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保护发展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1-0078-02
1997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9届大会通过了建立“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决议。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19项代表作获得通过，中国昆曲入选。至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特定的专业术语逐渐进入国内学术界视野。20世纪后期以来，人类进入工业社会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日益严重的危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工作中明显存在盲目性、机械性、片面性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进一步对国内诸多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及保护措施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为其探寻出路。
一、国内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的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nonphysicalculturalheritage）（以下简称“非遗”）又被译为“无形文化遗产”，就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它是指：来自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集体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包括所有形式的传统、大众或民间文化。它们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式、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关于“非遗”的内涵，国内学者白云驹做了广义和狭义的深入研究，他认为广义的“非遗”除特定的口头文化外，还应当包括人的行为文化。而狭义“非遗”则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希望予以保护的文化范畴。张春丽和李星明将“非遗”的内涵界定概括为三个方面，分别是“非物质形态”的“非遗”，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等；“物质形态”的“非遗”，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实物、器具、工艺品等；文化场所（或文化空间）全面总结了“非遗”的研究领域与保护范围。而刘玉清在列举了“非遗”的各个具体实例后，认为“非遗”应该包括两大类，一类是形态文化；另一类是具有鲜明民族和地域特色的行为文化，以民俗形式出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价值、意义和功能
国内一些学者认为“非遗”这一概念出现的时间较短、概念和内涵不是很清晰，这不利于我们对“非遗”制定相关的具体保护措施，所以对“非遗”的特征、价值及功能性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层次地理解“非遗”。
王宁对保护“非遗”的难易度方面及其特点进行研究，他总结出：高度的个性化、浓缩的民族性、传承的经验性这三个特点。贺学君沿“生命”本性深入考察，活态性、民间性、生活性、生态性是他归纳出的特征，他强调，“非遗”只要还继续存在，就是生动鲜活的，“有灵魂的”是“非遗”的本质表现。而费安玲从法律性质将“非遗”的特征理解为：特定民族性、活遗产性、以口传身授方式体现的利益性和传承性。
“非遗”的价值、意义及功能方面，同志在全国文联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报告充分肯定了优良传统与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中的作用，体现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族文化建设方面的价值。
而韩基灿则从历史价值、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谐价值、科学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和经济价值八个方面研究“非遗”的价值，并将其意义总结为四个“有利于”。刘魁立从人类视角出发，认为“非遗”具有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等重要功能与价值；而从旅游者角度出发，“非遗”可以承担认知历史、认知世界、认知特色文化的需求。朱祥贵认为，“非遗”的价值不止是工具性价值，应该在保护深层次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使人作为传承主体承担对“非遗”相应的生态义务和责任。
三、国内学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党中央十分重视对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国内学者对于“非遗”的发展现状有持乐观态度的，同样也有否定批判的。
刘魁立在以分析的态度对待“非遗”时表示，提高全民珍视和关怀“非遗”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张晓雁则对我国“非遗”的保护与利用存消极态度，她认为由于传承、利用措施不落实，以及人们对“非遗”的忽视，我国“非遗”名存实亡。乔晓光也认为，我国“非遗”现状不容乐观，尽管文化遗产比较丰富，但也消失较快。其原因是整个社会对“非遗”的认识不够，缺乏智能资源、法规措施和抢救保护资金，并且传承渠道不畅，民俗流变冲击大。
而李春霞既分析了近年来我国“非遗”保护做出的成绩，又指出了“非遗”的发展与保护中存在的问题：（1）对民间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力度不够；（2）非遗保护人才青黄不接，研究民族文化的人才短缺；（3）过度的建设和“保护”开发行为，对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害；（4）许多地方与企业表面上热衷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旅游开发之实，而以保护“非遗”为名。
时吉光和喻学才从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遗”保护角度出发，认为在旅游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将“非遗”转化为物质化的东西，纳入旅游吸引物的行列，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满足游客的文化需求做到实处，也是国内研究者们面临的挑战。
（二）我国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内涵的理解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活态文化，是发展着传统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因而，它不能脱离生产者和享用者而独立存在，它是存在于特定群体生活之中的活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承主体与保护主体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因素。
1.保护主体
保护主体在有效、有序地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工作中占有不可缺的重要作用。王文章对保护主体的界定是指负有保护责任、从事保护工作的国际组织、各国政府相关机构、团体和社会有关部门及个人。他们承担着不同的保护任务，但是工作目标却是一致的，只有各级保护主体明确并履行自己的职责，保护工作才能顺利开展，王文章认为的保护主体主要有以下三个：国际组织、国家政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当中则认为政府职能部门、学界、商界、新闻媒体是保护主体，书中认为保护主体是由政府主导，他们处于传承圈之外，虽与传承无直接关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着重要推动作用的外部力量。
与王文章不同的是，苑、顾二人将商界和新闻媒体也归为保护主体的范围，尤其是对商界的肯定，会牵扯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前景。
2.传承主体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关于建立“人类活宝”制度的指导性意见》中提出：实际上，创造行为是没有物质形式的，要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间断，“人”是决定性因素。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传承主体即传承人的问题。
所谓传承主体，王文章认为，是指民间文化艺术的优秀传承人，即掌握着具有重大价值的民间文化技艺、技术，并且具有最高水准的个人与群体。他同时认为，保护“非遗”就是要保护好传承主体，他分别从传承主体、政府、领导干部三个方面阐述了如何保护好传承主体。
陈映婕、张虎生在《完善之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保护》中提出不同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中的传承主体有差异也有共性，并以民间类文学传承人为例阐述了传承问题正是现在“非遗”保护的瓶颈与难题所在。现已出台了相关法规政策认定传承人，并规定了传承人的权利与义务，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其不断细化深化。
（三）我国学界对于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办法概述
面对我国“非遗”消失和濒危的现状，2003年党中央要求文化部组织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的保护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
在对于如何保护的措施上，我国学界的观点难以一致，就以王文章为例，他提出七点，其中，他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保证是立法保护，只有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保护意识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序进行。为了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基本物质保障，应不断加大财政收入，加强与其他国家交流合作。此外，还应将采取系统科学的有效方式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环节。
与之相对应的是苑利、顾军的观点，他们认为保护方法也有七点：（1）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四级名录体系；（2）开展全国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普查；（3）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登记制度；（4）收藏与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产成果；（5）建立传统文化生态保护区；（6）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调查制度；（7）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库、数据库。同时，林秋朔以昆曲的保护为例，指出要积极推进民间“非遗”的产业化发展，适当鼓励以民间资本进入民间传统文化的形式进行产业开发。
四、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途径理论概述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单纯保护很难实现，单纯保护不但会缺乏资金支持，客观上也很难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展现。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要引入商业化。
《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明确指出两种发展途径，一是商业化经营，二是产业化开发。二者并不相同，“商业化经营”指的是将某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品作为商品而进行的商业化营销；而所谓的“产业化开发”，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通过现代化技术和企业化管理模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规模化生产或整体性开发与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究竟能否进入市场，能否进行商业化经营，作者认为决定于该遗产原有的生存方式。至于产业化开发，作者并不反对商业社会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某些元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的产业化开发，例如将民间传说改编成电影。作者表明保护与开发必须要“分别实施”和“同时并举”，只有这样，才可为今后的产业化开发创造出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2
关键词：保护与开发；文化遗产；矛盾分析；特征与价值；经验借鉴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69-07
文化遗产承载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基因，其丰富多样的文化信息能折射出人类生产生活的历史概貌。它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认同的决定性依据。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价值功用决定了它的保护与开发价值。分析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各类矛盾，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对于繁荣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都有着重要意义。
一、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源，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中创造的宝贵财富，是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社会从落后走向进步的历史见证。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性、价值性、传承性和稀缺性等基本特征。
1.文化性。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文化史。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国家的魂。文化遗产则是根上长出的果实，灵魂的有形或无形呈现。口头文化遗产具有初级性、原始性、零散性等特点，反映了人类在较为低级的生产力条件下，面对各种自然现象乃至天灾人祸无能为力、得不到科学解释时的无奈、幻想、恐惧或与之抗争而表现出来的勇敢、拼搏精神。形体文化遗产展现出动态的人文景观，与前者相比，具有复杂性、情感性、有序性等特点。作为对前者的发展，形体文化遗产是人类不断进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甚至是集体意识、合作意识、整体观念的强力表征。文字文化遗产是传统文化的核心要素，是人类摆脱动物性而走向理性的关键环节，它与符号、图画一起成为人类表达思想、陈述观念、记载历史的根本手段。正因为有了文字才产生了语法规则、逻辑修辞，才使思维得到创新、思想得到深化，才能使丰富的文化成果得以传承。实物文化遗产是有形的、稳定的、实用的生产生活器物。它是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状态、组织制度、审美情操的空间表达，正是这种有形的文化空间弥补了不可逆的一维性时间，以空间追赶时间构成了实物文化的智慧性特点，因而它是最具创意性、综合性、价值性的文化遗产。
2.价值性。价值与文化密不可分，价值既是认识论范畴，更是社会历史范畴。人类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也在改造自身的主观世界即精神世界。所以，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过程既有物质价值，也有精神价值。文化遗产凝结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综合性成果，是价值的存在形态，它包含了人类的活劳动，具有价值内涵。从整体论观点看，它有一般价值，体现了历史的真、善、美。之所以说它真，是因为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形的文化遗产或无形的文化遗产，都是对科学知识的不懈追求，体现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循环上升过程；它的善包含着理想追求、道德伦理、人生信仰，既有善的理念，又有善的行为方式；它的美不仅有形式之美，而且有内容之美，不仅有外在之美，更有内在之美。其审美价值不因时光流逝而消退，不因时代变迁而衰减。正因为真、善、美的有机统一，才推动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才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文化遗产标识着人类走向进步、迈向自由的层层阶梯。从文化遗产所内含的各学科层面看，分别具有许多特殊价值，如科研价值、审美价值、教育价值、经济价值等。
3.传承性。它表达了实践主体的价值诉求和文化遗产内在的时间维度。物质文化遗产以“物”的各种形态被保存下来，如放置于博物馆或就地保护起来，尽量保持它的原貌，回到“过去的它”。作为传承主体希望这种“当下的过去”永远持续到未来。所以，当下是过去的当下，同时又包含着未来。对于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时间链条中，永恒不变的不是“物”本身，因为技术的原因很可能恢复不了原态。但是“物”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价值却是恒在的，它的历史意义、社会意义赋予它被传承的连续性、一致性和稳定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更为复杂，它是无形的，不如有形可感知的物质那样稳定，它在传承中变化，在传承中建构，在传承中发展。如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孟姜女”、“牛郎织女”、“梁山伯和祝英台”以及“白蛇传”是影响广泛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年代久远，传播范围不断扩大，很容易形成不同风味、大同小异的各种版本。在此情况下，传承的过程不是物本身起作用，而是带上了浓厚的人的活动的主观色彩。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无形性并不是绝对的，众多的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通过有形的、具体的物的形成过程或人的活动过程来完成的。
4.稀缺性。文化遗产是各个时期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从时间方面来说，有关专家认为少于一百年的文化成果不能称之为文化遗产，人们常说“越老越值钱”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时间越久远，它就越显得珍贵。在当下的时间里不可再生、不可替代。有些文化遗产虽然可以复制，但复制品毕竟不能称之为遗产，一旦被毁坏、掠夺、流失，其传承的空间及其价值就会发生变异。
二、文化遗产的价值构成
文化遗产具有价值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特征。《世界遗产公约实施指南》把文化遗产价值分为三大类：一是情感价值，如惊奇性、趋同性、精神的和象征的崇拜；二是文化价值，如文献价值、历史价值、考古价值、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价值、美学价值、建筑艺术价值、城市景观价值、风景和生态学价值、科学价值；三是使用价值，如功能性使用价值、经济性使用价值、教育性使用价值、社会性使用价值、政治性使用价值。
面对文化遗产价值的丰富多样性，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进行分析。根据目前对文化遗产开发的价值倾向性，结合文化遗产所包含的普遍价值，笔者认为文化遗产主要有四大方面的价值表现，即科学研究价值、艺术审美价值、教育启迪价值和产业经济价值。
1.科学研究价值。科学研究是面向未来的一项工作，如载人航天飞船的研究、对火星地质构造的探索。而面向未来的基础是对过去已有的文明成果进行提炼、总结，况且，许多文化遗产特别是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缺乏详细的文献记载，人们在叹为观止的同时，还无法弄清它的来龙去脉及科学原理，如古埃及金字塔的建造过程，中国古代青花瓷的基本配方。能够传承下来的文献更能直接地成为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成为创新的重要基础。没有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没有今天如此发达的药物学理论与实践，没有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没有今天先进的工农业生产技术，甚至有些生产技术至今仍在发挥作用，如“夹钢”与“贴钢”技术。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不以“物”的形式呈现，但其科学研究价值不可低估，如传统的民间手工技术、民间美术等。被称为“东方伊利亚特”的三部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等，通过人们的传唱，可以对整个藏族人民的心理结构作历史的、科学的分析，探索他们从原始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转变的整个过程。在研究中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我们对文化遗产理应持有的科学态度。
2.艺术审美价值。文化遗产是人类实践的创造物。人的生产或创造，不同于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2]这就是说，人是具备审美能力的，人类按照一定的价值尺度而创造的文化遗产就成为审美对象，因为它具有审美价值。当然并非任何客体都能够成为审美对象，只有当客体个性化的审美特性对主体造成特殊的刺激性反应时，审美活动才得以产生。文化遗产作为稀缺的文化资源能够适应主体的审美需要。无论是文物、文化景观遗产、传统建筑群遗产，审美主体不再把它当作单纯具有使用价值的“物”看待，尽管人们当下把它当作物在使用。如建造于20世纪前30年的上海外滩建筑群，人们总是把它看成是建筑艺术的精品，具有“万国化”风格的艺术杰作。同样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杂技与竞技艺术、手工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得以传承而受人喜爱，在于它们有着各具风格的艺术审美元素。正如马克思所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我们说，只有美的东西才能激起人的美感。不过，审美客体的内容和形式并非僵死不变的，它也会随审美主体的需要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如《西游记》、《三国演义》等动画片被日本商家篡改得面目全非，《白蛇传》起初是口头的民间传说，后来又发展成为戏曲的形式。所以，对待文化遗产的保护显得格外重要，否则会降低它的艺术审美价值。
3.教育启迪价值。教育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史是一部顽强拼搏、英勇抗争的历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生产斗争和生活交往中形成了勤劳简朴、与人为善的崇高品德；在科学实验和技术实践中形成了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优良作风。从青铜礼器到青花瓷器，从“四书五经”到《四库全书》，从《九章算术》到《齐民要术》，从万里长城到故宫天坛，从三元里抗英遗址到圆明园遗址等等，无不让人遐思，给人鼓舞，催人奋进。丰厚的民族文化遗产是塑造希望、培养新人、建立精神家园的根系所在。通过寻根去找回生存的价值观，去建立健全的人生观，去完善终极的幸福观。只有教育与启迪，才能在物欲横流的当今社会中不致于迷失方向，才能在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中不致于无所适从，才能在人生的远航中开发潜能而创新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文化与教育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文化服务平台的多样化，为人民群众提供的观摩欣赏机会和渠道也不断增多，如免费开放博物馆、美术馆，开设大众文化讲坛，开辟跨地区红色旅游线路等。这些举措都有利于人们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有利于人文精神的培养，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4.产业经济价值。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是文化遗产文化性的动态展现。它借助于一定的载体和机制来实现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化。体现文化遗产产业经济价值的主要因素有两大类：一是相关文化市场产品，二是旅游产业。文化市场产品主要是将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诸多元素如制陶、雕刻、纺织、绘画等技术嵌入产品中形成工艺产品而进入交易市场；另外是富有审美趣味和艺术技巧的传统民间艺术节目，如音乐、舞蹈、戏剧等。独特载体的独特文化形式也可以进入市场。旅游产业是文化产业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产业，尤其是文化遗产地旅游备受青睐，有着广阔的市场前景。像长城、敦煌莫高窟、明清故宫、秦始皇陵、泰山、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等成为十分热门的国际旅游目的地。我国文化遗产直接对文化旅游的增加值由2001年的78.9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40.4亿元，增幅达204.7%，博物馆旅游增加值从2001年的61.3亿元，增长至2007年的131.5亿元，增幅为114.5%，年均复合增长率为12.6%。[3]此外，文化遗产旅游业又是高关联度产业，能直接带动交通运输、宾馆餐饮、产品交易、休闲娱乐等行业的兴旺发达。
三、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
我国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综合国力整体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加大力度的。长期以来，由于发展观念的偏差以及受国际文化环境的影响，我国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许多经验，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因为开展的时间短、任务复杂繁多，目前正处于全面展开阶段。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3届大会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国政府积极响应，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关键性事业，理应成为文化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特别是民间文化正式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作为主要保护项目。文化部、财政部制定了《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方案》。2004—2008年为该方案第一期实施阶段：试点和抢救濒危；2009—2013年为该方案第二期实施阶段：全面展开和重点保护；2014—2020年为第三期实施阶段：补充完善和健全机制。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相继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制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确立了保护工作的原则与目标，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全面展开指明了方向。另外，文化部出台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管理暂行办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等政策法规。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并于2011年6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保护经费方面，2002年至2012年10月底，中央财政已累计投入21.02亿元，2005年至2011年省级财政共投入约20亿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的逐年增加为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2005年6月至2009年底，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顺利结束，收集珍贵实物和资料29万件，普查文字记录量达20亿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使一批濒危项目得到及时认定和抢救。截至2011年，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2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8566项，地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8186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53776项，初步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依据《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7年至2009年文化部先后评定公布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956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4]一个由普查、四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传承人评审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三项制度基本建立。这些制度在加强对代表性传承人培训、提高保护水平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与此同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方式即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2007年6月至2012年底，文化部共设立12个部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4]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由试点起步、探索阶段开始进入全面、深入科学的发展阶段。
如何利用好文化遗产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既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由文化遗产自身具有的价值特性决定的。然而由于对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认识的片面性，急功近利的思想、经济优先的观念依然存在，许多面子工程、形象工程、快餐工程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宗旨相背离，保护与开发的矛盾日益凸显。
第一，文化传承与文化创新的矛盾。从普遍意义上讲，保护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传统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开发文化遗产的过程就是文化创新的过程。如果能够保持文化遗产的内核，忠实于文化遗产的本真精神，拓展延伸、打造品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持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那么，这种开发就是一种良性开发，一种创造性发展，否则事与愿违。例如，荆州古城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当地政府为了顺利申遗，拓展旅游事业，于2007年将城内5.5万居民进行疏散并花费50亿元在古城内修建古三国文化城。此规划一出，立即引起国内有关专家的质疑和反对。荆州古城的文化影响力在于楚文化，如果画蛇添足，不但不是创新，甚至连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毁于一旦。[5]同样地，本来属保存完好的古镇、村落遗址，为了进行旅游开发，却大兴土木，盖起了宾馆及休闲娱乐室，大拆大建的结果是将文化遗产的经济资本无限扩张，破坏了文化遗产存在的本真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变味，与其说创新，不如说毁灭。如萨满舞是赫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之一。“他们笃信萨满能治疗百病，有了病便找萨满跳神驱除。萨满的活动主要有四种，即跳治病神（祛病）、跳魂神（为死人送魂）、跳舞神（还愿）、跳路神（祝愿太平）。”[6]然而，今天人们通常情况下看到的萨满舞却以现代舞的风格和元素进行演绎。
第二，资金投入与经济收益的矛盾。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强有力的经济作支撑。文化遗产本身又是一种有形或无形的资本。“这种对文化资本的认识，无疑改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代社会的命运，提供了多种改造与变迁的可能。这种认知的历史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这种认知的确立，我们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重新发现了文化遗产的价值，特别是可能通过货币交换体现出的那部分价值”。[7]在打造文化品牌、对文化遗产的内涵进行深入挖掘进而发展文化产业过程中，由于投入与产出的巨大反差常常会陷入骑虎难下的尴尬境地。例如热贡文化是以藏族文化为主而又包含其他文化形式的多元文化。为打造热贡文化这张名片，当地政府花了不少人力物力，但收效甚微。“以旅游业为例，2008年全州共接待游客54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4998万元，还远无法支撑一个产业的发展。热贡文化品牌建设下一步的路该怎么走，是摆在地方政府面前的严峻课题。”[7]这一案例引人深思的是保护和开发文化遗产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如研发能力、创新能力、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拓展能力等。如果不顾客观条件，一哄而上，盲目投资，必定血本无回。再如，一些地方经济实力本身薄弱，却不顾专家的反对意见，举债申报世界遗产，希望做大做强旅游产业，其结果是事与愿违，造成了更大的经济压力。
第三，社会人文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矛盾。如前所述，文化遗产的价值功用有多种表现，但其核心价值是文化价值，即以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人文价值。保护文化遗产是为了更好地传承，传承的目的是将一个国家或民族的人文精神发扬光大，并内化为维护文化、增强文化自觉、提高文化自信心的重要力量。我们所传承的是“一种民族精神，如自强不息、刚健有为、宽厚平和、注重和谐、爱国统一、勤劳勇敢、诚信友爱等”，一种“民族的标志，如语言、姓氏、习俗、建筑、美术、文字、音乐、舞蹈等”，“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力”，一种“民族文化的传人”，各种“学术资源”，各种“知识系统”，各种“情感宝库……人情味、亲情味、友情、爱情。”[8]现实的情况却是“政绩化工程”屡见不鲜，快餐化倾向成为普遍现象。“在部分政府官员希望快出成果，文化持有者希望改善生活等各种需求下，重规模、重形式、重数量、重速度的案例并不少见。”[9]而当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优先于其历史文化价值，其保护与传承的意义将大打折扣。特别是在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严重分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文化精神尚未发育成熟的文化转型时期，突显文化遗产的社会人文价值，对于在发展文化产业、进行文化传播过程中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当许多地方引发“西门庆故里之争”、大打“西门庆故里”招牌时，却出现了“政府吵闹”、“专家发笑”的场面。闹的是经济，笑的是负面形象成为了“产业英雄”。神圣性与世俗化的混搭、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严重断裂，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及开发将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第四，政府与专家、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是一项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政府有关部门的主导作用是制定方针政策，进行宏观组织和调节控制。而专家队伍负责具体的专业性调查、认定、整理、解释等。但许多地方政府由于地方保护主义思想严重，不是尊重专家的意见，本着科学的态度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和开发，致使“建设性破坏”的现象、“申遗”恶搞的事件时有发生。专家是从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专业性以及科学性的角度看问题，而地方政府受不正确的政绩观的影响，不能处理好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专家的意见只能作为参考，最后蒙受损失的还是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并且缺乏必要的民主协商和外部监督机制。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人民群众既是参与者，又是受益者，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是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如果不顾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甚至损害当地群众利益来进行保护和开发，就会产生各种社会矛盾。文化遗产的核心因素是与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湖北某地方政府曾经提出了恢复“拉纤”的议案，受到社会各界人士和各类媒体的广泛关注，学者马知遥就提出疑问：当今的纤夫们愿意拉纤吗？由此看来，政府的所作所为，除了吃透专家的意见或建议之外，“还需要倾听当事者、传承人们的心声。否则我们的保护工作很容易在撇开传承主体的情况下，以长官和专家意志为转移，这样的保护是否能得到传承人和广大民众的满意值得怀疑。”[10]现代化的突飞猛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传统的文化观念和行为方式带来巨大冲击。因此，在解决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冲突时，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心理需求是第一位的。
四、有益借鉴：国外文化遗产保护策略
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文化遗产非常丰富的国家，但文化遗产保护却落后于日本、韩国、法国以及意大利等其他国家。仅就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来说，要晚于上述国家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了解这些国家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概况，可以作为有益的借鉴。
1.日本：从“指定保护”到“登录制”保护
日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重视始于明治维新之后，形成体系化保护制度则经过了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明治维新使日本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方社会思潮的强烈冲击，尤其是宗教文化遗产受到严重影响。为保护佛事、佛法、佛经、佛像等传统的文化遗产，日本先后颁布了《古器旧物保存法》（1871年）、《古社寺保护法》（1897年）》、《史迹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法》（1919年）、《国宝保存法》（1929年）。保护的方法是实行指定制度，即由政府和专家对重点文化遗产实行重点保护，使其标志性遗产完整无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济衰退，出于经济的压力，连指定保护的专家也弃之而去，文物流失的现象非常严重。尤其是1949年日本法隆寺金堂的一场火灾，致使经堂里的12幅国宝级的壁画荡然无存。1950年5月30日日本政府出台《文化财保护法》，经过了大约五次修改完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化财保护体系。内容包括有形文化财、无形文化财、民俗文化财三大部分。民俗文化财可分为无形民俗文化财、有形民俗文化财、纪念物、传统的建造物、埋藏文化财等。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采用欧美等国家流行的文化遗产登录制度，即将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注册、登记，登录是为了认定其资格和评估其价值，然后制定法律进行约束，再通过大众媒体的舆论宣传，鼓励民众广泛参与，从而加大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除了不断完善法律法规之外，还有一套健全的体制作保证。一个是属于政府机构的文化厅，负责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制定、规划实施等；一个是由专家学者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即文化审议会。这是一个有正式编制的非行政机构，专门负责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确认、评估、资助等工作。另外，还有一个隶属于文化厅的独立行政机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采取政府与民间共同出资的办法来扶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近40年来，日本民间的非政府组织或大企业财团也纷纷出资，加入文化遗产保护的行列。一个由政府、政府所属机构、民间组织三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已经形成，且成效显著。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3
关键字：非物质遗产；博物馆；建设意义
中图分类号：[G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520（2014）-01-0140-01
引言
近年来关于加强非物质遗产保护的呼声越来越高，我国关于非物质遗传的保护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不配套，导致非物质遗产流失，通过建设非遗博物馆提高非遗保护度，减少非物质遗产的流失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的途径
（一）收藏非遗的物质载体。非遗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载体的方式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可以通过收藏具有艺术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如道具、非物质文化的录音、录像以及文字资料等保护非物质文化的无形和有形的财产[1]。
（二）研究非遗的手工技艺。非遗博物馆有着高素质、专业能力强的人才队伍以及充足的资金和强大的消息渠道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相关的调查和研究，如借助高新技术研究非物质文化，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以适当的方式进行传播，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给人们带来的精神享受，加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意识[2]。
（三）有效展示非遗的研究成果。非遗博物馆相对于其他的保护措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面具有与众不同的作用，如通过博物馆展示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研究成果，对人们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非遗博物馆可以借助公益与非公益方式提高展览的科学性、知识性、观赏性，从而发挥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发展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传的双重作用[3]。
（四）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关键在于传承人的保护，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具有重要作用[4]。如博物馆可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集中起来，要求传承人进行相应的文化表演和制作，同时给予传承人相应的回报，如以工资的形式发展奖金等，同时对于学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轻人给予免费的培训，对那些已经学成的年轻人给予相应的奖励，鼓励其继续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传。
二、非遗博物馆建设的意义
（一）非遗博物馆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范围非常广阔，主要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以及节庆仪式等。其中口头传统指的是以文化作为载体的语言，传统表演艺术指的是戏曲、民族音乐、舞蹈和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好的表现了我国劳动人民在文化多样性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传就是保护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以及文化形式，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尊重，同时有利于文化丰富性的保护。通过非遗博物馆的建立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和丰富性的保护，如我国少数民族的婚丧嫁娶以及衣食住行方面的风俗习惯等，同时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传的保护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只有保护好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才能提高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才能发挥文化遗产的持续作用，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我国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一定的问题，如部分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和破碎化现象严重，这种不良的现象将会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可以形成博物馆的品牌效应，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的发展，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工程的建立，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如建立雕版印刷博物馆，通过雕版印刷精品的收藏在场馆内进行雕版印刷作品的展示、同时在馆内展示雕版印刷产品的研制以及制作方法，实现雕版印刷技艺的传承。这种方法有利益于发挥博物馆文化遗产宣传、推介的作用，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传的知名度，促进产业链的形成，加强行业内部的交流，从而促进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目的。
（三）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老且鲜活的历史文化和传统，是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其更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民族思想、民族个性的表现，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传有利于增加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通过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现了中华民族在五千年历史的进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民族特性，民族文化特点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点。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含有非常丰富的精神思想和民族行为规范，因此建立非遗博物馆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有利于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华应用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同时更能解决人类与自然和谐生存，共同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非遗博物馆可以展示非遗产品等从而向人们进行思想观念的重构、价值认知意识的重塑，从而规范人们的认知行为，促进社会新风尚的形成和优秀社会制度的实施，提高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性，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思想保证。
三、结语
建立非遗博物馆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更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在非遗博物馆的建立中应该注意防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本化，保证非物质文化的多样性，同时非遗博物馆应该在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如实的还原非物质文化遗产原貌，充分发挥博物馆的诠释功能，让大众接受真实的非物质文化遗传保护教育，突出非遗博物馆与传统博物馆之间活态性以及流变性的不同点，促进非遗博物馆建立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1]沪文.上海大力发展行业博物馆[J].中国文物报，2011，12（03）：123.
[2]黄菊.大力发展具有都市特色的上海旅游业[J].香港文汇报，2010，14（03）：45.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4
关键词：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
作者简介：梁琳（1990-），女，湖南岳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高涵（1981-），女，湖南祁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7518（2015）10-0081-04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推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成为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重要载体。”同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将民族特色产品、工艺文化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民族文化融入学校教育全过程，着力推动民间传统手工艺传承模式改革，逐步形成民族工艺职业院校传承创新的现代机制。”可见，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已经成为实施高技能人才振兴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现实需要。本文基于国家对职业教育与传统手工技艺的重视，以及传统手工技艺和职业院校本身的特点，力图探寻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路径。
一、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意涵
回顾学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发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特别是传统手工技艺类职业院校传承的研究比较少，要了解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的意涵，有必要理清相关概念。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正式确定“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这一名称，并且定义为“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我国2004年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1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
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至少具备三种基本特征：第一，价值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一定是具备或政治价值、或经济价值、或文化价值、或多种价值的合体。第二，认同性。“被视为文化遗产”表示事物要被认识主体认同和接受，要视其为文化遗产，这种认同感是要从内心而发，而非人云亦云，这也可以称为“接受性”。第三，活态性。即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和“无形”形态。“无形”形态指被视为文化遗产的无形的表现形式，“有形”形态指与表现形式有关的实物等物质形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要依附于人，有的还要依附于物，人和物都可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2]其活态性也可以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以人为传承主体代代相传保留下来的流动的活态文化。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7年在菲律宾举办了“工艺品和国际市场：贸易与海关法典”国际研讨会，对手工艺的定义为：“纯手工或使用工具、机械制作的产品，但强调工艺的最主要的来源是工艺制作者的直接的手工劳动。”。我国《说文》中记载：“工，巧也，善其事也。凡执艺事成器物以利用，皆为之工。”《考工记》中曰：“知者创物，巧者述之，之世，谓之工。”《辞源》中将“工艺”解释为“手工技艺”。手工艺制作有别于大批量机械生产，它通常通过一定的艺术构思，纯手工或借用一定的工具，以手工作坊的方式制作。而“传统手工技艺是指对手工制品进行装饰性、艺术性的加工过程，以及在这个加工过程中的全部技巧和工艺。”[3]
基于上述“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手工技艺”的定义，我们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手工艺人纯手工或者利用一定工具手工制作出的，具有实用性、创造性和观赏性且被人们视为文化遗产的技艺以及制作出来的产品。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具备非物质遗产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特性：第一，具有手工性。手工性是其本质特征，无论是纯手工还是借助工具，但归根结底都是主要靠手工艺人的双手去制作。第二，具有生产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最开始流传就是人们应生活所需进行的一种生产方式，具备生产性特点。第三，具有艺术性。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逐步发展为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正如日本民间工艺学者柳宗悦所说：“只有工艺的存在我们才能生活……如果工艺是贫弱的，生活也将随之空虚。”[4]手工艺人对产品精雕细琢、用心创造，使产品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价值，装饰人们的生活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
（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
鉴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特征和职业院校培养“生产型”人才，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是指各类各级学校，特别是职业院校传授和承接传统手工技艺的目标、内容、路径和评价。这种学校传承是在借鉴传统手工技艺家庭传承和师徒制传承模式的基础上，学校与政府、企业（行业）、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传习院等多主体紧密联系，在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确立职业院校传承目标，构建职业院校传承内容，探索职业院校传承方式，建立职业院校传承效果评价机制。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具有丰富内涵。在传承目标上，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促进职业院校发展，培养拥有传统手工技艺且符合时展的高技能人才；在传承内容上，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容纳入学校的课程体系，包括传统手工技艺的理论知识，文化背景知识，技艺具体训练操作以及实习实训等课程；在传承途径上，职业院校传承传统手工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通过技艺教学的开展，大师工作室的建立，技艺大赛的举办等途径；在传承评价上，形成多元主体评价，多元内容评价，多元方式评价。多元主体包括职业院校、企业、技艺传承人、家长等；多元内容包括传统手工技艺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多元方式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
二、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困境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的内涵增强了学校传承的解释力和动力。但是，由于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与学校教育长期脱节，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具有多种困境。
（一）传承观念陈旧
传承观念陈旧是指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遇到的相关传承主体过时的传承理念、传承思想和传承价值观。这种陈旧的传承观念源于：一是传承人的“传技观”。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历来就有接代传承人，需要特定条件，并形成了传承谱系。一般只是家族传承，师徒传承，传给亲人或者指定徒弟。这种“绝技不外传”观念，造成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困难。二是职业院校的“专业观”。目前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大多趋向设立机械、信息、汽车等市场经济体制下应用性强、见效快、现实利益大的热门专业，而传统手工技艺学成时效慢，不利于传统手工技艺的广泛传播。三是家长和学生的“读书观”。家长和学生认为传统手工技艺实用性不强，培养见效慢，缺乏市场，认为学习传统手工技艺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科技社会。这些观念成为了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的首要困难，且是最为关键的困境。
（二）传承内容零散
传承内容零散是指职业院校传统手工技艺专业课程，专业内容缺乏系统性。目前有部分传统手工技艺已经引入职业院校，主要集中在活动课程和素质拓展课程，且是一些简单的普及性知识，缺乏系统编排的学习课程。职业院校缺乏传统手工技艺课程体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缺少相关专业教材。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主要是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缺少相关教材，而传统手工技艺类教材编写困难，这导致了专业教材稀少。二是缺乏相关实习基地。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不仅理论教材缺少，实训基地建立也存在困难。许多传统手工技艺是家庭作坊并且保存着原生态的传承方式，不接纳学生实践；基于传统手工技艺纯手工的特点，即使家庭作坊接收，也无法解决学生大规模实习实训问题。
（三）传承队伍薄弱
传承队伍薄弱是指职业院校传统手工技艺专业教师和技能大师缺乏。一是传承主体老龄化，难以承担繁重的教学工作。传统手工技艺的传承主体往往是小团体或者个人，传承范围较小，随着时间的推移，传承人逐渐呈现老龄化和断层现象，数量不断减少。二是传承语言方言化。传承人生活在民间，习惯使用方言传授技艺。职业院校引进传承人则会遇到其不善于或者不会用普通话教学的障碍。三是传承技能缄默化。传承人传授技艺多是一种师傅演示，徒弟观察模仿的缄默技能传授。而学校教育面向大规模学生授课需要大量的语言传授，这种技艺传授缄默化则不利于技艺快速传授和技艺大规模实训。
（四）传承环境欠缺
传承环境欠缺是指职业院校缺少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和传播所需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一方面是自然环境，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环境是指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等综合的自然条件。“自然环境又称物理环境，即一般生态学所称的生态圈，主要包括地理位置、地质、地貌、自然资源、气候等综合的自然条件。”[5]自然环境对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生存空间和自然资源。比如景德镇，提供了陶瓷技艺的传承特有的泥土资源，其他地方缺少这种泥土就难以烧制景德镇瓷器。因此，职业院校不能脱离所处地域特征随意选取传统手工技艺作为学校专业。另一方面是文化环境，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环境是指在技艺传承过程中形成的各种价值观、文化、态度等无形条件，主要体现在传承主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创造性的影响两方面。比如，洮砚乡是一个藏汉杂居的地方，受佛教环境的影响，洮砚艺人雕刻了很多佛像作品。职业院校缺少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的文化环境。
三、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校传承路径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的种种困境，为职业院校传承和保护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突破方向。
（一）转变传承观念
转变传承观念是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职业院校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一是传承人转变观念。传承人是传统手工技艺传承的主体和发扬传统手工技艺文化的源头，传承人应当树立“技艺共享”观念，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逐渐濒临消失的现实困境，积极应对市场经济对传统手工技艺提出的更高要求和挑战。传承人只有转变观念，扩展传承主体，这样传统手工技艺才能细水长流。二是职业院校转变观念。目前许多职业院校办学与普通教育办学逐渐趋同，缺乏职业院校的特色。职业院校应该立足“职业”特色，意识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生产特性及其传承人的职业特性，选择与当地紧密相关的传统手工技艺类别，打造特色传统手工技艺专业。三是家长与学生转变观念。学习传统手工技艺不仅是一种实用性的生产性活动，也是一种能够熏陶学习者艺术修养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集工匠文化和艺术文化于一身的活动。家长和学生应该看到传统手工技艺的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鼓励孩子学习传统手工技艺，成为技艺巨匠。
（二）构建传承课程
职业院校构建传统手工技艺专业课程可以从三方面入手。首先，建立研发队伍。研究队伍深入传统手工技艺生存环境，参加技艺传承实践，与传承人一起开拓、研发相关技艺的校本教材，从而设立相关专业课程。其次，融合现代科技。传统手工技艺得以保存关键取决于它不断适应社会的发展和需要，在科技发达的当今，职业院校需要将传统手工技艺课程和当代相关领域科技课程相结合，相辅相成，探索一种既保存传统手工技艺本身特点又融合现代科技的课程体系。再次，构建“一体化”课程。基于传统手工技艺是一种行为传承，学校要将传统手工技艺理论课程实践化、实践课程理论化，分配好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课时比例，偏重实践课程。
（三）加强传承师资
职业院校加强传统手工技艺传承师资有两条途径：其一，引进年轻传承人。基于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老龄化和老年传承人方言隔阂的特点，职业院校可以引进相关传统手工技艺的年轻传承人，组成一个学习团体向代表性传承人学习技艺，并且利用信息时代的传媒工具将传承过程都录制下来，用以传承教学。学校利用这种方式既可以一定程度增加传承主体，也可以提升传承师资的专业能力。其二，发展潜在专业教师。学校组织与传统手工技艺类似专业的教师，深入手工艺传承场所学习。其专业教师具备良好的专业能力，在学习传统手工技艺能够触类旁通，进入传承场所学习能够高效地接受技艺传承，比如具有绘画功底的教师学习雕刻和刺绣则有较好的美术基础和审美品质，则能够快速学习技艺。这类潜在教师可以作为传统手工技艺专业教师的发展力量，与引进的专业传承人形成师资梯度。
（四）营造传承环境
职业院校营造传承环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因地制宜办专业。开办传统手工技艺类专业时，结合技艺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历史，就地取材，选择当地拥有的传统手工技艺作为学校专业。另一方面，创造条件设环境。学校可以建立大师工作室，将原生态的传承模式引进学校作为学校传承方式之一；定期举办传统手工技艺节，提供学生展示专业能力的平台；招商引资建立校内传统手工艺街，营造手工技艺文化环境。
参考文献：
[1]文化部外联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公约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2]马自树.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n].中国文物报，2004-05-14（05）.
[3]张素霞.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传统手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效果评价模型构建和保护体系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4：14.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5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学教育课程设置传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历史使命
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丰富的资源大国，不同的地域有着不同地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地域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见证和载体。然而在经济强势和文化式微的宏观背景下，面对开放多元的生存环境，那些主要靠言传身教、心领神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继乏人。某些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瑰宝由于老艺人的离世而不断地消亡，乃至成为绝响。因此，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非遗的保护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区域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学校是一个教育、文化的中心，每个学校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它不仅是某一特定精神文化的品牌标志，而且还是文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正确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充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努力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功能，构建特色鲜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是历史赋予的重要使命和迫切要求。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教育服务社会的优势所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载体。教育作为文化传承、发展与创新的重要平台，在教育教学中融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是势所必然。2002年10月，中国高等院校首届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标志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进入中国教育体系。各地教育以服务地方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发展为办学的宗旨，在这个新课题上也是当仁不让。高校汇集了大批的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造发展的主体。高校师资力量雄厚，拥有丰富的智力资源，可以为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提供专业指导。高校还具有科研创新的优势，能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理论研究工作和教育实践，调动学校内部各方面力量，争取地方各界支持，举办学术研讨会，设立研究机构，展示研究成果，为非遗教育传承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保证。高校在组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传承活动中，有相对于其他社会力量更加突出的优势。而几年的发展，这个问题已经深化，不仅仅是高校教育的普及，而从小对学生树立一个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势在必行。因此我觉得完全有必要在中学阶段开展非物文化教育。这也是社会和国家的使命，是教育服务社会的具体表现。也是重大优势所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
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民族精神的瑰宝，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教育审美价值。它的历史文化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是不同民族或群体的文化积淀，反映着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文化变迁，是现代和传统对接的见证；它的教育审美价值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了丰富的文化知识、工艺技能、伦理道德和审美情趣，能够熏陶人的情操、培养人的能力、提高人的素质。因此，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工作，有助于培养学生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形成正确的核心价值理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怀，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民族自信心；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格修养和审美理想，激发奋斗向上的追求精神，锻造真诚和谐的人格魅力；有助于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激励创新意识，提高实践能力；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文化素养和文化品位，增强可持续发展力，让学生理解“真正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含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是提高教育精神文明质量的重要举措。非物质文化遗产校园传承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国家工程。校园传承关键在于学生，学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人及传承人。
校园传承能扭转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链条濒临断裂的局面，能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找到一剂良方，在学校中进行发展性传承，就是在保护其基因和文化生态的同时，树立发展性思维，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兼收并蓄和开放包容。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各种方式，用理解的方式来教学，探索寻找出行之有效的教学传承模式，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保护；通过学校的课堂行为让更多的人感知、熟悉、传习非遗文化；通过在学校的交流、展示及传承，培育传承机制，培养后继传人；通过培养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最终形成全民学习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环境和氛围。以此为契机，对于我们身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并将文化在校园内不断的传承，为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教育传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是符合历史客观规律的，关于非物质的遗产的教育传承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王文章主编：《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
[2]中国艺术研究院著：《中国非物质文化普查手册》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1
[3]苑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教程》，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2006.10
[4]周和平：《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6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承下来的精神产品，它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和信息，不仅是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也是提升民族自豪感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理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传统文化的珍贵回忆，也是“我们今天与过去的沟通渠道”。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活态性、无形性、传承性、多元性等特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传承、保护，都不可能由一个人甚至一代人完成。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要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升到国家利益的高度加以重新认识。
一、深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是树立正确保护理念的基础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有这样明确的表述：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方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和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非物质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是指它的存在形态是无形的、不以一定的物质形态存在于一定环境之中；通过非物质文化具有的生命特征和活态性表现出来的精神产品。
（二）民族性
所谓民族性是指具有基本相同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等区别于另一个共同体的，具有鲜明地域特征和民族色彩的共同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族性，可以理解为“是一种通过某个民族或居民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作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三）传承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不脱离民族的特殊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的“活”的显现，因此，它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它的传授，一般是用口头语言构思、歌唱或讲述，以身、口、耳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不断得到丰富，这种艺术既珍贵又极其脆弱。类似于像天津邵公庄萃韵老音乐会、杨柳青年画等，应当特别重视传承人的作用，否则的话，就会面临失传的危险。
（四）价值性
价值有内在价值以及外在价值之分，内在价值是指其本身具有的思想、精神与方法，外在价值体现的是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就是其所表达的文化思想和精神，而外在价值则体现为经济价值、教育价值以及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利益是一种精神利益，它不专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保持文化形态多样性、人类的创造性。
二、认清问题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
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自2003年实施以来。目前，国务院已经公开公布了上千项部级非遗名录，抢救了一大批濒危的遗产，但在实践中，我们也逐渐发现了很多问题。
（一）重开发轻保护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味地注重开发非遗的经济价值，却忽视了对非遗的保护，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主力军的民众也表现冷漠，积极性不高，从而导致力量不够效果不佳的状态。这样，由于保护意识淡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常出现“重申报、重开发，轻保护、轻管理”的现象，少数地区存在商业化、人工化和城镇化倾向，进行超负荷利用和破坏性开发，损害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二）缺乏规划、保护机制有待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个“点多、成长、面广”的系统工程，但就目前我国的情况来看，由于各地区政策不一致，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存在点面断裂，条块分割的情况，这往往导致了盲目开发，不但使经济价值不能得到合理利用，反而对遗产造成了破坏。另外，非物质文化保护涉及到许多行政管理部门，但多部门管理，存在管理职责不明、效率低下，甚至相互推诿，工作难以落到实处。
（三）传承上后继乏人
现阶段的保护，主要是通出资帮助传承人或者设立自然生态保护区。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因传统文化一般都为口传心授，并且多为难学难懂，所以极少有人愿意师承非遗传承人。目前，在世艺人老龄化普遍存在，这些传统技艺将面临失传、后继无人。然而，由于众多传承人自己的生活缺乏保障，无法传承传统文化艺术，许多传承人虽然身怀绝技，但却因为没有足够的社会地位，自己掌握的传统文化得不到相应的承认。因此，非遗项目也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意义认识不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然而，长期以来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至于祖先创造和传承下来的文化信息，出现中断和遗失。不得不注意的是文化有一种特殊的塑型作用。美国文化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发现：“生长于任何社会的绝大部分个人，不管其制度的特异性如何，总是毫无疑问地认定了社会所指定的行为”，“大多数人由于其天赋的巨大可塑性，而被塑造成了他们文化所要求的那种形式。在社会塑造力量的作用下，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改造。”也就是说文化所包含的精神的内容，对于国家、民族的塑造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再认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状况以及公共参与保护和共享保护成果的程度，彰显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社会文明程度以及社会公众生存发展的品位和质量。可以说，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树立，是我们走向文化复兴的必然之路。
正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理念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系统的整体观。从系统科学提供的理论出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要树立整体保护的理念。也就是说，这里的整体性包括三层的意思：（1）对文化生态环境的保护。在这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民族文化生态保护村等措施实现。（2）对于那些已经失去生存条件的文化形式的保护。在这方面可采取收入博物馆的方法加以保存；但对于那些仍然有生命力，又有开发潜力的传统手工艺和民间艺术，则可以进行合理开发，以生产性的方式加以保护。（3）对于正在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进行抢救性保护。例如，一些传统的技艺，一些传统民间文学等等，掌握在我们一些艺人的手上和心里。那么这个人一去世以后他的技艺如果说没有保存下来的话，没有传给后代的话，这个技艺就会消失。所以我们要尽快用录音、录像、亲笔记录等方式把他保存下来。
第二，可持续的发展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巨大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因此，仅有应急性措施还不够，还需要有科学方法和法律体系以及政策的规范作保障。特别是在当前，法律体系不健全、地方政策又出于地方利益考虑、行政管理部门存在管理职责不明的情况下，就需要政府下大力气，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运筹帷幄，协调国家与地方、集体与个人的关系，制定长远的保护与发展的规划。“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实践过程的当下演变，更是当下实践过程的留存与映照，因而传承主体自身就肩负着传承与创新的双重职能，既要把自身所掌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毫无保留的传承下去，又在自己的保护与传承实践中不断有所创新。”这样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功能转型，从而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7
〔关键词〕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文化空间
湖南人民在长久的社会历史实践活动中创造了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不仅形式多样，而且内容丰富，体现了湖南区域乃至江南一带传统的审美与价值观念，也凝聚了这一地区深厚的传统文化精髓。然而，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大量湖南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保护性开发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挑战，尤其是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文化艺术门类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多年依靠口头传承、言传身教，大多处于人存即存、人亡艺亡、人去歌息等境况，对湖南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十分不利。而当前的保护与传承措施往往流于形式和眼前，缺乏从理论高度和长远考虑出发的视角。为此，本文拟以文化空间为视角重新探讨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引起人们对这一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
一、文化空间视角的提出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通过，掀起了全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如今，十多年过去了，对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政府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依然是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如何保护、如何传承，尤其是以什么样的原则、立场、理论进行保护与传承，一直是相关部门、学者研究和探讨的热点问题。他们吸收了历史学、语言学、文学、哲学、地理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及成果，从自身学术关注与追求出发，多视角、多维度、多层面地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给予了丰富且有价值的论述。其中，从国外研究引入的文化空间理论视角颇受学术界重视。[1]
在全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即是“文化空间”，它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关键概念。其内涵指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具有特殊价值的事物的集中体现，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展示的集中场所，也是举行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活动的特定时间。有的学者将文化空间提升至人类学的概念范畴，认为它是人类文化有规律性表达的地方。无论对文化空间的定义如何展开――是从地理上亦或是从抽象上，它都离不开四大关键要素，即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
在文化领域，象征是文化的一项基本内容，是文化独特性表现的意象载体。一个特定的文化空间至少有一个核心象征，它是该空间中所有成员认同的意识基础。至于象征到底有什么物化表现，其实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是否有象征，这种象征是否关系到整个文化空间的演替、兴废或变革。与象征紧密关联的另一个要素是价值。文化空间中的价值是所有成员的精神创造与积淀，对文化空间内的行为方式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价值的缺失，意味着文化空间将在不协调中陷入混乱。所以，对文化空间的保护同时也是对价值的保护，它与象征一起构成了文化空间的核心价值体系。如果说象征和价值是文化空间的抽象表达，那么符号就是文化空间最为形象和直接的表达了。诸如民族歌舞、服饰、饮食、建筑等都是文化空间中反映文化特性的符号。它是象征及价值的外在物化，也是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最直接的工作对象。文化空间与文化本身一样，是历史与集体记忆的产物。记忆既是文化空间生生不息的动力，也是文化传承的主要内容。由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构成的文化空间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领域的前沿理论研究对象，因而也是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研究的重要研究视角。
二、即有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
湖南有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尤其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底蕴深厚、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独具风味。据不完全统计，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有近三万个，其中，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等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项目占据了一半以上，形成了湖南区域独特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2]
（一）音乐文化空间。音乐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反映民族价值、精神、力量、意志、幻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作为多民族聚居之地，从来不乏优秀的音乐文化资源。湖南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新化的山歌、麻山的锣鼓、桑植的民歌、澧水的号子、苗族和土家族的民歌等等。举例而言，在湖南湘西的苗寨，民歌有“五腔十调”之说，每种腔调都有不同的演唱方法和技巧，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空间符号。“五腔十调”所表达的喜悦、悲伤、平和等情绪既是民族集体或个人情感的象征，也是对音乐的价值赋予。苗寨的山歌和湖南其他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一样，是人们在长久的社会实践和艺术沉淀并传承下来的，是集体或个人历史记忆的一项艺术单元。
（二）舞蹈文化空间。湖南境内各个民族都拥有象征各自生活、风俗、劳动习惯的传统舞蹈。在邵阳、怀化、永州等地区，不论婚丧嫁娶，还是赛会迎神，亦或是农闲时节，舞蹈已经深入人们的“骨髓”，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湖南的舞蹈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瑶族的长鼓舞、张家界的高花灯、苗族的芦笙舞、土家族的摆手舞、汉族的龙舞和狮舞等等。举例而言，土家族的摆手舞充分展现了这一古老少数民族的传统风俗，舞蹈动作象征刀耕火种、民族迁徙、捕鱼狩猎、传说神话、古代战事等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而土家族的另一项传统舞蹈――茅古斯舞，更被称为“中国最古老的舞蹈”和“中国民族舞蹈的源头”。这种舞蹈记忆的历史传承在当今诸多研究者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充分证明了这一特定文化空间存在的悠久而深厚的底蕴。
（三）戏剧文化空间。湖南的地方戏剧历来都是中华戏剧艺林中的一朵瑰丽奇葩，花鼓戏、花灯戏、武陵戏、苗剧、湘剧等长期绽放于中国剧坛。举例而言，邵阳的布袋戏，集戏剧、木偶、表演等技艺于一身，具有新奇、精致而不失神秘的艺术魅力。而邵阳一带的苗戏和侗戏以其浓郁的少数民族文化色彩成为我国民族戏剧文化中的独立品种。这两种少数民族戏剧综合了说唱和歌舞艺术，不仅承载了苗族和侗族的传统文化与审美情趣，还象征着两族人民豁达乐观、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和乐生意识，成为两族人民绝不会遗忘的历史文化记忆。
（四）曲艺文化空间。湖南的曲艺文化与其他中华传统曲艺文化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民间歌唱艺术及口头文学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成型和成熟的一种艺术表演形式。而湖南的曲艺形式可谓种类繁多，已知流传过和现存的湖南曲艺种类就超过三十种。湖南的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长沙的弹词、常德的丝弦、瑶族的谈笑等等。举例而言，湖南四大曲种之一的长沙弹词，以长沙方言为语言符号，以塑造人物故事为艺术主题，靠艺人的自弹自唱来反映长沙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具有几乎与长沙城一样悠久、鲜明的历史文化记忆。
三、挤压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困境
尽管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种类繁多、魅力无穷，但不可否认，其文化空间正在因多种原因遭受挤压、面临挑战，从而不同程度影响了不同种类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3]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措施多，实际履责少。当前，湖南境内各市县区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普查、申报等工作都比较重视，但这些工作往往不具有持续性和系统性。当普查和申报结束，相关工作机构即被撤并，工作人员也大多返回到原来的本职工作中去。根据调查走访的结果，很多相关机构办公室要么没人上班，要么只在门口挂着一块牌子，室内空空如也，更有甚者连专门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如此，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业研究人员、从业人员的研究与职业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对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也只能停留在文件中，不能很好地得到执行。
（二）传承有困难，状态无改善。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在受保护的平台上能获得定期的、有计划的演出是保障生存、实现传承的基本手段。然而，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演出既缺少平台，又缺少计划，它往往只有在应邀参与红白事演出的过程中才能与人们见面。此外，由于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众多表现形式都是以古老声腔或简单舞姿为载体，很难吸引年轻人拜师学艺。而年长的艺人们也很少以此为生，往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务农或经商上方能保证家庭经济来源。在湖南，除了那些最有代表性或影响力比较大的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外，很少有艺人能获得相关生活补贴。缺少基本生活保障，让实际负责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们难以安下心来表演和传承，更不会去深入思考这一文化遗产的未来。例如前文提到的邵阳布袋戏，目前获得正式承认的传承人只有一位，这项文化遗产不得不面临断代甚至灭绝的窘境。
（三）矛盾未厘清，原味渐消散。多年来，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一直是一个矛盾的话题。不少学者认为，遗产是祖先留给后人的，后人对此能做的只有保管好它，并把它原封不动交给下一代。但现实的情况是，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在现代科技和现代意识的作用下被创造、包装和发展。例如湖南的花鼓戏，有着近两百年的历史，早已形成了比较固定的表演模式和艺术记忆。而现在当人们一提到要保护和传承花鼓戏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去创新发展花鼓戏以适应所谓“时代的要求”。如此一来，著名花鼓戏《刘海砍樵》中的“胡大姐”在很多演出场合要么打扮得时尚靓丽，要么穿着艳丽妩媚，原本勤劳智慧、朴素善良的胡大姐渐渐远离了人们的视线，取而代之的是被艺术新潮流包装得五光十色的新人物，“遗产”失去了它原本的底蕴和韵味。
四、拓展文化空间：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面对上述问题和困境，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迫在眉睫，只有站在文化空间的理论高度，以扩展文化空间为切入点，才能为这一保护与传承提供尽量多的可能性和可行性。[4]
（一）注重文化空间整体保护。包括湖南在内，中国大部分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都存在一个误区，即将关注点集中在单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上，客观割裂了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从而忽略了它们共生共存的文化空间。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同样存在这一误区，既缺乏历史纵向的联系，又缺乏空间横向的串联。例如湘西不同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文化从来不存在时空上的绝对隔绝和独立，而是有着密切的关联性。它们的象征意义、价值观念、艺术符号、集体记忆等多有相似之处。既如此，对这类遗产的保护就不能各自为阵，而要将它们放在一个大的文化空间背景下加以对待，保护它们共同的象征、价值、符号和记忆。
（二）融入文化空间生产观念。关于文化空间的生产观念是欧洲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贡献之一。其核心内容是，在现代化的冲击下，要坚守传统、保护古旧固然值得提倡，但绝不能无所作为，必须通过文化产品的生产传递传统文化的观念和价值，使传统文化的外在表现物或承载物得以继续存在。这也是目前国际上在文化空间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受到广泛认可的保护理论模型。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空间的生产并非要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来面目，它更多偏向于文化的复制，既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延续性和观念延续性，又扩大新的、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湖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融入文化空间生产观念，就是要将诸如苗寨歌舞、侗族戏剧等带出偏远的深山，通过新兴的媒体宣传手段原汁原味复制给更多的人欣赏，让他们在了解中接受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韵味的熏陶，在接受与熏陶中自觉保护和传承这一遗产。
（三）扩大文化空间传承需求。正如前文所言，传承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物质动力，也就缺乏人才资源。有鉴于此，要尽量开拓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空间，要广泛调研和认真研究原有文化空间中的原住民和新开拓文化空间中的现代人，他们对于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渴求和生活质量要求。单纯注重物质、经济要求和利益是不能为传承提供不竭动力的，只有在加大宣传和复制力度的同时充分获得文化空间内人们的反馈信息，才能及时了解和把握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所处的空间环境，进而有的放矢采取补救或助推措施。例如对长沙弹词的传承，绝不缺乏会说长沙方言的年轻艺人，需要思索的是，如何满足他们的要求，将他们吸引到合适的艺术学校教育体系中，有规律、有计划、有目标地传承该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综上所述，湖南区域表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在面临保护与传承困境的现实情况下，有必要站在文化空间的理论视角下，认真审视不同文化表演形式的象征、价值、符号与记忆要素，注重整体保护、融入生产观念、扩大传承需求，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出表率。[5]
参考文献：
[1]顾军.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运动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2-43.
[2]刘鸣泰.湖湘文化大观[m].长沙：岳麓出版社，2003：1-3.
[3]孙文辉.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94-95.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8
[关键词]旅游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藏着珍贵的文化基因，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随着世界一体化的加强和现代化步伐的加快，越来越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消失。旅游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展示自己文化形象、文化底蕴的最佳窗口之一。如何在旅游开发中保护好我国民间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这一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划分为五大类：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二是传统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我国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探索中采用先进的科学分类方法，编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成16个基本类别，并下设次级类别分类，这一分类体现了我国的鲜明特色，又借鉴了国际分类标准，具有实践可操作性。
二、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作用
（一）旅游业的开展有助于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通过旅游增强人们对各种文化形式的认知，对文化进行传播，也在潜意识中形成保护的意识[1]，唤醒旅游者和非物质文化持有者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体民众共同行动起来，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旅游部门有其独特的行业优势，可以寓教于游，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旅游目的地民众也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价值，从而自觉地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一份子。花溪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区，区内居住着苗、布依、侗、仡佬等22个民族，创造了硕果累累的民族文化财富，包括民族节日、地方戏曲、民间乐器、民间文学、民居、民间工艺、服饰、特色饮食类别。随着“十一五”期间花溪区把旅游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培育，加快旅游文化大区建设、争创旅游文化产业增长速度新优势，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镇山布依族六月六歌节”、“大寨地戏”、“孟关猴鼓舞”、“高坡苗族射背牌”、“镇山石板房”、“石雕工艺”、“花溪苗族挑花”、“青岩玫瑰糖”等在旅游的发展中在全市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特色民族民间文化品牌。
（二）旅游市场的需求可刺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复兴，同时激发文化遗产在恢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创造，为其营造了生存繁衍的环境
目前，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中已经显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迹，而且，因为旅游业的拉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以增强，影响力得以扩大，传播范围得以延伸。譬如说花溪区旅游以苗族“四月八”、布依族“六月六”歌会等会节赛事为主，组合布依族的地戏、傩戏、苗族跳场、射背牌、猴鼓舞、青岩花灯戏等，推展的民间歌舞旅游线路，每年接待游客数以百万计，既扩展了旅游的产业链，又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复兴形式。尤其是花溪大寨地戏，在传统剧目形式上又增加了一些创新，不断完善，真正实现了传承与发展并存。
（三）旅游业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求新的保护方式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采取抢救式保存、博物馆保存、传习机构传承、学校教育传承、民间活态保护等五种方式，这五种保护方式都有与旅游的结合点。抢救式保存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之旅，博物馆保存如贵州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本身就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可结合传习机构和学校教育传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可结合民间活态保护，花溪区在“铁链械”项目进校园工作上做了大胆尝试，将体育与铁链械的表演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及赞誉。做好资料式保护，对挖掘的花溪苗绣、孟关苗族猴鼓舞等作品和传承人，采用文字记录、图片拍摄、声像片录入等多种手段进行记录保存。可借助特殊性主题开展旅游活动，如红色文化遗产旅游。近几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迅速发展，一些红色文化遗产的革命歌曲、绘画、传说及长征精神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2]。
（四）旅游业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此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因此，旅游开发无疑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最佳途径。合理利用旅游业带来的资金支持，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极大促进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并筹集一部分资金解决投入不足的矛盾。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因为其现代文明和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客观上得到了保护，而这些地方正好也符合现代旅游所追求的回归自然、崇尚绿色的格调，发展旅游的前景较好。如云南民族歌舞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方面，功不可没。“99世博会”、云南石林“火把节”期间，彝家大型民俗歌舞“祭火神”、“火把节的传说”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和篝火晚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3天内国内外游客达7万多人，旅游收入达386万元[3]。据有关统计表明，云南西双版纳旅游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73%，丽江财政收入的90%来自旅游业。由此可见，旅游开发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产业的良性推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旅游价值，可以为旅游产业注入鲜活的文化因素，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这种旅游资源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是民族延续的源泉，是民族发展的生命力，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群体意识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具有无形资产特点的精神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休闲旅游价值，可以为旅游者提供艺术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民族生活风貌、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存较好的大量艺术作品，特色鲜明，反映了历史审美风尚和审美标准，极具审美、观赏价值，受到当代人的普遍认同，并且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这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物质形态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作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打动人心、震撼心灵，具有审美价值；一些艺术精品、美的杰作成为文化传统的符号和历史生活的象征，具有观赏价值；一些作品世代流传、极具天成之美，虽然独具特色，但得到世人认同，具有认同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历久弥新，其装饰、陈列、使用功能体现了其具有的实用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教育旅游价值，可以在旅游实践中寓教于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规范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基本力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具有和谐的社会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大量传统伦理道德资源是一种文明的积淀，是基本社会秩序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也是个体逐渐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不断走向和谐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大量人文知识，是伦理道德观念、民间风俗习惯的缩影，所体现的人生礼仪、社交礼节、生活习惯、生产传统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教化的重要知识来源。旅游者通过旅游，能身临其境，进一步详细了解旅游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增加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受到熏陶、影响，对旅游者起到教育的作用。
四、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完善协调保护机制，以开发促进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乱开发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混乱，管理混乱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多头管理。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首先要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关系。旅游业与遗产管理的关系是处于平行共生阶段，需要旅游部门与文化遗产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积极沟通、协调，求大同存小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为中心，理顺各部门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在旅游开发中，要坚持保护非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态性，特别要加强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区保护，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走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体化开发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旅游开发方式进行有效对接，以促使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二）加大文化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遗产保护认识
加大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唤醒全社会对保护工作的自觉意识，是确保非物质文化资源免遭破坏，同时促进保护、发掘、抢救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所以，如在旅游活动的场所及旅游过程中，引入对非物质文化资源历史文化价值及保护意义的宣传教育，通过生动真实的介绍、讲解和宣传，最大限度地激发游客对保护工作的责任意识，这也是提高旅游活动吸引力，增强旅游活动文化含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方法[4]。有些地方运用此方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现在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纳西族民族歌舞表演，以及泸沽湖民族博物馆的摩梭人歌舞表演，都是政府组织当地群众的进行的表演，这就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旅游行业从业者要加强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培训
旅游行业要结合工作实际，搞好专题培训，尽可能培养出一支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兼职人员队伍，在培训内容方面要求了解基本的东西，比如非物质文化的一些特性、当地非物质文化的内涵，如何更好地向顾客推销和演示，建议借助图文声像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加强宣传，让游客更直观了解。旅游行业从业者还必须要认识到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的重要性。1964年的《威尼斯》提出的“将文化遗产真实地、完整地传下去是我们的责任”，可以认为是对原真性的一个很好的解释，这就要求旅游从业者尤其是一些讲解演示者，认真研究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根据其合理形态、方式予以合理地解释和表达。避免出现随意编造、添加没有根据的东西来吸引游客。
参考文献：
[1]华春霞.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旅游开发[J].东南大学学报，2007，（2）：52-61
[2]刘建平，刘向阳.区域红色文化遗产资源整合开发探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9（5）：741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9
一、保护与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博弈关系
目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方面存在两种观点：一是保护性传承，强调忠实地复制文化基因；另外一种是产业化传承，主张遵循市场发展规律、运用现代经营理念、科技成果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以文化艺术为载体而存在。直接表现为外显的行为方式、习俗礼仪，间接传递出千百年来一个民族的思想意识、情感价值，其产生于特定的地域和时代。对一项完整意义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考察的维度有两个，即“文化事项与文化情境。原真状态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表现为一种文化事项。而所谓文化情境，是指具有连续性的历史传统规约下与具有干涉性的特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环境、活动场景等。从时间维度上看，这个界定包含两个方面的要素：一方面是历时的传统规约，一方面是共时的环境条件。历时的‘连续性’使文化事项具有传统特色，共时的‘干涉性’使文化事项发生适应性调整即变异。”［1］文化事项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体的独特性，文化情景则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发展进程中的纯粹性。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功能价值和象征价值。象征价值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观念和文化意义，但在现展过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被更多强调的是功能价值，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它被有意或无意地过滤掉了许多文化元素，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最神圣的、本真的象征价值往往屈从于大众主流文化，完全被从民俗事象与其依赖存续的文化土壤和生态机理中剥离出来，以盈利为目的地被卖出去。另一方面，产业化的标准是大规模的复制生产，工业化中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同一性产品，从根本上抹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象征价值的独创性、差异性和个性化，注定无法使其回归文化原态。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门绝活，口传心授，在一代代传承进程中，其承载的文化内涵，内化为传承人生活的一部分，更是深层的文化认同在民众中的不断被确认与传递。而产业化运作，从根本上抹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体性特征，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只有在其原真性得以保护的状态下才能描述出一个民族完整真实的文化历程。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原生态与其说是一种非物质文化存在的本真样貌，不如说是学者与不同社会力量共同想象建构的产物。无论是文字还是现代多媒体技术记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只能是在某一特定时空背景下对它的描述，而无法完整呈现具有地方性的、活态的、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着的非物质文化。”［2］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的，任何一种文化现象都处于时间与空间的交叉点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实际上就是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关系的问题。纵观历史发展，人类文明都会面临同一个课题：那就是面对现代社会，要么被动保持其传统质直至消亡，要么主动吸收新质转换为现代文明。现代经济作为一种普适性的体系存在，使得现代语境下的传统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已经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边际闭合，时代在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对应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也产生了巨大变化，产生于农耕社会背景下、作为彼时彼地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下社会里已经演化为符号化的文化表征，市场需求成为发扬传统文化的前提和动力，非物质文化遗产走产业化道路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实境遇决定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稀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产业化运作其实质在于通过规模化的非物质文化产品生产，在市场经济中凸显非物质文化的经济价值，一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能耗低、污染少，对其进行产业化经营，可以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吸纳大量劳动力；另一方面，只有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经营，通过文化资源到文化资本的转化，才能有更多的资金反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使其在众多异文化的冲突中发展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几个关键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真性保护与产业化开发二者孰优孰劣，学者至今聚讼难决，但是掌握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将有助于问题的探讨。
（一）内核与外形内核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同民族独特创造力和思维意识的体现，其实质是抽象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在表现个体和群体与自然界的互摄关系，是在追求文化本真的过程中在某种精神指引下的生活习俗创造，与之相对应的是特定的文化场域，它溶化着历史、地理和风俗的因素，并通过制度化的规定符号化为集体记忆，这是其内核。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独立地存在，它必须依附于某个特定的载体才能显现、传播和传承。外形则是其载体，通过融入时代元素，在形态和载体上对其进行修饰，从而使之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以实现其动态的传承和发展。但是，二者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一旦舍弃对核心价值这一灵魂的发掘与保护，也就等于从根上肢解了它的有机生命，文化也就不再是活的文化……因此，符合社会发展形态，反映社会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业化开发、改良是可行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社会价值，达到整体性保护、动态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3］
（二）活态性与原真性空间上的播布和时间上的延续是文化存在的参照系，文化在时空中运动，通过不断的再生产维持自身平衡，而事物演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进化、播化、涵化的复杂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它包含这种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传承这一文化载体的传承人的独特创造，并包含从这一文化形态中获得的价值观念以及文化发展与再创造的原生动力，规定了亲切的民族群体心理的皈依关系。“文化体系与文化元素有着不同的命运：体系消解，元素犹存。一方面，在新的文化系统中会产生许多新的文化因子，以适应时代的要求；另一方面，传统的文化基因作为一种结构元素，会以新的方式被整合入新的文化体系中。”［4］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与发展依赖于特定的民族生境，而“一个民族的自然生境与社会生境都是特有的，两者的总和会被称为该民族的固有生存生境。”当地百姓的日常生产生活共同构筑了一种区域社会的民俗文化，不是所有的“非遗”都能超越民族和地域的界限而落地生根的，这就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定的相对稳定的形态，具有相对模式化的原生性特征，离开了原生空间及本真文化，即使“非遗”技艺犹存，其承载的核心理念也难免会变质，其结果必然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亵渎和破坏。
（三）文化特征与经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非物化的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较高的审美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具体体现在历史、艺术、科学和教育等方面，它是人类不断更新和叠加的历史文化记忆，汲取了各个时期的文化精华，由此形成的外界对该地域文化的热切期盼，成为族群内部审视自身的一种语境，促发了人们自觉的传承行为。这些宝贵的文化遗存遵循一定的内在轨迹在历史发展的滚滚红尘中发生着区别于原态的自然嬗变。随着社会的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其不同的存在方式更多地适应了现代、当下社会的审美要求，在满足现代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派生出经济价值。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依附于其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的发掘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的目的，保护才是开发的前提和根本。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三个关键点可知：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不同于文物，不仅要发现、挖掘、收藏之，而且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使之吐故纳新，应时而变，只有创新，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在传统价值观与现念交合转化中推陈出新、生生不息。
三、创意———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一）创意的时代已经来临1912年创意经济的先驱者、著名德国经济学家熊彼得指出：现代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创新，而创新的关键就是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传播、使用。在当代社会中，随着经济发展，人们对于文化消费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要求文化产品提供者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以新颖、独特的风格，以特色化、个性化、美观化的产品特征来吸引消费者。创意由想象、文化、情感等要素构成，具有高渗透性、高附加值、高辐射性等特征，创意是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依靠创意人才的智慧、灵感和想象力，借助高科技手段对文化资源进行再挖掘利用，可以使之与任何传统产业相结合，在不破坏原传统产业的基础上，衍生出无穷的新产品、新服务、新市场和创造财富的新机会，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文化与知识含量，带来高额附加值，给传统产业带来源源不断发展的新动力。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创意产业的迅猛发展，创意在相关延伸领域推动发展的作用也在渐渐凸显，越来越多的传统行业逐渐将创意元素与传统产业相融合，以全新的视角和手段为传统产业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创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的新路径后工业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文化多样性存在的重要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经济发达的西方国家和文化资源丰富的亚洲国家都在为本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寻找更为可持续的有效途径。近年来，我国也在探索以各种方法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然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掘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一些传统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因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而濒临失传和消亡等一系列问题伴随社会转型而产生，外来文化的冲击和都市文化的挤压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土壤日渐贫瘠，在这样的状况下，寻找新的突破点可谓迫在眉睫，越来越多的文化工作者发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创意结合为其保护传承找到了新的途径。由于文化创意以智力为资本，是对文化底蕴的深度挖掘与再造，是建立在创意与“非遗”资源有机结合的基础上，通过创意把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和现实生活的一种活态传承方式，从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这种活力一方面体现为继承了产业化运作的持久动力；另一方面又克服了“资源的有限性”，有效避免了因资源被过度挖掘而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例如：通过对影像和声音的数字化采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成音像制品，对其进行保护；通过创意使古老的传说、美丽的神话变为动漫及动漫衍生产品；通过三维资源的采集或三维建模，用数字虚拟现实技术“再现”非物质文化的人文背景、技术操作过程等。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创意实践策略———生产、营销、传播与传承
（一）创意化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农耕社会的产物，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全球进入资源匮乏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遭遇原料、技术匮乏等方面的发展瓶颈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最重要的是依靠创意，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对有限的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利用。例如乌铜走银是云南一种独特的民族民间工艺，它以铜为胎，在胎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然后将熔化的银（或金）水填入花纹图案中，冷却后打磨光滑，再用药水处理，底铜的颜色即变为乌黑的，透出银（或金）纹图案，呈现出黑白（或黑黄）分明的装饰效果。乌铜走银的加工工艺比较复杂，需要经过炼铜、打坯、锻片、捂黑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复杂的工艺使得乌铜走银成本价格高昂，销售价格也非常昂贵。为解决这些问题，“乌铜走银”技艺传承者们进行了一系列创意化生产尝试：通过建立完整的传统技艺基本信息资料库，研发出其手工技艺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并达到精湛工艺的技术，进行产品的批量化生产；利用现代先进的生产加工工艺，以电脑雕刻机刻阴线取代传统的人工手工凿刻，提高产品图案的精细度，用科学的发黑工艺改变了传统的捂黑偶然效果，通过实验得出银和其他合金在乌铜上镶嵌的工艺技术参数，开发完成了圆雕、浮雕、挂件、饰品、文房四宝等多个品种，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创意的结合，既提高了产品生产的工效、能够进行批量化生产，又能够降低成本，在工艺上又不失“乌铜走银”的特点，从而进行其创意化生产。
（二）创意化营销以现代的经营理念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把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最大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又一保护开发途径。例如《云南映象》的成功得益于其对云南民族民间歌舞的独特经营。一方面，就作品抑或产品的创作与舞台呈现而言，《云南映象》中的歌舞基本保持了原生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由来自民间的2／3的演员，穿着云南各民族民间的日常服饰，走上艺术舞台展示他们原始自由的唱腔舞技，在演艺舞台的外在形式和包装上更多采用投影技术营造环境、仿真模拟、高保真视频等现代舞台美术技术，GpS定位技术在灯光与演员的互动中得到体现，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高科技数字化舞美科技将声、光、电、形、影、音等高新技术融为一体，三维数字投影系统使实景与虚拟影像结合并以之设置全虚场景，从而实现了舞台全方位智能化控制。另一方面，其在营销上通过现代企业管理运作机制来进行，如：采用股份制、利用熟悉市场的专业公司（特别是熟悉国际商业运作的公司）、各种媒体全方位报道、演员演出签约管理制度、票务制度等一系列现代企业运营机制，使得《云南映象》从高原村寨走向世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探索出了一种崭新的创意化营销运作模式。
（三）创意化传播随着现代多媒体技术、网络的发展，文化传播从话语转向图像，艺术生产从模仿、复制转向了虚拟。云南自然和文人资源丰富而独特，因其悠久的历史积淀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多民族共生共存孕育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多样的气候、地形、地貌、生物造就了旖旎迷人的自然风光，这些丰富而独特的资源为现代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所需，蕴含经济价值的增值性。云南动漫游戏企业立足云南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出一批具有云南民族文化特色的动漫游戏作品。例如美瑾奇奥传媒有限公司制作的动画片《彩云南》，根植于云南多民族文化土壤，结合具有云南特色的民间传说、民族服饰、文化节庆等元素，以动漫形式推介云南的地理风貌、风土人情；大型民族系列动画迷你剧《撒尼之火》，展现云南26个民族的民俗风情；《毛毛旅行记之云南十八怪》，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来揭秘云南特有的民族文化与自然风景，从全新的角度诠释“云南十八怪”；还有正在拍摄赶制的4D立体动漫电影《阿诗玛》，利用动漫的新形式演绎阿诗玛的故事。视觉化和具象化的漫画演绎，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又一途径。（四）创意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口传心授、言传身教为主要传承方式，异于可以物刻笔录的物质文化，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传承越发要小心翼翼地进行。然而，随着数码拍摄、录音技术的快速发展，通过网络、光盘及各种存储媒介进行保护成为非遗记录和保护十分廉价和便捷的方式。笔者参与和主持的201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三江流域傈僳族民歌传承的比较研究》在课题完成过程中共收集各类傈僳族民歌170余首、录音1170分钟、录像1068分钟、拍摄图片1600多张。课题组通过现代数字化采集和储存技术，把650页的内部资料“傈僳族民歌集”及容纳了96首傈僳族民歌精品的录音转化为数字化格式存于数字光盘等介质中，以文字、照片、录音、录像等各类载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核心与代表性内容进行记录，并将数据资源进行标准化输入和转化，从而实现了非物质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存、管理、交换和利用，极大地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水平。
五、对保护与开发博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化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建立其完整的传承链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性、无形性、脆弱性，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化保护开发必须综合考虑其传承链的完整。建立完整的传承链是我们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追求的最高目标。就非物质文化遗产而言，其文化生态、传承人等一系列要素对于其生存发展均十分重要。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化保护和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形态和文化内涵为重点，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进行全方位、多层次考虑，而不能人为地割裂文化遗产与其生态环境以及与文化整体的关系。
（二）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的特点是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的，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是传统中最脆弱的部分。因此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来说，人的传承就显得尤为重要。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化保护与开发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示范基地，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教育为核心，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及其学员的教学实习展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华进行保护、传承、展示与开发；另一方面可发挥职业教育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体系，重点建设一批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专业，培养一批具有文化创新能力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和一批通晓艺术、文化、设计、计算机的高素质、实用型、动手型创意人才及一批熟悉产品生产、项目运作、推广销售等的专门人才。
非遗传承意义与价值篇10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这一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划分为五大类：一是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二是传统表演艺术；三是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四是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五是传统手工艺。我国学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探索中采用先进的科学分类方法，编写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代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成16个基本类别，并下设次级类别分类，这一分类体现了我国的鲜明特色，又借鉴了国际分类标准，具有实践可操作性。
二、旅游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作用
（一）旅游业的开展有助于增强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
通过旅游增强人们对各种文化形式的认知，对文化进行传播，也在潜意识中形成保护的意识[1]，唤醒旅游者和非物质文化持有者对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共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全体民众共同行动起来，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共识，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旅游部门有其独特的行业优势，可以寓教于游，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旅游目的地民众也会更加深刻的体会到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价值，从而自觉地成为保护非物质文化的一份子。花溪是一个传统的旅游区，区内居住着苗、布依、侗、仡佬等22个民族，创造了硕果累累的民族文化财富，包括民族节日、地方戏曲、民间乐器、民间文学、民居、民间工艺、服饰、特色饮食八大类别。随着“十一五”期间花溪区把旅游文化产业作为新的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培育，加快旅游文化大区建设、争创旅游文化产业增长速度新优势，区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其中“镇山布依族六月六歌节”、“大寨地戏”、“孟关猴鼓舞”、“高坡苗族射背牌”、“镇山石板房”、“石雕工艺”、“花溪苗族挑花”、“青岩玫瑰糖”等在旅游的发展中在全市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地方特色民族民间文化品牌。
（二）旅游市场的需求可刺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复兴，同时激发文化遗产在恢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文化的创造，为其营造了生存繁衍的环境
目前，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和旅游项目中已经显露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迹，而且，因为旅游业的拉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以增强，影响力得以扩大，传播范围得以延伸。譬如说花溪区旅游以苗族“四月八”、布依族“六月六”歌会等会节赛事为主，组合布依族的地戏、傩戏、苗族跳场、射背牌、猴鼓舞、青岩花灯戏等，推展的民间歌舞旅游线路，每年接待游客数以百万计，既扩展了旅游的产业链，又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新的复兴形式。尤其是花溪大寨地戏，在传统剧目形式上又增加了一些创新，不断完善，真正实现了传承与发展并存。
（三）旅游业可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寻求新的保护方式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要采取抢救式保存、博物馆保存、传习机构传承、学校教育传承、民间活态保护等五种方式，这五种保护方式都有与旅游的结合点。抢救式保存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发现之旅，博物馆保存如贵州花溪镇山布依族生态博物馆本身就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可结合传习机构和学校教育传承，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可结合民间活态保护，花溪区在“铁链械”项目进校园工作上做了大胆尝试，将体育与铁链械的表演有机结合起来，而且也受到社会广泛关注及赞誉。做好资料式保护，对挖掘的花溪苗绣、孟关苗族猴鼓舞等作品和传承人，采用文字记录、图片拍摄、声像片录入等多种手段进行记录保存。可借助特殊性主题开展旅游活动，如红色文化遗产旅游。近几年来，随着红色旅游的迅速发展，一些红色文化遗产的革命歌曲、绘画、传说及长征精神等得到了很好的传承[2]。
（四）旅游业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抢救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现在的情况是国家和地方政府对此投入的资金非常有限，因此，旅游开发无疑是解决资金问题的最佳途径。合理利用旅游业带来的资金支持，不仅可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也可以极大促进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积极性，并筹集一部分资金解决投入不足的矛盾。尤其是在一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因为其现代文明和经济社会的影响较小，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态环境客观上得到了保护，而这些地方正好也符合现代旅游所追求的回归自然、崇尚绿色的格调，发展旅游的前景较好。如云南民族歌舞在帮助少数民族地区摆脱贫困方面，功不可没。“99世博会”、云南石林“火把节”期间，彝家大型民俗歌舞“祭火神”、“火把节的传说”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和篝火晚会，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游客，3天内国内外游客达7万多人，旅游收入达386万元[3]。据有关统计表明，云南西双版纳旅游业对财政收入的贡献达到73%，丽江财政收入的90%来自旅游业。由此可见，旅游开发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强大的资金保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旅游产业的良性推动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文化旅游价值，可以为旅游产业注入鲜活的文化因素，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
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定时空关系中，是传统文化的活的记忆，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和精神价值。这种旅游资源对旅游者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旅游者通过旅游活动，可以从中动态地了解历史、认识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动态传承，是民族延续的源泉，是民族发展的生命力，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气质情感等群体意识是民族精神的精髓，是具有无形资产特点的精神价值。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休闲旅游价值，可以为旅游者提供艺术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多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民族生活风貌、审美情趣和艺术创造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保存较好的大量艺术作品，特色鲜明，反映了历史审美风尚和审美标准，极具审美、观赏价值，受到当代人的普遍认同，并且某种程度上具有一定的实用性，这是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的物质形态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艺术作品，艺术水平高超、艺术形式独特、打动人心、震撼心灵，具有审美价值；一些艺术精品、美的杰作成为文化传统的符号和历史生活的象征，具有观赏价值；一些作品世代流传、极具天成之美，虽然独具特色，但得到世人认同，具有认同价值；有些作品虽历经沧桑，但历久弥新，其装饰、陈列、使用功能体现了其具有的实用价值。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教育旅游价值，可以在旅游实践中寓教于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规范人们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的基本力量，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具有和谐的社会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大量传统伦理道德资源是一种文明的积淀，是基本社会秩序的保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过程，也是个体逐渐社会化的过程，是社会不断走向和谐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大量人文知识，是伦理道德观念、民间风俗习惯的缩影，所体现的人生礼仪、社交礼节、生活习惯、生产传统是世代相传的民间教化的重要知识来源。旅游者通过旅游，能身临其境，进一步详细了解旅游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可以增加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而且还可以受到熏陶、影响，对旅游者起到教育的作用。
四、旅游开发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必须注意的问题
（一）必须完善协调保护机制，以开发促进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乱开发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管理混乱，管理混乱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多头管理。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首先要协调各管理部门的关系。旅游业与遗产管理的关系是处于平行共生阶段，需要旅游部门与文化遗产部门在各司其职的基础上，积极沟通、协调，求大同存小异，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合理的旅游开发利用为中心，理顺各部门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必须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在旅游开发中，要坚持保护非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生态性，特别要加强濒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生态区保护，正确处理好旅游开发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走旅游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体化开发之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方式与旅游开发方式进行有效对接，以促使旅游发展与文化传承的双赢。
（二）加大文化宣传力度，提高全社会的遗产保护认识
加大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力度，唤醒全社会对保护工作的自觉意识，是确保非物质文化资源免遭破坏，同时促进保护、发掘、抢救和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途径。所以，如在旅游活动的场所及旅游过程中，引入对非物质文化资源历史文化价值及保护意义的宣传教育，通过生动真实的介绍、讲解和宣传，最大限度地激发游客对保护工作的责任意识，这也是提高旅游活动吸引力，增强旅游活动文化含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方法[4]。有些地方运用此方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例如现在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纳西族民族歌舞表演，以及泸沽湖民族博物馆的摩梭人歌舞表演，都是政府组织当地群众的进行的表演，这就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起到了很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