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1
关键词:资产管理公司企业转机破产重整风险控制
企业转机与破产重整的内涵
(一)企业转机
企业转机是企业陷入衰退危机,尚未达到破产原因之前,对其实施危机干预,使其恢复生机和活力。同为企业的再生程序,企业转机不同于破产重整,破产重整是在司法干预下的重整程序。转机中的企业并未达到破产法规定的破产条件,而是在企业进入衰退早期,由企业主动进行的一种自我挽救程序。
转机管理的成功有赖于正确制定转机方案并有效实施。成功的企业转机需要转机管理专家,而非单纯的行业专家。转机负责人需扮演领导者和管理者多重角色,需要具有丰富危机处理经验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危机企业转机管理人市场才能完成危机企业转机管理。
(二)破产重整
破产重整又名“司法康复”或“更生”,是指对已具破产原因但有再生希望的债务人实施的旨在挽救其生存的程序,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在司法机关的主持和利害关系人的参与下,对其进行整顿,以使其摆脱困境,重获经营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企业转机及破产重整的内容
(一)提供融资服务
重整融资是重整能否成功的关键,重整融资需要寻求风险偏好型投资者,融资契约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比较复杂,涉及包括公司原债权人、股东、管理层、雇员等在内的多方当事人。重整融资的重要问题是定价,重整公司的风险高于正常经营的公司,而其收益又不确定,重整融资会要求高于市场价格的回报,给予融资人更多的权利保障,并要重整公司负担更多义务。资产管理公司提供重整融资具有优势,一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具有不良资产处置的经验与技巧,容易对重整企业估值及风险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资产管理可以通过多种融资手段进行融资。
(二)请求权交易
1.重整模式的新发展与请求权交易。重整是在司法框架下重新组合困境公司的资本结构,使公司摆脱债务负担以恢复营运。重整的基本目标是挽救困境企业,挽救的方式包括法人人格存续和核心业务存续。后者是在恢复公司营运价值的前提下的灵活的重整模式,包括重整拍卖、重整并购、重整资产出售等。重整资产出售是债务人企业利用重整程序作为一个平台出售公司资产,这是一种司法程序下的吸收合并。重整出售已经成为美国公司重整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模式,据统计2002年美国依据破产法第11章实施破产保护的大公司中,过半数采取了资产出售的方式,美国破产法第11章1123条明确规定重整方案中可以规定出售债务人的全部或任何资产。
重整出售的重要特点是对重整中的公司的债权或股权等权益进行交易,这种交易被称为请求权交易,不同请求权人根据重整方案对这些资产拥有不同层级不同数量的请求权,美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先进的重整制度,与其请求权交易活跃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法一般不会在破产条件下由于请求权的性质而限制其转让,其判例法形成一个基本原则:请求权或利益的收购者拥有和原始请求权人或股东同样的权利和限制。
破产企业实质上就是一个财产集合,权利人对其拥有相应的请求权。破产法最基本的目标是保护这些请求权。重整制度的核心在于恢复那些有继续存在价值的企业营运,请求权交易并不阻碍破产重整的上述价值,而且可以使不愿意参与重整的权利人解脱出来,又为新的投资者提供机会。
2.请求权交易方式与程序。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擅长投资困境公司,在长期的金融不良资产处置实践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积累了经验和风险识别及管理能力,通过在破产重整框架下的投资活动实现增值。
第一,确定收购方案。在确定收购方案前,应了解目标公司的债权人结构和状况,与债权人私下接触,了解债权人的风险偏好,掌握影响重整计划通过的关键表决组债权人的信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还应能运用自己对困境企业的专业能力准确判断目标公司的风险和价值,并能成功说服目标债权人。然后,在此基础上,确定债权收购方案。债权收购方案的主要内容是收购价格以及付款方式。
第二,收购谈判。不同请求权人具体需求不同,有些请求权人对流动性的需求大于对未来收益的需求,也愿意收到现金退出重整程序,也可以与其协商债权收购,或者进行债转股,交换重整公司新的股权,请求权清偿的清偿次序越低,收购价格也越低,实施债转股的可能性越高。
第三,控制重整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收购请求权控制重整中的公司,进入并控制债权人委员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要达到上述目的,重整方案表决通过是重整中的重要环节,一般情况下,重整方案会把各利益主体分为若干组别对方案进行表决,请求权交易会使每个类别组的人数都可能减少,从而易于通过重整方案。投资人提出并通过自己的重整方案,或者阻挠通过对自己不利的重整方案,都可通过收购请求权获得投票权的方式实现。按照一般的重整法律规定,每一个类别组请求权人中只要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参加投票的请求权人数,且其持有请求权数额超过参加投票的请求权数额的三分之二的请求权人同意重整方案,就视为该类别组同意重整方案。收购关键组别,金额可以达到控制的目的。
(三)提供专业服务
资产管理公司在资产处置和管理实践中,以债务重组、资产重组和企业重组为工具,强化投资银行业务能力,逐步在金融体系中形成并确立了特色业务优势。资产管理公司在不良资产营运管理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资源。企业转机管理、重整与不良资产经营管理业务在市场环境、法律背景、定价机制、业务能力等方面具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资产管理公司在企业转机及破产重整中可以提供多元化的服务。
1.经营管理服务。对于企业转机而言,需要对企业所处的危机进行准确诊断,整个过程可能涉及稳定危机、获取利益相关方的支持、战略调整、组织变革、优化关键流程及财务重组,转机管理人要得到利益相关方的信任和支持,完成转机管理,需要具有较高的危机处理能力及经营管理能力。
资产管理公司在破产重整中同样可以提供经营管理服务。债权人和股东在重整中会争夺破产控制权,债权人控制论从剩余所有权及企业价值最大化观点出发,认为重整企业中债权人才是真正的剩余所有权人,主张债权人拥有剩余控制权,并控制重整过程中公司的经营活动。重整制度改变了以往的契约式公司治理规则,代之以债权人参与及司法监督下的治理方式。管理层既向股东负信托义务,也向债权人负信托义务。股东控制论认为,重整中的公司其剩余所有权人是模糊的。股东和债权人都可能是剩余所有权人,其利益又是相互冲突的。剩余所有权理论不适用重整中的公司治理。重整制度是把不同的请求权人约束在同一个目标之下,实现重整中的公司价值最大化,立法出于对效率和公平的考虑,重整公司治理目标常常是公司价值最大化,为了降低成本和解决信息匮乏问题,确定了债务人企业主导的重整方式。但这种模式存在问题,因为管理层有拖延重整程序的激励,管理层不能从清算中受益,却能从重整程序中得到控制权收益。现行重整法律一般给管理层提供了过多的控制重整权力,造成滥用重整程序。
解决Dip重整模式的方案是破产管理人模式,即由管理人主导重整程序。这需要破产管理人具有专业的经营管理能力,或者在经理人市场聘请专业管理人员。根据我国破产法规定,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破产清算事务所以及个人可以担任管理人,实际上这些机构和个人难以胜任上述工作,而具有丰富“问题企业拯救”经验的资产管理公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提供投资服务。破产重整是一个综合性的程序,涉及财务、管理、法律、金融等内容,债务人企业要进行融资,发行债券及实施债转股等活动,除了作为投资者之外,资产管理公司可以发挥在资产管理及重组等方面的优势,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
3.担任管理人。在企业转机和破产重整中,管理人的作用至关重要。企业转机管理并非一个司法程序,转机管理可以由危机企业自行实施,也可以由危机企业专业处理机构来实施,但一般由后者来完成。资产管理公司可以通过与危机企业谈判确定的转机方案来担任管理人。而在破产重整中,破产法规定了破产管理人制度,破产管理人的选任可以由债权人会议确定或由法院指定。我国破产法采取由法院在管理人名册中指定管理人的方式,资产管理公司可以成为破产管理人。
资产管理公司参与风险控制
(一)重整融资风险控制
重整融资的风险主要在于重整结果的不确定性,对融资的风险控制主要通过对融资的监督和提高收益率以及立法和司法保护。对融资的监督可以通过在融资协议中设定相应条款的方式。
1.规定限制性条件。如规定在限定的日期出售公司资产或者重整方案得到法院批准;要求公司必须达到一定的现金流标准,规定资金使用范围和用途,只有债务人特定的营运费用和经营活动才能使用重整融资。通过循环贷款的模式控制债务人的经营活动。借款间隔一段时间到期一次。每一次到期时融资人对债务人进行评估,如果认为债务人符合贷款条件,贷款会继续循环一次。
2.参与重整公司治理。可建议债务人管理层聘请首席重组官作为专业人士指导债务人重整。首席重组官协助管理层制定重整方案。资产管理公司有权提出首席重组官候选名单,或参与对首席重组官选任和解聘,甚至要求撤换债务人管理层。
大部分国家的破产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融资人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美国破产法第364条仅规定重整融资人可以享受到清偿优先权,并没有规定融资人可以行使撤换管理层或者参与经营决策等公司治理权。我国《企业破产法》对融资人的权利未具体规定,《企业破产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在重整期间,经债务人申请,人民法院批准,债务人可以在管理人的监督下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企业破产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管理人负责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的,可以聘任债务人的经营管理人员负责营业事务。《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九条规定,重整计划由债务人负责执行。可见《企业破产法》也没有赋予融资人参与重整中的公司治理的法定权力。但实践中重整融资人通过融资协议参与公司治理却在不断扩展,重整融资人利用重整融资协议控制重整中的公司的经营活动也是重整模式向市场化发展的结果,是对债务人及其管理层过度操纵重整程序的纠正。为控制风险,融资人应注意将融资协议作为重整方案的一部分通过法院批准而取得强制效力,重整融资条款就具有了强制力。融资人还可充分利用立法对重整融资的特别保护。
3.完善法律制度和规则。降低重整融资风险吸引投资者,需要明确的法律规则。美国破产法给破产融资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364条,该条(a)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在正常的业务经营过程中取得无担保信贷和承担无担保债务,则该融资可作为管理费用,享受第一优先受偿权;(b)款规定,对非属于正常业务范围,在法院批准的前提下,债权人同样可享受上述优先权;(c)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不能得到无担保贷款,法院可以批准融资人获得“超级优先”管理费用请求权,或者批准融资人获得针对没有担保负担的财产的担保权益,如果财产有担保负担,则获得从属性担保权益,即该担保权益的地位从属于既有的担保权;(d)款规定,如果债务人企业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贷款,法院可以授权重整融资人获得担保利益,这种担保利益优于或等同于现有的担保利益,但必须给予原来的担保债权人以充分的保护。
发行证券是重整融资的重要方式。由于重整企业是困境企业,不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发行条件,需要特别进行规定,美国破产法规定了重整中公司发行证券的豁免制度。美国破产法第1145(a)(1)条规定,为交换对债务人的请求权或债务人破产申请前的股票而发行证券,债务人可根据重整方案发行证券而不必根据1933年证券法的规定申请注册陈述。“与债务人联合制定重整方案的联营公司”或者“根据重整方案继承债务人的公司”发行证券也适用上述豁免程序。第1145(a)(3)条为投资人在公开证券市场交易请求权提供了立法支持。该款规定:根据本条(a)款(1)项指定的方式向本条(1)款规定的市场主体以外的市场主体要约出售或出售任何证券,该市场主体都不构成1933年证券法2(11)条意义上的承销商。此外,重整中的公司的一些非证券性质请求权也可以通过非证券市场进行交易。因此,我国破产法也应做出相应安排。
(二)请求权交易风险控制
企业破产重整需要一个良好的请求权交易环境与机制。比如,在三鹿破产案中,河北国信资产运营公司以20%价格收购普通债权人债权成为国内首例破产债权收购,这是一例不成功的非完全市场行为的收购,收购过程凸现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则的缺位。
立法应为请求权交易创造宽松的条件,在此基础上进行明确的规定。请求权交易更多属于市场行为,因此,破产法不应禁止该交易行为,并且不应过多限制受让人的权利,而是为交易创造条件。比如,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是受公司法限制的,以维护其人合性,但在重整状态下,这种限制不再具有法律效力,因为破产重整是公司一系列契约的再安排。破产法立法应关注继受者的权利问题,请求权或利益的收购者拥有和原始请求权人或股东同样的权利和限制。
由于请求权交易会产生控制权的转换,受让者可能会滥用权力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请求权受让人也可能有敌意的目的,如竞争对手出于阻碍重整而进行交易。因此,法律在鼓励交易的同时,必须进行必要的限制。交易程序公开、公正是基本的原则,需要规定信息披露制度;规定受让人的信托义务;禁止操纵和欺诈活动。法院可以对交易进行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审查和批准,推行交易备案制度,在交易达到一定比例时,借鉴上市公司收购的强制要约制度,以保护中小债权人及股东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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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2
著名学者郎咸平对德龙事件是这样分析的，德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德隆透过“类金融控股公司”结合产业与金融资本的发展模式和多元化经营策略的失误，资金链条的紧张是其发展模式和经营策略的必然结果，外部金融环境的变化只是德隆问题爆发的催化剂而已。德隆的战略目标无疑和其他民营企业一样，是要“做大做强”，其模式是以产业和金融为两翼，互相配合，共同前进。
但是，实业与金融毕竟性质不同，总体上讲，产业整合效益的速度无法跟上金融扩张的速度。因此就产生了结构性的差异，风险的防范和控制完全在于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7月18日，“失踪”了一个多月的“德隆系”核心人物--唐万新从境外直飞北京，得以与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的相关负责人见面，共商德隆危局的处理办法。唐万新的回归举动表明，中央对“德隆系”金融机构的处理行动已经正式开始。唐万新现身为达成德隆重组方案提供了可能，因为只有他这位德隆灵魂人物才能对德隆隐秘而复杂的资产关系真正了然于胸。唐万新的现在的主要活动是配合中央工作组及债权人委员会做好债务清理，特别是帮助理清德隆在所控制的金融机构之间的连环债务。
“金融帝国”的“连环债务圈”
据不完全统计，德隆倒塌前直接和间接控制的金融机构已逾20家，形成了规模较为庞大的“金融帝国”，其中城市商业银行、证券公司、租赁公司、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各有若干，其手中握有的金融牌照之全、数量之多在全国十分罕见。然而在这20多家金融机构中，由新疆德隆本身或其控盘的上市公司直接参股的则只有数家，比如德恒证券、新世纪租赁、金新信托和南昌商业银行等；对于其余十多家金融机构的入股，德隆都采取了相当隐秘的手法，即利用多个具有潜在关联关系的壳公司持股，或委托其它企业代为持股。可见，德隆与其控制的“金融帝国”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盘根错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若干个连环债务圈。连环债务是指同一系统内众多机构通过拆借、转拆借、国债回购、委托理财以及担保等多种方式形成的相互之间的三角债和连环债。这样作为最终控制人的德隆便利用这些金融机构的拆借资金和挪用资金逾百亿元，主要用于托市。由于德隆系股票崩盘，造成巨额的资金损失和关联债务，其中涉及大量的委托理财资金，包括个人理财资金。
对于这种复杂和隐秘的股权结构设计的初衷，各方看法各异。在德隆内部，这种号称“类金融控股平台”的设计，被认为体现了唐万新与其追随者建立“金融产品供应商”、金融混业经营的构想，充分显示了他们的想象力和雄心。“当某企业需要一种综合金融服务时，与德隆有股权纽带关系的银行、信托、证券等各种机构就分别找上门去，以不同金融机构的名义却又是以协作的方式展开服务--先看你有什么需求，然后为你度身定做个性化的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也有人认为这是为德隆的产业整合提供金融支持平台；而反对的看法则认为，德隆是在通过旗下金融机构间的相互拆借、担保，掩盖其资金的真实流向。
在德隆的神秘面纱被全部揭开之前，这些解释都无从证实或证伪。但无论如何，德隆系极为复杂的连环债务圈已然形成，若以单个金融机构的负债简单累加，总额之大将异常惊人。由于德隆系操作手法隐秘，股权关系和债务关系相互纠缠，而旗下各金融机构的客户并不知情，因而在爆发全面危机之后，单独解决一个地区、一家金融机构的问题已无济于事。如果将其中一家金融机构进行破产清算，很有可能殃及其他金融机构，造成连锁性的破产反应。
在这些金融机构大量的委托理财中，情况非常混乱，不排除许多个人理财业务实为机构资金，却以个人名义登记。德隆内部即有说法称“有一半都是假个人真机构”，其原因在于：一是从历史上看个人资金最容易获得国家保障；二是以个人名义登记，部分高息收益可以收入个人囊中。
中财国企收购未果政府出面重组“德龙”
对于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有一套传统的做法，即由监管当局出面进行债务清理，支付方面是保个人不保机构；对于金融机构本身有拯救或不拯救两种选择。若对其拯救就安排另一家金融机构来接管或合并，对公司管理层进行彻底换血；若对其不拯救，则实施行政性关闭。以上所指的金融机构大多属于国有性质，如何处理问题民营金融机构以及若干个金融机构之间复杂的连环债务圈，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全新难题。即使是对问题国有金融机构，如果一味补救和偿付债务，也会引发更大的道德风险。
与监管当局极为谨慎的态度和反应相比，市场上的各种力量已跃跃欲试，毕竟针对德隆的重组是自1998年广信破产以来最大规模重组机会。基于这种认识，一家名为中财国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财国企)经中介机构介绍与德隆接触。中财国企是原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联合总后勤部等6家国有公司共同出资组建的国有控股投资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总资产20亿元，与德隆没有关联关系。中财国企的最初设想是在征得政府监管部门同意的前提下，一揽子接收德隆的21家金融机构，进行资产托管。但因德隆系的情况过于复杂，其金融信用已全面崩塌，托管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因而提出了对其进行彻底重组的方案，首先就是要把德隆“请”出去，将股权重组与债务重组一并解决。
德隆对金融机构的持股方式相当隐蔽，虽然德隆自己已经承认迂回控股的做法，但一些地方监管部门至今不肯承认德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控股事实，“只追债，不承认股权关系”的处理方法加剧了金融机构连环债务链的紧张状态，使得债务链纷纷断裂，造成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严重资不抵债的局面。在德隆事发之后，各地方各自为战，均采取所谓“关门打狗”的策略，但收效甚微。
事实上，德隆旗下的许多金融机构之所以出现巨大的资金黑洞，主要是由于德隆通过各种手段成为这些金融机构的实际控制人。为此，在化解德隆金融危机时，不能只解决德隆与这些金融机构间的债务问题，而置德隆对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权关系于不顾。由于目前德隆自身的信誉已毁，若继续让德隆间接持有这些金融机构的股权，这些机构只能坐以待毙，等待破产清偿。因此必须通过股权重组引入新的股东，把德隆所持的股份全部置换出来，这样金融机构的牌照还能发挥价值，新股东的加入和随后的增资扩股也就能够改善这些金融机构的信誉状况，重新开展正常的业务经营，将损失减至最小。从这个角度来讲，同时进行股权重组和债务重组可能是解决德隆金融危机的惟一可行选择。
中财国企正在试图对德隆旗下的5家金融机构的重组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它对昆明市商业银行、宁夏伊斯兰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南京大江信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长沙恒信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新世纪金融租赁有限公司的各自债务进行了详尽了解后，发现这5家机构已经形成连环债务圈。德隆拆借昆明市商业银行的12亿元资金，流入了宁夏伊斯兰信托、南京大江信托、上海新世纪租赁，并通过担保关系关联到湖南的恒信证券，最终用于托市，损失惨重。目前这5家金融机构中除昆明商业银行外，其余4家都严重资不抵债，负资产高达几十亿元。
经过多次谈判，今年5月底，中财国企与德隆签订了这5家金融机构协议转让的框架性协议。随后，中财国企马不停蹄地与这5家机构所在地政府、银监会、证监会派出机构及德隆方面进行广泛接触，提出了一揽子整体解决以昆明商业银行为主的5家金融机构的连环债务的方案，拟注资5亿元，在连环债务的封闭回流中，解决近21亿元的关联债务，基本解决昆明商业银行与德隆系的关联债务和担保，同时减轻其余4家机构的压力，以帮助其重新树立市场信誉，恢复正常经营。这一方案的具体做法是：采用封闭债务封闭解决，通过注入5亿元资金在各金融机构间互相抵账的方式来集中解决连环债务。在这一过程中“动账不动钱”，通过同行结算和票据交换，并即时签订相关法律文件和偿付协议，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一次性解开相互的债务链。
中财国企认为，他们提出的基本策略对德隆系20多家金融机构的重组均适用，即“整体考虑，多种手段并举，市场与政策性措施共用，解开连环债务链，梳清股权关系”，这样才能逐步消除德隆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中财国企试图收购德隆旗下21家金融机构的设想最终未获认可。在担心德隆破产引发连锁反应的情况下，政府被迫出面重组德隆。
德隆危机波及社会稳定
在全局的层面上，国务院已成立了处理德隆问题的5人最高领导小组。今年6月初，中央政府已成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为首的工作小组，并由与德隆相关的15家主要债权人银行组成债权人委员会分别处理德隆的金融产业和债务问题。唐万新回国的第二天，在央行的牵头下，各方就举行了第一次会谈。在此后的两周内，类似的会谈总共启动了不下10次。央行、银监会、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高层，以及由工商银行牵头的15家债权银行组成的债权人委员会成员，分别与德隆面对面地深入交流了“金融实际情况、关联债务处理、重组思路”等问题，其中央行全程参与。
7月26日，《市场化解决德隆问题的整体方案(德隆公司建议稿)》（以下简称《方案》）终于成文。该方案经过与各部门的反复磋商后，又由央行执笔起草了一个总体建议上报给了国务院。德隆提出希望“通过国家政策支持，按照市场化原则，在监管机构和债权人委员会的严格监督下，集中管理、统一调用德隆资源，通过引进战略投资人恢复市场信用，盘活资产，在运营中清偿债务。”这预示着德隆危机的处理有望成为中国问题金融机构市场化重组的“探路石”和“试验田”。在具体的方案设计中，德隆将重组策略划分为产业和金融两大部分。
从德隆产业部分来看。剔除上市公司的生产性贷款后，德隆眼下生产型企业的银行负债总额约为35.7亿元，资产净值为49.2亿元。德隆估测其市场价值可达67.4亿元，资产大于银行负债约15亿元~31亿元。德隆认为，按照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完全可以支持自身生产性贷款的偿还。各上市公司和德隆关联的12.7亿元债权，目前已由德隆将5.5亿元的资产抵债，其余7.2亿元计划继续以资抵债或出售资产给予弥补。”《方案》还恳请有关方面支持“德隆将非上市公司优良资产置换到上市公司，切实改善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结构的负责任的行为。”总之，对于生产型企业，德隆的重组思路是“通过封闭贷款，恢复正常运营。由债权人委员会和德隆共同管理，制定债务偿还计划。债权人委员会行使股东权力，负责监管资产和运营，德隆依照要求，改组相关生产型企业的董事会，负责运营实施，执行债务偿还计划，确保按时支付利息，适时全额偿还本金。”
从德隆金融部分来看。当前德隆系很多金融机构资不抵债、发生兑付危机已成事实。从《方案》中披露的数据可知，截至2004年7月24日，德隆及相关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高达303.78亿元，通过关联交易和债转股等方式，合计已完成了238.01亿元债务的意向性处置，还有65.77亿元的债务未进行处置或未达成处置意向，还需进一步研究和洽谈。由于金融机构债务如此庞杂，德隆为此建议：“采用监管机构、战略投资人和德隆三方共管的方式恢复金融机构的运营，监管部门负责严格监管；有实力的战略投资人负责组建董事会，依靠战略投资人的市场信用，恢复机构存续业务的开展；德隆在运营中负责处理关联债务。”
在市场化重组的倡导者看来，政府不宜冲在前面。第一线商务性的工作可由独立重组方来操作，比如重新登记金融机构的债务，确定重组的轻重缓急。债务须重新分类，虚假个人债务要转到机构账上；本息也要分类；明确支付方式，是全部支付还是分期支付。这一切都可以由独立重组第三方出面与债权人谈判解决。同时市场化重组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债转股、削债重组、停息挂账、展期延期、增资扩股等，必要时政府可以给予政策支持，比如独立重组方需要对德隆系金融机构阶段性持股，待重组完毕后再进行增资扩股，把股份转让出去。
德隆系金融和产业的关系十分复杂，是此次市场化重组中的一个悬念。德隆系资金链出现连锁性危机后，曾以实业资产抵押作为镇痛手段之一。但是，德隆已抵押资产在金融债务中如何冲抵，德隆究竟有多少未抵押资产，在以市场化手段重组德隆系金融机构后，其产业部分能有多少可独立存活都是问号。因此，需要诸如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等市场中介机构介入德隆的重组。日复一日，德隆危机的解决已相当紧迫，这催促当局在尽量减少问题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和保持社会稳定的权衡中，尽快化解德隆金融风波。
德隆系与债权人的“神秘”默契
2004年8月18日，St重实披露，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已撤回了对新疆德隆集团、新疆屯河集团、金新信托、St屯河以及St重实的。
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此次撤诉的案件由借款纠纷引起。根据资料，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曾与深圳市明思克航母世界实业有限公司签订了2亿元的借款合同。2003年5月和10月，St屯河和St重实分别为深圳明思克航母的此次借款各提供了5000万元的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今年6月8日，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讼，要求德隆系的这几家公司对深圳明思克航母公司的2亿元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然而仅仅时隔两月，银行就撤回了诉讼，其中奥妙引人深思。
事实上，近来已经有多起涉及德隆系公司的借款诉讼被撤诉。其中，中富证券诉上海万浦精细设备经销有限公司、St重实借款纠纷案，因中富证券在诉讼费预交期内未预交诉讼费且未提出缓交申请，被自动撤诉；新疆金融租赁诉新疆百富北庭食品有限公司及St屯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新疆金融租赁也撤回了。St屯河因该案被冻结的价值23.65亿元的资产将被解冻。再联系到此次中信实业银行广州分行的撤诉，这是否意味着德隆系与债权人已就解决债务问题达成了默契或协议？
有业内人士从近期德隆系采取的一系列自救行动中看出了一些端倪。在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诉新疆百富北庭食品有限公司及St屯河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中，新疆金融租赁公司提出财产保全申请，诉讼标的仅为4280.8万元，法院却查封和冻结了St屯河价值23.65亿元的资产。当时就有业内人士认为，新疆金融租赁与St屯河曾经有过关联关系，St屯河因几千万元的诉讼标的而被查封和冻结23.65亿元资产，或许是其保全核心资产的手段。此后，St屯河与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天山股份5100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该公司，获得了2.60亿元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当公司与中粮集团签订了合作协议，获得最高额不超过4亿元的委托贷款以支持公司番茄酱生产后，公司的经营基本能够恢复正常。而此时新疆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也不失时机地撤回申请书，解除了对St屯河23.65亿元资产的查封冻结。
根据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与华融公司签订的《资产托管协议》，德隆旗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紧急个人债务有望获得优先清偿。最近与唐万新有过交流的一位德隆内部人士的看法也说明德隆系与债权人已就解决债务问题达成了默契。他表示，拯救德隆“现在50个亿就足够了”，“比如债权银行可以争取获得谅解，近期银监会要求相关银行不要再逼债就是一个证明，原来被法院抢先冻结的实业资产现在已经全部解冻，这也是一个强有力的信号，说明国家还是不希望德隆一下子垮掉，否则牵涉面太大，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而一些大的投资机构的欠款则能够缓一缓，50亿集中兑付中小投资者的欠款。”
拯救德隆的现实选择央行再贷款+华融托管
2004年8月8日，人民银行负责处理德隆危机的有关负责人口头通知唐万新等德隆管理层人士，有关德隆债权债务的所有事务将交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德隆的15家债权银行同样接此通知。央行将为德隆提供一笔数额巨大的再贷款，同时决定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托管德隆资产，这犹如一只援手，令4个月以来陷入自救中的德隆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有迹象显示，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的拯救德隆的方案即将付诸实施。实施德隆重组方案的基本前提是：由央行提供再贷款注入到德隆，而德隆资产则交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经营，这是众多德隆重组方案中的一个。把德隆交由华融托管并不等于华融接管了德隆。
今年6月，有关部门成立了由央行金融稳定局局长谢平作为召集人的工作小组，负责处理德隆的金融产业和债务问题，并制定切实可行的重组方案。目前不确定的是央行再贷款的金额还存在变数。对此间流传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150亿元，其中工商银行提供70亿元左右的贷款，其余部分由德隆的各债权银行出资。另一说法是73亿元，这一数额与唐万新此前表示的希望争取70亿元的央行再贷款数额接近。不过，一位央行官员对这两种说法都予以否认，并表示这两个金额都不够准确，央行提供的再贷款不会这么多。
不管怎样，挽救南方证券可以理解，注资国有商业银行也不新鲜，但巨资援救一家民营企业，央行还是第一次出手，显示了相当的勇气和魄力。德隆的重组因为央行的出手可能只会成为一个特例，并不具有示范效应。但这可能是目前解决德隆问题的最好办法，央行应当对所有的企业一视同仁，而不能因为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对德隆来说，这可能是件好事，但市场其实还是很希望寻找其他的解决办法，因为德隆不是第一家、更不会是最后一家，因为资金链断裂而出事的民营企业，央行不会每家都救。
今年8月19日，国务院向央行下达有关文件，正式批复了市场化解决德隆危机的整体方案--德隆共计200多亿元的股权和实物资产，已不能抵偿德隆超过300亿元的惊人债务，德隆将被一并交由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进行整体托管，但这种托管为偿债式托管，而非清算式托管，也不等于重组。8月26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在北京与华融公司签订《资产托管协议》，这3家公司都将其拥有的全部资产不可撤回地全权托管给华融公司，由华融公司全权行使3家公司全部资产的管理和处置权利。此次托管资产为截至8月31日新疆德隆、德隆国际、屯河集团合法拥有所有权的全部资产，范围以协议各方当事人确认的托管资产清单为准，包括但不限于货币资金、有价证券、债权资产、无形资产、实物资产、股权资产等各项资产。
从表面上看，华融与德隆间的联系是，工商银行是德隆的最大债权人，仅新疆地区就贷款近30亿元，于是工商银行就成为德隆系债权人委员会的召集人。根据德隆系债权人委员会的统计，除企业正常的生产性贷款外，德隆的银行负债并没有传闻中的四五百亿那么夸张，合计应为160亿元，其中工行的债权在50亿元以内。但这似乎并不能成为由华融托管德隆的绝对理由。
在《方案》中，德隆不仅提出了解决危机的整体思路，还制定了各机构的具体重组计划。其中在一些棘手问题上，急需新的大量注资，以填补窟窿。在产业领域，“自2003年9月至2004年8月，德隆生产性企业还贷总额达17亿元，在各家贷款银行只收不贷、部分银行挤兑的情况下，各相关企业采用多种办法，进行生产自救，确保了至今未发生大规模停产停工。在进入农产品原料收购旺季，出口加工定单履约生产高峰，相关企业已无力再坚持下去，继续生产性资金支持。恳请给予正常贷款10亿元。”在金融领域，更是危机四伏。“目前德隆相关金融机构中，存在的紧急问题是中富证券保证金欠款0.6亿元，德恒证券保证金欠款7亿元，12月底前须支付的个人理财资金约10亿元。”面对各种各样的资金黑洞，德隆希望以生产型企业尚有的15亿~30亿元的“余值作抵押，申请15亿~30亿的紧急贷款额度，用以解决个人债务、敏感资金以及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突发性债务的支付”。但监管层已很难有信心再将新的注资直接交到德隆手上。于是，华融的适时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资产的所有权还在德隆，而处置的决定权在华融。华融替债权人在银行“打工”，可以视为阶段性持股，目的在于寻找新的市场伙伴，而在此过程中，德隆又具有优先权。
德隆的重组：艰辛的漫长之路
央行再贷款注入德隆，并且由华融整体托管德隆，如此复杂的制度设计，是对各方施展均衡技术的极大考验。眼下的格局至少留下了两个关系德隆未来走向的悬念。
第一个悬念是，华融整体托管德隆后，此前由地方政府或德隆主导的一些已达成的意向性合作是否还有延续的效力？比如，在地方政府的撮合下，德隆产业领域的St屯河此前已传出与中粮集团的重组信息，而天山股份已与中国非金属进出口总公司达成重组意向。根据市场化重组的游戏规则，此前的重组意向全部需要得到华融的重新认可，如果发现当中有资产被贬值变卖的嫌疑，必将被“归零处理”。
更难以把控的是德隆系金融机构的重组。《方案》披露，“德隆先后以直接参股和委托持股等方式，参、控股19家金融机构。后因停止或取消收购协议等方式，实现了7家机构的退出。”这7家金融机构中包括兰州商业银行、乌鲁木齐商业银行等，因为德隆所持的股权与在这些机构中的债务大致相当，便以退股抵债方式作了了结。
目前德隆系的相关金融机构还有12家，它们是：中富、恒信、德恒3家证券公司；金新、伊斯兰、南京大江3家信托公司；昆明、南昌、株洲、长沙4家商业银行；新疆、新世纪两家金融租赁公司。其中，中富证券、恒信证券、伊斯兰信托、南京大江国投、昆明市商业银行、新疆金融租赁、新世纪金融租赁等7家金融机构已在德隆的运作下，与若干个战略合作人达成了重组协议。除新疆金融租赁由德隆资产回填、中富证券被首都机场收购外，其余5家金融机构均归属于同一个战略合作人，即上文所述的中财国企。
第二个悬念是，华融整体托管德隆后，德隆的灵魂人物唐万新的未来价值体现在哪里？德隆交由华融整体托管，此次托管为偿债式托管，而非清算式托管。其关键在于，能否在重组阶段理清德隆十分复杂的连环债务圈；能否在经营期间帮助生产型企业和金融机构迅速恢复造血机能，促使资产增值；能否准确把握合适的时机，完成退出时的最后一击。
德隆重组前途未卜。不过德隆大部分员工的看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德隆的命运。他们认为，现在原来意义上的德隆肯定不复存在了，但是德隆公司会继续生存、经营下去，新的德隆与原来的德隆是两个概念了，到底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要看解决德隆危机的最终方案是什么。
由此可见，德隆未来的重组之路仍将是一个充满艰辛和坎坷的漫长过程。而一个能真正洞悉德隆的高管人员和核心人物似乎是不可或缺的。由于唐万新擅长于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兼顾各方利益，建立新的业务模式，因此在德隆今后的重组过程中，他可能仍将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继续发挥他的价值。但是面对德隆信用体系已经彻底崩塌的残酷事实，政府和华融是否还会对他抱以足够的信任，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手记：华融托管德隆是一种参照模式
从某个角度讲，德隆危机就是因资金链断裂引发的危机，德隆问题就是资金黑洞问题。当德隆轰然倒塌时，曾经为德隆系奉献过真金白银的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私募机构和上市公司等都成为最终的受害者，毫无疑问，其中商业银行是最大的受害者。
早在2001年，受中科等事件影响，德隆的资金链就已陷入紧绷状态，此后整个体系都在为应付委托理财的兑付危机而疲于奔命。据估算，近年来德隆系在股市上蒸发的市值达160亿元之巨。而兑付委托理财，3年下来累计也达百亿元以上，其中2001年40多亿元，2002年20多亿元，2003年又是40多亿元。委托理财的利息是又一大资金黑洞，这从德隆客户资金近3年的日均余额可见一斑：2001年200亿元，2002年250亿元，2003年270亿元。如果以平均12%的融资成本来计算，德隆这3年就此支付的利息和营销费用至少是80亿元。仅仅3年，以上3大资金黑洞合计高达近350亿元，德隆何堪如此重负！况且，德隆还不断斥重金用于金融机构的股权收购，这部分资金至少也有50多亿元。另外，德隆近年来对产业整合的直接投入还有17~18亿元，主要集中于一些新进入的产业。以上这些大致描绘了近年来德隆系的主要资金流向。如果放任德隆系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散，对金融系统的冲击将难以估量。
眼下及时有效地控制和降低德隆系及商业银行系统的金融风险显得十分必要和紧迫。目前已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德隆自身肯定是回天无力，只会加剧金融风险的蔓延。此时由政府出面，委托华融公司整体托管德隆，解开德隆系复杂的连环债务链，整合德隆旗下的优质资产，无疑是比较合理的制度安排。而对以降低金融系统风险、防范新增金融风险为主要工作目标的金融监管机构来说，华融托管德隆也是现实和可行的选择。
德隆问题特别是资金黑洞问题，暴露了民营企业集团的产业扩张和资本运作、金融系统的风险防范和化解、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制度等方面都还存在着不少弊端和缺陷。为此我们应当以德隆问题的处理为难得的契机，对民营企业集团的多角化经营策略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总结，改革民营企业集团的资本运作机制和管理模式，进一步健全金融系统的风险管理和控制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制度(包括监管理念、监管法规政策、监管手段和监管模式等)，加强金融市场监管，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通过不断的、有益的探索和尝试，以促进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相互融合和渗透，进而为建立我国真正的金融控股集团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华融托管并参与德隆重组使相关监管机构积累了必要的监管经验，将为今后处理类似民营企业集团危机提供一种可借鉴的参照模式。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3
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1999年中国政府为化解金融系统的不良资产风险、促进国有企业改革脱困，财政部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以接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经过10年的市场化与专业化的处置清收，资产管理公司基本完成了最初赋予的历史使命，一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不良贷款的最大回收；二是通过债转股等方式帮助国有企业轻装上阵，实现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三是稳定了金融系统，提升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竞争力。
同时，通过对已经实际破产的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托管清算，资产管理公司获取了从银行、信托、券商等全业务链金融牌照。随着改制上市的逐步完成，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初步实现了商业化转型，并形成了金融控股企业集团的雏形。
受2008年次贷危机影响，全球经济至今仍是凄风冷雨，尚未恢复增长。而我国宏观经济也进入三期叠加的经济下行周期，去库存、去产能已成为我国经济的新议题，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持续上升。银监会数据显示，截止2015年3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863亿元，较年初增长40.8%；不良贷款率为1.59%，较年初上升0.34%。且不良贷款规模尚处于增长期，这对专司处置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而言又是一个新的“春天”到了。对于资产管理公司来说，处置不良资产属于被动地参与去产能化的供给侧改革，本文将探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能否扩大不良资产收购处置范围，创新业务模式，主动地提前参与到供给侧改革中去。
二、业务创新的必要性
1、传统不良贷款处置的缺点
资产管理公司针对传统意义的不良贷款处置主要是靠“三打”，即打包、打折、打官司。首先是将债权转让人银行将不良资产打包转让，其次是资产管理公司根据抵押物情况，债务人偿债能力就资产包进行估值，最后通过诉讼，变卖抵质押物，寻找债务人其他资产线索等方式来实现不良贷款的处置。
资产管理公司在传统的不良贷款处置过程中并未完全根据债务人的具体情况进行研判，量身定做处置方案，对于部分尚有挽救可能的企业往往也是一卖了之，造成资源的浪费，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例如，有部分债务人其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强，甚至是行业龙头，只是由于其产业多元化后（比如光伏等），受其他行业下行拖累，导致集团整体出现财务危机。有部分债务人仅仅是由于资本结构安排失当，遭遇宏观经济下行后银行抽贷、限贷，导致资金链断裂。若按不良资产包处置的传统思路来看，资产管理公司将抵押物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或货物通过拍卖行或产权交易所拍卖处置。由于是抵债资产处置，再加上该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差，造成资产定价较低，债权回收价值缩水，资源浪费。同时，由于实体企业上下游供应链关系较多，在经济下行期间，一家大型企业的倒闭往往会带来上下游若干企业的经营波动，进而影响到数以千记的员工就业，对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产生较大的负面作用。
2、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
在不良资产规模持续增加的背景下，各类不良资产处置机构参与热情明显提高，且不良资产市场竞争不断加剧。
（1）不良资产市场参与主体大幅增加。国务院于2000年11月10日颁布《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国务院令【2000】第297号），规定仅由财政部设立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收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并管理和处置因收购所形成的资产。但随着2012年1月18日中国财政部和银监会印发了《金融企业不良资产批量转让管理办法》（财金【2012】6号）。目前，越来越多的省级政府设立了各自的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到该市场中来，“4+1”的持牌经营格局更加明显。截止2015年7月末，银监会公布了第三批省级地方资产管理公司名单，地方版资产管理公司扩容至18家。不良资产市场的参与主体大幅增加后，不良资产包的竞标更显激烈，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份额受到稀释，利润空间受到挤压。
（2）处置方式多样化。过去，国有商业银行主要是通过卖出资产包来进行不良资产的出表和核销。但随着金融创新的不断涌现，商业银行在分行层面往往都成立了资产保全部，加大对逾期资产和不良资产的处置力度，因此，不良资产一级市场的资产包含金量较原来要低。另外，商业银行也积极尝试互联网平台、交易所直接挂牌处置不良资产抵押物，提高了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商业银行同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成立特殊目的公司或者成立以不良资产为标的的信托计划、资管产品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合作清收不良资产包，发挥资产出让方对债务人情况熟悉的优势，在不良贷款出表后的清收过程中提供管理服务，收取部分不良资产处置的超额收益。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传统不良资产收购业务利润率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三、新形势下业务创新的途径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国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定了经济增长。但这种通过投资、消费和出口三驾马车推进经济增长的方式呈现边际效用递减，产生了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负作用。钢铁、煤炭、水泥等几大行业，亏损面已经达到80%。截至2015年12月末，生产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0多个月呈负增长状态。在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6年经济五大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08年金融危机中就“坏”资产处置等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并成长为囊括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租赁、财险、基金等全金融业务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如何通过业务创新来积极参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城市地产救助基金
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地方政府共同成立地产救助基金，在地产公司发生贷款违约形成银行不良贷款之前介入。具体来说，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就金融系统中被划为关注类或逾期类的地产企业进行甄别。若企业产品未来销售预期看好，仅由于房地产市场波动，未达到销售预期，存在较小的资金缺口，地产救助基金可为其补充流动性，保证其顺利开发完毕。若企业土地资源禀赋较好，但存在民间集资、管理混乱等问题，首先由地方政府通过司法渠道将其债权梳理清楚，再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安排旗下的地产公司（以信达地产为例）提供专业管理团队，调整项目设计和业态，将其形成房地产市场的有效供给。例如信达广东嘉粤项目就是该类救助的典范。若企业实际已经烂尾，地产救助基金可在企业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原债权已消减后进行收购，并由信达地产将其建设完毕后进行销售或者提供租赁。地产救助基金的运行，一方面稳定了当地的金融环境，提供更好的房地产供给产品；另一方面对这种“坏企业”的救助也能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获取高额的资本回报。
2、行业重整并购基金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同成立行业重组并购基金，就过剩产能行业中的“僵尸”企业，危困企业进行重整、重组。具体来说，行业龙头企业负责对上述危困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判断其市场价值和企业产能重整方向，并负责被并购企业的后续管理运作。在并购前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基金为其并购重整提供资金支持；并购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发挥处理不良资产的专业优势，就被并购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清理，提供债权消减及整体并购重整方案；在并购后期，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协调集团旗下各金融版块（例如租赁公司等）为其定制个性化的金融服务方案，促进其尽快恢复正常运营。
在过去处置3.1万亿不良资产过程中，金融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债转股等方式成为中国能源、有色、化工等现过剩行业龙头企业的股东，积累了丰富的行业投资和管理经验，与龙头企业的实际控制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沟通渠道。另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过程中，能及时获取需要重组并购的问题企业信息。同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上万亿的资产规模也为并购的资金来源提供了充分保障。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行业重整并购基金中具有沟通并购双方的桥梁、信息和资金优势。
重整并购基金的运行意义在于：一是实现市场的有效出清，优化资源配置。二是降低金融体系不良资产水平，提高金融风险处置效率。三是通过重组重整调整，救助和利用有效产能，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四、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时间短，风险管理体系正处于健全过程中。面对上述新的业务创新时，资产管理公司更面临风险点多、客户群整体风险远高于银行客户群等主要特点，因此，业务创新的风险控制工作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如下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1、尽职调查工作中加强对外部专业力量的利用
由于房地产救助基金的救助对象为有各类瑕疵的问题项目，资产管理公司应在一般法律尽调和对抵押物评估的基础上，聘请专业律师就瑕疵问题进行专门的法律尽调，保证法律和政策风险全面披露，不留死角。同时，资产管理公司利用旗下地产子公司资源或第三方房地产市场调研机构，充分论证项目整合的难度和对策，研判未来市场前景。
对于行业重整并购基金而言，非房类企业的专业性更强。为控制风险，资产管理公司除参考共同投资人――行业龙头企业的意见外，还需要利用外部专业研究机构、旗下券商行业分析团队或专家对项目所涉及的行业和市场，问题机构的资产、产品与技术、市场与客户、团队和股东、资源与发展前景等做出专业分析，增加项目判断的科学性和估值的准确性。
2、建立风险隔离机制
在房地产救助基金中，资产管理公司所辖的地产公司会介入到项目的后期管控，甚至也参与项目投资。而在行业重整并购基金中，资产管理公司在提供全套金融订制方案过程中也会涉及到租赁、保险等子公司。一旦投资失败，风险可能会传染。因此，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资产管理公司与其控股子公司应在公司治理结构与机制、关联交易及披露方面建立独立的风险管控。同时，租赁通过租赁物抵押额，保险通过再保险等方式将风险进行缓释。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4
一、“植物人公司”存在的原因
现实中“人去楼空、财产不明”的公司并不少见。据浙江省新昌县工商局统计，新昌县每年因未参加年检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上百家，但几乎很少有公司进行清算并办理注销手续。而在县工商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案件中，80％以上案件的被执行对象的财产已转移，执照即将或已经被吊销。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也同样存在，甚至更为严重。之所以形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是公司股东和经营者恶意逃避公司债务或逃避缴纳罚没款。在非诉执行案件中，所涉公司此前往往被行政机关没收较大违法所得或处以较高罚款。公司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为了逃避缴纳罚没款，在转移了公司财产后，就停止经营，也不参加年检，任由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由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目前除了对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任职资格上作一定限制外，对股东并无其他制约措施。而对公司债务，公司股东通常情况下只以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其个人财产并不是法院执行财产范围。再加上随着市场准入门槛的降低，新设立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成本又极低。公司股东及经营者在权衡利弊后，往往会停止原公司的经营，转移资产，在异地另设公司或其他经济组织，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
二、“植物人公司”的危害
“植物人公司”对社会危害极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破坏了社会诚实信用体系。信用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现代文明的基石，它关系着国民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和个体的生存发展。市场经济愈发达就愈要求诚实守信，没有信用。就没有有序的市场：没有信用，一切经济活动就难以健康发展。如今，在部分地区和部分领域，由于出现信用危机，商品交易行为甚至倒退到“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状态。信用危机不仅恶化了社会风气，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也制约了经济的长久发展。
(二)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法律只有得到民众的遵守与信奉。法律所包含的公正与良善的价值标准成为社会公众的价值选择，现代法治精神才能真正体现。历史表明，法律要从制度落实为民众的自觉行动，从外在的强制转化为民众内在的心理认同，从“他律”走向“自律”，都离不开法律信仰的确立和培育。因此法律信仰对于法治的实现关系重大。如果罚没款不能执行到位，违法行为人未真正受到法律的追究，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作为国人最淳朴的法律信仰就会受到摧毁，稳定的社会秩序自然也要受到影响。
(三)破坏了行政管理秩序。国家出台《行政处罚法》等行政法律的出发点是通过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如果违法行为人不能真正受到法律追究，则既损害了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威信，也破坏了行政管理秩序。
(四)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罚没款是国家行政执法机关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规章，对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进行罚款、没收非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所形成的收入。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罚没款必须上缴国库。属于国有资产。罚没款没有到位，实际上直接导致了国有资产的流失。
三、治下“植物人公司”的对策
对“植物人公司”的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从根本上消除“植物人公司”现象，必须在以下两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并加以执行：
(一)确立行政机关债权人地位
当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以后，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不仅仅是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也形成了债的关系。
1、债的定义
根据《民法通则》第84条规定，债指的是按照合阿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享有权利的人是债权人，负有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
2、债的法律特征
债是当事人之间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法律关系，因而受国家法律保护，债具有以下的法律特征：
(1)债反映财产流转关系。债的关系是建立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或者直接表现为财产性质或者最终与财产利益相关。债的关系所包含的债权、债务，最终都以货币来衡量。债的关系反映的是财产利益从一个主体转移给另一主体的财产流转关系，其目的是保护财产的动态安全。
(2)债的主体双方是特定的。债的主体不论是权利主体还是义务主体都是特定的，债权人只能向特定的债务人主张权利。而物权关系、知识产权关系以及继承权关系中只有权利主体是特定的，义务主体则为不特定的人。当然主体的特定化并不能排除在特殊情形下债的效力及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如债权人的代位权)。也不排除债主体的变更(如债权要更换和债务人替代)。
(3)债以债务人应为的特定行为为客体。债的客体是债的要素之一。为债权、债务指向的对象，是债务人应为的特定行为(作为或不作为)，统称为给付。
(4)债须通过债务人的特定行为才能实现其目的。债是当事人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法律手段，债的目的是一方从另一方取得某种财产利益，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只能通过债务人的给付才能达到，没有债务人应为的特定行为就不能实现债权人的权利。
行政处罚决定书生效后，行政相对人根据《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应按照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要求向行政机关缴纳罚没款。根据债的定义和法律特征，可以看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符合债的定义，也符合债的法律特征。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5
该案成为新破产法实施以来,福建省受理的首例破产重整案件。随着重整程序的最后落槌,该案更成为福建省首例将重整制度运用于外商独资企业,成功拯救濒临破产企业的范例。
星星工艺品公司是一家1997年设立的外商独资企业,投资总额为1000万美元,从成立至2006年,一直处于盈利状态,一度摘得“中国大陆树脂工艺品生产龙头企业”的桂冠。但从2006年开始公司出现了亏损,特别是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外客户贷款回笼困难,加上公司内部管理落后,最终导致资金链断裂,生产经营陷入困境,濒临破产。同时出现类似问题的还有厦门星星实业公司,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星星工艺品公司法定代表人均为黄忠国。2008年10月,黄忠国弃厂避债国外,引发大量经济纠纷案件,拖欠大批员工工资及供应商贷款,总债务约合5亿元。这一系列矛盾对当地社会稳定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面对严峻形势,海沧法院通过诉讼和先予执行手段提前介入,妥善安置了星星公司3000余名工人,并与数百名供货商等债权人多次接触,组织推动企业进行资产重组。2009年1月,星星公司主动申请重整,海沧法院于2月27日裁定准许重整并先后指定和调整几家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负责该公司的重整工作。为了重整计划草案能够顺利实施,管理人提出循序渐进地恢复星星公司的生产经营,海沧法院对此予以支持。
2009年6月10日,在海沧法院的召集下,星星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审查确认债权总额达1.48亿元。会议还选举了债权人委员会、通过了管理人报酬方案。会上,海沧法院依法指定中国建设银行厦门分行担任星星工艺品公司的债权人委员会主席,并由债权人委员会主席主持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同时,通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使债权人包括供应商和客户了解到公司面临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走向,重整取得了全体债权人的理解和支持。重整期间,经联合管理人申请,海沧法院委托厦门均和资产评估咨询公司对星星工艺品公司的资产进行了评估。评估报告显示,星星工艺品公司的实物资产于2009年2月27日的评估净值为4000万元。
2009年8月26日,联合管理人正式向海沧法院提交了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该重整计划主要包括债务人的经营方案、债权分类、债权调整方案、债权清偿方案、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和重整计划的监督期限等内容。其中债权清偿方案是:担保债权、职工债权、税收债权的清偿比例均将达到100%.担保债权自法院批准重整计划满一周年之日起3年内分6期清偿完毕,每6个月清偿1/6;职工债权将与职工各债权人协商;税收债权将在法院批准之日起90日内全额偿还。而普通债权则将按照确认金额的10%得到清偿,在法院批准之日起90日按10%清偿率清偿其中债务的50%,360日内按10%清偿率清偿其中债务的50%,其余90%金额免除偿还义务。
然而,重整方案的通过并非一帆风顺。2009年9月24日、25日,海沧法院组织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对重整计划草案进行分组表决。9月24日,担保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及税收债权组各组均全票通过了重整计划草案。而在9月25日召开的普通债权组会议则受阻而未通过该草案。截至2009年9月25日,经海沧法院裁定确认的星星工艺品公司普通债权组债权人共203户,普通债权总额为9582万元。当日到会表决的普通债权人108户,同意重整计划草案的29户,同意户数占出席会议户数的26%,同意金额占普通债权总金额的19%.
依照法律规定,部分表决组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债务人或者管理人可以同未通过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组协商,该表决组可以在协商后再表决一次。之后,海沧法院及管理人通过连续5场座谈会以及全面走访与普通债权组债权人、债务人进行沟通协商,并在沟通协商基础上对重整计划草案中普通债权调整和清偿方案作了修改。重整计划草案将原来的普通债权清偿方案修改为:普通债权不超过5万元的部分,将在本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之日起90日内,向普通债权人按30%的清偿率予以清偿。普通债权超过5万元但不超过150万元部分,将按20%的清偿比例分3期清偿完毕。普通债权超过150万元的部分,将按16%的清偿比例分4期清偿完毕。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普通债权将不计利息。普通债权按上述规定获得清偿后,其余金额免除偿还义务。
10月30日,海沧法院组织普通债权组债权人进行第二次表决。与会债权人共计150户,表决赞成的129户,代表债权金额为678万余元,赞成户数占与会户数的86%,赞成债权金额占该组债权总金额的70.35%,表决通过了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计划草案。至此,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分组表决在担保债权组、税收债权组、职工债权组及普通债权组均获得通过。2009年11月6日,海沧法院作出裁定,批准通过了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计划草案,并予以公告。这意味着司法重整程序将终止,星星工艺品公司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连线法官
坚持原则中灵活推进
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治
本案审判长李加胜说,重整是我国破产法引入的一项新制度,面临很多操作性问题。如案件受理时,会遇到债权申报不理想、管理人更换、重整计划草案在普通债权组受阻而未通过等一系列问题,在具体操作上碰到很多困难。
李加胜对此体会尤深,他告诉记者,海沧法院以立法精神为指导,坚持在法律框架下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2009年3月初,原管理人开始接受债权申报;2009年5月5日,星星公司原定债权申报期限届满。鉴于债权申报情况不理想,且原定于2009年5月19日的第一次债权人会议系在海峡论坛召开期间,为更好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稳定和谐大局,海沧法院决定加延星星公司债权申报期限10日,相应顺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至2009年6月10日召开,并就此予以公告。在整个重整期间,海沧法院都坚持从大局稳定出发,坚持在法律原则下灵活地采取相应措施,推进重整有序开展。
李加胜向记者介绍,因为厦门星星工艺品公司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可能性低,故其重整主要按照由星星工艺品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忠国自行筹措资金以及追回应收账款的思路推进。破产重整一方面由当事人申请,并依赖公司自身力量,在债权人的谅解协助下,自救自助以完成重整工作;另一方面,法院居于监督地位,并予以积极指导,以达到公司重整复兴的目的。重整的启动,由当事人申请;重整计划由管理人拟订,并由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以保证重整计划能够充分体现全体债权人的意愿。重整计划要照顾各方利益,互作让步,协议解决。重整计划一旦通过,对全体关系人,包括不同意重整计划的当事人均有约束力。海沧法院在重整过程中,自始至终地处在监督地位,主要表现在进入重整、程序终止须由法院裁定;重整计划须经法院批准;重整债权、债务及股东权均由法院最后认定。
院长专访
确保公平受偿快速完成重整
厦门星星工艺品公司的重整开创了外资企业运用重整制度的先河,对企业重整领域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海沧法院遇到很多操作性难题,海沧法院以破产法立法精神为指导,积极探索,努力破解,有效地拓宽了重整的司法方法。为此,记者采访了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院长傅远平,他向记者介绍了海沧法院为保证本案重整顺利进行所开展的主要工作及思路,从中可以发现海沧法院将遵循规律与能动司法结合起来,是推动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工作进行的重要基础和保证。
“市场经济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经济,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客观规律,但是对于一些大企业,由于其对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为维持社会整体利益,应尽量对其加以维持。”傅远平在阐述重整的思路时如是说。
他向记者进一步分析:星星工艺品公司系中国大陆树脂工艺品生产龙头企业,其具有较明显的生产规模优势、拥有国内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其树脂工艺品在欧美市场认同度较高等,通过重整,可最大限度偿还债务,保留现有管理团队,促进就业,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地方及国家财政税收收入。为避免其破产以及由此导致大量工人失业,保持社会安定和经济平稳发展,应当尽量维持星星实业,实现企业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因此,当星星工艺品公司濒临破产时,相对破产清算,重整就成为首选目标。重整过程中,海沧法院公平对待所有债权人,保证同一顺序债权人公平受偿,得到了债权人的一致肯定。
傅远平院长向记者介绍:“从厦门星星工艺品公司出现资金链断裂、法定代表人黄忠国避债国外使公司危机白热化开始,海沧法院在第一时间提前介入,采取应急措施,妥善处理突发事件。从2009年2月27日依法裁定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到10月30日全部组别的债权人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在困难大、障碍多的情况下,海沧法院通过努力花了约为8个月的时间使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完成司法程序,顺利进入重整执行阶段,体现了法院审判的高效率。”在审理中,法院全力以赴消除重整进程中的各种法律障碍,实现清理债务与拯救企业的双重目标。在法律规定的各种期限的时点设置上,尽量以最短时限为时间要求。在程序和实体上,牢牢把握正确适用法律,程序严格公正,保证了案件审理在实体和程序上的合法性。
谈及本案的影响时,傅远平说,厦门星星工艺品公司破产重整案的顺利审结,在当前金融危机深刻影响实体经济的严峻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重整能够帮助企业摆脱债务困境而全面恢复生产,二是有利于保障广大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的权益,三是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和谐。海沧法院以对厦门星星工艺品公司重整案的成功审理,有效地保障了企业发展,维护了社会稳定。
名词解释
何谓破产重整
破产重整,也称“公司重整”(reoganization)、“公司整理”(rearrangement)或“公司更生”(regeneration),是指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的危险时,为防止企业破产,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在法院的干预下,对企业实行强制治理,使其复兴的法律制度。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6
拓展私募股权和房地产不良资产投资
私募股权业务调整投资策略
全球金融危机中，黑石私募股权投资部门把握市场机会，及时调整投资策略，进行不良资产投资。
从2008年开始，黑石私募股权基金开始投资不良债权和结构化证券以及价值被低估的资产，并在几乎未使用杠杆的情况下，对投资组合公司进行战略收购。另外，还购买信誉良好的高杠杆公司和陷入财务困境企业的银行债权和证券，通过投入资本和专业知识，使许多陷入困境的优质企业恢复财务健康和竞争力。
2009年，黑石不断拓展业务领域。黑石私募股权基金对陷入困境的位于佛罗里达州的BankUnited进行资本重组。通过持续推出新产品，比如企业救援融资专项基金对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募集基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清洁技术。2010年，在中国设立以人民币计价基金投资中国市场，并拓展对印度、韩国等新兴市场的投资。
房地产板块大力拓展不良资产收购与投资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黑石房地产部门调整投资策略。一是在房地产市场趋稳之前停止物业、房地产公司投资。二是自2008年开始加快设立各种房地产投资基金。三是开拓不良房地产债权投资领域。开拓不良房地产债权投资领域。2008年，在全球房地产和信用市场陷入混乱、银行退出房贷市场之际，黑石把握市场机会，通过设立房地产债权策略基金，建立房地产债权策略，将业务重心放在向新贷款客户提供流动性、向面临遗留商业房地产风险暴露的银行提供流动性以及对流动性强的房地产债权进行投资。黑石房地产债权策略注重估值及市场分析，谨慎使用杠杆，坚持价值导向投资。主要投资领域包括：一是夹层债权；二是资本重组；三是遗留债权投资，随着越来越多的贷款人希望减少债权头寸，黑石房地产债权策略对遗留债权工具进行折价收购和投资；四是上市股权及债券；五是优先股，主要专注于房地产领域与收购、开发及资本结构调整有关的优先股投资。截至2014年9月底，黑石房地产债务策略拥有93亿美元管理资产。
开展抵押贷款收购业务。与在调整贷款期限方面有良好经营记录、管理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抵押贷款服务商Bayview合作发起设立基金，购买住房抵押贷款，并通过改善不良贷款质量，使不良贷款恢复正常。
2009年下半年市銮饔谖榷ê笤谌球范围内寻求房地产投资机会。在物业和股权投资领域，把握机会对高品质物业以低价进行投资。2009年底，收购伦敦布罗德盖特办公综合大楼50%权益。在债权投资领域，黑石将业务重点扩展到一系列房地产债权投资机会，包括其认为被错误定价的公开交易债券、夹层贷款、房地产贷款收购、救援融资和优先股。房地产特殊机遇投资基金主要集中在公开市场和私人市场进行全球范围的非控制型债权收购和股权投资。2009年设立若干新的房地产债权投资基金专注于在公开市场和私人市场与非控制型债权相关的投资机会，主要集中于美国和欧洲地区。
2010年，黑石房地产业务投放近5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投资于破产企业、资本重组和债权收购，为美银美林管理21亿美元的亚洲房地产资产并担任美林亚洲房地产机会基金普通合伙人。2011年，黑石房地产部门投放76亿美元，绝大部分投向不良房地产领域。2012年，黑石房地产业务部门创建用于购买、装修并出租需修复的单户住宅的重大项目invitationHomes，投入30亿美元修复住房，为美国家庭提供住房并重建社区。
在全球范围内拓展并购重组咨询服务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在大型银行和证券公司等传统竞争对手自顾不暇之时，黑石大规模拓展金融咨询业务。
拓展重组咨询业务
经济低谷时期重组需求不断增长，黑石为企业、债权人、投资者和陷入困境企业的收购方提供破产重组咨询服务，2008～2009年业务量大幅度增加。2008年重组咨询服务涉及61宗破产项目、涉及金额5000亿美元。2009年重组咨询业务涉及265宗，涉及金额8900亿美元，远远大于1991～2007年的150宗和3500亿美元规模。
黑石在金融危机期间的重组咨询业务代表性案例有：2008年2月，向北岩银行（northernRock）就一系列策略选择和制定公众股权框架下的重组计划提供顾问服务；2008年9月，作为aiG全球重组顾问，帮助aiG评估可选方案，协调分拆出售若干附属公司；2009年2月，向alliedCapital庭外重组10.15亿美元债务提供顾问服务；2009年3月，为拉脱维亚国内最大的银行parexBanka提供顾问服务，就parexBanka进行战略选择审查、“好银行/坏银行”结构安排以及为持续融资提供担保在内的重组事宜提供服务，涉及交易金额47亿欧元；2009年6月，为哈萨克斯坦图兰・阿列姆银行（BtaBank）提供顾问服务，就BtaBank债券违约保险投资基金（monolines）以多元化支付权利（“DpR”）证券化方式包装“票据”事宜提供咨询服务，涉及7.55亿美元交易金额；2010年12月，向Goodyeartire&RubberCompany就各种资本结构、策略替代方案等事宜担任财务顾问，涉及金额58亿美元；2012年3月，就希腊债务交换事宜为希腊私人债权人投资者委员会（pCiC）的SteeringCommittee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涉及交易金额2060亿欧元。
拓展并购咨询业务
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并购业务陷入低谷。2009年，黑石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并购咨询业务，涉及交易金额达4260亿美元。随着全球金融危机推动重组及整合活动的增加，健康企业也重新审视自身业务结构和战略，黑石并购咨询业务团队为企业开展战略咨询业务，为企业实现财务目标、解决资本结构问题等复杂交易提供增值服务。
金融危机期间黑石并购咨询业务的代表性案例有：为施乐公司以8.3亿美元收购联盟计算机服务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协助世界最大的传播集团之一publicisGroupSa以5.3亿美元收购微软互动商Razorfish公司；为雀巢公司以37亿美元收购卡夫食品公司冷冻比萨业务提供咨询服务；为路透社与汤姆逊并购交易提供咨询业务。
金融危机中收购GSo信贷平台
2008年3月，为把握金融危机期间市场动荡和错配产生的信贷业务机会，黑石收购了拥有10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擅长杠杆信贷业务的GSo资本公司（GSoCapitalpartners，GSo）。以此为基础，黑石将不良证券对冲基金整合到该平台，创建了黑石GSo，成为全球最大的另类信贷平台之一。
2007年，GSo三位创始人出席黑石的上市路演。路演期间，黑石披露的数据展示了其在私募股权、房地产和对冲基金投资领域的竞争优势及其与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的密切关系，但是也显示出仅有5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的信贷业务与集团整体以及与其他版块发展的不相称。黑石正在另类资产管理领域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与私募股权、对冲基金和房地产业务相互补。而GSo的资产负债表较小，投资者数量也很少，投资者投资金额只有220万美元，且过度依赖已经受到次贷危机早期冲击的美林和瑞士信贷，GSo自2007年3月股价已下跌了40%。2008年1月，寻求多元化的黑石宣布，将收购拥有100亿美元资产管理规模的另类信贷资产管理公司GSo。该项收购使黑石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信贷平台之一，交易于2008年3月完成，通过支付9.3亿美元收购拥有32亿美元信贷对冲基金、5亿美元夹层投资、48亿美元CLo业务的GSo，黑石加强了信贷业务板块并使其私募股权业务受益。
全球金融危机中，世界各国政府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资本要求。基于更加严格的监管环境以及资产负债表修复的自身需求，银行回归至传统角色，仅对评级最高的企业和风险最低的交易承销债券和发放贷款。投资银行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一直处于去杠杆状态。黑石收购GSo之后形成的信贷业务平台，为充分利用和把握由银行留下的市场空间，拓展信贷业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把握金融危机契机拓展另类信贷业务
黑石凭借收购GSo之后形成的信贷业务平台，充分把握市场空白机会，同时也受益于处于历史最低点的低利率和投资者对信贷投资的需求，当企业需要Y金、投资者需要收益之时，成为寻求获得融资的企业至关重要的资金来源。
金融危机爆发当年大力拓展另类信贷业务
2008年收购GSo之后，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黑石凭借GSo活跃于全球信贷市场。收购GSo当年，黑石通过设立对冲基金、夹层基金和杠杆贷款基金募集55亿美元，为开展信贷业务奠定资金基础，并以GSo为平台提供了17.7亿美元贷款。由GSo提供的夹层融资帮助许多信誉良好、在信贷市场动荡时期难以获得银行信贷的企业走出困境。
2008年8月，GSo和黑石的私募股权基金共投入10亿美元从德意志银行收购约30亿美元的不良过桥贷款组合。随后GSo和tpG一起收购了20亿美元花旗集团的过桥贷款。由于GSo详尽的信贷分析和对债权进行的结构化处理，2年之后，每家公司都偿还了债务，GSo投资获得1.5倍的收益。到2009年，GSo拥有了240亿美元的资产。
金融危机中持续拓展信贷业务领域
2009年，GSo通过创新拓展信贷业务及产品系列。产品包括夹层基金、不良资产基金、多策略信贷对冲基金、CLo和其它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等，向需要流动性或资产负债表需要重组的企业提供救援融资，收购陷入困境企业资产和因市场错配被错误定价的正常债权。在收购GSo后的2009年1月，黑石清算了原来的不良证券基金，整合到GSo平台，投资者被赋予资金转移到GSo的选择权。2009年市场触底之后，GSo发起不良资产基金，其首只救援融资基金（rescuelendingfund）――GSo资本解决方案基金（GSoCapitalSolutionsFund）作为救援融资工具。由于针对中型企业的投资很少，黑石的夹层贷款和新开展的救援融资通过提供资金，帮助许多中型企业走出困境。比如，GSo资本解决方案基金以1.25亿美元可转换优先股的形式向受金融危机冲击的美国能源企业CRo
teX提供支持，帮助企业建立了稳固的资本结构，并帮助企业通过发行债券以及获得银行信贷拓展业务。
通过战略收购扩大信贷市场份额。2010年，GSo完成收购alliedCapitalCorp.旗下的9只CLos。2011年，GSo收购了拥有100亿美元管理资产规模的欧洲杠杆信贷管理机构HarbourmasterCapitalmanagement，以及alliedirishBank的4只CLos。对HarbourmasterCapitalmanagement的收购使整合后的GSo成为欧洲和美国最大的另类信贷管理机构。
2011年继续开展创新并提供信贷业务。募集GSo高级浮动利率期限基金（BSL），该基金为封闭式基金，目标是寻求当期收益和资本保值，主要投资于优先级贷款。提供4.35亿美元融资，帮助nanaDevelopmentCorporation收购一项重要油田服务业务，使其构建了多元化资源组合。
把握美国信贷评级被调低的机会拓展业务。2011年8月，在美国信贷评级被调低之前，GSo提前做好了市场冻结的准备，以识别、把握潜在的投资机会。在美国信贷评级被下调之后，GSo以50亿美元资金投资于几十家企业，包括美国、西班牙大、英国等国的企业。
GSo实现跨越式发展
在进入黑石的5年中，GSo从最初拥有2只基金产品发展到管理27只基金。GSo基金的广度和深度使GSo有能力通过自身发放贷款和投资于行业龙头企业，向企业提供“一站式”和“一揽子”解决方案，展示了强大的竞争优势。同时，黑石的集团平台给予了GSo许多潜在的投资机会。在黑石集团框架下，GSo有能力完成整个融资，降低了企业向其他机构寻求额外资金的需求。GSo的旗舰对冲基金积极参与信贷业务和事件驱动型信贷业务，向面临债务违约、债务到期、监管政策变化、破产或者法律纠纷的企业开展业务。与其他机构合作对企业进行短期和长期融资也是GSo拓展业务的方式之一。2013年2月，澳大利亚冲浪服装零售商BillabonginternationalLtd宣布，由于欧洲贸易环境恶化等原因，半年内亏损高达5.56亿美元。2013年7月，GSo和altamontCapitalpartners一起向陷入困境的澳大利冲浪服装零售商BillabonginternationalLtd提供2.94亿美元过桥贷款。依靠GSo和altamontCapitalpartners提供的过桥贷款，该企业得以偿清债务，稳定业务。贷款自7月22日开始，12月31日到期，贷款利率为12%。同时，Billabong同意以636亿美元将DaKineHawaiiinc.品牌出售给altamont。GSo还与altamont、GeCapital一同向Billabong提供长期融资，使该企业通过建立更为灵活的资本结构稳定业务，实现长期增长目标，并且用于偿还过桥贷款。融资安排包括提供短期贷款、循环信用额度等形式。作为交易的一部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运动服装公司oakleyinc.前Ceo被任命为Billabong的Ceo。
募集第二只救援融资基金。2013年9月，GSo关闭其第二只救援融资基金――GSo资本解决方案ii（GSoCapitalSolutionsFundiiLp），募集50亿美元资金，向遭遇流动性困难的企业提供债务融资，向试图走出破产境地的企业提供退出融资。由于基金规模远远大于2010年关闭的第一只救援融资基金规模，使黑石具有了向具有大额流动性需求的企业进行融资的竞争优势。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7
【关键词】现金流动负债比;财务危机;相关性
一、研究的背景
财务危机是威胁企业持续经营的根本性危机。因为无论是发生巨额亏损或者连续亏损,都将成为影响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和持续经营的严重事件。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部分企业陷入财务危机,都有一个逐步显现、恶化的过程,因此具有一定的先兆性和可预测性。财务危机预警的相关论文国内外都有不少的论述,如从企业内部治理的角度等来分析财务危机的形成原因分析及应对措施。本文则是以现金流动负债比率,反映企业一定时期的经营现金净流量同流动负债的比率,从现金流量角度来反映企业当期偿付短期负债的能力来体现企业是否存在财务危机。本篇论文从上市公司中选取样本企业一定时期的现金流动负债比的角度,研究这项财务指标与企业财务危机之间的相关性,验证其是否能及时反映企业的财务危机。
二、数据资料的搜集与整理①
1.St公司样本与非St公司控制样本的选择
本文以2005年年报资料为基点,将2006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a股被St的58家公司作为研究对象,以所有a股非St公司为母样本,按照一定的配对标准选出相应数量的非St公司作为控制样本展来研究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的相关性问题。
2.研究数据的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资料来源于巨潮资讯、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网站。数据资料的处理采用的是eviews3.1计量经济分析软件。
三、变量的选取与模型设计
1.变量的选取
本文所选取的变量名称为现金流动负债比,在实证研究中,以xjldfz代替。
计算公式为:现金流动负债比=经营现金流量净额/流动负债。
2.模型设计
本文是以上市公司是否被“特别处理”(St)作为财务危机的衡量标准。由此,通过构建多元逻辑模型(Logistic模型),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来对模型进行估计而进行的研究。其具体形式为:Z=Logistic(p)={pi/(1-pi)｝=α+β′X,其中,α是截距参数,β是斜率参数向量,pi∈[0,1]。
四、研究假设
本文旨在对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的相关性进行研究,因此结合社会经济背景,建立假设: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该指标反映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用来偿还流动负债的能力。指标越大,则说明企业有较强的现金或者现金流量来应对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因此,本文假定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即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越大,说明企业应对偿还短期债务的能力越强,则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反之,则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大。
五、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的相关性分析
1.描述性统计结果②
(1)t-1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St公司在现金流动负债比的均值上,比非St公司的明显偏低,这说明在t-1年,假设条件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2)t-2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St公司在现金流动负债比的均值上,比非St公司的明显偏低,这说明在t-2年,假设条件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3)t-3年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上表可以看出,St公司在现金流动负债比的均值上,比非St公司的明显偏低,这说明在t-3年,假设条件所描述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2.回归结果及拟合优度检验
(1)t-1年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
根据本文模型设计的条件,建立现金流动负债比t-1年的回归模型如下:Z=+XJLDFZ+ε③,其中,Z为逻辑因变量(St公司,Z=1;非St公司,Z=0),Ci(i=0,1)为回归参数,ε为回归残差。
由上表可以看出,回归变量参数在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回归变量参数的符号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与假设条件相同。
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1年LR统计量与mcR²较大,则说明t-1年模型的拟合较好,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2)t-2年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
现金流动负债比t-2年的回归模型如下:Z=C+XJLDFZ+ε,其中,Z为逻辑因变量(St公司,Z=1;非St公司,Z=0),Ci(i=0,2)为回归参数,ε为回归残差。
由上表可以看出,回归变量参数统计不显著,而回归变量参数的符号为负,这一回归结果虽然与假设条件相同,但不是我们所期望的。
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2年LR统计量与mcR²都比较小,则说明t-2年模型的拟合不是很好,模型的解释力不是很强。
(3)t-3年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
现金流动负债比t-3年的回归模型如下:Z=C+XJLDFZ+ε,其中,Z为逻辑因变量(St公司,Z=1;非St公司,Z=0),Ci(i=0,3)为回归参数,ε为回归残差。
t由上表可以看出,回归变量参数在10%的水平下统计显著,且回归变量参数的符号为负,这一回归结果与假设条件相同。
另外,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t-3年LR统计量与mcR²都较大,则说明t-3年模型的拟合较好,模型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3.讨论
依据上述回归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拟合优度检验的结果可以得出:t-1年和t-3年均在10%水平下统计显著,通过了Z检验,而且t-1年、t-3年模型的拟合都较好,其中t-1年模型的拟合效果最好。但t-2年模型没有通过Z检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样本容量不足所造成的,因此本文认为假设成立,即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4.结论
通过上述Logistic回归分析及其讨论的结果,可以判断:接受假设条件。即现金流动负债比率越大,上市公司发生财务危机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判定,现金流动负债比与财务危机(St)负相关。
通过对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希望可以对非上市公司提供判断是否处于财务危机有相应的参考,同时对投资者从财务角度判定一个企业是否值得投资有一个选择的指标。
注释:
①本论文的相关数据资料均来源于中国巨潮资讯、中国上市公司资讯网、中国证监会等相关网站。
②本论文的所有输出结果均来自于eviews3.1计量经济学分析软件。
③本论文为研究方便,特意将公式Z=+XJLDFZ+ε中用C表示,以下相同。
④服从标准正态分布,在Logit模型中,主要用于单个系数的显著性检验。
参考文献
[1]李秉成.企业财务困境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实证分析北京[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7:p10-19,73,95-99.
[2]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办公室.财务成本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3]谢识予,朱弘鑫编著.高级计量经济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作者简介:
张振霞,女,经济学硕士,酒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8
关键词：企业并购;上市公司;中国平安;上海家化;财务效应
我国上市公司并购的历史较短，并购失败或并购效果不理想的案例随处可见。处于相对较为弱势的我国上市公司与国外上市公司并购相比，面临很多挑战和风险。因此，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如何正确的认识上市公司并购的财务效应，使其充分发挥上市公司企业价值，从而推进我国上市公司的不断发展，加强其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一、背景介绍
2011年末，上海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100%股份以51.09亿转让给中国平安，因此，上海家化实际控制人由上海国资委变成中国平安。本文以此事件作为案例，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此次并购的财务效应。
二、案例分析
（一）偿债能力分析
表1中国平安2010-2014年偿债能力分析表
由表1可看出并购后中国平安的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有所提高，但受到金融危机影响在2013年有所下降，总的来说并购前后始终保持较低水平，说明中国平安资金流动性较差，应关注负债及偿债的安全性;中国平安现金比率相对较低，说明中国平安即时偿付能力有待提高;资产负债率一般在40%-60%较为合适，中国平安资产负债率并购后呈现上升的趋势且比率始终较高，对债权人来说风险较大。
（二）营运能力分析
表2中国平安2010-2014年营运能力分析表
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平安并购前后在存货周转比率上波动较大，但始终保持较高比率说明企业存货周转能力较好;中国平安并购后应收账款周转率开始下降，说明由于并购后各项投资增加以及经济危机导致应收账款周转变缓，收账较慢，但随着经济不断好转周转率有所增加，收账速度有所加强;中国平安并购后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总资产周转率有所降低，且始终保持较低的水平，说明中国平安营运能力较低。
（三）盈利能力分析
表3中国平安2010-2014年盈利能力分析表
由表3可以看出中国平安在并购后销售净利率呈现出增长的趋势，说明通过经营活动获得盈利能力不断提高;中国平安在2012年后总资产报酬率呈缓慢上升趋势，说明并购后为股东创造收益能力缓慢增长;中国平安净资产收益率在并购后有所下降但始终保持较稳定的比率，每股收益始终处于上升的趋势，说明股票价格始终保持较好的水平，盈利能力较好。
（四）成长能力分析
表4中国平安2010-2014年成长能力分析表
由表4可以看出中国平安并购前后始终有着较高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说明企业产品处于成长期，始终保持着较好的增长势头;净利润增长率在并购后也呈上升的趋势，说明企业经营效益较好;净资产增长率和总资产增长率尽管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有所降低但随后逐渐增加，说明平安未来仍有较好的发展期望。
综上所述，中国平安尽管受到经济低迷的影响有些比率有所下降，但多项指标仍有较好的增长趋势，因此中国平安有着良好的发展态势。
三、结论与启示
此次并购是被并购方上海家化主动出击的易主交易，主动出击衡量并购方各方面情况，上海家化始终坚持不卖外资企业，坚持走民族品牌道路，想要通过体制改制摆脱现有外企强大的竞争束缚，并且中国平安保证未来还会追加资金70亿元以促进发展，最终上海家化和中国平安并达成协议。而中国平安为了降低行业壁垒，实现多元化经营战略，基于上海家化这个百年本土日化企业和自身强大的实力，平安目标不仅想要在日化行业停留还想打造集旅游地产、日化等为一体的新型集团，通过并购上海家化可以获得协同效应，共同利用彼此资源，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中国平安并购上海家化是一把双刃剑，即便是面临着金融危机和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两企业在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盈利能力和成长能力方面依旧呈现出较好的发展趋势，因此中国平安并购上海家化的财务整合总体上是成功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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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韶.中国平安收购上海家化的估值分析[D].上海交通大学，2012.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9
破产标准，又称破产原因、破产界限，是指债务人应受破产宣告的条件或事实。我国关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主要见于《商业银行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公司法》以及新《企业破产法》等规定，归纳起来为：商业银行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银监会”）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适用与普通工商企业一样的破产标准，即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这样的规定固然是市场主体地位平等竞争需求的反映，也是我国银行商业化改造的应有之意。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当银行遇到流动性风险时，中央银行出于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通常会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形成国家（政府）信用为银行业的流动性不足提供保障的机制。如果真等到商业银行达到上述一般破产标准时，往往已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而导致各种救助、重整措施失去时效。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经营的显著特征即在于负债经营，负债大于资产可以描述银行经营状况但不能说明该银行存在或潜在危机。故现行对商业银行破产标准的规定是没有实质意义的，既不能对破产的商业银行起到预警的作用，也无法让决策机构对破产的商业银行作出适时的判断。[1]
笔者以为，鉴于商业银行经营之特性及由此生成的银行业固有之脆弱性和金融危机之传染性，在界定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时应着眼于单个商业银行破产可能会产生的系统性风险，注重国家公权力的宏观调制，以寻求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它必须与金融监管的实践相结合，包含金融监管所要实现的安全价值判断，以持续性监管获得的技术信息为依托，在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等形式标准的基础上，构建适应银行业的特殊性的实质性的破产标准。在此，我们可借鉴美国银行破产的立法中所确立的“监管性标准”。
在美国，除了一般破产法中规定的流动性标准和资产负债标准外，还创造性地引入了第三个认定银行破产的标准——监管性标准。1991年《联邦存款保险改进法案》中规定了即时矫正行动，即针对“资本严重不足银行”（资本充足率在2％以下），不必等到它耗尽资本，在其进入资本严重不足状态90天内就可以采取接管措施，提前将其关闭。因此，所谓的监管性标准通常以银行资本充足率为基础，一旦资本严重不足达不到监管要求，监管当局就可采取相应的监管行动。[2]此外，在全球银行破产动议中，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为“规范破产”设立一个破产原因（或称破产条件）：当银行机构的净财政地位低于某一特定水平线时，即使它还没有达到余额单破产的境地，该机构可能被认为破产。[3]由此可见，监管性标准的引入，实质上蕴含着金融监管的安全价值诉求，并以十分复杂的资本评估与风险测量为基础，其目的在于确保主管当局在商业银行实际破产（按照普通破产法的破产标准）前早期介入，将商业银行倒闭所招致的损失降至最低，以维护金融的稳定。
然而监管性破产标准重在金融监管机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为防范监管权的滥用或误用，还应建立一系列监管指标来量化破产标准。对此，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就银行业的风险提出了特有的定量评价方法，其所确立的三大支柱——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不仅是银行风险监管的主线，也是世界各国制定银行危机测量的基本理论依据。很多西方国家也提出了系统化的银行风险评价方法[4]。由此可见，银行破产标准量化规范的创设应符合现代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要求。
二、行政优先抑或司法优先：行政权与司法权在银行破产中的冲突与均衡
金融监管机关在各国法律中的地位和性质并不完全一致，但各国（例如美国和德国）立法均规定金融监管当局必须介入商业银行破产案。
我国的《企业破产法》、《商业银行法》也有类似规定：在商业银行的破产过程中银监会全程介入并起决定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人民法院必须经银监会同意后方能对银行作出破产宣告，债权人或债务人的申请均无法直接启动破产程序；（2）银监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对该银行进行重整或者破产清算的申请。银监会依法对出现重大经营风险的商业银行采取接管、托管等措施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中止以该银行为被告或者被执行人的民事诉讼程序或者执行程序；（3）在银行的破产清算过程中，清算组成员的组成及破产程序的各项决议事项均应在银监会的参与和监督下决定。
由此可见，与一般企业破产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纯粹由司法权主导不同，银行破产案件中当事人自治原则受到了金融监管机关行使监管职权的制约。破产的本质是一种司法程序，银行出现危机直至破产退出市场是一个多方权力介入和博弈的过程，其间行政权与司法权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对此如何协调与救济是银行破产法律制度应予明确的重要内容。
在整个银行破产过程（包括破产前的接管）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金融监管机关实施接管、行政关闭过程中司法权的随时介入，具体包括：（1）其他机构与被接管银行的经济纠纷引起的诉讼；（2）被接管银行对金融监管机关的接管行为不服提起的行政诉讼；（3）被接管银行或其债权人向法院提起破产诉讼。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的法院介入，使得对金融机构的接管程序和司法程序同时进行，从而易引发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冲突。二是进入破产程序后，法院的司法裁决权与金融监管机关破产审批、重整申请、全程监管权的冲突，即当银监会出于经济秩序稳定考虑而不同意有严重问题（尤其严重违规经营）的银行破产，但法院出于维护公平、正义及法律的尊严而认为应该让其破产时，或者在是否应予重组、破产过程中破产财产清算分配等事项上两者产生分歧等等。
对于第一种情形中的前两种情况应实行“一边接管，一边诉讼”的原则，金融监管机关应依法实施接管，同时应根据《公司法》和有关金融法规，尊重银行的各项法定权利，积极做好应诉工作。在第三种情况下应遵循“破产诉讼程序优先原则”，即破产诉讼程序开始后，接管工作应在该程序结束后并且法院未对该金融机构宣布破产时方可继续进行。
第二种情形中破产与否的价值衡量较难取舍。因为法院审判注重维护市民社会公平、正义之理念，而金融监管机关的决策则更注重安全价值的实现。但笔者认为，在法制化进程中，应维护“司法最终裁判”原则，以促进法律至上观念的形成。固然银行破产的阻滞可防止金融危机的传染和金融信用的崩溃，但这只是短暂的效应，极易造成风险的累积，从而加重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引发更大范围的危机。而且从法律意义上讲，过度的保护是对过错行为的默示认可，破坏法律遵守规则的建立，长远而言，不利于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实施和金融风险意识的树立，从而陷入“违规——危机——过度保护——再违规——更大危机”的恶性循环之中，使市民社会的公序良俗遭到破坏。所以，虽然金融监管机关在银行破产中享有强大的监管权，但在银行是否应破产以及相关权利义务安排的问题上仍应贯彻“司法最终原则”，以维系法律对行政权的主导地位。当然实践中司法权与行政权应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引导银行破产程序的顺利完成。
我国《商业银行法》第71条规定了银监会对破产程序的参与权力，但缺乏具体的操作办法，如银监会的介入权限、对破产银行权利的保护等等，应予以完善。此外，我国可考虑借鉴德国立法，将金融监管机关吸纳为银行破产的申请主体。
三、效率优先抑或公平优先：商业银行破产财产之分配
破产财产的分配是破产清算法律制度中的重要内容，其公平、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破产程序能否顺利完成及对社会的冲击能否最小。由于银行的主要负债是居民储蓄存款，涉及面极为广泛，所以银行破产财产的分配首先应实现公平价值，但同时破产分配是否及时有效又直接决定能否迅速化解金融风险，减少损失。因此在追求公平的基础上，还应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实现内含效率的公平价值。
银行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与一般工商企业基本一致，但因其经营之特殊性，有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加以明确：
（一）个人储蓄存款的优先清偿问题
纵观各国法律，一般均明示对个人储蓄存款以特别保护，并普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商业银行法》虽设有专章规定对存款人的保护，但那只是正常状态下对存款人的保护，对商业银行破产时的存款处理，只有《商业银行法》第71条第2项“商业银行破产清算时，在支付清算费用、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后，应当优先支付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这一原则性的规定，使储户对银行破产时存款所获支付的时间、数量无法建立起稳定的心理预期，挤兑风潮仍不可避免，而新的《企业破产法》也未对该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故可以说我国尚无制度化的存款优先权保护措施。但在实践中，出于维护金融安全的考虑，又存在着政府不得不为的过度保护，导致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增大了社会调控的成本，亦不利于金融风险意识的建立。所以，我国应借鉴他国经验，结合国情，建立起适度的存款保护制度。
（二）同业间业务抵消权的适用问题
在银行的正常业务运作中，同业往来占其业务总量的相当比例，同行间、联行间业务形成网状分布，其同业债权债务的余额和净额相当巨大，所以在公平原则的范围内，银行破产法律承认抵消权的例外。所谓抵消权，是指债务人开始破产清算时，曾经与债权人有相互的债务、相互的信贷或其他相互交易的，应考虑这些相互交易的结果，一方欠另一方的金额对另一方欠一方的金额应作出抵消，只有余额才作为请求权申报或作为公司（指债务人）的资产向清理人清偿。这一点对银行破产案件比较重要，破产程序中抵消权的设置有利于保护金融同业的安全，防止风险的传染。
（三）金融控股公司中控股公司对银行子公司债权的偿付
金融控股公司是指依法成立的，并通过持有一个以上不同类型金融公司多数表决权的股份从而实现对其实际控制的公司，其“集团混业、法人分业”的模式既可实现规模效应和范围效应，又可较为有效地阻隔和分散风险，较好地兼顾了金融安全与金融效率双重价值，成为我国金融从分业向混业经营转型的主要平台。在金融控股公司中，由于集团各金融子公司经营的对象都是具有无限流动性和扩展性的货币，货币在各子公司之间的规范流动是混业经营的内在要求，而在严格的防火墙制度下，子公司之间的这种货币的融通往往倚赖于控股公司的进行中转，或者为实施集团的战略经营方针，需要协调子公司之间的资金配给，或者当某个子公司出现经营危机时，控股公司出于集团利益的考虑需调整各子公司之间的风险分配等等。在这些情形中，都会出现控股公司向某个子公司提供贷款的行为。那么当某个银行子公司破产倒闭时，控股公司债权的受偿序位如何确定？与其他债权人同等受偿抑或劣后受偿？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其他债权人的受偿利益。笔者以为，在这里可借鉴“深石原则”进行处理。
深石原则（deep—rockdoctrine）是美国法院在审理泰勒诉标准电气石油公司案中的涉诉子公司——深石石油公司时创立的一项原则，其主要内容是根据控制股东是否有不公平行为，而决定其债权是否应劣后于其他债权人或者优先股股东受偿。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使母公司的债权劣后于其他债权人获得清偿，甚至根本否认母公司的债权呢？深石原则确立了两个应予考虑的因素：一是母公司对子公司投入的资本是否充足；二是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行为中是否有欺诈等不当或违法行为。若母公司有其中之一行为者，其债权在子公司破产案中居于其他债权人之后受偿。这样，在子公司因为母公司的干预而出现支付危机或破产时，其他债权人的利益可以得到适当的保护。
因此，在金融控股公司框架中，银行子公司进行破产分配时，应重点分析控股公司对其债权的性质，若是根据合理目的和正常途径提供的，则控股公司应与其他债权人同等受偿；若是特定债权的提供是为转嫁风险、规避法律等不公正目的，则应根据深石原则，视情况裁定该债权劣后于其他债权人受偿，以保护其他债权人的利益。
除上述几个问题外，银行破产涉及的特殊问题还很多，如破产能力，损失分担，接管制度、解散制度、行政关闭制度之间的关系及相互转化等，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而论。总之，银行业内生之脆弱性和危机非接触之传染性决定了银行破产的特殊性和谨慎性，其法律制度的建立在遵循公平、效率原则的基础上，更应注重特殊问题的解决和安全价值的实现，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
[1]吴敏：《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法律规定研究》，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3期。
[2]张继红：《美国银行破产若干法律问题探究及启示》，载《国际金融研究》2006年第3期。
[3]吴敏：《我国商业银行破产原因的法律规定研究》，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3期。
[4]龙雨：《论商业银行的破产标准》，载《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版。
公司债务危机处理方案篇10
截至7月25日，争议数月后，美国两党就提高国债上限仍无法达成一致。而美国财政部给出8月2日最后谈判期限，届时国债上限不能上调，美国政府将失去借贷能力。外界一方面担忧两党为各自政治目的而拖延谈判，同时也对双方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表示审慎乐观。
真正严峻的考验，来自标准普尔和穆迪等信用评级机构迟迟未做出符合市场预期的反应，在美国国债面临违约风险时，仅将美国国债评级列入信用观察名单，且未对何时将会下调美国国家评级作出明确承诺。而在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FitchRatings）三大评级机构以外，一些中小信用评级机构早在数月前下调美国国债评级。
令外界不满的是，三大评级公司一方面对美国国债可能的违约反应迟缓，同时却对部分欧元区国家债券信用评级果断进行大幅下调。
此举引起欧盟、中国等政府人士和市场的批评，认为这些美国主导的评极机构带着某种政治偏见。罗杰斯等华尔街投资人的公开质疑，更显示三大评级公司即使在美国金融市场也在逐渐丧失威信。
实际上，近年来发生的金融危机、欧洲债务和美国国债评级的表现异同，更使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屡遭质疑。作为资产定价的衡量标尺，这个标尺的准度越来越受到怀疑。同时，以欧盟、中国等美国以外的经济体为代表，意图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同样能否摆脱政治因素影响，亦需要市场检验。
是否被泛政治化
对于美国国债面临的麻烦，穆迪和标准普尔并非一言不发。
7月13日，穆迪宣布将美国国债的aaa评级列入观察名单，警告称，若美国国会无法按时提高债务上限，未来数周将失去现在的高信用评级。14日，标准普尔报告称，美国国债违约的可能性远高于先前估计，列入信用观察名单，若美国国会和政府未拿出解决债务负担的可信方案，在三个月内可能将美国评级下调至aa，可能性为50％。
外界关注的是，两大评级公司的确警示了美国国债的风险，却未对其评级进行实质性下调。而早在今年4月，标普已将美国国债中期展望从稳定降为负面。事实上，今年的5月16日，美国政府的债务总额已经突破了14.3万亿美元的上限，美国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国债来筹资，迫切需要国会来提高债务上限。
美国历史上在1979年、1934年、1862年等时点都曾经发生过债务违约，短期违约不乏可能。从通行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规则来看，此时应对相关评级标的信用等级有所下调，以警示风险。
先于穆迪和标普，来自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家小型独立机构早就对美国国债进行实质下调。7月15日，魏斯评级公司（weissRatings）将美国政府信用再次下调至C-，并称此评级无关华盛顿是否能提高债务上限，美国沉重的债务负担、摇摇欲坠的国际地位和糟糕的经济状况使得美债早已光环不再。
在魏斯评级体系中，C-仅高于垃圾级(junk)一个级距。这是今年以来魏斯第二次下调美国评级，4月28日，魏斯将美国评级下调为C，在47个国家中仅排名第33。
魏斯评级总裁martinD.weiss表示，三大评级机构给美国评级以aaa/aaa,对于那些超额承受风险的投资者极不公平，市场亟须诚实的评级。
而早在2010年7月，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就将美国国家信用评级初次评定为aa，同年11月量化宽松实施后下调为a+。今年7月14日，大公国际表示将美国列入负面观察名单，将适当下调美国国家信用评级。
信用评级直接关乎利率，若aaa评级下调，美国借款利息将每年增加1000亿美元。标准普尔报告指出，评级下调对货币市场基金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流动性大幅收紧，依赖货币市场流动性的银行和经纪商会受重创，像房地美、房利美等美国政府支持企业(GSes)获得的政府借款利率也会被推高。
瑞银(UBS)的报告显示，如果美国国债不违约而被降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上涨20个－25个基点，收益率曲线走势更陡。
如果仅维持美国国债的评级，还不会引起广泛的争议，问题在于这些评级机构是否前后一致？三大评级公司在美国债评级一事上谨慎行事，但在同期欧洲债务危机下调评级的过程中却大刀阔斧，广受批评。
7月25日，穆迪下调希腊本外币债券评级三档，从Caa1至Ca；26日，标准普尔评级全球负责人DavidBeers称，希腊债务可能面临更大规模的二次重组，“很确定”会进一步下调评级。
7月，欧盟委员会负责内部市场与服务事务的委员米歇尔・巴尼耶表示，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在欧债危机中表现恶劣，建议欧盟禁止信用评级机构对接受救助的欧元区国家进行信用评级。
评级自产生之日起，就无法摆脱其所在国家的政治干涉，带有鲜明的国家倾向，难以客观。三大评级机构经过百年发展，如今显赫地位离不开美国政府的保护，即便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亦未太苛难三大机构。深厚的政治因素让评级机构难以痛下杀手。
三大信用评级机构以绝对的话语权和垄断地位操纵着国际资本市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将美国和穆迪形容成两个实力旗鼓相当的超级大国，“美国可以用炸弹摧毁一个国家，穆迪可以用信用评级毁灭一个国家”。
争夺话语权
2009年12月，希腊债务危机浮出水面，惠誉率先将希腊的评级从a-降至BBB+，当月，标准普尔和穆迪也相继调低希腊评级，导致希腊融资进一步困难。2010年4月，标准普尔进一步将希腊从BBB+降级至BB+，同时调低葡萄牙和西班牙评级，希腊债务危机升级至欧洲债务危机。
欧盟一直憎恨三大评级机构，视其为寡头垄断，认为下调评级加剧了欧洲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加剧又导致信用评级进一步下调，评级机构对欧债危机进入恶性循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merkel)7月12日表示，在希腊问题上，欧盟、欧洲中央银行及imF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是评级机构。
欧洲证券与市场局局长史蒂芬・麦尧尔(Stevenmaijoor)对信用评级机构表示愤慨，威胁要吊销美国三大信用评级在欧洲的评级执照。
6月8日，欧洲议会通过《加强评级机构管理》的议案，限制私人信用评级机构对评级的范围，并要求评级机构披露其评级方法和评级过程。议员们号召欧盟成立一家完全独立的信用评级机构，与三大评级机构抗衡。
德国证券交易所、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及法兰克福所在的黑森州联邦政府计划在法兰克福建立评级机构。德国战略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合伙人marcusKrall表示，评级机构计划已确定，进入实施阶段，是对欧洲议会倡导建立欧洲评级机构的回应。
除欧洲外，新兴国家纷纷建立自己的信用评级机构，争夺信用评级话语权，然而，绝大多数都是只参与本国的评级业务，并未能走向国际市场。2002年，亚洲信用评级协会(aCRaa)成立，目前有日韩中印评级机构等21名会员。
日本被aCRaa认可的六家评级公司中，三家为本土评级公司，日本要求企业评级必须有一家本土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目前多数国家都采用双评级制，即要求本土和海外的评级机构共同对某一债券评级。
中国信用评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逐渐形成以中诚信国际、大公国际、联合资信、上海新世纪四家分食天下的局面。
2010年7月11日，大公国际在北京《2010年国家信用风险报告》和50个国家的评级，其中中国评级为aa+；美国仅为aa，且展望为负面。评级结果与三大评级机构大相径庭，这是世界上第一个非西方国家评级机构第一次向全球国家信用等级信息。
中国监管者亦意识到信用评级机构在国家战略中的重要意义。
2010年8月，银行间交易商协会成立中债资信评估有限责任公司，采用投资人付费模式，采取选定部分债券和项目做主动的再评级，将报告销售给投资者以供参考。其中投资人付费模式有望修正信用评级结果易受发行人干扰的国际现状。
然而中国债券市场规模小、品种单一，成为制约信用评级机构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由于不规范，还存在预评级、级别竞争、费用竞争等不正当竞争。不少评级界人士对《财经》记者表示，评级结果最重要的是取得投资者的认可，否则就缺乏意义。中国信用评级机构尚未形成足够的市场影响力和权威性。
标准普尔大中华区总裁周彬对《财经》记者表示，信用评级是否有用，市场说了算。标准普尔的评级方法已历时百年，有完善且可追溯的业绩记录，权威地位难以撼动。
汇丰银行中国债务资本市场总监邬润扬表示，要建立被国际投资者认可的评级公司道路非常漫长。三大评级机构产生于市场需要，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几十年的历史统计数据显示的低违约概率使其获得了普遍信赖，其他评级机构难望其项背。
无论是政府发起还是市场驱动，信用都是评级公司的核心所在，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都非一朝一夕所为，且易千里之堤，溃于蚁穴。2006年7月，曾经是国内主要的评级机构之一的上海远东资信公布，由于福禧投资无法提供必需的基础材料，导致之前给予该公司的短融券信用评级暂时失效，远东资信信誉尽失，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上海远东资信淡出国内评级市场。
欧盟、中国等试图建立自己的评级公司，这种将评级公司泛政治化的倾向，也可能进一步扭曲评级公司的公信力。
罗兰贝格合伙人markusKrall对《财经》记者表示，在评级市场中加入更多竞争，无疑益于行业增加透明度。但是这些新进入者如何排除政治色彩的干扰，做出独立的评级，令市场信任，仍任重道远。
信用缺失待建
纽约曼哈顿教堂街，穆迪曾经的总部入口处，有一块青铜浮雕。
这是1951年穆迪创始人约翰・穆迪放置的，上面写着：“信用：人与人间的信心所系。”如今，这一信用已渐失人心。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信用评级机构被普遍认为给高风险的次贷债券很高的信用评级，对投机泡沫推波助澜；而当风险暴露之后，“三大”又迅速调低相关评级，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严重不足，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导火索。
markusKrall对《财经》记者表示，虽说三大评级机构百年经验难以复制，但是经历了金融危机，三大机构的光环已逐渐黯淡。
次贷危机之后的数年间，美国司法部、SeC、美国金融危机调查委员会和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等多个部门对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展开调查。
今年5月18日，SeC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投票一致通过了增加信用评级机构的透明度和提高其职业操守的新法案。新法案是对《多德-弗兰克法案》的补充，也对于SeC加强管理“国家认可统计评级机构”(nRSRos)提出了新的要求。
nRSRos是SeC在应信贷评级机构改革法而设立的评级机构注册标准，目前有十家机构在册。自1975年三大信用评级机构被认可为nRSRos后，新进入者门槛加高，“三大”的垄断地位被确认。2010年9月22日，大公国际曾申请nRSRos的信用评级资质，遭到拒绝。
“nRSRos的进入壁垒的确被视为扭曲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特别是当三大评级机构在次贷泡沫中疏于职责之后，nRSRos制度仍然未被质疑，尤为不合理。”markusKrall对《财经》记者表示，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形成寡头垄断已是不争事实：首先，三大评级机构已占据接近100％的市场份额，其次，信用评级行业收入50亿美元的情况下利润有20亿美元，利润率接近40％，最后，标准普尔和穆迪作为占据80％市场的最大两家信用评级机构，在股东层面上多有重叠，罗兰贝格分析显示，两大评级机构天然易结成利益同盟。
垄断地位之下，三大评级机构攫取巨额利润，却未能在系列危机中起到预警作用，反而在危机后加剧经济波动。华尔街大型投行摩根士丹利、花旗、巴克利银行、美国银行、Jp摩根等都是穆迪的股东，更让外界对评级机构的公允性产生质疑。
金融危机爆发前，由于次贷产品的蓬勃，穆迪和标普都因此达到业绩高峰。
穆迪在RmBS和CDo业务的收入自2002年的6100万美元激增到了2006年的2.08亿美元，标普年收入从2002年的5.17亿美元上升至2007年的116亿美元，其中48％来自于结构性金融产品。
信用评级机构欠缺独立性由来已久,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资料大部分来自于债券发行人和承销商，评级机构采用的发行人付费模式使得评级结果易受发行人主导。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评级公司受发行人和承销商左右的成分更大。”一位资深评级人士表示，评级公司很可能改变客观、中立的立场，作出对发行人有利的评级结果。
SeC在金融危机后的调查发现，尽管评级机构都有禁止分析师参与费用谈判的规定，但有些公司仍然允许关键的评级参与者参加评级费用的谈判，分析师知道评级结果对公司的利益影响。
金融危机后，美国永久调查委员会在长达581页的调查报告中，对三大机构在抢占市场份额的压力下修改或者维持评级的取证比比皆是。
标普2004年8月的一封内部邮件中真实地写道：“我们面临着失去这个项目的威胁，所以要商量下修改房地产CDo的评级标准。”
2010年6月1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案除去对三大评级机构作为nRSRos的特殊保护，但仍未明确评级机构的监管问题、惩罚措施等实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