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1
综观我国当前新闻传播理论研究，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特点：
一是注重对西方主流传播思想。主要是自由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二是注重实践，主要是传媒经济的研究，并有较大的实绩。
但也有两个偏向：
一是缺乏对当代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和思潮的全面研究，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最新动态了解不够，并且只停留在对西方传播思想的介绍和消化上；
二是缺乏对中国本土新闻传播的研究，对实践的研究还比较浮躁。总之，我们无法将西方新闻传播理论在实践中复制，而符合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展的新闻传播思想理论框架尚未形成。
我国新闻节目是基本叙事模式。比如，百姓利益受损一记者调查取证一上级领导惩罚非法行动以及执法者出面一百姓利益得到补偿。那么，透过这种叙事模式，我们不难发现新闻传播要表达的意义是：人民利益应该受到保护，非法行动必须受打击，作为执法者的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完全可以信任，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构建。
在相当长的计划经济年代，我国新闻传播一直成为政治的一部分。成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作为党的意识形态的工具，成为权力的助手。其政治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其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则被有意无意地置于被压抑和被忽视的地步。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新闻传播逐渐走向民主化、法制化、市场化。但仍面临着必须改革的巨大压力。
首先，伴随经济一体化、世界全球化的打开放格局的形成和各种传媒技术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子传统的灌输式的宣传报道。对“知情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等要求越来越强烈，这是很正常的。“而当这种要求在国内的新闻传媒上无法、或者很难得到满足时。就会转向国外的媒体寻求信息来源，互联网正满足了这一需求”。因为，现代社会的人们既不能只拥有一种声音，也不能只属于一种声音；当今世界又为人们传播和获取个种声音提供了相应条件。
其次，新闻传媒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产业，理应与世界接轨。而中国的新闻传播市场一直是独家经营，规定外资不能经营国内新闻媒体，亦不能合资经营。
第三，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收听和收视到国外广播电台、国外电视台的(包括卫星电视)节目。互联网、国际传媒已造成“全球共此时”的状态，人们已进入开放的全球信息空间。我国的新闻传播理论研究也实现了新突破：一是加强传播学中国化研究。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科学的学科建设来说，对于本学科的思想历史资源的整理和发掘显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一个新兴的学科就很可能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近年来，我国的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就非常重视新闻传播学术史的整理尤其是新闻传播思想发展的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和《中国传播思想史》两套传播学术史专著。不仅及时总结了近一百年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的全面发展状况，而且全面深入研究了中国有史以来的传播思想的历史演进。从而成为传播学术史研究的开拓与奠基之作。但研究是刚刚开始，任务仍繁重。二是对西方新闻传播学的整体研究，尤其是对西方新闻传播思想中的非主流传播思想研究。西方新闻传播思想发展大约分三个阶段，即15世纪——19世纪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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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2
[摘要]：本文提出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阶段性发展和方法论运用的变化。分析的重点：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体育新闻传播（指吸取传播学的科学路径及合理内核，在传统新闻学的基础上，用新的视角和方法审视体育新闻传播现象）研究与方法论（指以对活动与现象的认识方法为对象的科学。它研究的是人们运用怎样的观点考察活动与现象，并把认识加工成系统化的理论方法）运用，取得了较大进展。这期间，既有经验可以总结，也有可引以为戒的问题存在。总结三十年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与方法论运用，对未来体育新闻传播学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笔者不揣浅陋，对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与方法论运用的历史进程做整体而粗疏的考察，不当之处，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指正。
18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起点与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
1985年，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了由马信德撰写的《体育新闻abc》，虽然这本书的学术研究样式还不太成型，但不能不认可它是我国第一本体育新闻的研究成果。书中对体育新闻的起源、功能、特征、采访术、写作、直播与解说艺术等方面的介绍，为我国体育新闻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础，提供了有价值的借鉴。
在研究方法上，马先生主要遵循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经验总结型的研究方法。作者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体育记者，对体育新闻在采访实践中所能遇到的各种情况，针对这些情况应采取的对应方法作了详细的介绍。在实践总结的基础上，作者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考，概括出对体育新闻记者的特殊工作要求：熟悉竞赛规则、了解运动技术、深入赛场内外、亲临比赛现场、由表及里善于挖掘与发现数字背后的故事。对体育新闻的特殊功能也提出富有时代气息的思考，提出在新时期体育新闻是焕发民族精神的“振奋剂”，是爱国主义的“活教材”，是增强人民体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播种机”，是精神文明的“测试仪”。
290年代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展开与体育学研究方法论
进入90年代，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继奥运金牌零的突破，足球职业联赛突飞猛进的发展势头，全国各大媒体迅速开辟体育专栏、体育副刊、体育频道，体育新闻以空前规模的传播局面登上媒体平台。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也开始在学术期刊上出现。
最早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论文发表在《中国体育科技》1994年4期上，由秦春霖撰写的《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播对于竞技体育商业化的驱动和影响》。该文着重讨论了体育商业化和大众传播的结合基础，大众传播对体育商业化的驱动作用，以及大众传播影响下商业化竞技体育项目的特征。
紧接着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95年1期上，又刊出了由郝勤撰写的《对体育新闻学学科性质特征及学科建设》，文章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对体育新闻研究的性质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体育新闻是现代新闻事业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体育的重要特征，是现代体育与新闻媒体的高度结合；体育新闻学是一门边缘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
至此以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文章相继在各种刊物上出现，体现出研究内容从窄到宽，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学术研究成果整体上呈上升趋势，参研人员从少到多，最为集中的参研者是体育院校体育学研究学者等研究特点。
从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看，由于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们，多为体育院校的体育学学者。从他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在研究方法上更多地是借鉴与运用体育学的研究方法。而我国体育学研究方法，受到体育史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很大，因为体育史学科在我国体育科学领域是最早出现的、研究成果较多并相对成熟的一门学科，从事体育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大都有体育史学的学术背景。体育史学研究方法在后期的发展，首先是提出了应当全面地理解史学方法论，纠正时期提出的阐明历史问题的方法只能是阶级分析方法的观点。指出社会历史研究必须从事实出发，立足于研究对象整体，用历史的观点考察问题。其次是多学科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包括有系统方法、社会学方法、历史比较法、心理学方法等。另外还提出了对实证方法的重新评价，重新提出重视“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实证方法。
在这样的学科方法论的指导背景下，最初的具有开拓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多数是运用体育史或体育学研究的方法论，去解释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如陈天仁的《体育信息传播对青少年参与体育运动的影响》（《上海体院学报》1996年1期），韩志芳的《1978---1996年我国报纸体育信息传播的题材变化》（《河北体育学院学报》1999年1期），郝勤的《体育新闻价值与价值实现》（《成都体院学报》1998年1期），易剑东的《体育新闻报道的困惑与选择》（《体育文史》1997年6期），周果的《论体育消息导语的心理接近性》（《沈阳体院学报》1998年3期），高松龄的《从
3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扩展与传播学研究方法论
2000年以来，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举办奥运的重大赛事活动的主线，无论电视媒体、报纸媒体、网络媒体的体育节目频道、栏目、体育专刊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开花结果。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迅速扩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高涨期。
在全国体育院校校刊和综合性新闻传播期刊上，不间断地刊载有关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学术论文，也陆续出现了有一定学术质量的研究文章。如肖沛雄的《论体育市场和大众传播》（《体育科学》2001年1期），王宏江的《我国当代体育报纸现状分析》（《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4期），黎莎的《对体育新闻基本特征的探讨》（《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3年4期），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的圈子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2004年，由高等体育出版社出版了郝勤撰写的我国第一部《体育新闻学》专著，在全国体育新闻理论研究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该书的出版是我国体育新闻研究开始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紧接着的2005年，中国体育科学学会成立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研究分会；2006年第八届体育科学大会首次列出了体育新闻与传播专场学术论文报告会；2008年第28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科学论文报告会，组织了体育新闻与传播的分会场。在这些首创性的、显著性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活动的带动下，研究成果日益丰硕，进一步体现出学术研究成果显著增加，专著明显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内容全面（涉猎到理论研究、业务研究、史学研究）；研究参与人员形成以新闻和体育新闻专业研究生、教师为主，媒体新闻工作者为辅的局面等特点。
值得欣喜的是这一阶段在研究方法论运用上的突破。最突出的是传播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在体育新闻传播中的引入与渗透。这主要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队伍里，开始引进了一批传播学研究学者，他们对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方法的突破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二是以往的体育学者们积极与全国新闻传播研究的主战场接轨，主动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运用到体育新闻传播的研究中。
我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引进与借鉴西方传播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其中以批判学派的定性研究方法论和经验学派的定量研究方法论为主流。传播学的经验学派，主要指以美国学者为代表的传统学派，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中注重经验材料和实证考察，特点是：对现行社会体制是否合理并不关心，而是维护与改进现存社会体制及其功能。在方法上坚持经验性的实证研究立场，在方向上坚持实用主义的研究目的，在指导思想上则坚持多元主义的社会观。直接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相对的批判学派，也主要集中在美国。批判学派主要的理论研究视角有：政治经济学（politicaleconomy）批判的观点；主流意识形态分析（dominantideologicalanalysis）的观点；唯名论（nominalism）和多义性（polysemy）研究的观点。
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的引导下，体育新闻传播研究找到了新的学术研究兴奋点和增长点，无论是经验学派的实证研究方法和批判学派多元定性研究的思维方式，都开始在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初见端倪。如郭晴的《对成都体育新闻受众的实证研究》（《成都体院学报》2004年4期），毕雪梅的《体育新闻传播提供娱乐的另一种解读》（《体育文化导刊》2004年10期），张延平的《语义活用——体育新闻语言常用的修辞手法》（《河北体院学报》2004年1期），肖鸿波的《试论体育专业报纸的垄断趋势》（《上海体院学报》2004年6期），陈国强的《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服务——以2006年网球大师杯为例》（《传播学论坛集》2005年），罗青的《全球化体育事件与国家形象营销》（《传播学论坛集》2006年）等等。这些研究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除采用传统的文献资料法、比较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方法外，更多地是运用了传播学研究的方法，如内容分析法、个案研究、控制实验、实地调查、抽样设计与实施、问卷设计与可行性分析、描述性统计、推断性统计等。在理论模型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成果，如框架理论、议程设置理论、媒介生态理论、媒介双重性理论、“知沟”理论、“拟态环境”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女性主义、社会性别理论、媒介批判理论等等。
总体来说，2000年以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在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的运用上，有较大的突破，使体育新闻传播研究越来越接近新闻传播常规性的研究领域，研究成果也引来了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纵观整个研究成果，无论学术专著和学术研究活动，在学术质量上都比前一个阶段有明显的提高，但在研究中，也有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
4改善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思考
纵观三十年来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在近几年由于借鉴与运用传播学研究方法论及具体研究方法，有力地推进了体育新闻传播研究向前发展的步伐。但当前在研究中，牵强模仿和套用传播学研究样式及理论模型的倾向，是不予提倡的。也就是说切忌不要从定性研究模式，向传播学经验学派定量研究的过渡倾斜。不能不承认，这许多年来，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的研究中，我们似乎更缺乏精确的经验主义传播学的研究传统，差异造成更大的吸引力，形成引入的主流，这也是经验主义传播学在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有牵强模仿和套用研究样式、理论模型的原因之一。
过分看重实证的定量研究也会有失偏颇。其实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其中变量复杂多变，单靠实证的数字与材料是不可能得出全面的结论的；而且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对自身有所影响，所谓以“纯客观”的态度来进行研究也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的。我们知道传播学批判学派与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差别，除了方法上侧重面不同外，在研究视角上也存在较多的差异。批判学派一般是从宏观、中观的角度来分析问题；经验主义传播学较多地是从具体问题出发，较为微观地分析各种因素如何构成某种结果。但是双方不论在方法还是角度上，仍然是互通的。目前美国英国等国不少的传播学者，观点上属于批判学派，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相当多的经验主义的作法。因此，在我们引入传播学的方法论视角时，应该关注到这种世界传播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种研究视角与研究手段的运用。
培养自觉的方法论意识，也是目前体育新闻传播研究中值得思考的问题。
回顾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进程，可以看到我们最初的研究更多地是遵循研究者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积累，从自我母学科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去研究体育新闻传播活动与现象，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就目前我们正经历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论运用的过程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还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跟着大传播的研究走），还缺乏主动的思考方法论问题的意识。而事实上任何研究都存在着方法论的改进和创新，研究方法的创新，将促成重大研究成果的出现。
当然这样的情况与我国科学研究整体上对方法、方法论的漠视有关。而与国人这方面轻视态度相反的是，西方的学术研究则很重视方法、方法论问题。从西方科学研究的历史长河来看，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培根、波尔普，再到库恩、马克斯.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从辩证法、工具理性到归纳与演绎、证实与伪证、范式理论、科学研究纲领、反对方法、价值中立……，各种方法论的探求已成为自觉。必须承认，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飞速发展与重视方法论问题息息相关。著名生物学家巴浦洛夫说：“科学是随着研究方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方法每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着种种新事物的更辽阔的前景。因此，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乃是制定研究方法。”
目前我国各大高等体育院校的学者们，陆续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中的体育新闻传播研究选题。这些较为重大研究课题的展开与研究成果，除了对已有研究方法论的更主动、更客观、更准确、更熟练地运用之外，还应该重视结合体育新闻传播的特点和规律，概括和提炼适用于体育新闻传播研究的方法论观点，以及具体的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型。在提倡体育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与开放的同时，还要考虑研究方法的创新性——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与体育新闻传播的特殊性和体育新闻传播实践发展相结合。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3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①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②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④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⑤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⑥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⑦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⑧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国际传播技巧主要研究国际传播现状和对策论方面的问题，也是国际传播学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应该包括世界传播体系的框架及运行机制、国外重要媒体介绍、媒体信息的分类及量化、舆情分析模式、媒介事件与报道技巧、传播者形象与传播效果、国际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内容。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一方面更需要重视的是观念的变化，应从政治宣传的角度转换到报道和经营的角度，注重对象研究，收听率、收视率的研究。再好的宣传没有听众和观众只能是空谈。目前世界信息秩序不均等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除了经济技术原因外，经营方式和观念的落后恐后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最后，建立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框架是一项不断带有总结性意味的工作，也是国际传播能否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分支学科或问题研究而生存发展的关键。它所包括的内容至少有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认识、研究对象和目的、带有理论抽象性的国际传播史和现状分析、国际传播各种理论介绍、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及控制、国际传播技巧概述以及国际传播的未来发展等等。只有搭建起科学的理论框架，国际传播学才能真正建立起自己的研究平台，从而在众多的分支学科中有自己的立足之地。
注释：
①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原文：
1）Baskin,otisw,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organizations,Calif1980
2）Stevenson,Robert,ForeignnewsandnewworldinformationorderlowaStateUnivpr1984
3）（mowlana,Hamid,GlobalinformationandworldCommunication:newFrontiersininternationalRelationsnY1986）
4）Fenby,tonathan,theintermationalnewsServices:atwentiethCentury,nY1986
5）Bamouw,erik,internationalencyclopediaofCommunicationsnY1989
90年代以后研究著作原文：
1）matin,LesieJohn,CurrentLssuesi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0
2）merrill,JohnCalhoun,GlobalJoumalism:Journeyof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nY1991
3）Garnhamnicholas,CapitalismandCommunication:GlobalCultureandtheeconomicsofinformationLondon1990
4）HerbertiSchiller,BeyondnationalSovereignty: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inthe1990snJ1993
5）alimohammadi,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ndGlobalization:acriticalintroduction,London1997
②洛特非·马赫兹：《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9年，第9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卷，第477页。
④⑤转引自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第238页。
⑥国际新闻在新闻中的比重问题，是一个需要进行实证性研究的问题。在早期的报刊中，其比例无疑是很高的，例如英国第一份日报《每日新闻》，其创刊号的声明就明确指出该报是以翻译荷文、法文消息为主，“迅速、正确而公正地报道国外新闻”（见郑超然等《外国新闻传播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3页）。中国最早的报刊也是以国际新闻为主，有的就以《各国消息》为报名（见白润生《中国新闻通史纲要》，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26-30页）。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中用于国外新闻报道的页数，占其总数的22-24%。（见威廉·哈森《世界新闻多棱镜》，新华出版社2000年，第77-78页）。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4
【关键词】新闻学；传播学；国际新闻传播；国际传播
一、国际传播研究的现实状况
国际传播是一个年轻的、正在发展的、充满活力而又具有迫切现实性的新兴学科。
从国际方面看：国际传播的最初研究起源于美国。60年代末，国际传播作为一个学科在美国开始得到了承认。1971年，位于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率先开设了国际传播的硕士学位课程。70年代，国际传播研究走向国际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成立于1957年的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国际大众传播协会，于1978年设立了国际传播分会，作为其12个分会之一。随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先后组织出版3本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1981）、《世界交流报告》（1989）和《世界传播概览——媒体与新技术的挑战》（1997）。1994年，国际传播分会开始出版自己的会刊《国际传播》，每半年出版一期。在每年召开一次的国际大众传播协会的近几次会议上，国际传播成为最热门的论题之一。
与此同时，民间的研究自8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在我们不完全的资料收集中，80年代涉及国际传播的书目就有十数种。如：《组织中的国际传播》、《国外新闻和世界信息新秩序》、《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国际关系的新领域》、《二十世纪的国际新闻播报》、《传播的国际百科全书》等。90年代以后的研究著作更多。例如：《国际传播中的现实议题》、《全球新闻业：国际传播的历程》、《资本主义与传播：全球文化和信息经济》、《超越国家：90年代的国际传播》、《国际传播与全球化：批判导论》等（以上见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书目）。笔者发现，国际传播的研究以美国领先，大部分的著作也多出自美国。这一点显然与美国是一个国际传播大国，掌握了世界传播信息量中相当大的比重有关。在目前世界排名前10位的媒体集团中，美国就占了5家。
从国内方面看：在我国，国际传播的研究可以说刚刚处于起步阶段。1982年传播学才通过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介绍到中国。同年年底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新闻研究所召开了第1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5年复旦大学成立了高校第1个传播学研究机构“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1986年，在黄山召开了第2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1988年，在北京，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进行了第一次社会舆论调查。经过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低潮，1993年在厦门召开的第3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确定了传播学本土化的方针，1995年在成都召开的第4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拓开了传播学更广阔的研究领域，1997年中国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对传统学科体系进行调整，传播学开始被并入原来的一级学科新闻学，称新闻传播学，下设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在传播学20年的引进、介绍、研究和本土化、实用化过程中，国际传播是发展最晚的一个分支领域，直到90年代末，才在各个高校和研究所成立专门的教学与研究机构。目前在北京初步形成了以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传播研究所等几家为主的格局。在国内传播学一百多本著作上千篇文章中，有关国际传播方面的论著只占很少的一部分。目前，我们查到的国内以国际传播为题的中文书只有3本，一是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刘继南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论文集》（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二是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院长蔡帼芬教授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三是译著，即美国罗伯特·福特纳的《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华夏出版社2000年）。有关的文章也不是很多。经初步分析，我们发现，这其中，从大的方面讲，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的研究集中在国际关系与大众传播、对外宣传与国际关系及对传播学的译介方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研究则集中在对策论、国外舆情分析、焦点问题报道等实用化内容方面。该研究中心出版了60期舆情分析报告并成立了阳光论坛，建立了自己的网站。
笔者认为，刚刚起步的中国国际传播学研究还存在许多弱点，大致说来就是研究的玄化、泛化、空化和术化。所谓玄化是指在传播学的介绍、引进过程中偏重引经据典、直译许多国外名词而缺乏对文本的中介转换，造成概念混乱，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这门学科的清晰化和本土化。泛化则表现在研究的平面化，不界定学科边界，不限定学科内容；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往传播学里面装，似乎一切人类文化现象都是传播现象，一切跨越了国界的信息交流都是国际传播，结果使研究目标无法锁定和深入。空化是我们过去政治化研究传统的延续，在缺乏实证研究、量化研究、具体研究、微观研究的基础上空发议论，有的只是生拉硬套某种哲学理论，结果背离了研究的科学精神。术化则集中于对策研究，一切以实用化为目的。当然，如果的的确确搞“术化”，那应该是先基础（术）、再理论（学）再运用（学术），但实际上这个过程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从乐观一面看，尽管存在许多弱点并且刚刚起步，但国际传播学仍然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前途的新兴学科。恩格斯告诫我们，“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一旦社会上产生了某种需要，那将会比10所大学都更能推进研究的深入。国际传播发展的两大背景是人类社会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化、以及大众传播的兴起和传播分化。这决定了国际传播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已经而且必将继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对国际传播学进行深入研究是时代的任务和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国际传播学的学科来源
国际传播并非无本之木。其学科来源，大约有3个方面。
国际传播来源之一是传播学。传播学是一门起源于40、50年代，成熟于60、70年代，并在80年代以后得到了巨大发展的新兴学科。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有关传播学的英文著作就达4000多种。从体系上看，传播学研究包括传播定义，人类传播史，传播符号、过程、结构，传播方式和媒介，传播受众和效果，传播制度与控制，国际传播和全球传播，传播学流派等内容。传播学本身就是来源于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多种学科的一门新学科，在发展的过程中又加入了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元素。从理论上看，现在形成了注重研究过程、以实证为特点的美国学派和注重研究后果、以理论批判为重点的欧洲学派。传播学与国际传播的契合点主要在政治方面。日本学者鹤木真曾把国际传播定义为“以国家社会为基本单位，以大众传播为支柱的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另一个日本学者生田正辉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国际传播的首要特征，是它与政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它是一种由政治所规定的跨国界传播”。由此而来，国际传播研究的重点在于国际传播内容的价值问题、信息与问题、文化霸权问题、信息全球化及国际信息秩序问题等方面。这些课题对国际传播中的宏观问题和理论问题赋予了较大的注意。
新闻学是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二。它发韧于报刊出现后的18世纪，在19世纪末新式新闻的崛起中初步形成。20世纪上半期出现了种种有巨大影响的新闻学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又开始融入了大众传播学，形成了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包括新闻学理论、业务和新闻传播史三部分。作为应用学科，新闻学的业务部分是一个更庞大的学科分支，大大多于、强于其理论部分。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在于新闻的业务实践从一开始就包括国际新闻部分。
然而，笔者所见，国内学者包括新闻界对国际新闻的认识存在模糊不清、界限不明的现象。国际新闻似乎是指与国内新闻相对的那部分内容，即属于“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一类。同时，面向国外的新闻报道及其他传播活动则被看作是对外宣传。其实，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看，国际新闻应该指跨越了国界的新闻，并不仅仅是来自国外的新闻，也不仅仅是对外宣传，而是双向互动的新闻。
从历史上看，在新闻报道的内容中，国际新闻从一开始就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大众报刊兴起后，国内新闻、地方新闻逐渐夺走了国际新闻的地盘。但是即使在新式新闻到达顶峰的19世纪末的美国，国际新闻仍然稳定地占据着相当大的新闻比重。随着20世纪初世界体系的形成，国际新闻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有时稍有增减。按照传播学的观点，国际新闻，实际上属于国际传播范畴；而且可以说，国际新闻是国际传播的主要组成部分。对国际新闻的认识，是国际传播学出现的基础。在新闻史中曾出现过政党报刊、言论纸向大众报刊、新闻纸转变的过程，在国际新闻传播的历程中也同样遵循这样一条轨迹。在新闻史早期，国外新闻报道主要发生在民间（即传播者主要为民营办报人）。进入20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的形成与竞争的激化，国家开始成为国际新闻的重要传播者，国际新闻开始明显地表露出其政治性和实用性。这时国际新闻的首要特征就是宣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主动认识并开始运用国际新闻进行宣传的重要时期。一战以后特别是二战之中，这种认识和运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冷战时期，这一传统得到了延续。到了20世纪末，国际新闻的宣传特征才在表面上有所减弱。
总之，国际新闻是新闻学与国际传播的结合点，其重要特征表现为政治性和实用性。英国新闻界泰斗北岩勋爵曾任英国一战时期对德宣传总监。传播学的创始人拉斯韦尔早在1927年就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早在1931年出版的关于国际传播的两本书《国际传播：美国的态度（Calrk,Keith,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theamericanattitude,nY1931）、《国际传播：语言问题论文集》（HerbertnShelton,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ymposiumontheLanguageproblem,London1931），也都涉及对外宣传问题。于1984年出版了第一部中文《国际传播》专著的台湾学者李瞻本人也是一个新闻史学家。由于国际新闻只是新闻中的一个现象，对外宣传是一个实际操作问题，加之新闻学本身又是一个实用性的学科，所以在新闻学的论著中，鲜有详论国际传播者，有的也只是强调其宣传功能。所以从新闻学演化而来的国际传播研究，其侧重点主要在“术”的研究，即宣传技巧、效果以及对策研究。但是按现在我国的学科分类，国际传播要在新闻学和大众文化事业中去查找，这虽能表明国际传播与新闻学的渊源关系，但严格说来这种学科界定并不科学，也不太符合现实需要。
国际传播的来源之三是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学最早就是国际政治学。一战以后政治学由传统的历史比较分析转向现实主义政治，于是国际政治学逐步转化为国际关系学。20年代后，现实主义政治学占据了主流。二战后，行为主义政治学开始滥觞，国际关系学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了。国际关系学包括国际关系史、国际关系现状及控制、国际关系理论等几个方面。国际关系学是一门“能够帮助人们理解、预见、评价乃至控制国家间关系和国际现状”的学科。它包含两个研究层面，一是双边和多边层面的国际关系，二是宏观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关系学关注的主要内容包括：国家作为国际基本行为体的利益、力量、外交战略，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国际关系的体系与结构、动力与控制及演变和预测等。国际传播在国际关系的微观和宏观层面都是重要因素。西方国际关系学者是在60、70年代开始从国际关系角度进入国际传播领域的。这一时期行为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占据了主流地位。行为主义试图从可观测、可控制的国家行为出发，建立一种“精确”和“科学”的国际关系学。创造了国际关系学分析模型的美国学者卡尔·多伊奇，在60年代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建立了国家外交决策系统和国际一体化的控制系统，其中大众传媒和民间舆论传播的通讯交换和控制在这一模型中占据重要地位。罗伯特·诺斯则在国家间信息传递的媒介模型之上建立了内容分析和决策心理分析理论（Contemporarypoliticalanalysis,1967）。所谓内容分析是总体分析，就是通过对大量的国际信息进行数据化处理和分析，直观地把握国际体系；所谓决策心理分析则是个体分析。理查德·梅里特着重在国际传播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做文章，建立了包括政府行为体、非政府行为体和文化交流在内的国际传播三元交叉模型（Communicationininternationalpolitics,1972）。后来，一些学者进行了不少媒体与外交、舆论与对外关系的专题研究，创立了“公共外交”（publicDiplomacy）研究领域。当然还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大众传播和国际关系这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来搭建相互关系（如台湾学者周莉音《国际关系中国际传播之角色》，黎明文化公司1985），但总有些缺乏深度、缺乏理论贯通性的感觉。在近年来从国际关系学角度进行的国际传播的研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在国家行为个体、国家力量及力量显示方面，有人认为传统的国家力量研究，其定量分析仅仅集中在基本实体、经济能力、军事实力和贯彻目标的意志力几个方面是不够的；应该而且必须加上国家的信息能力，包括信息的收集、整理、扩散及控制，因为信息能力也是一种重要的国家力量。二是在国际关系整体及全球化问题方面，有人认为必须加入国际传播因素。在当代的国际关系体系中，如果缺乏国际传播体系，那是非常不完整的，因为国际传播体系也是国际关系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研究国际传播，能为我们从理论和实际、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理解国际传播提供不少有益的帮助。
从以上国际传播的3个学科来源看，国际传播是一个交叉性的学科，它与上述3个学科都有渊源关系，又不完全直属于其中任何一个。其多学科性、交叉性恰恰符合当代社会科学综合化与学科分化的一般趋势。
三、深化国际传播研究的思考
对于深入推进国际传播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至少有4个方面的工作要做：国际传播的本体论研究、国际传播史的研究、国际传播“术”（技巧）的研究及国际传播学科体系的理论研究。
国际传播本体论要解决国际传播是什么的问题，也就是国际传播的定义问题。我们可以说传播学研究“社会信息的传递和信息系统的运行”，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研究“国际间社会信息的传递和系统运行”?我们可以说新闻学研究“对新近变动事实的传播”，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对新近变动的国际事实的传播”，或者说是“对新近变动的事实的跨国传播”?我们可以说国际关系学是研究“国际关系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地说国际传播是研究“国际传播体系的运行和演变规律”?应该说上述说法都有道理，但未必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现实。
在传播学的体系建立过程中，美国学者拉斯韦尔提出的5个w的体系模式很有创建性，为传播学界所广泛接受。但实际上国际传播在每个w的具体定位上都存在分歧。如在传播者方面，有人认为应该主要是指国家或国家的组织，有人认为还应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有影响力的个人，还有像梅里特，则提出了三元模式。在传播内容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国际新闻的传播，有人提出政治、经济和文化信息的三分法，还有人则认为应该包括一切信息。在传播工具或渠道方面，有人认为主要是指大众媒介，而且重点是电子媒介；有人则认为应包括人际交流的一切方式。在传播受众方面与在传播者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样，有人认为应该有特定的传播对象；有人则认为凡是面向国际社会的传播都是国际传播；而所谓国际社会，就是没有国界的社会。与上述诸方面相比，可以说国际传播在效果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最多，而且效果研究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但是，同样在这一方面，“公共领域”理论、制码解码理论、“议程”设置理论、“文化霸权”理论都在大行其道。很明显，只有对上述的分歧和争论进行梳理和明确化，才能建立对国际传播的本体论认识。
国际传播史是对国际传播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基础。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其综合性。恩格斯说过，我们只知道一门科学，这就是历史学。一切现代社会科学都是从历史学中分离出来的，一切现代学科的建立都离不开对该学科所探讨的社会现象的历史考察。对国际传播的历史考察也是我们必须做的工作。而这方面的研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例如关于国际传播的起源，有人从国际关系学角度出发，认为国际传播始于16、17世纪近代国家的出现和国际关系的起源，这种说法忽略了传播业的内在发展。有人从媒介发展的角度看，认为国际传播源于1835年哈瓦斯通讯社的成立和电报的出现（李瞻《国际传播》1984，福特纳《国际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与控制》2000），这种说法又忽略了在此之前报刊的作用。还有人则从国际政治角度考察，认为国际传播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的战时宣传，这种看法显然比较狭窄。在众多新闻史著作中，有关国际新闻史和国际传播史的研究不受重视，往往被挤在对外宣传的角落。实际上，考查国际传播史的起源与发展应考虑其本身内在的规律，并应综合社会相关因素进行综合研究。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5
当今世界正处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资本的全球化流动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等方面的危机不断加深。面对这些问题，全世界的社会科学都面临挑战。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人类解放的想像与信念，马克思主义并没有随着柏林墙的倒塌消亡，而是在这些新的问题与危机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生机。马克思的“幽灵”在世界各地正以不同的方式复活。
与此相联系，世界范围内的传媒体系与制度，一方面作为技术基础和经济部门，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和民主社会的基础，也面临着深刻的转型，而转型中的巨大困惑和危机也越来越多地激发人们的思考。一系列历史与现实中的问题亟需从理论上作出清理与反思。马克思主义传播学批判理论在长期复杂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坚持不懈地从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传播学的发展，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促进传播制度朝着更平等、更公正的方向转型，并为传播学理论的多元化作出重要的贡献。今天，时代迫切要求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汇聚新马克思主义传播学研究的各种力量、视角和方法，对当代社会的危机与问题作出正确的回应，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的批判理论的发展探索道路。
传播问题和中国问题是讨论全球化危机和探索出路的两个关键领域，中国具有担当起自己历史责任的义务和能力。马克思主义新闻和传播理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整理、理解和反思这一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这一历史传统的更新与发展，是几代学人孜孜以求的目标。为此，我们将筹建新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研究中心。该中心设在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目的是在新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推动中国学界与全球视野中的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对话与合作。这个全球视野不仅面对西方，而且也面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开放，在不同的维度中，确立中国新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原指西方学术界对重新解释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非正统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统称。广义的新马克思主义，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陆续发展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东欧国家兴起的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新的认知和新的探索。三是一些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解与新解释。
同新马克思主义相近的另一个思潮或者叫流派，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我理解，指开始于国际共产主义内部随后又广泛流传于西方激进思想界的一种不同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重新创造”的思潮。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股思潮就已在一些西欧国家的共产党内和一些激进的人士中传播，但直到K•科尔施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1932年）一书中明确提出这种与“苏联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它才正式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命名。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人们又将其分为人本主义与唯科学主义两种思潮，前者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联系，主张“揭示马克思主义的黑格尔根源”，强调“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方面”，否定客观辩证法与历史发展规律。唯科学主义思潮则主张“马克思主义的非黑格尔化”，强调马克思思想与黑格尔体系的彻底决裂，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特质与实证个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有不少相通之处。在研究与讨论中涉及到的代表性学者和学术观点，既有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也有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我们主张，不妨放开思路，把问题讨论得广泛些，深透些，而不要拘泥于哪个思潮，哪个学派。
新马克思主义学者中，不少对新闻与传播有相当深刻的研究，有十分精采的论述。他们中间，有的还是新闻工作者，从事过新闻传播实际工作。这些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对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发生过一定的影响。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6
[关键词]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作者简介]靖鸣，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0；徐健，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政社系副教授，硕士，广西桂林543100；方邦超，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讲师，硕士，广西南宁530000
[中图分类号]G0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8)02―0092―03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发展速度相当快。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传媒集团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新闻传播政策的调整等等，为广大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者提供了许多新的研究话题。地方新闻传播史是中国新闻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新闻传播史的研究领域里，重庆、上海、武汉、香港和西安的抗战新闻活动的历史地位总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相比之下，作为抗战新闻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广西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历史地位一直以来都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者是未被人们经常提起，这与蜚声海内外的“抗战文化名城”的文化繁荣的景象极不相称。改革开放以来，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有了相当的进展，不少研究者参与了这项工作，收集挖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作了初步的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对于整个城市的全面发展以及城市地位的迅速提高，相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需要，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还有其明显的不足，显得比较滞后，以至于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闻传播事业方面有着光辉历史的桂林至今仍然没有一部《桂林抗战新闻史》。显然，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史活动的研究广度和深度之不足已经成为它无法在中国新闻传播史中获得应有地位的最大障碍。
因为地利之便，近年来笔者开始涉足这一领域。经过大量的检索、重点翻阅及初步研究，对桂林抗战新闻史特别是战时报业史的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了解与思考，现不揣浅陋，将之付诸文字，以求引起各方重视，共同推进这一工作。
一、拓宽视野、调整角度，以新的历史使命重视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
桂林抗战新闻史是抗战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学术界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地方抗战文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多的成果，近10年来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关于桂林抗战文化的研究最引人注目，发表了相关论文200多篇，出版了著作10余本，但对战时桂林文化城的研究多着眼于文学、艺术等方面，而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新闻传播研究仍是一个空白。过去的新闻就是今天的历史，从学术的角度对抗战时期的桂林新闻史实进行梳理，进行理论上的思考和分析，不失为今后对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抗战文化的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方向。
同时，桂林抗战新闻史也属于新闻史研究的范围。新闻事业发展史是新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现在经过许多人的共同努力，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基础扎实、发展稳定的学科。但是，在这种繁荣局面中，还有不少需要充实填补的地方，比如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地方新闻史研究等。其中，也包括了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抗战时期在中国新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几个大城市如重庆、上海等都已出版了自己的地方新闻史著作，就连一些普通省、市也已经有了自己的抗战新闻史。可是，作为在抗战时期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桂林，却至今没能出版一部抗战新闻史。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已经成为该学科的薄弱环节之一，这一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应该引起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新闻学界的高度重视。抗日战争时期，桂林作为一座抗战文化名城，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8～1945年，先后有100多家报纸在桂林出版发行，为抗战时期沟通传播信息、服务大众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大批的文化名人曾经在这块土地上为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大声疾呼，国际新闻界也曾经在这里开展过较大规模的新闻活动。抗战时期桂林新闻史上发生过的所有这一切，不仅深刻地影响了当时桂林乃至广西的经济与社会生态，影响了桂林人的精神文化风貌，而且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阶段，还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整个中国。认真、深入、系统地研究这一部辉煌的历史，是我们新闻事业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发展也需要我们全面深入地做好这一工作。
桂林自古是广西门户，也是与外界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桂林成为文化重镇，影响辐射至华南、西南等地。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桂林的经济建设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城市面貌发生了极大变化。作为自治区“文化广西”的一个重要棋子，桂林又一次成为时代的焦点。相形之下，近年来由于文化事业发展滞后，城市文化品位与城市地位还不能完全相称的尴尬也日益凸显。事实上，这个状况也已经对整个城市的发展造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如何挖掘桂林丰厚的文化资源，全面深入地研究桂林的地方文化，包括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的发展历史，尽快形成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并进一步综合开发和利用这些资源与成果，是我们今日应该也必须解决的问题。
此外，地方新闻史研究对本地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重视桂林地方新闻史研究，全面深入地开展这一研究，应该尽快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二、深度挖掘、抢救史料。确保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深入进行
历史研究离不开第一手原始史料，因此，相关史料的搜集、挖掘、保存就显得十分重要。由于抗战末期桂林的沦陷，使得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相关史料，尤其是战时报业发展的相关史料大量毁于战火。这些第一手史料的缺失，导致很难勾画出一幅当年新闻报业的全景图，他们的活动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界、对当地公共舆论的形成发展、对当地政治文化的演进究竟产生过什么具体的影响，已无从得知，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抗战胜利已经60多年了，当年活跃在桂林新闻界的新闻工作者多已过世。抓住有限的时间，尽可能抢救挖掘一批史料非常必要，也非常紧迫，应该予以高度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广大学者对实物资料和口头资料的抢救性搜集和整理，史料整理工作取得一定的进展，并有一系列的著作相继出版。当前，最主要的史料著作有：《八桂报史文存》(张鸿慰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桂系报业史》(张鸿慰主编，1998年内部准印证号：11241)、《蕻蔚集》(张鸿慰著，2003年内部准印号：0036071)、《救亡日报的风雨岁月》(吴颂平编，新
华出版社，1987年版)、《国际新闻社回忆》(吴颂平编，湖南人民出版，1987年版)、《喉舌之战：抗战中的新闻对垒》(王晓岚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桂林文化城概况》(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师大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桂林抗战文化史料》(魏华龄编，漓江出版社，22万字)、《抗战时期桂林出版史料》(龙谦、胡庆嘉编，漓江出版社，1999年版，53万字)。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如观念意识的偏差、研究视野的相对狭隘等，都令当年挖掘的史料留下了许多不足。以抗战时期报业为例，搜集这些史料大量集中于倾向共产党办的报纸――《救亡日报》的相关情况，而关于桂系如《广西日报》和中央系统《扫荡报》的报纸及其他持民间立场如《大公报》的报纸，相关史料的搜集却非常稀少。即使有少数资料谈及这些报纸，回忆者也多半力求凸显其与自己所理解的、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部分，而忽略其自认为与当时政治标准不甚吻合的其他部分，缺乏足够的客观性与全面性。他们对当年史实的回忆本身，也多持纯政治的单一观点，而缺乏多角度的、综合性的全面认识。还有许多方面的史料尚付之阙如。如因为当时还缺乏具体深入的研究，许多本应引起注意的史实与人物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而在那时的史料搜集工作中被忽略了，等等。此外，加大对原始资料如当时报纸的搜寻力度与搜寻范围，也是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的重要使命。档案馆、民间收藏、港台及海外的相关保存与研究机构，都是可以也应该考虑的搜寻方向。当然，大规模的资料搜集单靠研究者个人的努力是难以有重大收获的，必须取得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参与组织协调，以获得资金与人员等条件的基本保障。地方新闻史的研究是一项浩繁的工作，要想获得高质量的成果，使之真正有益于地方经济文化建设，有益于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就必须花大力气，做踏实深入的工作。
三、与时俱进。全面推进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
目前桂林抗战新闻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对桂林抗战时期新闻传播活动时代背景的研究；当时主要的新闻刊物及传播特色的研究；抗战时期名报人新闻活动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的影响力的研究等。但总的看来，应该说这项研究仍然还处于一种比较概略、简单的阶段。已有的研究成果数量还不多，建立在深入研究基础之上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数量就更有限。要改变这一状况，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从目前已有的成果来看，以往的研究往往是用研究中国革命史的范式、从政党政治的角度、泛政治化的倾向来认识评价所有的媒体与新闻工作者。这样的历史传统，明显地限制了新闻史的研究工作范围、影响了研究质量，使我们不但忽略了许多重要问题、重要现象、重要人物，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研究的客观性与科学性。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新闻传播理论及研究成果大量引进，国内学术界以这些理论为指导的研究开始大量出现。不能否认，这些理论包含了很多人类文明的精华，有很多应该学习借鉴的地方，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其中也掺杂着不少的糟粕。如何以马列主义的新闻观为指导，科学合理地吸收、利用人类一切有价值的理论，扩大我们的视野、更新我们的观念，是我们做好桂林抗战新闻史研究工作必须注意的首要问题。
其次，我们必须明确，研究桂林抗战新闻史，单单理清其发展线索、介绍一些主要的媒体及少数重要典型如《救亡日报》之类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从拓宽范围与深入局部两方面推进、加强这项工作。比如，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事业产生、成长的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产生原因与发展的内在动力，对抗战时期桂林新闻体系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对当地新闻事业演变发展的规律，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主办宗旨与定位，对抗战时期各媒体宣传报道的内容、版面栏目、编辑写作水平、风格特色及经营管理的方式，对抗战时期各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对重要新闻事件、重要新闻工作者，对受众，对当地媒体与外地媒体的比较等等，都需要进行认真的研究。只有做好了这些基础工作，才能对桂林抗战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历史有科学的认识、客观的评价，也才能写出真正有价值、有分量的桂林抗战新闻史。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7
【关键词】新闻史；研究；创新
【中图分类号】G210.9；G219.29【文献标识码】B
最近，我在旧资料中找到一份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印发的《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这份13000多字的大纲草稿，在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看见它，我想起了一些事情，这里写出来，供同行们议论之参考。
自从1920年我国高等学校出现第一个新闻系科(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以后，《中国新闻事业史》或《中国报学史》就成为新闻系科的必修课程，有教学用书，如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但是否有教学大纲却难以考证。20世纪30、40年代，也是如此。到50年代初，学习苏联经验，强调教材要完整，要有讲义和大纲。1954年马列学院(即中共中央党校)新闻班成立后，中国报刊史就列为该班的教学与研究的重点之一，组织了专门的队伍，由该班副主任丁树奇主持，收集资料，起草教学大纲。1956年初,《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以下简称大纲草稿)送胡乔木审阅。2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传达胡乔木对大纲草稿及报刊史教学的意见，讨论大纲草稿的修改问题。座谈会由秘书长熊复主持，参加者有黎澍、廖盖隆、王谟、姜丕之、何辛、江横、丁树奇、李龙牧等。这里出现了几个“第一”：第一个研究中国新闻史的学术团队、第一个讨论中国新闻史教学问题的座谈会，而最重要的还是第一份中国新闻史教学大纲。这份教学大纲草稿，不仅成为中国新闻史教学的依据，而且是引导中国新闻史研究的纲要，它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前，在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初创阶段，以戈公振、胡道静为代表，其特点是重视对新闻传媒发展的历史沿革研究，以新闻为本位，兼及广告、经营、新闻法规与新闻教育等有关方面。而以大纲草稿为代表的新阶段的特点是，重视新闻传媒的内容研究，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基本内容。新阶段的研究，比初创阶段更为深入，前进了一大步。
这份大纲草稿共4编11章，各章列有纲目。各编、章的标题是：
第1编 中国定期报刊的产生和发展
第1章 中国早期的报刊
第2章 中国近代形式报纸的产生
第2编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
第1章 戊戌维新运动前后的中国新闻事业――进步政论报刊的兴起
第2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高涨时期的中国新闻事业
第3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主义报刊的产生与发展
第1章 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报刊
第2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
第3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
第4章 抗日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
第5章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共产党报刊和其他进步报刊
第4编 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报刊为建成社会主义而奋斗
第1章 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党和人民的报刊
第2章 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的党和人民报刊（1953-）
从这些标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1）大纲草稿是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划分报刊发展的历史时期的；（2）它阐释的报刊历史跨度很大，从秦汉至1954年，上下2000多年；（3）它的基本内容是阐释党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历史，别的报刊涉及不多；（4）它以阐释报刊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主；（5）它以第3编为重点，这一编包含的章节最多，阐释也最为细致。大纲草稿的细目，因文字太多，我们这里未能引用。但从那些细目中，还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史论结合，理论色彩很重，例如，开篇的第1编第1章就是从“秦汉以来的中国社会性质。论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起讲的。至于五四时期部分，几乎是以论带史，分析政治斗争、思想斗争在先，评介报刊宣传在后。二是受苏联历史著作的体例、格式影响，象《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样，大纲草稿的许多章都有“简明的结语”。“党和人民报刊”这一提法，也同苏联的“党和苏维埃报刊”提法相似。
1956年，是建国以来社会气氛最为活跃的一年。全国上上下下，都充满着革命热情，企盼实现作为革命目标的和平建设。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份如此全面、系统、完整并有很强思想性的大纲，对于大学新闻系老师来说，莫不喜出望外。当时的大学新闻系教师，大都经历过统治时代，对于的新闻传媒和《大公报》、《观察》周刊等都较为熟悉，而对于解放区报刊却不了解，大家都希望多知道一些革命报刊的历史。因此，对于大纲草稿所认定的基调和思路，毫无疑问地欣然接受。这是大学新闻系教师认同这个大纲草稿的基本原因。
大学新闻系教师认同这个大纲草稿，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通过“学习苏联”加快我们前进的步伐。苏联《布尔什维克报刊文集》、《苏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新闻班讲义汇编》等书中译本，成为我国大学新闻系学习的文献，特别是列宁的《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一文（1988：98－106），被视为指导性的经典文献，逐字逐句学习。这篇文章的第一段就明确提出：“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同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只有知道了解放运动的各个主要阶段，才能真正地懂得，工作报刊的准备和产生为什么经历了这样的道路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道路。”在这篇文章中，列宁还指出：“为了了解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不仅要知道各种机关刊物的名称，名称并不能给现在的读者说明什么问题，只会使他们误入迷途，而更重要的是了解社会各派的内容、性质和思想路线。”学习了这些论述，当时的大学新闻系教师对大纲草稿的基调与思路更为信服。一切都同革命挂上钩，是当时的时代特征。新闻史应该加入革命史的行列，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也无形中为大家所认可。其实，列宁在本文中所论述的是，为工人运动服务的报刊的历史，而我们所研究（讲授）的是，全国的、面向社会的、内容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各种类型新闻传媒的历史，对象不同，论题不同，在诸多方面都不一样，不应该简单套用，硬作比附。然而，当时我们并没有在这方面深究，甚至没有从这方面去想，这是大局使然，也是学术风气未开时难以避免的现象。
现在，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中国新闻史研究，在课题、队伍、成果等各方面，都今非昔比。新闻史学科已经走上稳定发展的道路。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成果，例如方汉奇、吴廷俊关于《大公报》史的研究，赵玉明、杨兆麟、郭镇之关于广播电视史的研究，徐培汀关于新闻学说史的研究等，都为中国新闻史学科增添了新的内容。从总体上看，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沿着大纲草稿所认定的道路前行的，只不过有了很大的修正和延伸，例
如加强了对新闻法制史、新闻业务史的研究，加深了对《大公报》史的研究，在基调和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大纲草稿的引导作用始终存在，这也是取得今天成就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大纲草稿本身也有一些不够全面、不够客观、不够科学的东西，它在研究工作中有明显的反映，我们的同行们对此深有感触，屡有议论，大家都希望创新，特别期待通过共同努力，开拓一条新道路。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义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我们的学术思想更活跃了，我们的学术视野更开阔了，我们对经验教训与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更清楚了，因此我们有条件创造一个新的学科理论体系（包括教学大纲），更新研究理念，更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扎扎实实地造成一种新局面，走出一条新道路。为此，我们应该在以下一些方面加倍努力。
第一、调整治史思想
如前所述，1956年的大纲草稿是当时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也易于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所接受。但是，从治史看它是有偏颇的。按照它规定的内容编写的教材，是不够完整、不够全面的。因为，在中共党的和其他进步的新闻传媒之外，还有政治上反动的、保守的、中间的，甚至是政治上不明朗的。在有的历史阶段，反动的、保守的新闻传媒还占据主流地位。我们对此不能视而不见、避而不谈，或者仅仅作为对立面，作为陪衬，或狠加批判，或一笔带过。学生和读者曾批评我们的中国新闻史，是党报史，是革命报刊史，是解放区报刊史，这就说明了问题所在。我们研究的是，全国所有新闻传媒组成的新闻传播业及其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而不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即使是研究党报史，也不能没有全国观念、全局观念。这是需要调整的治史思想之一。之二是，应全面研究我国新闻传播业及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作用，而不是仅仅研究它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历史作用。新闻传播是一种社会现象，新闻传媒同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联系，新闻史应该反映新闻传媒在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中的历史作用，而不是为政治思想史作具体注释。当然，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新闻传播的历史经验，探讨新闻传播的历史规律。有关这个方面，同行们的议论较多，不须赘述。
之三是，应坚持论从史出。1956年大纲草稿有史论结合的特点，但过分突出了理论观点，在某些部分甚至有以论带史之嫌。我们不赞成立论在先、叙述史实在后的表述方法。
论是从分析历史事实中概括或引申出来的，理论观点植根（或隐藏）于史实之中，同史实血肉相连。我们的任务是从史实中提升理论观点，决不能按照理论观点的需要去纂改历史。在这方面，“”的祸害可以作为永恒的警示。、、是靠歪曲历史（批判剧本《海瑞罢官》）登场的。他们用“倒轧账”的办法处理史论关系，就是按照他们眼前的政治需要（立论需要），去串编史实。如，他们认定法家是最进步最革命的，儒家是反动的，便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中国历史写成了儒法斗争史，似乎中国历史只是围着儒法斗争这一主轴转，此外别无其他了。我们坚决摒弃这种反历史的方法。
第二、重新划分历史时期
1956年的大纲草稿采用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历史分期（除古代外），这同它确定的研究主体与基本内容一致。从1912年至1949年，它分为民国初期、五四、党的成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等6个时期。从政治上看，这6个时期既有区别又相互衔接，划分是合理的。但对中国新闻史来说，不能完全适用。因为，没有显示出新闻传播业及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特点。
笔者认为，上述6个时期可以归纳为两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为建立全国新闻制度的选择时期；1928至1949年为两种新闻制度的形成与角逐时期。后者20多年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渡过的，所以也可以称为战争中新闻传播业的艰难发展与巨大变革时期。
先说前者。1912年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力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象英美那样的西方民主制政权，与之相适应的是要在全国建立英美式的自由新闻制度。但是，事与愿违。1912年3月，便发生了“报律”事件，显露出从官员到报人，及至章太炎这样的名家，对于西方的新闻制度和新闻自由思想缺乏正确理解。接着，又出现了政党报纸的斗争，它们相互攻讦，乌烟瘴气。最终还是归属于封建军阀统治。而封建军阀不理解现代新闻传媒的功能，只会简单地用软硬两手对付报刊与报人：对听话的，给津贴，或高价收买（他们没有创办自己的机关报）；对不听话的，封报、杀人。全国统一的新闻制度，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没有建立起来。“五四”是这个时期的亮点，它包括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和后期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在全国激活了人们的革命意识和进取精神，为中国选择前进的道路注入了新的因素――俄国革命经验，使中国人知道世界上出现了一种新的新闻制度。此外，1926年新记《大公报》提出“四不”方针，也是一种选择。新记公司吴鼎昌、张季鸾、胡政之在基于自由主义思想的同时，也考虑到适应当时的中国政治环境。也就在这个时期，有些报馆派记者出国采访，加强了国际联系。
再说后者，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之后，建立了全国性的统治，与之相适应的、以新闻统制政策为核心的新闻制度也逐步建成。在统治区，还有影响很大的民营新闻传媒。而中国共产党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被置之死地而后生，表现了强大的生命力。它在革命根据地创办新闻传媒，创建了根据地的新闻制度。由此，在这个时期存在着两种新闻制度，三种类型（的、共产党的、民营的）新闻传媒。两种新闻制度代表着两种力量，而民营新闻传媒则大部分代表着中间力量。它们之间有斗争，也有合作，最后共产党的新闻制度由根据地扩展至全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新闻史分期，也需要重新考虑。例如，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时间虽短，具体情况却同以后年份（特别是1954年至1976年）很不一样，可否单独划为一个历史时期？值得慎重斟酎。
第三、转换视角，扩大视野
1956年的大纲草稿中，有一些是政治史、思想史的内容，其中有的应该从新闻史中删去，有的可以转换视角，从新闻史的视角作研究，以新闻史的话语作表述。例如，辛亥革命前《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论战，大纲草稿列出的题目全是论战的内容――关于民族问题、关于民主革命问题、关于社会民生问题，等等。按照这样的题目去讲课，那就成为政治史了。我们可以换个视角看问题，把它视作我国政党报纸的首次交锋，分析这次交锋的特点，至少可列出：（一）双方都是“以我为主”的，以本党纲领为论述依据，以宣传本党纲领为目标，这是“原则在先”，而不象学术讨论那样，“结论”在后；（二）《民报》是在理的一方，它表现为理直气壮，旗帜鲜明，而《新民丛报》的文章虽然写得漂亮，但言不中的，辞语空泛；（三）两报文章论述逻辑和驳论上的对比。从这些看，就是象模象样的新闻史。我们在分析新闻传播的内容时，不可避免要
涉及政治观点、思想价值、文化品位等，但应点到为止，不必作过多的引申。我们应该常常把握新闻传播史的视角，从专业的眼光去看问题。
我们还需要扩大视野，从更大的范围去看更多的东西。也举一例。过去我们讲抗日时期的新闻事业，只讲解放区的、国统区的和沦陷区的，就中国讲中国。其实，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外交流、国际合作活动最为频繁的时期。军事委员会为此成立了国际宣传处，在共产党领导下也成立了国际新闻社。中、英、美三国合作，在重庆建立幻灯供应社，出版《联合画报》，还开展览会、放映电影，苏联也在中国办了报刊，有文化宣传方面的合作。许多外国记者常驻“大后方”，并访问抗日根据地，中国的报人也去国外办报，如胡愈之去南洋、顾执中去印度。如果能够从国际的视角看中国，我国抗日时期的新闻史的内容一定会更加丰富。
第四、充实内容，尽可能少留空白
关于充实内容问题，同行们多有议论，认为中国新闻史还是“富矿”，可挖掘的东西多得很。归纳起来，需要充实的主要方面有：（一）以往被视为反动的、中国的新闻传媒，如《扫荡报》、“中央广播电台”、《观察》等；（二）新闻传播在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历史情况；（三）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胡适、张季鸾、胡愈之、陈布雷、张友渔等，他们的新闻活动、新闻思想和新闻作品；（四）历史上的新闻传播政策与法观；（五）新闻传播业务经验，包括采访、写作、编辑、评论、摄影、广电节目制作等；（六）新闻传媒的经营与管理，包括广告，也包括史量才、成舍我、汪汉溪等人的经验；（七）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新闻传播史，等等。这些都是新闻史必备的基本内容，应该不留空白，或少留空白。有些目前搞不清楚的问题，只能暂时留着，以后随时注意解决。如，我们认定《昭文新报》为第一家国人自办的报纸，根据仅是《申报》的报道等材料，未见原件，主办者艾小梅的情况也不详，佐证不足。这个问题只能暂时挂着，有待深入研究解决。
第五、改进研究方法
在长期的研究与探索中，我们成功地采用了一些好的方法，如重视史实考证，重视“第一手材料”，重视集体研讨，重视史论结合等。但我们不善于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可用的数据极少，因此在论著和教材中有一些粗疏、不精确之处。
除了学会运用定量分析，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之外，笔者认为改进研究方法有两个方面的工作是急需做的：一是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音像资料库、数据库；二见着重“抓当前”。“抓当前”，主要有三项工作要做：（一）跟踪新闻传播界最近发生的重大事情积累资料，如传媒集团组建、网络传媒发展等；（二）请当代人忆往事说经历，当代人说当代事，感情真实、事实可靠，了解或参与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传播活动的人中，健在者已经不多了，要抓紧时间请他们提供史料；（三）抢救频临被湮没的史料。就上海而言，《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等著名报纸，有无档案？档案在何处？目前都不了解，有待“挖掘”。在外国租界当局的档案中，在宗教团体的档案中，也有许多新闻史料有待寻找。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8
【论文摘要】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且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但对于其存在的问题，却没能得到具体的建设性意见或解决方案，实际解决问题的功效并不显著。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具体表现为相对以往，个案研究更加细化，历史嬗变成新晋热点，现代化与其关系的流变有待商榷，道德伦理的建构亦有待探讨。同时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一步延伸，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更加紧密，并试图在“媒介融合”的趋势下进一步探讨其发展前景。笔者通过阅读，整理归纳了2010年度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相关研究文本，力图引导大家关注到该课题在本年度取得的进步，并对问题所在有所警醒。
一、更加细化的个案研究
个案切入，以小见大是论文写作的优势，值得注意的是该方面研究进一步细化，不仅针对具体案例、具体媒介进行分析，而且更注重可操作性。
以《南方周末》为例。有学者认为，该报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的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从该报口号的变迁可见其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业务导向则体现在该报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①。
另有研究者引入冲突性事件的报道概念，从《南方周末》从业者对记者角色和媒体功能的认识、从业者从业心态、新闻操作方法三个维度，分析该报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抑或背离。“《南方周末》的媒体观是‘推动历史’更多于‘记录历史’，记者观是‘事件参与者’更多于‘事件记录者’。这是其与新闻专业主义有出入的地方。”②
二、本土化研究的历史嬗变
田新玲、张晓多合作撰写的《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媒体对于突发事件的报道过程做了一个梳理，认为“具体说来，建国以来我国突发事件的报道经历了‘以宣传为本位’、‘以事实为本位’和‘以信息为本位’三个阶段。”③
另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出发，通过对中国学术期刊数据库收录的近三十年研究成果调查发现，学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在内容上呈现分散、多元的格局，且主要以理论研究为主，研究方式也偏重理论结合实际的个案研究。研究视野的深度和广度虽有明显进步，但仍存在学科运用单一、系统化研究不充分和重复性研究等不足之处。因此，国内学者应在今后的研究中关注媒介融合下的新现象、新动态，并运用多学科知识来分析问题，不断拓展研究的视野与方法④。
还有作者侧重于一个时期的历史环境对新闻专业主义产生的影响。王倩指出，清末新政是没落的清政府为挽救统治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次变法，尽管它并未挽救清政府的统治，但变法的多项内容却形成了这一时期独特的传播生态：清末民初，一系列独立报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其实践践行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和工作原则。报人开始自发地成立新闻团体，进而形成共同的作业准则，中国最早的新闻教育也在这一时期产生。变法可以说是一次不成功的实践，但它客观上促进着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促进着公共空间、公共舆论的生成，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历史走向，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并生成了中国新闻专业主义⑤。
亦有学者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深入考察新闻专业主义在我国的实践。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芮必峰通过检视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分析国内几项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结果，认为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看，真正对中国媒体和从业者具有“描述”意义或起“规范”作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被称之为“底色”的东西⑥。
三、历史人物的全新解读
2010年度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中除了对本土化嬗变的梳理，历史长河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角度和研究对象，拓展了这个领域的研究空间。
想必多数读者对邹韬奋不会陌生，他以《生活》系列为阵地，永远从大众的立场出发，逐渐形成了后人景仰的韬奋精神。即便在当下，韬奋精神也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韬奋精神没有被放入博物馆，却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大力提倡，非常重要的一点原因是他注意到了中国社会生态环境的特殊性，保留了中国新闻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解。启示我们在理解和建构这些理念时要注意把西方理念与中国的具体环境相结合，才会有远大的发展前途⑦。
类似的文章还有《张季鸾：新闻专业主义的追寻者》。在这个新研究领域内出现了多篇力度与理论深度兼具的好文章。
四、现代化视域下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
北京大学传播学博士云国强、郑寅淑合作撰写的《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既从宏观维度深层次书写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构建史，对当代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作出社会文化剖析，试图捕捉这种形成中的新闻专业主义，并将其置于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语境下，考察它的形成谱系与发展脉络，探究哪些社会因素或力量参与塑造了它的形态，同时进一步分析它是如何孕育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如何制约新闻行业共同体的建构，以及它在新闻报道实践中是如何产生影响和如何陷于无力根源的⑧。
五、新闻职业伦理的考量
进入21世纪，什么是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成为研究焦点之一。
“今天，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研究主要不是，也不可能是关于‘是什么’的问题，而是‘如何使之可能’的问题。在当前世界多层次、多方位深刻全球化的历史性语境中，当然有必要设置一些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的具体规范，诸如新闻传媒及其专业人员的社会责任与问责、真理与客观性、隐私与公共性等，世界许多重要国家对此非常重视。但是，最为根本的问题是思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如何可能这一元问题，在先设定生命、自由、财产等最为基本的个体自然权利的基础上，进行某种制度安排，以便从策略上保障全球新闻专业主义的逐步形成。”⑨
论及网络舆论对于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罗宁认为，目前的现状是我国新闻行业和从业人员还未完全具备专业主义的素质。而且，我国传媒的职业权利与党政权力的混同，使得它容易成为违法乱纪者重点行贿的对象；另外，追求传媒自身利益和记者个人利益的动力也越来越大，造成了职业精神的淡化。以上这些都是造成我国新闻职业伦理缺失的原因⑩。
然而，任何能保护自由的权力也能威胁自由。网络，也有着致命的缺陷——信息的准确性无法核实。网络的开放性也带来了虚假信息的泛滥，直接导致人们形成与现实不相符合的意见，甚至产生思想混乱和极端行为。“捐款门”等事件频频敲响警钟。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是造成企业品牌“地震”不断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⑾。
亦有学者从媒介融合的角度出发，指出：传统媒体的报道决不能只盯在物质生活的“幸福”选题上，还应强化维护公民尊严的新闻价值取向。传统媒体要积极地与新媒体互动，在“与民尊严”的进取中形成舆论的合力，同时政府部门也应为传统媒体在维护人民尊严方面创造良好的报道环境⑿。
六、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
笔者将理论统称为“知”，实践统称为“行”，紧扣时代热点，更为紧密的“知行融合”是2010年度新闻专业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
近几年房地产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磊通过阅读CnKi上近五年来以“房地产报道”为关键词的文本，认为“研究者们主要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报纸的内容进行分析，研究视域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报道的内容分类、房地产报道中的民生问题、房地产报道内容的客观性和媒体立场的讨论三方面研究上。”⒀
还有学者将视角延伸到现如今高校的新闻学教学中，进一步分析新闻专业主义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在我国发展的张力，探讨新闻专业主义的教学实践问题，以期在新闻教学中，让学生正确地理解和养成新闻专业主义精神，为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⒁。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新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方式使得媒体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新闻专业主义在网络时代新的媒体格局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杨艺蓓在《探析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一文中力图从媒介观、新闻观、记者观、受众观四个维度来考察网络时代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究其在新时期继续发展的实践操作性⒂。
结语
从总体看，相对于新媒体、媒介融合等舆论热点的研究，2010年新闻专业主义方面的研究相对冷静和客观，研究的着眼点仍保持较高热情，同时更注意结合实际来分析和解决问题。新闻学作为一门应用学科，固然需要紧贴实践，解决问题，但若无观照问题的学理性“眼光”，就会被实践和问题牵着跑，沦为就事论事应对问题的奴隶。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也到了需要挤去泡沫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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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李渊航，《从冲突性报道看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或背离》[J].《新闻知识》，2010（5）：22-24
③田新玲、张晓多，《从新闻专业主义建构看六十年来突发事件报道》[J].《前沿观察》，2010（2）：29-31
④刘思文，《近三十年国内新闻专业主义研究综述(1979—2009)》[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月，第11卷第3期，p54-58
⑤王倩，《论晚清新政背景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展开》[J].《新西部》，2010（8）143-144
⑥芮必峰，《描述乎?规范乎?——新闻专业主义之于我国新闻传播实践》[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1）56-62
⑦陈清晗、李娜，《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视角解读韬奋精神》[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2010（2）：151
⑧云国强、郑寅淑，《建构新闻共同体：当代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发展与影响》[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0年第24卷，第5期，p10-15
⑨郑涵、牛海坤，《跨文化视野下国际传媒文化面临的新困境——全球新闻专业主义道德伦理之反思》[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5月第17卷第3期，p120-133
⑩罗宁，《网络舆论对我国新闻专业主义构建的影响》[J].《新闻爱好者》，2010（2）：25-26
⑾杨岑，《从“捐款门”事件看媒体新闻专业主义的缺失》[J].《电视时空》，2010（3）：30-32
⑿范以锦、段惠婧，《“媒”求尊严：传统媒体更有担当》[J].《新闻实践》，2010（5）：14-16
⒀郭磊，《房地产媒体报道文献综述》[J].《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10（7）：325-326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新闻传播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和教导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以抽象的方法概括了宏观世界。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哲学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哲学理论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本质、性质，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环：传者、内容、受众、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一)物质论和认识论使新闻传播活动更贴近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中的物质、意识对新闻传播的源出做了恰当的解释。它决定了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的外部世界，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方式就是信息。
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同时，新闻也是信息。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意识活动对物质的反映，要通过信息表现出来，表现的方式就是新闻报道。
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作为意识发出的主体，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在承认物质性的前提下，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新闻报道，尽最大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还原，但是由于意识的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多样性，所以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法会有不同，报道的题材和体裁也就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要进行全面报道，在宽度上拓展、深度上挖掘，将不可避免的主观意愿通过编辑思路、版面设计展现出来，而不是对新闻事实的歪曲。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1]。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就是新闻作品，反映的对象就是客观的外部世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传播史研究表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是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中所要突出的不同的性质就是由事实决定的，而这些性质虽然不决定事实，但是对新闻选择却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决定事实在意识活动中的排列顺序、优先程度。另外，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取舍。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事实经过一定的文字、画面、声音加工，就成为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的观念成果。与物质论中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相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对同一件事报道的侧重点并不相同：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中遇袭，外媒的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对我国火炬传递的抨击，而国内媒体则纷纷将报道热点聚焦在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誓死保卫火炬上，这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及这两种制度之下不同的传媒体制。
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闻传播者生产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是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听众;再者，在生产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生产者加入，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培育更多的新闻传播者。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去进行采访时，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总会在实际工作之前，拟订详细或者简单的采访计划，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连续报道、深度报道，新闻工作团队又会更为周密地策划，然后根据前期的计划和设想去进行采访活动。
因此，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另一方面要求客观社会为传播者提供更加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运动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普遍联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
人们最初的联系是物质联系，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人们的精神联系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与周围的人们产生来往。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在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时候，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才得以出现。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传受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完整，传者和受者之间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
分析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发展的外在动力就是矛盾。至于其内部的几组矛盾，从操作层面上讲是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的矛盾和传者意图与读者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新闻，所谓“新”就是要把握新闻的时间，特别是现今社会，网络媒体以速度见长，媒体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把握不好时间，就有可能被其他媒体抢占报道先机，开辟独家新闻，而本媒体手中的新闻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闻工作者就选择了缩短新闻采访时间和调研时间，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对一个事件做全面深入的报道，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真和报道的不全面。
而对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新闻自身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随着联系的加强，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开始产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新闻就是信息，因此，人们的需求成为不断产生不同类型新闻的推动力，新闻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是新闻发展的动力。我国新闻战线“走改转”的第一点就是“走基层”，所谓“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3]“三贴近”，具体来说是指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体现上层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可亲、可敬、可信。“三贴近”成为新闻工作者了解群众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新闻工作者在贴近群众、生活的时候，可以充分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群众的切身体会，真正在报道中体现民意，了解群众的需要，提供适应群众需要的新闻作品。[4]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马克思用抽象的宏观的理解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属于观念形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规定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传媒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又构成了经济基础，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是由它们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全体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运用同时也监督新闻传媒机构。列宁关于党的报刊的任务和党的报刊的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的论述，就是我国规范新闻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为例。所谓“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线，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从而使新闻从业人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5]。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矛盾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制层面来看，新闻传播机制涵盖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从传者到受者，其中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从传播内容上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沟通传者和受者关系的就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世界构成的要素之一，是物质体现出来的表征，所以说，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的侧面的公开披露。除此之外，观念、舆论作为新闻传受双方互相连接的纽带，也是运用新闻传播载体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反映。
对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即传者和受者，新闻传播的每时每刻传播的信息数量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正面的信息，也有大量负面的信息，这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慢、报道量的大小、新闻处理的轻重进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把关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关系的把握与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结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原始关系。这样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个架构出发去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特点和作用，并提出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准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检验既有规律，克服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不可操作性，将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飞.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
[2]冯静.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电视传播引导[J].新闻前哨，2001(10).
[3]黄小希.走基层，听民声，走向广阔天地，反映民情民意——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eB/oL].news.xinhuanet.com/2011-08/18/c_121879778.htm.2011-08-18.
研究新闻传播史的意义篇10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 博弈论 方法
问题的由来
新闻传播学比之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方法论的研究尚未深入，本文所要论及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博弈论方法，就表现得比较典型。
将博弈论与新闻传播学相交叉的思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最热烈的时候，新闻理论界尚无人提到。后来新闻学与文化学、新闻学与心理学、新闻学与美学、新闻学与社会学等的研究，开始陆续出现。但新闻理论界在新闻交叉边缘学科研究过程中，一直没有很好地重视新闻传播博弈学的研究。作者在1997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做访问学者一段时间，涉猎了一些有关博弈论的论著，产生了新闻学、传播学与博弈论之间关系的简单联想。这种联想主要是对新闻文化学建构来讲的，从新闻文化的外延角度来看，新闻传播的竞争生态研究。不能缺少博弈论的思想。
上个世纪90年代之后，有关博弈论的书籍开始增多，后来出现了普及性的博弈论读物，这些书籍大都将社会生活、经济领域、历史经验等方面内容，与各种博弈类型相类比，说明博弈论的道理，但也带来某些副作用，即博弈论的庸俗化。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博弈”一词在新闻报刊、文章论著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新闻传播与博弈的关系，真正被新闻传播理论界重视，是在2004年第八次传播学研讨会上，会上提出“传播即博弈”的观点，并存在争议。2008年10月，孙光海、陈立生的《传媒博弈论》由三联书店出版，有论者认为这是我国第一部把博弈论引入传媒领域的成功力作。
从新闻传播理论界涉及新闻传播与博弈论关系的话题，或在文章论著中有意识地使用“博弈”概念来看，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一是狭义基础上的理解。仅仅从传媒市场竞争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传播的博弈。如《传媒博弈论》一书，“将四大主流门户网站、两家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四大城市的13家都市报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大媒体平时新闻报道及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环境进行分析，从新闻到版面到受众再到发行，通过大量案例剖析与实战推演，总结出各大媒体在不同环境下，针对不同的竞争对手以及竞争对手采取的策略，从而制定最佳策略。内容包括网络媒体博弈、都市报博弈、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博弈、热点新闻与冷门新闻、大新闻与小新闻博弈等”。当然，从最严格意义上来看，该书许多内容还停留在下文所提及的第三种认识上。但就分析比较到位的有关传媒博弈的内容来看，完全是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媒体之间竞争策略着眼，探求媒体的生存之道。
二是广义基础上的理解。从博弈论的广义思想出发，来探讨新闻传播领域中，如何把握新闻活动的规律，有学者称之为“大博弈的思维观”。实事求是地说，新闻传播理论界在这方面的论述还较少。人们由于对博弈论的跨学科性质意义尚不十分了解，所以对这种广义理解还持较为消极的态度。传播与博弈是两个概念，但并不意味着传播不能用博弈观点去研究。小约翰将博弈论研究归人人际传播理论。说明他已经把博弈论纳入到传播学视野了，不存在谨慎与否的问题。小约翰在《人类传播理论》的前面部分特别提到传播学的学科边界问题，即所有社会科学理论都存在传播的问题，传播学强调传播的双向性，恰好说明了与博弈论的紧密联系。另一位讨论者强调：“用博弈论解释一般传播现象的做法不可取。”这是基于“传播即博弈”这一命题而得出的观点。应该说“传播即博弈”是不对的，但“传播之中有博弈”，“博弈之中有传播”，在一般的传播现象中存在部分博弈现象，也是不争的事实。而且，我们注意到，在正常的新闻传播过程中，传受双方理性的情况还是较为普遍的。那种强调博弈论研究对象必须是理性的，从而认定传播学一般现象无法以博弈论进行解释，不尽妥当。我们知道，传播模式研究的前提，也要求理性的状态。
三是日常通俗语义基础上的理解。一般是指事物之间相互影响、制约，或传统哲学所说的作用与反作用意义层面，来使用“博弈”概念。诚然，博弈论研究确实离不开这些因素，但所有事物间的这些因素，不一定都是博弈论所讲的博弈。也有在互动反馈意义层面，来理解博弈的，比起前者进了一层，然而也不十分确切。如诸多文章中的“不同文化与黄色新闻的博弈”、“媒体道德与新闻价值的博弈”、“新闻规律与媒体利益的博弈”、“隐私权与新闻自由的博弈”、“政府与新闻界的博弈”、“博弈海量信息”等。其中有些文章也道出了某些新闻传播博弈行为，但存在将博弈论泛化的情况。如有论者把主观上的意识与客观上的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把社会上普遍存在的观念或做法与某一具体的观念或行为看做一组博弈现象，这都是与博弈论不相契合的。我们只能说是直觉地使用了博弈这一名词，而没有从博弈论的理论角度去进行规范的研究。
本文的重点不在于专门提倡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博弈论方法，而是力图客观地思考博弈论方法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究竟能否作为一种研究视角，起到对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建构作用，甚至形成新闻传播博弈论这一新闻传播学的分支学科。
博弈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可能性
德国著名数学家哥德尔1931年提出不完备性定理：第一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在内的形式系统中，都存在一个命题，它在这个系统中既不能被证明也不能被否定。第二不完备性定理――任意一个包含算术系统的形式系统自身不能证明它本身的无矛盾性。这个定律虽然是针对数学来说的，但是其革命意义远远涉及科学哲学、逻辑学，而这种情况也注定要影响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诚然，新闻传播研究中，也不能将博弈论看做是无所不能的理论。我们研究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可能性，目的主要是运用其基本思想，扩展研究视域，在新闻传播领域内最合适的地方。找到双方的契合点，从新的角度描述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的规律。调整我们的传播行为，使社会信息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
博弈论最基本的思想，其一，在同一活动中，某事物的行为效果如何。有赖于它事物的行为。其二，是均衡概念。其三，假设人是理性的。理性的人，指行动者具有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进行决策选择策略的目的就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现实生活中，人们在作决策时可能往往是有限理性。其四，博弈论是竞争与合作的游戏，一般有协议契约。根据以上的简单概括，随之需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新闻传播现象与
活动过程中，有没有相类似的情况?其一，在同一新闻传播活动中，双方各自的行为要视对方的行为而定?其二，均衡概念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实现?其三，新闻传播活动的行为主体是不是理性的?情况允许的话，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否是追求的目标?其四，竞争与合作的契约关系，在新闻传播过程中能否建立?答案是倾向积极的。
有了上述基本思考，我们再从更大一些的方面来探讨运用博弈论的可能性：
哲学意义。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经济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交往关系中的普遍性、基础性。虽然，马克思主义承认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诸多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平行四边形”合力作用。但归根结底的因素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立统一。博弈论之所以在经济领域呈现出活跃的情况，人们之所以在各类社会活动、人际关系中发现博弈的因素，是因为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各种交往关系所决定的。新闻传播现象与活动，归根结底是由交往关系决定的。因此。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也具有一定的广泛性。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包括新闻传播业在内的文化产业，亟须建立一套新型的适应这一体制状况的文化产业伦理。目前可以定义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力求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这就和博弈论中核心理论之一的“均衡”概念相暗合。每一次新闻传播策划、新闻报道活动或具体的新闻传播行为，都存在博弈论的问题，因为在某一次传播活动中的传播者之间、传受之间等，都有一个行为对策选择的问题，在现实环境中不可能不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如果不追求个体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可能追求的就是整体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大化，如我国文化产业的双赢策略，即博弈论的“均衡”。公益与私利、赢利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会一直存在，博弈的均衡可达到社会发展的和谐。
社会科学理论范式也有一个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问题。
方法论意义。我们知道，博弈论最初作为应用数学的一个分支，是运筹学下面的对策论。后来应用于经济领域。在西方发达国家，作为西方经济学前沿领域的博弈论，已逐渐变为一种占主流地位的基本分析工具，人们十分重视其方法论意义。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经史子集弈的思想无处不在。过去曾有学者提出这样的观点，自然科学最基础的学科是数学，而社会科学的基础可以是博弈论。我们不能说它完全正确，但是至少应该承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
从广义的角度看，传播应用学派的传播模式研究，实际上相当于博弈模型。在我国较为流行的英国人丹尼斯・麦奎尔、瑞典人斯文・温德尔合著的《大众传播模式论》中，许多传播模型十分典型地体现出这种情况。该书第一版介绍了35个传播模式，第二版介绍了66个传播模式。除了个别早期线性模式外，在控制论的反馈概念出现之后，传播模式越往后越具有博弈的性质，甚至可以这样说。研究当代传播模式离开了博弈的思维，其研究是存在欠缺的，虽然其模式可能并不能完完全全解决实际中的所有问题。
理论建构意义。新闻学、传播学以及中国化的新闻传播学，从它们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是建立在众多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日益融合的时代，在需要破除自然与社会科学鸿沟的时代，谁也不能断然否定新闻传播学领域可以不要博弈论的参与。作为与社会实践互动频繁、联系紧密的社会科学之一的新闻传播学，从来不存在其他学科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由于受经济学的影响。人们思考博弈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运用时，可能认为仅仅反映在传媒的经营管理上。这种狭义的理解，导致产生了博弈论不适合一般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观点。作者认为，新闻传播研究中重视运用博弈论。并不是要求新闻传播理论“范式”像经济学那样转向博弈论，并把它作为核心的理论分析工具，而是在理论体系建构中，对博弈论方法给予足够的重视，将其中合理的内容，吸纳到基础理论中来。更重要的是，将博弈思维作为指导理论研究的一个窗口，扩展新闻传播理论空间。当然，也可以建立新闻传播学下面的二级学科“新闻传播博弈理论”。进行专门的新闻传播学新领域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