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运动的益处篇1
在当前,我国处理有关人身伤害案件包括体育伤害的侵权法依据,主要表现在《民法通则》、《体育法》、《侵权责任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之中。《民法通则》是我国调整民事关系的基本法律,该法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3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我国《体育法》虽然是有关体育运动的一部专门法律,对有关体育运动中的问题做出较为详细的规定,如学校体育和竞技体育的要求、体育设施以及违反体育法的法律责任等,但是对于体育运动中的人身伤害却缺乏规定,仅在该法第33条原则性地规定:“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发生纠纷,由体育仲裁机构负责调解、仲裁。”在第七章“法律责任”中,也主要是针对运动员的违法违纪行为的行政处罚责任,根本没有在运动中造成人身伤害该如何处理的相关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第12条规定:“在对抗性和具有风险性的体育竞赛活动中发生意外事故的,学校已履行了相应职责,行为并无不当的,无法律责任。”对于运动中加害方的责任并无规定。况且该《办法》适用范围有限,仅针对学生伤害事故,偏重的是学校和学生的法律关系。《侵权责任法》对侵权规定了3大原则,第6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根据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7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作为我国专门规范侵权行为的法律,该法还规定了7种具体的侵权行为责任,包括产品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医疗损害责任等,但是没有专门规定体育伤害的法律责任。
总之,我国现有法律缺乏对体育运动伤害的规定,如没有规定体育人身伤害免责事由等,在伤害案件中,纵使双方事先有约定,加害方也往往引用《合同法》第53条规定的人身伤害免责条款作为抗辩理由,但是体育运动与一般的民事行为有着重大的区别,体育运动的对抗性与运动员的自动加入,都使得对于其中的风险责任不能简单地按一般民事责任去划分。而现有法律,无论是一般的《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抑或有关体育的专门法《体育法》,在体育伤害上,都缺乏有效、有针对性的规定,简单套用《民法通则》等现有法规去处理体育人身伤害,不仅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引发新的问题,造成不公平现象,甚至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人们不愿再参加体育运动,影响体育运动的发展。
二、完善我国体育人身伤害法律责任的对策
运动员在运动中受到伤害,主要存在以下两种情况,运动员在体育运动中因为过错(包括单方过错和双方过错)受到伤害和在运动中无过错受到伤害。
1无过错情况下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
在体育运动中,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如篮球比赛中,允许合理的冲撞、抢球等,如果当事人在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自身或者导致其他运动员受到伤害,其间双方均无过错,责任该如何承担,有人主张采用公平责任原则,“在体育伤害事故中,双方当事人都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过错的情况下,一般采用公平责任原则进行处理”。在司法实践中,有法院引用甘冒风险理由判决,但最后的赔偿责任大多以公平责任原则,校方和学生共同承担。即虽然双方都无过错,但为了照顾受害方的利益,依据《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共同承担损失,此种认识在一般的民事侵权案件中,符合法律精神,也有利于维护双方利益,但是机械运用该规定来处理体育伤害,显然忽视了体育伤害的特殊性,体育运动本身特性决定其容易导致人身伤害,如果在遵守运动规则的情况下,一旦导致对方损害,就需承担法律责任,必将打击当事人的运动积极性,导致运动的精彩程度大打折扣。所以,在该种情况下,应当严格按照“自甘风险”原则来处理,由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的风险。所谓自甘风险,也称自愿承担风险,是指行为人从事某种行为时明知可能将面临某种风险,仍自愿实施该行为,当风险实际发生时,不得就该风险造成的损害请求赔偿,加害人也可以以此作为抗辩受害人的事由。自甘风险是普通法的一个古老的原则,通常被认为是来源于古老的拉丁法谚“对自愿者不构成侵害”。自甘风险的特征是原告使自己介入了不确定的风险,且和被告一样希望危险不要实现。传统的自甘风险有两个构成要素:第一,了解风险并能够判断它的大小;第二,自愿面对该风险。体育运动本身是一项合法的运动,在体育运动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风险,作为运动者,根据其年龄、知识和经历,在明知参加运动存在风险情况下还参加,表明其对风险予以认可,虽然发生伤害并非其所愿,但是风险与伤害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不能以风险的实现而要求对方承担赔偿责任。这种情况下适用自甘风险责任原则来处理体育伤害事故,看似不公平,但其实质是最为公平的。这种实质的公平就在于在对社会利益和个人权利保护的利益冲突中,所作出的正确价值选择。自甘风险原则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法律中都可以作为被告的合理的免责事由,这对于我国处理体育伤害案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法律在面对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往往需要作出选择,为什么在体育活动中选择自愿承担危险的规则来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而舍弃受害人利益的保护,原因就在于社会利益的保护和个人权利保护发生冲突的时候,侵权行为法的价值选择基准更多的侧重于对社会利益的考量。发展体育事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体育事业的良性发展,不仅有利于增强国民体质,也有利于树立我国的大国形象,因而鼓励大家积极参与体育锻炼,也不仅是为了参加体育运动的个人,更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使国家和民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当然,体育运动存在较大的伤害风险,对于参加体育活动的人在体育活动中受到意外伤害的权利保护也是必要的,但是在与全体人民、全民族的利益相比较时,则更应当注重对后者的保护。如果在体育活动中发生人身意外受伤,无论过错,就一定要追究行为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这就实际上是为了保护个别人的权利,而损害了更多人民的利益。也正基于这样的考虑,才牺牲极少数权利受到损害的人的利益,让他们自己来承受体育运动中的伤害,而不让无过错的体育运动的参加者来承担责任,不适用公平责任来处理。
2存在过错情况下人身伤害的法律责任
在体育运动中,如果运动员违反体育道德、规则或者法律的规定,存在故意或过失,致使其他运动员受到损害的,对此该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就具体案件中当事人的过错来定。在一般民事侵权纠纷中,当事人如果有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我国《民法通则》和《侵权责任法》都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即无论过错大小,只要在过错情况下侵害他人权益,都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在运动中,如果故意违反体育规则等,给其他运动员造成伤害,自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对于过失,在体育运动中,应当区别于一般的民事侵权纠纷,不能认为有过失就应当承担责任。就过失而言,在民法上按照程度有轻重之分,传统法学学说认为主观过错的轻重与侵权责任关系不大,他们认为:“区分故意与过失……,在民法上,一般情况下,对于确定行为人的民事责任并无实际意义。因为民事责任的承担,完全是根据损害事实决定的,行为人故意造成他人伤害与过失造成他人伤害在民事责任的承担上完全一样的。”这种观念并不完全正确,尤其是在体育伤害案件中,过错程度的大小,不仅应当影响其责任的大小,甚至应当决定当事人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这是由体育运动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2.1轻微过失情况下体育伤害法律责任
对于轻微过失所造成的损害,应当不同于一般的民事侵权,追究对方的法律责任。体育比赛中,当事人往往处于紧张激烈的比赛中,对于比赛有着高度的专注和胜利的渴望,这会导致运动员在赛场上很难时刻处于一种理性状态,无法像一般的民事行为一样有时间做出充分的考虑,运动中的许多动作和行为往往并非经过主观的判断而作出,是一种下意识性的条件反射行为。因而在这种情况下,会有一些犯规性的动作,产生一定的损害事实。从民法上来说,一方存在过错,并给他人造成伤害,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如果仅仅认定运动员存在过错而要求其承担法律责任,显然对轻微过失的运动员来说是不公平的,也忽略了运动本身的特质,这样必将导致运动员为了防范风险,或不愿参加体育运动,或者在运动中过于谨慎,而这又必将导致运动观赏性大大减弱,最终与体育运动的本质相悖。所以在体育运动中的伤害,如果当事人之间只是存在轻微过失,而且在运动中确实往往难以避免或控制,在该种情况下,应当按照前面的无过失情况下的“风险自负”原则来处理,让受害者自己承担损失,加害者通过风险自负抗辩以免责,这样既能确保运动员的积极性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能确保体育运动应有的激烈、对抗及可观性。
2.2重大过失情况下体育伤害法律责任
体育运动有着较大的风险性,为了减少风险,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各种运动制定了详细的运动规则,对运动员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如果运动员在运动过程中,不遵守体育规则、体育道德,不谨慎地从事运动,很容易造成自己或他人的人身伤害,如果其违反规则的行为是在故意或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况下,也就超出了对手所同意的范围,就会转变为侵权行为,这样的行为不为法律和体育规则所接受,并且往往会给当事人带来严重的人身伤害,无论是对运动者还是整个体育事业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不能按照“风险自负”原则处理,而应当按照《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规定的过错责任原则、过错推定原则及无过错责任原则来追究有过错者的法律责任。侵权法视角下的运动员间体育伤害主要是指运动员因同场竞技的其他运动员在体育活动中的过错而受到的人身伤害损失。采用过错责任原则,如果运动员在运动中因为过错给他人造成伤害,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能有效的约束和警醒运动员。为了不承担法律后果,运动员在运动中必将严格按照运动规则来从事体育活动,这样对所有的体育参加者来说都是最为有利的,也最有利于保证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
体育运动的益处篇2
关键词：利益；利益冲突；腐败；竞技体育；反腐败；约束机制
ResearchonSportsCorruptioninterestsRestraintmechanism
GaoKui-ting1，LiYong-qin2，SUnQing-zhu3，YinZhi-dong1
abstract：China'scompetitivesportsareinthedevelopmentofthe"highspeed"，frequentoccurrenceofcorruptionbehindtherapiddevelopmentbringgreatdistresstothedevelopmentofsports.thecoreofsportscorruptionisinterest，thenatureissportsparticipantsself-interest'compromiseunderaparticularconflictssituationofinterest，therootofChinesesportscorruptionrepeatedlies"lowcost-highreturn"temptationmotivated.thispaperconstructedtheChinesesportscorruptioninterestfrominterest-orientedconstraintmechanism，interestconstraints，interestpenalties，interestandotheraspectsofincentives，aimedatsetupa"firewall"betweenparticipantsprivateinterestsandpublicinterests，sothatconflictsofinterestcannotproduce，andthuspreventcorruptionfromthesource.
Keywords：interest；conflictsofinterest；corruption；sports；anti-corruption；restraintmechanism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的竞技体育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绩。然而，近年来，钱赛交易、黑哨、假球、频现的腐败现象成为中国竞技体育赛场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愈演愈烈的体育腐败严重阻碍了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预防与治理竞技体育腐败的顽疾，已成为引导中国竞技体育走出腐败怪圈，实现强国体育梦的迫切要求。竞技体育腐败是竞技体育活动中的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体育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体育公共利益的行为[1]。竞技体育腐败的核心是利益问题，本质是竞技体育参与者在面对特定的利益冲突情境下的“私利”妥协。因此，“利益冲突”理论对阐释中国竞技体育反腐机制建设具有较好的借鉴价值。
1利益冲突、腐败与竞技体育腐败
利益冲突（Conflictofinterest）是一个涵盖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交叉概念，1964年加拿大总理皮尔森将其作为反腐败术语首次提出。利益冲突反映着国家公职人员在权力行使过程中实现“公益”和追求“私利”的矛盾冲突，反映着国家公职人员“公共角色”要求与“私人角色”要求“双重利益代表”身份造成的利益冲突情境或者说利益抉择困境[2]。利益冲突与腐败有着紧密的联系，米勒认为“利益冲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腐败根源[3]”，二者关注的焦点均为拥有公共权力者行使公共权力过程中的利益取向问题。其不同点在于利益冲突仅为行为可能发生，而行为成为事实即为腐败。因此，规避腐败的关键在于防止利益冲突。
竞技体育腐败同样具有其他领域腐败的共性，即公权私用，，本质是竞技体育参与者在面对特定的利益冲突情境下的“私利”妥协。近年来，体育领域被揭发查处的案件多与腐败关联，犯罪主体主要为体育部门政府官员和掌控比赛走向的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等核心利益相关者。竞技体育领域普遍存在我国转型期体育管理体制不健全而引发的问题，如：管理权限过于集中、绩效评价唯金牌论、裁判自由裁量权过大，体育法制化程度较低，加之政府官员、运动员、裁判员等利益相关者均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经济人”等等，由此营造了私利追求的宏观环境，给竞技体育参与者的品行带来较大考验。多数人在权、钱、色等利益面前没有禁得住诱惑，将“私利”置于“公共责任”之上，最终选择“背公谋私”而身陷腐败泥潭。
2竞技体育腐败的利益冲突类型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诱发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竞技体育也逐步走向市场化、商业化的道路。竞技体育利益多元化的结构变迁使得竞技体育所有参与者的利益观亦发生了变异。一是利益标准的异化：从注重挖掘“更高更快更强”身体潜力标准转向“金牌至上”标准。金牌的背后暗藏的实质是金钱、荣誉、权利、政绩、社会地位……二是利益手段庸俗化：赛前协定比赛结果，黑哨、假球、假摔，私底下分奖金，服用兴奋剂，政府官员、裁判员、运动员参与，操纵比赛……
结合中国竞技体育腐败的现实案例，竞技体育腐败的利益冲突类型可以分四大类：（1）交易型。借职务之便或操纵手中的权力，直接收取他人所送的钱财或贵重物品。较为典型的为裁判员借执裁权私下收礼或索贿。（2）影响型。利用公共权力的社会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实现自己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较为典型的为政府高官为球队推荐教练，进行比赛场地安排等。（3）旋转型。该利益冲突类型具有较强的隐蔽性，指部分公职人员具有公私双重角色，在政府机关和私营部门之间不断变化角色，从而为不同角色谋取利益。较典型的为部分公职人员既在国家体育总局下属部门任职，又在分项目协会挂职。（4）集团型。指部分竞技体育参与者组成特殊利益集体，暗中操作，以谋取自我利益最大化，表现为集体腐败，实质是权力垄断。较典型的为政府官员伙同裁判吹黑哨、运动员打假球，以决定比赛结果赢取赌金。
3中国竞技体育腐败不止的根源--“低成本-高收益”利益诱惑驱使
任何腐败的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私利，而获得私利的前提仍需要为利“买单”-支付腐败成本。腐败行为的产生取决于腐败者在实施腐败行为之前对腐败成本与收益进行的对比，收益大于成本催生了腐败的动机与决心。中国竞技体育腐败屡禁不止的根源就在于“低成本-高收益”的利益诱惑驱使。
3.1中国竞技体育腐败成本分析
竞技体育腐败成本是指腐败主体为实施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投入以及所需承担的不利后果，具体可分为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受惩成本以及精神成本。
竞技体育腐败的直接成本，指的是腐败者实施完成腐败行为直接性的投入，主要包括精力、劳力。从现阶段中国竞技体育腐败案件来看，大都为腐败主体借职权或社会影响力进行钱赛交易以及为他人、机构谋取利益，往往不需付多大精力就可以获得利益，也有需要腐败者为疏通中间环节直接付出联络费用，如支付吹黑哨裁判、打假球运动员的好处费等，但这些费用多为行贿方给予额外支付。此外，教练为留任、裁判为执裁、运动员为冠军、俱乐部为晋级而进行的经济投入，在其达到目的之后均能在短期内通过比赛奖金、荣誉、金牌等赚取回来，因此，竞技体育腐败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其更多牺牲的是公共利益，而直接成本非常小。
竞技体育腐败的机会成本，是竞技体育参与者正常合法行为而没有选择实施腐败行为带来的收益。我国竞技体育领域参与者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各种补助、津贴、奖金、种种制度特权（如配车、分房、保险等）以及一些隐形收入（如公费出国考察、观看比赛等等）。现阶段，相比巨额的腐败收益，我国体育领域参与者的收入可以说是微不足道。同时，由于价值观念和社会风气的转变，公职人员选择廉洁所能获得的道德满足感正逐渐减弱[4]，进而使得竞技体育腐败的机会成本呈现降低趋势。
竞技体育腐败的受惩成本，是指腐败行为暴露并被查处后受到的惩罚和损失，如：罚款、没收不义之财、党政处分、开除公职等方面的压力甚至拘役、服刑等等。不同于直接成本以及机会成本，受惩成本是潜在的，只有被揭露被查处而遭到惩罚的腐败案件才会有。因此，受惩成本的核算还需考虑“被查处的概率”问题，被查处的概率大小是决定竞技体育腐败腐败总成本的关键。而中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不完善，体育法律的约束不力，造成了体育圈内多数的腐败案件都没有浮出水面，“伸手必被捉”的古训在中国竞技体育腐败领域没有得到应验，不断助长了腐败者的侥幸心理。即使东窗事发被人揭露并查处，但惩罚的结果多为降级、降职、禁赛或党政处分等方式不会受到刑事处罚，甚至多数腐败案件仅为当时查一阵，随比赛的结束都不了了之，腐败者也多能通过关系减轻乃至逃脱法律的制裁。无疑，中国竞技体育腐败较低的查处率以及被查处后受到的惩罚力度不强成为腐败者私欲膨胀、腐败盛行最大的“庇护伞”。
竞技体育腐败的精神成本，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腐败者担心腐败行为被发现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一般而言，腐败程度越严重，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越大，其腐败成本也就越大。然而，现阶段中国被查处的竞技体育腐败案件中腐败者多为实施多次腐败，随着次数的增多，腐败的胆量就越大，所需克服的心理障碍就会越少。二是指腐败被揭露或查处后的名声败裂。腐败程度越严重，查处的概率越大，名声精神成本也相应就高。然而，上文分析表明中国竞技体育腐败被查处的概率较低，且惩罚力度不强，无法对腐败者精神上构成强大的震慑，大大降低了腐败者的精神成本。三是指整个社会环境因素，即腐败在社会中的普遍程度。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利益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利益总量剧增，利益实现方式多样化，加上受西方文化与价值理念的冲击，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成为社会普遍的现象，进而导致中国竞技体育腐败者没有过重的心理压力和罪恶感。
3.2竞技体育腐败收益分析
竞技体育的腐败收益是指竞技体育参与者中的权利掌控者权力异化行使过程中的“所得”，形式主要包括：金钱、贵重礼品、权利、地位、荣誉、名次、保级晋级等等。人是利益的主体，人与利益之间是创造与被利用的关系[5]。作为权力的掌控者亦是社会的个体人，也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独立的“经济人”，对私利的追逐是与生俱来的。在中国竞技体育市场化、商业化背景下，竞技体育成绩所带来的利益诱惑是无穷的。刚刚过去的十一运会，部分项目的冠军据说捞到了400万的奖金，这还不算夺冠后可能带来的广告等商业利益。投资少、收益快的地下利益诱惑更是可观，返奖率高达70%以上，比公益高出20个百分点……俱乐部拿到名次更能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所以不惜重金贿赂执权者，有权者不择手段地把权力以商品化，转化为商品货币，为其带来巨额私人利益。在法制不完善，体育竞赛管理和监督不规范下，人性根深蒂固的弱点-追求财富和完成私人资本积累，成为每个竞技体育参与者利益驱动的目标。因此，上至政府高官、教练，下到裁判、运动员、俱乐部老板……形成了一个假、赌、黑的经济链条。
3.3中国竞技体育腐败的“低成本-高收益”利益驱动
市场经济的深入开展，使得中国竞技体育的利益背景变得益发复杂，钱赛交易、贪污受贿、黑假赌等竞技体育腐败现象背后无不透露出利益的根源。成本与利益是一对立矛盾统一体，竞技体育腐败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博弈成为腐败者是否实施腐败行为的关键。综上考虑，中国竞技体育领域行政权力过多介入，管办难分，体制管理上漏洞百出，体育法制不健全，被查处的概率较低，加之面对丰厚的腐败利益诱惑，人性贪婪的弱点以及逃脱法律制裁的侥幸心理，促使竞技体育的参与者为了不断获取高额的利益而视风险于不顾，铤而走险，导致中国竞技体育腐败屡禁不止。因此，中国竞技体育反腐的重点应是扩大腐败的成本，降低腐败收益。
4利益约束：中国竞技体育反腐利益约束机制构建
中国竞技体育领域腐败案件“易发”、“频发”已是不争的事实，必须要尽快建立起基础性预防机制，以避免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利益冲突的形成。利益约束就是要在竞技体育参与者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架起一道“防火墙”，既不能让公共利益侵害私人利益，亦不允许私人利益影响公共利益的实现，让利益冲突不能产生，进而从源头上预防腐败。
4.1利益导向机制：构筑竞技体育参与者正确的利益观
中国竞技体育走商业化、职业化之路协同体育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利益因素在竞技体育参与者行为导向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加强竞技体育参与者的利益观教育显得尤为迫切。正确的竞技体育利益观，应该是只能在工作、服务、参赛中，获取政策、规则、制度范围之内应得的利益或报酬，自觉抵制不良风气的影响，建设优良的赛风赛纪。基于竞技体育参与者多为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特殊性，在进行利益分配的过程中能否坚持“公平、公正、公开”成为对其品行最大的考验。对于每一位竞技体育的参与者来说，亟需加强自我修养教育，深化对腐败行为本质特征及其对中国竞技体育事业发展所带来的恶劣影响的认识。面对腐败行为可能带来的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要坚守个人准则，克服人性自私自利、贪婪无度的弱点，时刻警示自己，分清什么事能做、什么饭能吃、什么礼能收等基本问题。同时，政府体育部门应大力加强各级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思想政治建设，包括权力观教育、廉洁意识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并利用揭发、查处的典型案件进行警示教育，加强竞技体育参与者队伍的廉政法规建设，重视利益冲突对竞技体育廉政建设的作用，不断增强竞技体育参与者防止利益冲突的自觉性。相信随着竞技体育参与者廉洁自律意识以及正确的利益观的形成，中国竞技体育腐败现象滋生和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腐败分子也将失去立足之地。
4.2利益制约机制：创新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
正确的利益观教育是构建中国竞技体育反腐机制的软约束的一个方面，同时还应出台相关可操作实施的系列规章制度，以更有效地防止竞技体育内部的利益冲突。应围绕《体育法》、《国家体育总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的战略部署和国家体育总局出台其它的各项反腐倡廉规定，围绕事务公开、人事安排、赛事审批等方面制定适合竞技体育特点的规章制度，重点形成以下两个方面的制度。一是创新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申报制度是发现和防止利益冲突最基本的形式，同时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采用的做法[6]。就竞技体育领域而言，主要是针对政府体育官员、裁判员、教练员、运动员对自己及家庭的财产状况进行申报，包括工资、津贴、补贴等固定收入，汽车、住房、存款、股票等固定资产，各种债务，以及与职位相关接受的馈赠等非固定收入。此外，在进行职务调整任职之前，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组、监察局应对新进官员进行严格的财产审批、备案，防患潜在利益冲突的可能。二是要建立利益回避制度。中国自古即有官员任职地域回避、亲属回避等防止利益冲突的传统，如：东汉时期已有明确的“三互法”-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明代洪武年间，实行南人官北，北人管南……[7]对于竞技体育领域中干部选拔、人事调配、业绩考核、裁判员任用、教练员选派等方面的制度设计中可以继承与借鉴利益回避制度。
4.3利益惩罚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坚持严罚重处
受惩成本是目前中国竞技体育腐败行为的主要成本，是腐败者承受的最大的风险，对腐败者构成最大的震慑力。预防竞技体育参与者的利益冲突，根本上还要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减少腐败的机会，真正做到依法防腐，同时加大查处力度，提高腐败成本，从而大幅度降低腐败收益。
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具有可操作性的预防利益冲突法律体系。近年来，尤其是2009年因足球腐败而掀起的体育反腐高潮以来，各级部门对于反腐败陆续制定相关的对策，防止利益冲突在体育反腐过程中有一定体现，但仍不完善。有些规定针对性较强，进而局限性较大；有些规定没有具体的惩治措施，成为一纸空文；最重的是缺乏一套完整的体育法律法规。因此，现阶段致力于防止竞技体育参与者利益冲突的工作首要的重新修订《体育法》。依法治体必须要有清晰明确的法律条文，中国的《体育法》条文多停留在文字或表面，可操作性较差。因此，重新修订《体育法》要充分考虑它的可操作性。同时，还应设计与之相配套的法规制度，如《教练员雇佣法规》、《裁判员选派制度》、《运动员管理处罚制度》、《俱乐部管理处罚条例》等法规，把参与者手中的权力交给制度，并使之相互支撑，共同构成防止竞技体育参与者利益冲突的法律体系。
二要拓宽监督渠道，加大查处力度，坚持严罚重处。提高腐败查处概率是加大腐败成本的另一个关键因素。这就需要各级政府体育部门加大对体育反腐的投入，给予体育纪检、反腐部门更多的权力与支持。各级体育纪检、反腐部门要主动去发现并掌握竞技体育腐败的规律与渠道，运用现代化的手段，是体育腐败案件的被查出概率大幅提高，坚持“揭露一案、查处到底、严罚重处”的原则，让企图涉足竞技体育腐败的参与者“望腐止步”。同时还要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参与体育反腐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搭建体育反腐公众平台，充分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一经发现及时揭发、举报，并公布天下，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让腐败者“身败名裂、臭名远扬”，背负昂贵的“精神成本”。
4.4利益激励机制：完善竞技体育参与者的福利制度
成本与利益对比结果是决定竞技体育参与者腐败与否的重要因子，在提高腐败成本的同时，还应相应增加竞技体育参与者的及其收益，这样反腐效果可能更佳。“高薪养廉”的思想于上世纪80年代被许多国家接受与奉行，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如实践中，新加坡、瑞士、瑞典、日本等廉洁之国，都推行了以政府官员的相对较高的薪俸制度为特点的反腐措施，并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8]。中国社会公职人员待遇总体水平不高，竞技体育领域亦是如此，据有关媒体报道，中国足球裁判执裁一场比赛仅能收入2000元（还未刨除税费），不足国外的五分之一。以至于面对丰厚的腐败收益，多数人并不足以珍惜当时的“饭碗”。甚至有裁判曾直言：执裁一生不及腐败一回。因此，应根据中国社会经济以及体育发展的总体水平逐步增加竞技体育参与者的收入与待遇，让其感受到“饭碗”的“份量”。若发现有腐败行为，即取消相应的待遇，使之惧怕腐败后会失去显赫的社会身份以及优厚的离职、退休待遇而拒绝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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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的益处篇3
关键词：体育兴奋剂；监管；博弈论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7)12-1617-03
本文利用博弈论的理论，对体育兴奋剂的监管博弈进行模型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对策。
1体育兴奋剂影响体育竞技正常发展
1.1兴奋剂严重损害了体育竞技当代体育的发展可谓一部反兴奋剂斗争的历史。进入21世纪，有关服用兴奋剂事件的报道更是频频见诸报端。2003年包括美国9枚奥运金牌获得者刘易斯在内的一批赫赫有名的世界冠军卷入了一种新型类固醇兴奋剂（tHG）的丑闻。据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主席梅罗德亲王估计，在全球一流选手中，约有10％的人使用违禁药物；1992年世界卫生组织曾在西方运动员中进行过一次调查，接受调查的选手中有20％的人承认使用过兴奋剂。
1.2服用兴奋剂的原因
1.2.1巨大的物质利益驱动多年来，随着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就可以一举成名并带来滚滚财源，运动员（包括有关领导、教练员、经纪人等）的收入、社会地位与其取得的成绩息息相关。巨大的物质利益和“贫富不均”是运动员铤而走险的强大动力。
1.2.2过量比赛的体力透支更多的赛事意味着更多的财富，运动员不得不频繁穿梭于世界各地进行大量的比赛。以足球运动员为例，现在欧美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在没有伤病的情况下，一年需要参加超过70场的正式比赛。加上一些友谊赛、热身赛和训练，即使那些身强力壮的运动员也吃不消。服用往往成为保持其运动状态的不得已的选择。
1.2.3反兴奋剂科研和监控开支巨大助长了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反兴奋剂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聘请专家操作和监督药检费用高昂。国际奥委会批准的有兴奋剂检测权的31个实验室（包括我国）每年检测尿样10万例，单单尿检的检测费就达到2000万美元。大型比赛还要在血检、尿检的同时检测epo（红细胞生成素）。加上科研费、仪器设备、宣传教育和组织管理，全球每年的开支超过1亿美元，昂贵的科研和检测费限制了兴奋剂检测范围的普遍化，因此药检不可能对所有的运动员进行检测。这也进一步助长了运动员的侥幸心理。
1.3兴奋剂的有效监管服用兴奋剂严重损害了运动员的身心健康，也违背了公平竞争的原则和体育道德，助长了弄虚作假的社会风气，还大大损害了各国（包括我国）的国际声誉。对我国的体育管理机构而言，兴奋剂问题的实质应该是其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按照经济学的预期效用理论，一个理性的人主动遵守某个规则的条件是违背规则时的预期效用小于遵守规则时的期望效用。运动员或教练员是否遵守体育比赛的规则（如是否使用兴奋剂）同样如此。即运动员或教练员在做出是否使用兴奋剂遵循的决策时，必然会对服药和随之而来的可能收益进行权衡。而体育管理机构（本文主要指政府和各级体育组织）作为监管者，是否对运动员进行监管或决定监管力度的大小时，也必然要对监管的成本和收益进行权衡。从理论上说，如果能对所有的运动员进行检测，自然可以大大降低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行为。但受到成本约束，即使那些发达国家也无法实现全面的检测。对我国而言，如何在有限成本约束下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最大化体育管理机构的监管效用来进行反兴奋剂显然更为重要。
2兴奋剂监管的博弈分析
博弈论认为人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是指他在具体策略选择时的目的是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博弈论研究的是理性的人之间如何进行策略选择的。对兴奋剂的博弈，我们可以有以下假设：
1）运动员（在本文中包括运动员、队医和教练员等，简称运动员，下同）和体育管理机构（在本文中包括政府、各种体育组织及其下属兴奋剂检测机构等，简称管理机构，下同）都是理性的，运动员服药的成本不仅与服药所受到的处罚力度相关，而且与管理机构监管的强度相关；
2）管理机构监管力度又与运动员服药程度以及由此带来的损失相关。管理机构如果加强监管力度，运动员自然就要减少服药的程度，但那要耗费较大的社会成本，这个成本也不能无限扩大。如果运动员减少服药的程度，管理机构就可以考虑减轻监管力度了。
因此，运动员和管理机构之间存在着博弈。当运动员已经知道监管机构不是全部抽查，而是按照一定概率进行抽查的情况下，他的最优策略是以一定的概率服用兴奋剂。
2.1兴奋剂监管的静态博弈分析我们先构建一个简单的静态（博弈双方同时行动）完全信息（彼此的收益是共同知识，）模型，找出监管机构和运动员双方的具体行为特征。参与人为体育管理机构和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管理机构的战略是以p（(0p1)的概率进行检查检查（不检查的概率就是1-p），运动员战略是以Q的概率服用兴奋剂(不服用兴奋剂的概率是1-Q)。假设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的收益为100（如物质奖励等），如果被查出的处罚为200（如罚款等），管理机构药检成本为10，并假定只要管理机构进行检查，用药行为就会被发现。容易得出以下初步结论：
当运动员不服用兴奋剂、管理机构不检查时，运动员可得0，管理机构可得10（因为管理机构节约了检测成本）；
当运动员不服用兴奋剂，管理机构检查时，运动员和管理机构都得0；
当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管理机构不检查时，运动员可得100，管理机构可得10－100＝－90；而当运动员服用兴奋剂，管理机构检查时，运动员可得-200，管理机构可得200。管理机构和运动员双方同时行动，如图1所示：
检测不检测运动员
(以Q的概率服用兴奋剂)服药不服药-200，200100，-900，00，10图1兴奋剂检测博弈支付矩阵
管理机构(以p的概率进行检查)1）给定一个p，则运动员选择服用药（Q=1）和不服药(Q=0)的期望收益（以π表示，下同）分别为：
3建议
3.1加大对兴奋剂的处罚力度
1989年中国体育界正式提出对兴奋剂问题要实行“严令禁止、严格检查、严肃处理”的方针，迄今为止体育主管部门先后制定了30多项法规性文件，包括兴奋剂检查、处罚、运动营养保健品管理、行政监察和综合类法规。对兴奋剂可谓立场鲜明，但仍然出现了大量服药的情况，一个重要原因是对于使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可能还有一些政府官员）而言，实际和潜在的收益巨大，即使被抓到，对其的处罚相对于收益总体上很小。除非处罚有实质性的提高，才有可能改变运动员既定的预期。
另外，由于我国运动员大多年纪轻轻就进行专业体育训练，文化程度不高，很多人唯教练、队医马首是瞻，有时服药是受到他人的唆使或威逼。加大对教练员、地方官员和队医等“幕后指使人”的处罚力度也是一个可行的好办法。
3.2加强管理机构的监管力度（检测概率）
我国2002年兴奋剂的检测共5010例，2003年为5018例，绝对数上远低于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如果考虑到我国庞大的体育人口，比例就更低了。低检测率无法有效震慑运动员服药行为，反而孳生了投机心理。
3.3区分不同运动员群体，给予不同检测程度越注重短期利益的运动员(σ
当然，对这些“高风险”的运动员而言，最佳的监管办法在于缩小运动员获得服药收益和接受处罚的时间，因此有必要加强事前防范和实行实时监控措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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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的益处篇4
引人市场机制无疑可以大力推动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增强我国体育自身造血功能，然而引人市场机制远不是现在体育机构下属的管理中心从事的事情所能囊括的，它需要专业的体育商业机构的参与。改变国家体育部门大包大揽的管理方式，将运动员的商业开发分离出来交给市场运作，应是我国体育机制改革的方向。另外，基于我国国家运动员的特殊身份，有关单位还需要制订一套在新形势下对运动员商业活动进行有序管理的更加完整、合理、详细的规章制度，在权责范围、利益分配等方面做出明确规定，它应该有利于运动员体育价值与商业价值两者的最充分开发。现如今，体育和商业从未像现在这样紧密的结合为一体
笔者认为现存的这种管理体制对运动员的管理商业运作僵化，在一定程度上甚至抑制了我国体育的产业化与体育经纪行业的发展。同样是姚明，在国内无人问津，到了美国就身价暴涨、炙手可热，这得益于美国体育拥有一套极为成熟的商业运作机制，更暴露了我国对体育明星管理开发上的滞后和我国体育市场机制的缺位在肯定国家投人起到巨大作用的同时，也应该肯定运动员个人的努力和作用。如果个人商业活动收益需要返还国家队一部分，那么国家队的商业开发收益分配中，是否也应该对明星运动员的贡献有所体现?明星运动员进行个人商业价值开发，从实现体育多元价值、发展体育产业的意义上来说也是应该的。同时，在体育改革进程中，未来体育人才培养将有多种方式，应该更多引人社会团体和市场投人，将“举国体制”的作用更大化得到发挥。
2 快速建立健全中国体育界“经纪人”制度
中国体育可以创造巨大的商业价值，如果运动价值能够获得实现，运动就产生相应的效益，这样对我国这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节省了大量的发展资源。但是问题在于，国家体育总局各运动管理中心管的是运动训练，却把商业开发的权利也揽在手上，实质上当上了“国家经纪人”。其实，商业开发并不是各管理中心的能力所在，他们也缺乏运作精力和相关的专业知识。目前不少中国几乎就没有开发体育明星商业价值的传统。尽管有所认识的管理部门也曾做出过一些尝试，比如体育总局的绝大部分管理中心都成立了负责市场开发和相关商业谈判的部门或公司，但一方面由于人员素质不够专业，再加上历来金牌战略、成绩至上思路的主导，商业价值的开发工作明显不力，缺乏整体长远的战略和有章可循的制度。因此，尽管我国也不乏既有精湛竞技水平又有极大商业价值的运动员，但至今未能催生出我们自己的“超级巨星”。由此可见，在中国体育界，引人“经纪人”这一概念是切实可行和必要的!
结论与建议
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我国运动水平的提高、运动员的商业活动日益增加，对开发体育无形资产、实现运动员自身价值具有积极意义。如何处理好运动训练和商业活动的关系成为运动队管理的新课题。既不能靠简单的行政命令加以制止，也不能本末倒置，置运动队的根本任务于不顾，采取放任态度，影响运动队伍的正常管理和任务的完成。因此要正确认识运动员的商业价值的构成，在国家队运动员商业活动的管理中，要紧紧围绕国家利益、国家队任务这一核心，同时也要依法保障运动员的合法权益。国家队的主要任务就是完成好训练竞赛任务，为国争光，因此运动员商业开发活动必须有利于训练竞赛任务的完成，有利于运动水平的提高和项目发展，不影响运动队正常的训练管理秩序
体育运动的益处篇5
关键词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博弈分析
中图分类号：G807.4文献标识码：a
1前言
加强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评估工作，在促进学校端正高水平运动队的建设目标定位、健全运动队训练保障体系、促进高校高水平运动队管理制度建设、提高学训的质量和培养优秀高水平运动员等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2005年、2010年两轮评估（审）工作实践证明，由于受评估中各种因素的影响，再加之评估体系固有的系统偏差，致使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评估结果与现实状况的偏离。本文通过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中的偏差进行的研究，进一步探讨当前建立普通高等学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评估体系的现实路径与方法。
2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评估偏差的特征
由于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过程的每个环节都可能产生偏差，但是，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主要表现为评估方案设计上和评估实施过程两个方面。本文侧重考察博弈视角下评估实施过程中评估主体和评估客体等人为因素的影响。
2.1以政府为主的单一化评估主体
评估主体是指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评估过程的组织、团体或个人。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实施过程中政府（教育部）既是高水平运动队的管理者和主要投资者，又作为评估的主体，导致评估工作变为政府内部的一种管理工具，忽视了绩效评估主体的选择。这种上级考核下级或政府内部自我考评，缺乏公众的参与，特别是第三方评估即由社会专门评估机构缺位，使评估效度大打折扣。导致评估缺乏监督力度，影响评估公正性。信息不对称、缺乏广泛性、代表性等问题，严重影响了评估结论的社会认可程度。
2.2专家的遴选原则与标准不完善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评估工作采用同行评议环节。即根据两轮评估（审）文件精神，教育部遴选的专家，依据《评审指标体系》对各校自评报告、支撑材料通过网络进行评审，并按同一运动项目对所有参加本次评审的高等学校进行排序。按所申报学校及运动项目的自评报告和提供的网址，仔细、认真查阅自评报告和各项支撑材料，并对照每一项具体指标予以评分。高质量的同行评议应该准确反映被评审项目的内在质量。因此，同行评议专家的来源和选择直接关系到同行评议的质量。那么科学、客观、公正地遴选优秀专家的遴选原则与标准的确定就显得尤为重要。
按照通常所使用的同行评议专家的推选方法，只在专家推荐表所填的学科研究领域中找寻相同或相近的专家，这样遴选出来的评审专家只是大同行，同时也是一种被动的选择过程。“外行”或“大同行”占的比例是颇为可观的，其评价结果的效度大打折扣。同时，由于缺少实地调查环节，同行评议在信息量缺失的情况下容易带入主观看法，往往会带来事与愿违的负面作用，甚至会出现专家沦为“数字奴隶”的可悲局面。
2.3高校自我评估环节偏差
高等学校既是评估的主体，又是评估的客体，高等学校是搞好评估的基础。自评的好坏决定着整个评估工作的成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自我评估在我国一些高校出现了偏差和弄虚作假的现象。主要表现在：（1）不能正确对待评估，采取应付了事，蒙混过关的态度。（2）汇报假材料，填报假数据；申报单位上报材料格式与内容不统一，使报送的材料存在内容不一，书写格式不规范等问题，评审专家在审阅资料时无法横向比较，容易产生判断偏差。（3）自评不客观，没有系统、完整、准确地评价自己，自评的结果未能反映真实的状态和人才培养质量，有意抬高自己。
评估活动是一种社会认识活动，是人与人关系的活动方式，在各自利益的驱使下，人们都希望评估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进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利益的追逐更加明显。因而，评估不一定按照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进行。另一方面，评估主体和评估过程的认知和态度，而这种认知和态度可能会由于被评者在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称、工作岗位以及职务的不同而不同，同样由于被评者评估时间的远近、评估知识的多少以及评估参与的程度都可能影响他们的认知和态度。
2.4评估结果反馈与应用
评估结果的反馈不仅是把评估最终的成绩告知各个高校，更重要的是与高校各支运动队进行沟通，一同讨论评估结果，找到工作的不足之处和改进办法。然而，在实际评估过程中，评估客体力求在评估者面前表现完美，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使评估结论对自己有利。基于此，被评估者在评估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消极心理，影响评估者对评估对象的正确判断，从而使评估结果产生偏差。主要表现在：一是评估过程中消极应付心理。在评估过程中，有一部分被评估者觉得与自己无什么关系，抱“无所谓”的心态，在提供材料时漫不经心，不能积极配合评估，从而给评估带来偏差。二是评估结束后的敏感心理。敏感心理表现为被评者没有认识到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的目的和意义，而是对评估结果的分数、名次、利害得失等等斤斤计较，并处处怀疑评价是否公正合理。三是对评估结果的防卫心理。被评估者往往从自身利益考虑，对符合自己意愿的评估结论加以肯定，而对不符合自己意愿的评估结论进行排斥，直接影响后期提出改进措施、解决办法及发展建议工作的进行。
3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评估偏差的博弈分析
一个完整的博弈活动至少应包括参与人、信息、战略、支付四个要素。在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过程中，评估主体（评估者）与评估客体（评估对象）构成一种主客体关系，主客体双方通过双向互动履行评估职能，完成评估活动任务，达到评估的目的。
教育部是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与评估工作政策制定、执行的主体，其本质是基于自身管理绩效最大化所选择的不同态度和策略。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教育部和高校是博弈活动的参与人；教育部和高校各自掌握关于自身、对方和博弈规则的知识总和就是博弈的信息；教育部和高校在给定信息集中进行决策时可以选择的策略组合就是各自的战略；在一个特定的战略组合下，教育部和高校的具体利益得失情况，就是各自的博弈支付。
假定参与人一为高校，参与人二为教育部，两者都理性地追求个体效用的最大化。为简化分析起见，高校的策略划分为严格执行教育部政策和变通执行教育部政策（主观偏差行为），教育部的策略选择划分为查处执行不力和不查处执行不力。高校所执行教育部政策所获利益分为因严格执行教育部政策而得到的净收益和变通执行教育部政策得到的净收益，教育部所获利益分为因严格执行政策带来的净收益和变通执行政策带来的净收益；在教育部方面，所承担的是开展政策制定、执行、监督、查处活动所付出的成本和通过查处高校执行不力而挽回的损失。在高校方面，所承担的是被教育部查处所承担的损失和为争取政府谅解而间接支付的成本（如减少教育部财政转移支付要求等）。在此模型中，教育部和高校之间是一个长期相处的关系，政策博弈活动远不止一次。因此，教育部衡量利弊后必将对严格执行教育部政策，教育部不采取“惩戒”措施的策略，这也符合当前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的实际情况。因此，分析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活动产生评估偏差的归因，并据此提出完善教育部的政策制定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4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评估偏差纠正的对策
4.1引入第三方中介机构
政府既是高水平运动队的举办者和主要投资者，又作为评估的主体，导致评估缺乏监督力度，影响评估公正性。因而，建立中介性评估机构是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需要。
中介性评估机构具有五大功能：一是避免高校和政府的直接冲突；二是在合理的限度内保护大学的自，保障并协调高校管理人员、教学与训练人员和学生运动员的权益；三是有利于社会各界对评估工作的广泛参与；四是政府可以相对超脱具体事务，有利于科学决策，促进管理水平的发展；五是评估专业化，形成评估团体之间的交流，对评估人员的培训有利于提高后期管理决策水平。
4.2建立申诉制度
申诉制度，即当公民或其他组织成员在其依宪法、法律或组织章程应当享有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按照一定程序，向有关组织或机关申诉理由，请求处理或重新处理的制度。由于有公开的申诉机会的存在，整个评估与被评估过程展现在公共领域的展台上，这个过程使很多暗箱操作的成本快速升高，也使评估者处于公共领域的公开监督之下。另外，对于个别运动队评估结果的偏差，可以通过建立申诉制度，为他们提供一个合理申诉的渠道，经过规范的程序重新打分，确定最终成绩。
4.3设定随机抽查制度
为保证评估结果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必须对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进行必要的监督。但是，由于人力物力的“缺位”，在监督时不能够保证面面俱到，所以通过随机抽查制度，可以随时了解各高校在其高水平运动队建设的进程及过程中突出的各种问题，并及时纠正执行偏差，确保质量。在实施随机抽查过程中，不事先通知被评者，而是采取经常性的、小范围的、突击性的检查评估，使被评者不能事前为评估而造假，做表面文章，评估者也才能从实际情况中得出真实、客观、公正的评估结论。
4.4完善信息管理系统
信息是评估的依据，没有真实、详尽的信息资料，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的客观性、科学性就无从谈起。为此，可以制订信息管理办法，规范评估信息的采集、加工、传输，建立评估信息披露制度，最大程度地避免信息的漏损，以保证高校高水平运动队评估组织能够获得真实、详尽的信息同时，除了法律应予保密的信息之外，其他一切有关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政策制定的背景、执行状况、评估结论等情况，应通过公告、网络等各种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增加透明度。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定期的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基本状态数据的制度。使社会及时了解各个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基本情况，增强高等学校办学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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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运动的益处篇6
中国体育组织大致可分为三类：行政管理型，例如各级体育政府部门；经营管理型，包括提供体育物质产品和劳务产品的公司和企业，例如体育用品生产商、职业体育产业机构等；公益服务型：各种体育社会团体。由于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以上分类并非截然的划分，各种体育组织之间存在相互交叉的现象，某一体育组织可能主要呈现某一类型特征的同时兼具其他类型组织的特点。本文研究对象—刘翔团队（主要由田管中心、上海市体育局、教练和刘翔本人构成）就兼具以上三种类型的特点，其主管部门为田管中心（事实上刘翔团队的成员中包括田管中心官员），性质为行政部门的派出机构；中国田协与田管中心重合，使其带有公益性特征；拥有商业开发权力又使其带有经营性特征。这三种性质混合的现象是刘翔团队的一个重要特征。媒体服务是指一定组织针对大众传播媒介需求而提供的无形活动和有形产品的组合。对体育组织媒体服务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两大类：第一，将媒体视为服务的工具，即媒体工具论。第二，为媒体服务论，即“服务媒体论”。前者体育组织自视为服务对象，利用媒体作为自己服务。比如利用媒体进行宣传，获得外部消息等。后者把媒体作为服务对象，体育组织为媒体提供设施设备等有形服务或其他无形服务。后者是当今体育组织媒体服务的发展趋势。体育组织媒体服务直接服务于组织良好媒体关系的构建，其意义主要从三个方面体现：首先，大众传媒作为“把关人”通过决定社会信息的流向与流量，能够赋予被传播者较为重要的社会地位，故而媒体关系的好坏在组织或个人社会舆论环境中居于关键地位；其次，新闻机构及人士作为组织外人员是沟通公共关系的必经之路，因此，良好的媒体关系是运用大众传播手段的前提；再次，在商业社会中，体育组织自身价值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大众传媒来达成，比如媒体转播费为体育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国内体育组织对体育媒体服务的认知和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大型赛会为首的赛事组织方开始重视体育媒体服务的作用，并且在奥运会等大型赛会中进行了良好的实践，不过，这种实践并未在各级体育组织（包括运动队、体育协会）中普遍开展。就刘翔团队在北京、伦敦奥运会前后的媒体服务表现而言，可以认为其对媒体服务并不重视。
从媒体服务角度看刘翔团队的伤情披露策略
议程设置理论认为虽然大众传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可以通过选择一些信息、忽略另外一些信息的方式来影响大众对组织的认识和思维，然而组织仍然可以通过新闻发言人制度从自身的立场出发，根据组织需要、公众需要进行议程设定。从体育组织角度出发，作为信息源，要在议程设置中发挥效力，取得主动权，就必须不断增强自身实力，或者整合其他力量，需求外部支持。事实上，强势的体育组织在议程设置上常常能表现出较强的主动性，例如北京奥组委、国际足联等体育组织的一些活动和新闻会能够轻而易举地吸引众多媒体参与，而影响较小的体育组织也可以在出现球员触犯刑律、兴奋剂问题的时候与司法部门、权威检测部门等进行合作，借以增强自身的权威性。田径在中国虽然是一个影响力相对较小的项目，但是由于刘翔的巨大影响力，刘翔团队在议程设置上属于具备较强影响力的体育组织。因而，刘翔团队可以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充当信息源的角色，根据自身的议程信息，处理好与媒体的关系以塑造良好的形象。然而，刘翔团队并没有善用其自身优势，错失了发挥其议程设置影响力的机会。纵观刘翔团队的新闻，其媒体服务策略的表现出“信息少、涉及浅、晚”的特点，具体到刘翔这次伤情的公布，仍然体现了上述特点。这与刘翔团队的伤情策略上存在的失误有直接关系。刘翔团队在伤情的上长期处于有意压制状态，这种压制造成外界对其伤势长期处于“雾里看花”甚至一无所知的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姚明团队在姚明伤病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2008年，姚明在训练中受伤，之后姚明团队及时向公众姚明受伤的消息，并且通过媒体对其伤情进展、手术及恢复情况向公众做了持续的报道。长久以来刘翔和姚明是中国体育两张世界名片。相对于刘翔受伤所引发的海量的质疑声，姚明团队在其伤情上所采取的透明姿态却为其赢得了公众的理解与支持。这与姚明团队充分利用其议程设置的影响力而采取的开放方式有直接关系。其实，姚明团队的做法并非个案，体育组织面对运动员的伤情及时公开是国外职业体育通行的惯例。尽管在国外个人的健康信息问题受法律保护，是否公布出来要由自己来做决定。但由于运动员大都是公众人物，其所在团队都会给出诸如运动员身体哪个部位受到伤病困扰、进行了怎样的治疗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恢复等相关信息。
刘翔团队媒体服务策略失误的深层原因
事实上，从北京到伦敦刘翔伤情的公布均不透明，2008年，刘翔的伤情一直被隐瞒到了比赛的最后一刻。因此，刘翔团队对于其伤情的隐而不宣，进而由此造成社会公众对其成绩期望值与赛场表现形成巨大落差，是公众不能理解、接受刘翔不能完赛事实甚至感到被愚弄的重要原因。刘翔团队媒体服务策略事物的深层原因如下。服务意识由于刘翔团队的人员构成特点及其组织性质上的行政管理、经营管理、公益服务三合一特性，刘翔团队无法像“姚明团队”那样按照商业化的运作模式展开包括媒体服务在内的各项活动。在这个“三合一”的体育组织中，行政管理性质占据主导地位。作为一个行政主导型的体育组织，刘翔团队长于使用行政手段而非借助市场及媒体手段来达成目的。刘翔团队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缺乏一个负责组织与媒体之间进行联络的专职角色，这是有关刘翔的信息—包括伤情无法得以通畅的重要原因。对比姚明团队，刘翔团队不够专业，姚明团队的负责人章明基其实是在扮演一个新闻发言人的角色，遇到突况，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答疑，此举最大的受益者是姚明，信息畅通，便免去了许多无端的猜测。这也是没有媒体服务意识的一种具体表现。刘翔团队极少通过新闻会等渠道主动与媒体进行沟通，在很大程度上，团队还是沿用了举国体制下传统的与媒体打交道的方式，即把媒体当宣传的工具，只愿意少量地告知正面的消息以及中性的消息，对于负面消息则避之唯恐不及，主动告知媒体更无从谈起。然而，媒体毕竟是要生存的，并非因为你不接受采访就不发相关报道。刘翔作为举国上下广受关注的公众人物，其信息具有良好的市场。在正规渠道无法得到消息的情况下，各种小道消息就应运而生，而民众的猜疑也开始发酵，这些不实的报道有可能会对刘翔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2004年悉尼奥运会夺得冠军后，刘翔的商业价值呈现直线上升势头，成为众多国内外一线品牌的代言人。由此，刘翔团队走上了竞技成绩与经济收益双赢的快车道。从商业价值角度看，运动员的商业价值与其竞技成绩呈正相关。刘翔2004年至今商业价值的走势也符合此规律。由于刘翔受伤必然影响其运动成绩，如果此信息让赞助方知晓必将影响其团队的经济收益，因此，刘翔团队在伤病信息时必定会对此进行考量，而采取保守甚至隐瞒的策略。
刘翔团队媒体服务的对策
体育运动的益处篇7
竞技体育是人类挑战自我身心极限的活动，竞技体育活动是以直接或间接的身体对抗的方式进行的，它具有高强度的竞争性和对抗性。竞技体育活动中，运动员的恶意犯规或暴力对抗行为往往会导致其他运动员的身心伤害，甚至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但是有些恶劣的恶意伤害行为却能够借由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竞争性和对抗性，而逃脱体育规则和法律的处罚。
这些恶意伤害行为是真实存在的，是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侵害，《北方新报》报道，2011年10月31日晚，2011届中国武术散打功夫土争霸赛在海南海口激烈进行着，河南散打选手上官鹏飞被对手崔飞重击头部，瞬间栽倒拳台上;回顾当时的赛况，上官鹏飞和崔飞正处在身心俱疲的赛点，双方互有攻防，紧张对抗;正当上官鹏飞欲退守角落转身之际，崔飞猛地扑去连发三记重拳，拳拳击中对手的后脑，将上官鹏飞打翻在地，昏迷不醒。一个月后，由于头部伤势过重，病情不断恶化，这位曾经入选国家队迎战世界拳台的武术界魔修罗被宣告离开人世。在比赛中，后脑是绝对禁止击打的部位。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概述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范围具有特定性，其中的恶意伤害行为特指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的故意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相对于刑法要素中客观的行为和结果，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是指对他人权益的真实伤害及造成有害结果的客观事实;违反体育道德、超越体育内涵是识别伤害行为是否构成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必要前提，它指出此类恶意伤害行为已经超出竞技体育通识的范围，不再具有社会相当性;故意则表明了发生伤害行为时的主体主动故意的心理状态。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产生的必然性
纵观竞技体育恶意伤害的案例，随着竞技体育的高速发展，此类恶意伤害行为愈演愈烈，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发生必然性。主要因素有三:1)竞技体育的高强度对抗性。激烈的比赛中，双方运动员身体不断近距离接触，情绪处于极度紧张的对抗状态，身心同时挑战人类极限，伤害行为在所难免;2)竞技体育异化现象。竞技体育掺杂进职业化、商业化甚至政治化的利益，竞技体育复杂化。胜利不单单代表着个人荣誉，更会带来经济甚至政治的利益.例如，法国花样游泳运动员拉加德凭借其出色的竞技成绩出任政治要职;再如，优秀的巴塞罗那军团凭借其傲人的战绩，在本国能够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3)竞技体育的内部处罚体系已不能够完全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而目前我国针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法制建设仍然是苍白无力;在内部处罚无果，外部干扰无力的灰色空间，个别运动员在内驱力的作用下，淡化公平竞争意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不择手段肆意违规伤害，成为必然。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严重危害性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难以避免，并且愈演愈烈。若任其发展，不利于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严重侵犯了运动员的个人权益。在激烈对抗的比赛中，恶意伤害行为使运动员身心俱受到伤害，乃至断送了众多天才运动员的竞技生涯。单单加重判罚，是远不足以保障运动员的个人权益的;鉴于恶意犯规、报复伤人等恶劣恶意的伤害行为，保护运动员需要更为严厉有效的惩罚。2)这些行为造成的恶意伤害往往会使运动队遭受重创，影响比赛成绩，长此以往将制约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3)赛场上的恶意伤害行为，不仅暴露了运动员浅薄的体育道德修养，大行不正之风，同时也为竞技体育事业带来负面影响。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分析
竞技体育伤害是体育竞技活动中无可避免的问题。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或非罪?如何在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与相对人利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点?考虑到竞技体育的特殊性，笔者做出以下考虑分析。
(一)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罪与非罪的三个争议
第一，现有的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能否很好地规制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
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规范在应用中不能有效区分恶意犯规的程度，也没有严格的处罚标准，实践中对该行为处罚过轻。竞技体育行业内部自治机制的强制力和处罚力度有限，甚至有些竞技者有意识地利用规则来规避处罚。
第二，对于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我国现行法律体系能否约束并执行有效的惩罚。
在我国打击犯罪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几乎找不到竞技体育犯罪相关的条文，处罚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无法可依;作为体育的基本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其容量仅56条，履待再次修订。保民基本大法民法亦不能完全解决该行为造成的严重伤害后果。因此，一旦发生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刑法只能作为其他法律规范调整无效时最后的救济手段。
第三，竞技体育行为是否具有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是否排除其正当化事由。
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分则中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具备了刑事违法性。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给社会造成消极的示范作用，即竞技体育领域是一个无视体育公平公正原则，滋生于法网之外的灰色地带、道德示范的领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已然是超出体育内涵的恶意侵犯，不应当被体育道德所包容，因此，也不具有社会相当性。
综合以上考虑，笔者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应当为罪。
(二)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理论依据
依据《大陆法系统通说》，行为无价值论和结果无价值论是致力于保障当事人法益和人权的理论。行为无价值论，认为行为本身恶是违法性的根据;而结果无价值论，认为犯罪行为导致的危害结果是违法性的根据。这两种理论争论已久，主要分歧在于是行为抑或是结果，哪个才是违法性界定的根据。笔者认为，适用其中任一种都可能导致不当入罪，两者兼用，融合适用更符合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复杂性。
在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的案例中，结果无价值论是其罪与非罪界分的直接证据，行为无价值论是间接证据。以拳击比赛为例，拳手违反规则，击打禁止部位对方的后脑，首先考虑伤害行为危害的后果:导致重伤乃至死亡的危害结果，应当追究该拳手的刑事责任;如若只是造成轻伤或者没有致伤，则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样，在比赛中，拳手迎面击打对方运动员头部致伤甚至致死，击打部位符合拳击规则，该行为则具有社会相当性，不应当视为犯罪行为。
(三)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标准
不同于一般的伤害行为，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或非罪的分析必须结合其高强度对抗性的特点。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罪与非罪的界分标准分为体育行业自治规范和犯罪构成理论两大类。
体育行业自治规范标准的内容主要是体育规则、项目的对抗性、比赛的性质等。第一，着重参考体育规则。体育规则是体育行业标准的核心，是体育行业的成文法。体育规则主要包括各级体育组织的规章制度、技术规范和纠纷解决规范等。第二，关注比较项目的对抗性。不同项目，不同对抗，恶意伤害的发生概率也有所不同。相对于隔网对抗的项目，同场竞技项目中冲撞的概率更大，风险要大，考虑该项目产生的伤害行为的容忍性应当更大。第三，考虑比赛的性质。相对于普通比赛，决赛的氛围更紧张，运动员的精神状态更紧张，发生伤害的概率更高，考虑该比赛产生的伤害行为适当提高应用标准。
犯罪构成理论标准主要有严重的伤害结果和行为目的。严重的伤害结果是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为罪的必备条件，如果没有严重的伤害后果，该行为不应入罪;反之，则依据上述做入罪考虑。伤害结果的标准具体可参考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的《人体重伤鉴定标准》。结合竞技体育的特殊性，实践中应适当提高应用标准。
发生竞技体育伤害行为时，运动员的主观心态是复杂的，因此，竞技体育恶意伤害行为被判定为犯规行为后不能直接入罪，应当判断其行为目的，笔者赞同基于比赛目的的伤害行为不应入罪的观点。
体育运动的益处篇8
摘要：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和体育赛事承办单位应该有义务有责任妥善处理好体育与信息技术应用的关系，为信息技术应用搭建好平台，同时也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为体育服务。
关键词：体育信息技术应用
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已成为全球性的发展趋势。体育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组成部分应主动回应。体育搭建舞台，信息技术提供支撑，两者相得益彰。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是覆盖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举措。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已确立为我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21世纪是信息与知识的时代，同时信息化也是体育面向21世纪和信息社会重要的体育发展战略，是体育发展的新动力和新主题。
一、信息技术在体育应用现状
信息技术对体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多环节的。一言以蔽之：体育信息化带来了体育管理现代化、体育全球化、体育多样化。信息技术应用的力度与政府主导指向关系极大，政府具有统筹规划、宏观调控、组织推进、统一标准、政策导向等作用。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体育信息中心。2005年底统计，全国31个省（市、区）体育局中，成立了专门机构的有8家，没有成立专门机构的也都由办公室管理，并配有专人司职，并在人力、物力、财力及应用环境方面给与大力支持。
21信息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信息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广泛。这里重点介绍奥运会和全运会。
（1）奥运会与信息技术的应用。两个重要事件。现代奥运会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风风雨雨，其中有不少事件让人记忆深刻。就其奥运会与信息技术的应用来讲，下面两个事件是不该忽视的，对奥运会的发展产生并将继续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一，奥运会首次卫星实况转播。为了向全世界转播1964年在东京举行的第18届夏季奥运会，美国发射了“辛科姆”通讯卫星，首次实现了向全世界转播奥运会。从此，世界体育与奥林匹克运动翻开了新的篇章。东京奥运会可以说是一届高科技的盛会。这次转播，实际上已种下信息技术在体育中应用的种子。其二，源讯公司成为三届奥运会全球信息技术合作伙伴。20世纪后期，信息技术借助市场的土壤，培养了一批国际知名公司，如微软、iBm、源讯等。2004年5月26日，国际知名信息技术服务商——法国源讯公司宣布成为今后三届奥运会的全球信息技术合作伙伴。该公司与国际奥委会的协议覆盖三届奥运会，即2004年希腊雅典奥运会、2006年意大利都灵冬奥会和2008年中国北京奥运会。
（2）全运会信息技术（it）应用。我国体育与国际接轨是多方面的，信息技术在全运会上的应用就是一亮点全运会信息技术应用情况如下：九运会的信息服务系统由1000m网络实时监控、指挥调度、远程报名注册、网上多媒体和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等多个子系统构成，多媒体技术的广泛运用，九运会的信息服务将做到了图文并茂声像合一。十运会信息技术系统是历届全运会中规模最大的。信息技术系统主要由互联网远程注册系统、计时记分系统、现场成绩处理系统、综合成绩处理系统、信息查询系统、网络工程系统、场馆比赛监控系统、网络视频会议系统、有线和无线通讯保障系统等组成。该系统从总体设计、建设开发、联调合练到正式运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投入700多人的技术力量，仪器设备几千台（套）。该系统覆盖以南京为主赛区的13个江苏省辖市、9个县级市和6所大学的54个比赛场馆。
二、体育与信息技术应用展望
（一）体育需要信息技术，信息技术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体育需要信息技术的理由很多，如现代大型运动会规模庞大、内容庞杂、要求精准，不利用信息技术，简直难以想象。从体育管理者的角度，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提高效率，一方面是因为体育管理部门是最大的体育信息拥有者和处理者，最大的信息及时的用户，有效地利用信息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管理部门的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建立一个更加勤政、廉政、精简和有竞争力的管理部门；另一方面是因为信息技术确实向体育管理部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工具和机会，以建立一个能够更好地为广大体育工作者、体育爱好者服务的系统。
（二）体育是信息技术应用的重点领域
纵观国际体育发展趋势及信息技术应用现状，我们可以看出体育与信息技术应用领域的重点。体育管理部门的业务应用。如管理业务、运动项目，管理信息、科研管理、教育管理等。体育竞赛管理。尤其是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体育训练科学化、体育信息的整合、共享与服务、体育场馆智能化、体育用品智能化。
（三）信息技术在体育中应用将提供无限商机信息技术在体育中应用正在和将要提供新的商机。奥运会top计划获得巨大成功就是佐证。“2008年北京奥运会对我国经济社会影响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北京奥运经济惠及的相关产业有12个：绿色奥运与新能源产业；北京环保产业；北京奥运与通讯业；建筑行业；安防业；传媒业；旅游业；酒店业；商业零售业；体育产业；奥运推动金融业服务创新；信息产业。
（四）加快信息技术在体育中应用
应处理好几个关系：11信息技术与管理制度的关系。现代信息技术在体育中的应用，有利于提升管理水平，但不等同于管理，有些技术的应用甚至与管理毫无关系。对于管理而言，现代信息技术只是一个手段，不能只重技术，不重制度。因此，提升技术水平和制度设置水平同等重要。21信息技术投入与效益的关系。信息技术的应用是要成本的，需要大量投入，包括人财物和技术、信息等资源。信息技术的应用效益既要考虑社会效益，同时也要考虑经济效益。不顾效益，搞形象工程要不得。31行政指导与市场引导的关系。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发挥市场的作用，可通过合理方式授权行业或企业参与筹资、建设、运营和管理。
参考文献：
[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04.7
[2]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05.8
体育运动的益处篇9
【摘要题】社会体育
【关键词】体育赞助/体育赞助商/体育市场开发
目前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中国体育市场，体育组织在开发体育赞助市场时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体育赞助经费缺少已经成为阻碍我国体育事业和体育市场发展的瓶颈问题。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过度商业化运作、以体育明星为产品广告的不恰当宣传、体育价值观的滥用、缺乏公众支持、混乱的市场秩序、杂乱的市场推广活动、缺乏严谨周密的赞助计划等。但最严重问题是对体育赞助商的利益缺乏全面的保护措施，从而降低了赞助商进行合作的信心和积极性。因此如何从赞助商的视角研究体育赞助规律，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则，最大限度地保障赞助商的利益是我国体育赞助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1体育赞助、体育赞助商的概念及其作用
体育赞助是以体育为对象的赞助，是指企业（赞助商）与体育组织（被赞助者）联姻，企业向体育组织提供金钱、实物或劳务等支持，体育组织则以广告、冠名、专利等无形资产作为回报，使两者平等互利，共同获益的商业活动。体育赞助商是体育赞助的赞助者，亦即体育赞助的买方，是构成体育赞助的另一大主体。由于体育赞助市场目前普遍供大于求，属于买方市场，因而赞助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赞助商在体育赞助中的任务是向被赞助方提供金钱、物质、劳务或技术等支持，获取广告、冠名、专利和促销等回报权利，达到扩大和加强与目标受众之间的沟通，提高企业和品牌的知名度、美誉度，以及顾客对企业和品牌的忠诚度等目的。体育赞助对赞助方和被赞助方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见表1。
表1体育赞助对赞助方与被赞助方的作用
体育
赞助赞助方被赞助方
扩大企业和品牌的知名度
美化企业和品牌形象扩大财源，增强活力
重新塑造商品个性特征，使商品差异化改善体育的社会形象
作有针对性地与目标顾客沟通提高体育的社会地位
突现赞助者的实力与地位激活各类比赛
时间长又省钱促进运动水平的提高
用体育明星效应，威力大促进竞技体育的发展
能绕过某些沟通障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观赏需求
展示产品和先进技术的良好平台促进群众体育的开展
激励本企业的职工
2目前国内体育赞助商权益保护的状况
2.2市场开发缺乏统一规则和规范管理
体育赛事市场开发工作由于受到赛事本身档次、规格的影响，在开发方面没有统一规则，致使开发工作达不到国际标准。例如在北京举办的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因为没有完整的市场开发体系，所以在开发中涉及的相关方案、合同完善、回报条件、法律保护及落实措施等都未达到国际标准，因而无法较好保障大运会赞助商的权益，这是商家不愿意赞助的关键原因之一。另外，国内赛事开发部门对赛场广告缺乏统一规范管理，致使赛场中经常出现大量的隐性广告而分散了受众目标的注意力，扰乱了赛场广告管理秩序，从而损害了赞助商的权益。例如国内的甲a联赛、CBa联赛等的赛场上就出现过不少隐性广告，如“××企业球迷协会”、“××企业永远支持××球队”等稳性广告在赛场上屡见不鲜。
2.2市场开发过多过乱及排他性执行差
体育总局科研所一位研究员指出：国内体育赛事的市场开发缺乏整体章程，看似商业气氛很浓，实际上却是开发过多、过乱。如第九届全运会在广东地方政府运作下，筹资达两亿多元，被称为全运会市场开发的典范。但其市场开发缺乏整体规划，立项多、名目乱，诸如主赞助商、特约赞助商及特约服务商及大量的专有权和广告招商，再加上众多的比赛项目冠名和特殊命名等，令人眼花缭乱。这样既分散了九运会的商业资源，又减少了给予赞助商的回报条件，从而影响了赞助商的积极性，更大大降低了赞助的单价。虽然赞助的企业很多、指定产品也难计其数、广告牌子满天飞，但总赞助金额就是上不去。另外，开发部门虽然制订了赞助的排他性规则，但执行情况差强人意，因而不能有效的保护赞助商的利益。如在九运会赛场就出现过中国电信与中国联通、可口可乐与乐百氏同场竞放广告的现象。这样既伤害了赞助商的感情，也影响了开发部门的信誉，使体育赞助无法实现长期性和连贯性。
2.3体育赛事的诚信度不高
在国内一些体育赛事中，裁判员不守诚信，为一己、一团体利益，故意错判、漏判，违反了体育竞赛的公正性原则。还有些运动员为获取名利，赛场上不守诚信，弄虚作假，违反竞赛规则，丧失了体育道德。如国内甲a足球联赛中的假球黑哨，伤害了广大足球爱好者的感情，致使球市低迷，也损害了赞助商的权益。
赛事开发部门缺乏诚信，不按约履行合同，单方面更改合同条款等违约行为，损害了赞助商的利益。如2002年国内甲a百事可乐杯足球联赛中，中国足协联赛部没有与赞助商百事可乐公司协商，就多次单方面更改和延误比赛，严重违反了双方签定的赞助协议，最终导致百事可乐公司不再续约甲a足球联赛。
3国外体育赛事保护赞助商权益的经验
3.1注重赛事人文理念与赞助商的企业文化相融合
以友谊、团结、公平为宗旨的体育精神是体育赛事人文理念的基础，而赛事市场开发的基础又是在赛事理念的基础上进行运作的。只有将体育精神融入到赛事开发中，并与赞助企业的文化有机地结合，才能赋予赞助商的企业品牌和产品以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开发部门要注重把赛事的人文理念与企业文化相结合，并进行积极有效地宣传，牢固树立赞助商品牌和产品的新形象、新内涵，从而有效维护赞助商的权益。如可口可乐公司利用“奥林匹克思想在全世界范围内一直深入人心”这一事实，从1928年赞助第9届奥运会开始，便一直赞助奥运会，成为了长期稳定的合作伙伴。并从1985年成为国际奥委会第一轮top(theolympicpartners)计划的核心成员。从1930年举办第1届世界杯开始，公司又成为世界杯热心的从未间断过的赞助者。他们通过赞助体育赛事，将体育运动中活力、青春和力量等体育特有形象转移到可口可乐的形象上来，对其形象建设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而在我国赛事开发中，处处向“钱”看，不注重体育运动人文理念的宣传，使体育运动与崇高的体育理想相脱离，致使观众很难接受赞助商对其品牌宣传和产品的推广，从而极大地损害了赞助
商的利益，也使我国的体育赞助一直处于较低的发展水平。
3.2体育市场开发部门建立完善的诚信体系
诚信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就体育运动而言，诚信更是其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体育市场开发过程中，组织者积极营造以诚信为基础的开发环境，加强自身的道德建设，克服金钱和利益的诱惑，实践承诺、履行合同，在保障赞助商权益的同时也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可持续发展。赞助商的权益在得到充分保障之后，就会心甘情愿地增加赞助投入，也为将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诚信基础。诚信二字自始至终渗透在奥林匹克思想体系之中，《奥林匹克》要求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每个人必须遵循奥林匹克精神，遵守公平竞赛原则，信守体育道德精神的誓言。在奥运会过程中，不论是裁判还是运动员都必须恪守诚信原则，完善的诚信体系是奥林匹克运动100多年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奥运会开发也始终如一地贯彻诚信原则，并在开发过程中逐渐完善了诚信体系，制定的各项规则，有效维护了赞助商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可口可乐、麦当劳、iBm、柯达等全球合作伙伴的合作关系更长期和稳定。
当然，奥运会也曾发生过一些丑闻事件，但国际奥委会始终坚持以奥林匹克精神为指导，坚决与违反《奥林匹克》的行为作斗争，从而有效地维护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尊严与形象，使奥运会赞助商的合法权益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
3.3良好的体育赛事品牌提升了赞助商的企业品牌与形象
体育赛事的组织者都会希望他们的体育赛事有较高入场率，并有理想的赞助商和电视媒体的积极参加。这些参与者支付给组织者举办体育赛事的经费，组织者的责任便是提供各种机会帮助每一位参与者达到他们的目的。如在美国nBa的赛事组织中，精彩刺激的比赛，提高了观众的忠诚度，这有利于广大观众通过观看体育赛事接收赞助商的有关信息，使他们更直接地接受赞助商的企业品牌和产品，而nBa组织者为赞助商提供多层次的体育市场，经常举行与nBa赛事相关的基础活动，如篮球培训班、三人篮球赛、扣篮大赛、三分球大赛等，将赞助商的企业品牌与这些基础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赞助商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在广大消费者中获得了较强的生命力，最终达到消费者一看到nBa相关活动就会联想到赞助商的品牌和产品的效果，帮助赞助商提高了品牌和产品的知名度。
3.4制订和执行严格的赞助排他性原则
一些体育赛事在开发过程中，制订了赞助的排他性原则来增强特定企业、产品的唯一性和形象的行业垄断性，有效地保护了赞助商的权益。而就赛事组织部门而言，这种赞助排他性原则的施行，不仅提高了赛事赞助的总体水平，也使赞助关系更长期更稳定，从而形成体育赞助的“双赢”局面。如奥运会的市场开发与亚运会、大运会和全运会的不同之处是奥运会绝不允许在竞赛和活动场所出现广告，但最重要的是国际奥委会十分强调赞助的排他性，借此来增强赞助企业和产品的全球唯一性和形象的行业垄断性。奥运会产品的专营权对于商家来说，意味着自己的产品可以将竞争对手排挤在奥林匹克市场之外，形成独家的垄断局面，这对商家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奥运会开发部门并通过加强对排他性的法律保护，来保障赞助商的这一权益。虽然这一措施大大削减了可吸入的合作伙伴数量，却极大地提高了商家的参与热情，从而极大地抬高了赞助的底价和总体金额。严格的排他性也使赞助合作更长期更稳定，这就是奥运会开发中最大的卖点。
4保护赞助商的权益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几点问题
4.1掌握赞助商的赞助动机
对于商业而言，体育是易于沟通的途径，赞助商会青睐拥有大众目标市场的体育赛事，把赞助当作品牌非传统的推销形式。随着广告价格成天文数字上涨，体育赞助越来越吸引大小企业。成功的赞助是指有好的投资回报率，获得产品或服务与潜在市场的完全匹配。在设计赞助捆绑计划时，要分析并牢记赞助商的行为动机，包括①品牌认知——使品牌曝光最大化，改变消费者观念；②提高销售——增加和提高销售量；③掌握消费者情况——了解特定或新的消费者；④获得赞助商本人或客人作为贵宾参加体育赛事的机会——鼓励和回报销售人员和消费者。
4.2了解赞助商对受赞助体育赛事的期望，
所有的赞助商都希望受赞助单位不但能提出一个赞助的好理由，还要主动了解赞助商的期望。这些期望主要是对赞助回报条件的要求，赞助商通过要求受赞助单位提供各种有关的回报条件来达到赞助目的和效果。所以，赛事的组织者必须根据赞助商的期望做好赞助回报条件方案。赛事开发部门在制订赞助回报条件时，要根据赛事的基本情况，量力而行，合理制订赞助回报条件。切忌没有标准，许下不切实际的回报条件，以免损害赞助商的合法权益。由于体育赛事在项目、水平及地点等方面的不同，赞助商所要求的回报条件也有所不同。一般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冠名权：赞助商名字出现的方式——由某某赞助的某某体育赛事；②印刷广告：包含赞助商名字的赛事秩序册、赛事文具用品、海报、t恤、门票和媒体等；③电视和广播宣传（如果可行的话）以及将来使用比赛录像的权利；④赛事举办现场标识：旗帜、售货亭广告或其他标志。包括标识的数量、大小、摆放地点（特别重要的是能提供新闻照片机会和电视影像的）制作和摆放责任、相关花费等细节；⑤赛事前的促销：场馆开放日、签名活动及运动员和或教练新闻会；⑥赛事中的促销：售货亭摆放、品尝产品、公众周知，在运动员和志愿者的服装上标注赞助商的名字；⑦娱乐机会：包厢、预定座位、空中观赏、贵宾停车位、接待帐篷、餐饮招待处、体育诊所、交通和住宿；⑧建立赞助商、观众和慈善组织（慈善相关的营销）之间的联系；⑨赞助商在广告和促销活动中使用赛事标志；⑩商品的赛场销售权；(11)邮寄名单；(12)经体育赛事管理者同意的市场研讨会；(13)媒体宣传和内部研究结果的总结报告书（如赞助商和赛事公众形象回顾）；(14)续约优先权、保留赞助的优先权；(15)通过赛事营销计划帮助赞助商扩大赞助商品或服务的销售。
4.3做好赞助计划方案
在了解赞助商的动机和期望后，就要做好赞助计划和实施方案。赞助回报已经成为包括了标志、接待、门票、商品销售、样品、定点销售和店面销售、名人出席、优惠券、电视新闻和取得最大回报的各种手段的复杂过程。赞助计划中必须包含的要素：①描述计划中的赛事、赛事管理组织和受益是对象；②赛事的情况和历史：名称、时间、地点；③参加者（运动员和／或艺术家的名字）、参与情况——过去的和预期的，媒体报道——过去的和预期的（包括实例）、慈善捐助的情况（慈善家的名字和捐助数量）；③参与者和观众的人口特征；④赞助商可能获得的利益（回报条件）。重要的不仅仅是让赞助商知道在赛事前和赛事中可能获得的利益，以便他们决策。还要让他们了解赛事地点的限制，因为许多市政地区要求赞助商取得在比赛期间进行宣传的许可。赛事合同通常是建立在首次与赞助商接洽的合同和意向上的。低承诺、高服务更为可取；⑤赞助费——明确赞助费不包括以下费用：餐饮、住宿、交通、门票、标志和商品销售；⑥小结：目标市场（赛事将接触到的对象是谁）、慈善捐助者（谁将慈善捐助本赛事？例如，地区慈善组织、社区）、赞助公司的利益／机会（为什么
本赛事适合该公司）。
开发部门在制订赞助回报计划方案时，经常会出现一些不应有的错误，如只注重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了赞助商的利益，只注重自己需要多少钱，而忽视了赞助商的价值。赞助计划制订得零乱、难懂或随意，会令赞助方产生许多疑问，错误会导致赞助失败。失去赞助商的最快方式是流露出“谢谢你的钱，现在请走吧”的态度。拉住赞助商的最好方式是“把他们当成最宝贵的资产来加以珍惜。始终良好的为赞助商服务的态度，积极寻求各种能增进关系的途径，并牢记赞助商的产品就是你的产品、赞助商的利益就是你的利益。”因此，制订赞助计划方案时，要避开误区，从赞助商的角度，切实维护好赞助商的权益。
4.4以诚信制订与实践赞助合同
我们在赛事市场开发过程中，往往只偏重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开发，却忽略了市场运作得以维系的基础——诚信，结果经常是“一锤子买卖”的一次性赞助。这就象伫立在海水中的冰川，我们用诚信原则代表冰川水面下的部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代表冰川水面上的部分。人们通常情况下关注的是冰川水面上具有明显效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忽略了冰川水面下被遮盖的、起决定作用的诚信体系建设。开发的水平是否能够稳步提高、持续发展往往取决于冰川水面下的诚信原则。如果冰川水面下的基础不牢固，无论水面上的部分多么坚固也难以避免冰种的倒塌。赛事的开发如果不建立诚信这一基础，那么上面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冰峰就有随时坍塌的可能。因此，体育赛事必须根据体育精神树立赛事的人文理念，再依据赛事理念制订出开发观念，并通过法制和管理手段，建立和加强赛事开发的诚信体系。从保护赞助商利益的角度出发，以诚信为基础，建立、完善和实践赞助合同，全方位保障赞助商的合法权益，同赞助商建立长期互信互赖的“双赢”关系。
4.5重视赞助效果评定
如同赞助合同一样，赛事开发部门有义务向赞助合作伙伴进行赞助效果汇报。在比赛结束时，赛事的体育赞助效果评定就显得极为重要。赞助效果评定是指对赞助商的企业和产品所开展的赞助活动的全部效果的评定，它包括赞助活动的文字、图画、音乐、表演等信息内容对受众作用程度的评定，如对产品的注意、认知和记忆率、理解程度、购买意向与品牌印象等的评定。体育赞助效果是指通过体育赞助活动给赞助者、被赞助者、目标受众和社会所产生的效益和所起的作用。赞助商在评定赞助成功与否时会采取三个评价标准：第一个是赞助是否助长了产品销售，第二个是赞助是否加强了公司和产品的形象，第三个是赞助是否增加了商业机会。赞助商通过赞助效果评定可以客观地了解赞助所取得的实际效果以及经验和教训，有助于他们今后对体育赞助的决策。体育开发部门在这个阶段的市场策略是培育合作关系的忠诚度，要积极配合赞助商进行市场跟踪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赞助前和赞助后消费者的购买态度和愿望的变化，现场销售产品的数量，直接接触的消费者人数，发放和回收的优惠券、促销券的数量，通过赞助所取悦的商业伙伴，所增进的社会关系，所获得媒体的关注和报道等。
5结语
在我国特定社会背景下，体育赞助是我国体育市场开发的主体部分，它的发展速度直接影响着我国体育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进程。因此，我国体育市场开发部门要给体育赞助以足够的重视，在市场开发过程中以诚信为基础，不断地探索如何从维护赞助商利益的角度制订出更令赞助商心动的赞助回报方案和使赞助商满意的赛后赞助效果评定报告；将体育赛事的人文理念与赞助商的企业品牌和产品的内涵更好融合在一起来；更积极有效地实施并实现赞助合同，最大限度地保障赞助商的合法权益，使体育部门与赞助商的共同利益得到协调有序的发展，从而使我国体育赞助市场开发走了一条良性的发展轨道。
【参考文献】
[1]蔡俊武，赵长杰.体育赞助——双赢之策[m].人民体育出版社，2001.
[2]参考广东九运会官方网站.
[3]龚明波、田夏.论奥林匹克运动与诚信[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5).
[4]参考国际奥委会官方网站.
[5]何振梁.论奥林匹克运动的本质.奥林匹克研究[m].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4.
体育运动的益处篇10
1.体育精神体育精神是体育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体育运动的最高体现。体育精神的展现是人类通过体育运动对自身力量、智慧与进取心理等的一种升华。体育精神的魅力在于能够产生较强的鼓舞力、感染力和征服力，从而成为指导和影响人类生活方式的最积极因素之一。中国体育人在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以“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体育精神，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
2.体育精神对体育教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体育精神进入体育教学，将促进体育课程改革，一改以往单调而枯燥的传统体育教学模式，采用轻松活泼、形式多样的体育教学方式方法，增强学生的体育意识，促进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健康、全面发展。因此，体育教学必须以人为本，树立体育精神的观念，让学生深刻认识参与体育运动的最高价值理念，使我国青少年能够真正科学、有效地投入到体育运动当中去，让体育为他们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带来终身收益。
体育精神对体育教学的作用：
（1）体育精神是爱国主义最具活力的载体和最鲜明的表现。体育作为一种文化，与爱国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每个运动员都有自己的理想、信念和动力，都有自己为之奋斗的座右铭，但有一条是中国几代优秀运动员共同拥有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那就是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20世纪30年代刘长春“单刀赴会”；50年代容国团、侯加昌、王文教等一大批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运动员、教练员从国外返回祖国，为振兴与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作贡献；60年代中国运动员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80年代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实现金牌零的突破；90年代中国提出申奥震惊了世界；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蔡振华放弃国外丰厚待遇和安逸的生活，毅然回国，在中国乒乓球运动最需要他的关键时刻挑起重振国球的重担，并连创辉煌，等等，无不是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体育战线上的生动写照。20世纪30年代刘长春“单刀赴会”；50年代容国团、侯加昌、王文教等一大批有着强烈民族责任感的运动员、教练员从国外返回祖国，为振兴与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作贡献；60年代中国运动员登上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80年代洛杉矶奥运会中国体育健儿实现金牌零的突破；90年代中国提出申奥震惊了世界；容国团的“人生能有几回搏”；蔡振华放弃国外丰厚待遇和安逸的生活，毅然回国，在中国乒乓球运动最需要他的关键时刻挑起重振国球的重担，并连创辉煌，等等，无不是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中国体育战线上的生动写照。
（2）激发学生社会情感。由于体育运动具有竞赛性、对抗性的特征，竞赛结果又有不确定性，因此，它不仅能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而且能够使人们产生强烈的情感刺激和情感体验，调整失衡心态。因此，体育教师应运用体育课自身特有的教学特点，营造比赛氛围，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团结合作、相互理解的重要性，同时激起学生积极向上的心理体验和社会责任感。体育教师通过体育课堂教学中设计的各项有计划、有目的的组织活动，不仅要向学生传授体育知识技能，更重要的是要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集体责任感、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从而使学生懂得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只有具备良好的社会情感，才能成为对国家、社会、集体有益的优秀人才。
3.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和社会适应力
3.1体育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合作是建立在团体成员对团体目标的认识相同的基础上的。在合作的社会背景中个人所得有助于团体所得。现代社会需要合作精神，一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中取得成就，就要与他人合作。合作能力既是体育活动参与者必备的素质，也是通过体育活动需要发展的一种能力，体育教学对学生合作精神的培养具有积极的意义。
3.2体育锻炼有助于形成竞争意识。竞争是体育运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在体育运动过程中，时时处处都充满着竞争，既有对自己运动能力的挑战，也有与他人的争胜；既有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也有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争。现代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努力培养竞争意识和能力有助于学生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后能很好地适应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