成低，不论是进行简单再生产还是扩大再生产，主要是靠投入劳动力，而不是主要靠追加生产资料。而且农民不但要养活自己，还要不经过交换无偿地养活封建剥削者，因此，第二部类生活资料的生产必然要大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而扩大再生产更需要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优先增长。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的这种比例关系，主要是由农民的自然经济来保证的。
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如前所述，是农民既要为自己的消费需要，又要为封建地主的消费需要而生产的经济，因而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必然要把生活资料、特别是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摆在优先的地位，以安排好农业、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关系；以至要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种植各种食物，以便在一些作物遭受自然灾害时，好指靠另一些作物，即所谓“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在粮食总供给不足与总需求发生矛盾时，农民就会去开垦荒地，开发山区，以至围湖围海造田，以解决自己生活的需要。所以在封建社会中，粮食尽管是具有最大市场量的商品，却又总是商品率最低的重要农作物。
农民的这种遵循自给自足目标运行的经济活动，就会使全社会劳动力与土地这两种最重要的资源的分配，首先保证了粮食与衣著等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保证了封建经济顺利运行所必需的最基本的比例关系。如果说，封建经济因为有了商品经济，可以更灵活地运转，更具有生命力；而又因为有了自然经济，才能保证它顺利进行，保证它可以稳定地发展。
自然经济这种基于人类生存本能需要的经济，在封建社会的发展，保证了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繁衍，保证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分工，从而促进了封建国家、法律和文化艺术的发展。尽管在封建社会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民和手工业者在封建租赋之外，还可以生产出另外的剩余产品，扩大了封建政治和封建文化艺术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从整个封建社会来看，强大的封建国家和繁荣的文化艺术，始终主要是建立在作为使用价值生产的封建租赋基础之上的。
但是，自然经济的这种基本历史作用，又必须依靠商品经济才能得以充分实现。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皇室和封建地主在获取大量实物封建租赋之后，除了直接消费一部分之外，他们的生活和享受也依赖于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同时，他们又必须把大量的封建租赋，通过商业渠道转化为商品，转化为各级官吏，文人学士、仆役和军队的收入，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多种多样的消费品和奢侈品，通过市场以实现社会总产品的最终分配，从而保证封建政治和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
总之，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结合。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补充。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自然经济，就是一种片面性；如果只强调其中的另一面，把封建经济简单地看成是商品经济，就会是另一种片面性。这都是不可取的。
[1]《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
[2]《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3]《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3页。
[5]《列宁全集》第1卷，第77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0页。
[8]《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9]《资本论》第2卷，第226页。
[10]《资本论》第3卷，第893页。
[11]《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2]《列宁全集》第1卷，第83、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1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15]《资本论》第1卷，第816-817页。
[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64页。
[17]《资本论》第2卷，第43-44页。
[18]《资本论》第1卷，第644页。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4
第一，从经济形态的发展历程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商法的调整对象是指商法调整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关系。它是商法学研究的起点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地位和命运。因此，商法理论研究的任务就在于科学地探索并界定商法的调整对象及范围。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简单商品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和现代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相适应，产生了三种不同性质的调整商品经济的法制，即民法、商法和经济法。
原始社会后期，产生了私有制，出现了简单商品经济的萌芽。到了奴隶社会初期，简单商品经济逐步缓慢发展。商品是商品所有者通过市场交换的产品，这就必然产生了以商品、市场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简单商品经济关系。作为所有制和商品交换关系法律表现的私法也应运而生并发展起来，其典型便是古代罗马法，即后世所称的民法。民法的个人本位、权利能力平等、契约自由、私人财产不可侵犯等一系列的法律原则及其相应的法律制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简单商品经济关系的性质，准确而有效地调整着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确定以后，简单商品经济过渡到自由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这时的商品经济，从交易规模、交易空间、交易时间、交易范围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原先作为“简单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前的商品生产的完善的”民法，已经不能适应发展了的商品经济即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需要。虽然民法调整领域不断扩大，内容不断更新，但是民法不可能将平等主体间发生的所有财产关系全部纳入自己的调整领域。于是，适应这种以组织为本位的新的法律部门，即商法便应运而生。如果说，民法调整的是简单商品经济的话，那么，商法则是调整大规模发展条件下充分竞争的近代自由市场经济关系。这一经济关系的性质确定了商法的调整对象只能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因为民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实现商品的使用价值，即民事主体是为自身的需要而进行商品交换，是“为需而买”；而商事主体之间进行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营利，是“为卖而买”。营利主体要营利，必须要求商品交易行为具有简便、敏捷、确定、安全、公平的属性，因此，对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必须采用不同于民法的一般原则来调整，即采用一整套特有的与商事行为的特点相适应的商事原则来调整。比如，在商事行为的形式上更加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在商事中，进一步简化交易程序；与交易的公平性相适应，商法遵循交易公平原则，体现了强制主义、公示主义、外观主义、严格责任等原则。上述原则均是商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各项制度之中，但在民法中却不能称为基本原则，民法中有的制度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仅仅是个别的规定而非普遍现象。
由此可见，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决定了其调整原则的特殊性，而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和调整原则的特殊性，决定了民法不能调整商事行为，商法应当作为一部独立的法律部门存在，区别于民法。在自由市场经济时期，经济运行主要靠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竞争的结果导致了垄断，导致了日益频繁严重的经济危机，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资产阶级国家从此开始运用多种手段干预经济，对社会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便产生了经济法。所以，经济法是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因此，现代市场经济关系必须靠民法、商法和经济法来共同调整。
我国商法将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所引起的经济关系作为调整对象，体现了我国商法调整对象的两大特点。其一是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对非营利性主体，商法不作调整，这是其前提条件。其二，商法只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营利性主体的非营利行为分别由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调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市场交换的行为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行为，商法调整商事行为的目的，就是要规范商主体的市场交换行为，使之符合市场运行的要求，商法的全部法律制度及法律原则，都是这种导向的具体措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商法就是现代市场法。
总之，商法把营利性主体的营利性行为，作为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并采用与之适应的特殊的调整原则，表明商法区别于其他一切法律部门，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商法应当区别于民法和经济法而独立存在。
第二，从商法与民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和试验，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而市场经济机制有序有效地运行，则要以一整套体系完备、内容合理的交易规则与公平竞争机制为先决条件。加强以商品经济为核心，以人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为基础的民商立法成为人们的普遍主张。但在具体立法模式上，民商法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合一；另一种观点坚持民商分立。笔者认为，从民法和商法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来看，实行民商分立，更有利于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同性质的社会经济关系，促进市场经济的协调发展。
商法和民法都是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法律部门，但是，商法与民法的调整对象不同，商法是以组织（企业）为本位调整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的法律；民法是以个人为本位调整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商法和民法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商法和民法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首先，两者价值取向的重心不同。商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维护企业的合法营利；民法价值取向的重心在于社会公众民事权益的维护。其次，两者调整范围不同。商法调整平等的营利性主体，民法调整平等的非营利性主体；商法调整动态的财产关系，民法不仅调整静态的财产关系而且也调整人身关系。再次，两者的调整手段不同。商法属于私法，当然采用私法调整手段，但是，由于商法所调整的营利行为，不可避免地要与国家管理职能发生联系，必然引起国家对商事行为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干预和控制，因此，商法必须兼顾采用某些公法调整手段，商法从私法的放任主义到干涉主义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特性；而民法是纯粹的私法，完全采用私法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不妨碍社会公共利益。最后，两者法律规范各有特点，商法规范的内容具有纯粹性，都是纯粹的财产关系，而民事法律规范的内容具有复杂性，既有财产关系，又有人身关系；商法规范具有技术性，为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与效率，大多数商事法律规范是技术性规范，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含有道德因素的伦理性规范占很大的比例；商法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和强制性规范的有机融合，而民事法律规范中强制性规范很少；商法规范具有易变性。商法规范的制订和修改较民事法律规范更为频繁；商法规范具有国际性。商事交往没有民族、地区的限制，现代社会通讯先进，交通发达，国际贸易发展迅猛，需要大量的国际间共同认可并遵循的商事法律规范，因而，在商事领域制定统一规范，要比民事领域更有必要，也更为容易。
正是因为商法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调整范围和调整手段，因此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传统民法分离开来，实行民商分立。这也是实行民商合一仅起到形式上的机械合并而不能使二者有机融合的主要原因所在。
第三，从商法与经济法的区别中看商法调整对象的特定性。政企分开是我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的问题，其立法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我们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区别，导致公法私法不分，过分强调公法，致使以公法的原则取代私法原则。这种立法指导思想完全适应计划经济，但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极不协调。当今，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解决政企不分的痼疾，在立法上就必须划分公法和私法的界限，明确经济法和商法各自的调整对象，以便在经济关系中充分发挥商法和经济法各自的作用。
经济法是以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在国家和市场主体之间形成的具有突出经济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自己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杠杆之一，属于以国家为本位的公法，体现公法原则，其调整手段必然是公法性的。而商法虽然有公法化的现象，但其基本属性还是私法，体现私法原则，主要采用意思自治私法调整手段，所以，经济法和商法两者各自不同的调整对象决定了两者性质不同，两者的调整手段也不相同。
在我国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引起我国经济法调整范围的缩小和商法调整范围的扩大。在微观经济关系方面，国家对市场经济主体及其行为的管理方式，由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角色由原来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双重身份向单一角色转换，国家通过制定和完善商事立法，赋予市场主体独立的经营主体地位，维护其经营自主权，规范市场竞争的规则，保障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发展市场经济，提高了商法的地位，扩大了商法的调整范围。但是，我们不能随之产生轻视或否认经济法作用的思想倾向，因为商法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地位加强了，并不意味着完全放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而只是管理方式、管理手段发生了变化，由指令性的直接管理方式转变为指导性的间接管理方式，由行政手段转变为法律手段，因此，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存在，决定着调整这种经济管理关系的经济法存在的必要性。那种认为实行市场经济，经济法不重要甚至可以取消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商法属于私法，它只调整微观经济关系，经济法属于公法，它侧重于调整宏观经济关系，但对微观经济也有所调整，所以会出现法律调整对象的重合。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也是普遍的现象。
总之，商法和经济法都是保障现代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不可缺少的两种法律保障机制，商法是保障市场调节即“无形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经济法则是保障国家调节即“国家之手”有效运作的法律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在我国长期以来忽视商法的情况下，尤其需要强调商法，因为强调商法，坚持市场主体权利能力平等，有利于克服政企不分的弊端，有利于企业迅速转换经营机制，搞活国有大中型企业。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5
关键词 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 有形力量 无形力量 新元素
随着经济形态从原始经济形态演变成商品经济形态，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并向更高更新阶段的演变，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和信息时代的演变，国际语言便成为科学?技术?人力技能?环境等经济竞争力因素的构成要素，并成为新的?潜能巨大的推动和制约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在商品经济的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通过价值规律起作用，以其有形力量——本国与它国的语言教育相对成本和绝对价值加强其现代经济竞争力；以其无形力量——在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中，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推动或制约着生产力的发展。
1经济形态演变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和条件
1.1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第六”元素的前提
商品经济形态是一门语言可成为国际语言的前提和条件。在原始经济形态，出于对部落?社会形成的需要，产生了语言。但是这种语言只是在区域内交流，被地域和区域原始经济所分割，其远远未达到国家的语言标准，更不用说是世界语言。这些语言的典型如中国当时春秋战国的各国文字，如：秦国文字?齐国文字?楚国文字?韩国文字等。在封建经济形态下，由于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统一，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来的多种语言逐渐被经济实力最为强大的民族或者国家的语言取代。但是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形态下，即使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其语言都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其原因正如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产生的原因一样，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使得语言不可能成为国际语言。如当时的中国，其唐代，元?明?清以及罗马帝国，古印度等当时的大帝国，其经济势力在当时雄霸世界，但这些国家的语言，在当时都没有成为世界语言。只有在商品经济形态下，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自由竞争和寻找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区域界限被打破，使得最有经济竞争力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成为可能。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英语成为了国际语言。随着商品经济的演变和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一些新的语言成为国际语言，如汉语，日语，俄语，德语等。因此，商品经济形态是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前提。
1.2商品经济形态演变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包括了自由竞争?垄断竞争?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等。商品经济形态的演变过程为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准备条件。
在自由竞争阶段，语言的国际化是实现国际贸易的前提和条件。在垄断竞争阶段，跨国公司的出现，学习?培训和使用国际语言是从事国际经济的重要内容。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即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阶段，为国际语言服务于经济向其成为经济发展的因素和其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元素转变质变做准备。
2国际语言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论
2.1从生产领域?流通领域分析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认为，价值产生于生产领域。对国际语言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的分析也要从生产领域来分析。在从生产领域来分析要明确几个问题。首先，要明确语言不是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而只有成为了国际语言的语言才是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就目前而言，只有英语等少数几门语言才是生产力的因素。因为其他语言还未参与语言的国际分工，因此还不能成为现代经济的新的增长因素；其次，在分析生产要素的时候，学习本民族语言与学习国际语言其比较成本要归结到生产的成本中；再次，学习它国的国际语言与它国学习本国的语言（如果本国语言成为国际语言）的收益差，是分析的关键。
(2)生产领域里，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劳动者三要素中，国际语言首先成为培养劳动者的新要素。对劳动者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和接受教育培训中，接受国际语言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花费在这其中的成本，变成为产品的成本。因此，此成本的花费与国际平均成本（即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学习同一国际语言的成本的平均值）相比，花的成本越少，产品价值实现后的绝对剩余价值就越多，企业或者国家在贸易中就盈利。反之，则亏损；其次，国际语言转化成生产工具。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人们使用生产工具生产，不可避免的使用语言，从信息要素来说，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产要素。使用语言生产比较抽象，是无形的?非物质的，它区别于传统的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是生产工具和生产要素观念的大变革。
(3)从购买生产资料，投入生产到产品产出流通到价值实现的过程中，货币充当了核心，语言充当了桥梁。如果采取了非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流通和价值实现则还是要选择国际语言。如果生产采取的是国际语言，那么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价值实现则无须再选择其它的语言，本身不需要桥梁，可实现价值的实现。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便成为生产和流通领域的基本内容，其学习的成本比构成产品在国际市场的成本比的内容之一。众所周知，英语是国际语言，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学习英语成本是其它国家学习英语成本的几分之一或者几十分之一，而且向那些学习英语的国家输出师资和学习资料，并组织各种英语考试，其成本比和语言产品输出，成为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的新要素，也是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具有同等条件下的比较成本优势。
2.2 生产新要素分析
(1)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仅仅把生产要素归结为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随着现代国际经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赋予了生产要素以新的内涵，并扩展了生产要素的外延。经济学家认为生产要素还包括技术?人力技能?研究与开发?信息?规模经济与管理等新型生产要素。但是也忽视了国际语言对经济的作用。笔者从生产力新要素中分析国际语言对经济竞争力的作用，并从新要素角度说明国际经济和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格局变化。
(2)技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作为生产过程中的知识，技巧和熟练程度所积累的技术，可以提高社会和个别生产率。国际语言作为世界科学技术的载体，作为技术和知识的载体和桥梁，是技术要素实现的载体和桥梁。世界科技发展的速度惊人，用于提高生产力的科技应该为全世界服务。承载这些科技的语言总是而且是必须要通过国际语言的传播和传载，才能在世界范围内转化成先进的生产力。因此，要获得先进的科技，必须学习承载这些科技的载体，即国际语言。在学习国际语言的过程中，学习方作为消费者，国际语言国家作为生产者，双方以语言这一特别的商品，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上进行交换。因此，国际语言便转化成商品，这种商品也具有一般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在市场的作用下，有其生产成本和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过这种商品是极其特殊的商品，其生产和消费比一般商品更容易掩盖其实质。有关理论，有待经济学家进行深入的研究。而商品是商品经济形态的全部内容和生产力的体现，因此国际语言成为商品便成为经济发展的内容和生产力发展的新因素。
(3)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经济学家认为劳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实质上就是人力技能的差异。技能劳动即进行专门培训形成一定的劳动技能进行的技术性劳动。对国际语言的学习和使用成为人力技能要素的最重要元素之一，评价标准和重要内容，是企业和国家用人的标准之一，是定义和评估人力技能要素资本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4)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信息要素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日渐重要，有的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提出了信息时代来临的观点。不管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有多高，国际语言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国际语言是一种能创造价值并能进行等价交换的无形资源，由于其历史原因和语言学的特点，使得这一要素的生产和消费都在传统意义上与一般商品相异，其交换价值取决于知识市场的自然力量和社会政治发展的政治力量。在信息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下，密码形式的语言是国际语言的特殊表现形式，好比商品中的古董和历史遗迹。
2.3 价值分析
(1)在国际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前提下，学习和使用国际语言成为人们生活和贸易的重要内容。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中的各种形式：正规的学校教育；在职的岗位培训；合理的人员配置以及修养生息等内容中，外语尤其是国际语言都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内容，且成为评价人力技能的基本内容和标准。在那些把国际语言当作第一外国语来学习的国家，开设的各级外语学校和外语培训机构，生产的外语学习资料，聘请的外国教师以及组织的各种考试和考核的费用总和，一般被认为是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的资本。或者以成本计算，或者以收入报酬计算，这两种方法都是以工资差异来反映人力技能要素中的国际语言元素。这在非国际语言国家显得更加明显，那些能够使用国际语言的人从事涉外事务，其工资是从事其他行业，那些不懂国际语言的好几倍。而且，这些国家还把国际语言作为学校学习和考试的基本内容。如中国?日本?泰国?阿根廷等把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学生学习的基本课程和员工工作的内容。
(2)从比较成本论和相对成本论来看，国际语言是融入产品的生产要素。国际语言不仅本身是一种商品，在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中充当特殊的商品，形成特殊的语言产品和语言的加工生产部门：各级学校，涉外公司和机构，驻外大使，海外机构和学习途径等，有其特殊的消费群体：所有使用和学习该语言的人和民族，国家。而且国际语言是产品的构成要素，在生产领域构成生产要素；在流通领域构成流通要素；在销售领域构成销售要素。它已经从过去服务于经济变成经济发展的要素，与经济的发展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经济的国际化使其成为商品，加速了语言的国际化发展。而语言的国际化又参与了经济的发展过程，或促进，或抑制着经济形态的演变。
(3)从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分析。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是通过它成为特殊的商品形式，通过价值规律表现出来的。国际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双重体促使世界上的每一个参与经济的国家都学习使用国际语言来最大限度的获取其使用价值或者实现国际语言的价值。国际语言的无形力量是它部分的转化成生产力，部分的转化成产品的要素以及其独特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推动或抑制经济形态的演变。国际语言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作用于具体到国家化的经济，便成为现代经济竞争力的新元素。国际语言掩盖下的生产关系，生产力以及对经济形态的演变的关系，值得经济学家去研究。
参考文献
1paulR.Krugman.internationaleconomics[m].BergermanUniversity，German，1998(1)
2Curry，J.e.internatinternationaleconomics:Understandingthedynamicsoftheinernationalmarketplace[m].amercia，2002(7)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6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商品经济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2.见拙文：《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再认识》，《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7
【关键词】资本主义货币劳动价值论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
迄今为止，起源于2008年华尔街的全球经济危机，已经延续了八年时间，虽然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宣称危机的起源地―美国经济已经明确复苏。但是，依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来看，这种复苏是有条件的或者有限度的。因为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先天决定的，一旦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历史地发展到一定状态必然会爆发，如果出现复苏，那也是对外转嫁或者对内拖延的结果，本文就试图从资本主义的基本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次经济危机复苏的原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身处的时代是一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得到无限制发展的年代。在商品经济中，由于商品交易成为经济活动中主宰一切的事务与现象，于是，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①。亦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一种发达的、普遍的商品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细胞形式，因此，马克思认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要从商品开始。商品就是交易中的产品，而要决定产品能够在市场上得到公平合理，令买卖双方都满意的交换，则取决于商品的内在价值。商品的内在价值究竟如何规定，就是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基点。
首先，马克思将商品的经济学性质划分为使用价值与价值两个层面。如果产品不进入贸易流通，则只有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流通，则需要抽象的交换价值来决定其交换的性质，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就产生了商品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涉及的是产品的具体物质属性，而经济学所关注的则是抽象的价值，亦即商品的内在属性。在马克思来看，不同的商品之所以可以得到等价交换，是因为它们之间拥有可以被通约的内在属性。这种不同商品的内在属性，就被马克思抽象为统一的商品的价值。一旦经济学只考虑价值，而舍弃具体的不同的使用价值，那么商品之间就取消了质的差异，而保留了量的差别，这就是马克思对商品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②
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规定商品的价值。依照以上分析，商品的价值是把具体使用价值抽象掉的产物，它必须满足不同商品之间可以通约的要求，马克思就遵循古典经济学中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将价值抽象地规定为“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③，这就从商品的抽象发展到了劳动的抽象，具体的使用价值则来源于创造不同产品的具体劳动。从此，人类的劳动也被划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体现的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则体现的是劳动的社会属性，这就是马克思对劳动的二重性所做出的分析④。
马克思为何选择了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或者干脆像均衡价格理论那样忽视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作为自己政治经济学大厦的出发点呢？原因在于马克思所接受的学术思想传统与西方经济学之间大相径庭。西方经济学中对价值概念的理解，基本源自于经验主义的立场，忽视其背后的抽象本质。而马克思的学术思想来自于德国古典哲学，重视对事物本质的抽象规定。按照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观点，世界历史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在社会这一舞台上，历史地向前发展的过程。沟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则是“实践”这一纽带，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向前发展，主体和客体也在实践的过程中得到改造与发展，世界历史就这样地被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了世界⑤。既然如此，那么劳动在经济学中的作用，就不仅仅是创造出具体各种各样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且更是形成为决定商品内在抽象价值的抽象劳动。通过马克思的抽象法，具体劳动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马克思将商品的价值定义为抽象劳动，其实就超越了西方经济学满足于对交易行为的表象分析，而深入到了对商品交易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商品交换，体现着抽象劳动之间的交换和占有，也代表着人与人之间对世界的占有关系。⑥
对货币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8
在计划经济时代，各种商品严重地供需脱节。有些商品堆积如山，还在不断地增产，另外一些商品严重短缺，怎么努力也供应不上。比如当时胶鞋的供应过剩，粮食却严重不足。因为胶鞋变不成粮食，这个困难问题使一切计划工作者束手无策。他们没有办法使胶鞋变成粮食。或者说，没有办法使一切商品达到供需均衡。国家计委的大批专家也没有办法使一切商品都能供需均衡。
到了市场经济时代，计划逐渐退出舞台，市场代替了计划。结果是商品基本上达到了供需均衡。最最重要的粮食短缺问题彻底地解决了。解放后几十年一直困扰中国人的粮食问题忽然消失了。现在大家口袋里的钱不但可以买粮食，超级市场里几千种商品都可以随便买。对于一般百姓而言，拿钱买不着东西的时代已经远去，现在随便买什么都可以，这已经习以为常不稀奇了。但是经济学家和喜欢思考的人，却会对这种变化的原因追究一番。而且想这个问题也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和中国过去一样，还在受买不着东西的困扰。我们自己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说不定将来又会犯同样的错误，更何况现在的确还有走回头路的思想。难道不值得我们警惕吗？
一个社会需要从面包到飞机，电影到看病，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如何满足人民的需要，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计划经济想通过计划的方法达到此目的。可是生产所要求的条件错综复杂，照顾到每一个细节完全不可能。随便拿一件很普通的商品来看，比如牙膏，它需要好几种化学原料，以一定的比例在特定的时间里送达牙膏工厂。运输的途径不要绕远，运输的方式（飞机，公路，铁路，水路）的选择不能出错。原料运到了工厂，要有搅拌机，有牙膏灌装的外壳。开动机器要用电。包装外皮上还要有印刷。以上提到的每一种原料又有其生产的各种条件。全靠计划肯定照顾不到如此复杂的条件。所以计划经济看似合理，从来没有成功过。
市场经济用完全不同的思路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利用价格机制协调供给和需求。供不应求会导致商品涨价，涨价后生产会增加，消费会减少，供需就会恢复平衡。供过于求则相反。所以市场机制能够使一切商品和服务保持供需均衡。不会有供应不足或生产过剩的现象。这里需要一个条件，就是生产和消费要按照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其实就是各方面都追求利益，不会生产赔钱的商品。上面提到的山西省煤炭生产过剩的问题就是不追求利润，只顾产量，认为产量越多越好造成的。虽然生产是赔钱的，但是总觉得多比少好，多挖煤总是不会错的。
也不光是煤炭，一切商品都按照价格信号来决定其产量，市场上就不会发生供需不均衡的现象。这时候市场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胶鞋就能变成粮食，我们手中的钱可以购买一切东西。在此，我们看到价格极其重要的功能，它能够调剂余缺。我们千万不可任意改动它。国家管理物价就是保证价格能够随供需变化而变，也就是不要管它。只有价格不能灵敏地反映供需的商品，要由管理部门来制定价格。最近在这方面犯错误的一个例子就是委内瑞拉。政府认为超级市场的定价太高，损害了消费者，国家减低了超市商品的价格，受到大众的欢迎。大家都去超市抢购，把超市的商品抢购一空。超市的老板因为没有经营的自由关门不干了。于是政府派军队接管超市，整个经济陷入巨大混乱，商品严重短缺。这样的错误许多国家都有过同样的经验，包括我们中国。
这就是政府好心办坏事的例子。的确，商品定价过高会伤害消费者。解决的办法是鼓励竞争，让别的供应方彼此监督各自的价格。所以竞争是市场经济所必不可少的，换句话讲，垄断是不可行的。它会伤害消费者的利益。保护消费者利益是方法不是干涉价格，而是消除垄断，鼓励竞争。
由于价格可以自如地调剂产量，经济就有了非凡的可塑性。只要有需求，生产总能满足它。如果没有这种可塑性，我们手中的钞票就不可能随便买任何一种东西，而只能买供过于求的东西，不能买供不应求的东西。这就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区别。我们拿钱可以买粮食，是因为有价格在起调节作用，和18亿亩耕地红线没有关系。我们的钱不但能买粮食，还可以买几千种商品，从来不会缺货，绝不是有几千条红线在保证他们的产量。老实说，光有土地也产不出粮食，还需要劳动，化肥，电力，煤炭，运输等上千种直接间接的辅助品。比牙膏的生产可能更复杂。那18亿亩红线来保粮食产量是非常缺乏逻辑的想法。可是大多数人都相信这条红线是必要的。这就是专家和普通群众的区别。这也是一个社会为什么需要有与众不同的专家想法的原因。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9
答：存在着这种危险。最初，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传播，关键在于。是中国近代和现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下，矛头直指封建专制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条件。但是，在旧中国，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土壤上，民主与科学的对手是强大的，因此，五四提出的反封建、倡导民主与科学是一项未竟的事业，不能取得彻底的胜利。
建国以后，我们彻底消灭了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但是肃清思想上、政治方面的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没有能够完成。这种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表现在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及形形的特权现象。这些现象的存在和发展导致了个人迷信，独断专行，以至滥用权力。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出现的大好形势一挫于“”，再挫于“”。特别是“”中，封建专制主义代替了社会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作为“”的理论基础的“无产阶级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以及根据这个理论所制定出来的《五·一六通知》，虽然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实质上，正是在封建专制主义影响下的“变形”的马克思主义。斯大林在三十年代肃反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则是沙皇专制主义影响下的“变形”的马克思主义。
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经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跨出了一大步，但是没有认真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对于封建专制主义遗毒的表现，很少进行具体、准确、如实的分析。甚至有人讳言反对封建主义，或者用封建主义反对资本主义，以至现在出现的不正之风，实质上主要还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影响，它的特点表现为特权。党政干部和干部子弟利用特权经商，累积巨富，以及利用“关系网”任人唯亲，都是封建主义残余的表现。
不仅如此，封建专制主义在人们意识形态里的影响，包括我们自己，是相当深的。比如《新星》这部片子，我认为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的揭露相当彻底，很多人说看了“解气”。但是，从深层次来看，正面人物李向南相当程度上是“青天”的形象。大家欣赏这个角色，说明“圣贤”、“君相”、“青天”这些封建时代群众的理想对我们还是有影响的。这些旧思想也使我们不能正确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
因此，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影响，对于我们正确理解、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十分必要的。
问：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是冲破封建专制主义土壤的最积极的因素，因此，我们必须首先正确对待商品经济。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这种看法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关系？
答：我们反封建之所以不彻底，是因为我们在经济上缺少一个商品经济阶段。现在，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就是要发展商品经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就要解决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过去有个教条，就是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是相抵触的。开始改革，大家就认识到不是要计划经济还是要商品经济的问题，而是要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是建立在什么产品经济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性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制的矛盾。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就是以公有制代替资本家私人占有制。换句话说，就是要使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和生产社会性相结合。
生产社会性是商品经济的特点，我们解放前经济落后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性的程度很低。我一直认为没有生产的社会性，无产阶级革命可以成功，但是社会主义不能建立，更不能建成。所以，我们说，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中国，首先表现为发展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要求等价交换，要求废除特权，本质上是要求平等的。因此，商品经济对于封建特权，对于僵化的高度集中的体制会起一种冲击作用。当然，商品经济中市场的作用往往是事后发生的，而且往往有破坏作用，所以我们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说，在宏观上我们还是要有计划，但是这种计划也要考虑到价值规律的作用。
有人认为发展商品经济会带来不正之风，我认为不正之风正是由于封建特权破坏了商品经济的原则。利用特权批条子、倒卖紧俏物资、炒买炒卖外汇发财，不是等价交换，而是超经济的牟利。
问：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目前我们发展商品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答：对，可以这样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大的突破，也是我们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果。为什么呢？如前所述，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社会主义就是用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使公有制与生产的社会性相适合。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生产社会化是商品经济的特性。我们生产的社会性很低，就是商品生产不发达，以至公有制就没有物质基础。所以，我们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有利于提高生产的社会性和发展生产力。只要有利于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展生产力的措施，尽管它本身不是社会主义因素，如雇工、外国资本家独资经营等，我们利用它，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发现了我们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根据这一点来制定我们的政策将大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这是书本上所没有过的。
商品经济产生的原因篇10
【关键词】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源于批判重商主义，经过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李斯特以及当代的克鲁格曼，杨小凯等人的逐步完善已经建立相对完备的经济学体系，并不断应用于实际。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进程及演进规律无疑对制定正确的贸易政策从而促进各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古典贸易理论
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为古典经济学的建立打下了理论基础。斯密认为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身利益，对利益的追逐产生物品交换的需要，进而产生劳动的分工，分工使每一种物品的生产都趋向专业化从而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国家经济的增长。根据绝对优势理论，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该生产自身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并在国际市场行进行贸易以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
绝对优势学说的创立有三个方面的主要意义。第一，它解释了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即各国不同的自然禀赋和生产条件使各国对同种商品的生产具有不同的绝对成本，人类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驱使国家间贸易的产生；第二，它指明国际贸易能给参与到其中的国家带来比自给自足更大的利益；第三，它指出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既然一国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取得更多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最大程度的开展国际贸易，即进行自由的国际贸易。
由此可见，比较优势学说更能解释普遍的经济现象。因为比较优势学说表明，不仅拥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比自身生产更多的利益，不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也可以，为现实中的此类国际贸易提供了理论依据。既然国家贸易能为所有的国家带来更多的利益，那么国际贸易就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进行。这样，比较优势学说就从理论说明了自由贸易的必要性。当然，任何理论都有其进步性和局限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学说主要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之处。一是比较优势只对国家间贸易的分析是静态的，它只能总结某一时点上国家间贸易的优势所在，无法分析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会产生的变化。二是比较优势理论只以生产商品所需劳动时间为依据，忽视了各国的自然禀赋和技术条件等可能会影响到比较优势的其他因素。三是比较优势没有说明国际贸易中利益的分配问题，即贸易双方以什么样的比例分配贸易利益。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
1993年，瑞典经济学家俄林出版了《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俄林在书中的分析选用了新的理论基础，即他选用了自然要素禀赋而非生产商品的时间，从新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产生的原因。生产要他在生产要素自然禀赋论中各个国家对各种自然资源的占有情况不尽相同，而且各种商品的生产所需要各种要素的比例也不一样，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可以通过生产以本国具有的相对丰富的资源为要素的商品并在际市场上出售以获取贸易利益。原因在于，以相对丰富的资源为生产要素必然使得该国这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低于这种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所生产的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利用价格优势获取比国内市场的贸易中更多的利益。
显然，赫克歇尔俄林提出的模型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俄林模型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解释了比较优势理论中相对优势产生的原因，即在于各个国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状况的不同。两地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导致商品的生产成本不同，产生市场上商品价格的差异，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二是俄林不仅对某种商品的生产和贸易作出分析，而且从资本、技术等要素出发在宏观层面上说明一个国家的贸易优势和劣势所在。第三，俄林模型解释了国际贸易可能会给一国经济和国民收入带来的影响。由于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使用丰裕生产要素的资源并获得高于国内市场的利益，必然使得该种要素的需求量增加，价格上升。反之，需要使用本国相对缺少的资源生产的商品可以从国际市场获得，从而使该类商品生产要素的需求减少，近而使该种商品的价格下降。生产者和消费者均会从此类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
三、新贸易理论
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发展迅速，克鲁格曼、迪克西特、诺曼、赫尔普曼等经济学家不断尝试把新的理论应用到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来解释现代国际贸易现象，逐渐形成新贸易理论。其中，对新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克鲁格曼的《报酬递增、垄断竞争与国际贸易》奠定了新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不衰。与俄林选择自然资源禀赋为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克鲁格曼改变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分析的基础，他假定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仇递增的，并以此为依据得出使市场实现均衡的两个条件。首先，根据微观经济理论，厂商为了获得最大化的利润需要选择在边际利润为零的点上进行生产，在该点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边际利润为零。其次，厂商可自由进入或推出一个行业的生产，通过经济学的分析可知，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价格等于平均成本时，进入生产的厂商数量等于退出生产的厂商数量，即生产规模实现均衡。新贸易理论通过解决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瓶颈而把贸易理论的发展推向前进。
新贸易理论相比新古典贸易理论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现实适用性的提高，它能够揭示经济中更普遍的现象，并对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难题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即为什么国际贸易的大部分没有发生在要素禀赋相差极大的国家之间。在新贸易理论中，由于商品的多样性及其随经济、科技、市场需求等的不断发展和变化而处于变动之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生产所有种类的商品，所以国际间的贸易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至于在生产商品的分工中哪个国家生产哪些商品则由资源占有状况和生产条件等因素确定。
新贸易理论当然也是不尽完善的，它的缺陷主要在于对厂商的要求过于严格，严格假设所有的厂商完全相同，忽略了各个厂商之间所存在的领导者才能、资本及技术条件的差异，无法解释行业中厂商数量及规模的变动，或者一些企业在竞争中步步为营，规模和收益不断提高，成为行业中的主导者，而另一些厂商却在竞争中被淘汰，退出竞争。对前人无法解释的难题做出解答是新的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新贸易理论虽然解释了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里昂惕夫之谜及相关难题，它自身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某些方面与现实不相吻合。针对这一问题，新贸易理提出了贸易障碍这一概念试图对此做出解释，但是并没有给出具体的变量或参数在模型中做具体的分析，因此这一问题至此并没有得出系统合理的解释每一个理论的局限之处都会成为新理论发展的基础和动力，基于对这一难题的解释，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得到了拓展。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
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创立者是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关键假设是经济中的每个个体都即使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由于每个个人、厂商或者国家都不能囊括所有商品的生产，因此生产者之间存在分工，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进行贸易所需花费的交易成本时，贸易产生。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系统地解释了贸易产生的原因，该论证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中同样适用。由于该理论对分工的论证主要基于内生优势，因此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也被成为内生优势理论。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分工是贸易产生的必要条件，当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时为贸易的产生提供了充分条件。即使所有的人都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也会在后天的分工选择中形成各异的内生比较优势，分工促使贸易的产生，贸易的成本形成交易费用，当交易成本大于分工经济的时候贸易产生的条件消失，各国又会发展封闭式经济，取消国际贸易。所以分工与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是贸易产生的必须条件，二者缺一不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易效率在不断提高，交易所需的成本不断下降，分工经济的优势更加突出，又会返而促进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市场经济越活跃，商品种类越多，消费者对多样化商品的需求就会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从而使福利水平提高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杨小凯教授对古典贸易理论的深层次完善和补充。他从国际贸易的基本问题即贸易的产生出发，对贸易的起源进行了追本溯源的分析，并对在此基础发生的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及各个层次经济体的运行做详尽的阐述，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同时在围观和宏观层面上对贸易的运行机制进行了理论总结。
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以内生比较优势为依托，与古典贸易理论的外生比较优势形成对比，但又以之为基础。相比静态的古典贸易理论分析，新兴古典贸易理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对贸易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对产品和市场的相关问题做了动态分析。世界经济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静态分析却只能描述在某一时点上经济的状态。因此，为了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需要对经济的动态运行进行分析，内生优势的变化就是动态分析的主要因素。动态分析使理论更加接近现实，增加了对现实的适用性和解释能力。其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现实化的理论，它以专业化经济和交易成本为衡量标准现实经济的运行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也为管理者对贸易选择相关决策的制定提供指导，以在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的矛盾之中找到平衡点，使经济的运行更加稳定和高效。而且说明了国际贸易中经济分工的均衡状态，为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再次，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原因做了统一分析。认为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起源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当分工产生的专业化经济大于交易成本时，贸易就符合人类最大限度追求自身利益的本性，因此自然产生。它突破了新贸易理论的局限，即虽然说明国际贸易的益处，却无法论证为什么国际贸易要由国内贸易发展而来，而不是在贸易产生的时候就被所有的国家所承认并采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起源的统一是该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最大贡献，不仅使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更加完整，也把经济运行的本质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出来，提高了理论对现实经济的认知和解释深度，因此也具有及其重要的现实性指导意义。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首先，它无法指明参与国际贸易的国家应依据什么原则选择出口和进口商品。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出口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或者进口存在比较劣势的产品举均能获得比自己生产更多的利益。因此可以根据生产商品的比较成本的高低来确定要出口或进口哪些商品。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对贸易模式问题也给出了明确说明，一国应出口较多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较多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通过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优势获得更多利益。在新兴国际国际贸易理论中，克鲁格曼指出，商品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利益是国内和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无法对具体应选择哪些产品用于出口或哪些产品需要进口做出具体说明。只能说明一国应出口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强，交易成本相对较低从而可以带来更多交易利益的商品，同时需要进口那些本国的专业化经济较弱，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获得的商品。至此，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三大基本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新兴古典Q易理论的第二个缺陷在于其对现实经济解释力的欠缺。该理论追求形式上的全面性，而无法顾及对经济运行细节的说明，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个宏观的框架，而不致力于对细微现象的解释。为了构建严密的逻辑框架，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提出了严格的假设条件。而且该理论中所涉及的数据无法从现有资料中获取，从而无法对其进行检验或运用这一理论对现实状况进行预测。此外，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更适用于解释长期中的经济现象，而对短期经济现象缺乏解释力，所以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在现实中的适用之处极其有限，它在理论上对以往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以后贸易理论的启示方面所起的作用远大于它对现实世界经济运行的解释和对经济发展的预示。即理论意义大于其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赵梅.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其启示[J].红河学院学报，2005，12.
[2]郭波，吴平，穆鹏.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脉络与演进规律[J].大连大学学报，2011，2.
[3]庞丹丹.浅谈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J].北方经贸，2014，2.
[4]王秋玲.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经济，2009，5.
[5]雷辉.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启示[J].改革与战略，2006，1.
[6]王建福.论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J].经济师，2005，9.
[7]陈钧浩.全球化经济的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方向[J].世界经济研究，2013，11
[8]陈晓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思路及新趋向[J].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10，12.
[9]周梅妮.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简述[J].甘肃农业，2005，6.
[10]李锦，王必达.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一个文献综述[J].北方经贸，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