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1
然而，小微企业“融资难”却是可以解决的。从国外的情况看，小微企业在不同的成长周期就会有不同的融资方式与之相适应。比方，小微企业在初创阶段主要“内源性融资”为主，即要么依靠家庭自身积累，要么向亲朋好友化缘求助；当小微企业进一步做大时，可以引入若干个合伙人；当然，对于高科技、高成长小微企业也有机会引入风投（VC）或私募（pe），这是小微企业做大的绝佳机会；此外，小微企业做大到一定程度时，还可以发行高收益债券（即垃圾债），或在场外市场（otC）挂牌，甚至可以直接到场内市场进行ipo，这时的企业也许早已成为了银行抢手的优质客户了！
因此，政府不应该强行要求银行放贷给小微企业，而是应该通过金融创新，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并将民间资本导入正途，为小微企业提供广泛、便利的直接融资渠道。尤其是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当今，我国庞大的银行业的无度扩张已明显受到遏制，在此情形下，如何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打通直接融资渠道，为小微企业提供高效便利的融资解决方案，已变得更加紧迫。
从顶层设计来看，经济转型，金融必须先行，关键是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市场，废除银行存贷款利率的官方定价，彻底消除银行内外的资金价格双轨制，提高社会融资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具体地讲，今后我国金融创新与金融发展的基本思路大体是：
（1）利率市场化，取消存贷款官定利率；
（2）允许银行倒闭，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3）银行业不再“一业独大”，银行不再“以大为美”，银行无度扩张停滞；
（4）做大做强直接融资，建立全国统一的场外市场，允许小微企业发行垃圾债；
（5）鼓励VC/pe大发展，鼓励全民创业；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2
关键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
一、引言
随着经济金融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加速，金融产业的日益强大对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增强。但是，金融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金融泡沫化、金融资本脱实向虚、实体产业空心化以及金融危机所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等一系列问题，再一次引起了学者们对金融与经济关系的高度关注，特别是金融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问题。当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金融资源配置是否有效，金融要素投入能否高效地促进实体经济增长值得深入研究。而且，从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是简单的数量关系①，中国金融信贷的“输血”工程必须重新审视。基于效率维度，重拾并高度重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是现阶段的占优策略（谢家智、王文涛，2013a）。因此，全面测评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准确找出其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助于为解决金融乏力困境和调整实体经济结构提供参考依据，因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目前，国外关于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研究更多集中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上，直接研究金融支持经济增长效率的非常少。m60n和weill（2010）基于47个国家1980-1995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金融中介发展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技术效率。Gheeraert和weill等（2015）基于7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利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了伊斯兰银行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国内也有少数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比如：Suo和wang（2009）运用Dea方法测算了金融支持在农业规模化发展和农民收入增长方面的效率问题；熊正德等（2011）将Dea和Logit模型相结合，实证研究了金融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周智和万洪斌（2013）测算了1980-2011年温州信贷资金投入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效率；张海波（2014）利用Dea方法测算了内蒙古12个盟市2009-2012年的金融效率。孙爱军等（2011）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了1998-2010年中国各省市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并细分到三大产业，结果发现金融在不同省份所发挥的效率和作用存在较大差异。俞立平（2012）利用Dea非径向超效率模型测算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效率，结果发现中国金融支持经济增长的绝对效率较低，相对效率较高。谢家智和王文涛（2013a，2013b）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各省金融发展的经济增长效率及其分布特征、影响因素及传递机理，前者发现金融结构和所有制结构可以提升金融创新效率，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程度和金融市场化程度有利于同时提升金融配置效率和金融创新效率，二元经济结构会降低金融配置效率，政府信贷干预会冲抵金融市场化对金融效率的促进作用；后者发现中国的金融效率偏低且没有明显改变，金融创新效率低于金融配置效率，金融控制程度影响金融创新效率，金融创新效率不足制约金融效率的提升，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仍停留在数量扩张和要素堆积阶段。
综上可以看出，现有相关研究都更多的是关注金融支持宏观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鲜有文献专门研究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问题。蒋智陶（2014）利用malmquist指数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2003-2012年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效率及其省际差异，但其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之处：一是他所使用的同期malmquist指数以同期的生产技术为参考，不具有可传递性特征，且在利用线性规划求解混合时期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时可能存在无可行性解问题；二是他仅选用了实体经济融资额和总产值的单投入单产出指标，忽略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实体经济产出的影。另外，在“内陆经济崛起”的新区域经济格局下，研究区域实体经济增长问题采用“新三大区域”方案，即沿海、内陆、沿边地区（张毓峰等，2014）来进行区域划分可能更为科学①。基于此，本文采用两阶段研究方法，将首先同时利用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测度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对此进行省际横向和时间纵向的比较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利用全国、东部、中部、西部、沿海、沿边、内陆地区的区域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
三、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测算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模型，借助m戕Deapro6.0软件测算了中国31个省市1999-2015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效率变化情况。为了比较，本文同时测算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同期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结果。
（一）基于省际平均的分析
总体来看，各年间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各不相同，但其变化趋势完全一致，如下图1所示。1999-2015年间，中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整体呈下降趋势，全局全要素生产率（mGc）平均增长率为-0.9%，同期全要素生产率（mc）平均增长率为-1.6%。分阶段来看，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在2000-2005年均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负增长；在2004-2008年间，两个指数均大于1（2006年除外），说明这段时间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有所提升；在2009年，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均出现大幅下降，分别达到最小值0.776和0.720，可能是因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巨大冲击所致；2009年以后，两个指数均又大幅增长，在2011年达到最大值，分别为1.179和1.168，这可能与中国金融危机后的40000亿投资计划有关；2011年开始，两个指数又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到2013年分别下降到0.832和0.767。
下图2显示了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总体来看，eC、SC、pC三个分解指数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稳，波动较小，而BpC指数和tp指数的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特别是2003-2005年间和2008-2014年间。从全局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的平均增长率为-0.8%，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平均增长率为-0.2%，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由技术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进步指数（BpCc）的共同下降所致，且以效率的下降为主导；从同期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来看，技术进步指数（tp）的平均增长率为-0.8%，纯技术效率指数（pC）的平均增长率为-0.5%，规模效率指数（sC）的平均增长率为-0.3%，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也是由技术进步指数（tp）、纯技术效率（pC）和规模效率（SC）的下降共同所致，但以技术进步和纯技术效率的下降为主导。
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年份中，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5年、2007年和2015年，说明这三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由技术效率的提高所贡献；相反，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而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的年份有2000年、2004年、2008年、2010年和2011年，说明这些年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的上升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年份中，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的年份有2001年、2002年、2012年和2013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步下降；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而技g变化指数（BpCc）小于1的年份有2003年、2006年、2009年和2014年，说明这4年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主要原因为技术进步的下降。
（二）基于时间平均的分析
分区域来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肜）的均值分别为1.007、0.982和0.985，同期malmquist指数（mc）分别为1.021、0.961和0.977，这说明在1999-2015年间，沿海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增长趋势，服务效率最高，而沿边地区与内陆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呈下降趋势，其中内陆地区的服务效率最低。从malmquist指数的分解情况来看，沿海地区的全局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同期技术进步指数（tp）、规模效率指数（SC）均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和纯效率指数（pC）均小于1，说明沿海地区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不断提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两个malmquist指数及各分解指数的均值都小于1，说明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下降由技术效率的下降、规模效率的下降等多种因素共同导致而成。
malmquist指数小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下降，大于1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在上升。分省市来看，沿海地区中辽宁和福建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小于1，而其他8省的则大于等于1；内陆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省市仅有宁夏，其他12个省市全部小于1；沿边地区全局malmquist指数大于1的有吉林、内蒙古和新疆三省，其他5省的也全部小于1。同期malmquist指数也具有相似的省际分布情况，沿海地区除河北和福建以外的其他8省、内陆地区的青海和宁夏2省、沿边地区的吉林、内蒙古和新疆3省的同期malmquist指数大于1，其他省份的指数全部小1。
综合各省市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及其分解指数来看，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大于1的省份中，天津、上海、浙江、广东和内蒙古5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和技术变化指数（BpCc）同时大于1，说明这5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由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共同推动；北京、河北和新疆等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均大于1，说明这3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技术进步所贡献；江苏、山东、宁夏和吉林4个省份的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由效率改进所贡献。在全局malmquist指数（mGc）小于1的省份中，福建、山西、安徽、江西、河南、重庆、四川、贵州、甘肃、黑龙江、广西、云南和共13个省市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和效率变化指数（eCc）同时小于1，说明这13个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下降；湖北、湖南、陕西、青海4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小于1，但其效率变化指数（eCc）大于1，说明这4个省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的下降而非技术效率下降；相反，辽宁和海南2省的技术变化指数（BpCc）大于1而效率变化指数（eCc）小于1，说明其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下降主要由技术效率下降所致。
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指标与数据
本文将分别以前文测算的全局malmquist指数和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所有可能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为解释变量，建立如下的计量模型：
其中，Y1和Y2分别为各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mGc指数和”指数；a为截距项，β为K*1维的参数系数向量，xij.为1*K维的影响因素向量，K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εij为随机扰动项。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因素很多，本文将从金融产业、实体经济、宏观环境三个方面来进行指标选择。
在金融产业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产业规模、金融体系结构、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等。金融产业规模（FSC），采用各省金融业增加值来代替，并对其进行取对数处理，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金融体系结构（FSt），采用各省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代替。本文综合李树、鲁钊阳（2014）和张林等（2014）的方法，各省市金融总资产由各省流通中的现金（m0乘以各省市生产总值占GDp的比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股票市值、保费收入等加总计算得到，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金融年鉴》、《中国证券期货统计年鉴》以及wind数据库。直接融资比重（DF），采用实体经济直接融资额占融资总额的比重代替。2000-2012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数据来源于各省市2005-2006和2012年的《金融运行报告》，2013-2015年实体经济直接融资比重采用社会融资规模中企业债券和非金融企业境内股票融资总额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来代替。
在实体经济方面，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国有经济比重等。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采用各省第二产业产值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国有经济比重（Soe），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采用各省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额的比重来代替，相关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在宏观环境方面，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度、信息化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政府干预程度（FiS），采用各省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代替。对外开放度（open），采用各省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代替。信息化水平（inF），采用各省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产值占GDp比重代替。劳动力素质（eDU），采用各省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代替。相关数据均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二）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针对面板数据，理论上存在三种可供选择的面板估计模型：混合效（poLS）、固定效应（Fe）和随机效应（Re）。实际运用过程中，可以根据样本数据特征选择合适的估计模型，具体的选择过程为：以F检验确定是选择poLS模型还是Fe模型，F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拉格朗日乘数（Lm）检验确定是选择poiS模型还是Re模型，Lm检验的原假设为“混合回归模型更优”；以豪斯曼（H）检验确定是选择Re模型还是Fe模型，H检验的原假设为“随机效应模型更优”。如果F检验和Lm检验均不显著，则说明应该选择poLS模型；如果二者中有一个显著则进行H检验，当H检验显著时选择Fe模型，反之用Re模型。确定好面板估计模型以后，还需要对模型进行自相关检验和异方差检验。如果选定的估计模型存在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则需要改用可行广义二乘法（FGLS）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以消除自相关和异方差问题。本文利用Statal4.0软件对所有数据进行处理，限于篇幅，全国及各地区的模型检验结果均未列出，以同期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也未列出。下表2显示了以全局malmquist指数为被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
根据表2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负，说明在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不协调的背景下，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相对于实体经济来说）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反而起到阻碍作用。这与蒋智陶（2014）和李强、徐康宁（2013）的研究结论比较一致，前者也发现金融业的规模扩大阻碍金融服务效率的提高，后者发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却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此外，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都显著为正，说明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金融业自身规模的扩大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出现这种明显区域差异的可能原因在于中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突出，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高，而内陆地区和沿边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这一结论说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某种门槛效应，同时说明推进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对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在绝大部分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少数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占金融总资产的比重越大，说明金融体系结构越趋于合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实证结果与理论刚好相反，出现这种情况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国实体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直接金融的发展，但直接金融特别是股票市场发展的滞后和剧烈波动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了巨大的负向影响，因此出现股票市值和保费收入总额占比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反而越低。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在全国和东部地区显著为正，在西部地区和内陆地区显著为负，在其他地区不显著。这说明直接融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理论上讲，提高直接融资比重有助于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融资效率，从而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但是，目前直接融资比重在我国实体经济融资总量中的占比还非常低，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非常高，资本市场发展的滞后和不健全使得实体经济直接融资的利用效率较低。
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不显著。这说明实体经济产业结构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全国、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第二产业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重越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中部、西部、内陆和沿边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中，第二产业的快速成长对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吸引了更多的金融资源，而在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产业的迅速崛起使得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下降，金融资源也逐渐向第三产业转移。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在绝大多数模型中都不显著，说明经济性质并不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金融部门在向实体经济部门提供金融服务时，特别是在信贷审批发放过程中会全面评估实体企业的财务状况，而不会明显偏向于国有企业。
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负，即政府干预会降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这说明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必须减少政府干预，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加快经济市场化发展。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全国、东部及沿海地区的模型中显著为正，在其他地区不显著。不难理解，东部地区和沿海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国际贸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而在其他地区，各省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实体经济增长对国际贸易的依赖程度相对较小。因此，在全国、东部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度的提高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而在其他地区则不显著。信息化水平（inF）的回归系数在几乎全部模型中都不显著，表明各省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发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不显著。截止当前，全国各省的交通运输业都相对较发达，交通运输对区域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不显著是可以理解的。劳动者素质（eDU）的回归系数在部分模型中显著为正，在部分模型中不显著。从理论上讲，劳动是每个经济系统的主要投入要素，劳动力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劳动效率和劳动质量，特别是金融业这种知识密集型行业，劳动者素质越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越高。回归结果中出现部分模型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普遍较低，对实体经济部门特别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影响较小。
（三）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的进一步讨论
前文的静态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实际上是均值回归，并不能体现解释变量x对整个条件分布的yx影响。因此，本文拟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提出的分位数回归（QuantileRegression，QR）方法来进一步分析在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各影响因素对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方向、大小及趋势等综合情况。限于篇幅，本文仅列出了全国样本模型回归的系数表和中位数回归的分位数图，如下表3和图5所示。
综合表3和图5可以看出，金融产业规模（FSC）的回归系数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在各分位点上全部显著为负，这与前文的静态面板模型回归结果一致，说明金融产业规模的扩大并不有利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金融体系结构（Fst）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再降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金融体系结构的优化在长期内将显著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但在短期内效果不明显；直接融资比重（DF）的回归系数呈先升后降的倒“u”型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不显著，说明实体融资比重的适度提升会改善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都为正，但呈先升后降的变化趋势，在中位点上系数最大且显著性水平也最高，在0.1和0.25分位点上不显著，这说明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其在实体经济总量中的比例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必须保持在合理的水平。国有经济比重（Soe）的回归系数呈逐渐下降的趋势，在0.1和0.25分位点上显著为正，在0.75和0.9分位点显著为负，在0.5分位点上不显著，说明随着国有经济比重的不断上升，民营经济所占市场份额不断减少，国有经济的低效率将影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也间接说明加快国有企业改革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重要性。政府干预程度（FiS）的回归系数呈先降后升的变化趋势，在0.1、0.25和0.5分位点上显著为负，在0.75和0.9分位点上为负但不显著，说明政府干预会阻碍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提升。对外开放度（open）的回归系数在所有分位点上显著为正，与前文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在经济金融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国际形势下，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信息化水平（inF）和劳动者素质（eDU）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为负，且不显著，这跟前文静态面板模型的回归结果有一定差别。为此，我们将这两个变量剔除后重新做了回归，其他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大小和显著性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所以本文列举的是包含这两个变量的回归结果。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回归结果的科学性和可信性，本文拟从以下3个方面做稳健性检验：（1）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方法很多，主要有以SFa为代表的参数法、以Lp为代表的半参数法和以Dea为代表的非参数法。为了检验不同方法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测算结果的影响，本文主要采用SFa、Lp半参数法（Levinsohn、petrin，2003）和窗式Dea（李谷成等，2013）方法来重新估算。首先，本文利用上文所选定的投入产出变量设定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采用SF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然后采用Lp半参数法和窗式Dea方法，重新估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并同样进行了r间维度和区域维度的比较分析。检验结果发现，虽然有不少年份或地区的测算结果有细微变化，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不断下降的总体变化趋势和东高西低的区域格局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表明相关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论文也从两个方面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替换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结果，利用SFa、Lp和窗式Dea所测算的结果，选取上文同样的影响因素及替代指标，对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稳健性检验。二是更换影响因素的替代指标，比如用金融总资产替换金融规模（FSC），用金融市场效率（金融机构贷存比）替换金融市场结构（FSt），用服务业规模（除金融和房地产以外所有服务业的产值总和）占实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替换实体经济产业结构（RiS），去掉在大多数模型中均不显著的变量“信息化水平（inF）”。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尽管七个模型中各个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和显著度有细微差别，但其系数的正负方向和显著性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这说明本文实证研究结论是稳健的。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3
金融和实体经济从来都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实体经济根深蒂固，金融才能枝繁叶茂；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通畅，实体经济才会活力四射。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活，经济活。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是金融的本分。党的十以来，我国金融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稳步提升。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确保金融自身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举措。新形势下，我国经济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需求结构升级，但供给体系没跟上，供需出现结构性失衡，导致实体经济循环不畅。金融要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必须按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抓手，连接供求、组织资源，在修复国内经济失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转变方式、优化结构。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上规模、拼数量的外延式扩张老路已走到尽头，金融业要树立质量优先、效率至上的理念，转向内涵式发展，在供给侧更加注重以客户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创造价值，靠竞争力吃饭。要下决心优化融资结构体系，打造能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金融链。直接融资要补短板，把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放在突出位置，加快资本市场改革，尽快形成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多层次市场体系；间接融资要调结构，加快完成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完善中长期融资制度，满足准公益性产品和基础设施融资需求。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聚焦主业、强化服务。金融是现代服务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聚焦主业是金融业安身立命之本，强化服务是金融业发展壮大之道。各类金融机构应当加快转变经营模式，做优主业，做精专业，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创造价值和利润。要继续降低金融机构收费标准，坚决治理“不服务、只收费”现象，清理规范中间环节，缩短资金链条，避免以“通道”“名股实债”等方式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努力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审慎创新、稳健发展。创新是推促金融业前行的动力，但创新必须依法合规，不能打着创新的名义，盲目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更不能搞金融诈骗。要扎根于为实体经济服务，围绕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需求进行金融创新。国际金融危机的一大教训，就是如果金融机构处于病态，很难为实体经济服好务。要促进金融机构规范运营，保障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自身健康，解决好金融机构在内控管理、资产质量、服务水平、竞争能力等方面不适应实体经济发展的问题，真正以源头活水浇灌实体经济茁壮成长。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4
【关键词】区域经济；金融服务；体系
一、健全金融服务机构体系，培育多元服务主体
金融服务机构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也是金融产业的主力军。当前，在我国金融业对外放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利用金融资源支持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域内的金融服务机构进行资源有效整合势在必行。按照“齐头并进、监管跟入、协调发展、科学规划、合理配置”的原则，健全和完善金融服务机构体系，要处理好“外资与内资”、“全国性与区域性”、“总部和分支”、“银行类和非银行类”、“城市和农村”金融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在稳健经营的前提下，稳步推进辖内金融服务机构进行业务综合经营试点改革，重新布局辖内金融机构存量，大力提高增量，把区域金融服务机构做大、做强。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金融服务业务的延伸，对一些辅助类金融服务机构的要求也相应提高，比如各种信贷担保、法律咨询、会计审计、信用评定、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从广义上来讲，也属于金融服务机构的范畴，发挥着参与、支持或者辅助金融服务的作用，因此，也需要配套跟上、协调发展。
二、拓宽融资渠道，完善金融市场体系
由于历史原因，一直以来，与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经济实体融资渠道比较单一，且过分依赖于向银行贷款。这种失衡的融资结构，在一定程度导致了银行风险集聚，社会流动性没有合理的渠道在社会中分配，造成金融市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在区域经济内，中小企业数量居多，但自身实力弱小，和大型企业、国有企业相比，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特别国际金融危机后，融资困难更是成了关系其生存发展的老大难题；另外，一些特色产业、新兴战略性产业部门以及经济中的薄弱环节、“瓶颈”部位、重点领域，在贯彻国家“调结构、保增长、扩内需”的方针、实施科学发展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时，都会产生相当规模的资金需求，单靠银行间接融资难以满足。当前，深化金融服务改革的重要内容，就是要为区域经济量身定做，搭建地方融资平台，设计多元金融市场构架，畅通融资渠道，提高区域经济直接融资比例。为此，应该充分利用区域内、区域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加快发展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风险基金等基金融资方式，充分利用证券资本市场，强化多层次的股权融资功能；加快发展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和集合债券以及支持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生态建设等重大项目政府债券，鼓励大型企业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以及票据融资等融资方式，发挥债务融资强大功能，条件允许时再稳步推动资产证券化，提高金融杠杆系数；加快发展贸易融资、项目融资方式，在沿海港口保税区或者自由贸易地区，推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同时，充分发挥保险融资功能，扩大保险资金投资范围，加大保险服务跟进力度，促进区域经济稳定发展。
三、夯实金融服务基础设施，优化金融生态环境
第一，充分发挥支付体系功能，打造良好的支付环境。支付体系是金融服务的基础工程，是资金流动的高速公路，它的质量是标志金融生态环境水平的重要指标。近几年来，我国支付体系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显著提高了金融服务效率和现代化水平；但是，不同地区之间，在支持和规范支付市场发展、满足多样化支付需求、统筹国内和跨国支付、统筹本币和外币支付、统筹城乡支付服务设施建设、以及打击银行卡犯罪和维护支付安全、保障消费者权益等方面差距还很大，尚存在一些薄弱环节，需要央行和市场进一步合力推动。第二，发挥征信体系功能，建立诚信社会，改善信用环境。诚信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金融资源合理、公平、有效配置的前提。当前，央行主导的征信体系发展迅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数据质量显著提高，同时征信法制化建设也提上日程。地方政府要在改善区域信用环境、建立诚信社会中承担责任，首先要保证自身信用优良；其次，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社会各界充分利用不断完善的征信体系数据，科学评价服务对象信用等级；最后，提供金融服务时要区别对待，建立奖优罚劣机制，让诚信者获益、失信者受损，逐渐在社会中兴起诚信文明之风。第三，提升地方社会各界金融素质，培养金融人文意识。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经济文明的产物，一个地方的金融素质和人文意识，是决定金融服务功效的软实力。首先，要培养金融守法、守规意识，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保证地方金融运行稳定有序；其次，加大金融知识宣传普及力度，进行金融知识国民教育活动，把一些实用的、基础的金融知识送给社会公众，保证社会各界树立正确的金融观念，激发社会形成重金融、学金融、懂金融、用金融的热情，提高金融文明程度。
四、推动金融创新，丰富金融服务产品
金融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对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和生产函数的重新构建。国外金融创新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受到金融服务供给和需求因素的双重拉动，在信息技术的支持下，发展异常迅猛：一方面，它改变了金融业的利润表结构；另一方面通过绕开监管准则，也让金融自由化程度加深。目前，国内金融业界大谈金融创新，还是过多得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要真正使金融业务实于区域实体经济，应该着眼于一些具体的、实质的、真实需求的内容上，按照稳健经营、风险可控的原则，在交易机制、功能实现上多花心思，使金融创新成为区域资源要素整合和推动区域经济效率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区域金融创新应该把创新金融服务放在首位；换句话说，也就是在不彻底打破现有格局和状况的前提下，把把金融创新的重心放在金融服务产品上。产品是金融服务的主要手段和工具，它本身承载着一定的功能，而且客观上也要求按照市场原则安排交易机制，因此，实体经济特别是区域经济最需要的是金融服务产品，通过产品创新，让区域经济内包括居民、公司、政府等交易主体的交易成本降低、交易速度加快、交易效率提高，是实现金融服务科学发展的关键所在。对于居民而言，发展更多的、更有个性特色的银行储蓄类理财和信托、国债、基金、居民商业社会保险、个人支付服务、住房和消费等金融产品，既方便了居民投资和消费，又可吸纳更多的社会闲散资金；对于公司来讲，大力发展商业票据、债券、资产支持证券、创业股权、otC市场、产业链融资、卖方和卖方信贷、人民币离岸和衍生金融等产品，满足各类公司的理财、规避风险和筹集资金的需要；对地方政府而言，依托政府融资平台，推出政府基础设施和巨灾恢复建设债券、产业投资基金、农业保险等产品，为政府改善民生、稳定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增加工具选择。
五、强化金融创新监管，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创新是把“双刃剑”，使用好可以促进金融发展，使用不当则可能造成风险累积。纵观金融发展史，很大程度是在放松管制、金融创新、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的交替博弈中进行的。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导火索就是金融创新业务，同时也暴露出现行金融体系存在监管不力的重大缺陷。在新的形势下，要想助推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金融服务体系的配套改革和创新势在必行，金融综合经营乃是未来方向所在；同时，也要清醒地意识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金融服务体系风险对外联动敞开。如何防范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必须要大力加强金融监管，扫除监管盲区和监管缝隙，把监管存在渗透到金融创新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方方面面，紧密跟进并贯穿于金融改革创新的整个过程；另一个方面，要提高监管效率，避免监管重叠，防止多头管理带来成本上升、混淆监管责任边界。具体来讲：第一，监管重点应放在创新性金融服务产品上，这些产品在追求市场收益时，往往伴有高度集中的金融风险，容易成为不可控突发金融事件的诱因；第二，对于交叉性金融业务，人民银行应牵头负责宏观审慎监管，其他金融监管部门密切配合，形成监管合力，彻底消除监管灰色地带；第三，要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消费者由于处于专业知识和内部信息的弱势地位，很难识别创新性产品风险度，监管部门要充分考虑公众利益、提高监管独立性、增加信息透明度，特别是处理政府和利益集团关系时，不能歧视消费者，让消费者处在不公正地位；第四，通过微观审慎监管，采取预防性措施，规范金融服务机构市场行为，同时采取动态化监管方式，追踪业务发生全部过程，在事前、事中遏制金融服务机构非理性业务规模扩张和盈利追求的冲动。
六、实施金融人才战略，建立人力资源优势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5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实体经济实践战略
一、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互联网金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结合发展的产物，是对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创新。从宏观层面上来看，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具体表现为：
（一）发展目标一致
互联网金融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结构形式，其与实体经济的发展目标一致，具体表现为：互联网金融可优化配置资源，增强资金活动的透明度，将金融服务范围拓展到中小微企业，甚至是个人借贷，进而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充足资本。从本质上来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立足点，一方面推动实体经济升级发展，另一方面提高对社会经济的服务能力，这与实体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谋而合。
（二）以实体济为基础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以实体经济为基础，是实体经济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经济创新活动。在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引起各方投资者对资金需求量的不断增大，这为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开拓了空间，积累了庞大的客户群体。同时，实体经济发展又进一步增加了社会闲散资金，为互联网金融整合利用社会资金提供了物质来源。所以说，实体经济的发展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根本保障，其发展态势是否稳定决定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发展情况。
（三）相互促进与推动
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传统金融运营模式带来了冲击，促使传统金融模式在互联网时代下必须拓展服务职能、优化运作流程、创新金融产品、引入先进互联网技术，从而增强传统金融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以网络为平台的借贷业务呈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金融难以实现的金融职能，对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
（四）潜在发展矛盾
互联网金融具备经济虚拟性的特点，在助推实体经济转型发展的同时，也会对实体经济发展埋下隐患。如若互联网金融在发展中出现严重的虚拟经济膨胀问题，则会影响实体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稳健性，甚至引发金融危机。此外，互联网金融无节制地过度发展，会吸收更多的人才、资金和社会资源，这势必动摇实体经济的根基，导致实体经济步入衰退期。
二、互联网金融驱动实体经济发展的实践战略
（一）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现阶段，互联网金融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发展现状，为促进互联网金融持续发展，增强其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应当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具体如下：首先，严把互联网金融市场准入关，通过制定牌照发放标准、设置最低注册资本金、落实风险准备金制度，从而提高互联网金融的风险抵抗能力，强化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事前控制。其次，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为中心任务，制定互联网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产业政策，对互联网金融市场运行秩序进行严格监管，增强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适应性，从而推动我国金融体系向市场化的方向变革。
（二）加快互联网金融资金流动
为有效缓解实体经济在快速发展中面临的融资渠道单一闭塞的现状，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驱动互联网金融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首先，加大政策引导。政府可出台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政策，优化配置互联网金融为企业提供的信贷资源，使信贷资源能够服务于满足政策扶持要求的中小微企业。政府要明确政策补贴对象的企业类型、交易规模、交易增长率、注册资本、信用等级等方面的要求，保障符合要求的中小微企业能够获得互联网金融资金的支持。其次，建立资金评价机制。政府应构建起完善的资金评价机制，在全面收集评价信息的基础上，对互联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成效进行客观评价，将其作为改进服务质量的重要依据。
（三）促进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合作共赢
当前，互联网金融企业因自身发展规模的限制，在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小额贷款时遇到了资金供给瓶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国应引导银行与互联网金融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充分发挥双方的优势，实现互利共赢。首先，银行可将吸纳的资金流向互联网金融企业，扩大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储备，促使互联网金融能够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小额贷款服务。其次，互联网金融要进一步完善客户信用数据库，建立客户信用评级机制，促使互联网金融的客户信用信息与银行的客户信用信息实现对接，降低信贷风险。再次，银行要引入互联网金融技术，创新服务模式，积极开发“线上+线下”的业务渠道，提供线上支付、交易和业务处理等服务，逐步实现自助服务智能化，为客户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方式。
（四）健全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
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应健全和落实相关监管体系，避免互联网金融出现泡沫经济，从而保障实体经济的发展根基稳固。在互联网金融监管中，要采取分级监管的方式，综合发展以行业自律组织、第三方专业机构和互联网金融企业为主体的三级监管机制，构建多层次的监管体系。同时，要求互联网金融企业建立起信息平台，向社会公众披露项目资金运作、预期收益、投资期限等相关信息，并且及时重大风险事项以及可能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信息，从而减少信息不对称情况，为政府监管部门监管互联网企业财务状况提供有力依据。
三、结论
总而言之，互联网金融与实体经济在发展目标上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均是为了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为此，我国要进一步规范互联网金融行业发展，制定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市场准入机制，引导互联网金融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从而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更好地驱动社会经济转型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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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6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一)金融企业文化的内涵
金融企业文化是金融企业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下,通过自身经营管理实践所形成的并为全体员工共同创造和遵循的金融精神、价值观念、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和准则、创新能力的总和,是金融企业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以价值为核心的独特的文化管理模式,是一种以凝聚人心实现自我价值、提升金融企业竞争力的无形力量和资本。
(二)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
金融企业文化是表现为“以人为本”的现代金融企业的经营管理思想,又是现代金融企业的管理模式,还是金融企业素质水平和竞争能力的综合体现,对金融企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金融企业文化是提高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必要保证。金融企业核心竞争力是能够充分体现金融行业的固有特征和本企业的价值观念,对本企业职工具有极高亲和力和凝聚力,内化于经营活动过程之中,为竞争对手难以学习和模仿,进而使本企业能够长期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能力。
二、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及执行力
一直以来多数金融企业较为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很多金融企业视思想道德建设为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金融系统思想政治工作是金融文化深层次的一种表现,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有的从金融产品创新角度出发,有的从诚信文化角度出发等,这些固然都非常重要,但是缺乏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思路,而且贯彻执行很不到位,流于形式。重视金融企业经营,轻视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甚至于认为搞一些员工培训和文体活动就是金融企业文化。对塑造金融企业形象、强化职业道德建设等深层次的领域重视不够;也没有把金融企业文化建设与自身经营融为一体。
(二)价值观念定位不适应经济形势
有的地方金融机构价值观念定位比较准确,比如湖南省武冈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为:服务“三农”,注重效益,以人为本,诚实自信,争创一流。但是作为中国金融业的业务主体的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控股为主的商业银行的价值观念明显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比如业务服务对象的重心始终放在大中城市的大中企业上,反而忽略了经济改革以来不断发展壮大的民营及中小企业,使得中小企业融资难,影响经济危机后的经济复苏进程。大量金融机构设在城市,在广大农村设置较少的金融机构网点,而且像抽水泵一样源源不断地从农村金融市场抽取资金流往城市,使农村客户面临着非常大的融资难题,使非正规民间金融大行其道。
(三)道德规范问题较多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道德经济。但是很多金融企业的内部人员存在利益驱动和,一些内部人员违背职业道德,如国内曾经有一些银行擅自挪用资金进入股票二级市场,一些基金公司经理自建“老鼠仓”,一些员工不遵守业务操作规范等。此外,信息披露不充分,例如商业银行对外信息披露的数据多以财务信息为主,缺少对自身经营状况、经营质量、经营效率和经营风险程度等的披露,尤其是表外业务风险等非财务信息的披露更是少之又少。
(四)金融创新环境不理想
我国金融企业金融创新的主动性不够,创新意识不足,战略意图不明显,缺乏金融创新的系统性设计。这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金融工程方面的高端人才,另一方面没有认识到金融创新对金融企业的重要意义。创新是一个企业的灵魂,在各行各业均是如此。但是美国存在着与过度金融创新不相适应的金融监管,这就埋下了金融危机的隐患。中国的情况又是金融创新不够,创新的进程太慢,这就使得金融业务开展受到影响,大量资金云集到银行,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巨大压力。
三、金融危机前提下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措施
(一)金融企业要全方位开展企业文化建设
面对金融危机对各国众多商业银行造成的冲击,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全方位构建金融企业文化,对金融企业发展和国家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必须改变过去单纯重视员工思想道德建设甚至把它当做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的全部这样的观点。要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精神,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形势进行金融企业价值的重新准确定位,不断凝练自己的文化特色。要进行形象塑造,企业形象由多种因素构成,要从硬件系统和软件系统两大方面进行。要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全方位开展金融企业文化建设。
(二)重新定位作为金融服务型企业的价值观念
金融企业要始终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以诚信立行,以服务取胜,因此,金融企业在品牌建设中,最重要的是要引导员工在价值观上与市场接轨,树立“诚信为本,服务至上”的营销理念,自觉为客户服务,树立起符合市场要求的质量价值观和职业道德标准。目前融资支持的重心应该适当向民营以及中小企业转移,给效益好的民营及中小企业注入急需的资金,支持它们发展,解决更多人就业,以便使中国经济更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
(三)端正金融企业道德规范
金融企业道德规范建设要围绕职业道德、职业纪律、职业规范、行风作风等内容进行,弘扬新的金融队伍风尚。重心是围绕“至诚服务”和“以人为本”进行。对客户开展“至诚服务”,要把为客户提供优质金融服务作为金融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作为金融员工行为管理的基本点,竭尽全力地为客户提品安全、业务高效、服务优质、办事便捷的金融服务。“以人为本”,是指金融企业在客户服务中应体现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否则很难实现自身经营管理的目标,也很难维护和壮大客户队伍,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具有核心竞争力了。
(四)营造良好的适合发展创新业务的金融企业文化建设环境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7
关键词：农行；“三农”服务；新农村
一、引言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明确了农业银行“面向三农、整体改制、商业运作、择机上市”的股份制改革原则，强化农业银行在支持“三农”中的定位和责任。为此，农业银行把面向“三农”、服务“三农”做为本行的基本职能和市场定位，坚持把服务好“三农”放在改革发展的首要位置，确立了面向“三农”的蓝海市场发展战略，并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商业银行服务“三农”的模式。
二、中国农业银行在“三农”服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适应“三农”经济需求的金融产品少。由于机构缩减，缺乏竞争，长期以来，农村的金融服务产品种类单调，基本上只有传统的存贷汇业务，中间业务和外汇业务种类很少，金融增值服务更少，存款仅是传统的定活期，贷款也仅限于传统的种养殖业，而对于农村中新兴的产业，农民新的需求，如教育贷款、消费贷款、住房贷款等基本上没有涉足。农村金融缺乏个性化服务，服务手段简单粗放，只求量的增长不求质的提高。农民的金融福利水平很低，分享不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发展的成果。
第二，农村金融服务存在缺失。在市场经济体系运行中，金融商业化运作，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各金融机构网点按照效益保本点测算，低于甚至略高于保本点的营业网点被大量撤并，出现农村金融服务“空洞化”现象，如网点最多、分布最广的农行，网点也主要集中在城区、经济开发区和发达乡镇，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十分有限，有的金融机构每年还有在撤并网点，大部分县域金融机构在乡镇一级没有网点，导致农村金融体系严重萎缩。
第三，“三农”经济融资服务存在梗阻点。一是现有金融信贷产品、准入标准与流程，多是出于项目营销和加强内部管理的需要，难以适应“三农”经济的特点。二是金融信贷产品支农效率不高，不能适应农业经济贷款“急、频、少”的要求。呈现贷款周期与农业生产周期特性不一致，即使获得贷款的农民也无法按农业的生产周期特性进行灵活周转使用，增加了借贷成本。三是利率政策没有优惠，融资成本高。“三农”融资渠道少，资金大部分从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央行支农再贷款和民间借贷而取得的，为了抵御风险，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贷款利率大大高于基准利率且不断上浮。
第四，“三农”经济金融信贷扶持呈现弱势现象。一是农村金融机构基层营业网点大多没有贷款审批权，属于单纯的存款机构。县域经济发达的，则支持项目经济，吸收的存款大多通过系统上存流向城区，金融网点吸储融资的作用大于放贷促发展的功能。二是融资担保困难，金融信贷都以有效担保为前提，而“三农”项目基本上位于农村，其资产形态确认形式相对不配套，开展抵押、保证、质押等很难落实，特别是农村的房地产评估不便，估价不高，抵押登记收费高，有的金融机构不愿承办甚至规定不办理位于偏僻乡镇的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三是农村信用环境欠佳，“依法借贷、依法还贷”的意识还未得到普及，加上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终身责任制，使农业放贷积极性降低。四是因为不确定性因素多，农业产业风险较大，农业保险尚不健全，信贷安全保障上存在不足，许多金融机构在贷款上持谨慎态度。
三、经济危机后“三农”经济的发展特点
当前，农业的生产条件、运行机制和功能作用明显变化、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步伐正在加快，农民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农业农村正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村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统筹推进。农村城镇化明显加速，以乡镇企业和服务业为依托的小城镇建设加快，同时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促进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如加大农村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持续实施水利、农村路网电网改造、广播电视电信“村村通”等工程，完善农业防灾减灾体系，落实村级“六大员”补贴，加强涉农服务队伍建设，增强农村经济发展活力等。
第二，农村社会组织趋于多元化。乡镇企业的产权关系和组织形式发生巨大变化，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快速发展，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成为重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和其他新型社会化服务组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三，农民群体正在发生分层和分化。农民的就业方式、经营活动和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单一务农的减少，农民收入构成中来自非农产业的比重近50%，工资性收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80%左右。
四、农业银行改进“三农”服务的建议
第一，重新构建县支行经营架构。围绕“以客户为中心”、“小管理、大经营”的原则，应重新构建县支行经营架构，将县支行由管理型转型为经营管理型，网点由交易核算型转型为交易营销服务型。为简化县支行的管理职能，强化其经营职能，应将支行的审计、人事、工会、监察等保障职能上收到二级分行；将支行的现金押运、物业管理、车辆管理、接待等安保和总务工作实行社会化运作。梳理整合现有个人业务流程，提高柜面业务处理时效，减少客户等候时间，提升客户满意度。创新县域营业网点的服务与营销模式，提升县域网点为“三农”的服务效率和营销能力。
第二，建立农户（微贷）业务体系，服务好农民生产生活。以服务农民增收为核心，为种养大户、基地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农户、务工农民、个体工商户、微小企业提供微贷服务，帮助微小客户群体发展生产、工商经营、就业培训、回乡创业；为富裕农民提供消费信贷、新居建设、投资理财和网上银行等服务；为传统农户和贫困农民提供额度较小的普惠型贷款，解决其简单再生产和脱贫致富资金需要。
第三，建立农业金融业务体系，服务好现代农业发展。开发农产品季节性收购贷款、农产品存货质押贷款、农产品仓单质押贷款、订单贷款、农产品加工项目贷款、农产品科技创新项目贷款、农产品市场改造贷款、农机具抵押贷款、农用设施融资租赁、大宗农产品国际贸易融资等特色产品。提供农产品期货交易服务、农副产品电子商务交易支付平台、农产品市场信息咨询服务、农产品和农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大型产业化企业和批发市场金融服务方案、国家农业高科技园区综合服务方案等特色服务。围绕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整个链条，梳理和完善现有贷款品种、资金结算、现金管理、公司理财、投资服务、电子银行、投资银行等公司类通用产品，结合开发的特色产品和服务，建立农业银行农业金融特色产品服务体系，为现代农业发展各个领域和环节的关键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
第四，建立农村建设金融业务体系，服务好新农村建设。围绕系统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小城镇基础设施改造、科教文卫事业发展、房地产开发和农民新居建设四大领域，重点支持农村路网工程项目、农村电网工程项目、“金农”工程项目、农村清洁能源建设项目、小城镇基础设施综合整治项目、县重点医院、县重点学校、房地产开发项目、村庄整治和农民新居建设项目等九类客户（项目）建设。推出单一型项目融资、综合还贷型项目融资、转移支付型项目融资、结构性项目融资等醒目融资服务。
第五，开发针对“三农”和县域特点的融资产品。创新适用农村地区的新型融资产品。一是创新融资担保方式。加强与专业担保公司的合作，解决小企业及个体经营户、农业生产养殖户的担保难题。对市场化运作、有稳定收益、还贷有保证的企业，推出林权质押、动产（存货）质押和收购资金贷款“封闭运行”等多种担保方式；试办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抵押贷款和养殖水面使用权质押贷款；探索多样化的组合增信方式，创新质押、抵押、保证以及保险多种组合的担保方式，研究农户及小企业多户联保、协会担保等担保方式。二是和保险公司合作，创新融资产品。可合作开发农业保险项下贷款。三是开发政策性融资新产品。如与中央和地方政府合作，推出农业综合开发资金配套贷款等。四是开发出口劳务保证金贷款。
第六，创新面向“三农”的存款与理财产品。设计开发一系列与农产品价格指数、涉农类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等挂钩的投资产品，成为国内银行业涉农理财产品开发的领先者和引导者。对于已在城市应用成熟的低风险理财产品，根据农村和县域客户特点进行适应性改造后推广。
第七，构建服务“三农”的风险控制体系。一是健全风险控制组织体系。实行风险经理派驻制，建立确保垂直化管理有效执行的配套制度，提高风险控制的独立性和及时性。二是设定合理的风险控制目标。在此基础上，加大到期贷款现金收回率在风险衡量指标中的比重，辅以新增贷款不良率、贷款损失率、贷款周转率、信贷结构、案件发生率等指标。三是改进风险控制方法。对所有的风险信号实行分级管理，对不同级别的风险赋予不同的处理方法和流程，确保每类风险得到正确处理，提高风险处置的有效性。四是创新风险控制手段。编制“三农”信贷操作手册并植入CmS系统，详细规定各类业务调查、审查、审批的要素、方法、程序，揭示主要风险点，方便一线员工随时查阅，提升操作人员业务水平。加强对辖内县域经济运行特点和状况的研究，编制当地的区域经济技术参数。五是在农业银行内部建立“三农”信贷业务风险补偿机制。加大小额贷款利率上浮幅度，用高利率对风险进行覆盖。
第八，构建服务“三农”业务的资源配置机制。坚持机构层级管理为主、部门（产品）条线管理为辅的原则，实施“五个单独”的资源配置政策。一是单独编制“三农”和县域业务综合经营计划。二是单独安排信贷计划。全行县域组织的资金，总体上都要用于“三农”和县域。全行县域机构的增量存贷比不低于全行平均水平，“三农”贷款的增速高于全行平均水平。三是单独安排营业费用。四是单独安排固定资产投入。安排专项资源，集中时间、集中财力、集中建设和改造一批县域经营网点。五是单独配置经济资本。建立经济资本战略储备制度，优先保障“三农”和县域业务的经济资本需求。适当降低农村微小信贷业务和农户贷款的经济资本要求。实施分类指导，对不同县域支行确定不同的经济资本回报要求。
第九，构建服务“三农”业务的组织绩效管理机制。首先，创新等级评定指标体系，以等级评定结果为基础，对县域支行实施差异化的业务指导和资源配置模式。其次，再造机构为主、部门为辅的县域绩效考核体系。以平衡计分卡管理系统为战略传导平台，从城市业务和“三农”业务两个方面、纵向机构和横向部门两个维度，全面构建矩阵型的综合绩效考核体系。在机构绩效方面，根据“一行两制”的总体方针，建立城市业务与“三农”业务并重的“双百分制”绩效考核体系。在部门绩效方面，以“三农”事业部制为切入点，依托管理信息系统，从落实部门职责、增强部门协作、提升战略执行力等方面，建立部门（条线）绩效考评机制。建立健全内部服务计价体系，完善部门、行际间的服务支持激励和利益分摊机制，通过引入虚拟收入和虚拟利润等先进的绩效管理工具，推动非“三农”部门、城市机构不断加大对“三农”和县域业务的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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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8
关键词：新常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年均增速高达10%。但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我国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环境问题，结构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风暴与自2007年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但两次危机也对我国经济有一定的冲击。由于前期快速增长所积累的矛盾与风险的逐渐凸显，我国经济进入了重要的战略时期，经济增速持续下滑，偏离了过去30年经济快速增长的旧常态，进入新常态时期。
一、新常态经济
我国经济正进入新常态，这将深刻改变我国的增长格局。据统计，“新常态”一词在2002年国际主流媒体上每月平均出现50次，2011年每月出现700次。2014年11月中旬，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同志论述了“新常态”特征：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改变、增长动力及机制转变。
（一）经济增速放缓，由中高速增长进入到中速增长
对经济发展速度的要求转变为对经济发展质的要求。2000年，中国GDp较上年度增长8.40%，2001年增长8.30%，2002年增长9.10%，2003年增长10.00%，2004年增长10.10%，2005年增长11.30%，2006年增长12.70%，2007年增长14.20%，2008年增长9.60%，2009年增长9.20%，2010年10.40%，2011年增长9.30%，2012年增长7.70%，2013年增长7.70%，2014年增长7.40%。2014年中国GDp增长虽高于预期，增长平稳，也创下了24年以来的新低。
（二）我国产业结构正从工业主导转为服务业主导
第三产业对国民经济总值的贡献不断增强并占据主要地位，经济结构得到优化，利于可持续经济发展。自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逐渐趋向协调，并向优化和升级方向发展，国民经济的增长从主要由第一、第二产业带动转化为主要由第二、第三产业带动，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的污染与环境问题，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循环增长，近年来中国经济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大力推动创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三）我国经济增长动力正在从投资驱动转向为消费驱动
资源环境的约束不断强化，绿色、可持续发展正在成为新的增长导向，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增长代价较小、增长质量和效益较高的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逐步从由要素投入增加导致转变为要素生产率的提高。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消费水平也显著提升，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一大动力；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投资水平显著上升，并重点投资于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与环境保护、贫困地区发展、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仅有效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提升了经济增长的质量，有利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环境的协调；我国多年来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的有利地位，出口贸易的持续增长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作用日益渐长，成为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最为主要的增长动力。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减缓，内需扩大，服务业迅猛发展，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符合后发国家追赶型增长的一般规律，是追赶进入更高层次的体现。进入新阶段后，要求我们继续深化经济改革，破除体制障碍，立足当前，解决中长期经济结构性问题，避免经济的硬着陆，并有效发挥金融体系对产业经济的支持作用，顺应经济发展的潮流。
二、金融发展适应新常态
在新常态经济下，金融业作为社会资金融通的主要运行者，其服务对象与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形成了一个新的金融生态环境。环境的改变对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金融业的发展也须做出结构化的调整以适应新的金融环境：通过走节约化发展道路，优化业务结构，提升资产质量，加强风险管理等，推动经济增长。
（一）新常态对金融发展的新要求
1、对服务实体经济提出新要求
以往我国金融机构没有完全理顺服务实体经济与自身利益的关系，过度追求银行业的快速增长与投资规模的扩张，过分强调银行自身的经营利润。某些银行通过快速做大理财、同业等影子银行业务扩大收入来源，保持盈利的高速增长，忽视了对实体经济的支持；由于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滞后，使得银行业长期享受利率管制带来的红利，造成银行业与其它行业的利益冲突。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后，金融业风险加剧，需要金融业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促进实体经济的稳定增长，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在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履行金融业的社会责任。
2、对金融业把握增长速度提出了新要求
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金融行业水涨船高，过去30年间我国银行业实现了年均22%的信贷增速，过去10年间银行业资产规模年均增速超过18%，过去5年间新增贷款远超过去60年的贷款总和，金融行业保持着高速增长。在新常态之下，受经济增速放缓、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和经济危机等多重因素的影响，金融行业两位数的增长率已难以为继。2010～2013年，上市银行的总资产增速分别为18.2%、16.7%、14.8%和9.3%，净利润增速分别为33.3%、28.9%、17.4%和12.8%，均呈逐年下降趋势。金融行业应主动适应经济增速的新常态，避免过于追求过快增长，又要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不仅追求增长速度，更应注重增长质量。
3、对金融业优化自身业务结构提出了新要求
我国银行业一直享受着利率管制带来的红利，利润主要来源于存贷款利差，利息收入占比较高。在管制利差保护下，近年来我国银行利差基本保持在3%左右，银行单靠吸收存款就可以获得高额利润。我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银行可贷资金充足，贷款利率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贷款规模逐步扩大，而存款利率较低，银行获得该资金使用权的成本较小，银行获取的利润巨大。我国五大国有银行利息净收入和营业收入之比均达到70%以上，其中农业银行和交通银行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已经达到80%，股份制银行利息收入占总收入比重普遍比国有银行稍高，兴业银行比重接近90%，浦发银行更是超过了90%。客户贷款垫款利息收入在总利息收入中占比71.16%，可见，在利息收入中占比最大的是传统的借贷业务。随着利率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银行存贷利差下降，根据中金公司测算，利率市场化环境下我国银行业的可持续净息差水平为2.1%至2.2%，银行依靠利差盈利的模式难以为继，要求银行改善自身业务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缓和银行业与其他行业的冲突。
4、对银行管控资产质量提出新的要求
在经济的高速增长时期，市场环境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壮大，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社会偿债能力较强，银行盈利水平较高且较为稳定，资产质量较好。在新常态之下，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债、房地产市场等下行压力加大，产能过剩，使得银行面临较大的经济风险。产业结构的调整可能不利于某些企业的生产和发展，银行的不良贷款增多，2014年上半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良贷款余额为6944亿元，比2013年末增加1023亿元。银行的资产质量承受较大压力。
5、对银行业的改革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新常态之下，中央将继续全面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破除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商业银行也必须加大改革力度，加快银行体系改革的市场化进程，扩大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引入市场竞争，加快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二）金融发展主动适应新常态
1、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为宗旨
不仅仅关注金融改革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也须关注金融改革对实体经济的转型、调整作用。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作用，主动服务，让利于民。明确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着力点，针对实体经济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难点提供金融支持，突出对“三农”、小微企业等客户、对新型城镇化、基础设施建设、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金融服务。
2、明确银行自身的适度增长目标，优化银行业务结构
适应经济增速放缓的要求，将对银行增长速度的追求转为对银行增长质量的追求。优化自身业务结构，发展中间业务，增加银行服务对象，扩大银行利润来源，保持一定的增长率。
3、提高银行资产质量
调整信贷资产的区域、行业、种类和客户结构，降低银行信用风险；继续进行银行贷款的五级分类，减少不良贷款，降低银行风险，提高银行收益。
4、继续推动金融创新
鼓励金融创新，如推出新的金融产品、互联网金融等，提高银行竞争力。但金融创新仍将服务实体经济，要有助于解决当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等突出的问题与矛盾。
5、金融促进消费、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可持续发展
加快消费金融的发展速度，构建多层次的消费金融体系；完善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改善社会消费金融环境；加大对第三产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加快金融业自身的发展，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通过“绿色贷款”或“绿色政策性贷款”支持环境友好型企业的发展，发展绿色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可持续。
三、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
在新常态经济下，经济增速放缓，企业社会环境改变，由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某些企业甚至面临破产的威胁，企业的偿债能力普遍下滑，居民收入水平不敌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银行的个人贷款也面临一定的威胁，银行资产质量下降，须加强对银行资产的管理。
（一）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必要性
近年来，经济下行，逾期贷款、不良贷款增多，银行资产质量降低，商业银行抵押贷款的抵押品价值缩水，贷款无法收回时处置抵押品也须承担一定的贬值风险，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资产质量的管理；通货膨胀导致银行资产的账面价值高于银行资产的实际价值，出现了一定的泡沫和虚假繁荣，商业银行经营高负债的特点也导致商业银行的高风险性，因而需要加强对资产的管理，以提高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商业银行本身存在的亲周期性，在经济衰退之时，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恶化，抵押物价值下降以及贷款风险得以暴露，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更加谨慎，提高了贷款条件、担保要求、信贷审查的要求，提取更多的风险拨备、核销了坏账，银行贷款增长速度放缓、贷款规模减少，信贷的急剧减少对经济冲击很大，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经济复苏举步维艰；银行承担着社会资金融通的重要责任，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处于基础地位，因此须加强对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降低商业银行所面临的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二）巴塞尔协议iii对商业银行资本管理的要求
巴塞尔协议将商业银行资本分为核心一级资本、其他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和其他一级资本是指在持续经营的状况下吸收损失的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留存收益、公开储备和少数股东权益等，其他一级资本包括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及其溢价、少数股东资本。二级资本也称附属资本，指在破产清算状况下吸收损失的资本，包括非公开储备、资产重估储备、普通准备金、（债权/股权）混合资本工具和次级长期债券。巴塞尔协议iii规定核心一级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4.5%，一级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6.0%，总资本不得低于风险加权资产的8.0%。建立留存超额资本，确保银行在非压力时期建立的超额资本用于发生损失时吸收损失，其比例是2.5%。建立逆周期超额资本，建立银行体系在系统性风险快速增长时的额外资本防线，逆周期资本须占风险加权资产的0%～2.5%。引入杠杆率作为风险资本的后盾，控制银行体系杠杆率的过度积累，按照3%的最低要求进行杠杆率测试。
资本要求和超额资本
[＼&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总资本＼&最低要求＼&4.5%＼&6.0%＼&8.0%＼&留存超额资本＼&2.5%＼&最低资本加留存超额资本＼&7.0%＼&8.5%＼&10.5%＼&逆周期超额资本区间＼&0%～2.5%＼&]
（三）新常态下商业银行的资本管理
1、提高资本基础的质量、一致性和透明度
严格按照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建立资本框架，扩大风险覆盖的范围，将杠杆率作为风险资本要求的可靠的补充指标，缓和亲周期性，增强银行体系的稳健性，使银行体系成为风险的吸收者而不是金融体系以及更广义经济体系的风险传导者。
2、优化资本结构
银行的业务资源和盈利能力决定银行持有资本不能过多，既要满足当局的监管要求，又要使股东价值最大化，追求资本回报率，应根据各类资本工具的不同特征，结合资本总量、质量、成本、对股权集中度的影响等因素，确定银行的资本结构，确定合理的资本筹集渠道和方式。
3、以市场为导向，减少政府的干预
在现代金融环境中，有些企业因自身经营状况和资信状况无法达到银行的放款标准时，往往通过从政府部门向银行疏通关系获取贷款，甚至地方政府为企业进行贷款担保，这些情况导致了地方政府大量“或有债务”爆发的风险，也增加了银行不良贷款的几率，在一定程度上干预了银行的独立经营，不利于银行体系的稳定。
4、强化资产的风险管理，降低风险权重
不仅仅注重贷款的规模，也应该注重贷款的质量，严格控制商业银行的贷款流程，认真进行对贷款企业的信用评级工作，加强贷后管理，尽量避免不良贷款的产生，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损失。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9
关键词:金融服务,建筑业,效益提升。
金融服务升级、创新是金融资源得到有效分配的前提,当前我国金融服务需要进行升级和创新,金融服务创新需要从金融业务、金融产品、服务结构、服务观念等方面开展工作。针对我国建筑业发展过程中融资难等问题,我国的金融机构需要不断加快创新服务步伐,从根本上提高创新服务管理理念,把创新服务手段充分利用起来,结合我国建筑业发展实际情况,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把建筑金融业务和金融产品成功运用到市场中去,从根本上满足我国建筑业的需求,通过金融服务升级提高我国建筑业的效益。
一、建筑业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创新必要性分析。
我国建筑业正处于转型发展过程中,因此其经济效益的提高需要金融服务的创新。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建筑业也取得很大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建筑业效益提升一直是行业关注的焦点,建筑业效益提升的前提是行业转型升级,行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需要拥有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金融服务是建筑业转型升级效益提升的关键。当前是我国建筑业效益提升的关键时期,需要通过建立完善的建筑业融资体系,才能促进建筑业转变效益增长方式,淘汰一部分耗能高、质量不达标、技术落后的建筑业企业,从根本上实现建筑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筑业经济效益提高,彻底改变我国建筑业完全依靠资源、劳动力等低成本获取发展优势的局面[1]。资金在建筑业业效益提升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也是效益提升的一个重要性问题,建筑业在发展过程中如果缺少资金的支持,建筑业的效益提升的步伐很难前进。我国建筑业转型对金融服务需求产生一种需求,同时需求的金融服务更具多样性,为建筑业发展提供一个金融服务平台。
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我国建筑业要实现效益提升,必须依靠金融服务创新。自从发生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主要经济体都遭受了很大的影响,我国各行业都受到很大的压力,具体发展模式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建筑业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要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处理好建筑业效益问题,建筑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资金支助,需要解决建筑业发展过程中的融资难等问题[2]。我国的金融机构需要树立科学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通过建立完善的金融服务功能,从根本上推进专营机构的组织体系建设工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根据自身情况,建立建筑业金融服务品牌,逐步整合和完善我国金融信贷评审系统,把服务和融资紧密结合起来,从而能够更好的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服务。
我国建筑业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创新是商业银行经营转型过程中的战略选择,从全球经济的发展情况看,建筑业企业是商业银行的重要客户,当前我国有90%的建筑企业需要从商业银行获取贷款,因此建筑企业的金融市场环境发展潜力很大,融资渠道多元化对商业银行的信贷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信贷市场需要不断调整发展模式才能更好的适应建筑业发展的需要,商业银行在发展过程中会重点抓住建筑业企业融资对其经济效益增长的影响,不断开展各种中间业务和新兴业务,从根本上拓展商业银行新的收入来源,对商业银行的多元化发展也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我国建筑业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创新目标分析。
我国建筑业发展过程中需要为其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从当前情况看,我国建筑业的融资渠道还不畅通,筹资方式单一化,我国建筑业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融资结构不合理问题,当前金融资源严重短缺对我国建筑业效益提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我国建筑业发展情况看,有70%的企业资金需求是通过银行贷款获取,而只有30%的建筑企业需要自筹获取,从我国建筑企业的融资渠道看,主要是通过间接融资渠道开展工作,直接融资所占的比例非常少,通常情况只有10%左右,有的甚至只有2%,这个比例与国外建筑企业相比具有很大的差距,国外建筑企业的间接融资达到70%。我国建筑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合理,对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实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融资结构不合理也是建筑企业解决资金供给的主要问题,具体解决方案需要对金融服务进行改革和创新,逐步提高我国金融服务的水平,加快建筑企业融资渠道建设,优化建筑企业融
资结构[3]。逐步培育多层次、多元化、充满活力的金融服务体系。当前我国金融服务机制改革过程中需要重点发展和建立民营中小企业银行,因为从我国建筑业的结构看,缺乏资金的主要是中小建筑企业,所以解决好中小建筑企业的资金问题非常重要,直接关系到建筑业效益提升。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小额贷款公司等渠道加强融资渠道建设,逐步提高融资的规模和水平。我国建筑业效益提升过程中解决融资难的问题是核心,需要逐步放宽质押和抵押范围,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产品,拓展建筑业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提高建筑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我国建筑业需要金融服务支持才能取得可持续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建筑业需要坚持科学发展才能取得整体效益提升,我国建筑业金融服务重要性越来越强,从金融服务的范围看建筑业所占有的金融资源比较少,与行业发展不对称,在大型企业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因此金融服务过程中把大量资金投入建筑业的回报是很可观的,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具有资金密集性和劳动密集性特点,需要从根本上抓住建筑业的发展特点,采取积极有效的金融服务模式,不断加快金融产品创新,从而达到满足建筑业融资问题,提高建筑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4]。建筑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全社会的金融机构都需要积极为建筑业提供优质的服务,为建筑业营造和谐的发展环境和融资环境,保证我国建筑业取得可持续发展,建筑业的效益能够得到全面提升。
三、建筑业效益提升过程中金融服务创新内容研究。
我国建筑业要取得持久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必须从根本上实现金融服务制度创新。金融服务制度创新可以更好的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保证金融资源能够按照制度的要求在建筑业中得到优化配置,因此金融服务制度创新在建筑业效益提升过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建筑业发展过程中要求金融服务必须具有短、急、频和多样化的特点,需要逐步打造与其它行业具有不同模式的建筑业信用评级平台、服务方式、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策略。针对我国建筑业发展过程中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和财务报表规范,采取不同的金融服务模式。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大都制定了针对建筑业融资的授信办法、信用评级,按照不同的服务模式对建筑业实施标准化的金融服务,这样可以简化贷款审批流程,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促进建筑业效益提升,我国建筑业企业的融资效率也得到全面提高[5]。随着我国金融服务体系的完善,当前专门针对建筑业发展情况建立建筑业批备制度和融资业务核算体系,专门为建筑业企业建立了信用风险管理工具,大大提高了对我国建筑业融资过程中风险计量、识别、控制、监测能力,提高了对建筑业企业融资风险的控制能力。
金融服务业务创新在建筑业发展过程中起到关键性作用,金融业务创新是保证建筑业融资服务得到实现的根本,是保证建筑业效益提升的重要策略,需要在金融服务创新过程中得到重要体现,金融服务业务创新也是金融服务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需要从根本上提高金融服务能力,才能更好的满足建筑业融资服务的要求,建筑业的经济效益才能得到根本性提高。金融服务业务创新是融资资源得到合理分配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金融交易载体的一种变革和创新。其主要是对金融传统业务产品进行开发和对创新业务领域的模式进行创新拓展。同时还需要建立与金融服务新产品相适应的创新服务制度,从根本实现金融服务手段创新、服务方式创新和金融营销策略创新。
金融服务产品创新过程中需要金融机构深入了解行业发展情况、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保险市场的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积极开展适应建筑业发展的金融服务产品。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对建筑业融资担保模式进行创新,由于我国建筑业实力不强、资产较少、无抵押担保、抗风险能力较弱等,这就决定了建筑业在融资担保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但是银行在提供金融服务过程中对担保中介机构资信要求较高,实力不强的中小建筑企业很难获取担保中介机构的服务许可,即使为其提供担保,但是产生的费用也是非常高的,导致建筑企业的负担很中,所以产生中小建筑企业担保难的问题。银行在为建筑业提供融资服务的过程中,需要积极开展与担保机构的全面合作,从根本上实现建筑企业担保方式的创新,逐步拓宽建筑业抵、质押物范围,充分利用建筑企业拥有的应收账款、股权、银行承兑汇票、专利、营运车牌、土地经营权等权利和资产开展担保融资产品创新。商业银行在为建筑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采取与担保公司、信用保险公司、中小建筑企业联保等多种模式,可以从根本上降低建筑业的融资风险,同时能够促进建筑业效益提升。
我国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对融资服务的要求越来越强
,需要对金融服务理念和考核体系进行创新。从金融机构角度看,我国建筑业企业孕育着极大的商机,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需要积极转变经营理念,为建筑业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提高建筑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建筑企业的担保风险相对较高,但是建筑业企业的风险并不是不可控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符合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的原则,同时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可以不分规模大小、经济性质,都要为其提供积极有效的金融服务,这样才能促进整个建筑业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也能在建筑业发展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效益。我国金融机构需要建立与建筑业发展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和营销队伍,主要是为推动建筑业金融业务服务的发展。建筑业金融服务过程中还需要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金融服务模式,设立建筑业金融服务部,促进我国建筑业金融业务服务得到稳步健康发展。建筑业金融服务过程中需要不断完善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有利于中小建筑企业发展的贷款考核体系,中小建筑企业的效益提高关系整个建筑业的发展,需要建立中小建筑企业金融业务部,对其实施单独考核、单独统计、单独奖励,培育和稳定我国建筑业贷款营销队伍,不断开展适应建筑业发展的信贷业务,从根本上实现金融服务升级,助推建筑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提升。
参考文献。
[1]林敏。浅析建设工程中业主项目经理的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思想[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5,(0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篇10
关键词:县域经济金融生态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2004)最早将生态学概念系统引入金融领域,提出了金融生态这一名词,它是一个仿生概念。本文利用已经存在的金融生态概念对县域金融生态进行界定,所谓的县域金融生态是县域经济中各种金融主体与其所赖以生存的环境以及内部金融组织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因此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意义重大。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生态环境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软环境和文明程度,而且也直接影响到该经济体的经济金融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讲,金融生态环境就是竞争力。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意义重大。县域金融作为我国金融发展中的“弱势群体”,对其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解决其金融生态环境中存在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我国县域金融生态现阶段存在的问题
(一)县域金融主体缺失
在县域经济发展中虽然存在农业银行等商业银行、信用合作社、邮政储蓄等多极并存的局面,但实际上商业银行由于商业化的改制,作为“理性人”受利益的驱使而逐渐撤并营业点,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资金来源;信用社由于规模小,资本金弱、融资能力差,使其对县域经济发展力不从心。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将吸收的资金转向大城市或者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从而分流了县域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由于正规金融机构不能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最基本的资金来源,因此就出现了非正规的金融融资,但是由于政府缺乏对这些非正规金融的合理引导,只是进行严厉管制,致使其组织松散,运行不规范。另外其他的配套措施也不够健全,比如中小企业贷款担保体系等。这一系列的因素导致了县域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很难为县域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而只能使县域经济发展所急需的资金逐渐流向发达的城市,出现县域资金“城市化”的现象,致使县域金融运行的整体生态环境恶化。
(二)地方政府过分干预
县域金融生态状况受政府行为的严重影响,目前由于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依然缓慢,政府职能转换依然没有到位,习惯用计划经济的思路以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的发展,地方政府对金融的理解停留在计划经济阶段,仍以财政划拨看待银行信贷资金的供给;依然片面追求单纯GDp目标的实现,急功近利,普遍存在行政力量介入和干预金融的现象,影响了金融机构正常业务的开展。
雷和平、林之诠(2005)调查说明:陕西省周至县2004年底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716亿元,不良贷款117亿元,不良贷款率近25%,而其中的十三类突出的不良贷款余额为4608万元,党政干部和政府的贷款(或担保贷款)1656万元,占近36%。行政力量利用直接或间接方式介入农村金融占用资金进行非财政性运作,使得原本有限的资金创造出现断层,不利于县域金融业的正常发展。
(三)法制不健全
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市场经济的缔造、交易规则的确立、交易秩序的维护,均需要依靠强有力的法制环境为后盾。但是在基层县市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和健全,如在银行信贷资产管理方面,对企业改制、重组、市场退出的金融债务处理没有明确规定,导致企业借改制大量逃废金融债务;对县域金融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相当普遍,执法行政主导和行政干预的现象较为严重,司法独立性不强,执法效率低下、司法执行难、执行周期长的问题也十分突出。
(四)道德风险普遍存在
我们一般地从伦理道德和制度层面把诚信理解为诚实守信,根据制度经济学的市场契约论,也可以将诚信理解为签约双方对契约和承诺的遵守。在基层县市对于这种契约的履行更是不到位,对经济建设和金融业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危害。
我国基层县市征信系统建设不完善,社会信用服务的市场化程度较低,中介服务极不规范,提供虚假资信证明甚至协同贷款欺诈,严重破坏了县域金融的信用环境。此外,社会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淡漠,部分失信者存在“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思想,失信效仿现象比较严重,使金融机构处于一种被动的尴尬境地,产生了“怕贷、惜贷”思想,制约了信贷资金的有效投放,不利于县域经济的发展。
据有关方面的统计,在安徽省68.39亿元的基层政府金融债务中,不良贷款占比高达51.6%,已形成区域金融风险。地方政府拖欠金融债务,不仅损害了地方政府在公众和金融机构中的形象,而且引起了社会上其他欠债主体的效仿。如果听任这种失信行为风行下去,由于失信行为自身的“外在性”和“传染性”,县域经济将会陷入“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即霍布斯丛林。
(五)县域经济基础薄弱
县域经济是县域金融生态系统的繁衍和生息的物质载体,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金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县域经济总量小,支柱产业少,产业结构不合理,基础相对较为薄弱,致使金融生存空间狭窄,因而也就不能很好地推进金融部门的发展,从而阻碍了相关金融制度的完善,降低了金融生态系统的内部运行效率,导致了基层金融资产质量低下,出现大量不良贷款。
对安徽、江西、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六省1995~2004年期间的县域金融生态状况进行了一次专题调查显示,县域GDp占全省比重呈下降趋势,县域经济发展速度逐步放缓。自1995年以来,无论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江苏、浙江、山东三省,还是经济发展相对较慢的安徽、江西、河南三省,县域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县域GDp占全省GDp的比重均呈现出长期下降的趋势,安徽、江西、河南、江苏、浙江、山东县域GDp占本省GDp的比重分别下降了8.81、12.35、6.62、5、3.05、0.31个百分点。
(六)金融中介机构发展不足
县域中介组织不全,信用担保公司实力不强,创业基金规模小,融资担保能力未能充分发挥;企业信用等级评定不真实,大部分金融机构为了获取手续费,采取银行内部评定,没有让企业交给真正的中介机构去做;资产验资、资产评估等中介机构缺乏行业约束,报告失真,少有问责,没有形成应有的市场淘汰机制与行业品牌,公信度不高。
建设良好县域金融生态的建议
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应该是投入较少的金融运作成本,而获得较高的资金运行效率,并且对金融生态主体的行为要有良好地激励和约束功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来实现,而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又对县域经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建设理想的金融生态:
(一)健全金融体系
适应县域发展多层次需求,构建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社区互助金融相结合的金融体系。国有商业银行应改革和完善现行的信贷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适当下放贷款审批权限,简化贷款审批程序、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强化农发行的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在条件较好的县创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鼓励其通过市场运作、自由组合方式对周边地区的农村信用社进行兼并和重组。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切断邮政储蓄资金强制性回笼渠道和农村资金外流渠道,将吸收的资金反哺县域经济。在有一定市场经济基础、信用环境较好的县域组建社区银行,补充现有县域金融体系的不足之处。
(二)地方政府发挥对金融生态建设的积极作用
地方政府应克服政府行为的本土化、行政化、企业化的倾向,使自己的行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逐步市场化。加快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经济环境建设,提高服务意识,优化地方投资软硬环境。
地方政府应该发挥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会同人民银行、金融监管部门、地方经济综合部门、公安部门、司法部门、新闻部门等共同参加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改变过去单纯靠GDp衡量政府政绩的标准,将改善金融生态环境纳入对各级政府部门的考核内容,打造“诚信政府”。
(三)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以县央行建立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为基础,整合县域内金融机构信用交易信息,加强基础信用信息系统建设,完善银行信贷征信系统。由当地政府协调法院、公安、工商等单位部门,开展非银行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建设,为实现向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用信息服务打下基础。健全信用服务监管体系和完善社会失信惩戒和守信激励机制,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披露和惩戒力度,充分发挥政府各相关职能部门的作用,制定配套的政策措施,鼓励诚实守信,惩戒失信行为。
(四)加快县域信用中介机构建设
针对县域内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少,资质低的现状,应积极发展具有较高执业资质和道德水准的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开展专业化信用服务。广泛开展企业和个人的信息征集、资信评估、资产评估、市场调查等信用服务。巩固和完善信用担保体系,为信用交易提供担保服务。由政府牵头,引进和发展担保公司,创新担保业务品种,扩大担保服务范围。同时依托现有金融体系,推进信用业与保险业的结合,为转移信用风险提供信用保险服务。
(五)构建优良的金融法制环境
加大金融诉讼案件的执法力度。地方政府应积极协调人民法院,加强金融案件审判工作,充分发挥司法审判职能作用,提高审判执行工作的质量和效率,维护正常的社会信用秩序,简化金融诉讼案件审判程序,加大不执行金融债权的惩罚力度,提高执行回收率;降低金融维权成本。加大对各类金融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力度,各金融机构应与公、检、法机关密切配合,并建立长期协作机制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活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方式的金融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金融秩序。
总之金融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性的需要各个部门的通力协作,地方政府作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主体,应当意识到推进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进一步改善和优化区域投资环境,吸引信贷资金和外来投资,增强地区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关键所在。县域经济处于全面实施“十一五”规划起步和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造的重要时期,实现经济加速发展,需要有持续、有效的资金投入作为支撑,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打造优良地区金融生态环境,是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和维护金融体系安全的重要保障,是实现县域经济金融良性互动、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李扬,王国刚,刘玉辉.中国城市金融生态环境评价[m].人民出版社,2005
2.徐诺金.论我国的金融生态问题[J].金融研究,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