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的内涵篇1
关键词:乡村治理模式;参与式发展;乡村精英
中图分类号:D42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1-0052-02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都发生深刻变化,逐步进入“有限多元的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农村经济结构和经济利益不断分化,农民的民主价值诉求和有序参与政治的渴望不断上涨,村民自治由此应运而生。然而我国广大农村长期处于“乡村精英治理”场域中,乡村治理长期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高度集中的权力腐败、“社会资本”的失落、民间社会的孱弱、平面沟通与参与的缺失、社区自我管理能力的不足等问题大量存在。”。加之我国建国后采取赶超式经济发展战略,客观上决定了我国必然耍采取压力型行政管理体制。这些内、外因素与村民自治的”自主性”价值诉求严重背离,村民们难以真正投身乡村公共事务的治理,村民自治的制度效能被严重削弱,以村民自主参与为主的乡村治理模式在我国步履维艰。
后全能主义时期“政治控制的范围逐渐减小”,广大民众基于沟通、参与的渴望而日益增长的种种制度外的、内源性的民主自治需求急剧扩大,“非政治领域的自主社会空间”开始逐步从政治与行政的强控制模式下外溢而出。政府逐步还权于社会,社会力量日渐得以发展,创新政府治理模式成为必然的现实选择,这为我国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引入参与式发展理论,主张构建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
一、参与式发展的理论渊源与基本理念
参与式发展理论源于对传统发展模式的反思,成长于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发展实践过程。“发展”最早被限定于经济层面,直到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计划失败,人们才开始反思传统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发展应该是多维的,它涉及社会结构、公众态度、国家制度的变革,以及经济增长的积累、不平等的减少和绝对贫困的消除等方面。从此,发展开始强调满足人的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社会凝聚、融合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参与”概念也被融入“发展”内涵中,参与式发展新范式悄然兴起。
参与式发展理论在我国被广泛应用于与农村发展有关的国际援助项目中。它侧重于建立伙伴关系,尊重乡土知识和群众的技术、技能,重视项目过程,目的是要使创造性地发挥和运用并拓宽民众的能力。它不仅包括经济层面的增长与发展,而且还涵盖“社会稳定、民主参与、社会平等、文化的发展、授权、能力建设、创新、乡土知识及生态环境的改善等方面。”从参与的视角看,参与式发展理论以“参与”和“协商”为理论内核,强调尊重差异、平等协商,在“外来者”协助下,通过社区成员积极、主动的广泛参与,实现社区的可持续的、有效益的发展,使社区成员能够共享发展的成果。从发展的视角看,参与式发展被认为是在影响人民生活状况的发展过程或发展计划项目中有关决策过程中的发展主体的积极的、全面的介入的一种发展方式。
因此,所谓“参与式发展”,是以“参与”、“协商”和”发展”为核心价值诉求,赋权于社区民众,使民众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能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发展工作,共同参与决策并制定有效的发展计划,最终采取行动实现社区的公平发展,体现了民众被赋权并实现民主参与和决策的过程。
二、理性建构: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
1.精英与乡特精英
西方精英主义理论以社会异质性为逻辑起点,承认在人类社会中社会资源分配存在不平等,尤其在政治权力领域,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与必然的。“精英”原指“年收获中的最佳部分”,引申为”经过挑选的合格者”。帕累托认为每个人天赋不同,精英是”最有能力的人(往往未必是最廉洁、最高尚的人)”。或者是直接或间接掌握权力和广泛影响力的人。拉斯韦尔认为精英是“在可望获取的价值中包括尊重、收入、安全等各方面可以取得最多的人”。“精英”概念被广泛应用于我国乡村治理领域的研究中,学术界多采用乡村精英二分法,把乡村精英分为体制内与体制外两类。
2.走向多元: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逻辑
改革开放前,我国乡村社会长期处于治理主体单一化、权威政治色彩浓重的“乡村精英治理”场域中。“王权止于县政”,帝制时期乡村社会被搁置于国家权力之外,士绅们通过考试、荐举、捐纳等途径成为封建王权在乡村的政治,成为联结国家与乡村社会的重要纽带,成为乡村社会治理格局中唯一台法的乡村治理主体。清末科举制被废,国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直接控制,乡村精英的政治空间急剧萎缩,士绅阶层最终退出乡村治理的权力中心。建国后。原有的封建秩序和社会制度被摧毁,公社成为国家与乡村间新的关联体,成为国家权力渗入乡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载体,政治精英再次成为唯一合法的乡村治理主体,乡村精荚治理格局依然呈现出一元化的特征。
改革开放后我国进入“后全能主义”历史阶段,国家还权于民,弱化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政府行政不再高高在上,公民也不再是缺乏主体意识、民主意识和现代政治人格的行政附属品。村民自治制度在广西宜山发端并取得国家由上而下的支持。权威性的制度内供给与内源性的制度外需求共同作用,村民自治制度在全国遍地开花。乡村社会的经济、政治与社会精英们获得再度崛起的自由空间,乡村治理格局成为“一幅未能整合的乡村精英谱”。多元化成为乡村治理主体发展的历史必然,原先一元的、单中心权威的乡村治理模式必将走向多元化。
3.“参与”和“协商”:参与式像村治理模式的价值诉求
多元化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满足了乡村精英群体“参与”和“协商”的乡村政治参与诉求,但民主政治的真正内涵不仅在于“必须有一个建立在实力与利益博弈基础上的平面互动机制”,更要求有建立在这种乡村精英互动与博弈基础之上的政治参与。以“参与”和“协商”为内核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将弥补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中“参与不足”问题。首先,参与式发展理论的本质是赋杈于社区民众,使其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有利于实现乡村村民民主参与和决策其次,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注重体制内、外的精英与乡村村民共同参与乡村发展工作,建立起多元参与、合作、协商的伙伴关系,形成精英主导下的多元参与主体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这“意味着传统的‘臣民政治’的终结”。再次,真正的民主应是所有公民直接、充分地参与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的民主。乡村的发展离不开广大乡村精英。也离不开所有村民的积极参与。只有集精英和全体村民的共同智慧,乡村才能取得更大发展,才能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实现“参与式民主”。最后,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是我国构建“参与式政府”的有利实践。
盖伊・彼得斯认为,“参与式政府”致力于寻求一个政治性更强、更民主、更集体性的机制来向政府传达信号,其核心理念在于扩大广大公众参与决策的机会。
4.精英主导下参与式,村治理模式的生长条件
构建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是根据我国国情做出的探索,它能否在乡村治理环境中顺利展开要看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政治文化的支撑问题。我国乡村社会长期处于治理主体单一化的、权威政治味道浓厚的“乡村精英治理”场域中,长期积淀形成的政治威权文化正逐渐成为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的羁绊。主要表现在,传统的精英在思想上难以抗拒市场经济的冲击,现代公民意识缺失,原有以专制、单一权威为主体的政治文化的生存土壤依旧存在。以“多元”、“参与”和“协商”为内核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要想在既有的乡村治理环境中一展拳脚,必须大力塑造培育公民精神,培育公民社会的力量,逐步冲破文化上的樊篱。
其次,城市在文化与精英上的“反哺”问题。建国后由于国家民族振兴和工业化的急迫需要,农村成为城市发展的后备支持力量,其发展被置于城市发展之后,最终导致城乡二元制度形成,诸多农村问题由此产生。精英主导下的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最终目的在于促进农村在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需要筑巢引凤,需要各类人才加盟。因而,农村的改革,不仅要考虑工业反哺农业,更要考虑如何将乡村变成文化与精英的净输入方。
最后,乡村精英间、精荚与村民之间的宽容与共存问题。我国长期处于帝制统治时代,人们往往陷入为了个人利益而相互争斗的“零和博弈”关系中。这与“参与”和“协商”的价值观念完全背离。现代民主政治的真正内涵在于“它必须有一个建立在实力与利益博弈基础上的平面互动机制,以及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政治参与。”加强培育乡村精英间、乡村精英与村民之间的宽容与共存关系,是参与式乡村治理模式顺利开展的重要之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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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的内涵篇2
毋庸讳言，作为一名来自于偏远山村但与乡村社会依旧保持情感和信息联系的农家子弟、作为一名深处繁华都市并深染都市“习气”的宪法学研究者，本文的写作无疑源于某种根深蒂固的情绪，即乡土意识和宪政情怀。笔者一厢情愿地认为，多重角色的交叠使本文的写作具有较为独特的视角。首先，笔者有限的城市生活经历（1994-2003）使本文不自觉地援用了某种“城里人”的视角去分析和思考农村社会的种种问题，它也许最大可能地避免基于一个纯粹农家子弟对农村自治的描述和思考所导致的视角本位之立场，使本文的叙述具有某种反思性和“他者”色彩。从而，有效回避囿于某种乡村意识所构筑的封闭性与自我定义成为可能；其次，宪法学的学科定位，在客观上使笔者能够在国家结构与乡村社会的基本理论框架下对农村自治进行自觉梳理和反思，而这些至少区别于那些貌似纯粹的、客观的、甚至琐碎的社会学考察，使农村自治问题不仅仅成为一次制度实践问题，亦为一次意义深远的宪政理论之实践问题。最后，笔者角色的多元性使农村自治问题在这一框架下具有相互阐释和多重观照的可能。当然，可能由于经验的浸淫，使本文无论在字里行间还是在理论探悉方面都充满着难以自持的情绪印记，对此，持论者无论誉之或咎之都令人信服。
一、农村自治：历史演进与结构变迁
（一）乡村制度的历史演进
“在中国，乡村聚落的出现是出于安全的需要”，“它们与城市的差别仅在于它们有自已的组织去执行这些功能”。[1]马克斯。韦伯的论述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国农村产生的显著特征。这种特征决定了我国农村与西方社区的明显差异，即：防御机制的自足性和功能自治性。考诸历史，我国农村的形成乃是以氏族-这一在西方中世纪时就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的经济单位-为载体，以家产制为经济支持，以血缘（而非契约）为纽带的地缘性集合体。所以，我国农村的类型明晰，“往往以村落里独有的或占优势的氏族来命名”，“有时乡村就是氏族的联盟。”[2]正是基于氏族制基础上的乡村组织首先要保障其宗族繁衍、生活安全的目的，由此导致了宗族内部的职能化。因此，“乡民不必依靠强力性的外来王法来维系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们完全可以凭借相互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和对相对长久的利害关系的考虑，通过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的礼俗来调整公共生活中发生的冲突，维护家族或乡村共同体内部的秩序”。[3]在此基础上，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正确地指出，“在传统中国，乡村实行某种程度的自治”[4].因此，概而言之，从我国农村的产生特征而言，其首先应是一种制度外演进的结果：氏族的分裂、联合、氏族阶层的划定等等。[5]其次又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果：氏族内职能划分和权力分配等。就其宗族结构的调整、农村内部权利义务的配置、正义的分配而言，官方权力的烙印不甚明显。这体现了吉登斯意义上传统国家的主要特点，即国家行政权力涵盖面的局限性。这样，我国乡村发展史从来就缺乏官方和民间的互动过程。这就意味着，从乡村的历程来展开调查，我们面临的是“一个自足的，超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过程”[6].在乡村社区单元里，国家和官方权力的影子难以寻觅或印记模糊。
1.传统国家下的乡村社会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3
一、产业兴旺
实现乡村“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也是我国经济建设的核心。现阶段农村发展落后，资源分布极不均匀，收入低直接导致农民背井离乡，外出打工，村里只留下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村子自然就演变成“空心村”。唯有乡村产业兴旺，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社会问题，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生态宜居
实现乡村“生态宜居”，是我国生态建设的重点，是农村农民的梦想，同时也是每个国人的梦想。生态环境是宜居的根本，只有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才会得到保障。现在许多肺病都是由空气直接引起的，饮用被污染的水资源会影响整个人体内脏器官。因此，乡村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形地势，可打造城市没有的绿水青山，遍地多彩野花，设施服务的环境，实现人们安居乐业的理想。
三、乡风文明
实现乡村“乡风文明”，例如上篇文章中的山东中郝峪村，硬件软件一手抓。但凡村里坚持戒烟的，村委会核实后，会每人每年奖励1000元的奖金；我们都知道这个村的每位村民都参加每年的利润分红，只要有老人向村委会投诉其子女不赡养他们，经村委会核实，会取消其子女的分红机会。因此，村里的每位村民都遵守道德原则，整个村子的乡风都带动起来，成为了乡村文明示范村！
四、治理有效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还是以中郝峪村为例，该村实行的是全民入股的政策，利润的80%归村民所有，这是许多乡村发展休闲农业没有完全调动村民积极性的一大法宝。因此，运营负责人在管理与治理上会得心应手，十分顺畅的开展工作。因为每位村民都是在为自己工作，跟自己的收入息息相关。运营人员只要将制度规则设计好，就能将整个村子运营得井井有条。
五、生活富裕
实现乡村“生活富裕”，以村民为中心，美丽乡村的建设最终目的是让村民过上稳定美好的日子，判定人们生活是否富裕，村里是否有活力，关键看村民的神态，来到中郝峪村，你会发现，这里的每位村民都喜笑颜开，充满幸福感。此外，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回村里发展了，空心村一去不复返。
六、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
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2005年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字方针相比，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进一步丰富了内涵、提升了层次。
乡风文明既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更是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质上是在推进融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要素于一体的系统工程。文化是农村几千年发展历史的沉淀，是农村人与物两大载体的外在体现，也是乡村振兴战略的灵魂所在。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转变过去重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的发展理念，也就是“既要护口袋，还要护脑袋”。
乡风文明涵盖丰富的内涵，一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并以此提升文化软实力；二是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护，特别是关键区域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保护，以及民族地区民俗、民风、民居等文化要素的保护；三是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光大，特别是传承了几千年的道德伦理，这是“不忘初心”的体现；四是新时代意识的培养，广大的农村居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也是乡村振兴成效的受益主体和价值主体，为此，应提高农村居民对乡村振兴战略的认知水平，培养农村居民的责任意识、参与意识。
在乡风文明建设过程中，还应注意避免两大误区：一是把过多的现代化元素引入农村；二是把过多的城市元素引入农村。应注重强化农村原生态文化的建设与传承，乡村“灵魂”不能走样也不容歪曲。
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20字总要求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党的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介绍，规划围绕这一总要求，明确了阶段性重点任务。
在促进乡村产业兴旺方面，部署了一系列重要举措，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同时，通过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在促进乡村生态宜居方面，提出强化资源保护与节约利用，推进农业清洁生产，集中治理农业环境突出问题，实现农业绿色发展，并确定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在促进乡村乡风文明方面，提出传承发展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
在促进乡村治理有效方面，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推动乡村组织振兴，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在促进乡村生活富裕方面，提出加快补齐农村民生短板，如在改善农村交通物流设施条件、加强农村水利基础设施网络建设、拓宽转移就业渠道，以及加强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都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说，把乡村振兴摆上优先位置，必须坚持规划先行，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在产业发展、人口布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土地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因地制宜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方案，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一张蓝图绘到底，久久为功搞建设。
系统解决乡村振兴“人、地、钱”难题
围绕乡村振兴“人、地、钱”等要素供给，规划部署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强乡村振兴用地保障、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等方面的具体任务。
“乡村振兴要真刀真枪地干，就离不开真金白银地投。补上乡村建设发展的多年欠账，光靠农村农民自身力量远远不够。”韩长赋说，“把乡村振兴摆上优先位置，必须下决心调整城乡要素配置结构，建立健全乡村振兴投入保障机制。”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4
乡村旅游：三产融合造就美丽家园
中国的农村建设当中有很多是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的，乡村旅游的发展为美丽乡村的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文件明确提出，要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生态休闲、旅游观光、文化教育价值；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特点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打造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乡村旅游休闲产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乡村旅游的发展，其核心竞争力在于文化。文化内涵谁挖掘得准，文化内涵谁表达得新，谁就能够成功。成功的乡村旅游不仅仅能够让回归乡村的城里人看到绿水蓝天，还能让他们感受到属于乡村的独特魅力，给他们全新的体验，而这就需要发挥文化创意与文化内涵的决定作用。
农村思想阵地：公共文化建设重中之重
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而公共文化建设则是乡村文化建设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中央一号文件的，可以说是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天地。
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是乡村公共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之一，也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正如文件第十九条所述：要针对农村的特点，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广泛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提升农村社会文明程度，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强大精神力量。
人本理念：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5
综观近些年国家的大政方针，无不体现了高层对我国农村问题，尤其是乡村司法的高度关注。2008年，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2年我国首次司法改革白皮书，具体谈到了基层人民法庭、检察室、公安派出所和司法所等基层司法机构的发展和建设情况。而在加强硬件设施的同时，结合中国两千多年的本土文化，对乡村司法理念的探究也应接踵而来。
一、对我国传统文化氤氲下的乡土社会的品读
乡土社会的概念，最早是由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的，它是一种与政治国家、市民社会相对应的第三种社会形式。乡土社会的一个特点就是这种社会的人是在熟人里长大的。用另一句话来说，他们生活上互相合作的人都是天天见面的。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孕育了发达的市场经济和绚丽的法律文化，开启了欧洲走向现代文明的大门，而身处遥远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却依然坚守着祖先们留下的印迹，徘徊在传统与现实之间。
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仅造就了中国绵延几千年的文明史，也培植了充满浓厚人情的乡土社会。在这个狭小的村落里，本文由收集整理朴实、善良的人们满怀敬畏之心忠实地依照先人的教诲过着无比幸福、快乐的生活，节庆、婚丧、祭祀等乡村大事也在德高望重的耆老主持下有序地进行。这所有美好的印象无不洋溢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儒家的礼乐教人向善，释家的因果劝人忍耐，道家的无为则帮人解忧。乡土社会是我国特有的人类社会形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仅仅依凭抽象的道德伦理和原始的惯例习俗维持着，即使发生纠纷，首先考虑到的往往是自己和家人的颜面。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乡土社会的瓦解似乎已不可逆转，“我们自己虽说是已经多少在现代都市里住过一时了，但是一不留心，乡土社会里所养成的习惯还是支配着我们。”这其中的缘由值得我们深思：含蓄、内敛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我们保守、封闭的民族品格，虽历尽沧桑，但那种叶落归根的乡土情结时刻萦绕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头。
二、浅谈我国乡村司法理念的精神与内涵
乡村司法，是中国学者常常提及的一个法律词汇，然而目前学界对其研究成果尚未达成共识，也鲜有乡村司法理念方面的著作。司法效率、司法中立、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是现代司法理念的四个核心内容，作为有着中国特色的司法制度，其特有的精神和内涵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中国正处在从乡土社会蜕变的过程中，原有对诉讼的观念还是很坚固的存留在广大的民间，也因之使现代的司法不能彻底推行。”我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宗族的秩序和威望，在当前城乡一体化步伐加快、大量文化思潮涌入乡土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司法权威的树立和司法信仰的培育应是我国乡村司法理念的核心精神和主要内涵。
司法理念本身离不开本土的文化气息，“文化本来就是传统，不论哪一个社会，绝不会没有传统的。衣食住行种种最基本的事务，我们并不要事事费心思，那是因为我们托祖宗之福，——有着可以遵守的成法。但是在乡土社会中，传统的重要性比了现代社会更甚。那是因为在乡土社会里传统的效力更大。”饱受我国传统文化当中“息讼求和”思想浸染的乡土社会的人们，解决纠纷时往往依靠当地权威人士的调解，而很少主动向法院提起诉讼。此外，尽管现代法治社会的文明已深深烙印在中国的每寸角落，然而当面对我国农村司法的真实情境时，却别是一番滋味。身边无数像秋菊和山杠爷那样可爱的“法律人”向世人证实了现代司法在我国乡土社会所遭遇的尴尬窘境，而这一切无不缘于乡村司法文化基因的缺失，培根在《论司法》一文中发人深省地说道：“一次不公的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犹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因此，司法权威和司法信仰是我国乡村司法理念所应具备的核心精神和重要内涵。
三、构建我国乡村司法理念的路径探析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6
【摘要题】史学动态
【关键词】民变/乡村民变/民变问题研究
【正文】
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此伏彼起的民变,成为了当时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不仅加剧了社会的动荡,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统治秩序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是透视清末社会恶性运行的重要视角。学界对此关注较多,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共约50篇,但还存在不足。本文就民变(尤其是乡村民变)问题的研究状况做一回顾,并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
一关于民变涵义的界定
“民变”一词由来已久,学界也较常用。然而,学者们在使用该词时,对其涵义的界定却标准、角度不一,理解笼统、模糊。
最初,“民变”是指下层群众(主要是农民)进行的具有某种正义性、以暴力聚众反抗朝廷的行为。据载,历史上最早的民变是西周时的“国人暴动”。西周时期,“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此千古民变之始”[1](p.1)。在《白话东周列国志》中,澎湃将此处“民变”一词译为“百姓暴乱”[2](p.1)。
随着社会的发展,下层群众不断分化,成分日趋复杂。他们反抗封建统治的原因各异,斗争形式多样,目标不一,这些因素大大增加了对“民变”概念界定的难度,学界的理解也有了分歧。
章炳麟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说:“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既知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民变者,其徒以口舌变乎?抑将以长戟劫弩、飞丸发旅变也?近观日本,立宪之始,虽徒以口舌成之,而攘夷覆幕之师在其前矣。使前日无此血战,则后之立宪亦不能成。”[3](p.96)可见,在章炳麟看来,民变不仅以议会斗争和民众抗议等非暴力方式进行,更多的是以武装起义、倒幕运动等暴力方式进行。
解放后,学者对民变问题关注颇多。《晚明民变》一书的作者李文治理解的民变是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李自成起义)为主,同时包括兵变、“匪寇”活动及少数民族的斗争,民变成分包括饥民、军卒、“土贼”、“流寇”及“回贼”[4]。而较早对清末民变给予专门关注的学者吴雁南则明确指出,民变即是“以农民为主体的各阶层劳动群众的反抗斗争”[5]。
不少学者将民变分解为各种斗争类型。章开沅等将民变分为抗捐抗税抗租斗争、反洋教斗争、工人罢工和起义、秘密会社起事、少数民族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等几种主要形式[6]。张振鹤与丁原英等在《清末民变年表》中整理了清末人民群众各种斗争的概况,包括抗租抢米、抗捐抗税、抗官抗暴、反饥饿、反新政、反洋教、抵制美货和日货运动、保路运动、罢工罢市、学潮、兵变、农民起义、少数民族起义、秘密会党起事、革命党活动、盐枭、马贼和土匪活动等。可见,张振鹤等理解的民变,内容涵盖非常丰富,城镇乡村民众的各种斗争几乎无所不包[7]。以后的学者也基本沿用了这样的划分。甚至在有的文章书籍中,把挟嫌报复、杀人抢劫、拐卖妇女儿童等行为也视为“民变”。从学者的理解中,不难看出对民变词义理解的扩大。但仅仅从斗争形式上来界定民变,是无法真正体现民变涵义的。因此,一些学者从内涵和外延上对民变概念进行了界定。陈旭麓将民变与革命区分开来,提出“民变是下层群众用直接诉诸行动的方式以表达自己对现存社会的不满和反抗,是中国社会内在矛盾激化的产物。与革命相比,民变具有自发性、分散性和落后性,因此二者并不相同”。他根据民变内容将民变大体概括为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为求食而导致的城乡骚乱、会党和农民起义、罢工斗争、兵变、学潮、反对教会与外国侵略者的斗争、反对“新政”以及其他反对压迫的斗争共十类[8](pp.296-304)。
桑兵和曲晓范等对罢市与一般民变的性质进行了区分。他们在肯定了罢市与民变的密切关系的同时,强调由资产阶级组织领导的反封建的商人罢市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民变[9]。
更多的学者将视线集中于乡村民变,他们将民变一般理解为乡村民众进行的各种形式的聚众反抗斗争。李时岳认为,乡村民变包括农民起义、暴动、毁学、闹县署等[10]。程指出,民变是贫苦民众的暴力骚动,农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武装起义是“民变等无组织的大众集合行为向有组织的集团斗争发展”。而下层民众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与资产阶级各派系组织和影响下的农民斗争则不属于民变[11](pp.16-17)。刘平认为农村民变是“农业社会里自发产生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反抗运动”,表现形式多样,如仇教排外、抗捐抗粮、盗匪活动、游勇扰乱、家族械斗、贩毒贩盐、灾民暴动、秘密结社起事等[12]。主要以反洋教和反封建压迫为内容,在民变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抢、砸、烧、杀行为”[13]。
有些学者着重研究了与清末新政密切相关的农民反抗斗争。章征科将民变按内容分为乡村民变和城市民变,乡村民变主要有反赔款摊派、反抽捐加税、抗租抢粮、反洋教、反禁烟、反户口调查以及维护旧风习等,而抵制美货运动、抵制日货运动、反新学堂的学潮则是城市民变[14]。殷俊玲将民变的类别分为抗捐抗税斗争、反教会、抢米粮、闹罢工、毁学风潮、反户口调查、反禁烟等[15]。
“民变”涵义的分歧,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注意。马自毅在民变概念界定方面,进行了更深入的尝试。她指出,“民变”涵义应从广义与狭义来理解。从广义上说,作为推翻清政府的力量,任何“反政府、反社会行为”都可称为民变,但就严格意义而言,将毁坏公共设施、杀人抢劫、贩毒、贩卖人口和私盐、少数民族以分裂祖国为目的的反清斗争视为民变,这是不合适的。她将清末民变分为两类,一是以有功名的乡绅、地主为主要首领的乡村民变,二是两广、长江流域等地以会党为主体,包括土匪、马贼、盐枭活动在内的民变[16]。杜涛也对民变概念做了厘清。作者认为,对“民变”一词的理解不能过于宽泛。作为体制内的反抗斗争,民变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征:(1)民变的主体具有合法身份,是“民”而不是“匪”;(2)民变本身具有突发性,不是一种有组织、有预谋的对抗官府的行为;(3)民变通常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主要是对地方统治秩序形成冲击,本质上并非要推翻政府。秘密社会的活动、农民起义、资产阶级组织的武装斗争,兵变、土匪的活动等就不应纳入清末民变的范畴。有些民变可能附属甚至转化为上述斗争,但一旦完成这种转变,其性质便随之转变[17]。笔者认为对“匪”、“民”的这种界定有失清末历史客观,当时“民”一旦发动民变,多被政府污蔑为“匪”,二者无法彻底分清。
综上所述,对于民变概念的界定,学者们理解的角度不一,说法有所不同,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从最宽泛的角度理解,民变包括一切反对政府、反对统治阶级、反对社会秩序和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行为,最狭义的民变仅指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反抗斗争。
二关于民变的诱发因素
综合大多数学者的观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诱发民变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民变是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压迫剥削及农村经济崩溃的结果,具体表现为苛捐杂税、吏治腐败、土地兼并加剧、高利贷盘剥等。李时岳指出,清末十年农民反抗斗争不断高涨,是由于农村经济崩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一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清政府的无耻榨取;二是帝国主义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疯狂掠夺;三是农民的赤贫化引起农业生产的衰退[10]。乔志强也持有类似观点[18]。李新等认为,1902-1911年间广大农民的自发斗争之所以广泛、激烈,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勒索赔款和清政府推行新政,征收苛捐杂税,大大加重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的经济负担而直接引起的[18](p.2)。章开沅等认为,土地兼并、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以及清政府的田赋、盐税搜刮造成农民赤贫如洗、被逼反抗[6]。刘平、高小燕甚至将近代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清王朝的残酷压迫,看作是造成民变的根本因素[20]。刘平还认为,吏治败坏是导致民变发生的重要因素[12]。马自毅认为,乡村民变的发生,“多半因为提高捐税、官吏贪污、调查户口,或是新政、地方自治的某项具体措施损害了民众、尤其是乡绅地主的既得利益而起,少数因乡绅内讧甚或官绅矛盾而起”[16]。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7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法治环境;法律意识
一、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涵与重要意义
(一)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涵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号文件以此为主题,把农村工作推向了新的历史高度,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认识和行动纲领。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指出,加快科学发展,建设和谐山西,实现“十一五”奋斗目标,离不开良好的法治环境。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建设一个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内涵应包含以下方面;
第一,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和谐社会秩序的构建。即以现行宪法规定的基本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为前提,以依法治国为目标,着眼于消除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障碍,从法律上确立城乡统筹发展的理念,进一步修改或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
第二,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法治治理模式的转变。即转变法的政治统治功能,注重法律宣传教育与法律服务、法律援助有机结合,引导农民树立遵纪守法观念,增强参与村民自治和社会管理的意识,掌握解决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途径,提高农民依法行使民利和依法维权的能力,积极为农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
第三,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营造“以人为本”的公平理念和价值取向。和谐社会最重要的特征是公平,民主政治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平等。农民群众是新农村的主人,也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和得益者。法治环境建设应当着眼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发展,从法律制度上设定保护农民各项政治、经济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合法权益。
第四,新农村的法治环境建设应当致力于发展农村地区社会文化事业,逐步改善农村地区的人文环境。乡风文明不仅要靠精神文明,也要靠法律。国家将需要以强制力保障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二)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
第一,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保障。新农村建设的过程,不仅是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消除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程。
第二,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是确立农民主体地位、提高农民素质、培养新型农民和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推进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客观上要求保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尊重农民意愿,维护农民利益,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第三,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是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实现“三农”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建设新农村,就是要更大程度地发展农业、解放农民、改革农村,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加强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对于依法巩固和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使“三农”发展更加具有活力。
第四,优化新农村建设的法治环境,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农村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推进依法治省、建设“法治山西”的迫切需要。农村改革的实践证明,法治是生产关系稳定的最佳保障,是广大农民的最好“定心丸”。推进新农村建设是各级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政府部门必须依法履行职责和提供有效服务,努力为新农村建设创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和外部环境。
二、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笔者的调查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到,只有55%的农民明确表示在切身利益遭受严重侵害时会可能利用法律武器。而针对自己所处的法治环境,只有一半的人表示满意,而绝大部分村民认为法治环境的好坏主要是由当地官员来决定,有70%的人认为当地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很一般,而有近1/4的村民认为基层官员的法律意识很低。基于以上观点,村民们普遍认为对于政府的行政行为,村民可以对抗,有87%的人不认为这是违法行为,而且有20%的人认为是闹得有理。综合对社会调查和所见所闻所感,笔者认为:目前,山西省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社会渗透力不足,跟不上新形势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法律体系还不完整,调整农业、农村、农民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一些现实问题不能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整,仍要运用伦理道德或乡土规范来处理。从立法的数量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先后制定了20多部调整农村各类社会关系的重要法律,40多部行政法规以及和农业、农村工作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和地方规章。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形势下,农村仍有很多复杂问题,找不到处理的法律依据,需要进一步制定、完善和落实相关涉农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第二,农民法律意识水平总体上仍然十分淡薄,一些涉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不力,执法过程的不严肃对法治环境的形成造成了损害。目前,在农村,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极为严重,甚至出现执法的随意性,以言代法,以权压法,执法犯法,徇私枉法。
第三,农村治安形势严峻,司法公正与法治环境的现实还存在一定差距。按照现有的司法体制,农民通过法院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由于诉讼过程的繁琐、复杂、高昂花费、司法腐败、人治干扰、某些执法官吏的运作效率低下和办事不公等,致使农民耗了很大的成本和代价去打官司,但自己的权利仍然得不到维护和落实。
三、加强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的思考建议
(一)制定和完善新农村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为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提供立法保障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凭空捏造的,而是社会需求的产物,“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在立法工作中,要体现党和国家在“三农”问题上的重要决策,代表和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要通过立法程序,把行之有效的政策上升为法律,努力提高立法质量。要选择事关农村长远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和谐稳定等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立法。
第一,完善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法律制度。要充分认识农业农村立法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作用,新农村法治环境建设不是建立平安乡村的问题,而是如何从法律上保障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公平问题,要在国民经济财政分配第二次分配中来实现。
第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立法。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城乡二元机构的管理模式,一些相关制度已经不适应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建议积极研究建立和完善有关户籍、教育、医疗、迁徙、公共财政投入、农村社会保障等制度的立法,进一步推进社会公平。
第三,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法律制度。当前,农村的公共产品非常匮乏,无法满足广大农村社会公众的实际需要。国家除了经济上的侧重和投入,还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保障,明确相关主体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法律责任,制定相应的责任追究制度,并促成各级党委政府的积极落实,逐步改变村镇发展缺乏规划。
第四,完善农民利益保护的法律体系。着眼于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民发展,从法律制度上设定保护农民各项政治、经济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健全村民自治的法律规定,落实农民各项民利;依法确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和村经济合作社及其成员的法律地位,保护农民的合法经济利益。
第五,完善巩固农业基础地位的法律制度。为巩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从法律上规定政府保护农业、支持农业的相关内容。完善和落实《农业法》等相关法律和制度,明确各级政府在农业投入方面的责任,以及每年农业投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投入预算、程序和监督等内容;积极发挥政府部门在引导和推进科技创新的作用。
(二)充分发挥法律服务和保障职能,为新农村建设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随着新农村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法律服务需求不断增长。司法、行政机关要充分发挥法律服务职能,进一步拓展和规范农村法律服务领域,切实为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全方位、宽领域、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第一,深入务实、不懈普法,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法律素质是建设新农村的新型农民必备的素质,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普法理念,培育农民的现代法治意识,引导农民尊重法治理念,营造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
第二,完善农村法律服务体系,提高法律服务水平。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强化为“三农”服务的意识,提高办事效率,严格执法、秉公执法、减少执法活动的主观随意性,增强透明度,为广大农民提供良好的法律环境。
第三,努力改善执法行为,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建立相互制衡的司法、执法科学运作机制。从执法环节入手,尽快提高乡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执法水平,用厉行法治来取信于民,进而树立起农民对实行法治的信心,树立农村法治权威。要加强法律服务队伍的管理,严肃查处损害农民群众利益的法律服务行为。
第四,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农村社会稳定。要充分发挥司法所、综治办和人民调解组织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完善农村稳定的预警机制和应急处理机制,不断增强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依法打击农村犯罪活动,铲除农村恶势力,扫除黄赌毒,净化农村环境,增强村民的安全感。
第五,划清司法与行政的界限,实现和维护司法独立并有效监督地方行政。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与司法改革,明确各个行政机构的职能,避免职能冲突与重叠,消灭争相管辖现象,确定行政越权、司法违法的责任及其承担,消灭行政意志在司法领域中的横行,维护法律公正正义,净化审判环境。
(三)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健全乡村治理机制、探索农村法治实践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让民主和法治精神在农村扎下根
第一,建立以法律为核心的农村新道德,推动法律与道德走向统一。要教育农民树立先进的思想观念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努力改善村容村貌,倡导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形成文明向上的社会风貌。通过制定“村规民约、乡规民约”等,积极引导农民崇尚科学、抵制迷信、移风易俗、破除陋习,在农村逐步形成尊老爱幼、邻里和睦、见义勇为、扶贫济困的社会风貌。
第二,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完善和健全村民自治制度。村民自治是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基础,是促进农村政治文明与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
使农民对国家各项方针政策有更深刻的了解,让农民意识到法律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知道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以法律作为后盾,使民主和法治精神在农民的心中扎根。
参考文献:
1、左燕东.山西省“五五”普法和依法治省工作全面启动[n].山西日报,2006-06-01.
2、郭超.社会主义新农村法治建设的对策思考[J].法治论坛,2007(2).
3、田成有.国家法在乡土社会中取得成功的条件与保证[eB/oL].省略/asp/info.asp?id=1782,2003-01-31.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8
一、充分认识做好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十一五”期间，我市不断加强农村公路建设，提前完成了村通油路工程，为全市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交通保障。但在日常养护过程中还存在因养护不及时、不到位，造成道路破损严重的现象。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是改善农村民生的基础工作，其质量和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出行生命财产安全和生活质量。缺乏养护的农村公路一旦发生安全事故，极易引发农村社会不稳定事件和公共事件，影响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做好农村公路养护是确保乡村公路安全、顺畅的前提条件，也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提高乡村公共服务水平、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实要求。全市各单位、各部门必须进一步提高农村公路桥梁养护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按照分级管理原则，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组织好管辖范围内的农村公路检查、维修、改造等管理工作，确保农村道路交通的运营安全。
二、做好农村公路养护工作
市交通局要按要求认真做好农村公路修建计划的制定、修建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农村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的督促、检查、验收和技术指导等各项工作。各乡镇政府（含街道办事处、农场，下同）要按照公路养护、绿化等有关标准和规定，加强路基路面的日常养护和小修保养，做好农村公路桥梁、涵洞和不良地质路段的检查、保养、维修工作。要做好公路绿化工作，本着“因地制宜，因路制宜”的原则，积极开展公路绿化工作，消除绿化空白段。要抓好季节性养护，做好灾害的防治工作，做好春季翻浆、汛期防汛、冬季除雪应急预案和各项保障措施，确保公路畅通。
三、加强农村公路路政管理
市交通局和各乡镇政府要大力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省公路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要积极配合路政管理部门加大对破坏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等违规、违法行为整治力度，确保公路安全畅通。重点整治以下行为：在农村公路及公路用地范围内非法设卡和拦截车辆；损坏、擅自移动、涂改公路标志、标线、护栏等公路附属设施；堆放物品、倾倒垃圾及设置障碍物；打场、晒粮、种植作物、放养牲畜；挖沙、采石、取土；堵塞、损坏公路排水设施；擅自埋设输送易燃、易爆和有毒物品的管线等。
四、加强农村公路养护转移支付资金的使用管理
市财政局要及时足额拨付农村公路修建资金。按照《市农村税费改革乡级公路修建资金支出实施细则的通知》（东财企联号文件）的有关规定，交通局负责修建资金总额63%的管理使用，主要用于公路路面中修、大修；桥梁的新建、改建及较大损毁工程修复等项目，不得挪用。各乡镇政府负责修建资金总额37%的管理使用，主要用于公路的日常养护和路面坑槽修补、翻浆处治、局部表处、白色路面采备养护料、黑色路面采备防滑料、路基防护、桥涵构造物维修、涵洞新建和改建等项目。各乡镇要在财政所设专户，严禁挤占、挪用和超范围使用，做到专款专用、帐目清楚、资金使用合理、管理规范。同时，各乡镇政府每年还应从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资金于农村公路，尤其是村级道路的日常养护经费，确保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顺利实施。
五、加强农村公路养护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9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建设；时代特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是一个老话题，也是一个与时俱进内涵不断深化的新课题。上个世纪50年代，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背景下，国民经济发展的“二五”、“三五”计划中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任务。80年代，我国在政治上拨乱反正、经济上确立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从农村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在1982年、1983年、1984年的三个中央1号文件和1987年的中央5号文件中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强调要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解决农民温饱问题。90年代，我国在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1991年的中央21号文件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发展农业生产力、乡镇企业、小城镇，促进农民生活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但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课题，其背景和内涵与以前大不相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内涵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承前启后的综合概念，它不但涵盖了以往国家在处理城乡关系、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政策内容，而且还赋予其新时期的建设内涵。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了新的明确要求，即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这一新要求内容丰富、涵义深刻，既包括了路、电、水、气等生活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建设，也包括了以农田、水利、科技等农业基础设施为主的产业能力建设；既包括了村容村貌环境整治，也包括了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制度创新；既包括发展农村生产力，又包括调整完善农村生产关系；既包括加强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又包括加强农村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与和谐社会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在"三农"工作中的具体体现。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时代特征
1时代背景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的。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在本世纪头20年要集中力量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重点和难点也在农村。改革开放26年来，我国农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不仅成功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彻底告别了粮食短缺时代，农民收入持续增加，广大农民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但是，与实现全面小康的奋斗目标相比，同城市日新月异的发展相比，我国农村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脆弱。二是农业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三是农村公共服务能力严重滞后。四是农民素质参差不齐，农村旧习俗还普遍存在。五是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因此，提高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没有农村的小康，全面小康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社会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在全党形成共识，统筹城乡发展在许多方面得到体现，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大幅度增加，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正在形成。“少取”迈出历史性步伐，“多予”有了良好开端，“放活”正在积极推进。这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条件。
综合分析各方面情况，我国农业农村发展正处于一个重要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和困难同在，既面临难得的宏观环境和有利条件，又面临复杂的矛盾问题和制约因素。我们一定要正确认识、准确把握农业农村发展变化的新趋势，始终与时俱进谋划农村改革。
2建设思路新，以实施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当前我国“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两大难题：一是城乡发展的不平衡。长期以来，我国的城乡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发展很快，农村发展滞后。特别是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工业化、城市化步伐加快，但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也在扩大。首先，我国城市和乡村经济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差距扩大。其次，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在就业保证上的差距也在扩大，突出表现为农民增收困难，农民贫困问题凸现，农村富余劳动力难以安排。另外，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方面也显著存在着与城市的差距。二是农村本身发展的不平衡。首先是农村的区域差别，中西部的农村和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差别尤为明显。其次，农村居民的贫富差距相当突出。此外，农村本身社会事业的差距也比较大。
这些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二元结构的矛盾。我国是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在自力更生条件下开始推进工业化的，最初的积累资金只能主要来自农业，农业和农民因此为国家的工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与此同时，城乡的二元经济结构也在进一步强化，特别是近年来，相对于快速发展的城市而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我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城乡之间发展的不协调，不仅制约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也明显制约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针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城乡不协调的突出矛盾，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十六届三中全会从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出发，进一步明确了必须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对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论述，他指出：“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
之后不久，在2004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进一步指出：“我国现在总体上已经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我们应当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总理在2005年3月的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多地支持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随着我国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迫切任务。
3目标要求新，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农村自身活力，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大力发展农村生产力，加快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整体面貌，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必须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的总体部署，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全面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各项工作。
首先，坚持和完善农村的基本经营体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
建设新农村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建议》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的总体要求，“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加强农业设施建设，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要完成这一任务，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把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现代农业建设、提高粮食生产能力、促进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出发点和基本目标。
其次，要搞好乡村建设规划，逐步改善村容村貌。
乡村建设规划的实施是一项长期任务，既要着眼于改善村容村貌，又要从当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的意愿和充分考虑农民的承受能力；既要坚持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这个基本原则，又要有利于方便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体现各地农村的特点。因此，《建议》对推进新农村建设提出了必须牢牢把握的两大重要原则，那就是“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和“通过农民辛勤劳动和国家政策扶持”。只有始终坚持好这两大原则，新农村的建设才能在符合农民意愿、带给农民实惠、受到农民拥护的基础上，扎实稳步地向前推进。
最后，要注重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机制。
建设新农村，离不开培育和造就新型农民。建设新农村，农民是主体。就当前而言，在中国4。9亿农村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13%，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占36。7%，接受过系统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不足5%。这种整体很低的文化素质与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要求相差甚远。因此，《建议》要求“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要通过发展农村教育事业，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等措施，在农村形成良好的社会风貌。同时，要切实加强农村的基层组织建设，要发展基层民主，通过完善村务公开等制度，保障农民依法行使民主的权利，健全村民自治机制，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可靠的组织保障。
三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意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中央统揽全局、着眼长远、与时俱进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发展阶段和发展任务科学把握，是新阶段“三农”工作指导思想的深化、发展和升化。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们党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全面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出发确定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是惠及广大农民群众的民心工程。
首先，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坚持以人为本，必须立足于城乡全体居民，让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群众参与发展进程、共享发展成果。中央《建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要求，涉及面广，内涵丰富，包括了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任务，体现了“五个统筹”的要求，体现了以人为本谋“三农”的指导思想，有利于把“三农”工作的重心放到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和整体素质上来，把工作目标定位到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上来，从而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转上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轨道。
其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扩大内需、发展经济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国最应启动內需的地方就是农村，农村人口占大多数，集中着我国数量最多、潜力最大的消费群体，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可靠、最持久的动力源泉。通过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可以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使亿万农民的潜在购买意愿转化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拉动整个经济的持续增长。特别是通过加强农村道路、住房、能源、水利、通信等建设，既可以改善农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农民的消费环境，大大释放消费潜力，又可以消化当前部分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激活农村的巨大需求，不仅是解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应对之策，更是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久之计。超级秘书网
最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战略重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关于解决“三农”问题一系列方针的最终落脚点。统筹城乡发展是战略思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是战略取向，城乡一体化是战略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战略载体。只有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才能进一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才能逐步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使城乡居民都富起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n]，北京，人民日报（第一版），2004-09-26
《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n]，新华网/fortune/2004-/05/content_2297061.htm
乡村治理的内涵篇10
2、我乡农业产业化的整体水平低，产业化经营组织规模小，竞争力弱，不同农产品的产业化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发展不平衡。如何引导培育具有统筹全乡农产品产业化发展的企业？促进农旅深度结合，带动各村“一村一品”蓬勃发展，为已经出租土地的农户提供就业岗位。
3、石坑崆峰禁止游客进入后，我乡旅游发展遇到较大瓶颈，缺乏吸引力强的新的、条件成熟的景点。旅游也仅是传统的“赏乡村景、吃乡村饭、住乡村屋”的单一观光体验模式，如何向多元化的乡村度假与农业休闲转变，带动本乡产业发展和农民就业？
4、我乡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存在村民对美丽乡村的性质、目标、范围、组织关系认识模糊，参与意识不强，管理者综合素质不高等情况，如何准确找到群众在参与美丽乡村“观望”的症结，在既充分尊重群众意愿，又维护群众权益与利益的情况下加快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关于赴浙江学习考察乡村振兴工作的调研报告
近日，市人大常委会组织部分区人大常委会、市财政局、市国土规划局、市农委相关负责人和部分涉农企业代表，先后考察了湖州德清县莫干山特色小镇、安吉县横山坞村、高家堂村，杭州桐庐县荻浦村、环溪村，金华义乌市青岩刘村，舟山市新建社区等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情况。通过现场参观、与当地干部群众交流座谈等方式，学习考察浙江的先进思路、运行模式和创新方法。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基本情况
浙江是美丽乡村的首创地。2003年同志亲自调研、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开启了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新篇章。通过系统规划设计、持续建设和整治，浙江全省农村生态环境大大提升，带动了乡村旅游蓬勃发展，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之路。
第一阶段：从2003年至2007年，以全面小康示范村建设为重点，实施村庄整治建设。重点整治村庄“脏、乱、差”，切实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示范村达到“布局优化、道路硬化、村庄绿化、路灯亮化、卫生洁化、河道净化”的目标；整治村达到“环境整洁、设施配套、布局合理”的目标。全省大部分村庄得到了基本整治，农村局部面貌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第二阶段：从2008年至2010年，以提升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内容为重点，实施村庄整治建设。不断扩大整治范围，按照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以生活垃圾收集、生活污水治理为重点，从源头上推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全省绝大多数村庄得到有效整治，农村面貌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化。
第三阶段：从2011年至今，以“四美三宜两园”为核心内容，实施美丽乡村建设。将美丽乡村建设作为“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的升级版，按照生态文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明确从内涵上推进“四美”（科学规划布局美、村容整洁环境美、创业增收生活美、乡风文明身心美）、“三宜”（宜居、宜业、宜游）和“两园”（农民幸福生活的家园、城市居民休闲旅游的乐园），整个浙江农村面貌逐步发生了质的变化。
截至2017年底，浙江积极打造“一户一处景、一村一幅画、一线一风景、一县一品牌”，现已培育美丽乡村先进县58个，创建美丽乡村示范县12个，打造特色风景线300多条、特色精品村2500多个、美丽庭院43万多个，累计建成农村文化礼堂7600多个。通过聚点成线、连线成面，打造出了浙江美丽乡村的“全景画卷”。
二、浙江省美丽乡村建设的主要经验
浙江以打造美丽乡村升级版为目标，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断完善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划引领的建设机制，在宜居乡村、共富乡村、人文乡村、乐活乡村、善治乡村为内涵特色的美丽乡村升级版建设上取得了显著成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丽乡村发展模式。
（一）强化规划引领。注重美丽乡村的规划建设，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在规划理念上，充分结合实际和发挥自身优势，“不求大、不求洋”，注重打造个性特色，推进美丽乡村的品牌化和特色化建设。桐庐县依托独特的山水资源，按照全域景区化的美丽乡村建设新理念，邀请浙江省规划设计院和浙江省美院设计了“山水如画、人间仙境”的县域大景区，着力打造“潇洒桐庐·秀美乡村”。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严格按照规划进行施工建设。整个规划建设中，既体现了个性设计，又保证了总体协调。每个村都能根据山水走势和流向，因地制宜，高低错落，少有联排成栋房屋，使自然景观与村落建设浑然一体，体现了自然和人文的和谐统一。
（二）完善环境整治。注重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不断建立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村湾的垃圾集中收集和污水处理全覆盖，软硬件全面配套。桐庐县环溪村、荻浦村对农村生活垃圾全部进行无害化分类处理，村里大街小巷分类设置垃圾桶，将生活垃圾按可堆肥垃圾（剩菜剩饭、农作物秸杆等）和不可堆肥垃圾（塑料、玻璃、泡沫等）分类存放，每家每户也统一配发了有编号的垃圾袋（便于倒查监督），引导农户分类倾倒，分类处理。其中可堆肥垃圾送至资源化利用站制成有机肥料，不可堆肥垃圾收集后运至垃圾处理场，实现了垃圾的“户集、村收、镇中转”。
（三）注重文化传承。注重文物古迹的保护和历史文化的开发利用。一是充分利用现存文物古迹。如荻浦村充分利用村庄历史悠久，各种文物资源较多的优势，大打历史文物资源品牌，2006年被评为浙江省省级历史文化村镇，2007年被列入第三批部级历史文化名村。二是深度挖掘历史文化资源。环溪村是北宋大儒周敦颐后代集居地，该村深度挖掘《爱莲说》文化底蕴，不断将“清莲环溪”文化发扬光大，打造成为廉政文化教育基地，凸显传承千年孝廉价值观。在荻浦村，当地群众还将从前的猪圈、牛圈修缮，改造成具有乡村特色的猪栏咖啡屋、牛栏咖啡屋，挖掘了乡土文化，让游客感受到亲切的乡土气息，仿佛回到几十年前的农村。除了利山村整村拆旧建新外，很少有大拆大建的情况，每个村在做好古街、古巷、古桥、古居以及祠堂、石坊等文物古迹保护的同时，还尽可能保留了几十年前农民居住的土砖房、石头房，既展示了村庄发展和时代变迁的历史，也成为当地开展美丽乡村建设的宝贵财富。
（四）加强产业培育。注重产业培育，强化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牢固树立建设和经营并重的理念，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农产品深加工、规模种养、农家乐和休闲乡村旅游，推动农业生产经营形态多样化，将美丽乡村建设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村美与民富相结合。德清县现有农家乐、洋家乐等民宿350多家，其中以莫干山镇发展“洋家乐”为代表的精品民宿达到72家，床位750余张，其中创造了一张床税收达10万余元的奇迹，成为德清县旅游的品牌，推动了区域旅游向高端、生态、精致、特色方向发展。横山坞村抓住与塘浦工业园区相连的便利条件，充分发挥当地区位和产业优势，着力打造“文化休闲”为主调的中国美丽乡村展示馆、高式熊艺术馆、横山坞雕塑园、山水灵峰·田园熊出没乐园为特色的休闲产业布局，引进的灵峰精品酒店、闲逸谷休闲度假区、雷露营房车宿营地等九大项目，总投资达20亿元。新建社区依托独具特色的海岛风情，通过精心设计，深度挖掘自然美，探索出了一条发展“美丽经济”的新实践，通过“文化+”模式打造独具特色的美丽渔村，实现休闲、旅游、文化、采风等元素联片发展。这两个村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抓住了产业发展的“牛鼻子”，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不仅自己有实力建设美丽家园，而且增强了农村集体经济的“造血”功能。
（五）打造农村电商。被李克强总理称为“中国网店第一村”的义乌市青岩刘村，依托“全球小商品集散地”的货源优势，在旧村改造的过程中抢抓机遇，充分盘活利用闲置的房产、店铺等资产，打造农村电子商务，形成大众创新、全民创富的格局。吸引千余家电商企业在这里聚集，并形成服务商、网商、线下网货中心等多渠道共生共赢的新农村生态。据介绍，目前全村共有网店4000多家，年销售额60亿元，日均出票12万单，从业人员3万多人。青岩刘村党建实行组织共建、先锋共创、活动共办、资源共享、网络共治的“五共”工作法，以党建带动群建，营造更加浓郁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氛围。
三、启示与思考
去年以来，在市委的领导下，我市创新实施“三乡工程”，紧紧围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体目标，不断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促进“四化”同步发展，打造了一批市民下乡、能人返乡、企业兴乡的示范样板，取得了较好成效。对照外地先进经验，我市仍有较多的不足和短板，突出表现在：对美丽乡村建设的长远和系统规划，分类管理等滞后，“只见新房不见新村”的现象比较普遍；缺乏对历史文化的有效挖掘和保护利用，村湾建设容易造成“千村一面”，农村乡愁特色不鲜明；缺乏有效的产业支撑，投资农业的各类要素动力不足，农民致富增收存在一定困难，农民就近就业比例较低，美丽乡村建设后继乏力。浙江美丽乡村建设的经验，给我们以下启示：
（一）要注重搞好科学规划。要对全市农村进行深入调查，在摸清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近期需要搬迁进入社区安置的村庄和长期保留的历史文化村、特色村，坚持保护、治理和建设“三位一体”，对村庄规划布局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完善总体和专项规划，实行分类指导，不搞大拆大建，不能千村一面，体现农村特色。
（二）要注重坚持示范带动。开展美丽乡村建设，不能“撒胡椒面”，一哄而上。要制订美丽乡村建设长期规划，每年选定一批条件较好的村开展规划建设管理的试验示范，不追求固定模式，注重从细节入手，因村制宜，突出特色，追求个性，彰显魅力，打造以生态文化为主题的多元化乡村，体现一村一品、一村一韵，建设一批山水人文特色的精品村，一片一片的推进，形成特色鲜明的美丽乡村片区。
（三）要注重突出生态治理。要把农村垃圾、污水、绿化作为美丽乡村建设的重点环节抓实抓好。农村垃圾处理要围绕推行垃圾分类和建设垃圾终端处理设施开展工作。农村污水能接入城市污水处理管网的，要接入污水处理管网进行处理；不能接入污水处理管网的，要建设小型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村庄绿化不但要搞森林围村，还要注意房前屋后、大街小巷、庭院内外的绿化美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