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科学的定义篇1
根据我们对文化价值观的理解，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应当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第一，价值特征，即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定。在其极端形态上它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肯定特征与否定特征。以科学主义而言，肯定特征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的完全认定乃至崇拜；否定特征则是对其它非科学文化形式，主要是人文方面的文化形式的贬抑和排斥。第二，认识特征，即对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科学主义在这方面也包含两个相关的方面：自身说明与关系说明。前者是对科学这一文化形式自身价值的绝对性描述和论证；后者是对科学文化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描述与说明。第三，功能特征，即尚未现实化了的功用特性。按照大文化结构的概念，它应当有精神文化功能、社会的调节功能和器用。下面，我们按照这一解释框架对科学主义的一般特征作出初步的描述。
1、科学主义是关于科学的一种崇拜
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从肯定方面来说是科学崇拜。如R·G欧文所说，科学主义“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或者径直而言，科学崇拜就是声称所有的问题都能被科学所解决，直至能检验精神价值和自由问题。韦莫斯说：“唯科学主义一词，……其意义可以理解为一种信仰，这种信仰认为只有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由现代科学家描述的科学方法，才是获得那种能应用于任何现实的知识的唯一手段。”所以，科学主义是一种价值认定的极端形态，这种极端形态使得科学神圣化，从而由一种自然知识的体系上升为一种神学信仰似的东西。因为这一点，科学主义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精神有了某种相通之处。如果说中世纪宗教神学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的，则科学主义就认为科学是全知全能的；如果说宗教神学对上帝的崇拜是对一种精神范畴的崇拜，则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就是对一种特殊文化形式的崇拜。不管科学与上帝是多么的不同，科学主义与宗教神学的共同之处是把人类的某种文化产物奉之为神明，使之成为高于人类的救星。就这一点也可以说，科学主义是新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带有宗教神学态度的一种文化思潮。
2、科学主义是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
从价值特征的否定方面看，科学主义是作为人文主义的对立形式而存在的。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理解是排斥人文因素的。科学主义的典型形式，如逻辑实证主义认为科学是真命题的集合，是不包含错误的，因而它否认科学的人性特征。科学主义推崇科学的认识方法而贬斥人文的方法，如历史的、心理学的、社会学的方法，实际取消了人文方法的地位和它与科学方法的互补作用。科学主义竭力把人的情感、意志等精神因素以及人本身排除在外，从而造成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分裂，使得科学与人文精神处于对立的两极。
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尖锐对立还集中表现在人与科学的价值关系上。按照人文主义的观点，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崇拜实际是人的一种异化。因为科学是人认识与改造世界的产物，它是属人的、为了人的并且服务于人的。如果我们把它看得高于人本身，对人的这一创造物顶礼膜拜，反过来受其统治，我们就走向了反面，导致自身的异化。这种情形，是把人作为价值中心的人文主义所不能容忍的。
3、科学主义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
科学主义是把科学绝对化的产物，把科学这种人类的特定认识形式凝固化了。由于作了凝固化处理，本来是历史性的东西，现在则丧失了历史性；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与人的实践密不可分，现在则远离人本身，成为一种绝对本体。
科学主义对科学的绝对化主要表现在：
——科学定律是绝对正确的。构成科学具体内容的是真命题。科学就是真命题的集合，它不包括任何假的或错误的命题。因此，科学是掺不得一点假的。如果说科学有发展的话，也只是真命题、真子集的量的增加，而不是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某种辩证运动。科学就是真理的化身，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科学内容的绝对化。
——科学方法是绝对有效的，存在着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内容的绝对真理性是由科学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予以保证的。如果不存在一条通向真理的绝对可靠的途径，科学的绝对内容就不能获取。不论是归纳主义，还是演绎主义，抑或是批判理性主义，都企图找到一种绝对可靠的认识途径。为了保证认识方法的绝对有效性，他们也都认为科学的认识方法是统一的、规范的，如同他们所认识的科学内容是统一、规范的一样。近现代科学主义的主流是规范主义的。
——存在着绝对的科学本体。绝对科学本体存在的基本条件是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着截然分明的绝对界限。这条界限恰似一条鸿沟保证了科学的绝对纯洁性，使它免于被非科学所污染。这一点对于科学主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存在哪怕是微乎其微的一点模糊之处，科学本体就丧失了它的绝对存在，科学的至高无上性与神圣地位就无法得到根本的保证。长期以来，科学主义的理论家们所以竭尽才智围绕科学划界问题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根源在此。
——科学的社会作用是应当绝对肯定的。近现代以来人们对科学的社会功能与实际效用是肯定的。科学主义者比通常人们走得更远，他们认为科学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只有正面效应而不存在负面效应。他们对科学社会作用的理解是一重性的而不是两重性的。他们不认为科学这种文化形式除了它的巨大社会进步作用外，还可能有历史局限的一面，还可能有在一定条件下对社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一面。他们截然拒绝接受这一可能性。
所以，对科学内容、科学方法、科学划界以及科学社会作用的绝对化理解，构成了科学主义的绝对科学观。
4、科学主义是一种片面的文化观
什么是文化？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文化的基本目标是求真而不是求善求美；文化的基本内容是科学而不是其它学科；文化的基本结构是逻辑加经验而不应该包含其它基本要素；文化的基本方法是科学方法而非人文等学科的方法。总之，把文化归结为科学，把科学归结为逻辑加经验，把善和美的范畴归结为真的范畴，这是科学文化观的片面性所在。按照科学主义的理解，唯有科学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文化，才有资格进入神圣的文化殿堂。而其它文化形式无此地位，不堪佩以文化的绶带。这实质是一种科学文化的单一论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取消论。
科学主义片面文化观还有其人本学方面的认识根源。文化，是人特有的生存和发展方式，对人的理解直接影响到对文化的理解。科学主义基于其特定时期的自然科学背景（牛顿力学），它把人理解为一种机器，因而不可避免地把人的存在方式——文化理解为一种机器的原理，即某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然科学。
5、科学主义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功能表现为科学基础主义
在科学主义看来，科学是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在其极端形态上，科学主义甚至企图同化或消解其它文化形式，使其科学化或使其在文化领域丧失其独立性。所以，从文化功能的角度看，科学主义是一种科学基础主义。
科学基础主义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或实现途径。一种是把科学本身的有限原则直接运用于一切文化领域，使它成为文化领域的公理，从而使科学成为一切文化形式的基础。例如，牛顿力学体系问世后，首先出现了将牛顿力学的原则推广到其它科学领域的倾向，继而它又被推广到社会学领域，此后几乎成为其它一切文化学科的基础或模式。另一种是从科学中先概括出一般方法，然后以此为标准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新建构，使它们获得某种科学的形态。逻辑经验主义以及某些结构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样一种类型。这两类都属于科学化的工作，只是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典型特征而已。
6、科学主义在社会功能方面表现为科学一元主义
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调节和改善社会关系的唯一正确有效的指导思想。科学主义者甚至以物理学为模式提出了社会动力学与社会静力学，用以重新架构整个社会关系。在历史观方面，科学主义认为科学是唯一对历史发展起根本作用的因素。以此为基础，他们把历史观归结为科学，归结为一种物性的机械法则，而将历史观中属人的一面、与人的特性有关的一面排除出去。甚至在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方面，科学主义也按己所需力图把马克思思想中所有人道的因素排除出去，而仅仅保留所谓科学的因素。在这种科学一元主义影响下，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似乎变成了冷冰冰的物的世界，人的社会似乎变成了物的机械性的社会。
科学主义社会功能的另一表现是社会器用层面的单一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对于科学技术的进展与生产力的发展当然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也毫无疑问地具坌某种负面的功能。它不仅使人变得如同马尔库塞所说是一种单向度追求的人，而且尤其使社会环境变得极为不平衡，甚至是一种分裂、对立的状态。科学技术迅速地外化为造福于人的工具器用，使得社会的科技环境迅速地膨胀。与此同时，社会的人文环境却引人注目地相对萎缩。至于社会的生态环境则严重地受到损害而急剧地恶化，成为当代和下一世纪人类面临的突出问题。
二、关于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初步评析
首先看科学主义的价值特征。一方面，科学主义在价值特征上具有某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从根本点来说它又是不合理的。从合理的方面说，科学主义对科学的态度有可取之处。19世纪和20世纪毕竟是科学的世纪，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具有某种历史的根据。同时，人类文化的活动就总体而言是在主体—客体的结构中进行的，它总是可能有不同的方向。它可能沿着经验的方向向外超越，体现为客体性的文化内容，形成对科学的倾向态度；也可能沿着超验的方向向内超越，体现为主体自身的文化内容，形成对人文学科的倾向态度。当然也可能是两者彼此结合，这或许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希望所在。但不管怎么说，科学倾向在特定的条件下和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在文化本体的结构里有自己存在的某种理由。历史地看，科学主义对科学的倾向性不管其程度如何，在其早期阶段对科学这类文化现象的滋长蔓延确实起了推动作用。任何一种“文化热”，都与某种倾向或偏好有关。“科学热”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它的另外一个积极作用在于，通过它的价值驱动，科学日益外在化，分化为某种独立物。这是科学发展必经的一个历史阶段，也是需要给予某种肯定的。但是，我们毕竟看到科学主义在根本点上站不住脚。科学成为一种被崇拜物，从服务于人的工具成为似乎高于人的统治者，从而产生了某种异化现象，使科学的价值走向反面，这是科学主义由对科学价值肯定的极端化而导致的对科学价值的否定。它提醒人们，对任何一种文化形式的价值评价都应以人类主体为根据，人类不应当对自己的任何一种文化形式取崇拜的态度。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了下述的逆转：在人与科学的关系方面，重心开始摆向人本身；科学开始寻找自己的目的——以人为归宿；科学也开始意识到人文主义对自身的制约，意识到科学作为工具理性应当置于人的需求这一目标之下。科学的内容愈来愈带有人的色彩，成为属人世界的一部分。科学的人性特征日益显示出来。科学不再仅仅是客体性的积淀，主体性也被视为它的内在特性的有机构成之一。科学的外在性正在被扬弃，显示了它向人文精神的某种复归。这种情形本身就是对科学主义价值特性不合理性的批判，同时也表现出在人类文化创造的实践中主体与客体走向统一的某种趋势。
另一方面，科学主义把人类文化总价值全部赋予科学，这种以偏代全的文化态度是对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贬斥，是以否定人类总体文化的存在为出发点和目标的。这使它自身走向反面，成为具有某种反文化特性的思潮。它在客观上遏制人文学科的发展，使人类文化成为一种跛足的文化。由此也限制了科学自身的发展，堵塞了它走向未来的道路。现实生活中由于重理轻文而导致了人文萎缩、灵魂空虚已经强烈地使人感到文化创造失却了它的原动力。这决不仅仅是人文学科的危机，而是包括科学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的危机。
其次，我们对科学主义的认识特征作一些分析。科学主义关于科学的价值论证是多方面的，而集中起来看主要是关于科学自身合理性和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关系的合理性说明。在这种说明中，科学主义的思想家们关于科学的结构、方法、语言等方面的研究，都不无合理的建树。某些研究之精致独到，令人刮目相看。这些，对科学的研究和发展起到了有益的作用。我们今天从事科学观的研究，对这些成果也不能绕道而行。尽管如此，科学主义由于在认识特征上的绝对化而使自己陷入困境。这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绝对化使科学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所特有的属性丧失，科学的知性特征被淹没了。另一方面，绝对化又使人们关于科学文化地位的认识极度扭曲，似乎科学不再是人类文化园林中的一员，从而失却自己的归属。
在实证科学兴起的早期，一些科学思想家关于科学的认识还没有被绝对化。随着科学主义的形成和成熟，这种情形发生了变化。科学认识理论的研究虽然更加精致化，形成了专门学科并包含了许多具体的合理内容，但科学的性质、内容和方法被绝对化了。科学好象达到了绝对本体，不再是一种知性的文化形式。这种文化本性的丧失，是科学主义认识特征的致命之处。正因为此，它受到了人们愈来愈多的批评，而最大的挑战则是来自科学本身的发展。二十世纪科学的进展愈来愈显示出科学相对性的一面。科学主义的价值论证因而失却了自己的依恃，陷入了某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科学不顾科学主义的反对似乎又回到了知性的地盘上，表现了某种回归。与此相应的是，科学的文化地位也重新为人们所审视。人们注意到，科学可能并不象科学主义所预期的那样，是唯一具有终极意义的文化形式，科学只是整个世界过程集合体的一部分，并非至高无上的。科学，不应当以否定其它文化形式的价值为前提来确定自己的价值和地位；相反，它应当在人类总体文化的范围内，在与其它文化的整合关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类的文化园林可能不象科学主义描绘的那样是科学一枝独秀，而应当是百花齐放。
最后，简要提一下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科学主义的精神文化功能与社会功能是科学主义价值特征和认识特征的逻辑延伸。文化关系中的科学基础主义与社会环境中的科学一元主义无非是科学崇拜与绝对科学观的文化表达和社会表达。从理论方面说，前面对科学主义价值特征与认识特征的评析已经包容了这两种特征的本质说明。至于这两种功能的具体评析，譬如科学基础主义的实现机制和科学一元主义的社会评价，则需专文作述，非本文所能纳涵。但它们根本的价值立足点与认识支点，应当说已经清楚。
总起来看，科学主义在走向世纪末的时候，似乎已江河日下，远非世纪初时的那般雄心勃勃。当代对科学主义文化思潮的激烈批评以及同时而起的新人文主义思潮，预示着人类文化方向的某种调整。长远地看，这种调整预示着新的更高类型文化的到来。人类将通过对原有文化思潮的批评，通过对科学文化的反思，特别是通过不断的文化创造实践为自己寻得一条文化新路。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旧有的文化格局正在发生变化，新的文化类型正在旧文化类型的化解和调整中孕育而出。正是有了这样一种展望，我们说对科学主义一般特征的评析就不仅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科学主义的批判性认识，而且可能有助于我们对新文化的选择与构建。
部分参考文献
①郭颖颖《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雷颐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②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③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④艾耶尔《二十世纪哲学》，李步楼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⑤a.J.ayer,"Language,truthandLogic",publishedbypelicanBooks,1987
⑥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⑦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⑧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⑨江天骥《科学理论的评价问题》，涂纪亮主编《分析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2
[关键词]科学主义教育观哲学基础特征
“科学主义”，亦译“唯科学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和科学观，出现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据英国学者哈耶克考察，“科学主义”最早见于1867年默里出版的《新英语词典》，意指“科学家的表达习惯和模式”。[1]
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哲学家狄尔泰主张人文学的研究方法与科学方法不同，人文学应该“主观”，与科学的“客观”相对，并批评那种试图将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学（指法律、艺术、历史和宗教）研究的思想为科学主义。
欧文于1952年出版的《唯科学主义，人与宗教》一书中认为科学主义是一种取代宗教的感情态度的文化现象即“科学崇拜”：“把科学地位提高的结果在某些方面使科学被认为是全知全能的人类救世主而逐渐受到崇拜。”[2]
卡尔·波普尔在1957年出版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用“科学主义”指称“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错误模仿”[3]
不过，国内学者有关科学主义的定义引用得更多的是以下两个经典表述。
一是1986年美国出版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的定义：“认为自然科学方法应该用于一切研究领域（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主张，是一种相信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的信念。”即把科学主义归结为一种科学方法万能论的信念。
二是托姆？索雷的定义：“科学主义是一种关于科学的信念——特别是自然科学——它认为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所以最有价值，是因为它是最权威的、最严密的和最有益的。”[4]是把科学主义概括为一种关于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信念。
科学主义的主要思想可概括为：认定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最权威的世界观，也是人类最重要的知识，其高于一切其他类的对生活的诠释。“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自然科学所认证的范畴分类和事物，是任何哲学和任何研究的唯一恰当的元素的信念”，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效地用来获取知识，将它引入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才能摒弃它们的非科学形态。
科学主义方法论的精髓就是原子还原论，即理性分析精神。主张把事物进行层层分解还原到最小部分，然后再研究各个部分之间的逻辑上的因果关系。这种以分析为本位的研究方法是牛顿经典物理学的产物，曾经是科学主义者的根本信条，它提供了一条认识外部世界的有效途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科学，无论其涉及的对象是自然，还是社会或思维，都是以揭示事物内部的本质联系，即规律性为其目的的，是一种成体系的知识，一种工具理性，本身不含任何价值的意义。本质上是一种技术理性。以自然科学的定量化、形式化和逻辑分析为方法论基础，严格区分事实与价值，单纯追求工具化的实用目的和控制手段，强调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力求合乎理性地控制所有事物，而对其所追求的目的本身则不加反省。很显然，科学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核是物本—物化—对象化。科学主义哲学必然形成致力于向外探索，寻求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途径和对自然的征服、开发和利用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现代科技迅速发展的时期。现代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及化学等领域的基础研究都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科学向技术的转化也开始加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科学主义完成了其理论形态的变化过程，在哲学领域里取得了一席之地，逐步演变为一种具有完整理论体系、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哲学思潮。
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思想来源于科学哲学。科学的成功带来了人们对科学的普遍信任和尊重，也带来了人们思想上对教育的重新认识，一些学者热衷于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来看待教育，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既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人性，也不存在永恒不变的教育本质和教育目的。教育应更多地考虑适应人性和社会的变化，教育应更多地贴近社会生活。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主义教育思潮在欧美各国逐渐兴起。在教学目标上，科学主义教育思潮重视人的智力和潜能的发展。在教育功能观上，科学主义教育观认为教育是以社会的需要，国家需要为其存在的基础的，因而，在社会与个人、物质与精神上，重社会、轻个人，重物质、轻精神。在教育内容上，以科学知识学习为主。在方法上，主张教育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以如何迅捷、有效地掌握知识为取舍原则。这也是科学主义哲学所推崇的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
科学主义教育目的观是以社会性需要为出发点和归宿，以科学为中心的功利性教育目的观。伴随着科学的发展以及科学功能的日益显现而产生的。20世纪以来持这种教育目的观的教育哲学流派主要有实用主义教育和学科结构主义教育。
科学主义教育者把变化不息看作是物质领域也看作是社会领域的现象。认为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价值。教育必须要适应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需要。因此，在教育目标上，科学主义教育者重视人的智力和潜能的发展。认为人的智能发展是迅速有效地掌握现有知识、认识客观事物规律的关键，也是理解和控制自然的前提。
在教育内容上，科学主义教育者提倡科学教育。科学教育的主要成分又以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为主。因此，在学校课程的开设上重理轻文。在教育方法上，以如何迅捷、有效地掌握知识为取舍原则。重视教师权威，重书本知识、重课堂教学。在教育研究中，主张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观察、实验、实证的方法）研究教育。总之，科学主义教育以重视学习实用知识，重视学生的认知能力的发展和倡导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为主要特征。
科学主义信奉科学万能，注重科学技术对人的物质生活的改善，从而强调事物作为工具的价值。这种工具主义的价值观反映在人文教育上，则是偏重人文作为应试工具的功利价值、作为学科工具的实用价值，而忽视了它对于人的精神发展的本体论上的目的性价值。以这种价值观作指导的人文教育，剔除了人文教育的人文性因素，把人文教育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知识之学、技能之学。这样，人文教育的目的性价值让位于工具性价值，人文教育的精神陶冶便被知识训练代替了。假如科学主义所持的这种工具理性不加批判地扩张，就不可避免使实质的是为追求真理、创造福祉的科学技术被一再地用于消极的甚至是错误的目的。
70年代末以来，中国伴随着恢复高考为契机，逐步形成以考试主义、学历主义为核心的应试教育模式：考试中心，认知至上，分析本位，技术主义等教育理念为科学主义的教育观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科学主义思潮严重地扭曲了人文教育的学科性质，妨碍了人文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误导了人文教育的发展方向，造成了教育上的重大混乱。这一时期的人文教育表现出来了极端的唯科学主义功利性的价值趋向与唯科学方法论的实践走向。
最早引入我国人文教育界的西方教学模式是德国赫尔巴特的“四段论”模式。即明了——联想——系统——方法。其后继者又把它发展成“五段论”。即预备（提出问题、说明目的）、提示（提示新课题，讲解新教材）、联系（比较）、总结和应用。赫尔巴特派的这一理论在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宣告了科学教育学的诞生。也预示了科学主义教育观的到来。
赫尔巴特对教学过程的研究基本上是站在科学主义的立场，把教育学心理学化，从错综复杂的教学现象世界抽象出最简单、最原始的要素——“观念”（原子还原论），并深入地研究了“观念”之间的相互作用方式，即“观念”从被统觉到应用，是任何教学过程都必须遵守的铁定法则（机械决定论）。赫尔巴特作为哲学家、教育家，也深深地认识到把教育学单纯地心理学化可能导致教育的人文性、精神性丧失的危险，于是很明智地把哲学（伦理学）引入教育学，以此为教育目的论提供理论基础。这样，心理学就只能局限在方法论的层面。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人类所面临的许多灾难性问题的解决，在手段上还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社会正日益走向科学化的时代，在科技竞争已经成为国际竞争决定因素的当今，教育目的就必须以科学精神为基础。
人类对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因而对科学的追求也是无限的，物质的进步越来越直接地依赖于科学进步。因此，教育必须以科学精神和科学训练为基础，在这一点上，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现代科学正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知识经济的出现已充分证明这一事实。
尽管科学的功能日益巨大，但它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尤其是科学本身不能直接解决价值问题。科学万能的信仰，技术决定一切的理念，是人的物欲恶性膨胀的结果。科学主义者断定科学是人类知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惟有科学最能造福于人类，但是他们只是强调科学是追求工具理性的最佳方式，却不明白科学不是追求价值理性的最佳方式。爱因斯坦说，科学提供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的手段，可是它不能提供目标本身。
科学万能论者企望科技能够克服人类社会的一切危机，解决人类社会的任何难题。然而，科技和物质给人类带来的并非都是幸福，在科技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由于科技的非人道化使用，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威胁。价值问题当然可以用科学方法来研究，但人生意义、伦理道德、审美情趣、艺术创造不是仅用科学方法、理性的、逻辑的方法所能解决，这些还涉及感情、意志、灵感、顿悟等等方面。
随着人类理性的不断觉醒和需求的不断完善、科学局限性的逐渐暴露以及人文主义的复兴，以科学为基础，以人文为价值方向的社会发展观和教育目的观正在深入人心，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已表现出明显的融合趋势。人文主义教育是自古希腊到现代社会一直伴随着教育实践的教育观。尽管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教育主张，但其教育宗旨不变，即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人性，不管这些人是生活在古代、近代、现代还是未来。
无论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角度来看，还是从教育目的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科学教育都需要人文教育的价值导向，长期以来严重偏于科学教育，忽视人文教育的畸形教育必须彻底改变。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都是构成完整教育不可缺少的，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又有其各自固有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二者具有互补性，单纯地强调任何一方，都将会导致教育的失衡，进而导致人和社会发展的失衡。
本文是中国交通教育研究会2009年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科学人文主义教育观视域下的高职教育理念的审读》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F.a.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p6）
[2]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p16）
[3]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p38）。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3
【关键词】：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科学主义文化价值论
一、问题的提出
诞生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哲学领域以逻辑经验主义著称于世。维也纳学派所以被冠以逻辑经验主义之名，是因为他们对科学的理解是以经验——逻辑为框架基础的，如m．怀特所说，是“经验的传统与逻辑的传统的结合”，或者形象地比之为“两个家族的联姻”。[1]这一特有的概念非常清楚地表明，以往人们对维也纳学派的研究主要是从科学观，或更宽泛一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的。这当然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但同时也是不够的。因为这一概定不能说明维也纳学派何以对经验和逻辑的结合倾注了如此巨大的热情。
进言之，这种概定缺乏某种背景性的深度，使人看不清维也纳学派在构筑逻辑经验大厦时的动因。
这就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作出新的描述。这个角度应该是文化价值观。
从文化价值观的视野看，一个文化流派的文化活动大体上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价值认定、价值描述和价值论证、以及价值推广。价值认定，是对某一文化对象的价值认定，指文化活动中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崇和选择，它反映了该文化流派对某种文化形式或要素的特殊重视，体现了该学派的文化倾向性，因而是该学派进行文化创造的轴心。文化流派的本质即在于此。所谓价值描述与论证，是指围绕价值认定的对象所进行的描述和合理性说明，它形成了关于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认识理论，构成了该文化流派进行价值认定的认识基础，同时也为该流派进行价值推广提供了方法论原则。所谓价值推广，则是按照价值认定所选择的文化方向和价值论证所提供的方法论，在文化领域中对某一文化形式或要素的推广活动。推广的范围越大，该文化流派影响越大；推广的最大范围，是该流派在文化创造活动中所达到的极限标志。价值推广，是体现文化流派功用能量的方面。
根据上述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对维也纳学派的分析应当以它的价值取向为基础作出总体的概定，并以其价值观为轴心展开它的全部文化内涵。以往的研究中人们也注意了维也纳学派的价值取向，例如m．怀特曾指出逻辑经验主义有两个方面，即“对待以前的哲学的历史之否定的、战斗的、批判的甚至轻视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它对于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传统学科的敌视，以及对于逻辑和科学之肯定的、崇拜的态度。”（[1]，p.207）人们也根据这种态度对维也纳学派作过维也纳学派是科学主义性质的概定。但是从整体上说，人们仍然把研究的重点放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描述上。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研究仍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关于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认定，关于这种认定与价值形式之间的说明以及价值推广都还缺乏系统的研究。
本文无意作全面性的研究，只希望从价值推广的角度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进行某种说明。本文认为，维也纳学派对科学价值的推广过程就是推进科学化的过程。维也纳学派并没有专门提出和论述科学化这一范畴。但是，科学化确实是维也纳学派在实际研究活动中进行价值推广的中心范畴。本文意图即是将这一点凸现出来，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尝试进行初步的描述和分析。
二、科学化的概定及其由来
何谓科学化？科学化这一范畴的本质在于，它首先是一个价值范畴。具体地说，所谓科学化就是使科学价值无条件的上升；使科学这一价值形式在文化领域不断的扩张，因而也就是使科学价值最大限度的普适化。从对科学价值的扩展来看，科学化无疑是科学主义某种程度的实现。
科学化作为维也纳学派科学主义实现的途径，具体地表现在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中。科学化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一种现象，是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渗透并通过这一渗透使其它文化形式的性貌发生改变的过程。就其实质而言，是维也纳学派试图以科学这一文化形式为范型，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重组和再构，从而使它们的特征发生某种准科学的变化。借用军事学的范畴说，科学化实际是维也纳学派率领科学这一文化形式向其它文化形式的“侵略和占领”。
这种科学的“侵略和占领”从认识论的层面看有它实现的具体途径，即它主要是通过科学方法论向其它文化领域进军和渗透的。科学化意味着某种认识方法的推广运用，是科学认识方法整理功能的具体体现。这一推广运用的过程，既是对其它文化形式进行同化和整合的过程，也是科学价值上升的过程。所以，科学化虽然从本质上说是价值范畴，但鉴于其实现的途径和结果，它同时又是认识论和文化学的范畴。认识科学化范畴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主义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科学化的始作俑者，应该说并不是维也纳学派。至少在维也纳学派之前，孔德就已经以实证主义的理论形态和科学的社会学确定了科学化的方向。孔德一方面沿着世界观的方向把哲学科学化。他以实证范畴为标准，把知识、科学限定在经验现象领域，获得了各个现象领域的知识综合。实证哲学就是“实证综合”。换言之，“实证哲学”与“实证科学”是同等的东西。哲学的科学化在孔德这里，是一种哲学与科学的同一化。另一方面，孔德又使科学化沿着横向的方向进行，企图把自然科学以外的文化领域科学化。孔德的社会学即此表现。他仿照物理学的方法，把社会学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以科学的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研究，得到了所谓的科学社会学。孔德在以下两方面的意义上为维也纳学派开辟了道路：一方面他确立了科学化的方向；另一方面他又遗留了两方面的问题，为维也纳学派的进一步发展留下了空间。首先，哲学的科学化不够。在哲学内容方面对形而上学清洗不够，像上帝一类无法实证的词语仍然存在；就哲学的存在和地位而言，虽然哲学与科学同是实证知识，化向了科学一类，但哲学仍与科学处于并列地位，不像后来维也纳学派所做的那样，把哲学实际化掉了。其次，科学化的基础不牢，根据不足。科学化的基础有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最高价值地位的论证与辩护；二是科学本身的规定，包括科学本质的规定、科学命题与科学方法的确定以及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等等。这两方面孔德都做了一定的工作，但也都留下了不足。就前者看，孔德对科学地位主要作了历史的和类比的论证，所谓人类智力像人的成长一样，经历了神学、形而上学和实证科学三阶段的学说就是这样的论证。就后者看，孔德抓住了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实证，但实证本身在孔德这里却含义模糊，具有“实在”、“有用”、“确定”、“精确”、“相对”等多种含义，这就使科学本身不那么确定，因而难以按照严格的标准将其它对象或领域同化。
维也纳学派在解决孔德遗留的两个基本问题方面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科学化的进程方面，维也纳学派几乎将哲学化掉，化为科学的一个方面，一种活动。在文化的其它领域，它也全力渗透、同化，结果也蔚然可观。在科学化的基础问题上，维也纳学派特别是波普给科学的价值以本体论的地位，使它成为与世界一、二并列的世界三；同时，它也确定了科学的规范方法与划界标准，回答了什么是科学的问题，为科学化的发展确定了前提，提供了直接运作的基础。
三、维也纳学派在科学化方面的推进
1．哲学的科学化
1929年由纽拉特执笔、卡尔纳普和汉恩作为编者署名的《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宣言发表。它意味着维也纳学派的问世。“宣言中所强调的三个论点是：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除；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逻辑和数学的真命题具有重言式的性质。”[2]宣言的执笔者纽拉特径直把“统一科学”作为自己的“政纲”，并试图给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寻求一个共同的基础。（[2]，p.142）这些都意味着维也纳学派从诞生起就把自己的目标确立为创造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或者说科学化了的世界现。世界观的科学化意味着科学价值的最高体现。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首先表现在以科学的标准对哲学内容进行清洗，把不符合科学标准的内容清洗出去，从而在哲学的内容上实现科学化。他们把自然科学中的经验证实方法引伸为证实原则。凡是符合这一原则的命题是有意义的命题；反之，就是无意义的命题。一切有认识意义的命题，或者是不依赖于经验的分析命题，或者是求助于经验证实的综合命题。凡不在这一范围的命题都无意义，因而都应当拒斥。卡尔纳普认为，传统哲学所讲的“本原”、“本质”、“理念”、“绝对”、“自在之物”等都是一些不能进行逻辑分析和经验证实的概念，由这些概念组成的哲学命题必然是无意义的，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应当摒弃。“拒斥形而上学”，程度不同地成为维也纳学派的共同心声。
哲学的科学化其次表现在哲学的性质上。维也纳学派认为，任何陈述只要有所断言，就必定具有经验性质，就属于经验科学。这样，给哲学留下的就不是陈述、知识体系或理论体系，哲学的所辖范围大大缩小。由此决定，哲学的功能也发生变化：哲学不研究命题的真理性，而只研究命题的真正意义。命题的真理性关涉经验，由科学回答；哲学只澄清命题的意义，通过逻辑分析看命题是否有意义。哲学的任务是对语言的逻辑分析活动。艾耶尔还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科学的对象是特殊的事物，科学一般使用的是对象语言；哲学是以科学的命题为对象，使用的是元语言。“哲学命题从性质上说不是事实的命题，而是语言的命题”。[3]这种元语言必然使哲学涉及到意义和证实问题，涉及到对命题意义的分析。这样，哲学就是分析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研究本质上是分析”，([3]，p.65)哲学的对象只能是语言。至此，哲学的世界观性质基本丧失，成为一种语言分析学。科学将曾经是哲学的功能特性据为已有。
维也纳学派对哲学的科学化还表现在哲学的地位方面。哲学曾经是高踞于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在科学化的进程中，随着科学价值的上升，到孔德这里，科学与哲学已处于平起平坐的地位。到维也纳学派这里，哲学已成为为科学服务的授义活动，如石里克所说：“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4]哲学已沦为科学的仆人。哲学甚至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只是科学的一种附属活动。它几乎被科学“化”掉了。用维也纳学派在自己宣言中的话说：“不存在作为基础的或作为普遍科学而与经验科学相并列或凌驾于经验科学之上的哲学”。([2]，p.14)
2．数学的科学化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军也深入到数学领域。这一进军不仅在数学领域高扬了科学主义的旗帜，而且还产生了数理逻辑、符号语言等颇具现代文化意味的学科。
数学科学化的典型表现是罗素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罗素被维也纳学派认为是自己所创造的“科学世界观的主要代表人物”(其它两位是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罗素在提升科学价值、奠定逻辑实证主义基础的同时，特别着力于数学的科学化。数学科学化目标的出现，是以非欧几何的出现为背景的。由于非欧几何的诞生，欧氏几何不再是唯一可靠的真理，数学失去了它的基础可靠性和唯一绝对性，于是人们重新开始对数学基础进行理性再建和逻辑重构，即进行科学化的处理。在这一努力中人们发现，数学的逻辑相容性可以归结为实数理论的逻辑相容性，后者又可以归结为集合论的逻辑相容性。只要集合论是绝对可靠的支撑点，则整个数学大厦就有了绝对可靠的基础。但是，19世纪末集合论中相继出现的布拉里、福蒂最大序数悖论、康托最大基数悖论表明，数学的基础部分仍是险象环生，数学的科学化面临严重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1900至1910年，罗素写作《数学原理》，试图找出一条新的出路。
罗素分两步将数学科学化。首先，他按照康德的两分法，把命题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并断定分析命题是同义反复的逻辑命题，因而是绝对可靠的。它们的集合可以成为数学的稳固基础。对科学的分析性理解再次成为数学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其次，他又和康德的做法相反，力图“说明整个纯粹数学是从纯乎是逻辑的前提推出来的，并且只使用以逻辑术语说明的概念”。[5]这样，数学大厦的理性再建似乎完成，数学经过逻辑的梳妆打扮再次科学化，成为真理的化身。
但是，这一科学化的进军最后并未奏起凯歌。因为对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截然两分的观点，或者说对科学的分析性与综合性的两分式理解很难站得住。即使这一观点能够成立，把数学归结为逻辑的作法也有不能令人信服之处。因此，虽然在罗素的努力下数学领域为维也纳学派所称颂的科学性大大增强了，科学在升值中显示了新魅力，在莱布尼茨、布尔、弗雷格之后；一个完全的命题演算和谓词演算的公理系统也脱颖而出，但就数学科学化的原有目标来看，罗素仍然宿愿来偿。
3．语言的科学化
语言的科学化进程与哲学的科学化密切相关。维也纳学派在拒斥形而上学的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形而上学产生的原因。他们认为形而上学是误用语言的结果。造成这类现象的基本原因在于，日常语言是含糊不清的，容易引起含混和歧义。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
对语言的科学化处理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分析的方向；二是经验的方向。分析的方向是人工语言的方向。这一方向与数学领域的科学化处理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弗雷格与罗素的符号逻辑属这一方向的工作。罗素和怀特海的《数学原理》被认为是人工语言的典范之作。
从经验的方向对语言进行科学化处理的可以维也纳学派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为例。卡尔纳普设想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按照个人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语言词汇，注重描述直接给予的经验或现象。卡尔纳普认为这些经验无需证明，因而可以作为科学中其它一切陈述的基础陈述。[6]但是，卡尔纳普后来发现，这种科学化处理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科学中有些词汇并不指称直接经验，像倾向性概念、理论性概念即是这种情形。同时，个人的直接经验缺乏公共性，无法与他人交流。于是，卡尔纳普提出了第二套方案。这套方案是按公共经验选择最基本的词汇。它把物理量值的词汇作为最基本的词汇，通过它定义一切其它词汇；或者把其它科学中的语言、概念都译成物理语言，由此解决语言的公共性问题。这一方案实际是把物理学语言作为统一的科学语言。语言的科学化即语言的物理学化。这套方案虽然在语言的公共性上大大前进了一步，如卡尔纳普所说：“具有主体间的可交流性”，且“原则上都能被所有使用这种语言的人观察到”，[7]但由于它存在着牵强附会的语言转换与翻译问题，因而在科学化的方向上不久便却步不前。
语言领域的科学化虽然不能进行到底，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如指号学、语义学、语用学等，这些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看，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四、关于科学化基础的论证
1．科学价值地位的本体论论证
科学价值的确定属科学化的基础工作。在这方面给科学化以本体论论证的是波普。波普与维也纳学派的关系具有两面性，因而对他有两方面的判断。本文认为，就波普的科学主义取向而言，就他的方法论仍然不出逻辑一经验的基本框架而言，波普仍属维也纳学派的一员。
波普在思想史上第一次给科学以本体的地位，把自主的科学理论与物质、精神置于平列的位置。波普提出，整个世界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世界1、2、3。世界1是客观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其各种现象。世界2是人的精神状态。世界3是人类精神产物的世界，是具有思想内容的世界，它客观化于世界之中。世界3既具有实在性，也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世界3中，尤其科学具有自主性。科学知识属于世界3，属于客观理论、客观问题、客观论的世界。波普强调“客观知识的世界，是这些人类创造的世界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世界，同时是一个基本上自主的世界”。[8]“世界3的自主性、世界3对世界2甚至世界1的反馈作用，是知识发展最重要的事实”。（[8]，p.128）三个世界论实际是对这种重要事实的概括，其实质是把科学知识的外化形式提到本体的地位。这是第一次确立科学知识的本体地位，是对科学地位的本体性的确认。
2．科学自身规定性的确认
科学化以科学自身的明确存在为前提。科学以纯粹的形态存在着，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是清晰的，才有可能以自己去同化其它。己身不正，焉能正人？科学的自我确认是科学化的前提。这一确认是以划界问题的形式出现的。
维也纳学派基本上是以规范主义的态度来解决科学的划界问题。至于具体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并不统一。
逻辑实证主义以可证实性作为划界标准之一。这一标准认为，一个命题的意义取决于它的可证实条件，或者说，命题的意义就在于它的证实方法。凡是原则上可证实的，就是有意义的，也是科学的；凡原则上不可证实的，就是无意义的，即其真假无法断定，因而不属于科学的范围。意义标准在此意义上即科学标准。由于这一标准使得归纳认识的不可靠性也附于数学和逻辑之上，因此，逻辑实证主义对科学命题进行了分类，在区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的科学划界标准：句子S在认识上有意义，当且仅当(1)S是分析的或矛盾的，或(2)S在原则上是可以由经验证据检验的。
维也纳学派中的批判理性主义提出了另外的划界标准：可证伪性。这以波普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科学地位的标准是它的可证伪性或可反驳性或可检验性”。[9]之所以是这样，首先是因为只有确立证伪原则，承认科学包含某种错误，从而能被证伪，才能说明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才能解释知识的增长、科学的前进与革命。其次也因为只有确定了证伪原则才能正确地说明科学活动的主体——人与科学的关系，揭示科学的人性方面。第三，证伪有其自然本体的根源。现代科学表明，自然界的发展有某种方向性，也有对这一方向的不断摇摆偏移。换言之，自然界也在不断地“犯错误”，科学的证伪特性是自然界“错误”的发展，后者是前者的自然基础。
虽然维也纳学派的学者们对科学特征的描绘是多么不同甚至似乎截然相反，但他们在一点上是共同的，即认为科学确实存在一个一般的特征。正是这一特征把科学与非科学区别开来，也正是以这种区别为基础，科学才确立了自身的优越性，才有可能去同化和整合其它文化形式。
3．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
科学规范方法论的确定是科学化的直接基础。维也纳学派是用科学方法论去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没有科学规范方法论，就失去了同化其它文化形式的依据，科学化就无从谈起。
维也纳学派认为，存在着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尽管他们对这种方法的认识有某种差别。逻辑实证主义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归纳逻辑。这一逻辑的基本点是“由可以作为证据的观察陈述与假说的逻辑关系得出一个假说的确认程度或概率”。[10]为观察支持的概率越大，真理性就越强。在观察陈述与假说的这种逻辑概率范围内，假说被证明是科学的，如赖欣巴赫所说“归纳推论并非用来发现理论，而是通过观察事实来证明理论是正确的”。[11]同时，“一切知识都是概率性知识，只能以假定的意义被确认”。（[11]，p.190）
批判理性主义则把规范的科学方法理解为假说演绎法或“试错法”。波普认为，科学家的任务在于构造假说或理论系统，然后从中推演出某些预见，并用观察和实验来检验它们。评判一种理论是否具有潜在完美性的标准，应当是它的可检验性和非概然性。这里的可检验性与非概然性意味着一个理论倘是科学的就必须是逼近实在的、包含着更丰富的内容，因而可证伪度也就愈大，真实性概率也就愈低。所以可证伪度是科学理论的方法论标准。科学，就是猜测和反驳的结果。
撇开上述两者的具体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维也纳学派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点：第一，逻辑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强调观察陈述对理论加以确认的归纳逻辑关系；批判理性主义强调基本陈述对理论加以证伪的演绎逻辑关系。两者都是对科学方法的“逻辑重建”。第二，经验主义。两者的理论在不同程度上都以经验或观察陈述的可靠性为基础。只有可靠的观察陈述，理论才真正能够被证实。同样，证伪同证实一样也要靠经验事实。一件可证伪一个理论的事实必然也同时证实相反的理论。如H．L布朗所说：“只有可用以证伪的假说得到确认，才可能有真正的证伪，因而不管证实与证伪之间是什么样的逻辑不对称性，每一证伪事例都需要得到确认，在任何情况下证伪都不可能比确证更有力、更关键”。[12]所以，总起来看，维也纳学派的规范方法论是逻辑经验主义的。
维也纳学派还认为他们的规范方法论是不变的、统一的、普适的。如逻辑经验主义者谢弗勒所说：“在理论的历史变化的下面……有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这种不变性把每个科学时代同在它前面的时代以及将要到来的时代统一起来。这种不变性不仅包括形式演绎的准则，也包括使假说面对经验的检验和经受比较的评价的那些标准。”[13]
正因为科学方法具有这种规范性和统一性，所以维也纳学派才有理由将这些方法推广到文化领域的一切学科，为科学化奠定实际运作的现实基础。
五、对科学化的评价和思考
在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行描述分析后，我们最后对科学化本身作一番简单的评价和思考。
科学化的重要性首先在于，科学化是科学主义文化思潮向科学性文化现实转换的机制。科学主义的典型形态从价值观方面说是关于科学的一种文化崇拜；从认识论角度说是一种绝对的科学观；从科学与其它文化形式的关系看，是企图以科学范型整合同化其它一切文化形式。科学主义要实现自己的价值目标，把自己的价值理想转变为现实的文化价值形态，实现的途径是科学化。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描述和分析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它表明，科学化是深入进行科学主义研究的重要范畴。深化对科学主义的认识，必须通过对科学主义流派科学化尝试的分析而获取。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科学主义乃至当代文化思潮发展中的地位，可
以从中窥探。
科学化范畴对于维也纳学派的研究还有其特殊意义。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实践表明，科学化是涵盖维也纳学派的基本范畴，是它的首要特征。维也纳学派首先是科学主义的典型流派，尔后才是其它某种东西。它在文化价值观上是科学主义，在科学认识论上是逻辑经验主义。即便是逻辑经验主义特点本身也直接受制于科学主义。维也纳学派所以对逻辑和经验如此青睐，是因为逻辑和经验是科学的基本要素。推崇科学，不能不对科学的基本要素另眼相看。这是维也纳学派的内在倾向与发展动因。本文通过科学化研究揭示这一点，也是试图深化对维也纳学派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维也纳学派的历史地位。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是科学价值的泛化活动。撇开其问题的一面暂且不说，它是以科学为目标的价值活动，因而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维也纳学派以科学为价值取向是富于现代性的。在人类文化的历史发展中，人类相继经历了神话、哲学、宗教、文学兴盛发展的时期。到了近现代，人类文化的创造主要聚焦于科学。科学，不论是发展的速度，还是它在人类文化创造中所占的比重抑或是现实影响，在整个文化领域都是首屈一指。丹皮尔对19世纪就作了科学世纪的断言。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就其价值取向而言，是符合人类文化发展这一大趋势的。科学化作为一种价值活动，对科学性文化的出现起到了某种推动作用。没有这样一种价值驱动，科学向哲学、数学、语言等领域的进军是难以想象的。科学化进程还产生了一批科学性的文化成果。哲学的科学化导致了分析哲学等科学性哲学形态的出现，它们改变了传统哲学的结构和风貌。数学的科学化推动了新的公理系统的出现，孕育了数理逻辑等现代数学分支。语言的科学化产生了新的语言学，它所致力构造的人工语言为计算机语言奠定了基础，如此等等。作为科学化的一个结果，对科学自身的认识也深化了。维也纳学派在以科学为范型同化整合其它文化形式的过程中无疑要对范型本身进行合理性研究和论证，这无形之中加深了对科学本身的认识。对科学规定性与方法论的刻画，即属于这一范围。
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文化特征上带有新的一轮文化绝对主义运动的特点。它的目标设置与方法论就其根本点来说是不合理的，因而不可能取得预期的最后成功。历史上曾不只一次出现的以哲学、宗教或某种学说为形式的文化绝对主义运动，最终结果都程度不同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在空间上尽一切可能让科学扩展到人类文化的其它领域，在时间上试图把科学的最高价值地位永恒化，这一目标是难以实现的。事实上，哲学、数学和语言学的发展都已证明它们不可能完全被科学化。维也纳学派在整体倾向上所摒弃的形而上学(哲学)正以某种新的形式回归。数学逻辑大厦圆满构造的企图已为哥德尔定理判为不可能。人工语言也不再是唯一的宠儿，人们已经试图通过人类文化的丰富内涵来重新审视语言之网。维也纳学派科学化的活动所以不能最终奏效，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文化设计的最终归宿是反文化的。这虽然不一定是他们的初衷，但却是自身文化逻辑发展的结果。文化的价值推广如果达到或企图达到文化垄断或独占的地步，价值推广中如果把某种文化形式的最高价值地位绝对化，则将走向人类文化创造本性的反面。所以，尽管我们可以对文化绝对主义给予历史性的理解，尽管可以对它的作用作具体的历史分析，但对它们的文化本性和归宿应有冷静的判断。
对维也纳学派科学化进程的研究可以启发我们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的创造作更为深入的思考。整体地看，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化进程，既是科学这一文化价值的上升和实现过程，也是它向反面转化、不断遇到问题，走向自己现实边界的过程。它既有自己的成功和辉煌，也有自己无法实现根本目标的无奈。像历史上某些文化形式的价值推广一样，科学化既是文化形式扩张的某种实现，也是一种人类文化征服之梦的某种幻灭。所以，将来的人类或许可以像对待哲学、宗教、科学一样再次推崇其一新的文化形式，但是人们通过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历史结果可以懂得：任何一种文化形式不仅拥有自己的魅力，而且拥有自己的极限。人类在限制和过程中表现自己，文化也在同样的境遇中发展自身。人类文化如同人类一样，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每一种文化形式都会以其特殊性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每一种形式在什么时候占据何种地位，则视历史条件而定。人们早已强烈地意识到，漫游中的黑格尔绝对精神在近现代一直垂青于科学。科学一度好像是绝对精神的化身，而维也纳学派的宣言似乎是这一绝对精神的回音。然而，曾几何时，随着维也纳学派科学化尝试的受遏和科学主义锐势的下落，绝对精神好像又要在人类文化的这一方天飘然离去。人们似乎感觉到：一种新的文化形式从不太遥远的地方在向人类招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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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波普：《客观知识》，舒炜光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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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54页。
[11]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78页。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4
1 引起图书馆学研究者困惑的探讨
新世纪伊始，黄俊贵先生的《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打破学界往日的沉寂，反响激烈，已超出当初定位于“文化沙龙”的想象，以富有学术性和思想性而备受图书馆学研究者的青睐〔1〕。程焕文、罗德运、程亚男、储流杰、阎立中、鲍振西等先生先后继续在此“沙龙”和其它刊物上展开讨论，发表了许多论文或感想。与此同时，图书馆学的两个专业网站，《大学图书馆学报》的《沙龙》（lib.pku.edu.cn/xuebao）和图书馆学读者的《寒网》（library.8u8.com）的部分网友以自立题目《图书馆及其理论体系是科学，还是伪科学？》展开学术探讨。图书馆学界出现了近年来少有的百家争鸣。颇为有趣的是，这次学术探讨涉及到与科学主义有关的问题。按照黑格尔的认识论，人之认识有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不同的层次，这样的探讨无疑是“精神的高消费”，是哲学层面上的反思、批判活动。
这里所说的图书馆函数及其理论体系就是抽象图书馆学的主要内容之一。它的作者叶鹰先生已多次表述了自己建立抽象图书馆学的目的和意义：“希望抽象图书馆学的思考和方法能为当代图书馆学理论注入生机和活力，使图书馆学走上精密科学的发展道路。〔2〕”近期，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同样观点：“能否像精密科学那样用一个模型或一组方程把图书馆学的核心理论统一表达出来？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或对方程进行求解来统一研究包括传统图书馆和现代图书馆在内的图书馆学？”〔3〕
这种思想首先受到黄俊贵先生的质疑。在《丑陋的图书馆学》一文中，他是这样对“抽象图书馆理论”提出疑义的，我们把它摘录如下：“有人对国外有代表性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著作归纳为‘面向过程’、‘面向实体’、‘定性向导’，进而提出实行当代转换——‘从具体到抽象’、‘从定性到定量’，主张采用精确数学方程式，以抽象图书馆学理论，并用了不少数学方程式，以达到图书馆学理论抽象化的目的。与此同时，还主张采用逻辑方法、计算机方法以逻辑建构、仿真建构。（见《中国图书馆学报》2000年2期，《传统图书馆学的当代转换》一文）本人粗懂数学，对如故弄玄虚异常反感，认为既不必要，亦不科学。因为这种表述对一般图书情报专业人员纯属‘对牛弹琴’，再者科学也不能以简单的数学公式去诠释。为此，我还特别去请教学术专家（曾从事过图书馆工作），结果博得冷笑，谓曰：‘这不是理论，也代替不了理论；数学不是万能的，方程式不应该作为图书馆学论文的主要内容。’”…“在许多刊物上不时可以发现所谓‘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的玄文，如果出于‘百家齐放’，引发争鸣也应该让专业人员都能看懂，我真怀疑编辑在审稿时是否真读懂了，还是被它的虚玄迷惑了。”，“有人提出图书馆的所谓‘新思维’，立论‘图书馆是有序化信息相对集中的时空’，要实现‘无馆舍、无藏书、无馆员’的‘三无图书馆’。这真是无稽之谈。如此做秀行为已普遍为同仁不齿。”
在随后的文章中，黄俊贵先生对此又做了更趋于理性的探讨：“有人热衷数学方法，把统计数据视为概括规律的惟一方式，诚然，我们应该肯定定量研究确实是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一个特点，但如果把它强调到绝对化，以它作为优于一切的方法，试用数学方法去代替甚至取消逻辑和哲学的方法，显然是不妥的。”〔4〕
在网络上，部分网友认为“图书馆函数是浮躁的”，“图书馆函数是图书馆学皇帝的新装”，“图书馆函数和图书馆方程怪异”，“图书馆函数与图书馆实践无关”，“此数学模型是有问题的”，也有人认为“它是科学主义的布道”，也有的采取类比的方法对抽象图书馆理论质疑，如“难道我们还需要出一个反恐函数吗？”，“我们能用高等数学来证明共产主义一定实现吗？”
这次学术争鸣是一种正常的学术活动，应该得到肯定。然而，事情往往并不是这么简单。这些理论和见解带给我们图书馆学研究者太多的困惑。我们迫切需要问题的答案。我们都掉入了概念和问题的海洋里。这次大探讨涉及到“信息”、“信息科学”、“科学”、“玄学”，“数理逻辑”，“图书馆函数”，“图书馆方程”，“图书馆函数是否正确？”，“数理逻辑是否是万能的？”，“图书馆学的划界标准”，“图书馆学如何规范？”等概念和问题。
这样的问题不仅是图书馆学界这个圈子里的问题，还是整个学术界比较关注的一个跨学科的大问题。我们仅仅依靠对图书馆学经典的深度理解与诠释，无法解决这一难题。我们也不应该重新陷入一大堆旧材料中，仍去墨守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应积极学习和利用其它学科的知识，寻求有益的启示。我们需要从中外已有的智慧宝库中汲取精神营养，从思想阅读中获取研究的力量。经过争鸣与反思，我们发现在反对抽象图书馆学理论中，有许多理性不足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简单、幼稚的批判给排除掉，抽象图书馆学绝对不是他们认为的“浮躁问题”。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有了可贵的觉醒，黄俊贵先生后来就曾倡导“图书馆学需要哲学”〔5〕。图书馆学和科学技术哲学对这一问题有共同的志趣，我们可以通过学习科学技术哲学，探讨两门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对这样的问题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有很好的自然科学素养，又要有扎实的图书馆学本专业基础和丰富的其它社会科学知识。因此，面对一个既为阳春白雪，又为大众图书馆学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难题，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希望能做一次有益于图书馆学发展的探讨。
2 科学主义及其图书馆学研究者对它的质疑
概念界定模糊，就会引起争议。所以，一般哲学工作者在论述“科学”与“人文”两者关系之前先定义这两个概念，尤其在两者深刻关联的时代更应如此。但问题也非如此简单，诚如吴国盛先生所言“概念有待澄清”，“回到概念问题”〔6〕。本人倾向于刘大椿先生的“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界定”〔7〕，因而，本文所指的科学是指科学的本源意义，即与人文学科相对的自然科学。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听说过图书馆学中存在一个叫做“科学主义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独立的学派或分支，一般人也不会承认自己是科学主义者。但科学主义取向的图书馆学研究很有市场。
科学主义在图书馆学出现，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尽管人们对斯诺命题〔8〕有各种疑问，但是这一富有挑战意义的问题是难以回避的。“科玄之战”〔9〕称得上是“斯诺命题”的一个典型案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我们又置身于和20世纪初如此相似的语境中。当初的“科玄之战”的一边倒的胜利，使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科学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胡适这样描述人们的科学主义倾向的：“近三十年来，有一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得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0〕。直到今天，科学一词在大众话语体系中常常代表“正确、高明、有效”，科学仍然是价值与观念的代言人，科学的“标签”和反科学的“帽子”满天飞。在学术界，科学主义思想仍在不断地扩张。
“科学主义产生于自启蒙主义，成于实证主义，是建立在牛顿范式的科学之上的一种思想观念。长期以来成为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1〕”。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万能的，或者说，是潜在万能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它。
在价值层面上，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是真理，是正确的乃至惟一正确的知识，相信科学知识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进而，过多地赋予科学与技术价值层面上的意义。在方法论上，将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盲目摹仿和不经辩护地转移到人类的社会研究中，也就是说，持科学主义观点者认为科学方法是普遍有效的，而且也可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科学主义坚持自然科学的定位，主张以实验、实证、定量研究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科学。经验化、客观化和数量化是科学主义的基本原则，其哲学基础是实体还原论、机械决定论和逻辑实证主义。对作为技术根源的科学理论，特别是基础理论持虚无主义态度。过分强调技术的价值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技术的理性标准。坚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相信一切的社会问题都可以通过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从而，无视或忽视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模式和文化传统对技术的反作用。他们认为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问题是暂时的，偶然的，是前进中的失误，是能够通过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而得到解决的。
科学主义在哲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政治、美术等领域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质疑，比如，科学主义心理学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的质疑〔12〕。文学界也有的学者提出“‘新工具革命’不是文学的灵丹妙药”〔13〕。科学主义当然也受到很多图书馆学研究者的批判。图书馆学界为了捍卫图书馆事业的尊严，也不断地反对科学崇拜、技术崇拜。黄俊贵先生对科学主义思想的质疑，也就不足为怪了。从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上，我们不难发现它的科学主义思想。
这种思想在图书馆学界很有影响。比如，有人认为：“强调和强化实证主义的方法范式在定性与定量研究方向，大力弘扬文献计量学这类图书情报界独有的方法，更多地借鉴数学的方法、统计的方法，合理移植与图书馆的社会功能研究相关的、有效的其它方法，也许能使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尽快地走出假象的误区，步入学科发展的正常轨道”〔14〕。许多成果也或多或少地透露这种思想，尤其是许多图书馆学理论批评者盲目拿西方的科学范式来评价图书馆学，殊不知这些西方的范式主要是自然科学的范式。又比如，图书馆学五定律，图书馆哲学定律，人文图书馆学哲学五定律〔15〕的思想。当然，“图书馆学五定律”存在翻译问题，他们用物理学中的“定律”来代替哲学的“原理”。这些定律的元素中有人，如作者认为是人文的，那它的意义必然与精神层面相关，这种做法看似强调了所提出的观点，但由于借用了“定律”，反而使人对这样的“定律”疑窦丛生。这种做法并不是“用词语包装的问题”，而是利用了图书馆学者喜欢的语境来获得认同。图书馆学研究不遵守哲学的一般规范，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在图书馆学论文中，许多人经常应用西方未来学家的名言“计算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这正说明部分图书馆人在迎合科学主义。〔16〕
期刊中，还不难发现诸如ontology，纳米图书馆，图书疗法，图书馆力等等新提法。这些东西“雷声”大，与图书馆关系没有多大。
有人号称他提供的信息为企业节省了数十万元，这种消息真假实在难辩。严格地说，应该是这种信息有利于企业节省数十万元。
当商业炒作的图书《学习的革命》粉墨登场时，图书馆人却为之欢呼〔17，18〕而事实上，这类书是科学神话的畸形产物。这种不应该出现的现象却在以书为“根”的图书馆学中出现，难免不让人深思。它产生的根本原因，除了我们图书馆研究者科学精神不足外，就是人们太相信它所谓的“科学的方法”，相信它“一个星期学会一门外语…”的科学神话。
图书馆学者相信网络神话大有人在，甚至相信图书馆馆长将来由Ceo代替。随便什么文章都要提及“网络”，与“网络”联系起来，实有“拉大旗做虎皮”之嫌。何阳的点子公司被图书馆人欣赏〔19〕，不幸的是何阳却因诈骗入狱。这就是我们对信息科学没有个正确认识的结果。
“一个数字图书馆，半壁江山”〔20〕，就是图书馆人对无条件研究数字图书馆，而轻易上马者的无情讽刺。
图书馆单向度发展的趋势十分明显〔21〕。图书馆学界有人把读者想象成全是知识精英，认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的对象都是科学人，认为图书馆人应该是专家身份，不自觉地将自己打扮成专业人员或某个学术专业的从业人员。还有人用“科学”或“技术”来为图书馆人编制许多美丽的梦幻。图书馆学界依然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图书馆学除了弘扬科学精神外，还应以关注生命尊严，关注生命的真美为自己的本命。我们看看我们的期刊吧，疯狂地宣泄人们的技术激情，反倒是研究读书文化的文章很少见诸于版面。
3 正确认识图书馆学中的科学主义思潮
科学主义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质疑，也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危机。在反对科学主义的讨论中，许多图书馆学研究者认为它的危机是由于人文学者的质疑造成的。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根本原因。
图书馆学中科学主义思想的危机的根源主要是其自身。由于图书馆学缺乏独自的研究对象、独立的概念体系、独特的研究方法，所以，科学主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为信息，也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图书馆学隐含地定位成自然科学，才是它危机的根源。将图书馆学向精密科学的努力心愿是好的，但却是不可能的。现代图书馆学是一个学科群，图书馆学既有科学的研究，又有人文的研究。有人戏称“图书馆学是上帝之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科学主义是只见信息不见人，“人”不过是标有刻度的“木偶”。这些科学主义沉迷于结构优美的逻辑演绎中，无情地抛弃了人们的非理性世界，从而成为“黑板图书馆学”。这些科学主义理论由于没有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所以，他们一方面拒斥形而上学，一方面自己仍然逃脱不了成为形而上学的厄运。这才是其致命的弱点。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5
关键词：生态文明；科学技术；生态学
马克思主义对于所有的民族而言，自然的法则是一样的，地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当生态危机在全球范围内频频爆发时，被分成许多国家的世界，也必须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变成一个，生态文明也因此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目标。生态文明的建设涉及许多问题，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80年代是西方生态运动蓬勃发展的年代，围绕着如何看待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出现了生态中心主义与技术中心主义之争。生态中心主义批判一切科学技术，认为当前的生态问题是由科学技术带来的，他们主张“生态原教主义”，认为只有回归原始社会才能实现生态文明。与之相反，技术中心主义则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由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生态危机因此也可以凭借科学技术的创新和进步而得到解决。由于这些争论的存在，创建生态文明的途径也存在许多分歧。在这些分歧中，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所持的观点对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具有启示意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流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生态中心主义和技术中心主义都抽象地看待了技术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忽视了技术运用带来的社会效应与社会政治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在探讨科学技术对于创建生态文明的重要性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另一方面又紧密联系社会政治结构，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科技运用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了异化的状况，而且也从社会制度方面探讨了突破科技异化的途径。
一、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形态
要合理地阐述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首先要对生态文明的含义有确切的了解。虽然关于生态文明的含义目前早已众所周知，但正如黑格尔所说，“一般说来，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从词义上看，“生态”与“文明”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这一复合概念。“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是指生物体之间以及生物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文明”与“野蛮”一词相对立，是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表现出来的状态，它涵盖了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由此看来生态文明包含了自然与人这两个要素。要明确这一词的含义，必须理解自然与人的关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是在理解领会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础上进行阐述的。首先，自然本身就包含了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论述到：“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据此，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佩珀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人类为了生存而进行的针对自然界的活动都是自然演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次，现实的自然界是在社会中产生的，自然是一个社会概念。所以马克思强调，“被抽象地孤立地理解的、被固定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由此表明，真正的自然界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脱离人类社会的自然界是无意义的。
自然只有通过人的开掘和发现，才能获得现实性，只有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具有了人化的社会性。最后，人与自然界通过实践相互影响。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不仅可以通过生产来调节，而且可以通过更加直接的生产工具来调节——这使得人类可以通过各种生产方式改造自然。”显然马克思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坚持的是一种整体主义观点，整体主义的自然观说明要创建生态文明必须要在尊重外在自然的基础上，合理地发展主体的能动性，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基于马克思关于人自然关系的观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文明形态，创建这种文明不能脱离人类、实践和自然。这种文明形态并非要求人类把自然界理解为“荒野”，把人类文明与生态保护对立起来，当然也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看待自然，处理人类和自然界的相互关系，使自然臣服于人。这种文明是让人们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的运用科学技术，在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和谐发展。
二、发展生态文明依赖于科学技术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种社会文明形态都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都要有相应的物质文明做基础。科学技术是生态文明的物质支撑，因此人类永远都无法将科技排除在人与自然关系之外，面对当前生态危机给人类生存带来的威胁，解决好生态问题已成为人类生存的必需。在探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积极思索解决生态危机和实现生态文明的途径。其中，法兰克福学派是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他们把根植于技术理性基础上的科学技术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生态问题的直接原因，认为科学技术使人和自然发生了双重异化，这种人与自然异化的关系上表现为，为了追求利润，资本家凭借科学技术向自然界疯狂的掠夺资源，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正如马尔库塞在《反革命与造反》一书中就谈到，“资产阶级利用技术理性使大自然屈从于商业组织，迫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了的自然界，破坏了生态平衡，直接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但是法兰克福学派在生态问题上把科学技术看作最终的超时间、超历史的根源，把批判矛头指向科学技术，忽视了科学技术背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
对于法兰克福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继承又批判。他们一方面肯定了科学技术增强了对人与自然的控制，另一方面又反对法兰克福学院离开社会政治结构仅仅把科学技术视为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观点，而是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资本主义制度。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是一种伟大的革命力量，它不但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也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建设生态文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主张科学技术能为生态文明服务的观点主要来自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认识。恩格斯曾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对于协调人类与大自然关系的重要作用，他指出：“人类通过学习自然界的法则并正确运用他们可以避免大自然的报复，特别是，本世纪的自然科学有了强有力的进步，我们比以往能够更好地认识这些法则，从而更好地控制至少我们的日常生产活动会带来的更加长远的自然后果。”受这些观点的启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识到科学技术将有助于我们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对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本•阿格尔强调：“‘分散化’和‘非官僚化’是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所谓的“分散化”就是在工业生产中运用小规模技术，这种小规模的技术就是：“舒马赫所主张的不但能够适应自然规律，而且又能尊重人性的技术，这与资本家为了谋取利益而采用大规模的技术是完全相反的。”而“非官僚化”就是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集权的官僚管理体制，代之以工人民主管理的体制。由此，在阿格尔看来，生产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利用——小规模技术对于生态文明的创建是有利的。
此外，佩珀也主张科学技术能为生态文明服务。他认为科技在人类劳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人类正是通过生产劳动才与自然发生交换关系。他在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包含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者思想的基础上，主张“在劳动者和生产工具中起着关键作用的分别是劳动技能和生产技术，科学技术的进步则是促进这两者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劳动技能和生产技能提高后，人类可以更加合理地处理废弃物来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可以把人类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提高自身的智力和环保意识，从而更加合理地协调好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实现生态文明。在肯定科技发展对于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指出，科学技术的不合理运用最终会沦为控制自然与人的工具，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但与生态中心主义者否定一切科学技术，主张“生态原教旨主义”观点不同的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一方面要认同科学技术对于创建生态文明的作用，另一方面要避免用操作主义和工具主义来看待自然，减少科学技术的不恰当使用，用非异化的技术解决人与自然的失衡，实现生态文明。
三、推进有利于生态文明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要发展出推动生态文明创建的科学技术，必须首先弄清生态危机的根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展现虽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但是本质上反映的是人与人在生态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和危机，因此不能脱离调整人和人的关系来抽象地谈论人和自然的关系。”他们认为，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因此资本控制下的科学技术的运用必然和生态系统的有限性之间发生矛盾冲突，造成人与自然的异化。针对技术中心主义者认为发展科学技术最终可以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的观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认为：“这种观点没有把技术看成是特定社会关系的体现，不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性质和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具有不可逆行的特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单靠科学技术层面的发展创新是不彻底的，必须要“从社会制度方面予以有效的干预和控制，使科学技术摆脱资本的控制才能真正实现生态文明”。
为了说明科技与资本主义存在矛盾的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从揭示资本主义制度、生产方式同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出发进行了分析。如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不仅存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资本主义生产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他认为，生产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导致生态危机。因为，获取源源不断的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标，为了实现其目标，资本总会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和进行技术创新。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虽然会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但是技术是为资本增值服务的，科学技术只是充当资本向自然索取资源的手段，结果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断异化。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追求利润扩张的逻辑决定了科学技术不可能为生态文明服务，科学技术只是资本增值的工具，因此要克服技术的异化，让科技服务于生态文明的前提必须是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对于大多数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一个符合人性的，可持续的制度应是社会主义的。”这是因为：生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人的真实需求为目的，其生产方式是根据自然的界限来不断调节的，其目标主要是为了解决生态危机，实现生态文明。因此在生态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科学技术是倾向于清洁，低污染型的，技术不再是人类控制自然的手段，不再受资本的统治，这种技术将是自由的，有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生态文明。
四、结语
综上可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探讨生态文明与科学技术的关系时，始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们批驳了“生态中心论”科技否定观，也否定了“技术中心主义论”的科技拯救论。在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中起何种作用关键取决于社会政治结构。他们把科学技术的运用同社会制度联系起来，提出只有技术的合理性使用才能最终解决人和自然的异化问题，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当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也存在一些局限性。他们强调生态社会主义下的科学技术能够实现生态文明，但是他们并没有揭示出迈向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途径，以及未来生态社会主义的具体运行机制，同时对科学技术社会效应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变革科学技术的制度环境和生产方式的一般论述上。特别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解决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案理想主义色彩较为浓厚，正像有学者所指出的：“这些见解和方案实际上更多地诉诸于观念，诉诸于缺乏现实基础的伦理道德革命。”从而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由于找不到切实可行的解决生态问题的途径而陷入了悲观论的泥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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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科学的定义篇6
学者们对形式主义的定义并不满意。对“文学即新颖化”的观念持保留态度。因为许多高雅的文学语言和文学形象来自传统。每种语言都有一些既古老而又高雅的词汇和结构，属于文学语言。另外，把文学性局限在语言手段的表现范畴之内，也会碰到许多障碍。因为所有这些语言的表现手段都可能出现在非文学文本之中。雅各布森本人也承认，“常用的口语也使用头韵和其它谐音手法。在有轨电车上，您可以听到许多玩笑话，它们与最微妙的抒情诗有着相同的形象结构；而闲暇时神侃的结构规律竟然与短篇小说的规律相同”(雅各布森：《诗学问题》)。广告语言、文字游戏以及表达错误，也可能造成强烈的感知效果。但是，我们不能说广告语言、文字游戏以及表达错误也体现了文学性。笔者以为，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试图并捕捉到了文学性的若干特点。但是，以点代面以及绝对化的思路，使他们无法找到关于文学性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定义。
第二种定义可以叫作功用主义的定义，即文学文本，通过语言的突现方式，把自己从陈述文生产的时间及现实环境中分离出来，把文本语言试图完成的实际行为变成一种文学手法，并把它置于一系列文本与文学手法的背景之中。这就是说，文学手法并不是表达信息的手段，而是文学言语的主人公和主题。文学文本中的遣词造句和谋篇，可算是为文学而语言，为语言而语言。
这种定义也不严谨，因为文学文本也具有某种传递信息的功能，只不过由实时实地针对具体对象的传递形式变成了异地超验的抽象形式，由传递具体信息到传递作者的意愿。《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红楼梦》、《青春之歌》等，莫不传递着复杂而又深刻的信息。即使是唯美主义作家，如王尔德、戈蒂耶的作品，也传递着种种信息。相反，单纯的文学游戏则可能失去了文学性。另外，功能变化的两个方面也发生在人文社会科学其它学科的文本之中，如哲学文本、史学文本、社会学文本、心理学文本等。
我把第三种定义叫作结构主义的定义。这就是说，语言的突现不能成为文学性的足够标准：语言结构与修辞结构的融合，即按传统和文学背景的规范，建立起统一的、功能性的相互依存关系，似乎更应该成为文学特征的标志。这里包括三个层次或三个类型的融合。第一层次是把其它言语中没有功能作用的结构或关系融合在一起，调动语言产生思想的功能，通过形式结构，产生语义和题材方面的效果。第二层次的融合是指整部艺术作品的融合，统一性是文学性的基本概念之一。俄罗斯形式主义者谈论以一种成份、一种结构形式或一种修辞形式来统一整个文本。这一定义过于理想化，首先很难找到以上述方式统一作品的单一材料；另外，统一性的假设常常显示出不同成份、不同层次、不同结构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实际上，任何试图把文学作品限制为某种单一品位或单一视野的做法，都建立在一再简化文本的基础上。同样，人文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也都把结构统一作为追求的目标。在第三层次的融合上，作品针对文学背景、它与文学手法、习惯、体裁、与读者通过文学赖以阐释世界的规则和范式的关系等，强烈地表现出自己的意义。换言之，文学是对文学本身的批评，是对它所继承的文学概念的批评，文学性是一种自反性。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总有一些文本运作方面的现象，躲过了元语言的思考或定义。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学的不可知性是文学深层的永恒主题；对于绝对的文学追求而言，作品标志着某种程度的失败(布郎绍：《文学空间》，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1955年)。
“文学性”的第四种定义，是关于文学本体论的定义，认为文学语言的参照物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幻想中的人和事。这种定义也是很不严谨的。日常言语、语言学和哲学文本、说教性寓言和戏剧里也有虚构成份；而文学作品确实经常把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推上舞台。从古到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于是某些西方理论家断言，参照行为本身是虚构的，文学的摹仿并非人物和事件的摹仿，而是对“自然”言语或“严肃”的语言行为的摹仿。西班牙理论家马丁内斯-博纳梯更是断言，文学作品的语言符号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符号，而是对真正的语言符号的摹仿(马丁内斯-博纳梯，FictiveDiscourseandtheStructuresofLiterature；aphenomenologicalapproach，伊萨卡科内尔大学出版社1981年；见《文学理论》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马丁内斯-博纳梯的定义离奇而又荒诞。应该说，文学不是对非虚构性“严肃”语言行为的虚构性摹仿，而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行为，例如叙事性的语言行为、描述性的语言行为或抒情式的语言行为等。
“文学性”的第五种定义，涉及文学叙述的文化环境，即文学语言的陈述条件与某些特殊的条件相关。文学故事的“可叙述性”取代了信息的地位。文学文本受到以出版、文学批评和教育为代表的选择机制的“超级保护”，确认文学作品的合作意图，即预先肯定艰涩段落、谬误之处和离题章节的中肯性和价值，并极力培育读者的合作态度。然而这种中肯性和合作原则也存在于大部分日常的交际行为和交际言语之中。
为了打破关于“文学性”的循环性思维僵局，西方学者们后来似乎倾向于接受保尔•里科尔的“文本定义”，即“把文字固定下来的任何言语形式都叫做文本”的定义。这种态度等于退而求其次，放弃了对文学性的定义的追求，接受了最简单的、相对稳定的文字形式。
笔者以为，关于“文学性”的定义的长期的苦苦求索，反映了西方学者们追求科学准则的良好愿望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这是西方自工业革命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优良传统。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问题，上述追求中包含着明显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的成份。笔者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既然西方学者承认语言与话语的联系，为什么还要把两者对立起来，把文学语言孤立起来，把文学语言与人文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语言彻底对立起来呢?为什么要挖空心思地搜索关于“文学性”的绝对意义、区分文学语言与话语以及其它人文社会学科语言的绝对标准呢?须知，这种绝对定义和绝对标准是不存在的。反之，用“文本”定义代替“文学性”的定义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这等于从根本上回避了“文学性”这一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文学性”是人类在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广泛、似可体会而又难以言传的概念。既然这一概念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那么还是应该尽可能地予以界定。只不过这种定义应该是宏观的、开放性的定义，而非微观意义上的死标准。
笔者以为，文学性存在于话语从表达、叙述、描写、意象、象征、结构、功能以及审美处理等方面的普遍升华之中，存在于形象思维之中。形象思维和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是文学性最基本的特征。文学性的定义与语言环境以及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学性”的定义中，接受者的角色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在这个宏观的、开放性的、活的定义中，“普遍升华”相对于一般话语而言；“形象思维”、“文学幻想”、“多义性和暧昧性”则相对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而言，与哲理性的“逻辑思维和推论严谨”、史学性的“真实性”等特征相对立。从话语到体现“文学性”的普遍升华，为艺术家们的形象思维和创作，开辟了无限广阔的空间，也充分考虑到各种读者或接受者色彩斑斓、千差万别的审美情趣。升华程度的强弱则分别体现为高雅文学、一般文学、大众文学和俗文学等不同的文学层次。而“文学性”与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的联系，可以反映“文学性”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反映“文学性”在共时和历时两个方向的形态及发展情况。关于接受者作用的说明，吸取了巴赫金的对话原则以及理论界对该原则的众多呼应和发展。接受或阅读行为是文学性得以实现的必要步骤。至于微观方面的具体界定，笔者以为是不必要的，也是难以做到的：面对接受者无限广袤的审美世界，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任何僵化的标准，都将使我们重蹈雅各布森的覆辙而陷入僵局。
“普遍升华说”承认文学语言与话语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承认话语是文学语言的源泉。尤•洛特曼就曾说过，自然语言是文学作品的意义支柱和交际支柱；它们以符号的形式构成“第一塑造系统”；文学文本构成“第二塑造系统”(尤•洛特曼：《艺术文本的结构》，巴黎伽利玛尔出版社1973年)。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问题，文学首先是一种口头艺术。即使文字发明和真正的书面文学出现以后，口语性依然继续产生影响，并且依然是民间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书面文学的源头是民间的口头文学。“普遍升华说”承认文学性也存在于话语之中，并进而承认文学文本与生活的深厚渊源。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7
(一)科学与人文之争———两种文化的较量
英国学者查尔斯•斯诺(C．p．Snow)在《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认为:“在当代，西方的学术与知识已日益分裂为两种截然对立的群体，这两个群体间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式和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两个群体在某些基本的观念、理念及信念上也常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甚至是心存敌意或反感，两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无法理解的鸿沟。”［9］而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分裂与对立的现象常被称为“斯诺命题”。“斯诺命题”不仅表现在其他学科中，在心理学中也普遍存在，有学者就认为，心理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学科，科克(1985)就认为:“心理学自一百多年前脱离哲学以来，一直想成为严格意义的科学，但因受到其本身条件限制，终究也未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10］美国心理学家斯宾塞(1987)也担忧地认为:“在我一个最可怕的恶梦中，我预见到心理学组织机构的解体，实验心理学家被发配到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学科中，生理心理学家愉快地到生物和神经科学系报到，工业和组织心理学家被商学院抢走，心理病理学家在医学院中找到了他们的位置。”［11］这种不统一或者分裂的根源其实就是科学心理学中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对立，这一心理学中的“斯诺命题”蕴含着心理学不同的立场、主张和取向，尤其表现在科学观、价值观及方法论上。就科学观而言，科学主义取向与人文主义取向是相对立的，这种对立表现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哲学假设上。心理学的历史已表明，心理学之所以能被给予较高的科学地位，能在科学的殿堂谋取一席之地，是因为它所持有的立场是自然科学取向的，科学主义心理学正是冯特创建心理学早期以及冯特之后所致力发展和建构的心理学［12］。这种心理学采用了自然科学的物理主义世界观和实证主义方法论，即认为心理世界与物理世界同样是一种实在，它“就在那儿”等着人去发现，这种物理主义倾向持有一种对心理现象的物理主义图景的理解，遵循主客分离、还原主义、机械决定论、价值中立等原则和立场。物理现象可以按照进化的阶梯排列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生理学、心理学等，排在上端的科学解释可以向下端的科学解释还原。那么，遵照物理主义的世界观，心理现象也可以还原为最基本的元素，早期的冯特和铁钦纳就将意识还原为心理元素，试图寻找由心理元素构成的心理规律，行为主义者则将行为还原为一种物理和化学刺激引起的另一种物理的和化学的反应。由于科学主义心理学秉承自然科学的衣钵而将人性“物化”，忽视人性的主观自觉性，没能全面地揭示人的心灵，因而，不是一个全面的研究范式。人文主义取向的心理学与科学主义取向的心理学相对立，正如车文博(2003)先生所讲:“目前心理学的研究发展已经超越了以往狭隘的定义，已经从关注实验室中的人，转化到了研究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和理论问题。”［13］建立在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基础之上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就是这样一种心理学体系，它反对对完整的人进行抽象的分割和歪曲以及以坚持客观性为名否弃人的主观性的地位，主张应肯定人是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存在，回到经验主体本身，确立人的主观经验的真实性，研究人的价值、尊严、自由、责任、选择、人的意义等与人的现实存在有关的问题。人本主义心理学将人本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中心论的科学本质观、人文科学的研究取向、直觉主义的人本学、整体主义的研究路线和非决定论的心理学解释框架等看作是其基本特征。尽管科学主义文化与人文主义文化都对心理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学科发展提供了“硬研究纲领”。然而，对实证研究的极度迷恋，致使心理学陷入了方法先于问题的怪圈、科学观与方法论的对立以及学术研究者与实践应用者相割裂的尴尬局面。对人文研究的过度依赖，又使心理学陷入内省的主观心理主义，对自我实现的类似本能的追求极易使心理学陷入本能还原论［14］。因此，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采取的客观研究范式和主观研究范式，始终未能真正完全地跳出二元思维的桎梏:客观研究范式以实证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物化，走向了客观主义;主观研究范式以人文主义为论调，将心理学研究对象非理性化，走向了主观主义。心理学的两种文化都不能从根本上承担起对心理学的完全理解，他们只是揭示了人类心灵的一部分内容而不是全部。此时，西方心理学者已经认识到这种局限，受世界多元文化论的启发，有学者预示着第三种文化在心理学的崛起。
(二)第三种文化的崛起———新的视域融合
受制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心理学和受制于人文主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在两种文化的狭窄视域中努力寻求整合一门科学心理学的方法，但始终未能跳出二元论的束缚，在这种困境的焦灼中，心理学受到多元文化论这一暗流的影响。1964年斯诺曾坚定地认为，“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终将融合为一种文化，在两种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也在悄然酝酿着第三种文化(thethirdCulture)。30年后，美国学者布罗克曼就出版了题为《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的著作［15］，当代著名美国心理学家杰罗姆凯根于2009年也出版了《三种文化》，针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二分法的缺陷，指出致力于消解“斯诺命题”的“第三种文化”已经产生［16］。而他们所谓的“第三种文化”，其实并不是一种具体文化，而是一种融合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语境。这种文化语境注重科学心理学与人文心理学的融合，使心理学真正从“独白”走向“对话”、从“分离”走向“融合”。按照库恩的范式论主张，“第三种文化”也是一种科学家和思想家在认识和理解世界中所共享的知识信念和表述规范，是科学家所持有的共同信念、理论、方法、背景等的综合。“第三种文化”在理念上倡导对话的精神，在实践中促进合作的行动，但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而是试图通过一种对话、融合、沟通，来超越两种文化的狭隘视域。在科学与人文各自为政的框架下，尽管它们从各自的视域对人类心理作了富有建设性的解释，但两种文化对同一现象的片面化表述，不但没有使心理学成为一门统一的科学，相反，却使心理学陷入了片面性、狭隘性和封闭性，与建立一门科学的统一心理学的目标背道而驰［17］。而“第三种文化”倡导并践行整体性、包容性、开放性，既注重科学的尺度也注重人文的尺度，既相互理解、尊重也保持必要张力，使心理学能够在两种文化中寻求契合，这种寻求对两种文化的包容的精神就是“第三种文化”试图诠释的全部内涵。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8
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一定的发展观受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说明和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搞清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发展理念、发展动力、发展主体、发展战略、发展思路、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发展规划、发展措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科学发展观首先是辩证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基础上的。发展就是事物辩证运动的过程。在原有基础上的重复，甚至倒退的运动都不是发展。当然，发展作为事物运动的状态，有慢、有快；有单一、有全面；有不均衡、有均衡；有不协调、有协调；有一时、有持续。科学发展观追求的是正常的、健康的、协调的、全面的、合理的发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来看，发展应该是辩证的发展，辩证的发展是不断解决矛盾的发展，是各个要素、各个方面系统全面推进的发展，是兼顾各方的整合协调的发展，是有后劲的可持续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对立统一的发展观，是全面的发展观，是协调的发展观，是可持续的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又是唯物史观的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一个方面，是强调历史决定论，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历史发展，归根结底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社会发展首先要解决好生产力的发展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另一个方面，是强调历史辩证法。首先，强调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能仅仅把经济、生产力归结为发展的唯一因素，还要看到政治、文化、思想各方面因素在整体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次，既重视人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又重视自然因素对社会与人发展的制约性。人是社会发展的积极的能动的主体，而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又依赖于自然的发展，自然的发展制约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一定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最后，强调人是发展的目的、发展的主体，而不仅仅是发展的手段。必须以人为本，把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高度认识发展问题，一是要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有重点的发展观。重点就是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决定性的东西，就是生产力、经济、物质的东西。二是要认识到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社会辩证法的发展观。就是讲发展重点的时候，还要讲其他因素的作用，讲人的作用和满足人的需要的目的。社会发展不等于单纯的经济增长，它内在地包括稳定、和谐、公正、公平、民主、价值等社会和人全面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部分缺一不可，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缺一不可，社会发展是一个全面系统协调可持续的过程。
科学发展观还是尊重客观规律的发展观。正确处理好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随着向工业文明的迈进，人口、环境、资源等矛盾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一定要把控制人口、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资源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积极倡导和推行循环经济，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与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推进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科学文明发展之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成果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同构成了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依次回答了三大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篇。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怎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新成就。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继续深入回答前两个问题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核心问题是回答发展问题。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的新理念。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创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同我党几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思想既一脉相承，又有新的创造，赋予了我们党关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和重要指导方针
科学发展观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正确的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总结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世纪新阶段的发展要求，全面分析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的关键阶段的阶段性特征而提出来的。
我国建国58年了，可以分为两个29年。第一个29年是在同志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阶段，一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另一方面走了曲折道路，有成功经验也有沉痛教训。同志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前提。第二个29年就是改革开放的29年，即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创的，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推向21世纪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继续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阶段。正如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说，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与时俱进。从成就来说，经过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生产力发展了，国力增强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一方面，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了强大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财力支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又遇到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党面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迫切需要科学地分析所面临的世情、国情、党情、民情，提出前瞻性的发展思路，破解进一步发展的难题。科学发展观正是适应这样的阶段性特征和基于这样的现实国情而提出来的，有相当强的政治性、前瞻性、战略性、现实性和针对性。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只有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我们的工作才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排除险难，不断走向新的胜利。必须把科学发展观作为解决当前诸多矛盾和问题、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
党的十七大报告号召全党同志增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着力解决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消除对科学发展观的片面理解，全面理解和深刻把握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把科学发展观落实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方面。
一定要从政治高度认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实际上要解决四个可持续发展问题：一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通过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低成本、低代价的经济发展道路；二是实现政治发展的可持续，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三是实现人文社会发展的可持续，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繁荣道路；四是实现生态环境、人口、资源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生态文明建设，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建设道路。要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的全面发展和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定要从全局高度认识科学发展观。有一种观点认为，科学发展观好是好，但“在我这个地方不适合”，甚至在个别领导干部看来，与其加大财政投入搞环保，搞公共设施和文化设施建设，不如集中财力搞见效快的经济项目，这才算有政绩。在这种误导下，一些地方仍然违规上高污染、高耗能项目，违规使用土地，对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重视不够。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注意治理局部发展带来的诸多矛盾和问题，势必影响全局发展，有害于全局。一定要克服片面性，以大局为重，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一定要从意识形态高度认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不仅解决的是硬的、物质的、经济的发展，而且还要全面解决软的、精神的、政治的、人文的发展。一定要在意识形态的建设和领导方面，全面体现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因此，要全面理解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展观统领软实力、文化力、精神力、道德力、政治力的建设，强化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和控制能力。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9
在60和70年代，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经历了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到本世纪末，又面临着第二次重大转变，即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表明，不但科学主义已经趋于衰落，而且正在走向它的反面——非科学主义或反科学主义。于是，人们自然要问：难道这就是科学哲学的命运？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是当今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吗？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转变的实质是什么？本文试图循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展演变的思想脉络，在评析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来回答上述问题。
1 逻辑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兴起
在20年代后期，维也纳学派发表《科学的世界观：维也纳学派》这一宣言书，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科学的哲学”运动。这场哲学运动有一个科学主义的强纲领，那就是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有两个基本点：
（1）强调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那就是自然科学，除此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种类的科学。关于这一点，洪谦先生在《维也纳学派哲学》一书中说得很明白：“科学之为自然理论的体系，之为实际真理的系统，在原则上仅有一种，就是自然科学。”[1]所谓精神科学根本不成其为基本科学，它只是“文化生活的体验方法”[2]。可见，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或者说精神科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倘若确有精神科学存在的话，那么，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方法上而言，还是属于自然科学范围内的。维也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卡尔纳普主张一种物理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物理学语言是科学的普遍语言，这就是说：科学的任何领域内的语言可以保存原来的内容翻译成为物理学语言。因此可以作出这样的结论：科学是一个统一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并无在原则上不同的对象领域，因此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并不是分裂的。这就是统一科学的论点。”[3]
（2）强调科学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截然分明的界线，可将经验证实原则作为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的视野里，科学与非科学文化分别对应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叫做认识世界，另一个叫做体验世界。科学以认识世界为对象，试图通过数学计算和经验证实的方法，建立起各种世界秩序的体系；而一切诗歌、艺术等非科学文化则以体验世界为目的，采用的则是丰富的想象与兴奋的情绪，追求一种身临其境、天人合一的境界。因此，他们认为，在科学与非科学文化之间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根本区别：①从性质上看，存在着知识与体验的区别。“知识是事实的证实的认识，体验是感觉的所与性的了解；知识是以形式构造为对象，体验则以主客观世界的一致为对象；知识是科学的基础，体验则是生活的方法。”[4]②从依据上看，存在着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科学的依据是事实（或观察陈述），理论必须由事实来判决，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完全一致，那么它将得到证实（或确认），如果理论与已知的事实相违背，那么就会遭到拒绝。因此，科学是客观的，与价值保持中立。相反，象伦理学、美学等非科学文化依据的则是价值陈述或价值判断。③从语言上看，存在着表述与表达的区别。科学的语言具有表述作用，它们表述的是经验事实，可以得到经验的证实或证伪，因而在认识上是有意义的。相反，各种非科学文化往往采用的是表达性语言，这种语言虽有表达个人感情和理想的作用，并能以此感染别人，但是并没有表述任何经验事实，因而在认识上是无意义的。
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观是建立在上述科学观基础之上的。概括地讲，它们有三个要点：
（1）强调哲学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确定了哲学的性质，而且也规定了其活动范围。在他们看来，哲学不是一种学问，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就其本质而言，不能与科学并列或超越科学，而是属于科学范围内的活动。一个哲学家若要建立他的“世界观”，则必须以科学的“世界图景”为根据。哲学不能从任意思辨中构建它的“世界观”，它必须从经验科学中得来。
（2）强调哲学只不过是科学的逻辑。哲学的任务并不在于建立哲学命题，而是对科学作逻辑分析，使科学命题的意义精确化、明朗化。而自然科学（尤其是数学与物理学）所运用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就是哲学的方法，要求概念明确，分析严密，观察精细和证据确凿。
（3）拒斥形而上学。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形而上学不过是“概念的诗歌”，通过语言的逻辑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领域里的全部断言陈述全都是无意义的”[5]。所以，应当予以彻底清除。
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方面，在这样的科学观和哲学观驱动下，逻辑实证主义者不仅将科学主义的浪潮推到了历史的最高点，而且也将科学哲学带进了最繁荣辉煌的时期：类似于科学研究，科学哲学也成了一种智力追求，成为一门相当严密和精深的学科。在这个领域里，聚集着许多颇有才华的科学家和精通科学的哲学家，不少人毕生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原因很简单：因为科学不仅是文化的中心，而且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而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了说明科学，因此，科学哲学也成了唯一“有意义”的哲学。
但是，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也是科学哲学日后陷于困境的一个重要根源。这种科学观和哲学观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陷：①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②用非历史的观点看待科学与非科学的界线，把它看成是凝固的、一成不变的；③将哲学限定为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这种主张也经不起推敲。人们自然要问：为什么哲学不可以是道德范围内的活动，或艺术范围内的活动？④至于逻辑实证主义者所确定的哲学方法即逻辑分析的方法，对于科学哲学来说更是困难重重。事实上，人们最终发现光靠逻辑分析并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意义，更不能说明科学理论的历史发展。正是由于这些诸多的缺陷，逻辑实证主义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既遭到外部人文主义者的有力抨击，又受到内部“非正统的”科学哲学即历史主义的严重挑战。
2 历史主义：科学主义的衰落
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的转变，对科学主义来说，是一次重大打击。与逻辑实证主义相对立，历史主义的科学观的基本点是：
（1）不但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存在明确的界线，而且甚至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也不存在明确的界线。用劳丹的话来说，叫做“分界问题的消逝”。理由是“习惯上被视为科学活动和信念都具有明显的认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提醒我们注意，寻找分界标准的认识形式可能是无效的”。[6]因为人们无法找到某种“认识的不变量”可以当做划界标准，因此，分界问题是一个虚假的问题。
（2）科学并不是价值中立的。历史主义者十分注重对科学理论作整体的评价而不是单个理论的评价，他们把“范式”（库恩）、“研究纲领”（拉卡托斯）、“研究传统”（劳丹）或“背景理论”（费耶阿本德）这样的“大理论”当作分析科学的基本单元，强调“特定理论是更大的传统或‘大理论’的部分，而后者以往的成功或失败关系到特定理论在经验上能否妥善建立”。[7]因此，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科学的依据并不是（或不只是）经验事实，或者说除了经验事实以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处于某个“大理论”核心代表该“大理论”的根本的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劳丹甚至明确指出，科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事实、探求真理，“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活动”。[8]由此释可见，在关于科学的依据是事实还是价值的天平上，历史主义者似乎更倾向于价值而不是事实。
与上述科学观相适应，历史主义的哲学观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历史主义者的活动已经大大超越了逻辑实证主义者所规定的自然科学的范围，涉及到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有些哲学家又开始重视认识论和形而上学问题在理论评价中的作用。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逻辑实证主义者关心的是“科学的逻辑”，而历史主义者则关注的是科学的实际发展，试图建立历史的模型。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历史主义者主张一种与逻辑主义完全不同的历史方法论。他们认为，“理论如同人类社会和生物种群一样，是历史的实体。它们特殊的个体性（更不必说它们的理性评价）都要求一种深入的历史考察。这种考察的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它揭露了对理论进行的传统解释的缺陷”。[9]
显然，历史主义的科学观和哲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人类历史的活动，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联系，强调科学的时代性或历史性，强调科学活动中人们的价值取向及其作用，这些见解无疑是深刻的，是发人深思的。历史主义者所主张的历史方法论在本质上是辩证的，要比逻辑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科学的逻辑”宽阔得多。但是，历史主义者过分强调科学的价值性，甚至否定科学的真理性，也为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敞开了大门。费耶阿本德就是从这里“告别理性”，走向后现代主义的。当然，可以说绝大多数历史主义者还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中有许多人（象拉卡托斯、劳丹、夏皮尔等）毕生都在孜孜不倦地探寻科学进步和合理性的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转变到历史主义，不仅对科学主义是一种强有力的遏制，而且对科学哲学学科本身也构成巨大的威胁。原因有两个：第一，自然科学的地位已经明显下降，因此，科学哲学也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第二，历史主义者强调科学的历史和实践，甚至将理论的基本点移到了科学史、科学社会学或科学心理学那里，这样一来，似乎科学哲学失去了作为专门学科的资格。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尽管历史主义者竭力倡导历史方法论，但从整体上来说他们的哲学并没有完全摆脱分析哲学的基本框架，科学主义的色彩依然很浓。他们对科学哲学中的许多问题（包括典型的历史问题），所采用的方法并不是真正的历史的方法，而依然是抽象的逻辑分析的方法。例如，库恩对科学进步问题的阐述只是停留在对“范式”概念的抽象的分析上，并没有进一步深入探寻和考察“范式”背后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人类自身进步等诸多因素。而劳丹对真理问题的否定，所依据的只是对诸如“近似真理”、“指称”和“成功”这几个概念的逻辑分析，也并没有把真理问题真正看成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参见[10]，第五章）其实，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片面夸大科学中的价值因素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分析哲学与历史主义的冲突：分析哲学讲究的是数学式的严格的逻辑分析的方法，而历史主义的方法在本质上则是辩证的。
3 后现代主义：非科学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历史主义使科学主义从此走向衰落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则意味着科学主义将遭到毁灭。后现代主义者进一步发展了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蕴含的相对主义观点，提出了一种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他们强调：
（1）科学只是许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并不比其它信念体系更客观、更合理。费耶阿本德明确指出：科学“是人所发展的许多思想形式之一，而且未必是最好的”，[11]它与宗教、神话等等意识形态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神话的发明者开创了文化，而理性主义者和科学家只是改变了文化，而且并非总是改得更好。”[12]他认为，科学的优越性并不是研究和论证的结果，而是政治、制度甚至军事压力的结果。因此，“只要给非科学的意识形态、实践、理论和传统以公平的竞争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就可以揭露科学的重大缺点”。[13]罗蒂也持类似的观点。他反对将科学与“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的概念搅在一起；而把神学、历史学和文学等等看作是“主观的”、“相对的”或“纯粹的意见”。在他看来，科学中并不存在其他人应当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存在非科学文化所值得期望的“硬性”的东西。在“有教养”这个意义上，非科学也都是（或可以成为）“理性学科”。罗蒂倡导一种“后哲学文化”：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14]
（2）科学不应当享有特殊的文化和社会地位，反对科学沙文主义。罗蒂批判实证主义的文化，认为在其科学和“科学哲学”的观念中仍然保留了一个神。相反，“实用主义并不想把科学作为代替上帝的偶象。它认为科学只是一种文学，或者反过来说，认为文学艺术具有与科学研究同样的地位”。[15]费耶阿本德更加反对所谓的科学沙文主义，强调必须重新审查我们对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等的态度，因为科学的目的并不比那些指导宗教共同体的生活的目的更为重要；强调科学“应与国家分离，正如宗教已与国家分离一样”，[16]因为无论如何不需要用科学来限制一个自由社会成员的生活、思想和教育，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觉得最可接受的社会信念去生活。
与上述非科学主义的科学观相适应，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观也是非科学主义的，有以下几个特征：
（1）从哲学的性质来看，如果说逻辑实证主义者把哲学看作是科学范围内的活动，那么，后现代主义者则完全走到了其反面，即把哲学看成是“非科学”范围内的活动。因为后现代主义者在批判分析哲学运动，批判自柏拉图以来的哲学传统，批判以认识为中心的文化，反对将哲学科学化，反对将科学作为文化的基础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将哲学非科学化，将非科学作为文化基础的主张和要求。于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哲学只是“对我们人类迄今发明的各种谈话方式的利弊的比较研究”。[17]它很象“文化批评”这样的东西。“现代西方的‘文学批评家’感到可以自由自在地评论任何东西。他是一个后哲学文化的全能知识分子的雏形，是一个放弃了对（大写的）哲学的要求的哲学家。”[18]
（2）从哲学的任务来看，后现代主义者在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的背后，似乎试图揭示在科学、艺术和政治这类先前被认为是不同的领域之间的类似性，最终在“新实用主义”或“后哲学文化”等后现代主义的旗号下，将民主、文学、数学、物理、上帝和任何别的东西都统统关联并融合起来。当然，他们绝对反对用科学的观点去看待其它文化，而主张彻底抛弃认识论的框架，用艺术或政治的眼光来审视科学。于是，在他们那里，客观性和真理变成了纯粹的“主体间性”或“协同性”。
（3）从哲学的方法来看，提倡多元主义方法论。用罗蒂的话来说，在后哲学文化中，哲学家们“没有任何特别的‘问题’需要解决，没有任何特别的‘方法’可以运用，也没有任何特别的学科标准可以遵循，没有任何集体的自我形象可以作为‘专业’”。[19]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叫做“怎么都行”。他特别强调在科学中应当保留“艺术创造的自由”，要利用一切思想和一切方法，包括理性主义者最瞧不起的思想和方法。甚至可以利用宗教、神话、外行人的观念或狂人呓语，去揭露科学中所预设的宇宙观和意识形态成分。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强调科学与其它文化的关联，反对纯粹用自然科学或认识论的观点来审视和评判别的文化，这些见解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用“主体间性”或“协同性”来代替客观性和真理性，断然否认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将科学仅仅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主张科学应当与宗教、神话、巫术等等非科学意识形态“公平竞争”，这显然已经走到了非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另一个极端。
后现代主义者在颠覆科学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在颠覆整个科学哲学。如果说，从逻辑主义向历史主义转变，科学哲学已呈现衰落趋势的话，那么，从历史主义向后现代主义转变，则意味着科学哲学将要走向终结。原因很简单：第一，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里，科学已经变得没有什么地位；第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科学哲学乃至从柏拉图以来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及其探讨的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第三，即使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的话，那也只是“文学批评家”们所干的事情。难怪费耶阿本德早就宣告：科学哲学是一门有伟大过去的学科。其实，这段话的真实含义是：科学哲学是一门没有未来的学科。[20]
4 结
论
通过上述对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及其演变的历史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1）科学主义的兴衰与科学哲学的兴衰有着密切关系。如果说是科学主义的浪潮促使科学哲学走向兴盛的话，那么，也正是科学主义最终导致科学哲学陷于困境，逐步趋于衰落。正如以上所分析的，甚至历史主义的科学哲学所面临的重大困难和问题，并不是来自历史主义本身，而是来自科学主义，即不恰当地使用逻辑分析的方法去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事实上，仅仅用“科学的逻辑”并不能解决历史性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科学与其它文化之间的关系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历史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批判科学主义是有道理的。科学主义的确具有很强的狭隘性：他们只承认自然科学才是真正的科学，是唯一“有意义”的文化，排斥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强调用自然科学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和衡量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其它一切文化，于是，在自然科学与逻辑的解剖刀下面，一切非自然科学的文化将变得毫无意义。
（2）后现代主义并不是科学哲学的真正出路。其实，后现代主义者也并没有真正想要为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寻找一条出路。他们的哲学意图与其说是重建，倒不如说是解构。他们希望解构包括科学哲学在内的以认识论为中心的整个哲学传统，宣告“大写的哲学”的终结。但是，他们也犯了与科学主义者同样性质的错误：即完全站在科学之外，用非科学、非理性和非认识的观点去审视和批判科学。如果说科学主义者用科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艺术、政治和其它一切文化不合情理的话，那么，反过来，非科学主义者用艺术家、政治家或神学家的观点、方法和标准去审视科学也不符合情理。因为无论如何，对于科学来说，科学家自己要比非科学家更有发言权，正象对于艺术来说，艺术家自己要比科学家更有发言权一样。因此，在这种意义上说，科学主义的科学哲学要比后现代主义高明得多。因为在逻辑实证主义那里，毕竟强调的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理解和研究科学哲学，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科学哲学竟变成了局外人所作的“文学批评”。
（3）当代西方科学哲学发生的这两次重大转变，实质上只是科学哲学的重大主题的转换。如果抛开各种观点的偏狭性，我们不难发现，逻辑实证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所揭示的科学哲学的主题是各不相同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所揭示的主题是如何理解当今时代的科学，历史主义者所关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的历史发展，而后现代主义者所强调的主题是如何理解科学与其它文化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题虽然相互联系，但并不能相互替代。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意义在于突出强调了第三个主题的重要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转移到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应当注意，研究第二个主题和第三个主题的目的，正是为了更好地研究第一个主题，即更好地理解和研究当今时代的科学，从而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是绕过或“解构”这个主题，否则，科学哲学将失去其最根本的意义。
参考文献
[1][2][4]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第131、132、27页。
[3] 洪谦主编：《现代西方哲学论著选辑》，商务印书馆，1993，第490页。
[5] 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第13页。
[6] l.劳丹：《分界问题的消逝》，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8.3，第20页。
[7][9] l.劳丹：《历史方法论：一种立场和宣言》，载《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6.4，第29、29～30页。
[8] l.laudan,progressanditsproblems,university ofcaliforniapress,1977,p.11.
[10] l.laudan,scienceandvalu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11] p.feyerabend,againstmethod,london,1975,p.295.
[12][13][16] 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第112、110、114页。
人文科学的定义篇10
(1)启蒙运动文艺复兴运动的继续推进“并不是理性的高扬和科学的兴盛，而是感性和想象力的放纵，以及道德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彻底崩溃”。尤其是当工业文明的浪潮全面冲击社会文化之际，人文主义文化却丧失了原有的立场和精神，拘泥于昔日的“古风和雅韵”，沉浸在当年的“兴旺与辉煌”，致使文化走向世俗化。人越来越追求高效的现实生活，也越来越重视自身的价值，重视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关系，人类历经了数千年的文化沉积，越来越激发出人对自然与社会认知的激情与兴趣。人类在科学与理性的旗帜指引下，一代解放主义思想家开始了一场思想的变革———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与自己不成熟的状态。……Sepere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怀疑即有观念与前提，对事务进行批判的重新建构，成为启蒙运动的基本原则。启蒙运动的领袖之一狄德罗(DenisDideror)曾说过:“一切事务都需要检验，一切都需要过滤筛选，没有任何例外。”启蒙运动的实质在于科学理性文化的形成与扩展。18世纪后，随着牛顿思想的广泛传播，启蒙运动也开始向纵深发展。科学理性文化已成为一种无法阻挡的力量。
(2)14世纪以来课程的发展随着启蒙运动的深化，近代教育从17—19世纪经历了两个阶段的跳跃式发展。第一阶段，17—18世纪资本主义教育形成，同时自然科学也有较大发展，但这一发展并非得益于科学教育，相反这个时期的科学在教育中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自然科学在17世纪中叶才获得独立学科的地位，但还未能发展到开展专门的学校教育，到18世纪，在大学里的医学院首先出现有关自然科学知识的讲座，但内容多与医学、解剖学和动物学有关，其工具主义品性依然凸显。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出版了不少自然科学著作，其中还包括自然科学教科书。第二阶段，19世纪以后科学迅速发展，在启蒙运动的催化下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成为并列的文化体系。自然科学的学科体系也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到来，对自然科学人才的需要越来越多，教育及课程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大力发展了教育体系，加强了科学知识在课程结构中的比例，到了20世纪中等学校才逐渐有了系统的课程教育。
2文化进化的历史批判的课程分析研究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复兴，启蒙运动的理性科学复兴，带动人类文化的极大丰富，最终文化内核分化为人文与自然两个基本领域。启蒙运动对于自然科学的影响是根本性的，它为人类的自由理性争得了应有的生存空间，也造就了许多卓越的哲学、科学、思想家，但是启蒙运动最终还是难避免走向神坛的历史结局，在一大群“所谓自由永恒的真理认知者”的鼓吹下走上了唯科学主义的世俗化道路。
(1)课程唯科学主义锁定20世纪在理性主义的光环中推演出来的唯科学主义、技术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唯物质主义迅速席卷社会文化的每一个角落，在启蒙思想家引以为豪的理性解放中毫无约束地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孔德(augusteComte)的实证哲学、穆勒(JohnStuartmill)的精确科学已成为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方法。科学成了全部社会文化的最高尺度与标准，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开始迈向“科学化”的进程。以至于各门具体学科无不遵循“量化”、“实验化”、“操作化”的原则及方法进行“科学化”的改造。科学文化已不再有启蒙时代深层的目的性与价值性。一切课程都指向物化的文化与科学，追求科学成为教育的唯一目标，课程的终极使命。教育培养的就是自然科学的科学家，不是具有自然科学文化素养的个体。文化素养甚至反成为科学素养的组成部分，课程的文化品性被科学品性所取代。科学超越文化成为社会价值的终极标准。这是逻辑的混乱，更是人类高等文明背后的理性混乱。这一切使得人们在盲目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带来文化的停滞。文化被打上科学的烙印，“知识就是力量”的理性、功利主义观念取代了古老的“知识就是美德”的神话。课程不再是育与教的“教育性教学”，教与育的平衡被打破，基础教育课程培养出的是畸形的自然科学人才。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间的鸿沟带来人才培养的割裂与人才素质的偏态化发展。
(2)课程实用主义锁定课程是传递自然科学知识的工具，这一课程的基本属性是无法否认的，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教育就是要以牺牲人文品质来成就科学培养。实用主义思想成为基础教育的主导思想，课程的功能在于承载教育教化的功能性的符号体系，是为教育提供“教育场”的载体。精确化、实用化、标准化、高效化成为基础课程不可或缺的标准。
(3)课程世俗化锁定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启蒙运动，使人们在寻找自我解放中再一次锢束了自己的天良理性，当人类试图去追求理性的无限超越时，却成了有限世俗化的牺牲品。物道主义、实用主义的膨胀使得文化失去了人性的无形内涵，并形成“一系列非文化的文化现象”。文化的世俗化冲淡了课程与文化的内在魅力，使得本来理性的课程变得更加直白。文化的世俗化使人成了消费的奴隶、技术的奴隶，甚至科学的奴隶，这样的基础教育会造成学生人格的分裂与肢解，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课程的文化性其最终目的是使人成为超越“文化”与“世界”的进步性个体。但是世俗化却使文化的神圣超越性大打折扣，在教育中要传递文化的深度价值与超然性也无法实现。一个现实是课程文化在其世俗化的发展中逐渐背离了原初解放人、塑造人的宗旨，成为物欲文化的“帮凶”。
3文化醒思的课程分析研究
启蒙运动在对牛顿思想进行哲学化解释之后，伏尔泰(Voltaire)提出自由、平等观念和自然法权的思想;孟德斯鸠(CharlesLouisdeSecondatmontesquieu)提出了高于一切的“法的精神”，强调理性精神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的法就是人类的理性。这样，科学理性精神便被融入了社会政治思想领域，形成了一种政治理性主义的文化观念。至此科学理性文化开始以一种具有号召力的、独立的姿态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科学理性经过启蒙、独立最后迈进了崇拜的时代。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倡导，奠定了启蒙运动的文化基础，形成从人文到理性的超越，自然科学就是在这种超越中产生的，但是科学主义的兴起却为自然科学又带上了新的枷锁。自然科学是启蒙运动中理性解放的产物，但是它继承了科学的品性却忽略了文化的品性，使得课程带来许多畸形化的发展。
4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