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研究篇1
关键词：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特点传承效果
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信息，截至目前，辽宁省共有35人入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名录。他们担负着辽宁省的民间文学、民间美术、民间音乐等七类二十四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播的权利与义务。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方面的效果要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如国家相关部门（国务院、文化部等）颁布制定的有关政策、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以及扶植力度、周边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可度等。其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也是影响遗产传承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分析传承人特点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影响并探索出相关的解决对策就显得十分必要和有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信息整理
要想归纳总结出这35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点，首先要解决的是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作、生活状况的全面了解。这就要求分别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信息进行广泛收集和整理。第一步，笔者现根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信息以及网络、报刊、新闻报道中有关传承人的信息进行整理，结果如表1所示。
之后笔者又通过个别走访、相关调查以及对地方文化部门收集的相关资料阅读，归纳出辽宁省35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六个特点，这些特点都不同程度地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效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特点归纳
（一）年龄特点：跨度比较大、平均年龄偏大
由图1可见，在上述35个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当中，年龄最小的是评剧表演艺术家周丹，年仅41岁，年龄最大的是辽宁鼓乐的部级传承人刘振义，已经是97岁高龄老人，二人年龄跨度达到56岁之多。35人当中，年龄超过六十岁的达23人，占总数的65％以上。人均年龄67.2岁。由此可见，辽宁省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老年化明显。
（二）数量特点：偏少
由表1可知，35名传承人担负着24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平均每一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的传承人不到2人，所以表中每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多有三个传承人，大多数是一个传承人，这一方面与国家的相关政策有直接关系，同时传承人的多（三个）少（一个）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种文化的影响力大小。
（三）区域分布特点：相对集中
这有两层含义：一是从总体上看，辽宁省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地域分布相对集中。相对集中的第二层含义是从单一类别非物质文化遗产看，传承人分布区域较为集中，如京剧、评剧传承人集中分布于沈阳、蒙古族乌力格尔分布于阜新、满族剪纸分布于锦州等。
（四）居住特点：有城市有农村、与受众市场暗合
经过分析发现，辽宁省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居住地基本反映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范围和受众层次。比如京剧、评剧是流行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传统文艺，受众市场是全国范围；而评书、二人转属于雅俗共赏、风靡全国的艺术形式。上述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着广泛影响，受众市场广大。与此相一致的是，上述四种类型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都居住在大城市。此外，玛瑙和玉石雕塑在传统文化中属于上层文化，在今天属于生活奢侈品，面向的市场主要是人口聚集、生活水平较高的城市，其传承人王运岫、李洪斌也都生活在城市。而皮影、高跷、剪纸、民间故事、乌力格尔等都属于流行于民间某一区域的“下里巴人”式文化，生长土壤在农村，创造者和欣赏者也多是地道的农民，因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都居住在农村。
（五）学历特点：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整体学历偏低
在上述35名传承人中，研究生学历的只有刘兰芳1人，大学学历的有单田芳、周丹等6人，高中学历（包括中专、技校）的2人，其他是初中、小学、甚至文盲，低学历为主体，占74％以上，如图2所示。
（六）经济条件：生活水平参差不齐
总体看，生活在城市的传承人远好于生活在乡村的传承人。生活在城市的传承人基本上都是以自己担负传承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职业和生存手段的，而且生活无忧。而生活在农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如果只依靠自己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为职业或生存手段，则连温饱都保障不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效果分析与验证
第一，年龄偏大，精力有限，影响传承人的传承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老龄化意味着他们的时间不多，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力有限，这就直接影响到他们所担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少，影响文化传承传播的覆盖度。每一类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只有一到三个，因此即便每个人能够拿出全部精力（实际上很多人因为年龄或生活原因还做不到）进行相关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能够接受的传承人数量也是有限的，能够传播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尤其是在现代化、全球化文化浪潮冲击下，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日渐萎缩。笔者在学校中进行问卷调查，结果发现在校大学生对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非常低。
第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地域分布集中，不利于向更大范围传播。分布集中，一方面反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辽宁省的地域分布差异（区域中心多，边缘地区少）；同时也反映某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范围有限。如医巫闾山满族剪纸主要流行于锦州北镇市，凌源皮影流行于朝阳凌源县。这些偏于一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大的展示舞台，没有更广范围的受众，不利于更大范围的传播。
第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居住地差异反映了生活状况差异，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所承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市场大小、等级高低。如单田芳、刘兰芳、赵本山等生活在大城市的传承人，生活富足、衣食无忧，他们担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城乡民众中的知名度较高，喜欢的人也比较多；而像谭振山、孙德深、赵有年、汪秀霞等人生活在农村，生活拮据，为温饱奔波，他们的知名度范围大多就是周边十里八村的农民。
第五，传承人个人水平的高低、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其所担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效果。经过调查分析发现，总体看，传承人学历水平高低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基本成正相关性。如评书的传承人中，单田芳学历最高，1995年赴京创办北京单田芳艺术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是“开评书走向市场先河”第一人。二人转的传承人李秀媛和赵本山，前者在造诣上强于后者，也培养了上百个传承人，但是其影响还仅限于辽西一隅；而赵本山则把二人转推广到全国。学历上，李秀媛是小学文化，赵本山是初中文化；活动范围上，李秀媛主要活跃于辽西城乡，赵本山则从乡村挺进城市，从辽宁走向全国。这只能说学历、见识在起着作用。传承人水平高低还反映在他们利用现代传媒如网络、电视、视频等方面的能力上。单田芳、赵本山就是借助现代传媒扩大自己作品影响的成功案例。
第六，生活水平高低也影响到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的时间和精力投入。生活无忧者可以一门心思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而生活拮据者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生活奔波上，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积极性、影响力、传承人的说服效果都大打折扣，严重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传播。如汪秀霞的女儿不愿意女承母业，理由是剪纸不能致富脱贫；皮影戏后继乏人，因为演出机会少，经济收入少。
结论
本文以辽宁省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为例，探讨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效果之间的关系，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身特点直接能动地影响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播效果。因此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中，特别要注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这一“传承主体”的特点和影响。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来发扬其积极影响，消除其消极影响，以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传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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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萧放.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与保护方式的思考.文化遗产，2008（1）
3.林继富.20世纪中国民间故事传承人研究的批评与反思.文化遗产，2008（3）
非遗传承研究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文化生态；文化创新
基金项目：国家文化科技提升计划项目“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技术体系的构建”（文科技函〔2011〕821号）
作者简介：黄永林，男，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9）
中图分类号：K207.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2009508收稿日期：20121227
冯骥才先生指出：“历朝历代，除了一大批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艺术家以外，各民族还有一大批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后者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就存活在这些杰出传承人的记忆和技艺里。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1＼]（p140-14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在于根据其固有特点建立和健全一个适合时代需要和可持续发展的传承机制，从而使通过传统的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条件下仍然能够得以传承，而居于这个机制核心的是传承人。因此，对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
我国政府十分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在政治上，给予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评价；在经济上，给予他们一定的生活补贴和文化传承与利用的资金资助，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发挥他们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的孙家香、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的刘德培和夷陵区的刘德方这三位民间故事家是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的典型代表，这三位民间故事传承人生活的年代大体相同，活动的范围基本上都在湖北宜昌地区，讲故事的能力都十分强，农民故事家的身份完全一致，都是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的民间故事家，而且故事家的身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命运。然而，对这三位民间故事传承人，不同地方政府却采取了不尽相同的保护模式，即对孙家香采取的是在文化基本隔离中安度晚年的静态保护模式，对刘德培采取的是在文化自然生态中继续传承的活态保护模式，对刘德方采取的是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利用创新的生产性保护模式。
（一）静态保护模式
静态保护主要是指通过各种保护性措施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传承生命，以抢救性策略，用现代高科技工具和科学的方法，通过录像、录音、照片拍摄、文字语言记录等方式，以及声像、图书、网络、信息库、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传承人所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进行持续的、完整的、真实的、系统的跟踪记录，在保持其真实面貌的基础上，制作成文件，建立起完整的档案，便于人们广泛使用，从而达到信息共享，起到学习、研究、传承、发展、弘扬的作用。其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延续传承人的传承生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征是以人的个体或群体世代相承的活动而传承，一旦人的个体或群体活动终止，它也就消失。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性保护与对传承人生命的保护是同步的。传承人维系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衰，保护传承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这一思路，我国十分重视对一些年事已高、身体处于高危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的保护，在生活和健康方面给予特别关照。各级政府纷纷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人生活待遇政策，力所能及地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全神贯注地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有的还建立了传承人医疗保障制度，保证传承人良好的身体传承条件，从而控制、降低因为重点传承人身体健康原因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黄永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模式研究——以湖北宜昌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刘德培和刘德方为例2.抢救传承人的文化遗产。传承人掌握并承载着比常人更多、更丰富、更全面、更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和技艺，他们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对传承人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抢救与保护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2008年5月14日颁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45号令，公布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定并细化了对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与管理。第十一条明确规定：“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单位应采取文字、图片、录音、录像等方式，全面记录该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等，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有关档案。”这一规定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全面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所掌握的项目的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等；二是有计划地征集并保管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建立有关档案。这项规定是对国家认定的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基础性保护措施。
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对民间故事讲述家孙家香的保护就是采取“静态保护”模式。孙家香，女，土家族，农民。1919年11月30日（农历十月初九）出生，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都镇湾杜家冲人。她一生虽然没上过学校，连自己的名字都不认识，但自幼聪明过人，记忆力特强，天性乐观，从不屈服于命运，在她所生活的长阳都镇湾杜家冲这样的特殊环境、特殊历史和特殊文化的作用下练就了一套讲述故事的特殊本领＼[2＼]。孙家香能讲600多个故事，是第一位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的土家族女故事家，是第三批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998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了她的故事专集《孙家香故事集》。《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等媒体先后对她的事迹进行过专题采访报道。孙家香口头讲述的民间故事结构完整、语言通俗流畅、故事曲折动人、含义深刻，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和十分鲜明的口头讲唱风格，反映了她对民间艺术的广泛兴趣和得心应手的驾驭能力。她讲述的故事以童话故事居多，在用幻想编织的艺术世界里，洋溢着浓郁的土家族乡土风情，洋溢着乐观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著名民间故事研究专家刘守华教授指出：孙家香讲述的故事“许多篇都不是土生土长之作，而是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流行的著名故事类型……孙家香能够讲出这么多属于中国和世界民间故事宝库中闪光耀眼的精品，这正是她作为大故事家的重要标志”＼[3＼]（p7）。
在成为民间故事讲述家前，孙家香一直生活在都镇湾，无论是生产劳动之中，还是休闲之时，她在哪故事就能讲到哪。孙家香讲故事与别人不同之处在于，她是“只要有人听就愿意讲”，而且听故事的人越认真，她讲得就越好、越带劲。孙家香被命名为故事讲述家之后，因她所居住的地方条件较差，加之年事已高，身患胃病、眼病，身体状况较差，政府对她实行了特殊保护，为她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解决其后顾之忧。2003年8月21日，政府将孙家香从穷乡僻壤的杜家冲接到都镇湾福利院，从此，孙家香由政府全面供养，成为该县第一位享受政府特别待遇的农民婆婆。为了进一步提高孙家香生活质量和医疗保障水平，2005年3月16日，当地政府又将时年86岁的孙家香从都镇湾镇接到该县第一福利院，在福利院孙家香得到了更好的照顾。同时，当地政府还设立了民间文化高龄传承人救助基金，专门资助像孙家香这样高龄民间文化传承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还亲自过问民间文化高龄传承人的生活情况，为基金捐款＼[4＼]（p77-80）。尽管孙家香入住福利院后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然而她离开原来的乡土生活后，整日与鳏寡残疾老人相处，熟悉的听众不见了，过去你一言我一语的故事场面不复存在了，她讲述的故事活动大大减少了，往日那些散发泥土芳香的故事逐渐消失了。从事民间故事传承研究的林继富教授从1997年开始一直“跟踪”研究孙家香，收集了她前后讲过的几百个故事。他通过比较发现，离开乡土情境和邻里社会的孙家香，口中那些散发着泥土芳香的故事渐渐少了，过去激情讲述故事的场面不再出现＼[5＼]（p70-128）。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它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及其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尽可能延续传承人生命，并把他们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形式、技艺和知识整理出来，编印成书、刻成光盘、制作成数据库，放在图书馆和档案馆里，这种静态保护是非常必要的，但这样还很不够。我们还应该采取积极措施让他们能够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给后代。“只有活水才能养活鱼”，孙家香进入福利院前后讲述故事状态的变化告诉我们，对传承人的保护要特别注意维持“文化生态”，让传承者、传承对象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原生态文化系统内，使他们在一个适宜的环境里传承创新。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群体性拥有的，所以应该将着眼点放在社群环境的维护上，而不是让他们脱离这种群体文化生态。保护现有传承人最好的办法是让传承人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特定的环境中，只有这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才不至于走样、不会绝种，文化的传统也就不会中断。
（二）活态保护模式
芬兰著名学者劳·航柯说：“把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保持在它的某一自然状态使之不发生变化的企图从一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可能被滥用或被适当地加以保存和保护的，不是民间文学说唱表演，而是说唱表演的记录。……民间文学财产的‘第二次生命’的标志是人们想利用它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只有对做成文件的民间文学，即‘从民间文学衍生出的作品’，才能够实施有效的保护，而活生生的民间文学，传承人心目中的、在演唱过程中以千变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主题和思想是无法直接保护的。因为它随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存在、变化和消亡，而其方式又不能从外界加以控制。”＼[6＼]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是活态的保护，而活态保护的关键是文化传承的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还必须特别注意按照文化生态的要求，让他们能在适宜的文化环境中进行传承。在老百姓中被称作手艺人或讲故事、唱山歌的能手，他（她）在群体中就必定是一个知识丰富、受人尊敬、给人以欢乐和知识的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她）要带头或积极参加群体的（族群的、社区的、村落的）民间文化活动，推动族群的或社区的或村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普及、传承，活跃民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提高他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风尚，增加族群的、社区的、村落的团结、稳定与和谐。因此，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保护的责任，除了尽量为传承者的传承活动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还是要使他们能在原有的文化生态中继续发挥传承作用。
宜昌市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政府对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的保护就属于“活态保护”模式。刘德培，男，1912年出生于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白鹿庄珍珠山村。他一生阅历丰富，读过两年私塾，当过长工、短工、背夫、邮差；进斋铺当过学徒，帮人捡过屋瓦；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跟戏班唱过皮影；学过算命、看病；乡里红白喜事、大小会头，常请他去当支客使或都管。他生活的足迹遍及湖北省的五峰、松滋、宜都、长阳、枝江、秭归、鹤峰等鄂西诸县市，对社会底层的各类人物多有接触。从小开始讲故事说笑话，成为他娱人自娱的方式。他能讲故事笑话512则、唱山歌1000余首、讲俗谚2000余条、谜语800余则等。上海文艺出版社自1989年以来一版再版的48万字的故事集《新笑府》，为他的传世之作。国内外二十多家报刊、出版社和大学文科教材发表或采用了他传承的民间文艺作品四百余篇。刘德培讲述的故事，内容从开天辟地到当代生活，各色人物生动传神，技巧娴熟，说唱兼用，语言既平实又含蓄，极具感染力。1982年他口述的故事“杜老幺”被收入《杜老幺》民间故事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83年9月他被接纳为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省分会会员，同年12月湖北省群众艺术馆和湖北省民研会授予他“民间故事家”称号。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彰“中国十大民间故事家”，他名列榜首。2000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首届成就奖颁布，他是全国民间故事家中唯一入选者，与学术泰斗钟敬文、贾芝先生等一起获此殊荣。
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政府对本地土生土长的杰出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培关爱有加。无论是刘德培生前，还是刘德培辞世以后，都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保护措施。早在1983年刘德培获得“湖北省民间故事家”称号后，县政府就决定从1984年起对他的晚年生活实施特殊照顾，每个月给刘德培生活补贴，其后，还给他供应商品粮，逢年过节县和乡镇村负责人还上门慰问，民政部门在冬天还送去御寒的棉衣棉被，县人民保险公司还从1994年起对刘德培实行平安、医疗“双保险”，一直持续到他病故。县政府还拨专款出版刘德培的故事集和资料集，成立刘德培研究会，建立刘德培资料馆，资料馆共收藏、展览刘德培生活用品实物20余件、有关文字音像资料共计1万多件。
尽管县政府从1984年起为刘德培按月发放了生活补助费，供应商品粮，给予多方照顾，但他却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白鹿庄珍珠山，至死一直活跃于乡邻之间，传承着他的民间故事。从1938年他讲述民间故事开始出名算起，到2000年底老人作古，长达62年。他相濡以沫48载的遗孀梅祖佑婆婆这样解说刘德培：“人家在坡里搞事（做农活），他在坡里讲。路上碰到哪个哒，他边走边讲。今日跟这些人讲，明日跟那些人讲，只要有人听，哪里不讲？哪里有红白喜事呢，讲经他为主。老哒他帮人家检屋（检瓦补漏），今日讲这些子，明日讲那些子，总有讲的笑的。没得旁人的时候，他就跟孙伢子们讲几个。若是孙伢子们睡哒、出门了呀，他就跟我讲。他又不分你是在剁猪草，还是在洗衣服、弄饭。后来病了呢，只要病得不重，他都要说说笑笑的。若是三天不讲经（即讲故事，笔者注），那就是害了大病。”＼[7＼]笔者曾多次参加过刘德培讲述民间故事的活动，对他进行过专门的追踪调研，特别注意观察他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以及听众各种不同反应的情况下所作出的种种反应。从观察中发现，在民间故事演述现场，民间故事传承人与听众的双向互动十分明显。没有听众的参与，故事演述很难完成，即使讲出来，也是断片残简，更谈不上对故事传统的丰富和补充。由于有了听众参与，演述现场听众的类型、性别、人数、神情、反应和插话以及与讲述人之间的交流、竞争，都会影响讲述人，激发讲述人的情绪，对故事讲述人选择故事、精炼故事、提升故事的演述技巧产生作用＼[8＼]。因此，在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关照的同时，我们更应尊重传承人的传承习惯，保护传承文化的生态环境，让他们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传承环境中，与听众打成一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它不脱离民族特殊的生活生产方式，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因此，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不能搞“圈养型”、“温室型”的保护，而应该在给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活关照和身体关怀的同时，尊重传承人的传承习惯，保护好传承的文化生态环境，让他们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传承环境中，与民众打成一片，采取回归自然文化生态环境的活态的保护，使其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进一步传承，从而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
（三）生产性保护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遗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以有效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前提，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9＼]。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主要是沿袭传统，保守家法，将过去留下来的文化财富传承下去，这是传承人的根本的义务。然而，一种文化现象如果失去了生命力，就算予以特殊保护，其前景也是可悲的。许多非遗的濒危和灭绝，要么由于其不适应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要么由于其赖以存活的特定社会文化环境已经巨变乃至消失。客观地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在变化发展中传承的。现在我们保护的许多所谓“原生态”项目，其中不少并不是本真意义上的“原生态”，而是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横断面上认定的“原生态”，因为我们不可能阻止现代生活的改变，也很难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语境。我们应当看到，不是社会文化环境要去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其得以传承，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文化环境而得以传承。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一成不变的保护只是一种理想，它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文化演化的规律，文化创新才是保护非遗的根本出路。杰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应是在继承传统中有能力作出文化选择和文化创新的人物，他们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延续、发展中，起着超乎常人的重大作用。传承人应该根据时代的变化（包括工作条件与民众心理需求），在尊重传统文化根本价值与意义的基础上，沿着传统文化的路径进行积极的演化，以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活力及其在现代社会延展的生命力量。在抢救濒危、扶持保护的基础上，应大力提倡生产性保护，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项目。这种生产性保护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模式，如果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能够通过生产变成产品，带来很好的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它就会有生命力，就能够持续发展下去。
散布于广大农村的民间艺术家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其艺术养分直接来自于农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相通性，在民间文化的传承中起骨干和桥梁作用。发挥民间艺人在活跃农村文化生活、传承民族民间文化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发农村自身的文化活力，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尤为重要＼[10＼]。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政府对著名的民间故事讲述家刘德方的保护就属于“生产性保护”模式。刘德方，1938年出生，宜昌市夷陵区下堡坪乡谭家坪村人，出身地主家庭，小时候只读过两年半书，因病休学之后就迷上了故事。成年后，刘德方先后远离家乡筑河堤、修铁路，长期在外与五湖四海的人接触，听天南地北的人讲故事。刘德方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表述能力，各种故事他只要听过一遍，就能绘声绘色地讲出来。他能讲400多个故事，能演唱几十首山歌民调，他掌握的民间故事、山民歌词、皮影戏唱词和丧鼓唱词共约1000万字。近几年来，宜昌有关部门先后整理出版了刘德方民间故事集《野山笑林》、刘德方民歌集《郎啊姐》，长篇刘德方传《奇遇人生》和DVD光碟《刘德方笑话馆》。刘德方讲述故事由于“兼收并蓄”了大量的古代和现代民间故事，再加上自己独特的创造，故事内容丰富，富于艺术感染力，具有民间文学、语言学、社会学、伦理学、民俗学、美学等多学科研究价值，备受学界和媒体关注。2004年12月8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刘德方“中国民间故事家”称号，2007年6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授予刘德方“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称号。
在当地政府的关心下，成名后的刘德方“出山”了，他从下堡坪的深山密林中迁到了夷陵城区，被安排在文化馆工作和生活；当地一民营企业家把他当“名人”看待，免费送他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纳入财政预算；政府还多次为他的专著和音像出版拨出专款。为了充分发挥这位民间艺人的潜能，当地政府成立了“刘德方民间艺术团”，依托三峡旅游景观，开展商业性的民间文学演唱活动。刘德方现在忙着到各地演出，到车溪、晓峰古兵寨等旅游景点为游客讲故事。他还积极培养农民文化骨干，培养新一代传承人，在下堡坪乡他招收了20多名弟子，年纪最大的56岁，最小的还不到30岁。他除讲述传统的民间故事外，还进一步吸取各地民间故事精华，创作了许多新故事。正是他对前人讲述作品的大量接收、储存、传递、创新，为民间文学的保存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才被有关专家评价为“是目前三峡地区最具活力的民间故事家和民间艺术家”＼[11＼]（p4）。
刘德方作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被政府命名，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待遇，特别是经组织安排，离开了他土生土长的村落下堡坪，离开了他故事传播传承的土壤，从农村到城市，从阶级身份重压下的痛苦挣扎到作为各级政府和的“明星”，刘德方的个人身份的变化、生活环境的变化、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思想观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他的故事讲述＼[12＼]。民间故事家刘德方进城前所生活的湖北宜昌夷陵区下堡坪乡属于典型的山区乡镇，地形地貌复杂，境内山峰林立，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特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当地人闲暇之时以讲故事为主要文化娱乐方式。刘德方就是在这个有着浓厚讲述传统的故事乡中成长起来的代表人物。成名之后，刘德方移居到夷陵区小溪塔，这是地处宜昌市近郊的一个新近发展起来的小城镇。身处城市且以故事讲述家身份出现的刘德方在讲述环境、讲述行为、讲述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已经完全感受不到闲暇之余乡邻围坐一圈，你一言我一语争相逗乐的讲述氛围。在这里，其讲故事的环境或是文艺演出中的带有表演性质的讲述，或是面对领导和专家学者考察有选择性的讲述，或是在旅游区面对游客带有迎合性质的讲述。因此，他更多的是把民间故事讲述推向市场，进行商业化运作，以获得一定经济效益。
笔者认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坚守传统是第一位的，同时也可作符合逻辑的渐进式演化的尝试，也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适当进行生产性开发利用。如果不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盲目把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向市场，很容易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势必导致糟蹋其本质，从而有可能加快珍贵文化遗产的消亡速度。近些年，我国许多地方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时，将其作为旅游资源来开发，如把大量民族民间艺术表演形式开发成旅游项目和产品，确实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但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情况非常复杂，只有一部分可以进行生产性保护，因此一定要区别清楚，更不要让非遗项目为了迎合市场而“变味”，陷入“商业化”、“产业化”的误区。以民歌为例，许多文化工作者花大力气去寻找民间歌手，记录他们原生态的歌曲和唱腔，结果凡是唱得好的民歌手都进了旅游区，几年以后不断异化，这些源自生活的艺术形式最后与实际生活距离越来越远。在保护工作还不够完善时，就将其盲目推向市场进行开发利用，实际上是等于把原生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撕成碎片，这无疑违背了保护的初衷。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一定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要坚守《非遗法》确定的保护原则，在坚持真实性、整体性、传承性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积极地推动它走向社会，为当代人服务，为社会作更多的贡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思考
通过上述对这三个民间故事家保护的三种模式的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如何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一些基本经验和规律。
（一）发挥不同保护主体的积极作用是传承人保护的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施主体主要有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商界人士。宜昌市在对这三位民间故事传承人实施保护过程中，政府和民间的保护主体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行政权力的运用使这些民间故事传承人被发现，使他们从普通农民转变为有政府固定补贴、受人尊重的文化名人；专家学者的介入使他们作为民间故事传承人的身份得到认可；新闻媒体的宣传造势加快了他们故事家身份的认可进程和提升了他们的影响力；社会团体和商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使他们社会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生活上获得更好的照顾。由此可见，只有各级政府、学术界、新闻媒体、社会团体以及商界人士发挥各自的作用，以其所具有的强大行政优势、学术优势、资金优势以及舆论优势，在政策、法律、学术以及资金等各个层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积极扶持、热情鼓励和真心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才能落到实处。
（二）重视关照传承主体的身体生活是传承人保护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是对传承主体——传承人的保护，尤其是对重点传承人的保护，这既是保护主体实施的对象，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因为即使政府的权力再大，商界的资金再多，学界的水平再高，新闻媒体的影响再大，都不可能取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传承主体的作用。因此，保护主体对传承主体实施保护的过程中，首先必须坚持以传承人保护为本，通过主动关心他们的生活，照顾他们的身体，达到保障他们的健康、延续他们的生命，进而延续他们文化传承生命的目的。无论是长阳县政府将孙家香将送到县第一福利院，为她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全面供养保护，还是五峰县政府对刘德培每个月发放生活补贴、供应商品粮，实行平安、医疗“双保险”等特殊照顾，以及夷陵区政府将刘德方从偏僻的山村迁到了城区，安排到文化馆工作，提供住房、将他的生活费和医疗费纳入财政预算等特别措施，都体现了各级政府对传承人本体生命与生活的高度重视。重视对传承人生活的关照、健康的保障，尽量为传承人解决后顾之忧，提供较好的医疗条件，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延续他们文化传承的生命，是对重点传承人保护的首要的、最基本的措施。
（三）针对传承主体状况实施不同模式是传承人保护的重点
在对上述三个个案研究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点传承人保护的三种模式——静态保护、活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模式，而这三种模式分别适应不同状况和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
第一，“静态保护模式”有利于年迈体弱型传承人的文化生命延续。对于那些老无所依、生活困难、健康状况不佳、年龄较大的传承人来说，为其生存、生活提供保障，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提供良好的医疗保障，给予其一定的经济补助，并且将其安置于敬老院（福利院），让传承人能安度晚年，尽可能延续他们的人体生命和艺术生命，这种保护是一条很好的途径。然而这种“圈养型”、“温室型”的静态保护模式，往往将他们隔绝于现实的生存土壤，使传承人脱离传承的文化生态，割裂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文化传统与空间，容易导致其艺术生命的枯竭。这种“养起来”的静态保护模式，对像孙家香这样一类年迈体衰、风烛残年的传承人的抢救性保护是适合和有效的，但是不适用于那些成百上千健康活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第二，“活态保护模式”有利于身体健康型传承人的文化生态保护。汤普逊指出：“我们把当事人的行为归位到他们的生活史中，再把他们的行为归位到他们所属的那个社会场景下的历史中。个人生活的叙述，是相互关联的一组叙述的一部分，它被镶嵌在个人从中获得身份的那些群体的故事中。”＼[13＼]每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个人的才能与创造，都无一例外地与他所处的社会场景、生活群体密切相关，体现着他们对民众集体智慧和审美取向的综合与归纳。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以口传心授为主的传承，只有将其放在活态中进行保护，才有可能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和传承下去。五峰县对刘德培的保护与长阳县对孙家香的保护不同，刘德培没有离开原来的乡土生活，而是继续生活在他所熟悉的特定的环境中，在原有的文化生态中继续发挥传承作用。传承人是社区文化的积极弘扬者、保护者，社区文化活动、社区民众生活是传承人故事素材的重要来源，社区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成为传承人故事世界的审美原则，社区的民俗环境和自然环境构成了传承人故事活动的文化背景＼[14＼]。因此，在给予他们身体、生活关心和照顾的基础上，活态保护对于那些身体健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说是最重要和最好的保护模式之一。
第三，“生产性保护模式”有利于健康活跃型传承人的文化品牌开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二条指出：“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当今，在努力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处境，提高他们社会地位的同时，更应该发挥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性作用，通过生产性保护措施，将他们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为经济效益。与前面两个案例不同，成名后的刘德方依托三峡旅游景观，开展商业性的民间文艺表演活动。这种生产性保护模式就是给传承人以社会表达的机会，给他们扩大社会影响、传承文化遗产的社会空间，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和传承活动融入社会、融入生活、适应时代。比如为他们提供专门面向公众的讲述与表演机会，在大型文化演出活动中邀请传承人参与；努力将他们传承的文化艺术楔入传统节日活动、群众文化活动及旅游活动之中等等，激励他们积极主动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开发活动，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第四，从静态到活态再到生产性保护是传承人保护的发展趋势。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开发利用，大力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静态的“非遗”信息储存、活态的口传技艺的传播以及生产性的开发利用方面，都负有神圣的使命。目前在抢救濒危、扶持保护的基础上，应大力提倡活态保护和生产性保护。现在我们对这些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要在抢救的基础上，千方百计为其找到市场、营造市场、找到销路，让其在市场中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存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走从静态保护到活态保护，进而到生产性保护之路，既要照顾好传承人的身体生活，又要保护好传承人的文化生态，更要利用好传承人的文化品牌，为传承文化、发展文化产业服务。当然，生产性保护就是要走市场之路，然而市场以追求最大经济效益为宗旨，有其弊端，所以我们反对非遗保护的市场化，反对将所有非遗项目都推入市场，更反对一些经营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任意“恶搞”，我们要及时掌控、正确引导市场。
总之，我们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在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合理有效的中国化的保护新路子，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能够得到切实保护。
（本文是笔者于2012年4月底至5月初在美国纳什维尔市举办的“第二届中美非物质文化遗产论坛：案例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的主题报告。）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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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研究篇3
关键词：非遗传承；湘绣；设计；创新
湘绣，作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其名声在外，湘绣艺术作品栩栩如生。湘绣2000多年的历史传承，其所发展而成的多种刺绣技艺能够传承下来，实属不易。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发展传承需求进一步提高，人们对于传统文化艺术产品的欣赏能力也进一步提升，在国力日渐强大的同时，人们更乐于接受我国传承下来的文化艺术形式，并有自信将这些艺术形式推广至全球。湘绣本身具备很强的工艺价值和人文价值，是一种值得传承应用和创新的艺术形式。因此，在非遗传承视角下来看，湘绣技艺不但要传承下去，还要符合新时代的要求，符合当下群众的审美和适用需求，在设计上加以创新。
一、非遗传承视角下的湘绣艺术概述
（一）湘绣艺术介绍
湘绣，顾名思义，是起源于湖南湘西地区的一种刺绣艺术。湘西地区是汉族和苗族杂居的地区，湘绣既受到了顾绣的影响，也受到了苗绣的影响，同时也吸收了苏绣和粤绣的一些技法优点。湘绣本身属于民间刺绣，自古以来，湖南湘西区域及长沙周边区域就形成了以刺绣为主的手工业，并成立了诸多知名的绣坊，古长沙县就曾有“绣乡”之称。从考古挖掘出土的湘绣艺术作品来看，湘绣艺术产生于2000年前，那时的湘绣艺术就已经比较成熟，出土绣品的图案就有十多种，绣线的色彩也多达18种。现如今，湘绣传承下来的技法十分丰富，有70多种，并且有上百种色彩的绣线，结合起来运用，可以绣制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图案，从花鸟鱼虫，到动物人物，再到书画的绣图等等，广大的湘绣艺人传承下来很多优秀的作品。
（二）湘绣艺术特色
湘绣艺术有着其自身的特色。首先，湘绣所使用的技法就有平绣、网绣、织绣、立体绣、双面绣等多种，采用不同的刺绣技法所绣制出来的图案样式不同，在绣制不同图案时，也会考虑到技法的选择。所以，从湘绣的发展来看，相应的刺绣技法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些技法的掌握和应用直接影响到湘绣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其次，湘绣的针法千变万化，正是在这些针法的应用下，湘绣才能形成极富表现力的刺绣作品，而且，湘绣的绣图都有着相对严谨的结构，经过构图设计之后再进行刺绣，这样所绣出的图案更加栩栩如生，特别是花卉以及动物图案的绣制在湘绣中极为传神。再次，湘绣的彩色多样，十分鲜艳，湘绣的作品色彩明亮，绣制时通过对不同线的选择，还可以造成不同的明暗、反光效果，比如，丝线和绒线的效果就不一样。最后，湘绣还有较强的立体感，相比原画稿来说，进行了立体效果上的处理，湘绣是在画稿上的再创作，特别是基于双面全异绣技法绣制出的湘绣狮虎作品，则更为生动立体。
二、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创新的必要性
（一）发挥出湘绣艺术的商业价值
湘绣是一种民间刺绣，所以其所绣制的图案不仅仅是用于一些大件的摆设中，比如，屏风等，主要还应用于服饰以及生活装饰品中，这些与生活相关的湘绣产品更能发挥出湘绣艺术的商业价值。湘绣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就具有商业价值，但是，现如今存在湘绣艺术作品价格较高的情况，属于有价无市，湘绣艺人制作一幅湘绣艺术作品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还需要练习和积累多年，但是久而久之，湘绣艺术作品成为了收藏品，而非生活中可用的产品。创新湘绣艺术设计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让湘绣艺术作品走进大众生活，提高商业价值。
（二）在青年群体中实现湘绣文化的推广
在青年人的视角中，非遗文化项目往往都与传统文化有关，都属于较为古老的文化艺术项目，与新时代的文化艺术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也就是说，大多青年人知道湘绣文化，并且尊重和乐于承担保护非遗文化的重任，但是，在生活中青年群体并不能很好地接受和理解湘绣文化，无法在青年群体中形成湘绣文化的传承热潮。而在湘绣的创新设计下，湘绣文化才能更加适应青年人的审美需求，推动其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承推广。
（三）与设计专业联合培养湘绣传承人
非遗传承视角下，通过促进湘绣设计的创新，还可以推动湘绣文化艺术的传承渗透到设计人才培养中，达到湘绣与高校设计专业联合培养湘绣传承人的积极效果。尤其是在湖南省的高校中，设计专业学生学习湘绣有着得天独厚的基础，其可以借助湘绣来开拓设计思路，湘绣也可以有更多创新设计，从而实现双赢。
三、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创新的不足
（一）湘绣设计仍以传统的图案形式为主
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的创新度不足，其在设计时，对传统的图案的应用较多，对图案形式的创新较少。在新时代背景下虽然湘绣的传统图案都比较漂亮，以花卉图案为主，但是在人们审美多样化的需求下，更期待看到与众不同的湘绣设计。为了实现湘绣的商业价值，其在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就要拓宽视野，在保留湘绣技法的同时，对传统的图案加以创新。
（二）湘绣设计创新的领域拓展不够全面
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的创新需要其覆盖更多的商业领域，而不仅仅是传统的湘绣产品领域。湘绣本身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风格，有浓浓的中国风，其能够有更为广阔的设计应用领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湘绣的设计创新领域拓展不够全面，并没有深入到生活的更多方面，大多湘绣的设计还是停留在服装以及家居装饰品方面。
（三）湘绣设计与市场对接的不够精准
湘绣是一种手工刺绣工艺，在湘绣设计应用中，往往呈现出来的都是大件作品，作品的完整度高，从设计到制作都十分精美虽然这样的作品有很高的人文艺术以及收藏价值，但是与消费市场的对接不够精准，对此类湘绣设计制作作品有购买能力的人并不多，所以，湘绣艺术的社会传播程度不高、传播范围不广，不利于湘绣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四）湘绣设计与手工生产效率比较低
为了突出绣工，湘绣的设计都是精雕细琢的，目的就是通过设计和刺绣能够展现出栩栩如生的画面，但是，正因为湘绣制作的难度较高，设计越复杂，其手工生产效率就越低，想要大规模地推广湘绣也就存在一定的难度。
四、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创新的策略
（一）结合时展创新图案设计
非遗的传承不仅仅是有几个传承人，将古老的手艺保存下来即可，更是要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中“活”起来。湘绣是一种刺绣艺术，在机器化大生产的背景下，手工刺绣艺术逐渐被社会所淘汰，机绣技术的应用可以生产制造很多花样的图案，随着人们对于手工传承技艺的逐渐重视，湘绣又回到人们的视线中，成为高端定制的宠儿。这两种对湘绣艺术的态度都不利于湘绣的广泛传播和传承发展，因此，有必要结合时展的要求来创新湘绣的图案设计，让一些具有时代特性的图案成为湘绣设计的新图案，还可以促使湘绣走出一条多元风格的设计路线，可以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内涵融入图案设计中，也可以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抽象派、印象派等的艺术风格融入图案设计中，不断推陈出新，提高湘绣的市场发展潜力。
（二）拓展湘绣设计及制作产品的领域
非遗传承视角下，湘绣设计及产品发展的领域应进一步扩大除了湘绣服饰之外，可以创新拓展一些其他的生活类湘绣用品，比如，丝帛制作的团扇，团扇上可以绣上简约大方的湘绣作品；又如，家具布艺装饰品中，可以设计一些湘绣制品，湘绣的图案纹样不需要很复杂，纹样面积也不需要很大，重在风格点缀，从而给家居生活带来更多的审美和传统文化体验；再如，湘绣的婚庆用品礼服、喜帕、手绢、床上四件套等，也可以采用湘绣和机绣相结合的设计制作手法，重在展现传统文化。湘绣设计和制作的领域还可以拓展到旅游产业中，不仅仅是在湖南本地进行销售，更是可以将湘绣艺术推向世界，让高端湘绣作品成为西方人所崇尚的奢侈品、艺术品。
（三）加强湘绣设计与市场的对接
从非遗传承视角来看，现如今的湘绣艺术有着传承人体系，但是仅有传承人是不够的，传承人的责任是将湘绣艺术传承下去，但是仅仅依靠这些为数不多的正统传承人很难有精力将湘绣艺术推广到全社会。想要更多的人民群众了解并喜爱湘绣艺术，愿意为湘绣艺术买单，能够在生活中用的起湘绣艺术产品，就需要将湘绣艺术进行设计上的创新，实现湘绣艺术与市场的对接，既保留湘绣艺术的艺术特色，又简约化湘绣艺术的制作，形成不同难度层次、不同刺绣面积的湘绣艺术设计图样，实现湘绣设计的普及应用。
（四）采用部分手工绣提高生产效率
现如今，湘绣的正统传承人并不多，但掌握湘绣的一些基本技法并不难，想进入高阶层次则需要多年的学习和练习。为了推进湘绣的传承发展，有必要采取部分手工绣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并降低湘绣制品的成本，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到湘绣，从而将湖南的湘绣推广到全国乃至世界。部分手工绣即在机绣的支持下，只在较为重要的设计区域进行手工绣，既让消费者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湘绣，又让消费者认识到湘绣工艺的价值，能够更好地珍藏湘绣产品，让这些珍贵的湘绣设计创新的产品都能销售出去。
五、总结
综上所述，湘绣作为我国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在传承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叫好不叫座”的情况，湘绣设计没有及时推陈出新，影响了湘绣艺术的广泛推广和传承，因此，湘绣的传承发展必须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需求，创新图案设计，拓展设计和制作产品的领域，加强与市场的对接，甚至可以与机器绣融合应用，重在将湘绣推广出去，达到非遗保护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杨文.创意文化视角下的湘绣题材设计创新[J].美术教育研究,2019(22):68-69.
非遗传承研究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地方高职院校；传承；“舟山渔歌”
一、引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的丰厚财产，浓缩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因此，对于后人而言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是对历史的负责。但是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文化的膨胀性给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挑战，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因此，应当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高职院校的教育结合在一起，形成双赢的局面，增强我国地方非物质文化的传承性，同时也提高高职院校的综合实力。通过本文的论述，笔者一方面希望能够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另一方面，希望能够给相关的工作人员提供一点参考借鉴的材料。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文化遗产，通常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古老的观念传承、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宝贵的文化精华。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式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传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三、“舟山渔歌”在我院传承的客观条件第一，“舟山渔歌”是浙江民间音乐重要体裁之一。其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它不仅作为我国沿海主要生产行为的伴随形式存在于当地民众之中，还以特有的方式承载、传播了我国东南沿海渔业文化的各类历史信息。2009年“舟山渔歌”被列入浙江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舟山渔歌”的保护和传承是政府和文艺、教育工作者的重要课题之一。地方人民对于“舟山渔歌”的强烈认可感是其在我院能够开设相关课程的基础。
第二，对于我院而言，由于其办学宗旨依托着“海洋经济”“海洋文化”办学理念，是一所地方性的涉海类高职院校，学校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高等学校特别是地方高校在推动服务地方经济文化发展，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中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和优势。同时在当地高职院校中开设当地非物质文化课程可以提高院校的综合实力。
第三，浙江省是旅游大省，同时其文化资源丰富，因此如何把当地的旅游资源和文化资源结合在一起是研究的重点，通过在高职院校中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可以为当地培养更多的旅游人才，对于浙江省的旅游业和文化传承而言实现了双赢。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高职院校、当地文化、当地旅游等都有积极的影响，下面详细分析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意义。
1树立了学校的文化特色
非物质文化课程的设置把地方高校作为了文化传承和发扬的重要阵地，从而构建了“非遗”高校教育传承的模式，是职业教育“地方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土性”的完美结合。我院作为地方性高校，也承载着传播优秀海洋文化，推进非物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特点。地方高校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融合地方历史文化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校园特色。将“舟山渔歌”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传承保护，将传承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既可以提高学生的艺术修养和才艺素养，丰富校园生活，也宣传和保护了非物质文化遗产。
2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当地旅游的结合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文化保护与传承，在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文艺工作者和舟山的渔歌爱好者曾多次对“舟山渔歌”进行了搜集和整理。但显而易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民族民间音乐文化，仅仅依靠相关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据调查，目前对“舟山渔歌”的传承主要是举办渔歌比赛、海洋节庆活动等这些途径。调查资料显示，仅仅依靠这几种传播途径，“舟山渔歌”将面临萎缩、衰弱的危机。老一辈歌手逐渐离去，出现“歌随人走”的局面。在我院的旅游专业中开设“舟山渔歌”这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音乐艺术选修课，既可使学生了解舟山地方民间音乐，提高艺术修养，同时这也是旅游行业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提高的要求。在2012年举行的舟山市导游大赛中，就明确规定选手要有一定的艺术技能和修养。“舟山渔歌”以它的通俗性、趣味性、生活性、地方性、艺术性等特征必将得到人们的喜爱。通过旅游专业毕业学生在旅游行业中的传播，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难的现状，使“舟山渔歌”逐渐走出一条旅游化生存模式。
3提高了青年一代对于民间风俗的了解
“舟山渔歌”是舟山渔民根据渔业生产的特殊性和流动性，逐步创作成熟的一门民间艺术，千百年来长盛不衰，一直流传于舟山民间，成为当地特色文化符号。“舟山渔歌”不仅包含了浓郁的海洋气息和渔乡风情，而且含有深刻的人生哲理和生活知识。其中涉及很多有关航海岛屿、生产技能、社会风貌的知识，蕴含了丰富的民俗民风，是一本反映舟山群岛人民生活和生产劳动的活态教科书。因此应当把“舟山渔歌”中的这些民风民俗与旅游文化有机结合，展示海洋文化的独特魅力。但是年轻一代由于早早受到了互联网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失去了解，同时也造成了文化后继无人的现象，因此把“舟山渔歌”作为高职院校的课程之一，有助于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并达到文化传承的目的。
五、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的传承策略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地方高职院校传承的前景不容乐观，尤其是当代年轻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认识，从而造成了认知率较低。例如在郭义江的《对“舟山渔歌”认知的现状调查及构想》中经过调查发现：“舟山渔歌”在当地的普及率很低，即便是音乐课开设相对较多的中学里的学生，由于教材、师资、观念等多种因素，致使对之有所认识的人数依然很少，舟山地区的中学生人群对本土渔歌号子知识的了解甚少。62%的学生不了解“舟山渔歌”。由此，我们认为在高校中传承“舟山渔歌”非遗文化极具紧迫性。
1高职院校应当提高师资力量，聘请民间艺人
高职院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优秀师资力量的缺乏，从而造成了对于非物质文化要点的把握不足，甚至会对非物质文化造成扭曲破坏。因此学校应当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根据地方特色，提高兼职教师的比重，聘请一些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在高职院校中担任专职或兼职教师。通过这些经验丰富的民间艺人的言传身教，在教与学的过程中，直接地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内在价值，不仅最大限度地培养了优秀的传承人，而且为高职院校双师型师资结构提供了重要的师资来源。
2非物质文化的课程应当进行创新
非物质文化是经过几千年的积累而来，其发展和继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新的过程，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课程要进行大胆的创新，提高艺术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使其焕发青春。例如，在“舟山渔歌”课程中，应当强化其地方文化特色，并通过科学的设置，把非物质文化的特点和公共艺术教育课程体系融合在一起，补充其教学部分传统文化教学的课时，同时对于教学内容，要继续特色创新、系统整理，建立民间文化数据档案，创设独具特色的“地方民间文化课程”；此外，要创新教学方法，依托地方非遗文化产业，建立专门的艺术公修实践基地；利用特定的节日举办相应的民间艺术文化节；教学过程创新，改变单纯的讲座式大课模式，在教学环节穿插“大课教学、小组合作”的互助式教学模式，对课程评价体系进行创新，对学生进行分类指导、个性化培养、分层次管理。
3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应当和当地旅游衔接在一起
高职院校设置非物质文化课程的目的是为了延续物质文化的生命力，同时也要为当地的旅游业服务，因此高职院校“非遗”教育的校园文化活动要与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相结合，与学校行业特色和学生专业技能要求相结合，既可使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又可以赛促学，检验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在开展校园文化艺术活动时，应多结合学生的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来进行。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应当起到提高导游人才知识的功能，只有这样才能为游客透明正确地讲解文化知识，正确地解读、传播和传承非遗文化。
六、结语总而言之，高职院校传承非遗文化，一定要因地制宜，根据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特色，在传承文化中传播非遗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把非遗选修课程建设融入到相关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在课程建设方面，要通过民间艺人与高校教师共同参与构建组建“高校教师+传承人”的开放型教学团队；根据产学合作要求，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开展课程资源建设，采集、整理、完善、创新教学内容；优化教学方法，发挥第二课堂作用。
参考文献：
〖=1〗郭义江.对“舟山渔歌”认知的现状调查及构想〖=J〗.人民音乐，20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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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桑圣毅，肖庆华.论非物质民族民间文化的学校保护路径〖=J〗.贵州民族研究，2001（06）.
非遗传承研究篇5
摘要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视角，对搜集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筛选、归纳、类比和分析，在初步查明四明内家拳起源与特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四名内家拳的传承价值，为四明内家拳的未来发展道路提供有益的参考思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明遗产四明内家拳
时间跨度至今，内家拳已经成为拳术类别，民间人流行将近似的太极、形意、八卦等拳术归为“内家拳”，并与以少林拳为代表的外家拳相区分。宁波古称四明，16世纪中叶后内家拳盛行于浙东四明一带，流传在四明的原始内家拳则被称为“四明内家拳”。
随着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本文将以浙江民间重要拳种之一的四明内家拳为研究对象，把研究的焦点指向四明内家拳的继承及生存状态，对四明内家拳的保护进行思考与展望。通过进一步细化四明内家拳的历史渊源、文化属性、生存状态，把握其传承、保护和空间拓展规律，为宁波地方拳种的生存提供理论参考。
一、四明内家拳的文化溯源
（一）起源
关于内家拳的源流，《王征南墓志铭》载称：“起于宋之张三丰”，“夜梦天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后世关于内家拳的附会之说，多出于此。1930年，著名武术史学家唐豪在《少林武当考》一书中则认为：“言三丰为内家技击之祖者，始于此文，然不足信也”，“梦中授拳……其说荒诞”。从内家拳所用的六字拳法通臂、仙人朝天、抱月、扬鞭等拳术名词来看，内家拳仍是古时劳动人民在对武术的创造发展过程中演化而来的。
宁波古称四明，内家拳这一名称被正式提出来最早也是出自宁波人黄宗羲之口，目前对内家拳的拳法纲要记载最为全面的文献同样是来自宁波人黄百家。作为黄氏父子（黄百家乃黄宗羲之子）文章中谈到的内家拳的重要人物张松溪和王征南，都是古时宁波人。不仅黄宗羲说，内家拳在“嘉靖间张松溪为最著，松溪之徒三四人，而四明叶继美近泉为之魁，由是流传於四明。”
（二）四明内家拳的文化特色和技术特点
国际文化交流教授乔然先生在首届内家拳学术研讨会上认为：四明内家拳以柔克刚、以静待动、后发先制等特点，最具有中国文化本质特征；除了内家拳没有任何一种拳术有那么多的哲学道理。
四明内家拳既是一种具体的拳术，又是一门精湛巧妙的综合艺术，是历古以来众多得内家拳先辈们在长期生活当中，继续了前人的经验基础上，广采博学百家之长，使之融会贯通，又经过反复实践锤炼总结中逐步创造和发展而来的。
四明内家拳传人、宁波武术协会四明内家拳分会会长夏宝峰：“四明内家拳传至民国时期，经过剡源夏明土老先生去伪存真地保留了原始内家拳最核心的：七十二加一的变法、三十九打法、二十四加一的正侧，以及最精华的小九天（阴阳十八法）和十二归一（即十三丹功），其中又有贯气诀、文十段、武十段、十二段锦以及强硬拳术的四明长剑技和伤科易算等。拳谱名目：落路架、顺风锤、推扳手、南兵拳、内家醉八仙拳势、七十二行拳、雷公飞心腿、三十六计拳、小九天（阴阳十八法）、玄功绝技（分：贯气诀、文十段、武十段、十二段锦等）、十二成一、龙形圣手（分：靠打、缠打、脱打）、四明兵谱（分：短棍、四明刀谱、四明剑谱、四明暗器类）等。”
二、四明内家拳的文化传承价值分析
（一）四明内家拳体育健身的价值
四明内家拳的各种基本动作、基本组合、徒手与器械的各种套路运动，通过它的自身特有的运动特点和方法，使人体的速度、力量、灵敏度、耐力、协调性、柔韧性等多种素质得以锻炼。传统武术还讲究调息行气和意念活动，对调节内环境的平衡、调养气息、改善人体机能十分有益，真正起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
（二）四明内家拳民族认同感的教育价值
民族认同感心理是客观存在的，是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原因。在国外，提及中华武术，华人会感到无比的自豪。传统武术项目成了人们交流和学习中华武术的重要途径和形式，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的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三）四明内家拳审美与艺术教育的价值
四明内家拳作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一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蕴含了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文化内涵，集体育和艺术于一体。像四明内家拳这一武术项目既注重外在美，又注重内在美，内外兼修，凝聚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和民族美感
（四）四明内家拳历时教育价值
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民族传统体育就植根于丰厚的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见证了历史的发展。每一种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记载着当时的历史，都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映射。都折射出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的文化理念。四明内家拳也不例外，它是宁波历史的缩影，更是历史发展与进步的映射。
三、四明内家拳的保护与传承设计
（一）加强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
实践证明，传承人对传承传统体育文化起到积极的作用。作为某一种体育技术或者技艺的、且具有突出能力的代表者，传承人对民族的历史、宗教、习俗、文化等较为了解，系统的掌握着本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理论知识与技术技能，他们一旦去世，这种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必然消失。因此，应采取有效的措施对四明内家拳的传承人加于保护，努力营造尊重和保护传承人的氛围和环境。
（二）科学构建四明内家拳的技术理论体系
四明内家拳要发展，自身科学文化是基础，完善其技术体系是四明内家拳走向科学化的第一步。即在传统的技术体系上，按习练者的不同需求编排内容，构建新的技术体系，如针对习练者按技术难易分为初级、中级、高级技术的内容，针对防身为主的群体，可以安排单势和对打练习。其次理清四明内家拳的理论，建立完整的拳种理论体系，这其中要去伪存真，避免牵强附会，紧密结合四明内家拳技术，理论要对技术的修炼具有指导作用。要用现代科学诠释传统拳理，进一步揭示传统理论不能回答的问题。
（三）将四明内家拳引入院校教育
2002年，我国举办了“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会上呼吁教育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认为当代的教育理所应当担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使命，在学校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从中小学开始。学校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在所维系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可以在保存民间文化多样化的智慧源泉和思维途径，以及界定民间非物质文化保护范围、保护对象、保护措施等方面发挥较大的优势。
（四）顺应社会市场化、产业化发展要求
政府是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四明内家拳生存环境的维护者和改善者，是资金的支持者。因此，政府的重视是四明内家拳产业化发展的最根本最有效的途径。我们要合理开发四明内家拳可以市场化的那部分潜力和空间，这是促进四明内家拳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自觉意识下，建立“政府调控、专家指导、市场竞争机制”，这是四明内家拳在当今社会体现其经济价值的最好方式。
四、结语
四明内家拳这一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具有不可逆性，一旦消亡，将是人类无法挽回和弥补的重大损失。它所蕴含的是我国地域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文化特色对捍卫国家文化和维护国民文化身份、增强民族凝聚力具有深远的意义。因此，政府应该积极采取相关的措施，加大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力度和投资力度，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提供生存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清·黄宗羲.南雷文案卷六·王征南墓志铭[m].
[2]清雍正十三年(1735)·曹秉仁.宁波府志卷三十一·张松溪传[m].
非遗传承研究篇6
聂坚（1992-），男，汉族，云南人，现就读于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主要研究方向：公共关系。
摘要：彝族是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之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全球化现代化下凉山彝族经历了巨大的社会转型，传统的民族文化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冲击。本文基于对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四合乡的调查研究，以文化空间为切入点，以彝族传统节日为例，探究现代化经济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节日的保护与传承思路。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民族节日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彝族的传统节日文化是其“活”的文化体现之一，它体现了独特的民族个性和审美习惯，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同时“活”的文化也是彝族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在彝族传统节日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之提供了保护和传承的新思路和新契机。
2、文化空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文化空间为“具有特殊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中表现，是一个集中举行流行和传统文化活动的场所。文化空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动词，它生产出了诸如象征、符号、价值观、叙事行为、集体记忆与历史记忆之类的要素，同时为这些要素之间发生各种关系而提供场所、条件和背景，也为不同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性。彝族传统节日是彝族人民数千年的集体记忆，它承载了一个民族的历史，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性格，具有鲜明的代表性。
3、凉山四合乡彝族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四合乡地处凉山州府所在地西昌市城郊结合部，是一个典型的彝族聚居乡。四合乡具有三大研究优势：一是彝族文化优势，乡内汇集了凉山四大方言的彝族人民，具有丰富多彩的彝族文化底蕴和彝族风情；二是区位优势，位于城郊结合部，交通、通讯十分便利；三是村民商品意识强，大多数村民都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生意，因此四合乡适宜发展生态农业、特色旅游业和绿色畜牧业。因为地处城郊所以受商业化信息化的影响较大，民族文化的冲击更明显，所以选择其为例具有典型的代表性。
彝族传统的节日有火把节、彝族年、密枝节、跳宫节、岁时年节等。
二、研究现状和方法
纵观整个学术研究，彝族文化的学科建设已经基本形成了，彝族的语言、文字、民族风俗、宗教等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研究成果。彝族传统节日作为一种民族记忆，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特殊历史，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很大的研究意义。
以凉山彝族为例，从微观的角度主要研究宗教节日文化，以社会学、文化学、管理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为依托，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为主线。
三、文化空间下彝族宗教节日的探析
1.凉山彝族传统节日及问题——以火把节为例
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保留着最古朴、最浓烈也最独特的文化传统，祭火神是彝族宗教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火把节是凉山彝族一年一度传统的重大祭祀性节日，其根源是火崇拜。1994年，凉山州州委、州政府立足于将凉山彝族火文化推向世界，举办了第一届中国凉山彝族国际火把节，并确定每三年举办一届，从而赋予了凉山彝族火把节新的内涵和时代与国际特征，吸引了不少中外游人和客商，使火把节成为宣传展示凉山的最好载体，对凉山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这一举措的实施，作为城郊结合部的四合乡必然被纳入这一决策。州政府将其定为火把节的一个分会场，在其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如：摔跤、斗牛、赛马及毕摩绝技表演，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火把节最初只是通过打火把的形式来驱虫辟邪、期盼丰收，随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改造，这种习俗逐渐演变成今天的民间节日。
在商业化和政府的参与下，火把节文化不断扩散，被世界所知晓。但是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1）商业化的运作与现实的农业生产之间的冲突；彝族是一个传统农业型经济的民族，农业生产是其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化的进入使农业经济逐渐被商业利益所击败，越来越多的彝族为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弃农田而奔商业，使传统的农业经济收到威胁，逐渐失去了承载文化发展的经济基础。
（2）原始宗教地位的衰落与危机；毕摩是彝族宗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彝族社会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商业化的操作下神圣的毕摩开始走向经济的舞台，舌舔烧红的铁块、口喷火焰、赤脚走火炭等节目被搬上舞台供人们欣赏，满足现代观众的猎奇感和刺激感，这样的运作使原始神圣的毕摩受到严重的威胁。
（3）文化保护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减弱；素质教育的普及和市场经济巨大经济利益的吸引使文化的保护主体——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坚定信仰逐渐减弱，文化保护主体的文化自觉性受到冲击和威胁；
2.意见和措施
（1）在文化再生产过程中寻求文化空间的平衡点，经济化全球化的强大力量无法抗拒，社会化的渗透势不可挡。顺势而行，在经济化全球化的视角下保留传统的最精髓，利用其力量保留传统精华，祛其文化糟粕。通过政府进行积极引导，利用文化再生产对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日文化空间进行保护和传承；
（2）众所周知，毕摩宗教文化是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相联系的产物，毕摩文化虽然具有众多的巫术或落后的成分，但它却始终围绕“人”的幸福、安康这个主题，施以相应的救赎救治，其远古历史文化的讲演也好，鬼怪神灵形象的塑造也好，人死归宗的观念演绎也罢，都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图式”的展现，其间也包含着复杂而深邃的伦理规范。所以，城市化、全球化虽然在经济社会打发展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作为一种古老的信仰宗教，它凝结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智慧与创造，它具有丰富的文学价值、医学价值、天文历法价值、宗教价值、哲学价值、语言价值等众多宝贵的价值，我们应该对它进行保护，将其优秀性传承下去，为我们现代科学技术所用，也为我们心灵涤荡所用。
（3）人是一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的人，一旦与周围的环境结成了密切的关系，便在这种环境中创造出相应的文化，给自然社会打上自己的烙印。居住的自然环境的改变也使彝族的生存状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相当多的彝族少年儿童从田野走进学堂接受现代文明教育，对原始彝族固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了冲击，弱化了传统的作用。于此应对社会的主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进行适当的引导使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
（4）彝族传统节日是节日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拥有古老而神秘的色彩，寄托了人们的希望，延续着节日的生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保护的意志，发挥社会各种力量的作用，使传统的文化不致流失、淡化和雷同，对于丰富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作者单位：西南大学文化与社会发展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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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研究篇7
关键词：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额尔古纳市位于额尔古纳河以东、大兴安岭以西的中俄边境线上，这里有着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族民族乡――恩和俄罗斯族民族乡，是全国最大的华俄后裔聚集地。走在额尔古纳市的街道上，随处可以看到蓝眼睛、高鼻梁、黄头发的俄罗斯族朋友。
俄罗斯民族作为额尔古纳市一个有着独特文化魅力的民族，其民间舞蹈、宗教风俗、人居特色都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如今随着旅游业的迅速发展，一些传统文化在逐渐地减弱甚至消失。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直受到我国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政府集中出台了《少数民族事业“十一五”规划》《少数民族事业“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等一批重要法规和文件，确保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为了能够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俄罗斯族文化，更好地引导人们去传扬，我们就关于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研究作了一系列的探讨和实践。
一、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额尔古纳市不仅具有独特迷人的自然风光，还因是华俄后裔聚居地而散发着独特的文化魅力，仅2015年额尔古纳市接待中外游客达457.5万人次，额尔古纳作为我国最北端边陲小城荣获“第二届中国最具价值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目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制度和政策体系，这些制度保障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广播影视、文化遗产得以保护，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源于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随着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相继出台，额尔古纳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整理工作方面有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
目前，额尔古纳市的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是俄罗斯族巴斯克节，“巴斯克节”俄文译为“巴斯哈”Пасха，即耶稣复活节，从每年的春分后第一个月圆到第一个星期天开始，为期一周，是华俄后裔最为隆重的节日之一，节日期间，亲朋好友相互宴请，准备彩蛋以及一些俄罗斯族的列巴，与亲朋好友互撞彩蛋，寓意美好的节日祝福和友好的情谊。除此之外，额尔古纳市自治区级的非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有：俄罗斯族民间舞蹈、木刻楞建筑技艺、列巴制作技艺、格瓦斯制作技艺。俄罗斯民间舞发展到现在已有百年的历史，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额尔古纳市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额尔古纳市在节日大型庆典中不可缺少的一种文化娱乐形式。俄罗斯族民间舞蹈所表现出来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追溯到上百年的历史发展，对于舞蹈史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此外，木刻楞建筑技艺、列巴制作技艺、格瓦斯制作技艺，可以说是俄罗斯族传承久远、有着丰富内涵的宝贵非物质文化资源。正是额尔古纳市的华俄后裔能够持之以恒地传承这些工艺和技艺，才使得俄罗斯族这些民族文化瑰宝能够得到传承与保护，一直沿袭到今天，展现出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底蕴。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在新一代的青年群体中正日益淡化，富有俄罗斯族民族特色的元素在逐渐减低，俄语也已经基本退出家庭环境，俄罗斯民族舞蹈、传统的民族服饰等等也只有在重要节日当中才能看到。基于这种现状，十分有必要加强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
二、关于额尔古纳俄罗斯文化保护和传承措施建议
（一）构建科学、合理的管理体系
实践证明，俄罗斯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形式、对内容的特点，尤其是一些年代久远的文化遗产，很难找到传承人，需要尽力去挖掘。我们可以按照国家宏观监管、地方政府从政策上予以保护，依靠民间力量来执行落实的方式，构建一套完整的非遗整体保护体系，合社会之力，从而实现对俄罗斯族非遗工作实施有效的保护。
（二）加强俄罗斯族文化与企业整合，保护性开发
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发生变化，它的繁荣与发展来自于政府方面的支持和推动，有了国家的支持，这些民族文化有了传承的先决条件，才得以传承和发展。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特别强调指出“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当前，我国政府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和保护。因为要充分利用国家政策，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加强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与企业的有效整合，将民族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本，将一些传统的手工技艺、食品制作等一些非遗项目与当前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进行有效的保护和传承，在额尔古纳市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走商品化发展道路，竞争市场。不可否认，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有培育和传播的土壤，需要国家政策制度的推动，给个人与企业宽松的政策支持，进而生成文化精品。
（三）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有民族风情的旅游项目
额尔古纳市的俄罗斯族文化在传承和保护过程当中，应当与当地旅游部门联合起来，对一些从事旅游经营者进行民族风俗文化相关的指导，在旅游环境中从居住环境、室内装饰、民族音乐、院落布局等方面着手，打造富有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特色，推荐和发展俄罗斯家庭旅游，将俄罗斯族家庭旅游打造成额尔古纳市的旅游品牌。旅游部门要结合文化单位较好地挖掘与整理俄罗斯族特色的舞蹈与娱乐项目，组织和吸引高层次的文艺团队进行宣传演出，在保留和继承俄罗斯族人文情怀的同时，提高旅游文化市场的竞争力，顺利地走上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四）在教育中渗透非遗项目，加强人们非遗保护意识
发展至今，俄罗斯族很多非遗项目在不断地减弱，继承非遗项目的人很少。据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院丁石庆教授“语言濒危与语言保护”一文中指出，根据其对额尔古纳地区的调研指出，在室韦、临江及恩和三个村落，熟练掌握俄语口语的人约占30%左右，而能够读写的人则只占2%左右，其中能够熟练使用俄语的人绝大多数是老年人，俄罗斯民族语言流失的情况十分严重，这就使得俄罗斯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受到影响。可以说，语言作为承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提，一定要得到保护和传承。为此，建议教育部门应当在学校语言教育中，普及民族用语，对于濒危状态的语言加以补救，通过教育教学手段来传授，以延续民族语言的发展。在“非遗+教育”的方式中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大传承面，让学校能够积极承担起承担起传承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义务，加大非遗文化的传承教育力度，以传统文化内涵教育为突破口，去培养和塑造德才兼备、心智健康的中小学生。
此外，近年来，媒体上屡屡曝光一些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丑行以及盲目热衷洋文化而对民族传统文化不以为然的现象，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我国公民非遗文化保护意识的淡薄。额尔古纳市在推进非遗文化保护工作过程当中，要与教育部门结合起来，文化部门要以大讲堂、文化展示的方式多方面展示和推广，提高人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不断增长和提高创新非遗学习能力。
三、结语
当今，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政策越来越宽松，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文化产业市场的发展，需要我们积极地去拓展和开发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战略，从多方面去追溯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本色。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在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额尔古纳市，俄罗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承载的重要社会价值和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额尔古纳市现代文化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经济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今后在额尔古纳市的非遗文化保护工作中，需要多部门携手共同努力，在传承和保护工作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将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积极地传承下去，留住民族情感，将额尔古纳市建设成为最美的家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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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研究篇8
关键词：豫北戏曲；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生存现状；落腔
中图分类号：J8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4）10-0023-01
一、落腔的起源发展及其地域文化背景
在中国艺术的长河中，随着时代、地区、习俗、民风的不同，也产生了许多不同具有一定个性的文化及特色的艺术。尤其是我们国家的一些戏曲艺术，几千年的历史辗转，戏曲的分类多种多样，各家文化百家齐放。落腔文化也随着时代的潮流发展，兴起起来。落腔兴起地点主要位于河南的北部，即为豫北，地理地点位于文化灿烂的黄河流域。落腔文化历史悠久，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当时嘉庆年间，尤其在清末民初，落腔的发展最为繁荣，在一些主要的城乡处，当时的安阳、新乡、太行、南乐等地区发展尤为丰盛。随之到了抗战时期，对落腔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在解放战争的时期，因为群众的积极参与，落腔的宣传发展工作随之也就有了进一步的进展，在这关键时期，落腔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升华。新中国的成立，此时，落腔的发展被推向了顶峰，具体表现为相关的落腔戏曲在很多地方的演出，取得过各个等级的奖项。
二、豫北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现状
兴起了几百年的落腔，随着艺术团演出的场次越来越少，逐渐地走向没落。现阶段，落腔的发展逐渐衰败起来，追其根由，我国的发展正向国际化迈进，一些古老的文化逐渐被抛弃。落腔也未免受到影响，科技的发展浪潮给人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淹没了许多人们本性需求的东西。在上世纪末，大部分落腔的演出退出了城镇，走向了乡村。到了80年代末期，落腔的发展已全部转移到了乡村，演出团的相关人员数目也逐渐减少。在资金方面，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对落腔的发展不利，对于演出人员来讲，这些补贴以及演出的收入，仅够维持演出人员的日常开销。随后的五年，落腔文化的传承人基本没有正式的演出，只是会参与一些乡下的红白喜事，更有甚者，一些继承人放弃演出，开始加入与之无关的活动。
传承人的年纪也越来越大，没有新的继承人，传承人由于一些设施的缺乏，继续对落腔新的创造表现的力不从心。没有政府的支持，资金成了一个大的问题，经济落后，文化的发展相应地就受到一定的阻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策略探讨
国家应该实施一定的侧落去保护落腔文化，无论是哪一种文化的丢失，都是我们民族的悲哀。制定相关的政策去鼓励一些落腔相关方面的人才，对于优秀的人才，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并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讲，要勇于创新，敢于创新，要认识到落腔文化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必要性。它的发展是我们国家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我们有责任也有相应的义务去维护它去保护它。把落腔文化传承下去。相关的部门也要加大宣传力度，要把媒体的宣传作用发挥到极致。使全社会对落腔文化的发展注释起来，让整个社会成员对落腔文化关心并关注起来。
四、结论
本文基于文化学、社会学、艺术学、风俗学等一系列的学科，对豫北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生存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载体。本文针对豫北的落腔文化，从落腔文化的源头开始讲起，对豫北落腔文化的发展进行了一些调查。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地域文化背景进行了分析，还对于豫北戏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进行了一系列调查。最后，本文对这些传承人的生存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本文结束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策略进行了相关讨论，首先，国家应该实施一定的侧落去保护落腔文化，制定相关的政策去鼓励一些落腔文化相关方面的人才，对于优秀的人才，要给予一定的鼓励并引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作为传承人也应对落腔文化的发展做到尽自己最大能力去将落腔文化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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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华成.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地方政府角色――基于湖北省荆州市非遗保护的实证分析[J].太原理工大学学报，2011（1）.
非遗传承研究篇9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创意
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陶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近些年来，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与传承中存在一些问题，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虽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缺乏创意与创新。文化创意产业是源于文化元素的创意和创新，经过高科技和智力的加工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形成的具有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潜力的产业。
景德镇传统陶瓷文化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景德镇素有中国瓷都之称，陶瓷的制作技艺已经列入江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然而，近年来，景德镇陶瓷传统工艺文化从外观设计、知识商标和名人名作的仿制案件时有发生，这给景德镇陶瓷传统文化的保护带来了诸多的难题。具体来看，景德镇陶瓷文化遭到破坏可以分为四类：第一，专利权常常受到侵犯。如江西省玉风瓷厂设计生产的“公仆杯”获得国家专利局授予的外观设计专利权后，曾被大肆仿冒，并以低廉的价格在本地和外地市场上销售。第二，景德镇陶瓷产品的商标以及“景德镇”这一标识被盗用和滥用。如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持有的“龙珠阁”牌著名商标，经常被其他厂商盗用。更有甚者，一些外地的陶瓷厂商，贴上该商标的标识，以次充好，远销至国外，使得正宗景德镇陶瓷销售量逐年萎缩，这不仅损害了这些生产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且造成了景德镇陶瓷文化名誉的损失。第三，仿冒名人名作、侵犯著作权。如很多私营企业或个体户，为了谋取暴利，通过仿照等方式，来炒作所谓名人的作品，并且高价售出获得巨大的利润。第四，存在不正当竞争的现象。景德镇陶瓷企业技术人员受到外部利益的诱惑而泄露传统陶瓷的制作工艺，有些陶瓷企业员工把技术卖给其他陶瓷竞争厂商，使得其他厂商也能够生产出相同或相近似的知名商品，使消费者误认误购，损害了企业生产者尤其是创造者的积极性，这对于景德镇陶瓷文化的不利影响是深远的。
文化创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途径
文化创意产业是“源于文化元素的创意和创新，经过高科技和智力的加工产生出高附加值产品，形成的具有规模化生产和市场潜力的产业”（张振鹏、王玲：2009）。文化创意产业具有高知识性、高附加值和强融合性等特征，它对文化产业赋予个人才智和创意，使得文化产业焕发出无限的生机活力。从这一视角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便可发现，由于文化创意产业以智力为资本，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发扬光大，从而使其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一方面体现为继承了产业化运作的持久动力；另一方面又克服了“资源的有限性”，有效避免了因资源被过度使用而带来的破坏性影响。
文化创意产业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各国都在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中国也不例外，创意产业已迅速崛起，并成为许多城市竞相发展的支柱产业。作为中部的一个重要城市，景德镇理应顺应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而对于具有千年陶瓷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景德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最明智的选择就是发展陶瓷文化创意产业。
所谓陶瓷非物质文化创意产业就是以陶瓷产业为载体，将传统艺术与新时代精神文明和社会需求相融合，以文化为内涵，以创意为要素，并通过市场化运作以促进传统陶瓷产业发展的新兴产业。
发展陶瓷非物质文化创意产业，不仅能够保护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且还能传承；不仅能够为景德镇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活力，更是能够带动其它相关产业链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增加市民收入，提高景德镇的城市竞争力，提高其在国内外声誉。
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思路
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景德镇市政府可以通过制定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鼓励陶瓷文化科研机构和艺术大家为陶瓷产业提供国内外先进知识，利用政策倾斜引导陶瓷企业形成文化创意集群，进而在发展壮大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同时，也自然地完成了对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企业为主体形成陶瓷文化创意产业集群
“空间集聚”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主流趋势。因为，在一个产业集聚区内，企业能够形成规模经济，降低相关的交易成本，并且还能分享集聚区内的信息资源，这大大地降低了企业的成本，提高生产效益。
首先，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应该以陶瓷文化产业为重点，以大型企业为主题，以区域品牌为依托，通过打造由陶瓷原料、陶瓷生产、陶瓷销售、陶瓷设计等组成的陶瓷文化创意企业的聚集区，以及形成教育培训、陶瓷创意产品展示与和陶瓷产品营销策划等配套企业的聚集区，促使相关资源要素如信息、资金、创意人才和创意意识等，在区域上形成集聚，以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原则，建成一个由文化创意企业、相关支撑机构组成的企业组织，通过这种相互链接的企业组织，构成立体的多重交织的产业链环，从而提高景德镇陶瓷文化产业的创新能力，而且这不仅能够创造可观的经济效益，还能够起到宣扬陶瓷文化的功能，无疑对景德镇的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起到积极的作用。
其次，依靠环球陶瓷、法蓝瓷等品牌企业的影响力，带动在景德镇高新技术开发区之中的陶瓷工业园的建设和发展，进一步促进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制造的集聚。通过加大力度发展高端艺术陶瓷、日用陶瓷、工业陶瓷、高新陶激励鼓励相关企业将自主知识产权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陶瓷文化创意产品，从而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更多有利的机会，进而实现产业、学术、研究的一体化。
（二）政府提供制度环境支持
制度环境是影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外部环境因素。政府要采取相关政策和策略对创意产业进行引导和规范。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景德镇陶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法律性保护制度的改善；另外，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快完善和出台支持相关配套政策来保障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健康发展，促进景德镇陶瓷产业融入环鄱阳湖经济区，依托该经济区的产业集聚与扩散效应，进一步刺激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第一，政府应当加大对景德镇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力度，增加资金投入，切实做好激励政策支持，制定切实可行的产业规划，通过立法手段引导和保护陶瓷文化产业的发展，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首先，从深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发展、鼓励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等方面完善和出台政策，并且保证相联系的经济政策的配套，促进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使用的合理化。其次，制定与景德镇陶瓷文化资源分布相匹配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空间规划，并且建立和帮扶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和产业基地。
第二，通过制定和完善相关创意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和体系，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个公平的发展环境。
第三，建立健全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监督制度。一方面，我国目前市场经济体制以及法律法规还有待完善；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主体具有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以及管理者、经营者、消费者、所有者等的市场意识及法制意识还比较薄弱，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破坏资源和环境的开发经营现象。所以，应当建立完整的、独立的陶瓷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监督管理机制。该机制包括国际、国家以及地方规划系统三个层次的法规监督，以及增设社会公众与大众媒体的监督和制约。
（三）智囊机构提供信息支持
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创意。创意，一方面来自于专业机构或艺术大家们通过传递专业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来自于广大的民众的意见和建议。
第一，景德镇作为中国瓷都，已经具有丰富的陶瓷专业人才和艺术家，应该通过整合科研院所机构，加强产学研结合，加强陶瓷协会的职能，发挥政府联系企业的纽带及企业走向市场的桥梁作用，围绕“传递信息、规范市场、维权打假、技术服务”等工作。应建设陶瓷网上技术市场和技术数据库，为陶瓷企业提供准确方便、快捷的创意产品交易，促进创意产品及时获得销售、成果转化。
第二，建立针对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战略制定、规划与发展的咨询机构，为相关的决策部门提供可行合理的意见及建议，通过深入的调查和研讨的方式，对涉及其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项目进行慎重求证，统计部门要将文化产业正式纳入政府的调研工作，为企业提供充分的市场信息。
将陶瓷企业的设计需求与科研部门如景德镇陶瓷学院、轻工业陶瓷研究所、省、市、陶瓷研究所、景德镇陶瓷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等的研究方向与成果紧密联系在一起，为陶瓷文化创意企业或机构提品、工艺以及包装设计的相关信息，为景德镇构建陶瓷文化创意产业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第三，将国内外政府间和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常态化，形成定期举办与陶瓷文化相关的活动的机制，通过学习区域内外先进的理念促进景德镇陶瓷文化的创新。通过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景德镇陶瓷馆的陶瓷文化展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博览、三宝风景、明清园的陶瓷文化等活动，汇聚陶瓷文化创意理念和人才，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和基础。
第四，建立景德镇陶瓷文化创意产业咨询策划集聚区。围绕景德镇陶瓷学院中国陶瓷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为重点，形成以投资策划、项目策划、科技咨询、投资咨询、资信调查评估、经济鉴证咨询、会计审计咨询、法律咨询及中介咨询为链条的陶瓷文化创意产业服务链，并且不断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展这一策划咨询产业链，将该区域打造为以景德镇陶瓷文化咨询策划为中心的创意服务集聚区。
第五，促进专业人员与普通民众思想交流，相互交流与创新的创作生产格局。可以将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过程向社会大众开放，调动广大老百姓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智慧，并及时将他们的创意、点子搜集并整理录入到企业的系统中，这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个人的创造力、灵感、理念和技能，而且更利于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文化创意产品的生产、消费及拓展。在信息时代，可以通过发达的互联网来征集民众的点子、挖掘百姓丰富的想象力，进而通过汇集他们的创意点子形成新的作品。这样，不仅能够为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新创意，使企业能够更清楚消费者（民众）的要求，生产出更多的文化创意产品，而且能够形成一种民间自发地保护和传承陶瓷文化的风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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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传承研究篇10
英山缠花技艺源于明代，盛于清代，由农民制作，作为一种民俗礼仪、装饰艺术品用在人生的出生、结婚、祝寿、治丧四个重要的场合。古时吴楚交界，南北文化在此交汇融合，英山缠花在制作工艺上汲取了绘画、雕塑、剌绣、剪纸、景泰蓝、编织等多种美术精华，被称为“立体绣花”“线艺雕塑”和“立体工笔画”。制作方法是在实物或人造坯架上用多色丝线缠绕出动物、花卉、水果、文字等，通过图案的寓意及谐音的方式传达人们的祝福和美好愿望，蕴含着浓厚的民俗文化和深刻的寓意。但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民俗的消失，英山缠花濒临失传，我们面临的将不仅是保护和挽救这项传统文化，更面临着如何传承、合理利用开发的问题，要让传统手工艺“活”在现代生活当中，需要我们不断探索。
一、英山缠花发展的困境及原因
首先，制约英山缠花艺术发展的瓶颈主要是产品知名度低、工期长、收效低，市场销售难以形成气候。据了解，虽然英山缠花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社会上知道并熟悉这种艺术品的人很少，就连英山当地也有大部分人不了解这种艺术，生活中更是鲜见。英山县文化馆1986年对“缠花”进行挖掘和整理，征集到了少量的原作和一些复制品。经过英山文化馆这几年的努力，英山缠花境况有了一些改善，但是由于全靠手工制作，工序复杂、制作缓慢，因此难以批量生产，产量极为有限且价格昂贵，难以形成品牌效应。目前消费者主要是部分民俗博物馆和少数收藏家，能走入市场的几乎没有，经济收效微薄。
其次，传统习俗的发展导致英山缠花的应用范围缩小，传统的技艺传承形式和制作形式制约了英山缠花的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民间传统喜庆习俗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工业制品的冲击下，许多场合已不再有缠花的影子，只作为一种观赏性的艺术品而存在，应用范围逐渐缩小。英山缠花在制作形式上主要还是以具象的摆放饰品为主，造型形式缺乏创新，符合现代人审美的日常装饰品很少。英山缠花的多样性工艺特点和丰富的题材形式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拓展应用方面还有待挖掘。另外，缠花艺术技艺的传承方式同其他传统艺术一样也是师徒传承的形式，当地只有一批老人掌握这门技艺。如今老艺人相继过世，由于学习周期长且收效微薄，年轻人愿意学的极少，英山缠花的传承面临青黄不接，省级传承人只有80多岁的张仕贞和徒弟陈广英两人，扩大生产难以实施。英山缠花的生产方式以主要家庭作坊为主，制作者集英山缠花的设计、制作、组合等诸多工作于一身，在工艺的制作上没有进行分工作业，技艺和制作速度很难得到提升。这两个方面是导致英山缠花艺术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
二、传承与保护的对策分析
针对英山缠花艺术的发展现状，对其传承与保护对策作出如下分析：
（一）进一步落实与推进英山缠花艺术的保护与传承工作
在经费上为传承人提供物质保障，使他们全身心致力于英山缠花的传承与发展；加强人才培养，将缠花艺术作为民间艺术课在当地中小学开设，聘请缠花艺术传承人担任教师，培养热爱民间艺术的继承人和消费者；定期举办展览鼓励青少年参与体验和交流；利用报纸、杂志及广告进行宣传，扩大知名度。提炼英山缠花的“优质基因”，如缠花的造型方法、艺术形态、制作技艺等与时俱进地进行生产性传承，保持手工制作的生产方式，保证工具和材料的原真性，维持制作工序的原生态，延续图案的寓意性。在不影响生产效率和作品艺术价值的基础上，保留原有的工具生产方式。此外，还可以引入适合缠花艺术的现代化机器生产工具，对材料的切割、缠绕等方面的技术进行改进。
（二）引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对缠花艺术进行数字化录入，建立缠花艺术数字库
首先对已有的作品，采用多角度照片获取（三维模拟呈现）、三维彩色扫描（高保真立体式三维数据获取）两种方式，实现多角度、全方位的数据留存。其次对于缠花艺术的制作工艺流程及工艺传人的传承现状等利用数字声像采集技术进行跟踪记录保存。还建立缠花艺术学习课堂，由面授转化为电子课堂与面授相结合的模式，利用多媒体技术将传承人制作的过程录制下来做成视频课程供学员学习，定期集中面授及检查作品制作质量，并对一些疑难问题进行解答。
（三）依托高校以产学研结合作为载体，加强英山缠花艺术保护与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发挥大专院校专家学者的智力资源，将缠花艺术研究项目引进校园。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课程建设，将英山缠花艺术以必修或选修课的形式开设，有益于学生对缠花艺术的了解，为培养继承人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另外，高校可以联合地方，培养一支缠花艺术教学、保护的专业教师队伍，保证其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进行应用研发；聘请缠花艺术传承人来校担任客座教授，进行学术演讲或教学示范。如上海交通大学“裁云纸社”与卢湾区文化馆联手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守白在该校开设五堂课为一周期的海派剪纸艺术课，都取得了很好效果。
三、英山缠花的创新发展之路
英山缠花作为传统民间艺术，它具有的优势是较强的装饰性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弊端是其工艺复杂，耗时耗力，而且缺乏知名度，花样种类也极其有限。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习俗慢慢被新的风尚取代，作为礼仪装饰品的英山缠花要想取得长久的传承与发展，必须寻求创新发展之路。加强对英山缠花的花样、工具、技艺的保护和传承，在提炼这些民族元素风格的同时，将形式美法则合理融入现代产品的设计开发，使其内涵丰富、样式多变，生命力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拓宽缠花的应用范围
在缠花工艺发展上，一方面完全继承传统的工艺特点，创作一批纯手工制作的传统缠花艺术精品，供政府、博物馆和个人收藏，作为欣赏品；另一方面可以将英山缠花这一艺术形式与现代的艺术设计融合，创造性地进行商业性或产业性开发，结合现代审美需求设计出新的艺术品和日常生活品，适应市场的需要，扩大市场需求量。把缠花做成家居壁挂或者立体画，制作成符合现代人需求的发饰、挂件、首饰、装饰品等。与英山当地的旅游产业相结合，将缠花艺术的文化意蕴与造型元素植入旅游纪念品，开发成旅游纪念品和高级的馈赠礼品等，如潍坊通过对潍坊风筝、杨家埠木版年画的开发利用，带动了当地旅游业和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围绕缠花艺术开发出特色商品
一方面，可以结合缠花艺术原本作为出生、结婚、祝寿、治丧礼仪装饰品的深刻寓意特征，开发出不同系列的产品。如将原来在小孩出生时用来做装饰的寓意着前途似锦、吉庆有余、有福有禄的小老虎头、小蝙蝠、小鱼、小花等，在形态上做卡通化或简化处理，色彩上加入流行色做成工艺品或有缠花艺术装饰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儿童用品。对原来在婚庆用品中的传统缠花做成礼盒分档次进行包装设计，作为婚庆礼品出售；另外将包含各种深刻寓意的婚庆缠花如“喜鹊咏梅”“凤戏牡丹”“恩哥戏菊”“鹭子戏莲”“蝴蝶闹金瓜”等，装饰到婚庆用品上，如做成新娘发饰、鞋子和衣服以及用于床上用品的装饰。对用于祝寿的缠花如“金玉满堂”“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禄双全”可以做成高档礼盒出售。另一方面，可以开发一些满足现代人日常需求的缠花工艺品，如“缠花工艺腰带”“缠花手帕”“缠花胸针”“缠花壁挂”，甚至将传统形态的“缠花八卦”做成保平安的车内装饰品等，还可以结合现代人的需求做成时尚的头饰及手机挂饰等。
（三）传统与现代相结合
传统的艺术虽然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拥有较高的艺术欣赏价值，如果一味坚守传统不与时俱进，它势必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对传统工艺进行适当的改进，使之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和使用需求，为当代的日常生活所用，才能实现其活态传承。
从上文中提到的英山缠花的制作过程来看，英山缠花的制作者也是设计者，艺人们的思维受到传统艺术形式的制约，很难设计出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这就需要专业设计师与传统艺人合作，将传统艺术与时尚产品相结合，针对消费者需求设计出既有传统工艺特色又具现代感的作品。如2012年中国湖北省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等奖缠花创意设计作品《紫气东来》，该作品将英山缠花的传统技艺手法和传统吉祥图案运用其中，并结合了窗花的镂空手法与构图形式，设计出既时尚又富有传统意味的物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题材上，可以对传统题材的形态进行创新设计，结合现代艺术形态设计缠花艺术新形式。首先可以对传统的装饰纹样进行简化处理，使之符合现代人追究的简洁大方的形式。如缠花创意设计作品《吉祥如意》将天圆地方、梅花和祥云等图案进行抽象的造型处理，设计出项圈和戒指，简约而耐人寻味。除了传统的题材外，还可以加入常见的植物形态如梅兰竹菊、玫瑰、百合等，动物形态如十二生肖、星座符号、卡通形象等，均可以作为设计的参考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