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1
[关键词]环境保护主义环境史市民运动政府决策
“环境革命”发生在1970年左右，三四十年之后，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了历史学的一章。起初，环境保护主义还带有诸多新兴运动的特点，但是今天，至少在德国与美国等国家里，环境保护主义有时更多地已经是年轻一代嘲笑老一代所具有的特征之一了，就像最近一部非常成功的德国电影《鲍勃·艾文死亡之日》所表现的那样，在一个被母亲强迫去参加反对核能团体的男孩的眼里，那是一场拙劣的模仿反对核能的运动。在悲观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和乐观的反环境保护主义者的眼中，整个环境保护主义似乎已经呈现出就像是一种过去的现象了(在，1980年代的台湾反对核能运动与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化运动结成了联盟。在许多情况下，环境保护主义并不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它经常与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目标结合在一起。然而，对我来说，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环境保护主义不再为某个政党或某个精英力量所垄断。即使是为了它的行动而需要敌人的绿色和平组织多年来也不再将单一的敌人作为他们关注的目标了。
对于强硬的“基础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真正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是无私地为自然服务，其他所有的职业的“环境”运动都仅仅是环境保护主义的赝品。然而，我认为这种严格的定义并不是由历史的观点产生的。所有重要的历史运动都是在人类利益的驱动下发生的，这一点对于环境保护主义也同样正确。
还是在德国，人们似乎对这样的标注十分感兴趣，即在早期，“绿色”的动机经常是相当保守的思想者的特征。1945年以后，对于许多左翼者来说，“绿色”的动机有时呈现出“红褐色”的特征，就像纳粹主义的残余。马丁·海德格尔(matinheidegger，纳粹时期的哲学明星)展开了对技术的批判，他住在黑森林里，喜爱林地。伊斯特·琼格尔(ernstjunger)写了一部关于一战的著名小说(instahlgewittern)，后来他成了理查·卡逊的崇拜者。奥地利的林务官、前纳粹古色尔·斯格万伯(guntherschwab，“世界保护生命组织”的建立者)第一次尖锐地公开批评了核能。而哲学家伊斯特·伯劳斯(ernstbloch，前共产主义者，也是鲁迪·度斯克(rudidutschke)的老师)领导了1968年学生发动的一场暴动，攻击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发展核能(现在，许多德国左翼主义者几乎不能相信这些事实了)。
因此，1970年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部分是由于它是欧洲的自然保护年，此时，环境保护主义失去了它的“红褐色”嗜好，并且被一种新鲜的国际主义和欧洲一体而代替。1975年2月28日，怀尔(wyhl)地区的农民占领了计划建立核能站的地点，并且试图与警察对抗以保护这一地区。许多左翼主义者自然地被这些反核斗士鼓舞地充满热情，尽管起初他们从理论上来判断这种新的热情还有些困难(当时德国左翼主义者的知识界迫切需要这种理论)。
我是1968年代的德国知识份子，因此我自己也感到了对理论的需要，这种理论不一定十分复杂，也不一定都能适应任何情况。如你所知，我试图在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基础上发现一个新的方法来揭示环境保护主义历史。韦伯教给我们的哪些东西是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有用的?我想，他告诉了我们：关注任何地方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精英们(无论是在中的还是在民众运动中的)，关注强烈的情感，关注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关注有特点的人群及其生活方式，关注精神的和宗教的因素，同时也要关注合理化的进程以及与经济趋向一致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环境保护主义仅仅是利益的工具)。我想，遵循着这样的策略，我们也许可以写出一部全新的、比今天现有的更好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
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许多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中都有一些具有超凡魅力的个人，但是他们的魅力存在的时间一般很短，而且仅在一个小圈子中有影响(但是这可以确切地说是韦伯魅力的特点么?)，尤其是在早期，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使人们想起宗教运动的某种形式，尽管它的目标是科学“生态的”基础(但是，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的，在时间的过程中，即使是宗教也通常都追求着这样或那样的合理性)。在我的朋友当中，环境保护主义经常与佛教的同情心联系在一起，佛教被认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宗教(这一点有些令人怀疑)。
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环境保护主义已经成为新的知识份子精英们的要素之一(在中国也是如此么?)。我和弗兰克在夏季学校里招收的学生们都是经过德国国家奖学金(thedeutschestudientiftung)选的尖子生，他们有时候表现出环境保护主义精英的意识，例如他们因关心世界的未来而节约能源，并且十分小心地管理垃圾。这一点与一般人不同，一般的人即使节约能源也不会想得太多。起初，在环境保护主义者中间，“生态与经济”对立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德国和美国就是如此，今天人们已经越来越接受经济和生态是可以同时并存的这种观点了。
1970年左右的环境保护主义真的全新了么?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在许多方面都不是这样的：在那时，几乎所有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都有很长的历史，即使不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也都可以追溯到19世纪。森林保护，无论是政府的还是地方社会的森林保护在德国都具有较长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社会的早期；“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就是从18世纪德国的森林科学中衍生出来的。起初，“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经济学的而不是生态学的概念。1970年以后的新环境保护主义的真正流行是在1980年以后，那时德国的林地——“濒临死亡的树木”——正受到威胁。
“水资源保护”在19世纪末由于恐惧霍乱而达到了第一个高峰。1900年左右，欧洲和美国的许多城市展开了反抗烟雾的战斗。“鸟类保护”最初是19世纪末在英国形成的一个狂热的运动，动物保护也是如此。随着反对医药研究中活体解剖的斗争，动物保护成为一个具有进攻性的元素进入早期的环境保护主义中。在德国，著名的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wagner，许多赞赏者将其视为音乐教父)投入了反对活体解剖的运动中，并且赞赏对动物保持兄弟般的感情。同样，“自然保护(保护“自然的”景观)”约于1900年在几个国家同时开始。“技术安全”在蒸汽时代就已经是人们讨论的主题了。反对不健康食品的“消费者保护”也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这在德国尤其重要，在美国也是如此。1900年前后，物理疗法运动带着它的信条进入了“自然康复力”之中。所有这些倾向在1970年之后都成为新环境保护主义的要素。今天，人们遗忘了这个悠久的历史。
问题还是：新环境保护主义到底新在哪里?这里有三个答案：(1)所有这些单一的和孤立的要素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如1900年左右，“技术安全”与“动物保护”完全无关；(2)在全球视角下形成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联系，这一方面归因于1960年代太空旅行和航空照片的影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太空旅行不仅打开了对太空的观察，而且更多地是打开了对我们的地球的视野)，另一方面归因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推动；(3)大众运动和更加广泛的对环境主题的关注给环境保护主义赋予了一种政治力量，这种力量直到那时才被意识到。
然而，实际上，原先的那些单一的要素仍然有着他们自己的生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如此。流行的运动喜欢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然而在具体的行政管理之中，森林保护、水保护、反对空气污染等通常都是由不同的部门负责的，它们有时相互冲突。在德国，自然保护的追随者们与新能源的追随者们发生冲突，前者认为后者安装的利用风能和水能的设备破坏了自然的一切。他们没有共同语言来讨论这些冲突的观点。近来，德国出现了原来的单一要素从环境保护主义中分解出来的倾向，然而在美国，被布什的行政击败的环境保护主义被激怒了，你似乎又可以看到新的力量正在集中的趋势。
这似乎是当代环境保护主义的中心问题：即在你的脑海中可能将自然视为一个整体，但是实际的行动却需要限定一定的目标。目前，似乎缺乏对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只能一步一步地解决。也许，环境史能对解决这一问题发挥一点作用——环境政治需要历史的意识，一个历史经验的知识。我的老朋友理查德·伍伯郝斯特(reinhardueberhorst)是1979／1980年德国联邦议院“未来能源政策”咨询委员会的领导，他一次又一次地解释说，为了赢得环境政策的胜利，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政治风格。德国前总理威利·白瑞德(willybrandt)在他的《创造民主》一书中写道，我们需要创造政策制定的新程序，而不是那种有着固定的位置、固定的对立界限、固定的朋友和敌人概念的旧政策。
今天，我们不应该忘记环境意识的早期版本：环境保护主义之前的环境保护主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几乎全世界都出现了对土壤侵蚀的恐惧和土壤保护运动，在美国部分是对沙尘暴现象的反映。今天，这种类型的环境保护主义几乎被遗忘了，至少在西方是如此(俄罗斯与此不同)。但是在将来，土壤退化也许会再一次成为最严重的环境问题。环境史永远没有终点，我们不能预测未来，因此我们不得不保持谨慎。人类史与自然史一样充满惊奇，我想这是历史中最重要的一课。
在特殊的时刻和地点，环境意识与工业利益经常发生冲突，但是长远来讲，经济和生态是没有矛盾的，这就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即从长时间的历史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历史证明，那些经济强大的国家，无论是15世纪的威尼斯还是19世纪的日本或近代以来的一些西方国家，都以较大的精力来保护他们的自然资源。整体来讲，正确地理解历史教训对环境保护主义来说似乎是令人鼓舞的。环境史并不仅仅是一个失败的历史，它还是一个具有很多胜利的历史(正如弗兰克·奥古特反复指出的那样)，尽管目前仍然没有最终的解决办法。我想，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谨慎地、明智地并且始终保持小心地来学习新的教训的话，我们并不会被责难为衰败和腐朽。
environmentalismworldwide：betweencivicmovementsandbureaucraticstrategies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2
内容提要:如何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一种观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另一种主张是“停止发展论”，又称“零增长论”。这两种观点反映到环境犯罪的立法价值取向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传统法益保护观念）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环境法益保护观念）之间的对立。我国环境刑法受“人类中心主义”法律价值观的影响较大，没有很好地体现保护环境预防为主的原则。我国环境犯罪立法，首要任务就是重新认识和调整环境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确立并贯彻“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科学立法理念，针对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缺陷，及时修改完善，为我国环境安全提供刑事法律保障。
从刑法领域来讲，环境刑法的价值定位与犯罪客体的理论密切相关；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考量，它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所持的根本立场，反映了人们对于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持的基本态度。因此，环境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其本质就是如何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现代的价值观念以及现行法律的基本原理与构造决定着刑法保护环境的价值取向。”⑴
一、问题的提出
环境问题是世界先进国家共同的烦恼。⑵对环境资源的空前破坏，严重危及人类的生存安全。20世纪以来，人们对环境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引发了震惊世人的八大公害事件。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也日益严重，有悖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以我国的水污染为例，1999年全国城镇废污水排放总量为606亿吨，其中工业废水量占67％，废污水排放总量较1980年增加了近1倍；1980年全国受污染的河长比例为21％，1999年增加到38％。在大气污染方面，我国很多城市大气中降尘和颗粒物含量大大超过国家标准。在工业固体废物方面，“十五”期间年均增加约11％，2005年已达13.44亿吨，受污染的耕地高达1.5亿亩。⑷而且，从我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现状及走向来看，环境污染的局面尚难以在短时期内得到根本扭转，由此而引发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也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
如何应对日渐突出的环境恶化的严峻形势？体现到环境犯罪立法上，首要任务就是重新认识和调整环境犯罪立法的价值定位，确立科学的立法理念，正确运用刑罚手段规制环境犯罪、保护环境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寻求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相协调的最佳方案。
二、两种立法理念之对立与剖析：人类中心vs生态中心
关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际上曾出现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是“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另一种主张是“停止发展论”，又称“零增长论”，认为环境污染和破坏既然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那么，解决环境问题的出路就只有停止发展，著名代表是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⑸这两种观点，反映到环境立法中，就是“经济优先论”和“环境优先论”的对立；反映到环境刑法的立法价值取向上，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传统法益保护观念）与“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环境法益保护观念）之间的对立。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传统法益保护理念
“先污染后治理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强调人类发展优先，从而使“经济优先论”和“以人为本”思想占据统治地位。在传统的“人本主义”法益思想之下，逐步形成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法律价值观。这一传统法益保护观念使得人们以人类为中心确定“环境”的范围，从而形成关于“人类环境”的认识。根据这一认识而确立的环境刑法的基本观念，认为刑法并不保护环境本身，只有当人类生命和健康及其财物的法益因环境破坏而受到损害或威胁时，才考虑科以刑罚。在这种思想支配之下，只有当破坏环境的行为进而侵害人类生命、健康或者财产等利益的时候，才规定刑事处罚措施，而没有将环境法益规定为刑法直接保护的法益。环境不是利益的归属主体，不能反映利益，环境利益只有透过人才能表现出来，故只有反映人本身的利益才具有刑法上的意义。因此，对环境的保护，目的在于保护人本身的利益，如果人本身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或者威胁，则无刑事制裁可言。⑹如日本的《公害罪法》最为典型，该法以公众的生命和身体为保护对象，将处罚行为限定在危害生命或健康的行为上，破坏生活环境的行为不在此限。⑺
在“人类中心主义”立法价值观的支配之下，环境法益并非环境刑法直接保护的独立客体，自然环境也没有实质上成为环境刑法所保护的对象。这意味着，一方面，在立法理念上，坚持“以人为本”构建犯罪的理论体系和惩罚机制。始终将人自身利益的保护置于首位，而忽视对生态环境利益的应有保护。对人的保护是一种直接的保护，而对生态安全的保护仅仅是一种间接的保护，只是保护人类利益的一种副产品。另一方面，在立法实践中，污染行为只有造成了实际损害后果的才构成犯罪，即污染必须达到给人的生命、健康或者财产造成损害的地步，才能作为犯罪来处理。对于那些尽管还没有造成实际损害，但已使环境处于严重危险状态的行为则不予制裁。事实上，这种危险状态一旦转化为现实的危害后果，其损害事实将无法逆转，显然，这种立法不利于生态环境自身的良性循环，不利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改善。例如，我国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第三百四十二条、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非法占用农用地罪、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等，都是以造成严重后果为要件的，这与环境保护“防重于治”的初衷背道而驰，显然也是“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的产物。应当承认，我国1997年刑法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已将一些有重要经济价值的生态要素直接作为财产予以保护，比如，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规定的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第三百四十四条规定的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和非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国家重点保护植物制品罪，均直接触及环境要素本身，但这毕竟还是从生态意义上衡量生态要素的生态价值，实际上仍然没有逃脱财产利益及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藩篱。我国刑法保护的目标仍然以人身和财产为主，其罪与非罪的标准主要在于行为是否侵害了人身和财产方面的权益。可见，“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直接影响并主导着我国环境犯罪方面的立法。
（二）“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环境法益保护理念
实践证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容易，而要治理和恢复则极其困难，等到环境污染了、生态破坏了再来治理，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例如，治理河流至少需要二三十年，恢复湖泊生态需要的时间更长。英国泰晤士河的污染治理用了上百年，集中治理也用了几十年。淮河流域由于盲目发展小造纸、小制革、小化工等污染严重的小企业，到1997年关闭前形成的产值大约30亿元，可是治理污染需要花150亿元到200亿元，要用几十年的时间。近几年，我国许多农产品出口一再受阻，损失很大，这与环境污染造成农副产品质量下降直接有关。⑻事实教育人们，传统观念已经落后于时代需要，不能有效应对实践中的问题。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思想也受到普遍质疑，于是“环境优先论”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停止发展论”（“零增长论”）的主张。这种观念反映到环境犯罪的立法上，就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或者说环境法益保护观念逐渐崭露头角。“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认为，要想实现刑法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就要将生态利益作为法益目标，注重对生态利益的直接保护，以生态利益为标准来完善环境刑法。
“生态中心主义”的立法价值观主张，环境犯罪侵害的保护法益概指生态学的独立环境法益。水、土壤、空气、植物、动物等应作为刑法的保护对象，应将这些内容归纳为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以示与个别保护对象相区别。环境法益的刑法保护应延伸至自然资源，甚至生态系统，对环境法益的严重破坏会间接导致个人生活法益的破坏，其中亦可反映个人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三者之间的牵连重叠关系。有观点认为，生活环境本身即为刑法所应加以保护的法益，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在刑法上的评价，即可认定为“刑事不法”，而非“行政不法”，并不只是生命法益、身体法益或财产法益，而且包括环境法益，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足以导致生命、健康或财产的危险或实害，故刑法保护环境法益，亦属间接保护个人生命、身体或财产法益。⑼就环境刑法的保护目的而言，环境刑法独立于行政法之外的作用不仅只是保障环境行政法，而是将人类自然生活空间里的各种生态环境视为应予保护的法益，诸如水、空气、风景区以及动物和植物等，即这种保护是以间接保护人类健康为目的。当人们在制定法律时，不应将自己当做自然和环境的使用者，而应当把自己也当做是环境的一部分或成员。只有如此，人类在经济与生态之间必须作出衡量选择时，才不会偏执于自私的人类中心思想。德国政府1978年通过了《同危害环境罪进行斗争的法律草案》，不仅对人而且对诸如水、空气和土壤等从生态观点来说需要保护的客体造成威胁，对环境造成危险，对社会造成特别损害的各种行为都列入刑法典增设的危害环境罪章。如此，刑法承认环境与生命、健康和财产这些重要性早已不言自明的个人福利具有同样的价值。⑽
由于“生态中心主义”将整个自然界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而不是把人类或生物个体的利益作为最高价值，因而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之间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人作为一种高级生物不可能超越自身阶段，人类的每一行为都必然要维持本物种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人自然也要以人为中心，人类的法律也不可能确立“生态中心主义”的目标。⑾正如v·r·波特所言：“所有幸运的生命有机体只可能以它们自身或它们的种的延续为目的。”⑿如果人类不考虑自身的生存和发展，那么，任何自然、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理论、研究均将毫无意义。环境犯罪之所以为罪，是因为其侵犯了人的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动物的“权利”。洛克指出，动物能够感受痛苦，能被伤害，毫无疑问，对动物的这种伤害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不是源于动物的天赋权利，而是源于对动物的残忍给人带来的影响。他指出：“那些在低等动物的痛苦和毁灭中寻求乐趣的人……将会对他们自己的同胞也缺乏怜悯心或仁爱心。”⒀“大量的环境问题并不简单地是发生在人与‘自然’之间，其中尖锐的冲突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而表现出来的是人们涉及环境的利益之争，是人们对公正的渴望。”⒁因此，“生态中心主义”尽管有反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功劳，但并非指导环境刑事立法的科学理念。
三、“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立法价值观之提倡
“先污染后治理”的观点实际是只重视经济发展，而不顾环境保护，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谋求经济的发展；而“停止发展论”虽然强调了生态环境本身的价值，忽视了人类社会的能动性。两者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都把发展与环境看成是互不相容的对立关系。显然，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妥当的，这也是导致人们在环境刑事立法上存在片面地以人类为中心或者以环境为中心的根源。
当前，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被纳入到我国经济社会建设的战略部署之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将“人与自然更加和谐”作为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科学发展观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五个统筹”中的重要一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视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和目标；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以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尽快改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可见，人与自然相和谐已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基本国策必然影响立法理念，反映到环境犯罪的刑事立法上，就是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立法价值观，在环境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中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
总之，贯彻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立法理念，必须从以下方面完善环境刑法：一是环境刑法要落实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为了建设可持续的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应当不断完善环境犯罪客体和对象方面的立法，因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刑法不仅要保护人类的生命、健康和财产权益，也要保护环境本身，应将环境法益规定为刑法直接保护的法益。二是环境刑法要呼应“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了使环境资源得到及时保护，避免或者减少不可逆转的损害后果的发生，对于环境犯罪应当增设危险犯，发挥刑法预防犯罪的先期屏障作用，促使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真正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主向自然恢复为主转变，强化从源头防治污染，坚决改变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状况，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同时，在环境犯罪的处罚方面，增加规定非刑罚处罚措施，做到“谁利用、谁保护，谁污染、谁治理”，以解决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有效控制污染物排放，尽快改善重点流域、重点区域和重点城市的环境质量。三是环境刑法要直面司法实践中的难题。例如，对于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而言，其罪过形式和因果关系的认定，长期以来困扰司法实践，需要在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完善立法，使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惩处，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⑴赵秉志、王秀梅、杜澎著：《环境犯罪比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2页。
⑵参见[日]原田尚彦著：《环境法》，于敏译，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
⑶八大公害事件是指：1930年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以来的美国洛杉矶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的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5年以来的日本四日市气喘病事件，1955年以来的日本富山骨痛病事件，1956年以来的日本水俣汞毒病事件，以及1968年的日本米糠油事件。参见[美]r．w．芬德利等著：《美国环境法简论》，程正康等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⑷参见钟其：《略论我国资源环境犯罪问题》，载《浙江国土资源》2008年第2期。
⑸该报告有如下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由人口激增、加速发展的工业生产、农业生产、资源消耗和环境恶化五种相互制约的因素构成。这五种因素都按一定的指数增长。五种增长的启动因素是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要求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工业品，进而使耕地和工业生产量也以指数增长，工业增长使资源的消耗量越来越大，排入环境的废弃物也越来越多。它们是人口增长和工业增长的双重产物，因而其增长速度比人口增长和工业增长更快。当时通过计算机模拟，五种增长趋势到本世纪会达到极限。由于人类与环境系统存在着发展的无限性和地球的有限性这一基本的矛盾，如果增长不停止而达到极限时，便会导致全球性危机和人类社会的突然瓦解。因而，他们提出“必须把经济增长限制到零”，即所谓“零增长论”。
⑹参见许玉秀：《环境刑法规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载《环境刑法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辑》1992年，第616页。
⑺日本《关于危害人体健康的公害犯罪制裁法》（《公害罪法》）第1条规定：“本法目的在于与其他一些法或单行法规所规定的各种办法一起，通过对在各种业务活动中所引起的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公害行为的惩罚，以保护人体健康，防止公害。”
⑻参见姜春云：《正确把握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的辩证关系，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2003年8月29日姜春云同志在浙江调研时的讲话。
⑼参见林山田：《科技发展与刑事立法》，载《社会科学与科技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983年版，第241-242页。
⑽见引注⑴，第34-35页。
⑾参见姜敏：《环境犯罪立法理念的理性审视》，载《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⑿章建刚：《人类中心主义、内在价值和理性》，载徐嵩龄主编：《环境伦理学进程——评论与阐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3
关键词：工程建设 环境伦理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需要大规模的建设，能源却十分紧张，近年来，经济高速发展，但是给自然资源却造成了巨大的压力，我们显然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现代化建设能够在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同时，又保持环境健康的持续发展，我们应该思考工程建设中应具有如何的环境伦理学思想。
鉴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发展经济，就要建设，大兴土木，大搞工程建设在所难免;一方面，要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得不得不重视环境的保护。两者皆不可偏废，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此，工程建设中应具有的环境伦理学思想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理清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作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只要是工程建设，势必需要环境作为其支撑，可以说，一项工程，就是一个以人类自身的活动不断与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的过程。另一方面，没有工程在建设过程中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如果不保护环境，工程建设就没有了其赖以生根的基础，也丧失了其建设的物质来源。可见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是密不可分的。
从工程建设所需要的环境支持来看，首先，如果没有既定的环境，离开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工程建设将变得无立锥之地。其次，工程建设所需要的一切物质资源，无一不是从环境索取。从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来看，没有工程不会对环境产生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可能为正，也可以为负。一旦环境被严重的损害，被掠夺。那么被掠夺的环境反过来又可能对工程系统的发展造成直接或间接损害。
就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国情而言，不可能象西方深生态学所推祟的那样，采取极端的生态保护主义，完全抹杀人类与非人类的界线，不管是否对人类有利或者有害，人只能盲目的服从于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事实上，这样的环境保护政策，已经体现出了一定的环境法西斯主义的倾向。无论如何，发展才是我们的主旋律，我们不能也不可能象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在雄厚的经济基础上，来谈环境保护问题。因此，我们的环境保护，不可能离开建设来谈保护。我们要在积极建设的前提下，再来谈保护。因此，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就当是共生共荣、一损俱损、互动发展的。
二、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胜循环
要实现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具体说来，就是要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环境伦理意识，以良好的环境伦理意识来促进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工程建设中所需要树立的环境伦理意识，不应当仅仅是照搬西方环境伦理学中的概念，盲从于已有的环境伦理学理念，而应当结合中西环境伦理方面的有利成份，选取其中符合中国建设现状的部分作为我们采取环境保护行动的理论指导。我们不能因为要建设而不要环境，同时，也不能因为要环境而不搞建设，因此，一方面要看到并重视环境自身的内在价值，要尽我们所能的保护它，但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认识到它的工具价值，要充分的开发它，利用它，体现出人之所以为人的主观能动性，不能以消极不作为来保护环境，象西方深生态主义者所倡导的那样;也不能只要发展而不顾环境，象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文明之初所行为的那样。我们所应当追求的是: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要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工程建设的可持续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工程建设中，要充分认识到环境是有生命的，是跟我们同呼吸共命运的生命体，不能以妄自尊大的人类中心主义心态去开放利用我们的环境。同时，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也应该有所取舍，深生态中心学如环境法西斯主义一般的停止发展中国家对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是显然不可取的，反之，浅生态中心学的自然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并重倒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再者，中国传统的生态思维中也不泛足以让现代人引以为鉴的成份，如道家所提出的遵循万物演化之规律，维护自然界的和谐秩序，就要求我们按自然规律办事，比如说都江堰，它对于洪水采取了引导疏通，而不是围堵拦截的方式，就充分体现了中国人在保护环境问题上的按自然规律办事的古老智慧。因此，在工程建设与环境保护两者之间，最好的环境伦理便是能够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4
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关键词：森林公园，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保护区系统
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旅游业的发展和林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森林旅游开发日益受到重视，森林公园也应运而生，而且发展十分迅速，已达到相当大的模程度。森林公园的建设不仅开发了旅游资源，增加了经济收入。还对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和促进森林资源的持续利用做出巨大贡献。本文试图结合我国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发展，探讨森林公园的概念，明确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并提出加强森林公园管理的建议。
l.关于森林公园的概念
由于森林公园是新生事物，人们对“森林公园”这一名词的真正含意并非完全理解。普通的“公园”人们并不陌生，它常指城市中供居民娱乐消遣的公共设施，而森林公园却不能理解为“森林”和普通意义“公园”的简单叠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森林公园中的“公园”为一专有名词，来源于国外的“国家公园”
(nationalpark)，而国家公园已有100多年的历史。自1872年美国建立“黄石国家公园”后，“国家公园”
一词就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使用，尽管各自的确切含义不尽相同，但基本意思都指一类自然保护区。鉴于国家公园的普遍存在，196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iUCn(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第十届大会作出决议，对国家公园进行定义，明确规定国家公园必须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
1.1区域内生态系统尚未由于人类的开垦、开采和拓居而遭到根本性的改变，区域内的动植物种、景观
和生境具有特殊的科学、教育和娱乐的意义，或区域内含有一片广阔而优美的自然景观。
1.2政府权利机构已采取措施以阻止或尽可能消除在该区域内的开垦、开采和拓居，并使其生态、自然景观和美学的特征得到充分展示。
1.3在一定条件下，允许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参观旅游。
以上三个特征正是区别普通的“公园”和“森林公园”的关键所在。显然，国家公园强调其自然生态系统及其科学意义的特征，这是普通的公园所不能具备的，而森林公园却基本具备了上述三个特征。森林公园的景观主体是森林植被，多为自然状态和半自然状态的森林生态系统，常常拥有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而且该区域已由地方政府划出，给以特别的保护和管理，并主要用于开发以精神、教育、文化和娱乐为目的的旅游活动。因此，我国的森林公园相似于国外的国家公园。应该指出，国家公园是一类保护区的总称，拥有多种景观类型。森林公园的景观特征是森林植被，它仅为国家公园体系中的一种景观类型，除森林公园外，国家公园类型还应包括地质公园、海洋公园、草地公园、荒漠公园、湿地公园等。
2.森林公园在自然保护区系统中的地位
多年来，国际上一直公认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在iUCn的保护区分类系统中，国家公园一直是前5类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1]。但是，在我国森林公园并未被看作自然保护区的一种类型，有关自然保护区的统计资料几乎都未涉及森林公园，如国家环保局每年公布的《国家环境状况公报》中没有森林公园的数据。另外，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1993年的国家标准《自然保护区类型与级别划分原则》,其条款内容都未提及森林公园，显然把森林公园排除在自然保护区的范畴之外。随着“森林旅游热”的兴起，森林公园的发展越来越快，影响越来越大，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即：森林公园的性质和在自然保护中的地位如何?它与自然保护区的关系如何?为探讨此问题，我们应首先区别“自然保护区”和“保护区”的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指狭义的自然保护区(naturereserve)，包括那些保护对象自然性较强、科学价值较高、其核心区通常呈绝对保护状态的保护区域；而后者指广义的自然保护(protectedarea），这些区域具有自然保护性质，但保护对象的自然性相对较差，保护要求也不太严格，可开放旅游。国外有许多保护区以及有些国家的国家公园都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类型。就我国森林公园性质而言，是以森林自然景观为主体，兼融了部分人文景观，并利用森林环境向人们提供旅游服务的特定生态区域，虽然它的管理目标是开发旅游，但这种旅游是一种生态旅游，是以保护和持续利用森林自然景观为前提，在客观和主观上都有自然保护的性质。因此，它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不仅如此，我国众多的风景名胜区中也有许多是以自然景观为主体，如黄山、黄果树瀑布等。有些风景名胜区虽然包含了相当多的人文社会成分，但也包含了明显的自然背景，如西双版纳风景名胜区等。上述这些风景名胜区也应属于广义自然保护区范畴。
为了将狭义的和广义的自然保护区统一起来，似乎应建立“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该系统以自然保护性质为基础，既包括狭义的现有自然保护区，也包括广义的现有森林公园和部分风景名胜区。该系统充分强调具有自然保护性质，因而可明显区别于农业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国防上的“军事”和生活上的“饮用水源保护区”等。
3.森林公园与自然保护区等的关系
在“国家自然保护区系统”的概念下，目前全国就地保护设施主要有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风景名胜区三个体系，这三个体系在建立、审批和管理上都有各自的特点，并都拥有一定的基础。
3.l自然保护区建设始于1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近40年的努力，至1993年底，全国已建自然保护区763处，分布于全国31个省(市、区)[2]。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618万hm2，占国土面积6.8％[3]。并且，自然保护区类型丰富，共分三个类别九个类型[4]，它们是我国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主体。根据国家现有规定，自然保护区的建立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5
自然审美欣赏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有着悠久而有趣的历史。环境哲学家尤金·哈格洛夫在他关于美国环境信仰与态度的历史性研究中对这段历史做了详细阐述：在过去的三百年中，通过依靠艺术与科学的带动，自然环境的审美之维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关注。[1]因此，在哈格洛夫看来，审美欣赏在一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例如，在对北美洲大多数壮美景观环境的保护与存留工作中，审美欣赏就发挥着这样的作用。其他环境哲学家对哈格洛夫的这一评价也表示赞同。例如贝尔德·凯利考特就认为：当我们面对一个地方，需要决定是对其保存、重建、修缮还是改为它用的时候，评判此地是否具有非凡美感的标准往往会导致做出天壤之别的决策。所以，对有效的保护政策与土地管理工作来说，一个令人信服的自然美学就显得至关重要。对于环境保护论来说，一个有效的自然审美价值观念非常重要，这种重要性在其他环境思想家那里得到了共鸣与回应。内德·海丁格尔研究了环境美学对环境保护论的意义后总结道：“如果更加重视环境美学，环境伦理学将会获益匪浅。”
一、传统自然美学
为了更全面地理解自然审美欣赏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当代环境美学与环境保护论之间的关系，我们有必要对自然美学的发展历程做以下简要的回顾梳理。在这个发展历程中，有两个关注传统自然美学与环境保护论之间关系的流派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一是如画性景观欣赏传统，一是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简单回顾大致的历史背景之后，我将依次对这两条发展线索进行反思与省察。在西方，自然审美欣赏及其在哲学领域的研究在现代社会早期已经呈现繁荣趋势，尤其是在18世纪。18世纪之时，现代西方美学的奠基者们由于受到科学新发展及越来越多的经验主义倾向的影响，开始视自然为审美经验的理想对象，提出并完善了作为审美经验标志的无利害概念。根据一种标准的解释，在整个18世纪的进程中，这一一直延续至今并作为审美评判标准的无利害概念之所以被详尽阐释，是为了区别于日益增长的关联化及概念化的审美欣赏倾向。[4]无利害的概念在18世纪末终于达到了理论发展的完善程度;与此同时，恰当的无利害审美体验不仅被用来区别于个体的、经济的经验，也同样排斥道德伦理的甚至认知性的经验。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其《判断力批判》一书中对无利害概念进行了经典性阐释，同样认为“自然美具有凌驾于艺术之上的优越性”。
一旦自然被视为审美经验的理想对象，自然审美经验就以无利害概念为基础而产生了三种不同的模式。首先是传统的优美，这一理念在欧洲传统风格的景观与园林中很容易找到。其次是崇高概念。在崇高的体验中，来自自然的威胁越多，例如山峰及荒野，就越能够被审美主体以无利害的视角审美地欣赏，而非简单地被主体惧怕或轻视。然而，对于自然欣赏来说，第三个模式即如画性的景观欣赏传统较之优美和崇高更为重要，正是无利害的概念为其发展扫清了障碍。如画性历史研究的专家约翰·康荣如此概括三者之间的区别：优美的形式倾向于小巧和平滑，变化极为巧妙而细微，在色彩上精致而美丽;崇高的形式与之相反，是有力的、巨大的、紧张甚至令人恐惧且“不清晰”的;而如画性典型地处于崇高与优美之间，它所描绘的对象“复杂而古怪、多变而不规则、丰富而有力、富于生机活力”。
(一)传统自然美学：如画性景观欣赏传统
正如康荣所指出的那样，如画性处于优美与崇高之间，因此在这三个模式中，如画性取得的成就是最卓越的。用康荣的话来说，它具有“复杂而古怪、多变而不规则、丰富而有力、富于生机活力”的中间特征，所有这些特征看上去都恰当地契合了自然。此外，如画性的理念也植根于18世纪早期部分美学家的理论之中，他们认为，虽然自然是审美体验最恰当和重要的对象，但只有当所谓“大自然的作品”接近艺术品的时候，才更具有吸引力。的确，从字面上看，“如画性”意谓“像画一样”，因而，如画性的理念就促成了这样一种审美欣赏模式，即主体通过将自然分解成一幅幅的画卷、景致来欣赏、体验自然。这些风景是从主体的视角和位置出发并为满足主体欣赏的目的而生成的，体现的是艺术—尤其是风景画—所阐明的审美理想。这些审美理想起初出现在17世纪艺术家如克劳德·洛兰、塞尔维特·罗萨等人的作品中，后来在画家保罗·珊德拜的作品中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表现。所以，尽管无利害概念将自然从主体剥离并使之客观化，但现在，如画性又重新使之穿上了主观的和艺术化的外衣，比如：潺潺流淌的小河穿过拱形桥，悬崖峭壁上伫立着破壁残垣的古老城堡。
18世纪后期，对自然的如画性景观欣赏传统达到鼎盛，它在威廉·吉尔平、尤维达尔·普赖斯及理查德·佩恩·奈特等人的作品中尤为流行，例如吉尔平著名的《三论：论如画性之美，论如画性旅行，论素描一样的景观》，又如普赖斯的《论如画性》及奈特用于阐述如画性的诗歌《风景》。②那时候，在这些经典著作的影响下，如画性的理念为英国游客提供了一种主流审美理想，在湖区、苏格兰高地甚至是阿尔卑斯山等景点探求如画性的景观。此外，18世纪末期以后，如画性的理念又延续至19世纪，深刻地影响了自然审美欣赏。在北美，这一理念就激发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及亨利·戴维·梭罗等人的创作灵感。①如画性的理念所支配的审美体验模式也影响到了当时美国的风景画创作，例如托马斯·科尔及他的学生弗雷德里克·丘奇等人。至20世纪，如画性传统的影响在自然绘画及摄影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此外，如画性传统在整个20世纪都持久地占据自然审美欣赏方式的主流地位。的确，这一审美欣赏模式一般均与日常旅游业活动相关联，在旅行手册、台历照片尤其是明信片的图片中，均可见到使用如画性的理念来审视和欣赏自然世界的做法。
(二)传统自然美学：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
20世纪早期，正当如画性的理念持续统治自然审美欣赏模式之时，另外一种相关但不相同的自然欣赏模式在当时最具影响力的艺术理论的驱动下产生了。这就是艺术的形式主义理论，它由英国艺术批评家罗杰·弗莱及极富盛名的克莱夫·贝尔界定并发展起来。据贝尔的阐述，形式主义基本上就是一种关乎艺术化自然的理论。他认为，使得一个客体成为艺术作品的原因是此物的内在属性，是一个对线条、形状及色彩的动态融合，因而，艺术的审美欣赏就被限制在对其形式结构的欣赏上，这就是他所说的著名的“有意味的形式”。他的一段名言如下：
在对艺术作品的欣赏过程中，我们需要随身携带的不是别的，仅仅是对形式与色彩的感觉……我们不需要从生活中得到任何东西：不需要关乎生活的一切知识及事务，不需要熟悉对于生活的情感……一件艺术作品中的再现性因素或许有害，或许无害;通常情况下，它与生活是毫不相关的。
贝尔大概是形式美最狂热的鼓吹者，他视形式美为审美体验最恰当与唯一的焦点，并认为这类美主要存在于艺术作品有意味的形式之中。然而，根据形式主义理论，审美欣赏一般被理解为对任何独立欣赏对象形式结构的沉思。所以，即便是将审美兴趣几乎全部倾注于艺术之上的贝尔，也认为当景观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线条与色彩形式组合”来体验时就具有了审美价值。他如此表述这个论断：
我想像，我们所有人都会不时地将物质客体看作一种纯粹的形式……我们用艺术家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有谁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将景观视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呢?哪怕仅仅有一次这样的体验：不把景观视为田野和棉花地，而是感受景观的线条和色彩……有意而自觉地将其视为线条与色彩的融合体。
贝尔认为，我们应当“用艺术家的眼光”去审视景观。与如画性的景观欣赏传统相似，贝尔提出要像欣赏画中的景观一样欣赏风景;但是，这种风景画与如画性传统所推崇的绘画作品并不完全是一类。不难看出，贝尔的观点与同时代的艺术家及其作品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例如保罗·塞尚—显然是贝尔最喜爱的画家—塞尚许多以圣维克多山为主题的绘画作品，都是形式主义地对待景观的经典代表，把自然再现为一系列形状、线条和色彩。纵观20世纪前半叶，众多艺术家与绘画流派都以不同方式发展了这一景观欣赏的形式主义传统。例如，美国艺术家乔治娅·欧姬芙就以其对山地景观流动而注重形式的描绘闻名;此外，加拿大七人画社的成员们虽然名气较小，但也致力于景观的形式主义画风创作，例如弗雷德里克·瓦尔利、弗兰克林·卡迈克尔及劳伦·哈里斯等。形式主义对美国自然摄影创作也有极大影响，著名的有爱德华·怀斯坦那形式格调鲜明的黑白色调作品，尤为著名的还有安塞尔·亚当斯。
虽然形式主义与如画性传统侧重强调不同的方面，并且以不同的艺术流派作为各自的模型，但它们在自然审美欣赏的总体方法上仍然有很多相同之处，因而可以共同组成所谓的传统自然美学。传统自然美学的总体方法将如画性审美欣赏的特征融合在一起，同时又鲜明地突出了形式主义所推崇的线条、形状与色彩等形式要素。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自然美学可以说是如画性与形式主义的双重传统。在关于审美欣赏的流行观点中，这一传统突显并强调了这样一种审美倾向，即具有如画特质的景观更能打动人心、给人以震撼。例如北美洲的落基山脉，其粗糙的山体与清澈的水流相伴相生，虽对比强烈，却也互为补充。安塞尔·亚当斯的著名摄影作品《提顿人的斯内克河》（1942）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紧紧抓住形式的、如画性的美，体现了作为如画性与形式主义双重传统的传统自然审美理想。
直到上世纪中期，传统自然美学在自然审美欣赏、环境思想与活动的主流发展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才被清楚地认识。最经典的例证是奥尔多·利奥波德的作品。在《沙乡年鉴》(1949)与《环河》(1952)这两部著作中，利奥波德表达了他对自然审美欣赏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看法，其基本观念继续影响着我们对于审美欣赏与环境保护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但是，虽然利奥波德承认了传统自然美学的重要性，他仍然对其在塑造所谓“乡村趣味”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担心：
个体对戏剧或油画等诸多艺术门类的审美能力是有多样性差异的，而乡村趣味同样显示了这样一种多样性。有一些人(大多数人)自愿成群结队地来到“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在与瀑布、悬崖、湖泊的组合画卷中发现山脉的雄伟;与这一审美体验相比，堪萨斯的平原景观确实显得很沉闷无趣。
利奥波德对传统自然美学所持的保留态度具有开创意义，下一节我将仔细考察分析它之后所有对此问题表示关注的观点。然而，抛开他的保留态度姑且不论，传统自然美学在北美环境保护论中占据的主角地位是不容怀疑的。环境哲学家贝尔德·凯利考特认为，在考虑环境保护时，“美”比“责任”更具有深远的影响：
自然审美评价已经对美国环境保护政策与管理带来了不同于以往的极大差异。我们之所以将国内部分地区保留起来作为国家的、州属的及郡县的公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它们是美的。在环境保护与资源管理的竞技场上，自然美学的确比环境伦理学更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与管理决策被审美价值而不是被伦理价值所推动，被“美”而不是被“责任”所驱动。
二、问题所在
从上文引用的凯利考特的观点可以清楚看到，传统自然美学在北美洲环境保护论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北美洲丰富的国家及地区公园遗产与保护区之所以得到存留与保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区看上去是美的，而这一现象无疑受到了传统自然美学审美欣赏立场和方法的影响。在世界其他地区也有许多类似现象。正如上文所总结的，起初传统自然美学与如画性景观欣赏传统紧密相连，之后在形式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得到扩展与补充。这两条自然审美欣赏的途径均对环境保护与保存产生过巨大影响。然而，近些年来自然美学与环境保护论之间的关系却一直有点消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自然环境保护与存留感兴趣，但是，他们并没有在传统自然美学中发现相关理论资源，足以支持使他们形成一套更加完备的环境保护议程。因此，我们有必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传统自然美学存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环境保护论者究竟发现了这一自然审美欣赏模式有什么错误?
在当代环境保护论看来，传统自然美学存在五点不足。简单来看，传统自然美学因存在以下五个问题而受到批评，分别是：人类中心主义、风景迷恋、肤浅、主观、道德缺失。下面我将对这五点不足依次进行讨论，通过引用最近详细阐述这些不足之处的理论观点，找出并强调这五个问题的重要性。
1.人类中心主义。关于传统自然美学具有人类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倾向的指控，直接而干脆地来自于众多评论家对其如画性自然景观审美传统的批判。当然，我们无法否认，所有的审美欣赏都是、并且一定是从审美欣赏的主体即人的观点与视角出发的，因此，这样的指控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直接针对传统自然美学的批判与一种特殊的自然观念以及我们与它的关系相关，这种观念隐含在传统自然美学之中，特别是隐含在如画性景观欣赏传统理论中。这种观念部分地包含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即认为自然的存在基本上就是为了取悦人类。例如，景观地理学家罗纳德·里斯这样认为：由于如画性意味着自然的存在就是为了取悦并服务于人类的，所以这很轻易地就确证了我们对它的人类中心主义指控，我们的伦理学(如果这个词可以用来描述我们对于环境的态度和行为的话)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美学了。当我们忽略并肆意破坏自己当地的各种环境而崇拜阿尔卑斯山脉和落基山脉的景致时，不得不说我们犯了一个不幸的错误。
2.风景迷恋。虽然传统自然美学与如画性景观欣赏传统以风景为中心是毫无疑问的，但第二项批判认为，传统自然美学已经远远超出了这一焦点而走向了对风景的迷恋。虽然传统自然美学认为风景中存在大量审美价值，但当这项指控变成对风景的迷恋之时，事实就变成了传统自然美学将其他风景特征较少的环境踢出了审美欣赏的范围。这一问题针对那些可能具有生态价值的环境而言是非常恰当的，而对那些传统意义上的风景景观，例如大草原、荒野及沼泽，就不太适用了。②正如环境美学家斋藤百合子在其论文《非风景化自然的美学》中指出的那样，事实是此类环境被认为是“缺少审美价值”的：如画性……的自然欣赏模式……一直以来都鼓励我们去寻找并主要欣赏环境中那些从“风景”意义上来看有趣而美丽的部分。结果是，那些缺乏画面效果、不能引起欣赏者兴奋或愉悦心情的环(即那些没有资格出现在一幅图画中的景观)就被认为是缺少审美价值的。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6
内容提要:刑法的目的是刑事立法与司法的界限，是刑法学最为基本的问题。自启蒙以来，德日刑法目的观的不断流变表明，刑法目的由其所处的时代精神决定。在蔑视人权、专制统治时代，强调刑法目的是维护国家道义、社会伦理；在提倡保护人权、重视宪法、实行法治的时代，强调刑法目的是保护宪法性法益。当前，德日两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宪法性）法益，在刑事立法和司法中，应将单纯违背社会伦理而没有任何外部侵害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之外。
“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⑴那么，刑法目的就是刑法规范的创造者，同时也是刑事立法与司法不可逾越的界限。刑法的目的是否维护社会伦理？⑵犯罪本质到底是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法益如何界定以及规范背后到底是什么？自启蒙运动以来，大陆法系法学界就开始对这一系列刑法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不辍的探讨。随着各国各时期时代精神的变化，刑法目的几经变迁。刑法目的确为时代精神所左右，这是不争的事实。正如曼海姆博士（h．mannheit）所言，“刑法反映存在于文化基底的价值，可谓其时代文化的一面镜子。因此，如果价值发生了变化，刑法也随之发生变化。”⑶
一、从启蒙到二战的热议：刑法目的是否维护社会伦理的博弈
“将什么作为禁止对象，是由以什么为目的而禁止来决定的。”⑷刑法保护的便是犯罪所侵犯的；有关刑法目的的学说，也同时在揭示犯罪的本质；关于犯罪本质是什么的学说，必然也是在回答刑法的目的是什么。因此，刑法的目的与犯罪的本质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启蒙以来，大体而言，关于犯罪本质的探讨，主要存在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但必须指出的是，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仅是表面的对立。从学说发展史上看，在刑法的目的是否维护社会伦理这个问题上，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得出的结论并不是必然相反。质言之，法益侵害说也可能将刑法的目的定位为维护社会伦理，而规范违法说也可能持相反见解。所谓的“法益侵害说”与“规范违反说”，只是包裹着时代价值的糖纸，其内核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启蒙运动之前，国家用刑法强制推行宗教与伦理，伦理规范无处不在，刑法几乎干涉个人生活的所有领域。受启蒙运动中天赋人权、社会契约论的影响，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这本不朽的小册子中提出“衡量犯罪的惟一和真正的标尺是对国家造成的损害”。⑸他进而主张将仅违背了道德但却没有造成社会损害的行为排除出犯罪。贝卡利亚之后，费尔巴哈为了确立刑事审判中的法治国思想，主张限制国家的刑罚权。其首先提出，犯罪的本质是对权利的侵害。从贝卡利亚到费尔巴哈这一时段，被德国刑法学界称为“早期自由时期”。⑹在这段时间里，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刑法目的排斥社会伦理。
从早期自由时期结束到二战，德国经历了历史上的两大专制时代：普鲁士威廉皇帝或俾斯麦的君主专制和希特勒的纳粹专制，并制定了两大帝国宪法，但其宪法内容中并无公民权利的规定。期间，虽然在1848年法兰克福国民大会制定过德国民主宪法，以及1919年到1933年制定过魏玛民主宪法，但两个民主宪法却均胎死腹中，未行宪政之实。⑺在这样的背景下，早期自由时期有关刑法目的、犯罪本质所表现出来的自由主义被修正。毕恩巴姆（birnbaum）于19世纪30年代从实证法的角度对权利侵害说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进而提出“财”这一法益概念的雏形，认为犯罪的本质就是对“财”的侵犯。他立足刑法的实际规定，将宗教与伦理均认定为民族的财，因而必须受到刑法保护，这就使国家目的得以扩张。⑻法益与规范违反的概念均是由宾丁在其《规范论》（1872年）中正式提出。宾丁首先指出，犯罪并不是违背刑罚法规的行为，而是违背了刑罚法规之前所规定的行为规范的行为。那么，犯罪的本质是对行为规范的违反，而国家制定该行为规范，就在于要禁止行为可能造成的状态与法的利益相矛盾。通过规范所维护的不应变更的状态就是法益。由于宾丁的法益就是实定法所维护的状态，故可以说，任何犯罪均侵害了法益。⑼
不难看出，法益在提出之初，可以说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国家权威主义回潮，属于一种立足实证法分析的“后刑法法益”。⑽这样的法益并没有刑事政策的意义，无法限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对于解释刑法的意义也十分有限。根据“后刑法法益”，只要刑法规定单纯违背社会伦理且未造成任何社会危害的行为是犯罪，那么，相关的行为也就侵害了刑法的法益。故在“后刑法法益”时代，只要将社会伦理认定为法益，即可以使刑法沦为维护社会伦理的工具。因此，在刑法学说史上，主张“后刑法法益”的学者，一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伦理的。
扭转这种风气的是李斯特的法益概念。李斯特将法益定位为“抽象化的法律与伦理的界限概念”，认为法益是位于刑法之前的人的生活利益。正是通过这样的法益概念，李斯特将刑法中的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最重要的范畴连接了起来——犯罪的本质（实质违法性）是侵害法益，而刑罚目的应从报应观念解放出来，使其转换到有目的意识的法益保护（特殊预防）。由于李斯特用法益概念指导刑事政策，并意欲通过法益概念对启蒙主义的社会危害概念进行批判性的保留，故其法益并非局限于实定法，而是前实定法的概念。⑾即“先法刑法法益”。⑿囿于当时的德国既无民主宪法，也非民主国家，这就注定了其提出的法益概念不可能上升到“宪法性法益”。但是，李斯特法益概念的最大功绩却在于将维护社会伦理排除在刑法的目的之外，使得单纯违背伦理而不侵害法益的行为因不具备犯罪的本质而不构成犯罪。
李斯特之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经历了《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经济危机的打击，魏玛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和之后取而代之的纳粹统治，使整个德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刑法目的与犯罪本质的探讨，无论是法益侵害说还是规范违反说，无不强调德国的民族特质和维护德国社会的伦理。可以说，在这段时间内，两说在刑法目的与犯罪本质的观点上，并无实质区别。有的学者为了将刑法的目的、犯罪的本质与民族精神挂钩，并没有在刑法目的与犯罪本质的层面对法益进行探讨。例如，德国学者霍尼克（r．honing）与施文格（e．schwinge）将刑法目的定位为保护“共同体的价值”，而法益仅具有对犯罪构成要件的解释机能。德国学者赫尔穆特·迈耶（h．mayer）认为刑法的直接机能不是保护法益，而是维护民族的良好风俗习惯，对各种法益的保护就是为了达到该目的。同时，即使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的学者，如沃尔夫（erikwolf），也将法益定义为“依赖于社会伦理价值所形成的文化财。”犯罪就是“对民族共同体利益的侵害”。又如，威尔泽尔（welzel）一面在论述刑法的任务时指出，“刑法的任务在于通过保护基本的社会伦理的行为价值来保护法益”，一面又承认没有法益侵害性的行为“由于行为本身在社会伦理上不纯洁而值得非难”。⒀
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将犯罪的本质认定为规范违反的观点盛行。继承宾丁规范违反说的学说构造，贝林（e．beling）与迈耶（m．e．mayer）为首的规范违反说的提倡者，均认为刑法首先为行为规范，而犯罪的本质就是对该行为规范的违反。贝林主张行为规范来源于“国家的一般规范意思”；迈耶认为，行为规范来源于“国家承认的文化规范”。而所谓的“文化规范”，实质上就是道德、宗教、习俗等。⒁将这一切推向高潮的是基尔学派的义务违反说。随着纳粹统治在德国的确立，基尔学派作为信奉纳粹思想的刑法学派，认为维护民族价值是刑法最重要的任务，刑法必须维护其民族从祖先那里作为遗产而继承下来的风俗，以免将来丧失其人种的基体，进而要求刑法要全面的伦理化，法与伦理没有界限。⒂
从“早期自由时期”将刑法的目的、犯罪的本质与伦理峻别开始，到二战时期又将刑法目的、犯罪本质重新回归于伦理，可以看出，在民主尚未成型，法治尚未建立时期，刑法目的、犯罪的本质尚不可能脱离社会伦理。
二、二战以后刑法目的进一步探讨：刑法目的祛伦理化
二战以后的十年间，由威尔泽尔提出的以目的行为论为基础的行为无价值的犯罪论体系在德国大获全胜。⒃20世纪50年代，该体系传入日本，但行为无价值论在日本的境遇并不像德国一般顺利，至今仍然遭到很多日本学者的抵制。可以说，在德国刑法学界，行为无价值已经完成一统；而在日本，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却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拉锯战。
必须澄清的是，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争议，并不是在刑法目的与犯罪本质层面的分歧。并不是所有的行为无价值者均主张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也并不是所有的结果无价值者均反对将社会伦理的维护纳入刑法的目的。二者并非一一对应。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根本分歧就在于犯罪的故意、过失是否主观的不法要素——行为无价值者持肯定态度，而结果无价值者持相反见解。行为无价值理论提出之前，主张结果无价值的学者同样可能认为刑法的目的是维护以社会伦理为基础的规范。⒅行为无价值论的提出，主要是将“不法被进一步的主观化，相反，对于罪责来说，却意味着逐渐地非主观化和规范化”。⒆二战初期，德日两国行为无价值的主张者均强调刑法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而随着两国宪法的不断施行，民主的不断深化，当今德日，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者均反对刑法的伦理化。
（一）战后德国刑法目的观转变为保护法益
随着战后德国《基本法》的制定，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加快，虽然德国刑法学界继承了威尔泽尔将故意放入不法的做法，但却并没有继承威尔泽尔将刑法定位为维护伦理秩序的刑法目的观。⒇当前，德国主流学者罗克辛、许遒曼等，均主张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罗克辛指出，“刑法没有贯彻一种特定的宗教或者意识形态这样的任务，刑法的任务应当是保护公民享有一种有保障的和平的共同生活，享有能够与这个目标相一致的最大限度的人身自由……因此，刑法的任务是保护法益。”(21)许迺曼认为，“一旦刑法释义学放弃以法益保护原则作为它的基础——作为限制立法者恣意的基础，并因而在诠释时作为最高准则的基础，刑法释义学即再也不能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他因而主张将法益保护原则定位为刑法中“正义观念的最坚硬核心”。(22)
战后所提倡的“法益”与战前并不相同。如上所述，“后刑法法益”实质上并没有将社会伦理的维护排除在刑法目的之外；而李斯特的“前刑法法益”虽然有通过刑事政策将单纯违背伦理的行为出罪的作用，但却由于时代的局限，失之过泛，不可把握。而当下德国刑法学界所主张的“法益”，是一种“宪法性法益”，要求根据德国《基本法》中规定的个人自由，对国家的刑罚权进行限定。虽然德国刑法学界对法益的具体内容并没有达成一致，但从那些不属于法益这一排除法的角度来看，学界一致认为，单纯违反道德的行为侵害的不是法益。上个世纪60年代，正是基于这一点共识，德国刑法学界一般认为，成年人一人或者多人相互同意，而在没有任何强迫的情况下秘密实施的性行为（包括同性恋、兽奸等），由于没有侵害任何法益，不应入罪。
虽然当下，在德国刑法学界，主张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的观点是主流，但也不乏其他学说。例如，冈特·施特拉滕韦特（gunterstratenwerth）认为，犯罪的本质是“违法行为威胁到了社会规范”，并认为“刑法应该保护的‘社会规范的基本价值’是社会道德规范”。(23)耶塞克认为，“刑法通过国家强制最终确保法秩序的不可破坏性。”(24)而约翰内斯·维塞尔斯（j．wessels）更是直接指出，“刑法上规定的禁止与要求，实际上也是一些伦理上的责任和义务。”(25)但是，当今德国，即使上述主张认为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社会秩序、社会规范，也不是战前传统权威主义观点的复辟，其均认为德国《基本法》是限制刑法处罚的界限。所谓的社会规范的基本价值就是《基本法》的价值；社会秩序是《基本法》所确立的“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社会伦理秩序也是指《基本法》所蕴含的社会伦理价值。当论及如何将“社会规范的基本价值”、“社会秩序”、“社会伦理”具体化时，却又不约而同的委身于法益。(26)虽然从表面上看，这与战前主张刑法的目的是保护社会伦理的观点并无不同，但是，战后学者所谓的“社会伦理”却不是本文开篇指出的国家主义、权威主义的伦理，而是强调保护人权、以宪政秩序为基础的伦理。可以认为，这些观点与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宪法性法益的观点都是反对权威主义，强调保护人权的。
在宪法强调保护人权、实施民主宪政、刑法目的观发生大逆转的时代背景下，德国的刑事立法对此也做出了反应。先有必要重温一下德国修改刑法之前的一个小插曲。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规定，“道德准则”可以限制公民的个人自由。这样的规定是否意味着单纯违反伦理道德而没有社会危害的行为也能够入罪？德国旧刑法第175条规定了男子间同性恋犯罪，战后初期，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对该条进行违宪审查时，正是以基本法的该条款为据，判决认为刑法将男子间的同性恋规定为犯罪并未违宪。但是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没有得到大多数刑法学者的赞成，刑法学界一般认为，并不能据此将仅是违背伦理道德而无社会危害的行为入罪。罗克辛教授的观点较为委婉而务实，他认为，对道德的保护不是法治国家的任务，国家应当保护和确认少数人的不同观点，因此，必须将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中的“道德准则”解释在避免发生危害社会结果的限度内。(27)而许迺曼教授直指《基本法》的规定不当，“当联邦宪法法院只是一再重复以《基本法》第2条第1项来检验刑法时，事实上等于联邦宪法法院借着判决的这两句话——整个图书馆变成废纸——枪杀了所有的刑法历史学家。《基本法》第2条第1项事实上扩展了刑事立法者的裁量自由空间，因而搅乱了从启蒙时代开始的现代法治国的整部历史。”(28)学界的这种呼声最终导致了该罪的废除：针对1962年的新刑法草案中仍然保留了通奸罪、男子间同性恋犯罪、兽奸等犯罪，1966年，以十四位中青年学者为首，提出了以要求废止上述犯罪等为主要内容的“选择性草案”。1973年，选择性草案的上述要求得到了立法的肯定，德国刑法典中的上述各罪最终被废除，同时；也将德国《刑法》分则第13章“有伤风化的重罪与轻罪”的标题，改成今天的“侵犯性自决权罪”。(29)
由上可知，二战后，在犯罪论体系上经历了结果无价值到行为无价值的蜕变之后，德国的刑法目的观不仅没有趋向权威主义、国家主义，却彰显出了《基本法》的民主自由价值。虽然德国学界对刑法目的的表述不尽相同，但从本质来讲，又都是在沿着《基本法》对刑罚权限制的思路迈进。而“法益”这一刑法学说史上最宝贵的遗产，就无疑成为了“建筑一座确立犯罪成立与否的桥墩”。(30)
（二）战后日本学界也逐渐达成共识：保护法益是刑法的目的
二战前，日本刑法学一直是在照搬欧陆刑法学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小修小补，在刑法目的观上，与德国并无大异。战后，日本在盟军的监督下，制定了新宪法，像德国一样，日本也由此走上了民主化道路。但战后初期，刑法并没有随着宪法的变化而重新制定，关于刑法的目的观，也没有即刻迎合新的民主宪法而有大变化。(31)在这段时间，日本刑法学界有关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的争论其实就是一场刑法目的观的论战。
在战前就活跃在刑法学界的小野博士和其弟子团藤重光博士，仍然主张刑法的目的是维护国家道义和社会伦理价值。(32)上个世纪50年代，威尔泽尔的行为无价值理论传入日本，由于威尔泽尔的刑法目的观与团藤博士的主张一致，故当时主张行为无价值论的学者均认为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
与此相对，上个世纪60年代末，以平野龙一为首的结果无价值论者，立足于新宪法所倡导的价值观，对来源于战前的旧刑法目的观展开了批判。平野指出，“在我国，战后价值观发生了大的转变。对此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天皇具有绝对的神圣地位、国家具有超越个人的自身目的这样的价值观，转换为国家以个人的生存和幸福为最高目的的价值观。从国家主义转换为个人主义，将天皇主权的旧宪法改成正面提出基本人权、国民主权的宪法，明显的表现了这一点。而价值观的转变，当然必须反映到刑法。但是，果真反映了现实吗？答案却不是肯定的。”(33)平野先剖析了旧刑法目的观的逻辑，“毫无疑问，即使刑法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产，也并不是说刑法与伦理毫无关系。如果杀人、盗窃等伦理上的恶行与每个人的意识背离的话，即使处罚也并不会有效果。在这个限度内，刑法与伦理是重合的，并具有协同的作用。但是，强调刑法伦理性的人们，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伦理的实现，认为对杀人、盗窃予以处罚，并不是为了保护个人，只是为了实现伦理而已。因此，伦理上的恶行，仅因为其是恶的，就能使刑罚权的行使正当化。”(34)对这样的刑法观，平野批评道，“即使客观的一元的伦理是存在的，对此通过刑法来强制实行适当与否仍然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社会中并不是必须存在一个不能没有的、否则社会就无法存续的共通的伦理。伦理原本被认为是客观的、普遍适用的，但是，只要是多少受过批评哲学洗礼的人，就必须承认价值判断是相对的。现代社会是多元价值并存的时代，相互容忍的多个伦理共存可以说是其特色。从大的方面来说，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和平共存。基督教和佛教、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宗教战争，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遥远的历史。”“仅是因为行为的反伦理性就对其处罚的话，就很可能将自己的喜好强加给他人。这就会对作为近代社会‘共通的价值’的个人自由造成侵害。所谓个人自由，就是只要不妨害他人，即使他人并不喜欢，也仍能自由行事。而以国家的名义来决定什么在伦理上正确的话，必然导致国家就是伦理的源泉这样的国家主义的思想。”(35)平野的以上看法是鞭辟入里的。战后，小野博士等提倡的国家道义、社会伦理的出发点，实际上与他们在战前的主张并没有大的出入——仍然立足于国家主义而非公民个人权利。甚至可以说，这样的刑法目的观与新宪法提倡的反对国家主义、强调保护个人人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背道而驰的。而以平野博士为首的结果无价值论者摒弃了这一旧观点，主张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这是与日本战后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的。由于学者们强调新宪法对刑法中的法益的范围具有限制作用，故此处的法益，也是“宪法性法益”。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这场围绕刑法目的展开的争论，最终使得结果无价值论的刑法目的观成为支配性的主流观点。(36)时至今日，结果无价值论者均与平野提出的刑法目的观无二。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即使是行为无价值论者，也开始逐渐放弃刑法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的观点。即使大多数行为无价值论者仍然认为刑法是行为规范，违法的实质就是对该规范的违反，但均认为该规范是法益保护规范，其并非来源于社会伦理，同时，也将刑法的目的定位为保护法益。例如，团藤重光的学生福田平教授可谓是典型的行为无价值论者，但在论及犯罪的本质（实质违法性）时，指出“所谓的违法，就是对作为评价规范的法的违反，即法所认可的状态的变更以及法所非难的状态的惹起，违法的实质应为对法益的侵害或者威胁。”(37)又如，川端博教授为当代日本著名的行为无价值论者，其在教科书中，明确否定了刑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伦理的观点，认为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当行为并没有造成法益侵害或危险时，即使该行为违反了社会伦理，也不能将其认定为刑法上的违法行为。(38)再如，作为新兴的行为无价值的代表人物，井田良教授主张刑法的任务就是保护法益，不存在不保护法益的犯罪。法益的具体内容必须根据宪法确定，单纯道德、伦理、价值观并不是法益。(39)针对人们认为行为无价值将主观意思归为不法要素、会造成不法的伦理判断这一点，井田良教授进一步澄清，“从行为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刑法作用于每个人的行为意思，从而通过使其放弃违法行为的行动意思来防止法益侵害和法益侵害的危险。在这个意义上，故意是违法行为不可欠缺的要素。”(40)如山口厚教授所言，当今日本的行为无价值与结果无价值论，“两种立场共同排斥道德主义，都将保护法益作为刑法的任务”。(41)
早在学界对刑法目的观激辩之前，1947年日本的立法机关为了迎合新宪法提倡的自由民主价值，就已经对旧的刑法典进行了整体的修改。主要删除的内容是：对皇室的犯罪、通敌罪与通奸罪；而且加重了对公务员滥用职权罪、暴行罪、胁迫罪的法定刑，放宽了缓刑的条件等。(42)在之后全面修改刑法的过程中，刑法目的观的转变更加显而易见。1956年，日本为了制定新刑法而成立了“刑法改正准备会”，该准备会由以小野清一郎为首的坚持刑法目的是维护国家道义、社会伦理的学者把持。1961年，准备会公布了拟好的“改正刑法准备草案”。实际上，这一所谓的“改正刑法准备草案”是以天皇时代修改刑法的草案为基础的，只不过后者由于战争而被迫中断。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准备草案，居然在经过法务大臣的咨询、审议之后，于1974年以《改正刑法草案》而公布。针对这部草案中所反映的国家主义（国家法益的优先性，扩大了公民抵抗国家的犯罪而轻视侵犯了公民人权的犯罪）、伦理主义（对某些风俗犯罪没有进行非犯罪化，如草案复活了已经于1947年废止的通奸罪）、治安主义（对于常习累犯采取不定期刑、治安处分、死刑的存续、重刑化）等，日本律师协会等社团以及市民自发的展开了各种形式的反对运动。结果，日本战后的这一次全面修改刑法的立法活动最终失败。(43)在此之后，另一个摒弃伦理主义的典型事例是在1995年，日本立法机关基于权利的平等保护原则，删除了刑法典中有关杀害、伤害、遗弃、拘禁尊亲属等加重处罚的规定。(44)
在日本刑事司法实践中，也逐渐践行刑法的目的是保护法益的理念，开始摒除基于伦理的价值判断。例如，日本曾经发生过一起为了报复泄愤而强迫他人拍裸体照片的案件。对于被告人是否应当构成强制猥亵罪，一波几折。根据以往的学说和判例，只有为了兴奋、刺激或者满足性欲而实施强制猥亵行为的，才能构成强制猥亵罪。根据旧有的判例与学说，1970年1月29日，日本最高法院认为，拍裸照行为不构成强制猥亵罪，理由就是行为人不具有寻求刺激、兴奋或者满足个人性欲的内心倾向。这一判决遭到了当时结果无价值论者的反对。他们指出，强制猥亵罪的法益是被害人的性自由，即使不是出于寻求刺激、兴奋或者满足个人性欲的内心倾向，行为人也完全可以侵害被害人受保护的法益。后来的判例采纳了学者的这一主张，否定了最高法院的上述观点。(45)显然，判断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该立足于行为是否侵害法益以及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而不需要考虑行为人内心是否符合伦理的要求。
通过以上对德日刑法学关于刑法目的、犯罪本质的观点的梳理，可以认为，当今两国，不论是主张犯罪的本质是法益侵害还是规范违反，也不论在犯罪论上是采结果无价值还是行为无价值，均强调保护人权的宪法价值对刑法目的的限制，从而摒弃了二战之前旧的刑法目的观。宪法性法益与二战以前的“后刑法法益”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强调宪法对法益的限制作用，将单纯的社会伦理观念排除出法益的范畴。
实际上，新的刑法目的观的功绩不仅仅在于将单纯违背社会伦理而没有对他人及社会造成外部侵害的行为在刑事立法或司法中出罪。更重要的是，这种刑法目的观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人权而根据宪法对国家刑罚权进行限制，是一种具有民主精神的刑法目的观。在这一点上，与旧的刑法目的观立足于国家对公民权利限制的国家主义或者权威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刑法目的观是刑法的根基，不同的刑法目的观往往导致刑事立法、司法的很多方面会有所不同，有关通奸罪等性风俗的犯罪只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而已，并不是全部。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德]耶林语，转引自[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⑵“伦理”或者“社会伦理”本身可能具有多种含义，为了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本文副标题中的“祛伦理化”中的“伦理”，就是在“客观的绝对精神”、“国家就是伦理的源泉”、“个人必须服从伦理共同体”这个层面上使用的。
⑶转引自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⑷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⑸[意]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⑹参见[德]许遒曼：《法益保护原则》，何赖杰译，载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集》，台北春风和煦学术基金2006年版，第233页。
⑺参见赵进中：《“世界公民中路”——论德国民主权利发展的历史主线》，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叶阳明：《德国宪政秩序》，台湾五南图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10页。
⑻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页。
⑼同上注，第29—33页。
⑽“后刑法法益”是指，从实证法的角度出发，强调实定的刑法的规范评价，得到实定刑法承认的，均为法益。故“后刑法法益”并没有指导刑事立法（刑事政策）的意义。参见刘孝敏：《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载《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
⑾参见[德]费兰茨·冯·李斯特、埃贝哈德·施密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02页。
⑿“先法刑法法益”不依赖于实定法而独立存在是在现实生活中可以发现并认识的生活利益。具有限定刑事立法（刑事政策）和刑事司法的作用。参见刘孝敏：《法益的体系性位置与功能》。
⒀以上各学者的观点均转引自张明楷：《法益初论》，第55—58、第60—63、第85及第93页。
⒁以上观点均转引自[日]小野清一郎：《犯罪构成要件理论》，王泰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25页。
⒂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第77—78页。
⒃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⒄参见[日]真锅毅：《行为無価值と结果無価值》，载中山敬一、西原春夫等编：《现代刑法讲座违法と责任》，成文堂1979年版，第24页注5；又见余振华：《深思刑法刑法深思》，元照出版社2005年版，第18页。
⒅参见[德]恩施特·贝林：《构成要件理论》，王安异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⒆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第123页。
⒇参见许玉秀：《当代刑法思潮》，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77及第135—152页。
(21)[德]罗克辛：《德国犯罪原理的发展与现代趋势》，王世洲译，载《法学家》2007年第1期。
(22)[德]许迺曼：《刑法不法之体系：以法益概念与被害人学作为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间的桥梁》，王玉全、钟豪峰译，载许玉秀、陈志辉编：《不移不惑献身法与正义许迺曼教授刑事法论文选集》，台北春风和煦学术基金2006年版，第204—205页。
(23)[德]冈特·施特拉滕韦特：《刑法总论ⅰ——犯罪总论》，杨萌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8页。
(24)[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25)[德]约翰内斯·维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李昌柯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26)参见[德]冈特·施特拉滕韦特：《刑法总论i——犯罪总论》，第31页；[德]汉斯·海因里希·耶塞克、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法教科书》，第2页；[德]约翰内斯·维塞尔斯：《德国刑法总论》，第5页。
(27)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第21—22页。
(28)[德]许迺曼：《法益保护原则》，第243页。
(29)参见[德]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第13页。
(30)沃勒斯（wohlers）之语，转引自[德]许迺曼：《法益保护原则》，第232页。
(31)参见[日]大谷实、前田雅英：《ェキダィティソダ刑法総论》，有斐阁1999年版，第3页。
(32)虽然团藤重光博士也认为刑法有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的机能，但是，却将刑法的任务首先定位为社会伦理的维护，而以上两种机能受制于社会伦理。参见[日]团藤重光：《刑法網要総论》，创文社1988年版，第14页。
(33)[日]平野龙一：《刑法の基础》，东京大学出版会1966年版，第95页。
(34)同上注，第102页。
(35)同上注，第109—111页。
(36)参见[日]大谷实、前田雅英：《ェキダィティソダ刑法総论》，第8页。
(37)参见[日]福田平：《刑法総论》，有斐阁2004年版，第142页。
(38)参见[日]川端博：《刑法総论讲义》，成文堂2005年版，第36页。
(39)参见[日]井田良：《讲义刑法学．総论》，有斐阁2008年版，第15—22页。
(40)同上注，第84页
(41)[日]山口厚：《日本刑法中的行为无价值结果无价值》，金光旭译，载《中外法学》2008年第4期。
(42)参见张明楷：《日本刑法典》，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前言第2页。
(43)参见浅田和茂：《刑法総论》，成文堂2007年版，第40—41页。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7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投资者；金融契约；投资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428(2011)06-0091-04
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已成为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国际范围内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如何制订并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制度，已成为我国金融监管改革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但是，对于如何界定金融消费者法律主体、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识别标准的问题，在理论上存在诸多认识分歧，学界内远未达成一致共识，现实中，来自金融监管实践与司法界的人士也面临着诸多疑惑。这势必会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立法的推进带来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本文中，我们以金融契约为分析工具透视自然人个体在不同金融契约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差异。我们发现，不同金融契约中自然人个体在承担的权利义务和法律风险方面具有系统性的差异。我们认为，这种系统性的差异不仅是法律对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实施区别保护的客观基础．并且也提供了识别两者的客观标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识别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只有准确识别两类主体之间的差别，相关法律完善及保护措施才能有的放矢，才能切实增强法律保护的实效。
一、现行法律规定与观点分歧评析
(一)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具体规定
从法律文本上分析，金融消费者并不是我国的法律概念。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以消费者为保护对象的专门立法。从立法内容上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针对一般商品与服务，其立法目的在于扼制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盛行的态势。考虑到当时我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的背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法律条文上虽没有明确将金融服务排除，但我们很难认为该法将金融行业纳入到其调整范围内。此后，我国金融体系与金融行业经历快速发展，金融领域内自然人个体权益保护的问题日益彰显，但立法者一直未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具体内容作改动。近年来，随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重新修订纳人立法议程，“消费者”规定能否涵盖参与金融活动个体自然人的特质等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国投资者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立法宗旨的条文中，即“为了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立法者在历次修订《证券法》过程中并未对投资者做出具体的界定，但学界与实务界实质上已达成潜在共识。即证券发行交易中的个体自然人的身份是投资者。
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界定标准之争在我国尚不突出，而随着危机爆发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重要性的彰显，我国金融领域内如何界定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的矛盾才凸现出来，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
(二)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观点分歧评析
探讨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之间区别有无意义?如果两者之间确有区分的必要性，区分标准又是什么?目前的观点分歧主要集中在识别必要性及识别标准两个方面。
就有无区分必要性的问题，目前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
1、质疑论。持“质疑论”的学者认为，将参与金融活动的自然人个体划分为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做法没有实际价值与意义。学者主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金融消费者缺乏法律明确的界定是当前认识分歧产生的主要原因。一旦国家以立法形式做出明确的规定，相关争议就会自然平息。第二，现实中参与金融领域活动的个人，不论将其认定为投资者还是消费者的身份，事实上都需要法律的保护。既然两者均应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则在法律上并无对自然人个体身份做出识别时必要性。第三，随着金融市场深化与发展、金融产品创新，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以至于无法识别，在此情形下，在法律上可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取资者的概念，以减少无意义的争论。
对此，我们认为，持“质疑论”学者提出的理由似过于牵强，难以令人信服。首先，法律固然可以对金融消费者做出强制性规定，但法律的具体规定能否实现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必然建立在对调整对象行为所体现出的不同性质的把握。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需要法律调整的重点或程序可能各有差异，从而要求法律在客观上做出不同的规定。其次，身份识别的意义不仅在于决定是否提供保护，而且也在于依据身份识别提供不同的法律保护。再次，那种认为由金融创新导致的投资与消费之间界限趋于模糊的观点显得过于笼统，因为这种观点并未提出区分投资与消费的标准，故无从谈及界限模糊一说。
2、肯定论。持“肯定论”的学者则认为，投资与消费行为在性质内涵上均有不同，因此应当区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然而，对于识别的具体标准上，学者主要有“需要目的说”、“非生产交易目的说”两种不同的主张。
持“需要目的说”的学者主张，所谓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或者，金融消费者是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
“以非生产交易为目的”的观点则认为，金融消费者系因非生产、交易目的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者接受金融机构提供服务的个体自然人。
我们认为，学者们对于如何区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标准做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提出的识别标准对于深化人们理解、推进相关讨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尽管我们可以在理论上对“生活(金融)需要”或“非生产交易”做出较为清晰的讨论，但在实践运用中，由于参与金融交易的自然人个体在主观心态上各不相同，主观标准在操作性上可能存在一些不足。如果在立法中采取“主观标准”，则极易出现需附以若干司法解释相辅助的解释循环中，法律对现实的解释力、涵盖度大大降低。而当金融纠纷发生时，则易发生争执双方围绕“主观目的”争执不下的僵持局面，而裁断者也易落入“见仁见智”的窠臼。另外，由于主观标准缺乏明确性，可能导致监管机关在监管职责分工上推诿与争夺监管势力范围的冲突，出现监管的缝隙或交叉地带。据此，我们认为，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识别必须寻找更具操作性
的客观标准。
二、“资信授予”客观标准的提出
我们认为，在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识别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多的理论分歧与认识之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目前的讨论大多从概念出发探究两者之间的差异，而忽略了追问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金融契约关系中个体自然人权利与义务配置以及所面对的风险是否有系统性的差异。如果现实中存在这样的系统性差异．则这种差异性或许是区分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意义所在，也为我们建立识别标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基于上述思考，我们利用契约分析工具分析各类金融产品(服务)所体现的各种法律关系。基于可操作性的考虑，我们将比较范围限定于股票、有价证券、基金、银行储蓄、信用卡、住房按揭贷款等六种金融产品。并依次分析比较上述金融产品所体现的金融契约关系中个体的不同特点。为了避免先人为主的偏见，我们并不事先区分金融消费与金融投资。
股票。我国《公司法》第126条规定，股票是公司签发的证明股东所持股份的凭证。在公司发行新股时认购股份的自然人交纳资金即获得股东的法律地位，并享有投票权、财产收益等法律权利。在股票契约法律关系中，股东(1)交纳资金是股东地位获得的前提，股东是信用授予主体。(2)作为信用授予主体，股东面临着公司控制人(经理人或控股股东)掠夺的风险，即控制人问题是股东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原因在于．虽然各国法律均规定了股东的分红权利。但公司是否分配红利的裁量权由公司管理层拥有，公司管理层可通过拒绝分配红利或掏空公司等行为使股东无法实现其权利。
公司债券。公司债券是公司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的、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在债券契约关系中，个人支付约定价款，取得债权人的法定地位，享有债券固定费率的收益，并在合约期满时收回本金，以及破产申请权与破产优先受偿权。在公司债券体现的契约法律关系中，(1)债券持有人需支付债券价格的资金，也即债券持有人是信用授予主体。(2)作为信用授予方，债券持有人同样面临公司控制人掠夺的风险。即投资者与公司控制人之间的委托问题。举例说明，当公司负债超过公司资产权益时，公司经理层从事风险经营的心理会大大增加，从而使公司债权人承担的风险大大增加。
基金产品。在基金体现的契约法律关系中，(1)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合同价款取得基金份额，也即基金持有人是资信授予主体。(2)作为资信授予方，基金份额持有人面临基金管理人的问题，即经理人怠于履职或管理不善的风险。
银行储蓄存单。尽管长期以来人们常常基于财产安全的考虑将现金存放于银行，银行发挥着类似于现金保管的功能。但在法律关系上。银行储蓄存单体现的则是个人与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在银行存单体现的契约关系中，(1)自然人个体交付现金，或者说个人作为资信授予者。(2)作为资信授予方，个体自然人面临着银行一旦倒闭的风险。
银行信用卡。在银行信用卡法律关系中，(1)商业银行授予个人一定的信用额度，允许个人透支货币。即商业银行作为资信授予主体，而自然人个体则作为资信接受个体。(2)作为资信授予主体，在理论上银行将承担持卡人违约的损失。然而现实中，银行通过对信用卡申请人的信用状况与偿付能力进行事先的审核与筛选，并以信用额度的方法控制持卡人的恶意行为，银行面临的风险极大的降低。相反，信用卡契约关系的自然人个体却因在契约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法律权利具有脆弱性。如此次危机中美国国会对华尔街的调查中所揭示的发卡机构以随意改变费率结构、收费方式等多种方式侵害持卡人利益的现象。因此，信用卡持卡人面临的契约的主要风险之一来自银行等发卡机构的不公正的待遇。
住房按揭贷款。在住房按揭贷款关系中，(1)银行是资信授予主体，按揭贷款申请人则是接受资信一方。(2)银行虽承担自然人个体违约的风险，但按揭贷款的发放往往以住房作为抵押，因此在自然人违约时，银行仍可取得按揭贷款的住房以弥补损失。而个体自然人则在贷款关系中受到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易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通过对上述金融产品契约关系中资信授予关系、风险承担的具体分析，可以看出：
在证券、股票、基金、储蓄四种金融产品中，个体自然人处于资信授予地位，承担授信的风险，即到期不能收回资金与利息。
而在信用卡、按揭贷款产品中．个体自然人处于接受资信的地位，授信风险由银行机构承担。而个体自然人由于同金融机构之间经济实力悬殊．且因资讯的弱势地位，易受到银行机构的不公正待遇。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认为，参与金融交易的个体自然人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个体自然人在金融契约中交付资金，按合同规定接受资金的回报，同时承担市场风险及面对机构控制人的问题。购买股票、公司债券、基金等金融产品的个体自然人即属于此种类型。这一类人群在主观上通常以获得资本收益为目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投资者。
另一类自然人个体则在金融契约中接受资金，按合同规定支付资金使用的价格，其面临的风险主要是金融机构利用经济优势或资讯优势对其实施不公正的待遇。信用卡持有人、住房按揭贷款人即属于此种类型。这一类人群不是以获得资本收益为目的，而是需要支付使用资本的价格。为了与投资者相区别，我们称之金融消费者。
据此．我们提出金融投资者与消费者的“资信授予”的具体标准，即如果自然人在金融契约关系中作为资信授予方，即交付资金并按合同获取收益，则该自然人个体应认定为投资者。如果自然人在金融契约关系中接受资金并支付资本使用的价格，则将其认定为金融消费者。
运用“资信授予”标准分析银行的理财产品。目前通过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有两种，一种是银行自身开发并销售的金融产品，另一种为银行销售的理财产品。以“资信授予”的标准判断，则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个体自然人．无论是购买的是银行自身开发并销售还是销售的理财产品，均是投资者的身份。
三、金融消费者与投别者身份识别的法律蕴义
上文指出，可以依据“资信授予”标准将金融领域内的自然人个体划分为两类主体，一类主体交付资本使用权并按合同获取收益，一类主体获得资本使用权并支付价格。我们将前类主体称为投资者，把后一类主体称为金融消费者。我们认为，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金融领域内自然人主体的不同身份属性，其意义在于：
1、有利于确定法律保护的重点。金融消费者与投资者面对的风险不同，投资者面对的风险更多来自于控制人的问题，因此法律保护的重点在于抑制控制人的问题。而金融消费者面对的风险在于能否在交易中受到公平的待遇以及购买产品或服务是否具有瑕疵，法律保护的重点在于保证交易的公平性。
2、有助于确定法律保护的实现路径。法律对投资者的保护主要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的法律机制实现。公司治理分为内部治理机制如大股东、董事会、独立董事制度，外部治理机制有收购兼并等。而金融消费保护与公司治理机制关联度则相对不大。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8
关键词：环境；生态
一、环境生态问题的严重后果
建国以来，土地因水土流失减少了1／3，现在可居住的国土面积是300多万平方公里。但人口却反而增加了一倍，从7亿增到13亿。许多人口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口在两三亿比较合适，7亿就是极限，实际上我们的人口已经增加到了13亿。更不幸的是，人口增长得最快的地区，往往又是全国最贫穷的地区，传统工业化需要的三大自然要素，一个是土地，一个是水，一个是矿产资源，中国已耗损大半。
我国有三大污染：一是工业污染。我们现在拉动GDp增长几乎都是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如造纸、电力、化工、建材、冶金等等。二是城市污染。随着城市化迅速发展，城市空气严重污染。在城市地上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因排污管网不通，很多污水流不过去，那些建起来的污水处理厂就变成了形象工程。三是农村污染。这是我们治污工作中的弱项。农村面源污染那么重，别说治理，由于体制制约，就连统计数据都算不出来。总体而言两句话描述：一是1.5亿亩土地受到污染，其中一部分是重金属污染，很难恢复，二是1.5亿吨垃圾露天存放，农村的环保设施几乎等于零。现在谈新农村建设，生态安全应该是第一位，如果生态文明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就没有享受的基础。
严峻的环境生态形势造成的严重后果是直接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十一五”计划时，各省市GDp的指标几乎全都超额完成了，但是能耗的指标和环保的主要指标几乎都欠账，而且还有反弹。2005年全国共发生5.1万起环境纠纷；上访投诉40多万起，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两会的提案中，环境保护是热门问题，已经超过公共安全、教育、医疗，成为前五位的热点关注问题。第三大后果是带来严重的国际问题。现在各主要西方国家已经把环境保护和人权宗教联系在一起，变成对华外交的主题。我国的外交形象、政治形象、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就会受到严重影响。
二、建设友好环境生态的必要性
只有有效地保护自然环境，使自然力更大限度地持久地变为现实生产力，才可能更好地借助自然，来满足人类自身的发展需要，经济才能稳定持续发展。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物质转化规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必须遵守的客观规律，经济发展是人类生活水平高低基础，保护自然环境则是能否生存的问题。环境保护工作要以最广大人民利益为环境保护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为提升环境生态问题，就必须创新人类社会文化价值观、必须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与消费方式、必须调整和协调社会各主体间的利益关系、必须改革宏观政治决策的机制、必须革新传统技术体系，将这一系列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中，进行一场综合的环境生态完善，切实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环境生态问题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既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政治理论、文化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也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中国化，从生态视角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进一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具有重要意义。其理论体系主要包括：
1、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将环境保护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项长期的基本国策，始终秉承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并逐步深化和完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论，丰富和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生态观。归纳起来，环境保护国策论包括环境保护意义论、环境保护对策论和环境保护机制论三个方面的内容。
2、可持续发展战略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中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成果。我国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战略，既有可持续发展理念日益被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国际背景，同时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可持续发展思想这一重要的思想资源。
3、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是我国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与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实践相结合的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我国在落实环境保护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重新审视了社会发展问题，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论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应运而生。
4、生态社会主义总体上的特征是将生态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结合，企图找到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在保护自然环境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要求人们按自然规律办事，反对把人同大自然的关系变成一种单纯的索取关系。
只有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作为一种专门的研究领域进行自觉的系统的建设的时候，才能进一步增强生态文明建设的科学性、系统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性原则。坚持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统一，坚持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坚持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的统一。
5、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论，是我国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充分总结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得出的基本结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全体人民处于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和谐相处的状态。我国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正是这六大特征的具体体现。我国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于我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和根本目标有了新的认识。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几大和谐关系的统一与人的全面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系统，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明和社会主义实践三大和谐源流的科学归纳。
最为重要的是，我国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认识，实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本来就是马克思的毕生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和理论归宿。环境友好型社会从属于和谐社会，二者不能并列，但却不可分割。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就不能建成和谐社会。同理，没有和谐社会，也就没有环境友好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实践。
四、解决我国环境生态问题的路径选择
环境问题是建设和谐社会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我国环境问题的形成十分复杂，从根源上看，还是思想文化问题。全面要更新我们的思想文化体系；其次是据此重新制订我们
的战略发展目标，重新设计我们的制度机制等。
1、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我们必须把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推动历史性转变相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发展。科学发展本质上是经济、环境保护、资源的对立统一体，不能绝对地把环境保护、资源、经济发展三者静止地、机械地对立起来，在一定条件下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可以实现良性发展。环境保护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它绝不是简单的污染防治问题，应该说它本质上是一个发展方式、经济结构和消费方式问题。我国当前正面对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多、发展方式粗放、处于快速工业化的进程中，要立足这些基本国情，推进我国环境保护新道路建设。
2、完善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制度法制支撑可持续发展目标一旦确定，就要靠一系列制度政策去落实。环境友好型社会制度支撑的基础，首先在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体系。有序地进行政体制改革。环保不是政治最敏感的领域，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涉及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利益主体。环保领域内的公众参与，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最佳切入点。应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容纳人宪法总则及环境资源的各项法规之中。
3、加快调整产业结构。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不知道从哪方面下大力气解决问题。科学发展观这条路必然涉及到国家战略的调整，可持续发展战略有两个没做好，第一个是国土整治规划，第二个是产业发展规划。前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城市化，后一个关系到我们的工业化。
4、经济政策和机制，必须制定环境经济新政策。谁都知道环境和经济“双赢”的路，实行生态环境税、高耗能惩罚、新能源、循环经济鼓励的政策等。
环境问题是综合的问题，必须要有综合管理的机制，必须达到综合权能的统一。环保工作是公共事务，涉及全社会方方面面的共同利益。因此环保部门要全面推动全社会的广泛参与，环保的法规法律应该是公众参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的法规，为此要加大环境信息的披露。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国的历史任务，建设小康社会是实现这一任务的阶段性目标，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已成为小康社会的主要指标，要实现这一指标，就必须实践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求正是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就是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张岂之：关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历史思考[J]，史学集刊2001-05.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9
关键词：环境保护；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
1综述环境保护在科学发展观中的地位和作用
1.1环境保护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的概述
1.1.1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发展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叫生产力，但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说明保护自然也是生产力。因为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环境，直接或间接地保护生产力的各个要素：首先保护人体健康，即保护劳动者；其次保护自然环境与自然资源，即保护劳动对象；第三保护生产设备与设施。可见，保护环境就是全面地保护生产力，为此1996年第四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明确提出：”保护资源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因此，保护环境也就是保护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就是保护发展这个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1.1.2环境保护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70年代我国开创环境保护事业之初就强调”保护环境，造福人民。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指出环境保护的对象是人类的生存环境，其一是生活环境，其二是生态环境。人类的生活环境关系人体健康，甚至于生命，同时也是人居环境的基础。人类的生态环境，则包括关系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生态系统与自然资源。环境保护还强调”公众参与。我国早在70年代制定的环境保护”三十二字方针中即明确要”依靠群众，大家动手。我国到上世纪90年代还将公众参与列入环境保护制度。
总之，以上两点体现了”为了人民和依靠人民”的思想，也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个科学发展观的核心。
1.1.3环境保护是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在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都体现并促进了科学发展。首先，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一起组成社会主义文明体系，而环境保护则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和主力军；其次，环境保护突出体现并有力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第三，可持续发展源于环境保护，关键也在环境保护。
1.2环境保护是科学发展观的主要来源之一科学发展观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一个形成过程，有着自己的来源。科学发展观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1949年新中国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与教训，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提出来的，其中既包括我国环境保护的战略、方针、法规、制度与政策，也包括环境科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1.2.1基本国策和同步发展对环境保护事业的影响
1983年我国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提出”环境保护是我国基本国策”和”经济建设、城乡建设、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重要方针，既突出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思想，又含有可持续发展的要素。因为只有协调发展，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提出的”同步发展”与联合国。总之，“同步发展”的方针，在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世界环境保护事业也具有深刻的影响。
1.2.2可持续发展战略成为我国两大战略之一由于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促进，我国自1992年起开始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与科技兴国战略并列为我国两个重大战略，并在世界上率先制定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
1.2.3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与发展促进了生态文明的提出世界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在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创立生态经济学。我国生态经济学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于1980年倡导建立的。30年来经过我国许多科学家的不断探索和实践，我国已经建立了系统的生态经济学理论体系，”生态与经济协调”的指导思想已经深入人心，被普遍接受。
2建立和实施科学发展观，推动环境保护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2.1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过程
我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创环境保护事业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我国环境保护工作主要是从事“三废治理”，即治理废气、废水、废渣，可称为“三废治理”阶段；目前我国的环保工作不再是被动的污染防治，而是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中，坚持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重要着力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并重、同步、综合，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高度融合并进而建设生态文明。环境保护已经积极参与并促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过程，将环境保护事业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2.2我国环境保护新阶段的标志和特点
2.2.1环境保护工作开始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如上所述，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开创阶段，主要工作是”三废治理”，工作重点则是工业企业污染的末端治理。虽然取得一些成效，但环境保护工作是非常被动的。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我国环保工作转向抓城市环境综合整治，虽然工作范围由工矿企业扩展到工矿区域或整个城市，工作重点也由末端的“三废治理”转向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与进展，但仍未完全摆脱被动局面。虽然目前我国由于人口众多，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巨大，而且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很多，污染防治的形势还很严峻，生态保护的任务也很艰巨，但是近年来全国的森林覆盖率也明显提高，出现正增长，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12.7%到2008年已达到20.36%，2009年森林蓄积量比2008年增加10%。总之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已经出现可喜的新局面，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开始逐步掌握主动权。
2.2.2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就是实现生态现代化
发达国家现代化的经验证明，现代化分为传统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两种。传统现代化存在着高能耗、高污染等严重问题；生态现代化则是低能耗、低污染，因而避免了传统现代化的弊病。我国树立并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就是要坚持生态优先，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持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着力点，提高生态文明的建设水平，创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模式，力争实现生态现代化，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结束语
今后我国将要更主动、更积极地搞好环境保护工作，促进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总之我国的环境保护事业将为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提高生态文明水平，贡献更大的智慧与力量。
参考文献
[1]曲格平，彭近新.环境觉醒[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
[2]曲格平.桑榆絮语话变革[J].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20（5）：1.
自然保护主义的观点篇10
内容提要:立法宗旨集中地体现了一部法律的基本价值判断准则。从《劳动合同法》立法过程中的激烈争辩可以看出，立法宗旨问题关乎我们对劳动合同法的定位以及对其根本性质的认识。在承继劳动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上，倾斜保护的社会法思路应该成为劳动合同法的基本指导思想。
作为最集中体现一部法律基本价值判断准则的立法宗旨，它的确立关乎我们对于一部法律的性质的基本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立法过程中激烈争辩的内容。
在《劳动合同法》起草过程中，其立法宗旨的表述四易其稿，在表述上存在着某些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一些变化。对4次审议稿中立法宗旨的演变过程进行回顾，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立法者的思维轨迹。
4部稿子4次审议中，没有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一是，一直强调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一直强调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4次审议中，发生变化的内容主要有：一是，一审稿中强调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的行为；二审稿强调规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解除和终止劳动合同的行为；三审稿和最终稿提的是完善劳动合同制度。二是，一审稿、二审稿都以《劳动法》作为立法依据；三审稿、最终定稿中都没有再提以《劳动法》作为立法依据。三是，最终定稿与一审稿、二审稿、三审稿中有显著变化的是增加“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相配套。
一、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争论及其质疑
在劳动合同立法过程中，关于立法宗旨，劳动法学界出现了所谓“双保护”和“单保护”之争。所谓“单保护”，是指“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所谓“双保护”，是指“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合法权益”。有人认为立法必须在“双保护”与“单保护”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1]。更有人认为，劳动合同立法发生了所谓从“双保护”到“单保护”，从民法调整到社会法调整的变化[2]。
“双保护”观点是学者对某些人大常委会委员观点的一种概括。例如，曾宪梓在《劳动合同法（草案）》进行第3次审议的时候，认为“劳动合同是由劳资双方签订的，既应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也应该保护雇佣劳动者的人的利益。我们制定劳动合同法，就应该兼顾各方的利益，保护各方的权益。”倪岳峰委员也建议“在草案第一条的立法目的中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改为‘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3]厉无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劳动合同法一是要保护劳动者，二是要保护企业。保护了企业也就是保护了劳动者，企业的权益无法保障，劳动者的最终权益也无法保障[4]。
主张所谓“单保护”观点的多见于劳动法学研究者，最主要的代表是王全兴。他认为：任何一部法律或一个法律部门，对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但在立法目的条款中有的作‘双保护’表述，有的作‘单保护’表述。前者如《合同法》第1条中“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规定，这意味着给双方当事人以同等力度的保护，即平等保护；后者是将保护某方当事人合法权益在立法目的条款中作明确表述，而将保护他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精神蕴含于其他条款中，如《担保法》第1条中“保障债权的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条中“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法》第1条中“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刑法》第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条中“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只是表明偏重或倾斜保护某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即对某方当事人的保护力度相对较大，并不意味着只保护某方当事人而不保护他方当事人。劳动法区别于民法的根本标志是，劳动法基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相对弱者的假设，在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偏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单保护”表述；民法基于平等主体的假设，对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给予平等保护，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双保护”表述[5]。
涉及劳动法的宗旨，触及了劳动法学界最敏感的神经。于是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以“义无反顾”的坚定姿态发表了支持“单保护”的观点：“《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范畴中的单项法，是《劳动法》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当然其立法宗旨应与《劳动法》相一致，应当明确提出“根据《劳动法》制定本法”。在1994年颁布的《劳动法》第1条中规定：“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调整劳动关系，建立和维护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根据宪法，制定本法。”既然《劳动法》开宗明义地提出“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其立法宗旨，当然作为劳动法法律体系的《劳动合同法》义无反顾地亦应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作为立法宗旨。”[6]
但依笔者的看法，争议过程中一些学者的论述有站不住脚的地方。
首先，“单保护”论者将“单保护”与“双保护”作为立法的一项基本分类标准，这种分类欠妥。按照这些论者的观点，任何一部法律或一个法律部门，对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各方当事人都会保护其合法权益，但在立法目的条款中有的作‘双保护’表述，有的作‘单保护’表述。[7]然而，当代立法宗旨极其多样，恐怕很难将所有的法律统统归人“单保护”与“双保护”的分类中。正是这种不恰当的分类，使论者自己陷入了逻辑混乱。按照论者的论述，《刑法》也是属于“单保护”的。“《刑法》第1条和《刑事诉讼法》第1条中‘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这只是表明偏重或倾斜保护某方当事人合法权益”，[8]。《刑法》“偏重”的当事人是谁呢？回答是“人民”！这实在是一个太大的范围。那么非偏重的当事人是谁呢？当然应当是“非人民”。如何界定“非人民”呢？正是这种以“单保护”与“双保护”作为“任何一部法律或一个法律部门”的基本标志，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引入了一个“非黑即白”的境地。
其次，举出的一些“单保护”特点较为明显的法律，恰恰不能证明劳动合同法属于“单保护”范围。“《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条中‘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劳动法》第1条中‘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9]，这是“单保护”论者举出的最有力的证据；然而，这一论据恰恰不能支持其观点。作为消费行为，本身会受到两部法的调整，即《合同法》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按照“单保护”论者的分类，《合同法》是属于“双保护”范畴的。《劳动合同法》应当更接近属于“单保护”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还是属于“双保护”的《合同法》呢？郑功成对于这一点的批评是：“劳动合同立法的核心内容，应当是以平等的立法理念，通过规范劳动合同的签订、履行、终止等程序和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明确相应的行政监督与司法保障措施，来确保建立平等、健康、稳定、和谐的劳动关系，它是平等规范劳动关系的基本法律。”[10]按“单保护”论者的逻辑，劳动合同法似乎也是应当归入“双保护”范畴的。
最后，“单保护”论者最有力的论证就是，劳动合同法属于劳动法，“劳动法区别于民法的根本标志是，劳动法基于劳动关系中劳动者是相对弱者的假设，在保护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偏重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故立法目的条款中作‘单保护’表述。”[11]对于这一论证，也有人反驳：“《劳动合同法》不是劳动标准法，也不同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是规范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法律制度。”[12]
立法宗旨是一部法的生命线，有时一些学者也会将其视为划定自己势力范围的标志。“《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它应该是保护弱者即劳动者的法律，经营者可以单独立法。”[13]这种过度敏感多少让人有些奇怪。无论“单保护”还是“双保护”讲的总还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合同，劳动者要的是《劳动法》，经营者要的是《经营者保护法》。两者签订合同时，用什么法呢？岂不是必然产生一部规范双方或保护双方的《劳动合同法》吗？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主张“单保护”观点，却导出一个完全的“双保护”结论，这点可能是“单保护”论者始料不及的。
二、劳动合同立法宗旨之我见
依笔者看来，这场争论最值得争论的恐怕是“单保护”与“双保护”的提法。劳动法学者似乎正在捍卫着劳动法的立法宗旨。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的是如何理解劳动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如何理解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现行劳动法是以合同化与基准化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为依据来确定其立法宗旨的，必然从“倾斜立法”的视角来概括“保护劳动者的原则”。1994年公布的《劳动法》第1条以显性的方式提出保护劳动者，同时通过强调“调整劳动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以隐性的方式提出保护用人单位，应当将其概括为“倾斜立法”。国家只是以基准法的方式为劳动关系确定底部，留出当事人的协商空间，并保障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协商。笔者早在1992年就率先将“保护劳动者”原则概括为“倾斜保护”[14]，并于1993年依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参加了《劳动法》的论证和起草；在《劳动法》公布后的一系列著作中，笔者更有详尽论述[15]。“倾斜保护”也渐成劳动法界的通论。
很多劳动法学界的同仁，以为“倾斜保护”与“单保护”是一回事。有人支持单保护原则，其理由是：“劳动法的立法宗旨突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劳动合同制度是劳动法的核心，劳动合同法自然属于劳动法，其立法宗旨当然要以劳动法为准，体现对劳动者的倾斜保护，而不是在形式上公平维护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16]劳动法的立法宗旨确实是倾斜保护，但决不是什么“单保护”。倾斜保护作为劳动法的基本原则由“倾斜立法”和“保护弱者”两方面构成。
一是保护弱者。就保护弱者而言，劳动法以一种特殊的标准衡量当事人的地位及分配利益。这些特殊的标准源于社会弱者的“身份”认定，是以特殊身份来决定利益的分配，使这种分配结果有利于具有“弱势身份”的一方。表面看来，社会法似乎实行了一种“不平等”的“差别待遇”，其实这种“不平等”是针对社会关系本身存在的“不平等”；在社会法领域中，我们看到的满眼都是劳动者、消费者、环境污染受害者、妇女、老人、未成年人、残疾人这样的弱势群体。保护弱者的原则正是通过倾斜对于失衡的社会关系作出的必要矫正，来缓和这种实质上的不平等。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法律平等，即“实质平等”。
二是倾斜立法。倾斜立法将倾斜保护限定在立法上。这里有三层涵义：
首先，倾斜立法从内容上看应当集中体现在劳动基准法中，基准是指为了保障劳动者最起码的劳动报酬、劳动条件而规定的最低限度的措施和要求。劳动基准法是有关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最低标准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用人单位可以优于但不能劣于基准法所规定的标准。凡集体合同、劳动合同、劳动规则（厂纪厂规）所确定的标准未达到国家规定的劳动基准的，均无法律效力。在我国，劳动基准法的内容主要包括工时、休假制度，工资保障制度，劳动安全卫生制度，女工、未成年工特殊保护制度。劳动合同法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属于劳动基准法的内容。
其次，立法上可以在法律维护的利益上有所倾斜，但在司法上却必须严守平等的原则；否则，如果将倾斜的重点放在司法上，由于法官“自由裁量”的尺度不同，就有可能形成新的利益分配不公。同时，赋予法官在司法上有“倾斜”的权力，也容易产生假借“公平正义”，作出恣意妄为的判决，就有可能危及正常的法治秩序。需要区别的是，有些司法制度的设计，本身是出于保护弱者的目的。以劳动监察制度为例，各国一般都将监察的范围限定于雇主，而不对雇工进行监察。这是否是一种倾斜司法呢？其实这种向劳动者倾斜的司法设计，本身就是立法倾斜，在司法中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最后，在立法利益的分配上，也只是限定在“倾斜”上，仍给当事人的协商留出充分的余地。劳动法是私法与公法相互融合产生出来的法律。有些国家的劳动法可以是纯公法性的，只将基准法的内容放在劳动法规范，而将私法规范规定在民法的雇佣合同中；我国法律部门的划分是以社会领域为依据的，这一点是与国外的劳动法不同的，由此也决定了劳动法中应具有较强的私法因素。在我国，有民法学者称“合同之精髓是当事人自由意志之汇合”[17]，劳动法并不是要放弃这一精髓。台湾学者苏明诗指出：“各个人不分强弱、贤愚，均得以自己之意思活动，而社会之利益，亦当与其成员之个人利益相一致，故自由竞争，应为社会之最好指导原理。故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应属一物两面。”[18]罗尔斯在其《正义论》一书中指出：契约的安排体现了一种正义，契约的原则就是“作为公平的正义”，它“正是构成了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的基本条件。”[19]劳动法并不是要取消这种合同自由，而是要将这种合同自由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劳动合同法在法律规范上，仍应强调任意性规范的重要性；这些任意性规范与民法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受到劳动基准法中强制性规范的严格限制。
“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与“劳动法立法宗旨”相比较是种属关系。“劳动法”是属概念，“劳动合同法”是其种概念；或者说，“劳动法”是上位概念，“劳动合同法”是下位概念。种属关系是指两个内涵不同的概念，其中一个概念的外延是另一个概念外延的一部分。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确实从属于劳动法，具有劳动法的性质。但劳动法本身是倾斜立法，具有私法与公法的特征，而在劳动合同法这部分内容中，应当是最体现其私法性特征的内容。因此，在立法特征的表述上，应当有私法特征的表述。劳动法的起草其实一直在社会法的范畴中进行，如果我们不故弄玄虚，把“双保护”与“单保护”当做什么私法转向社会法的标志；如果以倾斜立法作为一个基本出发点，就会发现，从字面上看，各方的分歧似乎并不大。
先看所谓“单保护”论者的观点。这些学者有个结论性的归纳：“可见，保护劳动者与保护用人单位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的关系。”[20]既然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从这段论述的自身逻辑看，应该得出“双保护”的结论，但是该作者却主张所谓的“单保护”，笔者不知该文作者如何拿着“单面的硬币”去购物。
再看所谓“双保护”论者的观点。“我国制定《劳动合同法》的目的，应当是平等保护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正当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平等、健康与稳定发展，它特别需要注重对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维护，但绝对不是只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忽略用人单位或雇主的正当权益，绝对不是要偏袒劳动者，而是要确立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或雇主平等的法律地位，维护双方的正当权益，最终实现用人单位或雇主与劳动者走向合作与双赢，因此，它应当是一部符合用人单位或雇主与劳动者双方共同利益的法律。”[21]可以看到，所谓“双保护”论者并不反对侧重保护劳动者。
正如有些劳动法学研究者所说，“单保护”与“双保护”之说并无本质上的矛盾；“单保护”说并不意味着只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不保护或者排斥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一部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法律都不可能以牺牲某一类社会主体的合法、正当权益来维护另一类社会主体的特权，法律的制定总是在利益相关主体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以对社会主体之间的利益进行合理的分配，同时每部法律都体现了立法者一定的价值选择。“单保护”是在对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合法利益保护的基础上，对劳动者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保护，并不是忽视对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导致劳动合同关系双方主体的权利失衡[22]。
《劳动合同法》第1条最终的表述是：“为了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制定本法。”显然是兼顾了这两个方面，我们不妨借用所谓“双保护”、“单保护”的结构分析一下：“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显然是在强调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双方各自有自己的权利义务，凡权利本身就是法律应当保护的，应算是“双保护”的表达；“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肯定应算是“单保护”的表达，如果要找一个统一的视角，那就是“倾斜立法”。《劳动合同法》的表达与《劳动法》的差异在于：《劳动法》第1条以显性的方式提出保护劳动者，同时通过强调“调整劳动关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劳动制度”，以隐性的方式提出保护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法》的所谓“双保护”与“单保护”都是以显性的方式来表达的。这是照顾了劳动合同法特征，其应当比劳动法更突出私法的特征。
立法者并没有进入学者给他们预先划定的要么“双保护”，要么“单保护”，只能两选一的思维定势中。倾斜保护的立法思路可以从以上分析中得到印证，这也是《劳动合同法》自身的特质决定的。
三、劳动合同立法宗旨争论的深层思考
劳动合同立法宗旨中所谓“双保护”与“单保护”的争论是否只是一场由误会引起的无谓的争论呢？答案是否定的。隐藏在“双保护”与“单保护”争论背后的，其实是劳动合同立法中是否需要强调私法规范的问题。
持“双保护”观点的学者认为：“尽管基于中国强资本弱劳工格局的现实，劳动合同立法需要更多地关注对劳动者正当权益的维护，但劳动合同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劳动关系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关系，其立法的宗旨仍然应当是‘平等’，即既要保护劳动者的正当权益，也要维护雇主的正当权益。”[23]可以看到，那些被概括为“双保护”观点的人大代表，往往都比较强调劳动法中的私法因素。
劳动合同法的讨论是在一种特别的氛围中展开的。这种特殊氛围甚至使一些学者以“180度的大转弯”来和过去的自己划清界限。“有的观点认为，劳动合同（或雇用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有的国家至今还将其纳入民法的调整范围，故劳动合同法应当像民事合同法一样作‘双保护’表述。其实，劳动合同作为从民事合同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合同，虽然具有合同的一般性，更有其基于劳动者是弱者的特殊性。劳动合同法（或雇用合同法）在有的国家虽然被纳入民法体系，但处于民事特别法的地位，其‘特别’正在于劳动者的弱者地位和对劳动者的偏重保护以及为实现偏重保护而对契约自由的限制。故不能因劳动合同法被纳入民法体系而否认其偏重保护的特征。而在我国，劳动合同法是劳动法的组成部分，更应当强调偏重保护。”[24]
在劳动法学界主张是“劳动合同（或雇用合同）是一种民事合同”的代表人物是王全兴，这种观点甚至构成其标志性的学术思想。“劳动法与民法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法理学认为，在法律适用上，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但一般法可以补充特别法。然而，我国法学界在讨论劳动法与民法的关系时，只注重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却忽视了一般法补充特别法。”[25]
在劳动法学界主张“劳动合同作为从民事合同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合同，”应强调“具有合同的一般性”的代表人物也是王全兴。“在劳资矛盾激烈的历史背景下，劳动法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具有必然性，而在劳资矛盾日趋缓和，特别是向劳资伙伴关系转化的现代，劳动法似乎有了回归民法的必要。”[26]
有媒体误传笔者主张劳动法回归民法，其实笔者从来没有赞成过这种观点；而是王全兴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看，正是为了和自己的标志性观点划清界限，王全兴才特别强调“单保护”观点，强调劳动合同法的特殊性。然而，正如冯彦君所言：“必须加以强调，劳动合同再特殊，劳动合同立法再体现制度个性，劳动合同也仍然是合同，劳动合同法也不可否定和排斥合同制度的基本共性，即制度普遍性。这种制度普遍性就是最基本的契约自由和合同主体的选择空间。”[27]其实这恰恰是问题的关键。那些自称为“单保护”观点的学者将“倾斜立法原则”改换成所谓的“单保护原则”，并一再强调这是与民法区别的关键原则[28]，实际上是要否定劳动立法中的私法性规范。这些学者在讨论劳动合同立法时有一种观点：“从立法假设的角度来看，劳动法是将雇主设定为侵害劳动者权利、引发劳资冲突的最直接主体而来构建法律体制的。因而，劳动法对于雇主而言更多的是限制而不是保护。对于企业或雇主的保护，主要是通过《企业法》和《公司法》等法律来实现的。”[29]
“单保护”观点将劳动合同关系视为侵权关系。劳动合同立法本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签订、履行、变更、解除过程的法律，按照这种逻辑，这一过程也应当是侵权发生、变化、完成的过程。侵权责任是指侵犯了权利人的权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侵权责任的产生，并不要求一个合约的存在，侵权过程一般也不会按事先的约定来完成。如果法律预先将雇主设定为侵权主体，劳动者设定为被侵权主体，劳动合同的合约安排就成为多余。侵权主体与契约主体有明显的区别，侵权主体往往是因触犯法律产生出来的应当承担赔偿义务的主体。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时被预先设定为侵权主体、过错主体，也可说是一种“原罪”，双方当事人显然并无平等协商的可能性。将契约关系改造成侵权关系，显然将根本否定劳动合同签订的意义。
按照“单保护”学者的理解，劳动合同法，只保护劳动者，不保护用人单位；《企业法》、《公司法》则只保护企业、公司，不保护企业、公司中的劳动者。那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两者签订合同时怎么规范呢？有学者指出：“在这里，实际上遇到了两种权利的冲突，即雇主的财产权和劳动者的生存权的冲突。在两种权利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作为社会法的一个基本理念即是生存权优位。”[30]很难设想一个国家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制度安排，面对一个双方发生的行为，国家不去直接规范，而是故意搞两套大面积冲撞的制度，然后以“生存权优先”作为一种“冲突规范”，来协调两套制度的关系。这种理解也根本不符合劳动合同法“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的立法宗旨。
“单保护”的观点是极其有害的。当这些学者将劳动法的倾斜立法原则改造成“单保护”原则，将劳动合同关系理解为侵权关系时，就已经否定了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任意性规范，以协商的方式对劳动关系的一些内容进行安排。尽管这些学者说自己主张的是社会法，但当立法将私法规范从劳动关系全部或者部分地抽走时，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完全公法化了的劳动关系。德国学者海因·科茨等指出：“私法最重要的特点莫过于个人自治或其自我发展的权利。契约自由为一般行为自由的组成部分……是一种灵活的工具，它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用新的目标。它也是自由经济不可或缺的一个特征。它使私人企业成为可能，并鼓励人们负责任的建立经济关系。”[31]“合同自由要求给予社会成员在订约时自由选择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决定如何取得权利及其权利的让渡。”[32]一旦劳动关系完全丧失活力，我国的经济体制也必将开始走回头路。
所谓“双保护”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学者对立法过程中人大常委会常委观点的一种概括。这些常委在论述时，基本上都是从劳动合同是民事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来进行论述的，强调两者的共性。很少有人从社会法中也应存在着私法因素来进行论述。笔者不赞成劳动合同是民事合同的一种特殊类型的说法，这种观点很容易引向以纯私法的观点来解读劳动合同法。“当我们的民法、合同法教科书还在津津乐道于阐述具有古典平等、自愿和公平色彩并略带几许早期交易烙印的合同法的概念的时候，当我们的合同法还堂而皇之地将合同定义为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产物的时候，现实经济生活中的合同实践却冲破法学家们的理性约束和国家的立法框架，用定式合同开辟了自己新的发展道路。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发现，原来我们订立的合同很少是协商一致的产物，而是由对方一手操纵的。”[33]我们不能以纯私法的观点来规范、起草劳动合同法，毕竟我国的劳动合同法是基准法与合同法的整合，是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的整合。依笔者看来，这些人大常委会常委并不反对国家的适度干预，只是认为应当给劳动关系留出契约的空间，其实这是社会法的典型思维。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劳动法的研究者在讲社会法时，私法因素只是摆设，将社会法宣传成了行政法。
可见，脱离了倾斜保护去谈“单保护”或“双保护”，只会使劳动法成为民法或行政管理法。劳动合同立法应当从倾斜保护出发来认识其立法宗旨。《劳动合同法》立法宗旨的表述，在承继了劳动法立法宗旨的基础上集中突出了劳动合同法中私法的因素，能够使我们对倾斜保护的社会法思路进行重新的认识。
注释:
[1]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2006（9）：19—22．
[2]常凯．关于劳动合同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当代法学，2006（6）：32．
[3]佚名．关于立法宗旨——分组审议劳动合同法草案发言摘登（二）[eB/oL]．（2007—04—29）[2007—07-15]．
[4]见惊雷．厉无畏建议：竞业限制补偿标准作进一步研究[eB/oL]．（2006—03—24）[2007—04—22]
[5]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2006（9）：19—22．
[6]关怀．《劳动合同法》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J]．法学杂志，2006（5）：8．
[7][8][9]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2006（9）：19—22．
[10]郑功成．劳动合同法不是偏袒劳动者的法律[J]．光明日报，2006—04—24；
[11]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2006（9）：19—22．
[12]程多生．《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必须坚持维护劳动合同当事人双方的合法权益[J]．中国劳动，2005（12）：8．
[13]李小彤．观点交锋：劳动合同法立法背后的利益博弈[eB/oL]．（2007—03—20）[2007—07—27]．
[14]董保华，程惠瑛．中国劳动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80．
[15]董保华．劳动合同研究[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5：423．
[16]姜颖．对《劳动合同法》立法的几点认识[eB/oL]．（2006—03—20）[2007—05—31]．
[17]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266．
[18]苏明诗．契约自由与契约社会化[C]/郑玉波．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册．台北：台湾五南出版社，1985：166．
[19]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
[20][24]王全兴．劳动合同立法争论中需要澄清的几个基本问题[J]．法学，2006（9）：19—22．
[21][23]郑功成．劳动合同法不是偏袒劳动者的法律[J]．光明日报，2006—04—24；
[22]林嘉．劳动合同法：突出保护劳动者是对不平等的矫正[n]．了人日报，2007-05—21．
[25][26]王全兴．劳动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3．
[27]冯彦君．我国劳动合同立法应正确处理三大关系[J]．当代法学，2006（6）：26．
[28][29][30]常凯．关于劳动合同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J]．当代法学，2006（6）：32．
[31]罗伯特?霍恩，海因?科茨，汉斯?莱塞．德国民商法导论[m]．楚建，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