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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5 19:56:50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1

一、虎符石匮探源

公元前121年始,汉武帝在青海湟水流域设置行政机构,将青海纳入了汉朝的郡县制内。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安汉公王莽派中郎将平宪等携带大批财物,到西海地区诱骗羌人献地称臣,羌人西走,王莽便在在今海晏县筑城设置西海郡城。西海郡辖修远、监羌、兴武、军虏、顺砾5县,并在青海湖周围广设驿站和烽火台。新莽4年(公元23年),王莽被农民起义军杀死,新莽王朝崩溃,西海郡也随之废弃。东汉永元中虽曾一度恢复西海郡建制。但不久即废弃。历尽朝代更迭,西海郡城在民国时期曾遭马步芳部属的滥挖盗掘,1942年马步芳幕僚冯国瑞欲将该城西南部出土的“虎符石匮”上部“虎符”移至西宁,但因其庞大笨重运至东大滩即弃之作昙。1956年,青海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将“虎符石匮”又移至海晏县文化馆,“虎符石匮”作为省重点保护文物,现保存在西海郡博物馆内。

“虎符石匮”坐北面南,现存有卧虎石刻1件,另有题铭石刻基座1块。石虎与石匮两者共同构成了“虎符石匮”石刻整体。“虎符石匮”由巨大的花岗石雕凿而成,上部为一石虎,卷尾伏卧在长方形石座上。石虎昂首张口,虎尾夹于后腿并搭在左背上,怒目前视,栩栩如生,似有一跃而起的神态,具有汉代石雕浑厚古朴风格。石虎,身长150厘米,高150厘米,背宽60厘米。基座长137厘米、宽115厘米、高65厘米。石匮正方刻三行九字,从右至左为“西海郡、始建国、工河南”。石匮下面刻有“虎符石匮、元年十月癸卯、郭戎造”十三字。石匮与石虎尺寸大小相同,扣合吻合,刻文应为“西海郡虎符石匮,始建国元年十月癸卯,工河南郭戎造”。石座正前面有篆刻《西海郡始建国河南》铭文。按西海郡系王莽应四海设郡之数所置。始建国是王莽称帝的第一个年号,即公元9-3年,距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河南即海晏县(西海郡)位置,意即在河南之南。“就整体看,从古至今,可说并没有纯粹的所谓艺术品,艺术总是与一定时代社会的实用、功利紧密纠缠在一起,总与各种物质的(如居住、使用)或精神的(如宗教的、伦理的、政治的)需求、内容相关联”。

这件珍贵的石刻文物,具有的特殊的历史政治和地域文化思想性。及其特殊的艺术性,为研究西海郡历史、地理提供了实物与文字资料。同时“虎符石匮”也是青海省迄今发现的最早有铭文的石刻之一,具有典型汉代雕刻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汉代艺术特点与审美特征。

二、虎符石匮的艺术特点

“虎符石匮”石刻在规模上、体量上、艺术上虽无法与霍去病墓前石刻相比,但总体来说不乏精雕细刻之处,石刻使瞬间的“虎”具有持久性能力,特定情境中暂时性集中的生气(表现)凝定下来。而且见于抓住这种生气(表现)中瞬息万变的色调,使它(这种生气表现)呈现出汉代石刻雄浑壮丽的艺术效果。它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来自于石刻艺术品中丰富而深刻的表现力,正是这种表现力,使瞬间成为了永恒。石刻所表现的地域性、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艺术显现了汉代封建专制制度、文化思想和青海独有的艺术特色。作者同样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

(一)虎符石匮的地域性

造型是艺术表现的手段,以此来揭示艺术形象的精神、意境和美感。就“虎符石匮”雕刻而言,其具有汉代形象化、意义化、情势化、功能化等仪卫性雕刻共有的造型规律和特点。就“虎符石匮”造型的表现形式、表现手法、表现气质和选材而言,因独特的青海地域环境、生活习俗、宗教思想、感情气质等又形成了不同中原的艺术特点,尽管汉代众多大型雕刻在材料工具的运用,取材内容、表现形式、造型手段等方面都十分相近或相同,但最后形成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却各异奇趣,各具特色。

以虎为图腾的崇拜最早盛行于我国原始社会,在青海民和土族崇拜虎的遗风依然可见于纳顿节《杀虎将》节目内容中,当地土族的一些村庙里供奉的山神,被塑成金身,他的脚下还拴着一只泥塑的老虎。此外,在河湟地区汉族和土族地区有祭白虎的习俗。黄南同仁土族村落年都乎村驱赶“於菟”的习俗。

(二)虎符石匮的装饰性

汉代雕刻的装饰性孕育于工艺美术,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虎符石匮”的装饰性由以下构成:其一,图案表现性。虎符石匮的图案化处理是雕刻本身装饰性的一大特点。图案化的处理增强了虎符石匮雕刻本身的装饰效果和艺术性,同时也显示出汉代雄浑美的艺术特征。这些装饰纹样为原本单调的石刻增添了不少色彩。第二,是技法的多样性,装饰性对于增强虎符石匮雕刻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十分有效。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雕刻传承了历代石刻的传统,采用了圆雕、浮雕与线刻相结合的手法,表现出极强的装饰效果在风格上隶属于北方粗犷的雕刻风格。

(三)虎符石匮的绘画性

“虎符石匮”雕刻的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石刻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表现轮廓线与身体花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虎的肌肤和花纹,表面光滑,几乎没有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石刻技法沿袭了中国历代雕塑绘画性的特点,吸收了中原汉地绘画艺术的营养。

(四)虎符石匮的书法性

汉朝,尤其是西汉初期,虽普遍使用隶书,可是也有用小篆的。《后汉书》光武记注说“汉制,帝之下书有:策书用篆书,三公罪免赐策,用隶书。”汉代的主要书写文字为隶书,从泰代隶书发展而来。“隶书”又称“佐书”、“古隶”、“今隶”、“八分书”。隶书具有以下特色:第一,隶书的最大特点是由直线构成,它不像小篆由相互连接的圆转,有时又有逆向书写的线条组成,而是由散开而平直方折的笔画构成,凡逆笔都变为顺笔,书写起来不仅顺手,而且快速。第二,笔画难以呈现具体的形象,古文字象形的特质从此消失,而且形体多已不合六书原则。第三,汉字发展至隶书已经彻底“符号化”。隶书对大、小篆加以省略、简化,结构单纯许多,就是做为日常生活书写工页,不啻为一大进步。另外篆隶形成中国书法艺术主流,汉代时期,隶书渐渐取代小篆成为主要书写字体,隶书的出现奠定了现代汉字字形结构的基础,成为古今文字的分水岭书法。隶书经过两汉的发展后,又发展出另一种字体“楷书”,最后成熟于唐代。

“虎符石匮”产生于新莽时代,其匮与常见的汉代铭文字体不同,大概是王莽有意标榜其复辟为正统之意。形成了汉篆体方、笔挺,结法密的特点,尤其是方折笔道,它是秦篆过渡到汉篆,以至汉隶的发展。尽管刻石的字数虽然不多,可它是研究我国汉字字体演变的重要实物资料之一。

(五)“虎符石匮”的意象性

由于中国雕塑和绘画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它们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这是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不分的原由,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精美绝伦与之持久的主要原因。石刻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是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也是中国雕塑与绘画的意象性特点。虎符石匮石刻在风格上虽然表现出一定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虎的头部刻划上,身体部分则是十分写意的。在虎符石匮石刻中。无不显示出中国古代雕刻的意象性特点,从石虎与石匮的组合显示出中国雕塑绘画的写意特征。这个特征就是追求神韵,不求肖似。“一个石头雕成的野牛固然不是真正的野牛,但它同时也不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对于石头而言,它是野牛;对于野牛而言,它又是石头。石头与野牛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竟神奇般地合而为一,集中于同一事物之中,其中的奥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深究吗”“虎符石匮”在艺术影响上虽然不如霍去病墓前石刻精彩动人,但在虎的雕刻上虽追求整体感,而不忽视细节的刻画上依然沿续了汉代以来的传统。石刻作品不但有抽象(写意)即一半天然一半人工的造型,也有具象(写实)风格同时存在,由此可见汉代石刻艺术相得益彰的悠久历史和传统。

三、虎符石匮的审美特征

“虎符石匮”石刻艺术上追神韵,求意象,在艺术表现上,寓意深刻,主题鲜明,其象征性、浪漫性浓厚,写意性更加突出。其美学特征表现为沉雄威猛的形象创造,表达“所知”、“所感”的造型思维和充实饱满的具象形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作品构思巧妙,寓意深刻;其二是造型概括,力求意象;其三是艺术创作手法上的浪漫夸张,激情飞扬,追求神韵。

汉代雕塑艺术这种将现实性与浪漫性、艺术性与思想性、内容与形式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正是中国民族美术写意魅力的具体呈现。“汉代艺术形象看起来是那样笨拙古老,姿态不符常情,长短不合比例,直线、棱角、方形又是那样突出、缺乏柔和……,但这一切都没有减弱反而增强了上述运动、力量、气势的美‘古拙’反而构成这种气势美的不可分割的必要因素”。“虎符石匮”石刻艺术在强调简练概括的体块特征的同时。巧妙运用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绘画语言——线条。对于虎造型不同的部位使用不同质感的线条,有时线条粗放,有时线条精细,并使这种粗细多变的线条与石头的自然肌理有机结合起来,从而达到远近虚实多变的艺术效果。既强调了对虎的动态表现,旨在以鲜明的身体动作语言来加强画面的生动情节表现。又在艺术处理手法上,通过简化概括、舍弃繁杂部分、突出个性特征,造型简约而结构严谨,动态粗犷奔放而富有韵律。

“虎符石匮”总体风格一方面是由于汉代艺术家写实技能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汉代青海社会相对安定富足。人们比以往更多关注现实生活。因此,“虎符石匮”的装饰性并不像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那样体现在图案纹样的威严怪异气质上,而是突破了商周时期青铜纹饰的呆板形式,把艺术表现的重点放在了生动传神上,强调简练、夸张,强调瞬间的动态特征。“虎符石匮”石匮中的物象没有纵深的空间表现,而是以上下分层、物象互掩的方式获取空间关系,从而具有了超越现实的意象空间暗示。石刻中的主体虎大于次要匮,而匮一般是作为主体的陪衬出现的,这种形体的夸张一方面强调了虎与匮的主次关系,同时也自然地体现出石刻布局简繁映照的关系。

“虎符石匮”在石匮的形体塑造上采用汉代循石造型手法,与原始时期某些洞窟岩画的造型存在着相似性,却没有原始岩画构图的散漫和不确定,虎的动态特征刻画也要成熟得多。循石造型效果的团块结构造型不仅使“虎符石匮”具有了强烈的构成感,同时在细部刻画上又因粗细多变的线条的运用,加强了形体与动态特征。力求以简约的形象刻画,赋予“虎符石匮”以装饰性、构成性。

同时,虎与匮的组合都在不经意间以点、线、面和谐经营加强了石刻的装饰性、构成性。虎的形象是排除象征意义的,在它身上没有一丝神灵的光彩。因此,人类对它们的关系不是敬畏,而是依恋和亲近。虎和匮的动势方向不同,但动静和谐,相得益彰,使两者和谐地融贯为一个整体。正是如此,作品才透闪出一片天真烂漫的情调。

四、虎符石匮的艺术内涵

汉代雕刻造型艺术,依托于封建皇权大一统的社会物质和意识的基础之上,体现了有汉一代的时代性、民族性生机勃发之后的艺术精神和本质。反映着汉代宽广胸怀与宏大气魄、强烈自信与创造渴望、乐观精神与蓬勃朝气的艺术生命力。

遗存于青海的“虎符石匮”,自然、纯真、大巧若拙,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而毫无后世的浮华与矫饰的风格,正是反映出汉代崇尚淳朴、和谐和理性的优良气质。“虎符石匮”艺术的精神意蕴表现为“像”与“象”的造型观念,“势”与“力”的刚健之美和对纯粹形式美的追求。一为具象,一为抽象,相关互补,代表了汉人对形象世界的完整把握方式。

第一,虎的造型首先以圆雕的手法雕刻而成,静态中的虎呈卧式。表现出虎的动物性特征及精神状态:虎的造型体形厚重,四肢有力,突出兽中乏王的威风形象。在写实的基础上予以夸张,具有抽象性的艺术。其次,以写实的虎为主体,采用简约手法将附在虎体下方的石匮刻画出来。再次,写实性与图案化结合形,写实性的虎占主体,以浮雕的手法将写实与写意将“虎”与“匮”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石匮的造型虽限于长方形框架之内,却因有铭刻文字而成形,使虎符石匮的造型具有较强的立体感。保持和发扬了先秦以来的以线造型艺术风格和特征。以线造型体现出强烈的主观因素,反映出华夏传统的审美取向。

第二,讲究意象造型。在创作形象的过程中,一切物象的表现都不以“真实或肖似”作为创作目的,同时在不背离自然物象的前提下,充分利用有限的“象”去表达无穷无尽的“意”。“虎符石匮”就是汉代“意象造型”创作观念的杰作之一。

第三,讲究对称均齐和综合统一。“虎符石匮”是强调对称均齐和综合统一观念反映的典型例子:上下左右,相互对应,对称而均齐。

因史记中缺少有关记载,从“虎符石匮”石刻创作者来看,应该是来自民间的无名艺术家和工匠。他们用简单、粗糙的工具,纯朴的思维方式,依据广泛而深厚的汉代生活基础,浓厚的文化信念。流露出纯朴真诚的艺术情感。从“虎符石匮”形制,可以窥见石刻创作者已或多或少的将青海地域民俗特征的表现手法融入其中:保留了一些夸张、变形、甚至原始、抽象的特征,而愈显纯厚拙朴,形象生动。虽然“虎符石匮”石刻在造型上存在一些概念化和公式化,但却在构成形式上显现出古老凝重、纯厚拙朴的美感,雕刻手法上都留下了一种大巧若拙的汉氏哲学精神境界。

西海郡古城与虎符石匮石雕,两若是源于政治联结着的纽带因素而赋予纯系自然的坚石予艺术之精神。石头冰冷、平淡无奇之体因雕刻,而成为延续数千年的心灵震憾。“虎符石匮”石刻以威严肃穆、庄重拙朴的造型及独特的审美情趣屹立于青海古代雕刻艺术之林,彰显了源远流长的青海石刻艺术之神韵。

五、结语

总之,“虎符石匮”雕刻以它雄浑的形体、细腻的手法,在青海古代雕刻艺术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在政治上体现了汉代封建集权统治的重大的意义,用空前丰厚的社会物质财富基础和不断改进的工艺技术条件,达到了“虎符石匮”石刻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写实手法与装饰手法的统一。虎符石匮雕刻作为汉代古代文化艺术的一部分,在青海美术历史长河中显示出诱人的艺术魅力。它的政治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及它的审美特征都是研究青海地区古代艺术发展的宝贵素材。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2

例如社区开展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文化馆等相关公共部门的活动以及其他形式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等。形式多样的群众音乐文化是丰富群众文化生活的重要途径,音乐本身就有着较强的感染力,而在一些地区,地方性音乐也有着更加独特的魅力。以闽南音乐为例,闽南音乐以闽南语和闽南文化为基础,有着相应的生存土壤,因而在开展闽南音乐群众文化活动中,相对而言其群众组成也较为固定,多为喜爱闽南音乐的群众团体。从当前群众音乐文化的开展现状情况来看,近年来随着新媒体以及网络的发达,群众娱乐生活得到了极大的丰富,相应的,一些传统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效果也在不断降低,最为直观的反映便是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参与人数在减少。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新时期,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传统的音乐文化活动形式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的群众娱乐文化需求。整体而言,当前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中,主要存在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单一、普及程度不高、农村地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匮乏等问题。

二、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形式较为单一

首先,在当前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便是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形式较为单一,很多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还是传统的开展模式,并没有根据新时期的群众娱乐文化特点进行创新,从而导致音乐文化活动降低了对于群众的吸引力。例如在近年来的闽南音乐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中就显著的存在着这一问题,活动形式主要是以社区音乐欣赏活动以及当地文化馆单位组织的公共演出活动等,这种传统的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形式事实上对于群众来说,难以较好的激发群众兴趣。另一方面,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形式单一问题还反映在参与形式方面,群众音乐活动并不仅仅是音乐欣赏活动,无论何种形式的音乐欣赏活动,如果不能够对群众参与形式进行创新,都很难长久的保持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同时,在音乐活动的内容方面,目前群众音乐文化活动主要集中在歌曲领域,而一些具有显著民俗特色的地域性音乐内容,如民俗舞蹈、乐器等还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

(二)农村地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匮乏

在当前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中,农村地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匮乏也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并且从同城市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对比情况来看,这种匮乏现象尤为突出。受限于基础设施、相关人才以及组织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很多农村地区缺乏较好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组织基础,没有相应的部门和人才来组织这一工作,并且也缺乏必要的资金,这都是导致农村地区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匮乏的重要因素。例如在当前的闽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中,就存在着这一问题,事实上,农村地区喜爱闽南音乐文化活动的群众较多,有着较好的活动开展基础,但是受限于资金、人才、组织等多方面的因素,农村地区存在着较为严重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匮乏现象,甚至很多农村地区多年来没有开展过群众音乐文化活动。

三、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创新策略

(一)丰富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形式

在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创新方面,首先应当丰富群众音乐文化活动的开展形式,打破传统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思维,建立起更加多元化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模式。例如在群众参与方式方面,可以改变以音乐欣赏为主的群众音乐活动模式,通过举办全民参与的歌唱比赛模式或者全民参与的K歌模式等来吸引群众,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

(二)积极在农村地区组织开展群众音乐文化活动

针对当前城乡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情况不均衡的问题,应当积极在农村地区开展相应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这对于丰富农村地区的群众娱乐生活,促进新农村建设都有着重要作用。整体而言,农村地区娱乐生活相较于城市还是较为匮乏的,在农村地区组织开展群众音乐文化活动能够取得更加有效的效果,而且对于农村地区的群众而言也更具吸引力。整体而言,农村地区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必须要做到“因地制宜”,只有符合农村地区群众需求以及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需求的群众音乐文化活动才适宜开展。相关部门,也应当加大在农村地区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投入,特别是在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开展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给予必要的支持。

(三)促进舞蹈、乐器等音乐元素的整合

对于群众音乐文化活动创新来说,促进舞蹈、乐器等多种音乐元素的整合也有着重要作用,群众音乐文化活动本身就是多样性的,喜爱各种音乐形式的群众也是多种多样的。闽南音乐同样有着丰富的表现元素,特别是将闽南音乐文化的舞蹈、乐器进行整合,形成完整的闽南音乐活动表现形式,能够极大的提升群众的参与热情。例如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由不同的群众承担相应的音乐因素表现者,定期开展音乐活动,将舞蹈、乐器等多种音乐元素进行有机的融合,促使舞蹈表演者以及乐器演奏者有着更佳的配合,将舞蹈、乐器等音乐元素组合为整体性的音乐展示活动。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3

在不丹国民幸福总量的衡量标准里,“社区”的概念占据核心地位。该指标认为,人应当深深地植根于其所属的社区,那里安全、人与人之间互相支持,值得信赖;理想的情况下,不存在被其他人伤害的恐惧。在团结共处的社区生活中,人们通常让渡部分自我,感受更加美好的生活。在这一设想的社区里,家庭之内以及各家庭之间,有深刻的归属感和互助精神。

因此GnH指数评估接受和给予各种馈赠的水平,如社交的时间、劳务和物品,并评估一个社区中关键要素的文化传承,如方言、手工艺技能以及村镇庆典上仪式性的戏剧和舞蹈。

在个人层面上,GnH的生活标准指标衡量收入、土地和住房质量。在健康领域,GnH所构想的人,每个月应有超过26天感觉健康,自我报告的健康水平很高,而且不能具有严重残疾的苦痛。

除了物质生活的考量,GnH所设想的个人,还应当嵌入在完满的社会价值观和愿景当中。该指数评估人生的满足感、心理健康和生活压力的水平;衡量10项自我报告的情绪,从而评估精神生活的模式。那些有助于缓解心灵迷失的精神手段,如冥思和祷告,也会在GnH指数中得到衡量。

最后,GnH将时间作为其中的一个独立要素。GnH所构想的人,不应该有时间的匮乏,而应当能够感受缓慢生活的愉悦。每一天,都有充分的时间用于社交、休闲活动,并享受充足的睡眠。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4

文化批判传统,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确认卢卡奇物化、物化意识形态是文化批判、文化哲学属性,要对此进行更深一层的解读,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史的角度进行一番比较分析。

第一,卢卡奇“物化”理论作为文化批判方法和青年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资本主义及私有财产的批判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吸取了黑格尔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异化、对象化概念,提出了异化劳动理论。异化劳动是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基础,私有财产和人的本质。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扬弃异化,实现对人的真正本质的占有。显然,异化劳动理论是高度哲学化的人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随着唯物主义历史观形成,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马克思发现异化劳动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财产制度的本质、内部生理机制方面的局限性。剩余价值理论取代了异化劳动,成为马克思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异化劳动逐渐退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行列,“异化”这一概念虽然保留下来,但只是用来描述社会关系特定情形的术语,并转变为“拜物教”、“物役性”、“似自然性”等概念,用以分析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本质属性,成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化批判概念。在卢卡奇那里,物化、异化、对象化是一回事,其所使用的方法和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的方法是一样的,取自于黑格尔的实践人本主义方法,即主客体统一的辩证法。它们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展开对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批判奠定了基础。

第二,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一方面开启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各个流派的文化批判传统;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展文化批判的进程也极大丰富、拓展了卢卡奇物化概念的内容,丰富了文化批判的形式和手段。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的基本形式是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它是思考异化、物化及其扬弃等哲学主题的人本主义方法,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核心内容。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萨特在晚年努力构建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人本学就充分展示了哲学批判的意义。在《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萨特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无疑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富有生命力,但其自身存在诸多缺陷。在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各类体系中,存在着“人学空场”:对人,特别是对个体存在价值的忽视;马克思主义应当成为一种以个体实践为基础的历史人类学;在方法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方法毫无疑问是辩证法。同卢卡奇一样,萨特反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主张建立“人学辩证法”来替代;他从《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引进了“总体性”概念,指出总体性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特色,要用“中介方法”来补充、完善、吸收“精神分析”和家庭、社区等因素,并用前进一回溯方法补充、完善。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是哲学批判方法,为此萨特提出“匮乏”这一概念作为自己“哲学批判”核心概念。“匮乏”是特殊形式的异化,它吸纳了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思想,用来分析社会关系和历史的本体。它是人类历史的起点,也是其基本条件和基本关系,是人类实践的重要驱动力,是人类历史可能性基础。现实的历史是由于匮乏所引起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异化的历史。人的实践和人的历史是不断超越匮乏、扬弃异化的进程。匮乏的异化是普遍的、基本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是不可根除的。致力于消除匮乏的革命总是面临着“匮乏—消除匮乏的革命—重新恢复匮乏”的无限循环和周期。如果不能跳出这一“周期律”,革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可以说“,匮乏”作为哲学批判概念,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如果将“匮乏观念”在人群中灌输,使之传播、普遍化,势必在群众中形成这样的观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法最终胜利,“解放”是神话、幻想的意识,进而成为解构革命或阶级意识的因素或力量。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异化理论、卢卡奇物化概念为基础,极大地拓展了异化的形态、功能和作用。他们认为,异化是极其普遍的、多样化的,尤其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异化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工业社会普遍存在的技术理性、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异化等异化、物化的全新类型。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的,晚期资本主义中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成为意识形态;通过技术统治建立起来的技术、生产、组织、消费秩序,使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在消费、日常生活领域同质化了,人的单向度或同化形成了;不仅如此,现代社会异化更多表现为人的自我异化,表现为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人的内在心理的操纵和人的主体性的消解:现代人的压抑性心理机制,个体逃避自由心理机制,不健康人的性格结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等等。这些物化、异化的不同形式具有各种功能:哲学的“同一性”功能;理性的“启蒙功能”;思维的肯定、非批判;人性自我膨胀功能;技术统治、异化的同化功能;心理压抑功能……物化、异化的所有这些功能,特别是人的自我异化对于人的心理、身体和生存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力。如果说,在卢卡奇那里,物化使人数字化、抽象化、原子化;那么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文化意识形态的各种自我异化力量则表现为对人的心理、人格、性格结构、本能、“力比多”、生存方式……人的内在、主观世界的控制、支配。

第三,促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谱系的形成。“文化哲学”这一术语是源于19世纪西方哲学的哲学思潮,德国“新康德主义”最早提出了自己的“文化哲学”体系。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虽然没有“文化哲学”术语,但形成了详尽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文化哲学理论: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个人意识、个人心理、意识形态、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都特别重视文化的性质、本质、作用,文化的不同形式、文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等问题的深度探析。以卢卡奇、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则将文化或意识形态理论列为其研究主题。从狭义上讲,文化就是意识形态;从广义上讲,文化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对象、领域,意识形态或观念系统只是文化的要素,是文化的内核或本质。文化是以意识形态或观念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形态。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提供了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开始贯穿西方马克思主义全部历史之中,如葛兰西、曼海姆、戈德曼、布洛赫、阿多尔诺、马尔库塞、弗洛姆、哈贝马斯、阿尔都塞、布尔迪厄等等都相继提出了自己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这些理论借鉴、吸收了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并予以改变、丰富、深入发展;理所当然地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或文化理论,对意识形态的性质、存在形式、本质、样态、功能、社会作用进行了全面、系统、深入的阐述:(一)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卢卡奇将意识形态界定为物化、拜物教意识;葛兰西将其理解为“文化领导权”;萨特将其确认为“匮乏观念”;法兰克福学派将其归结为虚假的、肯定的、欺骗、控制、工具性意识;哈贝马斯则将其解读为“合法性”、“合理性”。(二)意识形态的存在形式由观念系统转变为符号暴力系统。卢卡奇、葛兰西、曼海姆、阿尔都塞等人都将意识形态视为意识、精神、观念系统。随着结构主义语言学产生、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向“语言学”、“符号学”转向,意识形态开始归结为一种符号权力或符号实践。(三)意识形态是虚假的观念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学者,当然也包括卢卡奇,从马克思那里吸收了“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颠倒的观念这一观点,进而认定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观念体系。(四)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性机构或者国家机器。阿尔都塞将市民社会各种私人或社会组织称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布迪厄认为:“我可以说,所有的学术系统,所有的教育系统都是一种意识形态机构……”(五)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实践。意识形态或文化是政治权力的特殊形式。葛兰西的“领导权或霸权”概念,说明了意识形态是一种特殊政治权力;卢卡奇则认为,无论扬弃物化还是确立阶级意识,都需要通过实践和斗争。

所以,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而言,究竟什么是意识形态?什么是文化?二者是什么关系?这是首先应当弄清楚的问题。卢卡奇的物化意识形态理论,在对意识形态或文化的界定上,注重分析文化意识形态内容、本质、功能,但缺乏对文化的存在形式、活动载体的研究。尽管如此,物化和阶级意识概念对于我们深入拓展文化概念具有重要意义。意识形态与文化,从狭义上看它们是等同的;但更为精确的讲,意识形态作为观念只是文化的内容、内核、本质、核心本质。文化包括两个层面:内容———意识形态;形式———符号系统、符号权力、符号的结构、符号实践……其次,文化应当按照社会历史类型区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资本主义文化。而以无产阶级意识为基础的文化是社会主义文化。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成为两种文化体系的本质区分。物化意识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本质、核心价值,阶级意识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核心价值,分别代表着两种根本对立的文化价值观念。对于社会主义革命运动来说,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主观精神革命,就是回归总体性、扬弃以物化意识形态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资产阶级文化向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过渡。卢卡奇的物化和阶级意识,不仅准确界定了文化的两种社会历史形态,还指明了文化形态的转变过渡,即主观意识革命、发展的规律。

二、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及其形成路径

除了要弄清文化概念的真实含义以外,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更为重要的任务是从学术上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形成、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取得文化的领导权?在列宁那里,无产阶级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一直是其关注、思考的重要问题。前苏联的学者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产主义文化形成问题,也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讨论。对文化问题更为重视,提出了许多有影响、有价值的观点。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则与时俱进、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命题。但是,关于什么社会主义文化以及如何形成、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一直存有争议,难以形成共识。卢卡奇以物化和阶级意识为标准,将文化划分为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分析路径,有助于我们较为明确、合理地定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内涵: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是扬弃了物化意识形态的、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为基础及核心价值的总体性观念,是以无产阶级或革命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符号权力体系及新型实践过程。在社会主义文化的这一定义中,卢卡奇的物化、阶级意识、总体性观念是最基本的理论支撑点。根据这一概念所阐述的思想,结合对社会主义文化实践经验、教训的总结,对社会主义文化及领导权的形成、发展的基本路径提出以下两方面的思考:第一,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应当首先彻底地扬弃物化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否定与肯定、破与立的辩证统一。不破不立,破即否定、断裂。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告:“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破除资产阶级文化的物化意识形态是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必由之路。但是否定物化意识形态并非要彻底抛弃过去一切文化传统,并非要忽视文化意识形态的历史继承性关系。列宁在批判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时指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也认为:“清理古代文化……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但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那么应怎么样扬弃资产阶级物化意识形态呢?要破除一切由物化产生出来的旧观念:如私有制观念、生存竞争观念、拜物教观念、匮乏观念、合法性观念、不平等观念、精英主义观念;开展对各种资产阶级主流思潮,包括启蒙主义、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人本主义、实证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国家主义、改良主义……最深入、最无情的批判;改革旧道德、旧制度;改变资本主义的日常生活方式、习俗、传统,实现移风易俗;积极推动形式多样化的思想批判、哲学批判、学术批判、文化批判;深入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鼓励学术争鸣、文艺风格“百花齐放”;促进思想交流、观念碰撞。其次,伴随着对物化意识形态的扬弃,应着力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形成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形成基础和核心价值。任何一种社会历史类型的文化内容,均是某种意识形态作为统治阶级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成为一定社会制度和阶级的核心价值,包括世界观、方法论、伦理、人生观……社会主义文化区别、异质于资本主义文化的根本标准在于其各自核心价值的根本对立。资本主义文化以物化意识为核心价值,社会主义文化以无产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卢卡奇从哲学角度说明:阶级意识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是无产阶级对其作为社会与历史相统一的主体与客体地位的自觉意识;是实践的、革命的观念;是社会各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认知、态度、接受度、情感、信仰的状况;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观化、内化。阶级意识在各个不同方面都是对“物化意识”的批判和否定。以阶级意识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公开表明文化是为无产阶级服务,表达无产阶级的利益诉求;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对立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是反资本主义的文化。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确定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体现了其坚定的革命性。所以,马克思主义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观、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基石。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要求用社群主义代替市民社会,要求逐步废除私有制实现公有制;扩大公共产品、公共服务范围;信奉共同富裕,民生为本,坚持民主、平等、和谐、和平理念;努力弘扬共产主义道德、社会主义乌托邦信仰,反对生存竞争的丛林法则;倡导生态文明至上,不主张经济主义、发展主义、生产力至上的原则。如何构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呢?在卢卡奇看来,为了彻底消除物化,无产阶级必须将斗争进行到底,最后实现无阶级社会。

这就需要无产阶级,不仅与外部敌人斗争,更加需要进行无产阶级与自身的斗争———对资本主义的腐蚀和影响的斗争。克服物化的基本途径就是斗争与实践,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文化形成的根本动力。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是开展文化批判,即哲学批判、思想批判、大众文化批判、日常生活意识批判、艺术-审美批判、宗教-伦理批判等等。达到这种文化批判的根本路径就是开展宣传和教育。工人阶级自身不可能自发形成阶级意识或社会主义观念;这种意识、观念需要通过革命知识分子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群体的头脑中,使其成为自觉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葛兰西的“领导权”和“阵地战”思想、列宁的“灌输论”,无不说明阶级意识的形成就是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它通过意识革命尽一切努力克服旧的物化意识对个体的影响,将无产阶级和社会大多数人口从旧的观念、思想、价值观以及传统、习俗、生活方式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使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占领阵地,广泛深入的传播,真正充实、武装全人类的头脑。第二,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应当贯彻“总体性”原则。卢卡奇认为,无论是扬弃异化,还是形成阶级意识、开展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都是总体性观念的实现。总体性反映了历史中主体与客体、理论和实践、整体和局部的辩证统一,揭示了人的主体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任何文化的目标都是影响人,构建主体的同时改变客体。社会主义文化的宗旨是促进“新的人物,新的世界的建立”,是要培养造就社会主义一代“新人”,建设从根本上扬弃了物化结构的“新社会”。弗洛姆在《占有还是生存》一书中提出:要克服现代人在性格和心理机制方面的深层异化,就要超越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确立重生存的生存方式,使人由“重占有、自私”充满了物化的“旧人”变为“克服了物化人格”的新人。因此,社会主义的“新人”是具有远大理想、坚定信仰、崇高品德、健全人格、有文化、有纪律、对人民有深厚感情、意志坚强、大公无私充满乌托邦激情的人;新的社会就是“无阶级社会”或共产主义社会,是取消了生存竞争丛林法则,扬弃了异化的真正“自由王国”,是“乌托邦”精神的集中展现。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5

【关键词】共生关系;匮乏;“恋母”;“审母”;女性成长

由于母亲与女儿的同性别特征,相比于母子关系,母女关系要复杂戏剧化的多,且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是终生的。在女儿成长过程中母亲是她最亲密的见证人,母亲的一言一行都会对女儿产生莫大的影响。正如南希.弗莱迪所说:“母女关系是女人生活中最重要的关系,诚实地审视这层关系只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①通过对近年影视作品中母女形象的审视,发现不少作品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勾勒母女形象,以自觉的女性意识关照现实中母女关系的复杂性,塑造出立体的、现实色彩浓郁的母女形象;重点揭示了母女间亲密的共生关系、母爱的匮乏对女性成长的影响及带来的伤害。

一、共生关系与女性成长

共同的性别使得母亲与女儿之间建立起亲密的“共生”关系。而“在共生关系中,一方并不把另一方看做一个独立的人。把双方连接在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和对方融为一体的欲望。”②这种持久的共生现象,对母女双方都会造成伤害,常常导致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情感上的压抑,不具有独立的精神意识,遏制了女性主体和精神的成长。

改编自奥地利著名女作家耶利内克同名小说的电影《钢琴教师》,是母女共生关系的一个典型个案。影片中的母亲对女儿爱丽卡严格管制,密切监视着女儿的一举一动,将她至于自己的监管范围内,视女儿为一个未成年不具独立行动的“小女孩”。“许多事实证明,不健全的母女关系会使女儿长期生活在恐惧和焦虑之中,会妨碍她获得思想和感情的自由,妨碍她大胆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从中得到她所渴望的快乐。”③当爱丽卡遇到喜欢的男孩时,却不会通过正常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爱。她故意装出一副冷漠的样子表现自己的冷静,高傲的拒绝男孩的亲吻,自作聪明的将男孩要做的事情都写到信上,通过信以白纸黑字的形式企图将男孩控制在自己的欲望范围内。其潜意识里是为了保护自己,掩饰内心的恐惧,避免自己在受到伤害前先让别人受伤,挫败别人的意志。当然,爱丽卡这种追求爱情的方法显而易见是行不通的,不但没有达到控制别人的目的,反而由主动变为被动。在男孩面前将自己丑陋的灵魂,受虐狂的心理表露无疑,结果得到的是男孩羞辱和毅然决然的拒绝。

新西兰导演简.坎平恩的《钢琴课》也描述了一对特殊的母女共生关系。当弗洛达与母亲艾达保持着完美的共生关系时,她活泼快活的像只百灵鸟,时时展示她对母亲的爱及处理问题的才能,不遗余力的帮助母亲解决任何难题,坚定的站在母亲的立场上看问题。然而,当她与母亲亲密的共生关系遭到破坏时,从未和母亲有过片刻分离的她没有了往日的镇定,变的异常暴躁、愤怒,将所有的不满发泄到狗的身上。终有一天她发现了母亲同那个男人的秘密,为了能重新获得和母亲完美的共生关系,被妒火、自私蒙蔽双眼的她选择了背叛了母亲,母亲血淋淋的断指让她彻底见证了背叛的后果。

彭小莲的《美丽上海》中的女儿们虽然各自在经济上都处于独立的状态,但面对强势的老母亲却没有了独立的精神意识。大女儿静文离异后带着女儿诘妮寄住在老母亲家,当发现女儿衣袋里的后,慌乱、不知所措的她只是无助的哭泣,痛诉自己生活的不易,最后还要靠老母亲来解除她的后顾之忧。而小女儿小妹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生活在国外,但在精神上却被母亲掌控着。当母亲将她小时候的物品交给她作为留念,一张告发父亲的纸条瞬间将她的精神击溃,直至母亲已经死去,小妹还念念不忘,唯恐母亲没有原谅自己年幼无知犯下的错误。女儿们成熟的身体虽已与母亲分离,母亲的精神却影响、牵制着女儿,因而她们不具有独立的精神意识,在精神上与母亲处于永久的共生状态中。

无论是爱丽卡、弗洛达同母亲间过长的身体方面的共生关系,还是《美丽上海》中女儿们同母亲永久的精神上的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在女性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母亲对女儿过于紧张、焦虑的情感,实则是她内心恐惧感的外在投射,不能正确对待与女儿的关系,将女儿看做自己的“第二个自我”,是自我生命的延续。母女间这种亲密的共生关系这个脐带延长了女性脱离子宫的时间,意味着女性分离的艰难。成长不只是身体的发育成长成熟的自然生理现象,更大程度上指“一个具有完整独立自我”的人。适当的母女共生关系能够给予女性成长的勇气。然而,过长的或畸形的共生关系阻碍了女性健康的成长,在经济上、精神上无法改变对母亲根深蒂固的依附性,也不会成长为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主体。

二、恋母、审母与女性成长

母爱匮乏是女性成长中没有充分享受母女共生关系的一种具体体现,导致成长中的女性对母亲既爱又恨的复杂情感,这种复杂情感决定了女性在“恋母”与“审母”的迷惘中确立女性艰难的成长之路。

在《情迷高跟鞋》中,母亲在女儿成长的岁月中大多呈缺席状态,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女儿眼中“熟悉的陌生人”。女儿对母亲怀有深深的思念之情,渴望母亲的爱,希望母亲能看到她的存在,实质体现的是女性成长中因母爱的匮乏而产生的强烈的“恋母情结”。女儿雷贝嘉面对母亲的背叛、不忠,心中仍对母爱充满了幻想。她保留着儿时母亲买给自己的耳环,看女的表演来缓解思母之情。当她得知继父阻碍母亲出去工作时,为了帮助母亲摆脱继父,她将提神药和安眠药调换,神不知鬼不觉的导演了一场车祸,间接杀死了继父。虽然母亲最终还是抛弃了她,独自去国外发展,但母亲的又一次背叛并没有妨碍她对母亲深深的爱恋之情。

《秋天奏鸣曲》中的女儿伊娃在成长过程中母爱极度匮乏,为了能感受到一点点母爱,留住母亲那熟悉而陌生的味道,她成长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女性。母亲在琴房练习钢琴时,她准备好咖啡静静的等在琴房外,就为了证实母亲是否真的存在,渴望母亲的“心“能看到她。为了让母亲高兴,她装扮成“好女孩”的样子,母亲想做体操了,她顺从的和母亲一起做体操;母亲觉得女儿的头发长了、牙齿长歪了就自作主张的给她剪短头发、为其佩戴牙套。伊娃的这些自我表现成了取悦母亲的手段,彻底失去了“真实的自我”,一味的屈从(下转第273页)(上接第272页)迎合母亲的结果是成年后的女儿不敢做回自己,不知道自己是谁。

七年后,在母女二人互相演绎肖邦序曲这个段落里,女儿弹奏肖邦序曲时很不自信,不时的看乐谱,弹奏完毕后如学生般小心翼翼的等待母亲的评判,结果却是母亲敷衍的赞扬,而母亲的演绎则是胸有成竹自信满满。长焦距特写双人镜头中,前景是母亲夏洛特的侧面特写镜头,后景里伊娃正面特写的脸上一双惊恐而又受伤的眼睛凝视着母亲,片刻她羞愧绝望的低下头,又不时满腹委屈矛盾的抬起头注视着母亲,痛苦而自卑的坚持着。母亲弹奏的肖邦序曲彻底将女儿伊娃仅有的一点自信瞬间击溃,形象地传达了伊娃处于母亲耀眼的光环下成长的艰难,自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又一次被打击的体无完肤。

《喜福会》中女儿丽娜也同样是在母爱匮乏中成长起来的女性。母亲那段不幸婚姻使得母亲变成一个没有“魂”的人,这里所谓的魂是指一个有肉体躯壳而在精神、思想和感情上没有生命迹象的人。在母亲的忽视中成长起来的丽娜,面对丈夫时没有自己的主见,只是一味的忍让,更不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成长过程中母爱的极度匮乏导致了成年后的她人格的分裂――潜意识里的她意识到这种婚姻并不适合自己,而现实中的她却没有勇气放弃,全然失去了主体性。

由于成长中没有享受到充分的共生关系,成长中的女性始终伴随着因母爱匮乏而导致的“心理创伤”,这种创伤决定了女性在“审母”的心理阴影中艰难的成长。

影片《秋天奏鸣曲》中的女儿伊娃对母亲的审视犀利且无情。七年后,母女再次相聚,表面的亲密想念无法缝合女儿的心理创伤,她甚至怀疑母亲此次前来相聚的目的。在母女独处的夜晚,伊娃对母亲的控诉达到高潮,女儿将心中对母亲的恨和爱的复杂情感轰炸机般的抛向母亲。面对女儿歇斯底里的控诉,母亲的辩解显的如此苍白无力,母爱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让人产生怀疑。同样《情迷高跟鞋》中的女儿雷贝嘉对母亲的审判也是不遗余力的。在法官的安排下她同母亲有了独处的机会时。面对母亲的质问,雷贝嘉再也无法掩饰心中对母亲的怨恨,她控诉母亲在自己成长中的种种失职,母亲被女儿爱之深、恨之切的情感撞击的目瞪口呆,只能无力的瘫在椅子上。相比于《秋天奏鸣曲》、《情迷高跟鞋》这两部影片,电影《喜福会》对母亲的审视就温和的多,甚至没有对母亲丝毫的控诉行为,洋溢的是母亲拳拳的爱,将女儿从危险的婚姻中拯救出来的信心。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6

abstract:manyofwilliamFaulkner'sYoknapatawphasagahavereflectedamajormessage―thespiritualdeteriorationwhichcharacterizesmodernlifestemsdirectlyfromthelossofloveandwantofemotionalresponse.thispapertriestopresenthowthismessageisexplainedbytakingsomeofhisnovelsasanexample.

关键词:精神堕落;爱的缺失;情感匮乏

Keywords:spiritualdeterioration;lossoflove;wantofemotionalresponse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3-0328-02

1福克纳

提到福克纳,学英语的人立即都会想到一系列的名词,如,地方特色、乡土作家、美国南方、旧传统旧价值体系等等。的确,福克纳确实是一位非常有特色的优秀作家。这是因为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题材与风格,即不断写“家乡的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终于“创造处一个自己的天地”。这个天地就是她所虚构的位于密西西比州北部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而这个县的中心就是杰弗逊镇。他笔下的大多数故事都以这个县和杰弗逊镇为背景,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福克纳的这套“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由十五部长篇和几十个短篇小说组成,时间从独立战争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要写该县及杰弗逊镇不同社会阶层的若干家庭几代人的兴衰荣辱。这些长、短篇小说本身是独立的,但彼此又多少有些衔接、联带关系。主要任务也在各书中穿插出现。这里有康普生等庄园主世家,有斯诺普斯这样的暴发户,有本德仑这样的穷白人农户。另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黑人、印第安人以及白人商人、牧师、律师、意识、军人、妇女等等。在这套“世系”中,福克纳对两百年来美国的南方社会作了生动写照。南方社会的变迁,各阶级、阶层人物社会地位的浮沉升降,各种类型任务精神面貌的变化,都可以从福克纳笔下见到映影,实为一部多卷体的美国南方社会变迁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作品有描写杰弗逊镇王族康普生家庭的没落及成员的精神状态和生活遭遇的《喧哗与骚动》(1929)以及描写孤儿裘・克里斯默斯在宗教和种族偏见的摆弄、虐待下悲惨死去的《八月之光》(1932)。

但福克纳绝不仅仅是一个描绘地方色彩的乡土作家。他更关心的是祖先的罪恶给后代留下的历史负担问题,机械、金钱文明对人性的摧残问题,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问题,现代西方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与难以沟通的问题以及精神上的得救与净化问题。他在作品中提到的都是现代社会泯灭人性的不合理和罪恶。现代社会在他眼里就是一片混乱,处处充满着罪恶和黑暗,丝毫看不见人性的闪光点。人与人之间是冷漠的,无法沟通的,互相之间除了猜疑便是报复,嫉妒,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形。人们变成了没有感情,没有同情的行尸走肉一般,在情感荒芜的现代社会里过着混沌、压抑、畸形的生活。他的作品像手术刀似的狠狠刺向南方的痼疾―不是政治、经济上,而是精神、心理状态上的痼疾。在触及最敏感、最忌讳的问题是他们可以说是敢于“刺刀见红”。他书中发出的痛苦的呐喊引起人们灵魂的震颤。拨动了人们最不想触动的心弦。

2福克纳小说的主题:呼喊爱的缺失,情感的匮乏

在我看来,福克纳讲述的小说更清楚地渗透着这样一个主题,即现代人类生活中的精神堕落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情感的匮乏,人与人之间缺少爱,缺少情感的交流和回应。他的几部代表作里,每一部都发出这样的呼喊,令人揪心,让人心寒。

2.1《喧哗与骚动》先来看《喧哗与骚动》这部作品。书中一开始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傻子讲的故事,故事里充满了喧哗和骚动,毫无意义。”(福克纳,2004:1)这句话里的绝望情绪和虚无主义思想显而易见,丝毫没有半点人间的温暖情义和融融爱意。康普生先生是个对生活、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失去幻想,感到灰心绝望的人。他从他成长所依赖的道德准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意义,于是他选择逃避,正日靠酗酒打发时间,并变得愤世嫉俗起来。康普生夫人精神上是个感情匮乏的人,不会爱别人,甚至是自己的孩子们。四个孩子里,凯蒂是唯一能够爱的人,但是她却失去了。最小的男孩子班吉是个儿,这似乎意味着对家庭的诅咒。另一个男孩子昆丁,一直生活在关于自己年轻时代的理想世界里,幻想着过去的爱、荣誉和完整的一切。当他不能阻止喧闹混乱而残酷无情的现实的侵扰时,他选择了毁灭自己。最年长的男孩子杰生同样是个空虚、毫无感情的人,过着空洞、虚无、毫无意义的生活。爱,以及人类其他一切情感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

《喧哗和骚动》讲述了一个由过去到现在的堕落的故事。过去一切都那么美好那么理想,这与无爱的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里小说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怀旧情绪,即对过去的幸福的缅怀。昆丁那一章很好地体现了这一情绪。昆丁在现代社会里是一个悲惨的人物。他总是把眼光投向过去,投向当他还是个小孩子的那个时期。那时生活是纯真的、浪漫的,也是安全的。他就是不能把自己好好地与现在连接在一起,现在对于他来说没有目的,徒劳,生活中不再有任何价值可寻,生活不值得体验。他的自杀就是对生活的彻底的否定。从某个意义上讲,昆丁的价值体系也许体现了福克纳本人的理想的生活模式,即美国南北战争前的那种社会。

同时,作者把班吉那章作为本部小说的开头一章也并非偶然,因为正是班吉深切地感到了爱的缺失。班吉的生活需要感情,需要爱的支撑。虽然他是个傻子,没有时间概念,但是他却知道谁最爱他。当凯蒂走了以后,他的整个世界都随着她的离开而瓦解了,因为他的世界就是由凯蒂的爱构成的,没有人可以取代凯蒂的位置,迪尔西也不能。因此这一章戏剧性地从一开始就促成了本篇的主题―一种缺失,爱的缺失。而谈到杰生时,他的生活将所有现代社会里的各种邪恶和缺陷都形象化了,这就使南北战争前后美国南部社会的对比无所保留地暴露了出来。随着北方的胜利,冷酷的理性也战胜了以往的感情和激情,杰生这个情感匮乏,不能生育的人物就很好地为此做了解释。

2.2《八月之光》再来看福克纳的第二篇小说《八月之光》。其中每个人物的生活都缺少激情,缺乏理解和沟通。比如主人公乔克・里斯莫斯。他从小被外祖父遗弃,送进孤儿院,在那里他从来就不知道爱为何物。更让人心痛的是,当他被麦奇肯家领养后,麦奇肯表现出的一点点温情竟让他不知所措,他成了这个人类世界的完完全全的陌生人。他的世界是空洞的,什么都没有,因此他对人性的态度也是默然、冷淡、毫不关心,甚至是否定和拒绝。他拒绝去爱,也拒绝被爱。也许,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感到了一种渴望和需求,想过要和整个人类世界和解,但悲哀的是,长期占据并侵扰他生活的那种敌意和报复心态阻止了他,让他根本没有机会改变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他只能死在这个他一生都没有与之协调的世界。乔从来都不确定他自己的种族身份,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一点正体现了现代人典型的精神危机―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将去哪里。

与这些空虚、荒诞、怀疑的现代人和这个让人无能为力的现代世界相对应的,福克纳又塑造了一些生活在本真、滋润的世界中的健康人,他们对待这个世界的看法和态度则是依赖于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体系。在小说《喧哗与骚动》里,充满堕落和衰败的康普生家族中,有一个女人却满怀爱心,充满激情。虽然是仆人身份,但她却是整个家庭的核心。这就是那位黑人女仆,迪尔西。她照管着家庭成员们的需求,并代替康普生夫人照看孩子们。只有她把班吉当成一个人来看待,去关心他,爱护他。如果没有她维持着整个家庭的生活和一切活动,康普生一家绝不会再多维持一天。她对生活,对人们的回应是那么自然,那么敏锐,颇具洞察力。她看透了康普生家的灾难,并准确地预言了它悲剧的结局。她说:“我看见了开始,也看见了结局。”她似乎是要表明,人们现在缺少爱,缺少激情,生活充满颓废,堕落和悲观的色彩,她呼吁人们必须要找回这些,以获得重生。

《八月之光》里的莉娜也是这类的人。她的故事与乔克里斯莫斯的故事并行展开,但有趣的是,莉娜的经历却展现出一个不同的对待生活的态度和世界观。莉娜是个单纯的女孩,有着单纯的信念。比如,当她怀孕后,她便开始了从阿拉巴马到杰弗生的长征,为的是找到孩子的父亲,她怀着一个天真的信念,认为她一定能找到孩子的爸爸,并坚信上帝也会照顾她。令人欣慰的是,上帝确实在暗中帮助她。路上她遇到的每个人都对她非常友善,都乐于帮助她。无论她走到哪里,她都能让人乐于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她的天真和单纯与乔娜毫无意义的人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实际上就代表了一种重生的力量,一种来自于对一切都毫不怀疑的确信态度。

2.3《去吧,摩西!》福克纳笔下的另一个自然的健康人就是《去吧,摩西!》中的山姆大叔。他是个完全生活在自然世界里的人,他对自然界了如指掌,熟知很多生活常识和生存技巧。尽管生活在现代社会中,山姆却一直保持一种骨子里与生俱来的淳朴。比如,在丛林中,他教导艾萨克麦卡斯林:人类“心灵深处的桓古至今的真情实感,爱情、荣誉、同情、自豪、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美德恰恰是现代人现代生活所缺乏的,正如他笔下人物康普生和萨德本所表现的一样。他还把艾萨克麦卡斯林从危机状态下的现代文明深渊边上拉了回来,使其免受了现代文明的腐蚀和浸染。

3结束语

福克纳写这些小说时心中是抱有一个坚定信念的,正如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家致辞中所说,他想重申过去那些旧传统,旧事实的重要,那些才是最本质的真理,是人心底最根本的道德。缺少这些传统和美德的故事注定都是短暂不能持久的。

“一个有志于写作的青年,应当从头学习去认识和描写人类心灵之挣扎与劳苦。他应当这样教育自己―最卑劣的事,莫过于恐惧!要永远忘记这恐惧。在他工作的地方,应该仅只充塞着人心恒古以降即有之真实与真理。没有这古老而恒存之真理,任何小说也无非蜉蝣与朝露;瞬息即逝!这恒古长存之心灵的真理,便是爱、荣誉、怜悯、尊严、同情和牺牲。在一个文学青年学会了这一切之前,他所有的劳作,注定了不会成功。”

福克纳想帮助人们找回那些自然状态下的纯真的人性,在他看来,这个现代社会正是在不断地摧残和扼杀人性的这种可贵。他坚信,如果人们能够抵制现代社会对人的冲击和腐蚀力量,人们便有希望找回自己真实的自我,重新获得内心深处那种与生俱来的各种能力。

参考文献:

[1]福克纳著.喧哗与骚动[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福克纳著.八月之光[m].蓝仁哲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3]福克纳著.去吧,摩西[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7

关键词:文化事业;高艺术人才;创新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216-02

文化事业的发展人的因素是第一要素,也是最活跃的因素。高艺术文化人才,在推进文化事业的跨越式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创新机制,实施文化人才战略,开发文化人才资源,全面提高文化人才队伍自身素质和自主创新能力,是新时期我们面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高艺术人才的匮乏是影响社会文化发展的瓶颈因素

1、高艺术人才严重匮乏。高艺术人才是一种集较高的专业知识水平与较强的实践经验和较高技能于一身的新型人才,是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化自动化技术发展条件下人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部城区目前拥有18万人口,是发展中的港口城市,经济基础比较薄弱,基础文化设施还相对落后,特别是文化专业技术人才的相对匮乏,与我们建设“国际化海滨城市”的要求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就连云区文化馆而言,缺少专业技术人才,学历层次较低,高级职称1人、中级人才相对较少,编剧类、舞蹈、网络类等文化专业技术人才几乎没有,高文化艺术人才严重匮乏。人才的基础薄,后劲不足,创新能力不强。面对日新月异的新知识、新技术,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无法站在专业和学科的最前沿,缺乏应有的创新能力。从年龄结构来看,平均年龄47岁,趋向老龄化发展,观念较为陈旧,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如今,艺术教育和艺术培训规模也不断扩大,培训层次也逐步提高。而我区近十年来,没有引进新鲜血液,没有送出学习先进的经验,目前处在青黄不接的阶段,而高艺术人才的老同志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没有形成传、帮、带的局面,缺乏精品力作,业绩不显著。高艺术人才的严重缺乏,直接阻碍了我区文化事业的发展。

2、缺乏合理的管理机制。管理不规范,制度不完善,工作不得力。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抑制了现有人员参加提高专业水平的热情,不思进取,惰性严重,工作缺乏主动和热情,扼杀了高艺术人才的创造性。由于没有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在经费短缺、面积狭小、文化阵地被分割,迫使艺术人才分散,各立门户,各自回家搞创作及培训,造成一些艺术人才不注重对艺术的追求与创新,工作目标不明,工作效率低下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不了“双赢”的局面。对人才的管理仍停留在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阶段,想要的紧缺人才因为编制已满,难以引进,人才未能形成能进能出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优秀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新形势下我区人才战略的实施。

二、高艺术人才的培养是社会文化事业发展的客观需求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文化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重要,文化已经成为决定经济发展潜力和后劲的重要因素。随着东部城区大建设、大开发的步伐,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明显,人才的开发成为当务之急。

1、高艺术人才的开发需要一个相对完善的“链条”。这个链条涉及高艺术人才的培养、选拔、评价、使用、交流、激励和保障等诸环节。目前,我区处在向国际化海滨城市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上级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加强对专业化、高艺术人才的培养,为东部城区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和活力,使我区高艺术人才水平达到国际化先进水平,全面推进创新东部、和谐东部、国际化海滨城市的建设。

2、高艺术人才的成长需要一个相对良好的环境。文化事业基本职能就是通过较好的文化设施,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秩序,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服务,文化事业首先要有阵地,有良好的环境和文化氛围,才能发挥高艺术人才的潜质、培养具有创造性、高产量的创新艺术人才。近年来,我区对公共文化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但标志性文化建筑一直处于空缺状态,如:文化艺术中心、体育活动中心,博物馆、文化馆、图书馆、剧院等设施均为空白,严重阻碍了群众文化的发展,与国际化海滨城市的建设不相符合。

三、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高艺术人才培养的关键

建立教育培训对策与建议。把全区艺术人才集中起来,定期进行培训,统筹全区范围内各类艺术教育与艺术培训资源,推进文、教合作。建立艺术教育培训计划,突出区域内各类艺术教育与艺术培训的改革与发展。

1、选才。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人才观,坚持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养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造就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文化人才。扩大民主选拔、竞争上岗的比重,公开、公平、公正地将优秀人才提拔到领导岗位上,为初级、中级人才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建立人才资源数据库,努力做到人尽其才,在使用中发挥人才的潜能。

2、引才。大力发展我区文化事业,坚持用文化事业集聚人才,用特殊政策吸引人才,广开渠道引人才,把不同领域的文化专业技术人才吸引到我区干事创业。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的力度,形成专业门类合理、年龄结构合理的文化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同时建立文化工作协调机制,充分调动驻区对外的专业和业余文化人才优势,形成以专业为骨干、以业余为基础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逐步建设出一支专业相对齐全、规模相对宏大、素质相对较高的文化工作者队伍,为文化的发展以及特色精品工程的实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3、育才。以基础教育为重点,以高中阶段教育为突破,以高等教育为龙头,构筑我区完善的文化专业技术人才培育体系。同时,建立健全在职人员业务培训和继续教育制度。针对不同岗位和不同领域人员结构的具体情况,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分期分批的进行专题培训、短期进修、学历教育等,提高在职人员的业务能力。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8

关键词:服饰艺术后现代解构拼凑形式世俗化

人类服饰从防晒御寒、取悦异性的个体行为,到成为宗教礼仪、身份象征的社会附属物,再到今天世俗百态、异彩纷呈的个性形态的形成,经历了从自然、宗教、政治到情感表达的蜕变过程,已经发展成为一种以表达人类情感观念为主的新型艺术形态。这种以产品为媒介的新型艺术,迎合着商业文化的节拍,把当代人类的意识形态渗入了千家万户,其中,具有商业化和世俗化特征的后现代文化形态,在当代服饰艺术中就有着极好的表现与发挥。

1.解构的开始:解构就是肢解一切传统。它是后现代艺术的基础,旨在捣毁一切社会化的权威和地位,消除功利与欲望,追求自我和个体精神的释放。它是人类文化,从个体走向社会之后,又试图从社会回归个体的第二次飞跃的引擎,它强大的动力性把服饰艺术的传统形象肢解得面目全非。

传统的西服被分解成片,反串地分布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追求精致和品位的西服的固有特征受到了极大的嘲讽;隐蔽了数千年的腰部、大腿等人体敏感部位,被挖成空洞或故意翻开,性的社会伦理障碍被服饰轻易地消除;原本完整的裁剪,背离了人体工学的原理被任意剪断,又缝合,人体美不再是服装审美的唯一基础,服装设计的结构和功能也不再以适合人体的需要为基准……上好的毛皮被设计师撕成破旧的碎片,有意彰显出对高贵与奢华的反叛;人体被装扮得如虫、如鸟、如建筑、如雕塑,以表达对旧有人体形态的不满。服饰艺术发展到今天,似乎不论手法、格调、形式、内容,只要是对传统的反叛与颠覆,是与世俗功利不相干的自我意识的张扬与表达,就都称得上是前卫之作、高超之作。

2.拼凑的游戏:服装设计师对传统反叛与肢解的结果,并没有引起对现实更深的思考,以找到未来的路。相反,却将服饰艺术带入了更加没有深度、没有理性、没有风格的境地,它掀起了服装界拼凑、堆砌的风潮。不同时代的各种艺术素材,不同民族、地区的艺术形式可以同时作为设计的元素,社会突发事件、文化思潮、自然物、工业、生活用品,无论原始与现代、现实与梦幻、主流与非主流,都可以统统拿来,不加筛拣地拼凑在一起,不问目的,不究意义,只留下一堆供欣赏者自己解读的形式物语。

搭配与组合是这个时代服装设计的主打语。荒诞、奇趣甚至毫无道理的组合是常见的设计手法。eun-Hwan的晚礼服设计没有结构线,没有缝纫的痕迹,只有一堆被堆积、搭错起来的面料样卡和破碎布头。Jalliano也常把垃圾布、碎纸、碎皮与牛仔、丝绸拼接在一起,为优雅高贵的“Dior”新品。它们不再是新风格的发明与创造,更多的是设计师个人戏谑本能的表达。服饰艺术梦回到游戏的边缘,将各种不相干的东西放到一起来玩味,是游戏的本能状态,也是艺术的超脱境界。

然而,“人们联结断简残篇以创造杰作,在这个过程中,连续性遭到破坏,艺术主题也被打乱……”当代设计师的任务似乎只在于将不同的艺术形式拼凑、折中或综合,它使一切深邃的思想、积蕴的文化,都走向了平面化,陷入内容缺失、精神匮乏的巨大误区。至此,我们似乎已有所觉察,新奇热闹的后现代服饰背后,却隐藏着人类精神的巨大危机。

3.形式的夸张:人们凭感性的冲动打破了传统,却无力收拾破碎的局面,理性的缺乏使设计师只能暂时将碎片拼凑在一起,把玩孩童般的游戏。然而,内心的空虚,最终只能靠形式的夸张来哗众取宠,这是拼凑组合的极端表现。

张扬的造型、戏剧化的妆容、高纯度的用色以及面料的随意搭配,都是后现代服饰的典型特征。这个时代比任何时候都更注重形式感的运用。t型台上的模特打扮得更像一个个丑怪鬼神,极具视觉魔力;硕大的蜘蛛、蜥蜴状的装饰物,配合高科技的光电效应,可以淹没服装的功能,成为设计的主体;层叠的褶皱、拖长的裙裾、膨大的造型、高束的发髻,体积感、体量感被无限地强调,超出了人体美的极限;在细节上,刺绣、缀饰、花边等工艺反复运用,繁杂、奢华到了极致……耐人品味的简洁风气似乎很难再回归,形式上的繁复与夸张最终沦为日益花哨的空壳,它标志着设计师内在魅力的匮乏,已经退化到了直接震动感官的地步。

后现代的产生原本是想超越现代,解决现代主义面临的困境。然而,它缺失的内力使其只有肢解的精神,却无拯救的体力,只能在一番疯狂的宣泄后耗尽自身的能量,萎缩而战,陷入缺乏生命意义的花哨浅薄的形式主义。服装功能的不断弱化,造型的无限夸张,乃至性在服装上的过分表达,都表明了这种生命意义匮乏之后的最后挣扎。

4.世俗化:服装的魅力下落到依靠本能刺激的地步是文明的悲哀,而后现代时期商业文化的飞速发展又注定了这种悲哀。商业时代的到来使许多艺术成为产品,许多产品也成为了艺术,艺术不再只是上流社会的独享、博物馆的馆藏,它开始步入世俗、平民的生活中,与生活日用品合二为一;高级时装不复存在,服饰艺术进入寻常百姓家,也把芸芸众生带入了时装艺术的殿堂。设计师开始为大众设计新品,而每一个消费者又都是新品的欣赏、观摩和评判者,他们的喜好主导着服装流行的潮流,成为艺术灵感的源泉和艺术创作的再造者。这使得服装的品种日益增多,流行周期也迅速加快,转瞬即逝、眼花缭乱成为服装设计的代名词。而设计师的作品要在纷纭的市场中迅速抓住消费者的眼球,必须依靠形式上的张力和刺激,因而,世俗化就成了形式夸张的外部驱动力。

这种日益世俗化的趋向,是商业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后现展的必然。它降低了艺术的身份,推动了人类服饰流行的蓬勃发展,却也使服饰艺术丧失了其内在的精神与活力,完全成为商业的附庸。

结语

后现代一面使服饰艺术空前繁荣,人尽其言,物尽其语,表现出人类文化的极度宽容,一面也使得服饰艺术进入了不知所云,不明所往的虚无境地。这种源于西方却席卷全球的后现代艺术现象,有人称是晚期资本主义衰败的征候,表现出当代西方文化的困窘处境。认清貌似繁荣的后现代服饰现象的真实面孔,给还在盲目跟风的国人以警醒,便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参考文献:

[1]包铭新《西方后现代服饰》江苏美术出版社2001年

[2]朱隶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9

目前农村文化建设虽取得了较好的发展,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也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对推动新农村建设进程起了积极作用。但就整体而言,还是存在着突出问题的,总体仍然较为薄弱,与当地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还存在着一定的脱节。经过总结,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部分基层干部对农村文化建设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度不够。改革开放以来到现在,很多农村基层干部对文化建设的重视度不够,过分偏向于经济建设,认为文化建设没有经济效益可言,不能增加财政收入和老百姓的经济收入,缺乏积极性。结果纵然使众多农民群众脱离了在温饱线上挣扎的日子,过上了相对宽裕的生活,但是文化和精神方面的建设却相对滞后了。因此,我们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也要抓好精神建设,也要把精神文化建设摆正到一定的位置,给与足够的重视力度。基层干部思想传统、文化意识薄弱是造成一些地方农村文化建设落后的重要原因。

二是农村文化活动贫乏,难以满足群众的多种需要。据财政部教科文司、华中师范大学全国农村文化联合调研课题组于2006年组织的全国农村文化调查中的部分数据我们可得知:农民在劳动之余,从事较多的5种文娱活动分别是看电视(27.35%)、打牌(12.69%)、读书看报(11.15%)、下棋(7.25%)、听广播(7.11%)。在接受调查并作答的15770位农民中,人均每天看电视时间约为2.76小时。由此可见,农村文化活动贫乏是一个共性问题,长此下去,将会滋生和蔓延一些不良社会风气和习惯,将会严重阻碍农村的稳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三是农村文化建设投入力度不足,基础薄弱。当前农村文化建设最大的困难就是投入力度不够、经费不足。尽管现阶段政府县乡两级财政在这方面有所倾斜,但力度还是不够,仍然无法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农村文化建设投入主要集中于镇上,村级的文化建设相对缺乏,甚至就是在镇级的建设上面,有的也是流于形式,注重于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或应付于上级检查,或闲置不用。正是由于缺乏投入力度、基础薄弱、经费不足,绝大多数都是只管“建设”,不管“运转”,没有健全的投入―产出机制,严重阻碍了农村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

四是文化队伍建设不力,人才匮乏,素质偏低。基层文化工作开展的好坏,基层文化干部的素质起着决定性作用。农村的文化事业单位缺乏提纲挈领性人才,对文化建设和发展不能很好发挥引领作用,对农村文化发展也关注极少。同时,很多基层干部只是流于糊口性工作,占着位置却不能很好的发挥职位应有的作为,另外,许多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农村中出现大量的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造成了农村的一些优秀文化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人才匮乏是制约该镇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农村农民以农业为主,还要在农闲时想法赚钱养家糊口,这就使文化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条件下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是要重点解决好文化在农村中的认识和地位的问题。当前社会,我们已经进入经济促进社会、城市反哺农村,努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的重要时期。政府应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新时期、新阶段农村精神文化建设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组织领导,把农村文化建设提升到重要议事日程,更要站在全局方向性的高度去认识和理解农村文化建设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和繁荣的重要作用。农村文化建设工作应该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实效性,以维护广大农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满足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二是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巩固和完善农村基层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不足,农村公共文化资源严重匮乏。一方面政府必须转变以往片面的思想观念,加大对政府主导的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就是政府要对以前相对落后的或者闲置流于形式的文化设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改造,进行资源整合,优化配置和综合利用;再者,政府还应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力量共同投入到农村文化建设中来。

精神文化匮乏的表现篇10

关键词:戏剧创作;问题;对策

一、当前戏剧创作中的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戏曲一直都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和审美活动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是,随着西方文化大量引进,娱乐方式渐趋多样,中国戏曲的生存环境大大改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多样化的娱乐方式挤占了戏曲的施展空间,现代文明令生活节奏加快,也改变了人们的审美习惯。戏曲人才队伍萎缩,戏曲观众流失。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重了人们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的心态,盲目的创新造成了戏曲自身的迷失。当前的戏剧创作其实已在某种程度上走入歧途。小剧场戏剧几乎成为迎合小资阶层庸俗情趣的无病,商业大剧场打造着娱乐至上的文化赝品,而主流戏剧则有意无意地走进颂革命、树典型、学模范的窄胡同,几乎沦为迎合既定意识形态的工具。随之而来的,就是艺术风格的模式化与舞台呈现的畸形膨胀。然而,舞美设计的精工细作与导演艺术的巧妙娴熟营造出的视听觉盛宴,也无法遮蔽戏剧人文意蕴的匮乏和精神价值的羸弱。可以说,思想意识的工具主义与舞台呈现的景观主义的结合,导致了当下戏剧人文精神的流失,表征着戏剧创作的困顿。具体来说,当前戏剧创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戏剧精神的失落。

戏剧的精神价值在于对现实的批判、理想的追求、人性的关注和灵魂的拷问。但是,当前戏剧大多已失去对精神的坚守与对理想的探询,缺乏深层的人文关怀和对诗性审美的热切追求,它已不再是精神世界的美学探秘,而成为对主流意志的直接迎合、变相阐释或在文化市场中争名夺利的戏剧快餐。不管是为了商业利益,还是为了意识宣传,这工具主义的倾向必然导致并表征着戏剧精神的失落。

就思想意识而言,戏剧艺术直面社会、关注人生的基本价值打了折扣,回避问题,锋芒不在,主题意蕴缺乏新意,内涵传达诗性匮乏。当前不少戏剧都以大投资、大制作扛着民族精神的大旗宣扬早已为人熟知的道德教义。即使这种精神本来值得大书而特书,也往往因为艺术处理的瑕疵而显得新意不足。

二、解决戏剧创作中问题的对策

1.解决戏剧创作中的问题,剧本创作是基础

曹禺说过:“繁荣的关键是创作”“剧本的生命在于演出”。目前戏曲事业的发展遇到了瓶颈,“剧本荒”尤为突出。剧本乃一剧之本,戏曲剧本有自己的结构形式和表达方式。现在的剧作家,创作天地宽了,条件好了,但商品经济对心灵的诱惑和腐蚀太严重了。没有纯净坦荡、自由放飞的心态是写不出好剧本的。剧作家要静下心来,独立思考,有感而发,才能创作出形象生动、内涵深刻的剧本来。

2.解决戏剧创作中的问题,深入生活是关键

近年来,关于深入生活的问题,曾经引起过一些争论。在我们的戏剧创作队伍里,不少人都是自觉地坚持深入生活的。但无可否认的是,有些人深入生活的意识却是越来越淡薄了,有人甚至认为不深入生活也可以写出自以为好的作品来。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由于脱离生活,创作就会出现一些根本不是从生活出发的、完全是靠主观臆想胡编乱造的东西。而胡编乱造的东西,是不能称之为文艺作品的。不从实际生活出发,是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所以,就更应强调深入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深入生活变革的第一线,不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仅靠看报纸,搜集材料,或者只是走马看花,到处浮光掠影地看一看,听一听,能了解各种人物的思想感情的变化吗?能写出深刻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吗?没有扎实的生活基础,没有丰富的生活素材和深厚的生活积累,任何有才华的作家也难以创作出成功的作品。任何成功的戏剧作品,都是剧作家的思想、生活和艺术素养高度融合的结晶。我们越是希望提高艺术质量,就越是要强调深入生活,越要自觉深入生活。

3.解决戏剧创作中的问题,题材创新是保障

传统戏曲应该开辟创作题材的新领域,关注现实题材的创作。题材可以是历史的,但创作理念和立意必须是现代的。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再现经典,适当取舍,挖掘经典中历久弥新的永恒主题,厚重的经典就能为现代人的生活提供源源不断的心灵慰藉。

参考文献:

[1]穆海亮.戏剧创作的困顿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J].扬子江评论,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