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1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关于立法的哲学基础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坚持“自然为社会立法”观点的人们，混淆了“自然规律”与“社会理性”的差异，它不仅造成了法律在形式上的机械、死板和不近人情，而且在实践上也导致了许多非生态行为。与此相反，坚持“人为社会立法”观点的人们，则常常陷入“动物自然性”和“应有”的主观主义误区。马克思的法哲学为解决上述二律背反提供了重要的卓有成效的方法论基础。
【英文摘要】thephilosophicalbasisoflegislationhasbeenaheatedtopicforalongtime.peorlemaintaining"legislationbynature"confusethedifferencesbetween"naturallaw"and"socialreason",whichleadstoboththemechanicalandunreaconablefeaturesinformandmanynon-ecologicaldeedsinpractice.onthecontrary,peoplemaintaining"legislationbyman"oftenfallintothesuhjectivetrapof"animalnature"and"dueexistence".marx’slegalphilosophyoffersanimportartandeffectivemethodologybasisforsoloingtheproblem.
【关键词】法哲学/法的形而上学/法的历史学派
legalphilosophy/legalmetaphysics/historicalschoolofthelaw
【正文】
一
马克思在大学学的专业是法学，但兴趣却更多地在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便是，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的法学体系大多缺乏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早在1833年，马克思便认为，如果不考虑法的人文哲学基础，单纯的法制并不足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有序。
马克思认为，单单诉诸人的自我意识和自觉精神并不能达到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因为人类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所以，马克思曾一度认为，“人是自然界唯一达不到自己目的的存在物”［1］（819页）。在马克思看来，虽然人皆具有神性，如“好善的热情、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这些动物并不具备，但对人而言，“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1］（819页）因此，要实现人类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必须要诉诸一种外在的力量。
这种外在力量便是法律手段。因此，马克思在波恩大学和柏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时，对法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一方面，马克思学习了大量的法学课程。如普盖教授讲授的法学全书、欧洲国际法、自然法，伯金教授讲授的法学纲要，瓦尔特教授讲授的罗马法史和德意志法学史，另一方面，他翻译了《罗马法》，并广泛阅读了许多法学着作。
通过大量的结合历史史实特别是法制史的研究，马克思对法的历史和现状深感不满。他认为历史上大多数法律都过于强硬，过于机械，过于烦琐，缺乏人文主义哲学的基础。所以，不但不能体现诗意、浪漫和温情，也不能说服人、教育人，从而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起到治理社会的功效。他曾把这种想法写信告诉了他的父亲。身为律师的其父看过信后大吃一惊，马上回信告诫马克思说，法学不是诗，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是重材料的，而不允许半点捏造的，你只能容忍它，不能反对它。尽管如此，马克思仍然坚持认为，现有的法学体系缺乏法哲学基础，因此，他“试图使某种法哲学体系贯穿整个法的领域”［1］（10页）。
首先，马克思曾试图将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融会于整个法学体系中。马克思发现，西方文明之所以长期稳定有序地发展，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其法制的强硬，而主要得益于其基督教的文化传统。正如中国社会的稳定、统一、有序的发展主要并不在于商鞅、秦始皇、王安石等人的变法，而主要得益于攻心为上的儒学传统一样。将基督教精神融会于法学体系中也正是黑格尔法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也可见马克思的法哲学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之深。
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类似，马克思也曾认为，将基督教精神融会于法学体系中既可以体现法学的人文精神的基础，也可以更加突出法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因为这样一来，就不是“人为社会立法”而是“自然为社会立法”，即法律所要求的，也正是自然规律所要求的。这种法律的宗教精神无疑更多地突出了道德教化的一面，是为法律的“德治”。
其次，马克思除了希望在法律体系中突出“德治”的一面外，也曾希望在法律体系中突出“政治”的一面。马克思有一个一生都没有改变的观念，那便是认为法律是上层建筑，而且不仅仅是观念的上层建筑，更是政治的上层建筑。即认为法律是政治的产物，没有不是政治的法律，也没有不是法律的政治。坏的法律自不必说，好的法律在坏的政治下也会无以发挥好的作用甚至可能起反作用。
马克思在《奥古斯都的元首政治应不应当算是罗马国家幸福的时代》一文中明确指出，判断一个社会的法治是否促进了社会的稳定、有序，一般可有三种办法：一是纵比，即将该段社会历史与其前后历史相比；二是横比，即密切注意同时代周围其他社会对该社会如何评价；三是密切注意该历史的自我表现——其文学与艺术取得何种成就。
通过上述指标的比较，马克思认为，在罗马国家的诸多历史阶段中，奥古斯都的****时代是治理最好的社会。而在此前，人们曾一度认为，布匿战争前的那个时代才是最好的时代，因为它是民主制。
马克思认为，同奥古斯都的****体制相比，布匿战争前的法治由于缺乏政治上的强有力的支撑而基本流于形式。比如，尽管法律比较完善，又是民主制，并废除了王政，但一直存在贵族与平民的斗争以及贵族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且，由于法律不能被政治力量推动和保障，人们基本上丧失了对政府和国家权威的信仰，从而变得更加实际和自私，对教育不感兴趣，“在哲学方面也未留下什么”，在艺术上也没有创新。因为人们讲求实际，只求把事实描述出来就行了，因而不要求能言善辩，或表达文雅，只要求以最少的话语把话讲清楚。因此，在文学形式上也只保留了“报道”这一种形式。
相比之下，虽然奥古斯都时代实行的是元首政体，而非民主政体，但马克思认为，这一时代是温和的，并且体现自由。马克思认为，幸福就应是温和，幸福就应该体现自由。那个时代“尽管各种自由，甚至自由的任何表面现象全都消失了，尽管根据‘罗马首席公民’的命令改变了机构和法律，而往昔为护民官、监察官和执政官所拥有的一切权力都转入了一人之手，但罗马人还是认为，他们是在统治，认为‘皇帝’一词只不过是先前护民官和执政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位的名称，他们没有觉得自己的自由受到了剥夺。如果公民们能对谁是‘罗马首席公民’，是他们自己在统治还是他们在被统治这一点表示怀疑，那么，难道这不是温和治国的一个无可置疑的明证吗？”［1］（824页）
从实效上看，奥古斯都时代也较罗马任何时代更强大。甚至连凯撒大帝都不能战胜的日耳曼人也在总体上被打败了。“因此，无论是在战争中，以及在和平时期，都不能把奥古斯都同尼禄和那些更坏的统治者时代相比拟。”
此外，它还制止了荒淫无度，贪得无厌。马克思认为，如果一个社会“贪得无厌、铺张浪费和荒淫无度充斥泛滥，那么这个时代就不可能称为幸福时代”。
“至于文学和艺术”，马克思谈道：“任何一个时期也没有这样繁荣过；在奥古斯都时代有许多作家，他们的作品成了几乎所有民族从中汲取教益的源泉。”
通过以上论证，马克思反问道：“如果百姓都柔顺亲密，讲究文明风尚，而国家的疆土日益扩大了，——那么统治者倒会比自由的共和政体更好地保障人民的自由。”［1］（824页）
由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尽管奥古斯都时代是****时代，但由于在政治上能保证合理的法律的实施，因此社会方得以大治。马克思认为，无论是以法代政还是以政代法都是不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法政分离是对的。但法政分离并不是绝对的分离，否则，便会法令不畅，法治难施，最终落得个有法无权，有权抗法。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正是尼禄时代为何是一个“很坏的时代”的主要原因。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确，法政分离是就各自的职能范围而言的，政府的行为诉诸政治，法律的事务则必须诉诸法律，而一俟诉诸法律，则法律必须要成为“法政”，必须拥有“法权”，法与政府的关系如是，法与政党的关系复如是。
二
当然，要实现上述的思路在实践中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马克思早期建构法律大系（德国传统）的努力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在这里，马克思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法律体系中如何将人文精神和法制强化融合起来。这是马克思遇到的第一个困惑。如果法律过于偏重教育、伦理、感化，那么，当“欲望的火焰甚至常把永恒的东西的火花吞没，罪恶的引诱声淹没着对美德追求的热情……贪图尘世间富贵功名的卑鄙企图排挤着求知的欲望，对真理的渴望被虚伪的甜言蜜语所熄灭”时，当人们“不能摆脱粗野、迷信、不合理的利己行为”时，又该如何去规范人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甚至连强烈影响西方社会人们心灵的基督教也无能为力。马克思援引伏尔泰的话说道，尽管宗教是所有教化中最有力量的，它使人们对自身言行不由自主地有所顾忌，但是，对于无神论来说，这一教化显然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而一般的社会舆论或道德由于不具有宗教那样的硬约束作用，往往使人无所顾忌。反之，若法律过于偏重强制、强迫，不仅不近人情，也可能导致过激行为，反而影响社会的稳定、有序的发展。马克思认为，中国历代农民战争之所以如此频繁，规模如此空前，正是这个原因。显然，马克思也十分赞同孟子的仁政主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认为不合理的法律的实施更会进一步加剧社会的混乱和无序。马克思十分赞赏孟德斯鸠的一个观点，“有两种现象，一种是人民不遵守法律；另一种是法律本身使人民变坏；后一种祸害是无可救药的，因为药物本身就包含着这种祸害。”［2］（139页）
马克思碰到的第二个问题是到底是“自然为社会立法”？还是“人为社会立法”？即历史上的和现实的法律是人的要求或是自然规律的必然要求？马克思将之称为“真正的困惑”。
马克思在后来总结自己创建新的法律大系的失败经验时说，这两个极端都是不可取的。若法是人为社会所立，那么，这种法学体系便是从“应有”出发的，而这是万万行不通的，因为这会导致主观主义，过于理想化，“内容更空洞”，从而陷入空想主义。他把这种从“应有”来规定“实有”，完全不考虑现实法律对象的自身形式，造成“应有与现实的对立”的法哲学基础，“称为法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也就是脱离了任何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的原则、思维、定义，这一切都是费希特的那一套”。他认为这样一来，整个法学便成了“形式”，成了“像带抽屉的书桌一类的东西”，成了“容器”，它既可以用来装书，也可以用来装沙子，但更多的情形是“装上了沙子”［1］（11页）。也就是说，这种从“应有”出发的法律，既可以适用于一切对象，但也可能对任何对象都不适用。
同理，马克思认为“自然为社会立法”的观点也不正确。因此，他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观和自然法的创始人胡果的法的历史学派的法学观。
按照黑格尔理性主义的法哲学观，法和自然律是一致的，都是“绝对”（绝对观念）的必然展现。因此，法的要求，也就是“绝对”的要求，也就是自然的必然要求。只不过黑格尔认为，法不会自己说话，法是由国家制订和体现的，因为国家是“神在地上的行走”，所以，国家和法律是神圣、合理的，是必须无条件遵守而不能违背的。
这样一来，国家的法律就不应被看成是一种人的主观行为，而是一种反映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结果，从而高于个人生活，优于个人生活，个人生活必须无条件地同其相适应，而不是相反。但是，真是如此吗？
为了解决这个疑问，马克思在1843年7月至8月间在法国克罗兹那赫阅读了大量历史着作。其中包括23部历史着作（多卷本）、德国保守派的《历史政治杂志》，并且做了5卷本笔记，史称“克罗兹那赫的笔记”。这些着作在时间上跨越了25个多世纪的历史，在内容上涉及英、德、瑞典、威尼斯、美、荷、法等多个国家，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
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全面批判了黑格尔的法哲学思想。黑格尔认为，国家赋予个人的权利与个人担负起国家的义务同一，即私人利益与普遍利益的一致，这才是具体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但是黑格尔又认为国家是自由的定在，是最高的自由，一切法规、利益都从属于国家。因此出现二律背反。“一切都被头足倒置了，现在，特殊的东西在内容方面表现为合法的东西。”马克思感到难以理解的是，如果说国家是普遍意志的代表，何以国家法律却不能代表普遍意志，“而反国家的东西却表现为国家的意见，即国家法”呢？
马克思认为，这一二律背反正好表明，家庭、市民社会才是第一性的，是主体，国家反倒是被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的。马克思写道：“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它们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这就是说，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但是在黑格尔那里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2］（251－252页）法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和不同环境的人们的不同条件（如地理环境、民族文化，社会心理，民风民俗）紧密相关，和不同的政治体制等紧密相关，并不是完全客观必然的自然史过程。
和黑格尔的理性的法学自然观不同，另一种认为“自然为社会立法”的观点完全是非理性的，这便是着名法学家和人类学家胡果创立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基本观点。不过，这里的自然，已不是自然界意义上的那个自然，而是一种“流水不争先”的“顺其自然”。因此，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法学观所谓的“自然为社会立法”，实际上仍然是一种“社会为自然立法的理论”，因为“法的历史学派”所确定的这种“自然”，仍然不过是“人”的自然，而并不是“自然”的自然。这种“人”的自然法，不过是从人的自然需要中去寻找国家和法，这种状态的人无疑是“浪漫主义文化光辉的自然状态的人”，它主要是源于“18世纪流行的一种臆想，认为自然状态是人类本性的真正状态”［2］（97页）。
法的历史学派的创始人胡果坚决反对任何从人的理性主义原则去说明国家和法。他认为：“人在法律上的唯一特征就是他的动物本性。”马克思讥讽道：“这么说，法就是动物法了。”“那些好心的热情者，却到我们史前的条顿森林去找我们的历史。但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末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2］（454页）于是，自由只有当“从动物的本性中产生出来”时，才是合理的和合法的；婚姻法只是“为了满足性欲”或“用法律来抑制欲望”。等等。
马克思碰到的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法必然”和“法自由”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法哲学和自然法有一个明显的冲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法应通过自己的法则体现人和社会的本质即自由，但黑格尔所谓的神圣的国家法律却和人的自由是相悖的。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比较得出，虽然伊氏的偏斜运动在历史上受到了诸如西赛罗等着名哲学家的批判和嘲笑，但正如卢克莱修所言的那样，同德谟克里特只承认原子直线运动的决定性相比，伊壁鸠鲁关于原子还存在偏斜运动的思想打破了命运的束缚，对人生更有价值，也更符合自然史、自然法的本来面目。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进一步感到了这种冲突。比如，马克思认为言论自由是人的自由的最起码的前提，但国家为了统治者的利益却反对言论自由。马克思认为：“有待于颁布的是出版自由法，而现在有待颁布的则是书报检查法。”因为，在出版法中，自由是惩罚者。在检查法中，自由却是被处罚者。检查法只具有法律的形式，出版法才是真正的法律。马克思敏锐地发现，无论政府如何解释，都难逃二难困境。如果“把全部过错都加在检查官身上，那末这不仅会破坏他们本身的名誉，而且会破坏普鲁士国家和普鲁士作家的名誉。”反之，“既然检查官很中用，不中用的是法律，那末为什么还要再还求助于法律去反对正是它本身所造成的祸害呢？”马克思认为官方的这种态度，只是显示了“虚伪的自由主义”。出版自由和书报检查令自相矛盾。“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紫罗兰与玫瑰花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检查法“在出版自由上他驳斥的是人的自由，在出版法方面他驳斥的是法。”［2］（51页）
难道在书报检查法中就找不到一点儿出版自由吗？当然不是，“出版物在任何时候都是人类自由的实现，因此，哪里有出版物，哪里就有出版自由。的确，在有书报检查的国度里，国家享受不到出版自由，但有一个国家机关可以享受到出版自由，即政府。”［2］（62页）
除此之外，马克思还通过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和对摩塞尔地区贫困现状的讨论发现，法律既和特权息息相关，也和利益息息相关。法律并不体现普遍的公民意志，而总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法律更多地给特权阶级和上流社会带来自由而更多地给社会低层阶级造成束缚。比如，马克思认为，书报检查法实际上体现了“官方”的意志，而出版自由法则体现了广大底层群众的意志。“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追求倾向的法律取消了公民在法律面前的平等。……这不是法律，而是特权。……在这种追求倾向的法律中，立法的形式是和内容相矛盾的。”［2］（18页）
三
借助于哲学，马克思认识到，法律要想真正地发挥功效，必须要同哲学人文精神紧密结合起来。这种人文精神主要应表现在立法形式上的普遍性，立法内容的教化性，执法过程的公开化，执法尺度的可塑性。这样一来，不仅法律的权威性真正树立了起来，而且统治者所蓄意制造的法律的神秘性、神圣性也被揭开了。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解释和解决自然立法与社会立法及法必然与法自由的关系问题。
一方面，马克思认为，法律的基本判据只能是人本身。因为“正如不是宗教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宗教一样，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了人民，而是人民创造了国家”。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为，这并不能支持人为社会立法这个命题，因为这并不排斥法律的客观性、普遍性、公正性。立法问题充分体现了主客观的统一性，立法的普遍性正是实现和保障这种统一性的主要手段。
因此，马克思对黑格尔关于少数人才应拥有立法权的思想也进行了猛烈地批判：“黑格尔举出两点理由来证明市民社会这个不稳定部分只有通过议员才能参与政治国家，参与立法权。第一个理由就是社会成员众多，这个理由就连他自己也认为是表面的……然而最主要的理由却是‘它的使命和职业的性质’。”因为黑格尔认为，只有通过有组织的协会选举的人才能获得政治联系。马克思则认为，“相反的，倒是‘政治’从这种联系中得到自己的联系”，从而将立法权授予每一个公民。马克思通过比较英国和法国的“众议院和贵族院（或者不管它们叫什么）”得出，“法国的宪法在这方面也是一个进步。这个进步就是，它使贵族院的作用等于零。”
马克思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各个等级的需要都可以得到法律的保障。“既然各等级的存在都需要保障，那末它们所具有的国家存在就不是真实的，而只是虚假的。在立宪国家中，法律就是各等级存在的保障，因此，各等级的存在是经法律确认的存在，这种存在依赖于国家的普遍本质，而不管个别同业公会、社会团体有力还是无力。”（411页）
在资本主义的民主制下，情形有了很大的不同，法制化程度有了长足的提高。马克思认为：“在民主制中，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而在国家制度的其他形式中，人却是法律规定的存在。”［1］（281页）但这种法制化离法制化的本质仍然很远，因为它仍然不能带来普遍的公平与公正。马克思引用李嘉图的名言说道：“资本主义的竞争创造了一切，创造了财富，创造了工人，但却使人显得微不足道。”和宗教拜物教一样（人把一切都给了上帝，上帝变得全知、全能、全善，而人自己变得微不足道），金钱拜物教、商品拜物教（人创造了金钱和商品，人将自己的一切都给予了金钱和商品，而使自己变得贫乏）产生了。马克思还引用《浮士德》、《雅典的泰门》的话说明，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本质力量取决于外在性（货币），货币把人的一切本质力量变成异己的对立物，“凡我作为人做不到的，金钱都可以做到”，物的世界的增值与人的世界的贬值相伴随。
马克思认为，只有共产主义才有可能提供真正法制化的基础。
当然，这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一种形式即粗陋的共产主义，也不是指共产主义的第二种形式——政治共产主义，而是指“比较完善的共产主义”。“比较完善的共产主义”由于建立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真正实现“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才有可能“通过人，为了人”而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才有可能使人“向人自身，向社会的人复归”，能为真正的法制化创造必要和可行的条件。
【参考文献】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2
关键词：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对话哲学；协同性
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主流就是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罗蒂认为传统哲学之所以必须终结是因为基础主义诟病横行。首先，基础主义是一种哲学信念，作为一个哲学前提先天存在，从柏拉图直至今天的整个哲学系统甚至文化领域，都以这种信念为前提，科学、艺术、宗教、道德、政治等都需要在此前提许可或者论证完毕之后才有其合法性的存在。其实，这种基础主义作为一种哲学传统，自柏拉图起就贯穿着整个西方哲学历史，并不断得到众多哲学大家的推崇：从柏拉图理念论，到中世纪经院哲学兴起，从现代实证主义兴盛到语言哲学发生转向，整个西方文化传统都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近代的自然科学也仍然是笛卡尔基础主义的典型成果，并作为基础主义的一部分主导着整个现代西方，并成为现代人赖以生存的人性前提。从这个简单的历史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西方哲学传统都是对基础主义的一次次演绎，罗蒂说“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也只不过是用语言学、逻辑学的语汇重新描述了西方传统哲学问题而已。”因为，在罗蒂的思维中，基础主义就像是一个梦魇，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位哲学家的内心之中，不可自拔，尽管每一位哲学家都试图逃离这个梦魇――基础主义所设定的“完满的圆圈”之中，但仍然一无所获。原因何在？罗蒂认为自古至此哲学的发生发展，甚至注定为基础主义的命运根源都在于基础主义的思维方式――自我否定。为此，罗蒂描绘了基础主义自我否定的轨迹并分析了基础主义产生的原因。
1基础主义的产生源于人将自己的视觉行为等同于认知行为
具体来讲，近代哲学以来的知识问题都源于古希腊哲学――柏拉图的真理观。柏拉图认为知识，或者更确切地说，真理都是对理念世界的真实再现与模仿（洞穴理论暗示出知识就是人们所见到的实在事物），罗蒂认为这种客观实在性对于人的认识有一种至高无上的制约性，犹如一面能产生形态万千表象的镜子――罗蒂称之为自然之镜――强迫人接受它所映射的各类表象，因此人们对此表象的准确性毫不怀疑。
确切地说，基础主义是一种错误的、虚假的系统哲学。这个庞大的系统看似复杂，其实它的中心就类似于一个阿基米德点来支撑整个系统哲学，而这个阿基米德点就是“本质”，包括世界的本质、人的本质、知识的本质。罗蒂认为，这样一种类似太阳系的哲学系统就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甚至是自欺欺人。
2如同太阳系的基础主义哲学大厦必然崩塌
因为人类社会千差万别，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概念只是人们担心在其生存的界限之内无法进行交流而产生出来的词汇，并将这种词汇赋予交往的价值意义，一旦交往与沟通脱离知识的范畴或界限，交往不再只是词汇的互换，那这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就毫无存在的价值了。
罗蒂认为，哲学家们坚持基础主义的信念还有另一方面的现实的道德原因。
因为基础主义的大厦是建立在永世轮回的信念之上，相信真理世界是不朽的世界，一旦传统的形而上学大厦顷刻坍塌，短暂的人生就更需要人的关注并认真对待了。同时，生命的短暂与脆弱也使得人们对于建设永恒制度的强烈愿望有所减弱，以至于后现代虚无主义情绪泛滥。这样一种社会现状使得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我们知道，整个人类社会所以“相安无事”是由于法律的制约与道德的约束，从康德的道德律中我们可以得知道德的权威性来源于它的客观性和绝对性，也就是说道德是具有客观性的、普遍性的知识。一旦这种知识的客观性与绝对性丧失，人类能否有足够的自律意志力来抵挡现代主义的各种诱惑：物质、利益、贪婪等，这是保卫基础主义的学者对罗蒂的质疑。
针对基础主义者的质疑，罗蒂反驳到“世间何曾有过绝对的基础、绝对的真理。”绝对的真善美所构造的梦想是一个美丽的幻想，我们都应该放弃这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拼尽全力能够得到的只能是我们“合理地期望拥有的东西”。我们能够做的也必须要做的事情是：通过对话、交流来获取有效信息，正如罗蒂所言“对话和交流是探究真理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祈求于绝对，将自己置身于“绝对的安全之镜”之中。
因为，如果对话取代知识，知识就不必再寻求形而上学的基础，而只是以赞成、忍让的品德来探求通畅的交流，也就是说将对话的达成通过伦理道德的规则进行，并达成一致。
因此，知识的目的不是追求客观性而是要达到协同性，而知识的获得应该是一种参与协同的活动；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并不要求参与者的论断事先符合形而上的设定即先验的准则，而是寄希望于参与者达到“相对的、暂时的和大多数的一致”，这一看法很大程度上可以弥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鸿沟。
3结语
这样，哲学就不再如之前的传统哲学那样，具有审判官的权威或奠基地位，而更像是一个文化批评家。知识是相互交流的媒介，对话双方尽管秉持不同的理论意见仍然可以通过协同、说服、忍让等达成一致，而不是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在倡导对话、交流的今天，罗蒂的知识观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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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3
关键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经典马列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B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9)02－0060－05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方面，我们取得过让人骄傲的成就。比如说，我们曾经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过有说服力的提炼：不仅提出了“思想的活的灵魂”、“思想的精髓”这样站得住脚的纯哲学命题，并将其阐明、规定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样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涵义，且列出了支撑这一哲学涵义的哲学文本“清单”。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建情况如何呢?可以说此项“工程”尚未获得实质性进展。正如近来一些学者所判断的，“现实的发展走在了哲学理论的前面。从政治与文化方面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中国式的现代化等命题中包含的‘中国性’问题，其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当代中国哲学界并没有给出令人信服的说法。”“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是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状况。”“在当代中国，真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哲学为根，以西方优秀哲学成果为思想资源，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形成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魄、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任重而道远。”在这种逼人的情势下。要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必须注意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位问题
从意识形态范畴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庸置疑属于我国的主流哲学，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处于“主流哲学”位置，对其他哲学形态起规范引导性影响作用。这是我国上层建筑领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在哲学界的体现。
从哲学学科范畴或学术范畴看，它又属于中国当代哲学范畴。在西方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已经全面而又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客观条件下，当代中国的哲学包括传统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能再像“左”的年代那样“君临”其他哲学之上，也不能像当下一些场合处于其他哲学的“夹缝”之中，理应与其他哲学形态“平起平坐”，既守住“本份”(“本真”)又博采众家之长。我们应该在这一视野和框架下来构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再也不能仅限于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框架内，更不能仅限于意识形态上的需要。因而，构建的实质和目标不是为了其原有形态或者说马列主义哲学传统话语系统的“生存”，而是基于当代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挑战与回应、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碰撞”这一背景，铸造应对全球化(特别是其中的“资本”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建立不同于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的一种新型哲学话语，类近于赵剑英说的“现代化、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的中华民族新哲学的建构”。
就此而言，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说白了，就是要把“中国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里的立场观点方法和智慧提升到哲学层次，提炼为哲学形态。这不仅直接指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也直接关系到如何在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成果“拾进篮子”的问题，显然，这项工作的意义之重不言而喻。
二、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
构建中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母体――经典马列主义哲学是不能割舍的。处理好这种“本体”与“母体”的关系要求把握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基质和主旨问题。其基质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实践性：不再把致思的目标仅仅限于概念世界而转向社会生活的当下现实特别是社会基层群体的生存境遇，毫不怯懦地致力于世界现状特别是“无产者世界”的改变，主张“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批判性、超越性：对当下社会即(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信条进行反思和批判，在分析批判中超越现状，发现社会变化的新趋向、人类实践(特别是劳动者阶层奋斗)的新方向，具有反“现代性”、超“现代性”气派，用马克思的话说是“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这种“新思潮的优点”即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同时这种“批判”包括对“批判”者自我的批判与超越。人民性：自觉反映产业工人阶级的疾苦，参与他们的谋划，代表他们的命运，指出他们(包括整个人类)的根本出路即建立“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社会，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自由幸福。这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终极关怀的一种彻底的人文主义精神。
民族性：马克思诚然“得到一种异常国际性修养。就西欧而论，他毫不表现民族偏见”，属于反思甚至反叛“现代性”的革命思想家，典型的非“欧洲中心主义”者，但他身上一方面秉承欧洲文明的人文主义传统，如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视为“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另一方面传承了欧洲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注重从规律层面追问人类历史的客观必然和现实条件，渗透着欧洲文化的形而上学传统。正如《资本论》那样，“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而把社会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一样。”
其中“人民性”体现了经典马列主义哲学的主旨：首先是追问产业无产阶级的解放自由幸福的规律和条件，终极目标是实现整个人类的福祗。当代哲学构建过程必须始终坚持经典马列主义哲学这些基质和主旨，并以之为“底本”在现时代弘扬之。
三、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架问题
新型哲学应包括三个层次，即思想体系、叙述体系、教学体系。
思想体系是一种学说在自然形成中的原生形态即“实质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
体系其实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始就一直处于生成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即是其“源体”，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当代中国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实业家等的哲学思想和智慧，是其思想体系的现实形态。
叙述体系是在其思想体系形成之中或形成之后自觉地构建起来的概念、范畴系统即“形式上的系统”。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叙述体系即“文本”呈现为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政治决议和文件如《邓小平文选》、《文选》等，以及我国的“论坛哲学”。这个叙述体系由于还处在生成之中，学者之间或学派之间还存在争鸣与分歧，这当然是任何一个新哲学形态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但这种过渡状态终该有个归宿或定型。
教学体系则遵循教育教学规律，把其思想体系、叙述体系编写成哲学、理论教科书，她往往成熟于思想体系、叙述体系之后。目前还在进行的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是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科书在这方面的确做了突破性工作，但由于那种曾经适应于战争年代、计划经济年代的传统哲学话语系统根深蒂固，目前既有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或“讲坛哲学”就体现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分而言还不及“理想”状态，与当代中国的文明成果、与时代特征还存在距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质和主旨的显现与传播。这方面的状况表明了新型哲学构建并非只是追求“体系”的形式问题，而在基础哲学内容及其传播方面具有现实必要性。
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瓶颈”问题
构建新型哲学的实际进程遇到的“瓶颈”是学界多年来驻足于这一“常识”：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仅仅定位为经典马列主义哲学、哲学的结论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发展”型。如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而是对马克思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坚持、运用和验证；有的认为邓小平哲学主要贡献不在于提出了哪些新的哲学观点、哲学概念，而在于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化为指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立场、观点、方法，化为思维方式、领导方式、管理方式、工作方式。而一些海外学者则从另一个端点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归“根”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甚至直接归“根”于“实用主义”，如美国学者索林格把邓小平理论直接称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英国学者罗伯特・克林伯格认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的口号“宣布了政策上的新的灵活的实用主义性质”。香港学者金思凯认为，邓小平的“猫论”“反映着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哈佛大学研究员杨炳章认为邓小平“从小深受他那坚持实用主义哲学观的父亲的影响”。
“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确归属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确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包括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源于欧洲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早在邓小平理论之前或改革开放之前就存在了，那么，“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究竟如何则蔽而不明。同样，“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当然与世界文明或世界哲学资源有这样或那样的关联性，但不能因此而把它归结为西方文化系统或某种西方哲学。上述大陆与境外学界的观点实际上都隐含着这么一个“共性”：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的个性特色及其原创性置于前人或外国人既有观念的阴影下，抹掉了其作为当代中国人自己的学问之气派。
其实，“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个性特色是鲜明的，明确提出不要“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邓小平哲学不同于学院哲学，呈现为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当下实践问题坚执一种锲而不舍的哲学“追问”态度。长期以来，人们几乎都惯性地预先假定或自以为是地断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老祖宗”那里早就解决好了，后人按图施工就是了。邓小平首次出人意料地指出这个问题“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苏联也在研究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追问”并非小题大做，实际上牵动着社会主义世界的生存或发展问题，涉及如何看待经典马列主义或社会主义传统模式这类基础理论问题。
就邓小平理论的隐性哲学思想即“实质上的系统”而言，比如在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上，邓小平理论突破那种“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旧式思维，把“市场经济”这个实属生产力或生产方式的范畴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属生产关系／社会形态的范畴区分开来，并且把“计划”、“市场”都划归“经济手段”即生产力或生产方式范畴。当剧变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莫大的压力与威胁的危难时刻，当代中国人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颠扑不破性。这些虽然没有“言”以纯哲学术语，但人们不难领略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哲学智慧，决非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世界长期盛行的哲学“教科书”模式所能望其项背的。
就邓小平理论的显型哲学思想即“形式上的系统”而言。经典唯物史观破解阶级社会问题固然考虑到“蛋糕不够大”的方面，但主要着眼于“蛋糕分割不公”，马克思处理人类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范式是“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邓小平理论则提出“改革动力”论，强调“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从历史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着眼于“把蛋糕做大”。这实际上是对处理阶级社会基本矛盾“经典模式”的大“调整”，是对唯物主义历史观学说在基础理论层面的新推进。相反，若没有这种大“调整”，让社会主义“动力”不足的痼疾继续蔓延下去，必将导致西方政治家所断言的社会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失败”论。用经济学家的话说，就是“能否有效率，正是决定一种生产方式能否生存和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而且反过来说，如果没有经济的高效率，社会主义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价值观，也会由于缺乏物质基础而成为镜花水月、空中楼阁”。
就哲学话语风格而言，“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属于“惠民哲学”：始终瞄着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紧紧围绕着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自然性、经济性、社会性的矛盾问题，突出社会生活矛盾的同一性作用，以立为本、重在建设，以富民、惠民为直接目的。以实现全体公民“共同富裕”乃至人类的福祉为最终目的。
如果我们从哲学追问的主题、哲学思想(观点)的表达形式和哲学话语风格等方面对“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作这样的诠释或“规定”，那么，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中的这个“瓶颈”问题就不难排
解了。
五、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称谓问题
众所周知，一个概念在逻辑上有内涵与外延之分，并且一个概念的“外延”可以不断扩展，其“内涵”则相对稳定。作为我国主流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哲学”等，都是以人物“专名”命名的，属“外延”层面对我国主流哲学的称谓，或者说属于这个主流哲学的各个具体形态，并未直接了当地标示其“内涵”。我们以往比较多地从“外延”上去称谓我们的主流哲学，除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再没有或鲜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了。这种情形值得我们注意。相反，在国外，一些国家和民族对于他们自己的哲学有“内涵”层面上的称谓，如英国有“功利主义”，德国有“意志主义”，法国有“实证主义”，美国有“实用主义”，等等。这些称谓几乎可以“顾名思义”，并且在该论域内兼容性比较强。
中国当代主流哲学有没有一个拥有中国文化味的内涵层面的称谓呢?可不可以“实事求是”或“实事求是哲学系统”作为我们主流哲学的一个内涵称谓呢?可以作这样的尝试：
理由之一，“实事求是”是一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味的命题，为中国人家喻户晓。“实事求是”一词始出于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颜师古对“实事求是”作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宋明理学提出“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而突出“实事求是”的认识论意义，随着明清“崇实黜虚”的实学思潮高涨及考据学重兴，“实事求是”的“经世致用”方面受到重视，曾国藩进一步把“实事求是”与宋明理学“即物穷理”统一起来，使之从考据学命题变成了哲学认识论命题。伴随着近代“开眼看世界”之风兴起，“实事求是”被注入了向西方学习的元素，郭篙焘将中国“实事求是”传统与西方科学精神相较，得出“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的结论。这样，“实事求是”不仅成了中国古人治学的―个传统，也成了打通国学与西学的通衢或彼此通约的术语。
理由之二，“实事求是”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代表了作为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延安时期，对“实事求是”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解释，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学风。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提升到党的思想路线高度，认为它代表着“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进一步突出其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从而把“实事求是”发展到一个系统、全面的境界。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4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契合
一、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哲学产生的历史文化基础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在批判继承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反映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二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没有联系。
一方面，马克思哲学作为一种世界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理所当然的包括其中。马克思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即费尔马哈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但马克思哲学的历史文化基础并非仅仅限于德国，甚至是不仅仅限于欧洲。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了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中国传统哲学早在12世纪就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欧洲，在18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欧洲社会剧烈动荡，急需外来文化的刺激，中国传统哲学开始在欧洲产生影响，引起了欧洲哲学家广泛的关注。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认为在中国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世界，并试图复兴中国的儒家学说。莱布尼兹发明的“二进制”与中国《易经》的先天卦图有很大的相似之处。黑格尔虽然坚持“欧洲文化中心”论，曾对中国传统哲学有过理性的批判，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思辨特征，他提出的矛盾法就是直接吸收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在19世纪50年代曾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国情，并写下了《波斯和中国》、《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国和英国的条约》、《中国记事》等一系列有关中国的文章。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一开头就明确指出：“有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辩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黑格尔）一向认为，自然的基本奥秘之一，就是他所说的对立统一规律。在他看来，‘两极相逢’这一习俗用语是伟大而不可移易地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中国古代“阴阳相交”这一汉语的标准英译法就是马克思这里提到的“两极相逢”。这说明中国传统的阴阳观念已经开始在德国的思想界流行，同时，也使得我们再次相信在马克思哲学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具有中国传统哲学渊源的。为此，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是马克思哲学得以产生的间接的理论来源。
二、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契合
为什么马克思哲学一经传入中国，就被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指导中国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不仅仅是因为马克思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具有很多内在的契合性。
（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契合
马克思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它认为物质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石。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和各种现象都是物质的不同形态，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象，可以为人的意识所反映。意识是物质的产物，它依赖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意识不是消极、被动的，它能够反作用于物质。同时，马克思哲学认为物质又是运动的。运动这个属性使得物质能够得以存在。物质在运动的过程中又有某种相对的静止。
中国传统哲学中也具有丰富的唯物主义优良传统。殷商之际，中国就有“五行”的思想，認为世界是由五种元素组成的。春秋战国时期管仲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天不变其常”的论点。战国末年的邹衍对早期的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总结，认为世界的本原是金、木、水、火、土。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集大成者，认为“天下唯气”等，形成了一个唯物主义传统。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的唯物主义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已经开始走向唯心主义的对立面，有非常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与马克思哲学的唯物主义具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与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契合
马克思哲学认为，处处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是无处不在的，是无时不有的。矛盾它存在于一切事物当中，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是不同的。中国传统哲学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矛盾思想。《周易》中讲“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中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中国传统哲学对矛盾法则这方面也讲的很多，比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正负为奇，善复为妖”。
《周易》倡导“变起于微”、“物极必反”，主张事物是发展变化的。《老子》主张“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天下大事，必做于细”的发展观点。王夫之明确提出“天地之化日新”的发展观点。他们的发展观和马克思哲学的发展观非常的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中，也有很多体现普遍联系的哲学思想，比如，“城门之火，殃及池鱼”、“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等。
（三）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的契合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史观，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创立是马克思对以前哲学的超越。谁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一个难题，唯心史观认为是少数英雄人物创造了历史，不承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创造作用。马克思哲学第一次科学的回答了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社会历史观也非常注重人民的作用。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民贵君轻”思想的是《尚书·五子之歌》，认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在《尽心下》中明确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王夫之提出“大贾富民，国之司命”。这种传统的大同理想所包含的反对剥削和否定私有制的合理内容，无疑与建立在唯物史基础上的社会理想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有共同之处，因此中国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是以“大同”来指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
马克思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是同一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自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成为中国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克思哲学的产生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但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西方，要想使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土壤上开花、结果，就必须使马克思哲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相结合，经历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5
摘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从建国之后借鉴苏联模式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到改革开放时期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思潮，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实践唯物主义。在反思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讨论中，诸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实践唯物主义进行了深刻的讨论。本文对实践唯物主义学说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和一番梳理，以期对实践唯物主义形成系统的科学尽一份力。
关键词：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中介说；实践唯物物质基础说；实践本体说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讨论过程中，实践唯物主义受到了多数学者的支持。但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范畴上，学界却存在不同的理解。在实践唯物主义基本含义上，我国学者经过讨论后，出现了多种理解：一，实践唯物主义是包含着本体论、认识论、实践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基本内容的一个有机整体；二，不仅强调了人类劳动实践对现存感性世界基础的世界观意义，而且又从根本上坚持自然界外部处于优先地位的唯物主义观。这两个基本点也就构成了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内容；三，实践唯物主义是建立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上、以客观实践为首要观点的唯物主义，是为了能够指导和付诸实践、接受实践以最终接受实践的纠正和检验、发展唯物主义于实践；四，实践唯物主义中包含的内容有：认识论、历史观、世界观等。其中历史观是其主要内容。根据它所具有的的内涵，只能说是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同义词；五，所谓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以人为中心。就是从人的基础出发而又回到人的哲学体系；六，实践唯物主义即实践一元论。它研究对象并不是无关于人的自然和实践或是自然这两样东西，而是一样东西，也就是实践；七，实践唯物主义也是实践本体论。此本体指的是基础；八，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又区别于传统教科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是相对扩大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包括了辩证唯物主义内容的；九，实践唯物主义是一种主体哲学。从现实的人出发的一种观点；十，实践唯物主义克服了以往的唯心主义中的纯主观主义和纯唯物主义，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达到了人、社会、自然三者的统一，组成了一套包括自然观和历史观在内的完整世界观；十一，实践唯物主义立足于科学实践。不但从自然出发对历史进行考察，也从历史出发对自然进行考察，从而建立起了统一的“社会——自然”实践唯物主义观；十二，实践唯物主义具有双重含义。从一方面从唯物主义为出发对世界进行解释，另一方面以唯物主义为出发点对世界进行改变。
纵观我国哲学界出现的上述观点，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各有侧重。通过多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讨论，在实践唯物主义这面旗帜下，对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实践唯物主义中介说
中国人民大学安启念教授在《辩证唯物主义还是实践唯物主义——再度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是一位实践唯物主义者，他的特点之一就是从人、实践、主体出发来对世界进行解释。他为自身确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这一切，不能违背于此。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伟大的革命家，他们毕生都奉献于共产主义和实现人类的解放。”在这里，安启念教授所强调的实践唯物主义，强调的是实践是意识的基础、中介、途径，并且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对世界革命进行改革的唯物主义哲学。
福建师范大学郑又贤教授在《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用‘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的正确引申……它具有如下三个特点，首先，它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性即实践性……其次，‘实践唯物主义’突出了主体的能动性，但又反对将之片面夸大化……再次，实践唯物主义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历史的逻辑起点。”在这里，郑又贤教授同样强调了实践是主体改造客体的途径，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世界改造的历史使命。
实践唯物主义本体说
之所以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是因为他将实践提到本体的地位上，将实践本体论取代了物质本体论。但是关于实践本体论，有着两种不同意义的理解：
北京师范大学的杨耕教授在《“实践唯物主义”概念的由来及其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一文中认为：“实践构成了人类世界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世界的本体。这样一来，我们就容易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为什么是实践本体论进行理解。”这样的理解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生活是实践的，市民社会是唯物主义的立足点。新唯物主义以人类社会为立足点，将实践理解为人类或者社会存在的本质，认为马克思哲学仅有社会存在本体论。
中国人民大学的夏甄陶教授在《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定》中指出：“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来理解人、世界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和时代特点，这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基础内容。”此理解借用了马克思的“在对对象世界的改造过程中，人类才真正证明了自身类存在物的身份，这也是人能动类的生活。通过一系列的生产活动，自然界才会真正表现为他的作品和现实。“所谓的整个世界历史不外乎就是人在劳动时产生的一项过程。”“这样的活动、生产和对世界不断的理解和创造，是整个现存感世界一个非常深刻的基础。”。将实践看成是人、社会以及自然界的本质，如此实践自然也就成为了整个世界的本体或本质，实践具有世界观意义。
实践唯物主义物质基础说
苏州大学王金福教授在《实践的唯物主义》一书中表明：实践唯物主义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现实观念的东西”的一门唯物主义学说。所谓实践指的是人对世界感性的物质活动，也可以说是人类活动的物质方面。实践就是自然的转化形态（人化自然），也是自然的一种物质的社会存在形态。意识的物质基础也是人自己的感性活动也就是实践。马克思从人的观念和物质活动为出发点来解释人的观念活动——从现实实践的方面来对源泉、对象以及观念的发展客观动力进行解释，对观念真理性进行客观标准的检验，观念的存在价值（或目的）和观念能够实现的客观条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自然观、历史观和世界观都是建立在客观实践的基础之上，这也说明了人类的任何观念都是必须建立在科学实践基础上。
通过上述搜索与归纳，我们发现，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解上存在三种较大的分歧，导致实践唯物主义在和实践哲学和传统的教科书里的其他马克思主义本质理解方式的交锋中，无法形成稳定的系统的论证。但是，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方式，实践唯物主义更加切合我国实际，更加切合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现实，更能够在思想上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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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于.“实践本体论”答问[J].哲学动态.1988，12.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6
由于对和谐哲学的理解不同，对于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的认识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中国古代“和谐”的思想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部分论者认为，在古代就存在和谐哲学，这从一些文章标题中就能看出，如黎红雷的《儒家的和谐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谢文胜、张燕杰的《论儒家和谐哲学与人文奥运》，甘露的《和谐社会，道通为一——道家和谐哲学的研究》等。从这些论者的著述看，他们大都把中国古代的关于“和谐”的思想看做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而有的论者则把“和谐”概括为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其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毛卫平认为，和谐哲学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是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而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称为中国传统“和”的哲学，而不是和谐哲学。贺善侃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和谐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他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寻找和谐哲学的依据。认为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都是以强调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为哲学依据的。李忠杰更是明确和谐哲学的基础就是事物矛盾中的同一性。并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进一步说明同一性的基础地位。事物的存在，矛盾的化解，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同一性。“在承认同一性的基础上讲团结、讲和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关注、更应该强调、更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其三，系统辩证法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有论者指出：传统矛盾观是斗争哲学的根基。而系统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系统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把矛盾置于系统的普遍联系之中，强调整体大于部分，系统整体的质决定部分的质，体现了整体性、动态性、过程性原则。和谐哲学正是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作为其理论基石的。
二、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关系
很多论者认为，和谐哲学是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一提到和谐哲学，很容易联想到斗争哲学，学界从不同的方面概括的二者的关系。其一，取代论。该观点认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不能并存，和谐哲学应该取代斗争哲学。“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谐哲学是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引导社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要求人们学会合作共存(并不排斥良性的斗争)，实现互利共赢。斗争哲学是以斗争为核心理念，鼓励社会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要求人们寻找彼此差异，实现相互取代。可以说，二者代表的价值取向不同。和谐哲学适合和平建设时期，理应成为时代的哲学；斗争哲学适合于革命战争年代，理应退出历史舞台。其二，适合不同阶段论。该观点认为，无论是“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它们分别适合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说来，前者适合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阶段，而后者适合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阶段。二者适用的范围有所不同，如果在实践中应用得当，就会促进事物的发展。与之相反，如果超出了其适用的范围，就会对事物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不利。其三，对立统一论。都认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有论者更多强调二者的统一。如齐自琨等认为，虽然，“斗争哲学”在革命时期的占主导地位，“和谐哲学”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占主导的地位，但其实质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都坚持辩证矛盾的观点，斗争与和谐都是矛盾的存在形式，只是表现不同而已。仅仅用历史阶段来划清“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界限，是不恰当的。虽然它们都体现了各自时代的特征，但它们本身是一体的，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离开“斗争哲学”谈和谐违反了矛盾论的原则，离开“和谐哲学”谈斗争，斗争则失去了理论基础，就会犯空想的错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是有机地统一，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有论者强调更多的是二者的区别，如毛卫平着重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二者的区别：①目的不同。斗争哲学，强调斗争，但也讲统一，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统一体的存在；和谐哲学，强调统一，但也讲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及更好发展。②阶段和性质不同。斗争哲学是事物处于质变阶段的，属于革命党的、革命的哲学；而和谐哲学则是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的、属于是执政党的、建设的哲学。③方法论原则不同。斗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对立、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而和谐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共存、共荣、统筹兼顾。
三、和谐哲学的意义
对于和谐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和谐哲学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否认和谐哲学的意义。大部分论者强调和谐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李忠杰认为，提出“和谐哲学”主要是适应了四个方面的需要，即：适应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适应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需要，适应了努力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和谐哲学”的研究、倡导、宣传，有助于引导我们社会向着更加进步、更为理想的方向发展。贺善侃则认为，和谐哲学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实践逻辑，从而提供了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推进文明进程的新的指导思想。而田丰认为，和谐哲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化解现代社会困境、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而黎红雷则强调和谐哲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大部分论者都持类似的观点，我们不再一一赘述。有的论者虽然强调和谐哲学的重要意义，但认为和谐哲学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与革命哲学、建设哲学相提并论，和谐哲学是建设哲学之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用其他名词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践哲学、建设哲学、实事求是等。有论者强调和谐哲学意义的同时，则警告我们要防止“和谐哲学”泛化的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能忽视斗争，也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不然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7
刚刚步入21世纪的中国哲学家应当如何建构和发展当代哲学形态？这有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可以总结和汲取，许多思想文化资源可以发掘和弘扬，许多思路和方法可以借鉴和应用。本文认为，建构与确立实践论的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类哲学思维发展的重大贡献。实践论思维方式以对实践和哲学的全新理解为出发点，主张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要求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开展双向批判与双向建构，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实践论思维方式作为对于历史上已有哲学思维方式的批判性继承和超越，哲学地承载了人类实践的开放性和创造性特点，凸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质，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当代人类实践、现代科学和世界哲学，对于新世纪我国哲学的发展与建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建构与确立实践论思维方式——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实质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在哲学史上实现的哲学变革的实质是确立科学的实践概念、严整的实践观和实践论的思维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己的哲学观念和哲学体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的形成过程，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实践观的探索和建构过程，也是他们愈益自觉地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和界说哲学的过程。
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对哲学的兴趣是建立在他对人类命运的自觉关注的基础之上的。正是为人类幸福而工作这样的崇高理想与现实社会关系的制约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激发着马克思不断地从事着思想的探索与实践的创造。
青年马克思是通过黑格尔主义和费尔巴哈主义而“走向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7页）的。正是在对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理论的阐发和发挥中，马克思以一种唯心主义的方式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和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自我意识是与实体相对立的概念，对自我意识与实体关系的探讨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黑格尔力图用自我意识来统摄人类精神的发生和发展史。马克思虽然也强调和重视自我意识，赞成用自我意识来说明自然的实在性，但他既不把自己限制在自我意识之中，也不把自我意识看做一种无对象、无基础的纯粹主观精神，而是主张从自我意识与现实的联系中来把握自我意识。在他看来，自我意识作为一种意志力量必然要在与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过程中变为实践的力量：“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8页）。这样，马克思就从理论实现的角度提出了实践的问题，并将其引入到自己关于自我意识的理论中。不仅自我意识应当面向世俗现实，哲学也不能离开和脱离现实。马克思说：“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同上书，第135页）。在当时的马克思看来，“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但正是在与现实生活的相互作用之中，哲学不断地世界化，世界也不断地哲学化，而“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同上书，第258页）。在这里，尽管青年马克思对实践与自我意识、哲学与世界之间关系的理解还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限阈，但他将实践概念引入自己的哲学，并将其作为考察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哲学与对象世界之间关系的钥匙，对他后来建立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的哲学观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莱茵报》工作期间，马克思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并处理了大量十分复杂而又敏感的现实社会、经济、政治问题。正是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体验和研究中，马克思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提升了自己的哲学观。他更加自觉地把哲学与其世界联系起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写下了他那烩炙人口的哲学之论：“哲学家的成长并不像雨后的春笋，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那种曾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的精神，现在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哲学体系。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因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所以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那时，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同上书，第120～121页）。在这里，马克思自觉地把哲学与时代、与实践以至经济发展联系起来，把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要求哲学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表现上与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不仅要造就世界的哲学，也要造就哲学的世界，强调发挥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
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观和建构唯物主义实践观发生过极为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哲学的深刻影响下，马克思开始自觉地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并建构自己的唯物主义哲学。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入手，批判黑格尔学说与实际生活的脱节和对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颠倒，主张深入于社会的物质生活，立足于市民社会来理解国家关系。在《德法年鉴》工作期间，马克思已作为一个革命家而进行活动，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把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阶级解放与人类解放结合起来，并为此而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力图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和建设新世界。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革命批判与革命实践为他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
对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哲学观的形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内容有两个方面尤须关注。第一，对于实践及其与理论和哲学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认为，实践是人的本质特征之一：“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人的实践，构成了关于人的科学的基础，也是解决理论难题的重要条件。马克思说，“真正的实践……是现实的和实证的理论的条件”，“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在实践上的自我实现的产物”，而“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139、150、127页）。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为他后来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功能提供了前提。
第二，自觉地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否定性辩证法进行批判与改造。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并没有根本抛弃他，而是同时也充分肯定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人在自觉地能动地改造外部世界的活动中，把自己的内在本质外化、对象化、实在化，使外部世界发生合目的性变化，而人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表现、实现，得到自我发展和确证。而这个过程正是人的劳动实践过程。黑格尔对于劳动在人的自我产生与发展中具有特殊作用的思想，给了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正是从这样的特殊视角来研究和批判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批判性地吸收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因素，使马克思后来在实践论的根据上把唯物论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并将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得到扩展，创立自己的新唯物主义成为可能。
马克思对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超越与他和恩格斯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别关注有密切联系。在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第一部著作《神圣家族》一书中他们批判和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以唯物主义方式论证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并努力克服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领域当中的历史唯心主义局限，开始建立唯物主义的哲学史观，从而为以唯物主义方式彻底解决哲学基本问题、建立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奠定了理论基础。他们提出并论证物质资料的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强调只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才能正确地认识、理解和解释历史。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实际上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践观的形成，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提纲》中，马克思立足于对实践的科学理解，来理解人及其本质，理解人与世界的关系，来批判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唯物主义，来阐发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因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做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高度强调革命的实践批判活动的意义；强调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消除各种形式的神秘主义。他尤其明确地把自己的新唯物主义奠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的坚实基地之上，明确提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页）。这就为他后来进一步将自己的哲学规定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做了准备。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立足于自己的科学实践观，将唯物论、辩证法、实践论与人道性内在结合起来，阐释自己的社会历史观，对人类社会历史做了全面深入准确科学的唯物主义诠释，创立了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及其辩证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阐发，立足于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的高度，对阶级、国家与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了全面的论述。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论述和阐发过程中，马克思的实践观与其哲学观内在地契合起来，融为一体，并得到了提升，跃迁到“实践的唯物主义”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实践的唯物主义”，并将其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自己的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认为“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页）。
综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心路历程及其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不难看出，他们把实践确立为自己哲学的核心概念，把实践观提升到哲学观高度，实践论思维方式相应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马克思在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革命变革，从根本上说，是哲学观和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二、科学地理解实践和从实践出发来理解——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构架
就其理论指向和方法论构架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具有如下基本点。
1.以唯物主义的能动性方式科学地理解和解释实践——实践论思维方式的首要前提
从实践出发探讨其它一切哲学问题，必须以对实践的科学合理理解作为出发点。我们知道，实践并不是一个新范畴，历史上不少哲学家都对实践有过论述。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已有思想资源的基础上，一方面密切关注当时的人类实践，另一方面在唯物性与辩证性、社会性与历史性、个体性与人类性、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结合点上加深对于实践的理解，确立了科学的实践概念和实践观。
首先，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和广泛的普遍性。其次，实践又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进行的，是人的理智、情感、意志等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性展示，也是人的自觉性和自由精神运动的最现实表现，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实践具有意识性、目的性和自觉性。再次，实践是借助于一定的工具而展开的中介性活动。实践具有工具性和中介性。又次，实践是一种革命的批判的活动，是人以一种主体性方式来批判性地处理自己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参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过程，能动地创造自己的社会历史存在和社会生活，建构自己所追求的理想世界的最根本最现实的途径，因而是人作为主体的创造性本质的具体表现形式、实现形式和确证形式。在这种意义上，实践具有革命性、批判性和创造性。
因此，实践是世界物质运动的最高形式和自觉形式，是同物质自然过程既相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人的自觉活动和创造过程，是一种辩证的社会历史过程，它集中表现和实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和人道主义追求，是人与世界关系得以不断展开、进化和发展的最革命和最积极力量。
2.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哲学的性质、特点和功能——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哲学依托
将实践提升到哲学世界观的核心地位，使其不仅具有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成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思维方式，这也是对于哲学的一种全新理解，表明了一种新的哲学观。实践论思维方式正是对于这种哲学观的一种自觉运用。
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有如下基本要点。
就其性质而言，哲学作为人们的一种自觉的思维活动，是人们以哲学方式统摄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一种具有思维形式，是人们对于自身与对象世界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的一种特殊的哲学认识或哲学解释方式，在人类处理同对象世界的关系的活动体系中居于一种特殊的总体性地位。
就其对象而言，哲学不应当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而应当是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一种理论表现，因此，哲学应当与现实世界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
就其内容而言，真正的哲学应当是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所谓时代精神是关于一定时代的内容的本质特征的集中表现。一定时代的内容是多方面的，这些内容表现在人们的各种活动及其结果中，反映在各种具体的科学理论和观念形态中。作为时代内容的表现和反映，它们一般都具有时代的特征，因而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时代精神。哲学则是从总体上把握时代的内容，反映时代的本质特征，因而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就其理论形态而言，哲学是一种高度体系化的学问，它是一种以哲学层次上的概念、范畴体系向人们提供的哲学意义上的包括人的活动在内的世界图景，一种宏观的理想信念，一种最高层次的方法论，它在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居于一种集精、荟萃的灵魂地位。
3.从实践的高度来理解人、人的世界和人与世界的关系及其时代特点——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基本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视野中，人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与世界关系的中心。这是从实践论思维方式来看待哲学对象，看待人和人与世界关系的必然结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哲学不是某种非人的存在，而是指向人、为了人、服务于人的高层次精神活动，是人通过对世界的关照而展开的自我意识，其目的和价值正在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哲学应当以人和人与世界关系为对象，成为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时代特点的自觉理论表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强调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而且强调要从实践的高度关注人和人与世界关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特殊视角和思路。版权所有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求从实践的角度来理解人，把人看作实践的存在。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哲学时，强调从实践方面来理解人的内在本性和人的价值，认为对现存世界的理论批判和实践批判，对未来理想世界的观念建构和实际建构，是人的最本质的功能特征，也是人的社会价值之所在。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要求从实践的高度来看待人与世界关系及其演变发展。人的实践性决定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实践性。人正是通过自己的批判性和创造性实践，参加到并影响着现存感性世界及其发展方向，促成了它向着人的世界的生成运动。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外部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性和基础地位，承认“天择”对于人的活动的前提意义，同时强调人在实践中的选择、创造对于感性世界的影响和作用，强调在“人择”中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和人的特性。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承认社会对于人的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积极的和促进的作用，也承认其同时必然具有的消极的和制约的方面，主张通过实践而达成人与社会的良性健康互动。在人与自身的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视人在实践中和通过实践而达成的自我认识与自我改造，认为正是通过这种真正的人的自我意识与自我改造，人才能自觉地进行选择与创造，才能理论地和实践地处理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才能现实地和实际地依赖和掌握外部世界，促成人属世界向属人世界的持续转换。
三、会通古今中外进行新的创造——实践论思维方式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
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根本任务，简而言之，可以说就是“返本开新”。返中国和世界的哲学与文化精华之本，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之本，开时代性哲学之新，开当代哲学形态之新。为此，深入发掘、全面阐发、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对于我国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与建构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
1.有助于以实践性为基点来综合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多种规定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仍将是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主导方面。全面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本性和基本规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展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规定是在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比较中凸现出来并得到说明的。就其与各种形态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区别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性或基本规定：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实践性，是一种辩证的、历史的、人道的和实践的唯物主义（参见陶德麟、欧阳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视野》，《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在这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最根本之点。只有立足于实践论的高度，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性、辩证性、历史性、人道性和它们之间的内在统一性。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自己的科学性、革命性和批判性，从而能够不断地自我更新、自我发展的根本动力。
2.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批判性地审视当代哲学的实践基础
一方面，我们必须自觉地把新世纪的哲学发展切实奠基于新世纪的人类实践，从当代人类实践中发现哲学问题，吸取哲学营养，发展哲学理论，另一方面必须自觉地对当代人类实践进行合理性反思与批判，发挥哲学功能。在各种特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人类的实践活动并不都是完全有效的和合理的，其中包含着各种无效的或负效应的实践（如法西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歧视与压迫、封建迷信等）。这种实践及其结果不是有助于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确立和强化，而是对其起着消极、背反，甚至阻碍的作用，因而在本质上是一种反主体效应的不合理实践。而以此类不合理实践为基础来建构的哲学思想、观点和流派，也势必成为真正时代哲学的对立和反动的方面。因此，合理的实践才能产生真正科学的哲学，而不合理的实践必然产生不合时代精神的哲学。要使一定的哲学始终行进和发展在人类文明的大道上，就必须保持对人类的各种非合理化实践的严肃的反省和科学的批判，使人们的实践和社会历史运动自觉地趋向和逼近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和升华的基本方向。这正是哲学的实践性。当前人类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所面临的各种严重问题，不论是全球问题还是个性问题，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和平问题还是战争问题，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民族问题还是信仰问题，一体化问题还是多极化问题，等等，都从正面或反面向我们提出了坚持实践论思维方式的必要性。
3.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科学及其哲学意义
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典型形式，是人类实践最为重要的推进因素和制导力量，也是哲学的最重要基础。科学的发展一方面反映着并引导着实践的进步，另一方面又要求并必然推动哲学的发展。一百多年来，随着人类实践在广度和深度、内容和形式上的迅猛发展变化，人类科学以几何级数加速度地发展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当代大科学技术体系。当代科学之为大科学，最重要的标志在于它是包含了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多种具体分支学科在内的完整的、有机的科学体系，并且形成了与之相应的以计算机为中枢的当代大技术体系。只有从实践的高度正确认识并合理说明科学的范围和限度，才能为当代大科学的发展找到拓展其适用范围和提高其功能限度的有效途径。当代大科学和相应大技术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一方面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大科学技术观念，从而要求并促进哲学的科学技术观的变革与发展，另一方面改变了当代哲学的科学基础，从而要求并必然促进当代哲学从内容到形式的整体更新。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大科学技术的关注具有双重的目的和任务：一方面根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实际发展来更新和充实自己对于科学技术的理解和解释，建立、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大科学技术观，另一方面提升和概括当代科学技术的哲学意蕴，并以此来充实和更新自己的哲学内容，完善和发展自己的哲学形态。
4.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当代西方哲学及其走向
我国哲学的当展离不开当代世界哲学的宏大背景，这已成为共识。目前的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当代西方哲学及其对于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出发，我们应当借助于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的宏大背景来考察当代世界各种具体的哲学流派。应该看到，随着当代实践和当代科学各自的深度分化与高度综合，必然要求也将实际地促进当代西方哲学的深度分化和高度综合，一方面是哲学内部和哲学与非哲学之间以越来越具体的方式联系起来，从而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新的分支哲学，使当代西方哲学表现出主题分化和个性强化的发展趋向。一方面是随着当代人类实践的全球化和科学的一体化发展，各种哲学流派之间的交织与互渗日益增强，哲学规范的通约和转换渠道增加，哲学方法的互鉴互通增强，人类哲学思维在分化的基础上向着整体化方向发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正在形成一种哲学与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趋势，甚至产生出各种类型的“非哲学”或“后哲学文化”。在我们看来，“非哲学”或“后哲学”实质上也是一种哲学，尽管严格说来它们不是一种具体的哲学流派，而是一种哲学态度、哲学思潮，一种对于哲学现状的非难、对于哲学传统的嘲弄和对哲学意义的贬损。他们的具体研究领域和方向各异，但却不约而同地拒斥作为阿基米德点的哲学，并常以宣布哲学的终结、死亡、毁灭而惊俗骇世。从历史上看，哲学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总是要和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哲学和非哲学思潮进行对话与辩争，因此，出现对任何哲学的个别非难本不足为奇。然而，当今西方的“非哲学”思潮之所以不容忽视，首先在于，“非哲学家”们对历史上和现有哲学的诘难，往往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哲学问题或哲学答案，而是从“什么是哲学”这个哲学研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上提出问题，并要求哲学观、哲学研究方式的根本性变革。这抓住了哲学思考的特点和根本。而对于这类问题，一旦提出，则是任何严肃的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是不能够置若罔闻的。在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哲学的非难态度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非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基础的特别关注和深层思考。从根本上说，非哲学家们不是要取消任何哲学的生存权，而是要取消传统哲学的生存权；他们不是完全不要哲学，而是要求哲学更加符合新的时代，从而要求哲学观和哲学形态的根本变革。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所做出的种种结论，但却不能忽视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应该说，正是以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为向导，一方面可以使我们更加明晰地透视现代西方哲学的内在矛盾、局限和弊端，从而更加自觉地对其加以批判、克服和扬弃；另一方面则更加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去反思“哲学是什么”这样一类根本性问题及其现代意义，从而更为积极主动地从事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创造，以推进人类哲学思维的发展。
5.有助于从实践论的高度反思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意义
传统哲学是现代哲学之根。只有扎根传统才能真正走向现代和未来。我国哲学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的传统哲学，也不可能没有中国哲学的民族形式。中国传统哲学是一个十分浩瀚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十分庞大的和复杂的思想系统，它们是当代中国哲学建构所不可逾越且又十分坚实的历史基地，是极为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对传统哲学的现代化途径和对现代哲学的传统根源性的双向关注和深层探索，既使中国哲学研究的当展获得了深厚的本土历史文化之根，也使中国哲学真正有可能为世界哲学在新世纪的发展做出自己的独到贡献。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8
[关键词]哲学历史历史哲学文化哲学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025-05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彻底地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从而也带来了对哲学自身何以存在问题的思考。当前学术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阐释，确实是揭示了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本质，并阐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刻意义。但是，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诸种阐释中，历史唯物主义这一马克思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出发，对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定位进行反思，以阐明马克思历史哲学思想对于当前人类的生存具有的深刻意义。
一、哲学的历史转向
马克思实现的哲学的历史转向是内在于其哲学革命之中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一转向的出现标志着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完成。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带来的哲学的历史转向既有其现实的原因，又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结果。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其一，就现实的原因来看，是马克思在《莱茵报》期间“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1](p81)促使他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并由此深入到历史领域。但这只是一个外在的原因，并不足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转变。其二，是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即马克思在借助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和思辨哲学的过程中所发现的“思辨哲学的秘密”。马克思通过对宗教的批判认识到，宗教的异化并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是其表现，因而“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2](p2)也就是说，对宗教的批判必须转向对现实生活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哲学必须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投入到尘世西林斯的怀抱。宗教的秘密就是思辨哲学，因而这一转向实质上是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它既是对现实生活中异化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是对思辨哲学的批判。这双重任务的共同指向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因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p84)
正是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和对人的本质的基本理解，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自然与人、自然史与人类史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在人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之中人与自然的相互生成过程，从而终结了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建制，[3]并将哲学研究的对象指向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的还是有关现代的）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克服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根本是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是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实际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得出的。”[2](p31-32)也就是说，哲学的抽象更多的是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并不能代替对人类历史性活动的现实分析。所以马克思在阐明自己的历史观时指出，“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够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2](p43)
可见，我们说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带来了哲学的历史转向。哲学的历史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变成了历史学，而是说哲学的研究与历史的研究之间产生了内在关联。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去分析。
第一，哲学摆脱了纯粹思辨的性质，转向人之生存的历史性研究。哲学的研究本身就是历史性的，是一种历史的研究。因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人及其活动――本身就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的本质并不是确定不变的，而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生成的，只有在一个历史的进程中才能理解。在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建制内，无论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没有看到人的生存世界的总体性和全面性，都只是抓住其中的某一方面去反对另一方面，“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2]（p21注）在马克思看来，一旦超越了思维与存在、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就能阐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阐明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人的生活世界的现实的生成过程，这一过程本身就是历史的发展过程。因而，哲学的研究必然是历史性的，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研究。所以马克思说，“我们在这里看到，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既不同于唯心主义，也不同于唯物主义，同时又是把这二者结合的真理。”[4](p167)
第二，历史的研究既是建立在哲学研究的基础之上，同时也是哲学研究的一个现实的构成部分。从历史学方面来说，什么是历史，历史与时间的关系、历史的本质等等一系列历史学的基础性的元问题，并不是历史学自身能解决的，必须在哲学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思考基础之上才能阐明。而从哲学方面来看，以现实的人及其活动为出发点的哲学，不能停留在对人之存在历史性的抽象理解基础之上，必须将其与现实的人类历史进程的研究结合起来，在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具体的、历史的分析的基础上阐明人之存在的历史性。
因此，马克思哲学革命之后的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与历史相统一的学问就是“历史科学”――历史哲学。
二、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双重维度
以人之存在的历史性为对象的哲学研究肩负着双重的使命，它既要阐明人在历史进程中自主生成的内在机理，又必须能够说明具体的人类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必须把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形而上研究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形而下研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对人的存在的全面、总体的把握。这也正是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不同之所在。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24)正是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创造了历史并解答了历史之谜。因此“只要你们把人们当成他们本身历史的剧中人物和剧作者，你们就是迂回曲折地回到真正的出发点”。[5](p149)也就是说，历史的研究必须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的阐释开始。但人的本质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其实践过程中不断地生成的。“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2](p25)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生产发展的水平不同，表现出来的人的本质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停留于对人的本质的抽象理解基础之上，必须将其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的分析结合起来。因而，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是在相互关联的双重维度上展开的。在历史研究的形而上维度，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及其生存方式出发，阐明了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现实地生成的过程，即人与人相互依赖、人与物相互依赖和人的自由自觉的存在这一人自身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在历史研究的形而下维度，马克思又根据各个不同民族具体的历史进程，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的概括，即西方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四大形态，而东方社会因其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伴随了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双重维度是内在统一的，这种统一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马克思历史哲学的双重维度都是建立在对人的具体的、历史性生产活动分析的基础之上的。就历史研究的形而上维度而言，是马克思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历史哲学批判继承的结果。但是必须注意到，马克思对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和自身历史哲学的创立正是借助于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来完成的。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及对人之存在的基本理解，并以此为基础阐明了人类历史演进的内在机制和人自身发展的进程；就历史研究的形而下维度而言，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晚年的人类学批判的基础上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历史进程的具体分析。因此这种双重的维度都是以具体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马克思所著的市民社会史，即对资本主义具体的、历史的分析，而人类学批判则是马克思所著的早期人类史和东方社会史。
第二，人自身发展三阶段与五大社会形态的划分之间是存在着对应关系的，是对现实的历史进程分析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仍然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是以共同体之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制的必然和当然的结果。因为在这两种所有制中，并没有出现劳动者与其生存的无机条件的分离，“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的附属物。”[6](p488)奴隶制和农奴制在这里既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的关系，只是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形式，是原始共同体的不同派生形式。但是，由于人类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种原始的共同体必然走向解体，为资本主义社会（人与物的依赖关系）所代替。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个人才摆脱了原始的共同体而取得了自身的独立。也正是原始的共同体的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关联的丧失，才使人从属于物的统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指出，“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6](p21)也就是说，与人的依赖状态相对应的是从原始社会直到资本主义大工业出现这一历史时期，与物的依赖状态下人的独立性相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而与人的自身的存在状态相对应的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第三，共产主义作为马克思对历史的双重阐释的共同终点，它的含义也是双重的：其一，作为人类自身发展进程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共产主义预示着一种真正的、人的存在方式；其二，作为对历史（特别是西欧历史）具体发展进程分析的一个逻辑结果，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在批判地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基础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作出的一种历史的设计。因此，共产主义既是对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外化返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又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的过程。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运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4](p120)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既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又必须以资本主义的终结为前提。因此，就社会形态的发展来说，它意味着最后的社会形式，而就人的发展来说则是一个真正的“人类史”的开始。因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2](p40)
第四，马克思历史哲学双重维度的统一，表现为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研究起点和叙述起点的统一。所谓研究的起点，就是对现实的具体历史进程的分析，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再回复到完整的表象使之在思维中再现出来，从而形成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思维的总体。而叙述的起点则是指理论阐述的起点。马克思认为，理论的表述不应遵循研究对象的历史进程，而应遵循思维的内在逻辑，即按照概念在整体思维结构中的关系去阐述。也就是说，对历史的研究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1](p103)
三、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内在统一
马克思历史哲学双重维度的揭示，为历史哲学与文化哲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从而使我们可以在更广泛的意义去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为当代历史哲学的研究建构一个新的范式。
文化哲学致力于探讨作为人之生存基本方式与社会运行内在机理的、历史地凝聚成的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对人之生成的内在机理的阐释。在这一点上，文化哲学所理解的文化与马克思历史哲学所理解的历史具有同等含义，都是对人之存在的历史性的总体把握，不同的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也就意味着人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这些文化模式或文化精神是以日常生活世界为基本寓所和根基的；反之，日常生活世界的本质规定和内在机制，也正是文化所包蕴的价值、意义、传统、习惯和给定的规则等等。因此，哲学理性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关注不是其外在的、具体的、琐屑的日常生计和活动，而是体现在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日常交往等活动背后，作为人类给定的知识储备、文化先见、价值取向等等的规则体系、传统习惯等等。这样一来，生活世界必然与人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同时与社会历史运行的内在机理紧密相连。正因如此，文化哲学的研究也是在双重的维度上展开的，一方面文化哲学以文化模式的研究为基础，在宏观尺度上揭示人类文化演进内在机理和基本的进程；另一方面则以日常生活的研究为基础，关注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这与马克思历史哲学研究的双重维度是一致的。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9
【关键词】广谱哲学研究对象建构思想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文献标识码】a【摘要】广谱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运用现代结构型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规范化处理，是使传统哲学获得现代科学形态的一种新尝试。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分析法和结构数学法，它是把哲学概念、命题抽象为满足一定公理的形式结构，然后用相应的数学结构来刻划的新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广谱哲学研究对象建构思想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B014【文献标识码】a
广谱哲学是1996年由我国学者张玉祥教授提出的一门新型交叉学科，它融哲学、数学、系统科学为一体，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辩证结构主义为建构思想，运用现代结构型数学方法，对传统哲学概念和命题进行了规范化处理（即所谓的广义公理化、模型化、数学化和程序化的处理），是对传统哲学在现代科学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
广谱哲学的“广谱”二字的直接含义是“广泛的知识系列”，目的是突出哲学应有的普适性。其本意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哲学是自然、社会和思维一般规律的概括和总结”的观点，即“普遍规律说”，它也是对多年流行的关于哲学的“意识形态说”、“社会科学说”、“人学说”等的一种匡正。当然，广谱哲学不仅在名称上坚持了哲学的普适性，而且在研究对象、建构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均贯彻了“广谱性”。
广谱哲学的研究对象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两对基本矛盾，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①第一对矛盾是说，哲学命题具有最高的普遍性，即具有世界观或宇宙观的性质，但难以精确地表达，例如难以用数学语言来刻划。从逻辑上说，这是因为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反变关系，即一个概念的内涵越少（反映的事物的属性越少），则它的外延就越宽（反映的事物的个数就越多），反之亦然。以“医科大学”和“大学”两个概念为例，“医科大学”的内涵比“大学”的内涵多，因而，“医科大学”的外延比“大学”的外延窄。哲学概念是内涵最少的概念，因此它的外延也就最宽，由哲学概念组成的命题的外延也就最宽，它们横跨自然、社会乃至思维诸领域。哲学概念和命题内涵最少，即舍弃了具体事物的具体特征，只保留了事物的最一般的性质，因此难以确切化、精确化。可见，所谓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实质上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反变关系这对矛盾在哲学上的反映。
为了解决哲学命题的普遍性与精确性的矛盾，历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做过认真尝试。例如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曾希望用几何学的公理方法、代数学的模型化方法描述哲学问题、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哲学数学化问题上与笛卡尔有着惊人一致的观点、德国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茨曾构想一种“普遍的代数”刻划哲学问题②、英国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则用数理逻辑方法把哲学问题划归为逻辑问题③，等等。他们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想的成功，有哲学和数学两方面的原因。
在哲学上，笛卡尔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这本身就是矛盾的），不可能抽象出几条协调一致、没有矛盾的公理（一组数学化的前提）。
在数学上，笛卡尔时代数学的最高成就是他创立的解析几何。但哲学问题既没有几何形状，也没有数量关系，因此，哲学问题数学化是不可能的。莱布尼茨为“普遍的代数”（实为数理逻辑）奠定了基础，但最终没有建成。
罗素把哲学的本质看成是逻辑，这本身就是非常偏颇的，何况数理逻辑直到今天本质上仍是形式逻辑，无法刻划辩证法问题。罗素及其后继者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还把逻辑局限于经验的、实证的范围内，否定“形而上学”（即超出经验、实证范围之外的学问），更是不可取的。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没有“形而上学”（超出经验、现象、实证之外的学问）就没有哲学。
广谱哲学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各种哲学中相对成熟、正确的哲学，从而把它作为自己研究的背景参照系。广谱哲学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找出哲学概念、命题的稳定的结构内核，确定这些结构内核的前提条件，形成公理（系统），然后用结构型数学（非数量型的数学）予以刻划。例如客观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称为物质）的概念，要满足“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又“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两个条件。通过结构分析，第一个条件“能够为人的意识所反映”被抽象为“可映像公理”，可用数学上的“映射”概念来刻划。第二个条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通过结构分析被抽象为“等价性公理”，可用数学上的“等价类”刻划。通过这两个公理，可以推出“单叶客观性定理”、“多叶客观性定理”等重要结论，它们对坚持和发展唯物主义的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观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④。
广谱哲学要解决的第二对矛盾是哲学方法的非程序化与程序化的矛盾。这对矛盾是说，通常的所谓哲学方法是没有程序的，即没有先干什么、后干什么的先后顺序和步骤。这就是哲学上常讲的“世界观也就是方法论”。例如说：任何客观事物都有现象和本质两个方面，且本质决定现象，现象反映本质。这是世界观，然后用这个观点看世界，就要求“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就叫世界观转化成了方法论。这其实是视角的转换，即从本体论的视角转向了认识论的视角，但如何“透过现象看本质”并没有可操作的程序。由于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的，因此，在不丧失哲学原理的最高普遍性的前提下，为哲学原理建立可操作的程序就是很有必要的。
广谱哲学解决哲学方法程序化的基础是前述第一对矛盾的解决，即在对哲学概念、命题“结构分析+结构数学化”的基础上，对获得的哲学概念、命题的形式结构（数学化的结构内核）按顺序展开。例如要建立上述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先要通过结构分析和结构数学刻划，确定所谓事物的本质是同类事物的共有性质（这需要较复杂的论证），因此从现象到本质是从某个事物的等价类（现象集合）到该等价类某个公共性质（本质）的同态映射，即我们有某个广义投影，使得该投影是个常映射（常映射是个数学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二元关系）。把这个过程按步骤写下来，就成为一个不失一般性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程序。
按照上述解决两对基本矛盾的思想和方法，广谱哲学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大部分概念、命题或原理建立了数学模型和程序，并逐渐形成了广谱本体论（相当于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存在论）、广谱联络论（相当于普遍联系观）、广谱阴阳论（相当于辩证矛盾观）、广谱类变论（相当于运动观、发展观和质量互变观）、广谱映像论（相当于认识论、真理观）、广谱价值论（相当于哲学价值观）等六个基本板块，初步实现了哲学问题的广义公理化、广义模型化、广义数学化和广义程序化的“四化”形式。同时，广谱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中国古典哲学、现代西方哲学、科技哲学、数学、系统科学、管理学、法学、思想政治教育、文艺学、人才学、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10余个领域的若干专题上获得了初步的应用，对于推动这些学科向着规范化（即上述的广义“四化”）方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
广谱哲学的建构思想
为了解决上述两对基本矛盾，经过多年的探索，广谱哲学确立了自己的建构思想，称为辩证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个影响巨大的学派，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稳定结构，正是这个结构使自己成为自己。所谓结构就是“要素集+关系”，它不限于有形结构，因而是广义的。例如，要素集是一堆沙子，它们的关系是重力关系，这就是沙堆的结构。又如要素集是天上星星的集合，它们的关系是万有引力，这就是天体结构（天体系统）。再如要素集是生物的集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食物链关系，这就是生态结构（生态系统）。此外，像人际关系结构、社会结构、概念结构、理论结构、乃至于事件、过程等等，都可以表现为“要素集+关系”的形式。
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是，第一，用结构概念的普适性统一地刻划各类事物。如上所述，结构概念对各类事物具有充分的普适性，而哲学命题都是具有最高普适性的问题，因此，哲学问题可以用结构的语言表达，这使哲学问题的研究建立在了一个新的基础上。
第二，用结构的可组合性描述各类事物系统性状的改变。一方面，可以用简单的结构组合生成复杂结构，也可以把复杂结构约化为简单结构。哲学命题也一样，可以把复杂命题分解为若干简单命题，也可以由简单命题的组合生成复杂命题，它们均可以用结构的组合变换来刻划。
第三，用结构的比较方法研究结构之间的关系。当把不同的事物或系统抽象成一定的结构后，常常涉及到结构的比较问题，以确定两个结构的异与同、相似与不相似、简单与复杂等。哲学命题有类似的问题。例如量变质变规律涉及到熵集内等价类的比较问题，现象和本质的关系涉及到同态映射（这里是投影）问题等。
结构主义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其一，唯心主义倾向。许多结构主义流派不承认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是“心智的产物”。其二，孤立地看待结构，即把结构看成是自满自足的封闭的系统，不考虑它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其三，忽视结构的运动、变化。许多结构主义只强调结构的共时性、稳定性，忽略了结构的历时性、流变性。其四，不考虑对结构的控制和改造。既然许多结构主义流派不认为结构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只是人的“心智的构造”，当然谈不上对结构进行控制和改造了。
结构主义的上述缺陷正好是缺乏唯物辩证法精神的结果。因此，广谱哲学把唯物辩证法和结构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建构思想，即辩证结构主义，它可以看成是对传统结构主义的一种改造，也可以看成是唯物辩证法的一种新形态。
辩证结构主义吸取了上述结构主义的合理内核，同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观点，即把观念上的各种结构看成是客观事物的结构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他坚持用辩证法的观点观察分析各种结构问题，把结构看成是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可流变、可转化、可生灭、可调控的，从而可用结构方法描述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与演变。
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
前面说过，广谱哲学的研究方法是结构分析方法和结构数学方法，其中结构分析法的核心是找出支撑某个概念或命题的稳定的结构，而所谓稳定的结构，是指该结构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变性。例如文化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已给出上百个定义，但文化概念有无一个稳定的结构内核。广谱哲学经过系统的分析、比较和抽象、概括，提出文化概念的稳定的结构是“一定价值取向的对象化”。例如，一块石头不是文化，但把这块石头雕刻成一定形状的物品，或刻上一定的文字等，它就成了文化产品。这里“一定形状的物品”、“一定的文字”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而通过石头这个载体，把作者的价值取向对象化（可观可控化）了。又如人们制订的规章制度、法律法规，也是人们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如对哪些人有利或有害、政策导向等），以文字、纸张或电子影像系统等载体，把人们的价值取向对象化（可观可控化）了。文学艺术作品也一样。不难知道，流行的关于文化概念的上百个定义，均是上述“稳定的结构内核”的特殊表现形式⑤。
同样地，广谱哲学还用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一大批流行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如素质、思想、内化、强化、协调、平等、异化等等）的“稳定的结构内核”，澄清了许多模糊和混乱问题。更一般地，广谱哲学运用结构分析方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上百个基本概念、命题和原理的“稳定的结构内核”，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建立模型奠定了基础。
所谓结构数学方法是在上述结构分析基础上，运用“结构型数学”建立数学模型的方法。这里结构分析和结构型数学是对应的，即通过结构分析找到了某个概念、命题的“稳定的结构内核”，再用一定的数学结构把它表达出来。所谓结构型数学就是研究抽象的数学结构的数学，而抽象的数学结构不限于数量关系的结构，它可以是任意事物之间的关系结构。在数学上，抽象的关系结构是建立在任意事物的集合上的。这里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说“武则天是女皇”时，是说武则天既是女人（中的一员）又是皇帝（中的一员）。因此，设a是女人的集合，B是皇帝的集合，则“武则天（记为w）是女皇”就成为w∈a∩B。这里没有数量或变量，只有关系结构。其中a∩B是两个集合的“交”运算，符号∈表示武则天是a∩B的一个元素，这是一个隶属关系。又如当我们说“张三和李四是夫妻”时，可以认为是男女各种可能关系（配对、组合）中的一种关系。设a是中国男人的集合，B是中国女人的集合，则a×B就是所有中国男人和所有中国女人可能组合、配对的集合。其中符号“×”叫作笛卡尔直积，a×B的意思是，每次从a中取出一个男人，每次从B中取出一个女人，配成一对，所有可能配对的集合就是a×B。例如a×B中的元素可以是父女关系，可以是叔侄女关系，可以是舅外甥女关系等，而夫妻关系（记为R）只是a×B的一个子集合，即Ra×B，其中符号“”表示包含在…里头，这时“张三（记为z），李四（记为l）是夫妻关系”就成为（z，l）∈Ra×B，即张三和李四的夫妻关系只是夫妻关系（集合）中的一个元素。在这个例子中，也没有涉及到数量关系，只是给出了两种抽象的结构：夫妻关系Ra×B和隶属关系（z，l）∈R。
通过运用上述的结构数学方法，广谱哲学不仅为大量的日常语言概念、人文社会科学概念建立了结构数学模型（也称广义量化模型，以区别于狭义量化模型即数量型模型），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西方哲学、中国古典哲学的上百个概念、命题和原理建立了相应的模型，为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数学推演奠定了基础。
结语
总的来说，广谱哲学在三十余年的探索中，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两对基本矛盾）、适合哲学问题的建构思想（辩证结构主义）和独特的研究方法（结构分析和结构数学方法），开创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打开了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视野，取得了一批可供检验的新成果。这对于传统哲学的研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值得哲学界、理论界的关注和重视。
（作者单位：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注释】
①张玉祥：“广谱哲学的基本概念、框架与应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7期。
②[美]m・克莱因：《古今数学思想》（第4册），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第86页。
③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④张玉祥：《广谱哲学浅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245～257页。
人文主义的哲学基础篇10
关键词：党员干部学哲学用哲学增智慧强能力
中图分类号：B4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8-053-02
两次主持中央政治局全体学习哲学，目的是推动全党学哲学用哲学，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强调：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学习运用哲学，增强哲学素养，才能增长知识、智慧、能力，有真本领，做好工作。
一、什么是哲学，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
哲学一词最早出于希腊文，意即爱智慧，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是人们对自然、社会和思维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的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全人类精神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奠基者在创建哲学体系时，批判地吸收和利用了到当时为止的全部人类认识的成果，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基础成功地改造了旧哲学，为无产阶级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统一，又是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价值论（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党员、干部尤其领导干部，要系统、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握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以及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行动的指南。
中国传统哲学是以儒学仁爱思想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表现了管理哲学的本质。中国哲学的目的最后在于精神人格、道德人格的树立与自我完成。中国哲学的“人我和合”、“天人合一”，主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与西方流行的格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是根本性的不同。
二、怎样学哲学、用哲学，学会做人，聪明智慧，真有本事，做好工作
要完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即中国社会主义）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要突出重视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结合中国传统哲学学习。
1.本分做人，角色做事。中国传统哲学基本上是人学，对人生的关切、修养和反思。先做人，再做事。在《论青年的修养》中指出：“离开个人修养谈理想，离开民族前途谈个人价值，都只能是空谈。”从反腐败斗争揭出的“两面人”看，都是因为做人失败了。党员干部一旦做人失败了，一切都无从谈起。
2.树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意识的核心。由于人们的阶级立场不同，社会实践所处的地位不同，形成不同的世界观。党员、干部的世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人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物质的反映；辩证唯物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对立面统一又斗争，推动事物的运动发展；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是自然、历史与思维的重要规律。辩证唯物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运用，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历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是社会内部的矛盾运动，即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的社会基本矛盾。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思想、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基础；要坚持只有群众才是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发展的观点。
党员、干部只有树立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才能真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而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一个人的价值观。
3.坚持科学的方法论。方法论即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方法论取决于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唯一科学的方法论。科学方法论要求党员干部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具体地分析具体问题；根据主客观条件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计划，能动地创造世界，科学地做好工作。
4.善于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在复杂事物发展中起主导的决定性作用的矛盾。强调：我们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必须解决好的主要矛盾。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原理，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就要坚持辩证的观点，坚持辩证思维。既抓改革，又抓法治；既抓物质文明建设，又抓精神文明建设；既抓经济工作，又抓思想政治工作；既抓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又抓哲学理论武装。
从哲学高度认识和把握“四个全面”是全局和重点有机统一，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为突破口，这样才能在谋小康之业、扬改革之帆、行法治之道、筑执政之基中，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繁荣昌盛。
各地区、各系统、各单位在抓“四个全面”主要矛盾中，又有各自的主要矛盾，这就要在把握全面和重点的统一中，善于抓具体重点，抓关节，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5.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以哲学矛盾运动原理解决存在的问题。提出，要学习掌握事物矛盾运动的基本原理，不断强化问题意识，积极面对和解决遇到的矛盾。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善于把认识和解决问题作为打开工作局面、推进工作的突破口。
以哲学方式面向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还要预见和防止未来可能发生的潜在问题。必须尽可能地预见并把握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
6.总结发现规律，遵循客观规律。规律亦称法则，是哲学的重要范畴，是客观事物内部本质联系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客观规律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只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各种现象进行调研、分析，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逐步发现、掌握规律、利用规律做好工作。不论从事什么工作，要想达到预期的目的，就要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
7.坚持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哲学概念，最早出于《汉书河间献王传》：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对实事求是作出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找出固有的规律，作为行动的向导。
有些干部，从同样的“实事”中，有的求出了“是”，有的则求出了“非”。所以要求我们，要克服表面性，看到事物的本质；克服静止性，看到发展；克服主观性，客观地看问题；克服懒惰性，勤于苦求。
哲学又名聪明学、智慧学。由哲学起源时的“爱智慧”发展到现代，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点化冥顽、指导人生、聪明智慧、真有本领、做好工作、经世致用。
参考文献：
[1]朴民青.改革开放的若干哲学启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