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特征篇1
关键词：生态经济发展分析
0引言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1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1.1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1.2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
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1.3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自然经济特征篇2
关键词：设问类型；成因；评价；突破方法
结合近年来简答题的设问，一般有以下四种类型：特征描述、成因分析、规律概括与总结、评价与判断，使一些学生感到难以理解和掌握，我根据设问类型不同，寻求不同的突破方法。
一、特征描述和突破方法
1．区域地理特征的描述，要从地理位置（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相对位置）、自然环境特征（地形、气候、植被、水文、土壤）、社会经济特征（农业、工业、贸易、旅游、交通、城市、人口）等方面筛选描述。例如解答2011年全国卷1的36题，黄麻产区的气候特征、地形特征、水文条件。
2．地形（地貌）特征，要从从地形种类（高原、山地、丘陵、平原、盆地、山谷或河谷、冲积扇、三角洲），地面起伏状况（坡度陡缓、相对高差），海拔高度、地势四个方面概括。
3.气候特征的描述：首先要明确气候类型，再从气温、降水入手，分冬夏两季进行概括。从气温（高低的季节变化、年较差），降水（年降水量的多少、季节变化），四季的变化（冬夏季节的长短）等方面概括。
4.对河流特征的描述：河流特征可分为水文特征和水系特征。水文特征包括：水位、流量、汛期、含沙量、结冰期、有无凌汛、水能。水系特征包括：河流长短、流向、流域面积、支流数量及其形态；河网密度；落差或峡谷分布及流速大小。如以松花江为例，描述水文特征，并分析原因。
5.工农业生产特征，要从农业地域类型、农作物种类和单位面积产量、农业各部门结构（所占比重）、农业机械化水平、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专门化水平等方面概括。
从工业的发达程度、工业部门结构、工业技术水平、工业产品的销售和工业原料能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等方面概括。
二、成因分析和突破方法
1．自然地理事象成因的分析，要分析气候的影响因素，位置，洋流，河流，自然灾害的原因。
2．人文地理事象（区位因素）成因的分析，要从自然和社会经济和技术三方面来答。其中经济因素包括原料、燃料、市场、交通、劳动力、技术等；社会因素包括国防、政策、个人偏好、工业惯性等；环境因素包括与风向、水源等；自然因素包括土地、水源，再者影响工业的区位的主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包括技术的进步对人文事象的区位变化有重大影响。转贴于
三、规律的概括总结和突破方法
要从地理分布规律，地理演变规律，地理结构规律，人地关系规律等分析。例如地图地球知识、大气、人口知识，这是高中地理主干知识，在此不用多说。
四、评价类分析和突破方法
自然经济特征篇3
一、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
1.社会人的公私二像性
任何社会都是由一个个自然人组成的。过去我们总以为家庭是组成社会的基本细胞，而现在单个社会人或许更能代表社会基元的角色。如果一个公共设施或实体不能为任何一个社会人带来利益，那么该公共设施或实体就没必要存在，如果一个公共实施或实体只能为一个社会中的少数人带来利益（无论是否损害他人利益），那么该公共设施或实体也就难以称为“公共”二字。我们过去往往因为人口的众多而经常忽略个人在社会中的两面性特征：即社会中的个人既有自私性又具有公益性，因而就把私营企业那仅具有一点点公有性的成分也给完全抹杀了，尽管对股份企业的部分公有性我们一直坚信不疑。
（1）社会人的公私性比例模型
命题1 假设一个发达社会中总共有n个人，每个人在发展机会上平等。问：该社会中的一个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多少？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多少？
命题2 继续命题1，如果n人社会中有系列财富property（i），i=1，k，且各份财富property（i），i=1，k的所有者人数分别为number（i），i=1，k。问：该社会的公共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多少？
分析：因为每个人在发展机会上平等，因而在考虑财富问题时，可以将社会量子化为一份份人的财富做累加法则，因此，不难得出上面两个命题的答案，结果如下：
答案1：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
（2）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公私性特征
对于国有企业，显然其私有性特征为0，公有性特征为1。私营企业根据上面命题1的答案，公有性特征是1/n（趋近于0），私有性特征是（n-1）/n（趋近于1）。集体企业介于二者之间，相当于命题2中的情形。这里，应该注意到一个非常微妙的重要差别，那就是国企和私企在公私性特征上并不是严格对称的：国企的私有性特征是严格为0，公有性特征是严格为1，而私企的公有性特征是近似为0，私有性特征是近似为1。
（3）每个人都有代表国家的权利
我们以前总是忽略个人或私企的公有性特征，那是因为人口众多的原因，假如某个社会就只有几个人，那么这时个人的公有性特征就举足轻重了。事实上，拥有数亿人口的国家，其运行也是通过不同层次的有限可数的嵌套群体来发挥作用的，在这些有限可数的群体中，任何一个群体成员的行为虽然更多的代表各自团体的利益，但因为它是群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在一定层面上也代表了群体的意志；如果把这种情况按照群体之间的嵌套关系延伸到从个人至国家这样的大尺度链条上，应该说，每个公民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代表他的国家，只是不同的人因时因地而异，就现实的个人来说，国家主席或总统最能代表其国家。可见，私营企业的血管里就包含有公有经济的血液，尽管其浓度很低。
2.系统社会的所有制格局
（1）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
命题3 假设存在这样一个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社会中的各个成员各有专长，且具备充分的学习环境，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该社会所处的外部大环境不存在明显的战争威胁或生存恐慌，但一直存在必须不断开拓自然界物质资源，探索自然科学技术，解决人类自身社会问题和精神生活问题的烦恼。问：该社会的公共财富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存在吗？如果存在，平衡点的值应该是多少？浮动区域如何？如果不存在，比例值的区域如何变化？
分析：这个命题正面解决很难。不妨先判断平衡点存不存在，然后再求平衡点的浮动区域。因为是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可以参照社会系统理论方面的最新成果，如社会自组织理论、权利股份化、能力股份化、收入期权化等等细致精密的思想。显然，理想量子系统社会的公共财富所占比例这一参数的量值应该具有收敛的趋势，因为如果这一参数量值大起大落，将意味着要么成千上万的社会成员丧失财富，要么整个社会将不断地进行浪费交易成本的公共财富的私有化过程。
不妨继承命题1的社会基本模型，从单个人的公私二像性出发，来论证和计算这一问题，我们知道，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在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中，社会具有“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表现特征（等价于共产主义社会），这时，一个社会人的财富具有的公私性特征和该财富对其余所有社会人形成的公私性特征恰好形成了互补关系，也即，某个社会人的财富对该社会人来说是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而该财富对其余所有社会人所起的作用来说是公有性特征的比例为（n-1）/n，私有性特征的比例为1/n，我们把单个社会人的财富所具有的这一性质叫做个人财富的社会镜象。因为在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中，任何人的财富是建立在为他人服务的基础上来实现增值的，一份财富的损失往往会带来一个价值链条的损失，当然，如果只考察个人，其财富的损失是私有性占（n-1）/n，公有性占1/n，但若延伸到上下游价值链，财富损失的私有性将会减小，公有性将要增大，直至公有性占（n-1）/n，私有性占1/n。
这样，我们就从命题1的聚焦个人的社会基本模型上升到聚焦社会价值链的系统社会模型。这里，我们需要引述社会系统中的一个辅助原理：乘积原理。
原理1乘积原理：社会系统中的关系系统具有乘积性特征
利用乘积原理，我们得出：理想量子系统社会的公共财富比率为该社会所有财富社会镜象的公有性特征比例的乘积：
附图
其中，k代表社会中子群的数目，x[，i]代表某个子群i的价值受益群体数目，y[,i]代表某个子群i的关系业务群体数目。该浮动模型较复杂，仅就平衡点值的变化特征列表1。
表1 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公共财富所占比例的平衡尺度点的变化特征
附图
（2）公有经济的存在方式
依照上面的思想，系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必然包含公有经济和私有经济两个密切相关的板块，其中，公有经济的存在方式主要有如下三种：国有经济形态、集体经济形态和私营经济形态，而私有经济的存在方式只存在私营经济形态和集体经济形态两种。
根据上面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的结论，公有经济比例平衡点值为（1/e=36.7％），这样，若用pr（nation）,pr（group），pr（private）分别代表公有经济的国有经济形态、集体经济形态和私营经济形态，则有：
pr（nation）+pr（group）+pr（private）=
e[-1]=0.367
可见，国有经济只是公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如果国有经济也存在比例浮动平衡点的话，其值也一定小于36.7％，具体到国有经济究竟应该具有多大的规模和比例才算合理，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种经济形态的关系结构。
我们可以近似地再次利用财富的镜象乘积原理得出，国有经济形态在公有经济板块中所占的平衡比例为（1/e=36.7％），这样，国有经济形态在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值就变为，不妨把这一比例叫做广义的国有经济平衡点。一般，国有经济形态由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共设施组成，国有企业是纳税人通过政府投资的有形财富，而国家公共设施是纳税人通过社会投资的无形财富，两种成分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我们可以把国企看成是国家公共设施在经济领域中的一种镜象，利用等量模型（平面镜象），可以得到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所占比例的平衡点值为，不妨把这一比例叫做狭义的国有经济平衡点。
（3）国家公共设施在各种经济形态之间的地位和作用
国家公共设施，即政府、人大和司法设施，就其功能来看，相当于一个特殊的国有经济实体，它消耗的是税收，生产的是内外安定、社会秩序、渠道畅通、资源效率和权利保障，其消费客户是包括国企在内的各种经济形态；因此，在各种经济形态面前，国家公共设施扮演的角色实质同一，国企和私企没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国有经济的所有权链条要比一般企业长得多，私营企业的管理链条最短，股份企业居中，国有企业比股份企业要多经过一个单向政治信托链（公共设施链），其迂回度大，因而易于发生链条腐蚀或断裂。列下表2。
表2 几种社会经济形态的管理链条结构
附图
国有企业和国家公共设施性质虽同，也有差别：国企提供的是物质的、具体的和经济性服务，而国家公共设施提供的则是规则的、抽象的和秩序性服务。国有企业是国家公共设施在经济领域的自我镜象（平面、椭圆/球面、双曲镜象）。
二、国有经济的各种形态
我国已经形成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股份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合资经济和合作经济等性质从公有到私有、跨度从内资到外资、形式从单一到混合的完整有机的国民经济框架体系。参考前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成果，我们分析如下。
1.国情分析
根据十六大报告中的结论，我国目前已经基本达到小康水平，全面建设和完善小康社会是我们下一步的任务。然而，地区财富差距也在扩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胡鞍钢教授在2001年国情咨文的数据报告中按经济指标就把全国划分为7个经济区域，按收入指标把社会阶层划分为11类人群。这个划分十分准确，今后每隔十年就得重新细分一次。
2.国态参数
所谓国态参数，就是描述一国的经济社会等各种状况的宏观参数，如发展不平衡系数、恩格尔系数、国家安全系数、民族集中度、文明程度、工业化程度、信息化程度等等。这些参数对于一国的国有经济比例平衡点位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见下表3、表4。
表3 几个主要国态参数注解
附图
表4 中国2002年年底国态参数表
附图
3.国有经济运动
（1）国有经济在大多数领域大规模退出运动
目前，针对我国国有经济面临的难题，大家已初步获得共识：除了国防武库市场、尖端技术市场、战略资源市场、教育产业和市政工程五大方面国家应该主导以外，其它市场都可以考虑全面退出。退多少这个问题大家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国企应该保持国民经济的40％左右，有人认为30％，还有些认为10％更好。笔者在前面所有制问题的基本理论中阐述过，对于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公有经济的比例平衡点是36.7％，国有经济的比例平衡点是13.5％，国企的比例平衡点是6.8％。但是，参考国情国态，我国国有经济比例平衡点将上扬于13.5％和36.7％之间，根据各国态参数值，目前定位在23％左右更加符合我国的实际状况，这样，国企的比例平衡点将位于11％和23％之间，过去我们政府的投资有所不当，国家公共设施在国有经济中的份额被国企挤压得太低，综合考虑目前国企的比例平衡点定位在17％的水平比较合理些，今后每隔2年，国企比例平衡点下调1％，直至20年后达到6.8％左右；同时国家公共设施由5％上调，前11年每隔1年上升1％，后9年，每隔1年下调1％。
（2）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
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是指国家不干涉财富的所有制结构，也不涉及财富在自我增值过程中的生产关系，而通过法规、政策和措施干预财富分配过程，从而在客观结果上起到与国有经济等效的作用，这种经济现象在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普遍。
①特许经营行业
国家为了方便有效地控制某一行业的发展状况，而特许少数企业垄断经营该行业的业务，这从客观上形成了部分与国有经济等价的经营效果，这是国有经济的一种变形存在方式，取得特权的企业必然要付出额外的代价，该代价可以看作是国有经济在该行业的参股份额。
②征收重税或税收补贴行业
国家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一行业的发展而采取行业征收重税或税收补贴的措施，这时该行业在运行效果上相当于渗入了一定的国有经济成分，渗入的国有经济成分的量值等价于额外征收或补贴税收的总价值。
③限价行业
国家为了限制或鼓励某一行业的发展，有时采取直接干预企业产品价格的方法，这时该行业在客观效果上同样增加了国有经济份额的作用，增加的国有经济份额的大小等价于限制价格偏离自由市场价格所形成的价值差的总和。
（3）国有经济的内部平衡
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蓬勃发展不仅不说明国有经济有呈减弱的趋势，相反，却表明了国有经济运行有其独特的规律，这一规律可以用国有经济内部平衡方程来表示。
国有经济=国家公共设施+国有企业
根据前面的理想量子系统社会模型，一个理想社会的国有经济比例的平衡点为13.5％，考虑到目前我国国情，这一平衡点上移到23％左右，随着国情发展，平衡点将缓慢下移，最后逼近13.5％附近的区域。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或私有化运动，必然会促使国家公共设施加强其对社会财富合理导流的节制力量，因此，可以把国家公共设施看成是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化身。
国有经济=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国有企业
可见，如果保持国有经济总量不变，国有经济只能在国企和变形形态之间交替波动运动，这种波动正好为国有经济提供了健康的周期性新陈代谢的进化过程。
附图
图1 国有经济形态在两种存在形态之间的交替运行
三、如何发挥国有经济的核心作用
如果我国国有经济在大多经济领域全面退出，并在今后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维持国有经济占国民经济23％左右的比例水平，那么，国有经济如何发挥其对国民经济的核心作用？
1.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发动机
国有经济中国企虽然只占17％的比例，但国企主宰的五大领域：国防武库市场、尖端技术市场、战略资源市场、教育产业和市政工程是任何其他经济成分难以承担而又不得不依附的。国有经济中国有经济变形形态虽然只占5％的比例，但是为了充分培育自由经济市场而战术性地放松政府管制，随着环境保护、产业提升、市场饱和、贸易冲突和国家竞争的需要，今后，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份量将逐渐增大，国企的比例将再度下调，国有经济变形形态的增大，即更多其它成分的企业必须接受国家公共设施的市场渗透和规则制约。虽然国有经济总量只占23％，但是，就在这23％的周围，还团结着一大批由国企演化过来的集团控股企业、各省各部委所属过渡而来的股份企业、外商合资企业、各集团共同创建的新型金融财团、以及一直渴望能在政府关系中争取良好感觉的民营集团。国企只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7％，这会使国有企业成为我们社会的一种稀有资源，这对国有企业培养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在激烈市场竞争中突出其核心领导作用更加有利。国有经济中真正对国民经济起深远和领导作用的是国有经济的变形形态，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市场法规法律和包括人大在内的泛社会组织的一切活动，它们是国民经济的无形发动机。
2.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平台
国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都不可或缺的经济成分，20世纪后半叶，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因效益欠佳而相继私有化了大部分国有企业，但是，在各自的国内都保留了一批难以私有化的企业，如航天企业、市政企业和科教机构，这些领域的经济表现已经超出了经济学理论的精确描述能力，它属于系统社会动力学的范畴。国有经济板块储藏着大量的尖端技术，这些尖端技术是整个国民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繁荣的动力，是国民经济的远期指示器，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在我国历史上一直起着重要的支柱作用，它是稳定我国庞大经济体系的核心力量。国有经济主要承担私有经济不愿承担的、私有经济无力承担的、私有经济不称职的三个分支领域，这三个领域正好是国民经济的天然平台。
【参考文献】
[1]程恩富：《西方产权理论评析），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
自然经济特征篇4
然而，毕竟经济法是一门与传统法律部门差异极大的法律部门，这样的研究方法有它固有的局限性，唯有将经济法置于整个市场经济，并将其与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紧密结合，才能更加深刻地揭示经济法的特征。
分析经济法规群的共同特点，笔者认为经济性是而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本文将从三个方面对经济法的经济性进行论述，这也是笔者的一点思考。
一、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自然经济特征篇5
关键词:应急管理体系;中国特色;转型期;发展;和谐
一、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的必要性
现代社会,各类危机发生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一种常见现象。相关研究表明,一个国家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是各种社会问题及突发事件的高发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阶段。在这一时期,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规范需要调整或重建,社会不太安定、突发性事件频发。中国2008年人均GDp已达到3000美元。事实上,近年来,各类突发性公共事件呈现加速上升,应急管理所需资源增大,相对于每年由于公共安全问题造成约占GDp总量的5%的损失,中国用于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总预备费只有预算支出的1%-3%,预留比例显得有些不足。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形成和演变也更为复杂,更具深层次原因,衍生更多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强化公共安全保障、建立健全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预警与应急管理体系是中国政府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需求。
二、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立的简要回顾
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中央政府也高度重视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国家批准了“十一五”期间“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规划”,支持开展国家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科技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已设立重大项目“国家应急平台体系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重点支持应急管理的关键技术攻关和应用研究。
在整个体系建立上,2003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成立了应急预案工作小组,重点推动突发公共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工作和应急体制、机制、法制建设工作。2004年将制订完善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作为2004年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体制建设上,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将公共安全建设列为专节(第四十一章),应急管理工作首次被列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一案三制”建设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这是中国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加强应急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件。2006年国务院办公厅设置了国务院应急管理办公室(国务院总值班室),承担国务院应急管理的日常工作和国务院总值班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和综合协调职能,发挥运转枢纽作用。2007年,全面建立了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将应急管理工作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在应急管理的法制建设上,2004年国务院第376号令颁布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2006年1月8日国务院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2007年11月1日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相继出台的还有《防洪法》、《防震防灾法》、《安全生产法》、《传染病防治法》、《海上交通安全法》、《公共卫生应急条例》等。
三、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
(一)中国特色
应急管理的本质依然是管理,管理对象本身的特性决定了管理体系的建立健全必须适应管理对象的特质,因此,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必须落脚于中国具体的国情,才能有的放矢地解决中国的应急管理面对的问题。
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是指应急管理的最为基础的体制方面具有典型的中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特征,应急管理的对象有着显著的中国独特的特征,包括地理自然条件特征、人文特征、经济特征和社会特征,并且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全球化、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城镇化、加速的社会转型期交织在一起)又同时对这些因素特征施以影响(见图1)。尤其是,在本身已经具有的相对于应急管理的中国独特的因素之外,中国的应急管理工作还面对一个广阔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即转型期。转型期问题已经深入广泛地和以上列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因素相伴相生。
(二)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
应急管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具有多主体、多因素、多尺度、多变性的特征。从各国的实践看,突发公共事件处理成败的关键,其一是反应迅速;其二是资源整合,两者并重。在应急管理体系中,应急管理体制具有先决性和基础性。从2003年的SaRS到2008年的大雪灾、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的玉树地震,可以看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巨灾、重特大公共事件中表现出的凝聚力、指挥力、执行力显然是优秀的。30多年的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证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能够充分满足应急管理所要求的特质,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集结最优质最多的资源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并能够长期地做好善后工作。为进一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必要随着客观情势的变化和基于未来的建设,继续深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建立公共管理型、服务型政府。
(三)独特的地理自然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自然灾害基本特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灾害的种类非常多,除了火山以外,所有的自然灾害中国都存在。二是分布的地域非常广,中国70%以上的城市,50%的人口均受到地震、洪涝、海洋等灾害的威胁。三是发生的频率非常高,受季风性气候影响,基本上每年都会有洪涝或干旱灾害。四是灾害的损失非常严重。每年受灾害影响的人口大体在2亿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7。2009年民政部《全国自然灾害损失情况通报》称,全国各类自然灾害更是共造成约4.8亿人(次)受灾,因灾直接经济损失2523.7亿元。但同是一个年份,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表示,2009年是十年内全球最低自然灾害年。
中国独特的地理自然条件是形成中国自然灾害基本特点的主要原因:一是中国处在两大自然灾害带,即环太平洋地震火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地震火山带的交汇处。二是中国处在太平洋板块和亚欧板块的交界处,地壳运动强烈。三是中国2/3的面积是山区,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四是季风气候不稳定。
近年来,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有较大关系,生态环境的破坏则加剧了潜在的环境危机的爆发。有明显的南北不同和东西分异。生态资产的明显短缺、不合理的经济活动已成为推动自然灾害在空间上蔓延、在时间上加剧的重要原因。
(四)传统文化特征
中国文化传统倡导以人为本,注重天地人和谐的理念,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些传统文化理念和精神无疑在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动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凝聚人心作用。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也就决定了其执政理念、政策和制度与西方国家是有所区别的,反映在应急动员的组织实施、领导体制、组织机构上,更有利于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几次重大自然灾害应急动员的实践充分说明,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是取得救灾胜利的重要条件。
(五)经济发展特征
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阶段,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由于中国人均资源较少,而能源消耗强度较高,经济增长又较快,经济发展方式长期难以实现根本性扭转,能源、资源、运输供给长期偏紧。经济增长对基础能源的强劲需求,使安全生产形势严峻。再加上中国的安全生产基础一直较为薄弱,一些地方和企业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生产安全事故总量居高不下,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由于教育的缺失,人们对利益、财富的渴求已经忽略了基本的道德。“阜阳奶粉事件”造成的大头娃娃、狂犬问题疫苗等食品、药品的生产经营中市场秩序混乱、源头污染严重、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日益突出。
(六)社会特征
近期,、报复社会事件如南平事件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经济发展不平衡。目前中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各行业、各群体之间发展及收入的不平衡。二是社会处于急速转型期。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化的迅速推进过程中,社会结构加速分化,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目前中国的利益表达、协调和解决机制还不健全。同时,社会转型过程中旧的制度规范逐渐失效、而新的制度规范尚未最终形成,不能给处于混乱状态的人们的行为、思想、观念法制化、人性化的引导。三是政府信任的流失。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及民生问题的凸显、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过大和腐败等现象的存在,集聚了大量的“怨气”,人民群众容易在突发性事件中爆发对政府的不满。
四、小结
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各种传统的和非传统的、自然的和社会的风险、矛盾交织并存,使公共安全和应急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更加严峻。综合起来看,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形成与演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多种致灾因子和不同的承灾体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多种因素、多个条件的复合叠加,使突发公共事件呈现复杂多变、综合性强的特点;导致应急管理工作较之以前具有更强的复杂性、艰巨性、严重性和放大性。因此,中国的应急管理体系的建立,应该充分考虑到中国的具体国情,构建中国特色的应急管理体系。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中国应急管理的兴起――理论与实践的进展[J].东南学术,2010(1).
2、钱刚毅,佘廉,张凯.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预警及应急管理:现实挑战与发展建议[J].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6).
3、中国去年自然灾害造成四点八亿人次受灾[eB/oL].省略/gn/news/2010/01-13/2068363.shtml,2010-01-13.
4、2009年自然灾害为十年内最低[eB/oL].cn.省略/article/Cnenv
news/idCnCHina-1335420091215?feedtype=RSS&feedname=Cnenvnews.
5、专家称近年中国自然灾害发生频率高、损失严重[eB/oL].省略/html/article/201004/19/404956.
shtml,2010-04-19.
6、张志刚,陈延敏.文化:影响应急动员的重要因素[eB/oL].chn.省略/xwpdxw/gdylxw/2010-04/12/content_4177574.htm,2010-04-12.
7、马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应急管理工作[J].求是,2009(2).
8、闪淳昌,周玲.从SaRS到大雪灾: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展脉络及经验反思[J].甘肃社会科学,2008(5).
自然经济特征篇6
刘易斯舍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劳动力不是无限供给的假设,把一个国家区分为两个部门,我们这里将其分别称作“传统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①。在传统经济部门中,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众多从而劳动力供给是无限的。或者说,在这个部门中,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十分低下。由于这个部门的存在①,现代经济部门在增长和扩大的过程中,可以用不变的工资水平不受限制地获得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这样一个增长模型中,制约经济增长的唯一因素是资本的积累。按照刘易斯和罗斯托的说法,经济发展的核心就是如何在现代经济部门持续实现一个特定水平的储蓄率或投资率。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很长时间内就呈现一种二元经济格局,一方面是以维持生计的工资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的传统经济部门,另一方面是由积累率制约的不断扩张的现代经济部门。直到现代经济部门的发展把传统经济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二元经济增长才逐步被合成为一体化的和均衡的现代经济增长。因此,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的这个时点,被称为刘易斯转折点,而经济增长本身是这个转折点到来的根本原因。研究经济发展的主流理论,不仅认为先行的发达国家不具有二元经济的特征,而且也主要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出发,探讨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发展经验,因此,二元经济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并没有被广泛地应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现象②,关于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向劳动力短缺的转折点的研究更是乏善可陈。尽管如此,无论是通过经济学文献还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伴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两个标识性变化。
首先,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转变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是传统经济部门劳动力剩余,从而二元经济发展中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主要源泉。也就是说,由于健康和卫生水平的改善导致了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与此同时,生育率下降的反应要滞后很多,造成人口增长率长期处于很高的状态。但是,人口转变的规律表明,随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开始改变生育行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将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这时,作为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一个源泉,人口因素不再助长劳动力供给的增长。刘易斯本人就曾经根据人口转变的这种变化,对日本经济刘易斯转折点的来临时间进行过预测③。其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范式,表面上是指两个部门的划分,实际上,从经济逻辑上更主要的是反映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状态④。虽然劳动力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的迁移,是二元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的标志性现象⑤,但是,由于在前一部门存在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从而劳动边际生产力极其低下和工资的分享特征,以及在现代经济部门工会和政府政策的作用,两个部门的劳动力市场是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从分割到一体化的变化,产生于农业中工资增长率的相对提高。农业作为传统经济的代表性部门,也作为以不变工资率为现代经济部门源源不断提供劳动力的基础部门,在二元经济条件下,工资水平长期处于生存水平。当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把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吸收殆尽时,如果前者继续产生对劳动力的需求,工资则必须上涨,相应地引起农业中工资水平的提高。由此引起的一个现象则是,农业工资与生产率的关系越来越符合同步变化的经济理论预期①。
二、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
从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劳动力市场处于制度性分割状态,以及因此形成的农村向城市转移劳动力工资水平长期停滞等特征来观察,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可以被定义为一个刘易斯式的二元经济增长类型。但是,与典型的刘易斯模式相比,中国的二元经济增长又有其显著的特色。这表现为改革开放之前,二元经济发展同时又是计划经济式的增长;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二元经济发展是与经济体制转轨相伴随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统购统销、和户籍政策等制度安排,却阻止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和工农业之间的流动,微观激励机制上的严重缺陷和资源配置上的无效率,导致计划经济下的中国经济虽然实现了一定的增长率,却未能从外延型增长的局限中解脱出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是负数②。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推动了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在1978—2004年期间,中国GDp以年平均接近10%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在这个期间也开始具有了二元经济发展的特征。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与改革开放效应相关的经济增长因素,来描述一个中国特色的转轨中的二元经济增长。首先,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充分利用了人口红利。
在整个改革期间,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持续增加,比重不断上升,因而人口抚养比相应下降。这种人口结构特征,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增长过程中劳动力的充分供给,另一方面提高了资本积累率。由此形成的这种人口红利,通过资源配置机制的改革得以释放,并且通过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而作为比较优势得以实现,从而延缓了资本报酬递减的过程,为经济增长提供了额外的源泉。计量表明,如果用人口抚养比作为人口结构所具有生产性的指标的话,改革期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为27%③。人口红利得到充分利用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地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劳动力成本保持相对低廉。这个过程表现出鲜明的二元经济增长特征,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劳动力供给得到充分保障,同时,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主要是通过就业面的扩大,而不是通过工资水平的上涨实现的。从表1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规模不断扩大,2004年超过1亿人①。根据2001年和2005年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两次调查②,我们可以估算出这两个年份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工资分别为12894元和16578元。利用这两个工资水平,我们可以估计出两组农民工工资变化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假设在1997—2004年期间工资水平没有发生变化③。第二种情形是按照我们实际观察的结果,假设农民工工资是逐年提高的,并按照调查得到的2001—2005年期间的工资变化率推算各年的农民工平均工资水平。
从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变化趋势看,要么是假设没有提高,而在假设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其增长速度并不是很快。然而,用上述两个工资水平乘以农村外出劳动力的总量,我们可以获得两组农民工外出打工总收入,即表中“打工收入(i)”和“打工收入(ii)”,2004年为13229亿元到15980亿元之间。这个事实的另一个侧面,则是农民家庭纯收入中,工资性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2003年以后这个比重没有再上升,显然是粮食直接补贴政策以及其他减轻农民负担政策的效果。其次,转轨时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得益于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通常反映产出增长中不能为生产要素的投入所解释的部门,包括来自微观技术效率改进和来自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两个组成部分。经济改革不仅通过在微观经营环节改善激励机制,提高了技术效率,还通过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获得了资源重新配置效应。已有的许多研究④,都证明了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以及在经济增长中贡献率的提高。还有研究具体估计了不同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并且把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资源重新配置效率改进和微观技术效率改进两种效应,发现前者对1978—1989年期间GDp增长率的贡献率为21%,而后者只有3%①。显而易见,中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提高,是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的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的。第三,对外开放为中国提供了发挥比较优势的机会。经济全球化的总趋势是国际贸易的空前发展。中国在劳动力的质量和价格上体现出来的资源比较优势,通过确立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地位而得到发挥。改革开放的近30年中,在世界贸易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对外贸易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例如,中国商品进出口总量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分别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1%强,以翻几番的速度提高到2004年的6%以上。此外,资本在世界范围的流动与配置,为中国提供了来自外部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能力。在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早期阶段,资金不足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制约。因此,那个时期的外资具有填补国内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效果。随着国内储蓄率的迅速提高,以及相应而来的资金满足程度的提高,引进外资的速度不仅没有放慢,反而呈加速趋势。在中国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的阶段上,引进外资主要地不再是填补资金不足,而最终是利用了国际投资者的资源配置能力。
三、发展阶段性特征与转折点
中国经济在改革时期之所以能够充分获得人口红利,除了改革开放创造了必要的制度环境之外,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促成了人口转变的提前完成。通常,在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经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转变的过程中,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下降在时间上具有继起性和时间差,相应形成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少年儿童抚养比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和老年抚养比高的特征②。具体来说,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的时滞期间,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上升期,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例相应提高。随着生育率下降,经过一个时间差即大约20年的时间,劳动年龄人口所占比例开始上升。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导致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随后逐渐开始人口老龄化。由此分别形成人口自然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先上升后下降两条继起的变化曲线。利用历史数据和预测结果,我们可以完整地观察到这个人口转变在中国的变化过程和趋势(图1)。如图1显示,继人口自然增长率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持续下降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从80年代也开始了下降的过程,并且在21世纪以来下降速度明显加快,预计在2017年左右停止增长。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看作劳动力供给的基础的话,上述趋势也就意味着在经历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增长阶段之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正在消失,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初见端倪。2004年开始出现的以“民工荒”为表现形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从沿海地区蔓延到中部地区甚至劳动力输出省份,并且推动了普通劳动力工资的上涨。与此同时,城市失业率攀升和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也得到遏止③。这些都是可以印证上述判断的一些劳动力市场变化的征兆。把对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预测结合起来观察,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征兆则更加明显。为了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我们可以对“十一五”期间的非农产业增长及其就业弹性做出不同的假设。首先,对非农产业增长率分别做出8%(低增长率)、9%(中增长率)和10%(高增长率)三种假设。其次,对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分别按照1991—2003年平均水平做出0•297的高弹性假设,以及比该平均值低半个标准差的低弹性假设0•23。非农产业发展的新增劳动力需求,将是这几个假设值的组合。与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预测值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在设定的高位非农产业增长率和高位非农产业就业弹性的情况下,从2004年开始,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将持续低于非农产业劳动力需求量,而且两者差距逐年扩大。在其他各种假设的情况下,在2010年之前,也分别出现新增劳动力数量低于劳动力需求数量的情况①。
四、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
正如在第一部分讨论过的,刘易斯转折点不仅是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的一个时点的表达,其背后更具有丰富的经济发展含义。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种二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劳动力无限供给更是其典型特征。换句话说,无论是政府的政策制定和制度安排,还是企业的产业组织选择和技术选择,或者整体经济的产业结构形成,都是在这种结构特征下进行的。一旦刘易斯转折点到来,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逐渐消失,中国经济将进入一个人们以往并不熟悉的发展环境。如何在这种变化了的环境下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需要进行一系列制度创新。下面,我们依次讨论在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际,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进行的制度调整。
首先,刘易斯转折点要求通过增长方式的转变,以获得新经济增长源泉。新古典增长理论预期在劳动力供给有限,从而存在资本报酬递减现象的条件下,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必然要求技术进步引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①。历史上,苏联经济虽然取得过出人意料的高速增长绩效,但是,这种单纯依靠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长方式,最终没有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此,当亚洲四小龙创造了高速增长的“东亚奇迹”时,遭到了众多西方经济学家的质疑,并断定了其增长的不可持续性②。但是,他们忽略了东亚经济由于成功实现了人口转变,在不存在其他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因素的条件下,劳动力供给不仅没有构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反而为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额外的源泉,并使出现资本报酬递减的时间向后延缓。而随着这些经济体迎来它们增长的刘易斯转折点,其生产率提高的速度明显加快,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加大③,最终实现了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到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在经历了改革后一段时期从负到正的提高之后,20世纪90年代以来表现并不理想。例如,一项研究显示,1979—1995年期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4•63%,1996—2001年期间下降到只有0•60%④。另一项研究表明,1978—1993年期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7•0%,其中,因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做出的贡献超过1/2,其他部分的贡献来自资本—劳动比率的提高。而在1993—200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为7•8%,其中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只有1/3,来自资本—劳动比率提高的贡献明显提高⑤。出现这样的现象,与当年亚洲四小龙最初生产率没有提高的理由十分相像,即由于人口红利的存在,劳动力数量、质量和价格具有明显的优势,并得以形成和保持很高的储蓄水平和资本积累率,使得这种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方式足以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然而,随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传统增长方式赖以作用的条件就发生了变化,经济增长方式向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的转变迫在眉睫。
其次,刘易斯转折点要求形成一个新的收入分配模式。库兹涅茨假设存在着一个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关系的倒U字型曲线⑥。虽然有众多的实证反例,收入分配状况在时间上呈现一定的变化轨迹的确是事实,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存在着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既然都是关于经济发展阶段的特征描述,库兹涅茨关于收入不平等先上升后下降的转折点,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也必然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从理论上讲,一旦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消失,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相应提高,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经济增长对普通劳动者即原来的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扩大,导致其工资水平相对于其他群体提高更快,其结果则是社会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降低①。从实证角度讲,库兹涅茨观察到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主要由于低收入群体收入份额提高,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的降低②。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的较低阶段上,资本是相对稀缺的生产要素,而劳动力是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因此,资本要素的市场回报相对高,劳动力的市场回报则相对低,社会收入通常有利于资本的所有者,而不利于劳动力的所有者。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状况受到收入分配的构成成分的影响。如果我们把社会收入划分为资本要素收入和劳动要素收入两个部分的话,前者对于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大于后者。如果资本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就会形成较大的收入不平等。相反,如果工资收入在全部收入分配中的份额比较大,则具有缩小收入差距的效果。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资本的相对稀缺程度相应下降,从而一个社会的就业更加充分的条件下,在全部收入分配中,劳动工资的收入份额就比较高,资本收入份额则相对降低,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倾向于更加平等。但是,这种变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而是有赖于社会能否顺应发展阶段的要求,创造一个充分就业的环境。
第三,刘易斯转折点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需求。许多国家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社会经济政策和政府参与其中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分配结果有直接的影响③,而影响利益分配格局的政策和制度安排又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劳动力市场长期供求关系的变化,相应地带来不同群体对政策影响力的方式,从少数人占主导的“数量悖论”到多数人发挥作用的“供求法则”的转变④,从而一系列利益格局的均衡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的内容涉及不同社会阶层影响政府政策和制度安排的相对谈判地位,以及由此引起的城乡之间资源流动关系、不同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劳动力市场上雇佣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等诸方面。在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具有现代经济部门特征的非农产业的迅速发展,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为前者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供给。由于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转移到非农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既不具有影响工资决定的集体谈判权,也无从影响地方政府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因此,在这个发展阶段上,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着一系列的制度。其中,最根本的制度安排是分割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户籍制度。由于这些制度的存在,地方政府往往把城市的就业压力归咎于外来劳动力的竞争,从而人为地控制着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开放程度,形成排斥外来劳动力的周期性政策倾向⑤。每当转移劳动力遇到系统性政策阻挠时,他们只好退回到农村的承包土地或其他家庭经营上面,而农业和农村家庭经济则周期性地执行剩余劳动力蓄水池的功能。这种中国特色的“工资分享制”导致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临时性、农户收入的不稳定,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持续存在。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解决这些问题的条件已经具备。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历史上,系统性的劳动力短缺现象的出现,通常都成为改善劳资关系、缩小收入差距、政府立法和社会政策转向有利于普通劳动者阶层的转折点。但是,国际经验也表明,如果政府的政策不能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要求做出正确的调整,二元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对普通劳动者的排斥性制度安排继续存在下去,将会引起劳动者阶层的严重不满,进而造成剧烈的社会冲突①。
自然经济特征篇7
[论文摘要]生态经济作为21世纪人们提出的重要经济理念，反映了人们对生态和经济发展问题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但发展生态经济，必须了解生态经济的特征，并为其选择合乎客观规律的路径，只有这样，生态经济才能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生态与经济是一对相关概念，而且这种相关是正相关，也就是说，生态制约着经济，而经济发展反过来又影响着生态，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生态具有了一定的区域性，同一区域内的生态组成要素是彼此相互影响的，且互相交叉，这种状况的存在就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了不同于其他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众所周知，我们的经济发展最初是粗放型的，也就是不能充分利用资源，还产生了若干环境问题，进而形成了生态问题，由此我们的经济增长也受到了很大的约束。所以构建生态经济发展的一定路径也就成为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一、生态经济的特征
任何要素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组成，生态与经济作为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两大环节，其组合自然也就具备了一定的特征。
第一，系统性特征。生态经济作为一个系统，是由诸多要素组成的，但在这众多要素之中，生物是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这种系统性是以生物为中心的，没有生物的存在就不存在生态系统，而生物与环境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它们通过物质流、能量流和某些信息流使得生物得以跟环境进行交换，从而形成开放系统。这种开发系统的存在，使整个自然界处于良性循环状态，而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正常循环，否则经济的发展就会产生诸多难以解决的后患问题。再者，生态经济的系统是由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等要素构成的大系统，其要求人在考虑生产和消费时不能再置身于这一大系统之外，而是必须将自己作为这个大系统的一部分来研究符合客观规律的经济原则，只有这样，生态经济的系统性特征才能凸显出来。
第二，协调性特征。协调是一种普遍规律，无论在自然社会还是人类社会，都起着其他要素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存在协调，才可以表现出整体效应，才能反映出1+1>2，但协调的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人类不仅要懂得正反馈还要懂得负反馈，既要懂得加也要懂得减，因为在一个系统里只有有加有减才能保证它是最稳定的，才能得到良性循环。如一个地方若鸟很多，那就会使虫很少，而虫一少，树就长的好，进而就为鸟创造了更好的生存条件，这是一个良性循环，在这个循环里有一个负那就是虫少了。假如虫多了，那就会使树少，鸟也就没了生存条件，那这个系统里就不稳定了。
第三,循环性特征。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一种循环，而这种循环也是其靠自身的力量来完成的，在这一点上，外力的作用很是有限，但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干预这种循环的进行，由此也才形成了“恶性循环”和“良性循环”的概念。在传统工业经济的各要素中，资本在循环，劳动力在循环，而惟独生态没有形成循环。而生态经济则要求必须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因为如果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就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而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
此外，生态经济还具有一定的新的价值特征。生态经济在考虑自然时，已不再像传统工业经济那样仅将其作为“取料场”和“垃圾场”，也不仅仅视其为可利用的资源，而是将其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需要维持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在考虑科学技术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要充分考虑到它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使之成为有益于环境的技术；在考虑人自身的发展时，不仅考虑人对自然的征服能力，而且更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生态经济这些特征的存在，就要求人类在采取经济发展手段时，必须在此基础上选取合适的路径，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二、生态经济的路径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步，但是这两个化带来了突出的生态矛盾问题。如工业化与环境污染，由于我们以前的发展是粗放型的，工业化越发达，生态破坏越严重，突出表现在大气上，如说大气里面二氧化硫超标会引起酸雨，2003年浙江的酸雨率是84%，珠江是50%，江苏是30%。现在我们沿海地区的电子工业很发达，它使用了高分子的化学物和重金属材料，造成了电子垃圾和含有剧毒的持久性的有毒物质。一台电脑需要700多个化学原料，其中50%以上对人体有害。那些地区的大批农民从事于电子产品的测检工作，引起了大量环境污染，更大的危害就是重金属通过土壤到生物再污染到人体。如有些地区的重金属超标在水稻上占80%，蔬菜上占60%，我们知道，重金属的土壤污染，菜园土大于水稻土，水稻土大于果园土，果园土大于旱地土，为什么菜园土最严重呢？就是因为城市垃圾在菜园土里的利用，还有农药的残留也引起了毒害。我们很久以前就禁止使用农药DDt，然而最近我们在人奶里发现了DDt，其含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对我国的评估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大气跟水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应该占全部GDp的3％～5%，当然这一数字的准确度有待考证，但这种状况也的确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即单纯的经济增长，如果不考虑资源与环境的治理支出的话，那国民经济的增长是不实在的。所以我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必须考虑生态，要把产业调整到良性循环方向来发展，从而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以提高资源效率、生产效率与经济的总体增长竞争力，因此考虑生态经济的路径选择也就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任务。
首先，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自然观路径。大自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物质基础，即不是救世主，一切依赖与大自然的恩赐；又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物质源泉。人定胜天，毫无节制地去索取、征服和对抗大自然；而应善待大自然，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自然规律，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大自然，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用新的自然观改变传统的依赖与对抗大自然的观点，规范人类的行为方式，合理开发和利用大自然，使环境资源为人类生存已发展所永续利用。其次，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路径。发展是硬道理，而发展到底为了什么？可持续发展的实质目的，是通过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实维护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可持续性，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充分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求，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正如同志在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所说，如果我们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了，而环境污染加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下降了，这不符合我们党的宗旨，也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的。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防止和克服与之相反的种种发展观，和行为方式，这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根本目的。
第三，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路径。他的基本内涵，是要求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与同步建设（以下称“三同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以下称“三个效益”）的统一。再计算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本身的增长率，而且要看经济发展给社会尤其环境所带来的影响，经过对比，扣除其外部的不经济因素，才是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和质量。这是我国正在强调的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也是一些国际组织所强调的绿色GDp的基本要求。我们按绿色GDp的计算公式，对我国近几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进行了测算，以年均增长率7％～8％为基点，分别测算出我国经济增长率中的外部不经济因素为12%、8%、4%。显然前两个概算的数据是不客观的，但在国家相关部门正在进行“十一五规划”编制时，不能不承认后一个概算数据的事实。这种事倍功半状态的出现，是单纯经济效益价值观指导下，实施不规范行为方式的必然结果。实践证明，只有树立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坚持“三同步”和“三个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才能提高经济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跟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
我国的资源人均占有量较低，如果不对生态进行强有力保护，那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更大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树立生态价值论的观点，因为“长期以来，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资源的稀缺性、有用性，实行的是成品高价、半成品低价、资源无价的定价制度”，这种思维模式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发展速度过于依赖于生态的供给乃至破坏，但生态也是无情的，你向它索取了多少，它也要向你索取同等的数量，其最终的结果就是资源破坏、人与生态关系失调，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只有运用全面的观点来分析经济与生态的问题，才能从理论上、体制上和政策上真正解决生态保护问题，进而实现经济与生态的和谐发展。
三、结论
任何事物都是相联系的，生态与经济也是如此，所以找到适合生态经济发展的路径，遵循一定的规律来安排经济的发展是实现二者共赢的重要方法。如今，工业现代化与城市生态化正融为一体，21世纪的世界，依赖城市化使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多数国家进入了工业化过程，使人类进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但环境污染问题却日益严重，进而造成生态状况的恶化，这种情况反过来又索取了人们以前经济发展所取得的成果，所以当人们认识到这一问题后，便开始考虑如何协调生态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共处，只有实现了这一突破，人类才能幸福地生活，社会也才能健康地运行。
参考文献：
[1]王军: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7年
[2]: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3]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自然经济特征篇8
一、水利现代化与社会经济的发展
发展国家水利建设内容的变化，是由社会经济的发展所推动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对水利行业的要求在不断变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要求有一个基本的安全发展空间，保持社会的稳定，首先要求防洪安全建设。因此，水利建设的初期，多以大型防洪工程建设为主。经济发展过程中，用水需求的增加导致供水紧张，供水设施的建设是社会经济发展初期的主要要求。在防洪安全、供水问题基本解决后，社会经济会有较快的发展，同时污染物的排放量大幅度增加，水系污染问题突出，因此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中期对水资源的保护问题将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当社会经济实力较强时，水系的污染问题可以得到解决，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假期的增多，旅游业迅速发展，它要求水系周边有优美、舒适的休闲娱乐空间，此时以水边景观建设为主的水域周边空间管理成为水利工作重点。在社会经济进入发达阶段，人们将不再满足水清、景美，而要求有更丰富多样的生态系统。因此，对水系的生态修复是社会经济和文化发达的重要标志。
以上的论述说明，水利建设内容的变化主要受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水利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发达国家是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经济现代化的，水利事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也同时实现了现代化。当时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GDp约15000亿美元，人均7000美元；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是：GDp约5000亿美元，人均4000美元。我们可以用亚洲国家日本作比较，把人均GDp4000美元作为我国初步实现现代化的经济指标。那么，我国的一些地区已经接近或达到了这一经济指标。所以，谈论我国的现代化和水利现代化已不是遥远的将来。但是，现代化是有起点而无终点的，进入20世纪90年代，美国GDp已达70000亿美元，人均20000美元。相比之下，我们所谈论的现代化标准还只是一个起点标准，或称为“门槛标准”。
二、水利现代化理论指向
水利现代化的理论阐述可以有很多，各地已经出现了各类论说，多的可达百余条。尽管各地条件千差万别，但是最基本的涉及面可以归纳为几个大方面。
1.观念的现代化
随着社会的进步，形成了许多科学的现代化观念，代表着社会的进步方向。目前，与水利事业关系密切的新观念有可持续发展理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生物多样性保护等，这些人类文明的结晶必须成为水利事业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2.生产技术和装备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水利事业要广泛地应用现代技术，如通讯、监测、分析、污染治理、生态修复、流域规划、设计、施工等技术，以及大型水利施工等方面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设备。
3.水利管理的现代化
形成现代化管理体系，实施体制改革，适应当展对水利事业的需求，加强管理人员与国内外交流；建立现代化管理法规，依法治水，实现公众参与、公众监督；采用现代化管理。
三、新水利理论的形成
实现我国的水利现代化要有新的水利理论指导，新水利理论应当充分体现现代的观念、技术和管理理论。我曾把新水利理论称为“大水利”，因为与传统的水利工作比较，现代水利的工作内容要扩大了许多。
传统的水利理论是20世纪初的产物，其指导思想是以改造自然为主、以工程建设为主、理论基础以力学为主。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水利建设过分干扰了流域的水循环。
新水利理论的形成要在传统水利理论的基础上，引进21世纪的新观念，综合考虑技术、经济、环境、生态、社会等对水系影响较大的因素，重新定位水利在流域可持续发展中的地位和建设目标。
自然经济特征篇9
分析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市场主体调控关系，市场秩序调控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以及社会分配关系。
从市场主体调控关系来看，国家为了维护市场的有效运行和整体利益，通过市场准入制度等制度，对市场主体进行经济调控。以《商业银行法》为例，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主要经营负债业务、资产业务和中间业务，由于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至关重要，为了保障商业银行的安全性，国家对商业银行的设立规定了极为严格的准入条件。《商业银行法》第13条以严格的准入制度对金融业做出了调整。商业银行在设立后仍要受到持续调控，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经营负债业务，负债率就是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新《巴塞尔协议》做出明确规定，要求各成员国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应高于8%。我国也根据这一协议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这些规定无不显示出经济法对现代经济关系的积极调控，也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经济关系的重要性，才引发了国家通过经济法进行有效的调控。
此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产业布局调整以及社会公平目标，也经常通过产业政策、再分配政策、财政政策等对经济发生作用。这在日本等发达国家集中表现为《产业政策法》《结构不景气法》等法规。无论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哪一方面，源于经济法的产生正是客观经济关系出现而传统的民法、行政法都无力调控，它们天生就具有强烈的经济性，这也内在地决定了经济法具有经济性，并且经济性理应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二、经济法调整工具的经济性
经济法的发展与干预主义的出现密切相关。干预主义的经济学基础是凯恩斯主义。但干预主义并没有提出可供操作的干预经济的调控工具。随着西方市场经济以及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西方国家逐渐提出了操作性极强的调控工具。
以国家对垄断的干预为例，由竞争引起的垄断，反过来又必然妨碍、限制甚至消灭竞争，最终使市场机制遭到破坏。为维护市场机制的健康运行，通过经济法限制垄断成为必然的选择，但何时该由国家介入呢？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市场结构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当竞争使得市场集中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出现垄断。衡量市场集中度有几种经典的指标，譬如四企业集中度（CR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指数）以及熵指数（entropindex,ei）。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采取了HHi指数作为判断企业收购行为是否构成了垄断威胁，国家是否应当进行干预。根据微观经济学理论：
联邦贸易委员会要求意图实施兼并的企业必须提供该企业以及其竞争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接着由该委员会计算兼并前与兼并后的HHi指数值的差值，倘若这个差值达到兼并法则规定的数值，联邦贸易委员会随即根据反垄断法作出允许或者不允许企业兼并的决定。运用HHi指数进行垄断的认定有一个相当典型的案例，即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的兼并较量。倘若允许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实施兼并，将使兼并后的HHi值严重超过法则规定。
在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经济学的工具被运用于判定垄断与否的标准，而反垄断法被称为“经济宪法”，是经济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法的调控工具具有浓厚的经济性，其数据完全来自真实的市场经济运行过程，而诸如HHi指数之类的调控指数最先纯粹是经济性的指标，而后才引入了经济法的领域，故而经济性成为经济法的特征自然而然，并且应该成为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三、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
经济法的重要表现，是经济法往往把经济制度、经济活动的内容和要求直接规定为法律。直接赋予经济规则以法律效力，也意味着经济法具有专业性。在我国经济法的法律框架之中，存在相当多的专业性技术规范。在经济法的各个领域内，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找出此类规范。譬如房地产法中的《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会计法中的《企业会计准则》。这类规范产生的目的带有极强的经济目的性，来源于对市场交易关系、结算关系进行规制的需要，显然这些社会关系具有强烈的经济性。故而从经济法对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也反映出经济法的经济性特征。
以上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的调控工具以及专业技术规范的引入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并适当运用了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对经济法的经济性着重论述，深化了对经济性这一特征的理性认识。当然，经济法仍具有诸如政策性、综合性、回应性、指导性、后现代性等特征，但与经济性相较而言，其他对其特征的表述均是第二位的，或可称为经济法的区别特征，但毕竟不是本质特征。因此，经济性是经济法的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水.产业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自然经济特征篇10
关键词：企业组织
企业基本特征的内在逻辑
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指企业自产生以来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企业共同的质的规定性，其实也就是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所在。笔者认为，企业应具有的这些特征是按一定的内在逻辑层层递进的，包括以下五方面特性：
（一）组织性
企业不同于个人、家庭，它是一种有名称、组织机构、规章制度的正式组织；而且，它不同于靠血缘、亲缘、地缘或神缘组成的家族宗法组织、同乡组织或宗教组织，而是由企业所有者和员工主要通过契约关系自由地（至少在形式上）组合而成的一种开放的社会组织。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企业是法人组织，那是不正确的，因为从企业产权组织形式来看，企业可分为自然人企业和法人企业两大类。到现在为止，自然人企业数量还相当大，它包括个人企业和合伙企业。所谓个人企业并非企业仅由一个人组成，只是指个人独资企业而已。至于目前还大量存在的个体户，当然不算企业，不能与个人企业混为一谈，只有经过制度化的组织改造才能转变为企业。
（二）经济性
企业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不同于行政、军事、政党、社团组织和教育、科研、文艺、体育、医卫、慈善等组织，它首先是、主要是、本质上是经济组织，以经济活动为中心，实行全面的经济核算，追求并致力于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而且，它也不同于政府和国际组织对宏观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监管的机构，它是直接从事经济活动的实体，和消费者同属于微观经济单位。
需要指出，虽然各种非企业的社会组织往往也要进行某些经济核算（如收支、财产核算），但由于不是或主要不是从事经济活动，追求的不是或主要不是经济效益，它们的经济核算只是局部的、辅助性的，无法与企业核算相提并论。
（三）商品性
企业作为经济组织，又不同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组织，而是商品经济组织、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市场主体，其经济活动是面向、围绕市场进行的。不仅企业的产出（产品、服务）和投入（资源、要素）是商品——企业是“以商品生产商品”，而且企业自身（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也是商品，企业产权可以有偿转让——企业是“生产商品的商品”。
这里要说明的是，企业投入的劳动力（除企业主自身以外）毋庸讳言属于商品—这是企业与个体户的一个区别，但企业所使用的劳动者不是商品，他们拥有完全的人身权利，拥有自身劳动力的完全所有权，他们只是通过与企业的双向选择，以契约的形式，把自身劳动力的使用权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让渡给企业经营者而已。另外，如果从广义的投入、产出来讲，也并非一切投入、产出都是商品，比如企业产出的对社会的责任、员工素质的培养提高以及形成的企业文化等，不应视为商品。
（四）营利性
企业作为商品经济组织，却不同于以城乡个体户为典型的小商品经济组织，它是发达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基本单位、“细胞”，是单个的职能资本的运作实体，是以赢取利润为直接、基本目的，利用生产、经营某种商品的手段，通过资本经营，追求资本增值和利润最大化。
追求利润是一切资本的天性。社会主义社会里的所有企业，其作为资本实体的实质并没有变，企业所有者就是资本所有者，企业经营者则是资本的经营运作者。一切企业的运营本质上都是资本的运营，所有企业家的根本职能、职责都是用好资本，让它带来更多利润并使自身增值，这是永恒不变的主题，至于在什么范围内生产、经营什么商品，那是可以随时、灵活加以改变的。从这个角度说，企业牟利、逐利是正常的，这是它与各种非营利性组织的社会分工，正常的利润既是企业满足市场、服务社会的结果、回报，也是支持、促进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主要财力基础。
（五）独立性
企业还是一种在法律和经济上都具有独立性的组织，它（作为一个整体）对外、在社会上完全独立，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独立承担民事义务、民事责任。它与其他自然人、法人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没有行政级别、行政隶属关系。它不同于民事法律上不独立的非法人单位，也不同于经济（财产、财务）上不能完全独立的其他社会组织，它拥有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产权，具有完全的经济行为能力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实行独立的经济核算，能够自决、自治、自律、自立，实行自我约束、自我激励、自我改造、自我积累、自我发展。
笔者认为，有些教科书说社会主义企业是相对独立的企业，那是既不合逻辑，也不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的。不应认为企业要服从国家的计划管理或宏观调控，就不能完全独立。上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小宫隆太郎称“中国没有企业”，其理由就是当时的中国企业不具备企业的基本特征，主要是没有独立性。它们承担了过多过重的政治、社会任务与责任，“政企不分”，实际上成了各级政府的附属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是企业改革，是从国家对企业放权让利开始的，历经利改税、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等模式的探索，逐步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最后找到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出路，通过产权重组、多元化、明晰化，使企业与国际接轨，与企业的本质特征相吻合，逐步从非企业向企业转变。只有让企业取得完全独立的经济地位，才可能有理性的企业行为，对各种市场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从而让国家通过市场对宏观经济进行的间接调控措施落到实处、产生实效，也使作为整个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的众多企业优存劣汰、生生不息、充满活力。因此，健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企业完全独立。
笔者认为，有教科书把企业集团称为企业的一种类型，是不确切的。企业集团并不是一个企业，而是若干个企业的联合体，它们既有各自的独立性，又通过不同程度的资本持有关系或者契约关系联结起来，形成从紧密联系到松散联系的金字塔或同心圆结构。与此类似，企业业务外包、特许加盟连锁、战略联盟等也只是企业的虚拟经营方式，而不是企业的类型。
现代企业的新特征
把上述“五性”加以综合，可以给企业下一般的定义：企业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经营活动，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营利性经济组织、经济实体、经济单位。
不过，企业从早期发展到现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法治化、有序化，企业也越来越成熟、规范化，现代企业表现出不同于早期企业的新特征，或者说人们对现代企业提出了新要求：技术上的先进性——建立在现代先进技术基础上；管理上的科学性——实行现代化科学管理，包括标准化、精细化管理和社会化、人性化管理；运营上的“社会性”——它不再是“自由放任”的企业，而是“社会企业”，必须立足于和适应社会需要。企业要遵守所在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服从社会制约和政府正当的干预管理，做合格的“企业公民”，与政府合作，为社会服务，对社会负责任、尽义务,维护、增进社会公益，促进社会和谐文明进步、可持续发展。
企业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技术和管理落后的企业在现代只是不易获得生存、发展的较多机会和较大空间，而运营上不符合“社会性”要求的企业，则往往连生存发展的资格、合法地位都没有。因而具备“社会性”特征是现代企业的首要条件。当然，这种“社会性”绝不是要求现代企业像政府或其他公益组织一样以承担社会公共事务为基本、主要职能。企业的社会责任只是“社会性”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有限度的、非刚性的。企业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是把企业做好，这是履行其他社会责任的前提。企业如果承担了与其发展方向、承载能力不协调的、过多的社会责任，企业无法维持，那恰恰是对社会最不负责任的。也就是说，企业的基本特征，企业与非企业的区别在现代并没有改变，而且不应该改变。
企业特征对深化改革的启示
笔者认为，今天分析、总结企业特征，不仅有一定的理论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
我国的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可以概括为市场化的改革。在宏观层面上，主要是政企职责分开，政府不再直接用行政手段管理企业，改为主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通过市场机制间接调控、引导企业行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是通过再造企业制度，亦即企业化的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诚如经济学家张维迎所说，目前“中国经济仍然是一个被高度管制的经济，中国企业家在创业和经营企业方面仍然受到太多不合理的约束。”“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企业并没有真正的投资自主权。”因此，要同步深化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用法律进一步规范各级党政机关的行为，使政、企职能不再错位，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受到不正当的行政干预，为企业创造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让所有的企业在自由选择、充分竞争的市场海洋中进退沉浮。也就是说，在经济活动、商品生产流通服务领域里，应实行“小政府、大市场”原则，政府大胆放手，尽量让市场机制和企业自身去解决市场、企业的问题。至于现代社会对现代企业的社会性要求，主要应利用法律手段和社会公众、舆论的约束以及政府宣传教育的引导，通过市场竞争压力下企业家自身素质修炼和自觉的企业文化建设来逐步实现，政府没有必要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拔苗助长。
（二）防止市场化过度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