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1
什么是自然经济？我们可以分几个或几层含义来探讨。
一自给自足的农民
自然经济的概念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认为，凡是自然的，就是合理的，应予肯定。而经济，希腊语是“家庭管理”，是为了获取自然供给的东西，因而是合理的。所谓自然，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指合乎人类和事物的本性。而分工是由于人的天赋本性不同（如男与女），所以家庭管理（即经济）肯定分工（当然是指自然分工）。①
这样，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就成为自然经济的第一个内容光。——“当亚当耕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族呢？”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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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亚里士多德：《政治论》，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5页。
②系1831年泰勒起义中约翰•博尔的口号，但他是引自英国歌谣。
马克思在论述希腊人公社时，说这种公社存在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而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那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员的再生产”。日耳曼人是住在森林里，彼此距离很远，“每个单位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所以日耳曼人的公社中，“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①
但是，一个家庭的自给自足是有局限性的。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们是集体劳动，共同分配，当然不是家庭自给。在上述希腊人、日耳曼人的公社成员的自由平等的关系破坏，出现阶级后，有新的情况。剥削阶级，无论是奴隶主、封建领主或出租地主，他们的家庭都是靠别人养活，不是自给的。劳动者方面，奴隶的家庭，因为没有自己的经济，也不能自给自足了。在欧洲，农奴多是自有生产工具，如果他有足够的份地，可以成为“自给自足的农奴”②，但是他同时还要供给别人。我国封建社会，农民家庭自给的情况更差些。
我国封建社会，直到明代，还常见“课僮仆以耕”、“僮奴千指”等记载，这些僮仆，和后来的雇农，都是衣食主人、不能自给的。当然，占人数最多的是佃农，但他们在生产以至生活上也不是完全独立的。乾隆时有人说：“盖北方佃户，居业主庄屋，其牛、犁、谷种间亦资养于业主”③。在南方，也常是地主供种子，最独立的江南佃户，大工具（水车，船）也是地主供给。安徽南部的那些“种主田，葬主山，住主屋”的佃仆更不用说了。
自耕农，尤其是较富裕户，可能是家庭自给的。但有些不过是假象。清人张英说：“居乡则可以课耕数亩，其租倍入，可以供八口。鸡豚蓄之于栅，蔬菜蓄之于圃，鱼虾蓄之于泽，薪炭取之于山。可以经旬累月，不用数钱。”④这好象是家庭自给。但细究之，“数亩”不能食八口，他主要是靠“租倍入”，按对半分成计，至少是四个“数亩”，即至少有四户佃农圃来供给。还有养猪、种圃、捕鱼、打柴、恐怕也要依赖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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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76、477、481页。
②《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会1975年版（下同），第890页。
③清档，朱批奏折，财政类，乾隆四年八月初六日两江总督那苏图奏。
④见《垣产琐言》，《皇明经巨文编》卷三十六。
二为自已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
在阶级社会，自然经济作为一个社会经济范畴，不能从单个家庭来解释，必须包括剥削者和劳动者两个方面。
恩格斯说：“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①指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已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地主和贵族对于从农民剥削来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已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换。”②
这可作为自然经济的第二个含义，即劳动者为自己和为剥削者的直接消费而生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劳动者是直接生产者，他们的劳动也是直接的社会劳动，或自然形式的社会劳动（即不需通过交换即为社会所承认的劳动）。为剥削者而生产的部分，或者是劳动的自然形式，即劳身地租；或者是产品的自然经济为前提的。到货币地和租发起来，“虽然直接生产者仍然要继续亲自生产至少是他的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但是现在他的一部分产品必须转化为商品，当作商品来生产。”③同时，剥削阶级的生活，已全部是商品经济了。自然经济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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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勤务员斯选集》第3卷，第441页。
②：《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本，第586－587页。
③《资本论》第3卷，第898页。
自然经济的这个含义，是从生产的性质上说的，但主要是指生活资料的生产，还不是全部生产活动。因而，又有第三个含义。三自我完成再生产的经济单位
马克思指出：“……自然经济，也就是说，经济条件的全部或绝大部分，还是在本经济单位中生产的，并直接从本经济单位的总产品中得到补偿和再生产。此外，它还要以农村家庭工业和农业相结合为前提”。①这段话可称为自然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这正是它区别于自然经济的地方。自然经济是自我完成再生产，所需生产资料基本上是由本经济中提供。这个“本经济单位”又是什么呢？
列宁说：“在自然经济上，社会是由许多单一的经济单位（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原始村社、封建领地）组成的，每个这样的单位从事各种经济工作，从采掘各种原料开始，直到最后把这些原料制造成消费品。”②列宁的话补充了马克思的论点。这里的“家长制的农民家庭”（《全集》本译作“宗法制的农民家庭”）是指从氏族公社向奴隶制过渡中的父权制大家庭。按照我国独龙族、基诺族遗存的情况，一个这样的大家庭包括几十个以至百多个夫妻家庭和为数不多的奴隶，那是可以成为一个自我再生产的经济单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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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96页。
②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选集》第1卷，第161页。
西欧的封建领地，确是典型的自然经济。它除了农田外，还都有大量的公用牧场、草地、森林以至渔场。牧畜业比较发达，木材自给，有的领地甚至向农奴征收盐或铁。农民的代役租，除布、家具、蜂蜜、酒、禽蛋、蔬果外，还有农具、工具、建筑材料等。领地内部的劳动交换和协作也比较发达。法国Cobie寺院庄园有6个铁匠、3个铸工、1个旋工，以及武器匠、首饰匠、漂泥匠、羊皮纸匠。至于木匠、泥瓦匠、马车匠、皮匠、鞋匠、面包师、酿酒人等更是每个庄园都有的。真是从采掘原料到制成消费品，都在本经济单位完成。不仅如此，象庄园里的医生、兽医、占卜星相家和牧师，也应算入自然经济，因为他们也是再生产过程中不可少的。
在中国地主制经济中，这种“单一的经济单位”是什么呢？我以为，应当是大体相当于过去采邑的一个乡里或邑县，包括这一地区的地主、农民、各种工匠、手艺人，还有小商人。否则很难做到从生产资料到消费资料的基本自给。一家一户，包括手艺人户，是一个生产单位，但不是一个经济单位；他们还联合起来，才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每户生产的农产品不尽相同，例如有的粗粮多，有的细粮多，有的不种烟叶，有的缺棉花或豆子。副业差异更大，“西乡女工，大概织棉细素绢，绩苎麻黄草以成布匹；东乡女工，或杂农桑，或治纺织；若吾乡妇工，则以纺织木棉与养蚕作绵为主。”①他们是靠在地方小市场上进行品种调剂、余缺调剂，互相取得原料或成品完成再生产的。这是和西欧庄园经济不同之处。这种调剂往往也经过商人，但它是使用价值的交换，乃至劳动的直接交换，应当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这样，我们可以把自然经济的概念再引申一层，出现它第四个含义，或广义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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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卷五十，补农书下，所论是浙江桐乡县。
四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
自然经济，本来是与商品经济相对立而言。因此，广义地说，凡是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或者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目的的交换，也属于自然经济的范畴。
从这个含义说，不仅包括农民家庭手工业，还包括独立的工场手工业。“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①
引申这个含义，我想，不仅是作为副业的工场手工业，还可把某些城市手工业包括在内。我们说，欧洲中世纪是自然经济，这话包括当时的城市。因为“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②
下面，我谈一下中国的情况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国较早地废除了领主制割据，建立大统一的国家，商业一向比较发达，明清两代更有显著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呢？据我估计，鸦片战争前夕，国内商品的流通额约为3.88亿两，其中粮食占百分之四十二，棉布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盐占百分之十五，以下依次为茶、丝和丝织品、棉花等。③
粮食是最重要的商品，差不多所有其他商品都是直接或间接（通过租赋）和粮食相交换。粮食商品化的情况是观察自然经济的重要标志。④当时，在城乡、地区间流通的粮食约有245亿斤，占产量的百分之十点五，除运河没有交换的漕粮丁赋，商品率不过百分之九。粮食从来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无论农民或地主出卖余粮，都是为买而卖。直到解放前，基本上还是这样。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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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资本论》第3卷，第886页。
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516页。
③拙作《论清代前期我国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
④182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约为25％，1890年日本农业的商品率为20－30％，都是属于自给性生产。1870年美国农业的商品率超过50％，开始商品性生产。
⑤据三十年代一些调查，我国农业的商品率达50％左右，这是把农民之间的调剂和农村返销粮都计算在内，并有假象。我估计，粮食的商品率世纪初不超过20％，三十年代在30％左右。解放后，情况差不多。受影响，商品率降低，1976－1977年均为25％，扣除返销粮只有15％左右。
布是第二位重要商品，商品量约3.15亿匹（每匹3.633平方码计）。这时已有几个商品土布集中产区，所产不过4,500万匹。因此，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商品布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而是农家自用有余的布。不论这种布还是集中产区的布，都是为买而卖，为了使用价值。这时是农村织布户最多的时期，但在作全国总农户中也只占一半弱（明代就更少了）。就是说，有一半的农户是用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向织布户换布穿的。这正是我国“男耕女织”或耕织结合的一种形式。明代以前，麻以及丝与耕的结合也是这样。这也可以看出“家庭自给自足”这一概念的狭隘性。在我国地主制经济中，没有领地或庄园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结合很大部分是通过在市场（主要是地方小市场）上的余缺调剂、即使用价值的交换完成的。
占第三位的商品是盐。盐、铁①从来就是自然经济不可少的补充，盐铁贸易是自然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盐民是小商品生产者，但他们是“只缘海角不生物，无可奈何来收卤”②，才变成可怜的小商品生产者的。挖铁的坑户、渔民、猎户等也是这样。我宁愿称之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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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鸦片战争前铁的商品量约20万吨，在市场上占第十位左右。
②林正清：《小海盐场新志》。
占第四位的商品是茶。茶农也是小商品生产者。不过茶农是多半兼种粮食，即使不种粮食，也可归之于靠山吃山一类，通过使用价值的交换，聊以谋生。
商品经济是自然经济的对立物。但是，单纯使用价值的生产和交换——尽管也会造成市场繁荣——却又常成为自然经济的补充。而其结果是：地主制的封建经济利用它巩固了自己。我想，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五余论
我提出自然经济的“广义的”含义并“引伸”这个含义，也许会变得无边无际。不过，我主要是从思想意识上说的。一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近代史的研究中，有一种夸大商品经济的倾向，以至忽视其封建性。另方面，是鉴于在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讨论中，有一种“自然经济论”的思想。这种理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为价值而生产，价值规律不起什么作用。
社会主义经济是要生产更多更好的使用价值。但它是高度社会分工的、最社会化的生产，这样，它就不能不生产价值（当然是以使用价值为物质承担者）。
首先批判自然经济论的是孙冶方同志。他在《社会主义经济论•提纲》中说，社会主义生产中，“即有商品价值，也有产品价值。理由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或共产主义）不是自然经济而是交换经济。”他们指出，在具体生产过程中，“价值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只反映技术定额”。社会主义生产的c、v和m都必须表现为价值，才能通过交换和核算，节约物化劳动c和活劳动v，增加剩余产品m，价值规律发生作用。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2
在完成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经历了三次重大的变迁。每次变迁都程度不同的包含了对前一种制度的否定。尽管制度的每次变迁都截然不同甚至完全相反，但每次变迁都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和农业发展趋势的论述为其理论依据。这种基于同一理论基础而在不同时期做出相反制度安排的现象，是我们误读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否定之否定；原因探析
一马克思主义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向资本主义农场经营方式转变是市场竞争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必然趋势。
在马克思看来，竞争导致资本集中是市场的内在逻辑，技术和效率则是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技术落后和效率低下的小农家庭经营方式被技术先进和效率更高的集约型经营方式所取代是历史的必然。建国以后我国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从其理论依据和指导思想来讲，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基本论述，即小农经济是前资本主义的产物，存在经营分散，规模较小，市场化程度不高和效率低下的特点。但在国家如何对待小农经济的问题上，在不同时期，基于同一结论的制度安排则完全相反。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时期，我们的做法是通过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农民的小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变一家一户的家庭经营为集体经济组织的统一经营。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传统集体所有制导致的效率低下问题严重影响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农村传统产权制度，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则成为制度安排的不二选择。而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三十多年后，主张通过土地流转方式重新配置土地产权，将分散的家庭式经营转变为公司化规模经营又渐成共识。在制度安排中存在否定之否定现象并不鲜见，但鲜见的是，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中不同时期的制度安排，都基于一个相同的理论观点，即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农业具有经营方式落后和经济效率低下的特点，国家无论是出于防止小农分化的考虑，还是基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目的，都应该用集体所有制的方式将农民组织起来。尽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废除了农村集体所有制的传统经营方式，将大一统式的经营方式变为家庭承包经营方式，但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改革导向并没有改变，其中原因，显然与我们对小农经济所持的上述看法密切相关。那么，为什么基于同一观点会做出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制度安排呢？笔者认为，发生在农村制度变迁进程中的这种否定之否定现象，是我们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农民理论误读的结果，
二相对于资本主义农场经济而言，小农经济具有经营方式落后和效率低下的特点，因此，它必然被资本主义现代农业经营方式所否定，从马克思的分析框架和理论逻辑来看，这一观点不存在任何理论问题，但有的学者却以发达国家同时存在股份制大农场和家庭式农场的事实来否认这一观点的科学性。
前苏联学者卡尔•考茨基在其名著《农业问题》一书中就认为，技术和效率并不是农业生存的前提条件；尽管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因素受工业资本的影响不断增加，但农业生产的特点（如生物特性、季节性等）仍阻碍着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家庭农场及其变异形式仍然存在，自然条件仍是农业中大规模资本主义扩张的障碍。〔1〕美国学者罗伯特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南部高地的实证研究中也指出，工业化国家之所以仍存在有许多家庭农场，主要是由于家庭内部特殊劳动关系所表现出的竞争力，以及自然条件本身限制了剩余价值的工业占有，农场中依靠家庭成员的劳动仍然持续存在。〔2〕可见，在上述学者看来，家庭式农场长期存在一是因为自然条件障碍了资本主义向农业的扩张，二是因为技术和效率不是农业生存的前提条件。我们认为，把家庭农场长期存在的原因归结于自然条件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这一观点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就是，农业所依靠的自然条件是农业资本扩张的障碍。但问题在于，自然条件为什么会成为农业资本向农业转变的障碍，多数研究对此语焉不详，更多的都是一种经验性的叙事，并没有理论上的深入论证。现代化大农场与家庭农场存在的事实，并不表明马克思的理论得不到经验和事实的支持。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论界的多数学者对马克思的观点作了误读，把马克思关于农业的发展趋势单纯理解为股份制大农场取代家庭式小农场的过程，于是就以家庭式农场长期存在的事实对这一观点进行证伪。其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发展趋势的论断，强调的并不是单位经营规模的大小，而是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在马克思眼中，以家庭为单位所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本质上是社会分工不发达的产物，属于前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方式，因此，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这种落后的经营方式必然会被建立在发达分工基础上的社会化经营方式所取代。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造成消灭它自己的物质手段。”〔3〕因为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是格格不入的，“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累进的应用”。〔4〕“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5〕至于小农经济排斥社会化大生产的原因，马克思也作了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指出，“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分工，应用科学，因而也就没有多种多样的发展，没有不同的才能，没有丰富的社会关系。”“每一个农户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然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总之，“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相互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强调的不是劳动者个人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冲突，而是这种私有制的“生产方式”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表面看来，马克思把排斥分工的小农生产方式产生的原因归结于农业生产规模的狭小，也就是“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但是，如果进一步考察分工和私有制的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不是私有制决定分工的发展，相反，是分工促成了所有制观念以及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首先，最初的自然分工促成了原始奴隶制的形成。“分工起初只是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7〕“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8〕这实质上说明了私有制的最初起源。其次，分工促进了私有制的巩固和发展。“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9〕因为“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10〕可见，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工本身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分工造就了私有制，而不是相反，但作为分工产物的私有制，又对分工起着阻碍和促进的作用。马克思讲的小农私有的“小块土地”阻碍分工的情形，并不表明所有制形式是决定分工的根本条件，决定分工发展的仍然是一定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家庭农场，其经营方式与马克思所说的家庭农场存在本质上的区别。虽然从产权构成和组织管理的角度来看，其经营主体依旧是家庭，但其经营方式则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分工基础上的，采取的是社会化经营方式。这就说明，尽管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众多的家庭农场，但这些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早已没有传统家庭农场经营方式的痕迹，传统农业经营方式被现代化农业经营方式所淘汰已经成为历史不争的事实。同样，把“技术和效率不是农业生存前提”作为论证家庭农场长期存在的理由也是错误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技术和效率始终是一种核心竞争力，没有先进技术和缺乏效率的产业，最终注定是会被淘汰的。特别是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当代，人工合成技术和转基因技术越来越先进，替代品种类日益增多，在这种趋势面前，许多过去被人认为是不可或缺的产业要么成为日末途穷的夕阳产业，要么成为人们的往昔记忆。农业作为维持人类基本生存的产业，当然不会因技术和效率的原因而消失，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技术和效率不是农业生存前提观点才能成立。但是，把其作为家庭农场长期存在的理论依据则是错误的。因为这一观点暗含了一个假设，即发达国家的家庭农场在技术和效率上落后于股份制大农场，而这种技术和效率相对落后的家庭农场之所以难以被大农场取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从事的产业“具有不依靠技术和效率而生存”的特点。其实，把农业作为一个产业来看，技术和效率当然不是农业生存的前提条件，但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生产者而言，技术和效率绝对是决定其生存发展的前提条件。事实上，发达国家中的家庭农场之所以长期存在，原因并不是其所从事的产业具有不依靠技术和效率而生存的特点，而在于小农场的单位产出效率高于大农场的单位产出效率。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小农户的单位土地产出率要高于大农户的土地产出率，农地经营规模与单位土地产出率成反比。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农业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时期集体经营的劳动生产率，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被理论界视为对规模经济理论提出的严重挑战。
三综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村经济制度变迁进程出现的否定之否定现象，其理论根源在于我们把小农家庭经营方式被社会化生产方式所取代的趋势错误理解为个体私有制被资本主义大农场或所谓“集体所有制”所取代的历史进程。因此，在生产关系上做文章，用集体所有制取代个体小私有制就成为我们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上说，产权制度包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权归谁所有，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与生产条件的关系，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由法律规定的所有权；二是产权的组织形式，或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实现形式。考察一种所有制形式是否具有效率，必须将二者联系起来进行动态和全面的把握，否则，就会出现理论的谬误。比如，新制度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对效率的影响撇开而单纯考察其具体的组织方式，认为不论初始的产权如何安排，人们都可以通过产权交易来实现产权的重新组织，并通过产权的重组就能够实现效率的最大化。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观点与其所赖以成立的理论基础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这个结论，是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的，而交易费用理论强调的是产权安排必须有利于节约交易费用，而实现产权的重新安排本身又是一种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是有成本的。如果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有效率的，人们就无需通过交易来变革它，也就不会为此而增加额外的交易成本。与新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马克思重点考察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整体效率，认为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生产力发展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虽然其具体的产权组织方式可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但产权组织方式的变化始终要受制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束缚，使社会无法按照生产力的要求最大限度的利用社会现有的生产力来实现社会效率最大化的目的。因此，其最终必然被新的所有制代替。至于具体代替的方式，马克思认为既可采取暴力剥夺的方式，也可采用和平赎买的方式。但对于个体劳动者的私有制，马克思并未否定其生产资料归劳动者私人所有的基本属性，而否认的只是这种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即生产资料归劳动者的私人占有且排斥分工的落后经营方式。所以，他主张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该“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11〕马克思把这种产权制度称之为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和小私有制的再次否定。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而言，它否定的是生产资料归剥削者私人所有的制度，让生产资料重归劳动者所有；对小私有制来说，它否定是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占有且排斥社会分工的产权组织形式，使生产资料真正按照社会分工的要求来进行有效率的社会化经营。还需指出的是，无论是资本主义大农场对小农私有制的否定，还是集体所有制对小农私有制的否定，本质上都应是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是小农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或损失最小化动机进行理性选择的结果，这种选择必须通过市场合约方式来实现，而不是其他经济主体或外部力量强制作用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有过明确的论述，他指出，“我们决不会考虑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赔偿，都是一样），像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12〕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决不能采用剥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式来剥夺小农的财产，而应当采取示范引导的方式让小农自愿加入到合作社中来，这实质上强调的是尊重小农基于自身利益动机的选择权利。我国制度下的农业经营方式最终之所以再次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取代，并不能证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而只能证明制度是一种无效率的产权制度。同理，当下推行的农村土地承包权的转让，实质上包含了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再次否定。但问题的关键是，是否只有通过农村土地承包权的流转来建立所谓公司化的大型经营组织，才是提高农业效率的唯一出路？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从发达国家大农场与家庭农场并存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农业的规模经营并不是唯一的选择。除此之外，通过促进农业内部的分工，将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逐步发展为相互联系又彼此独立的专业活动，也能在不改变家庭经营方式的前提下利用社会分工形成的专业化优势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个体农民的家庭经营方式被社会化生产经营方式所取代的真实含义。
参考文献：
〔3〕〔6〕〔7〕〔8〕〔10〕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马克思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12〕马克思，恩格斯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3
所谓“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主要有两层含义。其一，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要求和任务，必然会体现为一系列的制度创制;其二，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体制在这些创制中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三农问题”自身将失去意义。指出这个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将有助于更加正确地运用科学发展观，使学术研究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践具有更为贴近和合理的真实关联。由此，本文先集中阐明提出这个转型的根据和真实含义，然后分别说明转型的若干主要内容，包括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民生统筹以及乡村治理等。显然，这些阐释和分析包括许多内容，我不过是针对这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包括指出它们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以期引起关注和讨论。
1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三农问题”的失去意义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整体的农村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体制转型的阶段，其基本任务就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里的“整体”就是所谓的“三农”，“发展”则是指这三个方面问题朝着预期愿望的变化情况，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应该是针对今后这方面发展的性质和形态而言的。因此，如何理解“三农问题”的真实含义和变化情况，是科学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提。
多年来我一直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是不对的，或者说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命题。主要理由有二。其一，人们几乎都是在简约指称的意义上使用“问题”这个词，实际意思不过是指有关农业、农村、农民的工作，表示这个工作很难以及这方面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大负担。事实上，“三农问题”的真实含义在于，这三个“农”，尤其是“农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问题，所以它不是可以被对象性加以“解决”的，只能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具体情况而失去意义。其二，把“三农”并列起来作为某种复合概念是不对的，因为农业和农村都是农民的对象，如果有什么对象性问题需要解决，实施解决的最终主体恰恰是农民本身，而不是农民问题被什么办法解决了[1]。由于理解的不同或歧义，就容易模糊制度在其规范性和针对性之间的联结，或者说减弱制度的实效，由此带来的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过，如果只把“三农”作为一个方便的指称，那就的确没有必要对其成立与否的合理性做细致的理论辨析，而且在实际做法中，即使不是分别对待这三个“农”，至少也是有其政策规范和工作针对的侧重区别的。比如，相对说来，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民”，旨在提高农民的收入;2005年1号文件关注的是“农业”，旨在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2006年1号文件的主题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对体制转型的说明既是针对指称意义上的“三农问题”整体内容，也包括农村、农业、农民各自的变化，而“三农问题”的失去意义则是这种转型和变化的逻辑结果。
孙津：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年第4期首先，就农村来说，体制转型的性质和内容就在于新农村的“新”。不难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个要求中的“农村”不可能指仅仅与农业和农民相区别的自然空间概念，而是某种社会发展的文明形态。所以，文件把这个要求归纳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但是，从时间上讲，早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1956年就讲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从要求上讲，那二十个字的内容更是现代社会普遍愿望达到的文明形态。因此，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致流于一句空洞的口号，就必须理解并以行动赋予它区别于前次做法以及不同于普遍愿望的特定含义。简括地说，这个含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体制，而从任务目标来讲，则是在农村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制度创制。
作为发展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改革开放前后有着明显的政治理念延续，这就是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问题在于，政社合一的体制以及各种运动方式局限或延阻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使建设者的利益增进变得极为困难。责任制的问题后面要专门讨论，这里仅限于指出，作为农村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责任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潜能已释放殆尽，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必须要求，就是创制能够进一步、甚至是再一次促进生产力解放的制度体系。同样，上述二十个字所说的建设内容是要由更高的生产力和更强的物质基础来支撑的，但是，如何实现这些建设内容，尤其是如何保证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仍然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制。一方面，与这些内容方面的建设相适应的各种制度仍有待建立和健全;另一方面，这些建设内容本身就包括或者就是制度的创制，比如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
其次，农业方面的体制转型主要是农业经济的范畴延扩以及相应的制度创制。无论什么样的文明形态，经济发展都是其最基本的能力支撑和实际内容，因此从现代化进程的实际状况来讲，新农村所要求的农业必然是某种现代农业，所以中央2005年1号文件才会提出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为了强调这一点，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或纠正各地在新农村建设中已经出现的误导和偏向，中央在2007年初又明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任务是促进现代农业的发展。关于现代农业的制度问题后面再专门讨论，这里只是指出，发展现代农业不仅要求相应的体制转型，而且建立健全能够促进和保证这个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功能规范就是制度本身的创制，其核心内容是提供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和实施产业结构的调整机制。
第三，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民本身的转型。农民本身的转型方向，就是使农民本身不再成为问题。就此而言，正确认识“农民本身就是问题”这个事实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不仅提供了农民本身转型的必然性及其作为“三农问题”体制转型关键因素和核心工作的合理性，而且直接表明了所谓“中国革命就是农民革命”、“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以及“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等说法的真实含义。
无论整体的“三农”还是每一个“农”，它们本身作为“问题”的性质含义是从社会学角度讲的，即某个事物或现象自身的内在矛盾具有影响全社会现状发生根本变化的意义和作用。因此，“农民本身就是问题”的主要含义就在于，作为某个群体(或阶级)存在的农民的自身内在矛盾直接影响和制约了中国的整体发展。简括地说，这个内在矛盾就体现为农民在其概念生成和真实行为中的身份转变。这个转变在时间上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转为自觉的革命主体。中国革命的核心任务是推翻封建的土地私有制，然而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就必须动员大多数人愿意并且实施对这个制度的推翻。于是，同处于土地私有制这个政治和经济结构中的大部分人(即包括贫农、下中农、中农甚至上中农等在内的“农民”)就必须被剥离出来，从而作为革命主体去反对和打倒这个结构中的少部分人(即地主和富农)。其二是转为创新的建设主体。革命的实际成果、甚至革命得以成功的保证都是实现平均地权，但是，土地私有制与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相悖，而农民作为革命主体又不能自己革自己的命，所以就有了合作化，从而使农民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主体;责任制仍处于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因为责任制既不能保证作为建设主体的农民个体能够、并且以规范的形式实现对公有制(即包括土地在内的集体经济)的真实占有，也没能使这种占有能够实现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和农民利益持续增进的一致性。
由上可以看出，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要求和基本保证都是一系列制度创制，所以说是体制转型;另一方面，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以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整体的“三农问题”也就失去意义了。
2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既定的目标方向，而其内容则要由具体的建设来充实和实现。整体说来，这个建设所涉及的工作就是我们一直在说的“三农问题”，所以，新农村的“新”就体现为“三农问题”正在进入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换句话说，体制转型就是农村综合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因此也是一次总体性的体制转型。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以下从四个方面讨论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2.1责任制与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
作为农村现行的基本制度，责任制的规范功能包括三个主要领域，即政治、经济和社会。从制度的实际作用来讲，很难将这三个领域分开来，不过还是可以就其针对或侧重作区别说明。相对说来，政治上指的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即以土地所有为核心内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上指的是土地产权与其经营权相分离的运作制度，实际上是对平均地权实施某种形式和程度的负责的机制;通过政治和经济这两方面的规范，责任制实际上成为农村社会形态在制度层面的基本维系和联结，也就是说，只有直接或间接地经由责任制允许或转换，农村社会的各种形态才能够具有其真实的空间。因此，从现行的基本制度来讲，总体性转型或者说进一步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的首要任务，就是在责任制基础上的体制创制;而从土地所有制在上述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领域的制度意义和作用来讲，这个任务的核心内容，就是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创制。
事实上，既定的集体土地所有制是由体制直接安排的，因为我国所有土地都是国家的，但是，由于农民生存、生产、生活的特殊性，就由体制为所有农民划出一部分土地，并规定他们只能以集体的名义来占有。这个特殊性所体现的是某种同一性关系，即土地同时是农民生存环境、生产资料和生活条件的统一体。不难看出，至少从逻辑上讲，责任制的产权和经营权分离，实际上是进一步悬置了这个集体名义，而农业税的废止则使土地成为依生产方式而变化的公共用地。因此，这方面转型的基本含义就在于，创制一种能够为政治(所有制性质)和经济(生产和经营获益)建立机制联结的土地生产关系。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延续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公有性质，但是，它在以平均地权作为实施经营权的资格的基础上，改变了责任制的形式结构，即不是把产权和经营权相分离，而是将平均地权的资格直接作为土地占有的形式，从而使农民成为土地利用(包括土地的增值、交易、转让、合作等)的真实主体，或者说以个体农民真实地占有他们公共所有的土地的方式落实集体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基本制度，新型土地生产关系的具体建构仍需要进一步探讨[2，3]。
2.2粮食经济与现代农业
在新中国近60年的建设历程中，有一半时间是粮食短缺的紧张阶段，因此农业经济实际上就是为着粮食增长的经济，“以粮为纲”也才是客观条件所允许的合理选择。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粮食经济的投入和政策扶持，从对种粮采取各种补贴政策直至完全取消了农业税。2006年我国粮食产量达到4900亿kg以上，根据规划，2007年要进一步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引导农民合理安排种植结构，提高复种指数，种足种好粮食作物，力争粮食面积稳定在10亿hm2以上;同时着力提高粮食单产，力争单产增长1%以上。这再次表明，粮食经济始终都是事关国民经济全局的根本性问题。
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巨大成就，就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对这个成就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经济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也逐渐产生和突出了两个主要的新问题。一个是农民能否、以及怎样靠粮食经济来保证收入的持续增加;另一个就是如何对待国家的粮食安全。事实上，正是粮食经济的关键作用，农业才被看成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人多耕地资源又有限的大国来讲，这个基础的真实含义其实是指一个由众多吃饭人口组成的公分母，分母越大，分值就越小。即使在今天，粮食产量的取得不仅要靠一系列针对性的相关政策扶持，而且既不能等同于粮食持续增长的牢固基础，也不能替代高质量供需平衡意义上的粮食安全。
如果单靠粮食出售就能够赚钱，农民的生活也就没有问题了，然而事实正好相反。一方面，农业的自然经济形态以及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价格的刚性局限，使得土地的农业产出无法支撑农民的收入增加，甚至难以摆脱贫困;另一方面，随着整个经济运作的市场化转型，不仅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降低、务农成本日益加大，而且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拉大。因此，真正的出路是彻底转变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经济结构。事实上，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核心任务规定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必然就会要求大大延伸和扩展农业经济的含义。但是，不仅由于粮食安全的必需，更因为多数耕地仍然是用来生产粮食的、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需要多数农民来从事这种生产，所以相对以粮食经济为基础的农业制度来讲，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在于如何处理内涵和外延都扩大了的大农业经济与粮食安全的关系。换句话说，有没有粮食吃以及是否够吃，与吃什么粮食以及怎样运作粮食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以粮食为主要内容的农业经济向现代大农业经济的转型。
这个转型同样需要制度的创制，或者说由此逐步形成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其内容主要有两个。其一是经济结构本身，也就是某种大农业概念，它所涉及的制度创制主要是农业的工业化问题。其二是所谓农业“产业化”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在制度层面保证农民可以享有现代农业经济从生产到最终消费完整链环上每个环节的利润，尤其是增值利润。
2.3道义关注与民生统筹
事实上，之所以会提出所谓“三农问题”并引起全社会各方面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道义的原因。一方面，人们关注“三农问题”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和制约着整体现代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又对农民普遍抱有同情弱势的心态。尽管从道理上讲，随着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农民不仅成为这个发展的建设主体而且也是其利益的享有者，“三农问题”将逐步失去意义，但是，道义关切毕竟不能替代相对弱势一方本身的富强。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迫切需要的、也必然会产生的一项工作，就是建立对农民生存、生计和生活进行整合协调的民生统筹制度。就像上面说到的土地与中国农民的特殊关系一样，生存、生计和生活也是农民各民生要素方面的统一体，不过从转型的角度讲，这方面的制度创制至少包括三项内容，即农民与土地关系、就业形式以及社会保障。
从形态的角度讲，农民生存的最直接因素就是他与土地的关系。这个问题涉及到上面讨论的生产关系，不过无论哪种所有制，中国农民生存形态的改变都是和土地利用的选择可能紧密联系的。的确，越来越多的农民劳动力或农村人口从土地耕作意义上的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然而恰恰是这个趋势表明，在土地利用的选择方面亟需创制相应的制度和运作机制，其主要问题，在于农民如何从土地中退出。看起来，退出土地不仅是断了农民的后路，更是放弃了他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但真正的问题就在于，如何用这种占有资格来实施所有权的让渡、交易、转换，甚至受益。从生计的角度讲，农民就业的最大特点就是没有工资，所以长期以来农民务农不被看作是一种就业形式。这方面创制的主要内容一是如何提高务农就业的质量，另一则是如何保证农民在选择其他就业形式方面的平等权利。从生活的角度讲，最突出的问题是各种社会保障。这方面的讨论很多，不过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农村和城市待遇的一致，而是如何创制适合农村特性(比如生存、生产和生活的同一性关系)的社会保障体系。
2.4城乡统筹中的乡村治理
体制转型的直接目的是为农村发展提供更加合理有效的制度体系，因此，体制转型并不仅仅是某种发展的需要，更是各种制度和政策的功能实施，即是说，方方面面的创制同时也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的制度体系。但是，农村发展不可能离开它与城市的关系，包括农村自己的城镇化，因此，统筹协调城乡发展应该是农村体制转型的题中之义。就治理来讲，之所以说“乡村”而不是“农村”，主要是为了突出对于作为与城市相区别的某种社会形态进行治理的性质特征，而且也是为了尽量避免把三个“农”混在一起可能造成的误解。同样，城乡统筹本身也是一个多层面和综合性的工作，比如至少包括身份及相应权利的主体统筹、以经济活动为主导的要素统筹、以及以空间形态为载体的区域统筹等，并不仅仅指制度层面的协调。不过，就这个统筹机制对乡村治理的作用针对来讲，可以从公共产品供给、村民自治、税费改革以及生态环境等问题比较突出的方面来分析其体制转型的主要内容。
首先，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讲，乡村治理需要的物质基础或条件要由农村自己的发展来解决，然而从公正的角度讲，农村这方面最大的弱势就在于缺乏公共产品的供给。因此，如何在公正的前提下，帮助农村改善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是城乡统筹在为乡村治理提供物质支撑方面最需要的制度创制。其次，村民自治当然包含农村政治民主的含义，但是，这个制度本身的作用是为乡村共同体提供一个与外界打交道的经纪职能。从乡村来讲，这方面最主要的创制是如何设置并真实形成乡村共同体利益代表和经纪相同一的自治主体;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讲，则是如何使这个自治主体真正具有与城市进行谈判和合作的平等权利。第三，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目的一直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但是，减免税费本身并不必然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甚至也不必然具有公正性。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针对乡村财政严重不足以及税费职能从乡村治理中悬置起来或剥离出去的状况，从城乡统筹的意义上进行新型的税费制度创制。第四，保护和建设生态环境是乡村和城市共同的任务，因此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讲，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制度创制至少要达到两个基本要求，一是能够与农民生活和农村发展协调一致，另一是能够预防和制止城市扩张对乡村利益的侵占。
仅从上述四个方面就不难看出，用城乡统筹的原则来进行乡村治理不仅仅指城乡的公正互助，还包括某些普遍性的因素或改革需求。比如财政体制的改革。乡村治理需要钱，但是现在的财政制度导致乡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事权远远大于财权，而且中央税收的比重仍在加大。20世纪90年代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比重约为34∶66;21世纪初就变成了52∶48;2006年更是达到了55∶45。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不仅只能维持吃饭财政，而且靠卖地支撑GDp的趋势也有增无减。又比如要求政府职能转变或成为服务型政府。如果政府职能转变只是一个整体的导向，而GDp增长仍是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那么既要挣钱又要服务的职能取向矛盾就无法解决，依法行政、监督法治、服务和调节经济以及保障公正和公平等作为也就愈加困难。事实上，地方政府即使是卖地，前期的土地整理费用大多也只能靠贷款，加上政绩考核的经济指标压力，致使每届政府都希望多借债，还债的责任感几乎被磨灭。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4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a.中央集权弱化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
产生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商品经济机械化生产租佃经济
例2（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海禁
不
同
点时间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有利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积极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积极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a.防止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a.缓和土地兼并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解析】“当从宽简”“参酌裁减”“不得收其算”，这些含义相近的信息（可以看成高频率词）一再出现，答案为a。其他各选项材料均没有体现。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5
关键词：农村教育；成就；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5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9-0190-02
我国农村自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农村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并有效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但是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贫穷落后的状态仍需改变，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农村人才不足，农民文化水平有待提高。生产力包括三个方面：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人作为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不论是新农村建设，还是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都离不开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农村教育则是提高广大农民整体文化水平的重要途径。
一、农村教育的含义
1.教育的含义
教育的含义：“教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使之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身体等各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活动。”
2.农村教育的含义
农村教育的含义：“农村教育分为广义的农村教育和狭义的农村教育，广义的农村教育是指所有县和县以下的教育，这种教育称之为行政意义上的农村教育；狭义的农村教育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县和县以下的教育，这种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村教育。”
二、农村教育取得的成就
近年来农村教育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以下将以山西省阳泉市郊区杨家庄乡为例进行研究。该乡是一个农村乡镇，农村的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但劳动力的素质并不是太高，大都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一个社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农村的发展，而人是生产力中活跃的因素，因此农民素质的高低对农村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杨家庄乡有十四个行政村，全乡共有适龄上学儿童1340人，现有初中一所即杨家庄中学：教师42名，学生497人，以及4所中心小学。
1.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教育的成就
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乡在党中央政策的大力号召下，努力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农村的人口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就以杨家庄乡为例，很多贫困的人口通过高考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家庭的命运；农村教师的工资有了明显的改善，尤其是一大批民办教师转正，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工作热情；许多家长也转变了以前的教育观念，让自己的孩子进入学校接受教育，而不是简单地从事重体力劳动。
2.新时期农村教育的成就
新时期，杨家庄乡的教育有了明显的变化，办学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国家实施了撤点并校的政策，由以前的14个小学变成了现在的4所中心小学，在国家财政的支持和当地各界人士的帮助下，初中和4所中心小学的教学楼都是近年来新建的或是翻新的，无论是从外观还是内部结构的设置都十分合理美观，改变了我们上学时的破旧面貌；农村的教育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杨家庄乡也不例外，人们从不同的渠道完成自己的学业，特别是国家减免了九年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对于农民来说是值得庆幸的好事，不仅让许多家庭贫困的孩子能够完成九年义务教育，而且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三、农村教育存在的问题
成绩是显著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家乡教育存在的问题，为家乡教育的更好发展积极献言献策。
1.农村教育经费投入不足
在教育经费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体制改革，使得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十分困难。由于农村教育主要是依靠乡镇政府的财政拨款以及各行政村的教育投入，但是杨家庄乡的经济并不发达，就杨家庄乡农村教育反映的现实情况而言，与城市中学相比相差甚远，使得大量学生向城镇集结，使农村学校生源减少，更加重了办学的困难，必然不利于学校的良性运转。
2.农村教师水平有待提高
杨家庄乡教师人数偏少，在该乡小学，一个教师要负责两个班以上的教学任务，教师的专业性不强，不利于孩子的兴趣爱好的培养和能力的提升；同时由于他们的所受的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的教学能力很难适应新形势下课程改革的变化，一些教师虽然上课热情奔放，富有激情，但缺乏教学经验；由于农村教师工资和福利都比较低，他们付出的努力与回报不成正比，他们可能会向福利高、工资高、办学条件好的城镇流动。
3.农村教育投入比例不合理
党中央和国务院对农村教育给予足够的重视，减免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学费，修建了学校教学楼和学生的公寓楼。但是在学校的软件设施，教师的福利待遇，教师的培训方面的投入相对较少，这就必然会影响农村学校办学质量的提升，就高垴庄中心小学而言，虽然新建了教学楼，但是缺乏必要的电脑多媒体设备，教师也没有得到相应培训。
4.农村教育观念比较落后
农村中的辍学现象时有发生，众所周知，初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叛逆心理比较强，听不得不同意见，受不了老师的批评，扰乱课堂秩序，使得教学活动无法进行，这是其一；在读书无用论思潮的影响下，加之一些教师的管理方式粗暴，使得农村一部分学生的学习热情下降，这就使一部分学生辍学。
四、农村教育发展对策
1.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的财政投入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教育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范畴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同样是密不可分的。我国的教育体制是以县乡政府为主来搞农村教育，这就使得教育经费来源相对狭窄。像杨家庄乡这样工业基础薄弱，土地资源贫瘠，经济状况落后的乡镇来说，资金本身就十分匮乏，对教育的投入更是少之甚少，与其他乡镇的差距不断拉大，只能保证学校低水平的正常运转，所以中央和省市政府应当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使用和改革，高度关注农村教育的发展，在学校硬件和软件设施的配备方面，都应当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以改变其现状；基层乡镇和各个行政村村民自治委员会要加大教育投入，加强教育经费的管理和提高使用效率。政府应从各方筹集资金和节省资金，通过招商引资和争取外来赞助来发展乡镇经济，改善办学条件.
2.农村经济组织支持农村教育
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农村经济组织应当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现代社会是知识经济时代，农村经济组织要想更好的发展，不被时代所淘汰，同样是需要高科技人才，同样需要有素质的管理者，实行企业的改革重组。我们知道人才的发展要靠教育，所以说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乡镇企业要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农村教育的发展，奖励那些品学兼优的学生，资助那些因家庭困难而失学的同学，每年给当地学校资助适当的资金，提高学校的办学质量，那么家乡教育将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3.农村家长要重视教育，学生要增强上学意识
农村的学生同城市孩子一样，少年情感的两极性特征也极为明显，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日益丰满深刻，另一方面，他们的情感是敏感的、强烈的，又是脆弱的。我们知道一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的，青少年虽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化人，但是我们一定要认识到掌握知识的重要性，要增强自身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能力，提高我们自我教育的能力，多看一些立志的书籍，影视作品，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汲取民族英雄、世界伟人、革命先烈等英雄身上的精神力量。
农村家长要给予农村教育以高度的重视，家庭教育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家庭是我们出生后的第一个环境，家长是我们的第一任老师，孟母三迁的典故给予我们的启示足以证明：家长对我们性格的塑造、习惯的培养等方面有着其他教育环境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家长的受教育程度与孩子的学业生涯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农村大多数家长的学历层次都不很高，但是他们都还想在孩子身上圆自己的成才之梦，因此他们对孩子的教育的重视度还是极高的，但是农村的辍学现象还是存在的，我们应当给予高度的重视。
4.优化农村师资力量
教师是教育的实施者，教师的实践客体是学生，还包括一定的实践手段环境，所以教师作为实践的主体应当发挥其积极作用，使教育活动得以顺利完成，教育活动是其规律的，一定要使每个教师在其工作岗位上发挥最大的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继续贯彻落实国家的撤点并校政策，这样可以弥补教师资源不足的现状，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在聘用教师时一定要做好严格的教师资格审核考察制度，建立教师职业准入制度，保证农村教育的更好发展；师范院校的学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省培国陪计划”、“顶岗支教”的号召，到基层学校去支援农村教育，那么作为一名师范生我们应有回报家乡的情怀，支援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5.农村教育发挥地方特色
农村教育要体现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积极发挥地方特色的优势教育资源，要改变城乡统一的办学模式，将精英教育或是应试教育转移到兼顾升学和培养农村建设人才轨道上来，建立农村的教育体系，使农村教育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我们应提高农村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和精神面貌，使他们适应时代的发展。农村学校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开展一些实践课，学校充分利用现有的条件与学校附近的工厂、企业、农业科研机构共建学习实验基地，增加农村学生教育的内容，实现开放式和灵活多样的办学模式，做到“因材施教”，对积极参加职业教育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奖励。
总而言之，农村教育在党中央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以及在社会各界的大力关注下，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但是由于各地的经济条件和地方风俗等方面的原因，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我们的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重视，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形成中央带动地方，城市支持农村的良好局面，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农村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忠康.教育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8.
[2]陈敬朴.农村教育概念的探讨[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9，（11）.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6
[关键词]集体经济组织;经济职能;公共服务;监督职能
[基金项目]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244（2014）06-141-1
集体经济组织是生产资料归一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组织。有着城市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两种类型，本文针对的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分析研究。
一、集体经济组织概述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我国有多种表现形式，本质上是指在自然乡村范围内，由农民自愿联合，“将其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较大型农具、耕畜)投入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现阶段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分为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和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的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三个层次。
（二）我国法律中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
由《宪法》第八条规、《土地管理法》第十条、《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农业法》第二条规定可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村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是不同的主体，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不仅要区分其与村委会、乡（镇）政府的职能，也要区分其与以上组织的职能。
二、我国集体经济组织职能中存在的问题
（一）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定位不明
《农业法》、《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村委会组织法》等基本法律皆赋予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管理的职能，但也并没有给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明晰的概念和确切的职能定位。虽然有些地方性法规《广东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规定》、《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如何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问题请示的答复》等，然而效力等级较低，无法对于其组织职能及结构给予统一的界定。
（二）与村委会职能混淆
在《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等有关法律中，村委会与存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并非完全相互分离的，而是有时独立有时重合。在实践过程中易导致村委会对于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的侵夺，不当监督导致二者职能的混淆，集体经济组织难以发挥应有职能。
（三）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在村民中的存在感低
在农民的眼中，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就是同一事物，并不存在集体经济组织独立职能之分。
三、解决集体经济组织职能履行问题的策略
（一）完善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规定：作为农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体制的主要载体，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二）划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职能：村委会的职能主要在于行政事务的管理，其兼有公共服务与集体财产管理职能，而集体经济组织主要集中与土地资产的管理和经营，可以根据各地的实际状态进行调整。
（三）加强农民自身对于集体经济组织的关注：由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现实问题，农民对于自身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缺乏感知。应当加强对于农民权利意识的教育，由集体经济组织本身组织对于农民的法律意识教育，明确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实施方式，使得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个体能够通过集体经济组织保障自己的应有权益。
四、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
（一）经济管理职能
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去“经济化”，这很明显与集体经济组织存在的意义不符。所谓经济组织，分为经济和组织两个语词，对于集体经济组织中“经济”的含义，由它的产生原因可知应当是包含管理，收支以及经营管理的含义在内的。经济组织也即是说集合多数人共同管理经营。“经济”作为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核心，是不可能也不应当被“去”掉的。其次，现代社会中的公共服务主要是由政府直接提供，或者由政府介入间接提供，完全可以满足提供公共服务的需要。综上所述。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再将集体经济组织也拉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队伍，将集体经济组织定位为简单的社区服务机构，既背离了其产生的缘由，也与其本身的词语含义相去甚远。
（二）公共服务职能
作为经济管理主体并不能在公共服务职能方面不完全剥离。在具体的经营管理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主要从事与土地资源相关的经营管理活动，与一定程度上的公共服务提供是不可分割的，集体经济组织的公共服务职能可以集中于提供与经营管理生产资本相关的事项。
(三)监督职能
作为一级重要的经济参与主体，集体经济组织对于农民权益的保障承担着重要的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能只承担社会服务职能也不能只承担简单的经营管理职能。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决定了公共产品提供的服务性，而经济组织的实质又决定了其经营管理的必要性。为此，我们需要尽快出台位阶较高的法律规范统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权利、义务、责任等内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产权结构，内部管理结构和外部监督体系等内容。
参考文献：
[1]http:/wiki/集体经济组织
[2]杨国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研究[D].成都：四川农业大学，2007.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7
关键词：农村企业；农村经济；贡献；影响因素
1农村经济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人口占据全国总人口很大的比重，农村经济也是全国市场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总体发展中的重要的一环。农村经济的发展体现着我国民生基础的巩固，其甚至不仅能够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甚至对世界经济的发展都有着不容小觑的贡献。在党所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的战略目标背景下，农村经济也面临着更高的要求、更大的挑战。尤其以生产发展作为基础的新农村建设二十字方针，更是凸显了发展农村经济对于构建整个农村和谐体系的重要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还是存在一些不能忽视的问题：(1)农村交通条件比较落后。农村与外界联络的道路不通畅极大程度地阻碍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脚步，阻碍了物资运输、人才交流等。(2)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够完善。除了交通条件外，农村的许多基础设施都需要改进，例如网络、通讯，还有最基础的物质保障：水、电等。如果连最基础的物质条件都不能保证、基础设施得不到完善，那么想要推动农村经济的整体发展将会十分有难度。(3)农村经济的发展模式相对落后，尤其经济管理存在漏洞。农村经济结构十分单一，各种农业资源的利用率也较为低下，尤其经济管理中存在很多问题，例如：资金管理缺乏规范性。由于农村生活条件以及待遇限制，导致专业的经管人员大量缺失。
2农村企业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
2.1提高农业生产率，稳定农业经济
随着农村企业的发展，农业的机械化进程也进一步加快。农机机械的工作效率明显高于手工劳作，尤其在一些大规模农作物耕作中，其所体现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农村企业的发展所带动的机械化水平的提高，能够简化工作流程、减少工作时间，缓解务农人员繁重的工作的同时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增加农民收入。其次，在以往农村生产力较为落后的时期，农产品产量不太稳定，尤其面临突如其来得自然灾害时，农民往往束手无策。而农村企业的发展为稳定生产力水平提供了保障，日益成熟的机械设备也可以进一步抵抗自然灾害，保证农村经济的稳定性。
2.2增加农村人口收入，缓解就业压力
近年来，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针对农村经济现状的良好政策也不断涌现，农村企业也在宽松的大环境下飞速成长。农村企业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增加，各企业的效益、产值也在不断提升，这便吸引了大量人才的积极加入，对农村人口的就业问题提供一条顺畅的道路。
2.3推广农业新技术，促进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
农村由于交通条件及各种设施条件的限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下与外界隔绝，不利于各种资讯的流通与新型技术的引入与推广，使农村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限制。而农村企业的发展，能够作为一个良好载体，同时为各种讯息与技术交流提供依托，便于何种新型技术的推广与传播，促进农村经济向现代化发展迈进。
2.4开启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农村经济整体发展
目前的农村企业还存在一些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也较为落后，面临着企业产品质量有待提高、技术含量较低、发展规模较小等诸多问题。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政策的提出，农村企业也将会在降低生产成本、提高技术含量以及实现规模化、集成化生产上多下功夫，在国家何种惠农政策的扶持下，加大对农村企业的投资与帮扶力度，农村企业也将成为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点。
3农村企业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因素
3.1人才结构的影响
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经济的高速发展都需要高素质、高水平的人才队伍的支持。在过去，相比于城镇先进的经济建设体制，农村的人才配置结构不够合理，同时也缺乏优质的技术型人才。人才队伍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薪资分配。农村企业应该更看重绩效，脱离平均主义思想的禁锢，才能真正利于农村企业进步，推动经济发展。
3.2技术水平的影响
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也是企业的竞争力以及核心价值力的体现。因此发展技术水平、提高技术含量，对于改善企业的经营状况以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有极大益处。然而。想要真正提高技术水平也需要农村企业从多个方面着手：(1)提高人员的技术创新意识。首先要提高人员自身的文化水平，具有对技术创新的自信与意识，及时引进与学习最新科技技术。(2)健全科技创新体制。农村技术创新体制的不健全也导致了农村技术创新缺乏积极主动性，相关部门的管理组织不到位，使得技术创新活动不能顺利开展。因此，各农村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水平对于影响农村经济整体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3.3观念和重视度的影响
农村企业的发展越好，越能引起国家和各地方部门的重视及支持，越多的优惠政策同样也会使农村企业发展更顺利。因此，农村企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加深国家及全社会对农村经济的重视程度，满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
综上所述，农村企业作为农村经济发展体系的重要组成，同时也肩负着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任务。构建多元化、系统化的农村企业，有助于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农村企业的建设也从人才、技术、观念多个方面影响着农村经济，更好的建设农村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
作者:郭彩云单位:福安市赛岐镇经管站
参考文献：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8
关键词：新农村；农民主体性；政治主体；价值主体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必须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因此，认识农民主体极其重要。所谓主体性是指人从自己的主体地位出发以不同方式掌握客体所表现出来的功能特性，它包括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等基本特征，这些特征可外显为人的自觉行为。农民的主体性是农民作为活动主体的一种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农民的自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他们“不仅仅是被动地寻求生存，更进而追求自我全面发展与活跃地表现主体的力量。”对于我国农民的主体性，既要从现实中去理解，更要从历史的高度去认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我国农民主体性既包括了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的统一，又包含了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的统一。
一、政治主体
政治主体反映了我国农民的政治地位，我国农民是国家的主人，而不是被治理的对象。在传统的封建社会，农民从来就不是权力的主体而是客体，“民”在任何时候都是被怜悯的对象，“君”才是主宰。农民的利益和权益常常被侵犯和剥夺，因此造成了无数次惨烈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20世纪我国革命的实质是农民革命，但它的性质是与传统的农民战争完全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阐述了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但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从制度操作层面保证农民政治主体地位和作用的贯彻实行并不成功。人民公社体制长期存在，这是政社合一的经济高度集中、政治高度集权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农村农民的活力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政府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建立乡镇政府，开始筹划乡村社会的自治权，并推行村民自治制度，这是新时期农民确立政治主体地位的重大举措。
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确保农民主体的重要步骤。当分田单干把农民从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时，客观上已经把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职能归还给了农民。随着经济改革开放的发展，民间力量在农村经济领域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从客观上要求国家将乡村公共事务的决策权、管理权让渡给民间，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还开展了村民自治、直选村主任的试点工作。1986年前后，中央还一度考虑成立农会，直接选举乡镇长和乡镇自治的改革要求也提了出来。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农村“官权退、民权进”的步伐停了下来，有些地方甚至是背道而驰，官方权力大举下乡，乡镇政权机构大大扩张，农村经济改革开放的成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直接或间接导致了90年代农村的衰落。新农村建设时期，如何完善确保农民的政治主体地位和作用，仍然需要深入的探索和改革。
二、市场主体
我国的经济改革的方向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么，农民也就应该是市场的主体，市场经济离开了农村市场，离开了农民这个市场主体，将是不可想象的，市场化的改革也将是不成功的。
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形成了“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二元格局，防止小农自发的资本主义走向，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农村市场极为萎缩，农民只能在农村从事农业，不能从事第二、三产业，更不能进城务工。没有市场，农民就没有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得到了承认。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农业商品化、市场化的过程。市场化，就是用市场来配置资源，通过市场来调动人的积极性，通过市场把整个经济、整个世界、整个社会连在一起，建立广泛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农业市场化，就是通过市场经济把整个农村、农业、农民联系在一起，把城乡、工农联系在一起，使农村、农业和农民融入整个社会，建立广泛完善的市场体系。
新农村建设的精神是与市场经济相通的，新农村建设的实质就是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专业化分工不发达的、传统观念包袱重的传统农村，转变为现代商品经济的、专业化分工发达的、以拥有现代观念的新型农民为主体的现代农村。市场经济要求高效率的、规模化的、集约型的生产组织形式。新农村建设要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不断提高农村的市场化程度、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要求农民由传统的自给自足的个体劳动者变成从事企业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和劳动的现代农业的经营者和生产者。
三、创造主体
农民在整个中国的历史演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毛泽东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农民是第一产业的主体力量，是我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自然是历史的创造主体之一。
从国外的经验看，农民积极主动的参与是农村变革的关键因素。韩国新村运动是一场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群众广泛参与的运动。农民乃至全社会的积极参与是新村运动取得成功的关键。政府虽大力支持新村运动，但并不包办一切。上什么项目、项目的进展如何完全由农民自己选择。新村运动的组织实施者是从农民中选出的“指导者”，而不是具有准公务员性质的“里长”（相当于我们的村长）。即使政府认为对农民有益的事情也要先征求农民的意愿，真正让农民成为各项农村建设事业的主体，决不强制推行。因此，新村运动得到了农民的广泛支持，1970～1980年，参加人数累计达11亿人次（1970年韩国总人口才3200万）。
在我国的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这不仅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而且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首先，从人口结构上看，农民占我国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是我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和生产群体，是我国社会结构的主体。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我国改革开放继续深入的基本国情，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农民的广泛参与。
其次，农民为我国革命的胜利及国家工业化的起步做出了“很大贡献”。我国的工业化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有50美元左右的情况下启动的，因此，政府长期以来实施工业优先战略，通过挤压农业来为工业化积累资金。据专家测算，1954～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以不等价交换的方式从农民手中获取了7140多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额累计已高达12329.5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进入20世纪90年代，剪刀差还呈不断扩大趋势，每年差额绝对值都在1000亿元以上。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撑，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事实上，也正是有了农民群体的奉献和牺牲，我国才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可以说，农民对我国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
再次，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表现了积极的首创精神，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探索了前进的路径。改开开放以来，我国农民表现了极大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性。第一，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众所周知，作为我国“第二次革命”的改革就是从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序幕的，并由此带动整个农村乃至城市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此，中共十四大报告已做出了充分肯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第二，创造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起动和发展资金，主要是农业的积累，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农民创造的乡镇企业对我国现代化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农村。邓小平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出。”第三，创造了劳动力市场和农产品市场。农民为了求生存、谋发展，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纷纷走出故土，告别家乡，向东南沿海和城市进发，随即出现了持续多年的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民工潮”。“民工潮”实际是对传统户籍制度、城乡分割、区域封闭的社会经济管理体制的冲击，农民们正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造出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创造出用市场来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新机制。第四，创造了股份合作制。80年代以来，亿万农民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经济组织形式——股份合作制。各行业、各类型的农民股份合作制联合体正在全国雨后春笋般出现，有效解决资金与人力资源的结合问题，创造了新的运作机制。第五，创建了小城镇。我国农村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把他们转移至城市，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要求。小城镇的崛起，主要靠的是广大农村乡镇自身经济的积累和亿万农民自己的力量。农民在发展乡村经济的过程中，通过自身的实践，证实了其为现代化建设的最基本的“创造主体”之一，有力地证明了我国最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蕴含着很强的创造潜能，有能力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探路人。
四、价值主体
农民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参与及其为之所做出的贡献，决定了他们也是现代化的价值主体之一。农民作为社会成员中的一项，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既是人类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也是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现代文明的精神本质是一种主体性的精神。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创造了价值却失去价值，工人的劳动产生了异化。而在我们国家，所有的劳动者，包括农民在内，既创造价值，当然也应该享受其劳动成果的价值。
当前在我国，让农民享受到社会进化所带来的成果，一个最直接的表征就是照顾和保护农民的利益。所以有学者指出，农民问题，千头万绪，根在一个“利”字。而利益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价值问题，即政府如何对待农民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农民的创造主体作用的发挥程度，而且还影响着民众与国家的关系状况，乃至于民众对现代化建设的态度问题。因此，能否正确摆好农民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价值地位，是决定着现代化能否顺利进行并最终取得成功的关键。把农民作为价值主体，最主要的是落实在对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上，也就是说落实在把农民当作真正的创造主体上。
综上所述，历史与现实的我国特殊国情，决定了农民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必然是政治主体与市场主体、创造主体与价值主体相统一的双重角色，它们内在统一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我国现代化的关键是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而乡村现代化的本质就是农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农民在参与到现代化实践中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自身创造主体作用的同时，只有分享到现代化建设的成果，“传统型”的墨守成规的小农意识才可能向“现代型”的进取开放的公民理念进化，成为现代化的人力资源。
参考文献：
1、夏甄陶.人在对象性活动中的主体性[J].人文杂志,1995(4).
2、潘逸阳.农民主体论[m].人民出版社,2002.
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9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1.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15-64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2.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3.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
首先，我们认为用劳动时间或工作时间来计量劳动力就业充分与否是有其经济学基础的。早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本质的剖析——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资本家对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无偿占有为基础的，事实上，劳动时间（而不是货币或其他计量单位）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行理论分析的基本计量单位。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一般劳动量来决定的，而劳动量是由劳动持续的时间来计算的，劳动时间则是用小时、日等作为计量单位。当代一些西方著名经济学家面对难以用货币单位计量的复杂经济问题时也广泛采用时间（往往以小时为单位）作为定量分析单位。例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构建人力资本积累模型中就避开了价格问题，而将一个人的童年、成长期受教育的时间，和一生的工作时间甚至先天禀赋条件通通以时间为单位来计量人力资本的积累。反过来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经济学派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定义和测度之所以产生缺陷和引起争议，很大程度上系由农业生产函数中要素投入在质和量上的差异，以及农业生产环境条件的不确定性所致。其他几种有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及相应的测定方法，如“耕地—劳动力比率变动法”（见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飞1996,105-106）、“国际标准比较法”（见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现与“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标准和方法相类似的问题和争议。因此，本研究尝试以劳动时间为基本计量单位来定义及测量中国农村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应当是更合理的选择。
其次，也应当强调采用工时作计量标准测定剩余劳动力必须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或假定，而这些前提或假定必须是通过经验实事验证为正确的。我们设定的几个经济学理论假定如下：
1.经济理性假定。农民（即农村劳动力）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中国现行农村经济制度下，农民从事的一切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质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趋利是农民的经济人本质。
2.工时有效性假定。在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对土地拥有法定使用权以及对其他生产要素拥有支配权的农民对其劳动时间的支配与利用将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农民不会在自己支配的劳动时间内偷懒。
3.有效工时的同质性假定。根据工时有效性假定，可以将以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时为单位的劳动量视为无差别的、同质的劳动耗费并用以计算劳动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劳动力资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国农村现行经济制度下，农民具有自行配置劳动力资源并使劳动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倾向（注：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寻求经济收益最大化为条件的劳动力充分就业是这一倾向的具体化。
保证这一剩余劳动力新定义成立的主要理论前提（或假定）是劳动者工时的有效性，即在当时当地既定的条件下，农村劳动力在与其他生产要素结合时，其劳动时间的利用达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证是，在另一种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劳动力多数处于“出工不出力”、“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式的“磨洋工”状态，即劳动力单位工时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状态。一旦“有效工时假定”不成立，我们用以测定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定义及相关模型便会“失真”。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以劳动力有效工时不足为主要内涵的不充分就业来定义农村剩余劳动力仅适用于自1978年以来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
二、中外剩余劳动力定义述评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1954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1989,3）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1989,4）．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1989,12）。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1995）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1880～1980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顷，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顷，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0.3公顷增加到0.78公顷，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1953-1988年劳均耕地分别由0.32公顷和0.53公顷，增加到0.62公顷和0.72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1953年分别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别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别减少252万和40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1982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1)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2)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56.8%。（宋林飞，1996）。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101个国家1950-1970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27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27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800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30%，当人均Gnp=1000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16%，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13.8%，（宋林飞，1996）。笔者按1995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800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52.2%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16.4%。若按1995年全国总劳动力6.89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1.13亿，与90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1.3-1.5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参考文献】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
②所谓倾向是指农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劳动力资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观动机，不考虑其客观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中译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飞：《中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与对策》，《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贝尔克等（人力资本，生育率与经济增长》，《政治经济学杂志》98卷，1990年。
⑧罗伯特．卢卡斯：《论经济发展机制》，《货币经济学杂志》22卷1980年。
小农自然经济的含义篇10
“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说。首先提出“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或为负数的劳动力为剩余劳动力”这一概念的是美国著名（古典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年刘易斯在英国《曼彻斯特学报》上发表了题为《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在论文中，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视为一个空间分布上的非均衡过程。这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而言，都存在一种“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寻求利润为目的的城市现代工业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部门和以农村传统的自给自足，仅以维持生计而非追逐利润为目的农业部门为代表的所谓非资本主义部门。此种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是，经济发展仰赖于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资本增殖与扩张，并有可能不断吸纳传统的非资本主义的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而传统农业由于技术停滞，土地扩展的限制，特别是农村人口增长迅速，资本性投入物少，故这一部门的劳动力极为丰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以致在这种（二元）经济的较大部门里，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为负数的国家里，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有些作者已经注意到农业部门中这种‘隐蔽’失业的存在，并说在所有情况下家庭拥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员找到其他工作，则剩下的成员仍可以耕种他们所拥有的土地。”（a.刘易斯，,）a.刘易斯接着指出：“但是无论边际（劳动）生产率是不是零或很小，这对我们的分析并不重要。在这些经济里，劳动力的价格是仅够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因此，只要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a.刘易斯，,）．刘易斯认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高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两个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业部门由于不断扩展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在乡—城市之间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无制度障碍）的前提下，便发生了传统农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转移，然而又由于传统农业劳动力近乎无限供给的性质和城市工业部门存在失业，吸纳劳动力毕竟有限，故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只能略高于农业部门劳动者维持生计的收入水平。“资本主义部门由于指剩余再投资于创造新资本而扩大，并吸收更多的人从维持生计部门到资本主义部门就业。剩余越来越多，资本形成也越来越大，而且这个过程要一直维持到剩余劳动力消失为止”（a.刘易斯，,）。这便是在a.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框架内，边际生产率为零值甚至为负数的劳动力乃是剩余劳动力的经典定义。
对于西方学者的这一概念，我们的评价是：第一，他们对发展中国家存在二元经济结构的理论概括无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因而是正确的，也就是说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农业剩余劳动力产生的基础。第二，“零值边际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力概念运用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从增量变化的动态角度描述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力及成因，对发展经济学的宏观结构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这无疑是刘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论贡献。第三，然而a.刘易斯等人以零值边际劳动生产率定义农业剩余劳动力也存在缺陷，这主要是：其一，这一定义是以技术长期停滞，且其他生产要素（土地，资本等）不变的传统农业为前提的，但当代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早已处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不同阶段上，远非典型的传统模式，完全不考虑农业转型期农业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投入和贡献等因素，显然与事实不符。其二，采用零值边际生产率来界定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致命缺陷是，它将农业与现代工业视为同质性产业，忽视了农业是一种广泛依赖外部自然条件（如生态环境，气候等）的风险性弱质产业。与工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相对固定相比，农业生产不仅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的变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优劣与变化。举例来说，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灾害年份的产出不仅远低于风调雨顺年份的产出，而且可能会颗粒无收。故以灾害年份边际生产率下降为零或为负来判定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怀疑的。
“地—劳比率变动”说。针对a.刘易斯等人的“零值边际劳动率”定义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的事实不符的缺陷，中国学者郭熙保、宋林飞等人提出新的定义标准。郭熙保的判别标准是，“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长期呈下降趋势时，我们认为该国（或地区）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对这个新定义，郭熙保在所做解释中强调，按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的变动与按区域人口平均耕地变动是有区别的，即劳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着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这一新定义重在强调劳均耕地变动的长期趋势而非短期波动，如果国家或地区劳均耕地面积几十年均呈下降之势，则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农业技术停滞的社会里，农业劳动力的增加导致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是肯定存在的，同时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面积是下降的；②在农业技术进步的社会里，农业劳动者增加可能不会降低劳动边际生产率，反而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总产量，因为技术进步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农业劳动力人数增加得比耕地面积更快，使劳动耕地面积下降，农业剩余劳动就仍然存在。（这是由于每个劳动者占有耕地面积的减少，一般说来，抑制了农业技术进步，尤其是机械技术进步，规模经营效率和劳动生产率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假若有一部分劳动者从土地上撤出，这些潜力将会充分发挥出来，使剩下的农业劳动者生产率更高，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快地增长，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认为，根据农业劳动者人数与耕地面积的长期时间序列资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劳动力定义更简便更容易识别一国或一个地区是否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郭熙保，）
我们认为，郭熙保以经验观察为依据从地—劳变动的长期下降趋势来定义剩余劳动力这一点是有价值的，同时也与中国和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相符。但他的定义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就是：第一，若从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变化这一基本点出发，劳均耕地面积下降只是剩余劳动力存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因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农业生产其他要素（如资本）以及技术进步、自然条件等内生变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础，确定剩余劳动力存在及其数量多少有很大的随意性。特别对于土地资源等天然禀赋条件差异极大的国家（如美国与中国、日本等），很难用统一的尺度测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及其规模，郭先生在论证他的新定义的正确性时，还用美国、日本～年间地—劳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证出美、日在农业发展中不存在剩余劳动力的结论，他指出美国农业劳动者人均耕地由年的.公顷，增加到年的.公顷，增加了.倍，同期日本劳均耕地由.公顷增加到.公顷，增加了.倍。（郭熙保，）。此外，韩国和我国台湾省-年劳均耕地分别由.公顷和.公顷，增加到.公顷和.公顷。于是他认为韩国和台湾省也不存在剩余劳动力。其实，郭先生忘记了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韩国、台湾省之所以出现劳均耕地面积上升的长期趋势的这一段时间，恰恰正是这些国家或地区不断存在剩余劳动力，又不断转移这些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怎么能说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呢？根据郭在《农业发展论》一书中表-（郭熙保，）提供的数据，韩国、台湾省农业就业劳动力年分别为人和人，到年分别降到人和人，分别减少万和万人之多，这些减少的劳动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劳动力又是什么？如果年以后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从而地—劳比率继续上升，也是不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证据与理由么？由此可见，按照郭先生的新定义来断判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否，显然难以自圆其说的。
年宋林飞对江苏南通的农村劳动剩余问题进行调研时，提出了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为剩余，表示农业劳动力剩余度，a为农业总劳动力，F为农田耕作所需的劳动力，其中F＝总耕地／x亩／劳动力，“x亩／劳动力”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积。确定x涉及两个参数：()每亩需要的劳动日数（用D表示）；()每个劳动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劳动日数（用L表示）则X=L/D。宋先生用这一公式测得江苏南通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度为.%。（宋林飞，）。宋林飞关于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测定方法与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劳均耕地面积为尺度来判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测定方法是静态的而非动态的趋势，并且在每个劳动力负担耕地面积中加入了两个变数：单位劳动力耕种单位耕地的日时数和单位劳动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数。宋林飞的定义及测定方法充分考虑农业劳动时间存在季节差异，非常符合农业生产的实际。这与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广泛采用的（农业）工时及工时的边际生产率的升降来确定剩余劳动力思想是一致的。从这方面讲宋的定义和测量方法比郭的定义更进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们认为宋林飞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及测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和农业技术进步等项变动因素对单位劳动力负担耕地的影响。此外，对单位劳动力年量高工时限度的设定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风俗习惯的巨大差异，特别是不同区域因地势、气候、水土光热等资源条件的不同，单位耕地上投入的劳动工时差别更为巨大。再加之农业技术进步（如免耕法的推广，产业化育种等）以及资本性投入（农业机械、排灌设备的使用）都随时影响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的变化。因此，宋的定义及其测量模型，对某一点上，同质性小区域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测定可能是有价值的，换言之，这一定义模型难以成为具有普遍经济学意义的概念。
最后须要指出的是以地—劳比率为基础，郭和宋的剩余劳动力定义均将侧重点放在农业的种植业上，事实上除种植业外大农业的其他产业如林业、养殖业、畜牧业、渔业以及家庭副业中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是绝不能用每个农业劳动力所能负担的耕地面积及其变动来测定的，这也是郭熙保、宋林飞地—劳比率变动测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国际标准比较法—H.钱纳里“发展模型”。年西方著名经济学家H.钱纳里构建了“世界发展模型”。H.钱纳里采用库茨涅茨统计归纳法对全世界个国家-年的社会统计指标（含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Y)，其他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自变量(X[,n])的回归模型——“世界发展模型”。根据这一回归模型，H.钱纳里划分了人均Gnp小于美元到大于美元等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根据这一量表可以确定与不同等级相应的种社会经济指标的标准数值。各个国家或地区便可将自身的实际与这一“标准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找出其发展的差距。从H.钱纳里的“标准结构”模型中，我们可以发现人均Gnp=美元这一等级下第一产业（该模型称之为初级产业）劳动力是总劳动力比例的%，当人均Gnp=美元这一等级时，第一产业劳动力比例降到.%(H.Chenney,m.Sycquin,,)。宋林飞根据钱纳里“标准模型”对中国农业劳动力剩余率的测定为%，在用库茨涅茨系数对中国价格扭曲因素在钱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计算出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剩余率（他称为不合理配置率）为.%，（宋林飞，）。笔者按年中国的人均Gnp等级为美元左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例为.%的实际数据，与钱氏标准模型相比较，并同样扣除价格扭曲因素，测得当年的剩余劳动力率为.%。若按年全国总劳动力.亿为基准计算，当年农业剩余劳动总量为.亿，与年代中期官方和国内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在.-.亿相比，用钱氏标准模型测得的这一数字显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们认为H.钱纳里模型为各国测定是否存农业剩余劳动力及其数量比例提供了一个标准，这是很有比较研究价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条件，除了各国社会经济指标通过回归构成了一种纯粹形式或马克斯·韦伯称之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国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响，例如滞留于中国农村的农业劳动力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而不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动和转移，这与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情形迥然相异。因此将适用大多数国家发展趋势和特点的模式来套中国农村和农业的情形，很难得出对中国测定农业剩余劳动力有用的结论。
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新定义
根据中国农村现行经济体制下劳动力利用的经验事实，我们试对农村劳动力剩余及其相关概念重新定义如下：
.农村劳动力：指户籍所在地为农村社区的人口中-周岁的男性和女性个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学生、服兵役人员，以及因身体原因不能劳动的人等。
.农村剩余劳动力：专指中国农村中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所谓劳动力的不充分就业则是指每个单位农村劳动力每年有效工作时数（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时数指农村劳动力从事农业（含种植业，林、牧、副、渔业）和非农业（如工业、手工业、商贸、建筑、运输、教育、文化事业等等）的一切经济活动所耗费的有效时数（以小时为单位）。但是不包括经济活动以外的时间消耗，如煮饭、洗衣、就餐、娱乐、闲暇等活动的消耗时数。）低于公认的单位农村充分就业劳动力年度有效工作时数标准，即制度工时数的一种状态。
.农业剩余劳动力：指从事农业（含种植业、养殖业、林、牧、渔业）的农村不充分就业劳动力。
通过上述三个概念的界定，我们实际上强调它的两点重要含意：其一，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剩余的核心和实质是劳动力的利用不足，即就业不充分。其二，按照一个国际国内可以接受的标准，农村劳动力的有效工作时数的多少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为剩余劳动力以及对劳动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为了说明不充分就业作为劳动力剩余的界定标准的合理性，我们拟对这一新定义的内涵和成立的条件作简要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