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1
[关键词]投资者情绪；市场收益；线性回归
1引言
经典金融学认为，市场套利的存在会迫使情绪交易者逐步退出市场，因此在定价模型中不考虑投资者情绪的影响。然而，近年行为金融学的发展研究表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各种心理和认知偏差。投资者情绪理论是行为金融学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分支，该理论认为，情绪是影响资产定价的系统因子。
目前国内外许多研究分析了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和波动的影响。DeBondt等（1985）研究发现，市场存在错误定价的原因之一是投资者的过度反应。Lee等（1991）通过解释“封闭式基金定价之谜”分析了投资者情绪对股票市场收益的影响。Solt&Statman（1988）实证研究发现，市场收益也会影响投资者情绪。Baker&wurgler（2006）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构造了综合投资者情绪指标，研究结果表明，情绪对不易估值和难以套利的股票影响更大。Yuan（2011）发现，市场预期超额收益与市场条件波动率，在低情绪期间显著正相关，而在高情绪期间的相关性不再显著。国内方面，伍燕然等（2007）通过分析不完全理性投资者的情绪，认为情绪是影响资产定价的重要因素。陈其安等（2011）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2005年6月―2008年8月期间的“暴涨暴跌”现象，认为此异常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噪音交易者的情绪引起。董孝伍等（2013）研究发现，短期内滞后市场收益是投资者情绪的格兰杰原因，中长期内滞后市场情绪又是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
大多数研究表明，投资者情绪对股票价格和股票市场收益有重要影响，但鲜有对股票市场收益是否会影响投资者情绪的研究。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实证分析讨论股市收益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分析投资者情绪与股市收益的相互影响关系。
2数据来源及变量设计
2.1变量的选取
基于研究目的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2010年12月―2015年12月沪深a股市场为样本，样本期共计61个月。
基于国内股票市场的现实情况及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市场换手率（tURn）、交易量（VoL）、新增投资者开户数（aCCoU）、市盈率（pe）四个源指标为代表投资者情绪的间接指标。本文股票收益率（Ret）选择上证综指月度收益率，并对其取对数。所用数据均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
2.2宏观经济变量的选取
本文数据为月度数据，与季度数据GDp频度不一致，因此本文选择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和宏观经济景气指数（mBCi）等宏观经济指标，作为宏观控制变量。所用数据来自国研网数据中心。
2.3综合投资者情绪指数的构建
为消除宏观经济的影响，首先，将四个情绪的源指标即tURn、VoL、aCCoU、pe分别与宏观经济指标即Cpi、ppi、mBCi进行正交化处理，得到各自回归残差序列为新情绪源指标。其次，对4个情绪源指标的“提前”和“滞后”变量即tURnrt、VoLrt、aCCoUrt、pert、tURnrt-1、VoLrt-1、aCCoUrt-1、pert-1进行主成分分析，构建一个初始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sent。最后，对sent分别与“提前”和“滞后”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选取每个指标中与sent相关系数最大者作为最终的投资者情绪的源指标。其中，前两个主成分的特征值均大于1，并且累积方差贡献率为85.64%，因此，投资者情绪综合指数表达式为：
3实证分析
3.1市场收益与投资者情绪的格兰杰因果检验
由于本文所用变量序列均是金融时间序列，因此对模型所用序列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不存在显著单位根，变量序列通过了平稳性检验。
为了考察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的相互影响关系，因此对投资者情绪和市场收益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长期内（10～12个月）投资者情绪是市场收益的格兰杰原因，说明投资者情绪对于中长期市场收益具有预测作用；短期内（1～3个月）市场月收益率是投资者情绪的格兰杰原因，说明短期内市场收益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投资者情绪。
3.2投资者情绪对市场收益的影响分析
本文对投资者情绪对市场收益的影响分析，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构建以下回归方程：
模型（1）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同期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存在显著正相关，滞后12期的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存在显著负相关。结果说明，滞后12期的投资者情绪可以反向预测市场收益，这是因为，投资者过度高涨或低落的非理性情绪，在短期内会使市场收益偏离其正常水平，而在中长期内，这种由过度高涨或低落的情绪对市场收益造成的影响会得到修正。
3.3市场收益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分析
下面讨论市场情绪对投资者情绪的影响分析，结合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滞后1期的市场收益在显著性水平为1%的水平上与投资者情绪高度相关。说明短期内，滞后1期的市场收益对当期投资者情绪会产生显著影响，同时，滞后1期的投资者情绪对当期投资者情绪也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5422，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高度相关。这说明，投资者情绪的短期动量效应显著。
4结论
本文使用最小二乘法回归方法，分别在短期视角和中长期视角分析了投资者情绪与市场收益的相互影响关系，有以下两个结论。第一，在短期内（1～3个月），滞后的市场收益与当期的投资者情绪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第二，在中长期内（10～12个月），滞后的投资者情绪与当期市场收益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滞后情绪可以反向预测市场收益。在中国，市场极端高涨情绪的发生，不仅受前期收益与前期市场收益的影响，更与同期市场收益显著相关。监管部门对市场的管理应从人的角度出发，加大股票市场中理性投资者的参与度，遏制股市中情绪投资者的参与，才能使我国股票市场健康、稳定、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Bakerm，wurglerJ.investorSentimentandtheCross-sectionReturns[J].JournalofFinance，2006，11（4）.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2
关键词煤炭业上市公司；并购；市场效应
中图分类号F407.21；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2-0078-04
一、引言
煤炭是我国重要的战略能源和工业原料，在国民经济中居于基础性地位。煤炭工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力保障。推进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近年来特别是金融危机后成为促进煤炭工业发展的主旋律，也受到了煤炭企业的青睐和政府的强力支持①。在相关各方积极推进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同时，社会上也出现了激烈的反对声音，主要理由是煤炭企业的并购重组客观上导致了国有大型煤炭企业兼并民营中小煤矿的“国进民退”现象，而经济学理论已经表明国有企业天生存在着预算软约束，效率并不比民营企业效率高。煤炭业并购重组是否有助于企业效率的提高，从市场投资者对相关并购重组事件的反应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验证。本文以近年来煤炭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事件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样本事件宣布前后投资者所能获得的超额收益。研究结果表明：样本事件宣布前后投资者能够获得正的超额收益，投资者总体上对煤炭企业并购重组事件给予了积极评价。
二、煤炭业上市公司的并购动因及研究假设
并购是兼并与收购的合称，是指一家企业以一定的代价和成本（如现金、股权等）来取得另外一家或几家独立企业经营控制权和全部或部分资产所有权的行为。并购的目的在于实现规模效益和资源的高效配置，从而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煤炭资源具有自然垄断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随着煤炭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企业内部分工协作更加合理，生产技术更加先进，产品产量显著增加，成本也会大幅削减。因此扩大煤炭企业规模可以更大程度地发挥资源集中的优势，从而产生企业管理协同、财务管理、信息和资产管理的协同效应，消除矿产资源要素的闲置、浪费以及外部不经济现象。而现代化大生产也要求煤炭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不断提高资源的回采率和综合利用率，小规模生产企业显然无法适应这一趋势；大型企业在较高利润率和较强经济与技术实力支撑的基础上，能够兼顾生产规模和资源的合理利用，科学制定采煤规划和进行综合治理，确保煤炭生产的高效进行。
我国目前约有3万余家规模不等的煤炭企业，除少数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企业集团外，大部分是中小型煤炭企业。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煤炭企业集团成立时间长，生产技术水平高，资本实力雄厚，员工素质相对较高，整体表现为“大而先进”的特点。而中小型煤炭企业很多都是2002年以后煤炭价格恢复性上涨后，由私人投资兴建的，无论是技术水平和安全生产条件，还是员工素质和资本实力，都无法与上述“大而先进”的企业媲美。在煤炭业并购重组过程中，国有或国有控股大型煤炭企业并购中小型民营煤炭企业成为一种常见的选择，客观上产生了貌似“国进民退”的现象。但相关研究结果表明国有企业天生存在着产权残缺、规模刚性、目标多元、预算软约束等问题，而这些问题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因此，一方面煤炭工业的产业特征要求企业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我国特殊的经济体制背景使得国有企业天然地在并购中处于优势，而国有企业又很有可能存在经营低效的问题，从而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产生负面影响。投资者对这两种效应如何评价成为一个经验问题。如果并购重组导致的协同效应与规模经济效应之和大于国有企业经营低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投资者会认为并购是好消息，并购事件的宣布有利于投资者获得正的超额回报；如果投资者认为通过并购重组导致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之和小于国有企业经营低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则投资者会认为并购是坏消息，并购事件的宣布会导致投资者获得负的超额回报；如果并购重组导致的协同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之和正好被国有企业经营低效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所抵消，则投资者会认为并购事件对自身没有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a：煤炭工业的并购重组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投资者给予正面的评价；
假设B：煤炭工业的并购重组不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投资者给予负面的评价；
假设C：煤炭工业的并购重组对资源配置效率无影响，投资者给予中性的评价。
三、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及方案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2004年至2009年末的19个煤炭业上市公司重大并购重组事件②为样本对上述假设进行经验验证。重组收购事件的信息和研究中所用的市场交易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君安数据库，选取的样本如表1所示：
分析过程中如遇重组主体停盘，则交易数据向前或向后顺延，重组收购事件首次信息披露日如逢非交易日，则以公布后首个交易日数据计算。
（二）研究方法
拟采用事件研究法对煤炭业上市公司重组收购事件产生的市场效应进行分析，即主要通过考察重组事件前后重组主体在二级股票市场股价的走势，将结果与参照数值进行比较，从而确定重组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可、是否影响市场对重组主体价值的预期。
常用的市场反应衡量方法有两种：平均超额收益率（aaR）和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CaR）。平均超额收益率是指事件窗口期内各日研究样本超额收益率的平均数，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是指整个窗口期内超额收益率之和。累计平均超额收益率依赖于平均超额收益率，而平均超额收益率又等于事件发生日的样本总收益率与参照收益率之差。常见的参照标准包括：大盘收益率、行业平均收益率、回归分析法计算得出的样本公司正常收益率等。为相互比较验证，本文利用行业平均和回归分析两种参照标准。首先计算样本窗口期内各日的参照收益率，然后利用各日的样本总收益率减去参照收益率获得各日样本超额收益率，将窗口期各日所有样本的超额收益率进行平均获得平均超额收益率，然后将窗口期各日的平均超额收益率加总获得累计超额收益率，并对累计超额收益率是否为零进行统计检验。如果检验结果为显著异于零，则认为重组事件向市场传递了信息，重组收购得到了资本市场的关注和认可。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大于零表示市场对重组的评价为正向，事件增加了主体价值，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小于零表示市场对重组的评价为负向，事件减少了主体价值。累计超额收益率不显著异于零表示市场对重组的评价为中性，事件没有影响主体价值。
（三）研究过程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重组主体在大盘回归参照系下的超额回报
图1显示了在与大盘回归参照系下，[-20，20]事件窗口期内各日所有样本公司超额回报率的平均数。图中结果表明，在41个窗口日中，样本公司的平均超额回报为正的日期为28个，负的日期为13个，正的日期显著多于负的日期。
表2列示了所有样本在[-20，20]窗口期内相对于沪、深市场整体的累计超额回报。如表中所示，19个样本中仅有4个样本累计超额回报为负，其余15个为正，正向累计超额回报的绝对值远远大于负向绝对值。单边t值为2.73，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20，20]窗口期内重组样本相对于市场整体的超额回报显著为正。结果支持了假设a，表明煤炭工业的并购重组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投资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二）重组主体在产业平均回报参照系下的超额回报
图2显示了在产业平均参照系下，[-20，20]事件窗口期内各日所有样本公司超额回报率的平均数。图中结果表明41个窗口日中，样本公司的平均超额回报为正的日期为28个，负的日期为13个，正的日期显著多于负的交易日，而且从数值上看，有多个日期样本的平均超额回报大于1%，没有小于-1%超额回报的交易日。
表3统计了所有样本窗口期内相对于产业整体的累计超额回报。如表中所示，19个样本中仅有6个样本累计超额回报为负，其余13个为正。正向累计超额回报的绝对值远远大于负向绝对值。单边t值为2.77，表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20，20]窗口期内重组样本相对于产业整体的超额回报显著为正。结果同样支持了假设a，即煤炭工业的并购重组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投资者给予了正面的评价。
五、研究结论
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业上市公司的并购重组事件引起了市场的广泛关注，而且并购重组宣布的[-20,20]的窗口期内，投资者获得了正的累计超额回报。表明投资者对于煤炭业并购重组事件的总体评价为正，原因主要是产业属性决定了煤炭企业并购重组有利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可以增强并购主体的竞争优势。因此相关部门要积极创造有利条件，大力推动煤炭企业的并购重组。
[注释]
①国务院2005年了《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依靠科技进步，走资源利用率高、安全有保障、经济效益好、环境污染少和可持续的煤炭工业发展道路。将鼓励大型煤炭基地建设，积极培育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作为重要的工作目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报告（2009）：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并购重组》，该研究报告以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并购重组为主题，在回顾和总结中国煤炭企业并购重组基本情况的基础上，着重就加快推进煤炭企业并购重组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和原则、条件要求、运作过程、模式选择、资金融通、风险防范、运作策略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山西省政府积极推动省内煤炭资源的整合，2009年了《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实践。河南省、山东省、黑龙江省、河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也在积极推动煤炭企业的并购重组。
②并购重组对象主要为非上市中小型煤矿或煤炭企业。
[参考文献]
[1]岳福斌.中国煤炭工业发展报告（200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郭力方.晋煤重组不是“国进”也非“民退”[n].中国能源报，2009-12-30（03).
[3]洪银兴.资本市场：结构调整和资产重组[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赵国浩.中国煤炭工业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3
关键词：St公司壳资源财务特征壳价值
一、引言
自我国证券市场成立以来，许多公司相继上市，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的发展，但也有相当数量的公司上市后由于经营管理和产业定位等方面的原因，长期处于亏损状态，往往失去配股资格，不能通过证券市场融资，因而失去其在资本市场的意义。从1998年开始，连续亏损的公司被实行特别处理（St）和特别转让（pt），从此“特别”的公司受到投资者的特别关注。在我国直接上市（ipo）成本很高且审查是十分严格的，许多企业进入证券市场面临困难；与此同时，为了兼顾中小股民利益，允许其他企业通过买壳或借壳上市的方式来挽救那些将会被退市的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St退市机制的初衷是减少市场投机成分，然而在我国这种独特的制度背景下存在着特殊的交易安排，制度的安排改变了投资者对壳公司的投资预期，不论是公司高管层的变更，还是公司资产重组的题材，St公司的各类事件都会改变投资者的获利预期，从而影响St公司的市场股票的价格，其股票价格的波动往往十分剧烈。St类上市公司显然已经成为投资者格外青睐并且相互争夺的资源。St公司股票的市场表现过度活跃，其中蕴含的风险是无可争议的。在观察证券市场长期的运行中，可以发现壳公司的股价由于并购、重组和违规操作等消息而产生异常波动，股票价格严重背离自身价值，使投资者面临极大地风险，也不利于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因此，研究壳公司的价值有利于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利于加强股市的监管工作；有利于督促壳公司改善自身经营情况；有利于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决策，确定St上市公司的壳价值对重新评判其偿债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壳公司能够在市场上交易，就意味着有特定的价值，价值的确定是壳公司交易中最重要的环节。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使壳公司成为炙手可热的资源，已经严重偏离其自身价值。已有文献大多是对St公司为避免退市所采用手段的有效性及财务危机的预警进行具体的研究，较少研究壳公司的价值，对壳价值及影响壳价值的财务因素缺乏实证性分析。鉴于此，文章以St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这类公司的财务特征进行深入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分析财务风险对壳公司价值产生的影响，并运用实证分析，得出从财务因素角度确定壳公司价值的回归方程，使壳资源的定价趋于合理化。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St公司的财务特征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总体反映，也是经过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是分析研究较为可信的资料，所以利用会计报表项目研究困境公司能够较为直观地揭示企业的财务特征。下文将选取不同行业的8家2011年首次被St的上市公司，通过对比其被St前后财务报表的重要会计科目的变化，进而分析研究St公司财务特征。（1）资产负债表项目。资产负债表是企业最基本的会计报表之一，表（1）和表（2）选取了最重要的11个会计科目进行研究。通过对比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对资产项目进行分析，从整体来说公司被St之后的流动资产均值大于未被St时；其中预付账款远远超过未被St时，这种现象较有可能是企业信誉变差造成的。存货和应收账款也大于被St之前，可见通常被St类上市公司在销售方面存在比较突出的问题。固定资产在公司被St后略有下降，但相差数额较小。其次，从负债方面分析，St公司明显存在高负债的特征，其中流动负债更是远远高于被St之前，可见St公司存在较为严重的资金短缺现象。应付账款及长期负债也明显增加，负债过高已经成为St公司在最为明显的财务特征。过高的负债大大增加了St公司的财务风险。最后，所有者权益方面，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由于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亏损，所以St公司未分配利润大大降低甚至为负，这也是St公司最主要的财务特征之一。（2）利润表项目。利润表项目是反映企业损益的重要项目，它主要包括包括收入、费用和利润。表（3）和表（4）选取了主要的利润表项目，通过对St前后的对比可以看出，公司被St后在主营业务收入及主营业务成本方面仅有一些微小的变化，其净利润均为负的原因是主要是各项费用过高，其中财务费用更是远远超过被St之前，由此也可以看出St公司高负债的财务特征。总的来说，财务费用高，净利润为负是St类公司利润表反映出的主要特征。（3）现金流量表项目。从表（5）和表（6）可以看出，被St以后企业的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和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均明显减少，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前面分析的St公司存在资金短缺的问题。现金净流入量减少St公司现金流量表项目反映出的财务特征。总体说来，资金短缺是St公司最主要的财务特征。具体的表现有长短期负债、应付账款高，现金净流量少，财务费用高也从侧面反映出负债高、资金短缺的问题。由于信誉差及销售难的问题，其预付账款和应收账款也存在过高的特征。主营业务利润不高，各项费用尤其是财务费用过高最终导致企业的净利润为负。
（二）壳资源价值虽然我国相继出台《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对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作了较明确的规定，但这些规定的实际操作性不强，这导致我国股票退市机制缺位。通过控股“壳公司”买壳上市、借壳上市就成为许多寻求上市捷径的最佳途径。对这些沦为“壳公司”的企业来说，也希望有实力的企业的收购从而改变自身的价值，所以壳交易可以发生。上市公司的壳本身就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是上市公司独有的，是以上市资格为形式、以股权资本为内涵的具有融资特性的特殊经济资源。上市资格是上市公司独有的入市权力，可视为一种特殊的市场产权，赋予上市公司从资本市场融资与交易的权力。上市公司的融资途径有两种：一是入市融资，在资本市场募集资本，通过运行资本赚取资本溢价；二是入市交易，赚取股权交易的价差收入。简单来讲就是壳资源具有收益性，其收益是通过对壳资源的利用来实现的，获得上市公司的壳可以使企业实现从证券市场直接融得资金，同时还可获得巨大的新闻和宣传效应、政策优势或经营特权、合理避税等方面的巨大收益。上市可以将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有效的进行对接，从而实现股权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有机结合。通过上市的渠道，企业可以实现“资本-项目-资本”的资本增值循环过程，因此在该循环过程中形成了企业壳资源的价值。但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公司所有的股本并非全流通，因此公司的价值应从两方面进行定价，流通股和非流通股的价值总和即为壳资源的价值。
（三）公司财务风险对壳价值的影响在实际交易中，壳公司实际交易价格与其理论价值通常相背离，这主要是St公司负债过多，面临较大财务风险导致的。企业生存的威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经营和管理能力不足，导致企业长期亏损，失去继续经营的动力；二是企业缺乏偿债能力，到期不能偿还债务直接导致企业破产清算。企业偿债能力影响继续借款的可能性，更影响企业的信誉，从而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最终影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及营运能力。为了能使St公司注重规避财务风险，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营，也为了能正确估计其壳资源的价值，需要对St公司的偿债能力进行分析。我国上市公司偏好增股融资，但St公司往往不具有配股权，失去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资格，只有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由于这些企业在过去的贷款中与银行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也由于银行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业绩较差的St公司仍有可能获得大量贷款。所以，在我国上市公司中，存在许多企业大规模负债以满足企业盲目扩张的资金需求，这样的的高负债企业往往会造成公司资产不足以偿还债务，企业所有者权益为负的现象。St公司被收购之后其负债通常会被剥离，过高的负债必将大大的降低壳公司的价值。下面通过财务杠杆公式来分析财务风险对St公司价值的影响：财务杠杆系数（DFL）=■=■=■。
其中，DFL为财务杠杆系数；epS0为每股收益；eBit0为期初息税前利润率、；i为利息率；t为所得税税率；Dp为优先股股利。财务杠杆系数是指普通股每股每股税后利润变动率相当于息税前利润变动的倍数，用来反映财务杠杆大小和作用程度以及企业财务风险的大小。通过公式中可以看出，息税前利润率越大，财务杠杆系数越小，利息率越大，财务杠杆系数越大。因此，息税前利润率越低，负债利息率越大的情况下，财务风险就是越高的。负债比率是企业可以控制的，通过合理安排资本结构，适度负债，可以用增加的财务杠杆利益来抵消风险增大带来的不利影响。对于有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来说，运用财务杠杆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在配发新股的同时也增加负债融资的数量，从而保持甚至扩大财务杠杆效力，这种财务决策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财务杠杆来增加股东利益，显然比单一通过配发新股来筹集资金的方式更好。相反，对于无配股资格的St上市公司而言，若其收益能力小于其负债的平均利率，一味地增加负债，将使股东收益大大折扣，最终导致壳资源的价值较低。综上所述，积极关注和研究财务因素及其对壳价值的影响，有助于壳价值的提升。对负债加以科学利用，规避不利的财务风险，积极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
（四）指标体系和模型建立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的总体反映，也预示着企业的发展前景，它帮助投资者了解公司状况，合理进行投资行为，也是进行分析研究的可靠资料。通常来说，企业财务状况的判定不论是在理论分析中还是实务中，涉及公司运营管理能力的常用财务指标大致可分为3类，偿债能力指标、盈利能力指标和营运指标。本文也将借鉴该种衡量方法并建立指标体系，如表（7）所示。并建立如下回归模型：Y=？茁1X1+…？茁iXi+ε
其中：Y为壳公司价值指标；？茁1为第i个主解释变量对壳价值的估计参数；ε为估计残差项。
（五）样本选取和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截止2012年4月30日53家已公布年报的两个交易所的St上市公司。由于交易所中存在a股和B股，但是a股和B股遵照不同的会计标准，为了防止不同会计准则对计算产生误差，因此选取样本时剔除了B股的St公司；同时为了保证数据的连续性，剔除了数据不全、极端值的样本，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公司46家。
三、实证检验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为了避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将首先选取指标进行相关性分析。通过eviews得出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8）所示。从表初步判断两个赢利性指标每股收益与总资产净利润率存在显著相关性。为了进一步检验并解决多重共线性的问题，下面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分别作Y对X1、X2、X3、X4、X5、X6的一元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逐步回归），将R2按大小排序为：X1、X5、X3、X4、X6、X2，以X1为基础，顺次加入其他变量依次回归，结果为：
（二）异方差检验通过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排除了多重共线性的干扰，选取了5个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壳价值进行回归拟合，但是解释变量的显著性及回归结果均不是十分显著，通过观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散点图，推测模型可能存在异方差现象。首先绘制X对残差平方e2的散点图，如图（1）至图（5）所示。由以上各图可以看出：残差平方e2与解释变量的散点图主要分布在下三角部分，有个别的值出现较大程度的偏离，因此，模型极有可能存在异方差。根据这种情况，本文采取white检验对回归模型进行进一步检验，通过对e2进行辅助回归，得到R2与样本容量的乘积nR2=23.0694，由怀特检验知，在的α=0.05时，x20.05（5）=16.75（方程中含有5个解释变量，自由度为5），nR2>x20.05，故拒绝原假设，表明模型存在异方差。
（三）回归分析在white检验的基础上，本文选用加权最小二乘法对模型进行修正，分别选用权数？棕1=1/X2，？棕2=1/X22，？棕3=1/■，经过估计检验发现，无论使用哪个权重，解释变量X1每股收益均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且方程回归结果不显著，删除变量X1后用1/X22的估计效果最佳，回归结果如表（10）所示。相应的估计结果为：Y=231285.4938*X3-14688.40015*X4+182795.7301*X5+960.7777512*X6。
从表（10）中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R2=0.96，表明回归方程的整体拟合度较好，回归结果显著。Dw统计量的值为2.15，相邻残差之间无明显相关性。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这四个解释变量回归参数具有显著性。资产负债率对壳价值呈负相关，与上文分析的财务杠杆对壳价值影响结果是一致的，St企业过多负债会降低壳资源的价值。流动比率反映了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导致企业终止的直接原因就是缺乏偿还到期债务的能力，流动比率越高，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就越强，壳资源的价值自然就会提高。存货周转率、应收账款周转率是公司营运能力的关键，周转能力的提高也有助于公司壳价值的提升。实际交易中，对壳价值影响较大的盈利能力指标在本文进行回归分析时回归参数均不显著，且对回归结果产生不利影响。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一是St类上市公司的财务指标存在异常，本该亏损的公司为了急于“摘帽”，采用诸如操纵资产减值准备等手段来调节利润，使本该为负的净利润在年报披露时变为正值。通过本文的回归分析恰能表明中国证券市场上的St类上市公司极有可能存在违规操作行为的存在。二是St类上市公司作为作为亏损的上市公司，其本身的价值波动就比较大，又由于这类公司是证券市场的特殊群体，备受投资者的关注，公司的股价往往会由于并购、重组等消息或财务状况的改变而产生异常波动，有个股股价甚至高达42.16元，远远偏离其自身价值的。这对估计壳公司价值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异常的壳价值导致本文进行回归分析时本该与其密切相关的指标出现偏离现象。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选取了截止2012年4月30日53家已公布年报的深沪市a股St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了St类上市公司的财务特征和壳资源价值。结果发现，St企业过多负债会降低壳资源的价值；短期偿债能力和周转能力的提高有助于公司壳价值的提升；然而，盈利能力对壳资源价值影响不显著。（1）提升盈利能力。虽然在本文的研究中未能在回归方程中体现盈利能力对壳价值的影响，但是企业无论是以股东权益最大化还是以盈利能力最大化为管理目标，都必须盈利为前提。盈利能力体现了企业在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竞争力强弱，也体现了企业资本增值能力的高低。对壳公司而言，注重优秀业务的发展，提高壳公司的盈利能力，一定可以达到提升壳价值的目的。如果St公司能够在注重短期业绩的基础上，进一步关注长期盈利能力，在St持续期内有正的累计收益，将增加St公司被“摘帽”的可能，使其摆脱特别处理，恢复正常经营。（2）适度负债，避免沦为空壳。在中国证券市场，St公司通常是不存在配股资格的，这类公司往往只能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来筹集资金。过高的负债使企业需要承担较重的财务负担，而且相对于St公司而言，通常收益能力小于其负债的平均利率，负债越多亏损也就越大。事实证明，大量的上市公司在募集资金后，缺乏良好的投资项目，盲目投资，最终导致资不抵债，沦为空壳公司。（3）加强市场监管，提高审计意见的可信度。我国证券市场管理制度不完善，投资者自身又缺乏专业的财务知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也就极其重要。特别是对于St上市公司，审计报告数据的与壳价值大小高度相关，再加上壳公司本身经营业绩较差，会加大不真实审计的风险。因此，证券监管机构应密切关注St上市公司的审计报告，及时发现异常现象，同时应当监督注册会计师对St公司的审计态度需更慎重严厉，提高审计意见的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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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4
[关键词]制度变迁；市场化；经济增长；旅游经济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3）07-0013-09
1、引言
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过程也是经济运行体制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深化的过程，改革就是制度变迁，其实质也是经济市场化，中国3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市场化制度变革的结果，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投入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但制度决定论认为，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以科斯（coase）和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尤其关注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其理论清晰且合理地解释了正处于激烈体制转轨期中国的诸多问题，在我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得到国内学者的普遍认同，认为面向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决定性影响。同样，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期及对宏观环境敏感的中国旅游业，其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增长明显地与制度变迁相联系，旅游管理体制的产生、发展、改革、创新是伴随着市场化制度变迁而逐步演变，制度变迁释放的能量是推进中国旅游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增强区域旅游发展水平和产生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已有的研究主要从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客源市场、地理区位和政府政策等视角探讨中国旅游经济增长及其影响机制，随着市场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和旅游产业的发展，制度及其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日趋扩展和深化。国外学者从不同层面探讨了制度对旅游业的影响，并以前苏联、塞浦路斯和中国等政治经济体制转轨典型的国家为例，开展了制度变迁对旅游发展的实证研究。国内学者更关注我国宏观制度变迁与旅游发展、区域旅游管理体制变迁与地方旅游发展以及制度对旅游企业、遗产保护等领域的影响研究，分析显示，我国旅游产业属性和地位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政策法规发生变化而诱致，并不断与市场化改革过程相适应的结果，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权利下放、企业激活、市场强化”的制度演变与旅游产业成长的模式。然而，制度意义的宽泛且其作用往往交织和内化于其他增长因素中，致使制度的表征形态和衡量指标体系存在争议，因而目前国内外关于制度对旅游经济增长绩效的研究成果存在多理论、少定量，多规范、少实证，零散研究多而系统研究不足等问题，表现如下：将制度作为影响旅游发展的宏观环境背景和外在变量进行探讨，间接探讨制度与旅游发展的关系；虽然认识到制度因素是影响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内生变量，但由于制度变量难以衡量，在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或旅游全要素生产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的影响模型中，仍然忽略制度指标；也有部分学者用非国有经济比重等变量表征制度变迁，将其与旅游经济增长进行简单的相关或回归分析，测度制度变迁的旅游经济绩效，但这类指标无法涵盖制度变迁的全貌，且研究很少将制度因素全面纳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系统分析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从而难以定量揭示制度对于旅游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基于目前的研究成果，本文利用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市场化进程指数（以下简称市场化指数），以及各省市区的旅游企业面板数据，在传统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obb-Douglasproductionfunction，C-D生产函数）的基础上，构建旅游经济增长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剖析以市场化指数表征的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考量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2、研究思路、方法与数据
2.1研究思路
经济增长研究表明，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资源配置的改善带来的效率提高是生产率提高的两个最主要来源，抛开企业技术水平的差异，1992年以来，中国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模式，开始了系统的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新体制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旅游产业发展历程看，旅游产业的市场化进程是在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体制转轨与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健全，市场机制在旅游产业中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得到了重视和强化，在旅游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在考察体制改革与旅游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中，关键是如何定量测度体制改革的变迁过程，传统的资本、劳动等投入要素具有较好的可测性，且可以通过规范的统计资料查询，制度本身就难以衡量，而旅游产业综合性、交叉性的特点更使得旅游业的制度变迁内化于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之中，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几乎所有领域，难以全面辨析和有效剥离。因而，基于中国仍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体制背景，制度变迁的实质也是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市场化进程也体现了我国制度变迁的动态历程和本质内涵。虽然使用市场化进程表征制度变迁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不完整性，部分学者也质疑其合理性，然而，考虑到我国体制改革的历程、旅游产业的发展背景与旅游经济特点，在没有其他更好替代参数的情况下，市场化指数将不失为全面衡量制度变迁并分析其对旅游经济增长作用的一个变量，可以较为合理剖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
樊纲课题组借鉴了国际上的经济自由度指数，结合我国国情构造并计算了中国市场化指数，也是目前使用较为权威且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市场化指数，反映和衡量中国正处在由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而不是表示体制变迁的具体数值，这个指数使用基本相同的指标体系进行了持续测度，因为其具有横向和纵向可比性，可以从较长的时间跨度考察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省际差异的影响。
2.2研究方法
本文仍然采用了在经济增长实证文献中，经典而广泛应用的C-D生产函数，即：
式（1）中，Y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产出；ait表示tFp，它是扣除资本和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之后的其他因素；Kit、Lit分别表示各省份的资本和劳动投入；α、β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产出的弹性系数。tFp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微观效率提高，由于旅游企业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企业，本文主要揭示制度变量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因而不考虑企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此外，基础设施的改善更能有效发挥市场化改革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因此参考樊纲和王小鲁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全要素生产率定义为：
式（2）中，init表示第i省第t年的市场化指数，tRit表示各省份的基础设施水平，用标准道路里程与人口的比率来衡量。λi表示各省份的固定效应，表示不随时间变化影响生产率的因素，εit表示随机干扰项。将式（2）代入式（1），由于该模型包含参数非线性，对等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得到如下计量回归模型：
2.3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较性，并参考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选取中国及各省纳入全面统计报表的旅游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旅游企业营业收入作为产出衡量指标，旅游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原值和从业人员分别作为资本与劳动投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迁衡量指标。由于到目前为止，市场化指数的时间跨度只涵盖了从1997年到2009年共13年，为了匹配这个时间序列，其他变量数据也仅选择1997～2009年的数据。由于市场化指数数据的不完整，以及其旅游发展的特殊性，研究对象是中国内地除之外的30个省市区。我国30个省份的旅游企业总收入从1997年的1305.35亿元增加到2009年的4520，82亿元，年均增长10.91%；旅游企业总固定资产从2140.42亿元增加到8275.89亿元，年均增长11.93%；旅游企业总从业人员从135.54万人增加到273.83万人，年均增长6.04%；平均市场化指数从4.01提高到7.57，年均提升5.45%。此外，基础设施涉及种类较多，部分类别缺乏数据以及类别之间难以直接加总，为使其数据具有可比性，以14，7的换算系数将铁路里程与各省份的高等级公路里程合并为标准道路里程，然后计算了其与人口的比率，13年间全国每万人的标准道路里程平均从19.2千米增加到37.99千米，年均增长5.85%。旅游企业数据全部取自《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副本）》（1998～2010），公路里程、铁路里程和人口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998～2010）。
3、研究结果与分析
3.1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
利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根据1997～2009年中国市场化指数和旅游企业收入的时间序列数据，探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关系。图1显示，1997～2009年间，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省市区的旅游产业也取得了相应的发展，且旅游企业收入增长与市场化指数之间存在较明显的正向关系，说明了市场化制度变革可能是旅游产业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不同省份之间的区域差异仍然比较明显，其中，13年间平均市场化指数最高和最低的分别是浙江（8.748）和青海（2.658），市场化进程最快和最慢的分别是宁夏（11.04%）和河北（3.2%）；平均旅游企业收入最多和最少的分别是广东（517.656亿元）和青海（4.306亿元）。为避免由于数据的非平稳性所致的伪回归现象，需进行相关检验，其实证检验主要包括3个步骤，检验均运用eviews6.0计量软件进行分析。
（1）时间序列的稳定性检验。在时间序列分析中，数据的平稳性是决定回归是否可靠的重要指标，而本文使用的时间序列数据受到有效样本的制约，首先进行数据的平稳性检验。检验数据是旅游企业收入（Y）和市场化指数（in），其中，收入变量取自然对数。选择增广的迪基-富勒（augmentedDickey-Fuller，aDF）单位根检验法，采用赤池信息量准则（akaikeinformationcriterion，aiC）确定滞后阶数，检验结果显示（表1）变量1nY和in在1%的显著水平上均不平稳，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分别在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上平稳，两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即i（1）序列。据此初步推断变量lnY和in间可进行数据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分析。
（2）e-G协整检验。根据e-G两步法做协整检验，首先建立回归方程：1nYt=β0+β1int+μt。因为变量1nYt和int都是同阶平稳的，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leastsquare，oLS）对方程的回归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下：
然后对方程的回归残差序列做aDF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残差的aDF统计值是-3.083，并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残差是平稳的，且方程拟合度较高，解释力较强，回归方程的设立比较合理，旅游企业收入与市场化程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模型不存在谬误回归，进而理论上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回归方程系数是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间的弹性，即当市场化指数（in）每增加1%，旅游企业收入（1nY）将提高0.318%，反映了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明显的。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上述分析反映了市场化和旅游收入增长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是否为因果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进行Granger因果验证。按照aiC和施瓦兹（Schwarzcriterion，sc）最小准则，通过计量软件中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ectorautoregression，VaR），确定市场化指数与旅游收入两个变量之间的最佳滞后期为3，检验结果显示，在5%显著性水平下，市场化指数是旅游企业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而旅游收入增长不是市场化进程的Granger原因，说明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作用关系。
3.2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利用eviews6.0软件对式（3）进行回归检验，由于本文的面板数据截面数远大于时期数，因此模型估计采用截面固定效应模型，表2是回归结果。由表2第1列的估计系数可知，资本、劳动和市场化的产出弹性分别为0.547、0.17和0.089，说明了1997～2009年期间，固定资产投入对旅游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劳动投入次之，在保持资本和劳动投入不变的情况下，市场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旅游收入将会增长8.91%。为了比较不同时期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差异，将研究期间分为1997～2002年和2003～2009年两个较平均的时间段，第3列和第4列是两个时期的回归结果，显示资本的正面效应较大幅度减弱，而劳动和市场化的正面效应显著增强，其中，市场化的弹性系数由0.025提升到0.182，且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和市场化的弹性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作用并不明显。此外，基础设施的贡献度也较大幅度增强。通过对两个时段的市场化指数的统计分析，1997～2002年的市场化进程较为缓慢，6年间市场化指数年均提高0.23，而2003～2009年7年间，市场化进程明显加快，年均提升0.32。这表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效应并没有减弱，反而还在加强。由于1997年和1998年的市场化指数与之后年份的市场化指数相比，缺少部分分项指标，而1999年之后的各分项指标一致，又对1999～2009年进行了回归检验，由第2列结果可知，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089，与第1列相比，变化微弱。
根据1997～2009年的固定效应回归结果，用增长核算的方法对省际旅游经济增长因素进行分解。表3分解结果显示，资本、劳动和tFp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53、1.02和3.36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贡献度达59.83%，说明资本对旅游经济增长仍然起到最重要的作用，这个时期旅游收入的增长主要是依赖资产投资拉动，这与学者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分析结论较为一致，相比而言，劳动投入的贡献度较小，为9.39%。在决定tFp的因素中，市场化、基础设施和不可观察因素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0.49、0.09和2.78个百分点，其中，市场化分别贡献了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14.47%和4.45%，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需要说明的是，不可观察因素的贡献度达25.48%，说明还存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等因素对tFp和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
3.3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区域差异
在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贡献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各省份的市场化指数与旅游企业收入进行回归，分析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关系，并将回归系数与各省年均市场化指数、年均旅游企业收入、市场化变迁强度进行比较，表4是比较结果。
从传统三大地域和省域来看，虽然4个指标之间呈现较大的区域差异，但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收入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且表现为市场化水平与旅游企业收入之间、市场化变迁强度与回归系数之间呈现正方向变化，而市场化水平与回归系数呈现反方向变化，具体而言：市场化水平最高的东部地区（7.227），其旅游企业收入也最高（177.864亿元），市场化水平最低的西部地区（4.398），其收入也最低（35.506亿元），中部地区介于两者之间，说明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其旅游经济越发达；然而，市场化的边际贡献效应却与此不一致，即西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市场化变迁程度最强（6.54%），回归系数也最高（0.642），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最高，但变迁程度最弱（5.13%），回归系数也最低（0.338），说明制度变迁程度越强，其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度越高。位于三大地域的不同省份与所在地域的变化规律基本类似，浙江的市场化水平最高（8.748），旅游收入也仅次于广东、北京，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2.658），收入也最低；反之，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刺激效应越强，虽然青海的市场化水平最低，但其市场化变迁强度（8%）在所有省份中仅次于宁夏，回归系数达到1.039，位居第一。但个别省份也呈现特殊的情况，如平均旅游收入水平不高的海南省（38.81亿元），市场化水平也不高（5.382），市场化变迁强度也处于最后（2.79%），但其弹性系数较高（0.605），这可能与海南省的地理环境、特区背景以及旅游发展政策有较大关系，相比较于其他省份，虽然市场化进程较慢，但其市场体制的每次变迁对旅游经济的刺激效应更强，旅游经济效果也更明显，这也注解了国家批准建设“海南国际旅游岛”战略的合理性。
不同地域和省份市场化水平、市场化变迁强度及其贡献度的区域差异，一方面反映了相对于东部沿海地区，大部分中西部尤其是西部省份的体制更处于激烈的转轨期，其体制的改进与完善对于旅游经济的增长效应更加明显，解读了中央提出的“东部转型”、“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及“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合理性，以望通过制度变迁，改善地区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引导区域发展，缩小区域差距。但同时也说明了，虽然东部沿海发达省份旅游经济的发展初步获取并验证了改革的“红利”，但已有的体制改革对于旅游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效应日趋减弱，我国目前远未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仍然有相当多的制度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必须加强各方面的包括旅游业在内的体制改革，进一步释放制度变迁的红利，这也是我国尤其是中西部相对落后省份旅游经济发展的后发优势和潜力，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潜力仍然很大。
4、结论与讨论
面向市场化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持续变迁是推动中国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从1997年到2009年，中国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市场化是旅游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表明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的制度变迁对旅游经济增长的作用较为显著；进一步利用面板数据分析显示，市场化对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0.49个百分点，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促进了产权的多元化，改善了旅游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了旅游企业绩效水平，这一时期tFp增长的14.47%和旅游经济增长的4.45%是由市场化改革贡献的；市场化进程对不同区域旅游经济的增长都具有显著的正效应，但市场化水平及其变迁强度在不同区域存在显著差异，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也存在不同，表现在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地区，旅游经济越发达，区域的市场化变迁程度越强，边际贡献度也越大。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5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上市公司融资方式有内部融资、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根据西方理论分析上市公司对融资方式的选择主要取决于成本，内部融资的成本最低，股票融资的成本最高，根据“啄食顺序理论”（thepeckingordertheory）即公司融资将根据成本由低到高的顺序，而不应有其他偏好。因此，企业的融资顺序应为：内部融资、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但是，实际上根据以前几年的资料分析，我国两市的上市公司每年年末资产负债率远远低于同期国内同行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且逐年递减，反映了其每年总体上股权融资比例大于债权融资比例。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对股权融资的偏好，这与融资优序理论相悖，也与资本结构理论存在巨大偏差。
1995年―2000年企业股票筹资额与债券筹资额情况如下表1，表中数据表明了上市公司在前几年中融资方式及融资顺序的变化趋势。随着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种股权分置现象已严重束缚了我国股市功能的正常发挥和效率的提高，成为困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近年来，证券市场发生的变化，对企业融资环境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上市公司的融资环境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并对上市公司再融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增发和配股的成本并不低廉，预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其并非是上市公司融资的最佳选择。如何在新的环境条件下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融资方式，这是许多上市公司共同关心的话题。
我国上市公司1990-2004年股票市场筹资统计情况如表2所示，表中数据表明1990-2004年各融资方式的变化趋势，更准确的体现了近年来企业的融资顺序正在不断变化。
无论是市场的发展还是政策的引导，企业的融资环境的改变对企业融资方式有怎样的影响？企业选择融资方式的顺序是否有合理化的趋势？本文就以沪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企业融资顺序的合理性和趋势性。
二、选择样本与研究步骤
（一）基本假设
假设1：假设内源融资额全部用于公司发展。
条件1：非金融类沪市上市公司；
条件2：非St公司和pt公司，这些公司或处于财务状况异常的景况，或者已连续亏损两年以上，如果将其纳入样本将极大地影响结论的可靠性和一致性，因此从样本中剔除。
条件3：结合以上条件，本文的研究范围设定在2000-2004年我国沪市资本（包括银行借款、长期债券、债转股、股本）发生变化的企业，2000-2004年内长期借款筹资的企业有611家，短期借款筹资的企业有699家，长期债券筹资（包括可转债）的企业有37家，股票筹资的企业有672家。其中，St公司和pt公司97家，金融类公司3家。因此，通过以上条件的筛选，研究范围为683家上市公司。
（二）分析步骤
1.指标选择；
2.对指标因素进行简单的描述；
3.模型建立；
4.实证结果；
5.结果分析及解决方法。
三、研究方法与变量解释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规范分析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纵横对比的分析方法，从融资成本的高低、融资风险的大小、机动性的大小、融资方便程度等方面来比较各种融资方式。
（二）变量解释
需要解释的各个变量的理论含义、指标确定，以及解释模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的期望关系如下：
1.规模：规模大的公司经营更为多元化，抗风险能力强，破产的可能性小，具有更高的负债能力，因而常常能在较高的财务杠杆水平上运行。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大量的非流通股，公司市值并不能很好的反映公司规模。Demsetz和Lehn（1985）的研究表明，用公司资产总额代表公司规模与采用公司股权市值表示公司规模的回归结果并没有较大的差别。因此，本文也采用公司资产规模表示公司规模成长。
2.成长性：成长性的代表变量用总资产平均增长率表示。高成长性企业比低成长性企业对未来的发展有更多的选择，myers等从理论上，Bradley（1984）、Smith和watts（1992）、Barclay和Smith（1995）、Goyal等人（2001）从实证研究的角度上都证实了增长机会与企业财务杠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因此，企业的成长性与企业的财务杠杆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即企业增长机会越多，财务杠杆越低。而且在负债构成中，短期债务越多，而长期债务越少。
3.市场竞争：代表变量用主营业务利润率表示。主营业务利润率反映了企业的经营效率，当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激烈时，企业的经营效率偏低，将相应带来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偏低。市场竞争激烈的企业，它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将相对降低，因此，财务杠杆比率与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率将成正相关关系，特别是其长期负债比率。
4.盈利性：代表变量用净资产收益率表示。myers和majluf（1984）的优序融资理论指出，盈利性高的企业倾向于低的负债率。盈利性高的上市公司倾向于采用配股的方式来获得外部融资。
5.资产担保价值：资产担保价值是决定企业负债能力的重要指标。企业中各类资产抵偿负债的能力是各不相同的。风险低，更通用的有形资产对负债能提供更可靠的抵押保证。同时企业举借有形资产担保的债务时还可以降低其筹资成本（myers和majluf，1984）。为确定企业在多大程度上资产抵押价值影响负债水平，我们把固定资产、长期股权投资和存货视为可抵押资产。
6.公司融资能力：公司采用哪种融资方式受到融资能力的限制。影响内源融资能力的因素：利润规模X11=净利润t/融资总量t。影响债权融资能力的因素：历史负债规模X12=（负债量t-1+负债量t-2）/融资总量t。影响股权融资能力的因素：配股权X13，如果本会计年度公司有配股权，则X13=1，否则X13=0。
7.流通性：我国的资本市场是特殊的资本市场，包括流通股与非流通股，其中，流通股包括a股、B股和H股。以上不同种类的股份具有不同的发行和转让办法，彼此之间相互割裂。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来源占大多数的国家股、法人股实际上很少流动。因此，股票的流通性也会影响企业融资能力。选取的样本公司各年的流通股比率见表3。
（三）选定自变量
1.流动比率X1=流动资产t/流动负债t
2.速动比率X2=速动资产t/流动负债t
3.负债比率X3=负债总额t/总资产t
4.主营业务利润率X4=主营业务利润t/主营业务收入t
5.净资产收益率X5=净利润t/所有者权益总额t
6.有形资产率X6=（固定资产t+长期投资t+存货t）/总资产t
7.无形资产比率X7=无形资产t/总资产t
8.总资产增长率X8=（总资产t-总资产t-1）/总资产t-1
9.公司资产规模X9=总资产t/全部样本总资产平均值t
10.应收账款周转率X10=销售收入净额t/平均应收账款t
11.存货周转率X11=销货成本t/平均存货t
12.利润规模X12=净利润t/融资总量t
13.历史负债规模X13=（负债量t-1+负债量t-2）/融资总量t
14.配股权X14，如果本会计年度公司有配股权，则X14=1，否则X14=0。
15.股利支付率X15=现金股利t/净利润t
16.股票股利支付率X16=送股股份数t/总股份数t
17.市盈率X17=股票价格t/每股收益t
18.流通股比例X18=流通股股数t/（流通股t+非流通股t）
四、模型建立及结果的描述与分析解释
（一）建立模型
设三个因变量：
1.债权融资度Y1=债权融资额t/融资总额t，其中：债权融资额t=总负债t-总负债t-1。
2.股权融资度Y2=股权融资额t/融资总量t，其中：股权融资额t
=发行、配股或增发新股融资额t。
3.内源融资度Y3=内源融资额t/融资总额t，其中：内源融资度t
=净利润t-派送红利t。
融资总额t=债权融资额t+股权融资额t+内源融资额t；t代表会计年度。
模型建立：
（二）基本统计结果及分析
构建的是多元回归方程，因此，一些自变量Xi对因变量Yj的影响较大，但另一些自变量Xi对因变量Yj的影响较小。一般的多元回归分析往往很难确定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的大小，但是，通过逐步回归分析可以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
逐步回归分析是将自变量逐一引入多元回归方程，而引入的条件是该自变量的偏回归平方和在所有未入选的自变量中具有最大值，并经过F检验具有显著意义。此外，在每引入一个新的自变量时，还应对先前已选入多元回归方程的自变量逐一进行F检验，并将偏回归平方的最小且无显著性的自变量从多元回归方程中剔除掉。该过程一直持续到多元回归方程外的自变量不能再引入，且多元回归方程内的自变量也不能再剔除时为止。最后，在多元回归方程中将仅剩下对因变量具有显著影响的自变量。本文所采用的逐步回归方法都是用spss软件来实现的。
（三）实证结果原因解释
从上式回归的结果看：
（1）Y1和配股权X14呈显著负相关，有配股权的公司债权融资度低。
（2）Y1和净资产收益率X5呈显著正相关，债权融资度越高，公司净利润越高。
（3）Y1和利润规模X12呈显著正相关，债权融资度越高，公司利润规模越大。
（4）Y1和负债比率X3呈显著正相关，债权融资度越高，公司负债比率越高。
（5）Y1和有形资产率X6呈显著正相关，债权融资度越高，公司有形资产率越高。
（6）Y1和历史负债规模X13呈显著负相关，历史负债度越高，债权融资度越低。
（7）Y1和应收账款周转率X10呈负相关，负债额越高，应收账款周转率越低。
（8）Y1和流动比率X1呈负相关，债权融资度越高，流动比率越小。
2.内源融资度
从上式回归的结果看：
（1）Y2和流动比率X1呈显著正相关，内源融资度越高，流动比率越大。
（2）Y2和总资产增长率X8呈显著正相关，内源融资度越高，总资产增长率越大。
（3）Y2和利润规模X12呈显著正相关，内源融资度越高，利润规模越大。
3.股权融资度
从上式回归的结果看：
（1）Y3和流通股比例X18呈显著正相关，流通股比率越大，股权融资度越高。
（2）Y3和配股权X14呈显著正相关，有配股权的公司，股权融资度高。
（3）Y3和股票股利支付率X16呈显著负相关，股权融资度越高，股票股利支付率越高。
（4）Y3和负债比率X3呈显著负相关，股权融资度越高，负债比率越低。
（5）Y3和流动比率X1呈显著正相关，股权融资度越高，流动比率越高。
（6）Y3和应收账款周转率X10呈正相关，股权融资度越高，应收账款周转率越高。
（7）Y3和净资产收益率X5呈负相关，股权融资度越高，净资产收益率越低。
（四）研究结论
从以上的回归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研究结果：
1.由于受到上市公司本身能力的各种束缚，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在一定时期内是相互对立的，即公司采取了债权融资，就必须放弃股权融资；采取了股权融资就必须放弃债权融资。比如债权融资度Y1与配股权X14呈负相关，股权融资度Y3和配股权X14呈正相关，因为有配股权的企业都积极采用股权融资方式，而不采用债权融资。
2.同一个因素对债权和股权融资的影响不同。如债权融资度Y1和流动比率X1呈负相关，因为债权融资后，负债增加导致流动比率下降；而股权融资度Y3和流动比率X1呈正相关，因为实行股权融资，使负债降低，流动比率上升。由于流动比率反映的是企业短期偿债能力，是企业筹措短期资金时应该考虑的重要比率，而企业债权融资中，短期融资是主要部分，因此，流动比率太低，应采用股权融资方式，反之，采用债权融资。
3.上市公司融资主要靠股权融资。就全部样本来看，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度远远高于债权融资度和内源融资度，因此，上市公司融资还是首选股权融资方式。但是，同时观察到可转换债券的金额有明显的变化，2002年41.5亿元、2003年180.6亿元、2004年209.05亿元，企业可转换债权融资度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股权融资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上市公司融资方式也正趋向多元化和合理化。
4.上市公司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意愿强，而债权融资弹性大。从回归的影响因素来看，内源融资和股权融资的意愿都较强，其融资度主要受融资能力的影响，但是债权融资度受其他两种融资方式的影响。
5.我国上市公司融资顺序应为内源融资、股权融资、债权融资。但从统计样本结果看，公司融资度顺序为股权融资、债权融资、内源融资。融资度仍受客观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完全反映公司的主观融资偏好。从回归方程看，内源融资度仅受流动比率、总资产增长率和利润规模的影响，而且还影响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这两种融资方式，因此内源融资是公司首选融资方式，但是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的效益不高，直接限制内源融资的金额。我国上市公司有配股权的公司大量减少债权融资额，并且，为了获取配股资格不惜对利润进行包装，因此，企业偏好股权融资。综上，上市公司应该优先选择内源融资方式融资，然后选择股权融资，最后选择债权融资。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6
经济学的效率观和管理学的效率观有重大的区别。经济学把管理效率称为技术效率，它的评价指标是投入产出比，投入一定时产出最大；产出一定时投入最大。经济学的效率是分配效率，认为只有配置合理才能提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价配置效率的指标有两个，一个是利润最大化，企业追求最大利润，由于自由竞争而使大家的利润趋向平均化，利润率低的部门资源向利润率高的部门转移，最终在利润平均化的情况下实现合理配置。但是，自由竞争是理想，现实世界是竞争不自由，市场机制调控失灵。因为存在公共产品，有的产品有外部效应，有的地方垄断，有的地方信息不对称如此等等。于是，有了一个终极的配置效率指标，就是效用最大，满意度最大，社会福利最大，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是瑞典大经济学家。效用最大，满意度最大，社会福利最大这个效率评价指标就是他用数学公式证明的。
帕累托最优是指经济中的资源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在这种状态下，资源配置的改变不会在任何一个人效用水平至少不下降的情况下使其他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处于这种状态的资源配置就实现了帕累托最优，或经济效率。反之，如果经济上可以在不减少某个人效用的情况下，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而提高其他人的效用，则这种资源配置状态可称为“帕累托无效率”（paretoinefficiency）。这时候，改变资源的配置会提高效率，这种改变称为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
传统的市场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是实现帕累托最优的最好办法。然而，现代市场经济学逐渐认识到，市场机制实现帕累托最优的分析仅仅是理论上的。在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市场机制并不能自发地引导经济达到帕累托最优，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卫生服务的市场环境经常大量的出现市场失灵现象，不可能指望依靠市场机制纠正资源配置无效率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政府通过经济政策和卫生经济政策可以纠正市场失灵现象。通过卫生经济政策来实现经济效率就是重要的卫生政策目标。
如果我们把“效用”改为满意程度，把“效用”改为社会福利程度，那么，前面这段文字就比较好理解了。效用就是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就是物品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这就是说，一个物品的使用价值是用它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来评价的。大量现象可以证明，边际效用递减。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如果推导到极限，就是富人富到极富，穷人穷到极穷。在这个情况下，把富人的财富的一部分重新转移配置给穷人可以提高他们的效用，同时对富人的效用并没有什么减少。这种改变符合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的原则。既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又增强了社会的公平性。这种改进必须依靠政府权力。
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
我说了这么多的话，应该回到我们大家关心的主题：健康的公平性和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中国的卫生政策是否应该多一点“雪中送炭”，少一点“锦上添花”，从财政支出中把原来拨付给城市政府大医院的经费收回，转移支付给农村解决特困人口医疗救助的经费。城市人口不会因为少了100亿元的政府拨款而减少多少效用。而农村特困人口却可以得到很大的实惠，所增加的满意度不仅是直接受益农民，没有直接受益的农民也会为此高呼“共产党万岁！”。我曾经经历过这种场面。表达农民对卫生部结核病免费治疗项目的拥护心情。什么是健康的公平性？这就是健康的公平性。虽然不是水平公平性，但确实是垂直的公平性。什么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就是卫生资源配置的效率。因为它可以大大提高资源配置的边际效用，提高卫生资源配置的满意度。实现卫生资源的优化配置。什么是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这就是区域卫生规划和资源优化配置。只要能够跳出卫生部门的狭隘视野，不难得出共同的结论。我们可以在大家讨论公平和效率对立和冲突背后，看到了它的一致性和统一性。
城市医院可能会因为减少拨款而暂时困难，但是，却可能加速这些医院体制改革的步伐。断了后路的城市医院将会勇往直前的走上“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自力更生、自我发展”的康壮大道。告别政府母亲的奶水，去接纳市场的五谷杂粮。
健康筹资的公平性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进行健康筹资绩效的衡量。衡量的结果在191个成员国中，中国的位次排在188位，属于健康筹资最不公平的国家之列。从事这项研究的专家组就使用了经济学边际效用评价方法分析健康筹资的公平性。运用了经济学关于垂直公平的概念。他们对居民家庭贡献给健康事业的资金数量和他们的可支配收系起来分析。认为随着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家庭对健康的资金贡献应该是累进的。通俗的讲，收入低的家庭对健康事业的贡献可以少些，甚至可以不贡献。但是，收入多的家庭对健康的贡献应该多些。收入越多，贡献率应该越大，这才符合经济效率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累进性原则或垂直公平性原则。因为穷人对健康贡献1元钱所减少的满意度（边际效用）大；富人对健康贡献1元钱所减少的满意度小。甚至因为贡献了1元钱在心理上得到很大的满意度。台湾的王永庆出资办医院不要回报，那是因为做慈善性的投入能够给他的灵魂带来极大的满意度。
中国健康筹资不公平表现在贫困家庭的健康筹资贡献率（家庭对健康贡献的金额/家庭可支配收入）甚至比富裕家庭的健康筹资贡献率高。我国大部分比较富裕的家庭几乎都享受免费医疗，而大部分贫困家庭几乎都是自费医疗。所以，我国健康筹资贡献率是累退的，不是累进的。和垂直公平原则背道而驰。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如下：第一，必须进行经济学垂直公平性原则的宣传教育，进行资源如何才能优化配置的宣传教育，进行福利经济学的启蒙教育；第二，大力开展低保人口的医疗救治，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第三，把替高工资阶层服务的锦上添花公立医院改造为对低保人口弱势人口服务雪中送炭的平民公立医院。第四，征收健康筹资的累进所得税和累进工资税。社会医疗保险的投保费用占工资的比重也应该是累进的，工资高的群体应该实行高累进费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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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7
关键词：市场开发；体育赛事；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
中图分类号：G81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12(2006)04―0454―03
自从1984年洛杉矶成功地运用商业手段举办了第23届奥运会以来，体育赛事的商业化运作已成为了一种趋势。我国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起步较晚，萌芽于20世纪80年代初，以1983年在上海举行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初步进行商业化尝试，并获得11．36万元人民币赞广告收入为代表。目前，随着政府对体育赛事投入资金的减少，市场开发的成功与否日渐成为决定赛事是否能顺利举行的关键。现已有不少学者对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相关方面进行了研究，如体育赞助、体育营销等方面较为常见，但以我国市场开发成功的大型赛事为案例进行深入分析的并不多见，仅有学者分析过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电视报道权的有偿转让案例等。为此，本文采用实地调查法方法获取资料和数据，对第五届全国城市运动会(以下简称：五城会)指定筹资公司――湘体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湘体公司)的档案、文件、会议记录和有关资料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以期为今后我国体育赛事商业化运作提供有益参考。
1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市场开发
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市场开发是指，合理地利用政府资源，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在政府的主导下充分挖掘体育赛事的无形资产，进行资源整合及评估，并通过开发多种营销渠道，获取大型体育赛事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目前，我国还处在经济体制转轨的混沌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完全确立，纯粹的市场经济运作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的国情，决定了还处在起步阶段的我国大型体育赛事的市场开发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应充分发挥政府规划、统筹和管理等主导作用，给予必要的扶持政策，从而为体育赛事市场开发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五城会的赛事市场开发实质上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开发。具体的做法是：1)成立由政府官员担任要职的专门筹资公司，五城会成立了湘体公司，公司作为专门的筹资公司，邀请了副省长担任公司名誉董事长，省市各相关厅局的负责人在公司中担任职务。2)由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如税收优惠政策、各类相关征收政策等。例如五城会筹资过程中，由政府颁布的税收优惠政策就有较多，这里就不一一例举；各类相关征收政策体现在政策性集资，主要包括对各类汽车每台每年100元赞助费征收、新购汽车与摩托车每台购价2％的附加费征收、全省电视、报刊每项广告费2％的广告集资费征收等等。3)由政府官员出面召开相关研讨会议，如赞助合同签约新闻会、赞助表彰大会等。通过以上3种形式进行赛事市场开发。
以政府主导下的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要分析评估市场，拓展营销渠道，健全资金回收机制。
1．1 分析评估赛事市场对大型体育赛事的市场分析与评估主要是指体育赛事可利用的市场经济资源的分析与评估。为此，首先需要对五城会的赛事经济资源状况的可利用、可获取程度进行全面的了解和评估。这需要在赛事组委会的调查的基础上对已确定或尚未明确需要争取的资源进行整合分类，并结合市场及体育赛事的规模、层次，对赛事全部资源的含金量进行评估。大型体育赛事一般可供开发经营的相关资源包括：体育赛事专有权的经营、广告经营、传媒的广告经营、旅游接待的经营、进出口贸易及招商的经营、筹资性文体活动的经营、社会捐赠及筹资减免税收的有关政策等。五城会筹委会通过对上述资源的全面调查后，整合评估，将资源划分条块，分门别类，整合出主要营销项目有：合作伙伴、开幕式主赞助商、闭幕式主赞助商、火炬接力冠名赞助商、场馆冠名赞助商、青年志愿者团冠名赞助商、23个比赛项目冠名赞助商、指定赞助商、推荐赞助商、特殊标志开发商、广告赞助商、大型活动赞助商。评估各项目资源价值共计1．6―1．7亿人民币。
权销售主要采取广告置换的方式
1．2 开发多种营销渠道依据赛事市场的评估方案进行分渠道营销。营销首先应根据国情、省情及举办地经济实力，立足于省内，同时面向全国以及海外企业，分别列出整合项目的目标赞助商，然后再进行分渠道营销。五城会营销渠道包括：1)销售体育赛事专有权，其专有权形式见表1.2)销售体育赛事广告权，其广告权形式见表2.3)销售体育赛事电视转播权。4)销售体育赛事门票。5)筹集体育赛事社会捐赠。6)策划与体育赛事相关的商业性活动。7)旅游接待经营。通过以上7种渠道的经营开发，原整合的招商项目除两个场馆资源没营销出去外，其它都成功销售，共筹集资金和物资计1．45534亿人民币。各渠道收入情况见表3。
1．3 健全体育赛事市场开发履行资金合同机制健全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资金回收的目标是：资金全额回笼，即指所有合同中的赞助资金和赞助物质全额到帐，不能有一厘一物的拖欠。
目前，因合同条款中赞助权益回报项目的需要逐步落实，所以赞助商多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但这种分期赞助很容易出现一些赞助商因各种原因中途撤出，不支付尾款的现象。因此，确保资金回笼，已成为市场开发重要环节。五城会主要通过落实履行合同、维护赛事和商家双赢、撰写赞助效益评估报告，召开政府表彰大会的方式来实现所有企业没有拖欠尾款，确保了所有赞助资金的回笼。资金回笼情况见表4。
1．3．1 落实合同的履行落实合同的履行首先要维护合同条款的完整和法律的延续性。可通过合同上明确付款日期，明确尾款最多不超过赞助全额的多少(一般为10％)，滞纳金的多少(一般为3％)等严格的条款规定，促使赞助商如期付款。其次要落实赞助权益的回报。市场运作要求合作双方平等互利，赞助商投入资金赞助体育赛事很大程度上是追求一种广告宣传效应，其当然希望得到相应的回报。回报工作关系到体育赛事组委会的形象和声誉，以及赞助尾款的顺利收回，应把它当成与筹集资金同样重要的工作对待。五城会筹委会与各赞助商签订合同后，组织人力专门负责落实合同的回报条件，使赞助企业得到极好的宣传。例如为确保五城会开幕式“2008之星”评选活动赞助商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的回报条件之一――开幕式上中央电视台、湖南卫视直播盛况，筹委会专门派人在湖南卫视直播车内落实给三一重工特写镜头，使三一重工被全国乃至全球人民所熟知。再如，为确保惟一指定公务轿车赞助商北京现代获得的赞助权益，在开幕式上筹委会精心策划了邀请著名歌星宋祖英站在北京现代
车上演唱，使北京现代车在电视上的曝光时间至少达10s，在亿万观众面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品牌形象得到延伸，实现了赞助商的权益。据统计，五城会筹委会共完成了1600多块广告牌的设计、制作和安装，设置了汽球空飘1460个，汽球拱门138个，确保了开幕式和各比赛场馆广告工作及时完成，落实了对赞助企业的合同回报。
1．3．2 通过举办活动来使企业品牌与体育赛事资源有机结合，维护赛事和商家双赢实现赛事和商家双赢是所有赛事组织者和赞助商共同追求的目标，也是体育赛事市场开发的成功体现，可通过举办活动来使企业品牌与赛事资源有机结合产生深远影响来实现。五城会筹委会精心策划了五大活动，极大地宣传了五城会和赞助企业形象，使五城会获得高额的经济收入(赞助资金)和社会效益，赞助企业扩大了品牌形象，从而获得了赞助的最大利益，真正做到了赛事和商家双赢。这五大活动分别是：“鹤舞城运・我心飞翔”活动、“芙蓉王”火炬传递活动、“芙蓉王”体育知识竞猜活动、好新闻评选活动、“三一重工・2008之星”评选活动。例如筹委会创造性地将吉祥物与白沙集团的品牌象征鹤结合，使白沙集团成为五城会合作伙伴，赞助五城会2500万，成为湖南体育史上最大的一笔赞助金额。与此同时，筹委会将白沙集团提倡的“吉祥如意、健康长寿”的企业文化与城运会特点相结合，开展了“鹤舞城运・我心飞翔”手折纸鹤活动，使“鹤舞城运”的体育精神与“我心飞翔”的白沙企业理念完美结合。历经4个月，共收到社会各界寄送的删多万只手折纸鹤。活动极大地激发了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五城会的热情，也使白沙晶牌进一步声名远扬、深入人心，使企业感到与体育局合作获益非浅，真正实现了“双赢”。
1．3．3撰写赞助效益评估报告，召开政府表彰大会这一环节是确保尾款收回的关键之一，也是与企业建立长久合作关系的桥梁。一方面，通过赞助效益评估可以检验原定各项赞助目标是否正确，实现的程度如何；各项赞助措施是否得当，实际效果如何等，对赛事筹委会和企业来说，都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将影响筹委会是否能收回尾款。另一方面，通过召开有政府官员出席的表彰大会，依据赞助级别由政府官员分别给赞助商颁发表匾、赞助商画册、专门新闻资料粘贴集、光盘等，感谢他们对赛事的大力支持，从而为今后的再次合作打下基础。
2体育赛事市场开发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1 明确统一的筹资机构及其权利在大型体育赛事市场开发过程中，应明确统一的筹资机构及其经营权利，确保其权利不受侵害，对其它部门或机构的侵权行为予以严厉处罚。相反，如果筹资机构及其经营权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以及侵权的处罚规定加以约束，将会阻碍筹资工作的顺利进行，甚至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例如，五城会筹委会制定的《五城会筹资管理办法》等规范性文件就一再明确了五城会广告等有关专利权专属于湘体公司。但是有的竞委会为自身的利益争抢资源，以相当低廉的价格出让专有权，有的竞委会还侵权授权企业使用五城会的特殊标志，有的竞委会还把好广告位都用于回报他们招商的企业等，给湘体公司的筹资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再如，据第十届全国运动会(以下简称：十运会)湖南体育代表团无形资产开发的湖南省体育产业中心负责人了解到，十运会筹委会虽已授权十运会商务公司为惟一指定筹资公司，但由于授予公司的经营权没有加以明确，存在漏洞等原因，致使商务公司在签署了浏阳花炮为开幕式惟一指定花炮后，十运会大型活动部却不予承认，坚决要用韩国花炮，进而引起了赞助商、商及筹资机构之间的争执，赞助商手持赞助合同宣称要打维权官司。所以明确统一的筹资机构及其权利应引起赛事筹委会的重视。
2．2 明确佣金和回扣比例在进行体育赛事市场开发中，必然需要体育经纪人和广告商的介入，那么一定要明确佣金和回扣的比例及相关要求，以避免不必要经济纠纷。五城会在筹资策划方案中，明确规定了广告专利经营和社会捐赠活动中的中介、提成比例，分别见表5、表6，并且提出了五项具体要求，分别是：一，提成比例均是按到账后金额的比例提成。二，以物资和服务形式予以赞助的、中介费提成比例，均按市场价计算后，按比例提成相应的物资。三，纯政府组织、无中介机构参与的赞助不得提取中介费用。四，个人所得税由五城会湘体公司财务部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统一代扣。五，中介机构、广告公司提取的中介费用或费用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开具标准发票。通过上述方案的明确规定，使五城会筹资过程没有出现一起与中介纠纷，并且最终通过与5家广告公司签订广告合同，他们成功了指定公务轿车、矿泉水、指定红酒、推荐成长乳酸菌奶、推荐购物商场5个项目。
2．3 严格实行同步审计筹资使用过程中，如果没有适当的监管，很容易出现滥用或挪用等违法现象，导致部分资金去向不明。以前历届全运会中就出现过上千万的赞助款要么没有收回，要么不知去向的现象。从第九届全国运动会筹资公司广东奥兴有限公司主要负责人被“”事件就是证明。为使此类违法现象得到有效避免，同步审计应运而生。同步审计可以理解为筹集的资金及其使用情况，接受审计部门同步跟踪审计，并向社会公开。五城会筹资过程中，成立了专门的审计小组，由省审计厅处长负责，带领审计小组人员进行了财务监管、同步跟踪审计，并在媒体上向社会公布，做到了业务、账目清楚。与此同时，筹委会还任命湖南省审计厅处长、长沙市地税局局长担任湘体公司监事会监事，行使下例职权：稽查公司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等。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资金黑洞现象，确保了赞助款项合理开支。
3 结论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8
关键词：校园雨水中水；联合处理；可行性
本文为“第四届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竞赛”参赛项目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205文献标识码：a
引言
雨水收集和中水回用分别是高校节水措施之一，从实践情况来看，这两种方法对于高校节水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但是，目前对于高校雨水中水联合互补运行的研究和实践都较少，那雨水中水是否可以联合互补运行，效益如何？针对此疑问，笔者梳理了国内外关于雨水、中水的相关研究，对华北电力大学（保定）二校区（以下简称华电二校）所在城市的水资源情况、华电二校的用水等情况进行了调查，提出了校园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并对其技术可行性和经济可行性进行分析，并对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的建设提出了建议。
一、华电二校所处城市水资源情况
华电二校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据统计，保定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33.1047亿m3，人均水资源占有量313m3/人，不到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4，远远低于国际缺水警戒线，属重度缺水城市。虽然南水北调工程中线一期工程在2010年竣工以后，保定市的水资源供需矛盾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但是，保定市的水资源短缺情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并且，这一矛盾严重影响着保定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制约着保定市的经济社会发展。
二、华电二校学生用水现状
（一）用水量大。华电二校校园用水主要是师生的生活用水、绿化用水、基建工程用水、供暖用水等。据调查，2009年华电二校年用水总量为46，3071m3，2010年的年用水总量在2009年的基础上增加了5%，达到486，227m3。相比于处于同一城市的其他高校来讲，这一用水量较大。
（二）用水浪费现象明显。根据笔者调查发现，华电二校区用水浪费现象较为明显，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学生洗衣洗漱用水量大，浪费严重。部分学生在洗衣时，直接开满水龙头进行冲洗，造成大量用水浪费；学生洗漱时，未使用脸盆接水而直接冲洗，造成浪费。
2、学生淋浴时间长，用水量大。部分学生淋浴时间超过30分钟，淋浴时间长，造成大量水资源的浪费；同时，部分学生在不淋浴时仍打开水龙头，造成水资源的白白浪费。
3、校园灌溉时间长，用水量大。笔者经过多次观察发现，校园绿化带的灌溉时间较长，有时持续一两天，甚至在下雨天依旧进行浇灌，造成水资源的浪费。
三、校园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可行性分析
面对保定市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形势和华电二校用水量大，浪费严重的现状，笔者对华电二校如何节水进行了研究。结合相关调查，本文提出了一种节水措施，即校园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以下是结合华电二校的实际情况，进行的技术和经济可行性分析。
（一）雨水收集系统技术可行性
1、雨水收集量可行性。华电二校校园占地面积681亩，建筑物众多，有大量建筑物适合雨水收集，比如房屋屋顶、地面广场、运动场、道路等。笔者结合校园的建筑实际情况和综合考虑雨水收集成本，选择房屋屋顶、运动场及看台和部分广场为集水面积计算。经过对校园建筑分析，得到校园部分可集水面积如表1。（表1）结合雨水收集量计算公式：
w=ψ（H-hy）F・10-3
式中：w―可利用雨量（m3）；ψ―流量径流系数；H―年平均降雨量（mm）；hy―初雨抛弃量（mm）；F―汇水面积（m2）。
计算华电二校校园理论可雨水收集量：
w=0.9×395.68×72062/107=2.566（万吨）
2、雨水收集技术可行性。雨水收集系统在我国的一些地区已经得到了一定的应用，相关技术也正日趋完善。如，北京工业大学和福州七中都建成并投用了雨水收集系统。而华电二校多为坡屋顶建筑，适用虹吸式分散雨水收集，集成式雨水处理系统，该系统技术已经成熟，并有专业公司生产集成式雨水收集系统。因此，校园雨水收集在技术上可行。
（二）雨水中水联合系统技术可行性。华电二校于2008年建成并投用了中水处理系统。该系统设计理论最大中水供应量为1，100m3，每日设计运行供应中水为1，000m3，每年2学期按运行10个月计，年理论上可节省水资源30万m3。中水处理系统已经实现。下面分析华电二校区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的可行性。
1、水质可行性分析。雨水收集系统处理雨水与中水处理系统提供的中水均需满足《生活杂用水水质标准》，两者分设处理、互补运行，水质上可行。
2、技术可行性分析。雨水收集中水处理系统互补运行水质上能够满足要求，其雨水池、中水池分设运行方式可利用连接管道及阀门、泵等辅助设备相连，可实现互补运行，其流程图如图1所示。（图1）
（三）校园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经济性分析。笔者根据华电二校的中水处理系统建设，模拟了雨水收集系统的投资，其投资为203.34万元。下面分析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的经济性，如表2。（表2）
由于保定市降水量少，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的静态回收期还是较长，达18.90年。下面笔者选取了降水量较多的浙江省浦江县为标准计算华电二校雨水收集系统在降水量增大时的经济效益。
该地全年降水为1，457.1毫米，全年每月降水量超过10毫米，故每月均可雨水收集，全年可雨水收集降水量为（除去初雨抛弃的20%）：
h=H-hy=1457.1-1457.1×20%=1165.68（mm）
雨水收集量：
w=0.9×1165.68×72062/107=7.56（万吨）
降水量增大后，假设中水处理量不变（即经济性不变），研究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运行的经济性分析，见表3。（表3）
根据上述分析，降水量增大使雨水收集量增大，雨水收集系统静态回收期变短，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静态回收期也变短，为11.31年。因此，根据地域特点选择合适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运行可以使经济效益提高，实现高效经济运行。
四、结语
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作为一种高效的节水系统在校园推广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校园用水量巨大、水资源浪费严重，该系统可达到很好节水效果；其次，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从校园开始可以充分发挥校园自身优势和示范带动作用，促进雨水中水利用的推广，培养学生的节水意识和行为。对于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的建设，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对于年降水量偏少、年降水量不平均的北方地区，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应以中水处理系统为主，雨水收集系统辅助中水处理系统运行的方式设计。该种方式可实现更好的水资源回收利，减少初期投资，较好地节约水资源，控制运行成本。
2、对于年降水量大、年降水量平均的南方地区，雨水中水联合处理系统可以以雨水收集处理系统为主，中水处理系统为辅的设计方式。该种方式可以降低中水的运行成本，增加年净经济效益，更好地利用可再生水资源，降低静态回收期。
（作者单位：华北电力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董伦山.浅谈保定市中水回用[J].中国科技信息，2010.13.
[2]李春光.屋面雨水收集系统[J].净水技术，2006.25.3.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9
关键词：电力企业；资本运营；横向并购；战略
一、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企业在资本运营中，以资本价值最大化为目的，将所拥有的各种资本，包括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通过收购、兼并、重组、租赁等途径，实现企业战略愿景和价值提升。
处于发展期的我国各电力企业，扩大装机容量实现规模效应，横向并购成为其采用的重要举措，但研究电力企业规模经济的甚少，更少从规模经济角度研究其横向并购。这使得电力企业在横向并购决策中缺乏理论指导，无法准确认识规模经济目标，甚至合理规模的横向并购发生后，既缺少提升规模效应的有效途径，也缺乏测算并购绩效的科学方法。目前情况使我国电力企业在横向并购中可能无法做出合理决策，或无法实现经营目标，将导致不能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因此，研究电力企业面临的上述问题对企业运营有实际指导作用。
由电力企业资本运营战略来看，若增强市场竞争力，须先通过横向并购，提升规模层次。其一，企业可通过区域市场选择，新建大量发电项目；其二，企业可采取并购等措施，整合既有发电资源，实现区域发电量大幅增长，并体现资本效率和集约化的经营效率。但是怎样确立合理经济指标，制定科学发展战略，挖掘横向并购决策中主要因素，评价横向并购绩效等，是电力企业急待解决的难题。
下面从较大的电力企业装机容量和企业营业收入的关系入手，分析横向并购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二、装机容量与营业收入的双变量相关分析
数据来源于2014～2015年中国各大电力集团经营报表，数据表中有九个变量，分别为装机容量、资产总额、资产分布、营业收入、主营业务收入、上网电价、售电量、利润和发电量，这里我们截取部分数据如表1所示。选取装机容量与营业收入两列数据，分析这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当营业收入发生变化时，电力企业需要了解装机容量、上网电价、资产分布、发电量和售电量等因素对营业收入变化的影响，装机容量体现了一个电力企业主营业务的经营规模；资产分布可以表现出该企业业务分布情况，某些地区生产经营的零突破，往往对该电力企业具有重要意义；上网电价则比较直观的反映了各电力企业的发电成本；发电量的大小一方面与装机容量有关，一方面与发电效率有关；售电量多少主要受该企业在某区域所占的发电市场份额、机组规模、售电配额等相关因素影响，实际中更多时候当地政府及当地电网公司针对该地区制定的有关政策会影响售电量较多。当营业收入发生变化时，电力企业资本运营及规划发展部门应该总观全局，既要关注自身发展，也要对比其他各企业的发展经营状况，做整体把握，协调好各要素间关系，如题中仅考虑装机容量和营业收入的关系可能不太全面，不一定与电力产业总体相一致。通过双变量分析可得如下结果：
（一）结果表2是对参与相关分析的各变量基本统计信息的汇总
（二）结果表3是对参与相关分析的各变量相关分析结果的汇总
如表2所示，pearson简单相关系数为0.927，这说明装机容量与营业收入之间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营业收入受到装机容量规模影响很大；相关系数的显著性检验p值（Sig.）等于0.003，说明相关系数是显著不为0的，说明装机容量和营业收入的相关性水平是显著相关的。我国电力市场发展分布明显，45%的发电量由五大电力企业承担。由供给曲线，实际点高于供需平衡点时引起价格下跌，激烈竞争。随资本存量增加，资金和技术密集的电力企业同样受收益递减的制约，企业正经历着由传统的生产型、生产经营型、资本运营型三阶段的转变。其一，优化结构合理配置资源，强化企业内部资本运营；其二，打开市场入口，吸收民间资本，重组并购等方式扩大外部资本运营，使资本有效扩张。企业为获得垄断利润及竞争优势常采用将资本集中于同一行业和部门内，形成某种形式垄断。垄断利润大多得益于，垄断形势下的大规模低成本生产，以使其市场份额不断增长。通过大型国际集团公司发展基本规律反观我国电力企业，其部分战略决策大多符合规模横向扩张。
三、装机容量与营业收入的一元线性回归分析
分析使用数据与双变量分析相同，分析装机容量与营业收入俩个变量之间的一元线性回归关系。在绘制选项卡中选择生成直方图与正态概率图，得到输出结果。
表4表示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复相关系数R=0.927，R2=0.860，通过观察数据可知，模型的拟合情况是很好的。
从表5方差分析表可知，Sig.为0.003，根据“小概率事件实际上不可能发生的原理”，当假设随机误差导致差异时，如果计算所得概率小于显著性水平（sig），那么可以认为原假设不成立，即差异不是随机造成，存在本质差异；反之。
表6回归分析结果表给出了拟合非标准化和标准化之后的回归系数值（含常数项），并通过t检验方法对拟合结果进行了检验。t检验的Sig.值为0.007和0.003，说明具有显著地统计学意义。根据t检验理论，可得出装机容量和营业收入间的经验公式：营业收入=257.97+0.059*装机容量（公式1）。图1表示此经验公式与样本值的拟合图像。
若某一实验点的标准化残差落在区间（-2，2）以外，95%置信度将其判为异常实验点，不参与回归直线拟合。通过观察图2所示的标准化残差直方图可知，残差具有正态分布的趋势，因此回归模型是恰当的。
由模型的拟合结果和经验公式（公式1）可知，在合理范围内，装机容量和营业收入现正相关，随装机容量增加营业收入也会增加，反之。若装机规模超出市场需求太多则会造成供过于求情况严重，利润降低，营业收入减少；且随着装机规模扩大，生产运营、检修、维护及相关三产服务的物资费用、技术费用以及人员费用都会随之增长，运营成本增加；横向并购中所并购资产的可使用率、单台发电机组规模、随带的生产及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都会对后期的运营产生重要影响。电力企业在规划自身发展战略及横向并购决策时应有全局观，应理性。
企业面临新的市场压力及竞争环境，提升经营规模，成为企业战略决策中的重要举措。全球经济化的大潮中，各大型电力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世界市场，纷纷同他国展开合作，也为企业扩大规模效益，注入新鲜活力。而企业的各种重大发展战略的实际收效，还应通过正确合理的绩效评价，因此对电力企业横向并购战略研究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刘崇明.发电集团战略并购决策模型及其实证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11.
[2]杨扬.发电公司规模经济及横向并购效应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北京），2011.
[3]张培鑫.资本运营视角下鲁能集团财务危机对策研究[D].华北电力大学（京），2008.
[4]胡烁霞.中国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绩效的实证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5.
资源回收市场分析篇10
【关键词】居民财富投资;国民经济发展;股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国股市从1990年的95点出发，2007年创6124高点后拆跌成2008年的1600点，2014年7月从2000点一路高歌，2015年6月达5178高点后又拆跌成2015年8月的2850点。在股市冲浪，有些投资者赚取了财富也积累了经验，有些股民损失惨重，面对不很成熟的中国股市，大家都无心谈股。但是，从资本市场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股市是经济发展、居民财富投资的优先选择路径。
一、居民财富投资的优先选择
中国股市的不成熟和不稳健，股票投资者经历了太多的挫折与失望，对股票投资信心不足。事实上，与其他投资比较，股票投资回报是最高的，流动性是最强的。
（一）股票投资回报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财富的投资渠道和品种比较多，有股票投资、房地产投资、基金投资、债券投资、保险投资、黄金投资和银行储蓄等。但是，不是所有的投资渠道和品种都能给我们带来盈利，有些投资只能起到保值作用，有些投资的实际回报甚至是负数。投资回报分为名义收益率和实际收益率，有些投资名义上有收益，但扣减Cpi因素后的实际收益率只能保本，甚至是负数.
（二）股票投资流动性强
在中国，房地产投资是比较被投资者看好的。但是，股票投资具有同质性、规范性和公开性，而房地产投资具有固定性、异质性和交易的不频繁性。因此，股票作为一种投资工具，其整体流动性高于房地产投资。
二、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路径
目前，实体企业发展筹资困难，筹资和用资的成本都比较高，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发展。推进制造业发展，推动创新创业，切实发展国民经济，都离不开活跃、便捷的资金市场。股市有利于企业融资，其流动性和趋利性可以科学引导和配置财富，其财富传导效可以有效扩大消费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
（一）股市有利于企业融资
1、信贷现状不利于创新创业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是基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质量来决定的，而资产负债表描述的是企业过去的经营善和资产质量情况，其信息不直接涉及企业的发展前景。新兴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由于其资产负债表没有多少财富积累，因此他们很难从银行筹集资金，只有向小额融资公司贷款或者选择风投，而小额融资公司贷款或者风投的成本都比较高。这样，增加了企业的筹资难度，打击了万众创新的信心，不利于社会创新创业。
2、信贷现状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
企业融资，根据资金来源一般分为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包括资本金、折旧资金和留存收益等，外源融资包括贷款、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催生和发展创新企业是践行万众创新全民创业的重要渠道之一。创新企业的内源融资往往不能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然而，由于创新企业规模小、积累少、业绩不稳定、发展前景不好评估，所以较难得到外源融资。目前，我国80%以上的中小企业主要依靠内源融资，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股权融资）与间接融资（信贷融资）比例为3∶7。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加剧了中小企业融资矛盾，不利于中小企业发展。
（二）股市可以科学引导和配置财富
经济发展需要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经济基础。经济基础是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开发人力资源的前提条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财力保障，通过市场机制来科学合理配置居民财富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从表3可知，我国居民财富的64%投资在房地产，29%躺在银行，而美国居民财富的29%在股市。从财富的社会均衡回报来看，房地产租赁业务是不会增加社会财富的，租赁收入只是房东与租客之间的零和搏弈而已。现金本身不会生产财富，也不会自我增值，只有将现金投入生产流转，才可能创造社会财富。银行储蓄是通过利息来获取回报，一般情况下，银行存款利率是跑不过Cpi的，其实际收益可能是负数。股市是可以产生财富的，其一，股票是轻资产，可以通过市场配置进行快速流转，使资金发力于经济改革和生产热点，不断高效地创造财富。同时，企业通过股市筹集资金，减少用资压力，推进创新创业和经济持续发展；其二，从投资者来说，股东可以直接通过被投资企业获取回报。美国和澳大利亚居民财富中的股票占比分别是中国的10倍和5倍，值得我们思考。我国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政策，规范资本市场，激励居民加大对股市的热情，提振居民的股票投资信心。同时，通过降息减少存款，通过规范房地产市场减少炒房，促使居民将财富投入股市。
（三）股市的财富传导效应促进经济发展
信心比黄金更重要，经济发展需要居民对经济前景的美好预期，需要居民对财富充满信心的传导效应。股市财富效应的传导机制作用，可以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实证分析表明，中国股市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作用，股市规模的扩大对加快中国经济的增长是有利的。
三、股市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客观需要
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基于企业营运分析，其中“一去”就是去掉财务杠杆，“一降”就是降低经营成本。从表4可看出，我国企业的负债率远高于政府和家庭，我国企业的负债率也远高于日本和美国的企业。这个数据说明我国企业的财务杠杆大，筹用资成本高，不利于企业发展和国际竞争。降低企业财务杠杆和筹用资成本的渠道有很多，其中发展股市，推动企业向股市筹资是一条重要的有效途径。
四、结束语
从投资回报、中小企业融资、我国居民财富配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方面分析，股市是我国企业筹资、居民财富投资的优先路径选择，大力推进万众创新需要发展股市。规范股市、提振国民对股市的信心有利于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当然，此文是从社会经济总量发展层面来论述，而不是从单个投资主体来分析的。因此，本文研究认为股市是居民财富投资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优先选择路径，并不是说每个投资主体都能从股市获取满意的回报。
【参考文献】
［1］2015年9月13日湖南大学eDp品牌公开课.丁志国.家财富管理
［2］丁玥.房地产投资流动性研究—与股票投资流动性的比较.2009
［3］林汉川等.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研究报告2012.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12：202-203；18-19
［4］卢嘉瑞朱亚杰.股市财富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经济评论2006（6）
［5］田成诗.中国股市、信贷市场扩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