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1
从广义上说，新闻和哲学，都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现如今，解释学的思想已经广泛地渗透到社会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研究新闻学与解释学的关系，能帮助我们从解释学思想中汲取资源，使新闻传播学更加茁壮的成长。
一、解释学概述
解释学广义指对于文本之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的理论或哲学，强调忠实客观地把握文本和作者的原意。解释学所说的理解，随着解释学的发展而呈现越来越宽泛的趋势，包括了对自然、社会和文本的理解，因而，解释学有包容认识论的趋向。①
解释学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古典解释学时期、现代解释学时期和批判解释学时期。
古典解释学开创于19世纪，德国哲学家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在研究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思想。施莱尔马赫主要研究圣经释义学中的科学性和客观性问题，狄尔泰提出了作为“历史理性批判”的解释学，他被看作是西方传统解释学的集大成者。
现代解释学开创于20世纪，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他们把对解释学的研究由认识论和方法论性质转变为本体论性质，并逐渐发展为哲学解释学。伽达默尔更是把古典解释学与海德格尔的本体论结合起来，使解释学成为一个专门的哲学学派。
批判解释学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是尤尔根·哈贝马斯和阿贝尔。他们两位都注重实践研究，认为解释学的思想应对社会的进步有所帮助。批判解释学力图通过揭示社会机制来理解社会行为的意义，进而达到改善人们生活条件的目的。
二、解释学与新闻传播的关系
1、解释学与新闻文本的客观真实性
“文本”一词的原始意义指的是“书写或刻印下来的文字或文献”。任何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事件都可视为文本。“这里所说的‘文本’，可以解释为一切以书面文字和口头语言表达的人类语义交往的形式。而‘意义’是本文由收集整理一个抽象而难以明确统一定义的概念，它体现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②
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从本质上说，新闻是一种信息，而新闻信息又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的。新闻文本是传播者对世界、社会或者事件的一种描述，而描述的前提则是传播者对被描述对象的理解。尽管新闻文本要求客观真实，但记者个人主观价值涉入也是在所难免的。而客观事实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新闻报道不可能是全方位的、面面俱到的，因此，新闻报道取决于传播者所看到的新闻点，新闻点的选取在于传播者既定的传播主体意识中。在对新闻事件的背景、前因后果、来龙去脉进行探究和了解的时候，记者通常会凭借自己以往的知识经验来判断或推测某一事件的发展趋势。这样被叙述出来的新闻不可能完全没有“偏见”。诠释论者认为，读者的价值会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理解和解释”之中。
伽达默尔认为，人总是生存在一个意义的世界里，并对其所身处世界具有意义的事物或事件做出自己的解读。新闻文本对于读者来说，是一个只有通过阅读并加以理解才能完成的自律性半成品。在新闻文本的解读中，由于每个读者对新闻文本的文字、词句理解不同，读者所处的立场不同，读者会带着个人思想既定的结构和生活经验以特定的观点和理解去解读，就会产生不同的理解。比如：树上有一片树叶，乐观者说：“瞧，树上还有一片叶子！”悲观者说：“只剩一片树叶了”，中庸者说：“树上有一片叶子”。
不过，新闻研究已尝试着将“客观性”一分为二，即“客观性”（静态）和“客观化”（动态）。所谓客观性，就是依据事物的是非曲直如实报道现实，而客观化则依据人为的意识形态宣传来对现实进行建构。③
不同的理解来自于同样一件事情，这便是解释学中所谓的“创新性理解”。因而，解释学对新闻文本的解读突出表现在承认理解的差异性和受众对同一新闻做出不同理解的合理性。我们要正确看待新闻文本的客观性，相信新闻文本的客观性并不一定是要相信传播者或者新闻媒介都是客观的，客观是一种理想的、相对合理的境界。
2、解释学与解释性报道
解释性报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最早出现在美国，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出现解释性报道。在此之前，新闻媒体只是对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报道，新闻记者不会去更深的挖掘事实的起因、对事情背景资料进行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人们对突然爆发的战争深感迷茫和震惊，新闻界不再是单纯地报道新闻事实，而是更多地揭示新闻事实背后的意义以及事件之间的联系，于是，解释性报道就慢慢地发展起来了。
解释性报道是运用背景材料来分析一个新闻事件发生的原因、意义、影响、或预示发展趋势的一种新闻报道。它不仅局限于对新闻事实交代，更侧重于揭示新闻事件的真相、来龙去脉、影响范围、发展趋势和意义等。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就是新闻事实的产生原因及其发展趋向，以及该新闻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内部联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麦尔文·曼切尔说过，“当来龙去脉交代出来了，谁也不注意，如果一旦没有它，立即会影响效果，就像我们呼吸时不会注意到氧气一样。”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李普曼也说：“如果一个华盛顿的记者只告诉人们发生了什么，而没有告诉原因并指出意义，那么他只干了他工作的一半。”可见，揭示新闻事件来龙去脉是十分重要而且十分必要的。
解释性报道存在的原因大致分为三点：（1）受众的心理需求。受众往往不满足于对新闻发生过程的了解，他们更想知道与之相关的事实。比如，人们在关注演员影视作品的同时也想了解与之相关的新闻。解释性新闻报道就可以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2）人们日益增长的求知欲。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日益增长，网络的发达，人们与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所关心的事物越来越广泛，求知欲也不断增强。所以，当新观念、新思想出现时，人们便希望了解它们以至运用它们，人们也希望从有关报道中看到必要的解释。（3）新闻媒体的要求。对于某些新闻来说，解释性报道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李天一涉嫌轮奸案，李天一是著名歌唱家李双江和梦鸽之子。前一句交代了事件，后一句是一段解释性文字，将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大大提高，满足了新闻媒体的要求。
尽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解释学意义上的解释与解释性报道中的解释有相通之处，但二者也有区别。解释学注重对新闻文本的解释，解释性报道侧重于对新闻事实的解释。解释性报道不是用理论来解释事实，也不是用新闻评论来解释事实，而是用新闻事实来解释事实。它主要是搜集与事件相关的背景、前因后果、来龙去脉以及发展趋势等来解释新闻，主要有历史性事实、现实事实、数据事实和知识性事实。
“我们处在历史的变化之中，不知目前发生些什么，只是事后才把握发生了些什么，这就是历史永远要被一个新的现在重写的缘故。”④尽管伽达默尔这句话的本意与解释性报道毫无关系，但它恰当地说明了解释性报道的局限所在。
解释学源起于文本阐释，逐渐发展为人文学科理解研究的哲学，它与新闻传播学的现有研究成果有颇多相通之处。相信，只要加以恰当的鉴别，解释学对开阔新闻传播学的视界、丰富新闻传播学的内容、深化新闻传播学的研究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2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科学在我国大陆兴起的时间并不长，直到现在也还没有真正独立，还是一个二级学科。没有独立，说明它还稚嫩，还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然而，最不凑巧的是，在它还十分稚嫩的时候，碰上新中国历史上尚未出现过的大学生http://就业难的时期。本文将对传播学教育的若干问题与学科的发展作一阐述。
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国家教委确定为一级学科。到1999年，据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统计：我国普通高校中开设全日制新闻本科专业的院校已有55所，专业点88个，硕士点
30多个，博士点4个，在校学生9000多人。2002年，在深圳召开的教育部新闻教育指导委员会全体会议公布，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已经达到323个。有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有近400个院系专业点。设有传播学专业的研究生院达到25个，其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有4个，博士后流动站2个，在校生达到十万人之多。仅从在校生人数来看，三年时间就增加了十倍多，可见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之快。但是，应该看到，传播学作为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一个二级学科，发展是受到局限的。尽管传播学教育在软硬件建设方面发展都很快，但是还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复旦大学丁淦林教授将传播学的基础建设的缺口概括为“四大障碍”：学科有待规范；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界限不清；以系列教材为代表的基本建设不足；师资数量不足、配套困难。
对照美国的传播学教育来看，美国教授范围最广的传播学内容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和国际与跨文化传播四个方面。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应用传播、传播教育、传播理论、家庭传播、社会性别传播、健康传播、国际与跨文化传播、人际传播、语言与社会互动、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表现行为研究、政治传播、公共讲演、公共关系、修辞批评、符号学、小群体传播、视觉传播、法律传播、言语传播等。由此可见，美国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从日本的传播教育来看，日本奉行的是通才教育理念，这与日本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吻合。他们认为高校新闻传播专业应加强媒介素养教育、新闻伦理及思想、新闻传播史、传播内容的分析与解读等有关基础性理论知识和通用性、工具性研究方法的内容；而有关新闻的采写、节目的制作以及媒介企业的经营等技术方面的学习则被认为不必太注重。2003年对在高校传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教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所进行的调查表明，日本传播教育者对这一理念认同程度较高。台湾地区自1991年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所传播相关院系成立，且以传播新科技类、视觉传播类、管理类、艺术类为主，其基础课程的设置趋向专业性、技术性。从传播学核心课程“传播理论”的课程内容来看，主要仍以介绍西方国家传播理论为主，迄今还很少有以本地区传播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传播理论教科书。由此可见，台湾地区传播学科的发展有广义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影响，但受到传播科技的影响更大。从以上三个地区传播教育来看，都是围绕这样两个问题展开的：一是传播教育与传播研究的关系；二是传播教育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假如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不断被拓宽的话，传播教育自然而然也就向广义社会学的方向靠拢；同时培养具有通用性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将作为传播研究的要求，成为传播教育的任务。作为社会系统的一部分，传播教育的方向必须顺应时代的变化，符合实际需要。只有具备了扎实的专业理沦基础、良好的传播素质以及丰富的沟通能力，才能在未来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中胜出。
从第八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专题分类来看，新闻传播实践的传播学研究、媒介使用与效果研究、媒介文化研究、媒介产业与媒介经营管理研究、新闻教育传播研究、影视研究等大众传媒、新闻学方面的内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3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高等教育改革
2012年10月20日，由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研讨会在广西大学召开，这是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专家学者有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程曼丽教授，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多位理事、常务理事，以及来自全国多所高校新闻院系的教师、研究生代表等。与会和投稿的近60位代表共计来自全国40余所高校。与会代表围绕以下相关议题进行了热烈交流。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史学会会长吴廷俊教授在致辞中回顾了学会成立后近五年来大陆学界对新闻传播教育进行研究的情况。他从期刊论文、相关专著、相关会议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2008年至今，学界共发表了676篇相关论文，主要涵盖以下主题：1.对新闻传播教育整体的历史回顾与趋势前瞻；2.中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思路与方法；3.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4.新闻传播教育定专业（方向）、层次类别发展研究；5.新闻传播院系研究；6.新闻教育家和新闻教育思想研究；7.海外新闻传播教育研究；8.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等研究。五年来，出版了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专著8本。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闻传播史（1978～2008）》这样的通史性著作中，首次设立了专门一章来书写这一时期的新闻传播教育史。2008～2011年间，还召开了相关学术研讨会18次，其中2008、2009、2011年各4次，2010年6次。新闻传播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学术活动虽然为数不少、增长很快，但也存在不够系统、缺乏稳定性等问题。
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变革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凤教授的主题发言为《融媒时代新闻教育的转向与学科思维》。她首先探讨了媒介融合时代新闻传播业发生的巨大变化。随着个人化、互动化、内容分享等成为新时代媒介发展的重要关键词，业界对人才的需求不再仅仅是具备从事新闻报道的能力，而须具备更为全面的新闻运作能力。她举出了多家美国新闻院系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机构设置等方面据此做出的改革尝试。最后，她谈到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新闻学应该拓展学科思维，走向与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的融合发展之路。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院长何志武教授在主题发言《多元融合语境下传媒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中，也提到当前新闻教育需要进行学科融合、需要应对媒介融合做出改变。他着重介绍了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在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学科融合方面，学院的前身是全国工科院校中最早创办的新闻专业，一开始走的就是文工交叉之路，30年来逐步扩展至与校内多个理工、文、艺（术）学科的深度交叉。在生源结构上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上涵盖多个学科，还包括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培养：如与计算机学院合作开设“新媒体技术”第二学位课程等等。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各专业之间的共性增多、边界弱化。与之相应，学院打开了专业间的课程壁垒，各专业的核心课程组都可供其他专业学生选修。在实践教学方面，也不再依据专业分别安排，而是按照“全媒体”、“全流程”、“全员实训”的要求重新设计。所有学生都要经过报刊编排、电视摄像、电视编辑、网页设计等实验环节的训练，以全面掌握全媒体人才必备的基本技能。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石长顺教授和博士生柴巧霞合作撰写了《全媒体转型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建设》一文。他们认为，新闻传播学专业的核心能力由专业基本能力、专业特殊能力和专业实践能力三方面构成。全媒体转型对其提出了新要求，需要重点培养学生的融合报道意识、信息整合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多媒体传播技能（不必精通所有传播手段，但应有通盘了解并擅长其中的一至两种）等。新闻传播教育的培养目标、教学模式、教学方式、师资队伍建设等都需相应做出改变。
上海建桥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钱晓文教授对于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目标的转型进行了探讨。指出需要从面向各种媒介类型培养专门的新闻宣传人才，转向培养跨越媒介类型分野、具备全面业务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使学生兼具各种新闻产品的策划、制作和营销能力。此外，由于当前新闻传播人才的核心能力是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培养目标还可不局限于为媒体输送人才，而扩展至面向整个文化产业培养新型的知识生产者、管理者与传播者，以使学生拥有更加广阔的就业出路。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卿志军副教授着重阐述了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教育要处理好的几个关系。其一为技术和素养之间的关系，不宜偏重技术训练而忽视了对政治、新闻、人文等素养的培育。其二为全能和专长之间的关系，不宜追大求全安排繁多课程，还是需要引导学生在一两个方面达到精通程度。其三，大众传播人才和分众传播人才之间的关系，分众传播意识在媒介融合时代十分重要。其四，短期学习和长期学习之间的关系，融媒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需要具备与时俱进、长期（终生）学习的意识，并不断通过短期学习掌握新的信息与技能。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许莹副教授认为，在如何适应媒介融合的问题上，大多数人都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技术层面，这样容易陷入见木不见林的窘境。新闻传播活动社会价值的充分发挥才是媒介发展的终极目标，也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容动摇的根基所在。在此前提下，新闻传播教育顺应媒介融合的变革，可主要从三方面入手：淡化介质概念、强化传播理念、创新发展形式。
信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张衡老师指出了当前新闻传播教育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如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只是从不同学科中挑出一些课程放到一起，建构的知识体系还比较宏观、比较肤浅，并非深度交融。又如教学理念、环节、方法等难以适应媒介融合的需求，教师自己对新的传播形态缺乏尝试、对媒介最新动向缺乏了解等。
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新闻与法学学院的杨娟老师，具体考察了新闻评论课程在全媒体语境下如何进行教学改革的问题。她提出，全媒体语境下新闻评论发生了很大变化，从原来单一形态单一平台的传播转变为多种形态多个平台的传播；新闻评论在新闻信息中所占的比重正日益增加；评论针对的新闻范围也在不断扩充，可谓无处不在。与之相应，新闻评论教学应进行立足于专业交叉的教学内容扩展；并重新设计实践教学，增加学时，既对各种样式的新闻评论进行基础性训练，也对各类评论形态的综合运用进行适当训练，以期培养出全媒体新闻评论员。
新闻传播教育办学模式与教学改革的探索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吴海荣教授，在主题发言中介绍了该院对《“联合与共建”办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所谓“联合与共建”，即开门办学，与新闻媒体和行业主管部门等充分合作、形成战略联盟。这样的办学思路，该学院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提出，其后依托一批教学改革项目不断发展深化。主要措施包括：与行业主管部门和各家媒体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商谈合作事宜、聘请媒介资深专家担任兼职教授、选派青年教师轮流前往媒体挂职锻炼、与媒体合作进行课题研究、在媒体建立学生实习基地、协调部分媒体设备以合适方式赠与学校等等。目前，这一模式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并辐射影响到当地乃至海外的更多院校。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文化传播系冯恩大教授结合所在院系同时开办新闻高职与本科教育的实践，探讨了新闻教育在本科与高职两个层次的异同。他提出两者面临共同的发展背景：媒介融合加速与文化产业振兴，但在培养目标上有所区别。本科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趋势的新闻专业人才，兼顾培养适应文化产业的通用人才；高职则主要培养适应媒介融合、有较强动手能力的新闻技工，兼顾培养文化产业中对交际能力要求较高的经营人员。两者在实践训练模式上相同，都是对各种媒介产品制作的仿真模拟，但在课程设置上各有侧重。本科课程安排注重夯实专业基础、拓宽学术视野，高职则淡化史论课程，突出技能模块。
玉林师范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冯广圣副教授回顾了该院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2004年设立以来的办学实践，通过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寻找对策，就地方高校新闻教育的发展之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陈娜老师是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科组一等奖第一名的获得者，她首先依据青教赛上的见闻从教学理念、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呈现等四个方面论述了对高校教学的理解；接下来从更深层次探讨了高等教育引领学生“发现自我”、“反思自我”、“解放自我”与“发展自我”的重大使命如何通过教学来发挥实现；最后针对新闻的学科特色、新闻教育现存的问题等提出了改进新闻教学、兑现育人承诺的建议。
广西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刑永川副教授介绍了自己将田野调查引入课程考核的教改尝试，推动学生了解农村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认为这能有效提升学生的政治理论水平及在社会洞察、人际交往、文字表达、多媒体设备运用等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为其日后从事新闻调查、传媒工作等奠定良好基础。
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思想发掘与史实考辨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教授作了《给新闻传播教育以根基，还新闻传播教育之灵魂》的主题发言。在他看来，新闻传播教育应以扎实的人文功底为根基，这在中国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普遍缺乏。此外，理想的新闻教育，必然拥有灵魂，即通过对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不懈追问，带来自由与民主的启蒙。目前虽然一些新闻院系做出了值得推广的改革尝试，但尚未深入触及灵魂，还有更进一步的空间。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哈艳秋教授探讨了民初新闻教育思想对我国目前新闻教育改革的启示，指出当时多位新闻教育家形成的共识在今天仍可发挥指导作用。如：学生应涉猎多方面知识、掌握几门外语，对于培养媒介融合时代需要的复合型人才及我国目前亟需的对外传播人才依旧适用。又如在新闻教育中应处理好“学”与“术”的关系、重视职业道德的培养，以及应该对全民进行新闻知识普及教育等，也需要继续阐扬。
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阳海洪副教授也关注了早期新闻教育家徐宝璜、邵飘萍的新闻教育思想，考察他们如何坚持普遍与分化的原则，在新闻教育中着意寻求现代与传统的最大公约数。发现在普遍原则方面，徐邵二氏放弃了传统的华夏中心论，认为源于西方的现代传媒及其新闻教育制度具有普世意义，坚持新闻教育的专业性，将传播从仅仅是官僚的治国之术中解放出来，赋予其新的地位与功能。在分化原则方面，两人将儒家道德下降为记者的个人修养与职业伦理，在新闻教育中赋予其“士人之魂”。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乔云霞教授回顾了民国报人成舍我长期投身新闻教育的经历，认为其“德智兼修，手脑并用”的人才培养理念在今天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可以依照媒介融合的需要注入新的内涵。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邓绍根副教授通过查阅大量史料，梳理了1949年以前中国高校及研究机构对新闻研究生教育的探索实践，探讨了他们各自做出的贡献并进行了总体评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早招收研究生的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奠定了正规新闻研究生撰写毕业论文以获得硕士学位的传统。1942年，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新闻研究室设立的“研究生”岗位，虽非一般意义的研究生学历教育，但在重视理论思想和政治素质培养方面进行了尝试。还有1943至1946年间中央政治学校新闻学院按照哥伦比亚新闻学院研究生课程培养的两期国际新闻高级学员，在严格的招生条件和考试制度方面有所推进。总体而言，他们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尚处于萌芽探索阶段，成效甚微，未能持续系统地发展。
国外新闻传播教育与研究的启示借鉴
上海大学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李建新教授，在《新闻教育的三个镜鉴――基于对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分析》发言中，结合自己的实地访学经历，谈到了这所著名的美国新闻学院带来的三点重要启示。其一，关于新闻院校的定位问题：“新闻学院还是媒介集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拥有7家面向社会的公共媒体，更像一个媒介集团，和新闻实践、媒介市场关系密切，其院长也颇具企业家精神。这样的定位有助于一所新闻院校更为主动地进行匹配市场的改变与调整。其二，学术诚信的关键是付诸行动。密大新闻学院在这方面既有严格的制度法规，也有严厉的处罚措施，对老师和学生同样要求，保障了学术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清洁干净。其三，新闻教育应该有清晰的层次与重点。密大新闻学院认为，本科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合格的专业工作者，研究生教育则重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研究能力。据此，他们在本科生教育中侧重培养实践技能；在硕士生教育中把理论研究与实践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博士生教育中则将理论研究放在首要位置。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4
关键词：媒介融合；新闻传播教育；课程体系
一、媒介融合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的新要求
媒介融合是指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电子通讯技术为支撑，在社会需求和经济发展的驱动下，促使大媒体业实现不同媒介形态的内容融合、传播渠道融合以及媒介终端融合的过程。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
媒介融合带来了新闻媒介组织与工作流程的变化，需要一大批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新闻传播人才，使其胜任文字稿件编辑、电视新闻节目拍摄、网站编辑等综合性的工作。通过调查发现，媒介融合对传媒人才的需求主要包括两大方向，一类是熟练掌握写作、拍摄、编辑等专业技能的全能型人才；另一类是懂传媒、会策划、善公关的复合型人才。为此，新闻传播教育要根据媒介融合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对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进行重新构建。
（二）对专业课程设置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专业建设尚处于探索期，一些院校将与网络传播相关的专业设立为独立专业，这显然与媒介融合发展的趋势相违背。为此，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应将媒体技术与专业课程相融合，根据媒介融合发展对专业课程体系进行重构，向学生传授媒介融合的相关知识，培养学生媒介融合素养。
（三）对教学体系的要求
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人才必须具备采写、编辑、拍摄、播发等多种新闻专业技能，并能够熟练运用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电子通讯技术等先进的科学技术。所以，一些新闻传播院系进行了相关改革，但是教学体系仍然缺乏完整性，课程之间的紧密度不足，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滞后，难以为学生提供集多种媒介于一体的实训环境。这就要求新闻传播院系必须深入研究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人才定位，不断完善自身教学体系。
（四）对师资力量的要求
新闻传播教育的师资力量以专业教师为主，能够为学生传授专业的理论知识。但是这些专业教师缺乏媒体从业经验，容易造成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脱节。而拥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新闻人，在多种因素的制约下又难以到高校任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高校采取邀请媒体界人士来校讲座的方式，以拓展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获取途径，然而这种方式无法满足新闻人才培养需要。所以，我国高校必须重视师资力量培养，引入具有丰富媒体从业经验的人才，将媒介融合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
二、媒介融合与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路径
（一）科学设置融合性专业课程
新闻传播教育院校要根据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打破传统的专业之间的壁垒，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丰富学生的知识积累，引导学生形成跨媒体思维，促使学生掌握多种媒体的专业技能，从而适应媒介融合的发展环境。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体系要具备口径宽、基础厚、专业精、实践多的特点，同时还要进行创新性、实用性、扩张性的优化，培养学生文字写作、电视摄像、视音频编辑、网络编辑、多媒体编辑等多种专业能力。新闻传播教育院校的融合性专业课程体系可包括两大方向，一是教学、实验、实践的融合；二是新闻业务、媒介经营、媒介管理的融合。所以，专业课程的设置要更加开放、灵活，实现各课程之间的资源共享，并能够随着媒介融合的发展作出相应调整。
（二）构建融合性的课程模块体系
在媒介融合环境下，传媒间相互独立的格局被打破，传统媒体向数字化转型发展，这就促使新闻传播教育必须转变按照媒介种类设置专业的做法，构建起一套适应媒介融合发展的课程模块体系。如，新闻学专业可设置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形成三大课程模块，即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在每个课程模块中，选修课要灵活设置，新闻业务方向课程包括新媒体概论、媒介融合理论与实务、电视新闻节目制作等；媒介经营管理方向课程包括品牌公关、广告策划、营销传播策划等；国际新闻方向课程包括新闻英语阅读、新闻英语视听说、报纸编辑、跨文化传播等。通过整合课程体系，形成融合多个专业课程的教学模块，从而为培养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奠定基础。
（三）建设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
新闻传播教育要顺应媒介融合的发展趋势，为学生创建融合性的实践教学平台，促使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提高学生专业技能。首先，新闻传播院系要积极与主流媒体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形成联手培养学生媒介素养的模式，为学生提供校外实习基地。其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还可以成立"媒介融合实验室"，该实验室具备纸媒、广电、网络等多个类型实验室功能，能够完成媒体信息采集、加工、工作，实现同一信息在不同媒介中的传播，真正让学生体会到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实务过程。再次，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与主流新闻机构、高新技术企业合作，共同开发建设数字化媒体实习平台，使实习平台具备媒介融合功能，为学生提供参与新闻媒体运作的机会，让学生真正走入新闻传播过程中，培养多种专业技能。
（四）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
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积极与媒介合作，整合新闻传播教育资源，培养融合性的师资队伍，优化师资队伍结构。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可采取请进来的策略，邀请或聘请媒体资深从业人员参与课程教学，要求这些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良好的知识素养以及较强的业务能力。如，在网络新闻与文化传播课程教学中，学校可组织记者、编辑与教师一同编写教学计划，提供真实的典型案例，并参与课程授课，向学生讲授自己的新闻传播经验和媒介管理验，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另一方面，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鼓励教师参与媒体一线工作，增强采写、编辑、策划、制作业务能力，并能够运用媒介新技术完成媒介融合环境下的新闻传播工作。在积累新闻传播从业经验的基础上，将掌握的最新理论知识、最新媒介技术带到课堂上，促使理论与实践教学紧密结合。
结论：
总而言之，在媒介融合环境下，新闻传播教育必须顺应新形势的发展，积极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培养全能型、复合型的新闻人才。新闻传播教育院系要充分借鉴媒介融合的发展模式，设置融合性的专业课程与课程模块，建设融合性实训实习平台，并优化师资队伍，确保新闻传播教育适应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人才培养需求。
参考文献
[1]陈瑛，方艳.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转型探析[J].新闻知识，2015（7）：125-126.
[2]刘林山.媒介融合背景下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研究[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3（8）：85-87.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5
【关键词】实践教学；资源整合；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路径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项目“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与优化研究”（JG16DB174）和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融合与转型背景下的现代传媒企业制度构建研究”（L16BXw003）的中期成果。
一、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教育发展的时代契机
实践教学资源整合作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路径之一，是融合时代下新传播语境的必要诉求。本文所探讨的实践教学资源整合是对新闻、传播等学科加以延伸，重点关注媒介融合背景下新闻传播、信息传播等方式及内容的变化，同时强调对新闻传播人才的创造力、竞争力及媒介素养等专业素质的培育。因此首先需要对融合背景与实践教学资源的关系进行梳理：媒介及产业融合使实践教学资源整合转向以培育创新思维、综合技能为主要教育目标。
（一）媒介与产业融合的时代背景
媒体实验室创始人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认为，“媒介融合是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二者融合的基础上，用一种终端和网络来传输数字形态信息，由此带来不同媒体之间的互换性和互联性”。近年来，媒介融合的大趋势愈演愈烈，传媒业的剧烈变革，对整个新闻传播教育都产生了影响，各新闻传播院校纷纷主动应变，通过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来适应传媒业的新需求。在融合发展的大趋势下，媒介融合、产业融合已经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和业界的共识，并冲击着整个传媒生态环境，为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时代契机。产业融合是指不同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形态，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作用，以新的信息技术和生产业来发展创新传统行业。移动互联网的爆发推动了产业之间的融合，在“互联网+”模式的激励下传统行业纷纷变革，开始寻求新的合作模式，在融合背景的冲击下取长补短、相互促进。
（二）移动互联时代下新闻传播教育重心发生转移
根据日前出版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年鉴・2015》统计，从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开设新闻学讲座算起，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走过了99个年头。《中国新闻教育事业2014年度发展报告》指出，虽然我国新闻传播教育事业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一些高校仍存在学科总体建设重视不够、教学特色不明显、院系结构不合理、课程设置不够完善、师资力量有待加强、科研经费投入不够、硬件水平落后、新闻传播实践教学不够规范等问题。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的重心发生转移，新旧教育理念发生冲突，新的媒介传播环境对我国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产生了很大影响，传y的新闻传播教育理念以及人才培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的人才需求，信息传播的实时交互性进一步加速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大变革。
（三）新闻传播专业自身属性决定其变革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曾说“几乎没有哪一个科目像新闻传播学一样紧随科技的进步和创新，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必须与时俱进。”因此，无论是新闻传播学自身学科的内在要求，还是为了满足新时期媒介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新闻传播教育是近年来发展变化较快的学科之一，新闻传播专业的自身属性决定了其变革，当前传媒行业的产业化发展直接改变了新闻传播教育的基础内容，新闻传播教育的理念发生变化，融合背景为新闻传播教育的实践教学资源改革提供了契机。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要适应时展的要求，在新的媒介生态下创新教育理念，调整课程体系，改变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践教学资源的整合，最终构建以融合背景为导向的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二、当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挑战
郭庆光教授认为，“传统的新闻教育面临重大拐点，新闻传播的学术研究、课程建设及人才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技能培养等必须全面改革”。数据表明：1994年中国大陆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至2006年，全国已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至2015年，全国有681所大学开设新闻传播类专业，占全国高校总数的1/4，这些学校共设有1244个本科专业点，硕士和博士点106个。自新闻传播教育在中国开办以来，为传媒业培养了一大批合格人才，但历经20多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的过度扩充也为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带来了巨大压力和挑战。目前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才培养很难适应业界需求
我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作为为国家培养新闻传播类后备人才的根据地，迫切需要创新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现今新闻传播专业培养方案的专业跨度、知识融通度难以适应业界需求。当下的新闻传播教育集中培养的是普通新闻传播人才，根据本文所做的调研结果显示，当下最需要的行业人才集中在新媒体写作、视听创意、新媒体运营等，因此培养适合传媒业需要的传播型信息官十分迫切。在知识体系日益精密化、职业分工逐步细密化的今天，单一学科的知识积累和单靠个人的学术能力或素养日益难以适应并胜任当代新闻传播实践的系统及复杂性要求，也很难匹配业界要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二）实践教学条件相对落后
以往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无法适应当今全球化、网络化的需要，缺乏前瞻性。近年来，国内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已经意识到了加强教学实践的重要性，并通过采取各种方式来增强教学实践的力度，使学生的应用能力得到提升，但普遍存在的问题是措施都相对松弛，没有形成系统化的一体式教学实践模式。我国新闻传播教育陷入了实践教学困境，尤其在实际操作中，新闻传播教学所需的设备陈旧、硬件设施不足，即使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也因条件限制而难以付诸实践。目前国内除北京、上海等部分发达城市的院校有所改进外，大部分新闻传播类院校仍沿用传统的新闻传播教育格局设置，缺少具有融合思维、跨媒体传播理念的实验教学平台，无法从根本上满足当前新闻传播教学与行业接轨的需要。
（三）实践课程体系急需调整
目前我国大部分新闻传播院系所开设的课程内容沿用传统体系较多，因此课程与实践需求匹配不够，存在结构性缺陷且学科单一严重。重理论轻实践的课程设置不仅不能满足新闻传播岗位的实际需要，而且导致学生毕业后缺乏持续发展的空间。同时，目前新闻传播教育中本、硕、博的课程设置区分度不够明显，存在重复与简单复制的问题，在教学方式上也区别不大，较为混乱。从课程结构来看，理论课与实务课、必修课与选修课间的逻辑关联和相互支撑不足，实难有效建构知识谱系的完整性，由此导致学生知识结构、理论素养及技能操作的相对单一与浅显化。同时，新闻传播学科在与其他学科的互动合作中，话语权偏小，加之大部分新闻传播院系的规模普遍不大，又属于应用文科，因而常给人以“新闻无学”之感，更是弱化了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地位。
（四）专业背景师资较为匮乏
俞旭、朱立曾对我国大陆5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和资深教授做过一个调查，结果表明：（1）对新闻传播教育不满意的占76.67%；（2）认为师资短缺的占63.33%；（3）认为需要提高师资素质的占53.33%；（4）认为教学方法滞后的占50.00%。由此可见，我国大部分新闻传播学院缺乏具有高层次新闻传播理论修养及实践技能的师资，而师资是教育能否健康发展的关键，且专业的师资队伍是培养优秀新闻传播人才的保障。反观当下，国内高校普遍实行的是以著作出版、课题立项、成果获奖为基础的教师职称考核晋升机制，重科研、轻教学己成一种惯性，加之目前新闻传播教师普遍缺乏新闻实践工作经验，而传媒业界与学界的缺乏沟通又严重阻碍了业界精英人士的流入，专业背景师资培养成为难题。
三、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改革路径探索
（一）培育全媒体人才理念
新闻传播教育需坚持通识为“体”，专业为“用”的人才培育方针，以培养复合型新闻传播专业人才为目标，通过有效提升专业素养、丰富知识结构，努力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尤其对全媒体人才的培养，既要锻造有扎实的文字功底与职业精神的新闻传播人才，又要培育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掌握新媒体技术等运营方式的复合型产业人才。具体可借鉴引进现今较为成熟的案例库、工作坊等模式，此类平台建设有力地推动了新闻人才向全媒体化转型、学生动手实践能力得到提升等目标的实现，逐步受到部分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重视。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自2002年建院起就已确立媒介融合式的教育理念：该院只在本科设立了一个新闻系，所有新闻系的学生都要学习“采、写、编、频、播、录”的全技能，把教学与实践合二为一，使实践真正成为教学系统的一部分。
（二）搭建高质量的教学实践平台
目前国内学界已经意识到，必须通过国际化课程、平台化实践等多元化的教学模式来培养学生，拓展其国际视野，搭建跨媒体、精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多功能、可扩展的教学平台。本文认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在教学过程中可采用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并重的模式，摆脱传统的低效率、重理论轻实践的教育窘境。当前“部校共建、校媒共建”的培B模式发展迅猛，该模式更新了既有人才培养理念，促进了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的整合，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实践平台，推动了传媒教育与新闻业界的有效对接。以笔者所在的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为例，新闻与传播学院由辽宁大学与辽宁省委宣传部共建，学院注重增强新闻传播人才的实践能力，与辽宁日报报业集团、辽宁广播电视台、东北新闻网、沈阳日报报业集团、辽宁大学出版社等新闻单位常年共建实习基地。为了应对新媒体和“互联网+”的新形势，学院也推进了教学实践上的探索，在大数据挖掘、分析和融媒体等方面加大了人力物力的投放力度，帮助学生更快地融入新媒体时代。
（三）多元化学科教育设置
新闻传播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其必须跟随时展趋势，及时更新课程内容，融合多学科多元化发展。如将现在的大数据、可视化、新媒体技术等加入到课程教学中去，融合社会学、心理学、经济管理学等多学科进行多元化设置。在各种新媒体技术不断涌现、传播手段日趋多样化的今天，建立交叉学科培养模式，加强跨学科知识结构及跨媒体传播能力的培养已成为学界共识。
表1展示了我国新闻传播学学科和专业目录的变化情况：首先，新闻传播教育学科和课程设置需根据时代变化进行不断调整，加快适应快速迭变的业界需求能力。其次，当前以“实战”为核心的应用型教学课程体系被越来越多的新闻传播院校所采用，重点加强专业基础教育和实验课程的融合，以实现专业课程改革与职业标准的对接。
（四）强化师资队伍管理与培养
教师的专业资质是教育的关键，新闻传播院系要建设拥有跨学科知识体系、跨文化教学思维、跨媒体融合技能的师资队伍。本文认为，首先，高校对教师的招聘需严加把关，同时注重对教师学术水准与专业思想的双向提升。其次，可适当调整评教制度，多聘请及引进业界优秀的媒体从业者，定期为老师们开展培训与学习交流活动，使高校的新闻传播教育能够在学术理论与专业实践技术等方面得到提升。如邀请传媒业界精英人士走进校园，分享积累的实战心得体会。再次，高校还可以安排教师到业界媒体去挂职锻炼，最好能够获得上岗资格，全面提高高校新闻传播教师的实践水平。
在媒体氛围变化迅猛、产业竞争加剧、人才需求多元化的今天，新闻传播教育需时刻密切关注外部环境带来的传媒业态新变化，不断调整自身教育模式与方法，基于实践教育资源整合形成发展合力，从根本上提升学生适应社会及产业发展新需求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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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6
【关键词】公共关系;传播学;中、美高等教育;传播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G206.3【文献标识码】a
现代公共关系自1900年以来，就一直不断为其“身份”所苦。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公共关系学门与其它学门之间的关联性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重点。许多学者即指出：“公共关系”与“传播学”及“管理／行政科学”二学门的关联性最高(pasadeos&Renfro,1992p.167)。美国学者DoerfelandBarnet针对国际传播学会中13个独立学门之“语意网络距离与位置”进行研究发现(Doerfel&Barnett,1999p.589)，其一，在“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二维向度上，公共关系与“大众传播”的语意距离相对较近；其二，在“大众传播”与“组织传播”的二维向度上，公共关系约与二者等距；其三，在“政治传播”与“女性主义”的二维向度上，公共关系与“政治传播”的距离相对较近。这证实了“公共关系”与“传播学”的高度相关性。在社团组织上，公共关系是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学会”中十七个独立学门中之一员，此外，并有正式学门期刊《公共关系研究》发行。在美国的“国际传播学会”（iCa）中，公共关系自1998年起正式被列入独立学门组别(黄懿慧,2003,p.13)。本文将讨论及分析公共关系与传播学科间的关系和课程设计等议题。
一、从传播学方向谈公关理论来源
传播学是在欧洲、美国兴起的学科，随后进入亚洲。19世纪下半叶，由于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经济学的发展，给予传播学提供了人文科学条件。历经过去60年的发展，西方传播学已形成一套理论体系，在方法论上，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象征互动论；在传播学的一般理论上，涉及了信息理论、符号理论、意义的理论、传播过程、传播效果、反馈理论、模式理论等方面，是传播规律的总结，同时具有实用性(戴元光，2001,p.81)。传播的存在包括三项基本要件：传播者、信息、受传者。同时，在传播和受传者间是有反馈的信息以获得最佳传播效果。
在传播学的分支理论下，包括：大众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与内向传播的理论。这是根据传播所发生的社会组织中的不同层次而来的（见下图）。各分支理论分属其分支领域，但不是全然独立，而是可以相互借镜、学习和启发。
不论传播的层次为何，传播学关心的是各种信息对人的影响，因此也要关心传播信息发送与接收的组织个人、途径，也就需要研究传播在社会中地位、作用及其与政治、文化、经济、科学各领域的关系。对于传播在社会中的功能、效果、体制也是研究的领域，例如：不同的传播体制(如：独裁制、家长式、商业式、民主式)就有不同的传播政策、监督机制和效果。同时，研究可以再延伸到传播与宣传、传播与舆论、传播与新闻的关系、传播与社会、传播与科技、传播管理等。所以，传播学不等于新闻学，也不等于是大众传播学，它的领域包括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内向传播等。
对于大众传播学一词，很难下一个简单的定义，美国学者葛伯纳在1967年对传播给了相当简洁的定义：经由讯息所产生的社会互动。“大众”一词则代表了庞大的数量、范围或领域。传播学者mcQuail在回溯大众媒介的历史时，提出三种形成特定社会生活与意义架构的元素。包括：特定的传播目的、需要或运用；像远方许多人进行公开传播的技术；在更为广泛的社会脉络中，提供运用这些技术的技巧与架构的社会组织形式。对大众传播学而言，是以广播、报纸、电视、电影、杂志、书籍、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为研究的对象，以探讨信息大量消费的规律。因此有二级传播理论、枪弹论、皮下注射论、沉默的螺旋、劝服理论等对大众传播规律探讨的尝试。另外，大众媒介对公共利益的意涵也是在信息社会之下，学者们关心的议题，由于个人主义、相对主义和易变性(volatility)(mcQuail,2000p.47)，增加了多数人的依赖性及脆弱程度，也同时增加对信息的需求，意味着大众媒介公共利益性的扩大与重要性。
至于组织传播是基于历史悠久的语艺传统，同时也深受二十世纪初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行为发展的影响。组织传播的理论范围涵盖传播理论、组织管理理论与组织传播理论等。若将组织传播界定在组织中不同层次的沟通(如：人际、小团体、公众沟通等)，则是停留在初期的组织传播概念。在西方的组织传播中还纳入：组织与环境的沟通(如：环境生态学、公共关系与议题管理)、组织文化与沟通、新传播科技与沟通等(秦俐俐,2000,p.137)。全球传播学域中多元性与跨学门的发展，使得传播学门间次级领域与研究主题的界定日益复杂，包括：组织传播与公共关系、组织传播与媒介管理等都是组织传播讨论的议题。
在人际传播的定义上，1975年miller&Steinberg指出：一群人交互活动关系，藉以与非人际传播区隔，同时，还提出“一群人参与某特别活动”做为人际传播的要素，人际传播发生时，是指参与该过程的人们交换心理方面的问题，同时有可能产生不按牌理出牌的情形。1976年，pearce则认为人际传播应有“和谐管理”的意义，为达成和谐的目的，人们必须确定彼此关系，以及确定继续相处的原则(苏蘅,1981,p.263)。此外，人际传播理论模式中的社会交换模式、关系互动阶梯模型、a-B-X模型、人际感知模型等，都对公共关系理论的发展提供启示。在理论研究上，人际传播同样依赖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的基础，研究方向包括：个人的研究、处理事务等行为的研究。
在掌握传播的基础后，来检视公共关系的理论就可以辨析两者之间的关联。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三个学派，分别为管理学派、语意修辞学派、整合传播学派。21世纪初期，关系管理学派成为新典范。各学派各拥其立场与假设如下表：
从四个学派的假设中观察，由于公共关系需要传达组织的观点，藉由传播学的传播效果研究来了解传播行为的达成与评估是相当重要的。管理学派所借重的组织传播理论，是协助组织赢得公众支持的理论支柱。在语意学派和整合营销学派中，公关目标是必须藉助大众传播媒介才得以完成。关系管理学派中，人际传播模式与相关理论已成为公共关系理论一个有价值的来源。不过，由于公共关系的多源性，除了传播学及其子学门外，管理及行政学的关系则是公共关系学另一大理论来源。
二、公共关系与传播的交集
持传播沟通论观点的学者极为重视研究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沟通行为与规律。他们认为，现代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社会的重要学术范畴。而公共关系是指社会组织与公众之间的一种传播方式，公共关系的本质是交流，因此，公共关系学应是现代传播学的一个应用分支。留美学者居延安表示：“美国高校，不少新闻和大众传播学院或商学院开设了公共关系系。还有很多学校是把它作为一个专业(major)或者副修课程(minor)放在传播学下面。公关本身就是一门交叉性学科，学生应该选择相关的核心课程，学生需要有宽广的知识背景。”
为了厘清与传播学门间的关联性，公共关系学者黄懿慧就曾经以台湾90年代144篇公关论文为样本，针对「公关论文是否来自传播系所，或刊登于传播类期刊问题进行内容分析，结果显示，公关论文出自传播系所或刊登于传播类期刊者为三成八(38%，55篇)，另有62%(89篇)论文来自非传播领域。进一步分析六成二的非传播领域的论文则发现，其中有62%(55篇)来自管理／行政领域、15%(13篇)来自教育学门，另外两成三出自其它领域。就其中90篇博、硕士论文进行分析，出自传播领域科系者仅占二成四(22篇)，出自非传播系所之论文数高达七成六(75.6%，68篇)，企业管理、教育与公共行政为主要来源(黄懿慧,2003,p.13)。这项研究发现，与美国学者pasadeosandRenfro从“公众”(或称利益关系人)的角度解释学门之间的关联不谋而合，即在学门接口上，“内部公众”是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而“外部公众”是营销探讨的核心。不过，黄懿慧也指出，公关论文虽然似以管理学门之硕博士论文为主，但则以传播学门为主要领域，特别是与广告之关连性最强。
另外，从美国的公共关系课程的设计上，也可一窥传播学所占的分量。“国际公关协会”（ipRa）在1990年进行了一份相关的研究，将公关课程概念化，称之为“教育轮圈”，最核心的部分为“公关理论与常规”、外圈为“传播相关课程”，最则是“素养教育”。miller&Kernisky与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大学传播整合小组(根据传播系中的公关教育提出三模式(包括主修、系列课程或集中课程)，这些模式是以传播为背景的前提之下，由小组成员根据十项原则(例如：使用多重通路来传递修辞信息，在各式各样的社会脉络之中，运用理性沟通，包括谈判、冲突管理与解决，是根据组织沟通的原则及大众传播的原则)所发展而出的，即：巨观方式的整合式模型、微观方式的核心六课程模(miller&Kernisky,1999,p.87)。这些课程上的设计，都离不开以传播学为基础，再加上公共关系的核心课程，并辅以相当大比重的人文、社会科学课程。
若以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本科教育为例(见表2)，该系是“以传播学为基础，以广告学为参照，同时突出公共关系学科特点”的教学和科研发展道路。该校公共关系系齐小华教授认为公共关系的实践和学科知识体系离不开作为科学知识体系的传播学提供原则性和方法论方面的指引、支持和检验系统。中国传媒大学公共关系本科的课程设计上，有关传播的课程包括：传播学、传播心理学、口语表达、传播法、传播战略管理。对照美国公关核心六课程模式：公关概论、公关案例研究、公关研究测量与评估、公关写作与制作、公关计划与管理、公关活动。除了公关概论、公关文案写作、公共关系实务三门课与六课程模式其中的三门相同外，其它如：公关案例研究、公关计划与管理可能可以对应公关媒介应用、传播战略管理，或者选修课中的公关专题活动研究。不过，有关公关研究测量与评估则无相对应的课程，类似的课程为广告调查或选修课市场调查与预测研究。另外，美国在公关核心课程之外，都要求公关实习课程的训练，说明实际经验与技能的培养需要在本科教育中落实。
三、中国的传播教育与公关教育
从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的自由的讨论至十九世纪出版自由理论的确立，西方新闻传播理论的发展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马克思传播理论是在批判和继承资产阶级传播理论的基础上开展，而毛泽东之新闻理论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思想，就是党报理论。
在开展公关教育与传播教育的比较前，必须先描绘中国的传播教育（不含港、澳、台）的发展与定位，才能够精准的标志出公关教育的位置。美国3000多所大学里有700多所设立传播学专业，约占四分之一；而中国大约1000所大学，有100多所设有新闻传播院系，仅占约十分之一，且大部分是最近十年建立起来的(张国良,1999,p.137)。
中国高校的专业设置有着自身的特点，统一由国务院专属机构和教育部管理。除了传统的文、史、哲、理、工等一级学科之外，还有相对应的二级学科，再次之，还有专业方向或研究方向。学科能否被列入专业目录，或学科专属于那个级别，成为学科发展和建设社是否的到承认以及学科高下之分的重要指标。
从50年代开始的几十年间，新闻学在中国属于“二级”学科，这和新闻专业本身强调“实务”取向，突出应用性以及新闻教育的中国特色是紧密相关的。而传播学从1956年由复旦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从》引入中国为起点，1957年到1977年这20多年间，因政治的因素而呈休眠的状态，1978年重新启动，直到1985年为传播正式发展的第一阶段，传播学在中国大陆得到了初步的普及(张国良，2006,p.14)。根据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吴文虎的分析表示，中国传播学研究在80年代获得较好的发展的原因有二：一来是国内改革开放后的需要；二是传播学在国际上锋头甚健，它和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兴社会科学一起，同时被引进与发展。观察二十年下来，总结而言为“引进较易，吸收难，应用更难”(吴文虎，1999,p.279)。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主任明安香的说法：80年代以前，中国对于西方的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有初步的了解，「但是碍于当时的条件，比较零散，也会产生影响。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传播学才正式传入中国(明安香，1999,p.14)。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世界新闻研究室（现传播学研究室）在张黎主持下，编写《传播学（简介）》一书，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1983年出版。这是中国（不含港、澳、台）第一本关109
于传播学的著作。继而，有关传播学是要搞大传播学或小传播学也得到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广泛的讨论，前者强调必须要建立一门广义的、宏观的传播学，以沟通与其它人文、社会科学的横向联系，后者则认为只需要建立一门狭义与中观的传播学，以免混淆与其它社会、人文科学的区别界线(戴元光，2001,p.101)。
传播学真正进入学科建设全面繁荣时期是在1992年之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将传播学列入博士、硕士专业目录，由此，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在中国得到承认，并与新闻学并列为“二级”学科，然后将新闻和传播组合成一级学科，传播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地位得以确立。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折衷的结果，传播学和新闻学终究暂时无法各自“独立”，事实上，这个结果为中国的传播学如何处理与新闻学的关系，埋下了一个伏笔(韩纲，2002,p.112)。事实上，中国的传播学一开始就隶属于新闻学，而新闻学又是依附中国文学。这样的从属关系，限制了传播学的研究、教学广度与深度，但近年来新一批年轻传播学学者的出笼，让传播学的研究题材逐渐多元。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系主任陈培爱指出，“90年代以来，传播学研究显然扩展了新闻学的研究范围，不再局限在传统的报学领域，而涉及到广告、公共关系、民意测验广播电视等方面”。(陈培爱，1999,p.127)而传播学中有三个分支，人际、组织与大众，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表示，在美国的学术环境，三个分支皆很发达。在中国，传播学者多是受到新闻教育出身，自然关注大众传播受众，人际传播学的研究较为薄弱；组织传播学由于更广泛地结合管理学，所以研究还算丰富，只是研究管理学的人，未必都有明确的传播学意识(张国良，1999,p.137)。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系副主任刘建明则对于传播学有着与其它学者不同的论调。他表示，“传播学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如果有一个传播学专业的话，培养的人才就对任何工作都不会做，因为他学不到专门化的知识和操作技巧。所以，传播学只能是一们基础课程，而不能设立一个专业”。(刘建明，1999,p.72)他更大胆建议，传播学应该建立分支学科，分解到各专业领域里，称为传播学的“细化”。
学者们多元的观点，使得传播学与社会、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为何？传播学是研究人类信息交流的内容、手段、效果的一门多科性的综合学科。传播是一个“公共租界”，已有的传播学理论，多由其它学科所引进(戴元光，2001,p.101)，例如：心理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等。以中外新闻史教育及研究而着称的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丁淦林曾在《2004年中国传播学论坛》对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了高屋建瓴的回顾、剖析与展望：“老道圆通的新闻学教育、涉世未深的传播学教育”；“尚欠规范、略显混乱、培养计划不全面、基本建设不完备、教师队伍不足、定位模糊或脱离于实际”；“新闻传播教育要划清界限：以实务为中心还是以理论为中心”、“从事新闻史研究要有批判视角、忍耐寂寞、深入透析的精神”。
中国从实行改革开放至今，传播学的发展非常快速，主因是1)社会环境宽松，2)传播学本身具有交叉性特点，包容性强，3)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对传播学的科学态度和学术勇气推动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系统了解、认真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十六字方针，反应了中国新闻传播学者希望通过传播学的引进，丰富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期盼(戴元光，2001,p.105)。当然，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少，传播学者张国良指出：我国传播学科背景的单一限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其中还包括方法训练的不足，其次，传播学者的外语能力总体不强，这会阻碍第一手阅读及吸收外文原典和前沿文献的内容，再者，我国传播学界联系理论与实际的意识不强，因此，理论对于实际的影响也会打折扣。
展望传播学的前景，学界的共识是：传播学与新闻学形成了互补、互动的关系。新闻学重视写作、编采与评论等新闻业务的操作，而传播学更注意传播理论、方法论和实务的传授(张国良，1999,p.137)。中国的传播学本科教育（不含港、澳、台）的试点从2002年才开始，意味着由过去以培养单一新闻人的方向将更扩大到培育了解传播、适合各行课业的传播人才。在传播的研究题材也更加开阔，包括：国际传播、网络传播、媒体治理等可以响应现实问题的主题。由于传播借镜许多的社会科学为基础，不论在科研及教育上，还需要更深入的吸取有关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精华，最好可以再辅修其它学门的课程，并加强素质教育(骆正林，2006,p.73)。
由于传播学的脚步才刚站稳，做为与传播学高度相关的公共关系学门，或是许多学者视为二级学科的公共关系也遇到与传播同样的学科定位问题，原因在于，公共关系的发展远比传播更为晚(仅有百年历史)，学科中的理论基础仍在形成当中，不仅大量地借用传播学的理论，同时还向管理学、其它社会科学借镜，交叉学门的学科特性十分明显。其次，职业社会学在讨论“专业性”(professionalism)时，主要有三个取向，分别是从专业属性、专业形成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专业表现来定义“专业”或“专业性”(torstendahl,1990,p.44)。公关学者Frankw.wylie提出公关专业应有四项基本要素：1.明确的学术知识体系，2.完成一般标准的与指定的研究所课程，3.由政府考试及发证，4.由政府授权单位监督，并对从业人员之行为具有约束力。从专业属性、表现、发展过程等面向来看，公关职业确实具备某些条件，因此公关业即使不被视为是专业，至少也是Barber(1963)所谓之“边缘或浮现中的专业”。不论学科或作为专业本身，公共关系都还是在“发育期”，不论教育者或从业者都应该给予高度耐心，不要躁进，客观的看待这门新兴学科。
在中国（不含港、澳、台），当前正式的公共关系高等教育是自21世纪才开始，截至2006年6月，全国仅有三所学校开设公关本科专业，其它新闻传播或行政科学系，多将公共关系做为单一的一门课。至于研究所试点的开始也是近三年的事。多数公关教学仍以知识教育为主，培养的学生还不能真正满足专业公关公司或企业在公共关系技能方面的要求(何春晖，2002,p.2)，师资与教材也待突破。理论研究方面还停留在纯理论研究方面，缺乏对公共关系基础理论的实证研究，以及对公共关系技术的深入研究。展望前景，由于中国入世、社会的开放、经济的繁荣以及传播科技的发达等因素，给予发展公共关系学相当多的机会，教育者应当加强对外交流，参考先进地区的教学、科研经验，深化教学及专着的内容。同时，掌握公关实践的需求，师生皆需多走出去(进行行业交流、跨学科学习等)，同时也引进来(引入给予公关养分的学者专家、科研成果等)。从业者应该把握趋势，掌握公共关系的菁华与功能，适时发挥其“小兵立大功”的关键角色，把握公关诚实正直、以社会利益为考虑的职责，才是公共关系学门发展的基石。
注释：
[1]pasadeos,Y.,&Renfro,R.B.abibliometricanalysisofpublicrelationsresearch[J].JournalofpublicRelationsResearch,1992,4167-187.
[2]Doerfel,m.,&Barnett,G.a.asemanticnetworkanalysis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J].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1999,25(4),589-603.
[3]黄懿慧,台湾公共关系学及研究：1960-2000年之回顾[J].广告学研究,2003,2013-50.
[4]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81-82.
[5]mcQuail,m.最新大众传播理论[m].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13.
[6]mcQuail,m.最新大众传播理论[m].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47.
[7]秦俐俐,组织传播─源起、发展与在台湾之现况[J].新闻学研究，200063137-162.
[8]苏蘅,人际传播理论及研究：一些回顾.新闻学研究，198128263-277.
[9]黄懿慧,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学派之探讨―90年论典范的竞争与辩论[J].广告学研究，1999121-37.
[10]黄懿慧,台湾公共关系学与研究―1960-2000年之回顾[J].广告学研究，20032013-50.
[11]miller,D.p.,&Kernisky,D.a.opportunityRealizedUndergraduateeducationwithindepartmentsofcommunication
[J].publicRelationsReview,1999,25(1)：87-100.
[12]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37。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新闻与播,2006,214-18.
[13]吴文虎，「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结合中国的传播实践[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279.
[14]明安香，传播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4.
[15]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1。
[16]韩纲，差异与融合：以中美高校专业划分与课程设置看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传播学三者之关系[a].见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2.
[17]陈培爱，关于广告学与传播学研究的讨论[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27.
[18]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37.
[19]刘建明，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72。
[20]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1。
[21]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105。
[22]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
[23]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37.
[24]骆正林，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难题[J].当代传播,2006,173-74.
[25]torstendahl,R.essentialproperties,strategicaimsandhistoricaldevelopmentthreeapproachestotheoriesofprofessionalism[a].inBurrage,m.&torstendahl,R.theformationofprofessions[m].CaSage,199044-61.
[26]何春晖，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传媒报告,2002,2.
参考文献：
[1]黄懿慧,台湾公共关系学及研究：1960-2000年之回顾[J].广告学研究,2003,2013-50.
[2]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传播学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3]mcQuail,m.最新大众传播理论[m].台北：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0.
[4]秦俐俐,组织传播─源起、发展与在台湾之现况[J].新闻学研究，200063137-162.
[5]苏蘅,人际传播理论及研究：一些回顾[J].新闻学研究，198128263-277.
[6]黄懿慧,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学派之探讨―90年论典范的竞争与辩论[J].广告学研究，1999121-37.
[7]张国良，复旦传播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
[8]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J].新闻与播,2006,214-18.
[9]吴文虎，「本土化的关键在于结合中国的传播实践[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
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279.
[10]明安香，传播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4.
[11]韩纲，差异与融合：以中美高校专业划分与课程设置看新闻学、大众传播学与传播学三者之关系[a].见张国良、黄芝晓.中国传播学：反思与前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2.
[12]陈培爱，关于广告学与传播学研究的讨论[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127.
[13]刘建明，传播学的「玄化与「细化[a].见袁军、龙耘、韩运荣.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者访谈[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72。
[14]骆正林，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难题[J].当代传播,2006,173-74.
[15]何春晖，中国公共关系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传媒报告,2002,2.
[16]pasadeos,Y.,&Renfro,R.B.abibliometricanalysisofpublicrelationsresearch[J].JournalofpublicRelationsResearch,1992,4167-187.
[17]Doerfel,m.,&Barnett,G.a.asemanticnetworkanalysisofthe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J].HumanCommunicationResearch,1999,25(4),589-603.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7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8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博弈论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入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论文网www.LunwenData.Com]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
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
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
结语
新闻传播研究对博弈论产生兴趣已有多年，但是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被吸纳与运用的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原因是新闻传播理论界对博弈论尚不太熟悉，对博弈论的理解也参差不齐，甚至还存在部分抵触心理，致使研究成果的质与量不甚理想。新闻传播研究需要理论创新，对理论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的解决路径。研究新闻传播博弈论，对理论研究者提出了知识更新的更高要求。
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内部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博弈论无论在广义、狭义还是方法应用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有用武之地，关键在于我们的观念。
参考文献：
1.肯尼斯·赫文［美］、托德·多纳著：《社会科学研究的思维要素》，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施锡铨著：《博弈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9
关键词：媒介融合；人才需求；新闻学教育；知识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2）09-0013-03
一、契机，在融合时代
如果一定要给“媒介融合”找到一个概念上的开始，多数学者不会绕开1978年尼葛洛庞蒂在阐释计算机产业、出版印刷产业和广播电影三大产业发展趋向时，使用的三个相互交叉的圆环。这位聪明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或许不会诧异于他的麻省理工同仁政治学教授普尔，在1983年提出的“模式的融合模糊了媒介之间界限”的学说。时隔30年之后，当“媒介融合”已经从一个概念层面演进为一场以“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三大传播网络深刻整合的变革浪潮时，关于时间和概念的讨论早已经让位于在这场伟大变革中洞察、探寻和求索的更为务实的研究。即使是最敏锐的新闻教育家也不可能在瞬息间将培养体系调整的如此灵活，以即时适应传媒领域的多变。事实上，新闻学教育本身发展至今，已经是一套完备的系统。或许正因为如此，当进入这个培养系统的学生抛开如此众多新闻学专业最初设立的初衷如何，而仍旧视就业为首要的时候，新闻教育系统的专业人才供给与传媒行业专业人才需求的契合是一个潜在要求。值得深思的是，上述要求却一度被认定为是新闻学教育的发展至现阶段的一大困境。一如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何梓华的说法：“新闻媒体需要的，高校供不上；新闻媒体不怎么需要，高校却在大量培养。”重要的是，传媒行业人才供需的不契合究竟体现在哪里，以媒介融合为背景在分别审视传媒行业与新闻教育系统之后，或许会有更为准确的答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被这个困局一度袭扰的新闻教育学者，破局契机或许就在这个悄然展露的伟大时代里。
二、格局之变与结构整合
一个不应被忽略的研究逻辑是，媒介融合直接影响和改变的其实是传媒本身，而对机构从业人员需求结构的调整在相当程度上是传媒为了在上述影响和改变中存续和发展而做出的回应。在最初的起点上，融合给传媒带来的影响最为显著的是重新构建了传媒行业的格局：电视机不再是唯一的视听终端、手机不再是简单的电话工具、电脑不再是互联网专属的物质载体。当广播电视网、互联网和电信网络整合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终端上的时候，不能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传媒变革。在传播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的框架里，融合时代的传播者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媒介机构，甚至涵盖了社会个体，这使得“新闻生产的权力结构正在去中心化”；传播渠道技术壁垒的突破，让受众在一个手持的终端上就可以轻松地获取和方便地反馈；传播内容也因为平台的扩展而涵盖了图文音画；即时反馈和信息共享的实现模糊了受众和传播者之间的界限。所有这些，站在传媒行业的角度看，是如此的值得敬畏。新知识体系中的整合包括：传播与营销的整合、传播渠道技术优势与符号优势的整合、传播学中的大众传媒与管理学中经济实体的整合、传播学中的受众与经济学中的消费者的整合、新闻学中的新闻内容与营销学中的产品的整合、新闻学中的发行与营销学中的渠道的整合等。反观教育系统和传媒行业的中间环节，传媒市场出现的人才结构性供需失衡，实际上就是上述知识体系整合尚未在新闻学教育环节实现之前的阵痛。在新媒体浪潮的席卷之势出现之前，传媒经济的兴盛令传播媒介对专业人才产生了新的需求。彼时，新闻传播业界需要的人才可以概括为三种，第一种既能跑动又有学问；第二种既会管版面或节目，又会管人；第三种既懂新闻业务又懂经营。如果将新媒体崛起和媒介融合加入考量，今天的传播媒介对人才的需求至少可以在原有的新闻学专业素养基础上加上多媒体整合的内容生产和营销能力。单从这一点来说，现阶段的新闻学教育尚需要进行培养系统内的相关调整才能达成这一人才需求。
三、体系内的重构
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篇10
一、新闻传播规律的内涵与构成
⒈新闻传播规律的内涵及特征
理解规律是理解新闻传播规律的前提。“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②“规律是事物本身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是事物运动变化的基本秩序和必然趋势。”③那么，所谓本质的、内在的、必然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一个事物运动变化的相对比较稳定的轨迹或者方式，主要是由该事物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决定的④。正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也正是在系统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了事物的具体运动方式。如果事物运动变化的轨道或方式始终依赖要素间某种或某些稳定的关系，这种或这些稳定的关系就是规律性的关系；这种或这些稳定的关系决定着事物变化发展的基本秩序和趋势，因而也就是该事物的运动变化规律。因此，规律，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它描述的、反映的不过是事物或者一个系统相对比较稳定的、常态的运动变化方式、变化趋势。
新闻传播，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认识活动，必然具有自己特殊的活动规律。马克思认为，“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也具有的那种为人们通常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任意摆脱的。”⑤根据前面对规律的基本认识，新闻传播规律要探讨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收过程中，传收之间内在的、稳定的、本质的关系。
新闻传播过程本质上是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的以新闻信息作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信息交往活动、精神交往活动，其间依赖各种各样的新闻传播媒介。看得出，“新闻信息的分享是结成新闻传播关系及推动新闻传播过程不断循环往复的基本动力，它不仅是讨论整个新闻传播过程的基本出发点，也是归纳新闻传播过程规律的立足点”⑥。
新闻传播是由传播者、收受者、传播媒介和传播内容四大要素构成的⑦，因而，新闻传播规律就蕴含在这四大要素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之中；这四大要素的相互关系最终可凝结为传收主体之间的关系⑧，这也正是新闻传播过程的总矛盾和基本矛盾，因而新闻传播过程的基本规律就是传收主体间恒久的、稳定的关系的体现和反映，即新闻传播规律揭示的就是传播者如何通过传递新闻满足收受者新闻需求的内在关系，这种内在关系就是存在于、作用于新闻传播过程的不以主体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新闻传播规律。
作为规律体系中的一种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具有任何规律都具有的第一特征――客观性；作为人类认识实践规律的一种，新闻传播规律是主体性的活动规律，即新闻传播规律是作为新闻主体――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一种活动规律，也就是说，新闻传播规律具有主体性；作为一种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具有一般规律都具有的稳定性特征，即新闻传播规律的存在与作用具有历史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规律，新闻传播规律具有随新闻传播水平、新闻传播方式、新闻传播规模不断变化而变化的特征，这也可以看做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历史性特征。
⒉新闻传播规律的基本构成
如上所说，新闻传播规律揭示的是，构成新闻传播系统的基本要素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内在的、稳定的、固有的、本质的联系，这种联系可以概括为一句话：新闻传播者通过一定媒介如实又有选择地及时公开传送收受者需知而又未知的新闻事实信息⑨。因而，新闻传播过程像其他信息交往、精神交往形式一样，在本性上永远都是传播者与收受者在一定传播环境中的互动过程，互动律可以看做是新闻传播的永恒规律、总的规律⑩。但这一概括必定过于笼统、过于大而化之。要具体把握新闻传播规律，还需要揭示这一总规律的内涵。那么，新闻传播规律主要有哪些具体的表现？新闻传播规律主要由哪些主要规律构成？
经过研究，我认为新闻传播规律主要由以下三大规律构成{11}：
第一，新闻传播效用律。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传播系统内部基本要素之间所凝结的一种稳定关系就是：传收者双方利用新闻传播媒介、收受媒介，通过同一传播过程追求不同的效用――传播者追求传播需要的实现，收受者追求收受需要的实现。追求一定的传播效用和收受效用无疑是新闻传收的直接目的或者说是动力根源。只有这样的动力根源或者说动力关系存在，新闻传播才能得以存在和展开。因此，新闻传播效用律，实际上就是新闻传播活动的动力规律。任何新闻传播的展开过程，都是双重主体双重目的通过新闻媒介的互动过程。
第二，新闻传播选择律。任何完整的新闻传播过程，都是新闻活动主体（新闻源主体、传播主体、收受主体、控制主体），主要是新闻传收中的双重主体――传播主体和收受主体――选择的过程和选择的结果。新闻传收行为，从总体上说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行为，选择机制支配着新闻传播的整个过程。新闻传播的经验事实、实践过程告诉人们，凡是发生新闻传收的时候，凡是发生新闻传收的地方，就存在着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的互相选择行为。尽管双重主体由于所处地位、活动方式的差别，而在选择的方式、选择的程度、选择的水平上表现出各种各样的不同和差别，但他们之间互相选择的行为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是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实在现象。因此，对于新闻传播来说，对于任何一次具体的新闻传播过程来说，选择是内在的、必然的，传播者与收受者互相选择的关系是一种客观的、稳定的、不可避免的关系，因而是一种规律性的存在，不是偶然的行为。
第三，新闻传播接近律。新闻传播过程直接表现为传收主体间的事实信息（广义上还有意见信息）分享或共享过程，而“达到传播主体与收受主体之间的精神交流与接近，进而产生行为上的某种一致”，“是新闻传播的深层目的和理想境界，也是新闻传播过程遵循的一条重要法则”，可以称之为“最佳双重主体接近律”{12}。因此，新闻传播接近律也可以说是新闻传播目标律。传播者与收受者之间的接近，是一种新闻传播过程创造的内在的、必然的、稳定的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关系的存在和延续，新闻传播也就不存在了；如果传播者与收受者都没有相互接近的愿望和动力，新闻传播也就不可能得以延续和发展。因此，新闻传收活动中双重主体的接近是新闻传播过程的客观关系、客观规律。
⒊三条规律的基本关系
新闻传播效用律、选择律和接近律，是从不同角度对新闻传播过程总规律――传收主体互动律的――具体化。效用律揭示的是新闻传播过程得以运行的动力规律，追求效用、满足需要是所有新闻传递与收受活动的根本动力；选择律揭示的是新闻传播过程得以运行的方式方法规律，或者说是手段规律，任何一次新闻传收活动都是通过一定的选择手段得以实现的；接近律揭示的是新闻传播过程追求的目标规律，人类创造新闻活动、通过新闻传收就是为了达到人类之间的交流和接近。这三条规律，在动力、手段、目标之间形成一种自然的内在逻辑关系，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新闻传播过程的客观内在关系。
二、新闻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有多方面的内在要求，限于篇幅，我们只简要论述最为主要的几个方面。
⒈以新闻思维（新闻观念）对待新闻传播
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首先当然是把新闻当做新闻看待，把新闻传播当做新闻传播对待，以符合新闻本性的新闻思维方式对待新闻和新闻传播。
新闻传播活动，是人类监测环境、守望社会的一种特殊认识活动，新闻是对现实世界中最新的、有意义的变动的及时反映。怎样才能“监测环境、守望社会”，对于传播者来说，就是按照新闻思维方式、新闻观念指导自己的新闻传播活动。我把新闻思维概括为“倒金字塔结构式的思维”{13}，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传播者在应用新闻价值标准选择新闻事实时，总是首先选择最能满足新闻价值标准的事实，然后才会选择能够满足新闻价值标准的事实，最后才会选择勉强满足新闻价值标准的事实，也就是说，新闻选择是按照新闻价值大小程度依次递减的，是典型的倒金字塔思维方法支配下的选择。运用这种思维方式选择的新闻内容才符合上述新闻传播规律的要求。
其次，从最为直观的新闻传送方式来看，任何一种媒介形态的新闻编排，从宏观到微观，几乎都是倒金字塔结构方式；典型的、占主导地位的新闻再现和新闻建构方式，仍然是倒金字塔结构方式。倒金字塔结构方式，之所以能够成为比较稳定的新闻传送方式、新闻文本结构方法和写作观念，就是因为它体现了新闻自身的本性和新闻传播的直接目的――以最简洁、最快捷的方式向人们报告最重要的事实信息，从而实现传收双方的最有效的沟通和接近，而这，如前所述，正是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
再次，任何新闻媒体，在受众定位问题上，总是首先把传播指向的核心受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将其称为“目标受众”，而把其他受众则称为“边缘受众”。新闻媒介总是优先满足目标受众的新闻需要，然后才会尽可能满足更多受众的新闻需要。任何媒介的受众结构模式都是倒金字塔结构模式，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受众结构是按照倒金字塔思维观念、思维方式选择的、建构的，而这样的受众定位方式，本身就是新闻选择律要求的必然，也是实现传收双方有效接近的前提条件。
⒉以新闻标准选择新闻传播内容
在新闻传播内容选择上，新闻传播规律的内在要求是：按照新闻标准选择，而不是按照其他标准选择。如果首先按照宣传标准、公关标准、商业标准、主观意志标准等选择新闻传播的内容，那就意味着新闻传播将不再是新闻传播，也就根本谈不上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如果不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还想取得良好的新闻传播效果，那无异于痴人说梦。
新闻标准从大的方面可以分为两类：规律性标准，包括新闻价值标准和媒介形态标准；规范性标准，包括合法性标准、合德性标准、合政策性标准、合纪律性标准{14}。新闻内容首先必须具有新闻性、具有新闻价值属性，否则，传播就不再是新闻传播。新闻价值属性为什么能够成为确定新闻报道内容的标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备这些属性的事实，不仅能够满足传播主体的新闻传播需要，也能够满足收受主体的新闻收受需求。因此，用来确定新闻报道对象的新闻价值标准，是新闻传播选择律的必然。媒介形态标准要求选择报道内容时，要考虑媒介的“工具尺度”或“技术尺度”，符合传播工具的客观属性。有什么样的传播工具才能进行什么样的传播，不同媒介拥有不同的技术支持，不同媒介传播新闻的媒介符号系统也有一定的差别，这些都是客观的东西，作为传播者必须遵守客观规律。传播主体还要根据一定社会提供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具体的条件确定新闻传播的内容。这是因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通过一定的法律规范、道德规范、政策规定、纪律约束等，决定着新闻传播媒介的根本制度和新闻传播的价值取向，影响着新闻业自身的行业规范、职业理念和运作方式。新闻传播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不可能完全超越整个社会系统对它的诸多约束和限制。因此，按照一定的规范选择新闻传播内容同样具有必然性。
在这两大类标准中，规律性标准具有基础性的作用，规范性标准是对符合规律性标准事实的进一步的合目的性选择。规律性标准反映的是新闻传播的客观需要，是一种规律性的要求；而规范性标准更多的是一种合目的性的要求。如果法是良法，德是好德，政策科学，纪律合理，其本身就是对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是社会生活对新闻传播在事实选择时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亦可说合法性、合德性、合政策性、合纪律性是一种合规律性的要求，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要求，因而，科学的规律性标准与合理的规范性标准本质上总是统一的。
⒊以新闻传播原则传播新闻
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包括真实、客观、全面、公正、及时、公开等{15}。只有严格遵守新闻传播原则，才能具体实现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内在要求，因为新闻传播诸多原则是新闻传播规律的具体体现。
传播者怎样才能高质量地满足收受者的新闻需求，实现与收受者的有效互动，达到二者之间的心灵沟通和接近，达到利益的共同追求，对于传播者来说，唯一不二的法门就是按照新闻传播的原则反映新闻事实，反映人们生存、生活、学习、工作的环境的最新变动。我国新闻界（连同我国党和政府）在汶川特大地震报道中，为什么能够赢得国内舆论、世界舆论的普遍赞扬，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新闻报道把“以事为本”和“以人为本”高度结合起来了，就是因为新闻界在第一时间、第一现场对地震、救援等连续不断地进行了全面的、立体化的客观报道。从根本上说，则是因为我们的党、政府和作为其耳目喉舌的新闻媒介尊重了新闻传播规律，按照新闻传播规律进行了新闻报道。有报刊评论家做了这样的总结，恰好说明了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事实上，中国政府对地震灾情的及时公布就是一起典型的新闻传播案例，尊重新闻的规律换来的是媒体对政府的信任与尊重，换来的是国家形象的提升，这也充分说明，在互联网时代，一个国家要塑造良好的形象、影响他国受众的能力，不仅取决于政府的治理能力，还要能够把握全球化背景下信息传播的规律，以更透明、更公开、更及时的方式来应对突发事件。”{16}
注释
①《人民日报》在随后发表的题为《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社论中认为，的讲话“……深刻阐述了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全面分析了新闻宣传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着重强调了要把提高舆论引导能力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并就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从五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和指导性，是我们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纲领。”参见《让党放心，让人民满意》，载《人民日报》，2008年6月21日一版
②田心铭：《认识的反思》，第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③陶富源：《实践主导论――哲学的前沿探索》，第222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这是一种必然性的变化方式，但是，当事物与其环境发生相互作用时，它会出现很多偶然性的变化。一个事物发展变化的轨迹或方式不仅取决于其内在要素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它作为整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9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黄旦：《新闻传播学》，第235页，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⑦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48页―第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⑧参阅杨保军：《新闻活动论》，第96页―第10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⑨参阅项德生、郑保卫主编：《新闻学概论》，第86页～第88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⑩参阅姚纪纲：《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第86页～第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1}关于新闻传播规律的构成，我曾作过专门探讨和总结，至今没有改变基本看法，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我在《新闻价值论》《新闻理论教程》《新闻活动论》中的相关论述
{12}参阅杨保军：《新闻价值论》，第23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杨保军：《倒金字塔――新闻思维的规律性结构》，载《新闻战线》，2008年第6期
{14}关于两类标准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五章
{15}关于这些原则的详细论述，可参阅杨保军《新闻理论教程》第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