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学的意义篇1
皮亚杰所建构的心理逻辑受到来自心理学家和逻辑学家的双重责难。围绕心理逻辑与传统的形式逻辑及其现代形态的数理逻辑（主要指它的逻辑演算部分）究竟是何关系等问题展开了争论。心理学家认为，皮亚杰是以研究思维的逻辑结构代替了思维的心理结构；逻辑学家则讥讽皮亚杰的心理逻辑是非科学的、不合“逻辑”的。为了正确地评价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学，我们要分析阐述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和一般意义上逻辑学之间的几点不同。
一、产生的目的不同
古希腊时代，哲学家们把自然万物产生的原因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作为他们思考研究的中心，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是适应这种“求知”的需要而产生的。首先，亚氏逻辑获得科学知识的工具。“我们确是借证明来获得知识的。所谓证明，我的意思是指一种能产生科学知识的三段论式。”亚氏逻辑的中心是推理，推理的核心是三段论推理。科学知识的获得离不开有效的推理，利用三段论推理，就能从真前提获得真结论。其次，有效的论辩也是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的目的。古希腊时期崇尚民主，盛行辩论，但辩论之中经常出现诡辩，因此需要一种关于思维规范的科学。亚氏逻辑为正确地进行思维提供了规范的工具。
17世纪，逻辑学的发展已经落后于数学的发展。莱布尼兹设想了数理逻辑（类似于数学演算的新逻辑）。经过布尔、弗雷格、罗素等逻辑学家的长期钻研，数理逻辑逐渐发展和完善。数理逻辑尽管是“数学化的逻辑”，但它仍旧是科学的工具，其产生的目的仍旧是为推理的有效性，为各门学科提供有效推理的模式、规范。
皮亚杰构造心理逻辑的目的与传统逻辑和数理逻辑的目的不同，不是为思维提供规范或为数学基础的研究提供必要的分析工具，而是为刻画心理学发现的事实提供精确的工具。皮亚杰的心理逻辑所研究的是利用心理学实验来揭示儿童逻辑思维的起源和发展。他拥有非常明确的研究目标：实际思维的心理运算规律。他使用了分类、关系以及命题演算等逻辑语言来构造他的心理逻辑学。皮亚杰虽然使用了与当代符号逻辑相同的“符号”，但并没有使自己的逻辑成为“符号逻辑”。他只是把逻辑作为描述和分析思维结构的工具。
二、具体作用不同
研究目的不同，决定了心理逻辑与形式逻辑或数理逻辑的作用也不相同。形式逻辑，首先是认识的工具。科学知识的获得和科学体系的建立都必然离不开逻辑。“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目前，在各种科学领域中都体现着逻辑的科学分析工具的作用和科学方法论的价值。其次是论证的工具。当我们面临难作分析的复杂现实问题时，我们可利用形式逻辑把这些现实问题加以形式化，建立起这些复杂问题的简化模式，然后通过对这些模式的分析，考查推理和论证过程的正当性。这样，公理化形式逻辑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就提供了解剖的工具。心理逻辑是用来描述心理事实的，仅仅适用于心理学。它的抽象程度跟公理化形式逻辑不能比拟，因此心理逻辑的作用就比形式逻辑广泛。逻辑代数能帮助我们描述心理的结构，把那些处于实际思维过程中的运算和结构列为可计算的形式；逻辑代数可以帮助心理学家，为他们提供一种描述思维的精确方法。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学是借用逻辑学来解释和描述思维的心理运算机制，它本质上仍属于心理学的研究领域。所以，准确地说，心理逻辑学并不是一种新的逻辑学，因为它并不是提供什么新的有效推理或证明形式的演绎理论，心理逻辑学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三、特点不同
（一）“逻辑的数学化”与“逻辑的心理学化”
亚里士多德借助当时欧氏几何学，创立了第一个并未主要与数学结合的逻辑系统。借用了数学演算的方法创立了与数学基础的研究紧密结合的数理逻辑，使逻辑沿着莱布尼茨“通用数学”的方向，走上了数学化的道路。皮亚杰指出运算是儿童思维发展的主要标志，虽然心理逻辑主要是用来解释和描述运算的，但这种运算并不是“数学的纯形式的运算”，也不是用来规范思维的形式的推理。这种运算是心理的运算，也就是内在的、可逆的和守恒的动作的协调系统。如果我们把逻辑与数学的结合而产生的数理逻辑称为“逻辑的数学化”，那么我们就可以把逻辑与心理学的结合而产生的心理逻辑称为“逻辑的心理学化”，尽管这种类比并不恰当，因为数理逻辑借用了数学演算的方法，而心理逻辑中并没有利用心理学的方法，而是利用了心理学提供的事实。
（二）“元素的、线形的、静态的”和“整体的、非线形的、动态的”
公理系统的数理逻辑从公理出发，通过推理规则推导出一系列的定理。这一过程是线形的、静态的。“按照现时所确定的意义，逻辑本身却不总是作为整体的又作为一些转换规律的结构的‘种种结构’的：现实的逻辑学在许多方面仍然还是从属于相当顽强的原子论的，逻辑结构主义还只是刚刚有了个开端。”由于运算逻辑不是正确思维必须遵循的公理化形式逻辑，而是描述实际思维过程的逻辑；又由于根据皮亚杰的认知结构的发展理论，思维的心理运算总是构成一个整体性的结构，因此，虽然公理化形式逻辑与运算逻辑它们的基本元素都是运算（逻辑演算或心理运算），但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前者是关于元素的逻辑，后者则是关于整体的逻辑。
在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中，逻辑演算按演绎的顺序而出现，它的特点是线形的，演绎当然也得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但这些规则并不把逻辑演算构成一个彼此沟通的整体。宁可说，它们被用来把逻辑演算串联起来，因而使逻辑演绎具有线形的特征。相反，运算逻辑中的元素――心理运算则派生于一种整体结构，并且正是这一整体结构赋予心理运算以意义。它的本质是非线形的，它以循环或往返的方式彼此联系与转换――可逆性在此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们无法把这种转换还原成形式逻辑中的线性推演，心理运算在由特殊思维课题所确定的范围内运转，运转的规则也就是对这一整体认知结构的逻辑性质加以描述的心理逻辑。
公理化的形式逻辑由于运用了逻辑演算的精细巧妙方法而变得十分灵活，但它的固有本质是静态的元素论的，而不是动态的整体性的，因而也不可能是发生性质的。它只顾及心智成熟的个体的思维阶段，并使之凝固化和规范化。心理运算逻辑是发生的。一方面它是从前运算逻辑，即动作逻辑演化而来，它与智慧的不同阶段相对应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它是不断成熟的智慧的反映。另一方面，它与实际思维运算不能分离，是对进行中的推理过程的描述。皮亚杰主张“逻辑是思维的镜子”这一命题，逻辑随思维的发展而发展，从而突出了逻辑的发生性质，表明逻辑发展与思维发展的同步性。
（三）思辨产物和主体性
公理化形式逻辑体系是逻辑学家们的思辨产物，个体不可能一下子直接把握它，也不可能自然地在主体思维时潜意识地发挥作用；除训练有素的专业逻辑学家外，恐怕无人达到这一步。皮亚杰曾指出，现代符号逻辑是一种“没有主体的逻辑”，它是人类总体在某一历史所达到的理性思维高度的标志。心理逻辑的主体性表现在它总是从属于某一主体。主体实际思维所遵循的逻辑就是心理运算逻辑。个体的一切智慧行为（包括思维运算）都表现出一种逻辑的结构，它标志着个体的智慧发展水平。在个体掌握作为正确思维一般规律的形式逻辑的过程中，他总要经历一个探索和学习的阶段，使自己的心理逻辑逐步向公理化的形式逻辑靠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称皮亚杰的心理逻辑为“公理化形式逻辑前的逻辑”。
结束语：我们对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和公理化的形式逻辑之间的不同进行了比较分析，从中也深刻地理解了心理逻辑的基本性质：它是对主体实际思维活动加以描述的、非公理化的逻辑；它与主体认知结构的机能活动紧密相关，因而有发生的和生成的过程。心理逻辑学借用逻辑学对思维的心理运算机制加以解释和描述。通过分析比较心理逻辑和一般意义上逻辑学之间的区别，我们对心理逻辑受到的误解和批评进行了分析和澄清，为我们正确全面地理解和评价皮亚杰的心理逻辑学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逻辑学的意义篇2
第一个特征是，它并没有表现为对单纯的最好政权的思考，而是对具体的现代制度，如私有财产、道德个人主义、资产阶级或浪漫家庭、市场经济和代议制政府，所进行的不同寻常的思考。
第二个特征是，《法哲学原理》分析形式本身就是不同寻常的。它包含着对像参与到这些制度（在所说的每一种制度中，黑格尔都称之为概念的东西）中的参与者的自我理解（self-understanding）那样的事物的思考，以及对在那种自我理解中所拥有的各种不足或非完整性的证明（有时这通过说概念“与其自身不一致”而表达出来）。在所说的现实性制度生活中，那样一种自我理解的实现，被表现为非连贯性或者更为一般的非理性，而没有对于在对那样的地位的自我理解中表现为无效的规范的诉求。当地位被修订以反应和纠正那种缺陷的时候，我们最终就以一种不同（但相关）类型的自我理解而彻底结束了。
这听起来像是1807年黑格尔约拿时期的《精神现象学》的典型性展示，而且与之有相似之处。但黑格尔所要做的问题核心，并不涉及这样一种参与者之“经验”的诉求，而是关涉所说的基本概念或规范，并且当与这种规范所要求的充足性和可靠性相比较时还关系到对这种规范的分析。在人们（这些人的行为影响着其他人在其他方面所能够做的[“客观精神”的领域]）之间可能发生的辩解中，这可以被称为对关于概念的“逻辑”的分析，对其角色以及那种角色的局限性的分析。对那种逻辑的类型的分析就是他所说的对“认知的沉思模式”的要求。
第三个特征是，虽然黑格尔在政治哲学中明显是一位理性主义者，但在捍卫现代法治国家的正当性时对于概念逻辑的这种依赖就像他清晰地看到的那样并不依赖于理性的个体所意愿的或所约定的。在那种意义上，对于他来说，核心问题并不是国家对于强制性暴力的垄断的合法性，因此他并不考虑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的主流传统。抽象权利（right）的说法、道德义务的说法，以及他称之为德性（Sittlichkeit）或伦理生活的社会秩序，在其本身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上，都是它们所应是的，因为权利领域可以表现为理性的结构，并且这种结构是权利或正义概念的逻辑关节。
我接下来的目的就是要表明，如果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黑格尔把我们引向认知的沉思性模式的用意，更好地理解了把我们引向《逻辑学》的用意，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法哲学原理》有这些不同寻常的特点了。黑格尔的研究者们对于《逻辑学》，甚至是对于它本质上是关于什么的，都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那样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初步的方案或一种建议，当然对于许多可供选择的读本也缺乏一种完整的处理。1
那么，什么是逻辑？显然它是对概念的某种类型的研究，但是什么样的类型呢？很清楚，是对基本概念而非经验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种先验理解，但是什么样的关系呢？黑格尔对这些论题的评论有些许原初性的帮助，尽管它们都异乎寻常地宏大。
首先，他谈到了以多种方式不断重复的这（this）：
因此，逻辑是与形而上学相一致的，是与思想中所把握的关于事物的科学相一致的，它过去曾经被用来表述事物的本质。[DieLogikf？lltdahermitdermetaphysikzusammen，derwissenschaftderDingeinGedankengefa？t，welchedafürgalten，diewesenheitenderDingeauszudrücken.][1]（§24）
但是，黑格尔通过既是过去所要把握（“galten”）的种类也是现在所可能是的“形而上学”要表达什么呢？在对形而上学史的综合考察中，艾德里安·摩尔（adrianmoore）最近提出，考虑到形而上学课题的多样性，我们对主题应尽可能包容地进行的限定，并且他提出了能够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形而上学定义：“尝试对事物进行最一般性的理解。”[2]（p6）他准确地注意到，这也是黑格尔描述其计划的方式。比如，“……形而上学只是普遍的思想规定的范围，也可以说是我们可以把任何事物都带入其中的网络（dasdiamantinenetz），它使这些事物成为可理解的（verstandlich）”[3]（§246a）。
摩尔恰当地注意到，理解（makingsense）的概念可以广泛地涉及（就像在黑格尔那里一样，尤其是提供了三种不同的“逻辑”和这三种逻辑不同的假设）“某事物的意义，某事物的意图，或者对某事物的解释”[2]（p5），或者在黑格尔最具雄心的版本中，它可以包含对事物的论述、对事物进行理解的方式，以及对事物之所是和之所不是的确定性的可识别性。换句话说，存在（tobe）就是要成为一个确定性的某物。但是，我们如何理解那种确定性的稳定性和同一性呢？以这种方式来理解，当形而上学拥有充足的或令人满意的条件时，它显然并不拥有事实性论断所具有的那种真值条件。当意义已经被真实地制造出来的时候，起决定性作用的就不会和像“什么引起了火的燃燒”或“为什么水会结冰”这样的问题相同阶了。1例如，当理解为什么有像艺术创作那样的实践，有（thereis）是什么意思，其中可能有什么含义的时候，就包含着那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认为问题只是意味着“什么引起了人类在人工作品中获得一种独特的快乐”的话，那么这个问题立即就枯竭了。毋宁说，这个问题唤起了对如“令人满意的”表述那样的事物的沉思，而不是引出了一种事实性的真实事物。2
鉴于我们的目的，我们所感兴趣的是摩尔继续把对事物的理解（使它们可被理解，我们不得不在所描述的任何形态下从事某事）从对意义的理解中区分出来，他把这一点归因于逻辑和逻辑哲学。这种解读在某种程度上符合黑格尔的“逻辑”。他也在理解我们如何理解事物。逻辑的主题，它所试图进行把握的，是意义构造（sense-making）的形态。但是，假如他没有把意义构造的形态看作是种类上的具体性的“主体性”能力，而是看作任何可能意义的要素的话，他就不会说这可以从“对事物的理解”中区分出来了。逻辑在康德那里并不仅仅呈现为对推理的有效性形式的研究，还有对思维要服从或应该服从（就像在波尔·罗亚尔逻辑中一样）的法则的阐述，或者展现为对基本本体论结构的类分（就像沃尔夫哲学对逻辑的阐述）。对于康德来说，逻辑表述的是任何可能的意义（sense）的条件，是差异和关系，没有这些差异和关系，意义将是不可能的，如此，逻辑所涵盖的不只是对真值的认定，还有命令和审美判断。对于黑格尔来说，这种志向（ambition）已经表现出伟大的哲学实体的任务了，但是他坚持认为，康德并没很好地对待它所引出的问题：我们如何确定那些条件是什么，它们是否能够恰当地限定逻辑条件的废止所允许的条件，康德把其归属于这些形式的“虚空”是否能够被保持。对于康德的语词中所表述的，黑格尔的论断是：恰当理解的普通逻辑，已经是超验逻辑了，而适当理解的超验逻辑，也已经是形而上学了。（最后，很明显，并不是对事物进行理解的任何尝试都是形而上学的。我们必须在普遍性的最高水平上讨论理解的路径，否则我们将什么也不能理解：通过变化而获得的同一性的意义，相同等级成员内的个体性，其连续性中的非连续性环节，等等。）
也就是说，康德所阐述的一般逻辑，对于黑格尔来说，就是一般的可理解性的逻辑，而不只是真理的承载者，因此没有观察到（observe）“思维的规范”并不是错误地进行思维、在思维中出现了错误；它根本就不是思维，没有任何意义。对可被思维的界限之“外”的对象进行展望，并不是思想，是毫无意义的思维（sinnloseGedanke）。1但是，正因为先天的、无内容的一般逻辑，和先验的超验逻辑之间的严格划分，关于对象的可能性思想的形式几乎都不能成为康德所想要使其成为的那样固定不变。最具争议性的是，区分所依赖的是思想（提供形式的统一）的自发性和感受性在经验中的释放之间极具争议性的严格分离。2如果那是不可忍受的，那么就有理由认为，即使是康德也不会认为它是关于严格可分离性的问题，那么在思想的形式和关于对象的思想形式之间所进行的区分就不能理解为严格的可分离性问题。3在其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中思考存在（黑格尔所称谓的“关于思想中事物的科学”），并不是根据某种具体种类的主体性能力来思考它们，换句话说，思考句子在逻辑上的真值关系就是对我们如何根据句子继续行进的思考。存在就是要成为可理解的，这是古希腊形而上学和哲学本身的创始原则（对一种不可被理解的存在观念感兴趣并不是要思考某个陌生而具限定性的事物；这根本就不是在思维）。
现在，这完全把巨大的压力放置在相当于黑格尔逻辑学的一种操作者的身上，所有至关重要的转换都依赖于这个操作者；有点像“没有……，就不能被完全理解，就不能被连贯性地思考”，“没有”之后的是某种更为综合性的概念，一种不同的区分，等等。剔除掉逻辑上的矛盾将成为操作者一个明显的例示。但是——在这里，黑格尔逻辑体系中的任何可能性事物都依赖于这一点，逻辑上可能的范围明显要比康德所说的“现实上可能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如果我们要拥有一种关于现实的逻辑，那么后者就是我们所需要的。而黑格尔不会借助康德关于直观的非概念性形式去建立一种先天的感性条件，为“现实的可能性”设定界限。然而，为在这一点上获得一种奇怪的联合，斯特劳森（Strawson）在《感觉的边界》（theBoundsofSense）中证明了，在他没有对康德的主观唯心主义（直观的主观形式）进行思考的情况下，现实的可能性能够被确定，并且这——对我们的目的极具启发性——是通过反思经验的候选概念能否被认为是可被理解的而确定的。此外，黑格尔的论述中核心的议题并不是逻辑矛盾和逻辑可能性，而是非经验性概念内容在理智上被确定的可能性。他也指出，这在康德那里也已成为问题，即康德似乎认为，他正在展示判断最低限度的理智性在没有他关于必然的逻辑环节、纯粹概念范畴表的十二个环节的说法的情况下，不会成为可能。那已成为一种对现实可能性的确定。然而，康德并没有为那种演绎提供讨论。
所以综合来看，问题的不可分割性，即如果不是理解的方式事实上已经理解了如此之所是的事物，如此之所是的事物可以被如此理解这种情况，我们就不能理解意义的构造，我认为，这个事实就是黑格尔说逻辑是形而上学，或者说“自在自为的存在”是概念所要表达的意思。4假如，一旦我们理解了作为理解方式的本质和现象，进而我们就已经理解了本质和现象，于是也就理解了它们对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世界（我们还没有理解人类意义构建者的某种具体种类性的特征，但是，我们已经理解了世界所能被理解的意义）。1
关于逻辑和形而上学之间的同一性，还有另外一种表述。作为科学，真理是纯粹的自我意识，同时它发展自己并拥有自我的形态，如此，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就是已知的[gewu？te]概念，并且这个概念本身就是自在自为的实存。（《逻辑学》，21.33，黑体为引者所加）2
黑格尔对于亚里士多德的巨大亏欠在这里部分地呈现出来。3实体是“根据”或“因为”它们的概念形式或实质性的形式而成为确定性的实体的。即，那样一种形式（种类）说明了那样的确定性。那样的实体体现了它真实地要成为的那样一种事物的某种措施，并且在更高或更低程度上展示了那样一种本质。一头狼就其自身而言并不仅仅是一头狼（我们也可以说：就其所是而言，不是完全可被理解的；这是部分的同一性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更高或更低的程度上，是“自为”概念的范例。对象不只是“其事实之是”；它是“为”（这里，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目的”）其概念之是，并据此为其自身之是。因此，一头只是“存在着”（existing）的狼并不是一头“现实的”（actual）狼。后者包含着真实的自为存在，是狼（wolfness）的现实化。黑格尔告诉我们，作为《逻辑学》主题的后者是“现实”，而不是实存，关于这一点，下文会有更多的讨论。4这就是所有与黑格尔的一般性倾向相一致的地方，即用亚里士多德的现实化的潜在性概念注释他对自为的应用，对现实、行为（energeia，actus）或者黑格尔哲学中的现实性（wirklichkeit）的应用，并且把“自在”解释为潜能、潜力（dynamis，potentia），或者黑格尔那里的可能性（m？glichkeit）。5说对象是“为其形式的”，就是说在其发展中有可理解的动力。各种各样的方面、因素或环节，都是根据事物的概念来理解的。这个可理解的动力是它的概念，但却不是与某些物理属性和有效的因果关系相分离或在其后才发生的“实存”。它就是发展的可理解方式；没有什么东西“超越于”发展“之外”。[4]（p41-42）
但是，理解什么？任何事？黑格尔说，这些类型的事物都是关于这（this）的：
当思维被看作关涉对象的主动性语态的时候，就像思考（nachdenken）某事物——作为这种活动成果的普遍性——一样，就包含着事物的价值（wertderSache）、本质性的（daswesentliche）东西、内在的东西、真实的东西。（e，§21，77；enl，52）
纵观像这样的段落，黑格尔把关于现实的问题、逻辑的真正主题，从关于实存的问题中分离出来，并且我们总会看到这种发生作用的区分。在《哲学全书》的逻辑学部分中，他把哲学的真正内容界定为“现实性”，并且把它从纯粹外观的、短暂的和无关紧要的事物中区分出来。在《法哲学原理》中，从一个经常重复的提示开始，他对问题的处理就既不是对纯粹权利概念的分析，也不是對现存的法律系统的经验性描述，而是对概念和它的“现实性”进行分析，在这里，后者不同于“外在的偶然性、非真实性、欺骗性，等等”（《法哲学原理》第一章）。
当我们问，例如，某种实践“事实上”（really）或“实际上”（intruth）是否是宗教性的时候，或者说冒烟的仙人掌的时候，或者科学论（Scientology）的时候，所引起的就是那种问题。我们并不怀疑实践的实存性；我们想知道的是它的“本质性”，它自身的价值（wert，Sacheansichselbst），等等。1我们并不怀疑动物存在；我们想知道它们实际上是否是权利的承载者。我们知道计算机能够下棋并且能取得胜利，甚至也许有一天能够通过图灵测试，但是我们想知道的不是这些事实是否为真，而是它们是否能够表明计算机实际上能够思维。画廊开张了，展示着其中的作品；几片衣服随便乱扔在地板上。它们真的是艺术吗？或者，这种制度性的安排真的是一个国家？2
我的观点是，黑格尔把任何事物的可理解性原则、它的概念形式，看作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现实性，看作是事物独特存在模式的起作用性存在（thebeing-at-work）或活动（energeia），而不是可分离的非物质性的形而上学对象。而“对于我们来说”，它也是概念性能力的现实化，从字面上来说，这种现实化并不与在事物（这种事物并不试图让它自己成为可理解的）中起作用的存在相一致，但在对起作用的存在及其思想中的现实化的恰当理解中，恰恰是相同的“它”在存在中、其可理解性的原则中被实现了。这可以在相同的方式上被理解，即根据亚里士多德所述，在感性知觉中、在可感知的事物中和在感知者中，对这两种不同的潜在性可以有一种单一的“现实化”。
现在我们刚好可以对自由事实上是什么说点什么了；那关于法权（Right）的现状，关于通过它自己对于自由生活的规范的思想力量而获得的现实性和确定性。我们可以说，在逻辑学中，黑格尔检验了意义建构的三种不同的类型。可以粗略地概括为谓词的形式，这些确定性的“种类”通过质性的论断而被表达出来，比如，首先，“苏格拉底是白人”，或者“罗西是一条狗”或者“铜是一种电导体”；其次，在论断中，如“那种植物有医疗作用”，“那种惩罚是有效的”，或者“狼成群狩猎”；再次，在黑格尔所说的恰当的“判断”中，如“那是一所好房子”，或者“那对马来说是不好的”，以及“那种行为是善的”。这些分别是“存在逻辑”的范例，“本质逻辑”的范例和“概念逻辑”的范例。
我们现在可以说，首先，这些对比，抽象法权的逻辑，或者排斥和拥有关系的逻辑，都完全以外在的法权（所有权和契约）关系为基础；其次，进行描述的形式在直接可理解的，看起来所是的情况或者表面上所是的情况，和在那种外观中所表现出来但其本身并不能直接被把握的，而只是被反思所设定的事物之间要求一种差异性；要求一种作为内在（一般指德性和意欲的行为）表现的外在性的逻辑；以及最后，内在性或内在生活和外在的与其他社会角色（能够履行精神之现实性的真正形式、寓自我于他者中的存在）的关系之间的某种关系。（或者从另外的角度说，个体要充分地成为个体，也要充分地实例化它的概念、它的普遍性。）
因此，书中关于转换的关键性讨论并不能凭借它们自身而获得充分的辩护，而是会因其完满的辩护要求引起对这种逻辑结构的关注。例如：认为理解法权、抽象法权的一种方式仅限于不一致性的观点；认为需要把惩罚从复仇中区分出来，但若没有对个人内在意图的参照，或者没有理解法权的道德立场的路径，那种区分就是不可能的。
从黑格尔为了解释本质逻辑中的基本观点而在《哲学全书》逻辑学部分对第112节作的补遗中说出的例子，明晰了对“内在”的“逻辑”或实践事件中的内在意图之诉求的理解这个问题的这种理解的关系。像黑格尔所描述的那样，它就是个人的性格、那种意义上的“本质”和她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他注释道，只是简单地通过总结或列举他们所做的每一件事，从她所穿的睡衣种类，到她早餐吃了什么，到她主动承担一项危险的任务，这样来对一个人进行概括，试图在人们应该被理解的独特方式上“理解”他们，这是错误的。人不能通过只关注那种“直接性”（或者她的质量性的、数量性的、可被测量的表象，就像“关于存在的逻辑”中所列的）而获得适当的理解。我们需要把她的行为理解为被黑格尔所说的她的“内在性”（seininneres）所“调解了的”、我们不能看到的事物（现在就和“关于存在的逻辑”产生的最为重要的不同）。
例如，除了通过关注她自己对行为的明确表达和她公开宣布的动机（她的“意图”）之外，我们不能真实地理解她所做的。有时候，所发生的不应被算作是一种行为，因为在内在和外在之间没有适当的关联，只是一个偶然事件，某种阻碍她实现意图的事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像黑格尔简短地对整个“关于本质的逻辑”所做的核心论断那样，我们必须承认，任何内在的自我建构都只能在所表明的外在化的内在中、在行为中“证明它自己”（sichbew？hren）。过于彻底地进行分裂，使某人极力否认她事实上所做的，这并不能捏造借口（“错误已经铸成了”，“欺骗任何人从来就不是我的目的”；等等）。我们需要这种区分，但是通过对频率进行某种统计分析、对所发生的事进行简单检查，并不能确立什么行为是对本质的真实表述，哪些只是产生的偏差。我们需要理解“所表现的”“其自身所显露的”（Schein）如何能够反映它们的本质，当它们产生的时候（如果它们产生了，那么就是作为现象、表象产生的），即使是作为表象，也没有行为是本质自身的展示或本质自身单纯的显现。1
但是，对内在的真正或“真实”表达的问题不应该被理解为单纯的诚实性问题。就像在德性部分的结尾那样，对良心盲目的论断可以是非常诚实的、真诚的。但它们并不会因此而有更少的恶。简言之，内在能否于外在中反映出来，这对于德性和伦理生活之间的转换来说是核心性的，这种思考依赖于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处于某个时间和地点的外在特征。某人也许会十分信服这一点，可能会对位置的细微差别非常敏感，这是十分重要的，但你会发现，在实践中恰当地做出这些区分却是極其困难的。黑格尔的逻辑学并没有为如何这样做提供任何基础性的法则；只是一种论证，即这些是行为描述的内容能够在其中被确定的条款。当黑格尔把逻辑只是称为“影子的王国”的时候，对逻辑学所将能够提供的这种限制就被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暗示出来了。这对于理解《法哲学原理》的结果以及我现在所要表明的东西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种方式将会对《法哲学原理》的局限性形成一种可能的理解，就像在黑格尔自己沉思的意义上所理解的那样。这个问题可以在亚里士多德的现实概念（我已经指出过，用以帮助阐明黑格尔把现实性作为任何意义建构的核心）的基础上被提出来。如果我们把黑格尔和亚里士多德在这一点上进行类比，比如说，对象的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首先是关于其实体形式的问题，如果那种形式被理解为事物特殊的起作用性存在，是其自身特殊的现实化，那么这会有明显的认识论含义。我们说知道事物“过去之所是”，这既不是通过直接的理智直观获得的（它正在起作用，这是一个过程，一种存在的方式，而作为某种纯粹理论性的对象本身则无法被把握），也不是通过纯粹的观察获得的，比如说，对活的事物的生活或者对人工制品的应用的纯粹观察。我们本来就能够（不得不）把本质从非本质中区分出来，以寻得相关的“现实”。
但是精神（Geist）的现实性，或者它实际上所要成为的那种存在，总是被黑格尔特殊地处理。即那种现实性并不是其生物性生命的循环。精神可以被看作是拥有一种独特的生命形式：它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但是，那种生命形式的现实化是在历史性的时间中发生的，是与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其本身进行自我转化的机构相关联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为了根本性地理解或弄清事物，我们也许不得不在可获得的理解样态中理解精神。因此，处于与其他人的外在关系中的、客观精神领域里的那些人，通过正常被支配的现实生活意识到了他们现实中之所是，意识到他们是自由的存在。那些社会性的调整规范相当于法权的概念，而且，法权只能根据我们理解事物的方式而被理解。但是，黑格尔真诚地承认并坚持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正当的生活形态在不同的历史路径中能够而且必须被改变。
人们可以从以下的情况中看到这一点，即有些人认为他的计划就是要展示实存性的、从历史上和本体论上来说是偶然性的任何事物在事实上都是必然的，是从概念中可推论出来的，黑格尔对这些人极为不耐烦。这一点在《哲学全书》的导论中的第六节迸发出来。在《法哲学原理》（它明显是与我们的主题相交叉的，即理性的就是现实的，现实的就是理性的）的序言中，黑格尔提到了他著名的“双语句”（Doppelsatz），并且明确地说明，实存的事物，一定是偶然性地实存，而且“也可以不存在”，同时为了正确地解释是什么，通过与只是实存性的、“现实性的”事物的比较，而把我们引向了《逻辑学》。那也是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试图完成的任务。他补充说道：“那并不聪明到足以看到他周围更多事物（事实上，并不是它应该如何存在）的人是谁呢？”然而，尽管黑格尔挥舞着这个巨大而明亮的旗帜铭刻着“我相信偶然性！”人们仍然总是听到（甚至从德国哲学学者们那里），他的哲学就是要尝试着从普鲁士城邦到克鲁格的钢笔推演出所有事物的必然性。1
让我们假设一下，在最简单的意义上，这意味着那个自由的现实化领域（黑格尔称为市民社会），经济的和市民活动的领域，在我们所讨论的那种方式上被展示为不完整性、自我毁坏性，同时这也意味着我们可以根据本质上经济性的、地方性的、分裂性的市民社会中的市民活动而增补的和转换的事物来理解那些限制：存在于国家市民关系中的真正的政治关系。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这就意味着市民间的关系就不会是对仍然保持着协作（最终建基于“需求体系”上的）的策略性形式的那些事物的某种反映了。
关于黑格尔通过国家地位所想要表达的含义，最为著名的表述是《法哲学原理》中对第258节的评论。
如果国家与市民社会混淆起来，并且把其确定性等同为对财产和个人自由的安全防护，那么个人的意图本身就会成为最终的目的，正是因为这个目的他们联合起来……但是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是十分不同的类型。既然国家是客观精神，那么个体本身就只能通过成为国家的一员而拥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的生活。那样的联合是真正的内容和目的，个人的命运就是要过一种普遍性的生活……抽象地思考一下，合理性一般存在于普遍性与个体性的联合与相互贯通之中。（pR，§258）
在这里，黑格尔一次说了几个事情。第一个，如果作为市民社会的外延来看的话，参加到国家之中就可看作是选择性的，进而没有真实的伦理关系。其次，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可以给予其他人去做某事或克制做——不能最终给出原因或者不能真正地分享某事的原因（这里是指与所有的人分享），或者像他所说的那样，这不能等同于联合体，不是一种“普遍的生活”，不能作为自由而平等的存在者相互讲话。所有这些听起来都是康德式的，但是黑格尔也说，这种普遍的生活必须拥有一种制度性的形式，在那里它才意味着习俗中的“直接存在”（pR，§257），自觉忠诚于国家中的间接存在。然而，他在这里所隐含的最具争议性的以及在别处明确说出的是：国家是市民社会之可能的“基础”，如果不是商人、律师和警察也把他們自己理解为同类公民的话，他们在公民社会中相互给予的和接受或拒绝的原因就不足以作为现实的原因而起作用，即使是薄弱的公民社会联合体也不可能（不能“与它自身”相一致）。
关于这个的一切都是争议性的，但是都不能保证黑格尔已经认可了能够做这个的现代国家的现实性因素，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法哲学原理》的整个计划并没有要求他能够提供那样的保证（那就像是在说：因为黑格尔在任何关于确定性存在的成功的表述中已经捍卫了本质-现象之分的必然性，因此他就不得不告诉我们所有的本质是什么）。他明白，“哲学性的手段只能通过作为思想的概念处理所有这一切的内在方面”（pR，§258，§276）。这个异议并不意味着黑格尔能够避免试图去给予这个理想以一个具体的历史形式，但是理性和迫切需要之物是两种不同的迫切需要得到之物，在结果上，就像他在我们之前所引用的《哲学全书》第六节所承认的那样。
我并不是说提供关于这种历史性转折点的细节是一个枝节性的问题，一个可有可无的、边缘性的问题；而是认为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如果说，黑格尔并没有认可在现代国家中被认为能够为现代市民社会的不充足性负责任的东西是正确的，那么严格来说他的论述就是有缺陷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它是有缺陷的）。我们正尝试着理解起作用的存在者、历史性存在的现实化、其生命形式没有被自然所固化的人。我只提出一点，黑格尔的思辨逻辑，在对自由的或自我指引性的生活来说是本质性的规范中，可被称为变化逻辑或者自我转化的逻辑，是唯一适合理解那种现实的尝试，而理解他的现实哲学（Realphilosophie）的这个部分就要求关注那种分析的形式。但是，如果黑格尔根据“理解”（makesense）的理念没有正确地透彻思考“现实”“客观精神”的这个方面的话，那么他是否已经理解了精神自我转化的现实性“逻辑”的问题就会受到严肃的批判。
如果表明一种可能的国家概念或者任何“伦理生活”的因素没有可能的明确表达方式，如果表明黑格尔所辩称的转化在任何一种实例中（这种实例并不与黑格尔所提出的具体的历史现实相关联）都必然会完成，那么这种批判就会变得比较糟糕。一个经常被讨论的例子是黑格尔对资产阶级家庭的论述，涉及以性别为基础的劳动划分和公共角色对女性的排斥。那么问题就将成为对于黑格尔的论述来说什么是本质性的：以罗曼蒂克的爱为基础的婚姻结合的个人选择，以最终的独立为目标的儿童教育，同样以最终独立为目标的原子家庭而不是数代同堂的大家庭（这个目的很显然被同性婚姻所实现了）；或者是这些性别划分？如果这里有足够的空间，我将讨论前者而不是后者。
在这个语境下对黑格尔关于国家的论述提出著名异议的是卡尔·马克思。他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关于《法哲学原理》中的政党代表理论（politicalrepresentation）。在试图综合古代政治学观点和近代政治学观点的过程中，黑格尔再次论证了，启蒙的利己主义和市民社会的市民共同性并不是充足的整合性的普遍性。他甚至认为，市民社会中的生活本身最终会把这种宣言给予它的参与者，就此对他们进行“教育”。真实普遍性的领域（进而最终是真正相互性的可辩护性）只能是国家。就像黑格尔所提出的那样，让我们假定这是正确的。尽管如此，在21世纪的“政治学”中，现在，我们通过什么权利可以，能够或者希望代表们在当代代表大会中能够成为原初意义上的理想共和国的现实性的代表？暂且抛开黑格尔及其理论不谈：我们之中谁真正相信现代的民主代表们所代表的不是他们的发展和被再次选举的自身利益，在市民社会中，这些利益把他们捆绑在关于财富和权力的“特殊利益”之上？因为我们相信道德的无政府主义而不是善的多元性，我们甚至更喜欢这种方式的事物，而不相信一种客观的共同之善，并且我们只是快乐地容忍关于支配和顺从的那些破碎性的、竞争性的、不平等的关系，而这些关系在黑格尔的思想中被看作市民社会概念的自我抵消。
因此，马克思宣称黑格尔的国家只是一个“骗局”。[5]（p272）不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都宣称要成为代表大会，而不是一个骗局，一种包含着美国政体的罗马式道具和明显的虚假修辞的戏剧性的表演？但是马克思肯定性地认为，黑格尔的任何理论都提出了关于市民社会的物质性关系的某种超越性。马克思控诉说，黑格尔之所以如此思考，是因为他试图让历史性的现实适应于他已经思考了的概念的要求，而不是把概念建立在历史性现实的基础上。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他的这种控诉多少有些盲目性的重复，但是其核心在于：
所以国家宪法的基本原理是抽象的逻辑，而不是国家概念。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宪法的概念，而是概念的宪法。思想本身不是来源于国家的本质，而是来源于已经完成的思想。[5]（p278）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对那种现实性的论述没有某种看法，那么就没有人能够接近国家观念的主题或者宪法观念的主题，而且那种看法必须是对某事物进行论述的一部分。所以，黑格尔对其逻辑的依靠是无可置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如果没有人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市民社会的假设，而是真正的政治关系），市民社会的概念就不能对“市民社会现实之所是”做出充分的解释，对于这个讨论而言，如果我们因为那样的实现而在当下政治性的现实中看不到任何机遇，或者如果我们现在看到黑格尔在他认为他在企业中、行政司法中、君主的角色中等所发现的理性轨迹的问题上过于乐观了，那么这个讨论无论如何都不能被破坏。
但是谁能事先就已预测出民众消费合作社、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公众领域向技术官僚冲突的转化呢？甚至黑格尔的观点，国家间的战争至少会复活对于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爱国主义情感（这是对于战争之恐怖的一个相当偶然的想法，他正是因此而总是受到批判），几乎不会与正在发展的战争协作和战争私有化、完全空前的战争类型（如网络战争）以及对只能被称为“抽象”武器（如无人机对平民的攻击）的日益增强的依赖相关联。
黑格尔“从观念中推演出来的”是“它自身的市民社会观念”在概念上的不充足性，观念在历史上的实现，随后是基于需求而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中的真正普遍理性之具体化的缺乏（关于需求的国家只是作为在政治领域中没有实现的主权或宗主权的偶然性斗争而被经验到）。以认知的沉思性模式为基础的争论必须拥有某种历史性的影响，但是逻辑上的争论并没有被黑格尔关于现代可能性的错误观点所影响。如果马克思是对的，它甚至在黑格尔的说法中没有什么影响，而且，市民社会的不充足性不能仅仅通过“也”占有公民的角色而被解决或“扬弃”，从真正普遍性的要求的观点來看待市民社会，要求在市民社会中进行重要的结构转换，以制造相容的市民和公民（burgherandcitoyen）的角色。但是对于马克思来说，把议会排除在外，政治的理念就是回避问题而不是对其进行响应（就像以“物质”和“理想”——被进一步从现实中而不是黑格尔那里移除掉了——之间关系的形而上学视角为基础的存在[being]，被认为是存在[be]一样）。
事实上，人们可以认为黑格尔的构架为我们提供了现代政治生活贫困的正确解释：（1）通过市民社会的利益而对政治的完全依附；（2）对这种情境的极为不满（基于市民社会理念的概念），对自由党抱怨合法化的贿赂（现在是金融政治运动）的不满、对保守派对监督管理国家的毫无根据的入侵到私人领域的抱怨的不满。这两者都抱怨把国家转化成了市民社会的操舵机构，并且二者都能形成针对为什么那种强夺不能与人们自由的真正现实性相一致的原因的证据和讨论。然而这两边都没有表明真正的政治“复兴”的严肃理念。这并不是因为它们缺乏想象或意志，而是因为任何那样可能的复兴都已经被市民社会的胜利客观地排除了。
我们不会有对于理解这种情境来说必然的“认知模式”的正确理念，除非我们理解了我们将要理解的事物，除非我们因历史性的存在而知道如何处理关于现实性自由的问题，尤其是除非我们知道实体逻辑（wesenslogik）和概念逻辑（Begriffslogik）之间的不同，当以那种形式来表述这样的论断的时候，毫无疑问是难以置信的。不过，在这里我已经试着提出，通过试着理解关于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计划的那种综合性的“逻辑”，仍然有许多东西需要被研究。
参考文献
[1]G.w.F.Hegel.theencyclopaediaLogic，trans.byt.F.Geraets，w.a.Suchting，H.S.Harris.indianapolis：Hackettpublishing，1991.
[2]a.w.moore.theevolutionofmodernmetaphysics：makingSenseofthing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12.
[3]Hegel’sphilosophyofnature，vol.i，ed.trans.bym.J.petry，newYork：Humanitiespress，1970.
[4]JonathanLear.aristotle：theDesiretoUnderstand，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8.
[5]Karlmarx.FrüheSchriften，ersterBand，Stuutgart：CottaVerlag，1962.
[责任编辑付洪泉]
abstract：philosophyofLawofHegelshowsthreetypicalcharacteristicsfrompreviouspoliticalworks：itdoesnotpurelydiscusseswhatisbestregimebutreflectsonspecificmoderninstitutions；thereflectioncontainsanalysisofunderstandingofparticipantsoftheinstitutions；isdoesnotdiscussmainstreamtraditionofliberalpoliticalphilosophybutabstractrightandmoraldutyaswellashisso-calledmoralorethicalsocialorder.Understandingofthesecharacteristicscanfindanswerinlogic.onlybasedonHegel’slogiccanphilosophyofLawbeunderstoodproperly.
Keywords：Hegel，philosophyofLaw，Logics
逻辑学的意义篇3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 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最早[论\文\网lunwennet\com]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1930年哥德尔证明了谓词演算的完全性,数理逻辑才算真正创立。但是,有一部分逻辑学家不满意已有的数理逻辑系统,认为它们存在严重的“缺陷”和“不足”,于是着手“修改”或“扩充”已有的一阶逻辑。他们或者创立了一些修正以至替代它们的新逻辑分支,例如直觉主义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等等,或者应用已有的一阶逻辑工具于哲学、语言学等专门领域,创立了带有浓厚应用色彩的多种逻辑分支,例如,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
这些新的逻辑系统或分支在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出现,在50—70年代繁荣兴旺起来,以至最后形成了一个新兴的逻辑学科群体。⑤因此,相当的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用“哲学逻辑”一词专指这个新兴的学科群体。例如,美国逻辑学家莱斯彻在1968年出版的《哲学逻辑论集》中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他指出,现代逻辑的发展有两个方向:一是数学方向,即数理逻辑,它是现代逻辑发展的主流;另一个方向则是哲学逻辑,它是对一些相关的哲学领域,比如本体论、认识论领域、伦理道德与规范概念等的逻辑研究,这些研究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与数学并无直接联系,而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故称为哲学逻辑。⑥在他看来,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等等,就是哲学逻辑研究的主要内容。他所构造的哲学逻辑就是由这些研究内容所组成的学科群体。
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也有许多学者是在哲学与逻辑的双重意义上来使用。例如,柯比和古尔德合编的《当代哲学逻辑》以及冯.赖特的论文集《哲学逻辑》都属于这一类型。在他们看来,哲学逻辑既指对逻辑所产生或引起的哲学概念和问题的哲学研究,也指这种研究所建立起来的新的逻辑。前者是非形式的,后者则是用形式化方法构造的形式系统。恩格尔则把前者叫做“非形式的哲学逻辑”,后者叫做“形式的哲学逻辑”。
二 哲学逻辑对象的界定
根据上述对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考察,关于哲学逻辑的词义,国外学者是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的:一是哲学逻辑是哲学,是一门与逻辑有关的哲学学科,它研究由逻辑所引起或,提出的哲学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是逻辑,它是与哲学有关的逻辑学科,研究具有较为明显的哲学背景与哲学意义的概念的逻辑问题;一是哲学逻辑既是哲学,又是逻辑。
仔细考究这些关于哲学逻辑词义的不同看法,可知其原因是未能把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所致。我们知道,20世纪现代逻辑与现代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两者的相互渗透,由此出现了“哲学的逻辑化”与“逻辑的哲学化”两大趋势,并进而形成了“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等新兴的交叉学科。⑦哲学的逻辑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的兴起,芬兰最著名的哲学家、逻辑学家冯·赖特在其名著《20世纪的逻辑和哲学》中指出:“20世纪哲学最突出的特征是逻辑的复兴,它是哲学发展的发酵剂。这一复兴是从本世纪开始的。最初以剑桥和维也纳为中心,后来扩大到整个分析哲学运动,这一复兴与之交汇,这是逻辑学登上哲学舞台的标志。”20世纪以来,哲学的主要问题和研究对象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认识论,而是语言问题,哲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就是语言分析,而语言分析的基本工具就是现代逻辑,因此,在国际哲学界形成了哲学的逻辑化趋势,在这种趋势下,对一些哲学概念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成为一些学者关注的热点,哲学逻辑也就应运而生。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在现代逻辑的基础上,在对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形成的,主要表现为对逻辑本身的整体性的哲学思考或研究以及对逻辑特别是现代逻辑发展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的哲学分析。由于现代逻辑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学科群体,也由于现代逻辑发展中的哲学问题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研究视野,因此,逻辑的哲学化趋势是多元的。当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时候,我国年轻学者陈波就密切关注其研究动态,在国内介绍并引进国外学者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研究上的成果,并在一系列相关论著中,明确主张严格区分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
在我看来,哲学逻辑是逻辑,是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兴起,50～70年代蓬勃发展的一个新兴逻辑学科群体,它们以数理逻辑(主要指一阶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构造出各种具有直接哲学意义的逻辑系统。逻辑哲学则是哲学,它在逻辑和哲学中都具有自己的起源,因而包括两部分内容:首先,逻辑哲学要研究逻辑学本身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逻辑究竟是什么,蕴涵与推理有效性的关系,逻辑真理和逻辑悖论等等;其次,逻辑哲学还要研究如何在哲学研究中引入现代逻辑的工具,利用它去解决传统的哲学争论和哲学难题,例如意义问题、真理问题、存在问题等等。
三 哲学逻辑的研究范围
辨析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词义,可知两者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这种不同的研究对象,决定它们有着不同的研究范围。以数理逻辑为直接基础,以传统的哲学概念、范畴以及逻辑在各门具体科学中的应用为研究对象的哲学逻辑,其研究范围包括两大子群,一是异常逻辑(deviant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择代系统(alternativesystems);一是应用逻辑(appliedlogic),形式上表现为经典逻辑的扩充系统(extendedsystems)。
异常逻辑亦称非经典逻辑(non-classiclogics),它们是相对于经典逻辑而言的。经典逻辑包括命题演算、谓词演算和关系演算,是建立在下述基本原则或假定之上的:(1)外延原则,即它在处理语词、语句时,只考虑它们的外延,并认为语词的外延是它所指称的对象,语句的外延是它所具有的真值;如果在一复合语句中,用具有同样指称的但有不同涵义的语词或语句去替换另一语句或子语句时,该复合语句的真值保持不变。这就是著名的“外延论题”⑧。与此相联系,一阶逻辑是建立在实质蕴涵之上的真值函项的逻辑。(2)二值原则,即在一阶逻辑中,任一命题或真或假,非真即假,没有任何命题不具有真假值。(3)个体域非空,即量词毫无例外地具有存在涵义,并且单称词项总是指称个体域中的某个个体,不允许出现不指称任何实存个体的空词项。4.采用实无穷抽象法,因而在其中可以研究本质上是非构造的对象。凡是因否弃其中某一个原则或假定而建立起来的逻辑理论,都属于异常逻辑。具体来说,这包括多值逻辑、相干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偏逻辑、自由逻辑、量子逻辑等等。
多值逻辑就是由否弃真假二值原则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它可以形式定义如下:一个系统是n值的,仅当n是系统的特征模型值的最小数,当然这里的n必定大于2。随着n取大于2的不同值,多值逻辑就有不同的形态。例如,当n=3时,就得到最简单的多值逻辑:三值逻辑。在卢卡西维茨所构造的三值逻辑中,被经典逻辑奉为金科玉律的不矛盾律和排中律不再是普遍有效的规律。三值逻辑还可扩展成有穷多值甚至无穷多值逻辑。将多值逻辑应用于物理学领域,导致了量子逻辑的创立,后者被用来刻画微观粒子的波粒二象性和测不准特性。⑨
相干[论文网]和衍推的逻辑、直觉主义逻辑都是由否弃实质蕴涵而建立的逻辑理论。在相干逻辑中,用相干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相干蕴涵b,即是说,a与b之间有某种共同的意义内容,使得由a逻辑地推出b,并且这种推出与a,b的真值毫无关系。a与b之间内容上的相干还有其形式表现,即a和b至少有一个共同的命题变元,这就是著名的相干原理。a衍推出b,既要求a与b相干,又要求a与b有逻辑的必然联系,所以衍推逻辑是相干逻辑,又是模态逻辑。在直觉主义蕴涵中,则用直觉蕴涵代替实质蕴涵,a直觉蕴涵b,是指存在某些构造(例如p),把它与a相连接之后能产生b。这就是说,“如果a则b”要求a与b有一定的关系,亦即要求有一个过程,当把这个过程与证明a的过程配合起来之后,可以证明b真。在相干逻辑和直觉主义逻辑中,许多经典逻辑的定理不再成立。
应用逻辑则是利用经典逻辑的工具,去分析某些具体学科特别是哲学中的概念或范畴而建立的逻辑分支。所以冯·赖特说:“哲学逻辑有时定义为运用逻辑分析传统上哲学家所关心的概念的结构。”“我把哲学逻辑描述为构造形式系统以精确阐释我们在某些话语领域内的概念直觉。我认为,本世纪20多年来的发展表明:构造此类系统实际上可以在哲学家传统上感兴趣的任何领域内进行。这些系统可以称为相关领域内的‘逻辑’,例如,时间的逻辑,因果的逻辑,行动的逻辑,规范的逻辑,或者偏好(优先)的逻辑。”
应用逻辑又可以分为三组:本体论的逻辑,认识论的逻辑和伦理规范的逻辑。
本体论的逻辑是以传统哲学本体论的概念、范畴以及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的逻辑理论。具体来说,它包括模态逻辑、时态逻辑、存在逻辑、部分和整体的逻辑、莱斯涅夫斯基的本体论、构造主义的逻辑、唯名论唯实论意义上的本体论等等。模态逻辑是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逻辑,或者说,是研究含有“必然性”、“可能性”的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分为正规的和非正规的两种类型。一个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系统是经典命题逻辑的重言式集的一个扩集,扩集满足两个条件:
(1)口(pq)(口p口q)在s中有效;
(2)在s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必然化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这里提到的必然化规则是:
若┝a,则┝口a。时态命题是研究时态命题的逻辑特性及其推理关系的逻辑分支,它试图把涉及时间因素的命题之间的推理关系系统化,为涉及时间因素的精确讨论和严格推理提供工具。从形式上看,时态命题逻辑系统t是不同于正规模态命题逻辑的,是经典命题逻辑重言式集的另一种扩集,它满足下述两个条件:
(1)g(pq)(gpgq)和pgpp在t中有效;
(2)在t中,从有效公式出发,经使用分离规则,代入规则和时间性概括规则,所得到的仍为有效公式。
存在逻辑是关于存在及其同类概念的逻辑理论,它研究这些概念的性质,探讨诸如“存在是不是谓词”等问题,这种逻辑归根结底不仅依赖于纯逻辑的思考,而且依赖于本体论的思考。
认识论的逻辑是以传统认识论所研究的概念、范畴为对象的逻辑理论,它们与知识的获得、接受、传递以及对于某一知识的态度例如怀疑、断定、相信等等有关。具体来说,它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条件句逻辑、内涵逻辑、归纳逻辑(证据、确证、接受的逻辑)等。⑩
伦理规范逻辑:伦理学属于广义哲学的一部分,传统哲学特别是伦理学要研究诸如权力和义务、应该、允许、禁止、需要和要求、决定和选择、动机、效果与行动等概念和范畴。伦理规范的逻辑就是与这一类哲学概念和范畴相关的逻辑理论。
具体来说,它包括道义逻辑、命令句逻辑、行动逻辑、优先逻辑等等。
注:
①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东方出版社1992年版,第36页。
②p.f.strawson:philosophicallogic,oxforduniversitypress,1967年版,第1页。
③格雷林:《哲学逻辑引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④s,wolfram:philosophicallogic:anintroduction,routledgelondonandnewyork,1989年版,第8页。
⑤陈波:《逻辑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n.rescher:topicsinphilosophicallogic,d.reidelpublishingcompany,1981年版,第21页。
⑦胡泽洪:《逻辑的哲学反思》,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⑧王路:《逻辑与哲学》,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
逻辑学的意义篇4
海德格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存在主义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之一，被誉为当代最有创见的思想家、最杰出的本体论学者、技术社会的批判者。他的思想在哲学的很多领域都有重要的影响，他在存在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美学及神学等方面都有不少精辟的论述。但到目前为止，学界很少论述他的逻辑思想。事实上，海德格尔的逻辑思想是很丰富的，他对逻辑有着深入的思考，他的思想对于我们进行逻辑学、逻辑论文联盟哲学的研究以及认识逻辑和哲学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本文拟从海德格尔对逻辑的定义、数理逻辑以及哲学逻辑的认识来探讨其逻辑思想，并进一步考察哲学逻辑兴起、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以及逻辑多元发展的意义。
一、逻辑的定义和研究对象
海德格尔关于逻辑的定义是对我们传统观点的挑战。传统的观点认为，逻辑就是关于思想的一门规范科学，这门科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人们的思维制定应该遵循的规则，每一个追求真的人都应当遵守这样的规则。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样的观点有很多缺陷。首先，“思想”一词是具有歧义的，它既指称思维的过程，又指称思维的内容，而思维的过程属于心理学研究的范围。当然，确实有一些逻辑规律在起作用。例如，“如果p蕴涵q，并且p，那么q”(p和q是命题变项)，那么，如果某个人相信命题“a蕴涵b”，并且也相信a(a和b是命题的名称)，那么他应该相信b。但是，对于人的理性的规范要求并不是逻辑学研究的领域。最后，“真”这个词也具有歧义。它既指称内容的真(陈述句“现在罗马在下雨”为真，当且仅当罗马事实上在下雨)，也指称形式的真或有效性(推理“所有的男人是永生的，所有的希腊人是男人，因此，所有希腊人是永生的”有效。作为逻辑规律的替换例子，即使前提或结论中有一个事实上为假)。考虑到这些缺陷，传统观点对逻辑的研究对象作了如下修正：逻辑是研究有效性而不是关于真的理解。如果按照这种对于逻辑研究对象的修正的话，逻辑的定义可以修改成下面的定义：逻辑是关于有效的意义结构的科学。根据这一定义，逻辑的任务就是制定意义结构有效性的规则或规律。
然而，海德格尔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逻辑学家研究的目的必须是提出关于语句的准确的意义，并且根据意义和意义的简单结构或复合结构的客观差异决定判断的形式，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将这样的形式纳入一个系统。”这一论述并没有明确提及有效性的概念，尽管将这样的简单意义和复合意义纳入一个系统必须展示它们之间的蕴涵关系，而它们之间的蕴涵规律将产生意义结构的有效性规则。在海德格尔看来，正确的逻辑研究对象既不是思维的过程，也不是一个思维的事实(无论是物理的或是形而上学的)，逻辑是关于存在(sinn)的，亦即关于一个命题或语句的意义和判断内容的。海德格尔认为，逻辑是提问中对存在的基础的检阅，它必须解决生活世界和哲学中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那些原则性的意义问题。基于这一立场。海德格尔深刻地洞察到数理逻辑的局限性或盲区。
二、数理逻辑的盲区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变量数学的产生和发展，数理逻辑也开始萌芽。莱布尼兹首先提出了改造逻辑，并建立一种表意的普遍符号语言以及思维推理演算的构想。这一构想改变了逻辑学的传统发展方向。19世纪40年代，布尔和德摩根分别建立了逻辑史上第一个逻辑代数系统和关系逻辑理论。1879年，弗雷格构造了一个谓词逻辑演算系统。20世纪初，罗索和怀特海完成了一个初步自足的二值逻辑演算系统。至此，数理逻辑的基础基本形成。对于像海德格尔这样醉心于传统逻辑的哲学家而言，数理逻辑的兴起无疑是一个挑战。虽然海德格尔对弗雷格关于概念和客体的涵义及指称的论述兴趣很浓，但是对弗雷格的欣赏却未能同样置于数理逻辑之上。海德格尔认为，逻辑斯蒂或数理逻辑并不能经由数学而获得解放，因此，它也不能真正解决逻辑的基础问题。海德格尔认为数理逻辑主要的缺陷在于将数学符号和概念应用到逻辑中，这样做的结果是使逻辑原则的重要性大为减低。数理逻辑并没有解决传统逻辑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尤其是那些原则性的意义问题。
海德格尔指出了数理逻辑的盲区，数理逻辑是形式化的，因此，它不能研究诸如判断的意义的动态变化及判断的结构和认知等的重要性问题。逻辑斯蒂将判断分解到翻译机器系统中，判断变成了计算的对象，因此不能成为本体论解释的论题。因为判断总是与客体关联而且客观上是有效的，逻辑不能触及判断的本质。在我们看来，尽管海德格尔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数理逻辑研究的盲区，但他对于由弗雷格奠定基础的数理逻辑的理解有一定片面性。在海德格尔撰写文章时，罗素和怀特海在他们的历史性巨著《数学原理》中建立了形式系统，促使这一新创立的逻辑展现出勃勃生机和活力。这种新逻辑极大地扩展了逻辑的研究领域，对过去不能定义的命题、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定义和证明。不过，海德格尔批评数理逻辑的观点仍然有启发意义。罗素也曾经看到了数理逻辑的盲区。他写道：“数理逻辑——除了在其初始阶段，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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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始阶段以后，毋宁说它属于科学，不如说它属于数学。”
弗雷格在批判布尔等人的观点时曾明确指出，数理逻辑过分地具有数学的意味而丧失了逻辑的意义。弗雷格批判的焦点在于布尔等人使用了数学的概念(如和、积的概念)和数学符号来发展他们的逻辑，他认为这对于逻辑是不公正的，更为根本的是，逻辑学不能也不应该从其他学科中借用概念。因此，弗雷格没论文联盟有将逻辑还原为数学，而是将算术还原为逻辑。他致力于创立逻辑的分支而不是数学的分支。弗雷格在其逻辑中至少使用了两个重要概念，即量词和函数。虽然量词和函数看起来是数学的概念，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弗雷格发现数学概念是令人迷惑的、无益的。他所使用的逻辑概念对于任何实体而言是“非饱和的”，即在其内部中留有余地。因此，在弗雷格的理论之中，“x是聪明的”是一个不完全实体。对于弗雷格而言，它们是正确的逻辑概念，而非数学概念。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数理逻辑过分数学化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但他对于弗雷格的指责是不成立的，因为弗雷格也同样在努力避免陷入数理逻辑的盲区。
海德格尔紧接着批判了包含命题演算的数理逻辑，他认为这样的逻辑不能够像传统逻辑和哲学形而上学那样回答关于判断的问题，例如肯定与否定的本质问题、系词和谓词的本质问题、真理转贴于论文联盟
的问题等等。事实上，《数学原理》中提出的命题演算同样探讨了这些问题，只不过这些“新式逻辑学家”提供的解决方法不够完善。出于反对心理主义的需要，弗雷格区分了断定与被断定的思想。在他看来，思维就是掌握思想，判断是识别已经掌握的思想的真值，断定表达了这种识别和确认。断定这个概念无疑是一个心理行为，它与思想的关系是神秘的，明确和澄清这种关系对弗雷格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海德格尔看来，这些困难表明，弗雷格对于断定问题的解决方法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海德格尔认为，数理逻辑的创立者仅仅将判断还原到解释机器的系统之中，没有从本体论角度对判断加以解释。尽管这种批评并不那么中肯，但他认为数理逻辑的发展使逻辑丧失其重要性并且远离了本体论的讨论的观点，以及重视逻辑的哲学基础的研究的做法，客观上使后来的哲学家更加注重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促使了哲学逻辑的兴起和逻辑的多元化发展。
三、哲学逻辑的兴起
在英语文献中，与哲学逻辑相关的主要有两个表达：一个是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logic)，另一个是逻辑哲学(philosophyoflogic)。虽然也有人认为它们应该区分开来，但这两个名称并不是非常严格地区别使用的，它们所涉及的内容有许多是一样的。从一般文献尤其是近年的文献来看，哲学逻辑的用法更多一些。相对而言，国内文献反而区分得比较清楚。“哲学逻辑方面的分支一般都以命题逻辑、谓词逻辑为基础，与传统哲学中的概念、范畴和问题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哲学逻辑“是各种非经典逻辑分支的统称”。这样的看法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
在马堡讲演中，海德格尔就提出了哲学逻辑的概念，不过，他对于哲学逻辑的理解与我们所理解的逻辑哲学大体一致。哲学逻辑的发展历史悠久，在亚里士多德、莱布尼兹、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分别达到了高峰。在当代，海德格尔最为推崇的是拉斯克(lask)，拉斯克有意识地致力于逻辑的哲学理解，并努力扩展哲学逻辑的领域。海德格尔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有可能促进逻辑学的发展，但是它没有成功提出逻辑的哲学化方面的构想，而只是强化了将逻辑发展为一门独立科学的趋势，即使逻辑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形式科学。范德尔(p.fander)的《逻辑》一书被广泛地认为是关于这一主题的现象学教科书。
下面讨论一下海德格尔所关注的关于哲学逻辑的几个问题。首先，依据海德格尔所构想的哲学逻辑，哲学逻辑并不是一门新科学，而只是实现了从一开始就在进行的对传统逻辑的刻画。海德格尔认为，关于哲学逻辑的思想首先应当是使逻辑的历史充满意义。这种首先明确什么是哲学，然后将哲学应用到逻辑中从而提出哲学逻辑的观点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赞同。但问题在于，我们从哪里以及如何开始探讨哲学的思想呢?海德格尔另辟蹊径。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能够将我们引入哲学的传统逻辑开始来研究它的核心问题。按照这一进路，我们首先应该对哲学具有一定的历史上的理解，在此基础之上，研究逻辑的哲学潜力。那么，什么样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可以使传统逻辑的论域与哲学发生关联呢?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十个方面：(1)判断问题。这是逻辑一直关注的问题。判断的特征是意向性，它是关于一个对象，即一个存在物的。那么，如何理解这样的意向性结构呢?(2)系词的存在与本体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系词的本体论意味有多大?(3)什么是预测?它与判断所发挥的作用是什么?(4)什么是意义?它与判断的关系可能是什么?(5)属于判断的真的可能性与假的可能性的结构是什么?(6)真理如何与判断相联系?它是判断的属性吗?(7)为什么传统逻辑具有两个真理概念：命题真理和自明的真理?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这两个概念具有合理的证据吗?如果它们有共同的假定的话，那么这个共同假定是什么?(8)既然存在着理论真理和实践真理，那么哪一个是真理的初始涵义呢?(9)人类的思维如何与人类的存在相联系?(10)逻辑的形而上学基础是什么?
总的说来，海德格尔对于逻辑的认识更多的是从一种哲学的角度来思考的，他的观点对于我们理解逻转贴于论文联盟
辑和哲学的关系有很大的价值。他对于传统逻辑的关注为我们揭示出逻辑哲学很多深层次问题，他提出的一些哲学逻辑的问题也是现在逻辑哲学研究的一些核心问题。虽然他的一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是我们通过研究海德格尔的哲学和逻辑思想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进行逻辑以及逻辑哲学研究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理念，即逻辑是需要哲学来为其辩护的，逻辑的研究要有一个哲学的基础。论文联盟
四、逻辑在哲学中的应用和逻辑多元发展的意义
海德格尔和我们都认为，探究逻辑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逻辑的本质以及多个逻辑系统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哲学逻辑是一种不同于数理逻辑的变异逻辑，这就引出了逻辑是一个还是多个的问题。人们通常要问：为什么存在这么多不同的逻辑系统呢?是否存在唯一的基础逻辑(例如数理逻辑)，其他不同的系统都是这一基础逻辑的可择性部分的表述?是否存在多种不同的逻辑?这些逻辑之间是不是通过类似家族的方式而互相联系的?
实际上，当代的理论逻辑似乎有无穷多个，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模态逻辑关注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信念的逻辑用来解释信念状态的逻辑结构；认知逻辑是将知识的有效推理加以形式化；量子逻辑是关于量子物理现象的逻辑；道义逻辑是关于责任和允许的逻辑，如此等等。产生这种局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经典逻辑在处理科学和日常推理的特定方面不能够令人满意，从而导致了许多哲学问题。而回应这些问题是多值逻辑、自由逻辑、相干逻辑、条件句逻辑以及自由逻辑的基本任务。这些逻辑构成了哲学逻辑的主体，从而使应用于当代哲学中的逻辑系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逻辑学的意义篇5
关键词:认识逻辑;思想政治教育;意义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9-0164-01
一、初探渊源
认知逻辑关心知识和信念概念,并源于哲学中对这些概念进行逻辑分析而发展起来的。认知逻辑也被译作认识逻辑,是认识论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人们认为认识论逻辑包括问答逻辑、假设与支持逻辑、信息逻辑、归纳逻辑以及本文要介绍的认知逻辑,而认知逻辑则又包括断定逻辑、知道逻辑、信念逻辑、自知逻辑等。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运用逻辑学相关知识来适应新形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揭示新规律的思想政治教育,对不同阶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一些新的思路,有利于我们所力图探索、建设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
二、研究现状
(一)国内对认知逻辑的研究
认知逻辑是认识论逻辑的组成部分,在逻辑学思想中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应该受到重视,也应该进行深入研究。80年代前后,马希文教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曾与麦卡锡(J.mcCarthy)合作从事过有关认知逻辑的研究,用认知逻辑的思想设计了对话解题系统Kp―o。在认识逻辑研究方面,鞠实儿采用逻辑分析与心理实验相结合的方法,研究经典自我欺骗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通过一系列研究展示了逻辑分析和心理实验相结合的方法在认知领域研究中的优势,为以后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认知逻辑的研究范例。周北海在《多主体认知逻辑》中运用广义模态逻辑和多值逻辑两种方法对多主体认知逻辑进行研究,并从理论基础上对多主体认知逻辑作全面系统的研究。周昌乐《认知逻辑导论》的项目中认为认知逻辑可作认识逻辑,主要是研究知识和信念的形式化问题的逻辑分支。并认为认知逻辑是人工智能专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所“发现”的核心工具之一。
(二)国外对认知逻辑研究
国外在20世纪40年代就对认知逻辑有了专门的研究,1947年卡尔纳在《意义与必然》讨论中带有相信和断定认知模态词的语句。这可能是最早的认知逻辑的研究。1948年,波兰逻辑学家耶西发表的“多值逻辑与内涵项的形式”论文中提出了关于信念逻辑的7条公理,信念逻辑也成为认知逻辑研究的重要内容,并对认知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指导作用。1972年霍丘特发表的《认知逻辑可能吗?》中提出了认知逻辑是否存在的问题,并对其作了相关的阐述。再早几年葛提尔发表短文《有掂的其实信念就是知识吗?》中又对认知论知识和信念的关系作了详细的论述,这对于认识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概念性的补助。2006年荷兰逻辑学家J.范・本特姆发表《认知逻辑与认识论之研究现状况》中认为认知逻辑则是作为对认识论的一个贡献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工具而产生的。并利用可能世界的域定义上面的公式的模型论语义提供了一种外延思考方法,从而可以考虑在给定情形下主体知道或者相信什么。
三、应用意义
(一)理论意义
认知逻辑试图通过逻辑演算的方法来研究有关知道、相信、断定、认为、怀疑等这些认知问题的一门逻辑,对于认知逻辑的研究而言,逻辑学家主要关心的是与认知概念有关的一些模态词的逻辑性质以及在此模态词之上所形成的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特别地,认知逻辑将研究各种有关知识和信念等认知模态词所形成的认知命题,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认知逻辑与推理密切相关,而信念逻辑又与量化归纳推理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认知逻辑对思想政治教育各种推理技术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实践意义
逻辑学是研究人类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对各门其它具体科学的创立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可以说,一切具体科学都不可能脱离逻辑所划定的内容范围,都需要概念、判断、推理,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对于认知逻辑的总体而言,它主要处理有关断定、知道、相信、认为、怀疑、理解、意识等认知概念的逻辑问题。认知逻辑将研究各种有关知识和信念等认知词所形成的认知命题。在日常生活中,知识和信念起着重要的作用,我们大多数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知道或相信的事情。当我们为了用某种特殊方法来编程实现需要说明行为的主体时,就会广泛涉及到知识的表示和推理。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质量,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逻辑力量,除遵循思维规律、正确运用思维形式之外,还必须善于运用各种逻辑思维方法。逻辑学在本质上可以称得上是一种思维方法论,把认知逻辑思维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别思想政治教育语言中,会极大地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可信度。
逻辑学的意义篇6
关键词：直觉主义逻辑；数学；可构造性；排中律
中图分类号：B815.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25-02
一、直觉主义逻辑的缘起
按照海丁（Heyting，a.）的说法，“直觉主义数学在于心智的构造，而一个数学定理表达一个经验事实，即是某种构造的结果”，“在事实上，从直觉主义观点看，数学是人类心灵的某些职能的一种研究”[1]。在直觉主义者看来，数学公式是直觉符号系列，它们是心智构造的结果，而定理的证明亦是直觉符号序列可观察到的排列，因而拒绝间接证明。直觉主义者坚持要求构造性定义，即是指出产生被定义对象的方法并且能在有穷步骤内确定其是否具有某种性质。当然，直觉主义者拒绝非构造性的存在证明。于是，对于数学来说，唯一来源于直觉，直觉把概念及推理放在我们眼前而是显得非常直接明白。“这个直觉”不过是一种能力，可以分别处理各种概念以及做出正规的出现于通常思维之中的那些推理。
数学领域直觉主义思潮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它的先驱者是科伦内科（Kronecker，L.），他认为整数在直观上是清楚的，其他的东西都是人造的，是可疑的。直觉主义逻辑真正奠基人是布劳维尔。在20世纪初，当时现代逻辑尚处于幼年阶段，弗雷格的逻辑主要在数学小圈子里流传，怀特海和罗素的《数学原理》尚未出版，布劳维尔关于逻辑的专门知识也有限。但是，他提出了使当代人震惊的观点，他主张逻辑不居先于数学，相反逻辑依赖与数学。数学的对象是心智构造，而这些对象的性质又是根据心智构造规定的。经典逻辑是从有穷集合及其子集合的数学中抽象出来的，后来人们忘记了这个有限的来源，错误地把逻辑当作高于一切数学的东西，最后又毫无根据地把它应用于无穷的数学上去[2]。布劳维尔认为对有穷集合有效的经典逻辑原则――排中律，不能用于无穷集合。这条规律的一般形式是：对于一个命题p，或者p或者非p，必有一个是真的。也就是说，在数学领域，每个特定的数学问题都能够在这样的含义上得到解决：所提到的问题或者被肯定，或者被否定。让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考虑一下哥德巴赫猜想（用G表示）：每个偶数都是两个质数的和。
最先用更形式化方法考虑直觉主义逻辑的人是格里文科（Glivenko，V.）和戈尔摩戈洛夫（Kolmogorov，a.n.）。前者提出直觉主义命题逻辑片段，后者则构建直觉主义谓词逻辑片段。1928年海丁独立形式地表述了直觉主义谓词逻辑和算术及“集合论”的基础理论。海丁的形式表述为大胆的逻辑学家开辟了一个新领域，但是他并没有提供一个“标准的”或“预期的”解释。于是，缺少一种概念解释的内在相干性。海丁后来提出一个被称作证明解释的一种解释，它的基本思想可追溯到布劳维尔：数学陈述的真理性是通过证明建立起来的，因而逻辑连结词的意义可借助于证明和构造来说明[3]。例如，通过例子来考察一个逻辑连结词“”：？渍？鬃的一个证明是一个这样的构造，？渍的任何证明都能转化为？鬃的一个证明。
我们注意到，如果把逻辑看作心智构造活动，那么就不能要求一个陈述是二值的，即真的或假的。证明的解释至少非形式地洞察到直觉主义真理的奥秘。也有些逻辑学家考察了直觉主义逻辑和拓扑的闭包运算之间的相似性，构建被称作直觉主义逻辑的拓扑的解释。坚钦于1934年构建了自然演绎系统和他的相继式演算，这使直觉主义连结词的意义比希尔伯特型的形式化表述更加具体。普拉维茨则推广了坚钦的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哥德尔独立于坚钦，表述了由经典谓词逻辑到直觉主义谓词逻辑一个片段的转换，推广了格里文科的早期工作。他也建立了模态逻辑系统S4和直觉主义逻辑之间的联系。后来他又表述了论辩的解释，它属于解释的算法类型。论辩的解释和克林的可实现性的解释对于证明论的目标来说是极富有成果的。
二、直觉主义逻辑的基本思想
三、结语
一方面，逻辑哲学中的直觉主义学派高度认可直觉和个人的创造性思维在科学实践中的作用，这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他们对排中律原则、双重否定原则和德摩根律有效性的质疑，揭示了经典逻辑真理性只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另一方面，直觉主义逻辑学家们倡导的构造性证明的能行性的研究方法，促进了人工智能和计算机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Heyting，a.intuitionismanintroduction[m].north.HollandpublishingCompany1956：8-10.
逻辑学的意义篇7
蒙太格是第一个用模型论的方法定义和处理索引词的人,卡普兰则是第一个建立关于索引词的演绎系统的人,蒙太格语法是逻辑语法学科群体的根本前提和开端,而逻辑语法与蒙太格语法有内在的关联性。蒙太格语法的特点是:认为自然语言和逻辑语言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符号系统,提出了通用语法的思想,开创了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研究的新思路。蒙太格语法的产生标志着语言逻辑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以后是语言逻辑的发展阶段,逻辑语法进一步发展出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现理论、情境语义学、动态语义学、类型逻辑语法以及关于自然语言理解的加标演绎系统等逻辑语法理论。英国逻辑学家萨莫斯创立的tFL系统是一个用现代逻辑对传统逻辑进行改造、以传统逻辑的自然句法为主体、以现代逻辑的形式化方法为用的传统形式逻辑的代数系统,即一个自然演绎系统。[1]1-8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与发展大体上也经历了开创、形成、发展三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开创时期。我国着名的逻辑学家和哲学家周礼全先生是这一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系统地介绍国外语言逻辑思想的同时,对语言逻辑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他在50年代末提出了自己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的语言逻辑思想,开创了国内研究自然语言逻辑之先河;60年代初,他明确提出要扩充逻辑词项、构建新的逻辑系统,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70年代末,他在题为《形式逻辑和自然语言》的讲话中,更进一步明确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建立自然逻辑的思想,该文从七个方面进行了分析,即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正统逻辑和自然语言逻辑、解决自然语言的多义性问题、预设问题、意谓和意思、带有感彩的语句(评价语句、成功交际);80年代以后,他逐步形成自然语言逻辑的概念,明确提出应该在现代逻辑学、现代语言学和现代修辞学相结合的基础上进行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把现代逻辑应用于自然语言逻辑的分析中,建立新的逻辑系统,从而扩大和丰富逻辑理论的功能,为人们的日常思维和交际提供更为有效的工具。[2]329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以周礼全主编的《逻辑———正确思维与成功交际的理论》、邹崇理的专着《一个运用蒙太格语法与广义量词方法分析汉语量化词组的部分语句系统》和蔡曙山的专着《言语行为和语用逻辑》为典型代表。周先生在这本书中十分明确地提出了一个以意义、语境、预设、隐涵为核心范畴的语言逻辑体系。21世纪初是国内语言逻辑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邹崇理的《逻辑、语言和信息》(2002年出版)为新的起点。该书进一步完善了刻画汉语量化词组的语义特征、定义汉语特有量词的FC系统。从国内语言逻辑形成和发展的历程看来,周礼全在其中起到开创、奠基和推动的重大作用。是什么原因使周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末萌生出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这是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为了准确地把握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形成的原因和脉络,有必要把他的这一思想放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进行全面的考察。经过查阅相关的文献,我们可以认为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下述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影响下萌生出来的。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良好的契机1.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中国没有现成的道路可走,可以参照的只有苏联的发展模式,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改造经验来进行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成了当时的首选。社会主义改造涉及面十分广泛,学校也在改造之列。蒋绍椿在《中国共产党历史教程》一书中指出:中共中央于1951年11月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大中小学校的教职员中和高中以上的学生中,普遍开展思想改造工作”[2]189。在高等学校教育层面,这次改造工作“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3]190,直到1952年秋才基本结束。周礼全先生在这次院系调整中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了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正如他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所说:“解放后,我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根据苏联当时的经验,在教育方面我国进行了高等院校的大调整。1952年秋,我从清华大学调到(新)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工作。”[3]5在北大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的工作中,周礼全先生萌生出自然逻辑思想。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逻辑教研室里汇集了南北8个大学的逻辑教师,这些教师在这里接受思想改造的同时,还定期就如何进行形式逻辑课程内容改革的问题召开讨论会。当时北京大学全校各个学科课程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对于这条基本原则,周先生认为:“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是应用形式逻辑的知识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思维中的逻辑问题。实际思维,在一般情况下,总是在自然语言中进行的。因此,形式逻辑联系实际,就必须结合自然语言授予学生更丰富的逻辑知识,同时也必须在讲课中着重培养学生解决逻辑问题的能力。”[4]6对形式逻辑课程内容的改革除“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原则外,还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进行改革。而对于“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去指导形式逻辑”这条原则,当时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有的人理解为:“在形式逻辑中大量讲授辩证唯物论。”另一些人(包括周先生本人)理解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处理形式逻辑课程中的问题。”正如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所说:“‘贯彻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原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普遍原则。它的具体意义就在于形式逻辑应‘从思维实际中来,到思维实际中去’,就在于形式逻辑应‘结合我国的语法修辞’和‘多讲逻辑谬误’。”[4]10从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周先生在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里不仅参与对逻辑学课程内容改革的讨论,同时还对改革课程的基本原则即“理论联系实际”原则进行讨论,并发表自己独到见解,从而萌生出了形式逻辑结合自然语言的思想。所以,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对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周先生从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这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道,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修正》的四点修正意见时指出的:“这四点,实际上,就是1952年秋至1955年我在北大教研室时的思想。”[4]102.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催化了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书的序言中说:他研究生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期间(1949年至1952年秋)参加了北京社会科学联合会办事处组织的,金岳霖先生召集的由十几个人组成的每周召开一次的逻辑讨论组,该讨论组直到1952年秋天才被解散。他曾说这是他一生中最早参加的正式学术活动,对他的影响极大,“会上各种不同的意见发人深思,刺激我去找寻正确的答案。”[3]4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与研究》一书中也指出: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还在绕着30年代遗留的许多逻辑学问题争论不休。
中国由于在建国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高等教育方式全面学习苏联。中国逻辑学界引进翻译了不少苏联出版的有影响的大学中学逻辑课本,聘请一些苏联逻辑学教师到中国高校授课,还把高校的逻辑学教师派到苏联去学习逻辑学知识。[2]101一时间,国内掀起了一股大学逻辑课,全面学习苏联逻辑的高潮。受此潮流的影响,国内逻辑学界也跟随苏联展开了历时10年的大规模的逻辑讨论。这次大讨论虽然并没有解决争论的问题,但对逻辑学的学科发展还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逻辑学的一些分支学科就是在此时开始萌芽的,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50至60年代,逻辑大讨论中萌生的理论之一。综合以上的分析,可以认为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大学逻辑课程全面学习苏联和五、六十年代逻辑大讨论的推动下萌生的。正如宋文坚在《逻辑学的传入和研究》一书中指出:“我国80年代后开展的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也是在五六十年代的逻辑讨论期间开启端倪的。周礼全在中国最早开创这一领域的研究。他在1959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和1961年的文章《形式逻辑应该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中,提出了构建自然语言逻辑的设想。”[2]11957年反右风暴和之后的“左”倾错误中两度下放农村,为其自然语言逻辑的产生提供了时间和实践基础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还受到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影响。中共中央于1957年6月8日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分子进攻的指示》中,“要求各省市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分子进攻。”[3]216从那时开始,反右风暴席卷整个神州大地,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持续不断的政治整肃运动打断,直到1960年才基本结束。周先生当时由于集中精力整理《黑格尔的辩证法》草稿而逃过一劫,但发生在周先生眼前的事实使其决心远离哲学的研究工作,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转移到没有阶级性的形式逻辑研究中。此外,反右运动“不加分别地要求一切学术都直接为工农兵服务,反对大洋古和高精尖的学术研究”[4]9。1959年初,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周礼全先生提出了编写一本适合广大工农兵群众阅读的《逻辑通俗读本》的计划,后来该书由5个人(包括他)分章完成。反右的风暴虽然对周礼全先生没有造成直接的伤害,但对其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他而言,反右的另一后果是自己在1958年秋至1960年底的两年多的岁月里被两度下放到农村去参加劳动。1958年秋,他和哲学所一部分研究人员被派到河南七里营参加为期3个月的田间劳动。这也是解放后他第一次被下放到农村参加劳动。回到北京后,他利用几天休息时间写了标志着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发端的文章《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哲学研究》1959年第6期)。1960年2月,他被下放到山东曲阜和农民一起参加劳动,直到年底,才带着一身浮肿疲倦不堪地回到北京。春节期间,周先生去上海亲戚家探亲,在没有专业文献的情况下撰写了标志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形成的文章《形式逻辑应尝试分析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该文于1961年5月26日刊发于《光明日报》哲学副刊上。上述材料说明,周先生在不正常的政治气候中因祸得福,为自己研究形式逻辑问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1958年秋至1960年底期间的两度下放,则为其直接接触工农兵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使其能够亲身了解工农兵对逻辑的学习和掌握情况,了解并进一步思考形式逻辑理论与实际思维结合的问题,为其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这一名篇中提出的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研究实际思维的思想奠定了实践基础。正如周先生在《周礼全集》一文的自序中,谈及他当时之所以写《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的原因时说:“具体情况已不能记忆。很可能与《逻辑通俗读本》有关。”[4]10基于此,也可以说周先生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1957年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特殊时代背景的一个独特的结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产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党中央于1956年4月在讨论十大关系时确定的发展和繁荣科学和文化事业的指导方针,该方针为所有的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方针的提出不仅为周先生以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为理论依据进行研究所形成的成果———《论概念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一文顺利刊发创造了良好的时机,而且也为周先生在《形式逻辑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大力修正》一文中对形式逻辑批判和补充、探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以及明确提出形式逻辑要结合自然语言、结合语法和修辞等思想的产生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术氛围。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是其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精神力量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主席非常重视逻辑学的学科发展。1956年春节期间,在宴请知识分子代表时,对金岳霖先生说:“数理逻辑很重要,应该搞。”[2]114并建议金先生写数理逻辑方面的书,写好后送给他看。的谈话使逻辑学工作者深受鼓舞,极大地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当时的报刊杂志纷纷向数理逻辑方面的专家、学者和逻辑工作者约稿并大量刊发该类论文,全国掀起了一股宣传、介绍数理逻辑的风潮。对数理逻辑学科发展重视的同时,也很重视人们对形式逻辑的学习。1958年,要求干部学点文法和逻辑,他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准确性、鲜明性和生动性三种性质;准确性是逻辑问题,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范畴;鲜明性和生动性,不仅有逻辑问题而且还有词章问题。[2]107在当时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同志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多次提到一个学科的发展问题,说明他对这个学科的重视非同一般,客观上必然会推动该学科的迅速发展,数理逻辑的发展情形证明了这一点。而周礼全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也是在这一时期产生的,这一思想的产生不可能不受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重视逻辑学学科发展的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和推动。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的诞生也不例外。要准确地把握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形成的来龙去脉,就要将他的这一思想放到当时时代背景下去客观地、一分为二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通过对周礼全自然语言逻辑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的综合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自然语言逻辑思想是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的影响下,在当时我国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逻辑学学科发展的重视和鼓励下,在1957年之后的反右风暴和1958年至1960年“左”倾错误泛滥的夹缝中酝酿产生的,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的逻辑大讨论中产生的一个杰出的思想成果。其产生的原因,不仅源于周先生在学术上的厚积薄发、精益求精,也是当时特殊的社会文化背景与特殊的学术氛围中产生的的典范
逻辑学的意义篇8
关键词：语言；逻辑；界限；神秘主义
中图分类号：B08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3-0113-08
《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思想是维特根斯坦前期思想中最重要、最难解的部分。这一思想引起了许多学术争论，受关注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看待神秘主义与语言分析、逻辑研究之间的关系，即是否可以从后者必然推论出前者？评论者们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与《逻辑哲学论》的此前部分不存在必然联系，例如格劳克（Hans-JohannGlock）就坚持一种“嫁接”的观点，他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将神秘主义“嫁接”到了逻辑的主题之上，神秘主义与逻辑之间的关系不是契合一致的①；哈克（pmSHacker）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逻辑哲学论》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②。也有评论者如安斯考姆（Gemanscombe）认为神秘主义与图像论之间存在着某些紧密的联系，她坚持的是“图像论”解释路线③。还有评论者表达了更为强烈的立场，主张将《逻辑哲学论》中的各部分当作一个整体，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泽马克（eddyZemach），他坚持“上帝”概念论证路线，认为处在世界之外的上帝就是一般的命题形式、世界的本质④；麦克吉尼斯（BFmcGuinness）也持有与此相近的立场，不过他坚持的是“体验”考察论证路线，认为神秘体验具有的特征在其他主题中可以找到明显的线索
那么，《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与其他部分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联系呢？为了弄清这些问题，首先必须研究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弄清楚神秘主义的具体特征，然后再进一步去发现它与命题分析、逻辑研究之间的关系。
格劳克在《维特根斯坦哲学词典》中将“神秘主义”的传统定义理解为：“对世界或者上帝的整体性体验”
。不过，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还有着其特殊的方面，他在《逻辑哲学论》中这样谈到神秘主义：“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644）
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以下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只注编码的标号,译文均引自《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263页。
，“在永恒的观点下看世界，就是把世界作为一个有限的整体来看。对世界之为一有限界的整体的感觉，是神秘的”（645），“的确有不可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6522）。这表明神秘主义有着以下几个基本特征：（1)神秘的东西是世界存在着，而不是世界是怎样的；（2）神秘主义将世界看做是一个有界限的整体，它是以全局的视角来关注世界；（3)神秘的东西不可说，他们可以通过自身显示出来。神秘主义的这些特征并非孤立存在于《逻辑哲学论》之中，它们植根于对其他主题――语言、逻辑的论述之中，下面我们将逐一展开论述。
命题意义的图像论的核心思想是：作为图像的命题可以图示实在。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命题描述现实世界的状况，这个被命题描述事物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存在，他说道：“世界是所有发生的事情”（1），“世界是事实的总和”（11），“世界是由事实所规定的，是由此诸事实即是所有的事实这一点规定的”（111），“全部的实在就是世界”（2063）。这些描述表明维特根斯坦在一开始思考世界时，就已经包含了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界限的整体的预设，因为他将世界看作是被“总体”、“一切”、“全部”这些概念所限制，它并非是由单一的事物所组成，而是全部事实这一总体，这是在全局的视角下对世界进行考察的结果。既然世界被看作是整体性的存在，那么作为实在图像的命题是否也具有整体性特点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对语言进行分析时指出，基本命题对应于世界中的诸事态，而由基本命题的总体组成的全部命题则对应于世界这一整体，“经验的实在为对象总和所限定，这个界限又显现于原初命题的总和中”（55561），“真的思想的总和就是一个世界的图像”（301），如果说世界中的事实的总体限定了世界的界限，那么对应于世界图像的语言，也就被全部命题限定了界限，“假定给我以所有的原初命题，那么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我从它们能构成哪些命题？那就是所有的命题，而且就这样给它们划了界限”（451），“如果一些对象被给出了，那么所有的对象从而也就被给出了。如果一些原初命题被给出了，那么所有的原初命题从而也就被给出了”（5524），“原初命题的总和留给世界结构的范围恰恰是完全概括的命题所限定的范围”（55262）。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达到全部命题的界限需要通过两个步骤才能完成：一个是给出全部的基本命题；另一个是对全部基本命题进行构造（运算）。这里需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构造”是如何完成的，它是在一般的命题形式的参与下得以完成的，一般的命题形式“构造”特性
一般的命题形式的“构造”特性常常被研究者们所忽略，这种特性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可以通过运算创造出所有其它的命题，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主张一般的命题形式（即逻辑形式）不是神秘之物的观点提供了有力证据。因为这种“构造”特性表明，一般的命题形式是从基本命题的总体通往命题的总体（即语言的界限）的必由之路，这种形式本身并不存在于界限之外，也不是界限本身，所以尽管它不能被命题表达而只能显现在命题之中，它也绝不是神秘之物。下文将会看到，对于一般的命题形式之本质的考察一举了Zemach认为的“一般的命题形式等同于上帝”的观点。参考eddyZemach,wittgenstein'sphilosophyofthemystical,onthephilosophyofwittgenstein’stractatus,v3,editedbyJVCanfield,Garlandpublishing,inc,1986,p47
对所有命题来说都普遍有效，“唯一的逻辑常项就是一切命题按其本性彼此共有的东西。但是这就是普遍的命题形式”（547），“普遍的命题形式是命题的本质”（5471）；并且它还是命题得以成立的基本条件：“不可能有任何命题，其形式是我们不能预见（即不能构造）的，这就证明了有一个普遍的命题形式。命题的普遍形式是：事情是如此如此的。”（45）这种被所有命题共有的形式承担着从所有基本命题过渡到全部命题的任务，这是通过逻辑运算来实现的，“每个命题都是对原初命题连续做n（ξ）运算的结果”（6．001），“如果给出了如何构成一个命题的普遍形式，那么从而也就给出了如何通过一个运算由一个命题产生另一个命题的普遍形式”（6．002），“因此，运算Ω’（η′）的普遍形式是：’（η′）（＝′，ξ，n（ξ）〗）。这是从一个命题过渡到另一个命题的最普遍的形式”（6．01）。这就表明，命题实现对世界的整体的描述必须具有一般的命题形式的运算才行，因此才说一般的命题形式对于描述世界的本质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指出命题的本质，意即指出一切描述的本质，从而也指出世界的本质”（54711）。
当维特根斯坦对命题的分析进行到这一步时已经离神秘主义不远了，理解他从语言分析过渡到神秘主义的关键码段是：“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56）
这句话通常被评论者用来解释维特根斯坦所提出的“唯我论”，但是人们却忽视了它所蕴含的语言的界限的内容，维特根斯坦通过这一论述建立起来了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建立起来了语言命题的总体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这充分说明了神秘主义与命题分析之间的内在联系，正是这句话为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披上了语言学的外衣。
。这句话可以等同于“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世界是我的世界”（562），“语言（唯一能为我所理解的语言）的界限就意味我的世界的界限”（562）。由于“世界的界限”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神秘的（645），因此可以说，通过对语言命题的分析所达到的对“语言的界限”的感觉也是神秘的。这里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对“语言的界限”的神秘体验实际上是以“世界的界限”为前提的，因为命题始终是对现实的表达。不过维特根斯坦在论述“语言的界限”与“世界的界限”的关系时并没有用到“图示”这一概念，而是用的“意味”――我的语言之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意味着我所经验到和不能经验到的“界限”、意味着可以思考与不可思考的“界限”。“语言的界限”之所以能够意味“世界的界限”就在于二者共同包含了“普遍的逻辑形式”――即一般的命题形式，因为它一方面揭示了命题的本质（547，5471，6），另一方面揭示了世界的本质（45，54711）。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对命题意义的图像论的分析从对全部实在（世界）的考察开始（1，11，111，2063，301），先后考察了基本命题（5524，55561）和一般的命题形式（5524，54711，6，6001，601，6002），然后经过这两者的“构造”达到了全部命题的界限（语言的界限）（451，55262，56，562），最后通向了对于“世界的界限”（语言的界限）的神秘感觉（56，562，645）。我们把维特根斯坦这种通过命题分析而导向神秘主义的思想过程称作：维特根斯坦“神秘主义的语言哲学路径”。
维特根斯坦在考察完作为世界的逻辑图像的科学命题之后，接着考察逻辑命题。他认为，逻辑命题是重言式，虽不再是世界的图像，却依然与世界具有某种联系。逻辑命题反映世界的形式特征，这种形式并非是任意偶然的东西，对于世界的可能性来说，逻辑形式具有必然的特性。逻辑的这种本质特征表明世界无法脱离形式的规定，世界之中的事物离不开逻辑的限制：“我们也不可能在其与其他对象联系的可能性之外去想像任何对象。如果我能在事态的联系中想像一个对象，那么我就不可能在这种联系的可能性之外去想像这个对象”（20121），“每个事物都可以说在一个可能事态的空间中。我可以想像这个空间是空的，但是不能想像不在空间中的事物”（2013）。既然逻辑对于世界之中的事物具有这种普遍有效性，那么逻辑必须涵盖所有的可能情况：“逻辑研究每一可能性，一切可能性都是它的事实”（20121），并且逻辑可能性贯穿于世界中的所有事物之中：“假如我知道一个对象，我也就知道它在事态中出现的一切可能性”（20123）。维特根斯坦对于作为世界形式特征的逻辑本质的探讨向人们展现出逻辑具有必然性、普遍有效性，它涉及世界之中的所有可能性，是一切事物的形式属性，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逻辑形式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具有同样的影响效力，它们都处理“所有可能性”、“事实的总体”、“全部的事实”，因此逻辑的范围实际上就是世界的范围。除了逻辑与世界在涉及范围上的等同之外，维特根斯坦还认为逻辑命题规定了命题的界限，从而也规定了世界的界限。
维特根斯坦在论述重言式和矛盾式这两种逻辑命题时指出，它们与普通的命题有本质的区分，后者显示了它们所说的东西，而前者则显示它们什么也没有说，它们不是没有意义，而是缺乏意义。因为重言式没有真值条件，它无条件为真，矛盾式不在任何条件下为真，这样的命题不是实在的图像，它们不表述任何可能的情况，它们与实在没有任何表现关系，它们的真值条件超出了一般命题为事实所留出的范围（4461―4462）：“重言式把全部――无限的――逻辑空间留给实在；矛盾式占满全部逻辑空间，未给实在留下一点余地。因此二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规定实在。”（4463）既然逻辑命题并不描述实在，那么它们是否因此就没有用了呢？维特根斯坦认为并非如此，他将重言式和矛盾式的作用理解为划定命题的界限：“矛盾式可以说消逝于一切命题之外，重言式消逝于于一切命题之内。矛盾式是命题的外部界限，重言式是命题的无实质的中心点。”（5143）既然逻辑命题指向了普通命题的界限，那么也就因此指向了世界的界限，由于逻辑形式不涉及实在的具体内容，所以它对命题界限的规定、世界界限的划定也只是形式层面的，但是由于逻辑形式揭示了世界的本质，因此上述界限的规定与全部命题对于世界界限的内容层面的界定不同，它是对于世界界限的本质的界定。
前面是从正面阐释了逻辑与世界具有同样的范围，除此之外，维特根斯坦还从反面揭示了逻辑与世界的融贯一致性，这表现在逻辑上不可能的情况对应于物理学上不可能的情况，他举例说道：“例如，在视野上有两种颜色同时处于一个地点，这是不可能的而且是逻辑上不可能的，因为颜色的逻辑结构排除了这种可能性。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物理学上是怎样描写这个矛盾的。大致是下面的说法：一个粒子不可能同时具有两个速度；也就是说，它不可能同时处于两个地点；也就是说，同时处于不同地点的粒子不可能是同一的。”（63751）之所以会有这种逻辑上的不可能与物理世界的矛盾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由于世界之中的一切不可能只能是逻辑上的不可能，不存在超出逻辑的范围的不可能性，“正如只有一种逻辑的必然性，也只有一种逻辑的不可能性”（6375）。在他看来，逻辑既包含所有可能性（所有可能性就构成了必然性），也包含所有不可能性，对于世界的可能与不可能的描述都无法脱离逻辑空间，世界的形式就是逻辑空间所确定的全部范围，所以必须在逻辑空间的范围之内谈论世界的界限。
上述论证表明，世界的形式特征规定的范围实际上就是世界的范围。维特根斯坦在开篇就谈论世界是事实的总体，而事实只能是处在逻辑空间之中：“逻辑空间中的诸事实就是世界”（113），逻辑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规定了世界的事实的总体，因而也就规定了世界的界限，用维特根斯坦的话来说就是：“逻辑充满世界：世界的界限也是它的界限。”（561）既然逻辑保证了所有的可能性，就无法说世界中有这个而没有那个，因为逻辑不能排除任何一种可能，否则它就要超出世界的界限之外，但这却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无法思考不能被思考的东西，无法去思考世界界限另一边的东西。逻辑的界限就是在这种意义上等同于世界的界限的，同时前面已经论述过，一般的命题形式构造出了全部命题的界限（451，55262，56，562），逻辑命题也显示了命题的界限（4461―4463），所以可以说逻辑的界限即是世界的界限，也是命题的界限。既然对于语言的界限、世界的界限的感觉是神秘的（56，562，645），那么对于逻辑的界限的感觉也同样是神秘的。我们把维特根斯坦这种经过逻辑研究而指向神秘主义的思考过程称作：维特根斯坦“神秘主义的逻辑哲学路径”。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并非是以一种独立的视角来论述“世界作为一个有限整体的神秘感觉的”，他的超验的神秘主义与其对经验的自然科学命题的分析、先验的逻辑研究是密不可分的，命题分析和逻辑研究是通往前期维特根斯坦神秘主义的两条路径。这种考察将我们引向了一个新的维度，即应当将《逻辑哲学论》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它的各个部分之间并非是彼此完全独立的。那么，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实现经验的自然科学、先验的逻辑学和超验的伦理学之间的融贯性，如何将它们的关系看作是协调一致的呢？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依次讨论了自然科学、逻辑学和伦理学这三个主题。
首先，维特根斯坦将哲学看作是对命题进行澄清的一项活动，它是为了探索命题的本质，从而能够为命题划定界限。这个被划定界限的命题所涉及的是自然科学命题，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哲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自然科学中有争论的领域划出界限”（4113），这个领域是经验科学所讨论的范围，它关注的主题是“世界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它关注的是位于世界之内的偶然的东西。
其次，这种哲学活动离不开对逻辑的研究，他认为逻辑所关注的是使得命题能够图示实在的条件，它涉及所有可能性，尽管事物就其可以出现在一切可能状况中（经验的可能性）而言是偶然，但是就它是依赖于与事态相联系的形式（逻辑的可能性）而言却是必然的。逻辑涉及的就是经验世界中的形式，它不关注任何具体内容，它是经验事实（命题）得以可能的条件，正因为如此，维特根斯坦才说：给出逻辑形式（一般的命题形式），意味着给出了命题的本质，也即给出了世界的本质，所以“逻辑是先于一切经验的――先于某物是如此情况的”（5552），“逻辑是先验的”
维特根斯坦在613,6421形容逻辑学和伦理学的性质时使用的是同一个德文词汇“transzendental”，但是并不应将它统一翻译成英文词汇“transcendental”（ogden版本与pears/mcGuinness版本都是采取的这种译法）。因为在维特根斯坦看来，逻辑学和伦理学有着本质的不同：逻辑学是经验的条件，所以它是先于经验的（transcendental）；而伦理学是逻辑学的前提条件，它超越经验，在先验之外（5552），所以应当是超验的（transcendent）。斯坦纽斯就主张将“transcendental”与“transcendent”区别开来，他认为前者指称界限，后者指称界限之外，在这种意义上，6421所说的“ethicsistranscendental”应当改译为“ethicsistranscendent”。参见erikStenius,wittgenstein’stractatus:aCriticalexpositionofitsmainLinesofthought,BasilBlackwell,1960,p216,222。
最后，哲学对世界的考察导向了一种神秘主义，神秘主义关注是“世界存在着”这样更为根本的问题。它所讨论的其实就是伦理学的范围，伦理学感兴趣的是世界的意义、世界的价值，这都处于世界之外：“使这种有价值的价值成为非偶然的那个东西不能在世界之中，因为否则那个东西本身又会是偶然的了。它必在世界之外。”（641）这种价值被维特根斯坦称为“上帝”，“世界是怎样的，这对于高渺玄远的东西是完全无关的。上帝不在世界中显现”（6432）。上帝在世界之外，它直接指向的是“世界的存在”，这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是神秘的。这种世界之外的东西不可能在语言之中得到表达：“因此，也不可能有任何伦理的命题。命题不可能表达高渺玄远的东西”（642），因此维特根斯坦将它看作是不同于经验的命题和先验的逻辑的东西：“显然，伦理是不可说的。伦理是超验的。”（6421）
可以看出，《逻辑哲学论》所研究的经验的科学命题、先验的逻辑学、超验的伦理学三者是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的，它们的差别表现在：自然科学处理的是有意义的命题，它们被限制在经验的界限之内；逻辑学涉及的命题是重言式和矛盾式，它们缺少意义（4461），属于先验的领域（613）；伦理学谈论的是形而上学命题，它们没有意义（654），被归于超验的范围（6421）。尽管它们分别处于世界的内部和外部，但却并不能说这三者之间没有任何的联系，为了弄清这一点，需要阐明《逻辑哲学论》的目标。
维特根斯坦这样来描述《逻辑哲学论》的目的：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的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哲学应当为可思的东西划界限，从而也为不可思的东西划界限”（4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能思考的”（thinkable）东西并不是“思想”（thought）本身，因为思想本身不能被划定界限，如果要为思想划定界限，“就必须能够想到这界限的两边（这样我们就必须能够想那不能想的东西）”（p1），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可被思考的东西指的是事实和命题的形式或可能性，即逻辑形式，通过给出逻辑的界限，也就给出了由一般的命题形式所“构造”的全部命题的界限，也就给出了被全部命题所“意味”的世界的界限，这就是维特根斯坦主张哲学应当从内部通过能思考的东西为不能思考的东西划定界限的观点。
，那么需要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实现界限的划定呢？维特根斯坦认为需要两个过程：首先，“通过可思的东西从内部为不可思的东西划界限”（4114），即通过对逻辑形式的思考来确定逻辑的界限，从而由逻辑的界限实现对世界的界限的划定；另外，通过自然科学命题的划定来确定命题的界限，从而由命题的界限实现对世界的界限的划定：“哲学通过清楚地表现可说的东西而意谓着不可说的东西。”（4115）不过上述两种过程实质上还是一个过程，那就是对逻辑形式的思考，因为对命题的界限的划分也是依靠一般的命题形式的“构造”活动才能完成（451，55262，56，562）。
由此可见，逻辑是划定界限的关键。一方面，逻辑是命题图示实在的前提条件：“无论什么形式的图像为了毕竟能够（正确地或者错误地）摹绘实在而必须与实在共同具有的东西就是逻辑形式，即实在的形式”（218）；另一方面，逻辑有自身前提条件：“我们为了理解逻辑而需要的‘经验’，不是某物情况如何，而是某物存在”（5552），逻辑命题“假定名字具有意谓。原初命题具有意义，而且这就是它们与世界的联系”（6124）。当维特根斯坦说：“神秘的东西不是世界如何，而是世界存在”（644）的时候，暗含着在可说的与不可说的、世界之中与世界之外、如何（How）与什么（what）、命题与神秘之物之间还有一个“中间物”的观点，这个“中间物”实际上就是逻辑。逻辑依赖于某物存在（what），而事物是如何（How）却依赖于逻辑而存在，因此他才说：“逻辑先于‘如何’，而非先于‘是何’。”（5552）这表明逻辑是联接经验的命题与超验的神秘之物的纽带。可以说，经验的命题、先验的逻辑、超验的伦理这三者具有紧密的依赖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通过对这一整体的考察，维特根斯坦找到了哲学中的正确的方法：“除了可说的东西，即自然科学的命题――亦即与哲学无关的东西――之外，不说任何东西”（653），反过来，这种方法使得人们可以正确地看待世界。
总之，《逻辑哲学论》是一部考察世界之本质的著作，这部著作的特点是由世界之内的考察通往世界之外的领域，从而划清可说的与不可说的界限。这种界限的考察直接倒向了神秘体验，尽管神秘主义是不可表达的，但是它却可以通过语言的界限和世界的界限而揭示（意味）出来，它与命题学说和逻辑学有着紧密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它本身有着并不神秘的一面。因此，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对命题、逻辑、神秘主义的关系的阐释，反应出他对经验的自然科学、先验的逻辑学和超验的伦理学的统一的观点。
通过前面的研究我们发现，《逻辑哲学论》中的神秘主义与语言命题的分析、逻辑的研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并非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而是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融贯的整体。有了这样的认识，就可以回过头来考察前面提到的研究者们的不同观点。
格劳克认为维特根斯坦是将神秘主义“嫁接”到了他的逻辑“树干”之中，并且连接神秘主义与符号系统的思想结构是模糊不清的
Hans-JohannGlockawittgensteinDictionary,pp251-253
。我们认为，格劳克对神秘主义与逻辑的关系的批评并不能使人信服，维特根斯坦并非简单地将神秘主义论题嫁接到了逻辑的“树干”，因为在《逻辑哲学论》的开始就已经蕴含了将世界看作是一个有限整体的思想，并且对逻辑的研究也早已包含了“全体”、“所有”等与有限整体类似的描述。神秘主义与命题、逻辑关系的关键是“界限”，如果能够看清“界限”的本质、看清它在命题、逻辑、神秘之物这三者之中的地位，那么格劳克对于神秘主义的责难就会自行瓦解。
哈克明确反对将《逻辑哲学论》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认为神秘主义与此前部分之间至多存在着一些微弱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唯我论的阐释中将我的语言的界限和我的世界的界限等同起来。尽管如此，他坚持声称神秘主义部分无法从此前部分中推论出来
。我们认为，哈克并没有看清“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这一枢纽在理解神秘主义时的重要性，这一枢纽实际上密合了维特根斯坦的语言、逻辑、形而上学主体、神秘主义这些最为重要的论题。并且，哈克所理解的唯我论与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仅仅是一个表面现象，确切说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以语言和逻辑为过渡环节的，是以世界的界限等同于语言的界限、逻辑的界限为前提条件的。前面已经指出，语言、逻辑、神秘主义是一个整体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并且从关于语言、逻辑的论述中可以引出神秘主义的内涵，所以说，神秘主义与唯我论的联系是表面联系，神秘主义与语言、逻辑的联系才是真正的本质联系。
安斯考姆认为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与此前部分的联系可以通过图像理论引导出来，因为要想理解世界之外的价值就必须考察处于世界之内的事实，而图像理论所处理的正是世界之中的事实
。我们认为安斯考姆从偶然与必然的角度对神秘主义与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的解释是很成问题的，这样的解释使得事实（命题）与神秘之物的区分有余，而联系不足。她并没有看清神秘主义与事实（命题）之间的本质联系，也没发现神秘主义与逻辑之间的联系。如果只是发现神秘主义与此前部分之间的区别，那么就无法将《逻辑哲学论》看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实际上，《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逻辑、神秘主义是统一在共同的“界限”之中，神秘主义是通过语言学路径和逻辑学路径引申出来。
泽马克是所有评论者当中最支持将神秘主义当作是《逻辑哲学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的学者，他将神秘主义部分看作是反映了此前部分的高潮。他给出的理由是：处于神秘领域的上帝与世界的本质、世界的意义、一般的命题形式是等同的
eddyZemachwittgenstein'sphilosophyofthemystical,onthephilosophyofwittgenstein’stractatus,v3,editedbyJVCanfield,Garlandpublishing,inc,1986,pp295-313
。我们发现泽马克论证的核心就是把“一般的命题形式”与“上帝”等同起来，他的理由是一般的命题形式是：“事情是如此如此的”(thisishowthingsstand)（45），“万物的状态就是上帝”（Howthingstandsisgod）
维特根斯坦:《1914年―1916年笔记》,1916年8月1日，译文引自《维特根斯坦全集》第一卷，陈启伟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263页。
。但是这样的等同实际上并不成立，上帝实际上并不在世界之中现身，他也不是关于“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关于“世界存在着”
这里产生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1914年―1916年笔记》与《逻辑哲学论》之间的不一致之处，它们之间存在的某些不一致Zemach也是承认的，只不过他过分自信，认为他自己的论证不会受到这种矛盾的干扰，从而忽略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本质不一致之处。在我们看来，考察《逻辑哲学论》中的思想首先要照顾的是这本著作中的前后关系，只有当某些论证不足以获得充分说明时才需要援引《1914年―1916年笔记》的相关论述，而当两者之间出现矛盾时，我们有理由优先采取《逻辑哲学论》中的观点，这也符合维特根斯坦本人在选编《逻辑哲学论》时修改、删除《1914年―1916年笔记》中某些论述的做法，因为这样才使得《逻辑哲学论》更具有整体性、连贯性、一致性。
。除此之外，这两者之间的区分还表现在：形式可以通过命题图像显示出来，而神秘之物只能自身显示出来；一般的命题形式只可以构造命题的界限，而不能被等同于这个神秘的界限。因此可以说，泽马克对于维特根斯坦的神秘主义与其他部分之间关系的阐释是一种误解。
麦克吉尼斯也像泽马克一样认为应当将《逻辑哲学论》看作统一的整体，神秘主义部分是整体所必不可少的部分。他给出的理由是神秘主义作为一种“体验”包含有各种特点，这些特点能够在《逻辑哲学论》的其他主题中找到相关论述，因此在他看来神秘主义部分与其他部分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BFmcGuinnessmysticalofthetractatus,onthephilosophyofwittgenstein’stractatus,v3,editedbyJVCanfield,Garlandpublishing,inc,1986,pp315-338
。我们认为麦克吉尼斯的这种解释缺乏整体性和连贯性，因为他所阐述的神秘体验特点之间的彼此结合比较松散，很难发现它们有必然的、一致的联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他忽视了神秘主义与语言、逻辑之间的关系，只有将这些关系考虑进来，才能保证他对神秘主义特点的论证可以贯通起来。并且在这种方式的帮助下，我们才能理解《逻辑哲学论》实际上是一部将经验的自然科学、先验的逻辑学、超验的伦理学统一起来的著作，它的命题分析、逻辑研究、神秘主义组成了一个有机的、融贯的整体。
thetwoRoutesLeadingtothemysticismoftractatus
LiGuoshanDaiHaiqiang
abstract:themysticismoftractatusisoneoftheimportantthoughtsoftheearlywittgensteinthereismuchcontroversyamongscholarsaboutthecontentsofhismysticismanditsrelationwiththeotherthoughtsoftractatus,andallthecommentarieshavetheirownshortcomingsactually,ifwereadtractatusinanoverallview,wecanfindthattherearetwoapproachesleadingtophilosophyofthemysticaloneiswhatiscalledtherouteofphilosophyoflanguage,andtheotheriswhatiscalledtherouteofphilosophyoflogicasanecessarypartofthewholedoctrineoftractatus,themysticismisalogicalconsequenceofathoroughexaminationofthemeaningfulscientificpropositionsandthemeaninglesslogicalpropositionsthefeatureoftheentiretyoftractatus’doctrineshowsthatwittgensteinattemptedtounitetheempiricalscience,thetranscendentallogicandthetranscendentethics
逻辑学的意义篇9
皮尔士（1839～1914）的一生显示为“一位美国人的悲剧”，但他却是美国思想界迄今产生的最具独创性又最为多才多艺的一位“巨人”，波普尔曾形容他为“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普特南称他为“所有美国哲学家中高耸的巨人”，而更多的学者则将其视为“美国的亚里士多德”。他独创性的研究涉及极为广博的知识领域：天文学、物理学、度量衡学、测地学、数学、哲学、科学理论和科学史、指号学、语言学、经济计量学和实验心理学等等。由他所最早创立的实用主义是美国本土最为典型的哲学理论，他的实用主义被视为一种广义实证主义，当代分析哲学的诸多要义均体现于其中，其学说中所包含的“可错论”“科学探究共同体”“反基础主义（反笛卡儿主义）”“批判常识论”等，即使在今天依然是哲学领域的显学；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与皮尔士之后詹姆士、席勒、杜威、罗蒂等人所宣扬的实用主义相比，皮尔士本人的“有限实用主义”更具有学术价值。在指号学方面，皮尔士也被许多人视为“现代指号学之父”，他独立于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创立的指号学，在今天指号学研究当中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人熟知的包括“符号—索引—像标（Symbol－index－icon）”的指号三分法、对于“类型与殊例（type／token）”的区分，等等。皮尔士还独立于胡塞尔创立了自己独特的现象学理论。此外，他还是“研究经济论（theeconomyofresearch）”“术语伦理学（theethicsofterminology）”等理论的最早提出者。但与所有这些相连且更为皮尔士本人所看重的，却是他的逻辑学研究。
绝不亚于金岳霖对于逻辑学的钟爱程度，皮尔士一生致力于逻辑学研究，是一位终生不渝的逻辑学者，他声称自己所有其他研究都是为了逻辑学。他追随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将所有科学奠基于逻辑学之上，并基于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平庸逻辑”的批判，试图发展一种崭新的逻辑学。他对于逻辑史特别是经院逻辑有着专门和深入的研究，并在逻辑思想的诸多方面都有着丰富的独创性见解，被认为是把作为研究学科的逻辑学引入美国的人，是现代逻辑的奠基人之一。他区分了逻辑特征的运算和算术运算，独立于耶芳斯，在逻辑代数中引入了相容意义下的逻辑加。他把“推断”“包含于”“蕴涵”等观念引入了符号逻辑之中，将逻辑代数与关系逻辑紧密结合起来，使得关系逻辑更具有精致性和可演算性。他不仅明确表述了实质蕴涵，而且较早引入了真值表方法和归谬赋值法，还将它们作为命题演算的判定程序。他指明了化归命题公式为合取范式和析取范式的一般程序，并运用了前束范式等方法。在弗雷格《概念语言》仅仅六年后，他独立地发明了完整现代意义上的量词和约束变元概念，较早区分了一阶逻辑和二阶逻辑，陈述了对于等词的现代二阶定义。他所发明的一套精致代数形式的逻辑记法，影响了后来成为标准记法的皮阿诺—罗素记法，并主要被施罗德、策梅罗、洛文海、斯寇伦等人所采用和推广，成为知名的皮尔士—施罗德记法。他最早区分了代数记法和图表记法，并同时以两种记法形式表现出了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他基于对欧拉图和文恩图的改进所创立的存在图等图表系统，在逻辑图表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也直接在认知科学领域引起了多形态推理或可视化推理的研究倾向。早于美国逻辑学家谢弗30多年，他以单一逻辑联结词即皮尔士箭头构造出了命题演算系统。他还较早表述了模态逻辑、三值逻辑、模糊逻辑等思想，如此等等。
作为一位有着终身逻辑追求与广阔研究视野的著名逻辑学家和逻辑史专家，皮尔士对于逻辑学观念有着自己独特的、发人深省的认识。本文基于皮尔士的某些思想片段，试图对于张建军教授的“逻先生”之论做出某种侧面回应，并从以下四个方面初步诠释逻辑学之精神。
一、学院逻辑vs日常逻辑
使用论证与研究论证是不一样的。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就运用论证来支持他的哲学观点；但到其弟子芝诺那里，才开始意识到并反思论证规则。另一方面，我们还常常注意到，某些人不懂得逻辑学，照样可在许多情况下进行正确推理而不违反逻辑。
对于这种现象，皮尔士给以了特意关注。他在开始逻辑学研究之初就提出了逻辑学对象的限定问题。皮尔士指出，现实中我们处理问题时，总会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下，我们求助于那“可以控制的”思想；另一种情形下，我们受“不能控制的”认知活动所驱使。后一种认知活动是潜意识的，不受我们批评，或者说对其进行批评是毫无意义的，它们是“不可错的”，根本用不着科学论证。皮尔士借用中世纪经院学者的术语“logicautens”来表示这种过程，其中的拉丁词“utens”由“uti”演化而来，意为“用处（use）”；因此，“logicautens”可译为“日常（常识）逻辑”或“本能（直觉）逻辑”，大致相应于某些西方逻辑文献中的实践逻辑①。而前一种思想活动主要是一种证明或论证的有意识的、自控的精神过程，可受到逻辑批评。皮尔士借用中世纪经院学者的术语“logicadocens”来表示这种过程，其中拉丁词“docens”即英语中的“docent”，字面意思为“教师、讲师”；因此“logicadocens”可译为“学院逻辑”，大致相应于西方逻辑文献中的理论逻辑。在皮尔士逻辑研究中，学院逻辑是指这样一种逻辑，即科学研究中的自觉的理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逻辑科学的理论。而日常逻辑广泛地指那些未受专门教育者的各种自发的（未作思考的）做决定（decision－making）的方法，即“习惯”“本能”等，还指那种未受逻辑学教育时我们每个人所具有的关于什么是好的推理的一般理论，即本能的推理理论。在皮尔士看来，推理（reasoning）和思想（thought）本质上是同一过程，逻辑学所研究的对象即推理过程，必须是我们所理性地意识到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换句话说，它必定能在人们头脑中转变为相应的精神图像。根据这种认识，任何一种逻辑推理，它都可因为被人们所自觉意识到而以适当的逻辑图表所表现。而皮尔士所发明的存在图表，那只是我们心灵（themind）的一种粗略的和概括的图表。由此出发，皮尔士认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即存在图表系统的对象，正是也只是学院逻辑的对象。
我们认为，逻辑学研究并非既包括有意识过程又包括无意识过程，逻辑学对于生活，并非是万能的或绝对必不可少的，它仅仅涉及那专属我们自觉意识之内的可批判性思想；在没有逻辑学之前，在逻辑学未触及到的地方，同样存在着认知活动，在那里，逻辑学没有或不必发生作用。正如皮尔士所说“数学凭借其自发形成的日常逻辑进行推理，而根本不需要求助于学院逻辑”②，数学推理只有在成为有意识的自觉过程之后，才会进而成为逻辑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许多数学家很可能会是推理专家却不会是逻辑学家。同时，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该知道，在无意识的、自发的过程之中，逻辑学不必介入，也不会发生作用。这种表现于逻辑学对象上的区分性和限定性，是我们诠释“逻辑学精神”时，首先应该明确的。
二、分析vs演算
19世纪是现代逻辑诞生的重要时期。以亚里士多德逻辑为主的传统逻辑在近代以来不断遭受怀疑和改进，在此情况下，不同逻辑学家的逻辑理论都反映着他们各自对于逻辑学本质与目的的崭新认识。而当时对于逻辑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两种路线：一是布尔学派的逻辑代数传统，他们试图将代数拓展至逻辑学；二是弗雷格的逻辑主义方案，他们试图以经过重新构造的逻辑学为基础推导出整个数学。有意思的是，处于这两种路线中的人一般都身兼数学家和逻辑学家，他们或者将逻辑学称为代数学（algebra），或者将逻辑学称为数理逻辑（mathematicallogic），在他们眼中，数学与逻辑学在很多时候是一种重叠的工作。当时许多逻辑学家所研究的逻辑通常都带有特别浓重的数学色彩，尤其是逻辑主义方案，他们将逻辑研究作为数学研究的一部分，将为数学奠基作为了最终目的。
皮尔士将自己主要看作是一位逻辑学家，早期也曾处于逻辑代数传统之内，但他对于逻辑学的本性最终还是保持着清醒的认识。1879年秋，皮尔士在手稿中写道：“逻辑代数有两种目的，即：（1）数学目的，解决问题，从给定前提发现所要得出的结论，（2）逻辑目的，分析推理并明确显示出它们的有效性依赖于什么。而在我看来，后者是首先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③
在皮尔士看来，布尔和施罗德对于符号逻辑的看法，多数仍然是数学的。逻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古老学科，它不是代数（algebra），也不是演算（calculus）。逻辑学有助于数学证明的发现，但并不关心结果的检验。皮尔士多次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对于逻辑学和数学这种不同观念的认识：“[与对于数学家相比，对于逻辑学家④来说]逻辑代数所要设定的不同方面具有指导意义……数学家问这种代数作为演算具有什么价值。它能被用来解开一个复杂问题吗？它会一举产生出远程推论吗？逻辑学家却不希望这种代数具有如此特征。相反，对他来说，这种代数把推理分解成更大数目的明晰逻辑步骤，这一点将构成对于另一种更为迅速达到结论的代数的一种优越性。他要求这种代数把一推理分解成最基本的步骤。因而，逻辑代数中那种对于这两类研究者一方是优点的东西，在另一方研究者看来却是一个缺点。一位是研究关于推出结论的科学（thescienceofdrawingconclusions），另一位是研究那种得出必然结论的科学（thesciencewhichdrawsnecessaryconclusions）。”⑤
“数学家希望得出结论，而他对于过程的兴趣只是为达到同样结论的一种手段。逻辑学家不关注结论可能是什么；他渴望理解结论所得以达到的过程的本质。数学家寻求最快速和最便捷的安全方法；逻辑学家则希望使这一过程中的每一最小步骤得以清楚地凸显出来，以便于它的本质能得到理解。”⑥[也就是说，数学家是在实践（practise）推理（特别是演绎推理），而逻辑学家则是在研究（study）推理]
“如果我被要求说出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之间在思维特性上的区分，我会说，后者总是寻求解决难题，而前者则忙于分析推理以便看到它们的要素究竟是什么。数学家经常是不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不能明确指出他的前提真正是什么，也不能明确说出其证明的难点在于何处，然而他却提出和创造了强有力的方法。”⑦
正是从这种对于逻辑学目的的终极关怀和深刻认识出发，皮尔士认为，构造逻辑符号系统的目的“仅仅且只是逻辑理论的研究，根本不是要建构一个辅助推理的演算”。前者和后者“两目的在根本上是不相容的，因为为逻辑研究而设计的系统应该是尽可能分析的（analytical），把推理分为尽可能多的步骤，将它们均展示于尽可能最一般的范畴之下；而演算⑧，恰恰相反，应该旨在尽可能地化简步骤的数目，运用特别的符号以使它们适应于特种推理”⑨。逻辑学作为重要的基础性学科之一，它的真正功用正在于其分析性特征，正如皮尔士指出：“知晓我们的所思所想，掌握住我们自身的意谓，将为伟大和重要的思想构筑起坚固的基础。”⑩他在同一位逻辑学家的通信中曾特意指出：“在逻辑学方面，我研究逻辑代数的动机一直是，渴望精确揭示出一般推理及其主要类型的本质要素是什么。要构造一种强有力的演算，那一直都不是我所关注的。”11在其他一些地方皮尔士也指出：逻辑学不是方法的艺术，而是分析方法的科学，是形成关于推理结论与前提之间关系的理论12。
基于上述认识，皮尔士在逻辑学研究中，并不刻意构造工具性的逻辑演算，而更多地是重视逻辑分析，重视对于论证、命题以及演绎本身的逻辑分析。将图表系统与代数系统相比较，皮尔士感到，存在图更适合于逻辑学目的本身。在他看来，存在图系统比起逻辑代数能更好地实现逻辑理论研究的目的本身；因为存在图作为图表系统正是要以可视化的表现方式来尽可能地突现出各种逻辑关系。
我们认为，逻辑学包括现代逻辑同数学有着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是，数学对于现代逻辑的诞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现代逻辑对于严格性的追求同数学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数学对于逻辑学的作用，正如数学对于众多其它科学的作用一样，我们可以像使用“数理经济”一样去运用“数理逻辑”一词，然而逻辑学却并不能因此就成为了数学。逻辑学与数学，虽然二者都关注于推理，但后者重视推理结论，而前者重视推理过程、推理分析。惟有“分析”而非“演算”，才能体现出逻辑学之精神。
三、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明晰
笛卡尔的如下思想曾在逻辑史上发生了重要影响。他指出，观念的确定性有两个等级，即清楚性与清晰性。清楚（clarity）与模糊（obscuri,ty）相对，清晰（distinctness）与混乱（confusion）相对。清晰是比清楚更严格的概念，一个观念可以是清楚的，而不是清晰的，但一个清晰的观念永远是清楚的。笛卡尔说：“当知觉出现并为心灵所注意到时，我称它为‘清楚的’……如果一知觉不但是清楚的，而且还与其他一切知觉截然分开，以致它自身中只包含清楚的东西，我称这一观念是清晰的。”笛卡尔声称把清楚清晰的观念从模糊混乱的观念中区分开来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他强调观念的清楚明白性，但他始终认为观念的明晰只来自于心灵的自我反省（内省）；事实上，这种观点也反映在逻辑史上著名的教科书《波尔·罗亚尔逻辑》那里，这本教科书的作者极力强调观念本身的自明性，而把演绎作为第二重要的东西。后来，莱布尼兹采用了清楚的和清晰的概念之间的区分，并把后一品质描述为对包含在定义中的每一事物的清楚理解；从那以后近两个世纪的逻辑教科书都模仿了他的用语。
但由于这个标准依赖于理智能力，于是人们往往批评它未能真正解决人类知识的有效性问题，因为它只是简单地宣布真理对于人类心灵是自明的。皮尔士在“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明晰”一文中，大量批评了这种关于清楚性和清晰性的学说，称其为“逻辑饰物”，并提出：现在正是一个好时候，把古玩转移至好奇心之抽屉，而将适合于我们现代使用的某种更好的东西戴于我们身上13。皮尔士所提出的这种更好的东西即是他所谓的关于概念意义的实用主义原理。他指出，这种理论是达到观念理解明确性的更高标准，即第三等级标准，基于此标准所形成的明晰观念，是各种富有成效的逻辑推理赖以进行的基础14。
在另一方面，皮尔士认为，观念的明晰性需要逻辑才能达到。“我们有权要求逻辑学给予我们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明晰；而且它是最重要的一课，它只会被那些缺少它的人所藐视。”15皮尔士一再指出，他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使人们的思想、概念明晰的逻辑技巧和方法，所谓逻辑学，就是关于“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明晰”的理论。
很自然地，皮尔士事实上往往将实用主义原理与逻辑学原理等同了起来16。皮尔士企图使实用主义成为一种科学逻辑或科学方法论，通过各种逻辑推理，用来分析语词、概念、思想或符号的意义，使其能成为人们确定信念、采取行动以达到目的的工具。因此怎样借助于各种逻辑推理确定信念以及为了确定信念而澄明概念、思想的意义问题就成了他的实用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皮尔士那里，实用主义或逻辑学对于思想主要具有两种功能：第一，它应从我们身上迅速驱逐去所有本质上不清楚的观念；第二，它应支持而且帮助我们产生本质上明晰的观念17。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其指号学角度给以廓清：
这里令s(x，y)＝z意思是，指号（Sign）x，相对于解释项（interpretant）y，指称对象（object）z。以下就刻画出了皮尔士指号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即在形成一给定指号的意义的解释项序列中，不存在“最终的指号”。
如果s(x，y)＝z，则总是，存在y′≠y，s(y，y′)＝z；存在yy′′≠y′，s(y′，y′′)＝z；……
也就是说，被一指号指称的对象是由解释项连续体（continua）中的指号的不断发展（也即是一系列连续不断的推理过程）而逐渐显现出来的18。根据这种思想，皮尔士著名的实用主义准则或逻辑学原理其实就是，为了“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为了克服语言或概念上的混乱而把某种（对于人们不太清晰的）指号（如观念“一物体是硬的”）逐步翻译成（或说，推理出）更清晰指号（如效果“不会被大多物质所刮破”等等）的一种方法。
笔者认为，逻辑学正如一副绝妙的眼镜，戴上它，你可以提高视力，没有它，你可能仍旧可以寻找到路。然而，戴上它，你的心灵（头脑）却可以远比现在清楚，而且将远比现在作用迅速。逻辑学的主要功用就在于教会我们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
四、逻辑学与批判
实际上，除了以上对象限定性、分析性特征、明晰化功用等观点之外，皮尔士对于逻辑学本性还有着更为一般的认识，即逻辑学精神的另一层涵义：批判精神。
在指号学研究中，皮尔士将指号学分为“理论语法”“批判学”和“理论修辞”三部分，而其中的批判学即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逻辑学19。他说：“严格意义上的逻辑学是对于论证的批判，是判定论证为好还是坏。”20在为《哲学与心理学辞典》所撰写的“逻辑学”条目中，皮尔士这样写道：“逻辑学这门科学，至今仍未完成对其第一原理的争论阶段，虽然可能就要完成了。对于它，人们已经给出了近百种定义。然而，通常都认为，它的中心问题是对论证进行归类，以便那些所有坏的论证被归为一类，而那些好的论证被归为另一类，同时这些划分要通过可辨识的标志进行界定，即使可能不知道论证为好还是为坏。此外，逻辑学还要通过可辨识标志将好的论证划分为具有不同程度有效性的论证，而且要提供用以评估论证强度的手段。”21这就进一步指明了逻辑学的批判性内涵。
综而论之，我们可以说，逻辑学就是批判学。首先，批判的预设是作为逻辑学对象的推理（思想）的可错性，批判本身就表明了对象的不安全性。其次，批判的过程，不同于演算的过程，它是分析的过程。再次，批判的基础是要厘清观念，只有先使我们的观念清楚明白，才能更好地进行批判。最后，批判在最终意义上就是区分推理的正确和错误、辨别逻辑上的真和假。而因此，逻辑学精神就是要培养人对其思想、认识的批判精神。
展开来看，批判精神作为任何科学研究（即所谓“赛先生”）的必备素质之一，它对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或进化）也有着深刻的积极影响。因为一般认为，现代民主制度（即所谓“德先生”）的实现基础之一，就是让每个享有民主权利之人都具有以逻辑批判精神为实质的思想辨别力。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逻辑批判力是民主体制下的公民主体资格之一，而逻辑学教育正是当前民主化进程中的一种基本素养拓展训练。
不妨套用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对经济学精神的思考和遵循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方式”22，我们也可以说“对逻辑学精神的思考和遵循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方式”，而这种精神方式在当前社会最为必需。
注释：
①《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尼古拉斯·布宁、余纪元主编，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将“logicautens”词条翻译为“非形式逻辑”，笔者不赞同这种译法。
②Cp1．417．（此处我们沿用皮尔士文献的通常记法，指peirce，CharlesSanders：CollectedpapersofC．S．peirce，vol．1－6ed．CharlesHartshorneandpaulweiss，v．7－8ed．arthurBurks，Cambridge：Harvard，1931－58第4卷第239节。以下凡引用此文献均为照此格式缩写。）
③peirce，CharlesSanders：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umeiV1879－1884，editedbythepeirceeditionproject，indianaUniversitypress，Bloomington，indiana，1989，p．21．
④在此，皮尔士将R．Dedekind作为数学家典型，而将自己视为逻辑学家典型。
⑤Cp4．239．
⑥转引自Ketner，KennethLaine：elementsofLogic：anintroductiontopeirce＇sexistentialGraphs，arisbeassociates，1996，p．24．
⑦peirce，CharlesSanders：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umeiV1879－1884，editedbythepeirceeditionproject，indianaUniversitypress，Bloomington，indiana，1989，p．510．
⑧应当指出，当代逻辑文献中“演算”一词常常被认为与“（符号）逻辑”同义。而皮尔士这里对于“演算”一词的使用，只是“计算特定问题的工具”的意思。
⑨peirce，CharlesSanders：“symboliclogic”条目，Dictionaryofphilosophyandpsychology，editedbyJamesmarkBaidwin，themacmillanCompany，1925．
⑩Cp5．393．
{11}Cp8．316．
{12}peirce，CharlesSanders：writingsofCharlesS．peirce：aChronologicaledition，VolumeiV1879－1884，editedbythepeirceeditionproject，indianaUniversitypress，Bloomington，indiana，1989，p．510．
{13}Cp5．392．
{14}Cp3．457．
{15}Cp5．393．
{16}皮尔士实用主义同逻辑学的紧密而深刻的联系，正是皮尔士版本的实用主义同其他如詹姆士等人版本的实用主义相区别的根本特征。
{17}Cp5．206．
{18}Sweet，albertm．：thepragmaticsandSemioticsofStandardLanguage，thepennsylvaniaStateUniversitypress，1988，pp．12－20．
{19}皮尔士常常将广义的逻辑学等同于指号学，他指出，对于我们通常所谓的逻辑学，称为批判学要更为恰当。本文主要是在皮尔士狭义的逻辑学语境下进行论述。
{20}Cp5．108．在皮尔士看来，逻辑学同伦理学、美学一起作为规范科学，它可以根据合目的性程度（是否达到了理想性目标）来评价好与坏。逻辑学是关于有意行为的科学，推理者要对推理的正确性负责，所以逻辑学上的好和坏只是道德上好和坏的一种特例。
逻辑学的意义篇10
［关键词］人工智能，常识推理，归纳逻辑，广义内涵逻辑，认知逻辑，自然语言逻辑
现代逻辑创始于19世纪末叶和20世纪早期，其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数学中的公理化运动。当时的数学家们试图即从少数公理根据明确给出的演绎规则推导出其他的数学定理，从而把整个数学构造成为一个严格的演绎大厦，然后用某种程序和方法一劳永逸地证明数学体系的可靠性。为此需要发明和锻造严格、精确、适用的逻辑工具。这是现代逻辑诞生的主要动力。由此造成的后果就是20世纪逻辑研究的严重数学化，其表现在于：一是逻辑专注于在数学的形式化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二是逻辑采纳了数学的方法论，从事逻辑研究就意味着象数学那样用严格的形式证明去解决问题。由此发展出来的逻辑被恰当地称为“数理逻辑”，它增强了逻辑研究的深度，使逻辑学的发展继古希腊逻辑、欧洲中世纪逻辑之后进入第三个高峰期，并且对整个现代科学特别是数学、哲学、语言学和计算机科学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21世纪逻辑发展的主要动力将来自何处？大致说来将如何发展？我个人的看法是：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将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发展的主要动力源泉，并将由此决定21世纪逻辑学的另一幅面貌。由于人工智能要模拟人的智能，它的难点不在于人脑所进行的各种必然性推理（这一点在20世纪基本上已经做到了，如用计算机去进行高难度和高强度的数学证明，“深蓝”通过高速、大量的计算去与世界冠军下棋），而是最能体现人的智能特征的能动性、创造性思维，这种思维活动中包括学习、抉择、尝试、修正、推理诸因素，例如选择性地搜集相关的经验证据，在不充分信息的基础上作出尝试性的判断或抉择，不断根据环境反馈调整、修正自己的行为，……由此达到实践的成功。于是，逻辑学将不得不比较全面地研究人的思维活动，并着重研究人的思维中最能体现其能动性特征的各种不确定性推理，由此发展出的逻辑理论也将具有更强的可应用性。
实际上，在20世纪中后期，就已经开始了现代逻辑与人工智能（记为ai）之间的相互融合和渗透。例如，哲学逻辑所研究的许多课题在理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ai从认知心理学、社会科学以及决策科学中获得了许多资源，但逻辑（包括哲学逻辑）在ai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某些原因促使哲学逻辑家去发展关于非数学推理
的理论；基于几乎同样的理由，ai研究者也在进行类似的探索，这两方面的研究正在相互接近、相互借鉴，甚至在逐渐融合在一起。例如，ai特别关心下述课题：
·效率和资源有限的推理；
·感知；
·做计划和计划再认；
·关于他人的知识和信念的推理；
·各认知主体之间相互的知识；
·自然语言理解；
·知识表示；
·常识的精确处理；
·对不确定性的处理，容错推理；
·关于时间和因果性的推理；
·解释或说明；
·对归纳概括以及概念的学习。[①]
21世纪的逻辑学也应该关注这些问题，并对之进行研究。为了做到这一点，逻辑学家们有必要熟悉ai的要求及其相关进展，使其研究成果在ai中具有可应用性。
我认为，至少是21世纪早期，逻辑学将会重点关注下述几个领域，并且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出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成果：（1）如何在逻辑中处理常识推理中的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2）如何使机器人具有人的创造性智能，如从经验证据中建立用于指导以后行动的归纳判断？（3）如何进行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特别是基于已有的知识库以及各认知主体相互之间的知识而进行的推理？（4）如何结合各种语境因素进行自然语言理解和推理，使智能机器人能够用人的自然语言与人进行成功的交际？等等。
1．常识推理中的某些弗协调、非单调和容错性因素
ai研究的一个目标就是用机器智能模拟人的智能，它选择各种能反映人的智能特征的问题进行实践，希望能做出各种具有智能特征的软件系统。ai研究基于计算途径，因此要建立具有可操作性的符号模型。一般而言，ai关于智能系统的符号模型可描述为：由一个知识载体（称为知识库KB）和一组加载在KB上的足以产生智能行为的过程（称为问题求解器pS）构成。经过20世纪70年代包括专家系统的发展，ai研究者逐步取得共识，认识到知识在智能系统中力量，即一般的智能系统事实上是一种基于知识的系统，而知识包括专门性知识和常识性知识，前者亦可看做是某一领域内专家的常识。于是，常识问题就成为ai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即如何在人工智能中清晰地表示人类的常识，并运用这些常识去进行符合人类行为的推理。显然，如此建立的常识知识库可能包含矛盾，是不协调的，但这种矛盾或不协调应不至于影响到进行合理的推理行为；常识推理还是一种非单调推理，即人们基于不完全的信息推出某些结论，当人们得到更完全的信息后，可以改变甚至收回原来的结论；常识推理也是一种可能出错的不精确的推理模式，是在容许有错误知识的情况下进行的推理，简称容错推理。而经典逻辑拒斥任何矛盾，容许从矛盾推出一切命题；并且它是单调的，即承认如下的推理模式：如果p?r，则pùq?r；或者说，任一理论的定理属于该理论之任一扩张的定理集。因此，在处理常识表示和常识推理时，经典逻辑应该受到限制和修正，并发展出某些非经典的逻辑，如次协调逻辑、非单调逻辑、容错推理等。有人指出，常识推理的逻辑是次协调逻辑和非单调逻辑的某种结合物，而后者又可看做是对容错推理的简单且基本的情形的一种形式化。[②]转贴于
“次协调逻辑”（paraconsistentLogic）是由普里斯特、达·科斯塔等人在对悖论的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其基本想法是：当在一个理论中发现难以克服的矛盾或悖论时，与其徒劳地想尽各种办法去排除或防范它们，不如干脆让它们留在理论体系内，但把它们“圈禁”起来，不让它们任意扩散，以免使我们所创立或研究的理论成为“不足道”的。于是，在次协调逻辑中，能够容纳有意义、有价值的“真矛盾”，但这些矛盾并不能使系统推出一切，导致自毁。因此，这一新逻辑具有一种次于经典逻辑但又远远高于完全不协调系统的协调性。次协调逻辑家们认为，如果在一理论t中，一语句a及其否定?a都是定理，则t是不协调的；否则，称t是协调的。如果t所使用的逻辑含有从互相否定的两公式可推出一切公式的规则或推理，则不协调的t也是不足道的(trivial)。因此，通常以经典逻辑为基础的理论，如果它是不协调的，那它一定也是不足道的。这一现象表明，经典逻辑虽可用于研究协调的理论，但不适用于研究不协调但又足道的理论。达·科斯塔在20世纪60年代构造了一系列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以用作不协调而又足道的理论的逻辑工具。对次协调逻辑系统Cn的特征性描述包括下述命题：(i)矛盾律?(aù?a)不普遍有效；(ii)从两个相互否定的公式a和?a推不出任意公式；即是说，矛盾不会在系统中任意扩散，矛盾不等于灾难。(iii)应当容纳与(i)和(ii)相容的大多数经典逻辑的推理模式和规则。这里，(i)和(ii)表明了对矛盾的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iii)则表明次协调逻辑对于经典逻辑仍有一定的继承性。
在任一次协调逻辑系统Cn(1≤n≤w)中，下述经典逻辑的定理或推理模式都不成立：
?(aù?a)
aù?aB
a(?aB)
(a??a)B
(a??a)?B
a??a
(?aù(aúB))B
(aB)(?B?a)
若以C0为经典逻辑，则系列C0，C1，C2，…Cn，…Cw使得对任正整数i有Ci弱于Ci-1，Cw是这系列中最弱的演算。已经为Cn设计出了合适的语义学，并已经证明Cn相对于此种语义是可靠的和完全的，并且次协调命题逻辑系统Cn还是可判定的。现在，已经有人把次协调逻辑扩展到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多值逻辑、集合论等领域的研究中，发展了这些领域内的次协调理论。显然，次协调逻辑将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③]
非单调逻辑是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它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0年，D·麦克多莫特和J·多伊尔初步尝试着系统发展一种关于非单调推理的逻辑。他们在经典谓词演算中引入一个算子m，表示某种“一致性”断言，并将其看做是模态概念，通过一定程序把模态逻辑系统t、S4和S5翻译成非单调逻辑。B·摩尔的论文《非单调逻辑的语义思考》（1983）据认为在非单调逻辑方面作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他在“缺省推理”和“自动认知推理”之间做了区分，并把前者看作是在没有任何相反信息和缺少证据的条件下进行推理的过程，这种推理的特征是试探性的：根据新信息，它们很可能会被撤消。自动认知推理则不是这种类型，它是与人们自身的信念或知识相关的推理，可用它模拟一个理想的具有信念的有理性的人的推理。对于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中获得成功的应用而言，非单调逻辑尚需进一步发展。
2．归纳以及其他不确定性推理
人类智能的本质特征和最高表现是创造。在人类创造的过程中，具有必然性的演绎推理固然起重要作用，但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某种不确定性的归纳、类比推理以及模糊推理等。因此，计算机要成功地模拟人的智能，真正体现出人的智能品质，就必须对各种具有不确定性的推理模式进行研究。
首先是对归纳推理和归纳逻辑的研究。这里所说的“归纳推理”是广义的，指一切扩展性推理，它们的结论所断定的超出了其前提所断定的范围，因而前提的真无法保证结论的真，整个推理因此缺乏必然性。具体说来，这种意义的“归纳”包括下述内容：简单枚举法；排除归纳法，指这样一些操作：预先通过观察或实验列出被研究现象的可能的原因，然后有选择地安排某些事例或实验，根据某些标准排除不相干假设，最后得到比较可靠的结论；统计概括：从关于有穷数目样本的构成的知识到关于未知总体分布构成的结论的推理；类比论证和假说演绎法，等等。尽管休谟提出著名的“归纳问题”，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和归纳逻辑的可能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但我认为，（1）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对于人类来说具有实践的必然性。（2）人类有理由从经验的重复中建立某种确实性和规律性，其依据就是确信宇宙中存在某种类似于自然齐一律和客观因果律之类的东西。这一确信是合理的，而用纯逻辑的理由去怀疑一个关于世界的事实性断言则是不合理的，除非这个断言是逻辑矛盾。（3）人类有可能建立起局部合理的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并且，归纳逻辑的这种可能性正在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研究推动下慢慢地演变成现实。恩格斯早就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④]有人通过指责现有的归纳逻辑不成熟，得出“归纳逻辑不可能”的结论，他们的推理本身与归纳推理一样，不具有演绎的必然性。（4）人类实践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相应的经验知识的真理性，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归纳逻辑和归纳方法论的力量。毋庸否认，归纳逻辑目前还很不成熟。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在机器的智能模拟中克服对归纳模拟的困难而有所突破，应该将归纳逻辑等有关的基础理论研究与机器学习、不确定推理和神经网络学习模型与归纳学习中已有的成果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在已有的归纳学习成果上，在机器归纳和机器发现上取得新的突破和进展。[⑤]这是一个极有价值且极富挑战性的课题，无疑在21世纪将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
再谈模糊逻辑。现实世界中充满了模糊现象，这些现象反映到人的思维中形成了模糊概念和模糊命题，如“矮个子”、“美人”、“甲地在乙地附近”、“他很年轻”等。研究模糊概念、模糊命题和模糊推理的逻辑理论叫做“模糊逻辑”。对它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其代表性人物是L·a·查德和p·n·马林诺斯。模糊逻辑为精确逻辑（二值逻辑）解决不了的问题提供了解决的可能，它目前在医疗诊断、故障检测、气象预报、自动控制以及人工智能研究中获得重要应用。显然，它在21世纪将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
3．广义内涵逻辑
经典逻辑只是对命题联结词、个体词、谓词、量词和等词进行了研究，但在自然语言中，除了这些语言成分之外，显然还存在许多其他的语言成分，如各种各样的副词，包括模态词“必然”、“可能”和“不可能”、时态词“过去”、“现在”和“未来”、道义词“应该”、“允许”、“禁止”等等，以及各种认知动词，如“思考”、“希望”、“相信”、“判断”、“猜测”、“考虑”、“怀疑”，这些认知动词在逻辑和哲学文献中被叫做“命题态度词”。对这些副词以及命题态度词的逻辑研究可以归类为“广义内涵逻辑”。
大多数副词以及几乎所有命题态度词都是内涵性的，造成内涵语境，后者与外延语境构成对照。外延语境又叫透明语境，是经典逻辑的组合性原则、等值置换规则、同一性替换规则在其中适用的语境；内涵语境又称晦暗语境，是上述规则在其中不适用的语境。相应于外延语境和内涵语境的区别，一切语言表达式（包括自然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直至语句）都可以区分为外延性的和内涵性的，前者是提供外延语境的表达式，后者是提供内涵性语境的表达式。例如，杀死、见到、拥抱、吻、砍、踢、打、与…下棋等都是外延性表达式，而知道、相信、认识、必然、可能、允许、禁止、过去、现在、未来等都是内涵性表达式。
在内涵语境中会出现一些复杂的情况。首先，对于个体词项来说，关键性的东西是我们不仅必须考虑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而且要考虑它们在其他可能世界中的外延。例如，由于“必然”是内涵性表达式，它提供内涵语境，因而下述推理是非有效的：
晨星必然是晨星，
晨星就是暮星，
所以，晨星必然是暮星。
这是因为：这个推理只考虑到“晨星”和“暮星”在现实世界中的外延，并没有考虑到它们在每一个可能世界中的外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一个可能世界，在其中“晨星”的外延不同于“暮星”的外延。因此，我们就不能利用同一性替换规则，由该推理的前提得出它的结论：“晨星必然是暮星”。其次，在内涵语境中，语言表达式不再以通常是它们的外延的东西作为外延，而以通常是它们的内涵的东西作为外延。以“达尔文相信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这个语句为例。这里，达尔文所相信的是“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而不是它所指称的真值，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从猿猴进化而来的”所表达的思想（命题）就构成它的外延。再次，在内涵语境中，虽然适用于外延的函项性原则不再成立，但并不是非要抛弃不可，可以把它改述为新的形式：一复合表达式的外延是它出现于外延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外延加上出现于内涵语境中的部分表达式的内涵的函项。这个新的组合性或函项性原则在内涵逻辑中成立。
一般而言，一个好的内涵逻辑至少应满足两个条件：（i）它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能处理的问题；（ii）它还必须能够处理外延逻辑所不能处理的难题。这就是说，它既不能与外延逻辑相矛盾，又要克服外延逻辑的局限。这样的内涵逻辑目前正在发展中，并且已有初步轮廓。从术语上说，内涵逻辑除需要真、假、语句真值的同一和不同、集合或类、谓词的同范围或不同范围等外延逻辑的术语之外，还需要同义、内涵的同一和差异、命题、属性或概念这样一些术语。广而言之，可以把内涵逻辑看作是关于象“必然”、“可能”、“知道”、“相信”，“允许”、“禁止”等提供内涵语境的语句算子的一般逻辑。在这种广义之下，模态逻辑、时态逻辑、道义逻辑、认知逻辑、问题逻辑等都是内涵逻辑。不过，还有一种狭义的内涵逻辑，它可以粗略定义如下：一个内涵逻辑是一个形式语言，其中包括（1）谓词逻辑的算子、量词和变元，这里的谓词逻辑不必局限于一阶谓词逻辑，也可以是高阶谓词逻辑；（2）合式的λ—表达式，例如(λx)a，这里a是任一类型的表达式，x是任一类型的变元，(λx)a本身是一函项，它把变元x在其中取值的那种类型的对象映射到a所属的那种类型上；（3）其他需要的模态的或内涵的算子，例如€，ù、ú。而一个内涵逻辑的解释，则由下列要素组成：（1）一个可能世界的非空集w；（2）一个可能个体的非空集D；（3）一个赋值，它给系统内的表达式指派它们在每w∈w中的外延。对于任一的解释Q和任一的世界w∈w，判定内涵逻辑系统中的任一表达式X相对于解释Q在w∈w中的外延总是可能的。这样的内涵逻辑系统有丘奇的LSD系统，R·蒙塔古的iL系统，以及e·n·扎尔塔的FiL系统等。[⑥]
在各种内涵逻辑中，认识论逻辑（epistemiclogic）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认识论逻辑研究与感知（perception）、知道、相信、断定、理解、怀疑、问题和回答等相关的逻辑问题，包括问题逻辑、知道逻辑、相信逻辑、断定逻辑等；狭义的认识论逻辑仅指知道和相信的逻辑，简称“认知逻辑”。冯·赖特在1951年提出了对“认知模态”的逻辑分析，这对建立认知逻辑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J·麦金西首先给出了一个关于“知道”的模态逻辑。a·帕普于1957年建立了一个基于6条规则的相信逻辑系统。J·亨迪卡于60年代出版的《知识和信念》一书是认知逻辑史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提出了一些认知逻辑的系统，并为其建立了基于“模型集”的语义学，后者是可能世界语义学的先导之一。当今的认知逻辑纷繁复杂，既不成熟也面临许多难题。由于认知逻辑涉及认识论、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等诸多领域，并且认知逻辑的应用技术，又称关于知识的推理技术，正在成为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分支之一，因此认知逻辑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国际逻辑学界的一个热门研究方向。这一状况在21世纪将得到继续并进一步强化，在这方面有可能出现突破性的重要结果。
4．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
对自然语言的逻辑研究有来自几个不同领域的推动力。首先是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研究，人机对话和通讯、计算机的自然语言理解、知识表示和知识推理等课题，都需要对自然语言进行精细的逻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能仅停留在句法层面，而且要深入到语义层面。其次是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在20世纪哲学家们对语言表达式的意义问题倾注了异乎寻常的精力，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意义理论，如观念论、指称论、使用论、言语行为理论、真值条件论等等，以致有人说，关注意义成了20世纪哲学家的职业病。再次是语言学自身发展的需要，例如在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脱离语境的抽象研究上面，而要结合使用语言的特定环境去研究，这导致了语义学、语用学、新修辞学等等发展。各个方面发展的成果可以总称为“自然语言逻辑”，它力图综合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倡的使用论，J·L·奥斯汀、J·L·塞尔等人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以及p·格赖斯所创立的会话含义学说等成果，透过自然语言的指谓性和交际性去研究自然语言中的推理。
自然语言具有表达和交际两种职能，其中交际职能是自然语言最重要的职能，是它的生命力之所在。而言语交际总是在一定的语言环境（简称语境）中进行的，语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语境仅指一个语词、一个句子出现的上下文。广义的语境除了上下文之外，还包括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整个社会历史条件，如该语词或语句出现的时间、地点、条件、讲话的人（作者）、听话的人（读者）以及交际双方所共同具有的背景知识，这里的背景知识包括交际双方共同的信念和心理习惯，以及共同的知识和假定等等。这些语境因素对于自然语言的表达式（语词、语句）的意义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具体表现在：（i）语境具有消除自然语言语词的多义性、歧义性和模糊性的能力，具有严格规定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能力。（ii）自然语言的句子常常包含指示代词、人称代词、时间副词等，要弄清楚这些句子的意义和内容，就要弄清楚这句话是谁说的、对谁说的、什么时候说的、什么地点说的、针对什么说的，等等，这只有在一定的语境中才能进行。依赖语境的其他类型的语句还有：包含着象“有些”和“每一个”这类量化表达式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论域，包含着象“大的”、“冷的”这类形容词的句子的意义取决于依语境而定的相比较的对象类；模态语句和条件语句的意义取决于因语境而变化的语义决定因素，如此等等。（iii）语言表达式的意义在语境中会出现一些重要的变化，以至偏离它通常所具有的意义（抽象意义），而产生一种新的意义即语用涵义。有人认为，一个语言表达式在它的具体语境中的意义，才是它的完全的真正的意义，一旦脱离开语境，它就只具有抽象的意义。语言的抽象意义和它的具体意义的关系，正象解剖了的死人肢体与活人肢体的关系一样。逻辑应该去研究、理解、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当然不是去研究某一个（或一组）特定的语句在某个特定语境中唯一无二的意义，而是专门研究确定自然语言具体意义的普遍原则。[⑦]
美国语言学家保罗·格赖斯把语言表达式在一定的交际语境中产生的一种不同于字面意义的特殊涵义，叫做“语用涵义”、“会话涵义”或“隐涵”（implicature），并于1975年提出了一组“交际合作原则”，包括一个总则和四组准则。总则的内容是：在你参与会话时，你要依据你所参与的谈话交流的公认目的或方向，使你的会话贡献符合这种需要。仿照康德把范畴区分为量、质、关系和方式四类，格赖斯提出了如下四组准则：
（1）数量准则：在交际过程中给出的信息量要适中。
a．给出所要求的信息量；
b．给出的信息量不要多于所要求的信息量。
（2）质量准则：力求讲真话。
a．不说你认为假的东西，。
b．不说你缺少适当证据的东西。
（3）关联准则：说话要与已定的交际目的相关联。
（4）方式准则：说话要意思明确，表达清晰。
a．避免晦涩生僻的表达方式；
b．避免有歧义的表达方式；
c．说话要简洁；
d．说话要有顺序性。[⑧]
后来对这些原则提出了不少修正和补充，例如有人还提出了交际过程中所要遵守的“礼貌原则”。只要把交际双方遵守交际合作原则之类的语用规则作为基本前提，这些原则就可以用来确定和把握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语用涵义）。实际上，一个语句p的语用涵义，就是听话人在具体语境中根据语用规则由p得到的那个或那些语句。更具体地说，从说话人S说的话语p推出语用涵义q的一般过程是：
（i）S说了p；
（ii）没有理由认为S不遵守准则，或至少S会遵守总的合作原则；
（iii）S说了p而又要遵守准则或总的合作原则，S必定想表达q；
（iv）S必然知道，谈话双方都清楚：如果S是合作的，必须假设q；
（v）S无法阻止听话人H考虑q；
（vi）因此，S意图让H考虑q，并在说p时意味着q。
试举二例：
（1）a站在熄火的汽车旁，b向a走来。a说：“我没有汽油了。”b说：“前面拐角处有一个修车铺。”这里a与b谈话的目的是：a想得到汽油。根据关系准则，b说这句话是与a想得到汽油相关的，由此可知：b说这句话时隐涵着：“前面的修车铺还在营业并且卖汽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