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1
关键词：减租减息；博弈；互动关系；华北抗日根据地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开展减租减息①（以下简称“双减”）运动，是在斗争与妥协和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策略空间中运作的。通过对斗争与妥协的动态调试，去获得既可以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在经济上弱化地主的封建势力，同时又能够巩固统一战线的双重效果。
根据地的“双减”政策一经公布，在执行中，每个农民都要面对地主就“双减”数额等诸多问题进行讨价还价，即个人“双减”方式。对此，中共不能包办代替，只能用政策和策略引导。正如同志断言：“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这是减租成败的关键。”②在中共掌控的根据地，由于农村土地关系的复杂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双减”条文标准不可能涵盖所有情况，这就导致人们对此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从而使讨价还价不乏内容。中共《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为农民与地主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内讨价还价的主客观条件、内容、空间的存在提供了保障。因此，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势必有一番利益博弈。
租赁关系的主体是地主和农民，本质是在租赁实践中结成的经济利益关系。农民与地主在“双减”中为使本身利益的最大化，必定为之博弈；博弈的结果，是在中共强力介入下，对农民和地主现存利益分配情况的一种修正，是对原有博弈格局的改造。租赁双方的利益博弈契合“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简称“互动选择模型”），以此为基本模型来分析农民与地主在“双减”问题上的互动关系以及策略或行为选择变化的规律性。对这些情况给出不同假设，形成两个结构简单模型：一是社会秩序稳定，完全信息假设，形成“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二是社会秩序不稳定，不完全信息假设，形成“不完全信息的互动选择模型”。
本文的农民是指直接受益于“双减”的贫苦农民，地主是指承付“双减”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的统称，中共指所有领导组织“双减”的中共各级组织。
一、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农民与地主之间的利益博弈是在旧的社会秩序尚属稳定，彼此在完全信息下讨价还价的情况（如图1所示）。
模型凸显了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直接关系：一是，农民是否对地主提出“双减”要求，究竟要求地主减多少；二是地主选择合作或不合作。
在“双减”问题上，农民和地主之间的利益基本上是对立的。双方围绕着是否“双减”、如何“双减”和“双交”及其数额展开了激烈的较量。这不但反映出中共“双减”政策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双减”过程的艰难曲折，同时，也展示了中共（农民）、地主在此过程中的关系互动的基本景况③。
模型用s，1-s，s∈[0，1]，分别表示农民和地主在原有租赁关系中的得益。为讨论问题方便，把农民在“双减”上的种种可能要求用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x（x∈[0，1]）来说明：当x=0，说明农民无“双减”要求，这种情况出现在“双减”初期，即“政府及群众团体的领导机关，利用行政方式，发动减租减息的阶段”，以及1942年以后，“双减”政策和策略趋于完善，减租现象在各根据地仍有不同程度存在的地方。当x=1，说明农民要求不“双交”，这与在“反顽”高潮中伴随出现的农民不“双交”的过左的行为相符合④。当x值介于0和1之间，代表农民提出各种不同程度的“双减”要求。从得益的视角而论，x值愈大，农民的得益就愈大。反之，x值愈小，地主的原有得益受到的损失就愈小。
当地主接受了农民对“双减”的要求，农民获得了自己要求的利益x，相反，农民和地主“双减”后的得益分别是s+x，1-s-x。当农民对“双减”的要求越出地主所能接受的界限，地主就会与之对抗。这种对抗可能给双方所招致的损失以及各方对这种损失的见解，就成为农民和地主在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时，必须思考的第一个重要的因素或制约条件。为讨论问题简化，农民与地主之间的讨价还价，无论是单回合抑或多回合，其“得益”的损失以k取代“消耗系数”法计算的损失结果。这种得益损失，双方都要承担。倘若农民在对抗中取胜，还要在他的得益中减去其在对抗中所承担的损失（s+x-k），而地主也要在已被削减的得益之余再扣除在对抗中应承担的损失（1-s-x-k）。倘使地主在对抗中取胜，农民则不只一无所得，而且还要在原有的得益中减去承受对抗中的损失（s-k），地主在维持原有得益的同时，还要付出对抗的代价（1-s-k）。它说明，在利益面前，博弈双方严重对抗，排他性极强，采取不合作态度，其结果各方得益均等量损失k单位。这是博弈任何一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结局。
与上述问题链接的是，当地主和农民在“双减”问题上发生对抗，各自取胜概率的估计是双方必须思索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或制约条件，这就是说，双方一旦发生对抗，各自取胜的把握有多大。根据一般解决带概率分布、具有不确定性问题时，常用数学期望值进行决策，而不是盲目冒险碰运气或一味害怕、躲避风险。所以，还是可以确定地主和农民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假设用p来表示农民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1-p则为地主在对抗中取胜的概率，而p的取值范围：0≤p≤1。无论地主还是农民，在进行决策时，如果都能够把自己胜负的概率置于各自的策略或行为中加以考虑，那么，由于地主拒绝农民的“双减”要求而引起对抗的最后结果双方都有一种“期望得益”：农民为s+px-k，地主是1-s-px-k。
在本模型中，农民和地主之间互动选择关系：对地主而言，当农民提出“双减”要求x，他有两种策略选择：一是接受要求对农民妥协（e），二是拒之与农民对抗（t），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这种模型结构隐含着提要求的一方将对方逼到接受要求或矛盾激化发生对抗的临界状态。然而，它也反映了地主报复农民，用断佃毁约和诉讼等方式去吓阻要求“双减”的农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地主要权衡利弊，在决策前，要比较这两种选择所带来的不同的“期望得益”。如果接受，期望得益为1-s-x；拒之后的是1-s-px-k。所以，地主个人行为的选择则取决于期望得益的大小。
本模型对地主来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有“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必须保障地主的人权、政权、财权、地权，借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因为农民在斗争胜利时没收地主全部财富的可能性已不存在，农民也不可能提过分要求而与地主发生争斗。即使对对方的行为不得不做出反应时，也要留有余地，妥协互让。对农民而言，关键问题是，只要承受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0），那末，纵然农民有完全取胜的概率（p=1），他对期望得益也小于他对地主接受其“恰当”要求的期望得益（s+px-k
在完全信息下，尤其是在旧的社会秩序长期稳定的华北乡村中，农民和地主之间彼此了解，各自的筹划、期望得益相互知晓。因此，农民就可以提出恰当要求（x=k/1-p），使之期望得益最大化成为事实。农民选择的这种策略是对地主所选策略的最佳反应。而地主则应审时度势，对农民的恰当要求应纳而不拒，认可这种结局。由于此时地主的期望得益较拒绝这一恰当要求而发生争斗的期望得益为大。故只有纳氏均衡才能使每个局中人均认可的这种结局。显然，在本模型中的纳氏均衡策略是农民提出的最优化要求（x=k/1-p），地主则应认可。纳氏均衡的结果：农民为s+x，地主是1-s-x。所以说，纳氏均衡状态是租赁双方力量相互作用的稳定结局。这种结局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帮助，它自身就蕴含着保障实现的力量。同时，模型分析又表明，农民对“双减”的要求与地主在争斗中取胜的概率成负相关，而与地主在争斗中所要承受的得益损失成正相关。
在模型中，农民和地主在对抗中胜负概率（p）的大小，折射出各自在“双减”问题上以及在农村中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强弱。的确，有诸多因素能够影响这种胜负概率的分布，例如，社会政治制度的设计安排、农民的组织形式、社会行为规范和判断准则，等等。对农民和地主而言，这些因素及其对胜负概率的制约是一种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只能在认同的基础上为其所用，从而选择自己的策略或行为，但无力和很少能改变它。相反，只有中共才能在更大程度上主动地改变这种现象。从社会革命的视角观之，中共通过“双减”运动极力从政治组织、权力结构、经济关系、社会规范、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变华北抗日根据地农村的社会环境，但这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为贴近现实的是，通过“双减”运动着力改变农村现有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使之变为有利于农民，有利于中共动员农民参与社会革命，使其变为削弱地主，弱化地主士绅乃至旧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可见，中共自身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对农民和地主的行为选择起关键作用。
在“双减”早期，大部分农民通常是瞻前顾后，不敢积极响应和执行，表现出消极状态。这说明，获得激励并不等于农民就会自觉地追随。由于革命或造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高风险的行为。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多数人不会冒险行动，这是其一。其二，既要从客观的社会基础来解释问题，也要把农民的主观意识列入考察的范围之中，再结合分析时代对这一主客观因素的塑造，才能更加还原历史的真实。所以，农民的消极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也可以从博弈模型得到阐释。
本文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能够较深刻地揭示农民在“双减”中从消沉状态到积极参与乃至走向极端的微观机理。从模型的分析来看，农民在“双减”问题上的消沉是在一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理性选择的结果。处于这种特定的争议格局下的农民，在与地主就“双减”问题发生对抗时获胜概率p几乎为零，而地主在这种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又很小，可农民要承受的得益损失k又很大。其结果是农民的普遍消沉。
在抗日根据地，为使农民由消极被动状态变为“双减”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中共理应改变农民与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然而，在“双减”运动的早期，由于根据地创建之初，中共势单力薄，立足不稳，还没有足够力量把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未能改变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争议格局。譬如，晋察冀边区早期的“双减”运动以及山东各根据地，在1942年以前，“‘减租减息’还是一个宣传口号，实际并未认真执行。”正如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关于如何执行边区政府的第一部减租减息单行条例的指示信中所言：“减租减息是改善人民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是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的一个办法。在执行这一办法的时候，应该采取多种方式使得被减的地主、财主得到满意，使得租户借户了解减租减息只是改善其生活的一个消极办法，以更加巩固起统一战线来。”
该指示信充分表明，中共这一时期的大政方针，其重心是巩固与地主的统一战线，避免阶级斗争，树立与地方传统的统治精英进行合作的声誉，而非力图证明它在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的可行性及有效性。显然，这一重心的确立，是根据当时迫于在抗日的旗帜下与地主合作，以致在最短的时间内从地主那里筹措到粮草和其他急需的作战物资，并得到后勤保障之目的。在这种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中共尚未真正形成怎样在阶级斗争与阶级调和之间作策略性转换的一套完整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政策，对地主土地所有权的保护要胜于对农民土地使用权的保护。在这种情势下，农民和地主都知道地主在“双减”冲突获胜的概率依然很大，而得益损失也会很小。其结果就是大部分农民在“双减”问题上持消极被动态度，而地主则保持强硬态度。
二、不完全信息的农民与地主互动关系的博弈分析
当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推行“双减”政策和措施时，正处在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相互交织进行的环境中。在这样变化的社会秩序中，原本关于完全信息的假定已经不能总括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性。故需要把社会秩序变化所伴生的不完全信息的特点置于模型分析中，在理性分析标准下解释理性农民和地主之间发生对抗的原因。为此，在互动性策略选择型博弈模型中加入“不完全信息要素”，把彼此了解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转换成彼此不知晓情况下的策略或行为选择及其得益之后，再分析农民与地主之间互动选择之特性。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对地主会拒绝其“双减”要求而发生矛盾对抗的底线模糊不清了；地主与农民的对抗决心只能通过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的多少来预测；农民在长期生活的经验中对地主的了解有可能失灵；中共不同程度地介入，地主家庭成员不同程度地卷入民族抵抗运动，导致地主个人对于对抗得益损失的见解不断发生变易，等等。总之，在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地主的利益结构也变得复杂化，难以猜度。昔日传统、老标准也失去了作为了解地主的真实依据的参照作用。这一切使得农民更加不识地主的面相。
因此，在不完全信息下，理性的农民与地主之间在“双减”问题上的对抗在所难免。现在引入不完全信息要素后的争议格局，如图2所示。
图2异于图1的是，农民不了解地主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的大小，因而也就不清楚什么样的要求合乎分寸，才被地主所认可。图2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是用一个字母r来表示的。r示意地主对抗的概率，1-r则示意地主不对抗的概率。
地主对抗或不对抗的概率取决于其在“双减”对抗中得益损失k之大小。k是介于0和1之间的连续变量，即k∈[0，1]。当k=0时，表示无损失，当k=1时，表示几乎损失全部；介于二者之间表示有不同数量的损失。当农民认为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难以估量时，如同每一个地主的得益损失大小的概率无二致。故在模型中，可用均匀分布的假设来模仿上述关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的估计可以用条件概率推断⑤：
r=prob（t|x）=prob[（1-s-px-k）>（1-s-x）]=prob[k
上式说明，当地主对抗的得益损失小于一定程度时，地主关于对抗的期望得益要大于让步于农民的期望得益。当农民基于均匀分布的假设来估量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是农民对地主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可以用r=x（1-p）来表示。
由于农民还不能准确知道什么程度的要求是合乎分寸并被地主认可，那末他的要求就必须建立在对地主对抗概率估量的基础上。于是，农民的理性选择的关键相当于解决如下的一个行为最优化问题：maxr（s+px-k）+（1-r）（s+x）。
农民的最佳选择所提出的要求⑥：x=1-k（1-p）/2（1-p）2
上式显示，农民对“双减”最佳要求数额的大小是与他在对抗中获胜的概率成正相关，而与他在对抗中承担的得益损失大小成负相关。比较而言，农民对胜负概率大小的要求成为他的第一感觉。
然而，农民的这一最佳要求x取决于对地主对抗概率r的估量，而这一估量又是依据农民对地主在对抗中的得益损失k不十分清楚的基础上而得出的⑦：r=1-k（1-p）/2（1-p））。故此，这一最佳要求x能否被地主认可，尚不能断言。
在不完全信息，彼此不知晓时所提出的最佳要求是估量的，极有可能被地主否定，陷入僵局，发生冲突。有如下情况：
其一，在农民对地主的对抗得益损失估量过高、对地主对抗的决心估量又过低的情况下，农民所提出的“双减”要求超出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时，地主完全从经济利益考虑，宁肯对抗，也不妥协，甚至有的地方的地主宁肯舍地也不出租⑧。
其二，当农民估量提出的最佳要求与地主所能接受的底线大致相当时，地主的反应视“双减”次数而定：如果他认为是一次（减一次租），则答应“双减”。如果多次性反复行为（有租必减），而且地主又察觉农民的要求是估计提出之时，善于灵活多变的地主就会有很强的策略动机，以气势强大的假象恫吓农民，乃至合乎分寸的“双减”要求也要否定⑨。在这种情势下，地主会毫无顾忌地卷入对抗。目的是影响农民以后对其估量，降低要求，为农民以后的要求“划线”。
其三，较为严重的是，在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地主暗中相互联系，的“双减”政策和措施。如根据晋冀鲁豫边区濮范两县调查，有些不明大义的地主对减租増佃联合反抗，互相标榜，打击起模范作用的农民，以致不遵行政府法令。还有的地方地主们召开会议，反对起模范作用。在×县×区××庙地主曾提出‘谁先减谁就是坏蛋’的口号。冀鲁豫根据地有的地区地主开始组织红枪会，组织反攻，勾结敌伪，杀害干部，烧杀群众，骚扰边沿地区（如十一分区两个县牺牲村干部数十人，十分区一个县一个月内牺牲干部三十余人）。
但需要强调的是，因为任何一起对中共“双减”政策或对农民“双减”要求抵制的成功，都会影响农民对中共政权及其“双减”政策以及对“双减”争议格局的见解，并挫伤了农民执行“双减”的积极性，致使农民不敢提出“双减”要求，所以，对“双减”运动极为不利。
当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局势变化导致农民和地主之间在“双减”上的利益博弈，从“完全信息”衍变为“不完全信息”，由“彼此了解”到“彼此不知晓”之时，农民和地主各自的理性选择能够使他们在策略互动中陷入对抗。对中共而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为他提供了在斗争的诱导者和调和者之间做策略转换的空间。对于对抗的频率和强度大小，中共持之有“度”，以不损害其战略利益为准则。
三、余论
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唯有中共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凝聚了全党的大智慧，在抗战时期这一极其艰难复杂的历史状况下，找到了解开土地问题与农村运动问题不解之惑的突破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既能发动农民群众，又能把阶级冲突限于一定范围内。而中共在抗日根据地普遍实行的“双减”运动就构筑了通往这种境界的桥梁。是故，“双减”作为中共领导发动的一场群众运动，具有社会革命和民族抵抗运动的双重性质，对地主与农民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较为深远的影响。正是中共通过政治活动和军事斗争获致根据地的控制权时，方能以强大的外力变革其基层乡村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权组织、权力结构、社会准则、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等，为“双减”运动的推行提供了必要条件。由于中共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一则扫除了来自原地方政权和传统乡村精英的阻碍；二则也在乡村中形成一种无处不有的压力，这种压力像无形的网笼罩着农民和地主，使其只能置身于“双减”运动中：地主要“双减”，农民要“双交”。
中共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开展“双减”运动，要在“又斗争又联合”、在发动农民与维护和地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空间中运作。作为根据地主导政权力量的中共，能够把握情势，因势利导地用大政方针、具体政策与措施引领地主和农民，改变地主与农民的互动关系、策略或行为选择，重构博弈格局。尤为重要的是，中共将抗战时期的“双减”运动，作为整个中共革命进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下，中共力图使“双减”运动的发展，尽量结合中国革命不同阶段的目标。在推行“双减”之时，不仅要改善农民生活条件，而且要在此过程中，把农民组织发动起来，既要弱化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又要使地主在农村中的传统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得以削弱，从而建立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农村政权和农民的政治优势。从这个角度出发，中共极力强调动员农民直接面对地主要求“双减”。
在“双减”运动中，中共通过“又斗争又联合”的动态调整，获得了占华北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政治支持，妥善处理了作为统治集团社会基础的乡村地主士绅的强大政治力量，取得了既能动员群众、改善农民生活、弱化地主势力，同时也能维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双重效益。
注释
①概言之，减租是指对现有地租一律减少25%，故称“二五减租”，或使减租后的地租不超过年产量的375‰。减息是指借贷年息不能超过一分至一分半（10%～15%），故称“一分减息”或“分半减息”，并且对以往的债务按减息后利率加以清理。规定地主要减租减息；农民要交租交息（简称“双交”）。
②：《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73页。
③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1941年），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第10页。
④从同志1943年10月1日对“各根据地的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于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的党内指示后，各根据地立即贯彻中央查减运动，“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各根据地，特别是中心区域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何东：《中国共产党史》，北京：中国国际出版社，1993年，第94页。
⑤均匀分布或称矩形分布假设，在某些实际问题中，会遇到这样的随机变量：它的可能值落在某个确定的有限区间（a，b）中，而且所描述的物理模型具有等可能性，就是说，在区间（a，b）中的均匀分布密度是常数，我们称这种随机变量服从均匀分布。在（a，b）中均匀分布的随机变量的分布密度为p（x）=1/b-a，当a≤x≤b，a、b都是分布密度参数，x是随机变量在区间（a，b）的一个变数。因而它的分布函数是F（x）=x-a/b-a。在模型中，将地主的可能损失假设在[0，1]之间（a=0，b=1）如果知晓地主必然要与农民对抗的条件k≤x（1-p），但不清楚在[0，1]区间各种可能的k中，哪一个的可能性更大。按照上述的分布函数可以估量F（k）=（k-a）/b-a=[x（1-p）-0/（1-0）=x（1-p）。因此说地主的得益损失小于x（1-p）的可能性正好等于x（1-p），这就是农民关于地主决心对抗概率大小的估量。
⑥dp/dx=（1-p）（px-k）+x（1-p）p-（1-p）x+x（1-p）=0
px-k+px-x+1/（1-p）-x=0
2px-2x+1/（1-p）-k=0
2x（1-p）=1/（1-p）-k
x=[1-k（1-p）]/2（1-p）2
⑦把x代入r=x（1-p），就能够得到农民关于地主进行对抗的概率的估量。
⑧《山东抗日根据地东海区母猪河平原三个村的阶级变化调查资料（1945年6月）中的“地主为什么舍地”》，山东档案馆：G024-01-11-2。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2
【关键词】双顺差 储蓄率 FDi汇率
一、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现状
所谓“双顺差”.是指国际收支的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都呈现盈余或顺差状态。自1994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17年呈现“双顺差”的格局(除1998年资本和金融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国与国的交往不断密切，我国的“双顺差”规模仍存在不断扩大的趋势，使中国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内外均衡问题。现通过对我国1994年至2011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数据整理如图1所示：
从图中可以清楚得看出.除了08年至09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双顺差”明显减小以外.1994年至2011年我国“双顺差”总体都有增大的趋势.特别是经常项目差额一直保持明显较快增长。据2011年我国国际收支平衡表初步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经常项目差额为2011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差额为1867亿美元。虽然“双顺差”的出现不是一个特例.但是对于中国这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连续17年呈现该格局来说绝非偶然.“双顺差”的背后一定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因此一直是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
二、“双顺差”产生的原因中国目前“双顺差”格局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我国长期储蓄率大于投资率而造成的内部失衡。我国储蓄率从1994年以来就一直大于投资率，且一直保持较高水平。2007年国民总储蓄占当年GDp的51％，而同期美国仅占14％(如图2所示)。由钱纳里的“双缺口”模型.可推导出S-i=X-m.虽然中国目前属于“双盈余”，并不适用该模型。但从公式中可以看出当储蓄大于投资时一国必须通过实物或资本的输出将闲置资源借出.即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上表现的是贸易项目的顺差。由于我国目前医疗和住房成本越来越大、福利保障体系尚不健全、金融体系也不完善(突出表现为个人和中小企业投资渠道受限)、收入差距过大、税负不合理、产品技术创新能力有限等原因，造成内需不足，储蓄不能形成足够的消费需求，无法有效转化为投资，储蓄率进一步高升。
图2储蓄率与投资率
(2)我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在“走出去，请进来”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并不断改善我国投资环境，对外资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FDi的持续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双顺差和高外汇储备问题。
(3)力Hq-贸易。由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再加上国际间产业结构的转移，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垂直化分工体系，而我国恰巧属于垂直化分工体系的末端。即东亚各经济体通过FDi方式将末端加工程序转移到我国的同时，也将他们对美欧的巨额贸易顺差转移到我国，从而导致我国对美欧形成大量贸易顺差.而对东亚各经济体由于进口其中间产品而形成小幅度的逆差。
(4)人民币升值问题。截至2012年2月26日，人民币汇率为1美元对6.2978元人民币，自05年汇改时累计升值1.9784元，升值幅度达到31.4％。人民币近来的大幅度升值，加强了人们对人民币的升值心理预期，一方面，国内企业加大出口创汇的力度和速度，推迟大型机械设备的进口；另一方面，国际游资也出于投机套利的目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我国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再加上美日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创造了全球范围内过剩的流动性.进一步加大了“双顺差”的规模。
(5)地方政府追求GDp。由于我国以GDp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指标.所以地方政府鼓励企业扩大出口.并利用各种手段吸引外商对当地的投资，不注重内需，加剧了“双顺差”。
三、解决“双顺差”问题的对策
(一)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出口导向型的外向型经济，忽视了内需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双顺差”格局下，扩大内需是是经济平稳增长的根本途径。扩大内需能将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降低储蓄率从而减小顺差。扩大内需首先要从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人手，而扩大居民消费者需求就需要增加其收入，改善民生问题，降低居民消费不确定的预期。具体而言，可通过完善养老、医疗保险和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充分扩大就业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来减少收入差距等。同时还应通过扶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的发展、鼓励企业技术创新和完善消费者保护法等方法满足消费者差异化需求.提高本土产品质量，改善消费环境，进一步促进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内需型经济发展模式。
(二)改革外资优惠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
FDi的持续增长，显著提高了资本项目的顺差，因此应该尽快调整外资优惠政策。一方面，政府应该尽快取消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政策，对外资企业投资用“国民待遇”取代“超国民待遇”。另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等各种原因影响，我国大量引进的外资并没有实在的技术含量，反而造成了占领国内市场，恶化资源配置，挤垮本土企业的局面。所以调整外资政策时必须有所侧重，招商引资时应更注重质量而不是数量.引入外资时应严格审查其是否能够满足本土企业提高技术和实现产业升级的需要。
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首先应对“两高一资”和加工贸易类产品加大限制力度。其次，应鼓励本土企业自主创新，通过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实力。特别是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应积极引导其完成产业升级，提高其出口产品的附加值。此外，还应完善对外投资相关法律，努力构建良好的对外投资环境，并鼓励企业大胆“走出去”，整合优势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发展对外投资。最后，应该尽快实行优惠贸易制度，如适度降低部分产品的进口关税，扩大高科技产品和先进设备进口等。通过这种方式，在扩大进口总量的同时，优化进口商品的结构，有效减少“双顺差”。
(三)加快解决中小企业筹资难问题
张少华(2005)认为，我国存在严重的“类金融抑制”问题，，正是产生于“类金融抑制”体系下的融资约束，使得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占到2／3比重的非国有经济无法进行有效融资.不得已通过FDi这种股权投资的方式绕过国内融资限制，造成了巨额的“双顺差”。因此，我国应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消除资本市场融资的“所有制歧视”问题，打破融资主体所面临的“融资约束”。特别对于中小企业，政府应尽快采取措施解决其融资难的问题.如采取税收减免.设立担保机构并进行培训和就业指导等.从而在拉动内需的同时将储蓄有效转化为投资，达到减少“双顺差”的目的。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3
关键词：节能减排；传导机制；实施效应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3.245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日益迅速，但是经济发展却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全球变暖加剧、雾霾严重、酸雨、沙尘暴频发等等。面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必须要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整顿生态环境，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节能减排政策是我国“十一五”规划期间提出的，意在节约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但是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节能减排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且存在一定的阻碍。所以，我国必须要加强节能减排政策实施，提升节能减排政策的力度，拓宽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机制，从而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进一步提升。
1节能减排政策传导过程
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过程如下：首先由政府职能部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安排具体的节能减排手段，其次将节能减排相关政策输入到社会经济的运转系统之中，将节能减排政策作用于客体，之后利用节能减排政策实现制定目标。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之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通常会使节能减排工作目标受到阻碍，因此，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以实际情况为主要依据，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传导。
2节能减排工作的影响因素
2.1经济水平
我国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速度虽快，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经济的发展状况对于节能减排技术的影响较大，发达的经济会正面推动节能减排工作的实行。但是目前我国经济水平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节能减排技术发展较慢，所以，节能减排工作也受到经济水平的影响。
2.2产业结构
自建国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一直处于不合理的状态。第二产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比例不断加重，导致我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不平衡状态。在工业的发展过程之中，为了能够实现节约能源、减少排放的目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对于节能减排技术的需求量更大，而需求能够导致节能减排技术的发展。所以，产业结构的变化是影响我国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
2.3知识资本
从根本上看，节能减排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积累正是知识资本更新和发展的过程，知识资本属于大众所有物，为公共物品，若知识资本的水平高，则技术的供给力度越强。因此，节能减排技术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知识资本积累程度的影响。
2.4能源结构
我国的能源结构是影响节能减排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的能源使用结构极为不合理，在日常生产使用的能源资源中，用量最大的为煤炭，其次为石油、天然气，这些能源资源在使用后会排放多种废气，如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物质，无论有毒或无毒，都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2014年，我国原煤产量为38.7亿吨，与2013年相比，下降2.5%。2014年的煤炭产量14年以来首次降低，一是由于新能源的推广使用，二是由于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可见，能源结构的改变与节能减排技术之间有着密切联系。
3节能减排政策实施策略
为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应加强对企业生产、大众日常生活中能源消耗与排放量的控制，从而加快节能减排工作的进展。在实施节能减排政策时，需要遵循以下策略。
3.1从企业生产入手
节能减排政策主要针对工业，应建立完善的节能减排法律法规体系，妥善处理高能耗、高排放企业与节能减排政策之间的关系，协调政策与日常生产，加大对企业的监督力度，实现节能减排政策的实际落实，同时，还要加强对节能减排工作的监督，使政策顺利实施。另外，还要完善行业配套保障措施，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主要依据，为企业配备完善的保障措施。如我国河北省某电力企业，在在实行节能减排政策时，成立了车间小火电机组监督小组，对小火电机组进行严格地监督审查。发现超过使用年限的设备，立即关闭，撤销其发电权，防止设备过多，增加能源消耗和排放量，实现节能减排工作的实施。另外该电力企业对能源结构进行优化，增加对电网工程的资金投入，升级电网，改善发电技术，利用先进技术提升工作效率，从而减少煤炭等能源资源的使用量，减少了能源消耗和废弃排放，真正地落实了节能减排政策。
3.2从民众生活入手
节能减排不仅仅要落实到政府、企业，同时，还要实现全民参与，从民众日常生活的角度进行节能减排工作。首先，加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提升民众的觉悟，使民众能够自发地减少日常的用水量和用电量，为节能减排工作贡献自身力量。其次，加强对能源、资源的管理，水费、电费以及燃气费用均实行梯度收费制度，从金钱方面约束民众的能源使用量。再者，是扩大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使用范围。汽车尾气排放是影响空气质量的重要原因，因此，我国应扩大单双号限行政策的使用范围，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单双号限行，减少汽车尾气排放量，推动节能减排工作进展，提升节能减排工作的成果水平。
4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生态环境正遭受严重破坏，因此，保护生态环境，降低能源消耗，减少污染物排放量迫在眉睫。我国必须要提升节能减排技术水平，加强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力度，改善节能减排工作效应，从而实现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我国民众的生活环境。
参考文献：
[1]张丽丽.我国节能减排政策传导机制及实施效应评价研究――以电力行业为例[D].青岛科技大学，2013.
[2]朱琳.基于成本―效益的节能减排政策执行效果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2014.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4
【双减政策推出的根本原因】
双减政策出台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新增人口的减少，出台相关政策是为了提高出生率。而提高出生率又分几个方面，比如说增加大家生孩子的欲望，比如降低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成本。
【对教育培训行业的影响】
教育是养孩子的成本，当然现在打击的只是供给侧，需求侧的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还是存在的，所以短时间来看，估计会往1对1和公立学校培养方向发展。这可能是根本的东西。
双减政策表象上是打击了供给侧，政策要求已上市机构退市或者改为a股市场，没上市的不再允许上市，注意是不再允许上美股，港股a股都是可以的，所以短时间来看教育股票会大幅下跌，并且会持续下跌。
美股教育股票下跌对于利益方来讲是严重受损的，也就是财团们。财团们受损失是一定要找到制衡的方法，也就是目前看到的大批量卖出，可以说是不管什么类型的股票，这也就是表象上我们看到的股市血崩，一绿到底。
短时间内会如此，但一定会恢复的，同理教育机构也不会彻底死掉，需求还在，也一定要解决。
【教育的未来，可能正在向德国模式转变】
至于未来解决的方向，建议大家可以去研究德国的教育体系。粗略说的话是在高中分流，一半上本科研究生方向，一半上中专大专就业，或者再转本科。也就是50%的学生会去学技能方向。另外就是大家毕业后去学习技能培训，也就是现在口头说的职业教育。
总之教育的减负根本是实现教育资源的平等，实现真正的普惠教育。无论是供给侧还是需求侧，奔着这个方向提前做准备吧。
【这个行业被影响最深的的本质】
先说，为何出台“双减”等相关政策打击校外培训。任何行业的商业化的最终目的是行业的普惠化，拿医疗来讲，医疗的商业化会让医疗更加的普惠，行业成本大幅降低后让大部分人都看得起病，行业的快速发展能够引进最新的医疗技术，让更多的疑难杂症有更针对性的治疗。
同理，教育的商业化的最终目的，促进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带来教育的普惠化，但同时会带来两个致命的问题：
第一，当井喷发展时会造成教师资源的不足，而补充教师资源的最快方式是“掠夺”公立学校的优秀教师，这点上会导致公立学校与私立培训机构（和私立学校）的双方对立。有同学说了，私立学校不是一直存在吗，也没听说严重对立的情况啊？！私立学校一直从公立学校抢优秀教师，这事儿在各地都有发生但没有上升到如此严重的局面，直到近几年在线教育的发展，加速了对立的严重性。
第二，教育的商业化会导致部分家长和孩子通过商业教育，也可以直接说是花钱报各种补习班的方式，达到培优，达到“掐尖”中的尖子生。而苦苦通过常规学习是完全达不到的，进而会引发出我们通常所说的阶层固化的程度。这点不再多谈了。而另一个大家经常讨论的“焦虑”在上头的层面上来讲不是最重要的，所以算不上致命问题。
另一个点是，教育井喷发展这事儿是近几点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颁布相关政策呢？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5
关键词：加速折旧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合法定率递减法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12-140-03
2014年9月24日，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2015年9月16日又进一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加速折旧政策落实情况，仅仅一年的时间总理如此重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问题，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促进企业技术改造，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拉动有效投资，促进产业升级，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快速转变。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理论与方法进行深入探讨。
一、加速折旧法内涵及其理论依据
加速折旧法也称快速折旧法，其特点是固定资产在使用年限内，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从而使企业应纳税基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在所得税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应纳税额自然降低，这即等于国家给了企业一笔无息贷款，也等于加快了企业折旧的速度，所以叫加速折旧法。主张采用快速折旧法理论依据如下：
（一）有利于加快固定资产的更新换代
当前科技发展是日新月异，加速折旧法是期初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当无形损耗袭来时，即虽然设备在物理性能上还可以使用，但是在经济上很不合算，所以要提前报废，购置更先进的设备，这样采用快速折旧法就有足够的资金来保证设备的更新。
（二）有利于固定资产投资风险的防范
一般来看，企业对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很大，投资回收期指标往往衡量该项投资的好坏。通过快速折旧法可以早期收回投资，可以减少或降低各种风险，例如：物价上涨时带来的通货膨胀风险，进口设备带来的汇率风险。
（三）有利于成本核算上费用的均衡分配
因为固定资产购置初期，新设备生产能力高，维修费用少，所以要多提折旧，到后期老设备生产能力低，维修费用多，所以要少提折旧，这样成本负担也就相对均衡了。
（四）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和国际同行与之抗衡
如果我们对有些特殊行业不实行快速折旧法，从税收上给于优惠，在实行对外开放，企业成为相对独立的生产实体，我们的企业是很难同实行快速折旧法的西方发达国家同类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中抗衡的。
二、加速折旧法的方法
加速折旧法也称快速折旧法或递减折旧法，其特点是固定资产在有效使用年限前期多提折旧，后期少提折旧，从而相对加快折旧速度，以使固定资产成本在有效使用年限中加快得到补偿。按照目前我国财政部规定，我国使用加速折旧法目前有两种：一是双倍余额递减法；二是年数总和法。
（一）双倍余额递减法
1.折旧额的计算。双倍余额递减法是在不考虑固定资产残值的情况下，根据每一期期初固定资产账面余额和直线法的折旧率的双倍来计算折旧额。举例说明，某公司某项固定资产资料如下：固定资产购入价格100，000元；预计残值5，500元；固定资产清理费用500元；净残值5，000元（②-③）；净残值率5%（④÷①）；固定资产使用年限5年。
为了求得直线法折旧率的双倍，所以首先要计算直线法（也称平均年限法）的年折旧率。
根据财政部《工业企业财务制度》第四章32条规定，为了简化手续在最后两年里改为平均法计算折旧额
即（第四年期初账面余额―固定资产的净残值）÷2
本例（21，600―5，000）÷2=8，300元
2.双倍余额递减法的特点。（1）年折旧率是按直线法年折旧率的双倍来计算；（2）折旧额（本表③栏）前多后少逐年递减；（3）使用年限最后一年期末“账面余额”一定是固定资产的净残值（本例是5，000元）；（4）使用年限最后一年的“累计折旧额”（本例④栏）加上使用年限最后一年期末账面余额一定等于期初账面余额，也就是固定资产的原价，（本例）。
双倍余额递减法，还可以采用一种简便的方法求出任意年度的折旧额。计算公式如下：
任意年度折旧额（不含最后两年）=固定资产原价×折旧率×（1-折旧率）本年序数-1
例如：本例求第一年折旧额=100，000×0.4×（1-0.4）1-1
=40，000
求第三年折旧额=100，000×0.4×（1-0.4）3-1=40，000×0.62=14，400
计算任意年度累计折旧额可采用下面公式计算：
任意年度的累计折旧额（不含最后两年）=原价×[1-（1-折旧率）年序数]
本例求第二年累计折旧率=100，000[1-（1-00.4）2]=64，000
（二）年数总和法
1.折旧额的计算。年数总和法又称年数比例法、年限总和法、等差递减法、变率递减法。这种方法是将固定资产原值减去固定资产净残值的可折旧额乘以逐年递减的分数。
接前面资料：⑴原价100000元；⑵净残值5000元；⑶使用年限5年。计算公式如下：年折旧额=（原价-净残值）×逐年递减的分数（也称分配系数）分配系数的分母可采用年数相加，例如本例使用年限是5年即：5+4+3+2+1=15。也可以根据数学上等差级数来计算：
2.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的区别。两者的区别之处是：前者是原价减去净残值为基础且每期计提折旧的基数不变，本例折旧基数各年度都是95，000元，变化的只是折旧率逐年递减，折旧额逐年递减。而后者在计提折旧时不考虑固定资产的残值，并按每期的固定资产净值（即期初的账面余额）为基础计提折旧，与年数总和法相比，双倍余额递减法的折旧基数每期都在变，而折旧率是不变的。由此可见，年数总和法的特点是：固定资产折旧基数不变，而折旧率随着使用年限的减少而递减。双倍余额递减法是折旧率不变而折旧基数则是逐年减少。
（三）定率递减法
定率递减法目前在国际上也有不少国家采用，我们在这里也作以介绍。所谓定率递减法的定率是指固定资产折旧率各年不变，递减是指折旧基数、折旧额两者逐年递减。所以叫定率递减法。计算公式如下，资料承前例：
这种方法的特点是：一是折旧率固定各年不变；二是折旧基数（本表一栏）和折旧额（本表三栏）逐年递减。这种方法和前两种方法比较折旧率高，折旧额大。
三、加速折旧法对企业财务收益和现金流量以及对国家财政税收的影响
承前例某公司所得税率为30%，各年未扣减折旧额前的净收益为60，000元。
平均年限法折旧额（承前例）=（原价-净残值）/使用年限=（100000-5000）/5=19000元
由上表看四种折旧方法有三点相同：（1）在使用年限内折旧总额相同（都是95000元）。（2）在使用年限内应纳税所得额总额相同（都是205000元）。（3）在使用年限内应纳税额总额相同（都是61500元）。
所不同的是各年度折旧额、应纳税所得额、应纳税额及与平均法相比所得税节约额各年度是不一样的。三种加速折旧法的应纳税额都是前少后多，而且所得税节约额也有较大的差异，最多的所得税节约额是“定率递减法”节约7821元，其次是双倍余额递减法节约6300元，最后是年数总和法节约3800元，最多和最少相差一倍多。所以不同的折旧方法会影响到企业各年度的净利润的计算，从而对应纳税所得额产生影响。所以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要按国家财务制度执行。
如前所述，四种折旧方法对应纳税总额没有影响，只是将应纳税额期往后递延，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是因为货币是有时间价值的，加速折旧法等于政府向企业提供一笔无息贷款，对企业来说是享受了这样的财务利益。
举例说明如下：设该公司资金利率为10%，所得税的缴纳为每年年末，则上例中因采用了双倍余额递减法，这一加速折旧法，给企业带来财务收益可具体通过将来5年所支付所得税额折合的现值来比较：
按平均年限法：所得税额现值=应纳税额×5年期利率10%的年金现值系数
=12，300×3.7908=46，626.84
年金现值系数=3.7908
按双倍余额递减法（加速折旧法）：所得税额现值=应纳税额×年金现值系数有：
第一年：所得税额现值=6，000×0，9091=5，454.60
第二年：所得税额现值=10，800×（1.7355-0.9091）=8，925.12
第三年：所得税额现值=13，680×（2.4869-1.7355）
=10，279.15
第四年：所得税额现值=15，510×（3.1699-2.4869）
=10，593.33
第五年：所得税额现值=15，510×（3.7908-3.1699）=9，630.16
合计=44，882.36
差额=46，626.84-44，882.36=1，744.48
由此可见，企业采用了加速折旧法，使企业在未来支付的所得税额中收到了相当于1744.48元的财务收益，也等于国家给企业一笔无息贷款，从而使企业节约了利息支出1744.48元。至于不同折旧方法怎么会影响当期的现金流量呢？我们看下面公式：
本期现金净流量=税后利润+折旧
采用加速折旧法，前期折旧费用大，当然现金净流量就会大，反之就会小。本例中采用平均年限法当期折旧费用是19000元，而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第一年的折旧费用是40000元，较前增加了21000元。从另一个角度看，折旧费用是不会发生现金流量减少的，但是要明白折旧费用是要计入当期损益的，因为折旧费用是成本的一部分，成本增加利润自然减少，而利润又同当年所得税额相联系，而缴纳所得税是要付出现金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同的折旧方法对各期的现金流量是会产生影响的，比如第一年里，因为采用了双倍余额递减法，使企业当年现金净流量比平均年限法下增加了6300元。
至于对国家财政税收的影响，前期肯定是所得税应纳税额减少。本例中采用平均年限法第一年应纳税额是12300元，如果采用双倍余额递减法仅仅为6000元，减少了51%，如果采用定率递减法则更少，仅为4，478元，减少64%，但是在使用年限内总额并不减少。例如本例中五年末应纳税额总额四种方法都是61500元，而且随着设备更新加快，劳动生产率提高，成本降低利润增加，所得税收入更会增加，财政收入更会充裕，这实质是一种“放水养鱼”政策。
四、总结
加速折旧法对企业的技术改造、产业升级、设备的更新换代、改善企业的资金结构、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都有重要意义。但是采用加速折旧法毕竟会影响到国家当年的财政税收，因此不是任何企业都可以采用此种方法，采用加速折旧法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财政部和税务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完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n].光明日报，2014.9.25
[2]国务院9月16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优惠的范围[n].太原晚报，2015.9.17
[3]田椿生，刘惠勇.论折旧[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
[4]企业会计准则―固定资产[S].企业会计准则，2014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6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法;双轨制;统1;税收优惠措施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法最突出的特点是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分别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即是1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我国的内资企业适用的是国务院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而外资企业适用的却是全国人大1991年通过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核心是给予外资企业以诸多税收优惠。如职工工资和福利费、交际应酬费、公益救济性捐赠、坏帐损失等方面的扣除标准,内外资企业不1,造成在总收入相同的情况下,外资企业因扣除较多而税基缩小,税负减轻的现象。据有关资料统计,我国外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8%,内资企业实际所得税负担率约为28%,2者之间差别高达20%.[1]
这种“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对外开放事业的发展,为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随着我国加入wto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改革,也成了大势所趋。我们认为,应当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
1、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之正当性分析
(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该统1
1.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影响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是公平竞争。市场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提,只有机会均等,公平竞争,才能最终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实现效率的最大化。目前,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虽然名义上所得税科率都保持在33%(其中外资企业含地方所得税3%),但是税法对外资企业所提供的税收优惠待遇无论从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甚于内资企业,造成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远远重于外资企业,经济运行成本加大,在经济竞争中很难与外资企业处于同1起跑线上,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愈演愈烈。诸多内资企业严重亏损,国内许多产业被外资企业占据优势甚至垄断地位,应该说是与这种税收优惠有联系的。
2.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不符合国民待遇原则和税收中性原则。国民待遇,是wto的1项基本要求,是指缔约国1方在缔约国另1方享有与其本国国民同等的待遇。因此,wto的国民待遇原则意味着,不同缔约国的企业在税收和法律方面要享有无差别待遇。税法作为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其最原始的功能是保障税款的征收入库,从而依法完成预算收入。与此同时,它还通过增减各纳税主体的税收,调控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税率的高低,纳税环节的多寡,税前扣除的多少,税收优惠的程度,均可以作为刺激投资主体增减投资的信号。然而税法不可能也不应该替代或超越价值规律去解决1切经济问题,它只能顺应市场要求,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1向主张税收中性原则,即税法在保障聚集财富,满足公共开支的同时,应尽量不干预或少干预企业和个人的经济决策过程,不影响资源按市场机制的要求合理配置。[2]按照这个原则,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扩张性的和不合适的。对外国投资者应既不歧视也不特别优待。
3.现行“双轨制”的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税收优惠层次过多,优惠方法单1,对国家产业政策体现不够。现行涉外企业所得税法,是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根据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开放地区的先后顺序,针对不同的情况分别制定的,难免导致税收优惠措施相互之间的冲突和效用抵消,不利于正确引导外商的投资方向,也人为地造成了外商投资在全国各地的不平衡。特别是由于税收优惠的权限1度被滥用,致使1些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单独制定了许多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措施,在国内形成了税收恶性竞争的混乱局面。而且这种现行企业所得税法中,对外资企业的特别优惠是以直接降低税率或减免税额为表现形式的,它对纳税人的创业和经营过程重视不够。这种做法对于普通的生产制造企业是有利可图的,但这种单1的税收优惠方法对1些从事高新技术的企业并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同时,现行企业所得税法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偏重于地区性的优惠,而对国家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经济欠发达地区重视不够,税收优惠的产业引导力度不够。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及在特区设立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不分产业性质都可以享受15%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而实际上特区的不少企业只是普通的制造或服务企业,真正属于高新技术产业和基础产业的比较少,弱化了涉外税收政策的产业结构调节效果,导致1些外商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含量低的行业。
(2)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1种较为普遍的担心是:虽然理论上所得税法应该统1,但若实际执行后,外商会大量减少和撤回对我国的投资,进而引起经济大幅震荡,因而企业所得税法目前还不能统1。我们认为,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企业所得税法能够实现统1。
就1般而言,税轻利厚,税重利薄,税负是影响投资者利率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然而,尽管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方面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但也应该指出,优惠的税收在许多情况下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因为,税负的轻重并不是投资者投资决策中的唯1因素。
1般而言,外国投资者看好1国的投资是出于综合性的多层面考虑。1个典型的例证是韩国的成功经验。有资料显示:韩国的外资企业企业所得税税率约为54%,高于我国33%的名义税率,是中国经济特区15%税率的3.6倍,但韩国仍然成功引进大量外资。[3]可见,关键因素不是税负轻重,而是看1国投资市场是否对外国投资者具有吸引力。
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绝大部分外资不会因为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造成的税负加重而大量撤出中国。中国市场对外资具有巨大吸引力,这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证明:政局稳定。与绝大多数发展水平相当于甚至超过中国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稳定局势的能力是被肯定的,这就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政策合理而稳定。改革开放已成为我国国策,我国政府实行了对引进外资有利的1系列政策,并且从长期来看,这些政策是相当稳定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变得更加合理。此外,我国已初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涉外投资法律体系,并在不断加以完善;经过几10年的经济建设,我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并能够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劳动力和管理科技人才。市场潜力巨大。从1992年起,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无论是日用消费品还是耐用消费品的市场都在不断扩大,中国在外国投资者眼中已不再是仅仅可以观望的潜在的未来市场,而是1个现实的不断扩大的市场———这是对境外投资者最具有吸引力的1个因素。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统1企业所得税法,不会引起外资的大量回撤,也不会引起经济大幅震荡,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能够统1。
2、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应澄清的1个基本问题
统1企业所得税法,即要求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而平等的纳税主体,以统1的法律规定统1的税率,但有1个看似矛盾却符合唯物辩证法的基本问题需要澄清: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的功能已从单纯的保障国家财政收入转变为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手段之1。正因如此,许多国家都在统1税制的基础上,实施特定的差异性税收政策。税收差异性政策具有因地、因事、因时制宜的特点,有利于协调税收制度的规范性、1般性同额外负担经济条件的差异性、特殊性之间的矛盾。税收差异性政策,不仅是对统1税制的补充,而且是税收调控经济的重要形式。除此之外,我国尚属发展中国家这1基本国情也要求我们要通过特定税收差异性政策的实施,来吸引资金,发展经济。因此,统1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并不否认要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
但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同原来“双轨制”企业所得税法下给予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根本不同的。其最大区别在于,统1企业所得税法后对外资企业施行特定的税收优惠措施,是1种选择性优惠,而不是原来的普遍性优惠。在如何对外资进行选择性优惠的确定问题上,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下原则:
1.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促进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
在正确、科学的产业政策确定后,税收优惠措施的合理运用可以起到引导作用,促进1国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实现经济资源的最优化配置。根据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目前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重点在于加强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优先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和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与此相适应,我国的企业所得税法应选择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予以税收减免等优惠。
2.体现国家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原则
我国现行企业所得税收优惠体系倾向于东南沿海地区,客观上加剧了地区间发展的差距,形成了沿海和内地不同的经济格局。目前完全取消这种地区性优惠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与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相适应,我国对外资企业地区性税收优惠倾斜的重点应放在待开发的边远贫困地区,区分不同情况确定不同的优惠措施,协调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实现经济的合理布局。
3.体现鼓励科技开发,促进环境保护原则
在确定对外资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应从发展的角度去考虑,将发展技术创新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实施税收优惠的方向之1,对从事科研开发、技术改造以及采用高新技术,生产高附加值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同时应规定1定的优惠措施,促进外资企业利用节能设施,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引导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如可以给环保型企业1定的税收优惠,对环保设备实行加速折旧等,以税收优惠的形式鼓励企业保护环境。
参考文献:
[1]张艺雄。税收国民待遇原则的现实选择和我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J].财政与税务,1999,(6)。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7
一、火电行业
燃料成本占火电成本的70-80%左右，电煤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导致煤电企业燃料采购成本居高不下，大型火电企业和煤炭生产企业往往通过长期协议进行煤炭的买卖交易，从而锁定生产成本和利润，规避因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带来的生产经营风险。当前煤炭市场供需较为平衡的格局也使得上下游对于煤炭的议价能力相当。因此，新出台的增值税政策并不会对当前主流煤炭市场价格造成较大冲击，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增值税税率下调使煤炭生产企业享受到更多的减税红利。
电力市场化是大势所趋，预计未来市场化交易电量规模进一步扩大，但电价市场化不等于降价，当前火电行业处于谷底，降价让利空间有限。2019年5月，发改委通知强调了有序推动项目核准建设，严控煤电新增产能规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的火电项目的推进将会受到严格的管制，电力的供应将迎来缓慢的增长。在增值税率下调之后，火电相对于水电和核电是具备一定的优势的。
二、水电行业
由于我国对单个项目装机容量低于5万千瓦的小水电按3%征收率计算增值税，不受此次减税影响；单个项目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的水电站增值税税率按照13%征收，也部分对冲了超过100万千瓦的水电站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12%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没有延续执行的影响，大型水电企业税负变化不大。此次减税对水电行业影响有限。
三、风电、光伏行业
风电、光伏项目主要在设备购置环节和发电售电环节产生增值税，增值税税率调整后，设备购置环节进项税减少，项目投资成本有所降低，发电售电环节，不含税售电价格增加，从而使项目整体收益率增加。
为扶持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行业发展，国家在税收政策方面早有倾斜。对风电、光伏发电收入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50%的政策，由于风电、光伏项目留抵进项税金额大，多数光伏企业并未享受到此项政策的红利。此次增值税率下调，光伏企业仍然面临着同样的情况。但增值税税率下调对风电、光伏行业未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进一步降低风电、光伏发电“非技术成本”，将引导行业聚焦技术创新、提质增效，早日摆脱补贴依赖，实现平价上网。
四、核电行业
为了支持核电事业的发展，国家出台了税收优惠政策，以5年为一周期返还比例分75%、70%、55%三个阶段逐级递减。由于增值税为价外税，核电不含税上网电价并未调整，故不影响售电收入。综上所述，增值税税率调整对核电经营业绩不会造成重大影响。
政府承诺通过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但具体到企业自身，应当对政策变化对自身的影响提前分析研究，并制订相应的应对方案，企业的营销、采购、财务、法务部门应当提前沟通，从统一思想认识、确定利益边界、规范涉税操作方面做好相关应对准备：
（一）发电企业应尊重合同、尊重市场规律降低商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价格
发电企业应扭转买方利用地位优势强行要求卖方下调价格的认识误区，从售电侧看，为贯彻落实《政府工作报告》关于一般工商业平均电价再降低10%的要求，因增值税税率降低到13%，水电企业和核电企业非市场化交易电量形成的降价空间，全部用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降低上网电价是减税降费大势所趋，不是电网企业强迫发电企业而为之；相应的，发电企业也应借下调税率契机降低原材料、设备等采购价格。
（二）在降税大背景下多元博弈过程中合理确定企业自身利益边界
增值税税率降低带来的政策红利会在各市场主体间进行分配。按照政府提出的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的政策预期，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均可从税率下调中获利，底线是利益不遭受损失，作为理性的市场主体，发电企业也应确定同上下游企业博弈过程中自身的利益边界，即销售收入不减少，入账成本不增加。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8
关键词：国际收支；现状；对策
国际收支是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居民之间的全部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所产生的全部经济交易的货币记录。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主要由经常账户、资本和金融账户决定，而经常账户的盈亏取决于一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金融账户则主要决定于金融市场的利率、风险、投资报酬率与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变动。从动态上讲，国际收支活动描述了一种经济现象，反映了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全部对外往来的货币收付活动。就静态而言，国际收支描述了一国与其他国家之间货币收支的对比结果，把这种结果加以系统地记录，就形成了国际收支平衡表。
我国国际收支模式非常特殊，自20世纪90年代，除个别年份外，呈现出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顺差规模出现迅速扩大的趋势。正是由于这种国际收支双顺差所引起的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导致了我国目前一段时间货币政策的主要任务是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近两年来，我国国际收支失衡日益引起国内外相关学者的关注。
一、近几年我国国际收支的现状
根据国家外汇局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货物贸易顺差大幅度上升，2005年经常项目实现顺差1608.18亿美元，同比增长134.23%，占我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上升为72%，主要是因为货物贸易顺差大幅上升。根据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5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1342亿美元，增长128%。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629.64亿美元，同比下降43.1%，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外投资增长较快，“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由顺差转为逆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占2004年中国国际收支总体顺差的比例下降至28%。2005年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的逆差分别为49亿美元、40亿美元。在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双顺差的推动下，外汇储备增长2089.4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了22.6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增加0.05亿美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储备头寸减少19亿美元。2005年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达到8189亿美元。“净误差与遗漏”出现在借方，为168亿美元，相当于国际收支口径下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的1.21%，在国际公认5%的合理范围以内。2005年，我国的国际收支交易总规模2.42万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27%，占GDp比重进一步上升到109%。国家外汇局在《国际收支报告》中指出，这表明我国经济对外开放度进一步扩大，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更加紧密，对外经济运行对国内经济的影响增强。
2005年，国家继续运用货币、财政等政策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金融体系改革取得进展，整体稳健性增强。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积极发展外汇市场，放宽汇价管理。自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逐步增强，外汇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
2006年，我国经济平稳快速增长，对外开放迈上新的台阶，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汇率弹性提高。国际收支延续“双顺差”的格局，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498.66亿美元，同比增长55.37%，其中出口11444.99亿美元，进口8946.3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6.66%和20.45%。我国进出口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使得我国对外出口贸易形势大好。在进口方面，我国进一步加强宏观调控，进口需求稳步增长，使得我国进口持续快速发展。从整体数据来看，运输是导致经常项目中的服务项目出现逆差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210.15亿美元，支出343.69亿美元，逆差133.54亿美元，与2005年运输逆差63.32亿美元相比，同比扩大70.22亿美元。
从2003年到2007年经济保持增长较快、效益较好、运行较稳的基本态势，国际收支继续保持“双顺差”的格局。国际收支顺差式不平衡的问题依然十分突出，在这几年里，“双顺差”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国际收支的“惯例”。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同比增长78%，较上年同期增幅提高了42个百分点。调整、对部分产品加征出口关税等政策执行前抢先出口，货物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货物贸易出口5472亿美元，进口4115亿美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28%和18%；顺差1357亿美元，增长70%。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同比增长132%，较上年增长1.3倍，改变了2006年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下降的局面。2007年上半年，外国来华直接投资流入627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4%。随着国家“走出去”战略的逐步实施，对外直接投资较快增长，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80亿美元，增长21%。证券投资逆差4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44亿美元。其中，我国对境外证券投资净流出1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297亿美元；我国从境外证券市场融资以及吸收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投资流入10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53亿美元。按国际收支统计口径，2007年上半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同比增长21%，其中，非金融部门对外直接投资78亿美元，增长21%；对外直接投资撤资清算汇回6亿美元，增长142%；净流出74亿美元，增长17%。“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特征使得我国外汇储备进一步增长。截至2007年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持续的国际收支顺差和较高的外汇储备规模，有助于提升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并且增强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
二、我国国际收支持续“双顺差”的原因
我国连续的、长期的、大幅度的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已明显表现为经济的外部失衡。这既有悖于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理论，又是各国国际收支结构实践中罕见的，其之所以能够维持十余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和国内特殊的管理体制与鼓励政策，但其本身也潜伏着一定的风险，引发诸多矛盾和问题。这种局面是由一系列客观复杂的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国际的原因，也有国内自身的原因。
从国际上来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紧密联系，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为了寻求更优化的资源配置，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产业和产品向国外的转移。而我国为了适应国际形式的发展，日趋完善基础设施和优惠的法律和政策，同时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步伐，再加上我国具有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些都使得我国逐渐成为国际制造产业转移的一个主要目的地，连续数年位居世界前列。同时由于我国国内金融市场比较不发达，国内企业往往借助境外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快速流入。而外国直接投资的发展也促进出口的增长，1992年以来境外资本流入中国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28.9%左右。
从国内来看，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造成了我国的持续大额顺差。
（一）储蓄率过高
我国经济增长失衡的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高。国内总储蓄率在20世纪90年代平均为GDp的40%，在2004年上升至GDp的47%。尽管投资率在此期间也有所增长，但储蓄快于投资的增长，扩大了经常帐户顺差。当前的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无论与本国历史平均相比还是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均处于高位。一般认为中国储蓄率高主要是因为个人储蓄欲望强烈，但更主要的是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高，企业高储蓄率带来的投资增长效益较低并可能导致产能过剩。此外，国内储蓄转化为投资渠道不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企业不得不更多地依赖自有储蓄。
（二）加工贸易仍占主导地位
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劳动力密集、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和领域，以加工贸易出口为主，而加工贸易出口方式与贸易出口数量的增加呈明显正相关的关系。深入分析我国贸易结构可以发现，一般贸易及其他贸易实际上处于逆差状态，持续攀升的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两头在外，无论是通过来料加工还是进料加工，最终产品一般销往国外，在我国境内所形成的增值部分自然构成顺差。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越大，相应的顺差必然也越大。
（三）非对称性的国际收支政策
长期以来，我国采取鼓励出口和鼓励外资流入的非对称性国际收支政策。我国的国际收支双顺差是多年的“奖出限出”的传统思想和对外资不加选择的“超国民待遇”等经济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政策制度安排使得资本流出受到管制，流出渠道少，导致资本项目净流入大于净流出格局的形成。外资的大量涌入不仅拉动了我国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而且加大了外资企业在我国出口中不断增长的比重。
三、促进我国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对策
我国目前的“双顺差”的国际收支结构与其基本国情是极不相称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较为理想的国际收支结构应是：贸易项目逆差，经常项目保持平衡，资本项目下的顺差。而目前的国际收支失衡、巨额的外汇储备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国家提出“调投资、促消费、减顺差”的政策导向，运用各种手段促进国际收支平衡。
（一）降低我国过高的储蓄率
货币政策的取向应当是货币供应收紧，利率水平提高，人民币更大幅度有序升值。除了实行降低投资增速的行政措施之外，当前货币政策应当适度从紧，包括降低货币供应的增速和提高利率水平。央行应当继续加息并提高法定准备金率控制流动性。同时，人民币汇率应该更加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变化，更加富有弹性。这些政策措施都将有助于纠正内需和外需的不平衡。
（二）进行进出口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核心竞争力
经常项目顺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进出口产业结构失衡，出口集中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核心技术竞争力，在国际上以低价量大为特点，企业利润率低并且很容易受到反倾销诉讼。进口缺乏中国真正急需的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发达国家产业调整仅仅把我国作为制造业基地，真正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的研发都在发达国家国内。因此，我国现在必须调整进出口产业结构，限制高耗能高耗资源型出口；并把环保、安全、社保等因素纳入企业的出口成本；开发产品核心技术创造力，提高企业自主竞争力，实现在平稳出口量的基础上利润最大化。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
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政府应进一步完善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给予其适当的优惠政策和信贷支持，为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条件。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子先,张晓静.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验及对策[J].中国金融,2007(10).
2、唐丽丽,赵雪梅.浅论中国国际收支失衡调节[J].当代经济,2007(7).
3、杨慧.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浅析[J].industrial&Sciencetribune,2007(6).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9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中图分类号：F7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2-0043-01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
实行双减政策的原因篇10
关键词：国际收支不平衡；产业分工；内需不足；产业政策
1我国国际收支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我国国际收支的状况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国际收支不仅在总量方面规模快速增长，而且开始出现了以“双顺差”为特征的结构性转变。从1999年到2006年，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连续八年“双顺差”，经常项目特别是商品贸易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构成部分。
2我国国际收支现状形成的根源
2.1内需不足
内需不足方面主要表现为储蓄过剩，资金闲置以及资金利用率低等现象。截至2006年底，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10663亿美元。相对于如此之多的国家储备，我们国家的城市发展水平和人民消费观念的差别，使得在政府中存在着大量的政府储蓄，微观经济主体中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储蓄。政府对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投入的不足也使得微观经济主体对未来医疗、教育成本预期的上升，进而减少即期消费，增加了私人储蓄。
由于内需不足，使得国内资金利用率低。为了确保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明显偏低。而且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之下，可以用来生产高技术、高附加值的资金，大多数被用于生产低附加值的出口产品，这些造成资金的低效率使用。
2.2资源不合理利用
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使得经济持续发展不能持续。一方面，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最近几年内钢铁、电解铝、焦炭等行业投资快速增长，并形成了过大的生产能力，超过国内消费的能力，因此相关产业必须通过出口找出路，这是我国钢铁产品、电解铝、焦炭等“两高一资”类产品出口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近几年外商投资持续增加，以机电产品为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大量转移，使我国成为部分电子信息类产品的国际制造中心。一些产业生产能力大大超出国内市场需要，这是出口大量增加和贸易顺差等不平衡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2.3相关政府政策的不足
以发展加工贸易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的产业政策。在该政策出台初期有效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需的外部资金，充分利用了我国的比较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经济活力。但是，这种政策使得我国受资源约束，进口产品以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为主，出口以低附加值的消费品和机电产品为主。在国内投资需求减弱的情况下，这种贸易结构一方面造成能源、原材料、技术设备进口增速减缓，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市场容量有限造成出口大量增加。
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地方政府政策。长期以来，各地政府为了追求当地的经济效益，往往把GDp的增长作为评估其政绩的主要指标。各地政府的出口创汇、招商引资成为重要的手段，并最终以“双顺差”反映于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其中地方政府在各地的投资活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吸引外企的政府优惠税收政策。作为产业政策的配套政策，优惠的税收政策也同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出口退税政策、“两免三减半”的所得税政策等多项税收减免政策，都一定程度上使得大型跨国公司将我国作为其全球的利润中心，以充分享受优惠的所得税政策。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国际收支“双顺差”格局的形成。
2.4国内金融市场发展滞后
国内金融市场欠发达、融资渠道单一也是造成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的原因之一。从金融市场发展来看，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仍不发达，融资渠道以银行体系为主，证券市场、外汇市场等金融市场在资源配置和资金融通中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出来。因此，尽管国内积累了大量资金，但由于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不畅通，形成了国内资金流动性、外汇储备、境外融资规模“三高”并存的局面。
3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
（1）增加政府职能，扩大内需。在贸易顺差巨大的情况下，增强国内消费是消化长期高速增长的投资形成产能的唯一途径。更重要的是，持续、稳定、合理比重的国内需求是维持GDp长期稳定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因此，增加国内需求也是解决“双顺差”不平衡最根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以及教育体系，加快对相关公共设施的建设，并在此基础上，带动和发展具有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吸引微观经济主体参与，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2）通过政府和媒体抵制资源不合理利用。在政府方面，应当在各地政府当中，积极推广并采用更能反映资源稀缺性和体现经济外部性的绿色GDp来衡量各地政府的绩效。通过政府从更加宏观的方面把握整个地方乃至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在媒体方面，可以通过媒体来加大宣传节约资源，反对浪费等观念，从人的价值观上来影响微观经济体的经济行为，引导其更加健康合理地消费。
（3）进一步理顺资源价格体系，征收资源费、排污费，提高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成本。通过征收资源费（税）、排污费（税），将厂商生产的负的外部效应成本化，也就是将社会成本反映在厂商的产品生产成本中。当前我国价格体系尤其是资源类价格体系未能充分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这使得企业丧失了技术创新、设备更新或强化管理以降低消耗、减少污染排放的外在压力和内在动力。
（4）实施“走出去”战略，扩大对外投资。积极探索多元化、多层次的外汇运用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扩大对外投资。鼓励能够发挥我国比较优势的对外投资，扩大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领域、途径和方式，继续发展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鼓励有竞争优势的企业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带动产品、服务和技术出口；支持到境外合作开发国内短缺资源，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置换；健全对境外投资的服务体系，为实施“走出去”战略创造条件。
（5）对于金融市场层面的调节，应当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满足境内外机构的资金需求。目前我国企业融资结构仍存在过于单一的问题，企业融资依然主要依靠银行贷款，直接融资比重过低，在我国压缩信贷规模的宏观调控背景下，一些国内企业只能转向境外市场融资，进一步加剧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因此，需要继续优化金融市场结构，推动债券、股票等市场的平衡协调发展，并建立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完成各市场间的无缝对接。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