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1
[关键词]XBRL财务报告；盈余反应系数（eRC）；事件研究法
[Doi]10.13939/ki.zgsc.2016.42.064
1引言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高速发展，“云计算”“大数据”等概念相继提出，计算机技术在经济领域的应用极大地提高了运作效率，其中财务报告的披露与财务信息的获取已经与信息化l展水平息息相关。自上交所和深交所硬性要求上市公司进行XBRL披露以后，XBRL的披露是否能够提高我国企业的会计信息盈余质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本文拟采用事件研究法，基于更早实施披露XBRL财务报告的深市，选取深市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首先检验XBRL财务报告披露前后对累计超额收益率（CaR）的影响；其次基于盈余反应系数（eRC），从XBRL披露前后窗口期盈余反应系数的对比研究以及总体样本的回归检验两个方面进行实证研究，探析深交所自全面披露XBRL财务报告后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情况，来测定XBRL年报的披露是否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和信息披露水平，从而改善投资者投资效率，进一步补充了XBRL财务报告披露实施的应用效果研究。
2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2.1XBRL的发展与应用
XBRL作为应用于财务信息处理的前端技术，自1998年产生至今，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2001年中国首次出现了研究XBRL的文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都开始了XBRL技术的研究和试验。目前国内XBRL的应用还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许多需要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相对于传统财务报告，XBRL财务报告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诸多便利。沈颖玲（2002）认为XBRL网络财务报告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重复输入引起的信息错误风险和信息成本，而且信息使用者也能又快又准地取得财务信息，能够提高信息的及时性，并减少信息不对称问题。曾建光（2013）则研究证明了XBRL财务报告的实施可以降低开放式基金的成本，并提高基金的效益。
2.2盈余反应系数（eRC）
根据贝叶斯定理和决策理论：在公开的市场中，当某一事件发生时，投资者会对此做出迅速并且无偏的反应。Ball和Brown认为在有效市场中，股价包含了所有历史信息，不然股价就会变动。西方实证会计理论认为，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会计信息质量越高，市场对会计盈余的反应将会越大。
本文将借鉴Ball和Brown的模型，采用股票累计超额收益率（CaR）来测量XBRL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假如XBRL财务报告包含更多信息含量，则在其披露后，累计超额收益率将会增加，从而将导致累积超额收益率变化。因此提出假设1：XBRL财务报告披露后，累积非正常报酬率（CaR）发生显著变化。
盈余反应系数（eRC）是指某一证券的累积超额回报相对于该证券发行公司报告的盈余中的未预期因素的反应程度，也就是说盈余反应系数实际上说明的是盈余公告的信息含量，盈余反应系数越大，说明财务报告的信息含量越多，信息披露水平也越高。故提出假设2：XBRL财务报告在我国披露后，提高了盈余反应系数，从而说明XBRL在我国的应用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
3样本选取
本文以XBRL年报披露日期为事件日，考虑到过长的事件窗口期可能引入较多噪声因素，所以选用较短的事件窗口期为[-1，1]，即年报披露前1个交易日到披露后1个交易日。选取深交所使用了会计通用准则分类标准的上市公司2007年至2012年的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本文的初始样本，剔去St类公司和估计期内连续10天未进行股票交易的公司，以及其他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筛选出6年共1866个样本。样本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深交所网站，并使用excel进行基础数据处理，使用Stata12.0软件进行数据的深入处理和分析。
从表1中可以看出深市制造业5个观察期披露前后CaR有一定程度变化，用Z统计量检验其显著性，Z值2.369大于1.96，检测结果表明深交所实施XBRL财务报告后，CaR具有一定显著性，支持了假设1，说明XBRL对CaR产生了效应，XBRL的实施具有一定的市场反应。
5.2XBRL财务报表披露前后对信息质量的回归分析
5.2.1描述性统计和相关系数分析
表2为窗口期[-1，1]内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3为主要变量的相关性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CaR（-1）的平均值略高于CaR（1）的平均值，标准差基本相差不大，因此XBRL财务报表实施前后两组数据不存在明显差异，可进行对比研究。根据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各自变量间相关性较低，相关系数绝对值的最大值仅为0.4053，说明各个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比较低，不存在多元共线性关系，使得模型结果具有比较强的解释意义。
5.2.2回归分析
为了研究XBRL的实施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根据模型2，在窗口期[-1，1]对XBRL财务报告披露前后的Ca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1）和（2）。回归结果显示，在不考虑公司成长性、安全性以及公司规模的情况下，对于深市制造业样本企业，XBRL财务报告披露后，β3系数从0.008增加到0.014，说明XBRL财务报告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盈余反应系数。
为进行进一步研究，引入eRC的影响因素，即公司成长性、安全性和公司规模，根据模型3，对深市总体样本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结果（3）。该结果表明，XBRL财务报告的披露在1%的水平上影响着CaR，aBSUe×XBRL在5%水平上影响CaR。此外，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在1.07与3.78之间，均小于10，说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回归方程的R2为0.458，F值为4.68，并且通过了1%显著性检验。总而言之，回归方程比较有效地说明了XBRL财务报告在我国应用后，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回归分析结果――窗口期[-1，1]详见表4。
6结论
本文运用事件研究法对会计通用准则分类标准下XBRL财务报告的eRC进行研究与分析，以深交所a股制造业企业作为样本，在窗口期[-1，1]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XBRL财务报告的实施，提高了盈余反应系数（eRC），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影响着累计超额收益率（CaR），说明我国现阶段对XBRL财务报告的实施应用，经过深市的数年努力，其披露的XBRL财务报告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改善了信息披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方便信息使用者做出有效决策。因此，我国要继续优化XBRL财务报告披露系统，加速发展会计信息化进程，从而提高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和资源配置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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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2
雷・鲍尔(Ray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empiricalevaluationofaccountingincome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二)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引导作用尽管国内引入和借鉴鲍尔和布朗在《评价》一文中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吸收和借鉴本文献的精华，以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不过，要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借鉴该文献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3
【摘要】本文以我国规模最大的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2007年的年度报告为样本,对其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状况进行考察。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比较低,其中组织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顾客资本信息,最后是人力资本信息;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的行业差异比较明显,信息技术等高科技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高,而电力等传统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低。
【关键词】智力资本;自愿披露;内容分析法
一、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关注与智力资本相关的信息,智力资本不仅是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源泉,而且也是其未来创新和利润增长的关键所在。LevandZarowin(1999)通过分析会计数据和市场价值的相关性,证明过去20年来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已经降低。普华永道2001年进行的一系列调查发现,在投资者认为最重要的信息中,只有三种属于财务信息(现金流、利润、毛利率),剩下的七种信息中有两种源于内部数据(战略方向和竞争格局),余下的五种均是无形的信息,包括市场增长、管理团队的素质、市场规模、市场份额和市场拓展;投资者认为中等重要的信息可以分为三类:顾客(分销渠道、品牌、客户周转率)、雇员(智力资本、雇员保留率和每名雇员的收入)和创新(新产品收入、新产品的成功率、研发支出和产品开发周期)。这些投资者和分析师认为,重要的信息几乎都属于智力资本,然而多数没有被管理层披露,因而造成了信息不对称。因此,研究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的自愿披露行为,对于促进上市公司提高自愿披露程度、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会计界致力于研究外部报告对资本市场效率的影响(Healeyandpalepu,2001)。Botosan(1997)发现提高信息披露程度能降低资本成本;Sengupta(1998)证明提高披露能降低债务成本;Healeyetal.(1999)则发现提高披露能增加每股业绩,但与当期及预期盈余无关;GelbandZarowin(2000)发现披露水平高的公司,其股价与未来收益的相关性越高。为了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许多国家呼吁上市公司提高信息披露程度,丹麦还编制了专门的智力资本披露指南。基于智力资本开发领域取得的成就,一批先驱企业率先开始对智力资本报告的探索,首开先河的是瑞典第一大保险和金融公司——斯堪迪亚(Skandia),他们于1994年设计了导航仪模型,系统化地解释了智力资本各组成要素及其关系。1997年,丹麦组织一批企业从事智力资本开发,这些企业陆续公布了智力资本报告,随后亚洲、欧洲、中东地区的一些企业在智力资本披露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我国对智力资本披露的研究始于20世纪的最后几年,起步较晚,大部分停留在介绍国外的报告模式,并提出适合我国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报告模式。其研究通常分两种,一种是在传统的财务报告中增加与智力资本有关的账户并在表内披露,非财务信息在表外披露(谭劲松,2001;梁莱歆、官小春,2004);另一种是单独编制智力资本报告,如徐程兴(2003)提出的企业智力资本报告的主表和附表及报表附注所组成的报告框架。张炳发、万威武(2004)提出的企业知识资本报告,从知识资本投资、知识资本积累和知识资本绩效三大方面对企业的智力资本进行报告。对智力资本披露的实践研究涉及较少,张丹(2008)以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中心评出的2006年度上市公司100强中在a股上市的49家企业2001年至2005年的226份年度报告为样本,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有关人力资本、组织资本与客户资本等构成的智力资本披露内容已经存在,且披露内容逐年增加;智力资本信息披露对市价影响显著;智力资本披露具有行业差异。冉秋红等(2007)对我国2005年223家上市公司年报公开披露的非货币计量智力资本信息进行内容分析,对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进行估算,实证结果表明,智力资本对组织经营绩效产生了积极的、正向的影响,以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对资本市场具有较为显著的价值相关性,而非货币计量的智力资本信息的价值相关性并未得到明显体现,同时,这些发现存在行业差异。
然而,由于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采用内容分析法,其重现性比较差,因而很有必要扩大样本容量,对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状况进行持续研究,以进一步明确公司智力资本披露的特征,为我国建立智力资本披露指南、有效指导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实践提供重要的依据。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选取2007年规模居前的100家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为样本,选择了可以减少规模效应影响的规模较大的公司。已有文献指出,智力资本披露程度与公司规模相关(Bozzolanetal.,2006;张丹,2008)。虽然Striukovaetal.(2008)的实证结果指出,年度报告并不是研究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好的载体,然而大部分文献还是选择年报为分析样本(abeysekeraandGuthrie,2005;Bozzolanetal.,2006;Guthrieetal.,2007),而且除了年报外,我国上市公司披露的其他信息如网络信息、新闻会等较少,因此本文选择分析样本公司的年度报告。样本公司所属行业如表1所示,主要行业的划分依据CSRC的行业分类。
(二)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的度量
由于年报中的智力资本信息多为文字和图表形式,为了辨别和比较不同企业披露的智力资本信息,目前已有的大部分文献均采用内容分析法(Beattieandthomson,2007;Guthrieandabeysekera,2006;Guthrieandpetty,2000;Guthrieetal.,2004)。然而此方法近年来颇受批评,譬如Beattieandthomson(2007)认为,由于没有提供详细的编码规则,智力资本要素的概念边界不清,读者很难判断智力资本要素的类别。因此本文将详细论述智力资本的分类以及各要素的涵义、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的计量方法。
1.智力资本分类及要素的涵义
虽然目前没有公认的智力资本定义,智力资本报告的形式也各式各样,但包含的内容是相似的,主要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即“H-S-C”结构。Guthrieandpetty(2000)提出三类24要素的智力资本披露框架,人力资本包含6要素,即Know-how、教育、职业资格、与工作相关的知识、与工作相关的能力、创新精神;组织资本包含9要素,即版权、专利、商标、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管理过程、信息系统、网络系统、财务关系;顾客资本包含9要素,即品牌、客户、顾客满意度、企业声誉、分销渠道、业务合作、许可合约、有利的契约、特许权合约。此框架被Brennan(2001)和apriletal.(2003)所采用。Bozzolanetal.(2003)删减掉管理哲学、财务关系和创新精神三个要素,加入研究项目要素后形成22要素的分析框架。abeysekeraandGuthrie(2005)对智力资本要素进一步优化,并对各要素的内涵进行了说明。基于该结构,同时考虑我国目前智力资本管理的现状以及年报的内容结构,笔者将企业智力资本类别即要素结构设置为3类17个要素。转(1)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企业员工的知识、经验、技能、态度的总和,包括培训与发展、创新精神、雇员安全、雇员关系、雇员福利以及雇员状况6个要素。培训与发展指Know-how、职业资格和培训;创新精神指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和创新决心;雇员安全指企业采取的安全措施、安全认证等;雇员关系指工会举办活动、雇员参与社会活动;雇员福利指雇员和管理层的报酬、雇员福利、雇员持股计划;雇员状况包括雇员人数、专业构成、教育水平、专家资历、雇员年龄以及人事变动等。
(2)组织资本。组织资本是企业的基本构架,是将人力资本组织起来的机制和流程,包括智力资产、管理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企业文化、财务关系、研发6个要素。智力资本包括版权、商标和专利;管理过程指管理方法与运作过程;信息和网络系统是保障智力资本有效运转的技术保障,主要指公司的信息系统,譬如内联网、信息密集度、资讯科技能力等;企业文化是公司全体员工认同并遵守的、带有本组织特点的使命、愿景、宗旨、精神、价值观和经营理念;财务关系是指企业与投资者、银行以及其他融资者的关系;研发是指为开发新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研究。
(3)顾客资本。顾客资本包括品牌与公司形象、顾客忠诚度、业务合作、分销渠道以及市场份额5个要素。品牌与公司形象包括品牌、质量标准和公司美誉;顾客忠诚度包括顾客满意度、客户忠诚度、客户拥有量、客户保持、客户服务等;业务合作包括商业合作、许可协议和特许经营协议;分销渠道包括销售、零售、经销权和网络等;市场份额包括产品或服务的市场占有率、市场地位。
2.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的度量方法
依据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内容分析法来度量公司的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程度。内容分析法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披露的次数或频率越高,表明该问题越重要。一些文献根据相关字词、短语、句子、段落的长度来计量要素披露的次数,而一些文献仅仅只计量字词出现的次数,不论其长度(Beattieandthomson,2007)。如果限制年度报告的篇幅,那么要素所占的长度越大,则该要素越重要,如果年报没有篇幅限制,由于没有额外成本,增加要素披露的长度可能并不能提供额外信息。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没有篇幅限制,报告长度参差不齐,长的超过200页,短的不到100页,因此本文选择只计数、不计长度的方法来度量智力资本披露的程度。参照Bozzolanetal.(2003)的计数法,本文选择段落作为分析单位来计量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次数,判断的依据主要是段落的意思,而不仅仅是特定的词汇。如果智力资本信息框架中的任一要素在某段被披露,则该要素披露记数1,如果没有披露,则记数0,如果某要素信息在年报中重复披露,则仅记录一次。年报分析完后进行分类汇总,即可得该公司智力资本信息中每一种类每一要素的自愿披露程度。
在度量每一上市公司年报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程度之前,必须认真研读年报,确认并计数与智力资本要素涵义相符的内容。为了提高该过程的可信度,本文作者之一和一名研究生通读10份年报样本,分别独立计量各样本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然后将两份计分表进行比较讨论,经过几番讨论后,两名计分者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小,直至达成一致。两名评分者再分别独立对余下的90份年报进行评分,若评分结果一致,则计分过程结束,若不一致,则继续讨论,直至达成一致。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对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2列示了年报中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频次的描述性统计。
由表2可知,样本公司年报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的频次在2-55之间,均值为22.98,标准差为14.419,说明样本公司年报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较低(英国为42.5,意大利为46.33,见Bozzolanetal.,2003),公司之间的差别比较大,这与我国资本市场不成熟、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总体信息披露程度不高的环境相符。也可能是因为我国缺乏智力资本,根据世界银行2005年底颁布的“国家财富报告”,美国的无形资产是中国的99倍,这是导致我国与发达国家财富差距的主要原因。虽然我国致力于向知识经济转型,但是由于法制不健全,尤其是知识产权法的执行力度不够,效果并不明显。智力资本的三元素中,组织资本自愿披露的频率最高,均值达14.64;其次是顾客资本,均值为6.14;最后是人力资本,均值仅为2.2。这与Xiao(2008)的研究结论一致,然而与其他国家譬如英国和意大利(Bozzolanetal.,2003)、斯里兰卡(abeysekeraandGuthrie,2005)的研究结论不同,上述国家披露程度最高的是顾客资本信息,其次是结构资本信息。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尤其强调智力资本的管理过程,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和积累不太重视。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是智力资本的核心,是最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的价值驱动器,我国上市公司应该积极培育人力资本,加强对人力资本的管理。另外上市公司组织资本信息和人力资本信息披露次数的标准差分别为5.595和2.688,说明各公司的信息披露差别非常大。在组织资本的信息披露中,管理过程披露最多,均值高达10.38,说明上市公司强调如何管理智力资本,突出管理层的管理意图和能力。在顾客资本的信息披露中,品牌及公司形象的披露频次较高,说明我国上市公司越来越注重品牌的培育,通过品牌培育、公司形象塑造来扩大市场占有率,获取长期竞争优势。雇员福利是人力资本信息中披露程度最高的要素,通过披露员工福利计划,吸引并留住拔尖人才,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
(二)智力资本要素自愿披露行业差异的比较分析
使用表1中的行业分类作为调查智力资本要素披露行业差异的依据,由于“造纸和印刷业”只有一个企业,因此去掉该行业,对余下的13个行业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信息技术业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电子行业,这两个行业都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对智力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其对知识、技术、信息等要素的掌握和应用将决定经营的成败;披露程度最低的行业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这类行业属于传统行业,竞争不是很激烈,主要靠规模获取竞争优势。人力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石油、化学、塑胶、塑料业”;其次是采掘业,这些行业工作条件较差,企业越来越关注雇员的安全健康及培训,重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他行业对人力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都较低,相差不大。组织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信息技术业;其次是建筑业和电子行业;披露程度最低的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顾客资本信息披露程度最高的是信息技术业,关注与外界建立关系,重视顾客忠诚度的培育,与顾客和供应商合作,最低的是“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五、研究结论
本文在构建人力资本、组织资本和顾客资本三元素的公司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框架的基础上,分析了2007年我国规模最大的100家上市公司的智力资本披露程度,结果表明:
1.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信息自愿披露的程度不仅比较低,而且相互之间差别比较大;在智力资本披露框架的三元素中,组织资本信息的披露程度最高,其次是顾客资本信息,最后是人力资本信息。2.我国上市公司智力资本自愿披露程度行业间的差异比较明显,信息技术及电子等高科技行业公司的披露程度较高,而电力、煤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行业的披露程度较低。
我国上市公司已主动通过年报来披露其智力资本信息,然而由于没有相关规则的指引以及智力资本要素的多样性,披露程度和要素五花八门,因此有必要制定智力资本信息披露指引,确定各行业信息披露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以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
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4
【关键词】事件研究法；财务披露管理；企业价值；市场反应
【中图分类号】F2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6）24-0104-03
一、引言
财务披露管理是企业管理层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试图影响企业信息受众的决策和印象的企业行为[1]。随着资本市场的逐渐完善和成熟，股票公开交易市场价格越来越成为企业价值的重要代表指标。而因为信息不对称，市场对公司的认知与管理层预期往往具有较大的偏差，对股价的公允性和稳定造成影响。因此管理层具有通过主动对财务披露的内容、时点、披露对象、可理解程度、置信度等方面进行管理来达到提升企业形象、调整投资者的市场预期，从而影响企业股价的动机[2]。充分发挥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对企业战略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年度业绩预告是在年报披露之前管理层对外公布的企业盈利预测和解释，具有较强的准确性，是管理层财务披露管理的重要对象之一[3]。本文以企业年度业绩预告作为企业财务披露管理的代表，旨在研究管理层进行财务披露管理的市场反应和经济后果，论证其对股价及企业价值影响的有效性。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财务披露是委托关系下为了缓解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一种衍生行为，将其作为一种管理手段乃至上升为理论，说明了财务披露行为的重要性以及市场中各个信息受众对其的重视。现有研究成果中关于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较为丰富。HolthausenandVerricchia（1988）引入“信息披露反映系数”分析价格变化是如何依赖于信息披露。雷敏等（2005）发现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不精使投资者缺乏正常判断和接受信息的基础，将带来低下的市场效率。这些理论为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论证上的支撑。孙蔓莉（2004）用印象管理来解释管理层进行财务披露管理的心理动机。此类财务披露动机和行为倾向研究也从侧面证明了财务披露管理有效性的存在。
另一方面，业绩预告作为自愿性披露信息是重要的财务披露管理对象。许多文献表明，管理层盈余预告具有显著的信息含量，有助于减少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4]。因此，以业绩预告披露之后的市场反应验证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和研究意义。
上述研究成果对系统地理解财务披露管理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地位。随着国内经理市场的丰富和健全，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的经理人也开始重视财务披露管理，并将其上升为企业战略高度[5]。但是在目前的实证研究当中，主要集中在财务信息的披露质量和财务披露的时间管理方面，鲜少见对财务披露管理有效性的实证分析。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对财务披露管理进行实证分析，论证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来源
由于业绩预告的披露对股票报酬的影响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方向性，预告盈余较上年同比增加的消息将对股票产生正面的影响，相反，预告盈余减少的消息则可能导致股价下降。因此，在选择样本时，需要将业绩预告的企业分类，避免股票报酬产生不同方向影响的样本在平均化的过程中相互抵消而减弱实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选择沪深两市截至2016年3月31日所有已2015年度业绩预增报告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剔除数据不全且事件期内已发生其他影响股价的重大事件的样本后，抽取80家样本公司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财务披露管理行为对股票报酬率的影响。这80家样本公司包含了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以保证样本的全面性和结果的代表性。本文将2015年年度业绩预告日作为事件日，将事件日前5天至事件日后15天（共21天）定义为事件窗口，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及沪深证券交易所网站。
（二）事件研究法的结构和步骤
事件研究法是探讨事件发生前后标的公司股票价格（或企业价值）反应的经验研究方法，以特定事件日为基准，通过研究事件日前后股价报酬的变化，衡量标的股票价格因为该事件所受的影响。事件研究法是研究资本市场有效性的重要实证研究方法，也可以用其事件期中样本的报酬率是否有显著异常的情形，来探讨某资讯的有效性。
事件研究法的第一步是事件日、估计期和事件期的确定。本文对三者的设定如下：事件日――以2015年年度业绩预告日作为事件日的当天，定义为第0天；估计期――以事件日的前6天至事件日前105天（共100天）作为估计期间，以此来计算样本公司股票的期望报酬率；事件期――以事件日前5天至事件日后15天（共21天）作为事件期间，以此来观察业绩预告公告前后的市场反应。
事件研究法的第二步是异常报酬率的定义和估计。一般而言，需要先设定在假设所要研究的事件并没有发生的情况下标的股票预期的报酬率（正常收益），再以标的股票在所要研究事件发生时的实际报酬率减去标的股票预期的报酬率，得出异常报酬率的估计值。个股报酬率通过下式衡量：Ri，t=，其中Ri，t为i公司在t期的股票报酬率，pi，t、pi，t-1分别为i公司在t期、t-1期的股票价格。
本文采用风险调整法建立个股的预期报酬率。回归模型如下：Ri，t=αi+βi×Rm，t+i，t，其中Rm，t代表的是大盘指数收益率，本文根据选择的样本来源，选用相应上证综指收益率、深成指收益率、中小板指数收益率和创业板指数收益率来代表市场报酬率。异常报酬率以上市公司年度业绩预告公布日为事件日，以-6至-106为估计期，根据上述回归模型，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模型参数，计算出异常报酬率为：aRi，t=Ri，t-（[
事件研究法的第三步是异常报酬率的检定。仅观察异常报酬率并无法直接得出结论，因此在估计异常报酬率之后，必须分别将每组个股的事件期各期的异常报酬率加以平均和累计，并检定平均异常报酬率（记为：aRt=aRi，t）或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记为：CaRt=aRt，其中t在事件期间的范围内取值）是否显著异于0。本文为了观察标的股票是否因为业绩预告披露行为而产生显著变化，对事件期内的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进行t检验。
累计异常报酬率假设检验如下：H0：CaRt=0，说明公司股价累计异常报酬率的变化是随机波动的结果，事件的发生并没有对股票价格产生显著影响。H1：CaRt≠0，表明事件内股价变动不是随机产生的，即事件对股价是有显著影响的。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的检验统计量如下：tCaR=
，其中[S1][
四、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使用SpSS19.0软件对样本公司的股票进行检验。
首先，从表1中可以发现，事件日（即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发生日）的前5天至后15天内，普遍出现明显且持续的正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从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的走势来看，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呈现出逐渐累计增加的大趋势。这可以初步说明业绩预增的讯号对股市产生的正向影响是存在的，业绩预告披露管理行为带来股票收益上升的市场反应，从侧面可以论证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
其次，通过更为细致的数据层面观察可以发现，事件日当天的累计平均报酬率为1.99%，在事件日的后4天时达到最高（3.18%），也就是说，投资者在事件日后买入公司股票最多可以得到1.19%（3.18%-1.99%）的股票报酬，说明投资者将企业业绩预增的讯号视为利好消息，投资者存在以此为决策依据买入股票获得收益的倾向。管理层通过有策略地管理财务披露信息的这一动机是可以为企业带来市场效应的。
同时，通过观察统计检验的结果发现，从事件日当天开始至事件日的后10天内保持5%的显著性水平，说明在这11天中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市场反应最为显著。事件日前5天和事件日后5天的累计平均异常报酬率的检验并不显著，一方面表明市场对业绩预告的披露不存在超前反应的行为，管理层并没有将其作为内幕消息进行操作的倾向；另一方面表明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引起股票市场反应的事件较短，一般为10个左右的开市日，从事件期后10天开始，年度业绩预告的披露行为对股票收益的影响逐渐减弱。
五、结论
本文选取了2015年沪深两市中发生年度业绩预告披露行为的8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运用事件研究法观察其市场反应，对以业绩预告为代表的财务披露管理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研究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信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投资者的决策，投资者会因为财务披露中的利好消息产生买入股票的倾向，从而使财务披露行为对股价产生正价格效应，在短期内产生明显的正累计异常报酬。
第二，管理层可以利用财务信息所带来的一系列的市场反应，充分发挥财务披露管理行为的有效性，通过在战略层面上有策略地对财务披露行为进行管理，可以将财务披露管理具备的经济后果服务于企业目标的实现。
结合研究结论和理论实际不难发现，在股市不断成熟和完善的大背景下，尤其是机构投资者队伍不断发挥委托人的监督作用[6]，资本市场的壮大和股价公允性的提高使管理层愈加重视信息的力量，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成为了企业财务披露管理的有效性的环境保障。
此外，利用事件研究法只能选取一个事件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选择的年度业绩预告是管理层进行财务披露管理从而影响投资者投资意向的重要部分，但是年度业绩预告是否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使其研究结果足以支撑财务披露管理具有有效性这一论据，还需要结合其他财务披露管理对象的研究进行探讨。另一方面，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有效性的提高，公司的股价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重要指标，本文为今后进一步论证财务披露管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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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吴水澎，陈汉文，郑鑫成.财务披露管理方式的维度观[J].会计研究，2002（9）：19-24，65.
[3]王俊秋，花贵如，姚美云.投资者情绪与管理层业绩预告策略[J].财经研究，2013（10）：76-90.
[4]戴德明，毛新述，姚淑瑜.上市公司预测盈余信息披露的有用性研究[J].中国会计评论，2005（2）：253-272.
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5
关键词：环境 环境会计 研究综述
近年来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我国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战略，将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会计是我国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然选择和重要保障。我国环境会计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葛家澍(1992)，其后我国环境会计研究发展很快，并主要集中在环境信息披露方面。
一、环境会计基本理论研究
传统会计基本理论的研究范畴即确定会计对象、会计目标、会计原则与会计假设，并对会计要素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同样，环境会计的理论研究也在这个框架下进行。
(一)环境会计的对象 环境会计的对象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与财务会计的对象一致，如罗绍德(2001)认为环境会计就是财务会计的一个组成部分，环境会计的对象就是企业的环境资金及其运动。另外一种认为环境会计有其自己特有的对象，孟凡利(1997)认为，环境会计的对象是企业的环境活动和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环境会计的对象包括企业所发生的与环境有关的所有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的环境活动，一类是与环境有关的经济活动，两者以能否用货币计量而区分。
(二)环境会计的目标 关于环境会计的目标，理论界有三种看法：一种认为，环境会计的目标是对外提供决策有用的环境会计信息，满足会计信息系统的需求者进行决策的需要，即决策有用观(孟凡利，1999；罗绍德，2001；肖华和李建发，2002)；第二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安庆钊，1999)，也可表述为：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综合平衡(李芳，2003)；第三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的目标分为总体目标和具体目标两种，即所谓的“二元论”：总体目标为可持续发展，具体目标为决策有用(李祥义，1998；王辛平等,2000)，这实际上是上述两种观点的汇总。
(三)环境会计的假设 有的学者认为环境会计假设与传统会计假设二者并无差异(罗绍德，2001)。有的学者认为应对传统会计假设进行调整，如会计主体假设由微观扩宽至宏观、货币计量假设改造为多重计量假设(孟凡利，1999；李心合，2002)。另有学者提出增加环境会计的特有假设，如可持续发展假设、受托责任假设、环境资源稀缺性假设、价值效用假设及管理有效性假设等(李心合，2002)。
(四)环境会计的原则 孟凡利(1999)认为，传统会计中的各项原则基本上都应予以继承，环境会计又有一些自己所特有的会计原则，即：兼顾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外部影响的内部化、社会性、法规性、一定的灵活性、强制披露与自愿披露相结合等。其他学者(项国闯，1997；蔡昌，2000)提出的环境会计独特原则有：社会性、预警性、政策性和谨慎性等。
(五)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 关于环境会计要素确认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环境要素的类别及如何确认两个方面。关于环境要素的类别，有包括环境资产、环境成本和环境负债的“三要素论”，包括环境支出、环境收益、环境资产和环境负债的“四要素论”和包括环境资产、环境负债、环境权益、环境收入、环境费用和环境利润“六要素论”三种观点(李心合，2002)。关于环境要素确认的方法，肖序(2003)提出了环晓成本和环境负债的确认流程：环境成本的确认流程应建立在成本效益期间划分的基础上，按因果关系和配比原则分别进行资本化或费用化处理，同时考虑会计估计、会计政策变更和会计差错的影响；环境负债的确认流程应以未来环境支出可能性大小作为首要判断标准，以此划分负债与或有负债，而后根据确定负债的期间相关性判断现实负债与契约负债。关于环境资本的确认，大部分学者认为当环境成本符合资产确认标准，可以提高企业所拥有的其他资产的能力、减少或防止今后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应予以资本化，构成环境资产(许家林等,2006)。
(六)环境会计要素的计量 关于环境会计要素的计量，学者们主要围绕环境会计的计量单位和计量方法进行了讨论。对于环境会计计量单位应采取多元化计量还是货币计量，更多的学者趋向于前者。对于环境会计的计量方法说法众多，主要有：机会成本法、影子价格法和模糊数学、市场价值或生产率法、人力资本或收^损失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或重置成本法、环境指数换算法、能值分析法和生态占用分析法等(孙兴华等，2002；王华等,2000；李宏英，1999)。谢诗芬(2004)则主张把公允价值引人环境会计计量中，认为它是最重要的计量方法。
(七)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 环境会计的披露受关注度较高，现有研究较多但尚未有统一的结论，主要集中在补充会计报告和独立环境报告的选择上。补充会计报告是在现有财务会计报告的基础上，通过将环境对财务的影响直接列入现有报表的有关项目之中。补充报告模式带来的问题是环境会计信息披露分散，使得环境会计信息的整体感、直观性不强，缺乏可比性(李洪光等，2002)。高历红和李山梅(2007)认为当前以补充报告方式披露环境信息不足以满足众多信息使用者的需要，独立环境报告是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趋势。独立环境报告是设立单独的环境会计报告来披露企业的环境信息，它可以综合采用文字、表格和图形等方法进行单独披露。但是，学者们认为独立环境报告模式会增加工作量及复杂性(李洪光等，2002)；经济上不划算，而且又容易造成报表使用者的困惑(丁红燕，2002)。肖华(2001)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在目前我国环境会计具体准则空缺的情况下，企业应首先考虑采用独立环境报告模式报告环境信息，待将来我国制定和颁布环境会计具体准则后，再采用补充环境报告模式。
二、环境会计的实证研究
尽管我国环境会计研究成果较丰富，但从研究方法看，主要是规范研究，只有少数实证研究(约占1.2％)(何卫红、郑垂勇，2007)，而在环境会计的实证研究中，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分析占了绝大部分，目经历一个由最初的描述性研究逐渐过渡到分析性研究的过程。
(一)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现状的描述性研究 为了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第一步就是了解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状况，因此出现了若干描述性研究的文献。其中有些研究某个地区的披露情况，如田翠香等(2008)、周洁和王建明(2007)、方丽娟和耿闪清(2007)等；有些考察某个行业的披露情况，如纪珊和王建明(2005)、陈瑶和王建明(2005)、裴柏雅和戴立新(2007)等。研究普遍认为现阶段我国环境信息披露有如下特点：披露比例不高，以上市公司为主，主要集中于重污染行业(肖淑芳和胡伟，2005；张星星等，2008)；上市公司对环境信息的披露逐渐增加，随着时间的推移，披露环境信息的公司越来越多，这些公司所披露的环境信息的内容也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纪珊和王建明，2005；尚会君等，2007)；披露内容多为定性描述，信息不全面且可比性差，缺乏连续性，披露的信息主要为历史性信息(李
慧，2005；张星星等，2008；肖淑芳和胡伟，2005)；披露方式不规范(王立彦，1998；肖淑芳和胡伟，2005)。
(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动因研究 自20世80年代以来，国外学术界对环境信息披露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国内的研究结论也是众说纷纭，缺乏统一定论。影响环境信息披露的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公司特征因素、公司治理因素和外部因素三大类。公司特征因素包括公司规模、盈余业绩、行业类型、财务杠杆等；公司治理因素包括所有权性质与结构、独立董事比例等；外部因素包括法律法规、利益相关者的要求、媒体的报道等。(1)公司特征因素。公司特征因素对环境信息的影响研究国内文献比较多，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公司规模和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正相关(汤亚莉等，2006)；盈余业绩与环境信息披露之间，既有正相关关系(汤亚莉等，2006；殷枫，2006；阳静，2008)，也有负相关关系(李正，2006)，还可能没有关系(朱金凤等，2008)；所属行业污染越严重其环境信息披露越趋详尽(尚会君、刘长翠和耿建新，2007)，而且披露水平在重污染和非重污染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王建明，2008)。(2)公司治理因素。我国有稍少文献从所有权性质及独立董事比例角度计论公司治理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李正(2006)和李晚金等(2008)发现直接控股股东股份性质与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我国国有资本并没有切实履行更多的环境保护责任；股权集中与否对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也没有显著影响；阳静和张彦(2008)认为流通股比例的增加，使得公司有动机通过环境信息对外传递公司稳健经营的信息；独立董事比例对环境信息披露行为有显著影响；而李晚金、匡小兰和龚光明(2008)认为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二职合一及独立董事比例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他们认为是由于我国的公司治理更多地强调企业的经济目标而忽视企业的环境目标。(3)外部因素。企业对外披露环境信息主要是外部利益相关者施加压力的结果，这些外部压力来自政府、公众、社区、客户、媒体、竞争对手等。其中，政府压力是一种直接压力，对企业的影响较大。政府通过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法规制度引导企业在环境方面的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与环境法规的时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朱金凤、赵红雨,2008)，环境法规出台后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更详尽(李慧，2005；尚会君等，2007)。另一种外部压力来自社会方面，这是一种间接的压力，一般通过舆论或市场行为来实现。邹立和汤亚莉(2006)通过博弈模型分析发现，上市公司、股东、社会及公众都对环境信息的披露起到推动作用。此外，重大环境事故发生之后相关行业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都会增加，以保持或重新获得正当性。这方面的研究有肖华和张国清(2008)，他们以“松花江事件”的肇事者“吉林化工”所属化工行业的79家a股公司为样本发现，重大环境事故发生以后同行公司会在其年报中披露更多的环境地信息。
(三)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市场反应研究 一般认为，我国现阶段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整体上还不能解释股价波动，也不能对投资者产生决策影响(万军，2003)。史晓媛(2006)发现只有个别的环境信息披露事件能够使股票市场产生比较显著的反应，这类事件主要包括能够对企业的主要经营业务和下一步战略发展方向产生直接影响的负面环境信息、企业环境绩效得到公众认可和企业得到政府环保资金补贴等正面环境信息。但是，张玮(2008)发现我国市场对正面环境事件的反应不够显著，只是对于强制披露的环境信息会做出显著的负面反应，而对于自愿披露的负面环境信息所做出的负面反应并不明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首先，目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不强，市场对公司的环境信息反应不灵敏，公司的环境会计信息并不能完全通过股价反映出来；其次，我国目前投资者对环境信息不够重视，他们关注的更多的是企业的经营情况、盈利状况如何，很少将公司的相关环境信息纳入考虑范围之内，只有当所披露的环境会计信息能够对公司经营产生比较大的直接影响时，资本市场才会作出比较显著的反应。
三、环境会计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上述对我国环境会计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回颐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环境会计的研究刚刚起步，有很多地方尚不完善。理论研究尚未建立起一套完整和系统的环境会计理论体系，实证分析也众说纷纭，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可见，环境会计理论和实证研究都有待突破。
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6
本文采用截面的Logistic回归方法对中国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在明确了公司基本面和预告期限因素导致的盈余不确定性因素后，本文发现分析师跟踪（私有信息替代变量）越多和公司规模（公共信息替代变量）越小的公司，管理层越会公布精确度高的盈利预测信息。管理层盈利预测是否向市场传递了新的信息?投资者对不同精确度盈利预测的市场反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年报管理层盈利预测确实具有信息含量，并且精确度不同的盈利预测信息含量具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盈利预测；信息含量；私有信息；事件研究法
中图分类号：F2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1)11-0067-08
一、引言
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应该充分保证信息的公平性和投资者的知情权，以便投资者及时、准确地判断股票的投资价值。从1998年开始，我国证券监管层强制推行盈余预告制度。这一制度的出发点是为了有效降低信息的不对称程度，提前释放业绩风险，缓解投资者在不知情的状态下误中“地雷”的现象。
盈余预告按照消息类型可以分为四种：“预亏”、“预减”、“预盈”和“预增”，但四项制度并不是同时推出的，而是有一个制度演变的过程。最先出台的是业绩预亏制度。1998年12月9日，中国证监会的《关于做好上市公司1998年年度报告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如果上市公司发生可能导致连续三年亏损或当年重大亏损的情况，应当根据《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这是我国证券市场上首次实施预告制度，当时的预告对象仅仅是亏损的公司。到了2001年年度报告，监管层增加了新的预告标准。2001年12月21日，深交所和上交所在《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1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中要求：“在2001年会计年度结束后，如果上市公司预计可能发生亏损或者盈利水平较上年出现大幅变动的（利润总额增减50%以上），上市公司应当在年度结束后30个工作日内及时刊登预亏公告或业绩预警公告。”将盈余预告由单纯的预亏扩展为四类：“预亏”、“预减”、“预盈”和“预增”。到了2002年，交易所确立了前一季度预告下一季度业绩的原则，要求上市公司在第三季度中就对于年报预计亏损或大幅度变动的情况进行预告。在2003年1月6日深交所和上交所对2002年度报告又给出了盈余预告的修正原则：“公司应在而未在2002年第三季度报告或临时报告中预计2002年全年亏损或者盈利大幅度变动的，或者实际情况与预计情况不符的，公司应当立即做出补充公告。”2006年5月，深沪交易所的新《股票上市规则》中再一次强调建立业绩预告制度，并重视业绩预告的准确性。至此，我国的盈余预告制度基本确定下来。
纵观1998年至今我国盈余预告制度变迁的过程，虽然都是由管理层做出的盈利预测，但是与美国SeC鼓励上市公司自愿进行盈利预测显著不同的是，我国证券监督管理部门在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对盈利预测进行披露时，设置了披露的“门槛”。我们在深入了解管理层盈利预测的具体信息时发现：尽管上市公司出于监管部门的强制规定对盈利预测进行了披露，但信息披露质量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具体体现在盈利预测信息的精确度方面。Stigler认为信息的搜集具有成本，同时由于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管理层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那么高精确度盈利预测信息的上市公司相对于低精确度盈利预测信息的上市公司更能降低信息不对称，给投资者传递明确的信号，具有提前预警的功能，从而可以降低公司的融资成本［1］。我们可以推测管理层盈利预测信息的精确度越高，信息的质量越高。本文从信息披露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容两个方面来判断精确度的差异。具体来说，采取定性方式（即趋势性预测）的盈利预测，如管理当局对外公布“中期利润预计大幅度下滑”、“下一季度利润预计会大幅度增加”等，通常认为这类信息披露的精确度最低，信息的质量最差；采取定量方式的预告可能是具体明确的数值（即点预测），也有可能是区间值（包括闭区间预测和开区间预测），如管理当局对外公布“中期利润预计较上年同期下滑50%以上”、“下一季度利润预计会大幅度增加50%以上”等，通常认为定量方式预告信息的精确度整体高于定性方式的，而定量方式中点预测的精确度最高，其次是闭区间预测，再次是开区间预测，相应的信息含量按此依次排序。国内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整体的信息含量，没有深入研究由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存在差异，是否会导致市场反应也存在差异？基于这一信息披露特征，本文接下去更深一步研究的问题是在监管部门强制要求上市公司管理层对外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前提下，什么因素导致了盈利预测信息披露质量――在本研究中具体表征为盈利预测信息精确度的差异呢？另外，在控制了公司基本面和盈余的不确定程度后，对于在不同的信息生产环境下，管理层对外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动机是否还有所不同呢？本文将首次试图从盈利预测信息精确度的角度研究盈利预测信息的质量特征，这也是本文研究意义所在。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信息观以资本市场是有效的为前提，主要研究会计信息（主要是盈利信息）对股票价格的作用，其会计意义是，如果股票价格对所披露的会计信息有反应，则说明该会计信息是有用的；反之，则说明会计信息并没有被投资者（信息使用者）所使用。根据Collar和Yohn的研究，公司进行盈余预测后，信息不对称有了改善并且能够持续一段时间，从而证明了管理当局的盈利预测与信息不对称有关，盈利预测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2］。
Jensen和meckling曾指出，现代企业普遍表现为股东与经营者分离，后者往往只是受托经营状态，直接管理公司事务，但本身并不拥有公司股份；而股东作为公司的所有者，却由于远离公司事务而对公司内部经营状况不甚了解，因此被称为“外部人”［3］。既然Coase完美资本市场［4］在现实中并不存在，那么信息的传递总是需要成本的，而公司内外部之间的问题也就因为这一高额交易成本而变得越来越重要。我国的上市公司同样面临着这样的状况：外部投资者对公司信息有强烈的需求，但内部管理层在提供那些强制要求披露的信息之后，对主动披露其他信息的积极性则各异，这导致一部分投资者为了搜寻信息而花费大量成本，而另一部分投资者却因为掌握“内幕消息”而有机会通过套利行为获利，市场中充斥着各种信息，公司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Baginski等总结说，正是由于资本市场中信息环境的巨大变化，才促使管理层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盈利预告信息，其中包括预告语言更精确［5］。既然精确度的高低会给投资者带来显著的影响，那么是哪些因素影响着公司管理层披露盈利预测精确度的呢？
1.公司规模
Dempsey与atiase的研究认为公司的规模是公众投资者可以获取信息数量的替代变量［6-7］。对于大公司，管理层披露高精确度的预告信息所能获得收益可能并不高。公众投资者会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足够多的信息（如媒体、分析师、竞争者、监管者等）。如果由外部机制所提供的信息能够满足投资者的需求，那么从某种程度上讲，管理层所披露的信息和外部机制所提供的信息可看成是替代关系。atiase与Freeman的研究认为外部机制所提供的信息对公司内部披露信息的替代程度越高，管理层盈利预测的精确度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会降低［7-8］。因此，本文预测公司规模与管理层的盈利预测精确度之间具有显著地负相关关系。
假说1公司规模和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呈负相关关系。
2.经济收益的波动性和预告期限
如果管理者能可靠地对外传递他们对盈利的信念，预测精确度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很可能是管理层对盈利信念本身的不确定性。经济收益的波动性和预告期限都是对未来不确定的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盈利预测的不确定性逐渐减少，管理当局越能够对外较为精确的盈利预测。当预告的期限变短时，管理当局认为此时较为精确的预测能够帮助调整市场对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的预期。这种观点也符合King等提出的预期调整假说［9］，并在Baginski和Hassell［10］的实证检验中得到了证明。因此，我们预期盈利预测的时间间隔越长、经济收益波动的程度越大，管理层对盈利信念越不确定，所的盈利预测信息精确度越低。
假说2经济收益的波动性、预告期限和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呈负相关关系。
3.成长性
与信息披露有关的法律成本和专有信息成本也会影响到盈余预告的精确度。公司对外披露专有信息的成本越高，管理层愿意对外披露的信息量也越少，盈利预测信息的精确度也会越低。所以我们预期当上市公司具有高成长性时，公司对外披露专有信息的成本较高，管理层将倾向于精确度低的盈利预测信息。
假说3公司的成长性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呈负相关关系。
4.分析师数量
公司提供高精确度盈利预测信息的成本是很高的（比如，潜在的法律诉讼成本和信息处理加工的成本）。Kim和Verrechia认为拥有私有信息的交易者（informedtraders）会通过公司公布的公共信息对公司进行更精确地解读和评估［11］。本文将采用分析师的数量来作为私有信息生产的变量。如果公司管理层及时公布精确的盈利预测信息，则会损害私有信息拥有者套利的机会，从而也会降低交易者搜寻私有信息的动机。但是，提供精确度高的盈利预测信息管理层也会获益，如会增加跟踪分析师的数量，使得分析师预测更加精准，降低分析师预测的分散程度，减少波动性，从而会给投资者一个准确的信号，降低投资者的搜寻成本，提高股价。因此本文预期分析师数量和盈余预告精确度呈正相关的关系。
假说4分析师数量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呈正相关关系。
5.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
机构投资者作为信息的使用者，比一般的投资者具有更强的信息处理能力和解读能力。作为公司股东的机构投资者对其持股公司所披露的信息更加关注，机构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公司的信息，包括内部渠道（直接向公司的管理层咨询信息）和外部渠道（公司对外披露的各种信息）。一方面，机构投资者相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具有内部渠道获取信息的优势，从而对管理层披露的信息精确度高低不是太过于关注；另一方面，机构投资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充当监督管理层的角色，管理层受到监督机制的影响所承受的对外披露高质量信息来传递管理层自身对盈余的预期，从而促使投资者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综上，本文预期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管理层盈余预告信息的精确度相关。
假说5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具有显著关系。
6.消息的类型和盈余管理程度
在预告消息的性质方面，waymire的早期研究发现业绩预告尤以“好消息”为主［12］；以1996―2003年9381个年度预告观测值为样本，Hutton和Stocken又发现，“好消息”的比重缩小至37%、“坏消息”却占到46%［13］。这可能是市场认为“坏消息”总是比“好消息”可信，也总是对“坏消息”反应敏感的缘故。
但Baginski等的跨国研究则持不同观点，他们在比较了美国、加拿大的不同法制环境后发现，由于承担的法律诉讼风险更高，美国公司的业绩预告多为“坏消息”；且由于害怕过早预告而与实际状况存在较大偏差、从而引发法律诉讼，这些美国公司预告业绩的时间普遍晚于加拿大的公司、语言精确度也更低［14］。这吻合了Kasznik和Lev认为“坏消息”总是提早预告因此精确度并不高的观点［15］。同时，当上市公司具有很强的盈余管理动机时（本文用可操纵性的应计利润来度量），上市公司会公布精确度较低的盈余预告，由此来掩饰其真实业绩，从而蒙蔽投资者的眼睛。
假说6盈余管理程度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具有负相关关系。
7.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通过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调查，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等五个方面综合评价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进程［16］。由于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区间的制度环境差异，从而能部分衡量公司所处地区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劣，在此我们借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场化指数得分，以衡量地区市场化程度。该指标为相对得分，反映的是各地区市场化程度在全国综合排名中的相对位置，在0―10之间取值，得分越高，表明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而在中国特有的制度背景下，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公司经营行为相对更公开，受地方政府干预相对较少，更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而较高的法治化水平又使得投资者对公司信息的监督动机更强烈，尤其是当管理层精确预告时，这些地区的投资者将对信息做出迅速反应，这可能将保护管理层披露信息的积极性，并进一步鼓励他们通过精确预告来赢得投资者的信心。
假说7市场化指数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呈正相关关系。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1.盈余预告精确度的影响因素研究
根据上文分析，为了检验前文提出的假说，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
precisioni=b0+b1Cardummyi+b2Sizei+b3Daysi+b4Stdri+b5analystsi
+b6Dai+b7Qi+b8institutei+b9market+b10ind_Dummy+ei
其中，precision代表盈利预测的精确度，为虚拟变量。如果盈利预测披露信息的精确度低，也即表现为定性的（亏损、盈利、扭亏、续盈等）趋势性预测或者盈利上升或下降超过50%以及区间预测，这类盈利预测的观察值赋值为0；如果盈利预测披露信息的精确度高，如点预测，这类盈利预测的观察值赋值为1。
对上述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2.盈余预告精确度的市场反应差异研究
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来研究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公布的盈利预测的反应是否会根据盈利预测精确度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本文选取公司盈利预测公布日的前200个交易日（traddingdays）估算出Capm模型，然后采用Capm模型来估算风险调整后的超额报酬率，并计算盈利预测公布日前后的短窗口［-2,2］、［-4,4］和［-6,6］和长窗口［-10,10］的累计超额报酬率CaR，看看管理层的盈利预测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另外，本文还将对不同精确度的盈利预测进行分组，通过t-test来检验两组样本的均值CaR，看看投资者对不同精确度的盈利预测的市场反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并对该种差异给出合理的解释。
3.数据来源和样本选择
本文从winD数据库中选择了2004―2008年度沪深所有a股上市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原始数据显示共有1455家上市公司进行了3839次盈利预测，剔除金融业、保险业后还有1427家上市公司，进行了3760次盈利预测。这些预告分别载于第三季度报告、业绩预告报告、业绩预告修正报告、盈利预测修正公告、业绩快报以及一些临时公告中。经过本文的统计表明，从预告消息的类型来看，好消息（扭亏、预增、略增、续盈）的公司有857家，坏消息（首亏、续亏、预减、略减）的公司有561家，不确定的公司只有9家；从预告频率来看，一家公司最多11次预告，最少一次；从预告的公司所处的行业来看，它们较多地分布在机械设备、石油化工、金属、房地产业以及医药行业。本文的样本选取过程如下：（1）所有预测必须是对2004―2008年度全年利润的预测，包括定性的趋势、开区间、闭区间以及点预测，剔除无法或不确定的预测。（2）删除预告次数大于等于2次的观测。（3）剔除金融、保险业上市公司的观察值。（4）剔除预告日期早于第三季度季报报告日的观察值。因为按照盈余预告披露的整体要求，对年度盈余预告信息最早的披露应该反映在第三季度季报中，为了统一口径，将早于第三季度季报的异常值剔除。（5）剔除盈利预测公司当年其他变量数据无法从wind或者Csmar数据库中获取的观察值。
为保证数据的有效性和连续性，消除异常样本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对样本中各个变量的5%分位数和95%分位数进行了winsorize处理。经过以上处理后，本文最终得到了1091个样本观测值，而且全部数据处理均由SaS统计分析软件完成。
四、描述性统计与实证研究
1.盈利预测精确度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1）描述性统计
表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总体样本观测值中大约16%的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是较为精确的，尽管在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盈利预测信息是强制披露的。在这1091个盈利预测观测中，好消息的比例为42%，说明好消息的频率要低于坏消息的频率；盈利预测日与年度资产负债表日之间的时间间隔平均为100天，最早的盈利预测发生在资产负债表日前193天。
（2）盈余预告精确度的影响因素实证结果
表3给出了全部样本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该模型的解释能力很好，pseudoR2达到19%。从结果来看，Cardummy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Days和Stdr的系数都为负显著，说明预测期限越长，管理层对未来盈余的信念不确定从而所做的盈利预测精确度低的概率更大；同样Stdr代表的是未来盈余的波动性，如果Stdr越大说明盈余波动程度越大，管理层的预测精确度低的概率也会更大；Size的系数为-0.18，说明公司的规模越大，外部机制（如分析师、审计师、媒体等）所提供的信息就越多，管理层披露精确度高的信息所获取的收益就会降低，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就会越小，从而管理层披露高精确度信息的动机就会越小；tobinsQ的系数为-0.52，说明公司的tobinsQ越大，拥有的专有信息越多，公司对外披露专有信息的成本越高，管理层愿意对外披露的信息量也越少，盈利预测信息的精确度越低；在控制了公司的基本面和盈余的不确定因素后，analysts的系数为0.02且显著为正，说明了分析师越多，管理层越倾向于披露高精确度的盈利预测。本文中用分析师来作为私有信息的生产量，也即如果分析师的数量越多，那么拥有私有信息的数量越多，此时，如果管理层公布较精确的盈利预测，他所获取的收益是可以增加跟踪分析师的数量，使得分析师预测更加精准，降低分析师预测的分散程度，减少波动性，从而会给投资者一个准确的信号，降低投资者的搜寻成本，提高股价；Da的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验证了具有强盈余管理动机的公司，其更倾向于公布精确度低的盈余预测；institute的系数为负，表明机构投资者相对于普通的投资者具有内部渠道获取信息的优势，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越大，那么其从公司内部渠道获取信息的优势越大，从而对公司管理层对外高精确度盈余预告的需求就越小，公司会更加倾向于低精确度的盈余预告；market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为此，本文查阅了国内相关处罚实例，发现在我国并没有哪家上市公司因为业绩预告的问题而实际遭受股东的法律诉讼或证监会处罚，因此我们推测，虽然我国地区市场化水平高意味着该地区法律环境较严格，法律对公司和个人的保护作用相对突出，但解读业绩预告的市场投资者通常是公司的小股东，股权过于分散致使他们即使因为公司未及时预告业绩而遭受损失，也无法集中起来要求公司给予赔偿；我国证监会虽然一贯鼓励上市公司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预告业绩的方式来降低内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却并没有对他们的业绩预告行为和信息出台规定予以规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公司预告的积极性。
2.盈余预告精确度的市场反应实证结果
根据信息观，股价变动或交易量变动反映的某种行动如果可以归结我们就说该项会计信息向证券市场传递了新的有用信息。本文主要从一个长窗口［-10,10］，三个短窗口［-2,2］、［-4,4］和［-6,6］来检验盈余预告的是否具有信息含量以及精确度高低不同导致的市场反应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如表4所示，无论是高精确度的盈利预测还是低精确度的盈利预测，都具有信息含量，而且都至少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另外，由于精确度的不同所导致的市场反应具有显著差异。Ball和Brown的研究认为对于好消息和坏消息市场会有不同的反应［17］,本文还对好消息和坏消息分组进行比较，看看分组后盈利预测精确度的不同是否会导致市场反应具有显著差异。如表5所示，在好消息组，在三个短窗口和一个长窗口中，投资者对高精确度的盈余预告反应更加敏感，说明高精确度的盈余预告向市场传递了更多的信息，更能够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也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在坏消息组，在三个短窗口和一个长窗口中，精确度低的盈余预告的平均累计超额报酬率的绝对值都要大于精确度高的盈余预告的平均累计超额报酬率，也即市场上的投资者对精确度低的坏消息的反应更加敏感。这似乎与本文对精确度高的盈余预告的高信息含量假设相反。但是深入分析我们发现，这与本文的假说6是相吻合的，也即当公布的盈余预测为坏消息且精确度较低的情况下，投资者认为公司可能会进行一定的盈余管理行为，模糊公司的真正的业绩，从而给予其更加激烈的反应。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行了相关稳健性的检验并分别进行了回归分析。
1.公司的成长性
本文还采用了公司近两年的主营业务收入的增长率作为公司成长性的变量，结果和已有的实证结果一致，未有异常变动，限于篇幅在此不予报告。
2.精确度的度量
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将精确度进行更加细致的划分，采用预告精确度的有序变量：点估计时定义为1，闭区间估计时定义为2，开区间估计时定义为3，定性描述时定义为4。取值越小，预告语言的精确度越高结果未有异常变动，限于篇幅在此不予报告。
六、结论及启示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预告制度起步较晚，并且较不完善，国内对盈余预告的规范和实证研究还仅限于规范性制度建设、制度执行情况的描述性分析以及信息含量的研究。如薛爽检验了预亏的信息含量［18］，柳木华［19］还讨论了市场对管理层业绩快报的反应；何德旭等、洪剑峭和皮建屏分别对预警制度进行实证研究［20-21］；童驯检验了年报盈余预告前后的价格变动［22］。侯冬梅对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业绩快报做出了简单分析，并指出2004年大部分中小板上市公司都提供了预告信息［23］，但大多是符合交易所规定而非主动预告，且报告形式也欠规范。很少有学者从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高低的角度来描述市场反应的差异，而且本文也是国内初次对管理层盈利预测的动机进行研究。
在研究管理层盈利预测精确度的影响因素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规模越大、公司的预告期限越长、盈余波动程度越大、公司投资机会越多、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越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越倾向于披露低精确度的盈利预测信息；分析师跟踪数量越多（私有信息越多）管理层越倾向于披露高精确度的盈利预测信息。因此，本文结论对于完善我国的盈余预告制度、提高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水平有着重要贡献。
由于中国特殊的盈余预告制度，使本文首次尝试研究时，在数据选取、模型的建立和解释变量的选择上可能还存在有待完善的地方。另外，本期公布盈余预告以后，公司管理层下期的经济行为有什么变化？盈余预告公布的频率对资本市场有何影响？是否公司盈余预告公布的频率越高，信息含量越高？这些问题都将成为以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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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7
火锅行业市场调查报告是运用科学的方法，有目的地、有系统地搜集、记录、整理有关火锅行业市场信息和资料，分析火锅行业市场情况，了解火锅行业市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为火锅行业投资决策或营销决策提供客观的、正确的资料。
火锅行业市场调查报告包含的内容有：火锅行业市场环境调查，包括政策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的调查；火锅行业市场基本状况的调查，主要包括市场规范，总体需求量，市场的动向，同行业的市场分布占有率等；有销售可能性调查，包括现有和潜在用户的人数及需求量，市场需求变化趋势，本企业竞争对手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占有率，扩大销售的可能性和具体途径等；还包括对火锅行业消费者及消费需求、企业产品、产品价格、影响销售的社会和自然因素、销售渠道等开展调查。
火锅行业市场调查报告采用直接调查与间接调查两种研究方法：
1）直接调查法。通过对主要区域的火锅行业国内外主要厂商、贸易商、下游需求厂商以及相关机构进行直接的电话交流与深度访谈，获取火锅行业相关产品市场中的原始数据与资料。
2）间接调查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以及所掌握历史数据与二手资料，及时获取关于中国火锅行业的相关信息与动态数据。
《小火锅市场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通过对小火锅市场的供需情况、进出口情况、重点生产企业等方面的深入调研，对小火锅市场的规模、竞争、区域、走势及吸引范围等调查资料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全面深入地梳理了小火锅市场现状，审慎严谨地分析了小火锅市场发展前景。
本报告将帮助小火锅企业、学术科研单位、投资企业准确了解小火锅行业最新发展动向，及早发现小火锅行业市场的空白点，机会点，增长点和盈利点，把握小火锅行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和趋势，有效规避小火锅市场投资风险，更有效率地巩固或者拓展相应的战略性目标市场，牢牢把握行业竞争的主动权。
杭州先略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国内领先的研究与咨询服务机构。经历十余年发展积累，公司目前拥有三百多名专业的行业分析师和咨询顾问，与国家统计局、工信部、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图书馆、全国200多个行业协会、行业研究所建立了紧密的业务联系，保证了报告数据的权威性与及时性。
十余年来，公司已经为数万家包括政府机构、银行、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咨询、市场调研及研究报告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
《小火锅市场现状调研及发展前景分析报告》根据小火锅市场发展轨迹及多年的实践经验，对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及未来趋势做出审慎分析与预测；揭示了小火锅市场潜在需求与潜在机会，探讨了国内传统小火锅企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带来新形势下小火锅产业的新思考。
为战略投资者选择恰当的投资时机,为企业战略规划提供准确的市场情报信息及科学的决策依据；是小火锅企业、学术科研单位、投资企业准确了解小火锅行业当前最新发展动态，把握市场机会，做出正确经营决策和明确企业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
小火锅市场研究要点
1、市场消费规模
研究报告里的消费规模，指的是一个行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消费量或消费金额；主要有两个规模：一是国内市场的消费规模，（包括各个区域分布规模）二是国外市场的消费规模。
2、消费结构
消费结构是指被消费的产品或服务的构成成份，主要从三个角度来研究消费结构，即：产品结构、用户结构、区域结构。
3、市场份额
市场份额又叫市场占有率，指一个企业的销售量（或销售额）在市场同类产品中所占的比重或份额，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的竞争地位和盈利能力，是企业非常重视的一个指标。对重点企业市场份额的分析，最终展现的是行业内主流企业的一种竞争格局。
4、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marketConcentrationRate）是对整个行业的市场结构集中程度的测量指标。市场集中度是决定市场结构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集中体现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程度。
5、行业供给
行业供给研究主要研究中国市场的供给状况：一是境内企业直接对中国市场的供给，二是进口产品的供给。
6、重点企业案例分析
详细分析标杆企业的主要产品/服务市场表现、企业主要产品产销量统计、企业财务状况、企业竞争优劣势以及企业的发展战略。
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8
首先在解释“何为管理会计报告”之前应该先解释“何为管理会计”。ima在2008年底公布的管理会计新定义:管理会计是一种包含了制定管理决策、计划和绩效管理系统,并且在财务报告系列和披露中提供专业意见,辅助组织战略制定和完善的职业。通过对比ima在1981年的定义,我们可以发现管理会计的定义已经有所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信息的收集、归纳、分析,作为一个信息提供者为决策者们提供信息支持,而是已经站上了制定管理决策、计划和绩效管理的高度,并且进一步在战略制定的过程中发挥着自身的作用。这也意味着国外管理会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或者也可以说人们对管理会计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从而要求管理会计不断完善和创新。
我们也可以通过Cima2006年给出的对管理会计四个阶段的发展分类认识到管理会计概念的演变,管理会计的具体职能在不断地强化,从最初的成本管理到价值创造阶段,很明显管理会计的工作变得复杂而艰巨。相比较于国外管理会计的研究,中国的管理会计研究明显滞后,潘飞(2010)总结中国管理会计学者经历的三个重要的研究历程:①大量介绍了国外先进管理会计研究成果;②站在中国管理会计实践的角度剖析西方先进的管理会计工具在中国应用的可能性;③在我国制造业尝试推进管理会计的案例研究,并向大样本的实证研究迈进。除此之外,其他学者也提出了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目前存在的对于管理会计研究方向存在的误区还有:强调利用会计信息进行预测、决策、规划与控制,而不是探究为进行预测、决策、规划与控制如何提供会计信息。有学者指出管理会计改革与完善的方向应是将管理会计置于会计学的大框架下进行研究,将围绕管理会计本质和目标而进行的管理会计的确认、记录和报告作为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和基本方法,提供管理会计报告应是管理会计目标与方法所决定的,正如同财务会计要提供财务会计报告一样。
基于本人的理解,从本质上管理会计并没有变,它是基于管理的会计。只是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商业模式的不断成熟,以及科学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能够寻找到的突破口越来越少,而在实践中人们渐渐发现了管理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体现出的一些成效。一直以来基于计算机技术的落后以及考虑到成本效益,管理会计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而现在这个阶段可以说管理会计的内驱动因和诱发动因都具备,当务之急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以科学的方法建立一套科学的管理会计体系。当然鉴于管理会计并不像财务会计一样经历了长时间的研究与实践,拥有一套较为完备且权威的准则体系,并且由于自身的特殊性,它往往需要在设计中应用权变理论,所以其研究难度肯定是不可小觑的。
二、何为管理会计报告
在阅读国内管理会计相关文献之后,本人发现在大部分文献中管理会计报告等价于内部报告。张先治(2005)在《论企业管理会计报告系统构建》中提出管理会计报告体系应该根据每个责任中心围绕自身的核心责任目标为依据形成资本经营报告、资产经营报告、商品经营报告和生产经营报告四大报告系统。张先治(2006)在《内部报告体系及设计》中也提出内部报告体系应该形成资本经营报告、资产经营报告、商品经营报告和生产经营报告四大报告系统。并且张先治在2008年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先后表示会计报告应包括对外报告(财务会计报告)和对内报告(管理会计报告),明确了将对外报告等同于财务会计报告,将对内报告等同于管理会计报告。而王仲兵(2009)在《企业会计信息结构重构:基于企业与市场的互动视角》一文中也指出,“企业与市场的边界通常被称为企业与市场的两分法,而正是两分法观念的存在造成传统意义的财务报告与管理会计报告间的差异,即简单地将财务报告视为对外报告而管理会计报告为对内报告。”他也是将管理会计报告和对内报告等同起来。
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9
关键词：人民银行；会计标准；体系；构建
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组成部门，在会计方面遵循不同于企业会计准则的特定会计标准。长期以来，人民银行会计以强调对年度预算收支及其结果的受托责任为重点，其预算导向特征明显。人民银行又是一个特殊的金融机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之一，其宏观调控手段越来越市场化，单一预算导向的会计信息难以满足资产负债管理、宏观调控决策等方面的会计信息需求。
一、人民银行会计标准改革的动因分析
（一）央行会计准则国际趋同的需要
目前，多数国家中央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保障评估政策的影响下，在会计标准和会计实务方面逐渐趋同，英国伦敦中央银行出版社在2003年对全球159个中央银行的会计实务调查表明，高达82%的中央银行对国际会计准则是认同的，直接或间接采用了国际会计标准。随着经济金融的日益全球化，我国参与国际经济金融活动的程度渐趋频繁，人民银行与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交流也不断增加。如果中央银行间会计标准差异较大，将会影响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同时，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清算银行（BiS）等国际金融组织的要求来看，遵循国际会计准则、提高中央银行会计信息透明度已成为全球中央银行会计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人民银行需要进一步完善会计标准，制定出一套既适合人民银行实际情况又与国际央行会计标准趋同的会计标准。
（二）人民银行业务市场化的需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业务交易和操作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机构的特性更加突出。一是货币政策执行手段越来越市场化，如较多地采用公开市场操作、发行央行票据等数量型政策工具和准备金率、利率等价格型政策工具，相关政策成本完全突破了过去行政干预手段下的调控成本概念，因此应按市场价值规律进行合理计量和核算。二是越来越趋向于用市场化手段化解金融风险以维护金融稳定，不仅目前已经形成的不良贷款需要处置，下一步在金融市场化运作中形成的新的不良贷款也有必要建立符合市场化操作要求的核算处理机制。三是对存量资产的市场化运营逐步加强，对于持有的证券、外汇、黄金等，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国际相关市场的运作，这种市场化运作的收益、成本及相关影响需要得到合理的会计反映。市场化金融业务运作需要市场化金融业务信息作为支撑，而目前以预算会计为基础的会计核算制度，无法满足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央银行履行职能对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
二、人民银行会计标准体系的构建路径和关键内容
在制定央行会计准则体系的过程中应贯彻“理论先行、先易后难、重点突破、不断完善、逐步到位”的原则。概括而言，人民银行会计准则体系的制定路径应包括3个阶段：（1）在准备阶段，加强央行会计标准理论研究，特别是基本问题的研究，如央行会计目标、会计要素、会计报告等，为构建前后一致、逻辑严密、科学的央行会计标准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2）基于前期的研究成果，制定人民银行会计的基本准则和具体的央行会计制度规划。（3）随着央行会计业务及政府会计改革的发展，在国际会计准则、我国政府会计准则、央行会计实务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不断补充、完善并最终形成完整的人民银行会计标准体系。
（一）在模式上，采用“以准则为统领，以制度为主体”的模式
人民银行会计标准可采用“以准则为统领，以制度为主体”的模式。其中准则类似于我国企业会计的基本准则，相当于央行会计的概念框架，应体现概念框架的要求，但不受概念框架的局限。会计制度是会计准则的具体化，着重规定具体会计业务的确认、计量、会计科目、报表编制和信息披露。会计制度内容形式可以类似于2001年的企业会计制度。当面临由于新的经济业务或管理变化产生的修改会计规范的问题时，可以通过对会计制度的部分修订规定来解决，不必重新新的会计制度，以减少会计规范的修订成本。采用会计制度为核算规范的设计，可以在央行现有的各项会计制度基础上进行适当改进、整合，形成新的会计制度体系。这样既可以降低会计标准的制定成本，又能照顾到央行会计工作者的实务操作习惯，有益于会计人员接受、掌握新的会计规范，降低央行会计标准的执行成本。
（二）在结构上，建立“各司其职，相互分离”的财务会计与预算会计子系统
目前央行会计实际上是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的混合体，其中预算导向特征明显，会计被视为预算管理的附属。随着更加强调政府部门全面公共资源受托责任的趋势，应建立起独立于政府预算的财务会计体系，来关注和追踪执行货币政策的长期结果和影响，全面反映央行资产负债等财务状况，为央行可持续发展和宏观调控服务。
要充分考虑内外部信息使用者对于央行预算管理和财务管理的实际需求，明确央行承担的合规性受托责任和全面公共资源受托责任。在不同受托责任层面，可以根据信息范围和作用机制的不同，对财务会计信息与预算会计信息进行适当分离：预算会计以反映预算编制与执行的全过程为目标，采用收付实现制核算基础，实现对预算资金运用的反映与控制职能；财务会计以反映财务状况与运营绩效为目标，采用权责发生制的核算基础，对外披露财务报告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
当前，人民银行业务经营与部门预算相对独立，各会计科目核算明晰，也为两套会计系统并行创造条件。单独构建两套会计系统，各会计系统会计要素可以实现单独确认和计量，两种会计核算基础的改革可以各自进行，不需同步，这可以减少会计标准改革成本。
（三）在技术层面，以核算基础的选择为主线，循序渐进推进改革
采用收付实现制的优点是较客观，实施成本较低；缺点是反映的受托责任较窄，提供的财务信息有限且相关性较差。采用权责发生制的优点是拓宽了受托责任的范围和决策有用性信息，增加了财政透明度。在设计央行会计改革路径时，需考虑会计系统不同类型子系统的具体需求，分别发挥收付实现制与权责发生制的优点，并确定两种基础运用的程度。
人民银行是国家行政部门，其会计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政府会计改革的影响，特别是在预算会计方面，要紧跟政府会计改革的步伐，同时要考虑到中央银行实行相对独立的财务预算管理制度、执行货币政策、负责货币发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特殊性，在预算方面突出中央银行特色。考虑我国政府会计改革趋势、人民银行会计核算水平等因素，未来预算会计体系的设计应以收付实现制为主，财务会计体系的设计则以权责发生制为主；权责发生制的引入不能急于求成，应当采取循序渐进、稳步推进的改革策略，即先短期项目再长期项目、先会计后财务报告再预算、先采用修正的权责发生制再逐步过渡到完全的权责发生制。
（四）人民银行会计标准体系构建中的关键内容分析
1、会计目标。人民银行会计改革的长期目标是解除公共受托责任。回归会计的本质功能，人民银行会计改革现阶段的目标应兼顾两个方面：一是预算管理目标。在预算管理目标下，会计主要用于披露预算编制与执行各环节的信息，包括初始预算编制信息、预算调整信息、最终预算信息以及预算执行信息等，以有助于评价预算资金使用的合规性、使用效率与效果等，实现央行会计的预算管理目标。二是财务管理目标。在未来实施会计改革时，有必要加强并凸显央行会计的财务信息披露功能，反映央行所控制财务资源的存量与变化，以及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数量、质量与持续提供能力等，实现央行会计的财务管理目标。
2、会计要素。如上所述，我国央行会计有着双重报告目标，要根据二元结构核算基础的设计原则，区分财务会计和预算会计，对预算会计要素和财务会计要素进行平行设置。为了加强对预算执行的控制，硬化预算约束，在预算会计方面沿用现有的预算类账户，并跟随政府会计改革的脚步而改革，改革中体现央行特色。在反映财务状况方面，应设置资产、负债和净资产（所有者权益）三类要素。长远来看，在反映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公开市场操作等履职成本与绩效管理方面，还应设置收入、费用两个要素。
3、核算基础。为了实现不同的目标要求，预算会计和财务会计宜采用不同的会计基础。预算会计侧重于提供预算批准和执行的信息，收付实现制能够较好的满足该方面的信息需求。而财务会计则以全面地反映央行的财务状况和运行绩效为目标，则宜采用权责制为主的核算基础。在此基础上，部分项目采用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双基础制。例如，对于资本性支出项目，一方面按收付实现制确认为预算支出。另一方面应当按权责发生制确认为产权、债权或固定资产增加。
4、计量属性。打破历史成本一统天下的局面，采用“以历史成本计量属性为主，多种计量属性并存”。人民银行会计的计量属性应包括：历史成本、重置成本、可变现净值、现值、公允价值等，但应当以历史成本为主。在历史成本不能反映计量对象实际价值情况下，可以使用其他计量属性。
5、质量要求。对央行会计信息首要层次的质量要求是：“可靠性”，“相关性”，“明晰性”。除此以外，还需要一些次要层级的质量要求，包括“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全面性”、“谨慎性”、“及时性”要求。
6、会计报告。人民银行会计报告是会计信息的最终“产成品”，以报表为主要形式，并附以必要的分析说明。人民银行目前的会计报表种类较为齐全，报表项目较为完备，借鉴国际央行财务报告的优秀成果，兼顾预算管理的需要，需要对报告体系进一步完善。资产负债表要素项目核算和报表编制基础采用权责发生制，通过全面核算反映政府资产、负债，使资产负债表提供的信息更加完整。损益明细表要素项目核算和报表编制基础与预算基础保持一致。鉴于采用收付实现制编制了损益明细表，与现金流量表的信息重复较大，所以不编制现金流量表。在报告披露方面，要逐步建立规范、定期的对外披露机制。
7、具体会计制度的内容。在会计制度中，着重规定具体会计业务的确认、计量、会计科目、报表编制和信息披露。如规定各类资产、负债、收入、支出确认的条件与计量的标准、方法及其在报表和附注中的披露要求；对某些特殊业务的确认、计量与报告作出规定，如衍生金融工具、资产减值准备、会计政策的变更和差错更正等；规定会计报告的目标、模式、核算基础、会计报告的组合，各个报表的结构、内容和报表说明（附注）等；会计科目解释和业务处理，对会计科目的设置、会计分录的编制和报表的填报等操作层面的内容做出示范性指导；对财务报告的列报、合并会计报表予以规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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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信息系统市场研究报告篇10
关键词信息披露；易读性；测度方法；企业绩效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7）06-0064-06
一、阅读难易程度影响信息披露效果
随着上市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不断深入完善，oeCD、证监会等监管组织对非财务信息披露越发重视，企业各类披露信息的数量迅猛激增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文字披露信息被分析专家所引用，非财务信息披露的质量特征开始成为研究热点，引发我们关注和思考如何对企业披露的质量进行全方位的评价。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认为，企业在披露中应采用“平实的语言、定义明晰的词汇、前后一致的术语、便于理解的结构”。我国2014年修订《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中即提出，“公司应当对可能造成投资者理解障碍以及特定含义的术语做出通俗易懂的解释”。如果企业在披露报告中使用一些生僻晦涩的专业术语或难以读懂的复杂长句时，披露内容虽未减少，但未经过专业训练的投资者们往往一头雾水，曲解或省略这部分信息，实质上是披露内容的另一种“缺失”。在我们评判报告质量时首要感受即为是否容易阅读，这是其他质量评价的基础。可以说，企业信息披露的阅读难易程度深刻影响着利益相关者的判断，以及社会公众对企业的印象。
对此，既往研究中学者们基于印象管理及语义特征等角度，从信息披露的情感特征修辞、语法运用、语气强度调节、语态选择、自利性归因等方面展开测度研究。这些语义特征均不同程度的影响着信息披露的质量，代表着企业在披露背后值得甄别的隐藏信息内涵。而只有企业提供的信息能够有效地被读懂，才能把握披露信息总体状况，进而对其他语义特征进行分析。企业作为披露信息的提供者，使用简单或难懂的词汇语句等，改变读者对信息的获取效率，我们将其定义为信息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的操控行为。这不仅是企业客观特征的呈现，也与管理者主观行为动机密不可分。处于信息劣势的报告使用者往往难以从客观、专业的角度识别理解这些经过加工粉饰的信息。如何对企业信息披露易读水平进行衡量测度，以及相应的关联因素检验分析，是由此衍生出来的研究主题。本文以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的分析衡量为切入点，系统梳理披露阅读易读水平测度的发展趋势，探讨企业操控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的可能的行为动因及经济后果。文章通过对信息披露语义特征研究做出理论层面的前瞻性分析，以规范企业披露行为，保护信息使用者利益，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市场信息传递效率。
二、信息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的测度方式
选用一定测度方式对文本阅读难易程度进行分析是客观可行，由此引发文本易读性的相关研究。易读性是指文本易于阅读理解的程度和性质，是联系文本难度与读者水平之间的纽带。国外对于易读性的研究及应用已持续了上百年，形成了传统公式法、认知结构法、整体判断法等较为成熟的易读性测度方法。其中最早出现的整体判断法借助于有经验的人士阅读评级，在教育学及心理学界应用较多。20世纪70年代，在公式法基础上发展的认知结构法则主要基于认知理论，深度挖掘文本组织结构及深层特征进行分析，因此多属语言学家的跨领域研究。自1920年至今，传统公式法可谓是应用最多也最便利的测度方法，如Flesch-Kincaid公式、含雾指数、Dale-Chall公式等。互联网的发展及相关软件的增加，也促进了传统公式法的实际应用，应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医学领域。
直到20世纪50年代，首篇关于企业会计年报易读性的研究论文在会计杂志上发表，易读性的概念才被正式引入财经领域。至今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以及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均已在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中提及信息的易读性，易读性已经成为衡量会计信息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企业信息披露的样本范围大、文本内容多，而整体判断法难以给出定量信息，认知结构法耗时耗力很少被财经领域所应用，传统公式法的测度则基于披露文本自身内容，剔除了信息使用者的影响因素，衡量较为直接客观，大量的学者使用传统公式法判断企业信息披露的阅读难易程度，找出披露编制过程中存在的影响会计信息传递效率的语言使用障碍。
目前，财经领域易读性的研究相较于其他领域仍然十分匮乏。随着披露制度的不断完善，社会对此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在易读性的测度上取得显著进展。与其他领域易读性研究不同的是，除了对披露易读性的测度衡量与趋势分析，学者们更关注于企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以及受到的影响因素和带来的后续效应。
三、影响信息披露阅读难易的关联因素
（一）企业操控披露阅读难易程度行为的理论基础
迄今为止，信息披露领域的易读性研究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学者们对于企业存在着操控披露阅x难度的动机和行为已达成基本共识，理论支撑不尽相同。我们对已有32篇信息披露领域易读性代表文献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归纳和比较分析，具体如表1所示。
可见，既有相关研究文献数量较少，我国的研究多为印象管理领域的延伸，理论支撑较为薄弱。从总体内容来看，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同理论并经过证实检验。这通常与信息不对称理论相联系，是从管理层的动机和操作条件两方面解释了企业对披露易读性的操纵行为。从理论发展趋势来看，研究视角不再局限于披露阅读难度操控的负面效应，均经历了内部治理视角向企业内外部因素相结合的转变。信号理论是从企业对披露阅读难度的改善行为进行论证，基于股东以外的信息使用者的视角，如社会公众压力、政府媒体约束等，揭示了易读性操纵行为并非是一种“对策”，而可以成为一种积极的竞争“策略”。
理论基础的丰富体现着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相关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延伸。从信息提供者的角度，对利益的追求和对风险的规避是决策的最大动机，基于使用者的立场，信息披露是了解企业的最简便窗口。如何将二者的需求和反应相互结合，既是对理论假设的实际检测，也是对信息披露阅读难易程度关联因素深入分析，并且开始成为目前研究的重点及难点。
（二）企业操控披露阅读难度的驱动因素
经济绩效可以说是企业操控披露阅读难度的首要动机。基于前述理论的共同观点，业绩好的公司为了突显业绩会尽可能将报告写得一目了然，使得读者更为了解企业；业绩差的公司则通过加大报告的理解难度，分散或转移读者的对公司运营风险的注意力。公司经济绩效与披露报告的易读程度存在着关联性（RamSubramanian，1993；Jones、m.J.，1994），这一结论也被大多数研究所证实。企业的经济绩效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在于投资者对此的高敏感度，且相关量化财务指标便于获取。经济绩效代表着企业可被市场体现的企业价值和效率，主要由财务绩效指标及其驱动指标构成，可以分为会计指标和市场指标。会计指标中目前广泛使用的有权益报酬率指标、资产报酬率指标，以及年度净利润等，市场指标则侧重对股东的回报，但往往受制于市场有效性，包括市场价值、分析师预测、市场反应等关联指标。
当一个企业披露的内容不足以让使用者直截了当获取所需信息时，对其进行甄别和取舍带来的时间和信息成本会使市场整体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反之，企业通过提高披露阅读难度改善信息传递效率，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体现。因而，企业信息披露阅读难度与经济绩效应存在着双向互动影响的结果。从短期来看，披露阅读难度操控作为一种低成本且不易识别的企业策略，有可能帮助企业渡过“眼前的难关”，通过扰乱信息使用者的判断来达到“隐藏”或“归因”的目的，对于经济绩效较差的企业，无疑是一种低风险的维持形象的方法。从长期的市场价值角度来看，年度报告的阅读难度与公司业绩和收益持久性存在正相关（FengLi，2006、2008），企业可能会通过降低年报的阅读难度来隐藏关于未来盈余的负面消息，通过改善披露阅读难度间接地影响了长期经济绩效，从而降低了未来通过操控披露阅读难度掩饰负面信息的必要性。企业长期经济绩效也会影响到企业信息披露的阅读难易程度，同时直接影响了信息的传递效率，并反映在市场整体资源配置上。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有形资源和无形的能力均为企业的可持续竞争提供了帮助。从市场价值角度出发，公司的创新能力、企业文化、社会声誉以及无形资产等方面产生的价值，与经济绩效以及披露的阅读难易程度是息息相关的。信息披露质量本身体现着企业的价值选择和文化导向。信息披露阅读难易程度将更进一步与企业自愿性披露中的社会责任绩效相互关联。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包含环境绩效、社会效益、员工保障三个维度，从多个层次和维度反映了企业的形象和声誉，影响着更广范围的利益相关者。企业可能出于改善关系的动机操控披露阅读难易程度，通过对社会责任绩效信息进行披露上的侧重或规避，是企业可能选择的低成本形象策略，由此形成的公共关系会影响投资者对企业的整体判断与社会评价。
除以上多种绩效因素以外，研究中还难以忽视印象管理理论所强调的管理层驱动因素。委托背景下，管理层的权力大小与管理者的自身特征影响着企业信息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管理层的权力越大，内部信息越难以透明，其对披露信息的操纵空间也越大，越容易通过提高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可读程度进行印象管理（吉利等，2016），具体可反映在高管持股比例较大、高管薪酬比例高、存在两职合一等情况上。此外，由于性别、年龄、学习工作经历和信仰等背景特征方面的差异，管理者的决策行为呈现较大差异。这也在管理者个人性格方面得以体现。自负的Ceo往往低估企业对利益相关者的依赖（Yitang，etal.，2000），相应的披露难度操控行为可能较少或并不存在。可见，阅读难易的操控行为能否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成本或融资难度、改变市场偏好和实现企业价值提升，均是目前尚待考察的问题。
（三）企业特征的关联效果
企业外在的固有特征，以及披露测度指标的划分与所属行业、产权性质、所处地域等企业属性的差别，会带来披露语义特征之间的差异（张秀敏等，2016）。企业成长性水平及公司治理特征是最为明显的相关特征。通常成长性高的企业，通常具备优良的自身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对信息披露的重视程度较高，披露热萃往易于阅读。这样的情况更体现在大型企业和上市时间长的企业。可以说，企业的成长水平间接体现着绩效水平。而持相反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企业不断发展，其业务复杂程度越高，涉及的信息丰富程度增大，繁杂的内容使得披露的信息难以阅读。我们认为，这一问题涉及市场宏观发展和企业自身微观变化的差异。在企业信息披露制度逐步建立的阶段里，年报等披露报告随时间发展呈现难读的趋势。但在某一时段内，信息披露制度趋于完善时，企业自身的成长性和管理水平作用更为突显，信息披露的阅读难度可能随之改善。
随着公司治理问题关注度的提升，公司治理特征与披露阅读难度的关联成为国内外分析的新热点。基于董事会特征的角度，可以得出独立董事借助文字情感而非否定意见来履职的特性，企业信息披露文字的信号效应受到独立董事性别多元化、校友关系和控制权分离程度的影响（赵子夜，2014）。企业的股权特征也是影响信息披露阅读难度的重要因素，股权集中度高的企业能有效发挥大股东的监督作用，从而避免管理层利用信息不对称操控易读性的问题。此外，外资进行投资决策更为重视企业长期发展潜力及社会形象，其重要依据是企业披露的信息，信息披露质量较高的企业就此占有优势，相应的披露内容可能更易阅读。同时外资的投入往往伴随着对企业的更高要求及先进观念技术的引入，这部分正向效益也可能在信息披露语义特征上得以体现。
此外，特定的经济事件也会对信息披露阅读难度产生影响。从微观的视角，企业特质的改变会影响信息披露的质量。当上市公司一旦退市，披露的易读水平似乎随之下降（m.J.Jones，1988），这是约束性缺失的一种体现。从宏观角度，金融危机、市场制度调整、信息披露制度的规范等，也会对特定时期的市场范围内企业产生普遍影响，现代语言趋于简化的特性可能揭示了信息披露可读性的提高趋势（alonsomoreno&araceliCasasola，2016）。
基于上述梳理分析，企业操控披露易读性受自身动机和外部规则双重作用。其中企业的行为动因。最终可归结到企业价值最大化，这一操控行为产生了“动因―行为―后果”的循环互动过程。对此本文构建企业操纵披露难易程度的研究框架及逻辑关系，如图1所示。
四、深化披露阅读难度的相关研究
如何克服语言、技术、市场环境上的差异性，探寻适合我国信息披露领域阅读难度测度方法，并在此基础上丰富披露难度关系检验的深度和广度，是深化相关研究的必经之路。
（一）完善中文易读性指标的构建
易读性测度方式的选定是首要面临的问题。中英文的语法结构和形态学特征上有着较大差异，已有的英文易读性测度方法并不完全适用于中文。如前文所述，传统公式法、认知结构法、整体判断法三种测度方法均已较为成熟，在操作难度和适用范围上各有侧重、各具利弊，且相辅相成。整体判断法在整个易读性的研究中贯穿始终，其结果在传统公式法的研究中通常作为拟合的对象。认知结构法的发展对传统公式法提出了新的挑战，促进了传统公式法中因素变量的细分。而传统公式法所用研究方法的发展也使得认知结构法得以从理论转向实践。今后在对企业易读性进行测度时，应注重方法间的结合及改良。尤其是对于非英文语系披露文本的易读性测定，自建公式的难度系数较大，不易尝试，因而改良已有的Flesch公式等不失为一个简便易行的方法（alonsomoreno.et.al，2016）。
与之对应，已有部分领域的国内学者尝试对传统测度公式进行改造及自建公式，但是鲜有学者将其应用于财务领域进行实证检验。以直译的上市企业B股英文版报告进行研究测度虽可操作（阎达五等，2002），翻译过程的影响因素却难以消除，因而无法普遍代表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水平。国内既有研究多受制于计算机技术水平，无法进行大规模数据处理。采用抽样方法人工选择小段文本，再代入测度公式得到易读性指数（孙蔓莉，2002），这显然难以确保样本的完整性。因而作为研究起点的易读性测度方法，在改建公式过程中可以考虑结合披露语言特征对公式构成因素进行选取，应在反复实践中或结合整体判断法获取其中的对应系数与权数，克服公式法机械性的弊端，更好契合中文的文本特征，才能具备客观性和普适性。
（二）拓展信息披露阅读难度研究视角与路径
虽然国外研究对于易读性在信息披露领域的应用及具体测度方式上已经比较成熟，但总体层面上进行实证检验的变量和考察维度并不丰富。国内研究受易读性测度方式所限，在理论分析和实践上仍存在诸多不足。加强研究的深度、拓展视角的广度势在必行，对此可从披露载体、涉及因素、研究对象分析等方面加以考虑。
上市公司年报对于投资人来讲，是了解公司情况最重要的信息来源，也是最受利益相关者关注的报告，因而在信息披露载体的选择上，大多数披露阅读难易程度的研究仍以企业年度报告为主。但其作为强制性披露通常较为规范，隐藏信息可能不易观察。自愿性披露则存在理论基础薄弱，披露内容差异性较大等问题，具体指标对应的数值不易获取，导致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相对较少，且多处于理论探索的阶段。此外，企业在发生投资融资、股权调整等重要事项变动时的临时性报告鲜少得到分析，具体操作分析时需克服临时报告数据提取在时间上的差异性，是深入开展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虽有学者对企业同一信息披露报告中的不同部分加以检验比较，如对董事长致辞和附注部分的难易度进行分析，发现企业可能将负面消息加以隐藏并放置于董事长致辞的中间部位，以降低阅读者可能发现的概率（markClatworthy，2001）。目前仍然缺少不同信息披露载体间的比照分析，尤其是有关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的后果效应，而且应该结合其他语义特征加以综合考量，也是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同时目前易读性研究考虑的关联因素相对较为简单，所用的变量指标往往难以全面涵盖研究主题，选取的视角也较单一，造成得出的结论具有片面性。以企业年报易读性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研究为例，Baker和Kare（1992）等人为代表的不相关论，与以adelberg等人（1979）为代表的正相关论相对立，部分原因在于对企业绩效的涵盖维度过于单一。前者是以净利润为指代变量，后者以每股收益变化为指代变量，但企业经济绩效本身就包括多重维度和多种划分方式，H以一个变量进行替代检验会影响结论的完备性。未来研究在借助文本挖掘技术和统计软件基础上，可对易读性影响因素的指标加以细分，实现对于文本阅读难易程度的有效精确度量，同时考虑公司治理等相关影响因素，考察信息披露易读性和影响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充分有效的检验企业信息披露易读性的后续影响效果，使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此外，企业信息面向投资者、利益相关者、监管部门等多类披露对象，而实际研究中不同研究对象有针对性的建议对策分析往往较为粗略。对于信息提供方的企业，需从长远利益考虑，改善信息披露的阅读难度，有目的性的针对主要读者群的构成及其相应理解能力进行报告的编制，设计行文用词（阎达五、孙蔓莉，2002），如发表前进行修订、推敲陈述策略等（L.D.parker，1982），形成企业披露语言表达的良性循环，实现各类绩效的持续收益。另一方面，信息使用者也应加强自身素养，掌握基本的财务、会计常识，对企业披露的信息做到有效甄别。作为市场调节者的政府等监管部门，更应加强对企业信息披露内容和质量的规范，鼓励自愿性信息披露，制定分行业披露准则，加强外部监督（李红等，2009），同时借助于媒体、公众等外部压力，促使企业提高自身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和易读性，从而有利于经济市场整体的快速发展。未来研究应从不同主体角度探索企业信息披露的语义特征，深化信息披露易读性相关的企业行为、市场作用机制、宏观政策等方面研究。
五、结语与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对既有信息披露领域阅读难易程度及语义特征相关研究的回溯，分析了国内外易读指标的测度方法，及关联因素的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着重探讨了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路径，在理论归纳汇总的基础上，尝试构建企业操控披露难易程度的行为、动因、后果逻辑结构，拓展了语义特征理论的基础，为未来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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