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1
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冲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追求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如今，为追求婚姻和家庭生活质量，夫妻双方“合则聚、不合则散”的现象越发频繁，社会中再婚家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通过合理的理财方法达成生活的和谐幸福，是每个再婚家庭都非常关注的话题。
再婚家庭的理财问题
再婚家庭如果在第一段婚姻中育有子女，则家庭结构会比无子女家庭更复杂。而由于在前段婚姻中受到过感情伤害，再婚家庭成员可能比较敏感，会担心感情关系再度破裂而避重就轻，对待经济问题往往顺其自然，不做规划。
新旧交织的复杂家庭结构需要平衡多方家庭成员的利益和情感关系。如果处理不好，这些因素将影响再婚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目前，再婚家庭的经济状况通常有3种状态：一是没有规划，不做预先安排，一旦有经济纠纷发生，情与钱难以两全；二是婚后实行aa制，财务不透明，夫妻双方缺乏信任，这种方式不符合东方人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三是做婚前财产约定，这种方式虽然理性，但也不符合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戒备多于信任，影响双方的感情投入。
再婚家庭的理财渴求
除了基本的子女教育、养老规划和健康规划外，再婚家庭面临的经济问题还包括财产如何在前子女、再婚子女和爱人之间分配。它关乎各方子女的利益保障，再婚配偶经济利益的有效维护，双方父母乃至兄弟姐妹的照顾，身后财产能否按照自己的愿望传承等。面对这些难题，解决方法是运用有效的金融工具，配合遗嘱、公正等法律手段明确各个利益关系体应享有的权益，把未来生活中需要面对和承担的经济责任以契约的方式加以确定。
在再婚家庭的理财规划中，做好财产锁定和传承规划很重要，但选择怎样的工具和方式更重要。市场中现有的资产传承工具主要有遗嘱、信托、股票、房产、保险等。
案例背景与理财目标
刘先生，40岁，外企高管；与前妻育有一女，8岁，女儿随母亲生活；在北京拥有一套房产，离婚后分给女方。刘先生再婚后育有一子，1岁；太太在家养育孩子，没有收入；在北京拥有两套房产，为夫妻共同财产，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将来留给儿子）；夫妻双方各有两位老人，均有社保和自住房。
刘先生家庭年收入合计230万元，其中，刘先生工资收入200万元，理财收入（来自股票和基金）20万元，房租收入10万元；家庭年支出合计102万元；家庭净结余为128万元。现有资产包括两套房产、现金存款120万元、基金20万元、股票1500万元（市值）。
刘先生的预期家庭总负债为3600万元，包括刘先生退休前后55年的家庭生活费用、夫妻二人的健康预算、子女教育金、房贷、换车成本等；预期总资产为8190万元，包括房产现值和金融资产本金，以及未来20年的家庭总工资收入、总房租收入、总理财收入（基金+股票账户）。
针对生活现状，刘先生有几个期望：为孩子筹备充足的教育金，为太太准备一笔独属于她的养老金，希望父母安度晚年。同时，刘先生也有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担心自己的安危影响家庭的正常生活，并造成身后可能的遗产纠纷。
家庭财务问题解析
（1）家庭收入中理财和房租收入占比小。刘先生是家庭唯一的经济支柱，其收入能力与家庭未来生活目标的实现息息相关，缺乏必要的保障。
（2）理财渠道单一，风险类型同质，投资偏风险型。理财收入20万元相对于理财本金（股票1500万元+基金20万元）而言收益率低，不相匹配。活期存款120万元，在家庭总资产中比例过高，造成资金浪费。
（3）两套房产属于应税资产。其中一套在孩子没独立时属于投资资产，将来作为赠予儿子的房产，不可变现。
（4）家庭生活水平较高，预期总负债3600万元。但预期总资产中，投资股票账户可能缩水，预期的理财收入未必实现。同时，刘先生未来20年的工资收入也存在不确定性。
（5）夫妻的健康保障、两个孩子的教育金和太太的养老金是务必完成的心愿，未做适当安排。
方案建议
（1）用保险锁定未来收入，见表1。
风险转移后，刘先生每年净现金流入80万元，可以补充到投资账户中。
（2）调整家庭现有资产，见表2。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2
一、概述
二、《婚姻法》规定的合法婚姻的科学性及社会性。
三、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
四、《婚姻法》与《继承法》内在的联系
五、《婚姻法》规定的离婚问题。
六、《婚姻法》有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规定。
关键词：婚姻法家庭关系婚姻合法性财产处理继承权
一、概述
《婚姻法》是调整我国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规范，是我国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规范人们在婚姻家庭领域中的权利、义务，是人们处理婚姻家庭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准则，也是司法机关受理和裁决婚姻家庭纠纷的法律依据。
婚姻是为一定社会制度所确认男女两性互为配偶的结合。这种结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夫妻关系，婚姻具有的含义是：第一，婚姻必须是男女两性的结合。婚姻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区别就在于它只能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具有异性结合的特点，同性之间不能建立婚姻关系。第二，婚姻使男女成夫妻关系，婚姻关系中的男女结合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通奸和姘居等两性结合不构成合法婚姻。第三，婚姻是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它虽然是发生在男女两性之间，但是这种关系必须为其所存在的社会制度所确认，必须符合这个社会所规定的条件和程序。
家庭是婚姻的产物，是一个生活单位，家庭成员通过长期的共同生活，在社会中形成密切的特殊关系，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等，这些家庭成员之间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
婚姻家庭关系既有婚姻关系，也包括家庭关系，婚姻关系包括婚姻缔结，婚姻的效力，婚姻的解除；家庭关系包括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和其他家庭成员的关系。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婚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前提，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的结果，婚姻家庭关系是《婚姻法》调整的对象，我国《婚姻法》既是调整婚姻关系又调整基于婚姻关系而产生的家庭关系的法律。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对婚姻家庭立法具有指导作用的根本准则，实行婚姻自由、一天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是它的基本原则内容。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两个方面。结婚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依法缔结婚姻关系的自由，任何人无权干涉，离婚自由，是指婚姻关系中的夫妻任何一方依法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在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况下，任何一方都有权提出离婚，他人不得阻碍，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方面，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就有真正的婚姻自由，所以说，离婚是婚姻制度的特殊行为，结婚自由与离婚自由缺一不可。
一夫一妻的原则是社会主订婚姻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封建的旧中国，男子可以凭借财产和权势，过着多妻的生活，而要求妻子只能有一个丈夫，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一夫一妻制才能真正实行，新中国为了打破旧社会中的一夫多妻制的家庭关系，在1950年第一部新中国的《婚姻法》中就确定了一夫一妻制原则，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建设，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妇女的解放，使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同男子平等的地位，为真正实现一夫一妻制奠定了坚定的可靠基础。在确定了一夫一妻制的原则下，男女平等原则是它的延伸，在婚姻关系中男女两性处于平等地位，享有平等的权利，承担平等的义务，在结婚、离婚等方面权利平等，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在夫妻关系上，人格完全独立，在姓名权、工作权、人身自由权、居住权、共同财产的所有权、遗产继承权等享有同样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抚养教育子女、老人及相互抚养的义务等；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一方不得对他方加以限制或干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
二、《婚姻法》规定的合法婚姻的科学性及社会性
一个婚姻关系只有合法有效的，才能受到法律的保护，缔结一个婚姻必须具有以下条件：
首先，结婚必须双方自愿。我国婚姻法规定：“结婚必须经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就是说，结婚不是一厢情愿，也不是一方勉强同意，更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第三者包办。
其次，男女双方必须达到法定婚龄。我国《婚姻法》第六条规定：“结婚年龄，男不得早于二十二周岁，女不得早于二十周岁，晚婚晚育应予鼓励。”这一规定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根据的基础上的，也是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的，它不但适应了青年的生理特点并有利于计划生育，限制人口出生率，有利于后代的健康发展。
那么未达到法定婚龄的人的婚姻无效吗？从原则上讲，一方或双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而结婚，是违反婚姻法的行为，因为当事人不具备法定的结婚条件，而应认定为婚姻无效。但是，在对待这一问题时，要应考虑到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处理。对于未达到法定婚龄但已生存子女或女方已经怀孕的，从保护妇女和儿童利益出发，不能简单地认为其婚姻不是有法律效力①。因为，一方或双方在结婚时并未达到法定婚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有可能均达到法定婚龄，形成事实婚姻，此时就不应再以过去的违法行为确认目前的婚姻无效的根据。
在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也就是在不符合结婚条件下，未履行法律登记手续，但是双方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生活，形成事实婚姻，事实婚姻在我国的比重较大，而且近年来有发展的趋势，如果将这类婚姻全部定为无效婚姻，将会引起较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为此，1989年12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制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以及民政部1994年2月1日颁布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通知，对未定婚姻作为分类的定性，对符合结合实质条件，只是欠缺结婚登记形成要件的事实婚姻，有条件的承认，条件就是当事人应当补办登记，其目的是增强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逐步减少事实婚姻的存在。
解决非法同居关系时，子女和财产问题如何处理：
非法同居是指男女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共同生活，在当事人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一方向人民法院要求“离婚”或解除同居关系时，他们的财产属于共同经营、管理，并且在同居期间还可能有子女，因而在解除同居关系时，需要地财产进行分割，妥善处理子女的抚养问题。同居期间双方的共同收入共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双方的孩子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哺乳期内的子女，原则上应由母亲抚养，如果父亲条件比较好，而母亲又同意，可由父亲抚养，子女如果具有判断能力，在抚养问题上还应征求子女的意见。
三、夫妻在家庭关系中地位平等
所谓家庭关系，是指基于家庭存在产生的些法律关系，它包括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等等。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这种平等的夫妻关系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特征，《婚姻法》规定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妇女只有参加社会生产劳动，才能真正地独立，不仅是经济的独立，也是人格尊严上的独立，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婚姻法》所规定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一方所有的婚前财产，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等《婚姻法》规定的财产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夫妻有互相抚养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抚养义务时，需要抚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
夫妻在家庭中地位平等还体现在夫妻双方都有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所谓夫妻姓名权，根据《民法通则》和《婚姻法》的有关规定，是指夫妻双方都有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的权利，不论丈夫还是妻子都有权保持自己的姓名，使自己的姓名具有独立性，不因婚姻而改变，夫妻任何一方不能强迫另一方改变自己的姓名。夫妻人身自由权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②。《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禁止歧视、虐待妇女。夫妻人身自由权也是《宪法》和有关规定的具体体现，《婚姻法》规定的夫妻人身自由权的内容是保护双方自由权，并不是仅仅保护其中一方的权利，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社会活动、接受各种培训、教育和掌握各种技能的权利，另一方不得干涉。
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实行计划生育是夫妻双方的共同义务。“在计划生育方面，只有女方有义务，男方没有义务”的想法是错误的，实行计划生育需要夫妻双方共同履行这一义务，任何一方不履行这一义务，都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些人受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改变不了男尊女卑的旧观念，一定要生男孩，对生了女孩的妻子漠不关系，甚至拳打脚踢，有些有还要与作了节育手术的妻子离婚，这些行为都是错误的。
四、《婚姻法》与《继承法》内在的联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妇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它确立了我国男女平等的立法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九条明文规定：“继承权男女平等”，继承人不因性别之差而区别对待，如第一顺序的夫妻、父母、子女，第二顺序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公婆或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或丧偶女婿，都平等地作为第一继承人，不受男女之别之分。
夫妻间继承权，因结婚而产生，因离婚而消除。男女双方具有合法的夫妻身份是取得继承权的前提条件。《婚姻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对夫妻相互继承权作了原则性规定，即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在我国古代，由于数干年形成的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根深蒂固，妻子是不能继承夫家财产的。新中国成立后，确立了继承权男女平等的原则，夫妻互为第一顺序继承人，享有平等的继承权，一方去世后，任何人不得侵犯或限制他方对死者遗产的继承权，未进行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当事人如认定为事实婚姻的，可以以配偶的身份按《继承法》有半规定处理，非法同居的根据相互扶助的具体情况处理，夫妻登记结婚后尚未同居或同居时间很短，配偶一方死亡，一方享有继承权，夫妻在诉讼离婚过程或离婚判决尚未生效时，夫妻一方死亡的，他方仍有权以配偶身份继承遗产③。
五、《婚姻法》规定的离婚问题
离婚，是指夫妻双方依照法律规定角除婚姻的行为，离婚既是个人的事情，也是社会的问题。不管怎样，法律都强调处理好子女和财产等重要问题。为此《婚姻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婚姻登记机关查明双方确定是自愿并对子女和财产问题已有适应处理时，发给离婚证。
离婚在程序上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离婚作为一种法律行为，必须由当事人申请，经法律确认和准许后才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未经法定程序的任何协议都没有法律效力，这与离婚自由是属于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我国法律保障离婚自由，但同时又规定实现这种自由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才能具有效力，《婚姻法》根据当事人双方对离婚的态度规定了两种离婚程序，一种是行政离婚程序，另一种是诉讼离婚程序，协议离婚是行政离婚程序的内容。
《婚姻法》第三十七条规定：“离婚后，一方扶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夫妻双方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有相同的扶养责任，一般情况下，子女由单方扶养时，双方应承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父母不履行扶养义务时，未成年人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对付扶养费的权利。我国《民法通则》第十一条规定：十八周岁的公民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是说，扶养费的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十八周岁为止，但是丧失劳动能力，在校就读的，无独立生活能力和条件的成年人，父母仍应负担必要的扶养费。给付子女扶养费的一方有固定收入的，扶养费应按月给付，没有固定收入的，如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扶养费可按半年或一年一次定期给付。
不直接扶养子女的父或母具有探望权，探望权的主体是曾经存在夫妻关系的男女双方的一方，经过离婚而解除了婚姻关系，但对子女的探望权不能随之取消。一方行使探望时，另一方有协助义务。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权，主要是为了维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作出中止探望权的判决后，原探望权人不得违反判决探望子女，待原探权人改正其行为，中止探望的事由消失后，人民法院确定其行为不会再不利于子女身体健康的，应当恢复其探望子女的权利④。
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是离婚时财产分割的前提。依照《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2）从事生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妻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夫妻一方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3）遗嘱或者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直接关系到离婚双方的切身利益，依照《婚姻法》规定，离婚时财产分割首先遵循男女平等原则。在家庭中往往夫妻双方的收入比例具有差别的，通常是男方高于女方，然而，在离婚进行财产分割时，双方应具有平等的权利，不能对男女实行区别对待，共同财产首先由双方协议处理，双方应在心平气和、互相理解的基础上冷静进行财产分割的协商，协议不成时，再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进行判决，原则上应均等分割，坚持男女平等，但也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照顾无过错方，尊重当事人意愿，本着有利于生产，方便生活的原则，合情合理地予以解决。
六、《婚姻法》有关救助措施与法律责任的规定
一段时间以来，家庭暴力问题在我国的一些地方比较突出，由于家庭暴力而导致婚姻破裂以及人身伤害的案件也比较多，由于年龄、生理等原因，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是妇女、儿童和老人，直接影响到这些人的身心健康。
《婚姻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这就是关于遭受暴力或者虐待的家庭成员请求调解、劝阻、制止或者处罚的规定。
《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所谓行政处罚，是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单位或者个人依法给予的制裁，行政处罚是国家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行使国家权力的重要措施，行政处罚的形式主要有拘留、罚款、警告、吊销营业执照、吊销许可证、责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等。
《婚姻法》第四十三条第三款规定，遭受暴力或者虐待的家庭成员，可以向公安机关提出请求，要求公安机关按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给予处罚。虐待家庭成员，受虐待人要求处理的，根据《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可以处十五日以下拘留，二百元以下罚款或警告。
《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虐待家庭成员，情节恶劣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引起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这一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的犯罪，是指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经常的打骂、冻饿、禁闭等各种手段，从肉体上和精神上进行摧残、拆磨的行为。
《婚姻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对遗弃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做出支付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的判决。根据1991年4月制定的《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于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养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案件，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可以裁定先予执行。所谓先予执行是指人民法院在受理案件后终审判决做出前预先采取执行措施。先予执行一般应当限于当事人诉讼请求的范围，并以当事人的生活、生产、经营的急需为限，这就是说对于追索抚养费、扶养费或者赡养费的民事诉讼案件，可以不按照民事诉讼的一般程序进行，而由人民法院裁定先予执行。这样更有利于保护遭受遗弃的家庭成员的合法权益，使其能够尽快获得扶养费、抚养费或者赡养费。
根据《刑法》第二百六十一条规定：“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况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注释：
①摘自佟占军著《婚姻与家庭法律常识》1999年9月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3—14页。
②摘自张桂龙著《新编婚姻法案例释解》2001年5月出版九洲出版社第12—13页。
③摘自张理著《用法律保护自己——家庭法律指南》1997年4月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第78—79页。
④摘自曹诗权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1999年5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320页。
参考文献资料：
1、杨海波王笑冰裴智勇著《最新实用家庭法律指南》1997年出版九洲图书出版社第80—265页
2、佟占军著《婚姻与家庭法律常识》1999年9月出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19—142页
3、张桂龙著《新编婚姻法案例解释》2001年5月出版九洲出版社第36—277页
4、曹诗权著《婚姻家庭继承法学》1999年5月出版中国法制出版社第316—418页
5、张贤钰著《婚姻家庭继承法》1999年6月出版法制出版社第44—344页
6、张理著《用法律保护自己——家庭法律指南》1999年4月出版江苏人民出版社第62—114页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3
论文摘要：新中国于1950年制定了婚姻法，后来分别于1980年、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通过两次修订，婚姻法在基本原则、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法定离婚理由制度、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在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夫妻人身关系、亲子关系、监护制度、扶养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新世纪之初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成员人人都是现实的和未来的婚姻家庭主体。婚姻家庭法以其调整的对象的普遍性、广泛性和特殊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史上，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的颁行，世纪之交对《婚姻法》的修正，堪称具有标志性的三个里程碑。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没有婚姻家庭的和谐哪来全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需要相应的法制保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完善的婚姻家庭法制是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石之一。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继续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
值此《婚姻法》修正五周年之际，《金陵法律评论》特辟纪念专栏，邀集有关学者撰文笔谈，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婚姻法》的修正不应当局限于缅怀往事，更重要的是，应当以此为新的起点，总结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途径和方案，这才是更好的纪念。
一、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回顾
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制定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在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中，婚姻家庭法可以说是起步最早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建国后全面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早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就积累了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比较丰富的经验。这就从必要和可能两个方面回答了《婚姻法》为什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问题。至于婚姻家庭立法的相对的滞后性，则是随着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发展变化，由于立法措施不够及时而出现的。
1950年《婚姻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反封建斗争在法律上的总结，又是适应建国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它从法律上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在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中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部法律的历史使命并不仅以反封建为限。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扫清基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通向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必由之路。当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雏形。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婚姻家庭制度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之间，是直接相通的，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经过建国初期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特别是1953年的大张旗鼓、深人人心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反封建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尽管在法律上的提法未作修改)。依笔者之见，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应当对1950年《婚姻法》作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将本法重点从制度上的破旧立新，转移到系统、全面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上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我国才制定了第二部《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的颁布，是基于当时的婚姻家庭领域中拨乱反正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通过这部法律的颁布和贯彻执行，使在“文革”十年中遇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作了下列修改和补充：一是对原则和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作了必要的增补；二是对婚姻成立要件的修改，包括法定婚龄和禁婚亲等；三是扩大了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将祖孙、兄弟姐妹关系纳入了调整范围，在夫妻财产制上，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也比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更为具体；四是增设了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规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在离婚的程序、离婚后的子女、财产、生活等问题上，也作了适当的有针对性的修改。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章节结构虽然稍有变动，但基本内容并没有脱离1950年《婚姻法》的框架，就其总体而言，修改和补充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的。回想当年1980年《婚姻法》的前6次草案，条款均较最后的定稿为多，而且一直是以《婚姻家庭法》命名的。后来才有所简化，并沿用原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家庭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面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作用，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对若干应当规定的事项未作规定，这些方面的缺陷在颁行当时就为一些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所指出；其次，该法原有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方面的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的。
关于《婚姻法》的修改，从研究、呼吁到列入立法议程，经历了相当大的时间跨度，可说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始终的。早在1990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行40周年1980年《婚姻法》颁行10周年的文集中就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立法建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就修法一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审议了有关修法的提案。从1995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修改决定的通过，整个立法过程历时五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但决不能就此而止步。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同仁应当一如既往，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制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二、《婚姻法》的修法成果及其局限性
关于2001年《婚姻法》的修法成果，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予以评价，一是过程，二是结果。
先谈过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涉及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修正案》在孕育过程中就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社会学界)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注。在此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先是修法的基本思路和方案之争。一种是力求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思路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案。这种主张认为，这次修法既要为当前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制定有效的对策，更要致力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系统全面的建设；内容力求完备，各种具体制度应当成龙配套，相关的单行法(如收养法)也可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一定的前瞻性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当然，一步到位绝不意味着今后一成不变，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当是相对稳定的，将来可视情况的变化作局部的修改和补充。在这次修法的前期工作中，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主持起草的《婚姻家庭法试拟稿》，便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另一种是两步到位，分期完善的思路和方案。这种主张认为：修法应当突出重点，对1980年《婚姻法》作局部的补充和修改。关于现实生活中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作出若干有针对性的规定。某些具体制度可以增设或在内容上予以补充(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的法定理由等)。但是，原法的名称不变，框架也基本不变。至于各种制度的完备化和系统化，可留待制定法典化的民法时再作考虑。在这次修法的后期工作中提出的《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大体上是与这种思路相一致的。当然，这种思路并没有否定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同前一种思路的分歧，主要是立法步骤上的分歧。
其次是关于具体制度、具体规定之争。这方面的论争有的发生于法学界内部，有的发生于法学界、社会学界的部分学者之间，其内容主要包括配偶权和忠实义务、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等。关于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有专文论及，此处从略。
《婚姻法修正案》在定稿前经过全民讨论。立法机关的审议也是盛况空前的。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是我国立法民主化的一次重大实践。
再看结果。按照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原法的补充和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总则性的规定。为了更加有效地保障《婚姻法》诸原则的贯彻执行，增设了两项禁止性的条款即“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禁止家庭暴力”，从而加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和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力度。同时还以专条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对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共同责任。这一规定集中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具有总体上的规范性和导向性。
关于夫妻财产制。与原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权利形态以及对外的财产责任等诸多方面。经过这次修正，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下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种类。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二是初步构建了约定夫妻财产制，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效力。有关对外效力的规定，兼顾了夫妻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
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在重申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即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同时，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这些情形包括：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这些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中的可操作性，是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
关于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这是修法后增设的一章，取代了原法附则中过于笼统的有关规定。章内对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受害人，规定了必要的救助措施；对实施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
这次修法，对原法的补充和修改(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共有33项，以上仅为对立法重点的摘要列举。此外，关于子女不得干涉父母再婚的自由、离婚后对子女的探望权、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等规定，也是对原法的重要突破。
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措施，其成果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经过这次修改，填补了一些原来存在的立法空白，使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五年来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次修法是成功的，一些新增的规定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对其作理性的审视，这次修法在内容上是没有全面到位的，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经修改和补充，仍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体系结构和规范的配置尚待改进，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系统、全面地确立。笔者认为，这次修法既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又是一种过渡性的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婚姻家庭法制的全面完善，仍须继续努力。
三、在法典化的民法中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
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将完整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民法作为其中一编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最佳方案，目前已成为学界同仁的共识。
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历来便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身份关系的古代，身份法的发达是早于财产法的。到了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均将亲属法编人民法典；在采取单行法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婚姻家庭法也是属于民法体系的。出于种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
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家庭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还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是有歧见的。早期曾以独立部门说为通说究其原因，一方面同我国源自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立法传统和建国后的立法现状有关；另一方面，原苏联的法学和立法体制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两部《婚姻法》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问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已对上述歧见作出结论。在立法体制上，婚姻家庭法已向民法回归。《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婚姻家庭领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正是发生于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同时，《民法通则》还对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和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若干原则性的规定。由此可见，婚姻家庭法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民法之外的法律部门，而是民法中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组成部分。这种特点，是由主体之间的特定亲属身份决定的。将婚姻家庭法作为一编列入法典化的民法，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向民法回归后，进一步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回归。
目前，法典化的民法正在起草之中，将婚姻家庭法列入其中已成定局。但是，在编制方法、具体方案上仍有不同意见之争。一种意见主张，应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集于一编，将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各种规范要合理配置，使其形成一个严谨有序的整体。其实，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试拟稿起草组便是以此为立法目标的。另一种意见主张，从目前的婚姻家庭立法的现状出发，将《婚姻法》、《收养法》各作为一编纳入法典化的民法，在具体内容上可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笔者在两部民法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的建议稿(一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受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委托起草；一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中，都是持前一种主张的。至于后一种主张，看来简便易行，但不利于保持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法全面体现相关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体系结构上也是缺乏合理性的。如以收养为例：基于收养而拟制的养父母子女关系，只是亲子关系的类别之一，收养制度只是家庭制度的组成部分，毋须作为单独的一编。在婚姻家庭编中分设各章，以收养为其中一章，是更为适宜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婚姻家庭编对除婚姻、收养以外的家庭法规范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可按不同的规范群组合成章。
与编名之争相比较，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的具体内容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法典化民法的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
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主体之间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其发生根据的。除婚姻家庭法外，其他法律也有若干涉及亲属事项的规定，但是某些规定殊不一致，关于近亲属的范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如亲属的种类、近亲属的范围、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都是民法婚姻家庭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增设这些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需要，在立法技术上，在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夫妻人身关系与配偶权
在夫妻关系中，人身关系是主要的方面；财产关系虽然也很重要，但它是以人身关系为发生根据，从属于人身关系的。修正后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关系方面的法律调整有所加强，关于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却一仍其旧，并未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情形是与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性质不相适应的。民法婚姻家庭编应以增设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为立法重点之一。将配偶权作为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各种权利义务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而不可以有配偶权呢?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三)亲子关系与亲权
亲子关系是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亲子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亲属法中一般均设亲权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也是具有亲权性质的，不同于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现行《婚姻法》对亲子关系的法律调整失之过简。民法婚姻家庭编中应当增设亲权制度。依法行使亲权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亲权的内容应当在法条中作列举性的规定，以利于父母在人身和财产等方面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全面的监督和保护。
收养法属于亲子法的范围，民法婚姻家庭编中似可增设收养一章，用以取代现行的《收养法》。当然也可在婚姻家庭编中仅对收养的效力作若干原则性的规定，保留《收养法》的单行法地位。
(四)监护制度
就法理而言，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可视为亲权的延伸；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其制度也是比照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而设置的。现行的《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的几条规定，难以全面规范监护关系，在民法中将监护从其他编移置于婚姻家庭编，在体系机构上更为合理。监护章应就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欠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分别加以规定。其内容包括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监护的成立和终止，监护人的职责，以及监护监督等事项。监护人应以有监护能力的自然人为限。所谓单位监护在很多情形下是很难落实的。
(五)扶养制度
扶养是发生于特定亲属之间的生活供养责任。完善扶养制度是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扶养制度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目前，《婚姻法》中有关扶养的规定是分散的，按照不同主体分别加以规定的。用语也各不相同，有的称扶养，有的称抚养或赡养。在民法的婚姻家庭编中扶养可以单独成章，从而构建统一的、完整的扶养法规范体系。在用语上应将抚养、赡养均称为扶养，同《刑法》、《继承法》中的提法相一致。关于有法定扶养关系的亲属的范围、扶养权利人行使权利、扶养义务人履行义务的顺序，以及扶养的程度和方法等，均应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似可将同居一家、共同生活的直系姻亲也列入扶养的范围。
除上述立法重点外，对修正后的《婚姻法》中已经增设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也应针对适用中的情况和问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4
夫妻财产制，是确认和调整有关夫妻婚前财产、特有财产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管理、使用、收益、处分以及夫妻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财产的清算、分割等方面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作为交织于财产法与身份法之间的横断性法律制度，夫妻财产制是婚姻效力的一项重要法律内容，也是近现代家庭财产制的重心所在。
从法律层面分析，夫妻财产制具有四个特征：一是主体限于夫妻双方的特定性；二是人身性与财产性相融一体，财产性从属于人身性；三是由婚姻态势所决定的内容广泛性和复杂性；四是植根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受制于社会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社会性、民族性和历史性。
新中国的夫妻财产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根据地立法中萌芽，1950年婚姻法铸其雏形，1980年婚姻法基本定格并运行至今。其内容可界定为五点：（1）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夫妻平等的人身关系是现行夫妻财产制的前提和基础；（2）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作为法定财产制，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处理权；（3）以约定财产制为补充，赋予约定财产优位于法定财产制的例外效力；（4）确认夫妻债务责任的平等性和清偿分担的协商自由性；（4）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公平性、意志自由性与保护“弱者”和无过错方的照顾性。
应该承认，以80年婚姻法为集中表现的现行夫妻财产制虽然表述简单，内容抽象，但并不失其积极的进步性价值：（1）充分体现了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宪法精神；（2）符合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取向所倡导的婚姻本质及婚姻道德的要求；（3）反映了家庭作质及婚姻道德的要求；（4）反映了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和经济生活实体的职能要求，有利于家庭内部各种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4）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反映了婚姻家庭关系复杂多样的生活实际；（5）切实地符合立法时期夫妻财产关系的状况和要求；（6）在总体方向上迎合于当代夫妻财产制立法的发展趋势。
80年婚姻法颁行至今20年，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婚姻家庭亦发生同步效应，夫妻财产制归纳了新的因素，新的力量、新的内容：（1）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牵引出社会各种财产关系的新风貌，构成新时期夫妻财产关系的宽阔宏大的社会经济背景；（2）国民收入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私有财产量的增长，是夫妻财产关系变化的直接动力和表现；（3）社会财富观念的转变，个人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独立意识的觉醒，是夫妻财产关系变化的心理催发素；（4）家庭消费职能的扩充和生产职能的历史性回归，提高了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并直接作用于夫妻财产关系；（5）与公民个人财产的取得和拥有相伴随，夫妻财产的性质、形式、来源、数量、债务关系，权属关系都发生的空前变化，动态性、复杂性明显增强，市场交易安全等与夫妻财产权利的保护不断产生碰撞。
现行婚姻法诞生于社会转型之初，时代的多重制约，不可避免地潜伏了以其为背景的法律的局限性，由此决定了现行夫妻财产制既有先天不足，又有后天不良，严重滞后于社会发展，日益凸现出诸多缺陷：（1）规范形式抽象、概括，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导向，使夫妻财产制疏漏空洞，缺乏操作针对性；（2）“婚后所得共同制”表述不清，涵盖宽泛，范围不确定，与夫妻财产的实际运行态势不符，也与其他法律内容发生冲突；（3）立法只注意到常态下的合法婚姻存续期间，对“婚约”期间的财产、夫妻分居期间的财产、违法婚姻中的财产问题未作丝毫反映；（4）严格的共同财产制，既忽视了对夫妻个人特有财产权的确认和保护，又不利于保障市场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利；（5）对夫妻之间如何行使共同财产的占有、管理、收益、使用、处分等权能未作规定；（6）夫妻财产约定只是作为一种例外加以简单认可，没有形成完整规范的约定财产制规则体系；（7）对夫妻债务和所有权之外的各种财产权利未能作出前瞻性预测，导致现实生活诸多法律问题难于处理；（8）20年法制建设的推进，财产法体系的逐步健全，现行夫妻财产制既落后于社会实践，又滞后于其他相关法律的发展；尤其是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合作企业、私营有限责任公司等新型经济主体所牵引出的家庭财产关系，现行夫妻财产制难于准确施控。
二
针对现行夫妻财产制立法技术上的缺失，规范内容上的疏漏和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呆板，法学界在80年代中后期即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几经讨论，于90年代中期形成共识；司法实践与此呼应，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对夫妻财产制作了诸多扩张性、创设性解释。反映当代家庭结构及其财产运行规律，总结实践经验，应对社会的发展和夫妻财产关系的变化，尊重和采纳学界的合理建议，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二次审议并交付全民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夫妻财产制作了特别突出的改进，概括起来，其内容集中于五个方面：
第一，以列举与概括、明确与模糊的例示性规范技术形式，确立了婚后所得有限共同财产制作为法定财产制。依《草案》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1）工资、奖金；（2）从事经营活动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4）因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指明归一方的财产除外；（5）其他共同所有的财产；（6）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约定不明确的财产。
第二，与有限共同财产制相对应，明确界定了个人持有财产。《草案》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1）一方所有的婚前财产；（2）因一方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指明归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归一方的财产。
第三，与法定财产制相对应，基本建立了约定财产制度，规范了约定财产的表意形式，财产制的选择范围、约定的内外法律效力，配设了约定分别财产制时补偿制度和约定无效制度。《草案》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书面约定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财产归共同所有或各自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夫妻对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可以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第47条规定：夫妻对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的约定，逃避债务的，该约定无效；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确认该约定无效。
第四，为强化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权利，督促和引导共同财产权的合法行使，确保共同财产对婚姻家庭的经济功能的有效释放，引进民法调整方法，设置了不正当行使共同财产权的民事法律后果。《草案》第48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人民法院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予以制裁。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隐藏、转移、变卖、毁损的夫妻共同财产，或一方伪造债务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第五，关于夫妻对共同财产的平等处理权（第17条）、离婚时共同财产的分割（第39条）和离婚时债务的清偿（第41条）三个法律问题，《草案》仍沿用了现行法的规定，未作任何修改。
上述五个方面构成《草案》确立的夫妻财产制规则体系，其应予肯定的积极效果可归列为五点：一是加重了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突出了夫妻财产制的立法量和地位；二是相对克服了现行法的粗放型技术缺陷，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和细密，增强了可操作性；三是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男女平等、保护“弱者”，增进家庭职能，有利家庭和睦稳定三项原则；四是兼顾了私法自治与公平公正，保护夫妻财产权利与保障交易安全的关系，较好地平衡了夫妻财产关系中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五是在立法上显示出婚前财产、婚后共同财产、婚后个人持有财产、约定财产、约定不明财产、未列举的模糊财产等多元财产形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反映了夫妻财产构成和动态运行的复杂性，切合社会生活实际。
作为中国21世纪初的一项重要立法，婚姻家庭法应以社会现实为基础，展示一定层面的前瞻性；以中华民族优秀品质为特色，继承先进法文化的优秀成果；以婚姻家庭的身份性、伦理性为内核，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向为依托。按此要求检测，《草案》对夫妻财产制的修改仍未尽善尽美，尚有不少制度应予增设、补充和改进。举其概要，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几项：
其一，《草案》只确立了常态下的夫妻财产制，即普通夫妻财产制，没有相应建立非常态下的特别夫妻财产制，建议针对夫妻分居，夫妻一方失踪，夫妻一方虐待、遗弃另一方，夫妻一方从事个体、合伙经营发生破产等特殊情形，赋予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请求改共同财产制为分别财产制的权利，使分别财产制作为非常财产制。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财产安全保障中的正义价值和交易安全保护中的秩序价值的共同要求。
其二，《草案》只注意到所有权范畴的财产，局限于财产的归属利益，完全忽视了夫妻财产关系中客观、普遍存在的所有权之外的财产权利。尤其是现代民法的发展，已从以物归属为重心向以物的利用为重心转移，财产的动态利用和权能的分化与交易比静态所有更显重要；债权作为带动交易、保障和鼓励交易、实现资源配置的财产权，在市场经济氛围更具活力和更为广阔的运行空间；以所有权或资本为内涵的股权、股份是诸多财产权利的转化形态，在夫妻财产中无疑具有极强的渗透性和广泛的存在面；有形财产的扩张伴随着无形财产的不断衍生，无形财产权利的归属和价值正提出迫切的法律规范期求。这一切都表明停留于所有权层面的传统夫妻财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中国的夫妻财产制立法应多吸取民法财产法的素养，把握民法的发展趋势，贴近财产权的运行规律，重视对夫妻财产领域中他物权、债权、股权、无形财产权等财产权利的确认和调整。
其三，《草案》仅抽象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没有对现行法的这一条款作出修改，从而继续存在概括性太强且挂一漏万的缺失，在夫妻共同财产的动态运行中，一方面处理权作为处分权能的表现，既有法律上的处分，又有事实上的处分，且处分方式、处分行为、处分效力多各种各样；另一方面除了处分权能之外，还有占有、使用、收益、管理等多项权能，这些权能既可以由所有权人控管，又可以剥离于所有权人，既可以单项分别行使，又可以多项混合行使。《草案》对夫妻如何行使这一系列权能，以及行使这些权能所引起的内外法律关系如何确认和调整，对各方当事人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等，没有作出反映，缺乏预设的统一规则进行引导和规范，从而难于规制实际生活中必然性的权利滥用或权利行使冲突等问题，其结果要么是侵犯夫妻一方的共同财产权无从补救，要么是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危害市场交易安全，破坏交易秩序。
其四，《草案》停步于现行法模式，对夫妻之间积极意义的财产（财产权利）进行了规定，而对消极意义的财产——夫妻债务仅在第41条指出“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表现出立法上的巨大疏忽。我们知道，现实生活中，夫妻债务如同夫妻财产非常复杂，债务性质、负债原因、表现形式、举债责任多种多样，尤其是生产经营、市场交易等非共同生活的债务不断增多，在法律上对婚前债务与婚后债务、共同债务与个人债务、生产经营债务与共同生活债务、履行法定扶养义务的债务与非义务性债务、共同财产债务与个人特有财产债务、过错债务与非过错债务等不进行统一认定，则势必造成处理上的盲目随意和混乱，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分清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债务的性质、形式、范围及其原因和去向，既要注意维护家庭整体利益和法定扶养义务的实现及正常生产生活的需要，确立共同债务责任，又要把握是非过错，赋予夫妻双方不同的清偿责任。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5
关键词：离婚；房屋产权；归属
中图分类号：D913.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0-0154-02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房地产业不仅是促进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重要力量，也使得房产成为大多数家庭的主要财产。家庭乃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关系的稳定是社会和谐的基础。但是，当今社会的现实是家庭关系并不“稳定”，据最高法院统计的数据显示，自2008-2011年全国法院一审受理离婚案件的数量不断增加[1]。离婚，不仅意味着婚姻关系的终止，还会涉及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抚养等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公平合理地解决，关系到当事人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子女的健康成长，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
针对审判实践中遇到法律适用疑难问题，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解释（三）》）。该解释出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目前关于认定离婚时房屋产权归属的法律法规散现于物权法、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一）、（二）、（三），较为零散，夫妻取得房屋方式的不同，离婚时房屋产权的归属也存在着很大差别。
二、离婚时房产分割的不同方式与产权归属
（一）父母参与出资购买的房屋
此种情况在我国较为常见。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购买”应当理解为由父母支付了全部的房款，而不应是首付款。此情况下分为的三种情形：
1.当事人婚前，一方父母为双方子女购置房屋且登记于自己子女名下。这视为父母对己方子女明确表示的赠与。根据《物权法》和《婚姻法解释（二）》的相关规定，这毋庸置疑属于该方当事人个人婚前财产，离婚时对方无权要求分割。
2.当事人婚后，一方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此种情形下，《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的规定与《婚姻法解释（二）》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在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婚姻法解释（二）》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而《婚姻法解释（三）》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的赠与。”该不动产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即离婚时对方无权要求分割。
3.双方父母共同出资。无论是婚前还是婚后，夫妻双方的父母都为购买该房屋而出资的，都属于此种情形。《婚姻法解释三》规定：“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此条款保护了没有产权登记一方的利益，在登记效力优先的基础上承认了出资方对房屋产权的利益，无疑是最高法院的一大创新之处。
（二）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贷款买房，婚后夫妻共同清偿贷款
此种情况更为复杂，其中“个人财产”既可以完全是自己出资，也可以全部或部分由父母出资。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件也会经常出现：结婚时，房屋的首付是一方父母出资，当时没有明确表明此款项是赠与还是借贷。在离婚诉讼中，一方会以此款是跟父母借贷为由要求先偿还父母的出资再分割共同财产；而另一方会主张此款是对方父母赠送的，不应该返还。在这里，如果该款项的性质被认定为借款的话，那么作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当然需要返还；如果该款项的性质为赠与的话，还要看是赠与双方还是赠与己方子女。笔者认为，在父母支付首付款时，没有明确表示该款项为借款，就应认定其为赠与；在没有明确表示是赠与己方子女的情况下，就应仍定为是对夫妻双方的赠与。需注意的是，此处的“明确表示”，应是明示，而非默示。在确定首付款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后，又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形：
1.该房屋登记于首付方名下。《婚姻法解释（三）》规定：在此种情况下，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即首付方。而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由取得产权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2.该房屋登记于夫妻双方名下。由我国以不动产登记为房屋产权归属的公示方法，以及《婚姻法》对房屋产权登记方的保护态度可以认定，当房屋产权登记于夫妻双方名下时，该房屋为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为共同共有人，依照物权法中对共有财产分割方式的规定对房屋予以分割。
（三）双方婚前共同出资贷款买房，但登记于一方名下
生活中这样的情形也比较普遍，双方因感情、面子、登记费用等问题，往往仅将房屋产权登记于一人名下。婚后当夫妻感情破裂决定离婚时，如果房屋产权登记一方不承认另一方在购房时的出资，意欲将该房屋占为己有，此时，如果另一方不能证明自己在购房时确有出资且不是赠与产权登记方时，其权益就无法得到保障。涉及具体司法实践时，只能由法官根据具体情况认定该房屋产权的归属。从以往的案例中可以看出，该房屋产权一般归属于产权登记一方，如果对于另一方的购房出资予以认定时，也仅仅是要求产权登记方对另一方给予相应的补偿。
以上便是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夫妻离婚时以不同方式取得房屋产权分割方法的规定。这些法条，尤其是《婚姻法解释（三）》，以解决具体案例为出发点，对房屋产权归属的界定及离婚时财产的处理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为人民法院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婚姻家庭财产纠纷提供了操作性极强的统一性标准。
三、婚姻法司法解释实施中的新情况与新问题
婚姻法的立法宗旨是维护婚姻家庭关系的和谐与稳定，而《婚姻法解释（三）》的价值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未能与此宗旨相一致，有法学界的人士批评该司法解释“不仅是一个夫妻关系与婆媳关系的挑拨离间者，更可能引发深刻的不公平，因为它必然侵害婚姻中通常是弱势一方的女性”[2]。
第一，在“父母参与出资购买的房屋”的第（二）种情形中，《婚姻法解释（三）》将婚后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赠与。对于这一款规定，有学者认为：“父母为子女结婚而购房，往往会倾注其毕生的积蓄，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的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势必会违背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因此，基于保护父母权益的考虑，将父母出资为子女购房视为父母只对自己一方的赠与，比较合理”[3]。这种观点虽符合“人之常情”却不符“法理”。《婚姻法》第17条第4项明确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除第18条第3项规定的即：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以外，归夫妻共同所有。《解释（三）》作为《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应严格与其保持一致，不应擅自扩大“赠与合同中只归夫或妻一方”的外延。换言之，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的房屋，必须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明确约定，才能将该房屋作为出资方子女的个人财产，而不能依据“产权登记于出资人子女名下”来加以“推定”。
第二，在“父母参与出资购买的房屋”的第（三）种情形中，《婚姻法解释（三）》将其认定为“双方按各自父母的出资额按份共有”。从情理上对这一规定不难理解，但是，我国《婚姻法》明确确立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为夫妻共同共有的原则；并且，《物权法》中关于共同共有的规定也主要适用于夫妻家庭生活中的财产。由此可见，此规定混淆了“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违背了作为特殊身份关系的夫妻双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有的财产（除约定以外）共同共有的法理基础。
另外，此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起来仍会有困难。如双方对该不动产按份共有，其出资比例如何认定？如果在购买房屋时，双方父母没有签订书面合约以确认双方的出资比例，在具体的诉讼中，如果再出现出资比例的纠纷又当如何处理？在这种情形下，《物权法》第104条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的份额，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出资额确定；不能确定出资额的，视为等额享有”。因此，当双方无法确认出资比例时，则该不动产由双方等额享有。这岂不是又回归到夫妻双方对该房屋共同共有的局面？
第三，在“一方婚前贷款买房，婚后夫妻共同还贷”的第（一）种情形中，《婚姻法解释（三）》认定当夫妻双方不能达成不动产处理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权归首付方，且由首付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无疑此规定引发的争议和反响是最大的，支持者认为：此项规定可以使那些为了房产而蓄意骗婚的人的阴谋无法得逞；可以在社会上倡导纯粹质朴的婚姻观，改变青年人的择偶观；为司法实践提供了统一的标准，便于法官处理具体案件，减少社会纠纷。反对者则认为：鉴于我国传统婚姻模式和社会分工的差别，该规定对于妻子一方显失公平，有违《婚姻法》保护妇女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我国传统的婚姻模式为“男婚女嫁”，大多数家庭的分工模式为“男主外，女主内”[4]，这使得妇女在婚姻家庭生活中始终处于相对弱势的低位[5]。在这种情况下，离婚时女方很难分得与男方价值相当的财产。基于此笔者赞同反对者的观点，认为在夫妻终止婚姻关系时，完全依照《婚姻法解释（三）》中离婚时房屋产权的分割方法来决定房屋产权的归属，是与婚姻法所确立的“保护妇女权益”原则相矛盾的。
自《婚姻法解释（三）》实施至今，各地出现了一些“新状况”。如在为结婚准备新房时，男女双方争着买房，而在装修新房和其他费用上相互推诿；又如准备步入婚姻殿堂的准夫妻开始“锱铢必较”，订立婚前协议、公证婚前财产。再如往日门可罗雀的房屋登记管理机构突然门庭若市，夫妻纷纷要求在房屋产权证书上加上自己的名字，兴起一股“加名热”。这些“不正常”现象的出现让人忧虑，由此也可以看出《婚姻法解释（三）》的弊端，即明显扩大了个人财产的范围，缩小了夫妻共同财产的空间，以便于司法裁判为出发点，将家庭财产归属划分得过于明确，与人们对婚姻、感情和“家”的传统认识不符。泾渭分明的财产归属让夫妻双方都逃避家务劳动和对子女的抚养教育，长此以往，必然造成于己于家于社会都不利的严重后果。
四、域外经验及其启示
如何才能更好地解决婚姻财产纠纷，公平分割房屋产权，保护为家庭生活付出较多一方（总体来说是女方）的利益？
纵观世界各国对于离婚时房屋产权归属的规定，如英国是将儿童的权益置于首位，在确定房屋产权归属时，英国判例并不以房屋产权登记作为确定归属的依据，法官会参考夫妻双方的收入能力、各方对子女家庭所作的贡献等因素，即便是一方支付房屋的全部费用，仍可以2人定另一方对房产的非物质贡献，并在确定房屋产权归属时给予其一定的权益；又如德国法律明确认定女方处于弱势地位，在离婚诉讼中，法院会明显偏向作为弱者的女方，更多的照顾女方和子女的利益，除非女方主动提出离婚，作为不动产的房屋产权自然归女方所有，动产则一分为二；再如美国，1983年美国《统一婚姻财产法》第四节一至四条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外，配偶间一切财产均为婚姻财产；配偶间的一切财产均可推定为婚姻财产；每一方配偶对婚姻财产都享有未分割的二分之一既得利益；在婚姻存续期间及婚姻关系确定之后；配偶一方的劳动所得或财产的增值属婚姻财产。”另外，同英国一样，夫妻的收入能力也是离婚财产分割的重要影响因素。
可见，无论是以判例为主要法律渊源的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以成文法为主要法律渊源的大陆法系国家，在解决婚姻家庭纠纷确认房屋产权归属时，都会侧重保护女方的利益。当然，一国的法律制度尤其是在婚姻家庭方面应立足于本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但不容置疑的是，在分割家庭财产时侧重对妇女利益的保护是公认的。因此，我国在处理离婚家庭财产纠纷时，也应侧重保护女方的权益，将《婚姻法》中“保护妇女权益”这一基本原则落实于立法、司法之中。
有的学者提出建立“家庭劳务”补偿制度，将“家庭劳务”作为享有房屋共有权的出资方式。这项制度可以督促夫妻双方主动分担家庭劳务，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为家庭付出较大一方的利益，以减少夫妻双方的纠纷。但怎样衡量“家庭劳务”的经济价值，以及怎样认定哪一方承担的“家庭劳务”多是此项制度的难题；此外如果此项制度得以确立，势必会赋予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以“家庭劳务”作为夫妻分割家庭财产的方式尽管理想，但实施困难。如果将此制度加以深化，在“一方婚前以个人财产贷款买房，产权登记于首付名下，婚后夫妻共同还贷”这一情形下，非首付方能够有充足的证据表明自己履行了较多的家庭义务，则只要确认就应该将该房产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分割家庭财产时，先将属于首付方的房款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扣除后，房屋的剩余价值为夫妻共同共有，这种方式对非房产首付方的保护更为合理和正当，尤其是当非首付方为女方时，明显体现了保护妇女权益的原则。
参考文献：
[1]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的新闻稿[Z]，2011-08-12.
[2]王涌.法律不应离间婚恋[J].世纪周刊，2011，（3）.
[3]刘俊海，尹红强.《婚姻法解释（三）》体现若干制度创新[n].人民法院报，2011-08-19.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6
关键词：房产问题按揭贷款购房
2011年8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司法解释（三））。司法解释（三）的出台，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人们的讨论也随之而来。众所周知，婚姻法的调整对象既包括婚姻家庭中的人身关系，也包括婚姻家庭中的财产关系。司法解释（三）有大部分的条款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涉及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个人财产在婚后取得的孳息及增值收益的归属、善意取得制度、房屋权属等热点问题；对人身关系的规定较少，涉及婚姻登记瑕疵问题、亲子鉴定问题、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提起离婚诉讼问题、夫妻间的生育权纠纷问题。房屋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最重要消费品之一，也是在婚姻家庭的财产关系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由于本文篇幅有限且其它财产问题设计内容较多，本文将仅对房产问题进行分析。
一、婚后父母购房产权归属问题
婚姻法解释（三）第七条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1]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有观点认为，解释三是对解释二的具体化，与物权法的理念是一致的，保护了产权登记方的利益。一方面，明显有利于购买一方，因为像如今房价居高不下的情况，子女结婚父母往往会将倾注全部的积蓄用来为子女购房，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显然是违背了购房一方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购房父母的利益。另一方面，随着我国目前房价持续上升，人民的私有财产观念逐步加强，经济的快速发展，离婚率也在逐步上升，对于婚后父母为子女购房的事情之前的规定不是很明确，在判决的时候给法院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为此，司法解释三对此作了明确的规定后，使得购房的父母在赠与子女房产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中的财产问题就有了比较明确的参考。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往往是男方买房的情况比较多，这一条侵犯了女方的利益。虽然在现今的社会中，女性的权利和地位不断提高，女性已摆脱了男人附属品的地位，具有了独立的人格，在经济、教育等方面有些女性也已经大大超过了一些男性，女方买房的情况也存在，不过只是很少一部分。但主要还应当考虑，女方在家庭生活中的付出是比男方要多的，尤其是生完孩子的妇女，她们对孩子的生育与抚养是要比男方付出更多的艰辛，理应得到更为特殊的保护，并在合理的情况下获得较多的财产利益。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居于首位的是夫妻间的身份关系，财产关系只是附庸于身份关系之中的，现在却只谈论财产关系，完全无视了婚姻家庭中身份的重要性，忽视了婚姻的特殊性，没有考虑到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贡献，侵犯了妇女的权利，破坏了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婚前一方贷款买房的归属问题
婚姻法解释（三）第十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2]此款主要是按揭贷款购房问题，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的热点问题，这也是本文将重点阐述的内容。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7
一、严格界定离与不离的标准
该类案件由于在审理时,被告既未到庭答辩,又不能提供证据,法官难于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并综合双方的证据来判断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有的原告为达到离婚的目的,扩大事实,甚至还编造一些不属实的事实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有的夫妻为逃避债务,一方外出,而另一方称其下落不明提出离婚,还有的夫妻为躲避计划外生育罚款,在女方怀孕期间外出,男方以女方下落不明为由提出离婚,所以对该案件的审理更要严格审查,其离婚目的的真实性,对被告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在开庭前应向原告释明举证夫妻感情确破裂的证据,如原告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因感情不合分居满二年的,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法院应以法判决准予离婚,或原告有其他证据证明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符合《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的规定亦应判决准予离婚,如果原告提供不了以上证据,应依法判决不准予离婚。对于被告经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的离婚案件的处理不同于被告下落不明的情形,该类案件开庭后不要急于下判,庭后还要找被告询问其对离婚子女财产的意见,要做双方的调解工作,尽可能调解以调解方式结案,如调解不成,要结合双方的陈述和被告的答辩,根据原告提供的证据综合分析双方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来判决离与不离。
二、子女抚养要妥善处理
抚养子女是父母应尽的法定义务,子女由谁来抚养,应有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成长,对下落不明的缺席离婚案件的审理,原告如果同意抚养子女就判决由原告抚养,如果原告不同意抚养应做调解工作,争取原告同意抚养,如果原告执意不同意抚养,也应判决归原告抚养,因为被告下落不明,如果判决归被告抚养,也无法执行,判决等于一纸空文,失去了法律的严肃性,原告如果同意抚养子女并主张抚育费的,做原告工作让其放弃抚养费的主张,并告之等被告有下落时再另行主张抚养费,如果原告不同意放弃抚养费,执意主张此项请求的,判决抚养费的数额也不宜过高。
三、财产分割要慎重
由于被告不出庭,财产情况只能有原告的陈述和其提供的证据,有些案件的原告在开庭审理时对夫妻共同财产隐瞒,审判员更难以查明真相,所以,在财产分割时,不能仅凭原告的陈述来判决,不但有原告的陈述更应该有其他证据佐证才能做出判决。对下落不明的缺席离婚案件在财产分割时,必须查明事实,有足够充分的证据才能下判,否则不判,告之原告待有证据时可另案诉讼。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开庭后要找被告对其财产情况进行询问,如果原、被告陈述的财产情况完全一致且没有争议的应做调解工作,争取在财产方面达成协议,如达不成协议再下判决也不迟,如果经询问 被 告陈述的财产情况与原告的陈述不一致,争议较大,应告之被告按新的证据举证,进行第二次开庭审查后下判决以防止被告由于被告不出庭应诉,接到判决后不服上诉或上访。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8
【论文摘要】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是 2001年修改婚姻法新增设的内容。这项制度的设立对于提升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保护对家庭做出较多贡献一方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这毕竟是一项新增内容，理论设计上存在不足，实践中可操作性不强，立法目的实现的预期效果不令人满意。因此，完善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立法设计，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更好的实现其立法目的，正是本文所追求的目标。
一、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意义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 ，主要是指夫妻离婚时，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家庭付出较多义务的，另一方应给予财产或物质补偿的制度。对此 ，新 《婚姻法 》第40条规定： “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 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家务劳动补偿请求制度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1、它肯定了家事劳动的社会经济价值基于婚姻而产生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也是个经济组织，具有实现人口再生产、教育子女、赡养老人和组织经济生活的社会职能 ，要履行这一职责，需要家庭成员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从事大量而繁重的家务劳动。家事劳动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占社会劳动相当大的比重，理应得到和社会职业劳动同样的认可和评价。
对家事劳动予 以经济评价已是国际社会的主流认识。1974年国际妇女年联合国会议 ，在世界行动计划中指 出： “家事对家庭生活而言，非常必要，但一般仅承认其具有极少经济的、社会的价值。惟所有的社会若希望达成维持家庭 、教育子女之基本任务，则对于这些家事劳动，应给予高的评价。”脚 ”’对家事劳动的经济评价实质上是承认夫妻一方 (主要指妻子 )家事劳动与夫妻另一方的社会职业劳动具有同样社会经济价值和同等地位。贯彻了男女平等原则，也使家事劳动在夫妻财产制中有它的一席之地。世界许多国家的民法典都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给予积极的肯定。如 《瑞士民法典》第164条规定：负责料理家务、照料子女或扶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的配偶一方 ，有权请求他方支付一笔合理的款项，供其 自由处分；第 165条规定：在协助配偶他方从事职业或经营事业中，配偶一方的付出显著超过其抚养家庭应做出的贡献的，其有权请求为此得到合理的补偿金。 (德国民法典》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也做出了明确规定，该法第 1360条规定：夫妻双方相互负有以其劳动和以其财产适当抚养家庭的义务。家务处理交予夫妻一方的，该方以处理家务履行其以劳动抚养家庭的义务。这里的以 “劳动” “抚养家庭”包含了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
我国从婚姻立法的角度对家事劳动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予以肯定，与国际社会接轨，是我国社会发展、法律进步的表现，对我国家庭和谐、社会发展进步具有积极的意义。我国是个发展
我国婚姻法对夫妻财产关系的调整虽然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和法定财产制度两种，但现实的绝大多数家庭并未对财产作任何约定，夫妻的财产关系主要适用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笔者对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一中等城市的 200个家庭的随机调查中得 出的数据发现 ，约定完全适用分别财产制的不到 1％，即使是采用约定财产制，多数家庭也只是约定夫妻财产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分别所有。调查起诉到法院的 150件离婚案件中，请求家务劳动补偿的只有 1件，且因为没有适用分别财产制而没有得到支持。这说明法定的婚后所得共同制仍然符合我国国情。离婚经济补偿制度以分别财产制作为适用条件超前于我国家庭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但婚姻立法却以此作为实行离婚时的救济制度的前提条件，就使得这一救济制度的适用范围大大受限，难以达到其预设的目的，也不能满足调整我国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
设立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这种离婚救济制度的 目的，一是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工作的价值；二是弥补分别财产制度存在的实质上的不平等 ，因为在夫妻分别财产制下，离婚时双方无共同财产可以分割 ，如不做出一定补偿，为家庭生活、对方事业发展付出较多义务、贡献较大一方的价值就无从体现，为了平衡夫妻双方利益关系，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婚姻法规定在实行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一方应对为家庭做出较大贡献的另一方给予补偿。
问题在于，在不实行分别财产制而实行共同财产制或部分共同财产制、部分分别财产制的家庭中，如何承认家务劳动或协助对方工作或对对方事业、学业提高做出贡献的一方的价值，保护这一方应得的利益?从婚姻立法对离婚时共 同财产分割的规定看 ，认为共同财产制本身就是承认了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具有同等价值，否则只从事家务劳动的一方无权分割共同财产。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简单明确，这一立法规定的前提是在一方完全从事家务，不作任何社会工作，没有经济收入的情形下设计的，而实际上，现在的家庭 ，夫妻一方完全不从事任何外出工作的很少。城市里双薪家庭是绝对的主流，农村夫妻双方都外出务农、务工也占多数。这种情况下，女子外出工作的结果是，仍未改变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观念 ，妇女既要主内，又要主外。由于实行共同财产制，因而离婚时对妻从事的家务劳动并不认同其价值 ，因为法律没有规定对其付出予以补偿。这实在是立法的一大缺憾。
在我们调查的 150例离婚案件中，离婚当事人的年龄集中于 28~’’57之间。当事人婚姻关系存续的时间多在 1—18年之间。这说明夫妻结婚生育以后，尤其是人到中年，子女尚未成年，父母开始年迈体衰需要照顾，本身工作压力较大，经济负担重，因此在情感上、家庭生活方面就极易出现问题，这一时期是夫妻的多事之秋。双方共同生活多年之后，多数家庭女方不得不把人生中大好的黄金年华、精力和体力奉献给家庭、孩子和丈夫，在怀孕、分娩中还要承担体质下降、留下终生疾病甚至因此献出生命的风险。繁重的家务劳动消耗女性大量的时间、体力和精力的同时，必然影响他们的学业提高、知识更新、工作进步、职称晋升等，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失去就业或选择更好职业的机会。而配偶对方，则基于对方的奉献和牺牲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学业进步、事业发展、社会地位提商等等。对此，婚姻法规定，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平分秋色，而不以双方收入的多少为衡量标准，再加上有利于保护妇女儿童的照顾性条款，这样，就等于对家务劳动的价值进行了正确的评价，就算是为妇女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的特殊照顾了。如果我们不仔细分析夫妻各方对家庭的实际投入，就会误认为是一种超出男女平等原则的对女性的特殊照顾，而不认为这是对女性在家庭中大量投入的回报。相反，如果将这个问题置于市场经济条件下讨论，一个已婚妇女在家庭中所付出的劳动和代价，其实远非夫妻财产的一半所能补偿。法律规定对离婚夫妻中女性财产的照顾 ，只不过是将本属于妇女应得的权益说成是照顾罢了。事实上，丈夫那点高收入在女性对家庭的无偿投入面前早应黯然失色。目前，我国一个家庭保姆的月工资一般 350—600元不等，外加吃住，月开销 700-1000元。按此标准计算 ，一个已婚妇女对家庭的家务投入以货币计算每年不下 1万元，以一位结婚时间已过 15年的妇女为例 ，如果她离婚，家庭对她的补偿，仅家务劳动一项，就高达 15万元。若再加上生儿育女的补偿和属于共同财产应得的份额，其离婚后实得的财产就更多了。但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即便是特殊照顾女性的离婚财产案，也很少有突破上述限额的。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公平公正”、 “等价有偿”等原则 ，是我国现行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在共同财产制下 ，对一方所作的贡献或付出，法律不予认可的话，法律的公正性必然受到质疑。因此，笔者以为，在民法典制定的过程中，对婚姻法关于 “离婚时家务劳动的经济补偿”应作进一步完善 ，使其在立法设计上更合理，司法实践上更具可操作性 ，这不仅是市场经济法制建设的客观要求，也是全面落实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为此提出以下设想：
1、对于适用分别财产制的家庭。如果一方为家庭付出较多．即使是不离婚也应当允许请求经济补偿。以避免离婚时夫之财产可能脱手或即使有也可能难保财产分配 。
2、离婚时家务劳动补偿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由夫妻约定适用分别财产制扩大至法定共同财产制及部分共同、部分分别财产制的任何夫妻。具体办法如下：
(1)法律明确规定，夫妻可设立各自的个人财产帐户，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各 自所有财产的一定比例如百分之三十或四十作为对家庭付出较多贡献一方的补偿，离婚时．只要一方符合补偿的相应条件，就应该将其补偿份额划归获得补偿的另一方所有。
(2)设立夫妻婚姻住房法律概念，确认婚姻住房的特殊法律地位，以确保离婚后妇女有住房。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补偿包括以住房补贴。如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凡属婚姻住房，夫妻任何一方无权私 自处分，即使是婚前房产。在共同财产不足以补偿另一方时。就以婚前个人房产补贴。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9
早在90年代初期，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界就根据当时的研究成果，向立法机关提出了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家庭法的建议，近期出版的“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亲属法》从教材的角度拓宽了学科的研究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对扩展婚姻家庭法的调整范围，完善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做了有益的探索。1998年8 月于山西太原召开的中国法学会婚姻法学研究会年会，再一次以健全婚姻家庭法制为主要议题。在此前后发表的多篇论文，也都是为立法论证工作服务的；其中既有总体上的研究，也有对各种具体制度的研究。作为新婚姻家庭法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笔者愿借本刊之一隅，对一年来活跃在立法前沿的婚姻家庭法学做一简要的综述。
一、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家庭法的必要性
现行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行的第二部婚姻法。它是在1980年9月10日公布，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以1950年婚姻法为基础，重申了该法的基本原则和许多行之有效的规定，同时又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做了若干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从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它的贯彻实施，使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在经历了名曰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后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现行婚姻法的历史功绩，是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但是，现行婚姻法有其自身的局限性。随着我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现行法中缺乏相应的对策。法学界、法律界和相关部门的许多人士都认为，完善婚姻家庭立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当务之急。
婚姻家庭法学界的一些同志指出，现行婚姻法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该法中有大量的立法空白，欠缺若干必须设置的具体制度。例如：法律调整的范围在主体上仅限于婚姻双方和若干家庭成员，缺乏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结婚制度不够完善，仅有婚姻成立要件（包括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规定，而无关于无效婚姻的规定。夫妻财产制过于简略，特别是欠缺有关约定夫妻财产制的规范体系。对离婚的法定理由只有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没有具体的、列举性的规定，在适用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在亲权、监护、扶养等方面，一些制度也亟待进一步完善。二是该法中某些规定已经严重滞后，必须进行修改和补充。以夫妻财产制为例，在立法当时大体上是可行的，现在已经无法适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实际需要。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涉外婚姻和区际婚姻（涉台、港、澳的婚姻）数量不断增多、情况比较复杂，其法律适用问题，也需要从立法层次上制定必要的规则。
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下，立足婚姻家庭，放眼社会发展的全局，于世纪之交制定一部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的婚姻家庭法，对全面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保障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是我国婚姻家庭法学界许多同志的共识。
二、关于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
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古代法中亲属的法律效力十分强大，在当代社会中，亲属关系的意义和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它在诸多法律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目前，这方面的一些规定散见于我国的相关法律，包括婚姻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籍法等。重要的问题在于，对亲属制度应当从基本法的层次上做出系统的、通则性的规定。从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和法律的分工来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无疑是婚姻家庭法的任务。
许多学者主张，关于法律调整的亲属关系的范围、亲属的种类、亲系、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都应当在婚姻家庭法中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对近亲属的范围问题，有关规定不尽一致。现行婚姻法中的世代计算法，不如亲等计算法方便。有的学者建议，对姻亲及其法律效力的问题，在立法上应予规定。有的学者建议，在计算亲属关系的亲属远近时，不妨直接采用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法，与国际接轨。
三、关于无效婚姻
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结合，不具有婚姻的法律效力。婚姻家庭法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表明，这种违法婚姻的长期存在有其多方面的原因；在立法层次上确立有关无效婚姻的规范体系，是全面防治违法婚姻的根本对策。
在新婚姻家庭法专家试拟稿的起草过程中，婚姻家庭法学界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增设无效婚姻规范体系的系统方案。增设这方面的规定有利于坚持结婚的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保障婚姻的合法成立；有利于预防和减少婚姻纠纷，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增强执法力度，制裁婚姻问题上的违法行为。有的学者针对本问题上的岐见，以有关史料为依据，论证了中国古代并非没有确认婚姻无效的法律传统；同时通过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和婚姻法律行为的比较研究，认为有关无效民事行为的规定不能取代有关无效婚姻的规定。
婚姻家庭法学界有关无效婚姻的研究，涉及婚姻无效的原因，确认婚姻无效的程序，主张婚姻无效的请求权、婚姻无效的法律后果等诸多方面。多数学者主张：我国应当采用单一的无效婚制，不采无效和撤销并用的双轨制。在程序上，既可由人民法院依诉讼程序确认婚姻无效，也可由婚姻登记管理机关依行政程序确认婚姻无效。对因不履行法定结婚方式而结合的，可采用当然无效制，对因欠缺其他要件而结合的，可采用宣告无效制。这方面的一些具体建议，已为新婚姻家庭法专家试拟稿采纳。
四、法定夫妻财产制和约定夫妻财产制
夫妻财产制亦称婚姻财产制，是调整夫妻财产关系的基本制度，其内容涉及双方的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归属、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和处分，婚姻终止时的财产清算和对外财产责任等问题。现行婚姻法中的法定夫妻财产制为婚后所得共同制，同时允许夫妻双方就财产问题做出不同于法定财产制的约定。与过去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呈现出复杂化、多元化的趋势。夫妻财产关系还会通过债权、债务、生产、经营等途径同其他领域的财产关系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因此，在夫妻财产制立法中，不能仅从夫妻双方出发，还应将交易安全、第三人的权益等问题纳入立法者的视野。
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多数学者主张，法定夫妻财产制仍可沿用婚后所得共同制。但是，可以适当缩小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在遗嘱中指明以夫妻一方为继承人、受遗赠人的财产，在赠与合同中指明以夫妻一方为受赠人的财产，应归继承人、受遗赠人、受赠人所有（按照过去的解释，上述种种均为夫妻共同财产）。从遗嘱制度，赠与制度的宗旨和尊重遗嘱人、赠与人的处分权的角度来考虑，这种主张是符合法理的。至于约定夫妻财产制，一些学者提出在法律中可以规定一般共同制、管理共同制、分别财产制等几种形式，结婚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选择其中之一，不选择约定财产制的，当然适用法定夫妻财产制。有的学者还提出，选择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应在结婚时办理登记，婚后变更或终止约定夫妻财产制的，应向原登记机关申报，这些程序性的规定在立法中也是不可忽视的。
五、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
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婚姻关系的法律手段。在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情形下，现行婚姻法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为准予离婚的法定理由。这一原则规定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它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这一原则规定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间，我国的离婚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对此，社会上众说纷纭。婚姻家庭法学界的一些同志认为：在我国，离婚现象中的主流还是健康的，离婚率的一定幅度的增长是正常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生活、婚姻家庭生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今天，人们对婚姻的期望值大大地高于往昔，而现实生活中确有部分质量不高的婚姻，这是导致离婚率增长的主要原因。基于道德败坏等原因而遗弃配偶的，毕竟只是少数。为了稳定婚姻家庭关系，防止离婚率的过度增长，应当加强婚姻家庭领域的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重视婚姻基础和婚后的调适，逐步提高全社会的婚姻质量。因此，对当前的离婚现象作过份消极的评价是没有根据的，现行的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是应当继续坚持的。当然，在文字表述上学者们有不同的主张，如将现行法中所说的感情确已破裂改为婚姻确已破裂或夫妻关系确已破裂等。
许多学者认为，修改离婚条款的目的，是将离婚的法定理由进一步具体化，使其在适用中具有可操作性，而不是要增加离婚的难度，限制离婚。许多学者主张，夫妻双方有下列情形之一，一方要求离婚的，经调解无效，得依法判决准予离婚：一方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经治不愈，致使婚姻关系难以维持的；一方有重婚、通奸、非法同居等情事，另一方不予宥恕的；双方缺乏夫妻感情，在有同居生活的条件下，分居已满三年，互不履行夫妻义务的；一方下落不明在二年以上，另一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在公告期届满后下落不明的一方未应诉的；一方受另一方的虐待、遗弃，不堪与其共同生活的；一方有、酗酒、吸毒等恶习，不履行家庭义务，双方难以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另一方的人身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一方被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等等。鉴于离婚原因的复杂性，除具体列举外，还应当用概括性的规定加以补充。基于其他重大原因导致婚姻关系确已破裂的，经调解无效，亦得依法判决准予离婚。在法律上明列若干具体情形，作为婚姻破裂的客观外在的标志，对加强离婚法规范的可操作性，防止法律适用中的主观随意性，提高离婚案件的审判水平，都是大有助益的。
六、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
为了调整涉外的和区际的婚姻家庭关系，新婚姻家庭法应当就法律适用问题作出必要的规定。关于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我国民法通则中虽然已有部分规定，但其覆盖面过于狭窄，需要通过新的立法措施加以补充。婚姻家庭法学界的一些同志建议：确认婚姻无效，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诉讼外的协议离婚，适用受理申请的机构所在地法律。婚生子女的否认和非婚生子女的认领，适用子女出生地法律。亲权适用未成年子女的本国法律。收养适用被收养人的本国法律。监护适用被监护人的本国法律。夫妻财产制适用婚姻住所地法律。
新婚家庭理财规划方案篇10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发展趋势
夫妻财产制度又称婚姻财产制，是规定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内容包括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归属、管理、使用、收益、处分；家庭生活费用的负担；夫妻债务的清偿；婚姻终止时夫妻财产的清算和分割等。其核心是夫妻婚前和婚后所得财产的所有权问题。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家庭中夫妻承担着物质生产、消费、家庭生活正常运转，以及家庭关系稳定和谐发展的责任。而夫妻财产是其婚姻家庭生活中最基本的物质基础，是婚姻家庭稳定最根本的保证。夫妻财产在婚姻家庭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世界各国对夫妻财产的立法极为重视，将夫妻财产作为其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2001年修改)两次立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所进行的若干司法解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财产制度发展的进程，呈现出如下两个较为明显的发展趋势。
一、“个人化”趋势
与其他国家的财产制度的发展演变相似，中国历史上的财产制度也经历了由团体所有逐渐向个人所有演进的发展过程。婚姻家庭作为生产和消费的基本单位，其财产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了这一历史的发展进程。如果将家庭财产制度的类型分为夫妻财产共同制，夫妻财产分别制，则它们所体现的财产所有关系似乎就有了明显的区别。前者具有家庭集体或团体所有的特征，而后者体现为夫妻个人分别所有的特点。由家庭团体所有向夫妻分别所有即个人所有的发展过程实际上是财产所有关系的“个人化”演进。
从1950年制定的《婚姻法》到1980年《婚姻法》(含2001年对其修改和增补的内容)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看，当代中国夫妻财产制度的“个人化演进”即个人化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它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新的立法和司法解释扩大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
这主要通过对婚前财产的处理方式反映出来。1950年《婚姻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离婚时，除女方婚前财产归女方所有外，其他家庭财产如何处理，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一规定的立法目的似乎旨在以排除对离婚的女性一方婚前财产进行约定，既用法定的方式限制婚姻双方对女方婚前财产的意思自治，以保护离婚的女性一方婚前的财产权利。换言之，不论男女双方的意愿如何，均不得对女方的婚前财产进行约定。1980年的《婚姻法》关于男女双方婚前财产的规定取消了这一限制，从而扩大了双方个人意思自治的范围。其第十九条规定：
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
不难看出，新制定的《婚姻法》虽然更为明确地规定了可以作为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法定内容，但夫妻双方的个人意思自治可以作为对抗法定财产所有形式的依据得到了立法者的充分尊重。夫妻双方可以用契约的方式约定婚姻任何一方或双方的婚前财产以及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夫妻财产制的适用原则是“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即约定财产制可排斥法定财产制优先适用，前者具有优先于后者适用的效力。
第二，法定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逐步缩小以及法定夫妻个人特有的财产范围逐渐扩大
如上所述，1980年的《婚姻法》取消了1950年关于女方婚前财产不能进行约定的限制，从而扩大了夫妻双方个人的意思自治的范围；同时将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局限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其13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一规定用不言明的方式，修正了1950年《婚
姻法》中所暗含的丈夫一方的婚前财产属于夫妻共同的财产。可以说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缩小了。
2001年修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2001年4月)(以下简称新婚姻法)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作了较大的修改，在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方面，直接相关的内容由原先的(第13条)一个条文增至3个条文即第17、18和19条。其中第十七条规定了夫妻的共同财产范围。其列举的种类有：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除外(第18条第3项)；以及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与修改前的第13条的内容相比，新的规定更为具体，如果排除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共同财产的范围基本上局限于夫妻双方的劳动所得；而原13条规定的共同财产范围囊括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全部财产。
从上述夫妻财产制度立法的实践及其发展情况似乎不难看出，法定的夫妻财产共同制和分别制的规定日趋细化，且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因新的规定而日益缩小。与此相应的是，法定的夫妻个人财产范围逐步扩大。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夫妻个人财产的法律规定，最早见于1950年《婚姻法》第23条关于女方婚前财产在婚姻关系解除时的处分方式。1980年《婚姻法》没有对夫妻个人财产作专门而明确的规定，但把夫妻共同财产明确限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而意味着夫妻双方的婚前财产应归属与各自的个人财产。比之于前述23条，夫妻的个人财产延及男方的婚前财产。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又进行了扩展。其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归一方的财产。其中除第(4)项可能包含夫妻共同劳动、生产和经营所得之外，其他几项法定的个人财产均非夫妻共同劳动取得。这显著的区别于此前的法定个人财产范围而有了前所未有的扩大。
二、“法治化”趋势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法制建设得到了长足的进步。它对各种商品交换行为的规范以及为人们合法的行为预期提供保障，成为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需求。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前后学术界对市场经济与法制的关系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并导致持续不断的对法治的探索和追求。至1999年最高立法机关终于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国策写进宪法。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凝聚着整个社会长期以来追求法治的意愿。应该说，自邓小平同志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的要求时，中国追求法治的努力就已经开始了。这种努力不仅体现于宪法层面，还体现于包括各部门法的全方位的法制建设，其中《婚姻法》由于与人们的生活关系最密切最广泛而显得尤为重要。《婚姻法》的发展所反映的法治要求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本文仅就以下两点进行讨论。
第一，通过新的立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1950年的《婚姻法》对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规定较为笼统，虽然其相关规定也承认可以以约定的方式对夫妻财产进行处分，但由于法定的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规定的不具体，当夫妻双方不能就婚前或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处分达成一致时，其23条规定“由人民法院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判决。”这一规定赋予法院以非常宽泛的自由裁量权。因为该法仅用第10条规定了夫妻财产制：“夫妻双方对于家庭财产有平等的所有权与处理权”；而用第23条的部分内容规定了女方婚前的财产为法定的女方个人财产。综观1950年《婚姻法》有关夫妻财产的规定，较为明确的法定的个人财产即女方婚前的财产。也就是说，该法为法院提供的可依法定财产判决的夫妻财产仅为女方的婚前财产。其他所有的财产一旦离婚的双方不能就其达成一致，则法院可以“根据家庭财产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及子女利益和有利发展生产的原则”就其行使自由裁量权。
30年之后新的婚姻立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似乎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与当时的财产关系和法制建设的发展程度相联系。1980年的婚姻法第13条仅就婚姻存续期间的财产作了规定，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与1950年婚姻法相关规定比较，1980年婚姻法取消了过去法定的
女方婚前财产不能由双方约定而由女方所独享的规定。其31条有关离婚时对财产的处理不再强调女方婚前的财产不能进行约定，而是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女方和子女权益的原则判决。”1980年的《婚姻法》制定之时尚处于改革开放之初，不论是财产制度改革，财产所有制的种类还是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都还处于一种不太确定的探索性阶段即“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这大概是该法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显著地区别于此后同类立法的“时代局限性”，是这种局限性使法院的自由裁量权未能有实质性变化。然而，这一情况到了2001年对1980年《婚姻法》进行修正时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
2001年对《婚姻法》的改革虽说是修正，然其对夫妻财产制的规定与过去相比恐怕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仅就夫妻财产在离婚处分时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而言，此前两次婚姻立法所规定的，或暗含的相关内容即自由裁量的空间被新增的几个条文急剧地缩小了。这主要体现在新的立法明确地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夫妻间对财产的约定与法定财产制之间的关系即“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从法定”。因为有了明确的法定的共同和个人财产范围，法院在受理对财产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离婚案时，只能根据法定的财产范围处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可以自由的裁量离婚双方未能达成一致的任何家庭财产的归属——女方的婚前财产除外。
法治的要义之一，是制定的法律应尽可能的满足人们所期待的公平和正义要求，同时应尽可能地避免不确定性，或者对法律规定的误解甚至曲解。适用法律时过分宽泛的自由裁量权极容易导致裁判权恣意使用或者滥用，从而有碍公平和正义的实现。始于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婚姻立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所涉及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问题及其发展演变，经历了由原先享有极大空间而后逐步受到限制的过程。这一过程体现了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在婚姻立法中的贯彻执行，而且这一趋势似乎是不可逆转的。可以预见夫妻财产制方面的法治状况随着法院自由裁量权的限制将不断地得到改善。
第二，增加夫妻财产的法定内容，从而为人们提供更为可靠的行为预期
与法院自由裁量权的缩小相关的是，由于新的婚姻立法较为明确的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范围，以及夫妻对财产约定的效力，人们可以根据这些规定对自己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为作出较为自信的预期。这也是法治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意义之一。只有当人们可以根据既定的法律规范为自己实施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作出较为可靠的判断时，人们才能较自信的规划自己的生活和理想，并能与他人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及和谐的社会也才能因此而实现。
1950年的《婚姻法》第10条笼统地规定了夫妻对家庭财产享有平等的所有权和处理权，但除23条规定女方婚前财产为女方个人财产外，没有对个人财产作出具体的划分。与其比较，经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明确了夫妻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的法定范围。这为人们处理与婚姻相联系的财产关系提供了较之以前更为明确的依据。
三、对夫妻财产制未来发展的展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公民文化和综合素质的提高，男女平等意识，自由支配财产意识也会日益增强。从近年来的司法实践看，以上所论夫妻财产制的个人化和法治化发展趋势也得到了体现。例如夫妻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相互转化的司法实践经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而呈现出日益个人化的发展趋势。
按照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司法解释，如果夫妻共同生活时间较长，婚前一方的个人财产就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比如一方的婚前个人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和其他价值较大双方共用的生活资料经过8年，贵重生活资料经过4年，可以视为夫妻共有财产。不难看出这一解释强调的是共同财产的保护，它鼓励和支持个人财产向共同财产的转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文件是在1980年《婚姻法》被修改之前作出的。2001年对《婚姻法》进行修正时，未对个人财产和共同财产的相互转化进行规定，但强调了夫妻双方可以就两种财产制可以随时进行约定，以解决这两种财产制的相互转化问题。然而，司法实践过程中似乎仍然要求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明确地解释。于是最高人民法院就在《婚姻法》修正不久的2001年12月对此进行了解释：“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为夫妻一方所有的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比最高人民法
院的以上两个不同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最高司法机关对同一问题的司法实践因时间的推移发生了变化，其趋势是由支持夫妻共同所有向支持夫妻一方个人所有发展。从这一情况看，司法实践也印证了立法中夫妻财产制的“个人化”发展趋势。
立法和司法的这种趋势似乎并没有达到“个人化”的尽头。现在仍然有学者呼吁在完善婚姻立法和改善相关司法状况的过程中更注重对夫妻双方个人意愿的尊重和个人财产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