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1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人地关系;地理环境;研究方法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历史地理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和丰富,研究专题和范围迅速扩展。不仅如此,历史地理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也被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其他学科借鉴运用,成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
一、对历史地理学学科属性的争论
历史地理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学科,它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一直存在着争论。虽然大多数学者都同意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在历史时期主要由于人的活动而产生或影响的一切地理变化,这就是今日所理解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课题。至于在人类历史以前的一切变化——或更进一步说,在人类活动还没有能够在大地表面上引起显著的改变,或留下显明的痕迹以前的一切变化,则应当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但仍有不同的补充意见。史念海先生在强调“
1932年初,(英国)历史学会与(英国)地
理学会(历史学与地理学教学科研人员的专业
学会)的一个联合会议在伦敦召开。会议讨论
的问题是:“什么是历史地理学?”而会议对该
问题并没有给出一个完全令人满意的答复。此
后为寻求解答这一问题,又尝试了许多努力。
在那次会议上就该问题提交的各种各样的
论文中,e.w.吉尔伯特(e.w.gilbert,1932)寻
求“区分目前包含在历史地理学科范畴内的两
门不同学科,试图为这门已经存在的学科下定
义”。他认为,“历史地理学”至少有五个不同
的含义,但只是其中之一“恰当地”阐述了这门
学科。吉尔伯特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不
再适合的历史地理学的四个较早期概念是:作为
政治疆域沿革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发现与
探索史的历史地理学;作为地理学思想与方法史
的历史地理学;以及作为研究地理环境影响历史
过程的历史地理学。吉尔伯特认为,历史地理学
的“实际功能”是“复原往日的区域地理”。“历
史地理学应该限定于历史时期区域地理的研究,
而不应该致力于将历史事件的研究作为学科的
主要目标”,吉尔伯特的这一观点,将地理学与历
史学、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同时作了区别。如同
许多这类定义那样,这种观点是有意识地造成分
裂而不是综合。……
虽然这种将历史地理学视为往日时期(或
往日各个时期)地理研究的观点,被20世纪30
年代的历史学者与地理学者广泛地接受,但不
久(甚至当时)就受到新一代学者的质疑,在英
国尤其引人注目地受到达比的质疑,他们不仅
寻求扩大“历史地理学”的涵义,而且寻求将历
史地理学公认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达比开始
审慎地反思当时视为历史地理学为复原往日地
理的保守观点,逐渐地建立起一个新传统。这个
新传统如同关注景观变化与区域变化那样。关
注重要历史时期内不同地点的断代研究。迭比
促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分支学科:他以传教
般的热情工作,目的就是将历史地理学建立为
一门具有自我意识的显学,既与人文地理学相
区别,又不同于其他历史学科。
最后贝克教授强调:
在此我要谈一谈不同的观点。历史地理学
没有必要监管自己的“领域”,研究历史地理也
没有必要逻辑证明。不存在历史地理学独有的
研究专题与研究领域;相反,历史地理学与历史
(及史前)研究共享其探讨的方法,而同时与地
理学研究共享其探讨的问题。因此,对历史地
理学科的任何整理(或甚至讨论)通常应以地
理学的话语作为其后盾。地理学与历史学都是
观察问题的观点;它们是观察世界的不同
方法。
存在这种争论并不奇怪,它实际上反映了历史地理学研究(或历史地理学科)的本质特点,是历史地理学自身不断发展和研究内容不断深化的必然体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综合特征极为明显的学科,其研究的内容虽然是地理的,但在时间上却是过去的,资料来源是历史的,历史学的文献处理和解读方法是历史地理学最基本的研究方法,历史地理学因而同时具有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特征,不同的研究者从各自的研究主题出发,自然会得出不同的观点。
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与其他学科不完全相同,历史地理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方面,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
现在有不少研究者都认为要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水平,最重要的任务是提高研究结果的精度。葛剑雄先生认为:“由于绝大多数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已经无法通过实地考察来复原,只能依靠文献记载,而现存史料往往只有不完整的描述,普遍缺乏必要的数量,要进行量化分析相当困难,更难得出精确的结论,所以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时间、地点、程度的定量精度很低。由于成果的精度不高,很难作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也无法为归纳或预测提供可靠的数量根据,也难以得到其他学科的引用,受到运用部门的重视。”葛全胜、何凡能等认为:“我们也应该看到,与其他相邻学科相比,我国历史地理学在信息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由于条件限制,大部分研究成果依然还停滞在定性描述之中,从而造成许多很有见地的研究成果因缺乏量化指标,很难与相邻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衔接,不能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凸现其重要的科学价值。因此,积极推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历史地理学中的应用,提高研究结果的定量化程度与精确性,已成为学科发展当务之急。”这是就历史地理学的地理学属性而言,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如前所述,“复原”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只是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的一个方面,历史地理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那就是运用本学科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从哲学或文化层面回答环境变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问题。由于人类思想意识和人类社会活动行为的复杂性,计量化未必是最好、最准确、最科学的表达方式,而历史地理学因为其研究时段和研究资料的限制,也几乎没有可能提供一套系统、精确、符合历史实际的量化资料,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强自为之可能会弄巧成拙。因此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前途还在于后者,应着重从文化层面和哲学层面去思考人地关系问题。
近年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是:一方面,许多历史地理研究者开始涉足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控制等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对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一些研究主题给予历史地理学的解释;另一方面,一些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研究者也纷纷涉足历史地理学研究领域,试图从地理环境和人地关系的角度来阐释相关的研究主题。历史地理学已经不仅是一门学科,同时也已成为观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发展诸问题的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成为分析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方法论,受当代科学研究发展潮流的影响,是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学科划分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科学研究越来越综合化、系统化。无论是回答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问题,还是回答人类社会的发展问题,都不能无视相互作用的另一面。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是人地关系问题,认识问题的角度是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的相互作用,表述问题的方法是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过程。这三点对于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人地关系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命题,是探讨环境变化和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回避的主题,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和对全球变化的关注,目前也是诸多学科争相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人与地的关系由于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而产生,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制度的演化而不断发展。受自然规律支配的地理环境和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人类社会及其生产和生活方式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人地关系应从动态角度考察才能深刻认识。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及其变化规律,因此在人地关系问题研究中具有独特的地位。邹逸麟先生指出:“历史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大部分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同时自然环境的变迁,又反过来给人类活动带来有利和不利的影响。如何科学地处理好人地关系,则是历史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历史地理学就是研究人地关系的学科。”人地关系问题成为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是题中应有之意。因为历史地理学较早的重视人地关系的研究,对于人地关系的认识也早已走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和地理环境只不过是人类生产和生活活动的舞台这样的认识误区,自觉地认识到地理环境和人类社会是一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问题分析中;同时,历史地理学也因其研究时段的关系,早已形成了一套成熟的表述问题的方法,即通过“复原”不同时期、不同地点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变化来表达人地关系的过程。这些都是历史地理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优势的认识理论和研究方法,正如阿兰·r.h.贝克教授所说,“历史地理学的长处在于交叉学科的研究项目,对往日的人类、地点与时期给予了大量的独特研究”。
如同当代许多其他学科一样,各学科都有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又在不断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在研究中重视人地关系,把人地关系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过程,注意人地关系在时空二维上的发展变化,这是历史地理学的基本认识和基本研究理论,现在也越来越成为相关学科研究问题的认识和方法,成为观察人类社会发展和地理环境变化相互关系的一个方法论。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2
谭其骧1983年就已经指出：历史地理作为一门学科虽已存在几十年，但迄今尚未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一个重要原因是各地区历史地理研究还基本没有开展起来，因此这门学科无论在纵的方面还是横的方面都还有很多空白无法填补②。朱士光1999年指出：历史地理学理论建设滞后，不仅湮没消蚀了学科固有的理论光芒，还使学科属性与归依问题出现新的模糊认识，并且因学科今后发展的主导方向不明朗而影响到学科整体的顺利发展。有鉴于此，朱士光倡议充分发挥历史地理学科特点，注意吸取有关学科理论原理，采用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抓好人地关系研究，应将研究对象时间下限延至当今，同时将研究内容扩大到包括对当前环境变迁动态的评估及对今后环境变迁趋势的预测等方面③。下面分四个方面作一初步总结。
一、地理学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及其规律，这个地理环境既指自然、也包括人文地理环境，所以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性质而言，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就研究所依据的资料和方法而言，它又具有历史学科的属性。所以有人说历史地理学“它是在两个母体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学科”④。
侯仁之最早阐明了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基本观点。他着重说明历史地理学与沿革地理学之间的本质区别，指出今天的地理不是自古以来就是如此，而是从以往不同时代的地理中发展演变而来的，今天地理上的一切现象都植根在过去的地理中，且有它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存在，因此他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任务、方法和意义，说明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向后延伸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景观的变化，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的地理景观，而且还要探求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景观的形成和特点⑤。
谭其骧、史念海两位对侯仁之阐述的观点均表示赞同。谭其骧承认：“就学科的性质而言，历史地理学并不属于历史学，而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⑥，“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地理”，“它是一门地理科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⑦。史念海则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⑧；曾明确地表示：“中国历史地理学应该是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但也可以作为历史学的辅助学科”⑨。他在别的论文中，系统而又概括地阐述了中国历史地理学悠久的渊源及其发展过程，充分肯定了历史地理工作者对国家建设所做出的成绩，鼓励大家继续发扬历史地理学有用于世的作用，以期这门学科不断发展和壮大⑩。韩光辉回顾了中国、欧美、俄国历史地理学发展的全过程，得出全世界历史地理学发展均存在沿革地理研究、近代历史地理和现代历史地理学三个阶段的结论(11)，与侯仁之的观点殊途同归。
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迅速发展起来的新学科，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初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12)。虽然在基本理论问题已取得共识，但面临的新形势对学科理论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侯仁之的《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3)就是对此作出的回答。他认为，历史地理的研究范围，必须扩展到地质史的最后时期，也就是随着人类的活动能力逐渐加强，并开始在自然环境上产生了日益显著的影响以后的时期，指出目前我国地理学正经历着一个重大的变革，而且是极有利于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他科学地倡议开展系统的“区域链”研究，对整个历史地理学科都具有指导意义。90年代初，他又高瞻远瞩地指出：“可以用之于研究当前地理问题的现代科技手段，如何引用到过去时代的地理问题的研究中来，正是我国历史地理学今后发展的关键所在”(14)。他的这一系列论文阐明了历史地理学作为现代地理学一个组成部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而为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学分支的观点
历史地理学中的沿革地理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地理主要是研究历代疆域、政区、地名、水道的因袭与更易，长期以来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它的成果长期被视为给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一个空间舞台。按过去的四部分类法，地理著作一般都归入史部，沿革地理自然属历史学范畴，历史地理学科从而也属于历史学，所以以前有的学者将它作为治史的四把钥匙之一，但是至今还有学者将历史地理学狭隘地理解为考证古地名方位的(15)。
现在学界多数人赞成侯仁之的意见，历史地理的学科属性是毫无疑问的；但也应该充分注意其他意见中的合理部分，历史地理研究的对象虽然不是历史，但由于是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主要依靠历史文献记载，使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其成果更多的是为历史学所利用。地理学本身的研究范围就包括了自然、人文两个主要方面，历史地理学具有一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的特性是很自然的事。
在1982年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讨论会上，谭其骧作《在历史地理研究中如何正确对待历史文献资料》的学术报告(16)。他针对那种认为研究历史地理只需要多做野外考察、只需要学会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的片面认识，指出就研究方法而言，历史学的方法的重要性至少不下于地理学的方法。事实证明，离开了文献资料，不仅历史经济地理、人文地理无法研究，就是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也不能取得应有的结果。
历史地理学界以往的研究过于偏重古代，研究时段的下限应该与当代相衔接，这一状况近年虽有所改变，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因而邹逸麟、吴松弟呼吁历史地理工作者“尤其要注重研究与经济建设有关的重大课题”，建议“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历史时代应尽量后移，尤其要加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历史地理的研究”，“注意将历史状况与现今状况进行比较，在深入细致研究的基础上找出规律性的东西”(17)。的确，历史地理学在边界谈判、政区改革、地区差异、经济开发、城市规划、生态保护、减灾防灾、人口与移民、民族分布、国土整治等很多方面都能提供决策咨询，可以“古为今用”，所以他们的呼吁是十分中肯的。
三、异彩纷呈的新说
历史地理学属地理学也好、属历史学也好，都有各自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还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层出不穷的新说，认为它是边缘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社会学科者有之、认为它是独立学科者有之，有学者还引进、介绍、总结国外的历史地理学理论(18)。
最早提出历史地理学是边缘学科观点的是黄盛璋。还在20世纪60年代，他对历史地理的研究对象和范围、任务和作用、学科性质、研究方向等问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认为历史地理学就其学科分类说，是地理科学的一部分，就其学科性质说，则既是历史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又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提出无论从学科的研究规律或学科的研究特点看，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重心都必须放在人类改造自然的问题上(19)。钮仲勋也认为它是一门新的边缘学科(20)。后来黄盛璋发表《论历史地理学与地理学》(21)，再次强调“历史地理学是地理科学一个分支，也是历史科学与地理科学之间的边缘科学”。
盛叙功认为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他在《历史地理刍议》(22)一文中，极力反对把历史地理学分属于自然和社会两个不同科学范畴，他认为研究历史上自然地理环境变化的只“应属于古地理学或自然史的领域”，而历史地理学应该“是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人类在地球上的活动发展变化和地区分布的规律和特点的科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青年学者尹国蔚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历史说、地理说、边缘学科说等各种观点，比较分析了关于这一理论问题中存在的四种矛盾，即二元性论、边缘与非边缘之争、自然与人文之争、历史地理从属于现代地理的自相牴牾，认为时至今日，对历史地理学科性质的认识不应再囿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同学科出身的人从事这项工作正好说明历史地理学的博大精深，因而他将历史地理学重新定义为：它利用历史学的方法而非历史、利用地理学的方法而非地理，与历史、地理相关而非介于其间或边缘，它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独立的综合性学科(23)。李令福也认为，历史地理学今后可能走向独立，成为一门既不属于历史学、也不属于地理学，而是一门关于有史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现象兼包并蓄的综合性独立学科(24)。这个观点正确与否有待于学术界的检验，但这种勇于探索、对传统观点提出挑战的精神则是值得提倡的。
“历史地理学已经存在几十年了，但今天我们依然要呼唤它的新生”。这是孙天胜、曹诗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一文(25)中提出的观点。该文从学科性质、历史根源及客观现实等方面入手，指出“历史地理学”命名上存在着名、实不符问题，认为目前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内容应归属于地理历史学的学科范畴。在这里，他们提出如此前所未有的观点和名词，虽未必能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同，但也许会促进学科理论探讨的进一步深入。
四、学科体系及各分支学科理论的探讨 改革开放以来，对历史地理学科理论的探索已不限于学科整体，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经深入到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各个分支领域。
编绘历史地图是历史地理学领域取得的最突出的成就，早在20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26)，《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历史地图集》、《西安历史地图集》分别是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大历史地理学术单位的代表作，因此历史地图编绘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中国历史地图集》除了内容丰富、收罗宏博的特点外，还在科学性、思想性和精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了其他同类地图集。黄盛璋《编制历史地图的一些理论与方法上初探》对历代疆域、政区、交通、产业分布地图的绘制提出了一套系统的做法(27)。韩光辉、尹钧科、俞美尔在全面总结《北京历史地图集》方面连续发表三篇论文(28)，就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内容、性质、理论基础、历史地图（集）与读史地图（集）的本质区别等基础理论问题，以及历史地图（集）的总体设计和技术处理的具体细节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这对促进我国城市和区域历史地图（集）的研究编制将有所裨益。有的学者还提出了历史地图为国家制定长远规划提供宏观趋势图幅的设想(29)。不过，总体上对这方面的理论性研究还相当缺乏，对已有历史地图的评论也很不够。
若说在编绘的方法上有所新的突破，则要数20世纪末开始的chgis项目。葛剑雄认为：理想的数字化历史地图集不仅将基本解决《中国历史地图集》这类印刷地图所难以解决的矛盾，而且汇时间、空间、人类活动的各种信息于一体，成为一套具备各种不同层次的检索手段和链接、完全开放的、具有无限开发潜力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成为各类历史地理信息可靠的空间平台。经过多年的探索与筹备，“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ina'shistoricalgeographyinformationsystem，缩写为chgis）项目已于2000年启动(30)。
关于自然环境演变的研究，过去主要局限在有文字记载的近三、四千年的时期以内，极少涉及到“史前”时代。侯仁之指出最近研究的趋势已开始上溯到地质时代最后阶段的全新世，从而与古地理学的研究直接衔接起来，即从未经人类干预的原始地理景观的形成开始，去逐步复原在历史时期内由于人类活动而发生变化的整个过程。这必将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活动如何一步又一步改变了大地的自然面貌，并为进一步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提供更加可靠的科学依据(31)。张修桂认为：作为全新世环境研究的中坚力量的历史自然地理工作者，除了继续发挥本学科在晚全新世研究的优势、深入发掘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科学地分析研究之外，应当努力吸取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如侯仁之所倡导的拓宽自己的时空研究领域，更好地研究历史自然地理演变的全过程，为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32)，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是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最具生命力、最为繁荣的一个分支学科”(33)。毛曦从人地关系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对象、历史文化发展连续性等方面论证了旧石器时代纳入历史地理学研究范围的必要性与可行性(34)。朱士光曾预言：“历史自然地理学将是中国历史地理研究中最有生机、最富社会价值的分支之一。历史自然地理学家应更加积极努力，把握当前的大好时机，大力进取，使历史自然地理学得以屹立于当今现代科学之林，发挥出自己应有的作用”(35)。
随着研究工作的继续深入，历史自然地理学逐渐与某些分支学科密切结合起来，从而派生出新的历史地理学的分支——“历史地貌学”。曾昭璇《我国某些历史地貌学问题的刍议》(36)，指出历史地貌学主要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貌的变迁，不但复原过去时代地貌情况，并且要寻找地貌变化规律性，说明目前地貌形成的过程和特点。他从理论高度提出独立框架，创建了历史地貌学这一历史自然地理的分支学科，填补了学科的理论空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曾昭璇、曾宪姗合著《历史地貌学浅论》(37)是目前国内外这方面的第一部专著，书中明确指出：历史地貌学是研究历史时代地貌的变迁即第四纪全新世以来的地貌发育，有两个具体任务：第一个是古代地貌的复原，第二个任务是地貌年代的确定。正是由于历史地貌学可对地貌发育过程的规律性进行科学的研究，人们便可根据其规律提出对生产实践的意见，这就反映了历史地貌学为生产建设服务的重要价值，展示了这个新兴学科发展的光辉前景。张修桂则提出了中国历史地貌学性质、对象、内容、方法等基本问题的构想(38)。历史地貌学的创立，是历史地理学界的一件大事，更是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
沙漠化是全球中纬度地带受到的共同威胁，中国的沙漠地貌面积广阔，沙漠研究走在世界前列。侯仁之开创了历史沙漠地理研究领域，成就斐然。李并成以河西走廊历史上的沙漠化研究为例，探讨了历史沙漠地理的有关理论问题，总结了沙漠化的四种途径（沙漠化发生的地域、沙漠化作用的途径，沙漠化发展的趋势、沙漠化土地的逆转），认为因绿洲水资源的移动和重新分布而导致绿洲的转移过程，并不一定意味着绿洲的缩小或消失，沙漠化土地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逆转的(39)。后来，李并成又探讨了人口因素在沙漠化历史过程中的作用(40)。这是对历史地貌学理论的深化。
沿革地理研究中，历代疆域与政区的研究是传统舆地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方法最为完善，但还没发展到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程度。为此，周振鹤在《建构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设想》(41)作了系统论述。他认为观察中国古代的政治地理学可以从思想家对于理想政治制度中地理因素的阐述、历史学家或地理学家将地理要素作为政治体制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政治家的利用地理因素解决政治问题的具体操作过程三方面着眼，指出政治地理学“对国家尺度而言，则有疆域的伸缩、与邻国的地缘关系，有边疆区与核心区的变迁，有首都定位的地缘政治基础等等。对地方尺度而言，重点则是行政区划与行政中心的变迁”。所以在他眼里，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在行政区划方面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应该仍以复原疆域政区历史变迁的全过程为目的。第二，应该是就疆域政区本身的要素来进行分解式的以及政治学角度的研究。第三，工作的重点在于研究政治过程对地理区域变迁的影响。作者因此倡议，这一切都有待于我们从丰富的历史文献中去研究，“从而在历史政治地理研究方面以至政治地理理论建构方面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不远的将来，“历史政治地理学”有望取代传统的历代疆域与政区研究。
历史城市地理是历史地理学中最为成熟的一个分支。马正林阐述了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对象和任务，认为作为历史地理学一个活跃分支的城市地理学，其研究对象是具有地理实体的城市，所谓地理实体就是指整个城市的地理基础、地理特征和地理价值；其研究任务就是要揭示地理条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性，为当前的城市规划、建设服务(42)。李孝聪认为，城市史和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研究不能总局限于单一城市的描述，应从历代区域中心城市入手，阐明区域城市体系形成的原因和过程。同时，加强历史城市地域结构和文化分异的对比研究，将是多学科方法的引入和开展中、外城市比较研究的一条途径(43)。严艳等探讨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体系及其研究内容(44)。
中国古代以农立国，农业是先民的主要生产部门，所以历史农业地理研究应该是所有历史地理研究中最为主要的领域，可惜目前重视程度不够。最近20年来，在史念海倡导之下，这一领域取得了很大成绩，已出版专著十余部。王社教探讨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认为它是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诸要素的地域分布及其相互间作用、变化、发展规律的科学，其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人口的增减和垦田的盈缩、农作物的构成及其分布、农业生产的区域差异、规律的总结等方面；可划分为区域性历史农业地理、专题性历史农业地理和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等多种类型和层次(45)。王社教《关于中国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几点思考》(46)分析了现有的巨大成绩和在内容、理论、水平三方面的不足，指出了今后应加强对农林牧副渔各业的综合整体研究、积极开展对西部内陆地区的研究等四个努力方向。同样，李令福认为，历史农业地理学是历史地理学中历史经济地理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主要研究历史时期农业生产布局及其结构的演变发展过程与规律，具有鲜明的区域差异、时展与结构综合的特性，“时间”、“空间”、“部门”构成了历史农业地理学的三大要素(47)。萧正洪系史念海高足，其专著《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一书的出版，被认为“标志着历史农业地理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成熟”。
历史文化地理是新兴领域，近年的成果很多，但对于其理论探讨稍显不足。雍际春《论历史文化地理学的研究对象、科学内容及其任务》一文(49)，论述了历史文化地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指出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的科学内容主要包括历史时期文化的源地、文化传播、文化区域、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以及文化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并同时提出了六大研究任务。毛曦对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学科界定、学科属性、主要内容、研究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50)。“历史宗教地理学”是介永强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历史宗教地理学是历史文化地理学的分支学科，是研究历史时期宗教形成、传播和发展的区域性特征及其分布变迁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包括理论、部门、区域三大部分，研究内容主要有历史时期宗教源地的形成、宗教传播的途径、宗教景观的分布、宗教的区域性特征以及历史时期地理环境与宗教发展的相互关系等，除历史学、地理学方法之外还需要借鉴民族学、文化学、考古学等成果和方法。
中国的古典文学发达，胡阿祥提出了“文学地理”新观念，并对于如何运用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讨历史时期文学现象的地理分布、组合及变迁，揭示文学与地域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构想(52)。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故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十分活跃。黄盛璋、孙进己、刘锡畴曾就历史民族地理学的有关理论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53)。李并成在《西北民族历史地理研究刍议》(54)一文中将其归纳为，历史民族地理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上的民族及其民族群体的起源、发展、迁徙、演变的历史过程及这一过程和地理环境的关系，并倡议展开西北历史民族地理研究，包括民族分布地域、活动范围的进一步研究、民族迁徙路线的研究、民族城邑聚落的研究、民族古地名研究、民族农牧业土地开发及其对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等五个方面。提出这些认识，必将促进从地理角度研究有关民族问题。
龚胜生提出了创建历史医学地理学的设想(55)。他认为，历史医学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疾病、健康与地理环境相互作用关系及其空间分布变迁规律的新兴学科。这门学科不仅对地理学、历史学、灾害学等学科理论体系完善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地方病防治、人口优生优育、中药资源开发与保护、环境变化、健康预警等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其主要研究领域有历史疾病地理、历史健康地理、历史药物地理、历史灾害医学地理、历史医学地理学史、历史医学文化地理、历史环境医学地理、历史军事医学地理等。研究方法主要有历史文献分析、野外实地考察、医学地理制图等。他还对中国先秦两汉时期的疾病地理思想和健康地理思想作了深入探讨(56)。
历史社会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新兴分支，王振忠倡议最早，他的《社会史研究与历史社会地理》阐述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的研究内容是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社会风尚的区域特征等，力图汲取社会史、文化史及人类学研究的相关成果，对各地人群、社会现象及社会风尚等诸多方面作地理的透视。主要内容包括：1、历史时期社区的地理研究，研究不同自然地理背景下，经过历史传承积淀而形成的社会文化及其在异地的扩散和传播。2、历史时期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它包括“区域人群”、风俗地理和社会变迁，以及从事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基本史料的发掘和利用等(57)。吴宏岐等撰文《历史社会地理学的若干理论问题》(58)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学来源于历史学、地理学和社会学，即是历史地理学一个带有部门性的综合性分支学科，也是社会地理学一个带时序性的分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历史时期的社会，包括各种社会集团的区域分布、形成过程、空间结构、行为特征、心理差别、社会问题及时空演变系统，研究内容为历史时期的社区研究、不同区域人群兴衰的地理背景、不同区域人群的空间结构及时空演变规律、不同区域人群的社会行为和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空间研究。
关于历史科技地理，赵海军《论历史科技地理》(59)在深入分析我国辉煌科技史基础上，阐明了进行历史科技地理研究的必要性，初步构建了历史科技地理学科的轮廓。
现代地理学发展趋势之一是展开区域研究，历史地理学也莫能外。1998年在沈阳召开的历史地理学术会议，主题就是历史区域地理。在历史区域地理学理论上，韩光辉、朱士光、邓辉、侯甬坚、鲁西奇均有建树(60)。侯甬坚探讨了华夏民族在先秦等时代业已形成的划分不同地带的区域观点，以及一整套原则(61)。鲁西奇继发表《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后，又发表了续篇《再论历史地理研究中的区域问题》(62)，深入阐述了建立连续的区域历史地理剖面是历史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要思路。
除了上述以外，还有学者呼吁建立其他的学科分支如历史边疆地理、历史灾害地理等(63)，因无公开，在此姑妄一提。
五、结语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3
本文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及其未来走向，讨论对学科发展至为重要的继承与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历史人文地理与历史自然地理不可偏废，传统研究要与新技术运用相结合，要善于从现实需要探讨历史地理的重大问题，并用科学研究成果为现实服务，并就区域研究的价值与方法提出具体的看法。
[关键词]历史地理学；发展；未来走向
[中图分类号]K9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2)04－0005－09
吴松弟(1954－)，男，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经济地理、经济史和人口史。(上海 200433)
如果以1934年春顾颉刚先生和谭其骧先生发起，以燕京、北大、辅仁等三所大学的教员和学生为基本力量，成立禹贡学会筹务处、出版《禹贡》半月刊，作为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历史地理学开始形成的标志性事件的话，则1979年6月在西安召开首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会上决定成立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筹办历史地理刊物，无疑是历史地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的标志性事件。自2011年开始，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三个最重要的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已迎来或即将迎来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奠基者和三大中心的创始人谭其骧先生、侯仁之先生和史念海先生的百年诞辰，浙江大学也举行了庆贺陈桥驿先生90华诞的活动。许多历史地理学者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继承前辈学者的光荣传统，开创历史地理新的发展局面?笔者不揣浅陋，通过回顾30年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并展望未来，就这一学科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学科交叉是历史地理学前进的必由之路
1962年，侯仁之先生在《历史地理学刍议》中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是现代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是由于人的活动和影响而产生的。历史地理学的主要工作，不仅要‘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必须寻找其发展演变的规律，阐明当前地理环境的形成和特点。这一研究对当前地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同时也直接有助于当前的经济建设。”谭其骧先生和史念海先生对侯仁之先生的看法均表示赞同。谭先生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学完全一致，仅仅是时间上的不同而已，同时他又多次强调历史地理研究时运用历史学方法和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史先生认为，“以前历史地理学还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自然要运用治史的方法进行探索”，“既然(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组成部分，就该兼用地理学的方法从事研究”。此后，多数学者都认为历史地理学属于现代地理学向后的部分，应该采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和手段加以研究。
然而，关于历史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的争论，尽管已沉歇一段时间，却不等于已得到高度的统一。2001年，孙天胜等发表《历史地理学的学科属性辨析》一文，认为把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任务放在历史地理学的名头上是有欠思量的，应该称之为“地理历史学”，即从历史角度或时间维度研究地理环境，真正意义上名副其实的历史地理学应该回归于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侯甬坚于2007年著文，认为近代以来历史地理学处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相互接触面上而不断求取进步，受此影响它一直保持着学科的最大特点——兼为历史学、地理学发展贡献自身的学科价值。因此个别地理学者近年提出历史地理学的名实之辨问题，显系学术史和历史地理学研究情形不熟悉所致。然而，其极力强调的历史地理学“研究社会历史发展与地理环境关系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具有积极的学科建设意义，有助于形成新的学科定义。他通过对历史地理学学科特性、近年学术界研究动向、泛历史地理化的分支学科建立方式的详细考察，提出了历史地理学定义的增改意见和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复原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过程，同时研究认识人类社会在这一地理舞台上形成发展及演变规律的跨专业学科，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努力促进人类社会进步、文明的演进和发展、人类与自然的永久和谐相处。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4
荷兰数学家西蒙·斯蒂文在1605年出版的《传统数学》一书中专辟第七章“古代簿记探测”，试图对此前的会计历史进行回顾与总结。这形成了早期文献中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开始了人类社会对自己的会计行为历史有意识的探讨。1933年，美国会计学家a．C．利特尔顿出版的《1900年以前的会计发展》一书，对20世纪以前的会计发展历史进行了系统研究，成为会计史学发展史上的标志性成果，由此奠定了会计史学学科的基础。20世纪后半期，许多国家先后建立会计史研究组织，创办发行会计史刊物，从事会计史学术研究活动。各国的会计史研究组织还联合组建了国际会计史学家协会，召开会计史国际会议，交流会计史学术研究成果，加强各国会计史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往，不断地推动着会计史学研究的进程。
伴随着会计史学研究的国际环境的变化，中国自20世纪30年代起，也开始了对会计史学的研究活动，当时已有一些学界中人从事会计史专题研究，并取得了相应成果，如冯抑堂的《吾国古代之会计研究》、林道俊的《我国古代政府会计制度之演进研究》等论文见清会计刊物，成为中国早期的会计史研究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期间，中国的会计史学研究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70年代后期，开始进行系统的会计史学研究，迄今已经取得多方面的显著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成立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
财政部领导十分重视开展会计史的研究工作，认真研究民间有关成立会计史研究机构的提议。1983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决定筹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并将研究中国古代会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史、中国革命根据地会计史、中国社会主义会计史的工作列入中国会计学会的学术研究计划中。1989年12月，中国会计学会在天津召开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现改为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理论讨论会，标志着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由分散、自发研究状态步入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研究的新阶段。
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后，集中举办的学术活动主要有：①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成立暨理论讨论会上，以“历史上的会计变革”为主题，探讨中外会计变革历史经验与教训，会议讨论了历史上会计变革的原因、中国会计变革的基本轨迹、历史上的会计变革对当前会计改革的启示、当前会计改革的历史地位、会计史研究与会计改革等问题。会议确定，中国会计史学研究的长期目标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会计史学体系，近期目标是通过广泛搜集、整理、编印会计史料，抢救中国的会计历史遗产；开展专题性、地区性和部门（专业）会计史的研究；初步完成会计史教材的基本建设。②在1991年5月召开的第二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会计发展的历史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会计发展的一般规律、会计体制沿革及其规律、会计方法演进及其规律、会计思想（会计理论）演变、成本会计沿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外）注册会计师职业的沿革等问题。③在1994年11月召开的第三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注册会计师发展历史过程及其运行规律”为主题，讨论了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所处阶段、中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会计师事务所设立方法、注册会计师管理体制、注册会计师的发展环境、注册会计师法制建设、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建设等问题。④在1999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以“新中国会计发展历史”为主题，讨论了新中国成立五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会计各领域或各专业方向的发展历史。
（二）会计史教育纳入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自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财经类部分高等院校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相继开设会计史专业课程，不但本科生、专科生及中央电大学生开始系统学习会计史课程，在少数高校举办的助教进修班上也开设会计史课程，或为青年教师开办会计史课程专修班。此外还培养了会计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会计史学研究推出、积蓄新生的骨干力量，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在会计史教育和研究的第一线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激发学生学习会计史的自觉性和学习热情，提高会计史教学的质量，在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倡导和财政部会计司、会计史专家学者、各兄弟院校的支持下，天津财经学院与原北京经济学院的会计系联合制作了一套“会计史教学幻灯片”，并用于一些高校的会计史教学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在国家高级别科研课题立项及在国内具有广泛影响的出版社出版选题计划中，均列有会计史方面的教材，统编或推荐会计史教材的编撰及出版，反映出会计史课程在会计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稳固和会计史教育逐渐规范化的趋向。
（三）建立一支从事会计史研究与教学的人员队伍
以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研究组的成立为标志、以高等财经院校会计史教育成果，尤其是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的培养成果为基础，形成了老、中、青三代人构成的，以中、青年教师为主的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成为会计史研究的主力军。
（四）具有较高水平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陆续问世
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的近二十年间，中国会计史学研究取得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研究成果，根据不完全统计，这些成果包括：
（1）关于中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著作有：《中国会计史稿》。《中国会计发展简史》、《中国会计简史》等。
（2）关于中国会计史分期研究的作品有：《中国古代会计审计史》、《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延安时期财会工作的回顾》。《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变》等。
（3）关于中国会计史资料汇编的作品有：《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中华民国时期）》、《中国会计史料选编（东北根据地和东北大行政区时期）》等。
（4）兼及中国和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会计发展史纲》、《会计史教程》、《会计发展概论》、《会计发展史》等。
（5）关于外国会计史综合研究的作品有：《文明古国的会计》、《西方会计史（上）》、《简明西方会计发展史》等。
（6）外国会计史著作的中文译本有：美国查特菲尔德的《会计思想史》、苏联索科洛夫的《会计发展史》荷兰海渥的《会计史》等。
（7）关于会计史专题研究的作品有：《中外会计史比较研究》、《会计思想史探索》等。
（8）在一些大、中型会计工具书中设有专门的分部，反映会计史的内容，如《中国现代会计手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大事记》、《经济大辞典·会计卷·会计史》、《中国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史》、《会计全书·中国会计史、西方会计史》、《现代会计百科辞典一国会计史·世界会计史》、《会计百科全书·会计发展史》。《会计辞典·会计史》、《会计法规知识大全·中国会计法史知识》等。
（9）除上述会计史专著以外，尚有为数众多的会计史专题论文散见于各种会计刊物，对于宣传会计史知识、扩大会计史研究的社会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1982年3月，成圣树、丁平准曾将其中部分论文辑录为《会计史学习参考资料（第一辑）》，由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等单位印行。
此外，一些尚未刊行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如历届会计史理论研讨会上交流的会计史研究成果，同样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五）加强同国外会计史学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者积极开展同国外会计史学研究组织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向国外宣传中国会计悠久的发展历史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同时，也向国内会计界介绍外国的发展情况及会计史的研究成果，并取得了有益进展。
二、构建会计史学体系的思考
（一）问题的提出
如前所述，近二十年来，中国会计史学研究迅速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同时也应看到，在会计史研究人员队伍的稳定、研究条件及经费的保证、会计史资料的搜集整理、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尚需要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人员共同思考，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合力解决存在的问题，以便促进会计史研究的更快发展。本文仅就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问题提出粗浅的看法，供中国会计学会会计史专业委员会和会计史研究工作者参考。
按照历史学科一般结构的特点进行比较，可以发现：目前我们从事的会计史研究以及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尚不能构成完整意义的会计史学的全部内容，亦即目前的会计史学研究及其成果仅属于完整意义上会计史学研究的部分内容，距会计史学的体系化建设还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因此，在我们已经取得现有的会计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适当地回顾和总结研究会计史的经历与经验，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思考并提出对未来的研究工作可发挥规范或指导作用的方案，以使会计史学研究更顺利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认为，在目前的会计史研究过程中，应开始考虑并着手建立会计史学的科学体系，明确或规定会计史学体系中应独立存在的不同学科及其各自性质、不同学科在会计史学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各学科包含的内容、不同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等科学界定，以便为会计史研究人员提供确切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和研究任务，明确所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性质和各自分工。
（二）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必要与可能
（1）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现实的必要性。①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是会计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按照历史学科的普遍规律，研究会计历史问题，其主要目标在于理清人类社会会计发展历史过程的客观真实，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会计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性，即在观念层次上“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为了“真实地再现”逝去的会计历史，便需要对会计历史研究的对象、会计历史研究的技术等提出有关的要求，即建立会计历史研究的规范，以此为目的进行的会计史学研究，属于会计史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提出并完成会计史学的基本任务可以为完成会计史学的根本任务提供保证，也是会计史学自身的更高层次的发展目标。②会计史学在会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于特殊的地位，是会计专业学科与史学学科交叉生成的边缘学科。由于会计史学的特殊性，决定了进行会计史学研究既不能单纯采用会计专业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也不能依样照搬史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而取得成功。因此，总结适用于会计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体系，从而指导会计史学研究的实践，降低会计史学研究的成本，提高会计史学研究的效率和研究成果的质量，是会计史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亟需。③目前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人员，基本上是以中青年为主的会计专业人员，他们既不具备会计界前辈们所具有的深厚的文史功底，又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科学的史学专业训练，仅仅依靠对会计学科的深厚感情和专业自觉性从事会计史学的研究并取得成果。因此，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总结会计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上可继承会计界前辈从事会计史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学术精神，养成现有会计史研究者的学术技能，下可熏陶会计史研究后来者的学术作风。
（2）建立会计史学体系具有客观可能性。①历史学科关于史学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成果为探讨建立会计史学体系提供了“范式”，会计史学体系的建设可借鉴历史学科史学体系建设的相关研究成果。②会计历史研究的现有成果已经具备一定的数量规模，达到了相应的质量水平，奠定了建立会计史学体系的基石。③在会计史学研究中，资深的会计史学专家取得的研究成果以其卓越的学术建树树立了从事研究工作的楷模，一些中年研究人员也对自己进行的研究工作颇有心得和体会，他们共同积累了从事会计史学研究工作的宝贵的实践经验。（三）“会计史学体系”的涵义及其结构
建立会计史学体系，首先要明确“会计史学”的涵义，而理解“会计史学”又必须明确“会计历史”的涵义。
人们对“会计历史”具有多重理解，其中主要的观点有：①会计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会计事实；③会计历史是对过去会计事实所作的记录；③会计历史是会计事物已往的发展过程；④会计历史特指“会计史学”。
因为人们对“会计历史”的理解不同。所以“会计史学”也就具有多重涵义。最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研究会计历史的全部工作及其成果；广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以人类会计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狭义的“会计史学”是指人们对会计发展所形成的有关历史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认识。最广义的、广义的和狭义的“会计史学”只是因研究范围、所处层次的差异而不同，其间并不存在根本的矛盾。
基于对“会计史学”的理解，可将会计史学体系定义为：会计史学内部不同层次的、相互联系的若干分支学科构成的有机整体。完整的、学科齐全的会计史学体系可以依照学科门类和知识单元的双重标志进行架构。
1、会计史学体系的学科门类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从学科门类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主体学科、辅助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和反思学科。其中；主体学科是以综合地研究会计历史的整体或局部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辅助学科是以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理论与方法学科是以会计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反思学科即会计史学史，是以会计史学的发展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的会计史学分支学科。
（1）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通史。会计史学主体学科的内部结构按照空间标志可以划分为洲别会计史、地区会计史、国别会计史、地方会计史、部门（行业）会计史等等。按照时间标志可以划分为古代会计史、近代会计史、现代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原始社会会计史、奴隶社会会计史、封建社会会计史、资本主义社会会计史（含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会计史）、社会主义社会会计史等；或可划分为依帝王、朝代顺序分隔的断代会计史等等。按照会计学术、业务、管理工作等内容标志可以划分为会计思想和会计理论发展史、会计教育事业发展史、会计出版事业发展史、会计学术团体发展史、会计方法发展史、会计工具发展史、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会计法制建设发展史、会计组织机构发展史等等。根据需要，将上述划分标志相互交叉后，还可以派生出木同类别和不同层次的会计史，如“13世纪欧洲会计史”、“美国注册会计师职业发展史”、“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复式簿记发展史”等。
（2）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研究会计历史所需要的辅助知识，会计史学辅助学科的内容结构按照研究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等等。按照理解历史文献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年代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谱谋学等等。按照研究遗迹、遗物知识的标志可以划分为考古学、古器物学、断年法等等。
（3）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历史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广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一般原理和规律解决会计历史不同层次具体问题的理论与方法、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移人和借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辅助学科应用的理论与方法、会计史学本身运用的理论与方法等。狭义的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仅指会计史学自身的理论与方法。此外，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学科还包括研究编撰会计史书知识的会计历史编撰学、研究会计史学工作组织与管理的知识、研究会计史学研究规划的知识等等。
（4）会计史学反思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为会计史学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一般包括：会计史学发展的过程及时代特征、会计史学的时代变化与社会条件的关系、会计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变化、会计史学流派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会计史学各分支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重要的会计史学家、重要的会计史学著作、中外会计史学的比较研究等。反思学科的重点是会计史学思想的发展。
2、会计史学体系的知识单元结构
会计史学体系按照知识单元的结构来分析，可以分为会计历史事实、会计历史记录和会计历史认识三部分。其中：会计历史事实是会计的客观历史存在；会计历史记录是反映会计客观史实的文字记载；会计历史认识是关于会计的历史评价与历史理论。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5
关键词：马克・布洛赫；比较史；情怀
中图分类号：K0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20X（2016）17-0039-02收稿日期：2016-05-04
作者简介：卢昕（1994―），女，甘肃西和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社会文化史。
马克・布洛赫（marcBloch，1886―1944），法国伟大的历史学家，1929年他与吕西安・费弗尔等人合作创办了《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成为年鉴学派的开山之祖，紧接着连续发表诸多重要的文章，其理论思想日渐成熟。他一边主办杂志，一边细致深入地研究西欧中世纪社会现状与发展概况，其研究成果《封建社会》的问世促使他成为世界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报告《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中有关比较史学理论的系统阐述，也成就了他现代“比较史学之父”的美誉。他作为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其思想对史学发展影响深远，促使年鉴学派成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史学流派之一，受到了诸如伊格尔斯、斯托雅诺维奇等美国史家的高度评价，称其“对史学研究和历史方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在20世纪任何国家里，没有一个学者团体能望其项背”[1]，
认为马克・布洛赫等人的思想“为旧历史学转向新历史学开辟了道路”。[2]
一、为比较史学辩护的前瞻意识
为比较史学而辩护的前瞻意识是布洛赫基于历史学方法深刻研究基础上的补充和完善。他敏锐地认识到了比较方法在史学领域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与突出地位，故而将之前单一、割裂、简单、零碎的比较通过文章进而整合，从而为历史学研究方法提供了统一、系统的历史学比较方法，他的历史学前瞻意识体现了他广阔的历史视野、深厚的历史素养、独到的历史眼光和敏锐的历史情怀。
现代历史比较研究方法是现代史学科学解释与分析进行历史研究的根本方法之一。“它是通过不同时间，不同空间条件下的复杂历史现象进行对比研究，分析异同，发现历史本质，从而探寻历史共同规律与特殊规律的史学方法。”[3]布洛赫指出：“比较方法作用广泛，我认为普及和完善该方法是当今历史研究的一项最为迫切的必要任务。”并且他预见：“比较方法可以而且应当深入细节研究中去。比较方法的未来可能是我们的历史学的未来，就取决于此。”[4]他为比较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如今，历史比较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学科，我国19世纪末便已经自觉地运用历史比较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区别。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先生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均是代表成果。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一文更是将比较方法利用到世界历史的研究之中，这一切成果的出现不能不归功于布洛赫早期关于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阐述。
总之，布洛赫的报告《比较史学之方法――论欧洲社会的历史比较》，作为其比较史学理论的扛鼎之作，他通过为比较史学辩护，将比较方法与历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比较史学的新视野，体现了其独到的历史情怀与深刻敏锐的历史见解，他值得被赞誉为“比较史学之父”。
二、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
比较是我们认识周围事物最重要也是最普遍的方法之一，认识事物离不开比较，观察事物也离不开比较，透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更离不开深入、翔实、细致、严密、反复的比较，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比较方法的恰当利用紧密联系。要认识事物就要分辨事物，区别、分辨事物就要比较事物，没有了比较便无法明同异，更谈不上认识，比较在于明同异，在于深化认识，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没有比较，理解便也只是泛泛而谈。
革命导师马克思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的历史时期相比较。”布洛赫对比较方法极为重视，他指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者数种一眼就能看出它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与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与不同点做出解释。”刘家和先生指出：“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就是对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同时他也直接指出：“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
总之，将比较方法引入历史研究方法中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途径，为人类进一步理解与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布洛赫认为：“归根到底，千言万语，‘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三、正确合理的比较
比较在于辨同区异，在于通过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在于深化思维。但是我们必须要谨慎利用比较方法，比较不是万能的公式，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布洛赫认为：“比较方法不是万能的，科学上没有万能法宝。”
坚持可比性尺度，是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所谓可比性原则，即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时，必须具备共同的基础或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共同的基础或者联系就不能进行比较。所以，可比性就成为历史比较的先决条件。”比较不是对简单事实的罗列组合，它是建立在翔实细致的分析基础之上。刘家和先生指出：“同异也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布洛赫认为：“人们往往过于相信，或佯装相信，比较方法的目的仅仅在于寻求相似点；人们故意指责这种方法满足于牵强附会的类似，或者甚至不惜通过独断的假设不同的演变中某种说不清的必要的相似以臆造类似的现象。没有必要去研究这些指责有时是否曾显得合理，完全可以肯定的是，这样进行比较只能是对方法的恶意歪用。恰当地运用比较方法，相反会察觉不同点具有特别积极的意义，不管这些不同点是原有的，还是都是出自同一出发点，通过不同的渠道而产生的结果。”
由此可见，可比性原则下既要坚持同也要注意异。布洛赫其犀利的眼光从事物的同与异观察出得出同异的重要性，这一点尤为重要。人类社会的任何历史事物，只要在历史学的范围之内，具有某种共同性、相似性，便有比较的可能性。马克思举过以下例子进行证实：“倍尔西阿尼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是因为他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他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
归根结底，历史的比较在于明同异，同异也是历史比较得以进行的前提和条件。只有对事物进行细致的考察和比较，才能在整体上把握事物全貌，做出全面正确的认识，布洛赫区同明异的比较史学方法在这一方面对人类而言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深切的人文关怀
李剑鸣先生指出：“一个历史学家不论自己的治史的具体目的是什么，都不能忘记，史学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绝不是为了满足他人的癖好或某个小团体的需要。而是要有利于改善人类的生活，有助于建设更美好的明天。”布洛赫说：“但愿我们能够结束这种相互不能调解的无休止的从民族史到民族史的讨论。”
布洛赫作为一位有良知且关心人类命运的历史学家，他对自身身处的环境抱有深切的关怀。他立足于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的混乱，站在历史学家世界观视野上呼吁各国关注命运发展，停止无休止的民族乱斗，使用比较史学的方法进行科学合理的历史研究，求同存异。当时欧洲社会民族国家深陷政治与利益的冲突矛盾中无法自拔，各国的史学发展停留在狭小的民族史领域。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他意识到要扩大历史学研究的领地，就必须打破区域研究的束缚，打破史学发展的分裂状态，进行广泛的交流和跨学科研究。布洛赫写道：“不要以为真正的历史学家是不动感情的，无论如何，他还是有感情的。实际上‘理解’一词既包含着困难，又孕育着希望，同时，又使人感到亲切……任何与我们不同的人，在双方不可避免的冲突中，有必要加深一些理解以便于疏导，如有时间进行充分的理解，就能防止冲突。”对于他谈及的“理解”一词，联系到欧洲混乱的社会环境，主要是在于提醒欧洲各国的人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差异，求同存异。
总之，布洛赫作为现代“比较史学之父”，从他对人类历史研究的贡献而言，比较史学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他的思想为年鉴学派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为我们深入学习这一重要学派提供了思想来源，对年鉴学派的学习反过来更有利于我们对布洛赫理论思想的进一步认识，从而深入理解比较史学理论。布洛赫的比较史学具有浓厚的学术意识与时代关怀。
布洛赫作为历史学家，将比较方法系统地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为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开创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之上，他通过对比较史学理论翔实而又细致深入的讲解，使人们认识到比较的重要性，为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与方法；同时，他进一步指出在历史比较中要坚持可比性原则，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明同异，而明同异也是比较得以实现的条件；最后，他以深切强烈的人文关怀呼吁人类要尊重差异，求同存异，为人类社会的交往与发展提供了指导。布洛赫高尚的人文情怀与渊博的历史修养鞭策着我们前进。
杰佛里・巴勒克拉夫指出：“布洛赫从未把眼光扩展到观察东欧的封建社会。这样他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封建社会是欧洲特有的社会组织形态，还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组织形态。”
因此，对布洛赫的比较史学我们在承认其局限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和学习其他的理论指导，丰富和完善比较史学，坚持用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科学的方法理论指导比较，为历史研究服务，为人类社会增益。
参考文献：
[1]张广智西方史学史（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英）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6
关键词：苏联史学；计量史学；史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K512.5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8-0961(2008)02-0073-04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苏联历史科学开始了新的发展阶段。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的确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也不能对其取得的成绩完全抹杀。认为苏联史学实现了全面繁荣，或者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联史学一方面呈现逐渐发展的趋势，计量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得到广泛应用，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步，涌现了一批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佳作；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仍然制约着历史科学的发展。
一、如何评价20世纪60―80年代中期的苏联史学
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史学的发展及取得的成就遭到全面否定，60―80年代亦被称为史学研究“停滞期”。一些人甚至强调，苏联史学是极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产物，对其评价，不仅应该作为体制的批评者，更应该是社会主义、苏联政权、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批评的声音中既有以往的苏联史学反对者（所谓的“修正主义者”），还包括曾经立场坚定的苏联史学家（资产阶级史学批判者），其中不乏苏联时期享有很高声望的学者。对苏联国家的全面否定，同样在史学界上演。除了以时局和意识形态的激变来解释这种现象外，历史学家的科研工作长期受到限制，形成的鄙视和厌恶心理也是这种非此即彼的评价的一个原因。面临如何重建俄罗斯史学，评价这一时期苏联史学的时候，人们还未来得及深入了解和把握这20年的史学研究的得失。这种缺乏理智思考的评价一方面源于剧烈的时局变换，同样带有政治色彩；另一方面缺乏对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过程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缺乏理性分析所取得的成就、不足、失误及其产生的原因和影响因素。显然，用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来彻底否定苏联史学是不足取的。人们对历史科学的认知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历程，历史学同其他学科一样，不可能完全自由发展，总要受到很多因素的限制和影响，诸如科研投入、社会需求、出版条件等客观因素，甚至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不可能的。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至少应从以下几方面加以考察：1.国家意志和相关文教机构多大程度上左右了历史科学，这种影响的结果如何。2.历史科学的发展多大程度上契合现实需求、苏联史学发展方向以及史学现代化的可能性。3.形成了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相关概念和观点以及重建史学的尝试。4.历史学家之间，学术团体之间，一般研究者和学术精英之间，历史学研究者和出版机关、信息服务部门（档案馆，图书馆）之间的关系问题。5.学术精英、科研机构、学术团体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及其反响。
战后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意识形态领域、思想文化上的专制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盛行，哲学、历史、文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批判运动使学术活动严重停滞。人们的思想受到严重束缚和禁锢，理论探索和科学创造的精神受到压抑和摧残。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之后，苏联学术界强调其中心任务是努力改变社会科学研究局限于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个别原理作通俗化解释的状况，历史科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历史研究一方面呈现恢复和重建的趋势，另一方面早已形成的僵化、教条化的研究模式并未彻底改变。60―70年代，指令性的科研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史学研究影响很大。在苏联各高校的历史系，科研能力参差不齐的“职业历史家”主持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及其分所主导本国史和世界史研究的诸多领域。国家文教机构的意识形态和监督检查职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史学研究也不例外：研究项目和研究方法都受到限制，20世纪党史、社会思想史、革命运动史的研究更是如此。
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除分析影响史学发展的社会因素外，还有一些更为重要和复杂的因素，即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关于史学研究的观念问题，正是评价苏联史学最为棘手的问题。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等人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创立的经典著作中提炼出解读社会发展进程的方法论，开始应用于史学研究。30年代《无产阶级革命》杂志事件之后，苏联开始了对史学界的“反自由化”和“重塑运动”。1938年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著、经联共（布）中央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成为苏联史学中以论代史和公式化、简单化的重要思想来源。意识到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存在问题之后，60年代初苏联史学界开始指责以往史学的缺点，认为应该以“客观性”、“历史主义”、“党性”为原则治史，尤其是有关20世纪的历史研究。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做到重建和革新史学。30年代史学面临的这些观念问题和理论问题，60―80年代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俄罗斯的历史研究者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研究领域，可以利用新的档案资料和外国文献研究具体问题。遗憾的是，尽管他们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论及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问题，然而依旧极少有人进行深入探讨。面对俄罗斯学者对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种种评价，还有一个因素不可忽视，即当时的历史研究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如今还在从事历史研究，有些人还是学术精英，享有很高声望。这种情况下，无疑更要慎重对待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赞誉和指责。我们评价这一时期的苏联史学，必须避免简单的照搬和模仿。
二、20世纪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的得失
60―80年代中期，苏联建立了许多新的史学研究机构，出版了一批多人参编的大部头著作。为加强史学研究机构的建设，苏联先后成立了拉丁美洲研究所(1961年)、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1966年)、军事史研究所(1968年)、美国研究所（1968年，1974年更名为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远东研究所(1966年)等。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分为苏联史研究所和世界史研究所［2］。在这一阶段，历史学的研究领域进一步扩大。多卷本的集体著作相继问世，是这一时期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如12卷本的《苏联史》、六卷本的《苏联共产党史》、《卫国战争史(1941―1945)》、《二战史(1939―1945)》、《苏联历史科学文集》、《历史百科全书》等。80年代中期前后，对这些史学著作的评价也是从完美无瑕到一无是处。这些史学著作显然带有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史学的特点，但是不能因此就完全否定其学术价值。
与此同时，在国家拨款资助下，一些历史学杂志相继创刊，如《苏共党史问题》、《近现代史》、《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出版社、思想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和一些高校出版社也增加了资金投入，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更多的阵地，这一时期关于本国史和世界史的著作和文章数量很多，其中不乏有学术价值的专著和论文。这一时期苏联出版的大量历史文献中，反映出历史学家对俄罗斯20世纪各个发展阶段的认知和具体的科研实践。对20世纪历史的许多问题的阐述带有明显的片面性，学者们在科研活动中有意避开诸多敏感问题，关于苏共党史、工业化、集体化、政治文化的研究无疑存在失真现象，缺乏客观真实的评价。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苏联史学研究的评价，缺乏批评的声音，是否符合“总路线”成为当时科研活动和科研成果的评定标准，史学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国家对史学发展的关注和支持，然而事实上，正是科学部的建议、指令和规定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受赞誉良多的史学作品恰恰需要重新评价。相反，许多创新性的、有助于学科发展的、富含学术价值的科研成果却未能受到重视。对苏联史学研究夸大其辞的颂扬，同时忽视对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成果的客观评价，严重阻碍了苏联史学的发展。80年代中期“改革与新思维”和“历史热”兴起之前，全面否定代替全面肯定评价之前，苏联史学并不是完全停滞，也不是全面危机，而是在困境中前行。
苏共二十大之后，即结束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之后，认为苏联史学迎来了春天，或者完全处于停滞状态的观点，显然都不符合实际情况。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史学界为了破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历史科学的影响，加强了对列宁思想的研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1957年苏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强调历史科学应以客观性和党性为原则。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相对自由的研究氛围，在诸多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60―80年代，各种形式的学术研讨会的频繁召开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比如纪念三次革命、列宁诞辰召开的全国性会议，以及一些大型专题会议，议题包括历史编纂学，苏共党史，工业、农业发展史等。会议资料和论文集表明，这些学术会议的召开无疑对苏联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使得学术氛围更加自由，对苏联历史学家们交流学术思想、探讨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无益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苏联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科学的困境，尝试寻找史学发展的道路，但是时代特点决定了他们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必须遵从早已教条化了的原理和原则。
50年代中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再次引起了学者们的兴趣，并引发了一次新的大争论。这次大争论，从世界范围来说，在60年代趋于高潮，而在苏联讨论的规模最大，仅1964年与1965年里就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其中，瓦尔加撰写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1964年)一书，对司徒卢威等人所持的古代东方奴隶制社会理论提出异议；戈杰里耶撰写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公式》(1965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从没有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的一个阶段，它在世界各个地区都经历过；瓦西里也夫等撰写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和进化的三种模式》(1966年)一文，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指的是“亚细亚公社”发展而来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的混合社会［3］。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显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程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但是也从不同角度丰富了人们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识。
60年代中期，“新方向”史学家试图重新解读列宁著作及其形成过程，探讨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状况，包括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农业和农民等一些具体问题。部分学者开始质疑一些现有观点，质疑马克思、恩格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阐述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理论。70年代初，这些“新派”史学家的代表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异端学说”。不仅从事科研受到限制，禁止公开发表著述，而且部分人受到行政惩罚，比如调往别的科研部门甚至是开除。由于未能意识到客观评价60―80年代苏联史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许多人忽略史学发展的继承性，批评苏联史学一无是处，苏联史学家在面对困境时毫无作为，因为“方法论”上的错误，导致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值的庆幸的是，这种简单而草率的虚无主义评价没有得到职业历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同。
在深入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先决条件的问题上，鲍维金、沃洛布耶夫、塔尔科夫斯基、西多罗夫着手研究十月革命前俄国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关于俄国财政资本的研究取得很大成就。安菲莫夫、杜布罗夫斯基等人关于帝俄时期农业制度、农业发展水平以及如何解释列宁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两条道路进行了有益的探讨。阿夫列赫、帕夫洛娃、波克罗夫斯基、特罗伊茨基等人就俄国专制制度和俄国帝国主义特点展开争论，在研究视角的转换和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应运而生。
70年代以后，苏共中央加强了史学研究的意识形态限制，提出加强苏联史，尤其是党史问题的研究。同时，苏联科学院发起批判“新方向”史学家的号召，揭露非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的危害，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研究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著名的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德鲁日宁、鲍维金、萨哈罗夫、特罗伊茨基、特拉佩兹尼科夫、赫梅列夫、切列普宁等人受到批判。关于俄罗斯金融资本的形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专制制度演化及特点等重要问题的探讨归于平静。苏联史学研究队伍的大部分力量用在诸如关于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农业集体化等20世纪的重大事件的研究上。应该说，70―80年代苏联历史学家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不同程度地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影响，存在一定程度的低水平重复和欠缺理论深度，但取得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探究苏联史学的发展过程，对如何保持历史学本位的立场，尤为值得吸取教训。与此同时，关于20世纪以前的历史研究虽然科研投入有限，但是很多问题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比如奥克拉德尼科夫、雷巴科夫、托尔斯托夫、利哈乔夫关于古罗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研究，阿尔齐霍夫斯基、亚宁关于诺夫哥罗德考古研究，诺索夫、斯克伦尼科夫、季霍米罗夫、施密特关于俄罗斯中世纪社会结构和中央集权形成问题的研究。
1964年1月3―6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历史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会议的主要报告人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波斯别洛夫、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科德罗夫、古雷科、格列泽尔曼、斯捷潘宁、约夫丘克、卡马尔等人分别作了大会发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是从事史学发展问题研究的职业历史学家，而是哲学家。费多谢耶夫和弗兰采夫院士的报告中提出，当前苏联史学处于最重要的发展阶段，最近十年历史学家的研究环境和条件得到彻底改变，我们已经克服了斯大林时代“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史学恢复了列宁主义指导思想，从而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运用列宁主义研究现实问题，把注意力转向解决有关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问题。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康斯坦季诺夫院士指出：哲学需要和历史学、经济学联系起来，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密切的合作，相关学科就只能是无本之木。我们的社会学和哲学如果与历史学脱节，就不能顺利发展。历史学如果缺乏哲学的分析和指导，就无法满足复杂革命形势的需要。康斯坦季诺夫院士的发言一方面强调了各学科间的相互关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历史学必须服务于革命实践的功用。关于史学发展问题的讨论虽然没有跳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樊篱，缺乏对苏联史学现状的客观评价，但是哲学家们的建议很快在史学界达成共识，为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创造了必要条件。
以格弗杰尔为代表的职业历史学家们对苏联史学现状和前景不无担忧。他认为，史料的挖掘和利用程度，是否提出了新的思想、新的推断、新的概念是评价苏联史学的关键，只有认清史学发展的现状才能推动史学的进步［1］。类似的观点反映了苏联史学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把注意力转向史学理论和方法论，无疑有助于促进苏联史学的发展。遗憾的是，60年代许多苏联历史学家仍然致力于同资产阶级史学作斗争，很多更有价值的研究领域仍然不受重视，学术资源浪费严重。70年代以后，苏联社会科学研究一体化趋势明显加强。苏联学者开始吸取当代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成果，加强了相关学科的联系，客观上促进了历史认识论研究的发展。
与此同时，苏联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迅速发展，有关著作陆续出版。史学通过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和渗透，出现了计量史学、历史社会学、历史人口学、心理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分支学科。随着史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苏联史学家也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借鉴。对西方的现代科学理论也注意认真研究，而不是简单地否定。尤其是苏联计量史学取得的成就，不仅在苏联史学界确立了重要地位，而且在国际史学界得到普遍承认和重视，是苏联史学发展的一个亮点。1956年《苏联历史》杂志第二期发表了专论《让新计算技术为历史科学服务》一文，肯定了计算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可行性、有效性，同时向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发出呼吁，加强合作以发展这种新的历史研究方法。帝俄时期的史料是极为丰富的，在十多万份规定农民摆脱农奴依附地位条件的法定文书和赎身证明中，包括地主和农民经济的各种各样的信息。在资本主义时代，俄国的统计计算已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因此积累了大量的统计材料。土地、农业、工业和其他方面的调查统计的数据资料［4］，为计量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
60年代初，乌斯季诺夫开始尝试运用计量方法进行历史分析，发表了一系列科研成果，引起历史学家和数学家的兴趣。1964年以后，苏联计量史学蓬勃发展起来，涌现了一批杰出的计量史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开始对各自的史学研究领域产生影响，从而奠定了苏联计量史学全面发展的基础。1968年，苏联科学院历史学部成立了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进一步推动了苏联计量史学的发展。卡赫克、科瓦利琴科、乌斯季诺夫、利金等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的尝试，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同60年代相比，70年代的计量史学研究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60年代经济史研究领域计量方法的成功运用和扩展，涌现了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使得其他研究领域的历史学家们受到震动和启迪。1977年由在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编辑出版的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史学方法》，总结了这一时期苏联历史学家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成果。政治史文献基本为叙述性资料，能否运用计算方法进行研究，在计量史学的发展中是最富有争议和最受关注的问题。70年代苏联史学家开始了这方面的探索，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80年代，苏联计量史学进入稳定、成熟、提高的发展阶段，出版的学术著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高于70年代。与此同时，苏联计量史学家更加重视理论方法的探索［5］。著名历史学家科瓦利琴科是苏联计量史学卓越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他的著作反映了他对苏联计量史学发展历程的深刻理解。1987年，科瓦利琴科发表了专著《历史研究方法》。该书总结了苏联史学研究的实践和成就，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中运用计量方法的优点和弱点，阐释了计量研究方法与其他历史研究方法之间有机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不可取代的地位。毋庸讳言，苏联计量史学的理论成就和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我们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提供了宝贵财富。
60―80年代中期苏联史学存在的主要缺点在于：1.经济主义。热衷于研究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了对许多客观现象的研究。2.先验论。历史研究受到僵化模式的限制，比如人类历史是革命史、阶级斗争无处不在等。3.僵化的唯物主义。概念和理论的僵化，导致历史学家忽视社会思想的研究，忽略历史发展进程中诸多个人因素、主观因素。4.普遍主义。因此缺乏对不同国家民族、文化、宗教特点的区别研究。5.意识形态和政治化意识浓烈。以致不能及时吸取西方历史科学的发展经验。80年代中后期至今，20年过去了。对苏联时代历史科学的反思和各种评价从未停息。无论对俄罗斯历史学家，还是对中国历史学家而言，研究俄国史和苏联史学都无法避开60―80年代的苏联史学留下的糟粕和财富。如何客观评价苏联史学，正确判断和选择苏联时期的研究成果，对于俄国史和苏联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阿列克谢耶娃.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科学［m］.莫斯科，1997：295.
［2］涅齐金诺伊.苏联史学史文集［m］.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5：52.
［3］张广智.苏联史学输入中国及其现代回响［J］.社会科学，2003，(12).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7
摘要：中共历史学科经过6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存在着很多问题。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的不足是两个主要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培养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12)010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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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jijin(marxismcollege,bohaiuniversity,jinzhouliaoning121000,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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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历史学科自20世纪40年代创建以来，经过了60多年的建设发展，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建设发展，在学科性质,研究的方法、队伍、领域、内容、成果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这一学科的发展还面临着一些问题。有些是历史延续下来的，有些是近些年出现的。为促进学科发展，需要面对这些问题，找出解决办法。
一、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问题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学科面临的挑战
马克思主义理论增设为一级学科后，下设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内的6个二级学科。这种状况对中共历史学科提出了新的问题：
一是学位点数量的比较。“目前，全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编号030503）博士点46个，硕士点195个”。而中共党史学位点“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中共党史博士点19个,分别设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山东大学、吉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辽宁师范大学、辽宁大学。硕士点86个，分布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其中普通高等学校67个，中央党校和省(市)委党校14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省社会科学院2个，部队院校3个。”［1］262010年至2011年新的一轮学科增补后，随着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增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位点还会增加。数量的多少，当然不能完全说明学科建设的状况和质量，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学科建设上也存在着若干问题。但是，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的学科发展势头和受重视程度要超过中共历史学科。学位点的增加就是这一势头的体现之一。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前，“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也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产生影响，但是由于“中国近现代史”学科和“中共党史”不在一个学科门类内，研究队伍也较少交叉，所以影响的程度相对弱些。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从研究内容到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从“中共党史”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所以影响强些。
二是研究内容的挑战。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在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时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
论成果的学科。学科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本学科的重大理论前沿问题。
上述研究内容中的绝大部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立之前是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即便是现在，也是中共历史学要研究的问题。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运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提出和科学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党的十六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新发展等内容，原来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二级学科的情况下，这些内容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学科的研究内容。这说明，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这些内容的研究上出现了交叉，这势必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产生影响。
三是研究队伍的挑战。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队伍，既包括高校、党校教师，社科院和其他部门的研究人员，也包括中共历史学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立后，原来的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者发生了分化，相当一部分（在高校内是绝大部分）转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与此同时，从研究生的生源上看，相当一部分原来中共历史学科的生源，也转而报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虽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与中共历史学科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区别也是明显的。研究队伍的分化，必然削弱对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
（二）中共历史学科自身研究中面临的问题
龚育之生前曾说：“我无力也无意对党史学界的形势作全面的分析。”［2］89像龚育之这样的专家学者尚且“无力全面分析”，其他人当然更做不到。但是，认真学习有关论述，还是可以看出一些问题。
存在的问题。前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立后研究队伍的分化，是问题一个方面。这里所指的是问题的其他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知识结构不甚合理。中共历史学科属于历史学科，这一点学术界基本上取得了共识。
既然如此，就要求研究者必须要有历史学的知识素养，掌握史学研究方法。同时，中共历史学科又具有政治功能较强的学科特点，因此要求研究者具有政治学的知识素养，具有理论思维的素养。在现有的研究队伍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全面、合理的知识结构。特别是现有研究者的多数缺乏史学阅读、训练的功底。尤其是现有的研究生，跨学科专业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的是有此乏彼，有的是二者皆乏。从这一点上看，中共历史学科研究队伍的情况还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学科队伍。这种情况，如果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并设法加以解决，对深化中共历史研究是十分不利的。
其次，研究队伍缺乏创新精神。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求研究者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大部分研究者却不注意这个问题。这既体现在研究态度上，也体现在研究成果上。中青年研究者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再次，研究队伍缺乏扎实做学问的态度。这方面的原因很多。中青年教师面临着较重的教学任务和评职晋级等诸多问题；研究生面临的就业压力越来越大。这在客观上影响了他们扎实做学问。当然，主观上努力不够也是重要原因。此外，前述的知识结构不合理、缺乏创新精神等，也是其中的原因。
二是研究成果中存在的问题。张静如在1991年和1996年分别发表文章，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的问题，将其归纳为“浅、窄、粗”三个字，并具体解释为：“浅者，研究中叙述多，分析少，理论性弱。”“窄者，研究领域小，重复研究多，创新研究少。”“粗者，分析不细致，用材不讲究。”［3］780我以为，虽然经过了15年至20年的发展，中共历史学科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了极大的进步，但是存在的问题仍然是这三个方面。
二、深化中共历史研究的措施
针对以上中共历史学科中存在的问题，深化中共历史研究，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消化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研究成果
之所以将消化已有成果作为问题提出来，并且是
作为第一个措施提出来，原因有二：一是要深化研究，要创新，必须要消化已有的成果；二是对现有的研究成果的梳理，没有引起多数研究者的注意。
第一，关于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成果。审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对于深化中共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许多研究者尤其是老一辈研究者已经作了探讨。在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仅举例说明之。
张静如的“党史学科建设断想”，“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纲”，“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二卷），“创新与中共党史研究”（《张静如文集》第三卷），“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张静如文集》第四卷），《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湖南出版社1995年版），《中共党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王仲清主编的《中共党史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龚育之的“党史著述中的十个关系”，“在党的历史决议的基础上前进”（《党史札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怎样看待理论创新”（《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党史研究：萎缩还是繁荣？”（《党史札记末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郭德宏的“论民众史观”，“中共党史学的性质、体系、理论与方法”，“关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的几点思考和建议”（《探寻历史的真相》，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新进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年第2期），“关于中共党史学理论的若干问题”（《史学月刊》2001年第5期），“三十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进展、不足与进一步深化的路径和方法”（《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田克勤的“高校中共党史学科拓展研究领域的几点思考”（《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期），《中国共产党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周一平的“再论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与内容”（《党史研究与教学》2003年第2期），“将比较研究方法运用在党史研究中”（《上海党史与党建》2000年第6期），“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学术界》2006年第4期）。王顺生的“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7期）等等。
上述论著已经对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如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研究队伍、研究领域、研究内容等作了探讨，并为中共历史的进一步研究指出了方向。例如：关于中共历史的研究方法，就提出了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口述史学方法，即时史学方法，社会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文化史学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领导学研究方法，长时段研究方法，逆向考察法，系统方法，假说方法，模糊方法，等等。遗憾的是，我们关注这些成果不够。中共历史研究队伍的多数人，尤其的中青年研究者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更谈不到沿着这些思路研究下去。
第二，关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这些成果的论文和专著无法精确统计。对于已有的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成果，由于重视不够，才出现了重复研究等问题。有学者曾写文章批评这一现象。“重复劳动,不仅学者脸上无光,亦是学术界羞耻,且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重复劳动,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是无意义、无价值的;从劳动的角度看,是不创造价值的,是无效劳动,是浪费；从社会价值看,重复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4］255“重复劳动，是一种浪费，也影响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影响学术研究的繁荣。而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著作，重复劳动的现象严重存在。”［5］124出现重复性研究的原因很多，不注意已有的成果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所以，审视已有的中共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成果，并自觉地在已有成果基础上深化研究，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必须做的工作。
（二）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二级学科设立后中共历史研究的内容
第一，也是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学科性质、学科特点上分清历史研究和理论研究。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共历史学是研究纵向发展的学科，是历史学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则侧重于研究理论的学科。不区分这一点，就会使两个学科的研究没有分别。分清了这一点，才会使我们的研究按照学科规律进行。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是，中共历史学研究中，研究纵向历史的少，研究横向理论的多。在中共历
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两个学科中，中共历史学的研究对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注意的更不够。
第二，中共历史学要加大对中共历史进程、事件、人物，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方面的研究。本来，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共历史学研究的核心。但是，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成果不足。如果不注意中共历史学科研究的主要内容，深化中共历史学科研究只能是一句空话。
实际上，只要我们开拓视野，应该研究的内容很多。例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提出了6个方面任务，第一个任务是，要深化党史研究，准确记载和反映党的历史。深化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研究，加强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史的研究。组织编写出版中央和地方党史基本著作，逐步编纂出版编年史、专门史等其他著作。积极开展服务大局、贴近现实的资政专题研究，为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提供咨询服务。将党史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及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重要内容，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这些都是深化中共历史研究要注意的问题。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取得了“三大成就”的问题；提出了“9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革，中国人民命运发生的变化，其广度和深度，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意义，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6］5；提出了“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主要保证。”［6］11这些都是中共历史学科应该深入研究的问题。
（三）加强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
第一，巩固、培养研究队伍。中共历史学的兴旺与否、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都与研究队伍密切相关。当下的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面临着诸多的挑战。要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巩固和提高已有研究队伍的水平，又要培养新的研究人才。无论是既有的研究人员还是新的研究人员，都要把中共历史研究既当成职业、又当成事业，都要提高自己的研究素养，尤其是研究方法的素养；各级中共历史研究的相关部门团体，如党史研究室、党史学会要进一步负起责任来，抓住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共历史研究的契机，通过学术交流等各种方式，培养相关人才；各个中共历史学的学位点，在后备人才培养上担负着重要的任务，在培养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培养过程等环节上下功夫，提高中共历史学的人才质量；要加强中共历史学界内外研究者的互动，如同龚育之生前说的“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2］104这些措施都能对中共历史学研究队伍的建设起到应有的作用。
第二，培育中共历史学研究者的创新精神。任何一门学科，要不断地深入研究下去，都必须进行创新，中共历史学科也是如此。不创新，中共历史学科就不能发展。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创新精神。另一方面，创造新理论、运用新方法、发现新史料、提出新观点、研究新领域、采取新视角，都要求研究者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但是，正如郭德宏说的：“中共历史研究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模式，要想创新很难。”［7］122所以，
在中共历史学的研究中，必须正视和克服困难，提倡和培育创新精神。
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创新的事例很多。尤其是老一辈的专家学者，更是如此。例如，郭德宏在谈到张静如的研究特点时说：“关于张先生学术活动的特点，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思想解放，敢于创新……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张先生一直强调中共历史研究要发展，要深化，就必须创新……在研究中共历史的学者中，这20多年来提出新见解、新观点最多的就是张先生。”［7］122
当然，创新必须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起来，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创新是在原有成果基础上的创新。龚育之在主持编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卷时提出：“史料也好，观点也好，谋篇布局也好，总要有自己比学术界现有成果前进了的地方。”［8］439这前进了的地方就是创新的地方。当然，这只是创新的一个方面。还有研究领域的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等诸多的方面。与此同时，创新还要坚
实事求是的原则，正如金冲及说的：“要尊重事实，一切从实际出发，重视具体分析，既不要为他人的成说所束缚，也不要为自己的成见所束缚。”［9］416
（四）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内容
拓宽研究领域，深化研究，有两个方面需要注意：一是有的研究虽然不是中共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和中共历史学关系密切，或能对中共历史研究起促进作用。例如，张静如在倡导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时，就指出：“怎样为基础？并不是说把党史改为社会史，而是说对党史中的重大问题，包括大的历史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的思想及实践，利用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研究的成果，从社会生活诸方面进行分析，找出形成某个重大历史现象的复杂的综合的原因，并描述其产生的影响在社会生活诸领域的反映。”［10］563这说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的研究成果不能划入中共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但是，这方面的成果又的确对中共历史学的研究起重要作用。
再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其研究内容。从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中共历史学中应该注意的内容；但是从理论成果的体系等方面来研究，则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学科的内容了。当然，作为中共历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交叉内容，中共历史学也应该对此进行研究。
二是研究内容属于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但过去没有涉及到；或过去的研究虽然涉及到了，但是欠深入。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我以为，目前拓宽中共历史研究急需做的工作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对国情的研究。一般说来，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都要研究本国国情；特殊说来，中国共产党人更要这样做。国情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阶级阶层、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习俗礼俗、自然资源等各方面情况的总和。其中，社会性质是国情的主体，但不是全部。把握国情就是把握如上所述的国情的整体方面，并且要注意国情的量的变化和质的变化。
在现有的研究中，许多人对国情的认识是片面的、僵化的，一提到国情，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而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所讲的6条。国情是多方面的综合体。其中，社会性质是主体但不是全部。因此，我们必须用全面的观点来看待国情，将国情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并以此来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如我们习惯于分析中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优点来说明建立工农联盟的可能性，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视域再宽些，通过分析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缺点的共性来分析二者便于结成联盟，则会使工农联盟的研究更全面。
同时，我们必须用变化的观点看待国情。国情也有量变和质变。从质变上看，近代社会已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变化；从量变上看，每一时期国情的各个方面都处在变化之中。量变积累到一定阶段，就会发生质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个原理，同样适合国情的发展变化。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全面地、动态地分析国情，也才能真正以国情为基础，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我们的研究，要特别重视国情是怎样发生量变的，量变为质变准备了哪些条件。
第二，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的研究。加强中共地方历史研究，是做好中共历史研究的基础，也是拓宽中共历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工作。在这方面，郭德宏与冯成略主编的32卷《丰碑：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是迄今为止在中共地方通史性历史中规模最大、论述最集中的一套图书，也是第一次对全国地方中共历史中通史部分集中论述的著作，必须引起研究者的充分注意。但是，这部书过于和全国中共历史著作模式相同；书中反映地方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资料性还有待于加强。总的说来，这方面的著作还很少，还不能满足中共历史研究的需求。
第三，研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变迁。在这个问题里，要解决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阶级阶层、人口、婚姻、家庭、社会生活方式、社会意识等方面是如何变化的；而上述领域的变化又是如何影响着中国共
产党的变化发展的。对于这一点，现在的中共历史学研究已经作了不少的工作。尤其是张静如提出“以社会史为基础深化党史研究”的倡议后，许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中国历史学研究者开始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并出了不少的成果。但是，总的说来，还处于初级阶段，研究范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确立，成果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研究队伍还有待于进一步整合。应该说明的是，这个问题并不是单纯地研究社会史，而是将其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中国社会局部的或整体社会变迁情况；这些变迁又对中国共产党制定纲领、路线、方针、政策起什么作用。
第四，对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进行过比较广泛的研究，但是近些年对这些研究又淡化了。研究不系统、成果少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尤其是在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论文选题中，这方面的选题很少。例如，《中国博士学位论文提要2005》［11］813，收入了中共中央党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的中共历史学科的55篇博士论文，竟没有研究中共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在上述学校比较集中、导师比较集中的博士论文中，出现这种情况值得深思。当然，一个年度的论文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至少说明部分问题。
参考文献：
［1］王顺生.改革开放新时期高校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10，（7）.
［2］龚育之.党史札记末编［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
［3］张静如文集：第三卷［m］.海口：海天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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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一平.中共党史研究中的失范、违法现象应尽快杜绝［j］.学术界，2006，（4）.
［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7］郭德宏.中共历史研究不断创新的一个典范——评《张静如文集》［j］.中共党史研究，2007，（4）.
［8］龚育之论中共党史：上［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
［9］金冲及.七十后治史丛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8
关键词：宪法学；历史分析；方法
当今中国各类法学教科书对于历史分析方法的说明，基本上都运用列宁在《论国家》一文中的一段话来阐述，列宁写道：“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领而不被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1]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的统一，因此这里所谓的历史分析方法也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法学研究中的全面贯彻。从法学方法论体系的结构层次出发，它更多的属于法学方法论体系中作为根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因此也有人将之概括为法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2]，当然历史分析方法还可以细分为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或技术手段，如文献资料的搜集和考证。不仅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之下有历史分析的方法，事实上历史分析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这是因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关注的是特定的历史事实，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者而言，这些事实只是可以直接拿过来的工具性资料，至于服务于什么样的目的和运用何种原则，则由使用者决定。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关系类似于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历史学提供资料，其他社会科学提供分析的结构和原则。[3]
从历史分析可以为不同的哲学立场服务来说，历史分析方法几乎是“中立”的弥漫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可以在一般意义上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分析方法，至于这个根据是“民族精神”、“社会习俗”还是“物质生活条件”，并不影响历史分析方法的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这种中立性和普适性，使得法学家确信这一方法尽管十分重要，但并非法学（当然也包括宪法学）所“专有”，在谋求学科独特性的学术努力中，历史分析方法不论是在整个法学领域还是在作为其分支的宪法学领域，都不再是人们关注的重点，在整个法学方法论体系中所占有的比重也日益缩小。如果从方法论的结构层次出发，这一方法一般被归入到法学的一般方法或基本方法中，如果从同一方法序列的不同类型的角度出发，这一方法往往又被归入实证分析方法特别是社会实证分析方法之中。人们有时泛泛地谈法学研究中要坚持历史主义的原则，有时又将历史分析方法仅仅归结为“文献分析方法”[4]。在将法的方法论体系分为法学研究的方法和法律方法的情况下，法律方法基本上忽略了对历史分析方法的说明，历史解释基本上是唯一的存在形态。
在宪法的方法论体系中，历史分析方法的境遇也基本如此，如有宪法学者指出包括历史分析方法在内的“传统社会科学的老方法”“只能算是宪法学在蒙昧时期所采用的‘青铜铁石器’”，是“宪法学方法的无特定性状况”的表现[5]，在人们看来只有发掘和强调宪法学“特有的”研究方法，才能在研究对象多有竟合的不同社会科学领域中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近来关于宪法解释和宪法规范研究的升温，说明了人们在认识上的转变。
本文认为，历史分析方法尽管缺乏个性，却与阶级分析方法一样，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主流知识体系中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仅仅将其在方法论结构中边缘化或弱化，而不对其进行全面的反思，对宪法学的发展有害无益。此其一。其二，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领域的运用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有一部分缺陷并非由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引起，而是由具体的技术性手段使用不足引起的，因此，历史分析方法不应泛泛的为“宪法学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负方法论上的责任。其三，宪法学的知识体系庞杂，既有面向理论的又有面向实践的，在理论上的哲学立场不同就会导致实践上不同的利益取舍和衡量，因此，历史分析方法在不同的领域面相不同。有必要深入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理论宪法学和实用宪法学中不同的特征和作用，以达致对于这一方法的深入而客观地认识。其四，历史分析方法具有恒久的价值，在当今中国的宪法学研究中更有其独特的理论功能，全面揭示这一点，是宪法理论研究深化的需要。
一、历史分析方法的面相
探寻历史是学术研究深化的表现，制度的现实或冲突的解决如果具有“历史根据”并表现出来“历史的合理性”，也就具有了巨大的说服力。对于宪法学来讲，不论是理论研究层面还是制度操作层面，人们都不拒绝“向后看”的办法，但表现形式不同。
人们通常会在如下情况下采用历史分析的方法：
（一）对宪法学的概念、范畴或原则作语源学的分析。要理解和阐明宪法学定的概念、范畴和原则的内涵，人们往往需要到历史中寻找它们的思想来源。除了专门意义上的学术史的探究之外，人们经常采用的是语源的分析，特别有代表性的就是人们对于“宪法”这一概念的语源分析，[6]语源是对具体词语的来源、本义、引申义的考证和研究，是一种历史流变的分析，自然可以归结为历史分析。其他的如“国家”、“人权”、“民族”、“自由”、“人民”等等，都可见语源学的分析。
（二）宪法制度形成的历史基础分析。制度的形成与变革是各种社会变量长期累积的结果，既不会骤然发生也不会骤然改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管人们的认识能力和主观目的如何，制度的发展都有其特定的轨道。我们往往会在制度的“断裂”中看到“自然成长”的因素，后者的“自然”要比前者的“建构”更有生命力。这促使人们对制度的结构和制度的事实作全面的历史分析。法国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反思法国大革命史时，就已经表现出了这种洞察力，他说，“我始终认为，在这项独特的事业中，他们的成就远较外人所想象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想象的要小。我深信，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从旧制度继承了大部分感情、习惯、思想，他们甚至是依靠这一切领导了这场摧毁旧制度的大革命；他们利用了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尽管他们并不情愿这样做；因此，若要充分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必须暂时忘记我们今天看到的法国，而去考察那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7]“旧制度有大量法律和政治习惯在1789年突然消失，在几年后重又出现，恰如某些河流沉入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看到同一水流。”[8]中国比法国的历史更悠久、更复杂，因此现代性制度的建构就有着更明显的历史重负。
对宪法制度作历史分析有三种基本形态，其一，中国近现代的制度具有明显的移植色彩，因此对某一制度在西方的代表性形态作历史的梳理，成为历史分析的一个重要视角；其二，有许多制度的具体形式是“本土化”的，此时人们所作的分析就基本表现为对制度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较短时段的梳理；其三，有一些制度问题与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有关，这时对制度的历史分析就可能追溯到中国自身长期的历史发展。由于制度的具体情况不同，因此所采用的历史分析有时只有一种形态，有时则三种形态并存。
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权保障制度、地方制度、司法制度等重要宪法制度的形成与现状都有人积极地进行历史的探究。[9]
（三）宪法的观念与文化分析。与对制度的历史分析不同，观念与文化的分析，是从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出发的。近现代的历史学研究有社会学、人类学以及语言学的转向。历史学家借用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一般通则，以便顺利完成他们的任务。不仅有历史学家指出：“历史学只能在社会学的浸润中进展，反之亦然。”[10]而且，人类学取向则促使历史学更关注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事物，即历史学家开始“从传统上关注特定政治权力人物的思想和行动的政治史，转而关心那些不具赫赫事功之人的态度和信仰。”[11]人们希望反映历史的整体面貌。史学的转向也影响到了人们对于宪法的历史探究，人们几乎是毫不怀疑的认为人的观念与文化传统，是潜在的决定状况的根本因素之一。因此不仅应该研究制度的发展史、制宪者的思想史，而且也应该探究普通人的观念史，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化史
（四）宪法条文的历史解释。
在宪法的操作层面，永远无法回避条文的解释问题，解释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法律活动。不论是立法解释还是司法解释，不论解释体制如何，宪法适用者在实践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把宪法规范与个案事实合理结合起来问题，宪法规范总是抽象的，个案则具体而实在，解释因此成为规范与事实之间的桥梁。解释的方法多种多样，詹姆斯·安修在《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一书中列举了多达48条的宪法解释的准则，[12]对于其中可能涉及到历史问题的，詹姆斯·安修分析到：“在宪法解释中，美国最高法院经常受到历史教训的极大影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历史事实”[13]，就历史资料来看，“最高法院利用的历史大致有两类：（1）宪法产生前的，颁布宪法和修正时的历史，借以理解制宪者的意图。（2）能说明在宪法判决中值得考虑的社会利益的历史和能对这些利益的冲突作出公众所接受的调节的历史。”[14]从我们的视角来分析的话，前者主要指的是发现反映立法原意的“历史资料”，后者主要指的是协调社会冲突的历史惯例。
尽管人们对追究立法原意的解释方法有各种批评与责难，[15]但对制宪者的制宪原意作历史的分析，显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正像主张追究历史原意的学者所认为的，探寻立法原意不能局限于法律语词本身，而必须借助各种立法史资料，尤其是立法准备资料。通过对立法史材料的研究，解释者就能了解法律制定时的一般舆论情况，了解释法律得以通过的一般社会状况（如不同社会利益的冲突与权衡），以及立法者意图通过法律予以救济的对象和解决的问题，从而把握存在于法律背后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目的。因此，立法史材料对于确定立法原意具有重要意义。[16]
上述历史分析方法的四种面相，可以概括为语源学的面相、制度史学的面相、观念史学的面相以及解释学的面相。前三种基本上属于理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形而上的学术研究方法，最后一种则是属于实用宪法学的操作方法，主要是形而下的宪法推理与宪法解释技术。由于人们在方法论的研究中正在努力区分“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并将后者视为方法论的核心，[17]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面向，从不同的法学领域来看，意义自然也会不同。
二、材料的取舍：“历史”的不同内容与意义
历史分析方法的不同面相使我们发现，人们几乎是轻率的把为理解和解决现实中的问题，而向后寻找根据的方法，称为历史分析方法，至于“向后”的限度以及所搜寻的资料的取舍，大多因具体问题需要而定。这里面隐含着对于“历史”的具体内容和价值的不同理解，如果不对“历史”本身做细致分析的话，就可能使本来具有经验性与客观性的历史事实，因为人的取舍而模糊了主观与客观的界限。这就出现了人们表面上是在做“历史分析”，而实际上不过是在为某种既定的目标寻找片面的资料，因此也就在不自觉的情况下，由“发现”历史事实的经验研究变为“解释”历史事实的价值探寻了。
德国的历史法学派有两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萨维尼和艾希洪，他们在1815年创立了《历史的法学杂志》，成为历史法学派的喉舌。但是人们却发现，所谓“历史的”研究，“对萨维尼而言，其内容与对象不言自明地指涉罗马法；对艾希洪而言，毋宁是指涉古代日耳曼人的法律。这种差异，也是导致日后历史法学派分裂成罗马法学派与日耳曼法学派的原因之一。”[18]引用这一事例是想说明，在不同的语境下、基于不同的目的，“历史”一词指涉的实体内容可以有巨大的差异。历史法学派的发展本身就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历史分析方法在不同理论层面地运用也表现出来这样的特点。如果不对“历史”一词在不同语境下的意义作细致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就有可能被“偷梁换柱”，从而降低了这一方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地位。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几千年的古代史与不到两百年的近现代史，两相对比使得当代法制建设和法学研究中的“历史”问题和“历史”方法，有着更复杂的含义。历史分析不仅仅是向后看的问题，还有一个看得远与近的问题。
（一）有年轻的宪法学者在他的关于宪法哲学的理论体系建构中，在“宪法哲学的研究方法”部分毫不犹豫的列举了“历史方法”，“既然宪法是历史的产物，是人类文化积淀和蒸馏的结晶，而人类文化是连续不断的，那么，要了解当前的宪法制度，就必须寻本溯源，探索其产生和成长的过程，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而后对于宪法制度的含义，方可以有较清澈的认识，这是把握宪法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一步审省宪法得失和促进宪法发展的基础性条件。”[19]这里的历史显然是“大历史”，中西古今囊括无遗，他所使用的“历史”与广义的“文化”几乎是同义词。“文化有广狭义，广义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表层的器物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层的精神文化，乃文化的狭义，专指人类实践重大精神创造活动长期积淀而成的社会心理、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审美情趣等。”[20]这样的“历史分析”事实上只是强调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这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这个层面的历史分析体现出来的是宪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共性而非特殊性。
对宪法问题作宏大叙事的历史分析，是当前我国理论宪法学领域“历史分析方法”的一般性特点。[21]不仅宪法观念与宪法文化的研究如此，即使是表面上具有实证主义法学特征的对宪法学基本范畴的语源学探讨，也往往会陷入到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以对“宪法”的语义分析为例，[22]首先人们指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西方都曾有‘宪法’这一词语，但他们的涵义却与现代的‘宪法’迥然不同”，接着人们就分别介绍宪法在中国和西方的词义演变，最后作为结论人们会指出“古代西方的宪法往往侧重于组织方面的意义，而古代中国的宪法却没有此意。”如果仅仅是为了说明近代以前“constitution”或“宪法”都没有现代的根本法的含义，人们就没有必要作这种包含古今与中西的对比。结合教课书知识体系中接下来必不可少的“宪法的历史发展部分”，这样的知识内容显然是为“宪法产生的条件”这样的问题，提供历史的铺垫。“宪法何以产生于西方？”“古代中国为什么没有宪法？”“为什么在19世纪末宪法被引进到了中国？”“宪法在中国遭遇到了什么样的历史境遇？”等问题是这一分析进路所隐含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意识。
这是一种宏观的、可以依研究者的兴趣无限向后追述的、跨文化的历史观。就历史资料而言，人们关注的主要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一般背景性资料[23]，这部分资料并非宪法学的专业性资料，宪法学者只需要借用历史学的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就可以了，具有明显的“拿来主义”色彩。这部分资料使用的越多，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表现就越差。
（二）当今中国宪法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可以算是一种“中观的”的历史观。追溯年限西方基本以18世纪为限，中国基本以19世纪中后期为限，由于涉及到制度的性质转变问题，当代中国的许多重要的宪法制度，都只能追溯到20世纪30或40年代。所使用的资料也基本上是与特定制度形式直接相关的，较少的涉及到观念与文化问题。对于制度作历史分析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理清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寻求现有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而不是为了发现用于处理宪法纠纷的制度惯例，即是以理论为指向的，而不是以实践为指向的。
认真分析当今主流宪法学对于宪法制度的分析可以发现，对于制度的研究在逻辑结构上基本上由四部分组成，即制度概念、历史发展、制度内容、制度完善，这主要是教科书的制度分析模式，因为教科书与学术专著的目的不同，教科书主要致力于教给学生系统和完整的知识，致力于对学生进行思维方式的训练，因此教科书的制度论证模式可以看作是通用的具有共识性的制度论证模式。我们以教科书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为例。许崇德教授主编的21世纪法学系列教材《宪法》就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上分成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概念”（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内容）；“四、加强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24]这四部分的内容分别承担了制度性质、历史合理性、政治合理性（其中包括规范性）、实效性的论证。其他如选举制度、国家结构形式、政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也基本上按照这一逻辑顺序论述。对历史合理性的论证紧随制度的性质界定之后，表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具有统帅作用。宪法教科书之所以热衷于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探究，是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影响，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5]这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内涵，马克思认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50页）在制度的研究中，人们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确信：一个制度如果在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下产生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发展至今，这个制度也就具有了最根本的合理性，因此，追究观念与制度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合理性成为了一种基本的思维定势，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对制度本身的规范结构和逻辑结构的合理性探究。宪法学目前的知识体系对制度的规范和逻辑分析不足已证明了这一点。唯物史观虽然历久弥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作为一种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显然不能取代对制度本身的规范和逻辑分析。
对制度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发展脉络的分析，对于制度本身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分析，这种外在的分析所使用的材料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和法学其他领域是开放的，宪法学既可以从其他领域中“拿来”，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简单的“拿去”。理论宪法学领域的历史分析尽管也可以是建立在严格的历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基础之上的，但资料的取舍往往依研究者及其目的而定。各种形态的历史资料都有可能使用，观念的历史、制度的历史；古代史与近代史；整体的历史与专门的历史都可能交织在一起。历史的确定性有时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传统的流变与文化的抽象。这样的历史分析正越来越转向历史社会学的分析。历史分析方法在这一层面的使用，仍然无功于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的形成。
对制度的历史分析还可以围绕特定制度的规范结构和内在运行方式来进行，这种分析具有较强的专业性，相比较而言无法直接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开放，因而有利于宪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形成，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相对缺乏，以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为例，对于我国为什么要采用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基本的原因有三个，即“长期实行单一制的历史传统”、“民族分布和民族成份状况”、“融洽的民族关系”[26]，这三个方面其实都是外在于单一制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但对于国家结构形式所实质涉及的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关系问题，却没有真正的研究。
可见，对于制度的历史分析既有无法与其他学科相区别的非特定性的方面，也有具体的历史分析方法使用不足的方面。
（三）在应用宪法学领域，“历史”的含义是基本上确切而明白的，主要指的是客观的历史事实、惯例、习惯性解释、确实可循的立法资料等。
宪法与其他法律不同，宪法中任何一个条文的解释都可能涉及重大的社会利益，任何能够称之为宪法冲突的事件都具有重大的社会影响。宪法与其他普通法律相比应该具有更大的确定性、普遍性和稳定性。宪法的适用机关在运用宪法解决社会冲突时，应该以具有确定性的客观资料为基础。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原意”基本上只能通过立法准备资料来加以分析，这里面的“历史”便是立法准备资料。有时它也指的是惯例或习惯性解释。[27]
在一般意义上，宪法的适用主要指的是宪法的司法适用，这一层面的历史分析方法乃是一种司法方法，在成熟的国家，这一方法的运用尽管还有争议，但已相当成熟。在美国有法官极力主张根据历史来理解宪法条文。宣称“其含义如此依赖于历史，以至定义反而成了累赘。法官适用宪法必须受制于这些历史。”[28]我国宪法缺乏司法适用性，宪法操作技术的发展缺乏强大的实践动力。历史分析目前所能见到的实践，基本上局限于立法机关对于制宪原意的分析，人们通常认为宪法草案或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应该是被参照的立法准备材料。
宪法操作层面的历史分析所奉行的是一种“微观”的历史观，强调资料本身的客观性。
以宪法规范的解释为目的的历史分析方法被视为宪法学的特定方法，这时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有助于保持宪法学独立的学科地位。但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相比，历史解释所占有的比重并不大，因此也有人指出对于法官们来说，“虽然在宪法解释中参考的历史资料很丰富，但只要他有碍于法院保护现实的价值和利益，就几乎会被忽略或轻视。”[29]
三、历史分析方法的缺陷
罗斯科·庞德在全面批判历史法学派的《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写道：“要理解19世纪历史学派的法理学教义，我们就必须牢记：就研究法律论题而言，历史法学派实际上是一种消极且压抑性的思想模式，它完全背离了哲学时代那种积极且创造性的法理思想。当然，这还不是全部。从更为直接的角度看，历史法学派在两个方面背离了晚期的自然法思想：一是背离了自然法关于制定成文宪法的观念以及狂妄无视传统政治制度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特定时空下的条件的做法；二是背离了自然法相信理性的力量可以在立法中创造奇迹的思想。”[30]
他还转述了法官霍姆斯对历史法学派痼疾的揭露：“第一，它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第二，它对法律的改进总是持否定态度；第三，它还根深蒂固地认为，一项业已确立的法律规则，只要法律年鉴能够表明它早已存在或已然成为历史原则的一部分，在今天也必定是一项适当的甚或是必要的行为规则。”[31]
由于历史法学派认为法律是发现而不是制定的，把历史作为“支撑法律律令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和法律发展中的终极动因。”[32]也就是将历史分析方法作了极端化的运用，因此，历史法学派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也就包含了不可避免的缺陷，最终被其他学派所取代。
唯物史观与历史法学派的历史观在哲学立场上根本不同，但即使是唯物史观指导之下的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研究中被过度使用也会带来不可避免的缺陷。
其一，对于制度合理性的论证过分地依赖历史合理性，客观上减低了人们对于制度的价值目标的关注，帮助人们绕过了一些价值难题，但也因此使宪法学在价值问题上较为模糊。
自由、平等、法治、人权等价值目标是近现代各国的制度共同关注的，但显而易见，人们对上述价值的理解不同，为实现上述价值而设计的各类制度的具体细节也不同。宪法规范内在地包含人们的价值选择，制度的发展应该以这些价值目标为标准并服务于这些价值目标的实现。对于中国的建设而言，由于具有长期的借鉴与移植的历史，如何进行价值选择和如何面对价值冲突，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价值难题。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资料的真实可靠，客观上是一种实证分析的方法，而实证分析的方法在价值问题上基本上是中立或主张价值多元的。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制度进行研究是为了弄清楚制度是什么，而不是制度应当是什么。正如我们在上文所提到的，历史分析方法着重对制度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从有关制度研究的客观结果上来看，就是通过对制度的外部条件的实证分析，取代对制度本身的价值判断。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关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和适应国家性质的简单判断上，至于这一制度内的国家权力分配和运行原则、与人权的关系、代表与选民的关系等具有较多价值内涵的问题的研究不是含混其辞便是根本没有。历史分析使人们摆脱了价值上的困扰，但也因此降低了宪法学的理论价值。
有学者在批判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总体取向时指出：“在新中国的宪法学时期，自然法思想也好、法律实证主义也好，虽然均受到我国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严厉批判，然而在反对自然法、坚信规范可以创设权利这一点上，我国（宪）法学其实恰恰与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一脉相通。”不仅如此“西方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早已经再h·凯尔森的纯粹法学上得到极其重要的发展，而中国的宪法学迄今还不可能真正成为一套‘纯粹’的规范科学，精微缜密的宪法解释学也尚未成就。”[33]
历史分析方法既是实证的，同时又是“非规范”的，无疑对上述缺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其二，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其他的宪法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特别是在有关宪法制度的研究中阻碍了对规范分析与解释方法的运用。
宪法的方法论体系有其自身的逻辑结构，人们除了有可能在哲学立场上根本对立之外，各种研究方法之间是可以共存和相通的，这是就总的情况而言。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由于目的不同则普遍存在以一种方法或几种方法为主导以其他方法为辅助的情况。如果在宪法学的整个研究领域都受一种普遍的思维定势的影响，因此某一种或某几种研究方法成为具有压倒优势的研究方法是可能存在的。阶级分析方法在新中国早期的宪法学研究中就占有压倒的优势，并在客观上阻碍了其他方法的使用和发展。历史分析方法是否也造成了这样的后果，有必要认真地分析。
在宪法学几乎所有问题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历史分析方法的身影。以宪法学对特别行政区问题的研究为例——问题被分成四部分：特别行政区是“一国两制”构想的产物；特别行政区的概念与特点；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34]抛开上述内容中对制度的规范性解说不谈，这一制度研究本身至少涉及到三个合理性问题：首先，在出现了特别行政区这样的地方政权之后，“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这一国家结构形式的界定的合理性；其次，为什么设立特别行政区而不是其他样式的地方政权，即特别行政区设立的合理性；再次，特别行政区为什么可以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即特别行政区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
对于第一个合理性问题，宪法学教科书并没有基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新变化，重新考量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而是将其近乎武断地作为特例，认为特别行政区所带来的变化可以被单一制吸收，即“特别行政区的建立构成了我国单一制的一大特色，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我国具体情况下的创造性运用。”[35]因此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合理性论证还是基于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二个合理性问题，宪法教科书主要是通过对“一国两制”理论的合理性论证来进行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是邓小平在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基础上，集中全党的集体智慧提出来的。”“两部基本法的指导思想就是‘一国两制’的方针”。[36]就论证的实质而言，使用对“一国两制”这一政治理论的历史合理性的论证取代了对特别行政区这一地方性制度的合理性的论证；对于第三个合理性问题，教科书中的论证一个是基于“一国两制”的政治原则，一个便是“从香港和澳门的法律地位和实际情况出发”。[37]所谓实际情况其实就是香港和澳门一百年来已经形成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仍然主要是一种历史合理性的论证。
除了围绕着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作了简要的解说之外，即没有明显运用作为法学基本方法的价值分析方法，分析制度的价值目标；也没有运用精微缜密的法律解释方法，分析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以及在特别行政区运行过程中所可能出现的法律冲突。与其说历史分析方法阻碍了规范分析与解释方法的运用，毋宁说对历史合理性的重视减轻了人们对制度自身合理性的关注，因此，霍姆斯所批判的历史法学派“不能自觉地去考虑法律规则的正当性论证必须赖以为基础的各种社会利益因素”，在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定的踪迹。但与阶级分析方法全面贯彻从而使得阶级性范畴成为宪法学的核心范畴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并不具有如此的特性，他对其他研究方法的限制是有限的。
其三，历史分析方法的过度使用，既有可能使人们忽视制度变革的实践，客观上也容易使人们忽视制度建构中的人的理性创造力。
历史分析方法强调对问题的研究“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这一研究方法的过度使用，将使人们主要关注制度在“过去”的发展历程，而不是制度在“现在”的展开。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全面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社会利益的竞争空前激烈，现有制度如何完善才能适应社会的迅速变化，这是历史分析所无法做到的。制度的发展不仅有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作用，也有人的理性创造作用。历史分析方法使人们忽视对制度发展中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从而不仅会忽视法律职业群体的研究也会忽视对人的权利实现的研究。
四、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
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的视角看，特别是基于唯物史观的立场，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就宪法学研究中应该坚持历史主义原则而言，历史分析方法的价值也不必特别的考量，因为它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没有什么不同。历史分析方法在当今中国宪法学的研究中，是否有其独特的价值，是本部分研究的重点。
当今中国的宪法学发展面临着两种深刻的危机：其一是面向实践的危机，宪法学现有的知识体系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所出现的问题往往缺乏解决能力，无法快速应对社会新的发展需要，宪法学知识的社会价值相对其它部门法学较低；其二是面向理论领域的其他学科“攻城掠地”的危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与政治学、经济学以及法理学、国际法学等学科有着广泛的竟合关系，一方面，这些学科不仅广泛地进行着“宪法学的”研究，另一方面，宪法学在同类问题的研究中又缺乏自己的学科特色，在相关领域的研究中被这些学科所取代，也并非耸人听闻。
上述两种危机的形成，根本上都与宪法学在方法论方面的缺陷相关。其中第一类危机意味着宪法学在面向实践方面的研究方法不足，第二类危机则意味着宪法学研究方法的独特性没有挖掘出来。如果要克服危机，实现方法论上的转换是必然的发展方向。在这些方面历史分析方法有独到的价值。
（一）从历史分析到社会分析
对于的实际运行而言，历史并不如人们所认为的那么重要。实际上，不论是远的或近的历史，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都是间接的。通过历史是否能够找到确定的规则，也被许多人怀疑[38]。但确定无疑的是历史的分析能使人们更好的关注制度的社会环境问题，从而将社会学分析引入并进一步深化。历史分析也可以弥补社会学分析的某些缺陷。有历史学家就分析了社会学家的缺陷，并提出了二者互动的可能性。他指出：“他们（社会学家）认为那些根据19及20时社会所建构出的理论模式，适用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任何地方。社会学理论提供史家一个采用或舍弃的基础，然而如果这些理论无法符合历史学家发展理论叙述的需求，问题就相当麻烦。”“理论史家若想发展，就必须修正现存的理论，而不能只是把他们套用在史学主题上：同时必须以一种更具互动性的观念来替代社会学与历史学//生产者与消费者这个模式。”[39]从学术源流来看，历史法学派与社会法学派也有极深的渊源。[40]
当今在宪法学主流知识体系中被过度使用的历史分析方法，可以被利用来分析社会多元的利益格局和复杂的利益冲突，从而将研究的重心从关注制度的历史合理性转移到制度的现实基础和内在冲突，由此，可以使宪法学的研究更紧密地围绕制度本身并具有更明显的现实指向。
（二）合理界定宪法学的研究重心
社会利益越来越具有多元性，无论是法官还是立法者都无法简单的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在利益衡量过程中，宪法以及宪法学都应该对利益的平衡发挥作用。中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推动了利益的多元化，特别是出现了新的经济利益群体，原有利益群体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所谓“共同利益”已经不存在。这是一种客观的社会历史状态，并不是人为安排的结果，当然也就不能人为的加以改变。如何认识不同群体的利益需要，特别是在两种合法的利益需要之间进行协调，需要参考利益格局的发展流变。
宪法与其他法律的不同之处在于，宪法要以根本法的形式为国家设计一套根本性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有限政府”，以最终保障人权的实现。对于以宪法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宪法学来说，要始终围绕着宪法规范，以社会发展为背景，对制度进行充分的逻辑分析。宪法学并不关心一种新的社会利益的出现是否合理以及是否会打破原有的利益平衡，宪法学将全部的研究重心放在现有的制度安排是否可以为各种已出现的、未出现的利益冲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解决框架，特别是当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提供一套科学的权利救济机制。就这一研究重心而言，宪法学是不开放的，其他学科无法“攻城掠地”。历史分析方法的使用将使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一研究重心的存在[41]，并通过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宪法性解决机制的历时性研究，对现有的相关制度提出更客观的评价。对于其间所包含的价值评价因素，历史分析也有可能为某种价值目标提供经验性的客观标准。
（三）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
目前宪法解释学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作为应用宪法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其地位也正逐渐得到客观的定位。[42]有人诙谐地将宪法解释的方法称为宪法学的“独门暗器”[43]，这种认识在某种意义上是学者的共识，“在实践不发达的国家里，宪法学通常就是某种道德理论或政治学说——某种意识形态。然而，一旦宪法形成了一部完备的文件，并在实际诉讼的过程中产生大量素材，宪法学的研究重点就转移到宪法条款的意义本身以及对实际案例的因此，宪法学主要就变成了案例研究。他更注重宪法规则在现实生活中的解释和澄清，而不是分析与评价规则的合理性。”[44]
历史分析方法在宪法学中的长期运用，已在宪法性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客观的知识和成熟的技术，在为宪法解释提供资料与素材方面，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宪法学研究的实践和规范转向，历史分析方法以其所奉行的实证主义精神能够提供更好的支撑。
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inthestudyofconstitution
abstract: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isobviouslymarginalizedinmethodologysystemofconstitution.contrarytothistrend,thisapproachisoverusedinthemainstreamknowledgesystemofconstitution.itisofgreatimportancetoreflectthisapproachforthetransformationofthepracticesandnormsofconstitution.therearefourmainrepresentationsof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inconstitution,namely,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etymology,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institution,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conception,and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ofhermeneutic.thechoiceofhistoricaldataindifferentresearchfieldaffectswhetherconstitutionkeepitsindependentstatusasadiscipline.defective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notonlyhampersotherapproachesinsomedegree,butalsooverlydependsonhistoricalrationalityforprovinginstitutionalrationality,andhencelessenstheattentionofscholarspaidoninherentlogicandvaluegoalofinstitution;makethescholarsignorehomininecreativityofrationalityinconstructinginstitution.however,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stillhasitsuniquevalue.itcanhelpscholarsimportsocialanalysisapproachintoconstitutionalstudies,reasonablysetkeynoteofconstitutionalstudies,andsupplydataforconstitutionalinterpretation.
keywords:constitution,historicalanalysis,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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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列宁选集》第4卷，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具体如吴家麟教授主编的《宪法学》、张文显教授主编的《法理学》，都采用了这一界定。
[2]如有法理教科书指出：“必须坚持法理学研究的历史主义原则。即是说，法的现象世界是无限复杂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决不存在什么孤立自在的法的现象，而历史的联系是基本的联系形式之一。这就要求我们用历史的态度和眼光考察一切法的现象，把它们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加以分析，要有深厚的历史感，深入研究法的现象借以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进而作出符合历史真实面貌的合理性评断。”公丕祥：《法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3]当然，这只是一般的情况，历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历史社会学的出现就反映了历史学家的主动性。
[4]文献分析方法——“是从档案、报刊、杂志、官方文件历史记录等文字材料中收集情报和信息的方法，属于间接观察法。在法学的社会实证研究中，文献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方法，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惟一可行的实证研究方法。”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
[5]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6]我们可以在各类宪法学教科书中轻易得找到这方面的内容，有代表性的如周叶中主编：《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章。
[7][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9页。
[8][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1-32页。
[9]王人博的《文化与近代中国》、季卫东的《法治秩序的建构》、蔡定剑的《历史与变革》《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都可见相关内容的论述。
[10]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11]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页。
[12]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46页。
[13]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14]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15]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2页。
[16]张志铭：《法律解释操作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8页。
[17]参阅林来梵、郑磊：《法律学方法论辩说》，《法学》2004年第2期；张文显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方法和前沿》，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将“法学方法论”与“法律方法论”分列第一和第二章
[18]林端：《由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版。
[19]江国华：《宪法的形而上之学》，武汉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0]萧?父：《中国传统哲学概观（一个论纲）》，《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第37页。
[21]笔者曾经写作《中国的多元文化背景》、《宪法发展研究的文化取向》、《宪法典的文化意义》等文，现在想来，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几篇文章中对于历史的分析，无疑采用的都是大历史的观念。
[22]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页。
[23]如关于近代宪法产生条件的研究、宪法观念与文化的研究等。
[24]许崇德主编：《宪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8页。吴家麟教授在1983年的国家统编教材《宪法学》中也基本上分成这样四部分来介绍，即“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概念）；“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发展）；“三、人民代表大会制实行民主集中制”“四、人民代表大会制的优越性”（内容）；“五、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完善）。（吴家麟：《宪法学》，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116页。）这说明长期以来对于宪法制度问题的研究，除了在内容上稍有变更外，在研究模式上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
[26]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230页。
[27]参阅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五章历史对宪法解释的影响”部分。
[28]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29]詹姆斯·安修：《美国宪法解释与判例》，黎建飞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96页。
[30]【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8-19页。
[31]【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32]【美】罗斯科·庞德著，邓正来译：《法律史解释》，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
[33]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34]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44页
[35]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7页。
[36]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6-237页。
[37]周叶中：《宪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0页。
[38]一度在西方流行的相对主义理论认为，客观历史事实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事实仅仅是作为一种按这些“事实”阐述得先验的概念，我们所研究的历史仅仅是我们思想的产物而已。否认历史可以被人是与理解曾经成为一种时尚。（[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马俊亚、郭英剑译：《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中文版序。）
[39]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王辛慧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
[40]参阅林端：《韦伯论中国传统法律》附录一《从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到韦伯的法律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2003年10月版。
[41]萨托利在《疏议》一文中对宪法与内涵的梳理就极具代表性。参阅萨托利《疏议》，载于刘军宁等遍：《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42]如韩大元教授就曾指出：“宪法解释学的建立是现代宪法学体系发展的出发点与基础，现代宪法学理论与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宪法解释学的发展与完善。从宪法学发展的历史看，现代宪法学开始于宪法解释，终止于宪法解释。从这种意义上讲，可以说现代宪法解释学反映了现代宪法学发展的基本去向。”（韩大元：《现代宪法解释学》，中国法学网。）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9
[关键词] 心理史学 年鉴学派 心态史 文化心理结构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心。”[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篇10
中国传统史学是以政治史作为研究主线的，所以史学家们对于官修的所谓“正史”十分迷信。本世纪初以来，受到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思潮的影响，一部分思想敏锐的史学家开始注意到从“正史”之外搜集史料的重要性。其中著名的有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即在重视“正史”等文献资料的同时，应当重视运用地下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然而一直到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对于“正史”之外的各种私家笔记以及地方志资料的运用，依然是小心翼翼，甚至心怀疑虑。少数比较保守的史学家，坚持认为私家笔记和地方志，或挟私嫌，或囿地域，不足为据。
时至今日，大概没有什么人会对中国历史上的私家笔记和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产生疑问。然而，本世纪初许多史学家对于私家笔记和地方志资料的疑虑，并非没有道理。从历代王朝政治的发展轨迹来研究历史，官方的典籍记载无疑是最可信的研究史料。孟森先生是当时最著名的明清史学家，“先生之治史，多本中国传统方法”，（注：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附商鸿逵：《述孟森先生》，中华书局，1986年版。）故在他的一系列论著中，所据以立论的明清史资料，大部分是以官修的文献为主，至于地方志的资料，就绝少涉及了。同时代的许多治学严谨的学者，其对文献史料的取舍，亦大多类此。
然而，本世纪毕竟是一个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时代，随着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逐渐介绍引进，中国的史学研究也逐渐从传统的政治史、道德史的单线研究，向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大大地改变了中国史学家们的研究模式。其中，经济史、生产关系史、社会结构史等领域的研究，正以崭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思维开拓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越来越在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这个史学更新的时代里，以往官方“正史”典籍中的历史资料，也就越来越不能适应新时代史学研究的学术要求。一方面，以往官方典籍中的记载基本上是以帝王将相为记载核心的，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就是中国帝王将相的家谱史，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这样的历史典籍，其史事的记载必然忽略经济关系等有关下层一般民众的记载，从而使我们对中国历代民间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概况所知甚少。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代统治者对于文化、史学等方面所拥有的强势垄断，官方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不能不带有一定程度的立场错位和价值取向的偏颇。这样的历史典籍，自然也不可能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尤其是这种文化、史学的强势垄断和价值偏颇，延续了二千余年，形成了理所当然的传统，更需要新一代的史学家们在扬弃传统的基础上，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建构新的史料基础。于是，本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一些年轻的学人，开始把史学研究的兴趣越来越扩展到政治史之外的许多领域，特别是社会史、经济史领域。人们对历史资料的搜集范围，也突破了以往官方“正史”典籍的局限，开辟多方面的资料来源。私人笔记、小说野史、方志家谱，都已逐渐进入史学研究的殿堂。与此同时，有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已经开始进入农村城市的基层社会，进行社会调查，并且运用社会调查的资料所得，开拓了全新的史学研究的领域。其中如陈翰笙先生的中国农村社会研究、傅衣凌先生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都对中国当代的历史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傅衣凌先生在回顾自己的这一学术经历时说：
实在说，我对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是很模糊的。直到抗战爆发后，我从沿海疏散到内地的城市和农村，才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实际。一九三九年我曾居住在永安的黄历乡，中间有一个很大的碉堡，四周则是一些矮小的平屋，佃户环之而居。我置身于这样的情景中，使我恍惚联想到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制度，是不是还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抗战的几年生活，对我的教育是很深的。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使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才能把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推向前进。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一向以为史学研究是各种知识的总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是有一定道理的。循此推之，我们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人，对于现存实物的调查，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项目。……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注：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载《文史哲》1983年第二期。）
三、四十年代傅衣凌诸位先生把社会调查资料引进历史学研究的学术尝试，虽然在当时还未能在国内学术界引起强烈的反应，但其研究成果“很快被介绍到日本，成为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来源；而后又由日本学者的媒介，传播到美国，成为美国五、六十年代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日、美汉学界被尊为一代大师，享有很高的声誉，不是偶然的。”（注：《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编》，杨国桢：《序言》。厦门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解放以后，虽然说中国的史学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作为其理论基础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政治的干预，史学研究仍然不能摆脱“政治史学”的羁绊，而傅衣凌先生等少数学者能够坚持社会经济史的实证研究，发掘包括社会调查资料在内的多方面的史料来源，就更显得难能可贵。因此到了七、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的社会科学与国际上的交流日益加强，各种流派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重新涌入中国。中国的学者们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与国际学术接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这学术逐渐开发的年代里，傅衣凌先生等的史学研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肯定。一批在“文革”后学成并投身于史学研究的年轻学者，以及一部份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学者，都对社会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学术道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与调查资料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越来越受到许多学者的肯定，并且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学者们的积极参与。
社会调查与史学研究的结合，之所以能够引起人们的日益重视，就在于它能够“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这从理论上说，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GeoffreyBarraclough）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大贡献时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从五个方面对历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影响。首先，它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马克思促进了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研究，尤其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动荡时期的作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结构观念以及他对阶级斗争的研究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第27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强调的这些核心问题，显然需要社会调查这种“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研究方法来加以认真的印证，而仅仅依靠“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官方“正史”资料，是远远不够的。
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理论和方法论的不断翻新，作为“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手段之一——社会调查，也完全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理论新方法相适应。举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国家体制“大传统”与民间社会“小传统”的理论为例，我们不能不赞同这样的解说：（田野调查）观看民间的文化形式虽不能从中得到现成的启示，但它却能够给予我们“野史”般的冲击。民间仪式当然不具备文本的定制，因而我们只能费尽苦心方能从中“读到”书籍所代表的“大传统”、“雅文化”所能轻易提供的思路。然而，……文本只能给予我们了解思想史的素材，而作为（乡土社会）“隐秘的文本”的仪式，却是活着的“社会文本”，它提供我们了解、参与社会实践的“引论”。（注：参见王铭铭：《象征的秩序》，载《读书》1998年第二期。）国家体制“大传统”给我们留下的“文本”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文化的全貌，其中最大的空缺就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历史学家需要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从民间社会的点点碎影中补充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的政治文化道德伦理固然对民间行为、社会经济等方面有着居高临下的规范作用，但是民间社会经济、下层社会风气的变化，同样可以影响统治者、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以及道德伦理等方面的思考和调适。这也是我们强调通过社会调查等手段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重要性之所在。
社会调查工作在学术研究上的运用，并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学家、人口学家等，也都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田野工作）的运用。有些学科对社会调查工作的重视远远超出一般历史学家的重视程度。这种多学科对社会调查的关注，正体现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即各个学科之间的界限日益淡化，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正朝着多学科相互结合、相互渗透的方向迈进。传统的历史学过于迷恋典籍文献的资料作用，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田野工作）上的成就，无疑给寻求学术创新的历史学家们予有益的启示。以往对典籍文献资料往往抱怀疑态度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近年来也对历史文献的资料产生了相当的兴趣。学术研究中多学科的结合运用，显然已经对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产生了良好的效应。
当然，不同的学科毕竟有着自己的学科特点，有着各自专注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其体现在社会调查的具体操作上，也应有许多各自不同的侧重点。因此，就社会调查的具体方法而言，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和调查对象，采用较为可行的相应措施。不能强求一致，或是过分仿效他人的研究方法。从这点上讲，我十分赞同研究历史应当是“史无定法”的主张。傅衣凌先生对历史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开创了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派。这个学派，在研究方法上，以社会史和经济史相结合为特征，从考察社会结构的总前提出发，探求经济结构与阶级结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特别注意发掘传统史学所弃置不顾的史料，以民间文献诸如契约文书、谱牒、志书、文集、帐籍、碑刻等证史；强调借助史学之外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进行比较研究，以社会调查所得资料诸如反映前代遗制的乡例、民俗、传说、地名、口碑等资料证史。特别注意地域性的细部研究和比较研究，从特殊的社会经济生活现象中寻求经济发展的共同规律。我认为：即使从今天看来，傅衣凌开创的这种社会调查与多种资料、多种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依然值得我们认真效法、大力发扬。
我们这里还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社会调查固然应当在现代史学研究中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调查是推进史学研究的不二法门。事实上，社会调查所征询的对象，由于文化教育程度、地域观念以及个人经历的差异，他们所能提供给研究者的信息，往往是芜杂混乱的，且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这就需要我们在芜杂混乱的民俗材料、口碑访谈、民歌民谣、传说杂抄、谱牒私册等资料面前，进行认真的梳理，从中分别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资料来。因此，我们回到历史学的传统话语，历史学家做好社会调查工作，还是应当具备唐代刘知几所谓的那种史才史学和史识。否则的话，社会调查极有可能成为一个陷阱，使研究者沉溺于漫无头绪之中，从而失去了社会调查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