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历史与文化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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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历史与文化篇1

关键词：特色院校文化资源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795（2013）08（b）-0234-03

1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分析

当代大学生，特别是90后大学生，对新事物接受能力强，自我意思强，他们思想状况的主流是健康、积极、向上的。但不可否认，在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宏观背景下，大学生也在变化中探寻、选择与思考。如今，大学生思想状况为：主流健康积极向上，支流问题不容乐观；表面上趋于务实，深层次却陷入困惑，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表现出迷茫状态。

1.1政治取向

当代大部分大学生思想比较稳定，但这种潜意识的稳定性与社会的多变织在一起，又呈现出一种比较复杂的心态，使他们在思想政治上出现迷茫与不知所措，并且在政治取向上存在一些功利性倾向。有些大学生一方面把政治看做成功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又不想参与政治。有些大学生入党动机不够明确，片面强调个人发展，轻视应该承担的党员责任，政治观点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

1.2理想信念

当代大学生不仅仅重视人生理想、社会理想，也强调生活理想、职业理想，但是却多了一份现实性和功利性，少了一份奉献性和踏实性，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显示，当问及“当代大学生思想状况存在的最主要问题是什么”时，八个选项中理想信念模糊排在了第四，在对理想层面的关注上，生活理想排在第一，社会理想排在最后，这说明在当代大学生的意识中，理想信念已经出现问题。

1.3价值观

“两重性”和“多元化”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特点，置于经济社会转型期中的大学生，不断的在现实社会中构建着自己的价值观系统，他们日益重视社会价值，但是由于受到社会、家庭、就业等方面的压力，在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选择中表现出了矛盾性和困惑状态，市场经济在强化人们的竞争意识，激发其创造性和积极性的同时，也给大学生带来了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和拜金主义思想，在政治观、道德观、家庭观、人生观等方面均呈现出鲜明的两重性。

1.4道德观

大学生整体道德水准在全社会范围内应处于较高层面，但就大学生群体而言，存在着道德目标自我化，标准多元化，取向功利化和行为庸俗化，比如在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显示，当问及“如果有同学在室内违规使用电器但未被发现，你是否以后也会使用”时，有40%的学生的回答是肯定的，这说明部分大学生有随大流的思想，他们本想遵守公德，但是看他人不遵守公德没有收到非议，就随波逐流。

1.5心理素质

根据我们的调查报告显示，没有感到疲劳和压力的学生占15%，上大学后最烦心的事第一是学习成绩不理想，这表明我们的学生心理压力大，因此，容易产生失落感、自卑感和焦虑的情绪，同时，有50%的同学认为当代大学生的心理状况一般，需要学校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近年来，我国大学生患心理疾病的人数正逐年增加，大学生自杀、自卑、神经衰弱、精神抑郁症等突出的心理问题正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

1.6学习生活状况

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具有实用性和功利性。同时当问及大学生活里是否设定目标时，有48%的学生选择有，但没有行动，有25%的学生选择有，并努力实现，有20%的学生选择有，但不明确，有7%的学生选择没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在自由化的生活下，有设定目标但是没有很好的付诸于行动，这也是绝大部分学生对大学生活感到迷茫的原因之一。

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性质

从文化学意义上看，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其独特的文化特性，它的运作要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律，同时它本身也是对先进文化的传播。[1]文化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

2.1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凝练结果体现物态文化

物态文化是文化中可以具体感知的、摸的着、看的见的东西，是具有物质形态的文化事物。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它使得一所高校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高校特有的学风、校风和教风，而这些特有的风气可以凝练出高校的办学精神和办学理念，即高校的校训，体现出高校发展的真实轨迹，即高校的校史，将这些整合在一起便形成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视觉符号和显化形式―校徽，因此，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凝练结果体现文化的物态性。

2.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体现制度文化

制度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中组建的各种社会行为规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在于通过深入开展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中国革命传统教育，开展各民族平等团结教育，使被教育者养成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具有一定行为规范的人。

2.3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体现心态文化

心态文化是人类在社会意识活动中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相当于通常所说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这是文化的核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引导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形成具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精神文化。

3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所谓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是指高校发展过程中所创造或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校史、校情、校训、校徽以及校园文化都是其组成部分。[2]例如，军事院校使人联想到服从的精神，医学院校使人联想到严谨的精神。同时，高校特色历史文化在发展过程也受到地域文化的影响，地域文化能够对高校特色历史文化的形成产生直接、深刻、长久的影响，例如，遵义医学院使人联想到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

3.1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是衡量思想政治水平高低的重要参数，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核

同志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而高校大学生正确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是高校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构成了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离开了这种精神财富高校就失去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2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能够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有力抓手

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大都直观、具体，例如很多学校有自己的校史馆，很容易引发学生的兴趣，能够身临其境的感受和体会到学校的历史文化，了解学校的校风和学风，一些为学校做出巨大贡献的已故教授和在职教授能够激发起学生崇高的理想，培养健康的人格，校训代表着一所大学的教育理念，它能够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进而潜移默化的使学生的思想与学校文化产生共鸣和融合，进而产生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

3.3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中的精神能够得以传播和继承并达到思想政治教育育人的目的，是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存在的重要价值

每个高校的特色历史文化必定是催人奋进和鼓舞人心的，具有一定的道德理想和价值追求，它折射出来的时代精神不应该因时间流失而失去教育的价值，它所蕴含的精神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指明了方向，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和政治导向。

4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方式

4.1历史文化育人与人孕育历史文化相统一的方式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民，一方人民孕育一方文化。地域环境能影响和改变在其环境下生存的物种，人作为灵长类动物，在特定的环境里长期生活的状态下，思维和行为习惯会逐渐形成特有的风格与方式。长此以往便形成独有的历史文化特色。由此类推，先辈创造历史文化，历史文化影响后辈，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种传承方式，使得历史文化育人与人孕育历史文化相统一。

4.2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对历史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方式

总书记在清华百年校庆的时候发出了一个伟大的号召，那就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极的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文化育人理念的提出，是以文化上的活力和精神上的张力，在推进着人类每在文化上前进一步，就像自由迈进一步的步伐。十七届五中全会之所以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社会文明的进步离不开人类的价值体系对人们的影响。因此人类对于社会的研究，不是对人的研究，而是对文化的研究。

5遵义医学院历史文化资源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5.1遵义医学院历史文化资源的体现形式

遵义医学院作为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一个高等学府，具有他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历史文化资源是遵义医学院发展过程中所创造或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5.1.1校歌

遵义医学院校歌《托起生命的航船》，创作于2007年，寓意遵义医学院仿佛一艘航船，1947年从渤海之滨大连起航，到1969年支援“三线”建设搬迁至历史名城遵义，2001年又在珠海开辟新校区的曲折的发展历程，谱写了一曲山海交响的动人乐章。

5.1.2校徽

校徽作为一所大学的象征，是校友追忆大学时光的源头，是学校办学理念、人文精神的艺术化体现，更是其历史和传统的积淀。

5.1.3校训

校训是一种无形的文化力量，对于造就和培养学者和学人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学校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在一代又一代遵医人身上传承延续，并不断发扬光大，历久弥新。

5.1.4校史馆

遵义医学院校史馆始建于1997年5月，是贵州省第一家建设校史馆的高校，馆内面积200平方米。遵义医学院校史馆已经成为对学生进行校史校情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基地，每年新生入学教育中都把参观校史馆作为不可或缺的内容。同时，校史馆每年要接待几十甚至上百次的来宾参观，也成为对外宣传遵医形象的重要窗口。

5.2遵义医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5.2.1领导高度重视，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作为中心工作

遵义医学院领导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中心工作来抓，这种重视不仅仅停留在思想意识上，还真正体现在行动上，具体的表现在：不仅重视思想政治教学建设，还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效果；不仅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考核，还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培养和考核；不仅重视学生专业知识的学习，还重视学生思想素质的提高；不仅重视学校教育，还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不仅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传授，还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实际的贯穿。

5.2.2利用学校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遵义医学院的校史、校训、校徽和校歌是学校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的集中体现，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处于核心地位。在我们的调查中显示，大部分学生认为校史、校歌、校训、校徽是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学校历史资源的体现，对大学生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6不同特色院校的不同历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与差异对比

6.1以中北大学为例

中北大学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的高等院校，她的前身是我党我军第一所兵工学校――太行工业学校，2004年6月更名为中北大学。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建设中，中北大学引导学生成立了“太行精神研究会”等社团组织，经常性举办各种主题的文化活动，如太行精神主题报告会、座谈会、演讲赛、辩论赛及“从太行山走来”文艺晚会等，让“太行精神”始终活跃在校园的各个角落，让学生们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

6.2以中国农业大学为例

从1905年10月成立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起，中国农业大学已经走过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它是我国农业高等教育的历史起源地。

“曲周精神”是中国农业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学校把曲周实验站作为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基地，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曲周精神”，让更多的学子学农爱农，自觉奉献三农。“曲周精神”也使学校团结、朴实、求是、创新的校风日渐形成和发扬正体现了历史文化育人与人孕育历史文化的统一。[2]

6.3不同特色院校的不同历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共性

6.3.1体现形式相同

通过对遵义医学院、中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研究表明，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正是高校发展过程中所创造或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而学校的办学宗旨、校史、校训、校徽等正是这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务的实物性体现。

6.3.2实现形式相同

为了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学校的成长历史相结合，这些特色院校围绕学校的历史文化精神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通过各种实践活动的深入，使大学生逐渐学校特有的优良品性、学习态度和生活作风，以此来巩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果。

6.4不同特色院校的不同历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差异性

虽然不同特色院校的不同历史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现形式是相同的，但是围绕的精神却不同，最后思想政治教育所体现出的结果是不同的，遵义医学院培养出严谨治学、精益求精的大学生，中北大学培养出艰苦奋斗、坚忍不拔的大学生，中国农业大学培养出团结朴实、求是创新的大学生。

7如何挖掘与发挥特色院校的特色历史文化资源

7.1梳理，整合特色历史文化资源

要达到文化育人的目的，就要让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能够起到吸引人、打动人的效果。所以，要对已有的特色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梳理、整合，以校史馆、雕塑、书籍、音像等多种形式展示出来。

7.2挖掘培育新资源，不断提升资源的浓度

特色历史文化资源的浓度在于挖掘和积累，在探索和发掘具有本校特色的文化历史资源的同时要不断探索其深刻内涵，使其能够有丰富的内涵和故事。[2]

7.3创新内容和形式

高校的历史文化资源是高校的立校之本，只有不断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并时俱进才能使高校的建设充满生机，才会持久。为了贴近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只有不断创新内容、形式，才能使其功能作用发挥到极致。比如遵义医学院通过不断充实、完善校史陈列馆的内容，发挥校史陈列馆育人的功能，展示学校的文化积淀。

8如何将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应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8.1将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与“两课”教学相结合，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作用

高校“两课”是让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主要渠道，如何赋予“两课”新的教学内容和模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研究内容，遵义医学院通过将学校的校史编辑成宣讲教材，在教学环节中引入特色历史文化的相关内容，把学校先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传感给学生，让他们内化为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充分发挥“两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感染力，得到了学生的认可。

8.2将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与党团建设相结合，发挥党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堡垒作用

学校的特色历史文化是高校进行各种革命理想信念教育和党史教育的直接载体，高校在大学生党员培养和发展工作中，要把对学校的历史文化教育纳入党课教育培训和党组织活动，开展参观校史馆，学习校史、学唱校歌等活动，定期不定期地举行学习交流会，让大学生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同时，发挥党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堡垒作用。

8.3将特色历史文化资源与校园文化相结合，增强学生进行思想政治自我教育的能力

李瑞环同志曾指出，思想政治教育要渗透到各种文化、娱乐中去，在满足人们审美需求和兴趣爱好的过程中，使人们得到哲理的启迪、心灵的感染、情操的陶冶，进而帮助人们分清是非，提高觉悟，树立正确思想，升华精神境界。大学生思想的形成与校园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把特色历史文化资源渗透到校园文化建设中，渗透到大学生的灵魂里是高校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模式，可以安排新生参观校史、党史展览馆，邀请学校老前辈来校作革命传统报告，让大学生体验经受思想洗礼，坚定信念。从而让优秀的校园文化在推动大学生思想道德的自我教育上发挥作用。

8.4高度重视，认真抓好校史、校训、校徽的建设工作

校史、校训、校徽建设是特色校园历史文化资源的体现，是学校文化育人的重要途径；只有贯彻落实到诸多活动中去，转化为学生参与的实际行动，才能真正发挥其育人功能。因此，高校必须充分发挥校史、校训、校徽的辐射作用，利用校史、校训、校徽等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周殷夏，白文杰.论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特性与文化传播――文化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教育[J].世纪桥，2012（9）：61-62.

[2]宁秋娅，周茂兴，江丽，等.高校特色历史文化资源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以首都农业院校为例[J].北京教育：高教版，2010（11）：46-47.

①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辅导员专项）编号：10JDSZ3100。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2

历史是一门既不同于自然科学也不同于社会科学的学科，它既是它的自身，又是自身的对象，它虽然与哲学似乎完全不同，但它所具有的反思性质即它自身的超越却与哲学无异。正是这种超越性使它具有超文化性，从而为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的比较提供一个共同的研究平台，历史的自身、历史的重写、历史研究、对重写历史与研究历史的观点和方法的反思即是性质上的同一，又是形式的同构，它暗示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之间存在的共同基础，历史在认识论的意义上所达到的深度可以把中西哲学带到了一种互补的境界。

一、历史与哲学

历史总是多重意义的：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成为了现在的历史事实——这首先是保存在人们的记忆中的历史，然后是指包括文化遗迹和史料中的历史，再就是由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这就是一般意义的被表达的历史，最后是有关历史理论包括关于历史研究，史学观点和方法、关于历史的哲学思想等等，但这一切最终也是都是历史即人类自身的历史。

时间意义上的过去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哲学问题，过去的存在比现在的存在更令人困惑，在哲学上更加困难，比如海德格尔(1889-1976)对存在与时间的描述就给读者一种梦境中的挣扎般的印象，但是，虽然时间意义的存在问题如此困难，但至少现在的存在在理性的思想中却是确实的，笛卡儿（1596-1650）说：“我思故我在。”现在的存在因理性的思想而被自觉，或者说在理性的思想中因自觉而被证实，这句话是人类理性的自我意识最终从朦胧时代挣脱的句号，也是人类自身存在的理性自觉自身开始的问号，它宣告了人类从历史的觉醒进入到了思想自觉的时代。

对于历史来说，这意味着历史的真正意义不能离开历史的时间性本质，但是过去总是以被表达的重写方式成为有意义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信有两种历史，基于时间的过去的历史即历史的存在和基于表达的历史即被历史学家重写的历史或称之为现在中的历史，他们留下了过去的存在问题去折磨哲学家们,但是他们并不能逃脱历史哲学，因为基于时间的历史最终包括了现在，人们无法区别存在在历史时间之中的现在与在现在之中的历史存在，它的最高形式就是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在现实思想中的历史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就是历史的反思或反思的历史，这种历史存在的超越同时性是历史和历史哲学所透露的世界最重要的秘密之一。

人类的历史从不自觉的自身开始经过历史表达的自觉而趋向自觉的历史哲学，这正是人类自觉的一个组成部份，历史的特殊性正在这里，它即是历史的自身，同时又是历史的表达与反思，一方面，作为历史与历史的反思，它们在时间上具有同时性意义，即历史与历史反思的同一；另一方面，作为被表达的历史与对被表达的历史的反思，它们总是以相同的表达的方式实现的，即具有形式的同构性，历史的自身是这样，历史的反思也是这样，因此历史和历史的反思在同一中进行，在同构中重演，人们总是反复地重新理解、思考历史。或许有无数的具体的历史，有千百万历史学中的历史，但无论是时间意义的过去的历史还是表达或被表达的历史的过去，它们具有终级的一致性，否则就没有历史。——这也是一种历史观，也是一种哲学，即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主要是关于对历史的本质的认识和对历史学的反思，它同样基于两个层次水平，第一是把历史看作一个整体或作为部份的整体而研究它的原因趋势，简单地说；历史为什么？它是历史哲学中的历史本体论，与以往的用某种观念来解释历史的哲学思想不同，现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答案而形成某种历史理论，即思辩的历史哲学。第二是把对历史的研究、重写、解释的本身的观点和方法看作为历史的自身，甚至看成是历史唯一有决定意义的部份，它实际上企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历史是什么？这时它就成为了历史哲学中的历史认识论，即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历史哲学不等同于哲学，富有历史精神的中国哲学也不等同于历史哲学或者有一种中国历史哲学，历史哲学从历史表达和对历史的研究中抽象出自己，而中国思想是历史自身的抽象与本质（参见“论中国思想”），因此历史哲学是超越于历史的史学理论，而中国思想是源于历史本质的中国哲学，正是历史自身本质的超越同一性使中国思想成为与西方传统哲学相对照的哲学思想。虽然中国与西方的历史与史观千差万别，它们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上却是相同的，即历史的反思与反思的历史的互补一致性，历史哲学所提供的思想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同时又是哲学的，这也正是历史多重性的本义。

二、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

西方的历史发端于古希腊的英雄史诗，虽然有大量的考古和研究表明这些史诗有一定的事实的真实性，但那不看作严格的历史，这不仅仅是因为其中混合着大量的神话因素和艺术的想象，而是因为这些人物和事件不具有贯穿于整个历史中的真实性即历史时间意义上的因果性。历史的真实在最终的意义上基于时间，这不仅仅是指编年史中的时间，而是隐藏在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背后的历史的必然性，如果没有这种必然性，历史就是偶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它的一个可怕的直接推论就是现在的一切也是偶然的，世界因而将失去意义，这个推论至少与现在是真实的事实相悖，如果我们承认现在的真实即是历史的必然的话，历史就具有因果性本质。但历史自身总是隐藏在缤纷繁复的偶然性之中，为了捕捉和认识到历史中的因果性，西方的历史和历史学家实际上一直在书写着伴随整个西方历史的史外史。

古希腊的史诗就是英雄史诗，史诗中所表现的英雄的特质就是个性或个性化的人性，他们从自己的处境和环境中造就自己，突出自己，以自己的行为表现个性，但它实际上是一种社会精神，因为英雄是从他人中区别自己，而社会承认和崇尚个性荣誉，这是一种隐藏在个人和事件的偶然性背后的社会的严肃性，它是西方文化精神本质的真正源头，它一但产生，便不会湮灭，它因形式关系而永真，一方面，它体现为社会对个人的尊重，形成了社会意识和价值，另一方面，个性化与自我中心成为了社会文化的主流，不断地追求自我，创造自我，但又不断地失去自我，这就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尽管西方文化在历史上续灭交替，但西方文化却在形式关系中新陈代谢，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典型的西方社会形态和主流文化，甚至对英雄崇拜也一直延续到今天，从史诗中的英雄、中世纪的贵族与骑士、资本创业的大亨，一直到今天的媒体中明星，这不是在时间中的延续，而是形式的同构更新。

这种形式同构的另一种表现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人类的化生本源，也是生存活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这样也就成为了对立于自然的个性人性的表现的舞台，在西方文化中人与自然的奋斗主要地是为了展示积极的对立性的人性，即对自然的主动挑战精神，这种人性植根于与肉体和物质环境的征服与争夺，表现一种占有的欲望、冲动与冒险行为，在夺取物质与能量的奋斗中实现自我，比如希腊神话中寻找金羊毛的亚尔古船的英雄的远航和荷马史诗中奥德赛的长期的漂泊旅行就充满了这种对自然的冒险和挑战精神，正是在这种冒险经历中才显现个性的英雄，因此这种个性的人性并不同一于自然的本质，而是对立于自然，外在于自然，它的本质表深刻地现为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所以希腊史诗中的英雄总是处在神的庇护下或是自身具有混合的神性，因此史诗虽然是混合着神话的历史的传说，但正为它包含的这种外在的超越性而具有文化传统的严肃意义，并且把这种传统植入了西方文化的本质。

希腊的古典悲剧所反映的正是这这种文化精神，它们基于人与人，人与环境，最终是人与历史的冲突，不是冲突在历史中的生成与解决，而是冲突的再现，即冲突在历史中的永恒性，这就意味着必然性的反面——不确定性，历史的因果性被毁灭了，这就是历史悲剧的最深刻的本质。悲剧主人公遭受的磨难，人性的弱点和缺陷，甚至偶然的遭遇与不幸，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是冲突的必然，它表现为人物与事件的偶然性与浪漫性，从而使历史首先以艺术形式出现，西方历史天生地具有一种艺术素质，正来源于此，是历史中的这种个性化的人性与冲突的反复再现而使历史富有艺术的素质，它成为了西方历史与西方文化中最富人性的一面。正是冲突的永恒性而成为历史性，使历史首先以艺术的形式而被表现，并将这种特质带入了西方历史`。

但是中国的历史与此不同，中国历史的时间性和必然性融化在历史本身之中，或者更准确地说中国历史自身就体现为历史内在的时间即历史的连续性，这儿没有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几乎没有浪漫性因而也没有浪漫性背后的偶然性，中国历史起源上几乎不存在超越于历史自身过程之外的英雄和史诗，中国古代文化中即没有系统的神话和神系，后来也没有产生超越世俗的宗教之神，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文化之所以没有成为宗教，正是因为它内在于历史而不是超越于历史之外，它没有超越的神性本质。“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怪、力、是自然中偶然性和个性的事物，乱是社会中的历史逆流，神是超越的存在，儒家文化即不是由它们产生，也不会存有与它们的对立的关系，儒家文化缺乏个性精神也正是源于缺乏这种二元化的对立关系，历史的承续就是它的自身，它因历史而延续，它的延期续也就是历史，它赋予中国文化以一种源于历史自身本质的大统一精神，它也给中国文化带来了沉重的负面影响。历史自身的连续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它造就了历史，也造就了与自身同一的反思精神——中国哲学即中国思想。

三、觉醒的历史

如果说希腊神话和史诗不自觉地表现了西方的基本人文者精神，那么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Herodotus~484-424B.C.)、修西底斯(thucydides~460-395B.C.)等等就是自觉地去表现这种精神，希腊人视荷马为真实的英雄，因为他英雄式地表达了历史，对神性不自觉的表达在早期希腊历史中变为了自觉的历史表达，西方的历史就是始于这种对历史表达的自觉。希腊的早期历史学家不是像中国古代史官一样以自身方式参入了历史，而是以对历史的道德责任和自身的艺术气质重写历史，对历史的忠实的再记录使历史成为被表达的历史，历史的真实由历史学家的表达的忠实保证，这种忠实是现在对过去的回忆，是一种真实的关系和关系的真实。但是西方文化中超越的神性终于在中世纪再次成为了超越的神性文化，历史表达成为了神学的表达，人性变成了裸的神性，漫长的中世纪以神性的自觉代替了人性的不自觉。文艺复兴是个性的人性的再次复兴，理性的启蒙也是对历史的再次自觉，它使历史处于一种理性的全面审查的眼光下，启蒙思想家如伏尔泰(1694-1778)等同时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们为历史导入了哲学思想，在历史、人性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求对历史的理性解释和再认识，但是哲学观念随之也被输入了历史，历史成为了哲学观念的表达，哲学与历史哲学相互交织，几乎是一同兴灭。19世纪的史学借助于科学思想而成为一门真正的历史学科，但是历史与科学本质是不同的，当实证的史学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处理历史时，他们便把史迹和史料当成了历史自身，历史被分离和肢解，成了科学博物馆中精确的历史标本，在史学取得巨大的成就的时候，历史哲学以突然的反省而再次觉醒而进入20世纪，一方面从对实证的史学方法的反省使历史重新回到自身，再次从历史的本身中寻找历史，但不是从具体的历史中而是从整合的的历史中寻找历史的原因和动力，这就是思想辩的历史哲学；别一方面，从对历史的表达和研究的观点、方法的自觉使历史哲学进入分析的历史哲学。西方的历史就是从不自觉的表达到对历史的自觉的表达，从历史的表达到对历史的研究，进而从对历史的研究到对研究观点和方法的反思；从事件和人物到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后成为不同文化形态的历史，最终走向对对历史表达的方法和观点自身的自觉，即历史表达和研究在自身本质上的反思，对历史在思想上的自觉最终清楚地反映在20世纪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中。

历史事实，历史的表达即重写的历史和对历史表达所据有的观点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在分析意义上都要是对历史的反思，这种反思总是企图对历史的各种表达形式、观点和方法重新加以检讨，虽然现代历史哲学家已经不再援引外在的观念强加于历史而是从历史自身寻求历史的原因，但是这种历史的自身仍然只是部分的历史整合，历史哲学家的一个功绩就是从个别人、个别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中整合出了文化或文明的形态的历史，这种史学的观点和方法已经从完全是对过去历史的表达转变为在历史哲学的整合方法下对历史的分析，历史在这些观点和方法下具有形态的同构性，它们被称之为历史的同时性。历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和汤因比(arnoldJosephtoynbee1889-1975)的历史理论被称为元历史或思辩的历史哲学，就是因为他们引入了这种整合的方法和相应的历史概念，这是一种超历史的历史，在这种研究中所有的文化或文明形态都具有超历史的相互平行性和同时代性，因而成为可以进行较、分析的研究对象。

在这种史学方法中，斯宾格勒把所有的人类历史按文化形态进行了分类，他把古典文化叫做阿波罗类型，它的特点是注重肉体和现在，忘怀内在和外在的过去，历史中的人似乎处于历史时间之外,但他们的本质是个体性的，是一种不自觉的人性个性，正是基于这个起源但与此不同，却不是与这种阿波罗型文化本质上的对立，斯宾格勒称之为浮士德型的西方文化就是一种个性的自觉，它的特点是耽于现实的个人贪欲和渴望，无休止地追求个性的自我完美而不惜代价，浮士德用自己的灵魂换取了知识和力量，这正是对西方文化的一个绝妙而深刻的写照，出卖自己的灵魂意味就着背叛自己的历史，知识和力量则象征着西方文化的本质性动力，它正是从这种背叛与对立中源源不断地产生。斯宾格勒从纷杂的具体历史中清理出了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从而导出作为文化形态的历史变迁的过程和趋势。作为各种历史的文化形态，它有产生、生长、和消亡的过程，实际上斯宾格勒用历史的文化同构代替了历史本身，斯宾格勒由此得出了引发大量争议的西方文明的没落的悲观结论，但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不同的文化形态之间仍然存在历史的必然联系，比如我们可能看出阿波罗和浮士德型文化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基于这样一种历史变迁，就是从个性的无意识变成了个性个人的自觉，它们不是对立的文化，而是具有文化的同构的，这正说明了西方文化在形式上的承继性，因此西方文化虽然在历史时间的意义上不具有连续性，但具有形式的必然性，这正是西方文化的生命之源，它能在一次次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形态的替代中赢得自己的强大生命力，形成为世界上唯一与中国文化连续性相比照和互补的代表性文化。

汤因比进一步发展了斯宾格勒的观念，但他不是从不同文化或他称之为文明的历史关系中入手，而是企图从某个文明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存在关系中找到它们的自身的原因与动力，一个文明的存在状态决定于它应对来自它所在的内在或外在环境的挑战能力，而这种能力就是这个文明的自身创造能力，这种创造能力即因应对环境的挑战而生，也同时在改变自身与环境的应对关系，不断的挑战与应战就造成了文明的生长、消亡或停滞。汤因比把动力学引进历史形态，虽然和斯宾格勒一样对文化形态作了比较和周期性分析，但他的文明分析具有内在的生命即基于一个文化形态自身的历史，因而他避免了斯宾格勒的悲观的结论。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虽然是超历史的，但他在他的研究对象的即某一个文明形态中重新置入了时间，便它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他和斯宾格勒一样在历史引入了一种整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的观点，具有明确的哲学反思意识。

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把历史归结为自身统一的精神活动，最终历史就是历史判断，即历史总是以现实的判断的活动方式被再次表达出来，这是一种分析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反思，所以他说历史即哲学，这种历史思想的观点需要一种对历史的透视。首先要把历史作为一个活着的整体过程来看待，这里即没有游离于历史自身的个人和个别事件，没有外加于历史的超验的观念，也不是实证的或科学的方法下被拼装的历史标本，而只是历史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自身。第二，在这种观点下，历史研究相似于分析哲学，历史学家据有分析的观点和方法面对历史，而这个过程就是对历史的判断活动，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历史都是现实的历史判断，历史在对历史的判断中而被表达。克罗齐将历史统一于现实的精神活动，它从黑格尔超越的历史观念和实证主义的超越的方法下把历史归还于现实的历史反思，从而在西方的传统历史中第一次实现了历史自身作为现实精神批判的统一，即历史就是作为现实的精神活动的历史哲学。

科林伍德(RobinGeorgeCollingwood1889-1943)从克罗齐的前沿出发，认为历史的原因在于人的思想，而且它总是在今天人们的思想中复活，一方面历史人物和事件总是由人的思想驱动的，我们只有了解人的行为后面的动机我们才能理解历史，所以所有的历史都是思想史。另一方面，现实从历史产生，因此过去浓缩在现实思想中，历史不过是在今天的思想中重演过去的思想，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清楚自己的任务，批判地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的观点事实上是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认识论，它聚焦于现实思想与过去思想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实现于历史学家思想意识下的历史重演，因此对历史研究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思想自身的认识。科林伍德实际上是在历史研究领域提出了思想自身的分析性关联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论的问题，由于他已经意识到历史思想自身的历史性，他已经非常接近中国思想在历史反思意义上的本质。按照他的观点，历史总是由历史所形成的历史价值观下的历史重现，这实际上可以成为对中国古代史观的一种辩护，中国历史中的春秋笔法的隐与讳的不直之直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取的，但在历史自身的意义上是可以理解的,它甚至能使我们能理解孔子所说的异直：“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这不是指现实道上的公平与正义，而是指历史自身必须忍受的脱化折磨，是历史成长的烦恼，历史以遗忘的方式前进，以重写的方式形成，历史的灰尘掩埋了多少历史，留下多少历史，这个比例肯定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这是历史对自身的超越，这也正是儒家文化从历史获得的自身的历史本质，它给中国文化带来的影响是积极与消极双重的，也是无法避免的。沿着这个方向上的继续探索可以使历史哲学把我们最终引向纯粹哲学意义的中国思想。四、互补的历史文化

历史哲学具有非同寻常的困难，这不仅仅是因为历史内容和历史对象是复杂的，而且是因为作为历史反思的过程自身是动态的，它始终在它的对象与确定对象的方法、观点之间犹豫难决，就是说它几乎难于确定对象但又必须有对象。比如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离开了它历史背景孤立地进行描述就不过像是传奇小说，但是一但要将历史背景引入，就意味着要将部份的历史与所有的历史分离开来，因此就立刻面临观点和方法性问题，历史的编纂首先要从庞杂的史料中编织出背景，不管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这点，他们的不同恰恰在于对此的自觉。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学家会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越是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与全面性，这个问题就越是暴露出更大的困难，因为最终的历史背景就是历史自己，因此历史学最后不得不走向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反思本身。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历史总是交替着被重写，从英雄史诗到史实，从基督教史观到文艺复兴和理性启蒙，从思辩到实证，最后是分析的历史哲学，即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与批判，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强烈的思想性，这正是因为分析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科的方法被使用于被研究的对象，而是分析意味对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的自我批判，最终它必然走向思想自身，这就与近中国思想达到了一个相同的境界，中国思想是一种哲学，它就是历史的自觉精神，它的基于现实思想，是思想在历史本质上的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一方面是中国思想自身本质的不自觉的历史本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意义的历史即所有在中国文化中表现的历史；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却来自于历史学家的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所以历史哲学是分析和批判的哲学思想在历史中的应用，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哲学反思，这样西方历史哲学最终成为了在现实意义上对历史的反思，即历史总是在今天被反思的历史，历史哲学家如克罗齐把历史等同于现实的思想，或者如科林伍德的观点，由于历史的思想已形成了历史的价值观，所以历史就是过去的思想在这种价值观下的重演，正是这样一种分析的历史哲学。与此不同，中国思想是历史在自身上的同一性超越，本质上它就是历史自己的精神反思而不是对历史的反思，它是历史的今天而不是今天的历史。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自己的方向上体现了历史与思想的一致性归宿，达到了在对历史在现实反思意义上与中国思想的一种共同境界，实际上它们基于历史自身的本质，即历史与现实的相互超越性，这种比照揭示了中西两种文化实际存在的深刻的互补性，中西文化的区别下是这种互补性的表现。比如中国思想在历史领域的实现主要地是以文化传承的方式所表现的儒家学者即“士”个人对历史传统的认同，而西方历史哲学的分析和批判精神是以一种以历史学家个人学术水平而表现的历史观点和方法的学术思想活动，但它们都是历史反思的，通过反思而实现的历史的自觉与自觉的历史。

中国历史也是多重意义的，与西方历史不同的是，中国历史是三源同一：历史事实、历史典籍和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从开始特别是从儒家文化开始就一直是以一种历史自身的反省精神出现的，孔子处理中国第一部权威史书“春秋”就被视为中国历史也是儒家文化的典范，他视历史事实和历史记录为历史本身，因此它们是不能更改的，作为历史自身的反思他以自己的文化批判方式反省历史而不是去重新编撰历史。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他以文字方式即笔法表现了自己的批判精神，历史在文化批判刑的意义下被诠释诠释，孔子是历史上第一个运用语言批判方法的文化诠释大师，中国语言文字的所具有精神力量正是来源于此，这种批判性源于历史自身而具有对现实的精神的震慑力量，“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腾文公下）笔法所表现的文化精神正是历史反思思想的实现方式，中国历史，中国典籍具有天生的同一性，即没有高于历史的超越观念也没有对历史对象或历史内容的实证性方法，历史就是历史自身的超越即历史反思，历史就是历史文化，同时也是表现为历史精神的中国思想的本质，中国的古代史官视历史即真理，为历史而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就是这种崇高的历史自觉精神，它使中国文化中充满了沉重的史命感。后世的中国历史编撰虽然在史料、考证等方面有了更大的发展，现代史学也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但历史精神一直是中国的历史和中国文化精神的主流和动力。

与此不同，西方的历史哲学是一种努力地使自己成为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学说，虽然近代的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总是企图从历史的自身寻找历史的原因和趋势，拒绝来自历史之外的超越观念,但他们总又是不自觉地把新的观点和方法加于历史，无论是历史编撰还是对文化、文明的研究、或者是实证的观点、方法、价值观念，甚至是作为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自身都是对历史的外在超越，历史与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研究过去的历史变为现在的对历史的研究，而分析的历史哲学与一般历史哲学的区别只是由现在对的历史研究的分析变成为对现实的历史思想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历史思想总是通过现实中的人的思想而实现的，就是说历史思想和对历史的自觉的思想是一种超越的同一，正是在人的思想中历史才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本质，分析的历史哲学由于最终把历史与对历史反思思想的认同从而实现了这个本质，即历史与史观的分析的统一。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3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对比分析

新历史主义的问世,是伴随着当代西方学术界的“文化转向”而出现的“历史转向”。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社会文化思潮,对传统的历史观和历史题材的创作理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宏观辩证的综合分析。

一、一次重要的学术思想转向

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特征显示出对所谓传统的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双重反拨。新历史主义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共同理论纲领的学术流派,是一个还没有得到公认的尚不确定的概念。正因为这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释很不相同。从国别来说,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存在着差异。英国学派宣扬的“文化唯物论”虽然处于边缘,但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文化色彩。美国学派注重对社会文化领域的重建,新历史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式微之后的新理论和新批评,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由于不同学者所持历史观念的多样,对新历史主义的解读更是人言人殊。有人认为,“历史”表现为占统治地位的权力关系和权力斗争的叙述。有人主张“历史”是由各种声音讲述的包括处于边缘的势力和人物的权力故事。有人把历史理解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的内部和外部的复杂关系。还有人对新历史主义表示非议和反感,讥讽那些倾心“文化批评垃圾”的“追新族”们妄图通过颠覆伟大的文学经典,借助文学来改造社会,只能是一种“文明的野蛮人”的幻想。

新历史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1982年,他在《文类》杂志的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新历史主义”的旗号。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学术伙伴,还有路易斯·蒙特洛斯、乔纳森·多利莫尔、海登·怀特及查理·勒翰与卡瑞·利伯特等人,他们的理论既有自身的独特性,又具有共同性。海登·怀特通过赋予历史一种想像的诗性结构,从而把历史事实和对历史事实的语言表述混为一谈。他的著作《元历史》、《话语转喻学》、《形式之内容》都越来越明显地把历史诗学化,认为历史是一种语词建构起来的文本,是一种“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的“话语”文本,从而把“史学”变成了“诗学”。后现代主义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诗学,是一种“语言的虚构”,从根本上否定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规律性和科学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解构批评”向各种解释学的转移,各种解释学的阐释模式,特别是对文学与历史的接受反应理论和阐释理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融进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中。

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转折。西方文论的主流不再把文学限定在文本自律的狭小圈子里,而是一反过去对政治的厌恶,向历史、政治、种族、性别和意识形态倾斜。形式主义掩盖了理论的社会功能与政治功能,忽略了民族权力和妇女权力问题,遮盖了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新历史主义文学研究的兴趣开始从对文学的“内部”研究转向对文学的“外部”研究,恢复和重新确立文学的历史和社会背景。

较之于形式主义而言,新历史主义表现出很强的学理优势。文学学科的森严壁垒开始被突破,走向开阔的跨学科研究。原先那种只局限于封闭的文本研究的文学观念开始向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人类学、民族学、精神分析学开放,拓展出多维的研究空间。文学理论的各种跨学科联系互渗、互融、互释、互动,形成阐释的通约性和连贯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特性和特殊规律的研究受到冷落,甚至表现出用文化研究排斥文学研究的倾向。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体趋势走向广义的文化研究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文学理论转向和侧重文化研究,更加关注意识形态、权力斗争、民族问题、文化特性,从政治视角对被视为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思想体系和原则进行批判。新历史主义的文化批判运动带有正负两面性,既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荒诞和异化现象,同时又抹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的历史作用,只强调被压抑形成的“单面人”的痛苦,不承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双重性。

新历史主义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形态性。新历史主义通过批评运动激发、调动和利用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消解性和颠覆性,向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抗争和挑战,从语言层面达到重写历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目的。但这种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往往不尊重历史的客观实在性和客观规律性,从语言文字层面对历史文本的改写同样带有明显的正负两面性,有的把被误读和漏读了的历史正过来和补上去,有的则把本来是正读和正写了的历史随意加以歪曲和颠倒。

新历史主义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审视。新历史主义打破语言符号和形式结构的牢笼,克服文本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非历史化的倾向,重新探讨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但是这种整体透视往往流于表层化和平面化,忽略、遮蔽或消解了主要的社会历史结构中的基本的、首要的和主导的方面和过程。新历史主义面对历史语境,重新解读文学作品的意义,作为对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反拨和矫正,成为一种既不同于传统的历史主义,也不同于形式主义的新的文学观念和批评方法。正因为如此,新历史主义往往遭到来自各式各样的历史主义文论学理系统和各式各样的形式主义文论学理系统的双向夹击。

二、新历史主义的基本理论

怎样理解历史,怎样理解历史与当代的关系?研究历史不是最终目的。人们多半不是为了研究历史而研究历史,总是想通过研究历史而有助于当代历史的正常的健康的发展。历史只不过是今天的过去时,而今天只不过是历史的现在时。当代只不过是历史的延续、活化和不断生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黑格尔指出,一切历史都具有当代性。久远而厚重的历史积淀着丰富而宝贵的人类的族群经验和集体智慧。人们为了求得现实的诗意的生存和祈盼美好的未来,总会以史为师,向历史老人请教,或以古鉴今,或借古喻今,或借古讽今。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某些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人们往往发掘历史资源,利用古人的思想、服装和语言,演出当代历史的新活剧。人们对历史的理解历来是带有双重性的,或者说成是历史事实,或者说成是历史故事。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古希腊的希罗多德认为,历史是指真实发生的故事,从追求历史真实出发,形成历史科学;从叙述历史故事出发,可以诉诸文学的虚构和想像。从根源上说,靠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的历史故事,实质上是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中派生和演绎出来的,不应当随心所欲地用文学的虚构、想像和叙述遮盖、改变和取代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这里产生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即历史的思性和诗性、历史的科学性与文学性、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

为了解决上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理论。俄国学者巴赫金的诗学所提出的复调理论、对话理论已经包含有互文性的因子。比较系统地倡导互文性理论的,当推法国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符号学》论述了文本与文本之间的通约性,认为不同的文本都可以作为对方的镜子,相互嵌入和相互映照,彼此相互吸收、相互转化,形成一个从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维度向文本不断生成的开放网络。互文性理论开始主要表现为一种关于文学文本的阐释理论。值得注意的是,当这种互文性理论渗透到文化研究领域,特别是进入到新历史主义批评中,已经从文学文本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换为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向历史领域的进军,虽然为文学和文化研究打开了更加宏阔的学术视野,但由于新历史主义文化批评中把互文性理论的重心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的关系上,这种超越使互文性理论不可避免地产生文学和历史的界限的混淆,引发出新历史主义的一句名言:“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1]。新历史主义强调着眼于当代视野,泛用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和历史语境之间的互文性的双向指涉,来解释过去的历史文本,进而将文学文本重构为历史客体。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者随意把文学性的概念加以泛化和强化,把“文学性”从狭义的文学的“文学性”,包容和放大为历史的“文学性”,使赋予文学性的历史叙事变成了对历史的文本建构,靠语言层面的虚构和想像发挥建构功能,实现历史领域中的自我塑造。

新历史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文本历史主义,是一种与历史发生虚构、想像或隐喻联系的语言文本和文化文本的历史主义,是一种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消解性和颠覆性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历史主义。某些新历史主义者认为,历史的客观性、真实性和规律性是不存在的。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只不过是作者的历史观念的自我塑造的产物,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对尘封的僵死的史料进行选择、编织、阐释和重塑的结果。正像海登·怀特所认为的那样,所有的历史不过都是“关于历史的文本”,而所有的历史文本不过都是一种“修辞想像”。历史只存在于具有文学性的历史文本之中。“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文本是历史的文本,也是历时与共时统一的文本。”[2]后结构主义的领军人物德里达断言:“文本之外无他物。”詹姆逊认为,“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换言之,我们只有通过预先的文本才能接近历史”。[3]全部社会历史不是存在于文本之外,相反,全部社会历史都内置于文本的结构中。福柯作为一个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公然宣称,他书写历史(文本)正是为了消灭历史(存在)。以威廉斯为代表的“文化唯物论”(culturalmaterialism)强调应当优先考虑社会结构的文化层面,为了反对文本自律论,提出必须修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福山关于“历史的终结”的理论,使人们陷入迷茫的困惑与哀思。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论文《历史主义的贫困》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从来没有什么必然的结果。这位哲学家对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各种因素相互纠结、交互作用的阐释对我们理解历史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极端的复杂性和出乎意料的曲折性、歧义性、偶然性具有一定的思想启示,但他拒斥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反对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历史决定作用,显然是不正确的。有人据此把历史唯物主义简化为线性的发展观,这同样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本来意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对形式主义文论的反叛,同时又吸取和利用了形式主义文论所重视的语言符号的编码功能,从总的思想意向上强调文本与历史的互文性联系,使文学重返历史,拓展和开掘了语言结构和历史结构的想像性和虚构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文本的历史精神。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研究、文化批评相结合,表现出比较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宣扬文学的解构功能和批判精神,客观上有助于启发人们从政治视域观察历史和现实,有助于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体制和思想的批判精神和变革意识。但是,新历史主义的各种观念存在着共同的理论误区

·关于互文性的理论

新历史主义的互文性理论从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性转移到文学文本与历史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强调文学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学性。

首先需要指出,文学与文学之间、文学与历史之间,不能完全概括为互文性的关系,不同形式的文本之间的关系除具有相似性和通约性外,还存在着差异性和矛盾性。况且,这种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只是想像性和虚构性的关系。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是以把历史变成文字文本为前提的,换言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互文性关系所指涉的不是文学与客观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的关系,而是文学与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的历史的关系。新历史主义所宣扬的互文性理论好像是一个魔毯,把历史变成了文本,把史实变成了史书,把历史内容变成了文本的语言结构,把历史的客观存在变成了历史故事,变成了对历史存在的主观叙述,变成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视域通过对文字记载的历史文本的解读和阐释,再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件、人物和过程进行消解、改写和重塑。这种通过语言结构和文本形式搭台上演的互文性的魔术制造了一种披着学术外衣的障眼法,掩盖和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即历史本身的客观存在。不论怎样施展文学的想像、虚构和语言符号的解构功能,都没有进入文本之中或文本之外的作为第一性的历史存在,不管新历史主义者如何解读、阐释、改写和重塑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意味着对真实存在的历史事实、历史过程和历史规律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故意混淆历史和文本的界限,用历史的文本形式来冒充、取代和偷换历史,正是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文本理论的症结所在。

所谓“文本之外无他物”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是一种修辞想像”的论断,所谓“历史是一个延伸的文本,文本是一段压缩的历史”的论断,所谓“历史和文本构成生活世界的一个隐喻”的论断,所谓“历史只有以文本的形式才能接近我们”的论断,都是把活生生真实存在的历史变成文学虚构、语言隐喻和修辞想像,再置放于文本中,创造出文本中的历史。某些富有浪漫情怀的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们以为,通过重写历史文本,可以实现对历史本身特别是对社会政治体制的改造。这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历史学家可以篡改对历史的文本记载和文本叙述,但历史作为一种过去了的遗存,只能消失在学者们头脑的思维中和想像里,客观上是无法被消灭的。有的学者,如美国的理查·勒翰已经觉察到新历史主义的“理论局限”。他清醒地意识到事实上要消解历史是很困难的。因为“历史模式”是人类了解事物、洞悉本质、阅读文本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向度,丧失了历史意识,对外部的把握将陷入混乱和分裂状态,从而丧失对历史的清晰认识。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史的文本形式并不限于文字的文本形式,此外还有文物、器物的文本形式和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制度、体制的文本形式历史地延续和积淀下来,不会凭借对历史的文字文本的解读而被轻松地加以消解和颠覆。至于通过历史的文字文本对历史的文物、器物文本的改写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新文物和新器物的发现却是重塑和改变历史的文字文本形式的权威性依据。面对新的历史发现,以往既定的对历史的文字记载和语言叙述是苍白无力的。事实胜于雄辩。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现的历史事实,更有资格充当改写历史文本的角色,而新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本游戏会陷入十分狼狈和尴尬的境地。

2·从历史的客观规律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关系看

新历史主义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这个问题的强调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官方的正史的书记官们往往受当权者的权力和利益的驱动,对历史的人物、事件和过程往往进行偏私的甚至歪曲的描写,使历史的文本形式和历史事实本身出现悖立和反差。权力和利益对左右人们的历史行为的深层动机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曾说:“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4]因此,充分考虑到权力、利益、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倾向性对书写或改写历史的作用,对正确地对待历史是颇有助益的。但是,无论个人和集团的历史行为怎样富有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诉求,至少不可能完全违背历史发展的总体规律,相反,往往是由于他们的利益和愿望大体上适应世道人心,才能获得预期的目的。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先进阶级、势力和集团的权力、利益、政治倾向性和意识形态性,往往表现出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的统一性和一致性。

3·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看

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强调通过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主张主体向历史的介入,主体对历史的干预和主体对历史的改写。这里表现出几种情况:第一,对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事实来说,主体只能正视它的存在,对尚无认知、未曾相识的对象,根本无法寻觅和建构文学与历史的互文性关系,也无从对对象施展主体的虚构能力和想像能力,进行隐喻性的指涉,从事阐释、改写和重塑;第二,对从事历史活动的人们来说,只有主体的主观能动性遵从和驾驭历史的客观规律性,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性;第三,书写主体对历史题材的描述,应当尽可能地忠于历史真实,切忌随意把历史主体化、人性化、道德化、情感化和意志化;第四,面对用语言形式符号书写的历史文本来说,作为解读和阐释主体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再书写和再创造,也一定会流露出自己的爱憎好恶的情感态度,关键在于是否采取严肃的科学态度和正确的价值标准。

4·从历史和历史文本的共时态和历时态的关系看

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的形式,无空间的时间和无时间的空间都是不可思议的。把空间时间化和把时间空间化也是不妥当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通过把时间空间化,忽略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域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随意拼贴、编织和解构历史,而不再注重历史事实本身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只注重作品所隐含的意义生发和意义结构,便于进行文本与文本之间的所谓“虚构的虚构”。这种文本主义的历史观通过强调结构的非中心范式和共时性观念,消解历史的深度和意义,注重文本的互相指涉的“互文性”关系,从而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将历史转化成一种共同的话语模式,生发出一种逻辑的普遍性意义。用共时性取代历时性,用平面性取代深度感,用破碎感取代连续性,用隐喻性取代真实性,采取蒙太奇手法随意虚构、编织和重塑历史,令人无所适从。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历史,使历史变成了非历史化的历史。这种共时态的历史,使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历史事实的真正意义遭到颠覆和瓦解,引发出一种由主观决定历史意义的倾向。

历史的时间是不能回溯和倒流的。真理是具体的。不考虑时间的历史叙事,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解读和阐释的错位与谬误。历史原则和历史标准是权衡和评判文艺作品的重要尺度。任何事物都存在于特定的时代环境和历史语境中。对叙述对象的认知判断和价值评估只有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历史范围内和历史过程中,才能作出恰当的理解和把握。不能用过去的眼光解读今天的创作,也不能用现在的视野评析历史上的文学现象。

20世纪80~90年代掀起的“重写文学史”的运动虽然从总体上看是有意义、有成果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新历史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由于历史使命的不同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差异,对鲁迅、茅盾和沈从文、林语堂的评价自然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别。20世纪初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民族民主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启蒙救亡运动成为主流,鲁迅和茅盾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主将,倡导审美和休闲的沈从文和林语堂自然不可能位居显赫。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时代变迁和历史转折,人们的审美趣味日趋丰富多样。在这种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学界开始重视沈从文和林语堂,把他们以凸显审美特性见长的作品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加以肯定和赞扬,是完全正常的。但是,不应当通过抬高沈从文和林语堂而贬抑鲁迅和茅盾,甚至讥讽鲁迅和茅盾“落个死后寂寞”。这正是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空间加以共时化所造成的误识。

三、新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仍然具有学理的先进性和蓬勃的生命力。尤其是恩格斯晚年推进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历史结构和历史进程的“基础论”、“主导论”和“合力论”的辩证统一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历史规律、历史结构、历史条件、历史范围、历史过程对历史事物的解释的有效性,同时注重具体的时间、空间、态势和内外部关系对历史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制衡和影响。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决定了对当代中国历史结构和国情定位的认识,以及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文化身分认同。对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来说,光明美好的前景正在向中国人民招手,一切富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和艺术家,应当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促进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西方学者福山等人宣扬“历史终结论”,卡尔·波普尔等人宣扬“历史贫困论”,并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表现出对历史的冷漠和失望。他们的观点其实是没有根据和没有说服力的。历史不会终结,它永远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历史不是贫困的,它是丰富多彩的。只有伤害人的历史才是冷酷的,而有益于人的历史却是温暖的。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原理是反不掉的。我们注意到,即便是当代西方一些著名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学者,同时也正在被另外一种形态的历史决定论牵着鼻子走。纵令像詹姆逊这样的著名学者也在鼓吹“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体化和同质化。全球化运动通过强势的政治、经济、文化引导着历史发展的新航向,把世界各国打造成“电子村落”,利用和平手段,制造出“全球一家”和“世界大同”的美丽幻象。这是一种可称为“全球化”新品牌的历史决定论。本来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家,又在顺从和崇奉“全球化”的历史决定论。这是一个值得深思和研究的文化现象。

应当对各式各样的历史观念进行鉴别和分析,同时吸收其中合理的内核。那些悲观绝望的虚无主义的历史观念是不可取的,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历史观念可能会消解主流的或主导的历史观念,甚至会流于平面化、无深度和浅层次,但对克服线性的历史观念是有启发的。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既可能产生怀疑一切和随意解构和颠覆历史的倾向,同时又往往消解了那些应当消解、改写了那些应当改写和重塑了那些应当重塑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总体构架和精神实质,同时承接现当代各种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吸引人们去关注那些曾经被忽略、被轻视和被遗忘的历史因素,以利于进一步丰富、深化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即便是高喊颠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理论,特别是像带有后现代主义特征的新历史主义这样一些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思潮和学术话语,尽管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但对扩展人们的历史理论思维,打开人们的历史视野是有益的,为全面、完整地理解历史真实、历史结构、历史过程和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统。如强调正史时,适当地重视野史;表现大历史和对大历史进行宏大叙事时,不应忽视小历史和对小历史的微小叙事;坚持历史的决定因素时,要考虑到历史的中介因素;凸显历史的必然性时,应关注历史的偶然性;描写历史的中心领域、主导性、同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正面因素时,要努力发掘和表现历史的边缘地带、异质性和历史过程中的负面因素,把这些显示历史结构和历史过程的各种因素视为合理的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料,运用辩证思维的方式加以整合创新,有利于建构一种开放而又科学的历史观念。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观点,实质上可以表述为“实践唯物主义”,认为只有用先进思想组织起来的处于自觉状态的群体的实践力量,才是推动历史前进、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尤其强调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民群众的历史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同时,重视个别的历史人物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

我们注意到,西方现当代的历史理论往往表现出从不同的视域和以不同的方式否定历史的精神意向。由于战争、资本、物质、科技、权力的无比强大的力量对人的压抑,表现出敬畏历史、躲避历史,或诅咒历史、厌恶历史,或表现出对历史前途感到迷茫和恐惧,表现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的倾向。与此相适应,西方的人学理论也多半表现出带有非理性主义特征的极端的个体化、主体化、内向化、软弱化和幻想化的特征,表现出作为主体的人不能自立和自助的状态,既不能驾驭自己的前途,也不能掌握历史的命运,或者祈求建构一个虚假的精神家园,使自己的被压抑的受伤的灵魂得到安顿和憩息。他们编织出诸如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国、世外桃源、温柔之乡、审美乌托邦,乃至文化批判、文本解构、语言词句革命、充满浪漫情怀的诗学幻想的美丽花环,以供或自恋之精神需要。

历史与人的关系的实质,归根结底表现为历史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内部关系,即表现为占有强大的资本、财产、物质、科技、信息、权力的人们对另外一些作为非占有者的人们的压迫和支配关系。物与物的关系掩盖着、表现着、转化为人与人的关系,成为通过历史或历史地表现为人与人的关系。当历史压抑人时,人应当改变历史,即改变上述那些方面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当历史有益于人,可以给人带来与历史进步相适应的自由、幸福和解放时,人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必须反对一切倒退的企图,抛弃一切用幻想和思辨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方剂,不要迷信一切非实践的批判活动的功能。要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一切思想的、舆论的、语言的、文本的、文化的,所有这些诉诸或停留在精神层面的批判,都不意味着会对人类历史和人的现实的生态和命运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马克思主义认为,哲学的任务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一切形式的批判,都不能取代对世界的具有物质力量的实践批判!

[参考文献]

[1]格林布拉特,古恩主编.重新划界[m].纽约:美国现代语言协会,1992.410.

[2]朱立元主编.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396.

[3]詹姆逊.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70.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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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历史与文化篇4

20世纪上半期，思辨历史哲学最典型的代表是所谓的文化形态史学。文化形态史学，又称文明形态史观，它是一种采用宏观的维度研究的历史哲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把文化抑或文明作为历史分析的基本单位，对世界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文化或文明兴衰、演进的历程进行多层面、多视角的全面考察，其目的是通过对各种文化和文明特征的分析，而把握历史发展的全貌及其内在的规律性。当然，其关注最核心的内容是各个民族不同文化的历史形态。

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文化形态史学的杰出代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7年)一书是当时最震撼西方人心灵的著作，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人对于乐观前景的破灭。他的文化有机体论试图揭示的正是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典、阿拉伯和墨西哥文化等7种文化兴衰的生命周期，从而找到贯穿其中的文明命运或有机逻辑。

汤因比则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研究》一书中反思西方文明，并试图用挑战应战模式阐释27种文明产生和演进的基本规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形态史学超越了传统西方史学研究框架的限制，摒弃了历史分期的思想，从而打破我们自己国家和自己文化的局限，打破我们短暂的历史所造成的束缚，并采用学科交叉比较的方法，通过对文明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开创了宏观综合治史的先河。可以说，文化形态史家的兴趣不在个别的具体事件，而在再三重演的图案。他们已经从历史学家转型为历史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过程中探寻历史演进的可能性以及意义。

一般来说，理论的产生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文化形态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20世纪初期的社会条件推动着史学家反思现实并对历史进行重新解释。

首先，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历史背景是西方文明面临的危机与重建的努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西方人开始反思资本主义世界内在矛盾的加剧，社会上一度流行带有末世论色彩浓厚的思潮，如穆西尔的精神颠覆论、舍勒的价值毁灭论、尼采的上帝之死论等。所以，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学术界，均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仅仅对以往事件的叙述性研究，而是渴望以史为鉴，要求发挥历史解释现实的功能。正是由此机缘，文化形态史学应运而生。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对西方文化和文明均有着深刻的忧患意识，从而寻找解救西方文化困境的可能性途径。然而，与斯宾格勒悲观的文化宿命的观点不同的是，汤因比在承认文明自身发展规律的同时，突出强调人类面临挑战的应战能力，旨在为西方文明克服危机找到可能的途径。

其次，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思想基础是非理性主义思潮对理性主义的反动。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在近代西方文明中占有主导地位，体现在社会科学的思想领域中就是历史进步观念的确立。但是，19世纪末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战乱给当代西方人带来的理性毁灭感和文化失落感，集中爆发了非理性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存在主义的虚无观、上帝死了的信仰真空、理性毁灭的哲学困境等纷纷出现。文化形态史学家深受这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影响，比如，他们所强调的历史类比方法是一种建立在直觉基础上的认识方法，因为他们认为客观主义通常采用的片面和武断的方法，无法对历史性真正深刻地领悟。汤因比认为：在诸多发现当中，有一些若究其根源的话，是靠由意识之下上升到意识之上的直觉。在《历史研究》中，他毫不讳言挑战与应战退隐与复出等法则来自于古代神话和宗教的启示，尤其是上帝与魔鬼之间的对话。

第三，文化形态史学兴起的社会条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即资本主义自从产生起一直就存在着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在西方国家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日趋尖锐化。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此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和殖民地，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和阶级之间矛盾加深，无产阶级革命难以避免地一触即发。文化形态史学家站在知识精英的立场上，努力寻找避免由阶级矛盾尖锐化导致的无产阶级革命，希望通过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使西方重现辉煌。所以，他们力求回避，甚至对此进行质疑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解释模式，并另辟蹊径地把文化和文明作为历史解释的基本单位，于是形成了与唯物史观不同的理论体系。

二、文化形态史学的理论实质

文化形态史学从理论本身是对之前历史研究的超越，它是对科学主义史学理论的反动。科学主义是19世纪以后的历史研究的主流，它是由尼布尔初创、兰克奠基的。其中的代表兰克学派以创办补习班的方式培养了大批历史学家，提出了如实地说明历史的核心观念，把史学研究定位于发现史料、考订史实，建立起客观的历史知识。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历史学家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把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大大推进了。然而，这样职业化的研究方式也使得历史学远远脱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难免对历史学缺乏兴趣。甚至曾经的美国学会主席卡尔贝克尔干脆承认历史研究对社会生活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

针对客观主义的科学主义史学的局限，文化形态史学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批判和否定。第一，批判和否定了科学主义史学中明显的欧洲中心史观，但却潜在地含有西方中心的观念及话语优势。欧洲中心史观是西方19世纪史学范式的重要特征。它认为世界历史主要是欧洲的历史，并将欧洲的特殊的历史经验泛化为世界的普遍的规律，同时强调欧洲的优越性，从而否认其他民族与欧洲的同等地位。这些观念遭到了文化形态史学的强烈批判。斯宾格勒认为，欧洲文化并不比其他文化更优越，反对这种所谓的历史的托勒密体系，并试图超越古代-中古-近代的历史三分法。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物质文明的世界性胜利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统一等错误观念的根源，而所有文明在哲学上都是等值的。然而，文化形态史学不自觉地将欧洲中心史观由显在的形式转入隐蔽的形式。斯宾格勒强调只有西方文化生命尚存，未来的世界是属于西方的，而代表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的最后使命将由德意志民族来完成。汤因比也认为，在现存的五种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仍有活力，其余的四种正在走向死亡，未来普世文明从西方的基础上开始。正如巴勒克拉夫指出的，他的全部历史观又充满了他所攻击的那种欧洲中心史观的异端邪说。

第二，试图超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分析单位，开启了综合的整体主义研究。科学主义的历史学家们所著的历史大多是欧洲国家的通史、断代史，其最明显的特征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的分析单位。例如，兰克的《世界史》以及剑桥学派的《剑桥三史》等均是如此。与科学主义史学相比，文化形态史学更是一种世界历史发展演变规律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七种文化，每一个文化都是有青春、生长、成熟和衰亡的周期性特征的有机体。汤因比也指出，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的整体是文明社会，虽然人类历史上存在过多达二十几种文明社会，但是它们均有着共同的五个阶段即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灭亡。在他们看来，作为历史体系的文化或文明，是一种特定的时空范围的综合体，在时间上有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历程，在空间上包括以文化、政治、军事、经济等单一或复合标准划定的地理区域。正是在这一视角上，历史研究局部主义进入整体主义。

第三，批判史学研究中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科学性，强调历史研究中的直观性和主观性。科学主义史学主张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反对主观主义，即史学的脱魅(disenchantment)。兰克强调史料至上和对第一手资料的掌握，并提出一套内证与外证相结合的史料批判方法，使得科学理性取代了人文精神，并成为科学主义史学研究的宗旨。文化形态史学则主张史学的复魅(reen⁃chantment)，即赋予历史学以人文学科的特性，认为历史学不可能成为物理学和化学那样的一门科学。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强调诗人的直觉和感性，甚至把对历史法则和规律的认识归结于神话的启示，指出历史研究中不可能排除道德因素，突出了历史研究中主体的作用和历史学的人文特征。

第四，抛弃线性发展的直线时间观的历史观，确立多元时间观。近代历史的直线时间观起源于中世纪的神学家约阿西谟，他首次运用三位一体象征着救赎的圣父、圣子和圣灵的三个时代。这一划分方法成为此后西方历史学在时间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即认为历史演进是一种古代、中世纪和近代的直线进步。《剑桥三史》一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文化形态史学的重大突破就在于用多元时间观来替代直线时间观。斯宾格勒认为，传统的关于历史阶段的三分体系带有明显的直线性和地域性的性质，割裂了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真正的世界历史是一幅有机形式的相继的图景。汤因比也认为，直线发展的进步观是一种错觉，时间问题是相对的，人类文明史至今不足六千年，同人类史相比微不足道，所有的文明都属于同一阶段，具有同时代性以及精神、文化和政治等三个方面的可比性。他认为，历史的时间是多层次的和多向度的，历史的进程存在着前进、倒退或停滞的多种可能性。

三、文化形态史学的深远影响

文化形态史学在20世纪初期一度十分辉煌，但在20世纪后期以后，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思辨历史哲学理论模式的普遍性和有效性问题受到质疑并引来大量的批评。分析历史哲学以拒斥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把历史的理解问题摆在了首位，对史学的认识论前提与内在逻辑结构进行哲学分析，即要理解历史事实就首先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于是，史学研究的方法论就从形而上学转向了认识论，首要任务变成是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分析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由历史性质的解释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并以此对黑格尔、汤因比等思辨历史哲学的理论进行批判。思辨历史哲学退出了史学研究的主流，文化形态史学也日趋式微了。但是，文化形态史学开创了撰写世界历史的新范式，在立论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实际上，分析的历史哲学家同样需要对历史现象进行解释，把历史事实纳入到一定的叙述结构中加以叙述，这正是在一定的历史观念的指导下进行的。

两者在这个问题上最主要的区别是对历史事实概括上的宏观程度不同，经验性更多地体现在分析的历史哲学中，而思辨的历史哲学对于先验性的强调较多。

历史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必然要遵守科学研究要具有了解事实和探究规律这样两个目的，就要采用科学的方法，搜集与整理事实的资料属于初步阶段，推论的形成与原则的发现才是终极目标。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主义史学解决了历史研究中是否具有客观性的质疑，但却无法说明历史知识的作用和功能问题。当然，这一问题已经超越了科学的边界，进入到人文领域当中了。文化形态史学要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从而向思辨历史哲学转变。可以说，对于历史进行哲学反思，乃是必要的而又重要的，而且严肃的史学必须使自己经历一番严格的逻辑的与哲学地批判与洗练。

所以，无论是斯宾格勒还是汤因比，都努力通过对历史的思考发掘人类自身存在的意义，并试图以史为鉴定位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5

关键词：课程整合；历史教学；学科综合

近些年来，学科知识的整合发展越来越受到各学校和教师们的欢迎，“课程整合”在各大学科教学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推广。在历史教学中也不例外，特别在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历史与文学、历史与多媒体信息技术、历史与政治、历史与地理、历史与时事等方面的学科或者知识的综合教学越来越受到历史教师们的重视。下面主要探讨历史和文学、历史和政治、历史和地理、历史和时事的整合教学。

一、历史与文学的整合

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历史与文学等语文知识的结合，不但能有效提升课堂教学的科学性，同时还可以加强历史教学的人文性，使历史教学更具“文化”特性。因为，我们中华民族拥有着灿烂的、历史悠久的文化和文明，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上，沉淀了非常丰富的文化宝藏，中华历史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文学元素。加强历史和文学的整合，在教学历史的同时讲解文学等语文知识，一方面能帮助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另一方面能提升学生阅读历史材料、解析历史文字知识以及文字表达的能力。总体说来，历史与文学的整合主要表现在历史中的文化史内容以及语文知识中关于历史的内容等。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比如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普法战争、国民政府消极抗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等历史知识，可以结合语文学科中的《活版》《最后一课》《“友邦惊诧”论》《竞选州长》等课文知识进行讲解，不但让学生通过语文课文知识对历史进行了了解和理解，同时也让学生通过历史知识对语文课文中的内容进行了深化和消化。总之，加强历史与文学语文知识的整合，能有效地提升历史课堂教学的质量。

二、历史与政治、地理的整合

历史与政治、地理学科是彼此独立的学科，各自都有着其自身的学科体系，但是它们都属于社会学科，有着共同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在意识、事实、地缘等因素上存在着“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此三门学科在教育教学目标上存在着趋同性，并且在学科知识内容方面存在着一定的渗透性和交叉性，加大历史与政治、地理学科之间的整合，能有效发挥历史、政治、地理知识的互补性，提升其课堂教学的效果。

首先，历史与地理的整合。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地理学科知识的渗透，主要是由于在人类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必须要依托一定的地理环境，历史的发展跟自然地理环境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依存，任何历史都离不开相应的地理环境。因为人类历史是由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所构成的，历史是在特定地理环境或者背景中根据时序而发生发展的。因此，要想掌握历史，就必须学习地理，并且要明确历史跟地理之间的关系。在历史教学中实行与地理知识的整合，能有效促使学生对历史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比如，历史知识中，四大文明古国为什么会建立在大河流域？资本主义的萌芽为什么会发生在意大利？我国伟大的母亲河――黄河现在为什么会成为“我国发展的隐患”？……在讲述这些历史问题的同时，势必会引入地理知识的渗透。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其跟地理知识间的整合，将有助于学生对历史问题的理解和掌握。

其次，历史与政治的整合。在历史教学中，加强政治学科知识的渗透，因为许多历史现象需要政治学理论、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和研究，并且政治学科的许多知识也需要历史事件进行说明。历史知识是政治知识的铺垫和依据，政治知识是历史知识的升华和积累。比如，历史学科中关于历史客体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客体间的因果联系、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矛盾的主次、历史发展等问题都需要政治知识和理论来解释。又如，历史课堂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学，这个时期中所讲到的科学――“太阳中心说”的确立，将涉及政治学科中物质和意识规律等理论知识，于是从政治理论层面对这段历史科学知识进行讲解将有利于学生对其的理解，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因此，在历史教学中，加强历史与地理、政治学科的整合，以历史事实为载体，通过政治、地理和历史学科的知识展开综合讲解，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综合分析的能力，提升历史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

三、历史与时事的整合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可以渗透当今社会的时事知识，促进历史学科与时事的整合。这一方面能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另一方面能从历史角度对时事进行分析，扩大学生的视野。在世界近代现代史中，如“国际政治多极化”“经济一体化”“世界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东和平进程”“印巴冲突”“朝鲜半岛问题”等等，都可以渗透当今世界的时事进行讲解。总之，历史教学中，必须跟踪热点，关注现实，关心时事，尊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重视历史的社会意义，通过历史与时事的整合，让学生从历史中得到教训和启示。

综上所述，在历史教学中，必须整合语文文学、政治、地理、时事等学科知识，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促进历史课堂教学的质量。然而，其实在历史教学中的“课程整合”还应包括历史与多媒体信息技术的整合、历史与数学理科类学科的整合、历史与科学创新类知识的整合。由于本文主要针对的是中小学的历史教学，所以仅仅从文学、政治、地理、时事等方面进行探讨。

参考文献：

[1]李乐乐.让课堂提问更高效[J].历史教育，2012（01）.

[2]张希.浅谈历史课堂教学中各学科的整合艺术[J].初中教育，2012（11）.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6

关键词：史学理论；“问题史学”；国际长安学

中图分类号：K0；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5）03-0131-13

一、问题提出与“问题史学”内涵

国际长安学是一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学术问题。从古老方面而言，作为逾越千年曾以周秦汉隋唐为突出代表的十三朝古都――长安具有极其深沉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悠远而发达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伴随着“丝绸之路”等对外交往途径的不断开通，长安又作为中国历史上强盛时期的代表性符号，声名远播四方，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国际影响。言其为崭新，意在表达这样一个现实的发展观念：即国际长安学所面临的是如何建设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如何发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引领作用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国际化发展课题。显然，国际长安学是在现代西安国际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产生的史学研究课题，是从当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历史做出的回顾与反思，它突出体现了回顾过去和关怀现代的历史双重属性。因此，从国际长安学这一视域出发探究长安历史的古今，必然会产生大量有益于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研究新成果，从而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国际长安学概念的推出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由教育部和陕西省大力支持、并由陕西师范大学重点建设的协同创新中心――国际长安学研究院，无疑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为一个具有历史感和时代感的研究课题，国际长安学必然蕴涵着极为丰富多彩的历史内容，呼唤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探究。首当其冲的问题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领域，国际长安学研究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即这一重要的学术问题得以存在的历史逻辑是什么？其价值和发展前景如何？只有对国际长安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才能有益于加深人们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认知，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顺利开展。基于此种思考，本文拟用“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为方法论，以古长安的历史进程为客观依据，以西安国际化大都市为现实发展目标，从历史、现实和逻辑三个维度来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原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长安学自身所蕴涵的重要而丰富的历史理论。

众所周知，“问题史学”是20世纪西方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这一学术流派产生的历史背景乃在于对盛行于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反思，而年鉴学派则是这一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简言之，实证主义史学的基本方法论，用西方近代史学之父、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vonRanke）的话来说就是“据事直书”，或者“让历史开口说话”的传统观念，它所包含的史学思想就是强调研究者和所研究的历史之间不存在依存关系。史学研究的目的是探求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并且自信历史学家通过这种实证研究就可以达到对历史的客观性和历史真理的完全揭示。然而年鉴派一经产生，就明确表达了它与实证主义史学相对立的史学观念：它强调历史研究应以解决人们的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将历史研究同现实中人们的实际需求结合起来，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历史借鉴，以此突出史学研究的社会效用，它坚决反对把史料研究当作历史学研究的全部的学术倾向。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勒高夫（JacquesLeGoff）则明确提出“问题历史”（history-as-problem，即“作为问题的历史学”）的口号，用来代替实证主义的“事件的历史”（即以事件为基础的历史学），并使之成为年鉴学派的突出特征。对于“问题历史”的要义需要加以说明的是，传统历史学并不是不研究问题，只不过正如著名历史学家朱本源先生所指出的：“它是从史料中发现问题，并通过史料解决问题，所以它的口号是‘没有史料就没有史学’。但年鉴派所说的‘问题’是现实的问题，即从现实问题出发研究历史，当然也不能不通过史料，否则就不能成其为历史；但是还必须超出史料，否则历史不能成为科学”。又如，德国19世纪的著名历史理论家德罗伊森（J.G.Droysen）说过：“历史研究工作的起点是历史问题的提出”。显然，两者所谓的“问题”内涵和旨趣还是有明显的时代区别的。

年鉴学派一经产生，很快就因其新颖的观点和面向现实的学术研究旨趣而获得了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但对西方的史学研究产生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而且成为世界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学术流派。因此，用年鉴学派“问题史学”理论来剖析国际长安学，自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并能加深对国际长安学的理解，从中获得学术启示。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根源和史学逻辑

国际长安学这一崭新的学术概念蕴涵了丰富而深刻的历史观念，是长安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的历史与现代崭新而发达的史学新观念交相辉映的重要学术成果。因此，探讨国际长安学产生的深厚历史根源和其中所包含的历史观念，对于我们加深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理解，并顺利开展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历史基础

古长安独特而丰富的历史发展内容奠定了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坚实基础。古长安曾长期是中国历史的政治中心，有十三朝古都之美誉，特别是其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代表性的重要王朝周、秦、汉、隋、唐的首都，对中外历史都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有一个突出特征和结果，即首都长安城或长安地区一直是这些重要王朝对外交往的中心和窗口，甚至作为这些王朝的代称而流存于中外史册，从而使得长安又具有极其突出的国际性，并对以后长安的历史发展也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长安学的国际性内涵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长安的历史与中国辉煌的古代历史融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源头之所在，其本身具有丰富而先进的历史内容。

众所周知，当世界上大多数民族尚处于蒙昧时代之时，中国则从夏开始，进入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行列，经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三代”之治。在孔子看来，“三代”文明虽各有个性化的内容，但其共性则是“直道而行”。在“三代”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周对中国文明做出了独特贡献。它在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三代”文明的共性高度提炼出来，使其上升为一种哲学观念。这一观念在《周易》中得到了充分表达：“与时偕行”（《周易・乾》），即与大自然本性相一致而不停地前行，这是周人的基本思维方法；而“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则是周易的核心观念。这一核心观念实际上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方面，它强调君子应在持久不息的变动中将重心置于自身的基础上，发挥不竭的创造力，自强不息；另一方面则倡导君子应效法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因此，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具有探索、实践、倡导永不停息的创造性，但又开放、包容万物。这一理念通过《周易》被固化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基因。

在中国古代文明和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西周文明的核心地带――沣、镐二京，即后来的长安地区，是中国周朝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对周朝和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在西周文化中，“周公制礼”则功绩更为突出。关于周“礼”，根据朱本源先生的研究成果，就是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政治家对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总体性设计和实践。他认为，“礼在三代是一个外延很大的概念，不仅指各种社会组织的准则，而且指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形式（政治的、司法的、道德的、宗教的、教育的，等等）的行为规范与价值观念。”从中国文明史来看，周公制礼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了周的各项制度性文化内容，而且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化在其早期阶段的某种内在结构和基本发展倾向，成为中国文化的原点之所在，并对其后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然，在这一进程中，长安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而重要的历史地位也开始确立。

其后在东周出现的“百家争鸣”则是在当时社会剧烈变动的背景下，以周礼的思想为基础而对社会发展方向和内容的一次学术大辩论，其中由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以及老子创立的道家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并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成为国际文化和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孔子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就表达了他对周文化的崇尚和敬仰之情，也表明他的思想与周文化之间存在的深刻的承继关联。直到今天，孔子和老子的文化观念仍对世界发挥着重要影响。被称为是世界“轴心时代”重要的文化内容。

对于长安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周之后将先秦学者的思想观念不断付诸于历史实践，由此对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制度性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先秦与秦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一辈圣贤，都已将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再超出。问题只在如何去求实现。汉唐的成绩，在能依着先秦人理想，逐渐做去，把那些理想逐步表现出来。那实在也是了不得。”钱穆先生还认为，“中国文化在秦、汉时代已完成其第一基础，即政治社会方面一切人事制度之基础。在隋唐时代则更进而完成其第二基础，即文学艺术方面一切人文创造的基础……政治、社会一切制度譬如一大家宅或大园林，文学、艺术是此房屋中之家具陈设，园林里的花木布置。中国人的家屋与园林已在秦、汉时代盖造齐全，隋、唐时代再在此家屋里廛究陈设，再在此园里布置花草。”显然，在他看来，周、秦、汉、隋、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无可替代，更重要的是它们在中国文化和制度的发展史上有着明确而密切的承继关系和发展关系。

因此，古长安在中国古代特别是在古代早期，所代表的是一种具有世界意义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突出特征在于，它不但是一种内涵丰富的重要理论和思想体系，更重要的它是将当时先进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思想落实为社会制度。中国古都学会会长萧正洪教授在论述古都内部空间所包含的内容时，认为“政治制度”才是古都内部空间的真正占有者，对于古都长安学而言，他更强调了制度性文化在其中所具有的核心地位和对历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因此，在历史上以制度性为其主要特色的长安学不但对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也使长安学具有极其明显的国际性特征。

其二，从中外古代交流史来看，长安的国际化特点也很突出。其作为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而广受关注，声名远播，是周边世界的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甚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其影响辐射世界。作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并引领中国和周边世界的文化发展潮流，显示出突出的国际性。其作为典型的国际化大都市，尤其在汉唐时期表现得特别突出。

学界一般认为，尽管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联系历史悠久，但真正广泛而深入的文化交流还是从西汉开始的，并由此出现中外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汉帝国幅员辽阔，中华文化已渐成熟。在这一时代，中华文化以其突出的先进性为基础，展开其自信的雄姿，从东、南、西三个方面与外部世界展开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广泛交流。其中张骞出使西域、“凿空”欧亚、“丝绸之路”的陆路大通道正式开辟，并成为中外、中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这些都是中外交流史上的重大事件。“丝绸之路”以长安为出发点，横贯亚洲，进而连接欧洲，西汉借助“丝绸之路”播撒自己文明的辉煌于广袤的地域，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中国人的地理概念，而且大大加深了中外文化交流。与此相适应，长安也初步确立了其在世界文化总体格局中的显要历史地位，形成了“西有罗马，东有长安”的东西方世界交流的辉煌历史。这一重要的交流成果对以后的中外交流和长安国际化历史的深入发展，以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中的特殊历史地位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之后，中华文化经过南北朝较长时期的文化融合、积淀，再经过时间虽短但却具有重要意义隋朝的铺垫之后，到唐代达到了一个昌盛兴隆的新阶段。唐朝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都显示了勃勃生机，被现代西方学人称之为当时世界最伟大的帝国。正是在这一时期，长安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世界性大都市和中外文化交汇、融合的中心，人文荟萃于其中，声名远播于四域。据记载，当时与唐朝有过往来的国家和地区达三百多个，长期保持友好往来的则有七十余。众多国家的外交使团频频出入长安，呈现出诗人王维所描绘的“万国衣冠拜冕旒”（《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的盛世达观。从经济发展的层面来讲，首都长安等大城市里“胡商”云集，与各国的商贸往来十分繁盛。从文化和制度角度而言，成千的外国留学生深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和濡染，并在唐朝的最高学府――长安的国子监，对中国的典籍和学术进行专业学习和研究。唐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最强盛、最发达的时代之一，其政治制度被周边国家参考甚至模仿，形成了以中国本土为核心，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北部在内的“中华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都重视使用汉字、吸纳儒学、传播中国佛教、效法中国政治制度、积极应用中国科学技术等等。

其三，古代长安文化的国际性要义不仅表现在长安文化的先进性和国际性，更重要的在于它还具有突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品格。诚如上述，不论是大汉或者盛唐，一方面，以长安为突出代表的这些中国早期强盛王朝的文化和政治制度不仅塑造了东亚文化全貌，也影响着当时世界其他文化，表现了中华文明和文化的先进性、普世性，为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共同发展做出了自己的突出贡献，这早已为世所公认。除此之外还应看到，中华文化传播的另一方面，即它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从世界的视野来调整、拓展自身，在交流中汲取世界各民族的优秀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使其保持生动的活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对此，中外学界众口一词，比如崔瑞德就认为，通过丝绸之路，“许多中国的思想和技术传向西方，但在隋朝和初唐时期，中国却更多地从西方传人思想和文化”。佳话众多，不胜枚举。

正因为如此，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其本身就是一个具有明显的双向交融的文化传播过程。正是这一双向交流，不但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内容，使中华文化更为丰富多彩，而且还使得中华文化获得了保持生命力旺盛不竭的发展动力，从而能够不断深入地发展。对此，在费正清认为，在唐时期“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20世纪之前的最高峰”，其原因就在于唐所具有的“文化宽容的精神”。

显然，早期中外交流在本质上是中国文化作为世界先进文化传播其价值与吸纳异质优秀文化因素而不断双向互动的统一过程。这一双向交流方式和进程不但彰显了以汉唐为代表的中华早期文化的突出成就，而且成为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此特别强调的是，这一多姿多彩的文化交流本身不仅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断走向世界的一笔重要的精神财富，而且构成了长安国际化的丰富历史内容。对其历史内容和重要意义的深入探讨，正是国际长安学学术课题中的重要研究内容。

（二）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现实契机

国际长安学不仅是一个随着学术深入发展而产生的重要问题，而且是基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而产生的一个具有深沉历史感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的现实性是基于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因而这一课题不仅具有确定的历史核心内容，而且还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其一，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发展目标是基于古长安国际化的历史遗产、传统和发展趋向而催生的合理要求。古长安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一直是现代西安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长安的历史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也大体相似，有强盛也有衰落时期，但其发展的历史线索并没有断绝，有着明显而真实的文化传承脉络，它一直保存着古城的风貌和神韵，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物质及精神文化遗产。现在西安仍大量保存着古代长安的各种历史遗迹，并因此享有“古城西安”的美誉，这些既是长安人的一种历史记忆，也是与中国有历史交往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集体记忆。这种记忆已成为现代中国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和经济交往的一个重要的精神纽带。从世界文明史的发展进程来看，文化断层是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屡见不鲜的现象。所谓断层就是与其自身丰富的文化历史传统绝缘，重新开始文化或文明的创造，如两河的苏美尔文明、古印度的哈拉巴文明和古希腊的爱琴文明等。但长安的文化特征及其传统极其顽强地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继承和发扬，成为古今畅通的精神文化桥梁，这是我们进行国际长安学这一问题史学研究的最重要的历史基础。

其二，国际长安学受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整体发展的战略现实需求的驱动而产生的古典学术课题。借改革开放的东风，西安在东联西通、重振古城雄风方面大放异彩，取得了突出的区位性优势。但如何在国家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在西部大开发和在构建亚欧大通道的国家大战略前提下，进一步彰显西安在新世纪的国际关系中所应凸显的重要地位，以更好地发挥西安在中国走向世界中的独特作用，这无疑是现代西安深化改革、走向世界所面对的时代课题。而深刻总结中国古代周秦汉唐的国际化经验与教训，从而为国家西进发展新战略和西安国际化的实现提供借鉴，这是国际长安学学术价值的根本之所在，也是其得以产生的最为深厚的社会现实基础。显然国际长安学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发展战略与长安的历史与文化深刻了解、认知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则彰显了经史以致用的中国历史传统。

其三，进行国际长安学研究是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战略本身的迫切需要。我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为古城西安焕发青春提供了契机。在失去国家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长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版图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此背景下，如何以国际化的古长安为蓝本，有机地整合已经分化为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特别是将古长安地域的西安、咸阳两个重要城市有机地统一起来，在恢复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系统化格局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西咸走向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途径，以更好地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特别是承担起西安面向世界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这种内在需求和趋向必然促使人们自觉地从昔日长安的国际化中寻求其所建立的适应国际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政策等内容，从而为当前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提供历史的借鉴和理论的指导。

显然，国际长安学和现代西安的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需求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发挥古城西安传统的国际化历史优势，并将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转化、提升为现代西安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的强劲动力，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最为直接的社会推动力。

（三）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

国际化视野和中西史学观念相互交融所产生的“问题意识”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历史逻辑。改革开放后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在此视野下对中国史学观念的不断反思，促进了中国史学观念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同“问题史学”产生更为紧密的联系，这是国际长安学得以产生的理论前提，同时也是这一前提所产生的重要成果。

其一，国际长安学是国际化学术视野所结出的硕果。改革开放后，中国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学者的历史观念、内容、视域越来越丰富、深刻和广阔，其成果必然汇集在中国国际化视野的建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历史观念的更新这一大的思想发展背景下。正是在与国际化紧密联系的新史学观念的推动下，历史学人立足于现实西安发展的基础之上，既从国家和世界的广阔背景中对昔日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不断反思，又从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中揭示其与现代西安国际大都市具体发展目标之间的深刻内在关系。其结果，借助现代的历史观念，国际化的长安历史与现代的西安国际化的发展前景之间不但通过时间的河流建立起不可分离的学术关系，而且成为历史学人必须加以面对具有现实感的重要历史问题。正是通过古今中西的不断交融汇通，具有浓厚古典特性的国际长安学重要研究课题终于应运而生。由此来看，国际长安学的基本内涵及其任务就是，在国际化观念的指导下，以古长安所包含的深刻历史内容为立足点，深入探讨古长安同周边各国及其世界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并从这种关联互动中总结古长安发展的得与失，从而为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国际化视野既是国际长安学产生的理论新视角，也是这一理论所得出的重要学术成果。

其二，国际长安学是从“问题史学”的角度对中国传统史学加以理论反思的产物。“年鉴学派”是从西方史学的发展逻辑出发，用历史的思维与方法积极寻求解决现实问题，并从中得出合乎逻辑的答案或启示。“问题史学”明显地反映了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及其趋势。从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史以致用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史学的突出特征。如果和西方史学相比较，我们有传统的学术优势，但从现代史学理论的层面对我国的史学传统进行反思，取精用弘，与时俱进，也是我国史学界一直在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依此观点来看，国际长安学体现了在继承中国优秀的史学传统的同时，又基于现实的社会需要而感发的“问题史学”特点。可以说国际长安学是现代中西史学汇通合璧的产物。

其三，国际长安学是对现代史学观念探讨的成果。以“问题史学”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史学观念，其突出特点是倡导从现在的历史运动中去探寻历史问题。雅克・勒高夫认为，“它比任何时候都重视从现在出发来探讨历史问题，以便能在一个‘动荡不宁的社会中’生活和理解”。显然，年鉴学派提出“问题史学”的用意在于强化历史本身所具有的服务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现实功能。从现代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思考和展望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必然要求将极具古典意义的国际长安学和当今国际化的西安紧密联系起来，参照比较，以探讨国际长安学对现代西安国际化的作用和影响。国际长安学就是在现代史学观念指导下催生，并对现实西安国际化进程产生了强烈观照效果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对于加深理解国际长安学的史学理念和内容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借用现代意大利历史哲学家克罗齐（B.Croce）所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总之，国际长安学是一个具有多方面古典内容的统一体，其产生具有客观的历史内容和合理的历史逻辑，它有清晰的学术脉络可供探索，是长安古今历史相通的结果。如果从其所具有的重要学术影响角度而言，它是一个与现实国际化西安紧密相关的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同时，国际长安学也是一个时代问题，它深深植根于时展，具有现实迫切性。国际长安学的产生彰显了现代史学观念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具有明显的“问题史学”特性。

三、以“问题史学”为依据，构建并不断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体系

国际长安学是扎根在古长安丰富而厚重的历史土壤的基础上，是由“古”及“今”不断发展的历史运动的结果，它有着汉唐时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这一大背景，更有着以汉唐为代表的早期中国文明所取得的具有国际意义的辉煌成就。同时也要看到，国际长安学虽扎根于厚重的历史土壤中，但仍是一个崭新的历史课题，它明显地受现代西安走向世界和建立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目标的强力推动，具有突出的现代史学的“问题”特色。因此，对国际长安学而言，其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仍将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它是保障国际长安学得以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故在此对这一问题再进行申论。

（一）准确把握历史学发展的新趋向，充分发挥“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指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是人们对历史发展的一种深刻的认识成果，事实上，现代史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史学理论和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王国维先生精辟指出，大量新材料的出现对于推动历史研究新领域的产生和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这是王国维先生对史学发展规律的深刻的总结，对现代史学研究仍具有指导意义。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史学发展的另一重要特点是史学观念的更新对于史学研究所产生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这需要我们用新思维和具有时代性的理论和方法对已有原材料进行再研究和再反思，从中不断产出史学新成果。在这一学术发展背景下，“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就曾以“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作为他治史的座右铭。事实上，国际长安学的这一学术领域和问题的产生并不是以古代新材料的大量出现为依据，更多的是由历史观念的转型所引出的历史问题，并由这一历史问题所催生的学术研究结果，而这一学术成果的产生在充分体现历史思维和理论对史学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指导作用的同时，也必将有力地推动长安古今国际化的研究，因此，切实重视“问题史学”的研究和运用是将国际长安学研究不断引向深入的重要条件。

从西方史学史来看，“问题史学”是经过漫长的发展进程而在现代产生的学术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拓宽了历史研究的空间，深化了历史研究的纵向维度，强化了历史的社会效用和功能，也彰显了历史所具有深沉而厚重的现实人文关怀。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问题史学”首先是历史学在深化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合乎历史逻辑和思维逻辑的理论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对历史的迫切要求。也就是说，通过这一理论和方法，可以更为有效地发挥历史所应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已超越了西方传统历史观念的局限，也标志着它与中国史学研究的宗旨殊途同归，相互汇通，因而对于推动现代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研究而言也是如此；其次，“问题史学”这种具有现实目的性的历史研究“范型”不应该也没有成为历史学发展的障碍，相反，它为历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力和新途径。“问题史学”的出现从另一侧面再次揭示了历史学所以出现及深入发展的根本性缘由之所在，即历史学是从人们的需要产生，为解决人们的需求产生并逐渐深入发展其效用的一个重要的人文研究领域。因此，“问题史学”的学术研究方法和目标为我们提供了展示现代历史研究的优势和发挥其时代作用的场所；再次，“问题史学”的历史研究“范型”绝不意味着对历史研究能力和水平要求的降低，也绝不意味着通过浅尝辄止的方式就能得到成果。从学术史来看，“问题史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汲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上，对实证主义史学进行的批判改造，它处于史学研究的学术前沿。这主要表现在：它是努力将历史进程和历史的理论相联系的硕果，是竭力将历史的求真和历史的效用二者有机统一的产物，是将坚实的史学功底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的洞察力相结合的成果。由此来看，“问题史学”其实是向历史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学术要求，它与国际长安学有着深刻的理论关联，从某种意义上讲，国际长安学是这一理论的直接成果。因此，我们必须对“问题史学”予以充分重视。

显然，在“问题史学”视域下，进行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但这也正是国际长安学所应该直面的问题，也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它既是国际长安学研究之意义所在，也是现代史学研究者义不容辞的社会历史责任，更是国际长安学所蕴含的创新精神的具体表现。所以，我们必须脚踏实地，与时俱进，全力争取以达到这一崇高的学术境界。

其一，将“问题史学”的理论指导与具体的历史研究相结合，从而不断探索和丰富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方法体系。对国际长安学自身理论架构这一问题的探讨，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进行：一方面在国际化这一历史背景下，着力对西安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所面对的重要现实问题进行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以体现国际长安学自身具有的理论指导优势；另一方面从古都长安国际化的客观发展进程出发，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历史认识，从经验或教训的层面不断升华到理论自觉的层面，以探求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内容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对其内容和规律的探讨“取决于以古都为核心的某种环境影响或社会文化体系自身的外延。换言之，拓展的程度不取决于我们研究的主观意图，而是研究自身体系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经过不断反复的史论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历史认知过程，才可能真正把握国际长安学的内容、特征和其所不同于其他研究领域的学术边疆之所在，进而为其提供科学可靠的基础理论和实践的方法论，从根本上为国际长安学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依据。

因此，国际长安学的必由之路是将理论指导和具体历史研究一方面统一于以周秦汉隋唐的古典历史的研究中，另一方面则统一于当代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蓝图的历史实践中，并在这一古今相通但又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体现国际长安学客观的古典性特质和对现实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力。显然，这一趋向不仅是“问题史学”的要求，也是国际长安学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其二，揭示宏大主题与其内部具体纷杂的历史专题之间的真实而深刻的联系，不断充实和深化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内容。具体而言，在这一进程中要注意克服在运用“问题史学”观念指导研究中容易出现、事实上也屡屡出现的弊端。这主要表现为受宏大主题的吸引，醉心于重大社会历史问题的理念架构，只是偏爱对宏大的问题用理论架构或猜想代替实证的具体研究，从而忽视对宏大问题内部具体而复杂的问题进行细致和深入的学术探讨，缺乏对现实问题进行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深度探索，最终研究成果大都停留在重大问题的表面，没有体现出历史学求真务实的学术特点。显然，从研究的方法来看，这一弊端是将问题的发现和研究两者混为一谈，其本质则源于对“问题史学”的不正确理解。

其三，正确而深刻地揭示现实问题与历史问题的内在关联，既是国际长安学理论建设中的关键问题，也是其难点问题之所在，它关系到国际长安学能否深入发展。因为当代的问题与历史的问题两者有一个明显的时间距离，如何从理论上论证两者的内在关联，这是史学界，特别是西方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理论难题。年鉴派的进步就在于它强调了古今在传统对立的思想基础上还具有统一的观念。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这种真正的时间，实质上是一个连续统一体，它又是不断变化的。”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所具有的对立统一属性的深刻理解，从而使年鉴派的史学观念和方法有了重大变化，它可以对年代隔离较远、地域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统一研究。以此来看，长安的国际性问题亟待发掘，呼之欲出。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归根结底，它是将历史的长安和现代的西安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要对其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就必须在正确的史学理论和方法指导下，将国际长安学的现实问题同历史探讨结合起来，将宏大问题和具体有效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这样才可以做出具有特色的成果，并形成国际长安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以充分体现并揭示古今联系的历史性，并在这一历史性中体现其现实意义。

（二）以“问题史学”为依据，重视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发展中重大问题的研究

“问题史学”侧重对社会影响较大、人们较为关切的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进行研究，所强调的是将个人兴趣与社会关切结合起来，突出了历史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责任感，更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和效用。

发现问题需要坚实的学术专业修养、高尚的学术操守和社会责任感，而这些要求对于任何一个历史学者而言，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才有可能达到。从史学史来看，上述观念其实是从更为深刻的纵向发展的现代历史观念和更为宽阔的社会历史的横断面向历史学者提出更高的学术研究标准。从这里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代史学的新进展，而且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进展对历史学人提出的要求和挑战。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我们只能积极面对。

那么，什么是具有时代性的问题呢？马克思对此问题的论述，对于我们具有重要的启示。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指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正如一道代数方程式只要题目出得非常精确周密就能解出来一样，每一个问题只要它是一个实际的问题，也就能得到答案。世界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因此，每个历史时期的谜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反映了时代所提出的问题，……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显然，从马克思的思路出发，历史研究所要发现的问题，首先应该是现实中的真问题，而不是无病的假问题，其次是大众所关注的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雅好或其他，再次是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对它的探讨有助于社会发展的进步。

如果将这一思路运用于国际长安学研究的话，其发现问题的途径和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是这样的：史学研究应当紧紧与国际长安学发展的内在规定性结合起来。应当紧密地同西安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现实追求结合起来，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方法来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这应该是我们在选题时所应遵循的行动指南。

国际长安学应该采取的方法是从国际性视域出发，从人们所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出发，去发现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并将其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寻求具有深度的历史解释，但切入点一定要小，而且要从不同角度反复切入。只有通过一个个具体问题的深入探讨，才能真正揭示宏大主题内部所存在的真实而深刻的具体联系，以体现历史研究的自身优势。用马克・布洛赫的话来讲就是，“从原则上讲，分析对于概括综合来说，只有当分析以综合为目的，并注意为综合服务的时候，才会是有用的。”

“问题史学”对国际长安学研究的引领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不断加深和拓宽国际长安学的传统研究领域。其二要使古长安的国际化和现在西安的国际化二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学术关联，以目前西安国际化建设中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为切入点，探讨昔日长安国际化的历史实践，以其研究成果来指导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的发展，并在这一新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探索其发展的新目标和新途径。

比如，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建立必然需要大量的具有刚性的制度性措施作为保障，也需要大量的针对具体问题的短期的政策作为补充。那么，建立国际化大都市需要哪些制度和政策？如何制订和实施这些制度和政策，这是建立国际化大都市所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现实问题。回答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从古长安的国际化进程中获得经验和教训。这当然是国际长安学所要大力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再比如，国际长安学的研究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和成果最集中的体现在于它对于我们清楚地把握古都长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在古长安大地上所进行的具有未来发展战略构想的新的城市化建设模式――国际化“大长安”的构建提供了理论依据。

简言之，国际长安学首先是长安国际化的产物。昔日长安经过长期的国际化建设形成了系统的国际化长安发展的综合格局和丰富内容，从而有效地提供并保障了诸如以汉唐为突出代表的长安国际化功能和地位。现代西安国际化进程虽然不能复制昔日国际化长安的模式，但是可以借鉴它。因此，以国际长安学研究的成果为依据，以现实的国际化发展需求为指针，古今融通；在学习我国北京、上海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基础上，汲取西方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经验教训，中西合璧。

（三）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将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有机地统一于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进程中

马克・布洛赫曾指出：“历史是一门有关过去的科学，在我看来，这种说法很不恰当。”因为如果将历史研究局限在过去这一狭小范围的话，并不能适应社会历史发展对历史学的客观需要，也不能适应历史学本身深入发展的需求。因此，他“建议将历史学的范围延伸到当代，但这并不是为了给自己的专业争地盘……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即使在你的研究范围内，也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从现在史学发展的成果来看，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史学指导现实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从史学发展的趋向来看，历史学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过去，也不仅仅是现在，而且也要面向未来，因为只有将未来纳入历史的视域之中，我们才可能对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历史看得更为清楚，并在古代和现代的发展进程中更为清晰地了解未来历史发展的趋向。勒高夫认为，“无论从个人还是集体的角度来看，都很有必要在过去、现在的基础上再加上第三个维度：未来”。当然，如何将未来纳入历史研究的视域中，还存在着许多争论，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在这一过程中，历史的理论研究在其中必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并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

历史的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一方面是要发现历史理论的内在结构，另一方面则是要与社会历史发展建立真正的内在联系，以便于发挥对现实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实践关系。这一辩证实践关系的核心是在史学理论的指导下，史论结合，不断地深入现实的历史运动中，以探讨古代、现代、未来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如此反复，使历史的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正如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所说：“历史意识也是‘对立面的统一’，它把时间的相反两端连接起来，从而使我们感受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总之，历史的研究就是由古及今，再向未来的一个辩证认识的过程。

在构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时，应将古长安同不断变化的现代西安和未来发展的趋向联系起来，将这一过程作为一个有明显差别但又有紧密内在联系的整体，并将其作为国际长安学的客观对象，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国际长安学本身的特点、内涵、理论方法、作用和影响有一个不断全面、深入的了解。其实，“问题史学”对于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建构而言，意义也在于此。

研究国际长安学的重要现实意义就在于，它与人们所关切的突出的现代问题和发展紧密相关，其本身是一种不断地从古到今、再对未来加以展望的运动过程。这并非只是主观构想的产物，它是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长安学的历史理论与西安现代化的历史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历史的矛盾运动和社会历史实践辩证相结合的产物。

在朱本源先生看来，史学思维是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生产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反映。一般而言，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必然产生与之相适应的历史思想。比如，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凭据的是经过长期生产所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思维方式就是面向过去，按祖宗成法办事，这就形成了众所周知的“借鉴史学”，或叫做“垂训史学”。如《诗经・大雅》的哲理“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战国策・赵策》所谓“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的箴言就是典型例证。著名历史学家司马光主修《资治通鉴》时，其所彰显的治史宗旨仍为“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行失”，“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此，西方历史思想发展也相类似。现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新时代，能够体现这一崭新时代的历史思维方式应该是什么呢？对此朱本源先生精辟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生产和生活上的事瞬息万变，从现实出发制定的政策在实行上往往落后于发展变化了的现实，所以思维方式必须面向未来”。因此，朱本源先生认为：“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从现在社会本身包含的自我扬弃，来展望历史发展的未来进程。这正是今天的信息时代所要求的历史思维。”

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国际长安学的研究领域不仅是一个传统性历史研究课题，也是现代史学研究中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它是同“大长安”的构建相关联。国际长安学的研究一定要从现代的真实问题出发，立足于信息社会这一坚实的社会基础，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发挥其历史效用的一个基本趋向。正如马克・布洛赫所说的：“历史学最终要阐明的论题是人类的意识，对历史学来说，人类意识的内在联系，人类意识的错综复杂，人类意识的影响，正是现实本身。”国际长安学的理论一方面要反映以古都长安为核心的中国早期国际化历史发展的突出成就，另一方面也为我们探讨现代西安国际化大都市的重要途径――西咸一体化和西咸一体发展的趋向――“大长安”的构建提供历史借鉴。这正是本文宗旨之所在，当然也是国际长安学研究的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所在。

四、结语

总之，从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观念出发来探讨国际长安学这一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就会发现，国际长安学的内容要深深植根于客观的长安历史之中，它在包含极其丰富而重要的古典史学内容的同时，又要表现出浓郁而昂扬的历史气息和具有时代感的问题意识。

毫无疑问，理论和方法的探讨不仅是国际长安学的重要内容，同时也对国际长安学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建构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方法论的基本准则应该是：以现代史学的理论为依据，从现代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现实问题出发，以周秦汉唐为核心的长安国际化历史为根基，面向未来，这是国际长安学所应坚持的基本的史学认识方法。

因此，深刻揭示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及其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并将这种联系同正在进行的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构想和建设结合起来，将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以真正使理论与历史进程二者之间形成深度融通，使国际长安学的理论真正同古今长安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辩证地结合起来，以发挥国际长安学这一古典学的现实功效。换言之，只有将理论与历史有机统一起来前提下，在充分发挥国际长安学的理论和实践双重功效的基础上，以积极推进西咸一体化和大长安的整体改革开放、面向世界的宏大发展进程为发展目标，国际长安学的研究才可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学术意义，并产生深厚而广泛的社会历史意义。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7

【关键词】常州方言大赛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

【中图分类号】G633.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772（2013）11-001-0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提出，到2015年，要使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做好文化遗产青少年教育，而文化遗产的青少年教育又可以从开发与实施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入手。

一、常州方言大赛与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关系

方言土语是地方历史文化的活化石，象征着地区和民族的特色文化，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我们通过方言大赛这种竞争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地方方言的重视与保护，并把它融入到学校校本课程之中。笔者认为，常州方言大赛与地方历史校本课程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常州方言大赛是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过程中的补充与完善。在《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专门开设了《常州地方风俗史》这一校本课程。我们组织与开展常州方言大赛，利用竞争的形式来唤起大家对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视，引起大家对方言的兴趣。通过常州方言大赛，我们收集了大量经典作品，这些经典作品是对《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的补充和完善。以下是本人收集的常州方言大赛中的经典民谣作品《东边牛来咧》：“东边牛来咧，西边马来咧，张家大姐家来咧。带个嗲花，带个草花，牛郎踏杀老鸦。老鸦告状，告着和尚；和尚念经，念着观音；观音射箭，射着河线；河线唱歌，唱着阿哥；阿哥吊水，吊着小猪；小猪扒灰，扒着乌龟；乌龟放屁，弹穿河底；买块牛皮，补补河底；河里做戏，岸上看戏；长子看戏，矮子吃屁。”

地方历史校本课程又成为常州方言大赛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基础。我们将根据学校的办学思想和中学生的身心特点，确立《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弘扬和培育学生爱国爱家乡的民族情感和对常州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利用。研究的内容包括：①开发与实施《常州文物保护单位》地方历史校本课程；②开设《常州历史名人》地方历史校本课程；③开设《常州地方风俗史》地方历史校本课程；④开设《常州园林文化的研究》地方历史研究性学习课程；⑤开设《常州地名文化的研究》地方历史研究性学习课程；⑥开展“春秋史学社”地方历史学生社团活动；⑦开展“民国史话团”地方历史学生社团活动。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本课程是常州方言大赛的重要知识储备和文化基础。

二、常州方言大赛在地方历史校本课程中的开发与实施

“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教师根据本校的教育哲学或办学宗旨，通过对本校学生需求的科学评估，以自己或与他人合作的途径，采用选择、改编、新编教学材料或设计学习活动等方式，在校内实施并建立内部评价机制的各种专业活动。”在《地方历史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这一课题的研究中，笔者以常州方言大赛作为平台，广泛搜集课题所需的课程资源，如“活动方案的设计”、“比赛的组织与开展”、“专家点评及表彰”、“活动反馈”等等。

以下是首届常州方言大赛的具体实施方案，仅供各位读者参考：

三、收获与反思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8

【正文】

［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597（2001）02—0034—06

“新历史主义”（newHistorism）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获得正式命名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198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Greenblatt）为《文类》（Genre）杂志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刊号编选一组论文，并撰写导言，称这些论文体现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倾向。从此“新历史主义”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批评流派，即在具体的批评操作之前，文学批评家之间并没有一个明确而完备的理论框架作为他们共同的批评支点，在批评操作上也显出方法的多样性，而不象“新批评”那样逐渐定型化和程式化。到目前为止，对“新历史主义”的研究和理论界定已使其相对清晰，但“新历史主义”仍然是一个弹性较大的文学批评流派，甚至一些被看作是新历史主义者的人也不承认自己的文学批评是新历史主义的。

“新历史主义”作为一个批评流派肯定有其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可以粗略地分为历史主义的和非历史主义的两种。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强调文学是外在于它的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文化系统的一部分，对文学的理解依赖于对产生它的整个“大语境”的理解，这种批评倾向一直不绝如缕；非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则隔断文学与作者、读者和它所反映的世界的确切关系，抓住文学的语言特性展开其理论和批评实践。“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它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文化批评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1］（p98）

“新历史主义”的批评实绩主要表现于对文艺复兴时代文学的批评研究上，这和它的近亲英国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ematerialism）显出了相同的批评偏向。作为“新历史主义”命名者和主要代表人物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其主要成就就是在文艺复兴研究领域，他长于个案和具体的文体分析，这种个案分析不同于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那样的“内在”批评，而始终依托于他所重建起来的历史、文化的“大语境”上，因此是一种“外在”批评。他是如何在批评实践中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呢？他这种重建的努力与旧历史主义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又有哪些不同呢？

一、重建历史、文化语境的尝试

（一）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文化诗学”的原则和策略。虽然对“新历史主义”这一称呼格林布拉特自己都不太满意，但用它来概括这一流派的总体理论倾向还是恰切的，它点明了其对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兼容性。其批评策略可称为是一种“文化诗学”（culturepoetics），这种“文化诗学”强调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强调文学与其语境之间的相互塑造。格林布拉特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和历史语境的一部分，一反各种非历史主义批评把文学艺术作品看作是与社会生活无关的实体、看作是语言游戏等观念，强调文艺与社会机制和实践的联系，这体现在他的文艺复兴研究中。概括来说，他的“文化诗学”有以下三个主要的原则：第一，将文学始终作为文化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它的中心考虑是阻止自己永久地封闭话语之间的往来，或者是防止自己断然隔绝艺术作品、作家与读者之间的联系”［2］；第二，在对文学艺术和社会关系的认识上，认为文学文本与社会存在是相互渗透的，文学阐释要对“社会存在之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文本中的社会存在实行双向调查”［2］。第三，批评者必须意识到自己的阐释者地位：“如果文化诗学意识到它作为阐释者的地位，这种意识应该进一步扩展，直到承认它不可能完全重新建立并且重新进入16世纪的文化；同时也承认，一个人是不可能遗忘自己所处的环境的。”［2］这显然是对读者反应批评和阐释学理论的吸收，也是“新历史主义”与旧历史主义不同的重要表现，“新历史主义的文化研究与建立在笃信符号和阐释过程的透明性基础之上的历史主义，其区别标志之一是前者在方法上的自觉意识。”［2］总体来看，这三条原则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原则划清了它和非历史主义批评的界限；第二原则强调文学和社会生活“互相渗透”的关系，这是新历史主义不同于非历史主义，也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观念的地方；新历史主义是一种批评理论和方法，而任何批评都是批评者依据自己所处的文化语境的批评，任何阐释者都不可能完全回到历史的语境中，因而没有绝对客观的批评，新历史主义也是阐释者主体站在现代语境中努力去重建历史语境的一种批评。这种重建的策略都有哪些呢？“文化诗学”的策略主要如下：

首先，“办法是不断地返回个别人的经验和特殊环境中去，回到当时的男女每天都要面对的物质必需与社会压力上去，以及沉降到一部分共鸣性的文本上”［2］。这里所说的“共鸣性的文本”就是与要阐释的文学文本诞生于同一时代文化氛围中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如绘画、风俗、佚文、轶事之类。“文化诗学”希图通过这些“共鸣性的文本”重新抵近过去时代文化精神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这也可称为是一种“互文性”研究，正如路易·孟酬士（Louismontrose）所揭示的：“事实上，这种研究力图重新确定所谓互文性的重心，以一种文化系统中的共时性文本去替代那种自主的文学历史中的历时性文本……”［1］（p95）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中关于莫尔的一章分析了霍尔拜因（Holbein）的一幅题为“大使”的画。这幅画的特别之处是它在所画的大使和他的朋友的正面像的前下方，又画了一片模糊的光影。行家认定这片光影是以另一个透视角度和比例尺寸画上去的一个变形骷髅，它象征着死亡。这样，在一幅图画中存在着两个相互矛盾又相互抵消的画面，因为你想看清楚其中的任何一个，你都必须放弃另一个。格林布拉特认为这种画面效果能抵制对于事实的明白无误的确认，能够对我们通常把握事实时的真实概念提出质疑。那么这幅画又与莫尔有什么关系呢？格林布拉特认为我们从霍尔拜因的画中得到启发，有助于我们认识莫尔文字艺术的丰富内涵。与这幅画一样，莫尔的《乌托邦》在同一语言文字层面上，也包含着两个不同的世界，乌托邦既是英格兰的写照，又与英格兰迥然有别。全书分上下两部分就是要形成相互对立并相互取消的两个世界。格林布拉特指出：“在几乎所有的作品中，莫尔一次又一次地扰乱人们对现实的感受，质疑衡量和再现（现实）的工具，展示其视域中的盲点。”［3］（p24）

这样的分析可疑之处甚多，霍尔拜因的“大使”作于1533年，即莫尔被处死的前两年，莫尔看到这幅画的可能性不大，即使他看到，就真如格林布拉特所说的那样产生“共鸣”吗？显然格林布拉特也清楚这些，他只是强调共同的“文化兴奋”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细胞上体现出来，他丝毫不注重历时的事实上的因果性，“大使”与《乌托邦》的空间感应是通过无形的文化网络来实现的。我们看到，“文化诗学”的这种对历史语境的“还原”只是对个别文本的重新组合与解释，带有明显的“主题先行”的唯心论色彩。这样，“历史”被简化成“文化”，“文化”又被简化为几个“文本”，海登·怀特评述道：“新历史主义往往被指责为进行了双重意义上的简化：它首先把‘社会’置于一种‘文化’功能的地位，然后又进一步将‘文化’置于‘文本’的地位。”［1］（p95）这也充分体现了“文化诗学”的第三条原则，任何阐释都只是可能阐释的一种。

其次，受福柯的历史考古学影响，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实践十分强调对边缘性和被压抑的一些历史文化因素的挖掘，拾掇一些文化残片来重构一种阐释所需的语境。这与第一种文化策略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更显出他的“文化整体观”，每一个最细微的文化神经末梢都可能被拿来作为对莎士比亚的解读参照。他在《莎士比亚的协商》的《虚构与摩擦》一章中对莎士比亚的《第十二夜》中薇奥拉女扮男妆的情节作了分析，他取来了两则轶事作为理解这一情节的历史文化语境，一则来自蒙田（montalgne）记载下来的见闻，一个姑娘女扮男妆与另一个姑娘结了婚，但被判绞刑，罪名是“用非法手段来弥补自己的性别缺陷”。另一则轶事出自法国医生雅克·杜弗尔的专著《两性人》，一个名叫玛丽的女子与一个寡妇同床共枕，彼此相爱，玛丽告诉她自己本是男人，于是改名为马伦，两人为获得公众的承认而准备结婚。政府将二人逮捕，认为马伦并非男子，将处火刑。马伦上诉，医生做检查后裁定他是男子。格林布拉特认为这两则轶事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文化观点：每个人身上都同时具有女性和男性的因素，哪种因素占主导地位将最终决定一个人的性别，如果二者难以区分高下就成了双性人。这种观念的后果之一就是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对性改变这可能性的兴趣。这种性改变经常是从女性变为男性，这意味着从缺陷变到完满。［4］（p66～93）《第十二夜》正是利用了薇奥拉的女扮男妆所引起的爱情错乱（她被伯爵小姐当作了男子爱上，而她爱的公爵对她的爱一无所知，一直痴心地追求着伯爵小姐）来激起人们的兴趣。这种性快乐充溢在这部戏剧中。

（二）重建什么样的历史：“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区别。通过以上对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的考察，我们发现“新历史主义”虽然坚持了一种信念，即：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才能阐释诞生此语境中的文学。但在对历史和历史语境的理解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让我们对旧历史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稍作回顾：旧历史主义的文学批评以19世纪的丹纳为代表，他受达尔文进化论、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统一的客观唯心论以及孔德的实证主义的影响，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决定文学艺术的三要素说，即种族、环境和时代将决定文学艺术的创作风格和面貌。相应于此，他要重建的历史就是三者的综合体，将其作为对文学做出合理阐释的背景，而且他相信这种历史和背景是客观和稳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则将文学艺术作为离经济基础较远的意识形态，除受经济基础的最终制约外，更直接地受到上层建筑中其他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相当的自主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由之而发展出的社会历史学的批评，将文学作为整个社会历史的产物，他们要重建的作为文学背景的“历史”不外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作家的阶级立场、思想状况、审美趣味等。而新历史主义回归的“历史”，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并不是纯然背景性的从经济到政治，从自然到人文这样十分宏阔的“历史”，而是靠一些文化碎片构筑起来的偏重精神文化性的“历史”，这种历史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这样，“新历史主义”的历史观由一种客观史观转到了主观史观。客观史观认为存在客观的历史，相信历史记载的真实性。而主观史观则认为所有过去发生的“客观事件”只是一堆历史原材料，而我们所接触的历史全是被叙述过的，而任何一种叙述都不会是中性的，必然带上叙述者的主体色彩，甚至受到他所使用语言的控制，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表述即扭曲。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已经有了主观史观的影子，他说：“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在想象中重建过去，并从现在去重想过去，而不是使自己脱离现在，回到已死的过去。”［5］（p220）就是说一种当代立场必然体现在历史叙述当中。

新历史主义继承和发展了这种主观史观，著名的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极力强调“历史的文本化”，从语言层面分析了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的同质性，强调了“历史叙述”的“叙述”是如何左右历史的呈现的。在海登·怀特看来，历史事件作为原材料，是杂乱的、中性的、没有意义色彩的，过去的事实也并不都是历史事件，像某个小人物死了，我们今天早上没有吃饭之类根本没有历史意义。所有的“事实”在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历史学家用特殊的“情节结构”对历史事件进行编码后，历史才有了生命。怀特说：“历史学家在努力使支离破碎和不完整的历史材料产生意思时，必须借助科林伍德所说的‘建构的想象力’……”［6］怀特和科林伍德的区别在于科林伍德认为历史事件本身隐含着故事结构，而怀特则认为“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历史学家可以对其进行随意的情节编织，像小说和戏剧中的情节编织技巧所做的那样，“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7］（p163）以使其变成故事。这样，“多数历史片段可以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来编织故事，以便提供关于事件的不同理解和赋予事件不同的意义”。［7］（p163）

对“新历史主义”这种带有后结构主义色彩的历史观，塞尔登和威迪逊有一个比较简洁的概括：

1.“历史”一词有两个含义：a．过去发生的事件；b．讲述关于过去的事件。后结构主义清楚地表明历史总是“叙述”的，因此，第一种意义是不可靠的，历史从来不会以纯粹的形式给予我们，而总是以“表述”的形式出现。后结构主义之后，历史文本化了。

2.各历史时期并不是统一体，并没有单一的“大历史”（History），而只有不连续的“小历史”（histories）。没有单一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世界观，统一而和谐的文化观念是一个加在历史上的神话，统治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其进行了宣传。

3.历史学家不能再声称他们对历史的研究是超然和客观的了。我们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情境。“过去”并不是与我们照面的物理客体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从已写成的各种文本中建构起来的，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关怀去理解这些文本。

4.文学和历史的关系必须被重新思考。没有一个稳固的“历史”能被看作是文学出现的“背景”（background），所有的历史都是“前景”（foreground）。“历史”经常是一个讲述过的问题，用其他的文本作为互文本。律师、畅销书作家、神学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所写的非文学文本不应被看作是另一个序列。文学作品不应被看作是“人类精神”庄严和超验的表达，而是看作处身于其他文本中的一种。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伟大作者们”的特异的“内在”世界是置于“外部”世界的一般历史背景上的。［8］（p162～163）

这样，“新历史主义”虽然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坚持回到历史，但这种历史不再是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涵括甚广的“文化性”历史。在强调“文本的历史性”的同时却深入地挖掘了“历史的文本性”，显出与马克思主义的若干相似与差异。“新历史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更为相通之处体现在它们对文学的历史作用的强调上。

二、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塑造

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学说是与文学批评有直接关系的理论。我们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去掉了黑格尔的作为超验存在的“绝对理念”，保留了他的辩证法，并第一次阐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所形成的经济基础将决定政治、宗教、艺术等上层建筑样式，但他们并不否认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独立自主性，及其对历史的干预作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这种理论相比，以丹纳为代表的旧历史主义批评则是一种决定论式批评，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丹纳说文学并非“仅仅是想象力的游戏”或“一个发热的头脑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中捉摸不定的冲动”，在《艺术哲学》中他认为艺术品也决不是“偶然的产物”或“是由于兴之所至，既无规则，亦无理由，全是碰巧的，不可预料的，随意的”［6］（序言），就是说文学和艺术决不是孤立的，而是由它们之外的环境、种族和时代等各种因素决定的。这种分析表现出强烈的因果意识和对于规律的信奉。但他忽略了文学艺术与个人天才创造的密切关系，对文学艺术本身对历史的介入和塑造也缺乏阐述。而恰恰在这一点上，“新历史主义”显出与旧历史主义的不同，它很好地强调了文学与历史的相互塑造作用，这也正是它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之处。版权所有

（一）文学的文化功能：流通（circulation）和塑造（fashioningshape）。在《通向一种文化诗学》的演讲中，格林布拉特将话语（材料、小说、戏剧、现实）之间的转换称为话语的流通（circulation），话语在流通中通过“协商”（negotiation）机制而确立审美性话语。在他看来文学艺术及其产生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都不是固定的，这一思想更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代表性著作《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1980）中。在书中他提供给我们的是对六位作家（莫尔、廷德尔、韦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不同于传统的新的阐释，他将阐释的重点放在了对作者本人和作品人物（如莎士比亚的奥赛罗，马洛的《帖木尔大帝》中的帖木尔）的“自我”形成的分析上。他的中心观点是：每个自我都是历史合力的产物。而这一观点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具体的人都是历史的、社会的人。

“新历史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之后，一反精神分析等流派把人性抽象化的做法，重新强调人是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格林布拉特曾引人类学家格尔茨的话说“不存在什么独立于文化之外的所谓人性”，在他看来，人通常是对个人怀有敌意的历史合力的产物。但“新历史主义”又不同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它所强调的历史合力主要是指具体的“文化”力量，并且吸收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中权威话语通过对异己进行排斥、压抑以确立自己的论点。格林布拉特由此提出了统辖“自我塑造”的不同模式的一些一致性条件，如：“这些作家的自我塑造涉及他们向一种专制权力或权威的顺从承认，而且这种权威至少是部分地存在于自我之外——上帝、圣经，类似于教会、法庭、殖民当局或军事当局的各类机构。……自我塑造是经由某些被视为异端、陌生或可怕的东西才得以获得的。而这种带有威胁性的他者——异教徒、野蛮人、巫婆、通奸、叛徒、基督之敌——必须予以发现或假造，以便对他们进行攻击并摧毁之。”［3］（p9）

“自我塑造”是一个自我与外力复杂互动的过程，互有征服，又互有屈从。“自我”是文化的产物、历史的产物，同时“自我”也参与了“文化”和“历史”的建构。根据福柯的“微观权力物理学”，权力关系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文化作为权力网络的一部分，通过风俗、习惯法、传统等对个人进行摄控，个人一方面受到这种摄控，另一方面则有做出反应的主体能动性。而文学作为语言形式恰好反映了个人与控制自己的权力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首先是一定时期的“话语权力”播散的形式和结果，格林布拉特同时还强调文学的“流通”作用，这就是它不仅是整个文化精神和“权力话语”网络的具体而微观的体现，同时它也将来自作家的创造性反叛输送到了“文化”之中，从而也塑造了文化本身。这样，在新历史主义者看来，文学与文化、文学与历史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历史”不再是一种精确存在的背景。通过文学，作者个人与他的时代之间完成了一种相互塑造，一方面，作家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黑格尔所说的“任何人都超不出他的时代，就像他超不出自己的皮肤”；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这样，文学决不是个人孤独的呓语，也不会只是一堆“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社会“权力话语”、个人反叛意志等多种文化信息的“通货”，它不断地流通，进行着“塑造”作用。“新历史主义”可以说是真正坚持了一种流动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这种流动的文学观和历史观比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来源于生活又反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理论更进一步，它更具体地阐述了文学与社会文化生活的动态辩证关系，它指出了文学和历史都不是静止、固定和抽象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而过去的文学批评由于总是割裂了文学的文化功能而出现偏颇：传记式文学批评将文学当作作家的自述传（如旧历史主义批评），忽略了一个更大的意义网络的存在；庸俗社会学的批评则将文学完全政治化和工具化，严重歪曲了文学的审美本质；有人将文学当作一种既无时间，又无文化氛围的普遍人类本质的反映，像“俄狄浦斯情结”之类，这是对人性和文学的一种粗暴简化；形式主义则将文学当作一种自我关注、独立自足的封闭系统，这扼杀了文学的“流通”和“塑造”功能。“新历史主义”纠正了这些偏颇，揭示了文学与文化历史的互动关系，这不能不说是对文学理论的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念的丰富。

（二）文学的政治功能：巩固与颠覆。如上面已指出的，“新历史主义”强调文学对历史的塑造和干预作用，它反对像蒂里亚德（tillyard）在《伊丽莎白世界图画》（1943）中所表现出的对“形而上”秩序的信奉：认为莎士比亚时代的文学都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其中心是一种神圣秩序。这样一种观点将文学看作是社会秩序的体现，从意识形态上巩固了这种社会秩序，使其合法化。“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的政治性体现在对现存秩序的巩固与颠覆两个方面。莎士比亚戏剧表达了反叛的意向，这就是其“颠覆性”所在，但其所使用的话语仍被“含纳”（contained）在维持现存秩序的话语当中，因此，反而从另一方面巩固了现存秩序。例如，福斯塔夫对君主秩序的抗拒从反面使亨利王更有效地应付这种挑战，从而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王权。“新历史主义”充分注意了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在历史上所起作用的复杂性，对其巩固与颠覆作用的揭示是很深刻的，权力需要异己、他者，即有颠覆性力量的存在才能确立自己存在的合法性，这就像警察要依赖于犯罪的存在而存在一样。文学一旦产生，作为一种话语进入历史“流通”，它的作用将不再受作者的控制，而是在社会、文化网络中尽情地发挥它的复杂力量。

这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主体性问题。作为个人的作家是主体，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也是主体，作家和文学同时都是历史的组成部分，作家的主体性通过作为话语流通进入历史的文学而发挥出来。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赋予文学艺术两种功能，其一是认识论的，但又不同于知识形态，恩格斯曾称赞巴尔扎克提供的经济细节和知识比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提供的总和还要多；其二是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它或者有助于维护既定的社会秩序，或者有助于打破这种社会秩序，这种维护和打破的功能也就是文学艺术的巩固和颠覆功能了。这和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强调是相辅相成的。马克思曾说，人类史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他肯定了人类创造了自己的历史，他将意识能动性作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他肯定了男男女女都在创造自己的历史，但这种创造并不是任意和自由的，马克思像黑格尔一样强调历史的整体性，强调整体的历史进程但又不忽视个体的特殊性作用，卢卡契认为这是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也就是“具体的总体”，总体性离不开具体性，具体性摆脱不了整体性。

人们的思想意识作用（能动作用）与历史进程的这种辩证关系在“新历史主义”文学观中的表现是明显的，但是，“新历史主义”在看到个人、文学、文化对历史的塑造和干预的同时，更多地强调了这种力量的有限性，它们在历史的相互塑造中处于一种次要的、从属的、非主导性的地位。

有意思的是，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虽然也强调文学艺术的政治，但他们却认为这种政治须通过文学艺术的审美功能来实现，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技术理性统治一切的时代，当今社会是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一切都整齐划一，从制度上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必须从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入手，恢复和重建人们的多纬度生存，最终反抗这样的社会。这也是一场审美革命。马尔库塞的“感性革命”论显然也只是一个乌托邦。他颠倒了社会文化制度与思想意识的关系，夸大了思想意识的革命。

“新历史主义”显然并没有赋予文学这样一种改变人们的思想意识，从而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伟大使命。它对个人主体和文学的意识形态功能都保持了一种清醒，对其加以限制。

三、小结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9

关键词：世界史重构全球化以人为本

对于世界史的涵义，阿克顿给予了经典表述:“我所理解的世界史不同于各国历史的凑合,不是结构松散的东西,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不是记忆的沉重包袱,而是心灵的启发。世界史是一个各民族历史都附属于它的连续不断的过程。各民族的历史将被讲述,但不是因为它们自身,而是因为与更高级的系列相关,并从属于该系列的缘故,是根据时代和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的作用程度来讲述。”1世界历史的人文内涵各要素互相联系，人类五大文明起源虽起源不同，但许多发展规律一样，人类各种族的文明和文化特点不一样，但通过不断融合和交流能取得更大进步。

一、背景

20世纪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史学研究国际化的趋势,导致“历史学家的视野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2,各国各地区的史学研究得到不断普及和深化。一方面西方历史研究的地域范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二战后西方学者“对世界上欧洲之外地区的历史突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3。世界史重构的主要原因如下：一是两次世界大战后各国寻求新秩序，史学也寻求一种“新秩序”――重构世界史。人类深刻地感受到了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苦难，故要从中汲取教训，大战后国家之间重组利益。历史研究领域也紧跟时代步伐，完善理论体系。二是苏联的解体促使史学家把眼光投向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1989年的东欧剧变和1991苏联解体带来雅尔塔体系的瓦解，中国吸引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眼球。三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下各种新的史学方法出现的推动。计量史学，口述史学，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性别史学等相继出现。科技的进步使我们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丰富翔实的资料和先进的方法。四是全球化的影响。在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史学研究也走向世界，从多角度多层次发展的眼光看待世界史。

三位历史学家思想所产生巨大的影响：斯宾格勒、柯林武德、汤因比、克罗齐。马克・布洛赫《为历史辩护》也是体现。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也确定了文化史研究的思路。在他们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了进步的史学观念。在他们高瞻远瞩的历史研究推动下孕育了巴勒克拉夫、斯塔夫里阿诺斯、本杰利，即在张广智先生的这本书里谈到了全球史的一些开创者的情况。

全球史的研究火热是一种表现现象，其实质是人的觉醒，人的思想的发展，人类文明的进步。

二、代表人物及其观点

所谓“全球史观”，更重要的是一种历史思维、一种历史认识的“方法”，非理论基础。“全球史”跳出了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的框架,“把研究重点放在对人类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的诸历史运动、诸历史事件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上”4。同时“考察人类文明在不同地区的产生、发展、交往、对抗、融合、扩散等过程”5。运用跨学科的比较分析方法来揭示在传统“世界史”和民族国家历史架构下常常被忽视的人口迁移、环境变迁、帝国扩张、技术转移乃至传染病扩散等历史现象。另外，“全球史”将自然历史、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部分纳入研究范围。这是一个很大的范围的拓展和进步。

1、威廉・麦克尼尔

麦克尼尔在《世界史》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文明的起源与四大文明的定型”、“文明的平衡状态”、“西方主宰世界”、“走向全球大一体”。麦克尼尔相信,编纂一部全人类各个部分、各种文明密切相关、相互交流、休戚与共的世界历史,是有助于减少国际冲突和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

麦克尼尔《西方的兴起：人类社群史》是公认的全球史奠基之作。《瘟疫与人：传染病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在西方史学史上具有标志性的地位，被誉为“革命性著作”。《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在军事史领域也具有重要的开创与指导意义，“无论依据何种标准来衡量，都可称作是一部学术杰作。”个人觉得它是人类历史研究领域扩大的表现，也是人的不断进步的表现。这些著作不在只关乎帝王将相，也关心黎民百姓，不仅关注欣欣向荣的历史，也关注历史的黑暗的一面，不仅仅关注富丽堂皇的历史，也关注不登大雅之堂而有用的历史。麦克尼尔与巴勒克拉夫思想是互相影响的，只是谁更明确提全球史观，深层原因是当时所处时代决定。

2、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1955年出版的《处于变动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他的“全球史观”的思想。1976年问世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明确地将这种看法阐明为“全球史观”。其提到世界史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全球的历史观，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贯穿巴勒克拉夫“全球史观”这一理论和方法的经典之作则是其《当代史导论》一书，而对于世界史研究同仁也具有影响。

阿诺德・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指出“我们从未见过任何单个人或者人类可以超越他在生物圈中的生命而存在。如果生物圈不再能够作为生命的栖身之地,正如我们所知,人类就将遭到种属灭绝的命运,所有其他生命形式,也都将遭受这种命运。”我们要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巴勒克拉夫也明确指出“中国和地中海地区在若干个世纪里经历的道路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互不相同的。如果我们硬要将它们纳入一个单一的模式，那么，这样来重现他们的历史必然会严重违背历史真实性。”6

“全球历史观”要公正地对待与评价世界各国和各地区的文明，用“全球史观”重构世界和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抛弃了传统的国别汇编的世界史框架结构。如吴于廑说：“研究世界历史就必须以世界为一全局考察它怎样由相互闭塞发展为密切联系，由分散变为整体的全部历程，这个全部历程就是世界历史。”7吴老的观点是常思常新，我们要站在一定的高度，跳出自己思维局限，全面认清历史发展的事实。从世界整体出发来考察当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当代史学导论》的贡献不仅在于全球性眼光和新的视野，还在于方法上的革新。另外，这也与传统的历史主义方法有悖，却不失独到。“这部著作的最大的理论贡献，就在于它形成了一种新的宏观世界史体系理论，……在这里，全球史观与世界历史新体系合二为一，统一于巴勒克拉夫的史学思想体系之中。”8

3、L.S.斯塔夫里阿诺斯

19世纪史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古奇在总结19世纪的西方史学时说,那时“历史的范围一直在逐渐扩大,直到它包括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自然界的影响,经济因素的压力,思想和理想的起源和转化、科学和艺术、宗教和哲学、文学和法律的贡献、物质生活条件以及群众的命运,这一切现在也同样要求历史家的注意。历史家必须不断地观察生活,也必须全面地观察生活”9。历史研究总是与人类的生活密切联系在一起。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力于世界体系的创新，出版了《全球通史》、《全球冲突：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世界历史的生命线》等重要著作，以构建符合现时代、体现“全球历史观”的新的体系。“他已完全脱开西方中心的历史观念。他的思想发展正反映了现代世界的扩张所带来的反省”10。

张广智先生在书中归纳了四种世界史类型。一是希罗多德-伏尔泰的总体型的世界史。二是波里比阿-兰克的国际关系型的世界史。三是圣奥古斯丁-鄂图的基督教神学型的世界史。四是斯宾格勒-汤因比的四边形思辨型的世界史。这是一种历史解读。新时代下，当下的全球史观的特征呈现如下：一是重点考察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内部结构的构成和演变。二是观察的视角不一样。全球史是站在月球看地球的全球视角，属于三维立体的范畴，有强烈的空间感，关注的是历史的整体发展、横向联系与长时段的历史变迁。三是研究的方法有不同。全球史研究超越了历史学范畴，涉及人种、生物、生态、地理、气候、坏境、疾病海洋等许多其他学科的领域，除了实证的研究方法外，还有其他学科的方法，如比较分析法。四是治史的观念是以人为中心，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整体考察。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世界史的研究应体现出全球性，还应显示出当代性。全球性不但体现了当代性，也是世界史的灵魂。斯氏的著作没有完全避免西欧中心论的窠臼，这是其个人局限性使然。

4、杰里・本特利

在新全球史运动之前,全球史写作的主题多是沿着两个思路写作，一种思路是从宏观的范围对文明的命运的跨地区研究和反思。前一思路的代表作就是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另一种思路则是全球史掩盖下的国别史或者地区史。

《新全球史》按时代特征、社会内部结构的变化、文明间交流的程度和全球化的进展情况把复杂的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其七个阶段代表着紧密联系的几个历史时期,构建了世界历史的框架。

《新全球史》自觉突破强调、文化排他性、社会特殊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特别关注不同传统之间的联系、交流和互动,强调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当作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这种部分的划分不可避免夹杂着很强的理论性一种划分规则。但是事实是历史有时不遵循这些规律和理论。在全球运动的总趋势中,本特利强调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但是这里还忽视了或者说没有强调的是人本身的因素。

在这些交流形式中,跨地区的技术传播、农作物传播、病毒传播容易一些,而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可能最大,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抵制的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非常少见。因为人都有自身的秉性，而且在最初都是认为自己是最好的，从而也就不能认识其好的方面且为自己所用。其英文原著的书名traditionsandencounters中的encounter不仅指“交流”,还强调“冲突”。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交流和融合有正面的效应,也会有负面效应,经济摩擦、文化矛盾的出现在所难免。这一观点在《新全球史》一书中表达得也较为充分。

三、反思与评析

从20世纪50年代起，以巴勒克拉夫为先导，在其新的世界史观的影响下，在西方出现了一批比较重要和具有个性特点的世界史著作次不赘述，全是全球史观著作的重要发展表现，却都是在其框架之下的一种阐释。

在国际学术界，全球史学派的创始人当推马克思，150年前马克思关于全球资本对新型市场的开拓发展，已将全球紧张密关联起来的论述，为全球化的现实所证明。“全球史学派的影响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各种重构世界史的编纂潮流中已经开始显现出来。”11年鉴学派提出“整体历史”（总体史）与“历史综合”的口号，是历史学走向整体化而又不失史学自身特点的一个范例。《碎片化的历史》讲的就要防止历史碎片化。让历史有之细化的一方面，但是我们也要从整体上去把握历史，黑格尔说过：“我们从历史得到的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没有从历史中得到教训。”这也赋予我们以自己的思维汲取教训，不断总结和整理历史，注重历史的整体性，意义重大。

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学派的“如实直书”值得借鉴。社会史研究也很是火热。比较史学、心理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影视史学等新的历史研究方法是全球眼光下研究历史表现。人要有开阔的视野，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下还得注意自然发展、人的个性和多样性，跨学科研究。历史研究的价值取向总有一些亘古不变的因素，关注人文，关注自然。

全球史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必然结果，其早期代表人物布洛赫就指出“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12我们要实现自己的愿望，要认清自己，告诫自己是为什么，从而拥抱整个世界。

注释：

[1]Breisach,ernst,Historiography:ancient,medievalandmodern,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p320.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48页。

[3]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55页。

[4]于沛：《全球史: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全球史》，《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5]钱乘旦：《关于开展“世界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3期。

[6]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55-266页。

[7]吴于廑：《世界历史――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见《吴于廑叙述论著自选集》，第86页。

[8]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6页。

[9]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下，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859页。

[10]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8页。

[11]于沛主编：《20世纪的西方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3页。

[12]马克・布洛赫：《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1页。

参考文献：

[1]（英）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2]（英）巴勒克拉夫著,张广勇,张宇宏译.当代史导论[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3](英)约翰・伯瑞著，范祥涛译.进步的观念[m].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

[4]（英）斯塔夫里阿诺著，吴象婴，粱赤民，书慧，王梁赤民，审校.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著，魏凤莲,张颖,白玉广译.魏凤莲,统校.新全球通史(第三版上下）[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6](法)马克・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7]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

大学历史与文化篇10

[摘要]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的演变过程。而在中国近代史领域，历史人类学已经展开一些研究实践，但是尚需进一步提倡。这种提倡表现在三个方面：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

ReviewsonHistoricalanthropologyandmodernChineseResearch

Keywords:historicalanthropology;modernChinesehistory;socialhistory;socialculturalhistory

abstract:Historicalanthropology，risinginlate1980s，belongstotwodifferentsubjectsinscholarlyperspective，butitplayedimportantrolestodevelopthecombinationofthetwosubjects.inhistory，historicalanthropologyexperiencedtheprocessfromsocialhistorytosocialculturalhistoryandfinallytohistoricalanthropology.andinmodernChineseresearchfield，therearesomeresearchpracticesinhistoricalanthropologybutmoredevelopmentsareneeded.thiskindofdevelopmentliesinthreeaspects，namely，subalternperspective，localexperienceandtheinteractionbetweentextandfieldrelating.HistoricalanthropologywillhaveusefulinfluenceonmodernChineseresearchandbecomeakindofmiddletheorybetweengrandnarrativeandexperimentalresearch.atthesametime，historicalanthropologyabsorbsmuchfromanthropologybutwecannotabandontheessenceofhistorysubject.

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史的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p148)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纵观20世纪“流质善变”的新史学，其本质无非是如梁启超所云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历史学正是在这种“襄理旧业，益以新知”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革新和转移。随着社会科学领域日益消融学科边界，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潮流的兴起，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借鉴、融合和对话。历史人类学便是历史学“革新”的诸多表现之一。

何谓历史人类学?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持论极端者甚至称：“这门新兴学科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绝不是史学的分支。当然，作为文化人类学与史学结合的产物，不可避免地要与史学发生联系。但这绝不意味着与史学不分主次。就其实质而言，历史人类学延续的是文化人类学的传统；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它肯定要借鉴、运用史学的方法和理论，但这种借用只具有辅助作用。”[3]而历史学者则认为，无论勒高夫是否算作第一个“抢注”了“历史人类学”的学者，这个从名词上看似乎应该属于人类学分支的学科，至今在人类学中还没有成熟的发展。[4]

究竟是历史学的人类学化，还是人类学的历史学化，历史学与人类学者从各自的学科本位视角出发，提出了既相通而又各异的说法。文化人类学强调历史人类学的出现弥补了以往人类学研究对历史重视不够的缺憾，给予人类学以“历史感”。而历史学则比较看重历史人类学带给传统史学研究的新鲜视角、理论方法以及“现场感”。不管怎样，兴起于20世纪8。年代中后期的历史人类学，“使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增大了‘现场感’和‘共时性’；使人类学研究添加了‘厚重感’和‘历时性’。我们没有理由不为学术舞台上这样的‘联袂出演’而喝彩”。[5]换言之，历史人类学尽管从学术传承上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出现为消融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边界，促成两个学科的交叉与融合，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到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的形成，得益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自我反省”和互相借鉴以及消融学科边界的努力和实践。在人类学中，从早期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到著名的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再到后期的格尔茨、萨林斯等人，持续不断地对“历史”的强调，终于打破了文化人类学研究缺少“历史”深度的遗憾。在历史学内，“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

按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在《历史人类学》一文中所述：“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习惯、行为习惯、饮食习惯、感情习惯、心态习惯。”[6](p238)历史人类学在史学的传统内可以追溯到1782年法国史学家勒格朗·多西所著的《法国私人生活史》以及伏尔泰的名著《习俗论》。不过，笔者以为在历史学学科范畴内，历史人类学滥觞的真正源头应该回溯到年鉴学派所提倡的社会史。正是年鉴学派所开创的对上个世纪影响久远的社会史，孕育了历史人类学的胚胎。

历史人类学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宗师马克·布洛赫与吕西安·费弗尔的重视。马克·布洛赫在其未竟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以充满激情的笔调将一个在国难当头之际的著名历史学家对史学的认识揭示得淋漓尽致。他指出：“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像力。”[7](p10)又云：“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7](p23)把“人”以及对人的“理解”作为历史学的中心，可以说是马克·布洛赫等年鉴学派史家在史观上的杰出贡献。而他的《国王的触摸》一书则被誉为历史人类学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讲的主要内容是英国、法国在举行庆典仪式时，国王具有一种医治百病的力量。透过这种带有传说性质的民俗故事，马克·布洛赫以人类学的视角，进行了一番历史探讨。该书不仅在研究对象与研究手法上成为与传统史学迥异的“新史学”作品，而且似乎也确立了与民俗学研究不同，整合社会学、人类学的新研究模式—历史人类学模式。

吕西安·费弗尔的贡献则在于首倡“心态”对历史的重大影响。众所周知，在历史人类学中，心态史的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费弗尔的名著《马丁路德传》与《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两书，致力于历史学与集体心理学之间关系的探索。在《拉伯雷和16世纪的非信仰问题》中，费弗尔力图表明在拉伯雷所处的时代，看起来好像与现代人极为接近，但其实却是相当遥远的，而这是由于心态器具上的极大差异所造成的。由此观之，费弗尔的心态史研究乃是从语言、文字入手，并以长时段的历史时间作为其历史观察的主体架构，强调心态本身的不易变动性。安德烈·比尔吉埃尔认为：“今天历史人类学正是在研究心态世界中继续进行着最有成效的研究。由吕西安·费弗尔引入史学家词汇库的心态概念，在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方面还不够明确，但相当开放。”[8](p256～257)对心灵、心态与集体意识的关注，构成费弗尔史学研究的特色。“探讨长时段中人们的态度是心态史的特点，而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方法是最为行之有效的。心态史与历史人类学的关系密不可分。”[9]

除了承继第一代学者的学科整合和对非政治史的关心等传统之外，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第二代学者，不再满足于只对日常生活习俗的挖掘，发展出“长时段”与“结构”的历史。布罗代尔的著作《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不仅精辟地论述了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它体现的一个地区(地中海)的“整体历史观”，对后世影响深远。在该书中，布罗代尔匠心独具地以区域性的地中海空间而不是民族国家作为其著作的边界，并将传统史学研究的划一性时间析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人时间，每一个时间层面对应着不同的历史。由此观之，区域历史与时间的多层面性，是布罗代尔这本名著为后世历史人类学者提供的重要启示。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年鉴学派进入以勒高夫等人为代表的第三代时期。与前两代学者相比，第三代年鉴学派学者在学科整合的路上走得更远，加上英国、意大利等国“新史学家”的努力，世界历史研究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建立在年鉴学派社会史发展基础上的新的历史研究潮流蓬勃兴起，这就是彼得·伯克所称的“新社会文化史”。“这场新运动肇始于法国(这里，它与美国和所称的年鉴学派第三代相联系)，并传播到许多其他国家，70年代初传人英国和意大利，八九十年代则播及欧洲其他地区：德国、匈牙利、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等国。[10]新社会文化史的兴起，可视为继年鉴学派社会史研究之后，世界历史研究的又一次研究范式的革新。“这场运动并不囿于历史学家，一些人类学家如克里福德·吉尔茨、马歇尔·萨林斯和理查德·普莱斯均转向历史领域(如爪哇、摩洛哥、夏威夷和苏里南等地的历史)，从而推进了这一新趋向。”[10]由于人类学家的加入，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促使历史人类学的产生，历史人类学也成为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重要研究领域之一。①“社会文化史也常以历史人类学著称，其实践者常受人类学家尤其是克里福德·吉尔茨的启发。像人类学家一样，历史人类学家研究日常生活，并试图找出隐藏于表面之下的规则、常规、习俗和原则。”[10]

雅克·勒高夫1971年出版的《为了另一个中世纪：西方人的时间、劳动和文化》一书，就是一本典型的历史人类学著作。恰好体现出作者致力于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8](p40]的学术努力。保罗·利科认为，该书是历史人类学“最典型的著作”，它有人类学的三个特点，第一是区别感。“另一个中世纪”意味着中世纪与我们有区别。第二，这也是一种对主题有所选择的人类学：时间和劳动，劳动和价值体系，雅文化与俗文化，注重日常生活。第三，这是一种注重无法撰写自身历史的普通人的人类学。[11](p87～88)“过去即异邦”，人类学的问题意识，对底层世界的关注，无疑是该书的特色。此外，新社会文化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微观史的研究也极具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微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卡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都是对一个地方小社区的历史考察。《蒙塔尤》使用宗教裁判所传唤异端嫌疑犯的口供，讨论了14世纪初法国西南部的一个村庄的经济、家庭结构、妇女地位，以及当地的时间、空间、宗教等观念。卡尔洛·金兹伯格的《奶酪和蛆虫》关注的是16世纪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叫“梅诺其奥”的磨坊主的宇宙观和思想。这两本微观史的研究著作的共通之处，则在于都是关注地方小社区(村庄)，研究的方式都借用了人类学的“深度描述”，文献资料主要是从“田野调查”中得来。因而，微观史学的作品也深受历史人类学的影响。

总之，历史人类学的形成过程大致是从社会史到新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是法国年鉴学派所提倡的“学科整合”的深入发展，是新社会文化史的重要特征。当然，列维·斯特劳斯、格尔茨、萨林斯等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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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按照彼得·伯克所言，新社会文化史的五个领域分别为：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以及历史叙述。

二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13]在20世纪30年代才基本成型的“中国近代史”学科，是在20世纪初社会与学术大转型的时代里，吸收新的史学理论与史学思想，发现新的文献材料(主要是指清宫档案)，并最终确立其学科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近代史”自学科创建之初，就相当注重其他社会科学理论的借鉴和运用。曾任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的蒋廷黻曾说：“其他人文学术，大能帮助我们了解历史的复杂性、整个性和帮助我们作综合的工夫。”[13](p337)学科整合的“综合史”研究，尽管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得不尽相同，但却成为此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传统之一。

20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研究自然也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社会史与新兴的新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历史人类学取向的研究也日渐受到重视。与中古史、上古史研究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似乎在历史人类学方法的采用上更是得天独厚。首先，一切历史学研究的基础是文献资料，缺少了文献资料的史学研究无异是空中楼阁。相对来说，有关近代中国的文献浩如烟海，史家穷尽一生的精力也未必能阅尽所治领域的全部文献。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性”研究对史料以及史料种类的丰富性要求极高，因而，至少在文献层面上，中国近代史研究要比古史研究更容易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其次，历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是“田野调查”，需要深入到一定地域进行实地考察、观测体验与搜集资料。且不说上古史由于距今年代久远，不易进行“田野调查”，就是明清两代，由于几百年来时局的变幻，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也都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相反，近代中国的许多风俗、习惯仍然在延续，近代史研究的“田野调查”则比较容易，也应该不断展开。再者，从中国近代史以往的研究状况来看，“田野调查”一直是其研究的“传统”之一。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开始，许多社会学家与人类学家就开始着手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进行调查，较为著名的有1933年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的这本著作，在世界人类学学界也具有深远影响。它的出版改变了以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多是在无文字的“野蛮社会”展开的状况，从而超越了人类学研究的时空格局，费孝通本人也成为本土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因此，《江村经济》也未尝不可以视作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本土”的源头。1949年之后，中国近代史学界为了弥补和丰富研究资料，许多学者相继展开实地调查。如南开大学师生对天津义和团的调查、山东大学师生对山东地区大刀会、神拳、义和团运动的调查等。80年代以来，在华北地区，先后有山东大学路遥等来自多所大学的中国教授与日本学者联合开展的社会调查；南开大学魏宏运先生所进行的华北抗日根据地与冀东农村的调查等等。在华南地域，法国著名汉学家劳格文教授主持进行了对广东、江西、福建等地的实地调查，内容涵盖宗教、民俗、宗族、客家研究等诸多方面，而且出版了系列调查成果。综上所述，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应有更为广阔的前景。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近年来以治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领域最为集中。《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作者柯文在谈及人类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影响时称：“但是这种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变得更加重要。这一发展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人类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中国的民间宗教。而当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转向民间文化的研究时，他们发现民间文化与民间宗教密不可分，因此十分倚重人类学同仁的研究成果。”[14]笔者的专业领域即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民众宗教意识研究，因而对于这一领域的历史人类学转向深有感触。

实际上，笔者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近代民众宗教意识以来，面临的首要问题即为文献资料的匮乏，传统的史料不足以支撑这项极具学术价值和挑战性的研究。万事开头难，我们常常是在披阅上千万字文献资料之后，才找寻到不足几万字可以采用的资料，历史学范畴内可资借鉴的资料比较缺乏是非常明显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通过努力先后发表了《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中国民众意识》等著作和论文。其间，也自觉不自觉地走入“田野”中去“发现”史料，通过寻找散落在民间的档案、族谱、碑刻、契约、善书和对当地居民的深度访谈，来完成史料的搜集工作。在这一过程中，走人“田野”完全是一种研究自觉，许多经验也是从实际中而来。向人类学家的经典著作寻求“帮助”是相当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亲身实践。1998年上半年，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访学，主要是在香港调查佛教、道教信仰者的实际状况，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搜集、整理各种原始文献，利用现代化手段搜求口述历史资料，同时也与时任宗教系主任、极力主张通过田野调查开展民间宗教研究的欧大年教授和常年致力于东南地区客家传统社会、道教文化田野调查的法国远东学院的劳格文教授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交流。此后持续数年，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欧大年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范丽珠副教授合作研究与中国近代民众宗教信仰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穿梭在河北平原的村落、市镇之间，有时候很难辨别出自己到底是历史学者还是人类学者。应该说，至少在中国近代民众宗教史研究这一领域，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并非是刻意的追求，而是一种出于研究需要的学术自觉。因为，只有走向民间，进入“田野”，民众宗教研究才具有更大的生命力。

事实上，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中表现出历史人类学倾向的作品并不少见。海外近代乡村史研究的许多作品本身就属于社会史或新社会文化史的范畴。这其中以黄宗智与杜赞奇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尤其值得关注。黄宗智享誉史坛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一书，就是利用满铁调查与自己的实际调查，写成的一部区域史经典之作。该书的写成实际上已经包含了若干历史人类学的元素。他的另一部名著《民法的表述：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此书早年的一个版本名为《清代的表达与实践：民事审判与民事调解》)，依据清代的巴县档案、宝坻县档案、淡水—新竹档案和满铁资料，着重研究当时的政府是如何处理婚姻、继承、钱债、田土之类在中国古代称之为“民间细事”的民事经济纠纷，重现清代司法的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黄宗智的这部法律史著作，并没有因循以往法律史的研究思路，而是深受人类学家影响，特别注重地方民间诉讼档案的运用，是一部相当成功的历史人类学著作。黄宗智本人亦说：“我相信新文化史已经对我自己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的一些从事社会史和经济史研究的朋友可能看到了我最近关于法律的著作，这本书与其说属于老式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不如说更类似于“新文化史。”[15]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是研究近代华北农村权力结构与社会文化的专著。该书在史料和理论的运用上均有其独到之处，在学术界业已引起相当大的反响。除却在研究资料上大量引用地方文献，在研究手法上颇为注意对人类学结构—功能理论的借鉴之外，“权力的文化网络”是这本书所提出的最富启发意义的学术概念。而这个学术概念及其所整合的一系列子概念，都带有浓厚的象征人类学的意味。也许，作者对象征人类学只是工具性的借用。作者曾说：“作为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相结合的产物，社会史学者常常面临着使这两类精神探索模式分离开的许多根本性不同……如研究中央化过程与地方化过程的不同，上层文化与大众文化、机能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叙述与分析等的不同。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偏重于前者，而社会科学家则倾向于后者。但对社会史学者来说，却力图将两者沟通起来。”[16](p188)《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一书正是杜赞奇力图“沟通”两者的学术实践。

受海外历史研究的影响，国内有关中国近代乡村史的研究也出现了历史人类学的转向。时下许多关于乡村史研究的专著与论文，都冠以“历史人类学”解读的方式。2002年出版的张佩国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一书，就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该书以地权作为反映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江南乡村变迁的全息元，力图突破以往对“地权”的经济史研究模式，转而把人类学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法制史整合在一起，以历史人类学的方法重新审视江南乡村这一时期的历史。作者的研究视角、问题意识都明显地受到阐释人类学与黄宗智、杜赞奇等学者的影响，鲜明地体现了社会史与社会文化史互相融合的治学之路，这种融合的前提就是对地方主体性的尊重。“地方民众的社会主体性不是抽象的理论原则，而是在地方性秩序场境和他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得以自然的流动，研究者的任务只是尽力发现并以叙述文本的方式尽量呈现其内在的逻辑。”[17]

应该说，除了民众宗教史与乡村史之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其他领域，历史人类学的尝试相对较为薄弱。相信假以时日，历史人类学将会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研究方法，有助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化。

三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互动

初步梳理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发展脉络之后，另一个问题接踵而来，那就是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如何提倡和使用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任何一种前瞻性的学术展望，都要切实地立足于既往的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基础之上，才会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应用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期望历史人类学在未来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呈现出不断发展和多样化的态势，同时，更要注意处理好相关的问题。正如葛兆光所言：“我们应当注意到在人们生活的实际的世界中，还有一种近乎平均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作为底色或基石而存在，这种一般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真正地在人们判断、解释、处理面前世界中起着作用。”[18](p13)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实践离不开那些近乎“平均”的视角、方法与问题，这就是底层视角、区域经验、文本与田野的互动。

“底层视角”，用现在社会史流行的话语又叫做“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事实上，“底层视角”也体现着历史人类学在历史学学科传统内与社会史的血脉渊源。毕竟，历史人类学是社会史研究的一种深入发展而不是断裂，历史人类学也不仅仅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更多的是一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和视角。在某种情况下，属于历史人类学的许多研究与社会史研究很难划出明显的界限。因为它们在研究领域、研究理论、文献对象上形成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的状态，“底层视角”就是这种“共享”的一种具体体现。

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首先意味着学者研究取向发生“眼光向下的革命”，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史的流行话语之一。自法国年鉴学派开创社会史研究以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不再囿于传统的政治史、战争史，对精英人物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兴趣开始让位于普通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民间琐事”。对生活在历史进程中的普通民众的关怀，以及从看似芜杂琐碎的“下层历史”中揭示出重大的历史命题，是社会史学者的学术理想和关怀。历史人类学在研究取向上承继社会史这一传统，同时在研究对象上更偏重于对下层历史与大众文化的关注。这似乎与其具有人类学的渊源有关。从人类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人类学最初的研究领域为远方的“初民社会”，是属于无文字历史的“野蛮”社会，及至后期开始转入对非工业社会的研究。它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研究领域始终偏重于“下层”与“落后”社会。历史人类学为历史学与人类学学科结合的产物，因此“底层视角”的取向，应是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实践的自觉取向。“底层视角”还意味着历史人类学在文献上的转向。研究者们的眼光向下随之带来的是史料如何足以支撑研究的观念。历史人类学与社会史相比，对民间与“下层”史料的丰富性要求更高，因而，“底层视角”要求必须向“下层”社会寻找史料。史料层面上的“底层视角”，将在下文详述。

再者，中国近代史中历史人类学“底层视角”的取向，也意味着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变革。中国近代史以往的历史研究，常常在“客观”的理念下，忽视了研究者的创造性和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以笔者所从事近代的民众意识研究为例，对民众意识的解读与把握，如果不深人到当地特殊的社会文化处境中，就很难对许多纷繁复杂的表象做出深入的研究。换言之，以我们研究者的思想文化观念去解读民众的精神世界，往往是不够的。“底层视角”在这个意义上意味着历史学者不仅要“俯身”关注下层社会，而且要融入到下层社会的历史处境之中，以理解的眼光和“移情”的态度来看待所研究的对象，并且尽量从当地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研究对象。阐释人类学家格尔茨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其实也正是一种“底层视角”的精神。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区域经验。所谓“区域”就是赋予历史研究一定的空间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一支区域社会史近年来获得蓬勃发展，譬如王振忠对徽州的研究、华南学派对华南地域的研究以及笔者所在的南开大学对华北社会的研究等等。区域社会史的兴起，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史向精深、细致方向发展的结果。因为历史学者在研究中发现，过去那种宏大的一元论研究模式，常常掩盖了许多地域性的差异，对历史的解释也不能令人信服。而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的人类学，其学科特点是天然带有“区域”的空间性质，“社区和认同”是人类学的重要问题。所以历史人类学无论是从社会史还是人类学的传统出发，对区域经验的重视都是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

“区域经验”在以往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中也证明了这一点。以提倡历史学与人类学对话的华南学派，如中山大学的陈春声、刘志伟在80年代初与海外学者萧凤霞、科大卫等人的合作。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叫樟林的乡村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厦门大学的郑振满与武雅士、庄英章、丁荷生等人类学家合作，研究福建特别是莆田地域的社会史。香港科技大学蔡志祥等人对香港、广东一带民间信仰情有独钟。他们深受人类学影响的的历史研究，各自带有明显的“区域”取向，或者把研究目光聚焦在一个乡村，或者将注意力“集束”在一个文化地带。而他们在研究整体上又构成了对华南地域社会的深入探讨，合力将“华南区域经验”推向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在这里，“华南区域”的社会文化内部结构成为这些历史人类学学者研究的边界和做出解释的“地方性知识”。笔者所从事的近代中国民众宗教意识与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华北社会。这种“区域经验”的形成一方面取决于史料文献大多来源于华北的乡间社会，“田野调查”主要在华北地域进行。更为重要的是，对许多文化、宗教现象的理解和判断，都离不开华北区域社会的文化结构。

实际上，对“区域”或“社区”的重视，不仅是因为集中注意力于一个特定地域，容易对所要分析的对象有比较深刻的了解，达到一种深度，更隐含着历史人类学学者力求“通过小地点，追求大问题”的学术诉求。因为将研究置于一个地方性地点，不但会取得对地方历史与文化的深刻洞察，而且可以此为基地，投射到更广大的空间和概念网络。这样，“分散”的史学研究，才能“汇聚”成研究通识。从这个意义上讲，“区域经验”与“总体认识”是相辅相成的。

中国近代史历史人类学实践的另一个关键因素，在于文本与“田野”的互动。历史人类学有别于传统史学研究的最为外在的特征，就是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借用。众所周知，田野调查在文化人类学中的地位，就如同史料之于历史学一样。“我们可以明确地说，整个文化人类学领域离开了实地田野调查研究就没有生命力。”[1]整个文化人类学研究就是建构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从历史学传统来看，“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是历史人类学的“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要求所致。最直接的问题就是随着研究观念的革新、研究视角的下移。传统史料已然不能满足史学家的要求，必须寻找新的史料来支撑研究。“田野调查”就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来源。

“田野调查”引入历史学之中，就会发生一个问题，历史学范畴内的“田野调查”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有何不同?这也是目前历史学者饱受人类学家诟病的一个问题。因为在人类学家的眼里，所谓的“田野调查”必须在当地参与生活较长一段时间；调查者必须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有资格称作“田野调查”。而历史学者在这方面似乎更像“游击队”，没有经过严格的训练就自称是“田野调查”。不容否认，时下的许多“田野调查”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人类学家的诟病背后其实也隐含着学科本位的不同。在笔者看来，历史学视野里的“田野调查”与文化人类学领域“田野调查”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主要任务是到当地去“发现”文献资料。换句话说，“文献”才是历史人类学者“田野调查”的基本任务。因此历史学者所考察的是“田野现场”的过往的历史，“田野现场”的“现在”是历史的延续状态，透过“现在”发掘“历史”才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人类学家恰恰相反，他们所关注的重心是“现在”，“历史”是了解“现在”的途径，这种关注重心的差别，也是造成历史学与人类学在“田野调查”上明显不同的根本原因。

既然历史学学科内的“田野调查”主要是以取得“文献资料”为目的，那么“田野调查”究竟为历史学文献贡献了什么呢?首先，正如笔者上文所言及的那样，“田野调查”为历史人类学实践“底层视角”与“区域经验”提供了新的史料，并对传统的文本文献资料产生弥补与互证的作用。其次，“田野调查”在为历史文献资料贡献方面，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学者的“文献观”有所变革。传统史学工作者所面对的基本上是文本史料，所以对

史料的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考证技术，是历史学者处理文献的主要技术。而“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新史料”，某种程度上是参与“田野调查”者的“发现”，“田野”中何种物件能够成为“文献”，以及怎样将这些散落在民间的“文献”搜集、整理，田野调查者自身的感受、经验以及学术兴趣，都决定和左右着他所得到的文献的类别与数量。在此，历史学者走出书房与文本，在“田野”中完成“发现”文献的过程。显然，这种第一手的文献，也充满了历史学者主观的取舍。

通过田野调查获取文献资料的途径无疑是多元的，这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口述资料的采集和应用。无论是历史学传统内的口述史的研究还是人类学的“深度访谈”，对所调查区域内文化风俗与历史的了解，都离不开对当地人的“询问”。即使是在中国传统史学的经典之作《史记》中，也大量运用了太史公司马迁遍访名山的“口述史料”。因此，口述史料以及获得口述史料的相关技术对于历史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就“技术”层面而言，口述资料的获得取决于调查者、被调查者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事实上，获取口述资料是一个相当复杂而微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尽量去除调查者的强烈“目的性”，如何消除被调查者对调查者的“陌生感”，以及如何引导被调查者打开回忆，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职业，在什么样的地点与气氛中进行访谈，都会影响到获得的口述资料的内容与形式，进而影响到随后的研究工作。笔者以为口述史的经验结合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技术之外，还需要调查者因时因地的应变能力和良好的沟通能力。“技术”层面之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口述采集资料过程中的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口述资料与传统的文献资料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向我们提供研究资料的当事者还生活在现实的世界中，我们获取资料的过程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书斋活动”，而是一种社会性的资源交换。在这种交换过程中，如何保护受访者的权益不受侵害，同时也使调查者不触犯法律，都是获取口述资料过程中学者需要特别注意的伦理与法律问题。从长远发展来看，建立“口述”以及“田野”的伦理与法律规范，养成学者自觉遵守“田野”调查的伦理和法律观念，显得十分必要。

四结语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历史人类学从其滥觞于法国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到20世纪80年代鹊起于世界学术界，其自身的发展历程体现了学科之间的日益整合，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互动。“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人类学的出现是当代史学研究推进的时代标志之一。历史的事实发生过就尘封不动了，变动的是时代，是对历史的解释。如梁启超所说，历史研究为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的不断往复的西西弗式运动，历史人类学至少是这个时代“过往的真事实”与“新意义或新价值”之间互动的一种结果。

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历史人类学的实践在民间宗教史与乡村史两个领域最为集中。相信随着它的展开，历史人类学会对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产生有益的影响，会成为一种介于宏大叙事与经验性实证研究的“中层理论”。从历史学科的本位出发，历史人类学对人类学的吸收借鉴颇多，但是不能轻易放弃历史学科本位。因此，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只有坚守历史学本位，才有资格与人类学及所有社会科学对话。我们从社会科学研究得到启发的同时，更应该通过本学科的研究，为社会科学的理论体系作出贡献。”[10](p458)对历史学本位的坚持，是历史人类学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根本，也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借鉴与吸收的最终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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