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现代农业篇1
1.新型职业农民的内涵和外延
将新型农民与职业农民结合起来，即为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民适应了农民劳动力结构的调整，而职业农民则是现代农业的主体，笼统来讲,就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一代农民阶层,这部分群体在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同时，还能够为农业生产经营者提供相应的服务。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要能够充分进入市场，使收益最大化,所谓职业，强调的是身份的稳定性,即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作为终身职业,再就是要有一定的现代观念和社会责任感，更够更好地服务于现代农业…。目前，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相对滞后，已经成为“四化”同步的短腿,信息化、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已经进人快速发展阶段,而农业现代化却还处在成长阶段,严重限制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农业发展的瓶颈在于农业人才的缺乏,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从根本上来讲，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构建职业农民队伍，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现代化实现的战略需求。
2.关于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策略
2.1重视农村基础教宵，转变农民传统观念
从整体和长远来看，加强农村基础教育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的关键，为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强农村基础教育的投人，扩大现有农业院校的招生规模，加大涉农专业的比重。在降低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门槛的同时,还要注重转变农民的传统观念，让其认识到农民是一项光荣的职业，增强对这一职业的社会认可度，从而调动新生代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将农民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新型职业农民要普遍具备农村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以及产权等意识，可以通过播放反映“三农”新面貌的影视剧以及文化团体下乡演出、农业技术讲座等多种形式，使其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观念和经营观念。
2.2扩大职业农民群体，营造良好培训环境
新型职业农民的来源并不仅仅局限在农村，城镇人才也可以进入农业领域，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现阶段，要想扩大职业农民群体，必须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限制，实现城乡的双向互动，补充农业人力资源缺口。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必须保持同步，只有鼓励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并融入城镇，才能够更好地推动城镇化，同时也能够给城镇人才进入农村创造良好的条件，为新型职业农民的成长提供广阔的空间无论是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还是引进城镇人才，要想使二者能够成为新型职业农民，还要健全相关的工作机制，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营造良好的培训环境,如建立目标责任机制、就业跟踪服务于维权机制以及健全政策鼓励与扶持机制，一方面要调动农民接受培训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又要避免培训工作的盲目性，真正能够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意识的新型职业农民群体。
2.3启动培育试点工程，建设终身教育体系
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必须形成长效发展机制，在此建议以启动相关试点工程为突破口，大力发展现代农业职业教育，加快农业职业教育实训中心建设，重视优质教学资源的开发，为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打下坚实的基础。培养新型职业农民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任务，仅仅依靠政府专项资金的注入，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应以建立农民公益性培训制度为目标,重视农村的教育改革,构建我国现代农民终身教育体系，将农民学历与培训结合起来、农村职教与普教成教相互渗透、农业推广系统与信息化教育相互合作，促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的可持续开展。
3.结语
综上所述，新型职业农民强调的是农民身份的职业转变和专业转变，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以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的生产主体，重视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意义重大，巳经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重大发展战略，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新型现代农业篇2
[关键词]现代农业;新型农民;农民素质
[中图分类号]F30,F3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8)03-0028-03
发展现代农业是当今发达国家的已然走向｡而现代农业的发展必须要有新型农民的参与｡只有用发展现代农业的理念来培育新型农民,才能更好地完成旧式农民向新型农民的嬗变｡
一､关于两对关系的粗浅认识
(一)传统农业与旧式农民
传统农业的突出特征是“刀耕火种､靠天吃饭”,适应这种农业的需要,相应有了旧式农民,其突出特征是“脸朝黄土背朝天”､“老婆孩子热炕头”｡国家发展农业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增强国力,而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目的则是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多数情况下(工业革命以前的时代不属本文讨论范围),国家越想通过农业强国或立国而愈不能强国或立国,农民越想通过农业生产来解决温饱问题(生存需要)却越难以维持生计｡如果考虑到“天灾人祸”的因素,这种“欲速则不达”的局面则更为尴尬｡
(二)现代农业与新型农民
现代农业的特征是要素投入集约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生产手段科技化和产业经营一体化[1]｡为了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要,新型农民随即呼之欲出｡从理论上讲,新型农民的突出特征是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讲文明､守法纪｡各国的国情不同,国家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国家发展现代农业是为了国计民生的需要｡尤其像中国这样的传统农业大国､人口大国,离开农业的发展其后果不堪设想｡而农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就不仅仅是满足生存需要了,更多的是为了满足更好生活的需要｡
在二者关系上,一方面,发展现代农业离不开新型农民,其对技术手段､集约经营等方面的高标准要求,如果没有相关知识和经验的农民来提供,发展现代农业只能是“纸上谈兵”｡另一方面,新型农民的培育虽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农业的刺激但又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这一大环境,否则就是“无的放矢”｡
二､中国现状:混合型农业与参差型农民
客观地讲,在目前的中国,传统农业的成分要远远大于现代农业的成分,对农民的估计更不例外｡这一点,在经济落后地区和老少边穷地区表现尤为明显｡
(一)混合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胶着运行
我国农业严格说来,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被注入了许多现代农业的因子,目前二者正处于交并发展的过程中｡
1.从机械化作业程度上看｡我国农机装备水平普遍较低,距离现代农业的要求甚远,现代意义上的农业只局限于在局部地区发展｡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展水平较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前就实现了高度农业机械化｡耕地较少的日本和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已实现了全面机械化,水稻全程机械化水平达到95%以上｡而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正处于初､中级阶段,农机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仅为35.9%,部分地区仍主要靠手工和畜力劳动｡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下,农民购买农机呈现出了“三多”的显著特点,即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多,插秧机､收割机多,高质量､高性能机械多,农机装备结构日益优化｡但从总体看,我国目前仍存在小型拖拉机多､高性能动力机械少,主机多､配套机具少的问题｡并且农机作业项目单一,而发达国家多是采用复式作业｡三是机械化应用范围小｡目前我国机械化生产主要集中在粮食生产方面,在三大粮食作物中,除小麦生产机械化水平相对较高外,水稻栽植和收获及玉米机收水平还很低｡在经济作物､养殖和农产品贮藏､保鲜及加工等方面,标准化生产体系薄弱,机械化生产程度较低,许多方面机械化生产还是空白[2]｡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农业的水平还相当低下,传统农业还需要极大程度的改造｡
2.从农业产业化水平上看｡跟我国其他经济社会发展情形一样,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也是东高西低｡平原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产业化水平高些,但这也只是相对的高,跟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产品加工转化率只有40%左右,而发达国家则高达80%以上｡发达国家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重大多在2.0-3.7：1以上,而我国只有约0.4：1;发达国家的加工食品约占饮食消费总值的90%,而我国仅占25%左右[3]｡这说明目前我国传统农业仍然占据很大比重｡
3.从对现代农业科学技术使用上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科技进步｡到2005年,我国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上升到48%的水平,但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相比,我国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献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同时,我国的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下,仅有30%-40%,比发达国家低20%-30个百分点,且已经转化为技术的普及率也仅为30%左右[4],这也说明我国现代农业步伐建设迟缓｡
(二)参差型农民:旧式农民和准新型农民相伴而生
就目前看来,在我国,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占据绝对比例｡不过,新型农民的影子已经开始显现｡
1.从受教育文化程度上看｡如果我们粗略地把旧式农民和新型农民的文化或受教育标准界定在高中水平程度(只是为研究需要的假定),那么,据有关资料统计,农村劳动力中37%的人文化程度为小学､文盲和半文盲,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13%[5]｡根据上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全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文盲和半文盲数达到4300万,占该标准总数的5.2%,而农村初中以下劳动力的比重则高达91.2%｡另据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劳动者受教育时间每增加1年,则GDp增加9%｡20世纪80年代末,世界农业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时间已达到11年,其中美国18.04年,法国15.96年,日本11.87年,而同期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只有6.5年,这还包括大量的文盲[6]｡正如人力资本理论专家西奥多・w・舒尔茨(t・w・Schultz)指出的:“解释农业生产差别的关键变量是人的因素,即农民获得能力水平的差别”｡“土地本身并不是使人贫困的主要因素,而人的能力和素质却是决定贫富的关键｡”[7]由此可见,我国现代农业没有很好发展是因为缺少新型农民,而我国新型农民的培育还仅仅处于初始阶段｡
2.从对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上看｡在我国,只有很少一部分农民接受过技能培训,而大多数农民没有或很少受过技能培训｡据资料表明,在全国目前的4.9亿多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9.1%,接受过农业职业教育的不足5%,而在美国､加拿大､荷兰､德国､日本农村劳动力中受过职业培训的比例达到70%以上[8]｡这说明我国农民对“懂技术”这一要求的差距太大,其中绝大部分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旧农民｡
3.从拥有农业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上看｡农业技术人员是最接近新型农民的群体,他们有文化､懂技术,但我国的农业专业技术人才相当缺乏｡建国以来,我国培养的高中级农业技术人才累计达247万人,但至今尚在农村第一线工作的仅有76.8万人｡发达国家每百亩耕地拥有1名农业技术人才,而我国目前平均每百名劳动者只有科技人才0.023人,每百亩耕地平均拥有0.049名科技人才,平均每7000头牧畜只有1名畜牧人才,平均203万亩草原只有1名牧业人才｡全国145万个乡镇企业中只有139个工程技术人才[9]｡这一高技术含量群体数量的低下,说明新型农民在农村仍然是稀缺资源｡
三､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言,中国新型农民的培育离不开发展现代农业这个大环境,但又不能全指望通过发展现代农业来完成｡发展现代农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对新型农民的培育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二者都是动态的､同期的发展过程,不是说先培育好了新型农民再来发展现代农业,更不是说等有了现代农业的粗具规模再来培育新型农民｡
(一)当前理论界对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的观点概览
1.在培育内容上,当前理论界的聚焦点是提高农民素质(2006,蒋成凤､李德),包括文化素质､生产技能､思想道德素质(2006)钟瑞添;2007,张小利;2007,陈华)和身体素质(2007,谢恩魁)等｡
2.在培育方式上,大家的意见是大力实施农村义务教育(2006,钟瑞添)､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开展农村思想政治工作(2006,贾超)､科技示范带动､科技扶贫助农(2007,刘宝亭)､实施“农村读书兴农”工程(2007,谢恩魁)以及建立健全农村科普网络(2007,周琳琅)等｡
3.在实现途径上,主要观点有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业规模化集约经营水平(2007,周琳琅)､积极发展农业种养专业大户(2007,李勇)以及农民工回乡创业(2007,朱隽､冯华)等｡
4.在保障措施上,主要观点有创新体制机制､加大财政投入､实施政策倾斜(2007,赵泉民､李怡)以及公共服务设施建设(2007,朱隽､冯华)等｡
(二)用现代农业理念培育新型农民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理念指导:明确培育新型农民的发展方向｡各地在抓新型农民的培育工作过程中,作为培训主体――主要是指各教育机构,一定要明确培育对象(农民)的文化技术需求以及市场对农民的需求,即知晓如何培育和定位现代农民的职业走向｡这样,就应根据本人､本地发展实际或外出务工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一些文化或技术的培训工作,即教育培训工作“要实际,要管用”｡
2.产业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型农民的结合点｡“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这不是一般的口号｡为此,必须结合明确的产业来进行培育｡目前,有专家在分析国内外形势并对全国作出大量的调查后指出发展现代农业,重点或突破口是发展现代畜牧业(2007,万宝瑞)｡我们当然不是说各地都要发展畜牧业,但这个产业也就是培育新型农民的突破口,一定要选准,切不可片面发展､面面俱到,而应“有的放矢”｡
3.市场导向:农民涅的生存空间｡现代农业是市场农业,这一道理谁都知晓,农民也不例外,但农民并不一定知晓如何进入市场､怎样才能进入并占领市场,这一点也是判别旧式农民和新型农民的分水岭｡提高这种能力,正如中央文件中所说的只有“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才能具备｡
4.标准统一:现代农业生产要求的唯一标识｡中国农产品一直未能很好占领国际市场,关键一条是生产或技术规格与国际标准要求不一致｡从事现代农业生产,国家应抓紧制定相应的生产规格和技术标准,以便有条件的农村地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严格参照执行｡
5.分步实施:适合中国国情的较好选择｡我国国情太复杂,各地差别太大,农民素质根本不可能整齐划一｡因此,发展现代农业和培育新型农民,只能分类指导､分步进行｡尤其是对新型农民的培育,其要求程度也应当有所区别｡笔者认为,我们对中国新型农民的培育应至少分两个群体,一是高标准群体,即中央所提出的“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因为中国有9亿左右的农民,能达到这一要求的毕竟是少数,且要求全体农民或大多数农民达到这三项要求也不现实｡另一个是一般群体或大众群体,对他们的要求只要达到“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三项中的一项或以上便可认同为新型农民｡
6.政策延续:发展现代农业和培育新型农民的强力保障｡近几年在农业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活动――“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县域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概念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一些地方在执行起来时,不能很好理解这是发展农村经济的延续和深入,认为这是在玩概念游戏,前天挂“农业产业化经营办公室”,昨天换为“统筹城乡发展办公室”,今天改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让人有目不暇接的感觉｡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一项政策尤其是一项好的政策应该保持其延续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现在所做的“发展现代农业,培育新型农民”这项工作,也应该一以贯之地进行下去,而不宜“跟风应景”｡
参考文献:
[1]赵泉民,李怡.现代农业视野下的新型农民培育研究[J].理论导刊,2007，(8).
[2]“十五”时期农业机械化发展综述[eB/oL].中国农业机械化信息网,http?押//amic.agri.省略.2007-04-11.
[3][4]周琳琅.关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几个问题[J].经济问题探索，2007，(5).
[5]刘宝亭.建设现代农业要着力提高农民素质[J].理论学习,2007，(7).
[6]李华.试论新农村建设中新型农民的培育[J].教育与职业,2007，(15).
[7](美)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新型现代农业篇3
多措并举，推进现代农业发展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南阳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牢记确保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政治责任，切实把提高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能力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重中之重，把“水、土、田、林、路”综合治理作为中心任务，不断改善农业基础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为南阳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南阳共投入土地治理项目资金6.1亿元，累计改造中低产田86.4万亩，新增灌溉面积63.1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2.9万亩，新增除涝面积43.3万亩，改善除涝面积34.1万亩，改良土壤58.9万亩，完善农田防护林（折实）4.89万亩。据测算，在单位生产能力上，每改造一亩中低产田可提高粮食产量100公斤以上，棉花20公斤以上，油料40公斤以上。
“十一五”期间，通过大规模农业综合开发，实现新增粮食生产能力1.2亿公斤，占南阳市同期新增粮食产量的40%以上；同时新增棉花556万公斤、新增油料1180万公斤，新增种植业总产值3.5亿元。通过开发治理，一片片农田呈现出田成方、林成网、渠相通、路相连、旱能浇、涝能排、生产设施配套齐全的崭新面貌，项目区已成为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的示范区、样板田。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促进高效农业规模化。南阳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牢牢把握现代农业建设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资源禀赋和特色产业优势，紧紧围绕优质粮、棉、油、烟、蔬菜、中药材、林果、畜牧、食用菌、水产十大特色产业，坚持打特色牌、走特色路的产业发展战略，大力扶持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基地建设，努力把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有力促进了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5年累计扶持优势农产品生产基地项目73个，迅速形成了一大批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具有明显南阳地域特色的支柱产业。扶持的西峡“果药菌”、新野蔬菜、桐柏茶叶、淅川小辣椒、卧龙月季、宛城奶业、唐河黄牛等农副产品基地项目，均已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据统计，南阳市在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内，已形成了322个一村一品专业村,27个一村一品专业乡镇和一批跨区域的特色产业带。
扶强扶优龙头企业，强力拉动农业产业化。扶持龙头企业，推进产业化经营，是增强农业发展后劲的必由之路，也是南阳农业综合开发的着力点。在实践中，加大对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积极探索龙头企业+基地+农户的产业运作模式，特别是针对粮食、棉花、畜牧、林果、乳品等产业优势明显，但精深加工能力不足的问题，有针对性地选择一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集中扶持，在做强龙头企业的同时，辐射带动了基地农户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迅速推动了产业发展层次的整体提升。“十一五”期间，南阳市累计投放产业化经营资金4.6亿元，共扶持产业化经营项目44个，新增总产值128249.8万元，实现利税7971.9万元，扶持的龙头企业中，已进入部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家,省级15家,市级27家。带动形成了以天冠为龙头的粮食加工,以宛西制药、福森药业为龙头的中药材加工,以龙大牧原、科尔沁牛业为龙头的畜产品加工,以三色鸽乳业为龙头的乳制品加工，以新野蔬菜为龙头的无公害农产品加工等多个产业链,实现了农产品多层次转化增值,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大力推广农业科技，加快科技投入步伐。坚持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落实到农业综合开发实践中，以科技项目为平台，在加大良种引进、加快品种更新换代的基础上，通过综合组装节水技术、栽培技术、农机技术、耕作技术、病虫害防治技术等先进适用技术，努力提高项目区科技含量和成果转化率。配合南阳市农业科技“千人包千村”活动，加强与农业科技部门合作，组织高层次的农业技术专家深入项目区，使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区成为科技人员服务三农发展的重要阵地。“十一五”期间，南阳市农业综合开发部门用于科技措施的资金2200多万元，项目区累计进行农业技术培训13.8万人次，先后建成75个科技推广项目，推广新品种、新技术102项次，项目区每个农户家庭都有一个科技种田的明白人，科技在项目区粮食增长份额中的比重在56%以上,比非项目区高出近10个百分点。
不断创新完善机制，提升整体工作水平。一方面，在项目管理中，先后建立和完善了以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库及专家评审选定项目为核心的立项管理机制；以项目招投标、工程监理和项目公示为核心的建设管理机制；以县级报账、新会计核算为核心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以目标管理、奖优罚劣为核心的约束激励机制等，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另一方面，在经营管理中，对工程设施普遍实行先定业主后开发、边定业主边开发的办法，明晰产权主体，做好资产移交，落实管护责任，确保了项目工程长期发挥效益。同时，按照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在项目区积极研究土地流转的机制和办法，大力扶持发展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为南阳农村改革发展探索路径。
积极探索，为“三化”协调科学发展作贡献
面对保证国家粮食战略安全的重任，面对推动“三化”协调科学发展的崭新形势，南阳农业综合开发将继续发挥项目资金优势，以新型农业现代化为方向，加大投入，提升标准、集中开发，努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物质装备水平，为建设开放富裕魅力和谐新南阳再立新功。
奋力打造粮食主产区不动摇。按照《国家粮食战略工程河南核心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坚持不懈地推进中低产田改造，建设高标准农田，在高基数上大幅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勇挑粮食主产区建设重担。在开发中，坚持集中资金办大事，突出重点抓关键的实施原则，打破行政区划界限，集中开发、连片治理，尽快把南阳839万亩中低产田全部改造成高产稳产的旱涝保收农田，彻底改变南阳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进一步提高粮食生产水平和加工转化能力，提高综合效益，调动种粮农民发展粮食生产的积极性。
新型现代农业篇4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2009年开始，杨凌启动了在政府主导下的“土地流转”。过去，由于耕地掌握在一家一户手中，难以形成规模效益，现在新技术、新品种有了孵化推广的条件。李海平是杨陵区锦田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当地颇有名气的种植大户，他牵头创办的合作社拥有700亩土地217座果蔬大棚。在库房，种地的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在车间，只需几分钟，刚采摘的蔬菜已经穿好“新衣”，整装待“嫁”。因为实施了“农超对接”，种出的蔬菜迅速进入了北京、上海等地的各大超市。在种养大户开始成为“大田主角”的同时，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从昔日土坷垃里刨食，到如今将土地租赁给专业公司和合作社，成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他们告别传统农民单家独户的生产模式，取而代之的是明确分工、标准化和执行严格规章制度的农业生产，一手拿租金，一手领工资。土地流转，不仅释放了土地的能量，也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员从事设施农业。韩璇蔚是宝鸡扶风人，放弃北京的工作来到杨凌，仅一年时间，创办的秦花花卉种植合作社就发展到拥有150多个会员、160多个大棚。
四年来，杨凌先后流转土地4.2万亩，占到全区土地面积的42%，农业专业合作社280多个，带动当地1.1万户农民开始从传统农业转向商品性生产。杨凌正在搭建起从农业新技术研发、新品种引进，到销售加工和物流配送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杨凌农民在摆脱小农经济束缚的同时，成为职业农民，一起推动着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农民成为一种职业，当然不止杨凌。我国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农业产业升级、农业产业链条延伸、农村土地流转和城乡一体化的推进，各地农村出现了一些农户通过专业化、规模化发展，逐步成为种植大户、养殖大户、加工大户、农机大户，甚至有了家庭农场；一些农民利用自己的特长和优势，通过资金、技术、管理等要素投入，逐步发展成为合作经济组织负责人或者是农业企业家、农村经纪人；还有一部分农民，随着农业产业链延长、农业服务业发展，逐步发展成为农机手、植保员、防疫员、水利员、园艺工等技能服务型人才。他们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管理手段，把产前组织、生产过程和产后服务有效组织起来，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条，与传统农民相比具有鲜明的特征，成为农村先进生产力的典型代表。他们有素质、有职业技能、有经营能力，实现了职业化。
新型现代农业篇5
关键词：“三个导向”；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中图分类号：F30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7-0042-08
一、引言
农业现代化既包括生产条件、生产技术、生产组织管理的现代化，又包括资源配置方式的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安排。早在1954年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明确提出了包括农业现代化在内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以后与农业相关的一系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变革，如、合作化、化、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贯彻“八字宪法”精神等，都是农业现代化的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改革完成后，对农业现代化的理解曾主要集中在农业机械、化学肥料等现代要素的投入上，一度认为农业机械化、化学化的水平就能够代表农业现代化水平②。这种观点虽较片面，但是与当时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与生产手段的迫切需求是相一致的，也是符合实际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期，以包产到户为核心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的完成，带动了相关领域（如流通领域）的改革，学术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理解也逐渐从农村生产领域扩展到农业经营管理领域，认为农业现代化不仅包括生产过程的现代化，还包括经营管理方式的现代化③。20世纪90年代初期至90年代末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商品经济空前活跃、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乡二三产业转移加快的大背景下，理论界对于农业现代化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注重从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经营管理方式和发展终极目标等方面来理解农业现代化。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加入wto后，我国现代农业发展面临着全新的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农业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一时期，学术界主要把农业现代化作为一个开放条件下的综合性系统工程来研究，从农业与农村以及其他经济社会方面的相互关系中综合分析农业发展问题，而不是简单地谈论农业自身的现代化。
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和发展理念的进步，农业现代化的内涵经历了一个由狭义走向广义的过程，不仅仅关注农业生产技术或生产手段的现代化，还包含了组织管理、市场经营、社会服务和国际竞争的现代化。2008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和创新，加强农业物质技术装备，健全农业产业体系，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劳动生产率，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国际竞争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就是对这种综合性认知的反应。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了以“三个导向”为内涵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要以解决好地怎么种为导向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以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为导向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以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与过去的提法相比，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也是基于当前国情农情、顺应时代要求做出的制度设计。不同的是。以“三个导向”为内涵的新型农业现代化有其特殊性与历史性。本文旨在揭示“三个导向”为内涵的新型农业现代化的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并藉此提出推动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相应政策建议。
二、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提出“三个导向”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主要基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农情，理解新型农业现代化的内涵就必须深刻了解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新情况，这也是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
1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业副业化
农村改革35年来，在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基础上，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粮食产量翻了近一番，各类农产品成倍增加，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面貌发生显著变化。但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的新形势下，农业农村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从农业经营体制的角度看，当前迫切需要回答的两大问题是将来“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
首先，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中国农业面临着未来“由谁来种地”的新问题。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镇转移，农业就业人员数量锐减。据国家统计局《201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9亿人，比上年2.4%。同时期，农村就业人员锐减。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12年全国乡村就业人员3.96亿人，比2003年减少0.79亿人，十年内年均减少2.0%。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农村劳动力还将进一步向城镇转移，农村劳动力仍将继续减少。
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农业劳动力开始呈现出老龄化、妇女化的特点。2002年以来，我国农村中40岁以上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占劳动力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逐年上升，2008年该比例首次突破50%，反映了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特点⑦。张红宇（2011）指出，目前我国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平均年龄在50岁以上，其中上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务农农民年龄已接近60岁。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2006年全国农业从业人员中女性占比达53.2%；在农业生产中，从事农业长达6个月以上的人员中，女性占比为50.3%。因此，无论是从业人数还是从业时间，女性都已经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力量，农业女性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全国性的客观现象。
其次，农业收入占农民纯收入比重正在明显下降，农业已逐渐副业化。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面积较小而且还高度分散，农业生产效率较低，抵抗自然、市场风险能力还十分不足。为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农户不得已以主要的劳动力外出务工或就地从事非农产业，农民收入中纯收入所占比重正在逐渐下降。如图1所示，自1996年始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农业纯收入占人均纯收入比重开始出现逐年下降，从1995年的50.67%下降到2012年26.61%。农业已经从农民获取收入的主业地位下降到了从属地位。种地.对于相当多数的农户而言，正在变成食之无肉、弃之可惜的“鸡肋”，正越来越成为农民家庭经营结构中的“兼业”，因此，“怎么种地”的问题已难以回避，加快探索如何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提高农业效率的有效形式已经刻不容缓了，这也是回答好将来“怎么种地”问题的关键。
2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
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相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农业资源还十分缺乏，农业生产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约束，其中地少水缺是农业生产的主要瓶颈。
首先，人多地少的现实矛盾严重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据《中国统计年鉴》统计，2000-2012年内，我国总人口从12.67亿人增加到13.54亿人，增长了6.9%；同时期，我国耕地资源从2000年19.51亿亩下降到2008年18.25亿亩，减少了6.4%，人多地少的矛盾正在逐步恶化。据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中国人均耕地量仅为1.25亩，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人均可用耕地面积水平大致相当于美国的1/6，加拿大的1/15，巴西的1/5，俄罗斯的1/10，澳大利亚的1/26。早在本世纪初，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2001）就预测，2030年时我国人口数量将接近16亿大关，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将下降到约1.1亩，临近国际上一般承认的警戒线。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逐步加快，耕地资源在未来仍会逐渐减少，保持住18亿亩耕地红线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更为严重的是，以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为特征的土地质量下降是当前中国耕地资源的又一约束。据水利部统计，2010年底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92万平方公里，亟待治理的面积近200万平方公里，全国现有水土流失严重县646个，每年水土流失给我国带来的经济损失相当于GDp的2.25%左右.带来的生态环境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根据国家林业局的报告，截至2009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面积173.11万平方公里。年复一年的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加速了本已十分珍贵的土地资源的丧失。对农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在这样的耕地资源的紧约束下，我国农业现代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其次，水资源短缺严重地影响着我国农业生产，制约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水资源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可通过灌溉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来体现.中国75%的粮食作物生长在灌溉土地上。中国的水资源与耕地资源存在同样的不利条件。我国是世界缺水国家之一。据水利部计算，我国工业、农业、生活及生态环境总需水量在中等干旱年为6988亿立方米，供水总量6670亿立方米，缺水318亿立方米，自2010年起中国进入严重缺水期。并将于2030年出现缺水高峰。《中国水利年鉴》统计，2008―2012年我国平均水资源量为2.7万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约为2018立方米，不及世界人均占有量的四分之一。中国的水资源在时空上分布不均匀且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下变化愈加复杂.总体下降趋势难以扭转。然而，随着我国人口规模的增长，近年来用水量却在不断增长。2012年全国用水量6141.8亿立方米，比2004年增加594亿立方米；其中农业用水量也在同时增加，但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从2004年的64.6%下降到2012年的63.2%，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争水的局势日益紧迫。目前，我国农田灌溉率还比较低，2011年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为9.25亿亩，仅占18亿亩耕地的51.4%，约半数的农田存在“靠天吃饭”的现象，2012年因干旱全国农田成灾面积达5265万亩。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的调查.1995--2005年，井灌区77%的村地下水位都呈现了下降趋势。在下降的村中，年均下降速度为1.02米；甚至于还有14%的村水位下降幅度已经超过了国家警戒线（1.5米/年）。从流域层面来看，水位下降是很多流域面临的普遍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耕地和水资源分布不一致，往往是有水的地方地少、有地的地方水少。由于气候原因，农业用水在时间上也出现了不平衡，受到干旱、洪涝以及旱涝急转的影响较大。同时，水污染问题逐渐突出，导致部分地区的农业发展面临严重的污染性缺水。这些状况进一步强化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约束。
3农产品数量质量安全问题严峻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人口增加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农产品的供需形势一直处于波动的紧平衡状态之中，供给压力还将继续存在。农产品质量问题还十分严峻。
首先，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求持续紧平衡状态.部分农产品结构性短缺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粮食自给率下降。在粮食供给方面，尽管我国粮食连年增产，实现了十连增，但由于需求的刚性增长，粮食自给率明显下降，已从20世纪90年代的99.6%（农业部软科学课题组，2001），下降到2010年的90%左右，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5480万吨，接近11000亿斤，中国把大豆算作粮食，从这个角度看我国进口的粮食差不多相当于国产粮食的10%，也就等于过去承诺的粮食的自给率不低于95%的线实际上已经被突破了，突破了过去承诺的不低于95%的底线。2000年以来，我国粮食基本处于净进口状态，2013年，中国谷物约净进口1358.4万吨，增长4.8%。2004年是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转折点，农产品贸易由顺差创汇阶段进入逆差状态，此后连续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状态（如图2），并呈现出逆差扩大趋势。二是部分农产品结构性短缺凸显。大豆在90年代后期开始净进口，并且大豆进口量在逐年递增，2013年净进口达到6337.5万吨，同比增长8.5%。在棉花供给方面，我国自2002年人世后，棉纺制品出口量剧增，国内棉花生产供不应求，棉花进口量大幅增加。2001年我国成为棉花净进口国.2003年成为世界第一大棉花进口国，2004年以后。棉花进口量更是大幅度增长，2013年达到450.0万吨。
其次，农产品质量问题突出。近年来，各种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充斥于公众的视野内，如红心鸭蛋、多宝鱼、毒豇豆、毒韭菜、瘦肉精、速生鸡、镉大米等食品安全事件不绝于耳。据研究表明，中国每年因食用农药污染的食品而发生农药中毒的人数年均近20万人，约占食物中毒总人数的1/3。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随着农药的大量以及不合理使用。我国食品农药残留问题日益显露。根据姚建仁（2004）的研究，中国每年农药中毒者超过10万人，死亡约1万人。近几年来，随着政府治理力度的逐渐增强，农产品农药残留合格率逐步提高；但是农业农药使用量却仍在增加，农药残留对农产品安全的威胁依然存在。
二是农产品重金属超标。农药、化肥的投入使用不仅通过残留物对农产品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而且还通过残留在土壤、水体或大气中的绝大部分，通过生态循环系统进入动植物体内。构成食品安全的隐性威胁。全国至少有1/5的耕地受到重金属的严重污染，且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的粮食多达1200万吨。赵其国（2004）的研究表明，南京、苏州、无锡三市基本农田保护区重金属超标率几乎达100%；南京、无锡的产品中重金属铅、汞、镉超标率分别达到66.7%、33.3%、25%。李秀兰、胡雪峰（2005）的研究表明，2003―2004年上海市宝山区蔬菜铅和镉超标率分别达到81.97%和54.1%。
三是动植物激素的投入使用构成了新的安全问题。目前，许多地区的蔬菜生产中大量采用激素助长与催熟，然而这些激素的使用直接构成了产品安全问题。根据钟南山（2004）的研究，近年来肠癌、妇女宫颈癌和卵巢癌发病率的上升与农产品中大量生长剂、催熟剂、保鲜剂的残留有直接关系.而且这些激素类物质还会导致青少年早熟。动物激素的使用同样也会造成食品不安全，例如“瘦肉精”能加快生猪生长，提高瘦肉率，但是却有着严重的毒副作用。这些毒副作用之所以能被“及时”发现，是因为“瘦肉精”的有效成分本身是治疗哮喘的一种药物，经过几十年的临床实验，最终人们才发现它的毒副作用。目前，还有大量的动植物激素正在推广使用，其中绝大部分的毒副作用还不明确，这些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的构成了新的威胁。
三、“三个导向”与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科学内涵
正如上文所述，以解决好地怎么种、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和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为导向的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是由我国特殊的国情与农情决定的。针对这“三个导向”，中央一号文件分别提出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和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的政策措施以构建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其逻辑框架如图3所示。“三个导向”不仅紧密联系我国实际情况，也与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科学内涵。
1解决好地怎么种与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面对我国农业生产出现的“谁来种地”与“怎么种地”等新问题，党的十报告指出：“……培育新型经营主体，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家庭经营在农业中的基础性地位。推进家庭经营、集体经营、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等共同发展的农业经营方式创新。”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从四大方面对本年度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进行了政策部署。
首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与发展，是解决未来中国农业“由谁来种地”的重要途径。随着农业人口的大量转移，农业生产急需要有新的主体来承担。在这样的背景下，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相比传统家庭农户而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具有生产技术、资金上的优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改变了过去我国农业生产单纯地由农户承担的局面，是对家庭经营的补充和升华，肩负着农业经营的历史重任，是未来中国农业生产的生力军。
其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生于农村土地流转背景下，承担着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历史重任，能够有效解决“怎么种地”的问题。农业逐渐副业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绝大多数农户承包经营的耕地规模细小且高度分散，生产效率低，农业经营收入难以提高。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央多次重申鼓励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尤其是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久不变”后，农户转出和转入土地的愿望更加强烈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农村职业分化过程中形成了一支庞大的种田能手队伍，他们的种植规模只有达到一定限度后才能获得和外出务工或经商相接近的收入水平，客观上产生了转入土地的强烈需求，二者的有机结合极大地推进了土地流转。因此，通过流转承包耕地的经营权实行土地经营规模的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土地股份合作社等便在这一领域应运而生。随着土地流转的进一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流人土地，历史性地承接了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重任。农业部经管司的统计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底，全国流转耕地中，流转入农户、合作社和企业的分别占比61.8%、18.9%和9.7%、和2011年底的67.2%、13.4%和8.4%相比较，流转到合作社好企业的比例.明显提高。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适度规模经营的农业方式逐步建立，实现了我国农业制度的重大创新，初步解决了“谁来种地”和“怎么种地”的问题。目前，在我国的1.67亿纯农户中，约有一半左右为专业农户，而商品农产品主要是由专业农户生产的。专业大户或家庭农场是专业农户中的佼佼者，而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主要是为专业农户服务的，是连接专业农户和市场的主要桥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使农业经营者变得有利可图，使农业变成体面的产业，使“怎么种地”问题迎刃而解。
第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措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及其重要地位，要求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必须转变思路，从为一般农户服务转变为主要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兼顾一般农户，从而保证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逐步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农业经营主体的专业化水平越高，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就越大。目前，我国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土地流转规模以及在流转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纠纷仍然是制约其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一些主要环节的服务（如贷款、保险、对病虫害的统防统治等）还远没有到位。构建兼有社会化服务功能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正是出于对以上事实的考虑。
2解决好地少水缺的资源环境约束与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
我国农业生产一直面临着地少水缺的资源约束.为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我国农业走上了一条以农药、化肥替代土地资源的生产道路。这种农业生产方式在短期内的确能对农业增产起到作用，但是却严重不可持续，面临着两个突出性的问题。
首先，化肥农药要素投入避不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约束。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增加要素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报酬是一个先增后减的过程。尽管粮食作物增产与化肥施用量增加高度相关，但随着化肥的大量使用，化肥的肥效快速下降，其直接表现为化肥促进粮食产量增加的效率下降。有研究指出，随着氮肥施用量的增加，水稻产量渐增，但增势减缓，到最高产量后，继续增加氮肥施用量，产量转而下降且肥料成本增加引发净收入减少④。长期过量使用化肥会造成耕地贫化、土地板结和水土流失，这些是导致氮肥肥效迅速下降的主要原因。农药的使用也没能避开边际报酬递减规律。有学者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8年间农药使用量对粮食产量的回归系数在-10.664到0.978之间，变化不大，说明粮食产量几乎不受农药使用量的影响。此外，相关研究也表明，减少农药使用量并不影响农作物产量。
其次，化肥农药的过量使用导致了严峻的环境与安全问题。从国际比较看，中国氮肥施用量是美国的3倍，是法国的1.5倍，是德国的1.6倍，单位农田的氮肥施用量远远高于世界发达国家的用量。1998―2011年，我国农药施用量从123万吨增加到178.7万吨，且普遍存在使用高毒性农药的现象。农药化肥施用量持续增加.为增加粮食产量做出一定贡献的同时，在局部地区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2010年，国家相关部门对31个省（区、市）的274个农村“以奖促治”村庄开展了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表明，空气质量总体良好，地表水总体为中度污染，氨氮、高锰酸盐就是其中主要污染物之一。正如上文所述，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已经造成了当下中国严重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面对我国农业生产中的自然资源约束与当前所出现的突出问题，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刻不容缓。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涉及方方面面，要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根本性转变：
第一，促进农业发展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转变。缓解当前我国农业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从根本上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必须转变过去粗放的农业发展方式。要采取综合措施，切实加大农业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深入推进农业生态文明建设，坚决执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集约节约用地制度，推广农业节本增效技术，发展循环农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面源污染，促进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永续发展。
第二，促进农业生产条件由主要“靠天吃饭”向提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转变。物质技术装备水平既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也是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环节，更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重要条件。过去我国农业生产是以农药化肥的大量投入替代耕地资源的不足，如今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是要以科学技术的投入替代耕地资源的不足，这就包括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传统农业，推进农业机械化，建立农业防灾减灾体系，逐步提高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提升农业抵御自然风险的能力。
第三，促进农业劳动者由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转变。当前我国农村劳动者文化素质还普遍偏低.相对缺乏适应发展现代农业需要的新型农民，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是改造传统农业，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有力方式④。因此，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农民培训，切实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必然要成为转变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
3满足吃得好吃得安全与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
正如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所指出.我国是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解决好吃饭问题始终是治同理政的头等大事，因此，面对我国农产品严峻的数量质量安全问题，吃得好与吃得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从实践来看，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是保障人民群众吃得好吃得安全的重要途径。
首先，保障国内农产品数量安全供应需要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尤其是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受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影响，我国农产品需求呈刚性增长态势。据测算，到2020年粮食自给率要稳定在95%以上，全国每年大体增加粮食需求400万吨、肉类80万吨、植物油50万吨。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国内农产品的供给压力依然存在，形势也十分严峻。其中，最重要的是必须保障粮食的本国自给。要按照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要求，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并且主要装中国的粮食。一个国家只有立足粮食基本自给，才能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进而才能掌控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国际市场，适当进口，调剂余缺。
从实践来看，大力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是保障国内农产品充足供给的重要方式。2003―2007年，我国实施了“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规划实施以来在提升优势区域综合生产能力上都取得了积极效果。据农业部统计，九大粮食优势产业带对全国粮食增产的贡献率超过85%，为粮食“十连增”作出了突出贡献，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为保障农产品的供应，还必须继续大力发展优质农产品，通过科技手段培育良种，坚持科技兴粮为主攻方向，通过科技手段为农业增产增效。
其次，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也需要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食品安全源头在农产品，基础在农业，必须正本清源，首先把农产品质量抓好，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也是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食品安全，首先是“产”出来的，要把住生产环境安全关，治地治水，净化农产品产地环境，切断污染物进入农田的链条。这些都是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的重要内容。实践也证明了发展优质安全农产品也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举措。2003―2007年优势农产品规划实施以来，农产品质量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一是优势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不断优化。2007年，水稻、小麦、玉米、大豆四大粮食品种优质化率分别达到72.3%、61.6%、47.1%、70.3%，分别比2002年提高了21个、31.2个、23个和24.4个百分点；苹果、柑橘优质化率由30%分别提高到55%和50%：牛肉、羊肉优质化率分别达到35%、30%。二是优势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高。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稳步发展，“三品”大米生产面积分别达到5000万亩、3000万亩、50万亩，无公害大米认证品牌近500个；生猪“瘦肉精”污染检测合格率达98.4%，比2002年提高了5.6个百分点：水产品产地药残抽检合格率稳定在95%以上。冈此，必须大力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2008―2015）》、《全国现代农业发展规划（2011―2015）》、《新一轮“菜篮子”工程建设指导规划（2012―2015）》，以科学保障安全，以制度促进安全，以政策引导安全。
四、如何走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逐步建立起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为骨干，以专业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为纽带，以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为保障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加快培养新型职业农民。要拓宽培训渠道与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扩大阳光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培训规模，广泛开展种粮大户、养殖大户、家庭农场经营者和合作社带头人等培训。研究制定职业农民的认定标准，并作为培育和扶持的依据。二是大力发展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探索不同生产领域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新增农业补贴重点向认定的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倾斜，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三是加快发展农民合作社。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建立示范社评定机制，分级示范社名录.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四是做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积极推动龙头企业与农户、合作社合作，走农业企业与农户、合作社共赢的协同发展道路。五是加快培育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从市场准人、税收扶持、金融支持、人才引进、土地流转等方面加大政府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扶持，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主体多元化、市场化发展。
其次是多措并举深入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一是实施最严格的耕地、水资源保护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农业模式。严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建立严厉的惩罚措施：切实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管好水资源三条红线。二是积极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科技是农业生产摆脱对资源环境过度依赖的重要方式，因此要加大财政资金对农业基础研究、科技储备投入，制定农业科技创新与应用鼓励措施，以节地、节水、节肥、节药、节种、节能，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为重点，开发农业节约型技术。三是继续加大农业机械化投入。在实施农机补贴的基础上，扶持农机服务组织发展，进一步提高农机装备水平和服务能力。四是强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改变“望天吃饭”的生产状况。强调建设高标准农田和改造中低产田，继续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列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重中之重。
再者是建立鼓励政策，推动优质安全农产品发展。一是大规模开展粮食高产创建活动，鼓励集成推广良种良法，通过提高单产水平来克服耕地资源限制.保障农产品安全供应。二是积极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实施优势农产品区域布局规划，提升高效经济作物和园艺产业、现代畜牧水产业的比重，加快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农产品产业带。三是加快发展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农产品，实行规模化种养、标准化生产、品牌化销售和产业化经营，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四是建立安全优质农产品生产者补贴与奖励政策，新增农业补贴扩大对优质农产品主产区的投入，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植优质农产品和地方政府重农的积极性。五是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要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的监管制度，尽快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实施更为严格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度，使权力和责任紧密挂钩。
注释：
①毛飞、孔祥智：《中国农业现代化总体态势和未来取向》，《改革》2012年第10期。
②孔祥智、毛飞：《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主体及推进策略分析》，《农业经济与管理》2013年第2期。
③邓宏海：《关于我国农业发展战略的问题》，《农业经济问题》1981年第11期。
④徐更生：《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粮食问题的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1994年第8期。
⑤高天云：《知识化农业：2l世纪中国农业的发展方向》，《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
⑥⑨陈锡文：《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刻不容缓》，《求是》2013年第22期。
⑦孔祥智：《农业农村发展新阶段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农村工作通讯》2012年第2期。
⑧张红宇：《“老人农业”难题可以破解》，《农村1二作通讯》2011年第14期。
⑩曹建民、王金霞：《井灌区农村地下水水位变动：历史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农业技术经济》2009年第4期。
⑩倪艳华，李忠阳：《食品农药污染现状及监督管理对策》，《中国卫生监督》2005年第l期。
⑩姚建仁：《点击农药污染》，《中国农村科技》2004年第7期。
⑩赵其国：《现代生态农业与农业安全》，《科技与经济》2004年第1期。
⑩李秀兰、胡雪峰：《上海郊区蔬菜重金属污染现状及累积规律研究》，《化学工程师》2005年第5期。
⑥钟南山：《食品安全问题很严重，再过50年很多人将生不了孩子》，《南方日报》2004年3月27日。
⑩倪国华、郑风田：《粮食安全背景下的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中国农村观察》2012年第4期。
⑩苑鹏：《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化的有效载体》，《农村经营管理》2003年第5期。
⑩朱兆良：《推荐氮肥适宜施用量的方法论刍议》，《植物营养与肥料学报》2006年第l期。
⑨张立超、翟印礼：《我国农业投入产出的关系研究》，《统计与决策》2010年第14期。
④孟宪江：《解决农资问题的第三条出路――兼谈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经济日报》2005年5月14日。
③程存旺、石嫣、温铁军：《氮肥的真实成本》，《绿叶》2013年第4期。
⑨韩长赋：《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经济日报》2010年10月18日。
④④theodorew.Schultz，nobelLecture：theeco―nomicsofBeingpoor，Journal0fpoliticaleconomy，1980，88（4），pp.639-651。
新型现代农业篇6
这个新型农民名字叫孙超权。
从害怕到尝试的转变
“我已经租了18亩地，每亩地能出圃4000多株苗木，按2008年的市场行情每株2元计算，每亩地的产值能达到近万元。”近日，在即将出圃做最后修剪的杨树园里，孙超权给笔者讲述了他从害怕种地到尝到种地甜头的转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那年，孙超权8岁，包产到户使他们家分到了3亩多地，父亲当时在李堂砖厂当工人，回家的时间很少，种地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那时地里种的是小麦、玉米等农作物，收种都要靠人力来完成，割麦用镰刀把农作物割下来，然后用架子车把麦子拉到场里去碾、扬，最后还要用人力把农作物扛回家。
虽然孙超权那时还在上学，但作为家中长子的他一有空就会被母亲揪到地里干活。刚开始时，还有一点新鲜感，并没有感到累，可时间长了，特别是放暑假的时候，要拿着镰刀和母亲一块儿下地，一把一把地割麦子，麦子割下来还要和母亲一起用架子车拉到场里。身小力薄的他对种地充满了恐惧，他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用写作业和生病来逃离这种“苦役”了，那时他一直在想，一定要考上大学，再也不要干地里的活儿了。
1989年9月，孙超权报考了平顶山师范学校的美术班，专业分超出分数线很多分，但因文化课分数不足，需出高价才能上大学，家里因贫穷而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最后他只能选择上职业中专。在节假日的时候，他还是会下地帮母亲干活，但那时割麦已经不用镰刀割了，有了拖拉机带推子的简单割麦机，拉麦子用拖拉机拉到场里，打麦子用上了打麦机，耕地也不再用人力，全部改用了机械化，劳动强度也小了很多。
1992年，中专毕业的孙超权回到了家乡，他接过了母亲的担子，开始尝试经营自家的3亩多地。但这时的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温饱了，有了自己新想法，他根据自己家的3亩多地都是沙地的土壤条件，通过向人求教后，开始种植西瓜。第一年种时，由于不懂技术，种出来的西瓜个小，也不太甜，卖完瓜算算账，还不顶一季玉米挣得钱多，本来就反对他种瓜的母亲，找到了借口，不让他再种了。可他却不服输，反复做母亲的工作，做通母亲的工作后，他到新华书店买来种植西瓜的科技书籍学习，到周边种瓜种得好的瓜农家里求教，这时的他对种地已经没有了恐惧，只剩下了对科学技术的渴望。经过一年的努力他成功了，种出来的西瓜个大、皮薄，口感甜，特别好卖。当年就收入了2000多元，母亲再也不反对了，周围的群众看到了种西瓜的好处，纷纷向他请教技术，他毫无保留地把技术教给乡亲们。种了几年后，因为重茬严重，西瓜的产量和品质都开始下降，他萌生了出去边打工边学习技术的想法。
后来，在同学的介绍下，孙超权来到平顶山师范学校总务后勤处打工，在打工期间，利用干活的空闲时间学习园林种植管理技术。那时，只要手里的活儿干完，他就缠住学校的花工于师傅，让其讲解观赏树木的栽培管理。一般花木的生活习性等，他和于师傅一块儿对学校的花木进行修剪、管理，白干活不要工钱。孙超权告诉笔者，当时周围有很多人不理解他，认为他太傻，可他自己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娃，他要用自己的行动帮助乡亲们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辛苦劳作。
真正感受到种地的乐趣
2005年4月，在河南省第五届村委会选举中，结束打工生活回到村里的孙超权，被村民推选为汴城村村委会委员，这更加坚定了他在农村开创一片新天地的决心。这时的农民种地已经相当轻松了，种有播种机，耕地有旋耕耙，收有大型联合收割机，机械化程度高了。单靠种小麦、玉米的收益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生活的需要，很多人选择了外出打工，可还有很多不能出去打工的富余劳动力。当年，平临高速在村北开通之后，按上级指示精神，高速两侧20米种植防护林，村南沙河沿岸种植经济林，聪明的孙超权从中看到了机遇，他自费到叶县城关乡、襄城县种苗种植基地考察、学习，聘请教授、专家，通过分析论证，决定自己租地育苗。
2006年春节过后，他做通了家人的工作，以高价租了7亩地，准备在村东头种植速生杨。计划拟定之后，他租车到许昌、叶县去采购优质种枝，一下子拉回来了3万多枝的106、107种枝，他采用反租倒包的办法，让租给他地的群众帮助管理苗木。通过精心管理、修剪，当年就获得了成功，除安排村里30余名富余劳动力外，还获利3万多元，这时的他才真正感受到了种地的乐趣。2007年春，他加大了种植面积，同时对愿意进行速生杨育苗的乡亲们，低价供给优质种枝，免费提供技术。在他的带动下，汴城村的五六户村民都走向这条育苗的道路，而且都有了不小的收益。那一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型现代农业篇7
【中图分类号】F407.4【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6-0013-02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更是高度强调要"同步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并将其定位为今后发展的重大政策导向。"三化同步"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新阶段，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做出的关键性决策部署，对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层次矛盾，特别是"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张春贤同志在中国共产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强调，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推进农牧业现代化，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
新型工业化，就是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就是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工业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业体系，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工业化已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指数统计分析，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前十位的制造业大国有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意大利、巴西、韩国、法国、英国、印度。尤其是"金砖四国"制造业发展很快。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世界制造业总增值比例从4.3%上升到17.58%。2010年中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产出比例达到19.8%，略高于美国的19.4%，已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根据工业化阶段的标准，我国整体上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少数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但新疆从整体上看，还处于工业化初级阶段，处于全国工业化水平偏后位次。所以，张春贤同志在中共新疆""报告中，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强调，新型工业化事关新疆现代化建设的全局。
新型城镇化，是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区域、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城镇化。从1978年到2011年，城镇人口从1.72亿人增加到6.9亿人，城镇化率从17.92%提升到51.27%，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新疆的城镇化率43%，远远低于全国的水平。从1978年到2011年，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7个。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集聚了18%左右的人口，创造了40%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主要平台。据统计，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的建设投资。因此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于加快经济建设，拉动内需具有重要的意义。
农业现代化，是指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过程和手段。在这个过程中，农业日益用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经济管理方法武装起来，使农业生产力由落后的传统农业日益转化为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农业。《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指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全球气候变化影响加深，我国耕地和淡水资源短缺压力加大，农业发展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明显上升，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好形势的任务更加艰巨。提出"三个绝不"，即绝不能因为连续多年增产增收而思想麻痹，绝不能因为农村面貌有所改善而投入减弱，绝不能因为农村发展持续向好而工作松懈。必须再接再厉、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努力在高起点上实现新突破、再创新佳绩。目前我国化肥年施用量占世界总量、农药单位面积使用量比发达国家高，化肥、农药的利用率比发达国家低。灌溉用水利用率低。新疆更是如此。
二、同步推进"三化"的重要意义
2.1同步推进"三化"是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三者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从国内外成功经验来看，凡是在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重视农业现代化，没有忽视农业农村的发展，从而促使现代化建设的几个轮子协调前进，顺利实现了现代化的目标。一旦在三者失去平衡的时候，国民经济就会被迫转向调整，现代化建设就会曲折前进。所以，绝不违背客观规律，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规律。
2.2同步推进"三化"是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需要。我国的经济长期以来，处于城乡经济分隔的二元结构中，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农业基础薄弱，这些问题的产生是"三化"失衡发展的集中反映，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整体协调发展。因此，必须按照同步推进"三化"的要求，在积极推进工业转型、提高城镇化水平的同时，要加快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改变农业发展滞后、农村面貌落后的局面，才能为实现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奠定坚实基础。
2.3同步推进"三化"是新形势下农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工业化、城镇化不发展，农业现代化就缺乏动力；而农业现代化如果跟不上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步伐，也会导致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受阻，影响整个现代化建设进程。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对带动工业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加快同步推进"三化"建设
3.1要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要坚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第一推动力。张春贤同志在中共新疆""报告中强调，要把新型工业化作为第一推动力，就必须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坚持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科学布局事关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产业、重大项目，占领技术、市场的制高点，尽快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
新型现代农业篇8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关系；规模经营；信息化服务
由于我国大量人口生活在农村，这就需要在推进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要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二者能够保持协调发展的势头。城乡协调发展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因此需要进一步健全相关体制和机制，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格局，使广大农民能够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来，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且在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还需要加快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赋予农民更多的权利，加快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确保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一、科学统筹城乡发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
在当前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的活力，有效的缩短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国家基础建设及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需要向农村进行倾斜，更好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新农村建设。在城市一体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方面加快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协调好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坚持农业基础地位，加快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构建新型的城乡关系。
二、大力实施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合理配置土地资源
在当前城镇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土地产权改革，明晰农业产权关系，按照市场化原则对土地资源进行配置，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的同地、同权和同价，而且通过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能够有效的缓解当前城镇建设用地资源紧缺的问题。通过明确农村土地产权，能够有效的保护农民的合法利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利用“占补平衡”及“增减挂钩”来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使城乡资源得到合理的配置，而且能够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筹集所需要的部分资金。当前大部分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可以通过实施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来提高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增加农民的收入。为了能够确保土地流转的有序性和合理性，可以成立产权流转服务机构，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平台及收集相关的信息，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三、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一是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家族农场以家族成员为主要劳动力进行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和商品化生产经营。农民合作社是在家族联产承包经营基础上自愿联合及民主管理的互经济组织。农民合作社主要为其居员提供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技术和信息。无论是家族农场还是农民合作社，政府都需要给予大力的鼓励和扶持，加大农业财政补贴力度，并做好相关的指导服务。同时还引导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进一步创新合作社的形式，使其以股份多元化及形式多样化的新形式来规范运作。
二是创建农业示范基地、促进农业龙头企业加速发展。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过程中，需要合理布局，分工明确，打造特色的农业示范基地。同时还要对相关的政策措施进行完善，加快对农业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农业龙头企业规模化发展，利用资本市场打造企业化集团，将龙头企业的示范效应更好的体现出来，使其能够与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及农民合作社进行多元化的合作。
四、加快现代化农民的培养
农业现代化实现离不开农民这一关键要素，因此需要加大对农民进行培养，努力提高农民的技能，这样才能加快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对农民的技术培训是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内容。近年来，人口老龄化及农村外出打工，农业专业人才缺失严重，农业技术推广难度也不断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各级政府需要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重视农民的学习和教育，努力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通过对农业局职业教育进行完善，从而培养出一批现代专业化的农民，这不仅是稳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保障，同时也能够有效的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五、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提供全方位信息化服务
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努力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公共基础设施服务设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拓展，引进市场机制实行分类供给。对于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管理实现多重监督，充分发挥媒体和群众的监督作用，实行严格的问责制度，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顺利实施。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为生活贫困的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金。加快户籍制度、社保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步伐，确保公共资源能够实现均衡配置，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过程中，有效的降低农民的比率，确保城镇化率的进一步提升。
六、结束语
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给予大力的支持，在农业科技创新园区及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过程中献策献力，为其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加大推动农业信息全覆盖工程的实施，使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得以广泛的应用。深化农村改革，加愉推动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构建新型的农业经营体系，打造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1]徐君，高厚宾，王育红.新型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耦合机理研究[J].现代管理科学，2013-09-10.
新型现代农业篇9
新型职业农民是近两年来的“三农热词”，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村实用人才，着力加强农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指明了改造传统农业、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发展现代农业的方向。新型职业农民有哪些内涵，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何意义，农业部门采取了哪些举措？围绕这些问题，《农民日报》记者专访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央农广校常务副校长王守聪。
记者：关于新型职业农民大家谈论的很多，但似乎没有统一认识。在您眼中什么是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的提出有何背景？
王守聪：随着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非农业，从乡村流动到城镇，农户兼业化、村庄空心化、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在一些地方，转移出去的农民工72%是“80后”、“90后”的青壮年劳动力，其中76%表示不愿再回乡务农；留下来的务农农民平均年龄达到55岁，其中妇女超过63%，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近83%，“关键农时缺人手、现代农业缺人才、农业生产缺人力”的问题非常突出。因此，只有加快培育一大批爱农、懂农、务农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业和农村后继有人，从而为推动农业稳步发展、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四化同步”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相对于传统农民、“身份农民”和兼业农民而言的，是一个阶段性、发展中的概念。一般来说是指专业从事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的高素质、高技能农业从业者。具体来说可分为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三种类型：
“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以家庭生产经营为基本单元，充分依靠农村社会化服务，开展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和组织化生产的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等。
“专业技能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在农业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生产经营主体中，专业从事某一方面生产经营活动的骨干农业劳动力。主要包括农业工人、农业雇员等。
“社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在经营性服务组织中或个体从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人员，主要包括跨区作业农机手、专业化防治植保员、村级动物防疫员、沼气工、农村经纪人、农村信息员、全科农技员等。
“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是全能型的、典型的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中的“白领”，“专业技能型”和“社会服务型”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农业中的“蓝领”，他们是“生产经营型”新型职业农民的主要依靠力量，是现代农业不可或缺的骨干农民。
记者：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哪些重要意义？
王守聪：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建设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的战略选择和重点工程，是促进城乡统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大制度创新，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有效途径，更是有中国特色农民发展道路的现实选择。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有助于推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与合理配置。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首要的是劳动力统筹，在让一批农村劳动力尽快真正融入城市的同时，必须提高农业、农村吸引力，让一部分高素质劳动力留在农村务农。加快建设现代农业，要求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切实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的重点是农民、农户，国家政策支持的重点是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现代农业的现实和未来。随着传统小农生产加快向社会化大生产转变，现代农业对能够掌握应用现代农业科技、能够操作使用现代农业物质装备的新型职业农民需求更加迫切。随着较大规模生产的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逐渐增多，农业生产加快向产前、产后延伸，分工分业成为发展趋势，具有先进耕作技术和经营管理技术，拥有较强市场经营能力，善于学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新型职业农民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现实需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现代农业的现实和未来。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新型经营体系的核心主体。随着我国农业发展形态多元化和农业市场化程度加深，农业产业结构、生产经营方式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可以说，今后中国农业的从业主体，组织形态看就是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合作社等，个体形态看就是新型职业农民。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就是培育各类新型经营主体的基本构成单元和细胞，对于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发挥重要的主体性、基础性作用。
同时，从“三农”政策实施来看，要通过政策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身上“倾斜”，充分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确保“三农”政策的实施效率和效果。
记者：您认为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王守聪：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在我国农业农村发生深刻变革过程中产生的一项新事物、新命题，它不是一项简单的教育培训任务，需要从环境、制度、政策等层面引导和扶持，重点是要构建包括教育培训、认定管理、扶持政策等相互衔接、有机联系的国家制度体系。
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核心内容，这是由新型职业农民“高素质”的鲜明特征决定的，要做到“教育先行、培训常在”。对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养应从三方面考虑：一是对种养大户等骨干对象，要通过教育培训使之达到新型职业农民能力素质要求；二是对经过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要开展从业培训使之更好地承担相关责任和义务；三是对所有新型职业农民，要开展经常性培训，使之不断提高生产经营能力。
认定管理。认定管理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基础和保障，只有通过认定，才能确认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扶持新型职业农民。一是明确认定条件。职业农民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接受过系统的农业教育培训，能够贯彻落实国家“三农”有关政策要求；二是制定认定标准。根据农民从业年龄、能力素质、经营规模、产出效益，分产业、分区域构建新型职业农民认定指标体系，制定认定标准，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进行认定；三是实施动态管理。对认定的新型职业农民要建立信息档案，并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定期考核评估，建立能进能出的动态管理机制。
扶持政策。制定扶持政策是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体系的重要环节，只有配套真正具有含金量的扶持政策，才能为发展现代农业、建设新农村打造一支用得着、留得住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主要包括土地流转、生产扶持、金融信贷、农业保险、社会保障等方面。
新型现代农业篇10
1 加强新疆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意义
1.1 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选择
张春贤书记强调，实现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的具体战略选择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以科技、教育为支撑，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业现代化、新型城镇化进程；加快改革开放，打造中国西部区域经济的增长极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建设繁荣富裕和谐稳定的美好新疆。新疆作为农业大区，实现农业现代化，人才是关键，必须加快培养一批掌握先进适用技术的农村劳动者，满足新疆发展特色农业对特色实用人才的需求。
1.2 农村经济发展的有力保障
新疆农业特色鲜明，区域结构和布局各异，因地制宜发展区位优势产业是增加农民收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农村实用人才在学习应用新技术、创新生产经营方式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示范和带头作用。选择有知识、有文化、有追求的新型农民，对他们进行先进适用技术培训，提高其农业技术的推广应用能力，必将有效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
1.3 提高特色农产品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上世纪90年代末，新疆农产品供给从长期短缺进入供求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农村经济发展由主要受体制和资源约束变为环境和市场双重约束。要想使特色农业面对开放的、全球化的国际大市场，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提高特色农产品的竞争力，提高农产品的竞争力的关键是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快农民科技培训，加速农民的组织化和知识化，提高广大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特色农产品种植、加工、销售能力。
1.4 实现农村社会和谐进步的根本要求
新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60％以上，农村受教育程度(初中以上)为50.6％，与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90％以上相差甚远，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已成为全面建设新疆小康社会的“瓶颈”。推进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各民族农民素质，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必须提高各族农民的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确保致富增收、生活稳定。
1.5 现代化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内容
中央新疆工作会议和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提出的到2015年新疆农民人均达到全国平均水平，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目标任务是缩小城乡间差距，最现实的途径是提高农业农村劳动者素质，平衡发展农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缩小南北疆差距，特别是提高少数民族农民掌握和利用先进科技的素质和能力。
2 新疆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对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自治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但全社会还没有形成重视和尊重农业实用人才的良好氛围，引导扶持较少，服务措施较少，工作创新较少，对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复杂性认识不足，更多的仅仅停留在培训层面。
2.2 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培养工作机制还不健全
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培养涉及职能部门较多，但是没有形成一种统分结合、相互协调的工作机制。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内容与生产实际结合还不够紧密。师资队伍匮乏，特别是少数民族农民培训师资队伍严重缺乏。
2.3 评价、激励、管理、服务制度尚未全面建立
新疆大多数地方没有开展农业实用人才评价工作，农业实用人才的表彰和奖励活动尚未形成制度。对农业实用人才管理不到位，服务工作滞后，缺少对农业实用人才的跟踪服务。
2.4 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尚未形成
近年来，虽然国家、自治区及各地对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投入较大，但投入资金仍严重不足，投入资金渠道不稳定，统筹性不强，资金使用效率不高，持续稳定增长的投入机制尚未形成，投入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和问题十分突出。
3 加强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政策措施建议
3.1 进一步提高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认识
全面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和自治区党委七届九次全委(扩大)会议精神，以自治区发展现代农业思路为导向，紧紧围绕四大基地建设和六大产业发展的总体目标，行政推动，社会参与，坚持农民主体力量，建立健全新疆农业实用人才培养体系，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
3.2 加强领导。形成合力
各级政府要高度重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纳入工作重点，科学制定发展规划，落实扶持政策，列入考核内容，实行目标管理，建立政府统筹，部门协作、社会参与、点面结合、整体推进、协调统一的农业实用人才培训工作机制，发挥相关部门优势，共同做好组织领导、分类指导、教育培训、监督检查和各项服务工作。
3.3 建立健全保障机制
农业实用人才队伍建设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完善人才投入机制，建立政府扶持人才开发资金投入政策和规划。要建立吸引和留住农村实用人才的政策机制，对农业实用人才创办的农业科技示范基地、自办合作社(或企业)，在土地、信贷、税收和技术等方面提供优惠服务。要建立表彰激励机制，加大宣传，营造氛围，为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4 完善农村实用人才培训体系
依托各级农业教育培训资源，围绕优势产业，整合互补，建设一批管用实效的实训基地。健全农业实用人才培训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