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1
【关键词】审计视角；广义内部控制；狭义内部控制；内部会计控制；内部控制审计
内部控制的理论渊源可以从两方面考察，即审计与管理。在国外存在着两个比较明显的研究倾向：其一是从管理学的视角研究内部控制问题。其二是从审计学的角度研究内部控制问题。尤其在20世纪70年代从审计学立场研究内部控制者日盛,并且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现有的内部控制理论与实务，基本内容大多是作为独立审计的客观基础而存在的，这正是内部控制迄今为止所以在审计研究领域特别受重视的一大原因。
从审计角度看内部控制面临着许多问题。国家审计署、中国内部控制标准委员会分别关注相关的问题，二oo八年五月财政部会同证监会、审计署、银监会、保监会制定了《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执行本规范的上市公司，应当对本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自我评价，披露年度自我评价报告，并可聘请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审计。由此引出注册会计师需要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评价并出具审计报告，那么对基于审计视角的内部控制的一系列概念进行界定就是非常必要和有意义的，是进行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基石，以防止使用术语的混乱和冲突。希望我们的研究为企业内部控制的各项指引的制定提供理论基础支持。这对改善我国内部控制现状，完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和证券市场的规范运作具有深远意义。
一、内部控制
（一）广义内部控制
人们普遍认为，内部控制概念最早是由审计师提出来的。我国阎金得、陈关亭（1998）认为“内部控制’第一次作为一个专业术语使用，是在1936年美国会计师协会文告中出现的。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发起组织委员会(CoSo)”对内部控制作了如下描述：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实现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应由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沟通、监督五个方面的内容构成。这应该是目前为止最为权威的广义内部控制的定义，即包括财务、经营、遵循风险及其他风险管理的控制（缪艳娟，2007）。我国2008年制定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所称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控制目标的过程。内部控制的目标是合理保证企业经营管理合法合规、资产安全、财务报告及相关信息真实完整，提高经营效率和效果，促进企业实现发展战略。可见基本采用了美国CoSo中内部控制的定义，我们认为这应是广义的内部控制，为我国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标准。
（二）狭义内部控制
狭义内部控制的定义笔者认为应借鉴美国上市公司监管委员会（pCaoB）的第五号审计准则（aSno.5）《与财务报表审计协同进行的对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所定义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狭义的企业内部控制定义是由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旨在实现与财务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目标的过程。其目标主要是合理保证企业财务报告及其相关信息的真实完整。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包括下列方面的政策和程序：一是保存足够详细的记录，准确、公允地反映企业的交易和资产处置情况。二是合理保证按照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编制财务报表的要求记录交易，发生的收入和支出已经过企业管理层和董事会的授权。三是合理保证及时防止或发现未经授权的、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取得、使用或处置的企业资产。这一狭义内部控制概念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在注册会计师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时专门针对财务报告领域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发表审计意见。
（三）二者关系
狭义内部控制与广义内部控制的定义相比，前者仅包含了与财务报告可靠性目标相关的部分，而省略了经营活动的效率效果的目标，遵循相关法律法规目标中也仅保留了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对财务报告的要求这类与财务报表编制直接相关的法律法规。广义内部控制是对狭义内部控制概念的扩展，明确内部控制不应仅局限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可以这样理解，广义的内部控制上升到了公司治理的高度，而狭义的内部控制可以和美国pCaoB所提出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具有相同的涵义，主要用于注册会计师在对企业内部控制进行审计时定义其所涵盖的范围。
二、内部会计控制
（一）内部会计控制
“内部会计控制”最早在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审计程序委员会1958年《第29号审计程序公告》提出，1972年的《第54号审计程序公告》将“内部会计控制”定义为：“组织计划以及关于保护资产安全完整和财务记录有效性的程序和记录，并对下列事项提供合理的保证：一是交易经过合理的授权；二是公司对交易进行了必要的纪录，以确保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公认会计原则保持一致；三是资产的使用和处置经过管理层的适当授权；四是在合理期间内，对现存资产与资产的会计记录之间的任何差异采取了恰当的行动。”2001年我国财政部颁布实施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对“内部会计控制”定义为：“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内部会计控制的基本目标包括：规范单位会计行为，保证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堵塞漏洞、消除隐患，防止并及时发现、纠正错误及舞弊行为，保护单位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单位内部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
（二）狭义内部控制与内部会计控制的关系
“狭义的内部控制”和“内部会计控制”二者的目标都是为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以及财务报表的编制与公认会计原则保持一致。在内容上，二者都包含了所有交易和收支活动的会计记录控制和授权批准控制以及对资产的保护。但是，狭义内部控制是从现实生活中投资者需求的角度来关注内部控制，并吸收了CoSo报告及其它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它不是对内部会计控制的简单重复，而是有了巨大的发展和超越。从上面定义可以了解到狭义内部控制包含了控制环境这一非常重要的内部控制组成要素。其成功地吸收了CoSo报告关于控制环境及其重要性的研究，明确了公司的董事长和其他管理层作为控制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财务报告层面的内部控制所承担的责任，这相对于内部会计控制概念而言是一个大的发展。内部会计控制是注册会计师站在会计信息最终结果的角度上进行的分析，是一种专业化的、适用范围具有严格规定的、防护色彩很重的概念。而狭义内部控制强调了控制环境对财务报告可靠性及其过程的作用，不仅仅是关注结果更重要的是过程。也就是说，直接影响财务报告的控制不应该只包括内部会计控制，内部会计控制与公司控制环节的所有其他要素一起构成了防止财务报告出现问题的内部控制。
三、内部控制审计
内部控制与审计理念和审计程序的发展密不可分。内部控制受到关注并得到极大发展，只是因为审计人员发现其可以降低财务报表审计的成本，于是不遗余力地去推动它，以便更好地利用它。
2002年安然事件后，美国国会颁布了SoX，要求管理层评价内部控制，并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2003年美国SeC《最终规则》，同意贯彻SoX的要求；2004年美国pCaoBaSno.2，为注册会计师审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提供指导。2007年pCaoBaS5，取代aS2，更清晰地指导注册会计师审计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根据aSno.5第3段：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是指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就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对特定日期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的有效性的评估报告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为了形成审计意见的基础,审计人员必须计划和执行审计程序，获得合理保证，确定公司财务报告内部控制是否在管理当局评估的特定日期存在重大缺陷。我国颁布的《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为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建设提供了基本标准，在此基础上正在制定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一系列操作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中“企业内部控制审计”的定义，我们认为在借鉴美国aSno.5中有关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的概念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定义为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企业在特定时点（以下称审计基准日）管理层针对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部控制有效性做出的自我评价进行审计，并发表审计意见。需要做出说明的是此时的内部控制是前文谈到的狭义的内部控制，如果注册会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所有方面进行评价，其可行性受到一定的制约，即超出了其专业胜任能力，因此评价范围应具体有所指，才真正具有实际意义和可行性。
如果我国制定《企业内部控制审计指引》采用广义内部控制会被认为我国指引甚至比SoX法还严，而且所扩大的监管内部控制的外延也是注册会计师不能胜任的，会使其暴露在高风险的境地，同时难以落实和界定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责任。在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程中使用狭义的内部控制突破了广义的内部控制面面俱到实际却流于形式的缺陷，强调突出财务报告层面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责任及范围，直接指向资本市场上越来越严重的上市公司经营失败、公司舞弊现象，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提高资本市场信息质量、加强独立审计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四、结论
为了便于不同层次的法律、法规或监管规定对内部控制有不同的要求，以明确各责任主体及评价主体的责任，本文从学术角度对内部控制不同术语的含义进行了规范界定。文中所谈的广义内部控制是宏观地把握内部控制，运用于公司治理层次，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评价分为定期评价和专项评价，定期评价的对象应该是针对广义内部控制。内部会计控制是微观的、片面的、静止地看待内部控制和财务报表有关的结果。狭义内部控制是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是企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全体员工实施的实现与财务报告相关的控制目标的过程，强调是一个过程。注册会计师接受委托对广义内部控制不能进行审计，由于其可行性受到制约，只能对狭义内部控制的特定时点进行审计，但这并不等于注册会计师不能对广义内部控制做鉴证业务，可以做审核、审阅等业务。
【主要参考文献】
[1]缪艳娟.英美上市公司内控信息披露制度对我国的启示.会计研究，2007，（9）.
[2]潘秀丽.对内部控制若干问题的研究.会计研究，2001，（6）.
[3]张龙平，朱锦余.关于注册会计师内部控制评价理论思考.审计研究，2002，（1）.
[4]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内部控制审核指导意见》.
[5]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6]CoSo.internalControl-integratedFra-
mework.1992.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2
论文摘要:近年来，工商管理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严峻，究其原因在于应该重新构建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模式。重构的基础是深入理解“工商管理”概念。在此基础上，强调“工商管理专业应以狭义的工商管理概念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和突出专业特色，并使其具体化和实用化。”同时强调工商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是否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专业能力和专业观念，是检验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培养模式的尺度。
几年前，大学本科招生时，工商管理专业较为抢手，考生报考踊跃，招生人数甚众。但近年来，该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形势严峻，在就业市场上的说辞较多。认为如果是搞具体工作他们不像会计专业或营销专业的毕业生有一技之长，如果是搞管理又嫌他们没有工作经验。有鉴于此，人们(包括教师和本专业学生)议论纷纷，认为应该加强学生的会计技能和营销技能的培训，以适应市场需求。咋一听，这种说法很有道理，“适应市场需求”。仔细一想，或许还可商榷。如果用人单位只强调会计或营销的一技之长，这些学生何不原来就报考会计专业或营销专业?难道就业市场就不需要“工商管理人才”?或许这只是问题的表象，问题的实质在于就业市场需要怎样的工商管理人才。市场需求和专业特色是一个本科专业生存和发展的两个支柱。如果就业市场对工商管理专业人才没有需求，那么这个专业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如果这个专业没有自己的特色，雷同于其他专业，那么这个专业也没有存在的必要。工商管理专业的特色就在于能培养满足就业市场需求的工商企业的专业管理人才。
一、市场是否需要工商管理人才
或许有人会认为提这种问题简直是幼稚。回答绝对是肯定的。但为什么在就业市场上，招收该专业毕业生的职位比例远远低于营销专业和会计专业。这种矛盾现象也许可以从“工商管理”的概念发展，以使人们现在对这个概念认识上的偏差得到说明。
应该说“工商管理”的概念在范畴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工商管理涵盖工商企业中的一切管理范畴，包括现在已经独立成专业的营销管理、财务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原来的人事管理)和物流管理。狭义的工商管理应着重强调计划管理、组织管理、战略管理以及决策，当然也包括运营管理、质量管理和信息管理等。广义的含义包括狭义的含义。改革开放初期，人们刚认识和强调工业企业管理和商业企业管理的时候，所意识的工商管理的概念是广义的。以至于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工商管理”是“万能”专业，其毕业生什么都能干，哪里都能用。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工商管理概念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方面越来越一般化、越来越抽象，甚至连这个专业最主要的课程“管理学”都不针对工商企业了，已经抽象到面对一切组织的管理了。或许对这种发展的理解从专业上说有利于招生，但不利于就业。应该说，纯粹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抽象(其实是“管理”概念的抽象)是学科发展的必然。另一方面越来越具体化、越来越实用，各种子学科从广义的工商管理中独立出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科门类，支撑各具特色的专业。其实“工商管理”作为专业，也应该具体化，实用化。这种具体化和实用化的工商管理专业，应该以狭义的工商管理概念为基础，构建学科体系和突出专业特色。
那么市场是否需要以狭义的工商管理概念支撑的工商管理的专门人才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从管理的职能和工商企业中一些职位的性质说起。管理是对组织的管理。在工商企业中，从组织的结构上说存在许多不同层次的组织，如班组、工段、车间、各职能部门及高层组织。这些组织需要设置相应的管理职位。从性质上说，这些职位的功用不过是执行管理的计划职能、组织职能及决策。这些职位需要具备相应管理知识的专门管理人员来充任。从数量上说，一个工商企业在这方面的职位数，远远多于财务管理的职位数。所需要的专门人才数量，也远胜于财务管理人员的数量。那么这种数量优势为什么在就业市场上不能得到相应的反映呢?这个问题或许可以从经济发展模式和用人单位的人才观念，以及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模式等方面加以分析。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用人单位的人才观念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纵观20多年的经济发展，其发展模式在宏观上大致可分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个不同阶段。80年代的发展模式在性质上是恢复性发展。发展的主体是国营企业。发展的方式主要是改善工商企业的经营管理。
这也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工商管理吃香的主要原因。90年代的发展模式在性质上是扩张性的发展。发展方式主要是通过开放引进投资，形成外延式投资主导型发展。当发展依赖于投资时，投资主体的明晰化则变成了问题的关键。因此，产权制度的改革成为了90年代改革的主旋律。随着产权制度改革的深入，发展的主体逐渐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民营及私营企业。现在的经济总量中，非公经济的贡献率已达到60%。90年代形成的外延式投资主导型的发展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在就业市场上营销人员一直受到青睐便是明证。2003年，我国的人均GDp已经达到1000美元。这是经济发展方式应该发生转变的重要信号。总理2004年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按既定的部署和现行汇率计算，到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这是整个现代化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也是经济社会结构将发生深刻变化的重要阶段。”同时指出:“我国经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结构不合理，经营方式粗放，经济增长主要靠增加投入、扩大投资规模，资源环境的代价太大。”在这种转折时期，经济的发展模式将从外延式投资主导型逐渐转变为内涵式管理主导型。内涵式管理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基础是工商企业的管理水平。而管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工商管理人才。目前正处于这种转折的开始阶段。两种不同发展模式对工商管理人才的需求有较大差异。如果说外延式投资主导型的发展模式更表现为对市场营销人才的需求的话，那么内涵式管理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在不忽视市场营销的前提下，更应该强调对狭义的工商管理人才的需求，以便向管理要效率。或许是人们已经习惯了90年代的发展模式，或者是刚处于转折的开始阶段，用人单位的人才观念还未转变，这种“应该”还未发生。事实上，这不只是观念转变的问题，还有个产权基础的问题。现在的经济结构中，非公经济占有很大比例。非公企业的产权基础一般是家族。由此决定了这些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一般是家族成员，而非专业管理人员。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家族企业对外人的不信任之外，还有对刚毕业的工商管理人才的能力的怀疑。其实这种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工商管理人才的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不仅取决于管理理论基础的掌握，还取决于管理实践经验的积累。要消除这种怀疑，不得不从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生的培养模式着手。
三、工商管理专业本科学生培养模式之我见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3
一、会计公允价值的三级估计
我国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是比较谨慎的，因此参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按不同市场条件对公允价值进行三级估计。资产或负债存在活跃市场的，由活跃市场中的报价确定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熟悉情况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价格或实质上相同或相似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市场价格确定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条件的，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会计准则中确定公允价值的思路与市场活跃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市场活跃，资产流动性好，可以直接以市价确定公允价值；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活跃市场，可以退一步，以类似资产的市价来调整确定公允价值；资产流动性差，再用估值技术。按照这种思路，流动性比较好的资产，如一些衍生金融工具，可以将市价或类似资产可修正的市价理解为公允价值的标准；流动性比较差的资产，如一些专用性固定资产，没有直接交易市价可参考，估值结果是公允价值标准。但是，在真正确定公允价值时，按前两层级操作将面临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活跃市场中流动性好的资产，市价一定公允吗？非活跃市场或流动性较差的资产，如果可以找到活跃交易的类似资产，该类似市价该如何进行修正才公允？真要解决这些特殊问题，最后还是要采用估值技术。因此，从更广义的层面上分析，会计准则规定的公允价值三级估计本质上都需要采用合适的估值技术来解决。
二、会计公允价值与评估价值
会计准则涉及的计量属性包括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现值、可变现净值、重置成本等。狭义的会计公允价值作为一种计量属性，其定义中暗含时间概念，即强调特定交易时点的价值。不同的计量属性可以从不同时点找到他们的关联。资产过去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在现在特定交易时点可能只是该资产的历史成本；同样，现在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可能是未来特定交易时点该资产的历史成本。因此，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属性，是不同时点对价值的描述。
在评估中，不采用会计计量的相关概念，通常用到的概念是“价值”。资产评估准则中将价值类型界定为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可以理解为资产在评估基准日公开市场上最佳使用条件下，资产可能实现的交换价值的估计值。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包括投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价值、残余价值等。从评估的角度分析，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在符合各自条件的情况下，都是合理和公允的。而市场价值起到了评估公允性价值坐标的作用，是资产评估中最为典型的公允价值。
按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当“资产评估业务对市场条件和评估对象的使用等并无特别限制和要求时，注册资产评估师通常应当选择市场价值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执行以财务报告为目的的资产评估业务，应当根据会计准则等相关规范关于会计计量的基本概念和要求，恰当选择市场价值或者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在公开市场条件下，会计准则中的公允价值可以理解为评估中的市场价值，其他的计量属性可以理解为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因为资产评估中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在各自条件下都是公允的，所以资产评估中“公允”的概念涵盖的范围更广，超过了会计准则规定的狭义“公允价值”的范畴。
三、估值技术确定的“公允”价值
估值技术即资产评估的技术方法，在评估领域，常用的三种基本方法是市场法、成本法、收益法，三种方法是从不同角度衡量同一资产的价值。虽然三种方法的理论基础不同，但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对同一条件下的资产用不同的方法评估，其价值应该是趋同的，无论是选择何种价值类型，最终的结果都是公允的。如果对三种评估方法的基本技术思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从会计准则规定的多种计量属性的角度来看，不同评估方法得到的“公允”的价值涵盖了多种计量属性。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4
何为政府、何为中国政府呢？中外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与讨论。中国学者一般从广义和狭义上理解和使用政府概念。如中国改革开放恢复重建政治学以后，由赵宝煦先生主编的第一本政治学教科书《政治学概论》中就明确地指出：“政府一词，历来就有广义和狭义两种不同的解释。在资本主义世界，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部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这就是所谓广义的解释；在实行议会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通常是指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就是所谓狭义的解释。”（注：赵宝煦：《政治学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3页。）赵先生关于政府的这个界定在中国政治学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共识和影响。但同时也提出一个值得商讨的问题，即政府是否只同国家相联系？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在广泛阅读学习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政府问题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初步论证了“非国家机构的政府”问题（注：乔耀章：《政府理论》，苏州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2页。）。在国内，关于中国政府的法定含义有两种：一是建国初年“共同纲领”规定的集立法、行政、军事、司法于一体的广义的政府，一是始于1954年宪法规定的狭义的政府，即指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或国家行政机关。（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值得一提的是，国内学者关于中国政府的狭义解释几乎没有大的分歧，而对于广义政府的解释则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表现在：一些学者将对政府概念的界定从国家机关的立法、司法、行政机关扩大到所有国家机关，包括军队、警察等暴力机构，如芮明春主编的《政府学》，高民政主编的《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就是持这种解释；另一些学者则将对政府的概念界定从国家机关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领域，这里又有三种情形：一种是把政府＝国家＋社团＋民间组织＋社区政治机构，如辛向阳在其著《红墙决策：中国政府机构改革深层起因》一书中关于政府的五级定义的前两级定义就是如此；另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纳入中国政府定义之中，如王敬松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政治》一书中就基于中国政府的特殊结构，把中国共产党放在了广义的政府之中；胡伟著《政府过程》一书认为，共产党组织是当代中国政府机构的核心，无论就广义的政府还是狭义的政府都是如此；朱光磊著《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一书主张政府等于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认为这反映了当代中国的实质；第三种是提出更大的政府概念，它超越了国家机构的总体与执政党之和，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并主张用“政府体系”概念等同或取代政府概念，如由曹沛霖、林尚立教授等编著的《当代中国政府理论研究丛书》在总论中就使用了“政府体系”概念，作者把政府体系优化的基本组成概括为10个方面；陈红太研究员认为“政府体系”这一概念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它是对当代中国政治组织及其相互关系、或制度、体制的极高度的逻辑概括，认为应该用“政府体系”的概念替代“政府”概念（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华文出版社2001年版；《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以上对政府概念所作出的“超国家”机构的解释不同于我们提出的“非国家机构的政府”概念，把政党等纳入政府的研究对象虽有事实根据，但是值得商榷。我们既不能简单地认为将政府概念的解释限定国家机构范围内就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而不能自拔，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如果不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纳入政府概念就是无视当代中国政府的实质，就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政府”与“政府体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不能简单等同。非国家机构的执政党、政协和“单位”也不能同政府相提并论，它们只构成政府的生态环境和履行职能的工作对象，虽然过去和现在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还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等现象，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这些现象会逐步淡出政府，做到各自相对独立，各就各位，各司其职，各务正业，逐步理顺党政关系。通过政府创新逐步达到“解放政府”，这也应是政府创新的内容和基本走势之一。由此可见，作为政府创新中的“政府”，应当是指同国家机构相联系的政府，首先和主要的是指狭义的政府。
创新，是人类智慧之树上最为璀璨的花朵，也是当今知识经济时代人们大力弘扬的理念。然而，“创新”是一个很严肃的大字眼，人们不要轻易言“创新”。因为创新是很不容易的，它对创新者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何为创新呢？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发现”(disc-overy)“发明”(invention)“创造”(creation)“创新”(innovation)等几个概念进行辨析。
有学者研究证明，如果没有发现，便不会有人类的发明。人类的每项发明都是建立在发明者对某种特定自然规律的发现性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发现可以分为自发性发现与自觉性发现。前者是人类对自然规律现象外在性的首次感性认识，后者亦即通常所说的科学发现，是人类对自然规律内在性的首次理性认识。如果溯人类文明之河而上，就会发现古代社会时期的发明大都是在自发发现的基础上获得的，而近代的发明则多是自觉的发现。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对于理性的科学发现来说，发明起着极其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科学发展史也同样证明发明亦为发现之母。从这个意义上说，发现与发现是互相促进、互相发展、紧密联系的两种过程。发现引发新的发明，发明同时导致新的科学发现。发明是科学发现的基础（注：郭成安：《发明与发现》，《新华文摘》2001年第9期。）。至于创造与创新，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看法是，创造和创新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指通过革新、发明、产生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另一种看法是，创造的意思是原来没有的，通过创造，产生出新的可称为“无中生有”；而创新则是指对现有的东西进行变革，使其更新，成为新的东西，可称为“有中生新”。创造与创新的联系在于，创造性最重要的表征是创新，亦即创造概念包含着创新。既然创造具备了新颖、独特的属性，那么，表征创造核心价值的创新，就更应该表现出“首创”和“前所未有”的特点，这是不言而喻的。与创造的词源不同，创新是一个外来词，创新的含义有两点：引入新的概念、新东西和革新，亦即“革故鼎新”（前所未有）与“此入”（并非前所未有）都属于创新。熊彼德曾给创新下过定义，他把“新的或重新组合的或再次发现的知识被引入经济系统的过程”称之为创新。这种定义要比“首创”“前所未有”的创造指称更宽泛，它包容了前所未有，也包容着对原有的重新组合和再次发现。并且把新知识“引入经济系统”才算完成，才能使发明者成为创新者（注：叶平：《“创新教育”解析》，《新华文摘》2000第3期。）。我们可以对“发现”“发明”“创造”“创新”这些概念不作严格的区分，而只需注重它们的共性：非教条性、非守旧性、非封闭性、非片面性和狭隘性。我们认为创新的基本内涵可包括：其一，创新应当表征出自觉地合规律性，以免创新主体的自发性、盲目性和随意性；其二，创意虽无穷，资源则有限，创新应当拥有原创性或首创性即前所未有，这是创新的原义或本义；其三，与合规律性和原创性相适应，创新应当努力站在前人的肩上，具有文明、健康、进步和发展性或不可逆性、传承文明与开拓进取的统一性，不可庸俗地将任何“新”都赋予“创新”字眼；其四，创新应当立足在梯度发展的现实基础上有条件地将已有的创新进行重组或再现，万事不必另起炉灶，从头做起，这是合规律性的一种具体体现，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种创新，但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其五，创新应当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任何一种创新都能够进入可操作性的过程，并使之转化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这五个方面是我们对创新的初步理解。
政府“综合创新”浅析
政府创新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或是政府改革、政府发展的合历史逻辑的引申。根据上文对中国国情、政府和创新的理解，我们认为政府创新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无论是从狭义的或广义的抑或是“政府体系”的角度看，政府都需要辩证的“综合创新”，而不能孤军奋战，搞“单一创新”，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本文所指的政府综合创新至少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历史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
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统一的政府综合创新同上文论及到的中国国情的“二重性”、“多质性”相关联。一方面，历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纵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从生产关系角度或“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看，就是要处理好作为社会主义定向性的政府创新与资本主义的政府传统（在中国还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即旧中国的政府传统）和未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高发展阶段政府创新的关系。从生产力角度或“三大社会形态”角度看，我国社会发展基本上还处于第一大社会形态，即人对人依赖关系的社会向第二大社会形态即人对物依赖关系的社会转变过程之中，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我国的政府创新就是要建立在这一历史发展的真实进程基础之上，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创新与继承计划经济的政府传统的关系。这种历时性政府创新具有宽广深厚的历史基础的优点，基本属于“重组”性、“引入”性、“有中生新”性创新，但这一优点也可能蜕化为一种惰性力量从而成为制约政府新的创新的阻力。另一方面，共时性的政府创新，是一种综合性、横向整体性的政府创新，其实质就在于开创未来，创造新的“传统”，从而把社会历史推向前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创新既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也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传统，而只能是“革故鼎新”的“无中生有”的原创性创新。共时性政府创新涉及到中外政府创新之综合，国内不同层次如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不同区域如东部、中部、西部等，不同领域如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政府创新之综合。无论是历时性的政府创新，还是共时性政府创新，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只有把历时性政府创新与共时性政府创新相结合，才能实现政府综合创新。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的政府综合创新，逐步形成古今中外优势互补的政府创新机制，以保障政府不竭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广义与狭义及“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
为了叙述的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个问题分为三个层次。首先，作为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如上文所述，对于狭义的政府，学术界没有大的争议，一般是指各级人民政府。狭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可以从多方面来论证，大体上可分为纵横“十字”型创新和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这两个方面。纵横“十字”型创新，主要是指纵向的政府层级及其行政区划方面的创新，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设立特别行政区，建立海南省和重庆直辖市，地市合并，撤县建市，撤乡建镇，以及调整中央和地方关系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横向的各级政府部门的机构设置、改革和调整，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人事制度等等就属于这方面的创新。纵横“十字”型创新是政府创新统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政治与行政统一性创新，主要是指随着社会和政府的发展、扩延，政府的“双重性”日益凸现出来。一是政府的政治性，一是政府的行政性，即政府是政治性和行政性的统一。如西方的政务类公务员和业务类公务员；我国的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公务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政治与行政的统一。有必要指出的是，自伍德罗·威迩逊创立现代行政学以后，特别是古德诺提出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以后，似乎政府只与行政相关，而与政治无关，这是一种有着广泛而且深远影响的误解。事实上政府中的政治与行政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不分由来已久。“政府”的政治表现为是非、善恶，而行政则表现为效率、优劣。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在政府中政治和行政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它们日益显现出相互支持的趋势（注：陈红太：《当代中国政府体系与政治研究法》，经济时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259-260页。）。既然如此，中国政府的创新就不能局限于政治创新（计划经济时代）或行政创新（市场经济时代），而只能将政府的政治创新与政府的行政创新并举，显示政府综合创新特征。如目前中国政府贯彻落实江泽民主席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进新公共管理、治理理念等就是政府综合创新的重要举措。其次，作为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广义的政府一般是指所有国家机关，主要包括国家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所谓广义政府的综合创新从理论上讲是指政府立法创新、政府司法创新和政府行政创新（狭义政府创新）三者之间的“同步”创新，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但是，广义政府的诸方面发展是不平衡的，它们的改革和创新将分轻、重、缓、急进行。实践证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首先对政府改革和创新的呼声最大的是作为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对政府改革、创新问题最为关注的就是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很少联想到广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这是带有片面性的。事实上，如果没有广义政府的配套改革和创新，狭义政府的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顺利进行并卓有成效。在中国，人大的创新、司法的创新与政府的创新同等重要，一个都不能或缺。再次，作为“政府体系”的综合创新。前文已述及，学界提出“政府体系”概念，这也是一种创新，并有学者主张用“政府体系”替换“政府”概念，这是值得商榷的。不过，使用“政府体系”概念，旨在将“政府”概念扩大到国家机构以外，把政党，尤其是执政党，把企业，把社团、群众自治组织等，也包括在“政府”之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的中国国情。目前，被学者们列入“政府体系”的各主体无一不面临改革创新的历史性选择，尤其是政党、执政党、企业等等的改革和创新，其中，执政党的改革和创新最为核心和关键。通过它们的创新，一方面，借此理顺它们同国家、政府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作为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的生态环境创新来同政府（狭义和广义的）创新产生互动效应，将政府综合创新推向新阶段。以上三个层次的政府综合创新，自然形成三个同心圆，最中心的圆是狭义政府综合创新，其他两个圆都是它的生态环境的综合创新。这三者之间互动互补，任何一方面的创新都不可或缺，由此构成当代中国政府综合创新体系的全景式画面。
第三、政府理论、制度、技术、实践的综合创新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2000年6月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的概念。6月30日，江泽民在为美国《科学》杂志撰写的社论中提出要“推进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提高全社会创新意识和国家创新能力，这是中国实现跨世纪发展的必由之路。”200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用“制度创新”替换了“体制创新”的提法。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有关讲话中，还与理论创新相适应，提出了“实践创新”的概念，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充分发挥历史主动性和革命创造性，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努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根据国家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我们拟把政府综合创新的具体内容概括为：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只有将这四方面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较完整地构成政府综合创新。其中，政府理论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起源、政府性质、政府目的、政府规范、政府环境、政府结构、政府功能以及政府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观念的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民主制度、政府法律制度、政府经济制度、政府文化制度以及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等方面的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现代化的工具、技术、网络、手段、方式、方法方面的创新；政府实践创新，主要是关于政府公共管理活动中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事务进行治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取得公共收益最大化的行为创新。这四个方面的政府创新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缺一不可。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来说，政府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实践创新可归结为实践创新范畴。政府理论创新源于政府实践创新，而政府实践创新又有赖于政府理论创新先行，政府实践创新检验政府理论创新，推动和发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理论创新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实践对于政府理论创新的需要程度。既然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属于政府实践创新范畴，那么，为什么又将它们从政府实践创新中凸显出来呢？这是因为相对于政府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言，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是介乎其中的桥梁或纽带。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直接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而只能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的中介间接地作用于政府实践创新。同样的政府理论创新可以作用于各种不同的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进而作用于不同的政府实践创新。另一方面，政府制度和技术及其创新的缺失或不完善（体制性障碍）可能误导或反向作用于政府的实践及其创新，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导致偏离政府公共管理实践的价值取向。因此，一旦政府理论创新问题解决之后，能否有政府制度，政府技术创新及时跟上去就是起决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倡导和尽可能实现政府理论创新层面，还要努力通过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将政府理论创新贯彻到政府实践中去，进而实现政府实践创新。除了政府理论创新和政府实践创新的关系、政府制度和技术创新中介于政府理论和实践创新的关系外，还有政府制度创新和政府技术创新之间的关系。简言之，政府制度创新（选择）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变迁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总之，一方面政府理论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制度创新内在规律，政府制度创新不能超越政府技术创新内在规律，政府技术创新不能超越政府实践创新内在规律，这体现着唯物论；另一方面，政府实践及其创新依赖于政府技术创新，政府技术创新依赖于政府制度创新，政府制度创新依赖于政府理论创新，这体现着辩证法。政府理论创新、政府制度创新、政府技术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政府实践创新。政府理论创新领先，政府实践创新第一，做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论者，这是我们研讨政府创新问题必须确立的一个基本理念。
政府创新有赖于“政府自觉”
在中国，政府综合创新势在必行，但是，政府综合创新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实现的，而只能有赖于“政府自觉”。如果我们不刻意思考一下“政府创新”与“创新政府”这两个汉语词汇有什么不同，还以为这两个词义很相近或相同，其实不然。“创新政府”属于被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被创新客体地位，谁来创新政府，创新主体不一定是政府；而“政府创新”则属于主动态概念，它置政府于创新的主体地位，内含政府自创，发挥政府自觉的主观能动性。事实上，政府创新动力来自内外两方面。外部动力有政党特别是执政党、有国家、有社会、有公众等等，内部动力则主要来自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发挥，来自政府自觉，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政府创新的外动力只有通过政府创新内部动力才能发挥作用。如果没有政府主体能动作用的正确发挥，如果没有政府自觉，政府综合创新就难以实现。
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也许可以说，文化自觉就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和而不同”的文化观的一种具体体现（注：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费老的“文化自觉”概念对我们思考政府创新问题，进而引申并提出“政府自觉”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在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府创新，代表着当代中华民族对于自身的创造性潜能的一种深度发展和自觉运用，古老的中华民族正在创新中逐步找回自信，酝酿着伟大的复兴。自政府被创造发明以后，创造力、创新力就是政府特有的能力，它直接地是以潜能的方式存在的，必经通过政府的自觉开发和积极运用才能发挥作用，政府在开发和运用自身创造、创新能力的自觉程度、广泛程度和深刻程度与政府的创造性潜能的实现程度之间呈正比递进关系。是因循守旧，还是锐意创新，对政府来说，则表明其自觉性水平，特别表明其公共精神和对于未来的责任和态度。
政府创新本质上是对社会、国情认知的结果，必须基于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再认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决定着政府创新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样的社会，国情发展规律就产生什么样性质的政府创新。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作用的好坏，决定着政府创新效能的高低。但这并不等于说政府创新总是消极被动地适应社会、国情发展规律。事实上，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发”是同“自觉”相对的，原指人们未认识、未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无远大目的，盲目地为客观必然过程所支配，往往不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而“自觉”则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同理，政府创新也可分为“自发的政府创新”和“自觉的政府创新”。前者是指政府在未认识和掌握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高；后者则是指政府在已经认识并掌握了社会、国情发展规律时的一种创新活动，其创新成本往往比较低。前者或迟或早必然向后者发展，后者则必须以前者为历史前提和基础。因为政府创新也必然是一个不断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自然历史过程，从“自发”的政府走向“自觉”的政府，从“自在”的政府走向“自为”的政府。一般说来，与公有制社会相联系的政府创新比私有制社会的政府创新更具有自觉性，因为政府有领先的理论指导，通晓历史发展规律。但是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选择了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发展道路，由于缺乏其成长发展的自然历史前提和基础，从而使这种“自觉”大打折扣。如何使“政府自觉”立足于现实的科学的基础之上并发挥得适度，这是摆在我们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面前的一项重大课程（注：乔耀章：《公共行政与公共哲学》，《江海学刊》1999年第3期，第49-53页。在该文中作者提出并初步论证了“自发的公共行政”与“自觉的公共行政”问题。）。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5
关键词：利得损失业主提款业主投资
1.我国和英国会计要素比较概述
英国是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世界上最早发展会计职业的国家。英国会计理论的特点是：第一，会计“真实和公允”的反映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第二，会计概念十分清晰和明确；第三，重视《公司法》的制约；第四，努力和国际会计准则的要求协调；第五，逐渐受到“欧盟”的影响。
我国是新兴发展的社会主义国家，会计职业的发展起步较晚。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适应新形势变化，建立和健全会计理论体系，是我国会计理论界的当务之急。
会计要素是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是财务报表的基本构成，是会计理论的基础。本文通过比较我国和英国的会计要素，学习英国会计要素的先进之处，提出改进我国的会计要素体系的建议。
1999年12月，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aSB）在发表了两次征求意见稿后，最终了《财务报告原则公告》，该公告为财务报表设置了七项会计要素：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得、损失、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
2006年，我国财政部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其中的第十条规定，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事项的经济特征确定会计要素，该基本准则把会计要素分为六项：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和利润。
2.我国和英国会计要素的不同之处
我国的六项会计要素和英国的七项会计要素相比，资产负债表会计要素，即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项会计要素的内涵基本是一致的。不同之处主要是利润表会计要素，即收入（利得）、费用（损失）要素，我国的利润要素和英国的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会计要素。
2.1收入（利得）、费用（损失）会计要素的比较
我国单独设置了收入和费用要素。所谓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所谓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由此可见，我国的收入和费用要素，都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不包括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所以我国的收入和费用要素的定义是狭义的定义，无法全面的反映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产生的经济利益流入和流出。
我国在《基本准则》中提出了利得和损失的概念，而且是狭义的概念。利得是指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损失是指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基本准则》把利得和损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另一部分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但是我国并没有把利得和损失单独设置为会计要素。
英国的利润表会计要素有两项：利得和损失。利得和损失是广义的概念，利得包括狭义的收入和狭义的利得，类似于我国的收入和利得；损失包括狭义的费用和狭义的损失，类似于我国的费用和损失。
2.2利润、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会计要素的比较
我国单独设置了利润要素，所谓利润是指企业在一定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收入减去费用后的净额、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等。所以我国的利润要素可根据会计等式：利润=收入-费用+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损失计算出。因为企业在非日常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也会影响当期的利润，所以在利润要素中，考虑了直接计入当期利润的利得和损失的影响。
我国单独设置利润要素的原因在于：1.我国的利润表中将利润分为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净利润三部分，需要单独填列，单独设置利润要素后，方便利润表的填写和编制；2.我国的收入和费用要素是狭义的概念，没有单独设置狭义的利得和损失要素，所以如果不单独设置利润要素的话，仅仅依靠狭义的收入和费用要素是无法正确计算出企业的利润的。3.我国的会计要素分为六项，其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三项为资产负债表要素，收入、费用、利润三项为利润表要素，显得很工整。而英国并没有单独设置利润这一会计要素，原因在于利润=利得-损失，因为利润依赖于利得和损失，所以没有必要单独设置利润这一会计要素。
我国没有单独设置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会计要素。英国单独设置了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会计要素，业主提款表示的是企业的投资者从企业的利润中取得的分红，业主投资表示的是企业的投资者投入到企业的资金。所以英国的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期末所有者权益-期初所有者权益=利得-损失+业主投资-业主提款。英国单独设置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两项会计要素的原因是，英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要求会计要素能更详细、更全面地提供业主关心的会计信息。
3.我国和英国会计要素比较的结论和建议
从数目上来说，我国的六项会计要素比英国的七项会计要素略显粗略；从本质内涵上说，我国和英国的会计要素基本趋同；从未来发展趋势来说，国际化是两国都要重点考虑的。
目前，我国的会计要素体系最大的弊端就是收入和费用要素的狭义概念导致会计要素体系不能满足全面反映企业经济事项的问题，借鉴英国会计要素的设置经验，笔者建议把狭义的收入和费用要素改为广义的。可以参考如下定义：收入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费用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
至于利润要素是否取消的问题，很多专家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的专家建议说收入和费用要素修改成广义定义后，利润要素可以取消了。有的专家建议说保留利润要素。笔者的建议是保留利润要素。一是为了方便利润表的编制，二是为了会计要素体系的工整，三是为了会计等式和会计要素和财务报表的前后统一，修改后的会计等式为：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利润=收入-费用。
至于我国是否需要单独设置业主提款及业主投资会计要素，笔者建议不需要单独设置。因为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达到英国的发展水平，暂时还没有必要。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2006
[2]陈艳华.会计要素与会计科目思考.财会通讯.2010年第12期.p93
[3]李陈荪.会计要素设置的三维思考.经济研究导刊.2010年第23期.p162-163
[4]杜兴强.关于会计要素几个问题的思考.2007年第21卷第4期.p30-36
[5]韩方成.关于中外会计要素划分的比较分析.职业时空.2008年第4卷第11期.p71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6
[摘要]从逻各斯的角度，马克思分析了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发现财富的演变是从单纯财富的逻辑向人的逻辑转化的过程。要理解这一过程，就必须超越知性，进入存在论领域。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2)02-0026-05
鲁迅把中国历史分为“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套用这种说法，我们可以把当今世界的人类分为两部分：“做稳了财富的奴隶的人们”和“想做财富的奴隶而不可得的人们”。这可能比马克思对近代社会关于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划分更加适合于用来描绘当代社会。但马克思对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的关系所做的分析，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真切地散发出真理的光辉。让人们看到，财富的逻辑对人的统治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在资本面前奴颜婢膝的人类，每一根骨头都已经被榨干。不能没有对立面而又失去了对立面的资本，下一步只能把枪口对准自身。从此，财富的逻辑将转化为人的逻辑。从资本这只烧毁自身的火凤凰的灰烬中，将诞生出一个崭新的物种：自由的人。
一、逻辑、人和财富
正如逻辑(Logic)分为狭义的逻辑和广义的逻辑一样，人和财富也有其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逻辑即知性的逻辑，广义的逻辑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逻各斯(Logos)的表现。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里的“道”就是逻各斯，“常道”则是指事物的内在联系，“常名”是具体事物的名称；“名学”即语言学，特别是语法学；再进一步，如果给名词下定义，通过一个抽象化过程把它们变成概念，然后研究概念与概念间的关系即命题，在此基础上研究命题与命题间的关系即推理，就形成狭义的逻辑。知识通过狭义的逻辑来把握广义的逻辑。但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样把握到的只是“现象”，即能够显现在知识中的逻各斯(“常道”和“常名”)，而不是逻各斯(“道”)本身。按照当代人的看法，对逻各斯的认识只能通过现象学，而不能通过知识学。
同样，狭义的人即主体，广义的人却是个人(individual)，它们都是人本身的表现。狭义的财富是指交换价值，广义的财富是指使用价值，它们都是财富本身的表现形式。
显然，当我们把“财富”和“人”与“逻辑”放到一起，构成“财富的逻辑”和“人的逻辑”两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狭义的“逻辑”和狭义的“财富”、狭义的“人”意义上使用它们的。
如果我们规定：狭义的逻辑指知识论的逻辑，狭义的财富指货币和资本，狭义的人指资本家和与此相应的认识主体；广义的逻辑则追溯财富的历史、现实的人的历史；逻各斯研究人和人的财富的生成――如果这样规定，那么，剩余价值理论、作为社会历史观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就分别揭示了狭义的财富、广义的人和人本身(连同人的财富)的生成过程。因此，本文是从辩证逻辑角度重新表述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的一种尝试。
二、财富的逻辑：形式逻辑与辩证法
遵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的历史现象学要求，我们可以发现：狭义的财富即当代人们所说的财富表现为货币或资本，在此基础上可以建立财富的哲学；但广义的财富是个历史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相应呈现出变幻不同的样态，从而导致狭义的逻辑无法应用；要研究财富的历史演变，就必须立足于广义的逻辑，即财富的辩证法。按照这种辩证法，产生财富的原因同时也产生贫穷，这样财富的哲学就转化为贫困的哲学。马克思主义财富哲学则是对这两种哲学的扬弃。
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自己生产、自己消费，自给自足，不存在与他人的交换，财富也表现为其自然形式，即物之有用性。物之有用性构成对人而言的使用价值，此时财富就表现为它的自然形式：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指那些能够满足人的需要、对人有用的物品，如粮食、衣服、房屋等。使用价值的数量愈多，人愈富裕，使用价值的数量少，则愈贫穷。
商品经济条件下，在生产与消费之间嵌入了交换这一环节，生产出的商品是为了用于交换，而不是用于自己消费。财富的表现形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开始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在于手中使用价值的量所能换到的货币的量，如果这些使用价值没有交换出去，就不能表现为财富。经济危机时期曾经发生过让粮食烂在地里，将牛奶倒进海里的事件，就是因为使用价值没能成功地转换为交换价值，人类生命活动的凝结蜕变成“一钱不值”的废物被处理掉。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普遍化和完成，此时用于交换的商品范围空前扩大，远远超出了“劳动产品”这一范围，诸如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甚至于人的肉体、荣誉等等都可以用于交换，都成了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资本时代的来临，财富的形式再次发生质变，以资本的面目现身。由于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意味着财富的衡量指标已不再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了，而是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形成近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因为财富仍然以其个别形态存在，尚未被抽象，无法变成“财富”概念。只有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财富的自然形式被货币形式和资本形式所取代，它才获得了其特殊性和普遍性，进而先被抽象在“价值”形态下，后被抽象在“效用”形态下，分别形成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和当代的庸俗经济学。与这两种经济学不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财富的异化的形态和它所蕴含的属人形态。
马克思指出：“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也就是说，财富的社会形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尽管表现不同，但它的物质内容始终是一样的，这就是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富物质内容的实现需要通过交换的中介。这一中介使得劳动产品以价值形式呈现，只有借助抽象力，抽取掉一切可感觉的属性，我们才能看到对象化或物化在里面的抽象人类劳动。也只有借助抽象力，才能进一步解开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潜藏着的秘密，否则就会被表象迷惑。
当资本时代来临，其本身的复杂性导致虚拟财富的出现，财富抽象化程度进一步加强了。与财富一样，虚拟财富也有其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虚拟财富或者说财富的虚拟形式，是财富的一种复杂的社会形式，而不是财富本身。在虚拟经济中，财富是其虚拟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财富的价值形式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表现)和使用价值形态(或物质形态)的统一。”
价值的虚拟化与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不是一回事。从财富的自然形式到价值形式，是使用价值的虚拟化。从价值形式到虚拟价值形式，则是价值的虚拟化。随着财富的社会形式从价值转化为虚拟价值，财富演变为虚拟财富，原本切实可感觉的物不仅越来越抽象，而且披上了
令人眼花缭乱的迷幻色彩。在这种情况下，要面向财富本身，看清其真实面目，只有运用辩证逻辑进行分析。
马克思指出，使得商品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的谜底在于其背后的社会关系，同样，财富也不能脱离其“社会”的性质。他对“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逻辑的应用，说明了价值如何作为商品的“原子”，构建了商品这一市场经济的“细胞”，进而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的“有机体”。马克思打算研究“有机体”的进化，这需要在生产关系经济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生产力经济学。遗憾的是，马克思来不及完成这一任务就去世了。庸俗经济学撇开生产关系研究财富，只会把清水搅浑，但它在无意中探讨了生产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生产力经济学的建立准备了另外一翼。尤其是效用价值论，本质上研究的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与研究价值对劳动的抽象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相比，研究使用价值的抽象的效用价值论是对财富的自然形式的知性分析。它为对使用价值的辩证分析、从而进一步为研究社会形态的有机体的演化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
三、财富的逻辑悖论：人的异化
马克思曾经批判黑格尔混淆了概念在思想中的发生和概念所对应的事物在现实中的发生，并因而主张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把这一思想应用到财富哲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财富概念上的异化，无非是反映在财富上的人的异化的反映。
财富从来就不仅仅是个经济范畴，它总是与人的存在联系在一起。如果说食物满足的是动物的自然存在(肉体存在)，那么，财富满足的则是人的社会存在。因此，财富的不同社会形式对应着人的不同社会存在形式：自然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家庭和扩大了的家庭(家一国一天下)中的存在；在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中的双重存在；在产品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对应的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但在人的自由存在生成之前，首先必须经历人的异化存在，它突出地表现在权力的奴化和财富的物化方面，特别是在现代社会，这两种异化形式以强有力的势头，侵入到现实生活的各个层面，成为决定性支配性的力量，哈贝马斯将此称为“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当财富的形式是使用价值，表现为衣、食、住、行等消费资料时，它与人的生命活动紧密相连，为生命活动的展开提供着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随着由具体变抽象，财富愈来愈远离人，由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构成对人的反抗，具体表现为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社会形式是价值即抽象劳动。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种物的形式；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后，生产者的劳动的那些社会规定借以实现的生产者关系，取得了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由此必然导致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不能直接表现为社会劳动，它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有交换就需要确定交换价值的形式。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多个阶段，而货币则是完成形态的价值形式，“但是，正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完成的形式――货币形式，用物的形式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私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
相比之下，作为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市场为依托的虚拟经济的产物，虚拟财富更加容易产生拜物教，因为它是使用价值和虚拟价值的统一体。在交换活动中，价值被当作物，在虚拟经济活动中，虚拟价值也被当作真实的财富。
可见，财富形式的抽象性(即形而上学性，从中产生资产阶级的财富哲学即财富的形而上学)是其产生迷幻魔力的本质所在。财富逻辑愈是深人展开，财富身上被赋予的神性光环也愈加灿烂，并日渐取代传统神灵，成为世俗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在“颂扬金的圣杯是自己最根本的生活原则的光辉体现”的现代社会，一切存在都要接受财富的洗礼，自我的沦陷自然是在所难免的事情。
就其本质而言，财富是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它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力量。在私有制情况下，这种社会力量变成一种外在力量反过来支配着每一个个人，社会变成抽象社会，个人变成抽象个人。对财富神灵般的顶礼膜拜，表达了大众对抽象社会的认同，意味着个人已经被异化的社会同化。在这种情况下，财富的增长恰恰表征着生命的减少：“你的生存越微不足道，你表现你的生命越少，那你占有的也就越多，你的生命异化的程度也就越大。”但是财富幻象使我们认识不到这种异化，拜物教赋予我们一套颠倒了的世界观，以物的尺度来看待这个颠倒的世界，如何能够发现世界的颠倒?“国民经济学家把从你的生命和人性中夺去的一切，全用货币和财富补偿给你。”我们不但认识不到遭受剥夺的生命和人性，反而争先恐后地汇入到获取货币和财富的时代洪潮之中。
使用价值的抽象化强化了财富幻觉的真实性。相应地，欲望本身被抽象化，先是成为抽象欲望，后是成为欲望幻觉。在财富被普遍欲望所抽象、所幻化的社会中，抽象的个人所体验到的自己是一种“交换价值”，忽略掉的是自己的“价值”或者“使用价值”。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是人变成了“人格市场”上的商品，形成了一种“商品销售性格”，当“商品销售性格”成为社会性格的主要方面时，个人的情感异化，社会的道德沦丧，大众的心理病态，人类彻底沦为财富的奴隶。
马克斯・韦伯在肯定了以“禁欲”、“勤奋”、“节俭”等新教伦理为基础的理性资本主义精神时，也曾表达了对这种精神终究要崩溃的忧虑：纯粹世俗的取代天职观念，财富的生产将变成人类生存的铁笼，以致于将来有可能进入这样的阶段：“专家没有灵魂，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毫无疑问，韦伯的忧虑今天已经不幸成为事实。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维持财富生产的关键不再是通过禁欲来增加资本积累，而是通过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来实现财富增殖，其后果必然把人变成消费机器。除了消费生活用品，人类开始消费符号，进入了意识经济，随之而来的自然是资源的极大浪费。但是，单纯从事实出发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却无视这一切，以“利益的无限性”和“资源的有限性”为基本前提，只是考虑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这种经济学的成功实现以对自然的掠夺作为基础，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导致人类生态环境的极端恶化。财富逻辑演变的最终结局是对人的否定，它导致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全面异化；但异化的顶点也是扬弃异化的开端，财富的逻辑必然回归人的逻辑。
四、人的逻辑：财富逻辑的必然归属
如何消除财富的悖论，让财富是其所是，这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也是一个实践的问题。这要求我们超越知性逻辑，从存在论角度研究财富与人的发展的关系。
对于财富之“是”，马克思给出了明确论断：“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
不就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不就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的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不就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存在论视域中的财富就是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是人的创造力的发挥，创造财富的过程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财富是人自身实现的手段，财富生产是人摆脱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途径。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固有的矛盾，指出消灭经济危机的途径是消灭私有财产，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私有财产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必然结果。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至此，财富逻辑导致的悖论将彻底得以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得以解决，人真正地生成为人，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对抗也不再存在。
阿玛蒂亚・森表达了与马克思一致的观点。他指出：发展的目的是人的自由问题，而不是财富的获得，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途径。评价社会发展的指标不能用传统福利经济学所采用的个人或社会的效用函数，也不能用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做指标，因为它们并不是人所追求的全部目标。最重要的是自由，实质自由就是一个人全面发展的能力。显然，森所理解的财富实际上仅限于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即财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表现形式。森主张抛弃这种形式，以新的标准即人类发展指数、而不是以经济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发展与否的标准。这已经进入实践探索的领域。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Developmentindex)，将反映人类生活质量的三大要素指标：出生时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人均实际GDp合成为一个复合指数，以代替传统的Gnp指标作为衡量人类发展的尺度。这也表达了由单一的财富衡量尺度向人的存在的衡量尺度的转变。虽然这只是一个开端，但它预示了人类文明发展必然的道路。下一步，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应当携起手来，向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探讨的人的全面发展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推进。让其中所体现的人的发展的逻辑在一个对象化过程中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拥军，财富的含义与种类[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中文2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李宝翼，虚拟经济和虚拟财富的内涵[J]，南开经济研究，2005，(2)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6]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m]，北京：三联书店，1988
[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北京：三联书店，1987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7
近日来，一种新的直销观念――“在消费的同时可以创造财富”流行于直销界，并有大行其道之势，这种不太正确的观念正在极力误导着一些直销企业和直销员。单纯的消费是不可以创造财富的或者利润的，而惟有投资才可以获得利润，这是一个常识。为此，我把我学习感触中的一点体会，与大家分享，如果体会极其错误，大家的批评和憎恨就是我进步的阶梯。
正文：
直销（未特别指明均指正当多层次直销）的国际标准定义把直销划归为“无店铺销售”的范畴，所以直销在中国出现了“店铺”成为了世界直销界破天荒的“大事”。诚然如果按照直销“无店铺销售”的特征来定义中国的直销，中国已经无直销可言了，然而中国政府却制定了《直销管理条例》，我们暂且不论“条例”里所称直销与我们这里所谈的直销是不是一回事，那么，至少说明中国存在直销这种模式，而且说明直销模式已经超出了按照“无店铺销售”的特征来定义的范畴。
这给我们一个暗示：直销已经暗藏着巨大的变革风暴！
北京蒙代尔国际企业家大学提出了《消费力经济》的概念，并在此概念上延伸出“消费资本论”的新观念。近日以来，“消费创造财富”的理念在诸多直销公司里被炒得烫手，一本叫做《生产消费者力量》的翻译书籍被直销界奉为未来直销的“圣经”广为流传。为了与“二个条例”相区隔，几乎所有的直销公司都在寻找直销理论的“上方宝剑”，被迫开设的直销店铺恰巧为今天的“消费理念”作出了最好的铺垫。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广义直销的“新”概念，为什么叫做新概念呢？因为在此前已经有人定义了它的概念，尽管广义直销的定义五花八门，但恰巧说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所倡导的宽容和民主的局面。我们无疑定义广义直销的概念，只是从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视角，给读者提供多一点的思想火花而已。
我们把以安利为蓝本的直销模式暂且定义为狭义直销，之所以我们要这样做是为了与我们提出的新营销思维下的直销模式相区别，别无它意，将来如果不合乎国际惯例，大可更正之，或者重新定义，我们都认为是非常正确和必要的。我们说明白这一点，相信读者会给予谅解的。
以安利为蓝本的直销模式是建立在西方工业化以“生产”为中心的基础上的，整个模式的营销思想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为此它强调产品、强调企业文化、强调推销产品而忽视消费者的感受，企业唯我独尊，随意处置直销员，虽然高阶直销员可以参与公司的决策，但是这些决策都是非核心、非关键的。
以安利为蓝本的直销模式一个世纪来，它的基本理念是把消费者训练成公司的产品推销员或高级产品推销员，让他们去推销公司有限的产品，然后返还一部分公司利润给他们。由此这种直销的模式是简单的：直销公司---（直销公司所生产）产品---多层次奖金分配制度---培训会议---直销商（推销员群体）网络---获利。全世界的直销公司都遵循这样一个商业模式，安利是这样、天狮是这样、南方李锦记是这样，如新、完美同样是这样，所有的直销公司，包括每天诞生的新直销公司，全都是这样。
这种直销模式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强调、推广、强化、暗示甚至强制直销员推销产品和强制直销员每月消费产品（当然，直销公司不会说得这么白，而是告诉你，每月销售多少钱的产品，比如1000元、200元不等，你销售不出去，那你就留着自己用吧）。因此，在人们的心理定位中，直销就是要卖产品、要销售产品的生意，如果直销不卖产品、不销售产品，人们到觉得奇怪了。
直销公司要正常运作下去，就要有不停的直销员加入进来，要有不停的直销员加入进来，老直销员就要不停地推荐新的直销员，而要不停地推荐新的直销员，就要不停地讲计划，即讲述业务说明会（俗称opp），讲述业务说明会几乎家家直销公司都是“老三篇”，即讲公司、讲产品、讲制度。现在有了《禁止传销条例》这把头上“悬着的利剑”，制度不再公开讲了但却改在了私下讲，而产品说明会大张旗鼓地讲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并不否认，给顾客进行专业化的产品知识讲座，但是非要把普通顾客都要训练成“营养专家”、产品讲解专家就有点“过”了，顾客平时都有自己的工作范畴，对他们来讲只要购买要优秀的商品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就可以了，并不一定非要成为“专家”不可，如果做直销非要成为“专家”才可以把直销做大，赚到钱，那么有谁还敢做直销呢？就算把直销做大要成为产品“专家”，但是能够成为专家的直销员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直销员还是要去推销产品，要向准直销员展示公司的实力、展示产品的功能和买点，要暗示他们产品是如此如此的伟大和了不起，当然后面还有强大的“诱惑”――直销奖金计划。
有的直销系统就很高明，它们不讲产品，它们只讲理念，在准直销员认同理念的前提下，再让他在加入的时候购买一大堆产品，比如2000元，当然他们不会傻到直接告诉你这是“入门费”，而是诱导你这是“投资”，这是你获得奖金分配的资格等等。
为什么直销里有那么多的“激励”会议？很简单强力推销产品太苦、太累、太难！当然我们不否认作任何事情要想成功不付出艰辛的努力是不可以成功的，但是有的时候违背人性的东西会使得本来不需要这么苦、这么累、这么难就可以完成的事情，却非要人们去做，那么做的结果就是身心的极度疲惫。为了使极度疲惫的身心加于修整和调理，就必须从人的心灵上去蔚籍，所以直销如果没有了会议，那么直销也就消亡了，这些都是以安利为蓝本的直销模式所表现出来的“种种不适应症”。
鉴于此，我们把以安利为蓝本的直销模式叫做“狭义直销”模式。
你看，全世界的直销公司都十分尊重狭义直销“规则”的制定者安利公司所传承下来的衣钵：直销的本质是“推销产品”，直销公司通过研发和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交给直销商，直销商通过自建直销员网络的方式来协助公司把产品推销出去，然后直销公司按照网络推销额的多少，按原来制定好的奖金分配原则来给直销商发奖金，直销商应该感激直销公司。
我们把狭义直销的规则作一个高度的概括，那么，这个规则是：
第一，它是经典的“无店铺销售”；
第二、它是“自产自销”其产品；
第三、它是典型的“产品推销”。
其它诸如培训会议（保险也做培训，但人们不会认为它是直销）、推荐被推荐（可能被认为是非法传销，那是被媒体误导）、2n市场倍增法则（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原理）、多层次奖金分配原理及其各种表现形式等只是直销的表象，也就是说只要上述这三个特征存在，这种经营模式就是经典的“狭义直销”模式，在中国即便是它存在店铺也不例外。
狭义直销的危机在于：它的基本理念就注定了它永远逃脱不了求人、拉人“推销”产品或机会的巨大心理“瓶颈”，而真正意义上的推销是建立在自然买卖的基础上，即有固定经营场所（简单可以理解为店铺）或基于法人交易的基础上。产品的暴利和品种的单一而又要维持公司的发展，只有靠强力推销和强力激励来维持，所以强制个人购货和销售团队的完成额度就成为了直销公司不可避免而使用的基本手段，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囤货”就不可避免，一旦失去了这些“措施”，直销也就“不存在”了。
基于此，我们给狭义直销的获利方式用了四个字来高度概括，叫做“推销获利”。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世界直销领域“推销获利”的思想将很快会被“消费获利”的思想所取代，就是我们所讲到的，“狭义直销”将完成向“广义直销”的历史大转移。
何为“广义直销”？很显然广义直销肯定不是以安利为蓝本的直销，也不是模仿安利的直销，而是一种新思维基础上的直销。狭义直销的思维是建立“直销员所扮演的推销员群体网络”；而广义直销的思维却是“建立个人的商品分销渠道”。广义直销的规则是：
第一，它是经典的店铺销售；
第二、它是产品；
第三、它是典型的“商品消费”。
可见，广义直销的规则恰巧是同狭义直销的规则“对立”的，所以不可否认它们的思想也必然是对立的。思想的对立，那么表现在实施技巧上也将是对立的，比如opp的讲述，“老三篇”就基本不存在了。它的业务计划不再把公司、产品和制度作为重点，而是把个人如何建立属于自己的商品分销通路的思想、手段、结果作为讲述的重点。他是站在一个“分销商”的角度而不是站在一个“机会”的角度来吸引新人加入，这与狭义直销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
读者理解广义直销的基本概念并不难，我们作一个比喻也许能帮助你更好地理解：如果有一天家乐福（超市）采用直销的方式来运作、国美电器采用直销的方式来运作、保险采用直销的方式来运作、酒店采用直销的方式来运作……你不要觉得奇怪，那么，你就理解广义直销的基本动机和概念了。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8
我国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的立法沿革
1982年3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对刑法补充修改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在该决定中，我国刑事立法机关首次使用了“经济犯罪”这一概念，但是，在这个单行刑法中经济犯罪被称为“经济领域中的犯罪”，因这一概念的提出，从而引发了刑法学界对“经济犯罪”这一概念的研究和探讨。我国1979年刑法典中没有经济犯罪的明确概念，与经济有关的犯罪主要分布在《刑法》分则的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两章中，同时还有少量分布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和渎职罪中。1982年《决定》从外延方面对经济犯罪进行了阐述，列举了经济犯罪的种类有：走私、套汇、投机倒把、盗窃公共财物、盗卖珍贵文物和索贿受贿等。从所列举的经济犯罪种类看，立法机关对经济犯罪的认定有两方面根据，第一，行为本身的目的在于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第二，行为违反了国家关于经济及其他活动的法律法规。但是，《决定》把盗窃公共财产等笼统地列入经济犯罪的范畴，虽然在实践中必要，但在理论上不妥。1997年刑法典进一步确立并发展了刑事立法、司法实践的成果，将公司企业人员、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罪、金融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设置于分则———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将传统的诈骗罪、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张，将贪利型职务犯罪规定在贪污贿赂罪一章。
我国目前关于“经济犯罪”概念的学术论争及批判
“经济犯罪”概念在《刑法》中的变迁也改变了学者对“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探讨，目前，关于“经济犯罪”的概念主要分为如下三类：
一是大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违反国家工业、农业、财政、金融、税收、价格、海关、工商、森林、水产、矿山等经济管理法规，或者盗窃、侵吞、骗取、哄抢、非法占有公共财物和公民的合法财物，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和经济建设，使国家、集体和人民的利益遭受严重损害，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观点将一切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犯罪都包括在“经济犯罪”概念的理论探究和蕾（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河南郑州450053）经济犯罪概念中。
二是中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活动或表现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活动的行为，或表现为利用职权牟取暴利的行为。即，经济犯罪是指一切侵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此观点依然将侵犯财产犯罪纳入经济犯罪中。
三是小经济犯罪概念，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牟取不法利益，违反国家经济法规，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当受刑法处罚的行为。这种观点把经济犯罪分为五种类型：一是营利性的犯罪，如生产劣质产品、倒卖计划内供应的生产资料等；二是欺骗性的犯罪，如合同诈骗、信贷诈骗等；三是占有型的犯罪，如贪污、挪用等；四是交换型的犯罪，如受贿、行贿等；五是破坏性的犯罪，如污染环境、非法捕捞、非法狩猎等。广义说和狭义说的区别主要在于是否将传统的财产犯罪列入经济犯罪研究的范围。一般来说，学者都是从狭义说的角度对经济犯罪进行研究。大多数学者倾向于狭义说，陈兴良认为，经济犯罪就是指行为人为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上所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和经济权限，违反所有直接与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正常的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④还有学者认为，经济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经济管理法规，在市场经济运行或者经济管理活动中从事非法经济活动，严重侵害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法处罚的行为。⑤
对经济犯罪概念的错误理解和把握
（一）以经济犯罪是否具有多重违法性作为划分标准不科学
作为经济犯罪，必然以相应的刑法规范为依据。然而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刑法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即属于各种法律的保障法。违反刑法的行为，必然已先违反了其他前置性法律。人们对经济犯罪违法结构就是这样认识的。然而，带有经济内容的其他类型犯罪也是这样，如果以犯罪行为的违法结构作为判断是否经济犯罪的标准，显然不妥。比如抢劫罪、盗窃罪，它们首先违反的是民事法规规定的财产占有关系。至于抢劫犯罪时使用暴力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不过是犯罪过程中的手段，并不能改变这种犯罪的物质经济内容。即使涉及、的犯罪，也同样首先违反了社会治安管理法规。
（二）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和经济犯罪两者的认知混淆
经济犯罪是以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实施犯罪的，这在理论上本无多大争议。所以，将所有贪利的犯罪视为经济犯罪未尝不可。犯罪者如不贪利，则无须实施这种行为。经济犯罪毕竟属于一种理论上的分类，它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意义。而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则是一种法律的规定，它具有明确而严格的实在意义。两者既具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区别。经济犯罪与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在扰乱和侵犯法律既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财产所有关系方面具有共同之处。这两种犯罪尽管有时表现形式不同，但两者可以发生交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绝大多数都是经济犯罪。经济犯罪是刑法理论以社会不同领域和犯罪者贪利心理进行划分的，它主要相对于政治、军事、文化等不同领域而言。所以经济犯罪既包括了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也包括了像贪污贿赂这样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实施的经济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掌握较大的社会公共权力，当这种权力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制约时，一些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某些经济犯罪仍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守法任一角度来说，研究经济犯罪，都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五、准确认定经济犯罪的概念是理论研究打击经济犯罪的关键理论研究从来都是为了应用于实践的，研究经济犯罪的概念是也是如此，既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我国经济犯罪的规律，也是为了更好地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不断增长的态势。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经济犯罪的概念，应把握以下两点：
第一，经济犯罪必须表现为一种活动，发生在经济领域的各个环节。经济犯罪行为人的行为目的是牟取非法经济利益，因此，经济犯罪只能发生在商品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其管理过程中。#p#分页标题#e#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9
论文关键词：善意 无过失 狭义无权 表见
一、善意在民法原理中涵义之我见
(一)法经济学视野下善意内涵之考量
民法上的善意，是指行为人对其所实施的行为及后果的一种主观状态，是民法学原理中一个重要范畴。善意(bonafides)，起源于罗马法，意为“不知情”，产生于共和国末期的一种以时效取得为基础的所有物返还之诉但对于善意的具体内涵，学界至今仍众说纷纭，主要有“积极观念说”和“消极观念说”。前者认为。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其所为的民事行为合法或行为的相对人依法享有权利；后者认为，只要行为人不知或不应知其行为缺乏法律上的根据或相对人没有权利，即为善意。可以看到，“积极观念说”从行为人认识论角度出发，其对善意的要求更为苛刻，必须排除所有怀疑，而“消极观念说”则不需要。
笔者认为，应采纳“消极观念说”，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其一，从法经济学视角下效率指标来考量。站在以效率为支撑的鼓励交易原则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的主体需要通过交易来促进生产资料与要素的流通，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此推动各种要素的价值从隐性状态转化为显性状态，最终实现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民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其立法目的与市场经济的目标是一致的，是鼓励市场主体从事更多的交易活动，如果采“积极观念说”，必然增加相对人注意义务，在～定程度上不利于交易高效率的实现，这与鼓励交易原则背道而驰。违反了建立在市场经济行为基础之上的法律制度所追求的价值理念。因此，法律不能贸然将行为人的主观状态认定为非善意，而应从多方面考虑，尽可能的稳定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二，从法经济学角度下成本指标来考量。法律成本最小化和法律效益最大化成为法律生产和法律消费追求的最重要目标。因此每一项法律制度都应促进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法律之所以设定一系列的权利和义务，其真正价值并不在这些规定本身，而是在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值。波斯纳曾指出：“法律制度中许多原则和制度最好被理解和解释为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而努力。哪而善意作为一种主观状态，存在于行为人心中，若采纳“积极观念说”将导致实践操作的困难，举证人即使耗费大量的成本亦不一定能证明行为人的这一心态，并且法官在裁判时亦不容易进行裁判，导致司法成本的增加，将造成所谓“投入与产出”的重大差距，亦不符合善意制度本身设立的初衷。其三，从当下的现有态势来看。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容量无限扩大，交易频率无限加快，交易偶然性骤然上升，如果采“积极观念说”，要求当事人就每一笔交易去了解对方当事人的权利范围，这是一种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的虚构。因此，笔者主张采纳“消极观念说”，即行为人在从事民事行为时不知或不应知其行为欠缺法律依据，即应推定为善意。以使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配置达到平衡、体现公平，真正的发挥法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善意与恶意关系之辨析
民法上还存在一个与善意相对的概念，即恶意。作为善意的对立面，对恶意的探讨能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善意。恶意(malafides)一词，同样源于罗马法。对于其含义，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三种：明知某情形存在、与故意同一意义和动机不良地故意。笔者认为，这一定义固然涵盖了恶意地各种情形，但并未很好地与善意构成衔接，因为本文将恶意定义为：“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欠缺法律上依据的一种主观状态。”
一般而言，行为人主观上是善意或是恶意将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如在占有制度中，善意占有人有权对占有物进行使用和收益，且不负占有物灭失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恶意占有人不仅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还应将物之收益返还甚至补偿因其过错而未收取的收益。在物权法中，对物权变动采用登记对抗主义模式情况下，第三人是善意或恶意也同样会产生不同的法律效果。可见，民法根据行为人主观状态的不同设定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以维护民法基本的公平正义的理念然而，善意与恶意法律效果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在不动产转让中受让人要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的需要办理登记。在变更登记后，若原所有权人又与第三人签订了不动产转让合同，受让人的权利仍受保护，即使第三人是善意的(但有过失)也不例外。因而对物权变动采用登记要件主义模式情形下，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不影响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因此，善意与恶意不仅仅是对立的，在某种程度上又具有统一的一面。
二、无过失与善意在民法语境下的区分
无过失是与过失相对的，因此在探讨无过失之前，笔者先对过失作一简要论述。在传统民法上，过失被分为三种：重大过失，指行为人欠缺一般人具有的最低注意义务；一般过火，是指行为人欠缺一般知识、经验人处理实务时所用的注意，即违反“善良管理人”义务；轻微过失则是指缺少极谨慎、勤勉和精细的注意。。显然，无过失便是行为人末违反这三种义务的主观状态，也即行为人对其行为欠缺法律依据的事实并不知情并非因疏忽大意或懈怠造成的。
因此，无过失与善意一样，都是行为人实施某一行为时的一种主观状态，并且都能因该主观状态的存在而免除某些民事责任。两者紧密联系，例如，行为人不知或不应知某一行为欠缺法律依据，一般也表明行为人足没有过失的。所以许多学者在论述时多将二者等同，称之为“善意无过失”但笔者认为，两者并不能完全等同。善意是指行为人要具有诚实信用的心态，是从行为人实施行为时的主观状态来评价的，而无过失则是指具有适当的谨慎注意义务，足从行为人对损害后果的主观状态来看的。因此，两者关注的角度不同。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善意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无过失是从消极意义上使用。在紧急避险中，只能说避险人是出于善意实施避险行为造成一一定的损害后果，而不能说行为人是无过失造成的损害后果。”当然，善意与无过失的这一区分，若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并无多大实益，但如果将其放在无权制度中分析，则能看出这一区别的重要意义下文将详述之
三、检讨无权制度中相对人主观状态的划分
无权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无权包括表见和狭义无权。我国现在民法在讨论无权制度构成要件时，要么未对相对人的主观状态加以界定，要么不加区分的认为相对人是无过失的。笔者对这些观点持不同意见，下面将分表见和狭义无权两种情形分别论述。
(一)表见中相对人的主观状态
表见的相对人足指与人为法律行为，从而享有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的民事主体。由于表见存在相对人足以相信人有权的权利外观，故相对人主观上必然是善意的，其不知且不应知人无权。那在善意情形下，是否考虑相对人的过失问题，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只要相对人是善意的，即使是重大过失也要保护；而有的学肴则认为要保护的是正当的信赖，不能保护缺乏客观基础的信赖，有过失则不应受到保护。。如前所述，善意和无过失是阿个不同的概念，不能将者混为～谈。笔者认为，仅有相对人的善意并不必然成立表见，相对人主观上必须是无过失。例如，无权人出示了本人的授权委托书，相对人认为其有权而与之为交易行为，这并不必然构成表见，仍然可能成立无权，因为仅有权利外观并不意味着相对人无过失。有的学者指出，在特定情形下，虽然已经具备了权利外观，但相对人仍然负有审查义务——这也是将相对人无过失作为表见构成要件的主要意义所在。概括而言，主要在以下几种情形下相对人有审查义务：第一，在合同标的额较大或对相对人利益影响较大时，相对人不能轻易同无权人订立合同。第二，相对人之前未与无权人订立过合同的，相对人应该对之进行审查。第三，需要支付预付款或定金的。在这些情形下，一个理性的经济人都应该谨慎为交易行为，否则他即使是善意的，主观上仍然存在过失，无权的后果仍然由其承担。
(二)狭义无权中相对人的主观状态
狭义无权不同于表见，其法律后果并不必然由本人承担，而是赋予了本人以追认权，由其选择是否承认无权的后果，因为在狭义无权中并不存在使相对人产生信赖的权利外观。在狭义无权中，相对人主观状态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
1．相对人为恶意。这是指相对人在与人接触时，已经知道人并未获得授权，却仍然与之为交易行为，其主观状态显然是恶意的。如果相对人与人是恶意串通，则适用《合同法》第52条之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当然，基于保护本人利益出发，法律并不越俎代庖，本人仍享有追认权。
2．相对人为善意。在狭义无权中，许多学者认为第三人必须是善意且无过失。。笔者对此不予赞同。通说认为，狭义无权与表见的最主要区别是后者存在正当理由让相对人相信无权人具有权，也就是说在狭义无权中并未形成让相对人相信人有权的表象，具有正常判断能力的相对人却仍然与人为法律行为，那其主观上显然是有过失的。因此，“第三人善意且无过失”这一构成要件与狭义无权的本质——无足以让相对人相信其有权之表象是相互矛盾。因此，在狭义无权中，第三人必然是有过失的
资本市场广义和狭义的概念篇10
关键词：经济法；社会法；异质性；同质性
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一直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也是争论的焦点，经济法与社会法的争论即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人们从社会法角度探讨经济法时，对何为社会法、社会法与经济法关系等一般性问题语焉不详，缺乏在法理层面上对两者关系的界定。[1]因此，明确社会法的概念及其定位，对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显得甚为必要。
一、社会法概念的界定
社会法产生于19世纪，因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理念的变化，西方国家的法学家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但对于什么是社会法，学术界众说纷纭，并无定论。[1]从各国立法及学者的研究来看，社会法有广义、中义、狭义之分。
1.广义社会法。在广义上，社会法指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制定的各种社会法规的总称。在此意义中，国家依据既定的社会政策，通过立法的方式制定法律，以保护某些特别需要扶助人群的经济生活安全，或是用以普遍促进社会大众的福利。将所有有关社会法规集合在一起，便被广泛地称作社会法或社会立法。[2]在英美国家，通常将社会法作此广义理解。如在美国，社会法体系包括以下四大方面的法律：（1）从收入方面提供支持和补助，包括老年退休、失业补助、贫困救济、病残补助、遗属抚恤；（2）从支出方面提供支持与补助，包括健康医疗、社会服务、住房、儿童照顾和家庭问题补助；（3）教育和培训方面的支持和补助；（4）对遭受某种损失者给予支持和补助，包括劳动保护、食品医药、公共卫生、环境保护、交通安全、妇幼营养等。[3]在英国，诸如教育、居住、租金的控制、健康福利设施、抚恤金等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立法，统称为社会立法。[4]
2.狭义社会法。狭义的社会法，通常专指社会保障法。德国对社会法采取此理解。如德国学者察哈尔认为：社会法是一种社会保障，是为一国的社会政策服务的，如社会救济、困难儿童补助、医疗津贴等有关的法律，都属于社会法的范围。[5]这种观点也反映在立法上。德国《社会法典》第一条规定：社会法典为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保障，应有效调整社会福利支出。
3.中义社会法。中义的社会法居于上述两种概念界定的中间，内容涵盖了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如在日本，“社会法一词，通常被学者非常实际地肯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的总称，或者社会保险及有关社会事业的法。”[5]（p41）
将上述不同观点进行梳理，不难发现，广义社会法的观点实际上是将社会法理解为以公法与私法相融合为特征的“第三法域”，并不是从独立法律部门的角度对社会法加以界定。相反，非广义的理解，即中义与狭义社会法的观点，则将社会法视为法律体系中一个新兴的独立法律部门。概言之，对社会法有广义与非广义的不同理解，原因在于两种不同的研究视角。
我国长期以来否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也就没有社会法的界定。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公私法的划分又为人们所提起，社会法也得到了人们的重视。在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的研究报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和对策建议》中，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主要由民商法、经济法和社会法三大部分构成。其中，社会法包括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等。在2001年九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李鹏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出：“根据立法工作的实际需要，初步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划分为七个法律部门，即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并将社会法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可见，我国立法机关采取的是中义社会法的理解，将其界定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二、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不同观点及其评析
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关系，目前有三种观点：
1.经济法包含社会法。此观点认为，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法体系主要由以下几部分构建：（1）市场主体规制法；（2）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3）宏观经济调控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保障法律制度；（4）社会分配法律制度，其涵盖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6]显然，这里的“社会分配法律制度”即为社会法。
2.社会法包括经济法或经济法中的一部分法律。前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法的规制对象包含经济法（含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与消费者法、财政与金融法、计划法等）、社会保障法（含劳动关系法、劳动保障法、社会福利法、工会法等）和环境资源法这三个部门法的规制对象；[7]后一种观点认为，社会法的领域为：反垄断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促进中小企业法、产业调节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环境法。[8]
3.经济法与社会法并存。在前面所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和李鹏委员长的工作报告中，即为此观点。
上述三种观点各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各自对社会法、经济法概念的理解不同。换言之，原因在于各自观点中社会法、经济法概念的“所指”不同。所以，对社会法、经济法概念进行明确定位，是探析两者关系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可分解为以下不同层次的两个方面：（1）对社会法概念的定位，此为第一层次。如前所述，社会法有广义、中义、狭义三种理解。其中的中义和狭义可统一为非广义的理解。不难看出，如果将社会法作广义的理解，即得出第2种观点；如果将社会法作非广义的理解，即得出第1、3种观点。显然，如果是前者，已无继续探讨的必要；如果是后者，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2）在对社会法作非广义理解的前提下，对经济法概念进行定位，此为第二层次。在这里，关键在于“社会分配法律制度”即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是否属于经济法。如果属于经济法，则为第1种观点；如果同经济法相区别，则为第3种观点。
那么，对于社会法这个概念，究竟应该作怎样的理解呢？笔者认为，应该作非广义的理解，理由有三：（1）将社会法作广义理解，容易模糊经济法的自身特征。（2）如前所述，对社会法作非广义的理解，是从独立法律部门的研究角度出发的。这样不仅有助于社会法自身的体系化，也符合法律发展的一般规律。（3）我国立法机关已明确提出了社会法的概念，并将其界定为“调整劳动关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关系”的法律，采纳了非广义的理解。这说明在社会法的范围上，法学界的共识是其包括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如果再对社会法作广义的理解，使其涵盖更多的法律，不仅将使社会法自身内容庞杂、尾大不掉，也容易在概念的使用上产生混淆。以法学界达成的共识为标准，宜将社会法定位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后文所提社会法，即为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
将社会法定位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就使经济法概念定位的重要性凸现出来，即：经济法是否应该包含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虽然经济法与社会法都是国家干预私人经济的法律社会化的产物，但是，分别与社会法和经济法所对应的国家干预的差异，[9]（p154-155）决定了社会法应与经济法相互区别。具体而言，有以下三点：（1）干预的范围不同。与社会法对应的国家干预，是对劳资关系领域和社会分配领域的干预。无论在市场经济运行的哪个阶段，这两个领域都需要国家干预，因而国家干预的范围比较固定。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则是对国民经济各个领域的全面干预。凡是受到市场调节的领域，只要存在市场缺陷，都有必要由国家干预来弥补。尽管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的对象，但在市场经济运行的不同阶段，实际受到的国家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因而国家干预的范围呈现动态性。（2）干预的宗旨不同。与社会法对应的国家干预，以社会稳定与实现社会公平为其宗旨，体现“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则以经济稳定和持续发展、有效和有秩序竞争为其宗旨，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3）干预的手段不同。与社会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其手段比较单调和固定，如社会基准、团体契约、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三方”协调等，都是各个阶段惯用的干预手段。与经济法对应的国家干预，其手段则具有多样性和动态性。无论是规制手段还是调制手段，都复杂多样，并且手段的组合结构因时空范围而变动。
综上所述，应将社会法定位于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并与经济法并列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这是探讨经济法与社会法关系的前提所在。
三、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特征比较
（一）经济性——经济法区别于社会法的本质特征
1.调整对象的经济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特定范围内的经济关系，作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上；而社会法的调整对象基本不涉及经济关系。如劳动法，其调整对象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劳动关系以及与劳动关系紧密相连的其他社会关系（如劳动服务关系、劳动监察关系等），不涉及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关系；又如社会保障法，其调整对象是社会保障关系，由国家的社会职能所决定。虽然在社会保障资金的形成、给付、管理上涉及到一定的经济关系，但仍以社会法属性为主，同时兼有经济法属性。[9]（p761）
2.法律目的经济性。经济法的目的在于国民经济的有机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体现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这正如金泽良雄所言：“经济法从本质上说，是适应经济（社会）调节要求的法律。这可以理解为，经济法主要是用社会调节的办法解决在经济循环中所产生的矛盾（困难）。换言之，可以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法是依靠‘国家之手’（‘看不见的手’的替代者）来满足各种经济性（社会）调节要求的法。”[10]而社会法的目的在于实现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体现国家的社会职能。
3.调整手段的经济性。经济法根源于国家对经济的自觉调控和参与，其要义不在如民法般抽象地设定和保障某种权利，而需对万变之经济生活及时应对，以求兴利避害，促使经济尽速平稳发展，并提高国家及其经济的国际竞争力。[11]所以，在调整手段上，经济法以一定的经济政策来变更和修改经济循环过程，以求灵活迅速地调控国民经济运行；而在社会法中，其分为社会基准、团体契约、个人契约三个层次，以“抽象正义具体化、意志表达群体化、团体契约优位化”为特征，通过三个层次的层层限定，形成社会法的调整模式。[8]
（二）社会性与现代性——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同质特征
1.社会性。具体而言，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与社会法在各自领域中，通过不同方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达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例如，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宏观调控法，通过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计划等多种方式，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在劳动法中，通过劳动者、用人单位、政府共同参与的“三方机制”，协调三方利益，实现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在社会保障法中，采取国家、用人单位和社会成员三方共担风险的原则，共同筹措社会保障基金，实现以保障社会成员基本权益、促进社会稳定等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
（2）法律责任的社会性。随着法律的“社会化”进程，传统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三者相互融合，出现了以实现社会安全、社会公平、社会公益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的社会责任。经济法和社会法在各自领域中，通过惩罚性赔偿等方式，体现社会责任，以保护法律关系的稳定。如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对实施欺诈行为的经营者处以“行政处罚+民事赔偿”为内容的双倍赔偿，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与市场秩序的稳定。又如在劳动法中，因用人单位的过错而导致劳动合同解除、又未依法支付经济补偿金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支付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经济补偿，并可责令支付赔偿金。”这里的“赔偿金”，是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结合，体现出违反劳动基准法后的社会责任。
（3）调节机制的社会性。在人类社会中，不仅需要以市场调节机制为特征的竞争机制，更需要以社会调节机制为特征的合作机制，以实现社会生活的健康、稳定和有序。所谓社会调节机制，是“指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或社团（非政府组织）以社会公信力为媒介完成的一种社会生活交往模式”。[12]经济法与社会法通过社会调节机制，实现各自的宗旨和目标：在经济法中，通过确立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机构）独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外的社会中间层主体地位，赋予其一定的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职能，辅助和制约政府经济职能的实现，[13]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有序发展；在社会法中，通过“团体契约”、“三方机制”等方式，体现公众的参与，保障社会法目标体系的实现。
2.现代性。经济法与社会法，同其他传统部门法相比，具有独特的“现代性”。换言之，伴随着从物质到精神、从制度到观念的现代化变迁，整个社会中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法作为一种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和符号系统，必然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反应。在此背景下产生的经济法与社会法，自然有着不同于传统部门法的现代性特征。具体而言，经济法与社会法的现代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形成背景上的现代性。各个部门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国家的特殊背景。就经济法而言，它之所以产生于传统部门法之后，就是因其特殊的理念和价值追求，使之只能产生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之下，而不是与传统部门法一起产生。也就是说，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同样要依赖特定的背景。[14]社会法的产生和发展，同样离不开特定的背景。两者的产生，皆由于随着市场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现出来，需要由国家干预加以解决。如在十九世纪初，劳动者处于“血汗工业”和“饥饿工资”的悲惨境地，劳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保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安全，各国开始制定以国家干预和偏重保护劳动者为特征的“工厂法”，成为现代劳动法的开端；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中贫困群体日益增多。为实现社会稳定，国家开始对贫困者实行救助，社会保障法随之产生。又如，随着近代自由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出现了如垄断、不正当竞争、公共物品的提供、外部性等市场机制难以有效发挥作用的领域，导致“市场失灵”，使国家干预成为必要，经济法随之产生。解决上述劳资矛盾、社会救助、市场失灵等现代社会问题，并非传统部门法的主要目标，而只能是经济法、社会法等新兴部门法的主要目标。
（2）法域归属上的现代性。自古罗马法学家提出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以来，“公法——私法”二元结构逐渐成为大陆法系法学家确立法律性质的“范式”。历史上，这种划分在维护市民权利和限制国家权力上起到了重要作用，对各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但正如哈贝马斯所说：“随着资本集中和国家干预，从国家社会化和社会国家化这一互动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共利益的公共因素与契约的私法因素糅合在了一起。这个领域之所以意义重大，因为这既不是一个纯粹的私人领域，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公共领域。因为这个领域既不能完全归因于私法领域，也不能完全算作公法领域。”[15]在“私法公法化”和“公法私法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新的领域”，即第三法域。经济法与社会法等新兴法律部门兼具公法因素与私法因素，在法域归属上宜属于“第三法域”，以区别于传统“公法——私法”二元结构中绝对的公私法划分，呈现出强烈的现代性特征。
（3）制度构成上的现代性。在现代社会中，程序与效率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其中，“程序性本来就是日益抽象的、非人格化的‘陌生人社会’所必需的，因为这是互赖又互动的人们维系其良好秩序所需要的。此外，社会的分工与分化，使专门化与规模经济得以发展，社会供给和需求大量增加，从而使社会节律与经济效率大为提高”，于是，“程序与效率便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14]
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对程序与效率提出的要求，法律制度在构成上就必须体现出程序价值与效率理念。由此，在经济法与社会法的制度中，既有实体法制度，又有程序法制度。如在税法中，既规定了纳税人、征税对象、征税标准、税率等实体征税要件，也规定了诸如税务登记、税种确定、税务征收、税务检查等税收征管程序；在劳动法中，既有规定劳动者工时、休假、工资、劳动安全卫生、女工与未成年工保护等内容的实体性规范，也有规定劳动争议处理、劳动监察等内容的程序性规范。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合一，使经济法与社会法无需再单独构建一套程序制度以与实体制度相适应。这与传统的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在实体制度外面再单独构筑一套程序制度是有所不同的，也使得经济法与社会法在制度构成上显现出独特的现代性特征。
参考文献：
[1] 林嘉。论社会保障法的社会法本质[J].法学家，2002，（1）。
[2] 陈国钧。社会政策及社会立法[m].台北：三民书局，1984.112。
[3] 朱传一。美国社会保障制度[m].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6.2。
[4] 牛津法律大辞典[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833。
[5] 潘念之。法学总论[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1。
[6] 李昌麟，鲁篱。中国经济法现代化的若干思考[J].法学研究，1999，（3）。
[7] 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m].北京：群众出版社，1995.105。
[8] 董保华，郑少华。社会法对第三法域的探索[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1999，（1）。
[9] 王全兴。经济法基础理论专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10] （日）金泽良雄。当代经济法[m].刘瑞复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28。
[11] 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57。
[12] 郑少华。社会经济法散论[J].法商研究，2001，（4）。
[13] 王全兴，管斌。社会中间层主体研究[a].漆多俊。经济法论丛（第5卷）[C].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
[14] 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J].中国法学，2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