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5）09-0137-03
[作者简介]史玲（1978-），女，讲师，研究方向：民商法。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活态性和传承性，由于其保护和传承靠的是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宝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至关重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相继实施，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资助措施、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及“退出机制”等作了相关规定。但是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环境仍很艰难，通过法律保护传承人，不仅可以调动传承人传承的积极性，而且可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一、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概况
从2001年开始，国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上重要议程。2011年《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出台，明确规定了代表性传承人的资格认定、对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和支持、代表性传承人的义务并规定了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也于2015年2月1日正式实施。目前，文化部已命名和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总数共1986人。截至2013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认定和命名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7713多人。在文化部公布的四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辽宁省共有部级代表性传承人38人，其中男性和女性的人数分别是27人和11人，男性所占比重明显高于女性。目前传承人中年龄最大的是刘振义（辽宁鼓乐）101岁，年龄最小的周丹（沈阳评剧）也已经45岁了，年龄跨度达56岁，38人当中年龄超过60岁的有26人，占总数的68%。由此可见，各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状况不容乐观，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已迫在眉睫。
二、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一）传承人保护立法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就在于传承人的培养。《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虽然对保护单位和代表性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定和退出机制、约束和激励机制等方面作出了明确规定，但是仍然需要细化，如缺乏有针对性的保护措施和培养机制，缺乏对传承人补助经费使用情况的管理和监督，缺乏对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进行考核奖惩措施，没有实现对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动态化管理。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以完善传承人培养和保护机制，从而调动传承人的传承积极性。
（二）传承人老龄化严重，断层趋势明显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生存问题，还有传承问题，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载体，通过传承人的传承而得以发展。可以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灵魂，如果没有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消失。在辽宁省部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高龄者占很大比重。然而，正是传承人的存在和发展，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各种精良技艺的继承和创新，才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而目前大部分掌握各种技艺的人年事已高，如海城喇叭戏传承人、辽宁省铁岭市朝鲜族农乐舞等，传承人后继乏人、断层现象是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难题，既有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难以传承的内在原因，也有社会环境变迁等外部客观因素。另外，现在的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非遗传承工作，或者因为传承人的“传内不传外”、“传子不传女”保守意识的影响，年轻人也难以找到师傅，再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复杂，学习并不容易，需要下苦功夫，而且掌握技能后还可能面临收入低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单靠项目传承人个人的努力，会使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实现顺利传承。因此，积极保护现有传承人和培养后备传承人已刻不容缓。
（三）扶持传承人资金投入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任重而道远，最主要的是需要资金支持。2005年以来，辽宁省财政逐年投入大量资金，各市县也投入相应资金支持传承人培养。文化部对部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为每年每人1万元，辽宁省文化厅给予省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每年每人3000元的补助经费，这些只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中极小的一部分，仍无法保障传承人的基本生活，导致其进行传承活动的积极性较低。虽然《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明确规定了省、市、县各级政府设立专项资金，保护经费列入财政预算，扶持贫困地区发展，但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生活贫困化，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大而支持资金又有限的情况，维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和发展仍难以为继，甚至许多抢救性保护工作都无法开展。
（四）传承人培养途径单一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非物质性和活态性等特征，传承人的培养主要通过家庭传承、口传心授的方式，培养途径较为单一。现阶段，辽宁省虽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城市社区建设相结合，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乡镇、进社区、进家庭、进学校，但仍未形成常态。目前虽已建立一些传承基地和传习所，但是数量较少且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法律保护制度的建议
（一）制定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质上是对传承人的保护，辽宁省虽然已有38人被文化部命名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辽宁省文化厅命名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101人，但是缺少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监督管理和考核机制等方面的动态管理，缺少相应的规范管理办法。目前，很多省先后制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河北省还推出了省级代表性传承人的年审制度，每年对传承人的传承情况进行评估，实行动态管理。辽宁省可以借鉴其他省份的立法和实施的经验，制定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暂行办法，从而实现传承人保护规范化。在内容上，为了保证传承人能将自己所掌握的技艺更好地传承，应细化传承人的权利和义务。进一步完善代表性传承人的退出条件及相关条件的认定制度，并且严格退出机制的执行力度，对于满足退出条件的代表性传承人经过相应评审考核后及时执行退出程序。
（二）加大政府经费投入，引导社会资金参与
首先，加大经费投入。建议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标准从每人每年1万元提高到3―5万元，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标准应提高到每人每年1万元。其次，在加大经费投入的同时，还应通过立法对经费使用进行管理。《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规定省、市、县政府应当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并将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虽然加大了省、市、县人民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扶持力度，但是缺乏可操作性，未制定经费投入的相应标准和长效的投入机制和监督考核机制。因此，建议制定行之有效的《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应涉及如下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补助经费、传承人补助经费、传承基地补助经费、组织管理经费、宣传经费等方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经费进行细化，明确标准，并对各项经费的使用范围、预算、申报、审批及管理考核、使用和监督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第三，按照“社会参与”原则，多元化开拓资金渠道。允许和鼓励社会资金注入，逐步形成多元的资金投入机制。对于企业及社会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的捐赠和赞助，应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
（三）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声望
提高传承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地位，提供更广阔的传承空间和更有利的传承条件。在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使之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中能够代表所有的传承人发声，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积极建言献策。授予传承人名誉称号，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作出一定贡献的传承人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突出贡献奖”“大师”“民间艺术家”等荣誉称号，还可以通过博物馆购买、收藏、展示当代民间大师的工艺精品等方式，使传承人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和肯定，增强其自信心和自豪感。
（四）创新培养途径，壮大传承人队伍
当前，培养传承人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瓶颈。辽宁省应借鉴国外和其他省市的经验，创新传承人培养途径，探索具有特色的传承手段和方式。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快制定传承人个人带徒传艺制度，使传承人的培养制度化、规范化，主要内容包括：传承人带徒传艺获补贴的标准、传承人带徒的职责、考核和奖励的标准等。另一方面，建立传承体系，搭建传承人培养平台。传习所、传承基地是培养传承人的重要路径，应加大力度提高传习所和传承基地建设的数量和质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知识纳入大、中、小学相关课程或教学内容，如海南省将黎锦技艺在技校进行专业教育，培养黎锦技艺专职人才；北京市将京剧作为中小学校的教学内容；济南市将山东快书、鼓子秧歌、泥塑等引进了中小学校。通过学校教育，使传承人的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向结合，可提高传承人队伍的整体素质。政府还应支持传承人开办传承机构或培训机构，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或者免费提供场所，鼓励传承人面向社会招收学徒，鼓励传承人带徒传艺，培养一批新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班人。同时，为了鼓励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人参与进来，对接受传承者政府应给予一定补助。
（五）为传承人提供社会保障
除了对传承人给予足够的资金支持，还应提供相应的社会保障。首先，应提高传承人医疗保障标准，建议给予60岁以上的传承人等同于机关退休干部的医疗待遇，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专心致志搞传承。主管部门还应该安排他们定期进行身体检查，使传承人保持良好的身体条件，控制和降低因为生命健康问题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的风险。其次，对生活困难的传承人，应享受政府的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解决其后顾之忧，使其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从事传承工作。
（六）加强传承人档案和数据库建设
由于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重视不够，因此建立传承人档案将是一项长期艰辛的工作。建议在文化部门的协助下，由档案部门通过对传承人的调查、走访、登记等各种可行的办法，为传承人所掌握的知识和技能进行全面、真实的记录，传承人档案应将文字、录音、录像等多种载体有机结合，尽快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档案库和数据库。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2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通知》精神，现就进一步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既是历史发展的见证，又是珍贵的文化资源。我市广大人民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琴书、柳琴戏、丁丁腔、面塑、针插造型工艺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与文明的结晶。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后继乏人，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大量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珍贵实物与资料遭到毁弃或流失，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加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经刻不容缓。
二、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机制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指导方针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工作原则，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采取有力措施，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全社会得到确认、尊重、保护和弘扬。
(一)扎实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按照全省统一部署，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于*年6月至*年2月间开展。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加强组织领导和后勤保障。要在充分利用现有工作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地区、分类别制定普查工作方案，认真组织实施，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要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各种方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真实、系统和全面的记录，建立档案和数据库，整理出版《*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地图集》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集》。
（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研究制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评定办法》。在科学认定的基础上，力争*年前建立市、县（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原则上每两年评选一次，由市政府批准公布，并推荐申报参评省级名录。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由同级政府批准公布，并报市政府备案，市文化局负责具体备案工作。
（三）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机制。通过对保护种类现状的调查确认，逐个制定保护方案并实施传承保护。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团体）的认定和培训机制，采取资金扶持等措施，鼓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对列入市级名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市政府将给予命名、授予称号、表彰奖励和资助扶持。市级传承人（团体）推荐评选活动原则上每两年开展一次。各县（市）、区政府要认真调查了解申报代表作名录传承人的现实情况，切实做好资助传承人(团体)的推荐工作。对列入名录的、传统文化生态保持较为完整并具有特殊价值的村落和特定区域，要实行动态整体性保护。在具有传统文化特色的社区和乡村，要积极开展创建民间传统文化之乡活动。
(四)切实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的教育培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标准要求高、工作要求严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技术骨干和工作队伍的业务培训。要在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和条件较好的职业技术学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分期分批对相关人员进行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资质教育培训。有条件的职业技术学校可与高校联合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课程，积极拓展教育培训平台，加快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才的培训和储备。
（五）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各地区、各部门要不断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力度，切实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认识。在每年的全国“文化遗产日”期间，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宣传活动，充分展示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报纸、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等媒体要积极开辟专栏，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的宣传，普及保护知识，提高市民的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切实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领导
（一）建立协调高效的保护工作领导机制。在市政府的领导下，由市文化局会同市发改委、教育局、民政局、财政局、建设局、民宗局、旅游局等有关部门，建立*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制度，统一组织协调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局际联席会议由市文化局负责召集，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市文化局。各县（市）、区也要建立相应的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二）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抓好专兼职结合的工作队伍建设。要组织一批熟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业务的同志，作为保护工作的专职队伍；吸纳社会团体、大专院校、科研院所等方面的专家，作为保护工作的兼职队伍。同时，要充分发挥专家在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建立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家咨询机制和检查监督制度。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3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全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展上海历史文脉，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保存、认定、利用、传承、传播等保护活动及相关管理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费保障机制。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合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新闻出版、规划国土资源、经济信息化、商务、工商、农业、卫生计生、民族宗教、知识产权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建立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所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承担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具体工作。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实际需要，建立和完善保护机构，加强专门人才培养和专业队伍建设。
第六条 本市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由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人士组成，为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第七条 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及其他相关社会组织按照各自章程，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相关的学术交流、咨询服务、权益维护等工作。
第八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社会组织、公民、法人通过研究、收藏、展示、传承、捐赠、志愿服务等方式，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第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高全社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
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网站等媒体应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
第二章 调查与保存
第十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指导、协调，并对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调查难以覆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可以依法对其工作领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调查。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可以依法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具体方法和要求，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认定、记录、建档，建立健全调查信息共享机制。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应当收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代表性实物，整理调查工作中取得的资料，并妥善保存，防止损毁、流失。其他有关部门取得的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应当汇交给同级文化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二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
第三章 代表性项目名录
第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建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本行政区域内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
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统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
第十四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从通过调查或者其他途径发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遴选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区、县人民政府可以从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向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可以向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提出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建议。
第十五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从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中，选取五名以上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标准和程序，对拟列入或者被推荐、建议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进行评审。
评审工作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十六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经专家评审后拟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项目予以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时间不得少于二十日。
公示期间，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异议的，可以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书面提出。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对异议情况进行核查，认为异议不成立的，在收到异议之日起二十日内，书面告知异议人并说明理由;认为异议成立的，重新进行评审。
第十七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根据专家评审意见和公示结果，拟订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
区、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应当报市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四章 分类保护与合理利用
第十八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状况和特点，实行分类保护，对濒临消失的或者本市特有且历史文化价值较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予以重点保护。
第十九条 对濒临消失、活态传承较为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采取将其内容、表现形式、技艺流程等予以记录、整理，编印图书，制作影音资料，建立档案等方式，实行抢救性保护。
第二十条 对受众较为广泛、活态传承基础较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通过认定代表性传承人、培养后继人才、扶持传承基地等方式，实行传承性保护。
第二十一条 对具有生产性技艺和社会需求，能够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传统技艺、传统美术、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通过扶持、引导、规范对项目的合理开发利用，实行生产性保护，使该项目的核心技艺在生产实践中得以传承。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实行生产性保护，应当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不得擅自改变其传统生产方式、传统工艺流程和核心技艺。
第二十二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濒危原材料予以保护;鼓励依法种植、养殖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所需的天然原材料，或者开发、推广、应用相关天然原材料的替代品。
第二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中华老字号和上海老字号企业的传统技艺，优先列入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加大保护和扶持力度，促进本市工商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第二十四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特色鲜明、形式和内涵保持完整的特定区域，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制定专项保护规划，报经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相关的场所和实物，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
实行区域性整体保护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集中区域空间规划的，由规划国土资源部门会同相关专业管理部门制定专项保护规划。
第二十五条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利用，应当以尊重其原真性、文化内涵及自然演变进程为原则，保持其原有的文化生态和文化风貌，不得歪曲、贬损、滥用。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通过与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等方式，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
第二十七条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产生的著作权、商标权等知识产权，依法予以保护。
第五章 传承与传播
第二十八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代表性传承人包括个人和团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
(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
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条例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向社会公布，并建立代表性传承人档案。
第二十九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下列权利:
(一)开展知识和技艺传授、艺术创作与生产、展示、表演、学术研究等活动;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取得传承、传播工作或者其他活动相应的报酬;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
(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
(三)配合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
(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
第三十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重新或者补充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第三十一条 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从愿意承担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义务，具备开展保护工作所需人员、设施、场地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中，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程序，认定该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志愿作为某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相应的权利，承担相应的保护义务。
第三十二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享有下列权利:
(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进行研究;
(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
(三)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推荐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权利。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制定并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与传承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二)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资料、实物，对有关资料、实物、建(构)筑物和场所等予以保护;
(三)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活动;
(四)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其他义务。
第三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结合市民文化节、文化遗产日、传统节庆和民间习俗活动，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成果，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氛围。
鼓励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区域、商业营业场所、公园、绿地等具有展示空间和条件的公共场所，对宣传、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给予支持、提供便利。
第三十四条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究机构、保护机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档案馆、青少年活动中心、工人文化宫、社区文化活动中心等公共文化机构，以及利用财政性资金举办的文艺表演团体、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等，应当根据各自业务范围，有计划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研究、收藏、展示、传承等活动。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机构，设立展示和传承场所，举办公益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活动，研究、收藏、展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鼓励和支持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整理、翻译、出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原始文献、典籍、资料等。
第三十五条 学校应当采取课堂教学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融入相关课程，或者与特色课程相结合、开设校本课程等方式，向学生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
鼓励和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保护单位参与学校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
利用财政性资金开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展室应当为学校开展教育活动提供服务和便利。
第三十六条 鼓励和支持其他地区具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本市传承、传播，并与本土文化融合发展。
第六章 保障措施
第三十七条 本市应当设立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组织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补助等。
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参照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相关规定，设立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属于财政拨款事业单位的，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向财政部门申请预算经费。
文化行政管理、财政、审计等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监督管理。
第三十八条 对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发展文化产业的单位和个人，符合国家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方向的，在申报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时，应当予以支持。
单位和个人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依法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
第三十九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公共文化设施，或者在公共文化机构内设立专门展室，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传承、交流场所和传承基地建设。
第四十条 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后继人才，予以重点扶持和培养。
教育部门应当支持和引导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或者课程，建立教学、传承基地，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培养专业人才;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传承相关专业列入职业教育奖励专业目录，实施学费减免等优惠政策。
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可以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申报专业技术职称。
第四十一条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通过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捐赠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和保护资金等方式，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接受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实物捐赠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登记入库、管理使用等制度，妥善保存。
鼓励志愿服务组织和其他有关社会组织，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志愿服务活动。
第四十二条 对做出显著贡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单位，按照国家和本市评比表彰的有关规定，给予表彰。
鼓励公民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技艺，对表现优异的后继人才给予适当资助。
第四十三条 市和区、县人民政府应当将相关部门履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职责情况，纳入对其绩效考核的内容。
第四十四条 本市建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情况的定期评估制度。市和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每三年对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情况进行评估，并向社会公开评估结果。
经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或者保护单位，无正当理由未履行义务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市或者区、县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或者保护单位资格，并予以重新认定。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六条 文化行政管理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或者记过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记大过或者降级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职或者开除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濒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及时采取抢救性保护措施，造成不良后果的;
(二)违反法定条件或者程序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及其代表性传承人的;
(三)挪用、挤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
第八章 附则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自20xx年5月1日起施行。
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和申报原则基本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
截至20xx年，我国共有昆曲、古琴艺术等26个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羌年、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等3个项目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上入选项目最多的国家。
申报原则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4
摘要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原地区古老而鲜活的传统文化，是地域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是民族精神、民族情感、民族气质、民族凝聚力的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方面获得了发展的机会，另一方面也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大量蕴涵着独特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弱甚至悄悄消亡。因此，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紧迫。
关键词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研究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一）研究背景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各族人民长期以来所创造积累的重要文化财富，是人类创造力、想象力、智慧力和劳动力的复合与统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生动展示[1]。
深挖本地域特色文化内涵，阐释地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是新时期加快文化强省建设的一项创新工程，符合河南省建立中原经济区的战略要求，是推动中原文化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打造鲜明地域特色、展现中原风貌、提高中原文化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1.研究目的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源远流长的中原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体现着中原的竞争力，同时河南省的非遗文化的开展仍存在着发展缓慢的态势，为促进体育非遗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本文欲着重分析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研究的当代意义，以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选定体育非遗文化的角色定位（奥运机制还是群体机制？），分析制衡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发展的因素，试图通过对现代瑜伽项目的研究为河南省体育非遗文化提出非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意见和建议，研究“谁来传承？传承什么？如何传承？”的问题。
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是对中原生态体育文化信息进行抢救、集聚和整理，研究以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综合涉及传统的人类学，快速发展的传播学和亟待完善的体育学。通过这些学科理论知识的运用，不仅可以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提供一次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而且还有可能为丰富这些学科的理论成果添砖加瓦，为满足该领域的教育和研究需求起到积极的意义。
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研究，可以扩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社会影响，对于其文化传承起到了积极地助推作用，还可以详尽的了解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碍与问题；同时，对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与开发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对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较深层次的文化发掘，符合河南省现阶段积极推进的把河南省由文化资源大省建设为文化产业强省的战略决策和大力实施“中原文化崛起”的既定方针，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意义，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河南省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具有较高的实践价值。
（2）实践意义
研究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武术文化遗产，对深入认识和了解河南地域武术文化，全面地认知中国武术文化版图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研究一方面对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体系进行整理与挖掘，探索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从而调动民众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引起人们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多的关注，不断加大对其保护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借鉴瑜伽的发展理论和经验，探索如何在传统和现代、继承和发展之间找到对其进行保护的科学、合理、有效的措施，以确保其生命力，为河南省更好地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建议，以利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研究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具体对策，希望能够为相关部门具体实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政策实践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
2005年12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界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根据国务院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形式及文化空间。
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指在河南境内，由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与体育相关的且具有一定科学价值的文化，是河南人们创造的体育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综合。
（二）传承和发展的概念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中明确指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应采用“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提出了保护与传承、发展并重的工作要求。在现代科学体系中，“传承”一词首见于民俗学中，以20世纪30年代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为标志，他提出要对普通人的日常民俗事象进行研究，从而阐释历史、文化、变迁的过程及发展特征。国际学术界形成了其他与传承相关的理论主要有传播论学说的维也纳学派、曼彻斯持学派与傅厄斯学派等[2]。《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湖南传统武术传承研究》中提出传统武术的传承就是由传人实施的，在代际之间进行的技艺、理论、习俗等传统武术文化内容的传递和传播。
研究认为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即承袭、创新并广为传播。承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价值、文化渊源、宗教仪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元素和生态环境。与时代要求相结合，在传承谱系比较明晰的武术基础上，创造理论和技术体系比较成熟的武术技艺和健身、养生功效突出的套路，使其具有生存、发展的特定空间和时间维度，植根于民间的活态的传统行为方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核心就体现在它的传承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的变异与创新。同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还会随着社会特征、竞技生活、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等发生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思想，因此，完善的传播方式对扩大非遗文化的影响力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现状
1.国内关于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
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涉及文化价值、历史价值、保护研究、立法研究、制度研究、现状调查等，但都侧重于本区域的研究，地域性研究体现了一定的区域特点，但从总体是显示出各地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在保护的基础上提出了与当地文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传承方式。
2.国内关于体育类或武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观点
国内学者多以本地区的非物资文化遗产为研究对象，根据对本土文化的历史追溯，相应的提出传承和发展建议。
牛爱军从全民健身和民俗学的角度出发，提出融于当地生活风俗中传承，并结合当代新农村建设，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发挥体育的健身功效，根据项目特点进行开发，提出商业开发与创意产业相结合的发展方式。
白晋湘从法律角度出发，指出健全法律保护机制，建立管理和保护体系，建立体育博物馆，开展文化普查工作，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
社会活动和社团的开展体育非遗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姚应祥对湖州船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提出加强立法、加大宣传、依托学校，建立体育社团，开发旅游的传承建议。董亮在对四川少数民族体育的研究中指出要将仍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体育文化遗产发展成为大众健身娱乐项目，延长其生命周期。
张巧凤对非遗文化的软文化实力进行研究，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高我省文化软实力》中指出调动传承主体的积极性是对非遗文化的可持续性延伸，提升文化吸引力和感召力是文化竞争力的优势所在，应打造河北特色的非遗文化品牌。
李荣芝、虞重干从传播学角度出发，指出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传承途径、竞技化途径、社会教育途径、生活化途径。《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中也针对民众缺乏民族传统知识认知现状，提出加强政府管理、加大媒体宣传、维持文化“原生”的生存环境和发挥院校优势及赛事促进等建议。王林在《传统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与对策》中指出应营造适宜传承的文化生态，加强传承人的名人效应，加强传承梯队的建设。徐旭对岭南醒狮文化的研究中，指出要推动武术与醒狮相结合的影视业和旅游业的发展。安剑群等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野下“人龙舞”的文化传承研究》提出要进行广泛地区的横向传承，和不断创新的纵向传承相结合，加强群体性传承和学校传承、社会传承的方式相结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陈关于发展的研究，从政治、经济、立法、教育学、传播学、民俗、社团、社会活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为非遗文化的传承奠定了一定基础。
3.关于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传承管理机构的研究中，王志高的硕士论文《嵩山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制度保障研究》强调法治机制的建立，建立有制度的组织运行方式，提出以发展武术文化产业的方式传承和发展。
在传承主体的研究中，王玉霞《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及挖掘保护对策》提出加强对传承人的培养，将非遗保护工程纳入学校教育体系。本人在《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问题研究》中提出通过对健身团队的管理和扶持，推广和传承非遗文化的技艺推广。
在传承内容的研究中，李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民族传统-以河南少林武术、陈氏太极拳为例》指出要加速多种方式的宣传，挖掘民俗文化的体育娱乐审美价值；王伟红《河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提出开发非遗文化的器物层产品，做大做强非遗文化品牌活动，建立省及地市“非遗展示中心”。
在传承方式的研究中，任丽萍《传承・创新―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学校体育研究》中提出将其纳入学校体育课程体系；倪同《基于JSp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硕士论文中提出建立数据库，有效提高非遗文化的管理水平和效率，提供可视化信息，用网络模式提供资源共享，数字化宣传和保护非遗文化；赖学鸿《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思考》提出政府政策导向与舆论宣传是推动其传播和发展的保证，形成主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科研之路，利用商业开发实现体育文化传承和弘扬，建设体育加旅游的产业机制，构建教育为中心的传承机制；王静的硕士论文《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资源开发研究》中提出通过培养专业的出版人才，开发高质量的传统出版物和网络出版物相结合的方式促进非遗文化的传播；郭鹏飞《河南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强调要加大普及力度，调动民众文化自觉性，在政府主导下，依托学校教育资源，提出非遗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加强非遗文化的长远规划和管理。
综上所述，对于河南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管理有了专题的研究，但为数不多，对传承主体还仅限与对传承人的保护和关注，对传承团队建设的研究基本没有，传承内容上提出了对体育健身价值的延伸和器物层面的开发，传承方式聚集了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晶，大多数认为多种形式及层次的广泛传播有利于非遗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5
[关键词]新时期；文化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文化认同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精神，文化遗产是民族灵魂的根脉和精神的植被，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文化遗产是国家文化根脉、文化核心竞争力源泉、文化认同决断性要素。新的历史阶段，在实施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工程中，以及在落实“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和“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等文化发展战略的进程中，本文认为文化发展战略有利于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关键。再看广东省，区域优势、文化底蕴、经济实力等优越条件是广东落实新时期文化发展的基础要件，对于广东构建文化交流中心具有重要意义，给广东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工作带来新的机遇，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带来新机遇。。
一、文化发展战略助力广东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从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角度来看，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视角推动的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有利于特色小镇、美丽乡村和传统工艺工作站建设，同时对文物和古建筑的活化利用有益处，也是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截止2016年，全国16个省（区、市）设立了18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省级也积极开展了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认定和建设工作。为整合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升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水平，广东在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工作中做了积极探索。
（一）广东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况。2010年批准设立的“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是目前广东唯一一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随后，广东积极邀请中城市规划设计院编制了《客家文化（梅州）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2013-2025）》（以下简称《总体规划》），文化部于2014年2月组织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对《总体规划》报送稿进行了审议通过，并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建议；梅州市根据评审意见和建议对《总体规划》修改后于2014年3月报送文化部，待批准后组织实施。多年以来，广东积极组织开展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截止2017年7月，已经设立了客家文化（梅州）、雷州文化、广府文化（越秀、中山小榄）、瑶族文化（乳源、连南）、潮汕文化（湘桥、潮阳）和侨乡文化（江门）生态保护实验区。
（二）广东在文化发展战略中优势分析。新时期文化发展战略对于传承传播中华文化具有重要的作用，古代广东在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先秦时期番禺为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早始发港，同时，籍贯广东的海外华人华侨已经超过3000万，在“一带一路”等东盟沿线国家华侨中，广东籍海外华侨约占三分之二，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讲粤语、吃粤菜、唱粤剧，可见，广东在“一带一路”建设等文化发展行动中中具有独特区域和文化底蕴等优势。特别是粤港澳三地文化相通，地缘相近，非物质文化遗产交流与合作从培训、会议到展览、展示，从一般交流到研究研讨等全方位，多层次发展。三地不但联合将粤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成功，现在已经建立多种交流沟通机制。广东可以总结港澳文化发展的成功经验，复制到东盟、西亚和阿拉伯地区国家开展文化合作，全面提升文化发展交流层次。
（三）文化发展战略视角需要广东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
完善、连续和持续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保障，文化遗产是民族传承发展的源泉，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促进中国文化传承传播和发展。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是助力经济融合发展的重要保障，丰富的文化遗产有助于提升籍贯广东的华人华侨文化归属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是留住乡愁、扩大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基石，加强广东省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有利于落实好“一带一路”建设和文化发展行动规划。广东是岭南文化核心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水下文物保护区、名镇名村、历史建筑、大遗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体系建设、传承人认定与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基地建设、宣传展示等文化遗产保护相关工作成效显著，丰富的文化遗产保障了广东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截止2017年4月，有37156处文物普查登记点，核定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的25159处（居全国第7位）；搜集整理4万余条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线索，调查7600多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项目，征集和登记实物资料近3万件，同时，广东有1项世界文化遗产，1项农业文化遗产，4项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六批次共公布608项省级非遗产代表性项目（含147项入选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五批次共公布729人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84名传承人入选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丰富且岭南特点突出的文化遗产保障了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
二、文化发展战略视角下广东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建议
文化发展战略要求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要有新思维、新方法、新成效，因广东地理区域条件优势和岭南文化底蕴深厚，要综合考虑文化与自然生态保护，在建设特色小镇时要重视传承人保护，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让“一带一路”国家游客找到文化共鸣。
（一）做好顶层设计，明确功能定位。文化生态保护面临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冲击，城镇化和外来文化、流行文化的挤压。纵观十年来全国各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因为顶层设计不科学、功能定位不明晰、建设动机不纯洁，许多地方高举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旗子，借船出海、借壳上市，呈现大步向经济开发区、房地产开发区、文化旅游区、养生休闲区建设方向推进的苗头，出现破坏性保护、保护中破坏现象。因此，广东应该汲取全国各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好经验、好做法和失败的教训，树立整体保护、文化生态、生存空间的理念，将物质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合发展，例如，省政府牵头成立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委员会和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实现对区域内特有的传统文化生态的可持续保护，明确功能定位筑牢岭南文化根基，促进“一带一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与合作。
（二）遵循保护规律，凸显保护主体。文化发展战略核心是文化认同，文化认同需要通过文化走出去，文化发展是文化在传承和传播中发展，文化传承又是文化传播的Dna，文化传承传播的关键是要具有文化生态特定的环境，这就需要一定的区域性环境生态，做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作用不可言喻。为避免出现民俗巡游成为时尚方队、商业广告的大游行以及传统技艺变成机械化、自动化的工艺等现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总体规划编制和建设要坚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规律，要尊重当地世代相传居民的生活习俗等内在规律，不要把人请下山而技艺和习俗留在记忆里。坚持百姓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文化遗产保护要注重区域内百姓风俗信仰、情感色彩和心理感受，避免出现所谓“打造”或“营造”的文化生态实验区，总体规划不能仅从城市规划的角度编写，要整合多方力量科学规划，文化遗产研究专门机构、高校和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一起开展调查研究。把握好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规律，做好传统工艺工作站推进特色乡村和特色小镇建设，依法推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推进中华文化世界范围内传承传播。
（三）政府强力主导，建立长效机制。做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能增强华侨华人对祖国的亲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更能提升中华民族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广东是华人华侨较多省份，做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有利于旅居海外的同胞归国找到文化根根基，可以设立华侨文化（汕头、潮州）生态保护区开，积极引导、强化华侨华人对自身“根”的探寻和意识的树立，从而强化、丰富华侨华人的中华魂，逐渐内化为世界各地籍贯广东的华人华侨支持与参与，既可以提升民族文化认同感，又可以提升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渗透力及影响力。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关键在发挥政府强力主导作用，重点在文化遗产生态环境修复，核实是当地百姓积极参与文化家园重建，首要任务是高压迫使当地政府把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总体规划编制为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计划，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费投入纳入本地政府财政预算，不但要加大政策支持、制度保障和财政投入，更要建立统筹协调可持续发展机制。文化生态实验区建设是一个比较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文化部门能够独立完成的，需要各级政府牵头建立协调管理机制、经费保障机制、保护补偿机制、考核与评估机制、传承与传播机制、社会参与机制和管理监督机制等，做好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有利于推进文化发展战略，有利于推进文化发展战略，有助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全面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新华网，中国文化报：http：//；
〔2〕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http：//；
〔3〕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http：//；
〔4〕孟东军，张清宇.把生态文明理念全面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求是网，2015年06月30日：http：//；
〔5〕单霁翔.加强“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光明网，光明日报：http：//；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6
在非遗保护与传承具体工作方面，扎实全面地开展和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基本摸清了全省非遗资源；初步培育和建立起了事业管理服务系统和一支具有较高业务水平和专业技能的人才队伍；江苏加强非遗立法工作，力争在全国领先，依法推动事业发展；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场馆及保护基地建设，江苏先后建成和开放包括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在内的非遗专门博物馆67个、民俗馆8个、传习所295个；加大非遗宣传普及力度，提升全社会认知水平，定期定点举办群众性非遗专题节庆活动，如中国昆剧艺术节、中国苏州评弹艺术节、中国古琴艺术节等，唤起社会非遗保护认知、彰显江苏优秀传统文化；针对不同非遗项目采取不同保护方式，推进非遗资源可持续发展利用工作。
非遗保护与传承是一项新型事业。目前江苏非遗工作中还存在着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全社会对非遗工作的重要性普遍认识不足，一些地方政府保护重视程度不够，保护层次较浅，没有形成系统的保护思路和科学合理的保护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护经费地区、项目差异较大。政府资金投入不足，民间资金介入全省“非遗”保护传承领域几乎为空白；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亟需加强，特别是基层组织缺乏稳定从业人员；非遗事业基础理论与实践理论研究不够深入，专业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正日益恶化，流失现象严重，面临传承危机，其现实价值未得到充分彰显，缺乏保护与合理开发相结合的思路。
针对以上问题，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及本省有关法规的要求，着力制定切实可行的非遗保护措施，开创非遗事业的新局面。
突出政府主导地位，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强化宣传工作力度，提升全民保护意识和力量。
突出政府主导地位，运用文化及相关部门的管理、服务、督促、检查、指导等职能，充分发挥地方高校、社会团体组织在非遗调查、保护、研讨、交流、辅导、培训与传承等方面的作用。同时要组织专家学者，将特色鲜明、具有代表性和广泛影响力的非遗项目，编辑出版成各类非遗普及读物等系列丛书，以供群众阅览，增进了解，尽最大可能整合社会各界资源，营造良好保护氛围和保护力量。持续开展非遗事业的传播、展示工作，构建政府保护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新机制。
千方百计整合利用各方面的宣传资源，利用各种媒介，如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科技馆等公共文化机构，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多种形式，如展览展示展演、论坛讲座咨询等形式，通过广场宣传、街头宣传、流动宣传、节会宣传、网络宣传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来普及非遗保护知识，使热爱、珍视、保护和抢救文化遗产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的自觉行动，最终使非遗事业在社会中得到确认、尊重和弘扬。
因地制宜制定和完善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中长期发展规划。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是保护工作有序进行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的有效保障和客观依据。目前全省的非遗保护规划工作还相对落后，建议各级政府把非遗保护工作提升到地区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规划，纳入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和文化发展纲要之中。同时参照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先行编制部级和省级的非遗项目规划，把规划实施工作纳入到各地年度建设计划之中。
加强区域性非遗生态保护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及基地建设，着力拓展我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体空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真正需要的是活态传承，因此整体的、群体性的、能够自然传承的保护更重要。以往非遗的保护大多侧重于单个项目，侧重孤立、静止的保护，“生态”整体保护方法的使用依然比较滞后。建议借助于历史村落保护、民俗村建设、农家乐及乡村旅游、生态文明建设等契机，分级建立文化生态保护区（园），进行非遗动态、整体和可持续的统筹保护，从而为非遗传承提供生存环境、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的立体空间，使它们具有更加持续稳固的生命力。对大量珍贵实物和物质载体，手工艺品、乐器、戏服等，要进行分类收藏、展示和研究。利用非遗博物馆和非遗基地，将保护项目与文化活动相结合，邀请一些代表性传承人来现场献艺，或者结合其他行业来延伸、拓展保护空间，活跃传承方式。
以传承人为核心，推动保护工作可持续发展。
传承人是直接参与非遗保护传承的活态载体，是保护工作得以持续有效进行的根本性保障。对传承人应设立专门的扶助与奖励政策，制定明确的给予代表性传承人的经济补贴制度，采取命名、授予称号、表彰等方式，充分发挥代表性传承人的领军作用和传承作用。同时不仅要给予老年传承人以资助，更重要的是鼓励青少年和有一定技艺基础的中青年拜师学艺，对学习效果显著、成果突出的继承人要给予精神与物质奖励。对那些必须要通过团体传承的项目，鼓励相关团体开展传承工作，或鼓励有关人员进行传承组合，开展有关传承工作。对部分技艺有一定的秘诀不宜面向社会公开的项目，要鼓励家族传承。
积极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促进生产性保护，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
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路之一，是做好“在保护中发展”的工作。把有自身发展能力的非遗项目适度推向市场，让其重新焕发生命活力，通过非遗生产性保护，使之形成文化品牌，成为新兴文化产业。发挥全省各地各级政府的引导、参与及组织协调作用，尽量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非遗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中来，为非遗项目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找到最恰当的方式，培育和构筑适合于非遗资源与现代文化创意产业相融合的新平台。
积极探索生产性保护的方式方法，制定各类优惠政策与奖励政策，推动部分非遗项目走生产性保护、发展道路。可以组织民间艺人、民间艺术表演队伍，积极参与国内外文化交流活动，让地方性非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加强非遗与旅游业融合，增强民俗旅游的吸引力；出版非遗丛书、系列光盘，开发具有“非遗”特色的服饰、饮食、工艺品、纪念品等，建立一批非遗特色产品的研发生产基地。另一方面也要正确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在有效保护和不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性和整体性的前提下，做好适度开发利用，从而促进非遗保护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
加强非遗保护传承的数字化建设。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7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些地方因保护理念错位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人世代相传。可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传承者、创造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换言之，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意味着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忽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失去了根基与价值。所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对传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化、娱乐多样化的不断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既迎来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其技艺的获得是一个长期习得的过程，传承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累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其本身性质的局限，无法为人们带来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处境尴尬：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愿意跟随父辈在老家学习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困于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使得愿学的女性却无法获得学习机会，这使得本来就愿学者寥寥的传承活动更是进退维艰，如此一来，许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面临着无徒可授的状况，传承人正面临着断代的危险。不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可能因为经济的贫乏与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改弦易辙”，这使得传承人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在这种“断代”与“流失”的双重夹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环境改变的苦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空间，脱离这种环境，其形态就面临改变或消亡的危险。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失去依存的活动空间，逐渐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针指导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没有做到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其赖以生存的活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样一来，或者因为传承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或者因为传承空间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观赏对象流失，或者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存续，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各级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现存的认定与保障制度却存在着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对传承人保护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然而恰恰就是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却存在制度的缺陷。现有的认定制度规定传承人只能从众多的艺人中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予以认定，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团结协作的链状结构的传统技艺会发生“掉链子”的情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技艺需不同的艺人承载不同工序，那些其他关键工序上未能被认定传承人的艺人可能会因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等原因与获选艺人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得传统技艺非但未因认定传承人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反而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在争夺有限的传承人指标中，有部分人或许因弄虚作假、迷惑专家而当选，有部分人却可能因交通信息闭塞而错失机会，无论是当选还是落选，都无疑会挫伤那些具有独特技艺却无缘获得传承人的真艺人的积极性。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认定，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违背。此外，现有的制度在认定过后的保护中也存在各种保障不力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经济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问题的成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其由传承人的传习展演、受众的观摩模仿以及传承空间与环境等要素构成，无论哪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会传导到传承人保护这个问题上来。就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濒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从传承人的角度看，经收入菲薄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心”传承
目前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其中用于资助传承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足以让传承人衣食无忧地专注于传承。多数传承人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无法潜心从事传承活动以及培养传承人。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护，索取高过给予，对传承人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既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有力资助和支持，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荣誉和自豪，这使得不少传承人不但无法潜心从事非遗工作，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由于传承人地位弱化、经济贫乏、生活困顿，使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和信心，无法被吸引到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二）从传承受众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变与思想观念演化导致“无人”传承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文化消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当今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样式、审美精神和价值导向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刘锡诚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热衷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冲击下，他们更热衷于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戏、网购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兴趣，既无心观赏更无心学习。当大多数年轻人被吸引到现代电子传媒上后，传统技艺展演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挟中日渐被蚕食，甚至消亡。如此来看，缺少观赏对象、无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自然“曲高和寡”，难以为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也难逃后继泛人的困境。
（三）从传承空间的视角看，现代文明制度与新型城镇建设导致“无法”传承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l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大批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守乡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他们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乡土生活体系遭遇侵袭甚至崩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社长、社首或是寨老、巫师等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统。这套系统主要负责村落的神事活动，祭神、娱神、迎神、赛会等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俗活动[2]。随着农村社会的逐渐解体，原来很多依赖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活态”传承的生活基础，不得不走向博物馆似的展演传承，这无疑会导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走样与异化，可以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失去原有的传承空间就无法原汁原味地“活态”存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的对策建议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人”选定、保护、传承上，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能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传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
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对不同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选拔制度。为了提高评选工作的公正性，要坚持民间推荐、政府把关的推荐、认定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众中间，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民间艺人们的推荐，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综合考量，在候选人中认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优秀传承人为代表性传承人。再次，建立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最后，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及时纠正认定工作中出现的极个别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已认定传承人中的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队伍的纯洁与活力。
（二）保障传承人身份地位
选出优秀的传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传承，还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从物质角度看，要让传承人衣食无忧，这就需要对传承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率，给予传承人特殊的“绩效津贴”。同时也要分考虑到其他未当选艺人的经济状况，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团体的综合保障系统，以免艺人之间相互妒忌、内耗而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除了经济上保障外，还得从精神层面上对传承人进行鼓励，使其安心用心于传承。比如，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肯定。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荣誉称号。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3]。
（三）保护传承人传习空间
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但是单一的以人为中心，并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征迫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注重保障传习场所、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后续艺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地域性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让更多的人逐步了解传统技艺，喜欢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社会发展不够平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4-36.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8
关键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17）06―0066―03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活态文化遗产，既见证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变迁，又体现了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艺术性和创造性。近年来，国家层面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门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做出了全面规划和部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造就了其具有旅游品牌、艺术、审美、体验价值，为延伸旅游产业链条、促进区域旅游产业发展提供了潜力，适度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已成为其保护传承发展的有效途径。
承德有得天独厚的历史人文积淀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良环境，是中国各民族融合发展的聚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作为承德支柱产业之一的旅游产业发展迅速。截止2017年4月，承德市拥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59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134项，分布广发，门类齐全，资源丰厚，逐渐营造出了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相应旅游资源开发的氛围，日益成为承德经济发展的强进动力之一。
一、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现状
承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客源，2016年共接待入境游客3000余万人。目前，承德独具民族特色和多样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了源泉，呈现如下特点：
1.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目前，承德的各区县均有不同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更好保护与传承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承德市政府、文化局到各区县文化馆、博物馆等部门，都制定了相关管理规范，增加了经费投入，并积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申报、保护等工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奠定了重要基础。
2.已产出了较高旅游价值。在表演艺术类（如：承德避暑山庄皮影演出团、热河二人转、二贵摔跤、清音会等）、民间美术类（滕氏布糊画、丰宁满族剪纸等）、传统工艺类（山庄老酒传统酿造工艺、一百家子拨御面、平泉羊汤烧饼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方面形成了较好的产业规模，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
3.开发积极性逐年提高。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将承德定位为“生态涵养功能区”、“国家绿色发展试验区”、“国际旅游城市”和“历史文化名城”，助推了承德市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各级政府、企业及非遗传承人都希望借助旅游市场平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推广和创新，促进经济发展。因此，提高了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积极性。
4.开发主体多元化。目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形式具有多样性特点，但主要有三大类：企业运作（如：山庄老酒集团、承德颈复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政府部门介入（丰宁满族吵子会、清音会等）和个体小作坊（杨茂昌根雕艺术、何清华剪纸等）等。
5.产出经济效益参差不齐。目前，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因其发展历史、管理方式、开发模式、市场定位等存在较大差异性，产出的经济效益参差不齐。多数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项目产出的经济效益较低或几乎没有，只有少数精品的民间美术类（滕氏布糊画、丰宁满族剪纸等）和传统技艺类（山庄老酒传统酿造工艺、平泉羊汤烧饼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获得了良好的旅游经济效益。
二、目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存在问题
1.缺乏整体布局，资源开发较分散。目前承德市旅游管理部门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相对集中、便于管理、较快产出经济效益的避暑山庄、外八庙、乡村旅游等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和开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缺乏系统整体规划和布局，资源开发较分散，基本上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或县区镇村等部门自行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展演等活动，人力、物力、财力及外宣工作投入不足，忽视了旅游市场结构分析和可行性论证，难以形成旅游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2.合作体制机制不够健全。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性、多源性和多样性特征，门类齐全，涉及文化、工业、艺术等众多行业领域。〔1〕承德市各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单位之间及资源开发企业期间缺乏联合和沟通机制，各自为政，未形成有效合力。同时，政府相关部门、资源开发企业、传承人、大众等利益主体关系不够和谐，信息资源共享力度不够，资源开发受阻，较难实现保护与开发的有效结合。
3.地方性管理体系不够健全。目前，承德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等）方面制定了较为完整、合理的地方性管理体系，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管理规范依然空白，没有结合自身区域特点建立起配套的地方性法规体系以保护承德市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因此，在传承人法律地位、资金投人、保护性旅游开发等方面缺乏明确的规范依据，限制了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4.旅游资源开发特色不够突出，缺乏竞争力。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打造成旅游产品，需要灵活的商品市场化运作，在保持原有特色的同时进行“商业包装”，树品牌，造精品。〔2〕目前，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没有从其独特的文化底蕴和特色上进行深入内涵挖掘，旅游产品品种单一且档次偏低，庸俗化、雷同化现象严重，缺乏特色和创新，市场竞争力偏弱，效益普遍较低。同时，相关部门及媒体的宣传推介力度不够，导致市民对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和开发的旅游产品知名度较低。
5.部分传承人生存状况堪忧，资金投入不足。调查发现，85%以上的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仍生活在乡镇甚至偏远山村，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的传承人数不足20%，多数依靠体力劳动维持生计，生活压力较大，加之部分传承人存在的文化自卑心理及观念，导致部分传承人生存状况堪忧，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逐渐消失殆尽。同时，由于在产品开发、创新推广、宣传管理等方面的资金投入足，导致许多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无法转化成旅游产品，目前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数量仅在15%左右。
三、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对策建议
1.坚持“系统规划、统筹兼顾、整体开发”的科学发展理念。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涉及行业和领域广，难度大，建议由承德市旅游局、文化局、规划局等相关部门和单位f调编制《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专项规划》，在充分调研目前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资源开发现状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成功经验，明确制定原则、目标、措施方法、重点项目规划、具体职责和协调机制，统筹兼顾，全面科学指导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将承德非物质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碎片化转变为整体性、标本化转变为活态性。
2.坚持“制度管理、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方面，要做到制度先行，监督《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等管理制度的贯彻落实情况，积极探索制度保护与政策保障相支撑、政府保护与社会保护相结合、政府投入与社会力量相补充、原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照应的科学、协调制度体系，制定《承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管理暂行办法》，为开发企业设“红线”，要求合法合理开发。另一方面，要做到以人为本，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是文化生态建设的主体，必须要保护好传承人的合法权益，建立健全传承人生活社会保障制度，促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活态有序传承；建立健全传承人和旅游资源开发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特别要保护好具有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旅游产品成果，激发旅游资源开发企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传统文化焕发生机，服务社会，惠及大众。
3.坚持“打特色，创精品”的原则。特色游、精品游已成为各地开发旅游资源的重要原则。推进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研究基地、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民族传统节日保护示范地、民俗街、民俗村、民族镇建设等工作，树立典型，建设代表区城的非物资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体验区、聚集区和示范区，深入挖掘各民族文化特色，推广生产性保护先进经验。针对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小、散、弱”的特点，通过文化创意、艺术包装、打造品牌、市场营销等方式，不断培育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产业群或产业带，助推地方经济发展。把双桥区、丰宁县、平泉县等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资源丰富、项目数量多且旅游发展基础良好的区域作为开发试验区，重点建设成承德特色文化旅游的理想目的地。承德市旅游局和县区旅游、文化管理部门及企业联合设计一批精品文化旅游线路、推出一批精品旅游商品、推介一批特色演艺场所、打造一批文化特色小吃等，从而打造文化旅游特色产业聚集区。〔3〕
4.坚持“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承德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必须坚持“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第一，全面开展遗产普查工作，运用大数据、互联网、VR、软件开发、数字化等技术等现代技术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分布及保存现状进行收集整理和分类，根据类别进行体验项目、创意产品、文化演艺、展览展出、医药产品、饮食等项目开发。第二，增强群众、传承人、管理人员、旅游资源开发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氛围，创设环境，科学决策，自觉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一体化观念。第三，针对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现象，建议承德市政府必须强化管理，对于民俗类、节庆类等具有较深文化蕴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保护性开发策略，重视保护和弘扬传统优秀文化，延续历史文脉，留住传统文化的根和魂。
5.坚持“加大投入，市场运作”的原则。首先，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严重流失、资金投入不足的现状，承德市相关政府部门应给予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基地、研究基地、传承人和相关的企业必要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推动以市场化运作模式配置社会资源，调动社会各方面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的积极性，最终促使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产业实现自我造血、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目标。其次，加强市场宣传，迎合现代市场需求。在今后的承德旅游市场开发中，应借助承德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等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将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实现有效结合，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旅游者体验承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魅力，提升城市旅游吸引力。第三，拓展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需求群体，实现客源市场多元化。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爱好者、观光游客的不同需求，开发产品，打造项目，尤其要重视开发潜在市场人群，这一群体更易于被这些有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吸引。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至今还在民众中流传的“活态”文化，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4〕承德作为一个知名旅游城市，应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重要的旅游开发资源。在坚持“保护第一，适度开发”的原则基础上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有助于弘扬承德地方民族传统文化，有利于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带动承德旅游产业及其他产业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晓东，等.承德非物质文化遗产集萃〔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2，（09）.
〔2〕肖刚.江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与产业发展研究〔D〕.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10，（12）.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9
关键词：“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
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这是目前我国唯一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法律。该法律第十三条明确规定：“文化主管部门应当全面了解非遗有关情况，建立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遗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由此可见，建立非遗档案直接关系到遗产保护的成效。
“档案式保护”是非遗保护的基础手段之一。在传统的非遗保护观点里，它指相关保护单位对非遗项目、传承人以及与之相关的具有价值的信息进行直接收集、整理、立档、保存、管理并提供利用服务的各项工作的总称。早在1950年，日本颁布的《文化财保护法》中就提出了为无形文化财建档的要求，在该法律第三章第二部分中明确规定了“重要无形文化财及重要无形文化财之外的无形文化财的指定及其保持者或保持团体的认定、保存展示、记录档案的制作及经费等内容”。在此之后，各国也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档案式保护”。
在我国，档案馆、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事业单位是非遗“档案式保护”工作的主体。它们对非遗虽然起到了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的重要作用，但是在新时代下，这类传统的主体保护方式对非遗的宣传、弘扬、传承和振兴的作用并不太突出。正如有的学者指出，非遗作为一种“活态”遗产，不仅仅是为了简单保存而归档，而是为了保护和传承才归档，并且保护和传承绝不是固守的。[1]因此，它们必须要走进广大民众的视野，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这样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保护。
一、“互联网+”时代下非遗“档案式保护”的新特点
1.保护内容的变化：由显性到隐性
在传统的观点里，“档案式保护”的内容主要包括非遗活动中产生的一系列实物、道具、资料、非遗项目档案、传承人档案等。随着我国非遗项目的增加，“申遗”档案、学术论文、会议报告文件、课程资料、图书出版物等开始进入档案工作者和相关学者专家的视野。非遗主要体现在口头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传统手工艺等方面，是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中的“隐性知识”。例如张小泉锻制技艺、郫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中医正骨疗法等等，在过去，它们主要是依靠家族代代相传，因此，对于家族而言这些技艺是他们的隐性知识。[2]在现代化的今天，这些技艺仍然发挥着造福人类的作用。因此，档案工作者们有意识地收集、整理这些隐性知识，通过档案化处理，将其变成显性化知识，从而可以达到为人类广泛享用的目的。
早在2007年，著名学者冯骥才先生就指出，“非遗档案不仅包括纸质的、数据库多媒体的东西，活的东西也是档案，甚至活的空间也是档案”[3]。今天的资料也许就是明天的档案。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档案的价值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所以要重视新环境下出现的新问题。非遗衍生品作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成果表现，在“互联网+”时代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了。以“夏布制作技艺”为例，重庆壹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通过独特的创意设计来激活夏布的美，以此传播传统的非遗，目前已经开发出包括围巾、布包、桌旗、团扇、笔记本、钱夹等500多种夏布衍生品。从这个角度来看，非遗衍生品的设计、制作、销售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资料都可以成为档案；因为它们发挥了档案的教育、保存、研究等功能。
2.保护载体的变化：由物质到虚拟
过去，我们对非遗的档案主要采用纸质记载、录音、影像记录等方式保存。在互联网时代，随着技术的进步，许多非遗档案开始实现数字化，通过扫描技术、数据库技术、多媒体技术、3D虚拟交互技术、VR、aR、mR等高新技术，将非遗档案资源转化为数字化的档案信息。例如韩国文化遗产管理局建立了非遗在线百科全书，通过信息技术、多媒体平台记录非遗资源，各非遗团体、个人可以及时提供非遗动态并且更有效地把信息传播给公众。[4]此外，美国、加拿大、英国、匈牙利、印度等国家都在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数字化建档工作。
早在2006年，文化部就联合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立了“中国非遗数字博物馆”网站，从国家层面对非遗进行数字化保护。随后，江苏省、河北省、太原市、凉山彝族自治州等省市地区也开始积极探索非遗档案资料数据库建设。此外，很多保护单位开始尝试建立非遗“大数据”中心，统计非遗及传承人在全国的分布情况。基于数据，我们可以快速地了解同类非遗在不同地区、不同传承人手中的传承状态，从而挖掘其传播价值，建立良性的传播生态圈。非遗共享性保护原则要求我们在对其实现数字化保护的同时，可以通过网络利用非遗档案资源。
3.保护主体的变化：由单一到多元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定义，非遗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基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认为非遗的传承主体可以是群体、团体或个人，而从非遗保护的实践来看，单纯地依靠政府部门或非遗传承主体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利用集体的力量和“公众参与”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对非遗档案的保护工作亦然。
近年来，随着“申遗”的进行，非遗“档案式保护”的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公益性档案保护主体开始向商业性保护主体过渡，形成了包括博物馆、纪念馆、档案馆、各种研究团体、政府文化机构、公司、民间个人等在内的保护管理体系。[5]因此，对非遗的档案式保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记忆”工程、日本“亚太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以及台湾“兰屿媒体与文化数字典藏”计划的经验，开展跨地区跨国界的合作模式，争取最大范围地收集档案资源。[6]此外，高校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资源开展非遗档案保护，如加拿大纽芬兰纪念大学成立数字档案馆，利用高科技手段，积极参与非遗档案建设工作，通过互联网平台分享保护成果，传承本国文化。
我国幅员辽阔，还有很多非遗档案资料分散在民间。在网络时代，信息传播速度加快，档案工作人员应该抓住机会，借助网络力量多方互动，展开对它的收集整理工作。非遗传承人分布在全国的各个角落，需要政府从顶层设计着手，制定相关的政策，规范传承人的网络传承行为。
档案保护主管部门可以建立非遗专门网站，并设置一个网络接口，非遗传承人、研究者等可以通过注册形式上传相关资料，从而可以不分时间、空间收集档案资料，不断完善内容，保持档案内容的持续更新。这种方式可以收集到丰富的资料；当然资料内容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这就需要对档案进行仔细甄别查验，保证档案资源的真实性及完整性。
3.加强对档案的宣传推广工作
非遗的保护工作机制应当是“决策机制、协调机制、咨询机制与执行机制、督查机制等的有机结合”。[11]其中，“决策机制”是保护工作的基础，档案资料不仅依靠大量的人力物力，更需要政府部门对收集整理好的档案进行编研，并在此基础上策划一系列档案宣传活动，让档案真正实现普及，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由贵州省档案局和上海市档案局联合主办的“黔姿百态D贵州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展”，充分运用了500多件档案文献、照片和实物，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贵州省最具代表性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2]
尽管“文件生命周期”①理论告诉我们，处于非现行期的非线性文件需要进入档案馆永久保存，可是非遗是靠传承者“身体”传承的，所形成的档案需要回归传承生态环境。因此，档案主管部门可以定期开展线上线下主题展览活动、学术研讨会、专题讲座，通过策划这些活动来扩大受众对象，广泛吸收各方意见，强化档案保护意识。此外，开展活动过程中产生的新观点可以集结成书并公开出版，从而扩大档案的传播范围。
有学者提出“固态活化”理论，即“对非遗档案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开发出蕴藏在非遗档案中的精髓和灵魂，将固态的非遗还原为活态非遗并以活态的形式传承发展”。[13]按此理论并结合非遗保护的实际情况，档案相关部门还可以开发非遗相关辅助教材、学习课程，与大中小学建立合作关系，通过网络学习的方式进一步发挥档案的教育文化功能。
4.建立非遗专题档案数据库
20世纪60年代中期，产生了数据库技术。它主要是指对数据进行存储、处理、管理和维护的一种现代信息技术。非遗档案数据库是指利用计算机信息技术对非遗档案资源进行分类、记录、保存，建立科学有效的存储空间的一种技术保护手段。非遗档案数据库是实现非遗资源共享的重要平台，同时也是宣传推广非遗的有效手段。目前我国已建成中国荣昌陶艺文献专题数据库、楚雄彝族文献专题数据库、伏羲文化文献专题数据库、山西戏剧文物文献数据库等。[14]这些地方特色数据库的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然而，我国还有很多的非遗档案资源分布零散，并且官方和民间资料都比较少，没有形成统一的档案分类标准。尤其是一些濒危非遗项目更需要及时采用数据库进行保护，如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麦西热甫、中国活字印刷术、中国水密隔舱福船制造技艺、赫哲族伊玛堪说唱等等。因此，档案保护单位可以参照《中国档案分类法》，统一制定分类标准，分级进行编码保存，并根据地域特色，建立专题档案数据库。
5.加强档案的立法保护
“档案式保护”是国际法确立的保护模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多次以国际文件或立法形式强调档案式保护的重要性。从1972年的《关于在国家一级保护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建议》到1989年的《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的建议》，再到2003年的《公约》，[15]这些文件法规拓宽了非遗档案保护的立法空间。
以非遗档案的所有权为例，群体、团体或个人是非遗的传承者、创造者、享用者，他们在非遗的保护、传承、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在行使非遗传承权利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享受非遗带来的经济收益。然而在我国，很多集体创造的非遗资源，由于所有权关系尚未明确，传承者本身得不到应有的利益。因此，需要加快制定法律，还原传承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
此外，非遗档案中涉及的内容可能包含个人的商业秘密，如传统手工技艺或饮食医药配方。系统的档案材料一旦通过网络泄露了，不仅对传承人造成损失，很有可能对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造成伤害。因此，通过对商标的预防式注册和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措施可以有效防止侵权行为。
注释：
①1940年，美国档案学者菲利普・布鲁克斯最早提出“文件生命周期”概念。“文件生命周期”指的是文件从产生直至因丧失作用而被销毁或者因具有长远历史价值而被档案馆永久保存的整体运动过程。
参考文献：
[1]罗宗奎，王芳，知识产权法体系下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优势和基本原则[J].档案学通讯，2012（2）：47.
[2]吴品才，储蕾，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化保护的理论基础[J].档案学通讯，2012（5）：76.
[3]吴红，王天泉.为流逝的文明建档――访冯骥才[J].中国档案，2007（2）.
[4]陈师鞠，徐妙妙.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式保护进展研究[J].中国档案，2016（6）：75.
[5]罗宗奎，王芳.知识产权法体系下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优势和基本原则[J].档案学通讯，2012（2）：45.
[6]徐拥军，王薇.美国、日本和台湾地区文化遗产档案数据库资源建设的经验借鉴，2013（5）：61.
[7]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东北抗日联军专题”资源建设成果丰硕[n].中国文化报，2016-9-20.
[8]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8.
[9]徐欣云.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式保护中的“新来源观”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3（5）：24.
[10]韩英，章军杰.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开发[J].档案学通讯，2011（5）：72.
[11]何永斌.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工作中的几对关系[J].山西档案，2009（3）：49.
[12]我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展在沪开展[n].贵州日报，2010-5-29.
[13]王云庆，陈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展览研究[J].档案学通讯，2012（4）：37.
非遗文化传承的建议篇10
摘要：党的报告中指出，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人类文明的宝库。**拥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近年正着力于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让非遗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继承发展，焕发生机与活力。通过文化旅游产业的带动与文化品牌的多渠道推广，**非遗产业化进程已获得初步发展，但由于项目传承人才缺乏，资源整合水平不齐等问题，**非遗产业化发展受到诸多限制。本文基于以上分析，从推动传承人才队伍建设、加强文化产权意识以及提高文化产品创新性提出合理建议，以期对推动**非遗产业化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文化遗产产业传承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世代相传下优秀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随着近年我国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工作，借助市场机制推广非遗在文化上产品化、服务化的职能，以实现非遗文化的活态化生存。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文化古城，**市目前已有蹴鞠、周村丝绸染织技艺等14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刻瓷等54项代表性项目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以及269项代表性项目列入代表性项目列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自2006年起，**市全面开展非遗保护工作，通过将丰富的非遗元素纳入文化旅游等商用领域，以期达到在产业化进程中反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目的。因此，本文将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现状出发，分析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现状
（一）文化旅游产业带动下的互补共进
**地处山东省中部，南接临沂，北接东营、滨州，东接潍坊，西接省会济南，位于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经济区与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交汇处，是山东半岛城市群核心城市之一和省会城市群经济圈次中心城市。凭借深厚积淀的人文底蕴、便利发达的交通网络与发展良好的经济态势，**成为中外著名的旅游城市。丰富的非遗资源成为**文化旅游的精髓，其开发围绕以下四个模式展开：博物馆、陈列馆等静态展示是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向游客展现**非遗历史发展全貌；民俗节庆、情景体验等动态参与模式旨在增强游客与非遗文化的良性互动，以获得更广泛的文化认同感；成熟的旅游景区、非遗文化漫游路线等，则是以综合开发模式为游客提供集沉浸式体验、实物观赏、功能服务等综合性的规模化旅游；工艺品、音像制品等物品开发模式，通过将内画、丝绸染织、陶瓷烧制等非遗项目进行商业产品化，紧扣购物这一旅游活动的重要元素以满足游客对旅游纪念品的需求。依托着稳步发展的**旅游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了产业受众范围，同时也凭借自身的特色丰富着**文化旅游的内容，增强了游客黏性与偏好度，过程中双方形成了良好的正向反馈机制。
（二）文化品牌打造的多渠道推广策略
非遗项目的品牌树立是其产业化发展的重要支撑，目前**正着力于整合非遗品牌资源，从项目本身出发，紧密连接代表性传承人、保护责任单位以及相关社会组织。以周村区为例，工作从阵地品牌、团队品牌、活动品牌的全力打造出发，通过打造传承保护基地与特色非遗展示馆为阵脚，加大政策对保护责任单位的支持，引导群众参与非遗保护与宣传工作，以“古韵周村·非遗传承”等非遗风情主题系列活动的开展，为代表性传承人、交易平台、群众三方主体提供互动机遇，全方位打造非遗核心品牌。此外，在互联网背景下，电商平台成为推广非遗品牌的重要渠道，结合线上商店与线下体验店，依托自有品牌向消费者输送大量优质非遗产品。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项目传承人才匮乏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根基在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传承人是该工作的核心。尽管**市当前的非遗保护体系已按照“国家、省、市、县”四级展开传承项目的具体分类，但多数非遗项目仍以“自管自治”的状态进行传统师徒模式的传承，如根深蒂固的“正宗嫡传”观念。该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传承规模有限、年轻徒弟心态浮躁、师傅对技艺有所保留等，都会造成非遗文化传承受阻、内容遗失、技艺失精等艰难前行的局面。以**锔瓷工艺为例，目前仅有数名编外传承人坚持手工锔瓷，而在全盛时期的锔瓷艺人也不过三十余人。当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呈现分布不均、老龄化加重、后继乏人等趋势，产业管理与创新动力疲软。因此，**市非遗项目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亟待解决，以提高非遗产业化发展的内生动力。
（二）资源整合水平不齐
要打造群众精神生活真正需要的非遗文化产品，文化资源加工、提炼的整合工作是关键。当前，**市各区县正积极整合各类非遗资源，但区域间采取各自为政的营销传播模式，各项目整合水平参差不齐，效果大打折扣。此外，项目间的重视程度也并不均衡，例如，现阶段开展的商业合作活动多以手工技艺类非遗为主，而对于口头传说、戏曲舞蹈类的表演类非遗的支持力度不够，缺乏相关衍生产品的开发动力；即使同为手工技艺类非遗，经济效益大、价值易开发的项目品类往往优先发展，而受到市场忽视的非遗项目难以为继，这导致非遗的保存与产业发展差距拉大；在发展势态良好的手工技艺类非遗产业中也存在着品牌隐患问题，大量机制产品迎市场需求而上，对文化内容一味模仿与复制，各等级产品充斥市场，良莠不齐。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建议
（一）推动传承人队伍建设，增大人才支持力度
非遗的存在“依托于人”，年轻力量的注入是非遗传承人队伍建设的重心，也是非遗产业化持续发展的关键。一方面，传承机制需得到更新，传统的师徒传承、家庭传承模式应当被打破，可通过校企合作建立多层次、多级别的传习所与传习基地，集中优势资源打造有特色、有新意的教学团队与传承模式；另一方面，传承人的待遇应得到提高，除了物质补助，传承工作大环境的改善更为重要，例如，建立专业化的“非遗”科教基地，为同项目内代表性传承人间的技术沟通与交流提供更多机遇等。只有完善传承机制与培养方式，提高传承人待遇以提高行业吸引力，才能扩大年轻受众群体，与此同时，还应科学设置传承人评定门槛、完善退出机制，形成行业内有效的人才竞争，以使得传承人队伍建设获得长足发展的动力。
（二）加强文化知识产权意识，控制文化内容输出质量
随着**非遗文化保护与宣传推广活动的开展，相关文化产品受到群众的追捧与喜爱，近年来行业内多家企业遭遇知识产权侵权的问题，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甚至不加修饰地一味照搬内容，对我市非遗产业化进程造成严重影响。首先，相关部门应当对非遗项目产权保护的负责人进行定期培训，使其系统科学地学习非遗产品知识产权纠纷的预防与处理措施；其次，非遗项目宣传的公共工作应落实到位，以加强群众对非遗文化的了解，扩大优秀版权影响力；最后，非遗领域内的工作者也应当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在树立维权意识的同时还应当重视作品可能产生的侵权行为，即与其它相关行业的知识产权纠纷问题，争取以行业间的良性合作代替司法程序的介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