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学概念篇1
[关键词]科技热点；概念股；事件研究法；股票收益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B
引言
伴随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的稳步推进，再加上国家对科技创新的扶持，我国科技上市公司数量及业绩均得到较大幅度提升。科技业是一个强劲增长的盈利行业，科技创新与突破让企业具有巨大的潜力，股价也就具有了巨大的上涨想象空间。各类科技热点往往引发股市对其相关概念股的关注与热捧。但目前市场上部分资金仅将科技热点当做噱头，短期之内推高股价并且迅速获利，高科技产业因此遭受资本市场任意破坏的风险。
本文主要研究科技热点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利好利空消息对人的心理、决策方面产生的影响领域研究较为深刻。从信息层次的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大都研究负面消息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如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夏波[1]发现我国资本市场的部分股票舆情既产生于股票价格也影响股票价格，利好舆情明显促进了股票平均收益。Yeh和Lee[2]的研究表明我国股市中利好消息对市场的影响大于同等程度的利空消息对市场的影响，陈浪南[3]和陆蓉[4]也发现了同样的规律。伍青[5]的研究表明航天板块事件与相关公司的股票波动有显著的关联，印证了科技事件对相关上市公司股票收益波动的影响。从股票市场投资者的研究来看，目前我国股市中小投资者羊群效应和跟风现象突出。Chen[6]对中国大陆投资者的研究显示个体投资者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严重，而机构投资者则在交易中获利。谢海芳和尹志超[7]通过考察我国个体投资者是否具有在股票市场进行独立投资的能力表明我国个体投资者不具有择时入市能力。
从上述论述中发现，研究科技热点对我国股票市场的影响，对客观认识其投机与价值投资成分，为投资者提供更科学的参考，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搜集2009～2016年诺奖科技热点中国a股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个股交易稻荩实证检验了科技热点对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有以下两点：首先，丰富了消息舆情对股票市场影响的研究内容，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负面消息对中国股票市场的影响，而没有涉及到科技热点产生的利好消息这方面的研究；其次，扩展了消息舆情的研究领域，本文首次将科技热点和利好消息联系在一起，考察了科技热点对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与投资动机成分，为保护高科技上市公司股价健康发展、免受资本市场的任意破坏提出了新的认识与建议。
一、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2009-2016年每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获奖科技所属技术领域沪深a股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为研究样本，选取样本个股交易数据进行分析。其中诺贝尔奖科技热点相关资料来自于新闻网络，上市公司股票及市场的日收益率数据均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St或者pt的公司；（2）剔除估计窗口不足50个交易日的样本；（3）剔除在事件期重大事件公告的事件样本，如并购公告。最终本文得到前后8年96个样本共计23040个样本观测值。
（二）研究方法
为了考察科技热点对我国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与投资动机成分，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eventStudy），其核心思想是检验某一事件发生后股票市场上是否出现显著的异常收益率（abnormalReturn）。本文的事件是诺贝尔奖科技热点对股票市场的影响，并以相应奖项颁布日为事件日。在颁布日前，可能一些媒体机构已进行了相关报道和预测，为了使结果更具说服力，所以本文设定估计窗和事件窗分别为[-120，-31]和[-30，120]。参考nguyen和nielsen的研究，[8]本文采用市场模型来估计正常收益率。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估计正常收益率e（Ri，t）。首先，用估计窗的市场收益率对证券i的收益率做回归。
其中，Ri，t和Rm，t分别为证券i和证券所在市场在估计窗内第t日的收益率，αi和βi为市场模型的参数，εi，t为均值为0，方差相同的随机误差项。其次，将参数带入公式e（Ri，t）=αi+βiRm，t（t为事件窗内的第几日），即得到事件窗内的正常收益率。
第二步，计算异常收益率aRi，t和累积异常收益率CaRi，t
其中，k表示事件窗内-29日到第t日的天数。
第三步，计算平均累积异常收益率CaRt，并对其进行t检验。
第四步，对累积异常收益率进行了wilcoxon符号秩检验的非参数检验。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诺奖科技热点对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
图1展示了诺奖科技概念股总体样本在事件窗内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CumulativeaverageabnormalReturn，CaaR）的变化情况。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诺贝尔奖科技热点对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确实存在影响。
1.诺贝尔奖科技热点对上市公司相关概念股股票价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事件日当天的平均异常收益率为0.4%。同时，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在事件日的前十几日已呈现出显著的正值，表明在诺贝尔奖颁布前，相关信息已通过媒体机构等渠道被投资者所知晓，股价开始上涨。
2.从图1可以看出，短期内（事件日后20天）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呈现出大幅震荡下滑变化，但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呈现出显著的正值，表明诺贝尔奖科技热点确实带动了投资者的关注与交易。随后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继续呈现出大幅震荡下滑变化且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显著为负，这表明诺奖科技相关概念股股价经过前段时间抬升之后开始下跌。长期来看（事件日后90天）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呈现出平行小幅震荡变化，表明股价开始回归正常。
3.经统计，诺奖科技相关概念股股价在事件窗内第120日与事件窗内第-29日相比普遍上涨5%到15%。由图1可知，在事件窗内第120日样本股价已回归正常，符合投资者正常估值。回归正常后股价上涨表明，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并不仅仅是投机，也具有一定的价值投资，诺奖科技相关概念股之前存在股票被低估的可能。
（二）不同行业诺奖科技热点对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
图2展示了不同行业诺奖科技相关概念股在事件窗内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CaaR）的变化情况。通过对比，我们发现不同行业诺奖科技热点对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是有差异的。
1.由图2知，三类诺奖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与图1总体样本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大致吻合，这表明总体样本结论对其适用。
2.相比其他行业，生理或医学奖类科技热点对医疗器械、化学制药、生物医疗、细胞基因领域的正面影响要大。由图2可知，生理或医学奖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相比其他两类要高，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为正的幅度要大于其他行业，并且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为负的时间段和幅度都要小于其他行业。这是由该行i的性质和目前市场环境决定的。医疗行业前景广阔，医药上市公司整体成长性较好，市场愿意给予高估值。因此，生理或医学奖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股价上涨幅度大之，降幅度较低，其价值投资成分最大。
3.由图2可以看出，物理学奖相关概念股的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最为平缓，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震荡幅度较小。虽然在事件日后股价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为正，但随后股价开始下跌调整，并且从长期（事件日后90天）来看股价收益波动正常，相比事件窗前股价提升幅度不大。因为物理学奖科技大都处于理论实证与前沿科技领域，相关理论与技术在数十年后仍处于发展阶段，未进入产业化实用化阶段，其投机成分较小。
4.由图2可以看出，在事件日后数天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呈现出大幅震荡下滑变化，在事件日后50日到85日之间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出现平行中等幅度震荡变化且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显著为负。化学奖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股价抬升之后开始持续下跌，长期来看（事件日后90天）累积平均异常收益率曲线回升缓慢。化学奖科技大多处于基础化工材料领域，由于下游需求整体增长放缓，行业整体业绩欠佳。所以该类科技热点炒作意图明显，投机成分大。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2009～2016年间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科技热点对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表明，科技热点对股票市场相关概念股是一个利好消息，对其股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科技热点类利好消息带动相关概念股股价上涨，投资者持乐观态度并看好公司发展前景。即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不仅仅是投机，具有价值投资成分，并且之前存在股票被低估的可能。不同行业科技热点投机与价值投资成分不同，生物医药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的价值投资成分最大，基础物理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较小比较稳定，化工材料科技热点相关概念股炒作意图明显，投机成分大。
（二）政策建议
1.从媒体信息传递的角度出发，财经媒体机构的有关科技热点的信息影响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相关概念股收益。故投资者可以参考本文的研究结果大致推断科技热点信息对相关概念股收益波动影响的趋势，提高投资效率。
2.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科技热点虽然是一个利好消息，但投资者应理性判断不同行业相关概念股的投机与价值投机成分，科学分析媒体机构的科技热点信息，理性投资，避免盲目跟风，防止资产遭受损失。
3.从市场监管的角度出发，本文的研究结果可以为监管者提供一定监管依据。媒体机构报道内容对投资者具有重要的影响。监管者可以参考本文研究成果，估计相关上市公司股票收益波动范围，推断投机与价值投资成分，及时制止媒体过分参与信息操纵现象，保护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及其产业链免受资本市场任意破坏，保障其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夏波.网络舆情、市场效应与投资者有限理性分析[J].投资研究，2015，34（3）：119-130YehYH，LeetS.theinteractionandvolatilityasymmetryofunexpectedreturnsinthegreaterChinastockmarkets[J].GlobalFinacceJournal，2000，11：129-149
[2]陈浪南，黄杰鲲.中国股票市场波动非对称性的实证研究[J].金融研究，2002（5）：67-73
[3]陆蓉，徐龙炳.中国股票市场对政策信息的不平衡性反应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4，4（1）：319-330
[4]伍青.我国股票市场受国内重大事件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航天板块为例[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7，28（147）：27-29
[5]Chenw.，Z.w.Li，Y.D.Shi.DoallindividualinvestorsLosebytrading？[R].USa：Dongbei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2010：28-40
投资学概念篇2
一、机会成本概述
（一）机会成本概念
机会成本是经济学原理中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它又被称为选择性的唯一成本、替代性成本。根据《简明帕氏新经济学辞典》的定义，机会成本就是对大多数有价值的、被舍弃的选择或机会的评价或估价。它是为了获得选择出来的对象能体现更高的价值所做的放弃或牺牲。例如，一名服装设计师在设计服装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要外出旅游，他决定放弃这次设计服装的机会，从而选择旅游来放松自己，这对于他来说就构成了投资收益和旅游放松之间的机会的成本。
（二）机会成本产生的前提
1.经济资源的有限性
在西方经济学中，由于经济资源的有限性才延伸出机会成本这一概念。社会的一项资源是有限且稀缺的，选择用它生产特定种类的产品时，同时也放弃了用同样数量的资源来生产其他产品来获得经济效益的机会。
2.经济资源的多用性
机会成本是对不能利用的机会所需付出的潜在成本进行衡量。只有当经济资源具有多用性时才可以进行比较和选择过程，否则当经济资源只能用于一种用途时，机会成本便无从谈起。
二、投资决策概念
投资决策是指投资者为了实现其预期的投资目标，运用定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手段，通过一定的程序对投资的必要性所进行的分析、判断和方案选择。企业投资决策是公司三大金融决策（筹资决策，投资决策，股利决策）中最为关键的决策。
三、机会成本对于企业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意义
（一）机会成本在投资决策中是必不可缺的关键因素之一
力求机会成本最大程度地减小，是进行一切投资活动的重要标准。机会成本为如何做出合理且效益最大化的选择提供了易于衡量、可比性强、确凿有力的依据。如同经济学权威之作曼昆的《经济学原理》在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做出决定的依据离不开机会成本。
（二）机会成本仅仅存在于做出投资决策前的分析过程中
机会成本只存在于确定投资决策前的分析过程中。一旦决策被选定时，就意味着已经放弃了用于该项决策的经济资源的其他用途可获得的收益。决策一经做出不得改变时，就意味着已然变为了沉没成本。同时，在决策过程中与之伴随的经济成本也完全消失了。
（三）机会成本体现投资决策的多样性
投资决策是在各个备选方案中挑选出最优方案，放弃另外一些次优方案。所放弃的次优方案的经济效益衍生出了机会成本这一理论。机会成本的存在就是对投资选择多样性最好的诠释。
（四）机会成本并非绝对第一考虑成本
机会成本是主观预测的隐形成本，会被人的认知能力和有关项目的信息获得水平等因素所限制。机会成本必须与其他影响决策的因素结合使用、综合考虑后才能选择出最优方案。它是做出正确投资决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四、结论
由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诞生，来源于古典经济学静态要素成本的资本成本彻底完成了向动态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等）的转变，因此机会成本实质上是资本成本。资本成本的高低取决于企业要求的最低期望收益率的高低，投资的机会成本=项目最低期望收益率+风险报酬率。机会成本体现着一个治理机制和决策机制健全的公司在进行企业投资决策分析时对风险机会水平报酬的充分考虑和尊重。
投资学概念篇3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投资学概念篇4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投资学概念篇5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参考文献
投资学概念篇6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要件
2.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体要件
根据刑法理论的传统定义,犯罪客体,是指我国刑法所保护的,而为犯罪行为所侵害或者威胁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从全局上思考刑法中犯罪客体问题,主要是将刑法目的贯穿于整个刑法理论,提出了一种新的犯罪客体论,即“法益说”,认为用“法益”来代替传统定义中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更为妥贴,笔者亦表示赞同。
就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而言,在现实生活中它所侵害的法益客观上也存在许多种情况,但是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的客体要件必须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侵害的最根本的法益。这种法益通常易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操作中的违规、违法行为的侵害或威胁,因而刑法特别予以保护,同时也受到证券投资基金方面法律、法规的保护。有学者指出,证券投资基金法虽然有一定的社会本位性,但本质上都是一部“投资者权益保护法”,因而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应是投资者的财产权利,笔者虽对观点表示赞同,但是考虑到我国的立法体例,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规定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因此可能在立法者看来,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才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要客体。
2.2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
犯罪客观要件,是刑法规定的,说明行为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犯性,而为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客观事实特征。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说明此行为的危害性,并为该行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必须具备的,此外,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必须是相关刑事法律所明确规定的,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构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的特点是外在性,直观性和客观性,不仅直接体现了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行为对期货管理秩序的严重危害性,从而可以决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客体的存在,而且还是认定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人主观方面的客观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客观方面要件具体表现为行为人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律法规,在从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经纪或其他相关活动中,破坏证券投资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2.3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要件
对于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体,概括来讲就是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的机构及其相关人员,其为一般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就自然人而言,按其在犯罪活动中是否具有特殊身份,可以分为一般个人主体和特殊个人主体两类。一般个人主体指不具有特殊身份,而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行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这类主体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领域中并不多,一般指利用证券投资基金这种方式进行贪污、诈骗等犯罪行为的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个人主体主要是特殊个人主体,即实施了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具有刑事责任能力,且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主要指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托管金融机构中从业人员。
单位犯罪多是经济犯罪的一大特点,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不例外。在证券投资基金的实际操作运行中,由于单位比个人具有更强的经济实力,在人才储备、技术占有、信息渠道、公关手段等各方面都占有优势,其实施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应该说隐蔽性更大,其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往往也比自然人犯罪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所以单位犯罪应该是我们在证券投资基金犯罪预防方面所要针对的重点。要强调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单位主体必须是合法成立的,其宗旨、目的与法律是相符的,如果是为了实施犯罪而成立,依相关的司法解释只能认定为自然人犯罪,而谈不上单位犯罪主体。具体而言,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单位犯罪主体包括:新晨
(1)商业银行;
(2)证券交易所;
(3)证券公司;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
(5)其他金融机构。
2.4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
理论界的一般观点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而且主要表现为直接故意。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过失不可能构成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理由如下:
(1)在我国刑法体系中,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皆属于财产型犯罪,也就是有的学者所指的“贪利性犯罪”,这种犯罪类型是不可能存在过失的心理状态的,因为这类犯罪有其明确的目的,或是为了非法谋取经济利益,或是为了减少自身的损失。例如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其犯罪行为的实质就是违背受托义务,擅自运用客户资金或者其他委托、信托的财产。
(2)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过失犯罪,法律有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这体现了刑法以处罚故意犯罪为原则,以处罚过失犯罪为特殊的精神,说明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罪过形式的犯罪只能由故意构成。考察有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刑法条文,可以发现并未规定过失可以构成相关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所以笔者认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主观形态只能是故意,而不存在过失。
投资学概念篇7
2月25日，盛大文学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ipo申请文件，八个月前，它曾在美申请过一次ipo，最终因市场走冷及投资者对中国概念股的质疑而搁浅。如今，随着市场回暖，盛大文学决定再次发起冲击。而这已是今年前两月中第四家向SeC提交ipo申请的中国公司，前三家为神州租车、唯品会、易传媒。
对于中国概念股来说，这多少有些不寻常：经过一轮大规模的调查与怀疑，如今的“中国增长”故事已不再是投资者眼中的光环，在做空者的带动下，任何一只中国概念股都有充分被质疑的理由。从2011年8月18日土豆网上市至今，已有长达半年没有中国概念股在美上市。这种背景之下，勇敢走上前台的中国企业能够打破坚冰吗？
与灾难预言电影展现的故事恰恰相反，2012年的美国市场开门即红，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上扬，连创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新高。对于过去一年中备受质疑的中国概念股来说，这无疑是个利好消息。在土豆网上市之前，以浑水公司（muddywaters）和香橼公司（Citron）为代表的国外研究公司接连报告，揭露部分中国概念股的财务造假行为等。最终导致多达30家中国公司从美国三大主板市场退市，中国概念股整体声誉受损。根据雪球财经i美股的统计，美国股市三大股指中，2011年表现最差的纳斯达克指数仅下跌1.48%。而i美股跟踪在美上市中国概念股的中概30指数，在去年1至4月累计涨幅高达30%，然而到了下半年便急转直下，最终年跌幅高达33.60%。而在土豆网迎难而上之后，中国企业的美国上市进程更是骤然停顿，迅雷、拉手网和盛大文学等原本打算去年上市的公司纷纷推迟了ipo计划。
如今，随着市场的整体回暖，在美上市的中国
上／在做空者的带动下，任何一只中国概念股都有充分被质疑的理由。公司终于松了一口气。在今年前两个月，中概30指数上涨了23%，被浑水公司质疑的分众传媒和展讯通讯的股价在经历初期的下跌后迅速反弹，已经超过了做空报告之前的水平。
以做空中概股成名的浑水公司负责人博乐康（CarsonC.Block）甚至已经有了做多中概股的想法。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博乐康说，2012年最先想到的是做多某只中国概念股并且深入研究了一些公司，从中选出了一家“真正喜欢的公司，正在犹豫”。
纽交所全球上市业务部亚洲区总经理杨戈表示，美国投资者对中国企业的信心有所恢复，现在具备了重启ipo的条件。纳斯达克亚太区
23%
在今年前两个月，中概30指数上涨了23%，被浑水公司质疑的分众传媒和展讯通讯的股价在经历初期下跌后迅速反弹，已超过了做空报告之前的水平总裁高睿博则进一步预测，4月份开始将有更多中国企业集中赴美上市。吸取了之前教训，神州租车等四家公司均通过ipo方式上市而非借壳，同时，其所聘请的均为高盛、德意志银行、瑞信、摩根大通、中金等大型知名投资银行。这些投行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和客户信任度，也为其增加了发行的成功概率。不过对此，四家公司均以处在静默期为由不予置评。
当然，现在就对中概股美国重启ipo表示乐观可能为时过早。著名精品投行美驰集团（moelis&Company）中国区总裁周凡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市场环境有所恢复，但现在仅有四家公司提出ipo申请，能否成功上市、定价和后市表现如何都尚未可知。
“美国投资者现在对‘安全’的重视超过了‘增长’。”周凡说，在欧债危机、中东动乱等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全球资本市场的前景并不明朗，投资者更倾向于安全边际更高的投资，就股票来说，更倾向于波动性较小的大盘股。而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的主要卖点就是增长潜力、高科技或网络概念。这样的卖点过去备受投资者推崇，所以一些公司尽管亏损却依然能够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投资学概念篇8
关键词 金融消费者保护 证券法 法律规范
中图分类号：D923.8文献标识码：a
1金融消费者概念释义
发达国家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明确概念见诸其颁布的金融立法中，美国1999年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指出，“为个人、家庭等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并区别于金融机构客户”。2010年颁布的一项金融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中也提出了在美联储下设金融消费者保护署。日本在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中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①韩国目前正在着手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有学者认为韩国“金融消费者是指以增加自己的资产为目的，购买金融公司提供的金融商品的人，具体包括《银行法》上的存款者、《资本市场及金融投资业法》上的投资者、《保险法》上的保险契约者等在内的消费者都可以视为金融消费者”。②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统一的金融服务法，而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规定了消费者的含义，而没有界定金融消费者。我国最先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但并未指出金融消费者的确切概念。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③还有学者的定义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④笔者认为，证券法意义上的金融消费者是指接受证券业务经营机构提供的证券及证券衍生产品、证券服务的自然人或法人，这一概念可看作是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进一步细化。
2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力的原因
首先，对于金融消费者及其关联概念没有立法规定。我国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和争议由来已久，但是目前法律尚未采用这一概念。金融法意义上的投资人、投保人等是否享有与普通消费者一样的权利，如知情权、依法求偿权等权利，如果发生了纠纷，这些投资者是依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其他法律法规寻求救济没有规定。我国证券法没有采纳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而代之以投资者。投资者包括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这二者的实力相差甚远，单用投资者的概念无法揭示出个人投资者或中小股东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严重的证券市场上的弱势地位。
其次，2005年修订的《证券法》第134条规定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但与境外相比，我国《证券法》仅规定了保护基金而未规定赔偿基金。该基金主要用于证券公司破产倒闭清算时引发的对于投资人的补偿，如果投资人因被证券公司欺诈、挪用资金而遭受的利益损失则无法通过此项基金得到保护。
第三，多方监管，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难以落到实处。发达国家大多设立专门的机构加强金融市场监管，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例如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管理局和美国的金融消费者管理署等。我国目前没有一个专司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机构，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由多家金融监管机构同时履行职责。从上文提到的我国证券市场管理法律法规中可以看出《证券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实施的，《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是由国务院制定实施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管理办法》则是由证监会、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三部委联合颁布实施的，这种多方监管更有可能导致寻租行为和监管的真空，一旦真的发生了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消费者可能面临救济无门的局面。
3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对策
我国长久以来采用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将证券、保险、银行在国务院统一领导下，由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监管，当前改革这种分业监管模式为功能性监管或者统一监管模式的呼声越来越高，这涉及到体制问题在此不予讨论。但应当注意到的问题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创新的步伐加快，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复合型金融产品，突破了原来的监管范围，一项金融产品不再是单纯的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者有价证券，如前文提及的KoDa就是一款股票期权性质的银行理财产品，对于类似的这种金融产品的监管仍采用原来的机构监管是否合适确实值得思考。
截止到2009年我国仅养老保险就有2.35亿人次参保，而截止到2012年4月中旬我国沪深两市共有a股账户1.65亿户，差不多我国每10人中就有1人炒股。这规模庞大的股民显然已不再将炒股或者金融消费作为一项维持基本生活的消费支出，例如购买保险是为了应付潜在的风险，使用信用卡消费可以取得银行的优惠服务等。这些行为都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消费范畴，加之金融市场本身的缺陷而更有别于传统的投资行为。这就对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证券法》一直以来忽视金融消费者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也有学者提出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进行修法式修改，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⑤
在这种情形下在原来的金融法之外制定一部《金融服务法》或《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是有必要的，这样就可以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之下监管整个金融市场，避免政出多头的局面发生。而且，由于我国现在证券、保险等金融立法缺位导致了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漠视，因此不必要废除现有的金融法律而重新制定《金融服务法》，而应当通过对现有法律规范的整合，制定一部在我国适用的《金融服务法》和已有金融法并存。
当前学者们正在对于第二次的《证券法》修改广泛征求意见并积极献策，目前的《证券法》已经对于证券发行、交易和各类从事证券业务的机构有着比较整体的规范，而且这套规范已经在我国证券市场实行了十多年，因此没有必要对于基本制度进行根本性修订。但是配合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内外金融监管趋势的发展，对于一些金融监管问题重新审视可能是必要的。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我国金融市场一部重要的基础性法律，将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早日纳入其中可能是《证券法》和其他金融法律法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注释
① 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述评.证券市场导报,2008(5).
② 卢恩泳.韩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介评.商业时代,2011(14).
③ 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东方法学,2009(5).
投资学概念篇9
2006年12月1日的收购电盈股权告吹,将红筹之父梁伯韬再次推到了公众视野。在获悉盈拓股东投票结果后,梁伯韬发表声明表示,该决定为其收购电讯盈科的股份“画上句号”。此前,梁伯韬曾提出以91.6亿港元收购电讯盈科22.64%的股权。
作为“红筹之父”和“李府御用投资银行家”,再加上背后的神秘财团,现年52岁的梁伯韬一直成为港岛商界最受关注的新闻人物。
从底层做起
1980年,梁伯韬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随即决定返回香港寻求发展。当时,香港汇丰银行旗下有一家名叫获多利的财务公司,成为梁伯韬返港后的落脚点。在那里,梁伯韬起初的身份是管理培训生,主要工作是整理兼并收购业务的资料,之后成了一名顶级财务顾问。梁伯韬后来回忆说,在汇丰4年多的时间里,他学到了很多投资银行方面的知识。
梁伯韬加盟花旗银行后,帮助后者从零开始发展投资银行业务。到1987年底,花旗的投资银行业务已经站稳脚跟,并且规模初具。有报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那段历程是其创业史上浓墨重彩的第一笔。虽然只是创建了一项业务而非一家公司,但足以鼓励起梁伯韬到更广阔的空间施展拳脚的雄心壮志。在花旗的日子里,梁伯韬和英国上司杜辉廉合作得相当愉快,奠定了两人之后携手创业的基础。
百富勤崛起
百富勤投资银行成立之初,全球性股灾的余波仍在,梁伯韬和杜辉廉两个人只筹集到了4000万美元,前者主要负责投资银行方面的业务,后者负责经纪业务和市场研究。当时,中国业务部的人员很少,但梁伯韬已经把很大精力放到这块工作上来了。
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中国概念开始在香港升温。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中,一些带有中国概念的香港公司股票受到投资者青睐。一个念头在梁伯韬脑海中闪现出来,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是否也有上市的机会?梁伯韬当时认为,在香港的中资公司在香港注册,运作与香港公司一样,是具备上市条件的。
为什么内地企业爱找百富勤而非别的投资银行?有媒体援引梁伯韬的话说,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美资银行还没进来,而百富勤相当活跃,当时已在市场的前三名之内;更重要的是,其他竞争者还没意识到红筹股公司是个巨大的赚钱机会,而百富勤已与这些企业建立了良好联系。
在1993年到1994年初和1996年初到1997年10月的两次热潮中,百富勤分别推出的“买壳概念”、“分拆概念”、“中国概念”和“注资概念”、“省市窗口概念”等包装方式,在市场上掀起追捧狂潮。
收购电盈股权告吹
2006年岁末,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在新加坡举行的股东特别大会上,有76%的小股东反对将电讯盈科有限公司的股权出售给香港商人、前花旗环球金融高级顾问梁伯韬组织的财团。
梁伯韬获悉后表示,“本人知悉盈科(亚洲)拓展有限公司小股东已作出的决定。该项决定为这次出售电讯盈科有限公司股权予本人全资拥有公司Fiorlatte-Limited建议画上句号。”
电讯盈科财务总监艾维朗也表示,盈拓股东会不能通过出售电盈股权议案,证明电盈对盈拓股东仍有价值。他指出,有关交易问题已经画上句号,李泽楷仍然是电盈主席。公司与网通的合作关系也会一直保持不变,仍然是具有建设性,并且是密切的。
不过,李嘉诚和中国网通的介入,使得李泽楷同梁伯韬之间的交易引发了广泛的争议。香港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和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于11月23日分别召开特别会议,就该交易是否涉及关联交易和是否涉嫌垄断市场进行讨论。其结果表明,对交易的最终达成十分不利。近日盈科拓展举行特别股东大会,小股东否决此项交易,令梁伯韬对电讯盈科22.64%股权的收购最终告吹。
刘中卫整理
老编小记
梁伯韬想再成超级富豪,等下辈子好了
百富勤玩概念,梁伯韬玩百富勤。什么“买壳概念”、“分拆概念”、“中国概念”、“注资概念”和“省市窗口概念”等。概念成就了百富勤,也成就了梁伯韬“红筹教父”的名头,让他成了金鸡。不过金鸡也有天灾人祸,一不小心就在1999年变成了落汤鸡。
“如果当时我们的资本再雄厚一点,就可以顶过金融危机的冲击,再上一层楼了。”可是历史不是梁伯韬想怎么控制就怎么控制的。
投资学概念篇10
“巴菲特中国概念股”的定义
本文把“巴菲特中国概念股”界定为与巴菲特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并得到投资者特别关注的中国上市公司的股票。该定义中，“与巴菲特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并不是一个客观且界限清晰的范畴，但这些股票的共性一定要被大多数投资者感知乃至认同，具体表现为股价相对于大盘走势的异动，即所谓的“巴菲特效应”；“中国上市公司”则覆盖了在大陆或香港上市的企业，这是中国上市公司融资格局的历史与现状决定的。
根据股票与巴菲特发生联系的程度，本文把“巴菲特中国概念股”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巴菲特及其控制的企业真实购买的股票。如在香港上市的中国石油和比亚迪，它们是与巴菲特联系最为真实与密切的股票。
第二类是因特定的人物或事件与巴菲特发生联系的股票。如在香港上市的物美商业和在大陆上市的大杨创世，它们与巴菲特所发生的联系虽不密切，但真实性还算确凿，而且通过媒体的报道被广大投资者了解。
第三类是虽然未与巴菲特发生直接联系、但却和他的具体投资行为产生共振并被投资者感知的股票。比如，2009年11月3日，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公告溢价收购美国第二大铁路运营公司北伯林顿铁路公司，引发了中国铁路相关股票的一轮上涨。
表1中列出的股票都满足“与巴菲特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并得到投资者特别关注”的条件，可以视作“巴菲特中国概念股”。其中，第一类和第二类的四只股票与巴菲特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联系，并被媒体不同程度地报道，可以明确地认定；第三类本应包括与铁路相关的所有股票，但本文此处只选取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同时上市的四只，涵盖了铁路建设、运营和设备制造三大领域，便于做两个市场的比较。
“巴菲特中国概念股”价格走势分析
一般而言，概念股总是带有较多的投机色彩，有较强的时效性。因此，一只股票是否真正存在某种概念或该种概念的强弱应该能够在股价异动中体现出来。而且，由于巴菲特是投资者竞相效仿的“股神”，所以他所赋予的相关概念股的走势应该是一种强于同期大盘的异动，这正是“巴菲特效应”所在。为了测量这种效应，本文引入了偏离率指标。
表2中的上涨周期一般以某只股票成为“巴菲特中国概念股”的特定事件为起始日，此后的最高价位为终止日。由于某些事件仅以公开媒体的报道为据，故起始日存在不精确性。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对中国石油分步建仓，公告滞后，但由于该股上涨周期很长，起始日的偏差对价格走势的分析影响不大；再如，赵丹阳在2009年6月24日与巴菲特聚餐前便多次提及有意向巴菲特推荐物美商业，且物美商业自2009年4月起便有数波凌厉上涨，但从事件的确凿性考虑，还是选取聚餐时间2009年6月24日作为起始日。
从涨幅看，所有的“巴菲特中国概念股”都明显领先大盘，偏离率最高的比亚迪达到10818.76%，偏离率最低的中国铁建a亦有37.62%，绝大多数的偏离率都超过100%。如此显著的偏离率足以说明“股神”巴菲特作为核心元素给予这些概念股充分的助涨动力。
从涨速看，涨幅最大的中国石油和比亚迪都经历了较长的上涨周期，长周期摊低了它们的涨速。涨速超过中国石油的有大杨创世、中国铁建H、中国中铁H和广深铁路H，其中大杨创世和广深铁路H的涨速还超过了比亚迪。
所以，单从股价走势看，所有的“巴菲特中国概念股”都或多或少地强于同期大盘走势，并且与巴菲特的投资周期比较匹配。虽然本文尚不能将巴菲特以外的影响因素剔除掉，但还是可以认为“巴菲特效应”是真实存在的，“巴菲特中国概念股”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股票集合。
从价值投资向概念炒作的蜕变？
巴菲特之所以被千万投资者仰慕，归根到底在于其师承格雷厄姆并不断自我发展的价值投资理念与方法。虽然“价值投资”本身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名词，但无论格雷厄姆还是巴菲特都对成功投资的关键做过直白的表露。比如巴菲特在其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公开信中称“成功投资的关键是在一家好企业的市场价格比固有的企业价值大打折扣时买入其股份”。那么“巴菲特中国概念股”都能够反映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吗？一般来说，股票的市场价格人人可见，对“固有的企业价值”的评估每个投资者都会有所不同。下面将分巴菲特真实购买和巴菲特并未购买的两类股票进行分析。
巴菲特真实购买的概念股
中国石油是巴菲特购买的第一家中国企业的股票，这也是一家典型的“中国概念股”。与中国石油前后赴海外上市融资的企业大都分布在能源、电信等垄断行业，给海外投资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而且，在国内企业境外上市初期，股票大都处于较低价位，未能反映公司的真实价值。在这一背景下，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分步建仓中国石油的投资行为并不显得突兀。虽然我们无从得知巴菲特如何评估中国石油的固有价值，但哈撒韦公司于2007年10月中国石油股价远未见顶之前便果断清仓完毕，从侧面证明该项投资有着明确的价值准线。巴菲特在中国石油上获得的高额回报让中国投资者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价值投资的魅力，特别是在巴菲特清仓后不久中国石油便进入长期下跌，更是强化了巴菲特的“股神”色彩。
巴菲特对比亚迪的投资则显得有些违背常理。众所周知，巴菲特在20世纪90年代的网络股投资狂潮中岿然不动，明显跑输大盘，主要是因为看不懂那些高成长、高风险的网络概念。而如今他投入巨资的比亚迪是一只公认的新能源与新能源汽车概念股，其成长性和风险性与当年的网络股颇为相似。巴菲特是看中了比亚迪本身的内在价值，还是看中了新能源汽车行业的良好成长性？这一点不得而知。从企业的内在价值看，在中美能源认购前后，比亚迪的市盈率只有2倍左右，可以认为股价已被严重低估。但从比亚迪所代表的新能源汽车概念看，投资比亚迪并不是一个稳健的选择，该公司的电池技术屡被业界质疑，其主要产品仍然盘桓于汽车市场的最低端，虽然近年来业绩有所成长，但绝难支撑股价飙涨。总之，比亚迪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强，与巴菲特以往青睐的投资对象亦有明显差异。所以，投资比亚迪充其量算是有修正的价值投资。更为微妙的是，一向作为巴菲特幕后助手的哈撒韦公司副主席查理•芒格一反以往的低调，对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不吝赞美，称其为当代爱迪生。作为最终投资者，这已经不免有炒作之嫌。
一项真实投资引发“羊群效应”的情况，在中国股票市场普遍存在（程希明等，2004），绝不仅仅巴菲特有这样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巴菲特效应”也不仅存于中国市场。比如，2008年9月，在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哈撒韦公司宣布购入50亿美元的高盛公司优先股，即刻带来高盛的股票连同各国金融股一度大幅上扬。这次对高盛的投资被公认具有“托市”的色彩。所以，虽然巴菲特秉承价值投资，但其具体行为总是带有不同程度的策略性，无论对于中国石油、比亚迪还是高盛公司。
巴菲特并未购买的概念股
除了中石油和比亚迪，其他“巴菲特中国概念股”都是巴菲特并没有真实购买的，但却也存在显著的“巴菲特效应”。这些股票又是从哪里获得了上涨的动力呢？
第一种动力来自企业自身的概念炒作，大杨创世的表现最为突出。2009年9月9日，在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大杨创世董事长李桂莲向媒体表示“巴菲特在大杨集团创建30周年之际，寄来一段DV视频表示祝贺并称要参与经营创世品牌”。这一消息立刻刺激了资金对大杨创世的疯狂炒作。随后公司公告，称巴菲特的视频仅为祝贺，并不涉及任何商业行为。但巴菲特青睐大杨创世的定制西装、邀请李贵莲参加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等确定性的消息仍然使得股价维持了强于大盘的走势。一家默默无闻的上市公司，希望通过和巴菲特建立联系来提高知名度原本未可厚非，但如果因此误导了投资者，则难辞其咎。
第二种动力来自主要投资者的策略行为，物美商业的表现最为突出。赵丹阳在2008年初曾因为公开宣布清仓a股而一度成为市场焦点，一段时间后他因为以211万美元竞得2009年与巴菲特聚餐的权利再次被市场关注。此后，作为新闻人物的赵丹阳，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及物美商业这只股票，并表示会向巴菲特推荐。香港联交所数据显示，从竞得午餐之前的2008年4月开始，赵丹阳就开始分步建仓物美商业，一度成为最大的流通股股东。从建仓伊始，物美商业的走势就强于大盘，并有多次阶段性拉升，2009年6月25日后，又有多轮强劲的上涨。从内在价值看，虽然物美商业2008年度至2009年一季度的业绩可圈可点，但恐怕尚不足以支持股价如此大幅的上涨。而且，物美商业的超额利润主要来源于通过低价托管亏损的国有商业网点，而非赵丹阳所说的优质商业模式。由于在物美商业股价上涨后赵丹阳并没有明显减持，所以质疑他操纵股价是难以证实的，但物美商业的股价走势与赵丹阳的策略言行以及巴菲特的影响力有着必然的联系。
第三种动力来自广大投资者迷信股神的“集体无意识”，中国铁路股的异动较为典型。在2008年秋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中，铁路投资是一个重点领域，所以此后铁路基建、运营和相关设备制造行业的股票几度活跃。时至一年后的2009年11月，国内扩大铁路投资的消息已经不能够刺激的投资者的兴趣了。哈撒韦公司溢价收购北柏林顿公司的公告为原已趋于沉寂的铁路股注入了新的上涨动力，与铁路相关的数十只中国股票几乎全面超越大盘，但大都没有持续性，可以视为一种短期炒作和跟风。从投资者的认知角度看，铁路股的上涨在中石油、比亚迪、物美商业和大杨创世的“巴菲特效应”发生之后，迷信巴菲特的“集体无意识”业已形成并强化，所以才会发生远隔大海的共振。比较大陆市场和香港市场，a股涨幅稍大，但周期较长，所以港股涨速较快，偏离率亦明显高于a股。两组股票的上涨源于同一事件，之所以出现这种差别，可能与涨跌幅制度、资金流动自由度以及整体估值有关，但“巴菲特效应”在两个市场上都是显著存在的。
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计算个股价格走势偏离大盘指数的程度，我们发现，不同层次的“巴菲特中国概念股”在特定周期内都有着明显强于大盘的走势，这印证了“巴菲特效应”客观存在性。
不管怎样，“巴菲特中国概念股”之所以能够被投资者关注，主要因为巴菲特的市场影响力。巴菲特真实购买的中国石油和比亚迪较多反映了他的价值投资准则，所以能够获得较长时间的持续上涨；而通过其他人物、事件与巴菲特直接或间接发生联系的股票，一般都只有较短时间的上涨，但涨速较快。推动后一类概念股上涨的动力可能来自上市企业自身、主要投资者和广大普通投资者，其股价上涨机制中较少体现价值投资的准则，概念炒作的色彩较重。其实，无论从投资的基本逻辑还是资金的稳健性考虑，价值投资理念都是比较容易被大多数投资者接受的，但浮躁的市场氛围又使得很少有人能够坚持这一理念，这就出现了贺显南（2004）所指出的价值投资异化为市场炒作的风险。在大多数情况下，“巴菲特中国概念股”就是以价值投资之名行概念炒作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