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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26 00:20:53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1

【关键词】老龄化延迟退休弹性退休建议

对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各种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而法律的强制性,普遍性等性质决定了其至关重要的地位,其带来的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将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制度问题进行研究。本文将在老龄化背景下讨论实施延迟退休的必要性。由于发达国家的退休政策与法律制度比较完善,笔者通过比较国际上的退休政策再结合我国国情研究我国老龄化背景下延迟退休法律问题,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一、人口老龄化背景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成为许多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而在近几十年,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施行以及人口寿命的延长,中国的人口老龄化的来势更为凶猛。国际上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数比重达到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此标准,通过对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的计算,我国在2000年这一比重已经达到了7.0%。有学者据此分析,指出迅猛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而2010年的六普数据也证明了此特征的日趋显著。数据显示201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大约为1.1亿,老龄人口比重达到了8.9%,预测2020年将达到12%,到了2050年预计老龄人口将会有3.3亿之多。大多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用了45年以上,而我国只用了27年左右,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快的国家。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

如此迅猛的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最为直接的表现在于劳动力人口养老负担的增加。根据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我国抚养比从1950年的7%一直缓慢增长至2010年的11%。据预测,从2010年以后,抚养比将呈现出急剧增加的趋势。国家统计局在2103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为9.37亿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下降幅度为0.6%,这是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第一次出现了绝对下降。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p表示,这就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开始消失。

人口老龄化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养老金收支失衡。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统账结合”的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养老金由企业与个人承担。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工作人口减少,养老保险金缴费也会减少,会造成工作人口负担老龄人口的加重以及养老金的供应不足。据预测,若现行制度不变,我国养老金将在2038年开始出现缺口,并逐年扩大。

三、延迟退休必要性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生育率不断降低,人口预期寿命不断提高,发达国家陆续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经历,导致劳动人口不断减少,参保缴费人数下降以及领取人数增加,造成养老金支出大于收入,给财政支付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大多国家通过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来缓解其所带来的财政压力。1989年以来,有约170个国家的退休年龄呈上升趋势,有近70个国家或地区提高了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缓减了养老金支出压力。我国社会保险研究所在所长何平的主持下作出的《中国养老保险基金预测与管理》报告显示:延迟退休一年可以使中国养老统筹金增加40亿,减支160亿,减缓资金缺口约200亿。

延迟退休除了可以降低人口预期寿命延长引起的养老金支付压力,还可以应对人口结构转变。由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人口出生率下降较快,人口红利期较短,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较快。如果维持现行的退休制度不变,将会面临人口红利枯竭,会影响经济的增长。延长退休年龄及时对低龄老年人的利用,也会降低社会的抚养比,增加劳动人口比例,延长人口红利期。因此,实行延迟退休的制度是有必要的。

四、国际实践及经验借鉴

纵观世界各国,发达国家经历人口老龄化较早,在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实行延迟退休的政策。

以美国为例,为了缓减上世纪70年代社保资金的缺乏,美国国会在1983年通过了渐进式退休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退休年龄为67岁,提前退休年龄为62岁。其退休政策分三个层次:(1)提前退休,需满62岁,只能拿70%的退休金;(2)正常退休,若出生年份早于1937年(包括1937年),正常退休年龄为65岁,若在1943年至1954年间出生,则退休年龄为66岁,若在1960年及以后出生,退休年龄为67岁,以上领取全额退休金;(3)延迟退休,具有自愿性而非强制性,选择延迟退休的人可以获得奖励性的收益。如果选择在70岁以后退休,将会拿到132%的退休金。这种弹性的延迟退休政策使人们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应用,同时也在一定的程度上鼓励及促进了美国劳动者延迟退休。

日本是亚洲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在上世纪7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为55岁,到80年代被延长至60岁,至1997年,约90%的日本企业采用了60岁退休年龄制度。自2004年2013年,日本阶段性地推迟退休年龄至64岁。在2013年4月1日,日本开始实施修订后的《老年人就业稳定法》,该法规定企业有义务继续雇用面临退休但是仍有工作意愿的65岁以下的员工,至此,将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

综上并结合其他国家制度的改革,得出下列的结论:大多数国家是在老龄化背景下,面对日益加重的养老金支出压力,对退休制度进行改革,推行延迟退休制度。该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漫长的过渡时期,逐渐增加退休年龄,实现渐进式延迟退休。大多数国家选择把退休年龄延迟到65岁左右,但有些国家男女会有差别,总体上趋于统一。通常这种退休制度具有一定的弹性,根据自愿原则由劳动者自主选择退休的年龄以及退休方式。并且在施行延迟退休制度的同时,需要据本国国情,针对随之出现的社会问题,与时俱进地修订法律法规,采取各项经济措施,以保障公民和企业的利益。如日本针对企业承担的日益加重的额外劳务费,政府采取了给予企业一定资金补助的措施。

五、我国延迟退休制度设想

我国在制定延迟退休制度的时候,参考国外制度的同时,必须考虑本国国情。据调查,我国公民对延迟退休制度持反对态度的人较多。有些人认为,若延迟退休,老龄人口将挤占就业岗位,造成更加严重的就业难的情况。但放眼世界,延迟退休已成大势所趋,而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制度的修改来解决。对此,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系统规范退休制度,进行专门立法

关于退休制度,我国没有统一性的规范,而是散布于各项法律条文中。主要涉及三部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和《公务员法》,其中的规定也较为简单。因为延迟退休属于退休制度中的探讨,为实行延迟退休制度,应当首先制定退休法,从原则到细则细致地进行规定劳动者享有的退休权益和应当履行的相应义务,可命名为《退休法》。该法制定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退休权益以及退休后享有的各项权益,具体内容应当包括立法目的、基本概念、适用范围,退休权益、退休后的保障,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法律责任,救济机制等相关规定。同时《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应作相应修改,与《退休法》协调一致,使得延迟退休制度更有效地实行。

(二)退休年龄的设定及渐进式延迟

2015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了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6》,该报告建议,延迟退休可分为“两步走”:在2017年完成养老金制度并轨,取消女干部与女工人的身份区别,并将职工养老保险的女性退休年龄统一规定为55岁。从2018年开始,将女性的退休年龄每3年延迟1岁,男性的退休年龄每6年延迟1岁,到2045年男性、女性退休年龄同步达到65岁。对于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报告建议,居民养老保险的退休年龄自2033年每3年延迟1岁,直至2045年完成。比较国外制度,该建议具有一定可行性,但考虑到民众的反对意见比较大,需要放缓进程,逐步推行。有学者提出5年的预告期亦是可行的。本人认为,可以以试点方式逐步扩大实行范围,直至在全国推行。据此,分为三部分的小步慢走:工人与干部的小步并轨;男女退休年龄的渐进延长并统一;施行范围的逐步推广。

(三)制定弹性延迟退休制度

我国人口和经济在的地域上都具有差异性,尤其在行业上,我国规范尚不完善,待遇差别比较大。弹性退休制度给予劳动者一定自主选择权,允许在退休年龄和退休方式方面具有选择性。在此情况下,弹性延迟退休的制度更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参考美国弹性退休模式,可以采取“晚领奖励、早领惩罚”的措施。这样可以在前期减少各方矛盾,在后期实现退休年龄及退休方式的统一。

六、结语

本文参考了大量关于延迟退休的资料,对老龄化社会背景下的延迟退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相关建议。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给中国带来了两大主要问题,即抚养比的急剧增加以及养老金支出压力的不断加重,使得延迟退休成为必要。另外,通过对国际上延迟退休制度的分析,得出有益于我国制度制定的实践经验。由于我国的情况比较复杂,退休制度不健全,需要完善相关法律,逐步推行渐进式延迟退休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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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2

二孩思想其实与我国的孝道思想是统一的,都是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这种孝道思想的影响,中华民族才形成了尊老爱幼,孝敬老人,赡养老人的传统美德。据有关资料统计,2010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已达1.3亿,占总人口的11%,根据科学预测,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将达2.8亿,约占总人口的20%。显然,我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进入老龄化社会。而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不同,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情况下进入的,时间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内用社会保障和敬老院来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医。

选题的意义

a从理论上看,丰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健康的养老体系

B从实践上看,对于加强家庭道德建设,推进家庭文明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基本内容

儒家“孝道”思想与现代家庭养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内容

2儒家“孝道”原则的糟粕和精华

3现代中国的家庭养老

4儒家孝道的现代转承

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1、重点:在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儒家“孝道”的转承

2、难点:理论分析,实证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华

三、研究的步骤、方法、措施及进度安排:

步骤:

1、收集资料

2、归纳整理资料

3、编写写作提纲

4、写作论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1、文献研究法;

2、历史分析法;

3、演绎归纳法;

4、分析综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资料

2、对资料进行阅读,分析和综合

3、制定写作计划表

4、主动多与指导老师交流

进度安排:

1、2015年12月20日前确定选题

2、2016年1月16日前提交开题报告

3、2016年4月10日前提交论文初稿交指导老师审阅后进行修改。

4、201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3

【关键词】当代社会;青壮年;养老观念;建议思路

一、导言

(1)选题的背景、目的及其意义。目前,我国虽然还处于劳动力黄金时期,但2010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中国大陆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1.78亿。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11年年底,全国60岁以上老人有1.85亿,占总人口的13.7%,部分大中城市空巢家庭高达70%。当下,“4+2+1”家庭模式非常普遍,公共养老保障体系也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同时,世界银行数今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我国养老金缺口逐年拉大,预计2001年到2075年间,中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此外,在实际的老龄人口中,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的余寿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目前我国大约有3000多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护理,5%的老年人有入住养老机构的愿望,但目前专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设施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可见,老龄人数逐年呈逐年增长趋势,但是养老金缺口大、养老机构的不足、服务老年的服务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层出不穷,面对这些让人窒息的断裂,作为当代青壮年的我们不得不思考:有朝一日,当我们垂垂老矣,谁来为我们养老?随着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到来,未富先老、老无所依、老无所养等诸多现实问题日益凸显的摆到全社会每个家庭每个公众面前。时代的发展影响社会养老观念不断变迁,尤其70、80、90年代出生的当今社会青壮年群体,其社会养老观念被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对当代青壮年的养老观的分析研究对把握养老社会保障的主要方向及其对策发展有其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有利于完善我国现今的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利于为未来老年人的养老提供建议思路,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2)相关观念的界定、研究内容及其方法。时代背景影响了社会变化,造就了社会百态。当代青壮年主要是指生活在当代中国的青壮年,其主要的年龄层是18~40岁,也即是大部分70、80、90年代出生的当今社会青壮年群体;养老观主要是指对达到法定的年龄退出劳动领域的劳动者如何渡过自己的老年生活的一种观点。青壮年的养老观主要是指青壮年对“养老”的一种观点,可以是对现代社会中养老的一种态度观点,也可以是他们青壮年对未来自我养老的一种想法。本论文立足于社会学视角,通过文献阅读及搜索、个案访谈、问卷调查等途径收集资料,运用社会学、统计学的相关方法和理论分析当代青壮年养老观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变化养老方式建议思路,促进社会文明的进步,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本文拟解决关键的问题是:当代青壮年的主要养老观念有哪些类型,有什么特点;影响青壮年对养老观念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哪些;根据了解的青壮年的养老观的大体情况,为完善养老方式的建议有哪些。

二、青壮年养老观

1.对目前养老方式的看法。在中国,养老是件大事。谁都想老了以后能“颐养天年”,而不是“老无所依”。然而,《生命时报》近日联合39健康网进行的一项“你对中国养老现状满意吗?”调查显示,参与调查的14883人中,高达九成多人对目前的“中国式”养老现状并不满意(如图1所示)。

图1对中国目前的养老现状的满意度

2.选择养老的主要方式。目前,“居家养老”是被人们普遍认可的养老方式。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快速发展,无论老人还是子女,传统的养老观念都在更新更新。在当代的青壮年群体中,“居家养老”仍然是最多人选择的养老方式;也有些人认为,现在中国城市家庭大多是双职工家庭,老人进养老院才能免去孤独并得到更好的照顾;而社区养老及其机构养老也是较大部分人的选择;此外,新兴的以房养老、消费养老在青壮年的养老方式选择中也占有一席位置(如图2所示)。

图2养老方式的选择

三、青壮年养老观形成的影响因素分析

1.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养儿防老是中国人自古就有的传统。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养育子女不仅是一份责任和义务,也是为了自己年龄大了以后能有个依靠,指望子女照料来安享晚年。家庭养老模式是儒家文化的“孝”的强调,是中华民族绵延了几千年的优良传统,赡养老人的义务已经变成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内在责任和自主意识,是其人格的一部分。这在广大农村表现更为突出,而且由于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实施其他养老模式的条件不太具备,家庭在提供生活照顾和精神慰籍方面又具有无可替代性。因此,目前居家养老仍是我国青壮年考虑养老的最主要方式。

2.西方养老观念的影响。随着西方思想的不断冲击与传播,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认为,如果国家、社会和社区所属单位以及家庭共同负担,修建和开办社区养老院或者托老所,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社区离家较近,便于联系与照顾,离亲人较近,老人也不会产生失落感,另外一个社区共同生活几十年,大家也互相熟悉,交流起来亲切方便。有紧急事件家属在跟前也及时方便。社区服务费用也应该相对较低。但是社区养老的实施范围比较窄,往往受制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西方的养老方式不以孩子为主,比较适合越来越发展的中国社会,这也是青壮年考虑其的重要原因。

3.时代背景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节奏的日益加快,结构性的大调整使得空巢老人快速增加,老人们自己照顾自己的饮食起居在社会上已较为普遍。而且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面对着四位或者更多老人的养老问题,困难重重,负担沉重的现实矛盾也日益凸显。然而,随着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庭规模在逐渐缩小。目前,第一代独生子女已长大成人,并开始养育下一代。于是,由4位老人、1对夫妻和1个孩子构成的“421”家庭数量激增。在中国当代的时代背景下,青壮年的养老观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此外,虽然我国的养老金从2005年~2011年一直都在上调,整体上程逐年递增的趋势,但是现在食品价格上涨幅度很大,居住包括水电、房租、煤气等方面的涨幅远远超过Cpi。2005~2008年,四年中食品的上涨幅度在30%以上,居住的上涨幅度在20%以上。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前很多不是生活必需品的变成生活必需品了。所以有这两点在,老百姓要靠个人存钱去养老的话,不太可能。对青壮年的群体调查中,养老的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对部分人来说更是一笔巨款(如图3所示)。

图3养老金额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消费养老、以房养老是新近崛起的一种养老模式。但是区别于传统的养老方式,尤其将房子抵押给银行,以贷款养老,折射出的是中低收入群体深深的无奈。

四、对完善养老方式的建议思路

(1)国家加大社区养老投资力度。由于社区养老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群众性、公益性,希望国家能够加大投入,按公益性项目的有关规定进行投资,并拨专用款项用于维修和维护基金,给社区养老进行适当的补偿。社区养老院成功创办后,既解决了国家面临的养老问题的后顾之忧,也解决了企业社区的难题,同时也减轻和解决了所有家庭的负担,使老人们真正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可以自由自在的高高兴兴的欢度晚年。(2)完善公共服务,提高养老金。建设公共基础是老年人丰富生活的物质基础,完善社会的公共服务,如公园设施,社区基础建设都有利于老年人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更为方便、舒服的娱乐、休闲场所;提高养老金,为老人提供了一种物质保障。适度发展公共养老的福利设施,鼓励和扶持社会民办公共养老设施,制定优惠政策积极发展福利性公共养老设施,形成对家庭养护困难老人的救助保障体系。(3)全社会加大对老年人的精神关怀。要加强舆论宣传和引导,强调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严峻性,对社会经济发展影响的紧迫性。关怀老人,关注老年人,尊重老人,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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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4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农村养老保障问题解决措施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不仅关系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也涉及到政治、文化、国计民生以及国家的长治久安等。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日益突出,若不科学及时地处理,将会给广大农村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从而阻碍我国农村地区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如何应对和处理人口老龄化,实质就是在老年群体和其他年龄群体中公平的分配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护各个年龄群体的利益。其中农村养老保障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措施,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1.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及后果

1.1加重了农村劳动人口的抚养负担

目前我国农村留守老人十分多,多数青年人都外出打工,照顾老人基本上是农村留守妇女的任务。农村妇女不仅肩负着繁重的家务和农活,还要照顾孩子,这样她们难以抽出多余的时间去照顾家里的老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农村老人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但其娱乐、文化、心理健康等养老问题无法得到保障,非常容易引发不必要的养老纠纷。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尚不成熟,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农村劳动人口抚养负担进一步加重,可能会阻碍农村劳动人口的经济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我国农村地区的健康发展。

1.2加重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目前,我国社会养老制度尚未完善,城市中绝大多数老人购置养老保险,但是农村养老保障仍然存在问题。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主要是依靠子女和种植土地的微薄收入,没有固定的养老收入。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难以改变农村人传统“养儿防老”、“重男轻女”的观念,他们习惯于将养老希望寄托给下一代,这不仅导致我国男女性比比例严重失调,同时也给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带来了较大的阻碍,难以真正解决人口老龄化和农村养老问题。

1.3农村养老保障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集体保障制度和家庭保障功能不断减弱,老龄化问题日益提出,给农民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据相关数据表明,城市老人养老保险覆盖率达到了90%以上,而农村覆盖率十分低,城市和农村在医疗覆盖面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使得农村养老保障制度的完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2.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2.1土地保障功能下降

土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直接关注着农民的生存和发展。近年来,我国人均耕地面积的下降和土地收益降低,使得土地保障不断下降。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建设和发展的背景下,广大农民群众面临着失业和失地的威胁,土地在农民收入来源中的比例逐渐下降,人均收入处于负增长状态,最终导致农民入不敷出,土地对农民的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

2.2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农村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农村家庭规模不断缩小,空巢家庭逐渐增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在发生变化。据人口普查相关资料显示,农村家庭平均人口仅为3.2人,轻血缘关系、重经济利益的问题十分严重,导致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养老负担太过沉重。

2.3农村养老保险管理水平低

近年来,我国多数农村地区开始推行养老保险,但农村投保的保费低,国家和地方财政对养老保险投入有限,且保小不保大的现象十分严重。同时我国农村养老保险专业管理人才匮乏,保险基金运作的缺陷十分多,缺乏一定法律法规的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难以有效地管理和监督农村养老基金,更谈不上养老基金保值增值的问题。

2.4农村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立法缺乏一定的法律支持,各农村地区只好制定本地区的暂行办法,导致地方立法缺乏一定的稳定性和规范性。社会保障改革20多年来,养老保险立法不健全,难以切实解决农村养老问题,进而影响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发展。

3.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加强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解决措施分析

3.1提高认识

在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人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并充分了解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构建的紧迫性。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大,老龄化速度快,有70%的老人生活在农村,且老龄化进程直接影响着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因此国家和全社会应转变观念,提高对老龄化和农村养老保障的认识,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妥善地处理好他们的养老保障需求,避免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从而减少农民的经济负担,促进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

3.2多渠道筹措资金

面对农村老龄化问题,政府部门应广开渠道,集思广益,根据当地老龄化的现状,采取合理的活动方式,完善相关资金管理制度,切实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首先政府部门应加大调控力度,积极促进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将分配资金进行科学合理的深入和掌握,将社会养老保障的重心放在农村无基本保障的老年人中,使其感受到社会和国家的温暖。其次与银行合作,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个人账户,将个人所缴纳的费用计入个人名下,确保农村人养老资金的安全性。再者是征收农产品时,通过合法的价格手段,将一部分收入扣除,并将其存入养老保障基金账户。

3.3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为切实解决我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其中农村养老保险是政府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解决农村保养保险的问题上取得了不错的成效。因此政府和全社会应认识到农村养老保险的特点和本质,明确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对象、制度管理以及基金缴纳等内容,用法律手段确保农村养老保险顺利实施。政府作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和运行的主体,必须通过多渠道进行养老资金的筹措,大大增加养老基金的收入,以便扩大社会养老保险的内容,充分发挥出养老保险的作用,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顺利发展。

3.4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

在建立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障制度过程中,必须根据统一的标准,优化农村养老保险业务流程,为农村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流程及框架的构建奠定基础。同时规范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业务经办操作流程,增强社会保险服务功能,提高社会保险服务能力。

3.5完善农村公共养老服务设施建设

面对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政治部门应加大农村社会养老设施的建设力度,充分利用现有的、闲置的社会资源,在农村修建养老院、运动健身基础设施、社会文化宫等,多鼓励民间创办不同形式的有偿服务养老机构,积极为农业养老保障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同时,应积极争取社会力量,比如慈善机构、企业团体等,拓宽农村社会养老事业发展资金来源渠道,鼓励企业投资兴办老年学校、老年活动中心等,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从而切实解决老年人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为其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生存环境。

3.6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国家为了维持农村贫困人口最低基本生活,出台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是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能比较及时、直接、最大程度地解决农村困难群众的生活问题,比较适应于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障的实际。我国作为人口大国,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多数农村收入偏低,那么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于农村中贫困又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下,不仅能有效地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还能为子女减少经济压力和负担,更好地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促进我国社会养老事业更好的发展。

4.总结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加剧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十分不利于我国农村地区以及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于人口老龄化背景,农村养老保险目前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构建老龄化下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是一项长期的、系统的工程。因此政府部门和全社会应清楚地认识老龄化的严重性和农村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并积极采取相关解决措施,转变观念,通过多渠道筹措资金,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构建农村养老保障管理体系,促进我国农村养老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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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高宾,郑锦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农村空巢老人养老保障问题探析[J].商品与质量,2010,S5:14.

[3]吴丽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养老保障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2014,10:64-65.

[4]刘强.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居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D].山东大学,2013.

[5]张洋.人口老龄化背景下山西省农村养老保险问题研究[D].山西财经大学,2009.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5

我国目前的法定退休年龄政策是男性工人、干部年满六十周岁,女性工人年满五十周岁、干部年满五十五周岁。从事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的工作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若满足相关条件的可以提前退休。

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不断提高,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并产生养老金缺口等一系列问题。为了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压力,一些学者曾提出改革现行退休制度、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但是由于退休问题涉及人群范围过大,此项建议一直处于讨论争议阶段。直到2012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出现下降的趋势,国家相关部门开始研究制定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政府在2013年提出了“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目前我国延迟退休政策的提出主要是基于两个社会背景。一是我国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加速;二是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2年首次出现了绝对下降的趋势,我国的“人口红利期”将会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这使得我国社会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而“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可能会面临劳动力资源不充足的状态。

二、多源流分析框架

多源流分析框架最早是由美国的公共政策学家约翰?金登根据科恩、马奇和奥尔森等人的有关组织行为的“垃圾桶模式”建立,这一模型对政策议程的确定过程研究产生了较大影响。

多源流框架将政策过程看作由三股源流所构成的过程,分别是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问题流是由社会环境中的各种社会问题形成的,社会问题能否引起决策者的关注取决于问题本身。政策流是指针对政策问题提出的各种思想,或者专门设计的可行性建议,各种思想相互作用和扩散。政治流包括国民情绪、公众舆论、权力分配格局等因素,这些因素反映着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状况,对于政策议程发挥明显的作用。问题流、政策流和政治流之间是相互独立的,它们的发生、发展和运作都不依赖于其他的源流,但都对政策议程的建立起到促进或者约束的作用。在某个关键的时间点上,三股源流汇合到一起,公共问题就会被提上议程,形成了“政策之窗”。由于“政策之窗”打开的频次和开启时间有限,因此,政策建议的倡导者如果想推动某一社会问题的解决,就需要抓住并利用政策之窗开启的机会促使问题流、政治流与他们所倡导的政策相结合。

三、延迟退休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1.“问题流”分析

问题一般通过系统性指标发生变化、焦点事件或者负面政策效果的反馈,进而导致问题之窗的打开。延迟退休之所以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引起高度关注,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养老金缺口等问题。

(1)我国人口结构逐步趋于老龄化。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0%或年龄超过65岁的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时,即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处于老龄化。由于改革开发以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及医疗水平的逐步提高,我国年轻人口比重降低,老年人口比重不断升高。中国现在的平均预期寿命是75岁,专家预测,到2020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2.55亿,2033年突破4亿,2050年达到4.83亿,人口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

(2)养老金缺口巨大。我国的养老金制度实行现收现付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退休人员数量越来越多,退休人员领取退休金的时间越来越长,导致国家的养老保险支出越来越庞大。据人社部预测,到2025年中国城市养老金的缺口将达到6万亿元。而据有关数据统计,我国退休年龄每延迟一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长40亿元,减支160亿元,减缓基金缺口200亿元,有效降低国家养老金支出压力。

我国现行法定退休年龄是在建国初期依据人口预期寿命制定的,退休政策不完全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需要根据目前的人均寿命重新考虑。

2.政策确定的“政策流”分析

政策共同体中的成员都围绕政策问题提出主张,希望自己的政策建议能得到重视。在政策的选择过程中,经过检验,最终只有技术可行性高与价值观念的可接受性强的政策通常更易于被接受并提上政策议程。

2004年开始,我国专家学者陆续提出延迟退休的政策建议,政府部门也作出一定的回应。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正在考虑延迟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以减轻“银色浪潮"对社会养老的压力。2008年10月,人社部表示:相关部门正在酝酿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有可能采取“小步渐进”方式逐步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近年来政府关于延迟退休的问题逐步明朗化。2011年3月,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全面地、慎重地、积极地研究延迟退休年龄的问题。2013年,国家发改委专家表态,提出了“温和延迟退休”的概念。这些建议成为渐进式延迟退休生成的政策流,推动了渐进式延迟退休的确立。

3.政策确定的“政治流”分析

政治流反映着政治形势与政治背景等方面的状况,促使政策制定者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调整自己的观念,进而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在延迟退休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执政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构成了政治源流的主要部分。

美欧等发达国家在20世纪就经历了人口结构转变,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延迟退休政策在多数国家实施,并取得一定的成果。尽管改革措施初期遭遇较大的压力,国外政府没有放弃,通过“小步渐进”的方式,在协商、谈判中逐步提升退休年龄。这对我国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

随着人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的加剧,我国政府将延迟退休提上日程,努力寻找可行的解决措施。综合各方面实际考虑,为了保证平稳过渡,不对当前的就业状况造成太大影响,我国政府表示将采取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的方式。此项决议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需求,并考虑群众的长远利益。

4.“政策之窗”打开

潜在的议程项目如果符合目前的民族情绪、得到利益集团的支持与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的取向相一致,那么这项议程就容易上升到优势地位获得成功。

随着老龄化社会加速、中国的新增劳动力已开始减少,政府考虑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在广泛采纳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延迟退休的“政策之窗”打开。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6

关键词:生活质量;老龄人口;农村;中国;安徽

一、介绍

近年来学术界对城市发展比较关注,而中国乡村居民的生活质量作为一项研究课题却关注较少,尤其是以务农为生的老龄居民。农村老龄居民作为弱势人群,其生活状况尤其令人担忧。根据最近的报道,乡村里的年轻居民多外出在城市务工,让老人们留守乡村,独自面对沉重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县域流动人口为7,900万,高于法国或英国的全国人口总数。某些研究注意到,年轻人口由乡村向城市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农村老龄人口的生活状况,后者往往独自承担起务农和照料孙辈的责任。而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农村医疗保险的投入仍然不足。月按照官方统计,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居于世界上最高之列。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都低于1.50,而以绝对收入计算的2008年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31。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数字的计算是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然而,年鉴数据可能低估了真实收入,尤其是城镇居民的真实收入。可支配收入或工资仅为城镇居民真实收入的一部分,包括住房、医疗、消费品和教育在内的各种补贴构成了可观的额外福利,而这些并没有反映在官方统计数字中。考虑到补贴因素,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应比这个数字大很多。中国存在的城乡差距如此巨大,不少国内外观察家将其视为政治不稳定的最大隐患。

中国当前的现代化进程主要发生在市场导向的工业部门,工业发达的沿海地区比内陆省份的受益要多得多。尽管从长远的角度看,农村地区将从现代化中受益,但在目前市场化改革却有可能加大城乡差距,农村贫困人口将面临迁移或现住地资源恶化的两难选择。目前,从市场改革中受益的农村往往是离城镇中心较近的地区,而偏远地区往往难以从社会变迁中受益。内陆地区的农村家庭,尤其是务农家庭受益更少,农村居民的利益往往让位于城镇的快速发展。㈣与此同时,中国的农业体系正面临着技术落后、缺乏规模效应、环境恶化与价格扭曲等因素导致的竞争力不足的问题。此外,一些官员的腐败也对农村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不利的影响。

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逐渐显现。尽管中国目前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比重不算太高,2008年的官方数据为8.3%,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却在世界上处于前列。专家预测,中国将在2050年迈入老龄化社会。尽管农村地区的生育率远高于城镇,农村却比城镇面临更为严重的老龄化问题,主要是由于大范围的以年轻人口为主体的农民向城镇的迁移。根据推算,在中等生育率和中等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26%和22%;而在中等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假定下,2050年农村和城镇地区的老龄人口比率将分别为31%和26%。从而,中国农村将同时面临经济转轨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服务于城镇居民。各种福利项目在农村地区极不完善,尤其是社会保障覆盖率很低。养老金一直到1991年才被引入农村地区。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长期滞后,2009年底正式实施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尽管进展迅速,截至2010年5月底,参保人数为5,199万,但与农村72,135万的总人口(2008年数据)相比,需要做的工作显然还有很多。而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则在2008年达到了21,891万,占城镇总人口的36%,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在2006年底就已经达到了76%。比数字更能揭示实际情况的是,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养老保障,许多农民必须依赖家庭成员尤其是其子女,来为自己的老年生活提供支撑。尽管庞大的下岗工人和城镇流动人口值得密切关注,农村老龄人口面临的问题也不容忽视。

关于中国农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研究的文献浩如烟海,而对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尤其是农村老龄人口生活状况的研究却非常薄弱。现有研究发现,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与生活质量密切相关,但对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生活质量的研究却十分缺乏。中国农村老龄人口受到经济转轨和人口转变的深刻影响,其生活质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研究课题。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对老龄居民有什么影响?不同职业阶层的老龄人口是否具有不同的生活质量?他们对其生活质量的自我评估有什么特点?生理和心理健康与职业分层有没有关系?这些都是我们的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

二、研究设计

本项研究以安徽省为地理对象。安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省,2008年总人口为6,135万,其中农村人口为3,650万,占59.50%。安徽位于华东地区的西北角、长江三角洲腹地。迅速的经济增长主要发生在核心城镇,而贫困的农民仍然用水牛和木犁来耕种。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将务农与从事城镇中常见职业的老龄居民进行对比。城镇退休居民的职业在以往研究中经常受到忽视,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职业分层的效果往往延续至退休之后,而且职业分层集中体现了城镇和农村生活的许多区别。对于许多以务农为生的农民来说,职业具有终身性,而退休并没有实质意义。

对职业的定义非常直观,对生活质量的界定与衡量却要复杂很多。生活质量是由许多具体判断组成的总体判断,这在anitaL.Stewart和abhyc.King的下列定义中得到了表述:

“生活质量”包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总体上的、主观性的评测以及其他内化的主观状态,例如心理焦虑和健康、病痛和不适、精力与疲劳、自尊、自我驾驭与控制感、认知能力、生理能力、社会能力、性能力、包括自我维护与自我护理在内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对健康的主观评测。

除了多元维度,Stewart和King的定义强调了生活质量的主观性。当然,一个人对其生活质量的主观评测并不一定与客观观测者的评估一致,但限于资料的不足,本项研究暂只考虑主观评测。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职业分层体系一直受到教育因素的深刻影响。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不仅比城镇居民低许多,许多农民、尤其是65岁以上的大部分女性农民,从未接受过正式教育。这些未受过教育的农村居民同时具有最低水平的人均收入。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城镇里从事常见职业的居民,例如工

人、医生、教师、干部等,这些人群中的退休者往往能够领取退休金、享受养老保障以及市场经济为城镇生活带来的诸多便利。

我们把对生理健康的自我评估看作生活质量评估中的一个独立的风险因素,而不是生活质量定义的一部分。这允许我们考察生活质量在职业上的差异是否源自自我健康状况评估,以及低水平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是否独立于职业历史。除了生理健康之外,作为生活质量的预测指标,我们还考察了老龄居民的婚姻状况(已婚或丧偶)、所受的正式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或邻近。

三、研究方法

本项研究依据的调查由安徽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持,教师每隔一年开设社会研究方法课程,并利用寒假和“五一”假期学生返乡的机会,通过结构式问卷在学生家乡进行调查。在2006年的问卷调查中,57名学生承担了调查任务,调查地域遍及全省各地区,调查总样本为930位农村老龄居民。尽管没有经过概率抽样,这个样本已经是一个大型样本,涉及的地域足够多元,能够反映安徽省农村老龄居民的总人口特征。问卷调查包括55个问题,涉及农村老龄居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

(一)自变量

我们选用的自变量包括退休前的职业、生理健康状况以及社会背景。在职业选项中,受访者在包括农民、工人、职员、教师或医生、干部在内的选项中选择。

我们还选择了下列背景变量:年龄、性别、教育、婚姻状况以及距最近子女的距离。距离包括下列选项:同住、同村或同街、同镇或同区、同县或同市以及不在同一县或同一市。我们在某些分析中将上述部分变量重新编码,以进行对比研究。例如,将“教育”重新编码为“未受过教育”,与受过某些教育相对比;将“婚姻状况”重新编码为“与配偶同住”,与离婚、分居、从未结婚和丧偶相对比;将距离中的“同住”与其他合并后的选项相对比。

为了衡量生理健康状况,我们构建了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侧重五官健康,包括的问题涉及听觉、视力、嗅觉与味觉。例如,受访者可在下列对其听觉的描述中进行选择:(1)双耳都有障碍;(2)一只耳朵有障碍;(3)一般;(4)良好;(5)极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和描述也基本类似。

第二个指标侧重于身体主要部位和器官,包括四肢、消化器官、呼吸器官、泌尿与生殖器官、内分泌器官、神经器官以及心脏。经过重新编码后的选项包括:(1)有疾病;(2)轻微不适;(3)正常。在取均值之后,我们构建了一个名为“身体器官”的指标。

第三个衡量生理健康的指标覆盖了日常生活活动,包括食欲(差、不太好、正常)、睡眠(严重失眠、不太好、正常)、日常穿衣(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上厕所(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洗澡(基本依赖帮助、有时需要帮助、自己完成)。我们将这个指标称为“自理能力”。

(二)因变量

我们采用的关键因变量是生活质量。经过重新编码,生活质量包括下列七个范畴:对心理状态的总体评估(1:差,2=一般,3=很好);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1=担忧,2=一般,3=满意);对财务状况的态度(1=困难,2:轻度担忧,3=不错);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态度(1=不舒适,2=一般,3=舒适);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1=拒绝评估,2=一般,3=满意);亲属和邻居的态度(1:差,2=某些态度好,某些态度不好,3=不令人满意);对子女工作与生活的态度(1=满意,2=担忧,3=不清楚)。

(三)数据处理

问卷调查的缺失数据极少。极少数的缺失数据已被剔除。基于范畴的类似程度或分析便利,将原始数据中的某些数据加以合并。我们还评估了所有指标的连贯性与可靠性,并在此基础上剔除了某些指标。为了分析便利,我们将主要指标称为感官健康(cFon-bach’8alpha=0.818)、身体器官(Cronbach’salpha=0.637)、自理能力(cronbach’salpha=0.749)与生活质量(Cronbaeh’salpha=0.772)。

(四)数据分析

我们对数据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分析路径,从职业与社会背景、生理健康状况和生活质量的交叉列表开始。然后生活质量被分解为单独的项目,并将其与退休前的职业一起考察。最后,我们控制了社会背景与生理健康状况,通过最小二乘回归对生活质量进行了预测。除了量化分析,我们还考察了问卷调查中的某些质化数据。

四、研究结果

表1报告了问卷调查中受访者的背景特征与生理健康指标。受访者的年龄从62岁至101岁,平均年龄为71.78岁,41.4%的受访者为女性;平均受教育水平多数低于初中,约60%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大部分(61.6%)受访者与配偶一起生活,而受访的单身者主要处于丧偶状态;38.5%的受访者与成年子女住在一起。

表1还报告了感官健康、身体器官和自理能力指标的平均值。值得指出的是,总体而言,大部分受访者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倾向于“健康”,回答“患有疾病“的受访者相对较少。尽管如此,数据内部差异仍然相当大。

与上述指标相类似,生活质量指标的平均值(2.43)显示对生活质量的评价也是倾向“满意”的。职业方面,农民在受访者中所占比例为59.7%,其他职业的比例分别为工人(14.7%)、职员(6.9%)、教师或医生(7.0%)、干部(11.7%)。

表2考察了职业类别与人口变量之间的关系。所有比较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农民与其他职业的对比可以归纳出大部分差别。例如,总体而言,农民的年龄最大,妇女所占比率最高,未接受任何教育者的比率最高。事实上,约2/3的农民为文盲,而其他职业的文盲比重要小很多。在务农妇女中,78.2%的受访者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

从表2中还可以看出,农民、工人和职员已婚并与配偶生活在一起的比例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最有可能处于已婚与配偶同住状态。我们还发现,农民丧偶的比例最高。35.5%的农民处于丧偶状态,而其他职业受访者的丧偶比例为26.4%。最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农民最有可能与成年子女居住在一起,而约43%的农民与亲属同住。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职业的老龄居民在健康状况方面的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经过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职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存在较大的差异,而生活质量较低的人群集中在社会经济分层的底部,即农民、工人与职员。农民的总体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医生和干部的生活质量最高。职业与生活质量的关系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4将生活质量指标分解为7个项目,并报告了每个职业对应项目的平均值。除了亲属和邻居的态度,所有比较都具有高度的显著性。与其他分析一致。农民在所有生活质量指标的自我评估中打分均最低。差距最大的是“对财务状况的态度”,其中农民和干部

具有0.42的差异,后者对其财务状况最为满意。“对子女孝顺程度的评估”差异同样较大,干部的满意程度比农民高出0.31。农民对其子女的工作与生活满意程度比干部低0.25,而其对生活舒适程度的满意程度比其他职业都低出许多,尤其是与教师或医生相比较。关于“对心理健康状况的态度”,教师或医生的满意程度最高,而农民的打分最低。值得指出的是,在生活质量的每一项指标中,打分最高的不是教师或医生就是干部。

表4的最后一行指出了与职业历史相对应的总体生活质量的差异,其结果的显著性水平较高。与上述结果相一致的是,与其他职业相比,农民生活质量最低,而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其生活质量的满意程度最高。

通过对自变量的不同排列,我们还用回归方程进行了不同的计算。回归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与其他职业类型相比较,农民与工人的相对劣势以及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相对优势均具有显著性。具有显著意义的控制变量包括健康状况、教育、婚姻以及与子女同住情况。更好的健康状况、接受更高水平的教育、与配偶一同生活以及与成人子女同住都提升了生活质量的指标。

我们还对受访者主要关注事宜与担忧进行了分析。受访者的回答被归为几个类别:第一类是对自我或配偶的关注,包括健康和死亡,经济状况,例如收入、工作与住房,社会关系;第二类是对成年子女的关注,包括健康,经济状况,包括教育,社会关系,例如婚姻状况;其他事宜包括对孙辈教育、工作、婚姻与住房等的关注,对社区的关注,以及对国家和全球问题的关注。

在这些关注的问题中,普遍关注的是:自身的社会关系(25%),自身的健康和死亡(22%)以及自身经济状况(17%)。受访者还对其成年子女的经济状况(16%)与社会关系(10%)表示出了关注。除了家庭之外的事宜,农民、工人与职员的关注事宜类型与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关注事宜类型并没有显著的差异,教师或医生与干部对社区和全球事宜更为关注。

五、结语

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农民、工人、职员与教师或医生、干部之间在生活质量上的差异,然而,他们在生活质量上的共同点同样值得关注:无论其从事何种职业,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其健康状况处于一般与良好之间,而每个职业群体中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将健康列为主要关注问题;丧偶是所有受访者生活中受到的主要打击;许多受访者将心理健康列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社会关系的紧张以及孤独感。

同时,调查结果显示,职业类型与生活质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关系。职业层级较低的老龄人口在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准上都处于劣势,前者以较高的文盲率为指标,后者以较高的丧偶率为指标。这些人身上的唯一优势是与亲属同住的比例较高。然而,与亲属同住同样伴随着社会关系的摩擦,因此并不总是优势,况且其有可能与较低的经济水平相关。在所有职业群体中,农民对于子女孝顺程度及其子女工作与生活状况的抱怨最多。

从许多指标上看,职业层级较高的老龄人口生活质量更高。教师或医生与干部的财务状况要稳定许多。他们的情绪更好,生活更为健康、安全、方便。而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状况不仅对生活质量而且对个人发展的机会也造成了进一步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7

新型城镇化老龄化养老模式社会发展

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与2015年相比增长了1.25个百分点,2015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6.1%,与2014年相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的“双快”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两大显著特征。随着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养老模式的好坏,关系老年人的利益和社会的稳定,养老问题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瓶颈,如何实现养老、保障养老变得举步维艰。“十三五”规划中提出,提高养老待遇,发展居家养老,2017年2月北京、上海等地养老金上调,中央政府明显加快了养老产业建设步伐。新型镇化背景下,城镇化着眼于农民、涵盖着农村,其发展不以牺牲农业、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力求实现城乡一体化和共同富裕,但因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加大、人口结构变迁、人口规模上升、城市土地空间紧张等为养老发展增添了许多复杂因素。因此,实施适应新形势的养老模式对推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模式,促进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以及我国养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着重要意义。

一、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养老模式及现状

(一)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是最早的养老方式之一,主要以土地为基本生存资料,较多的出现在农村。这种养老方式主要由子女负担,作为子女不仅要从物质资料上,还要从精神层次上照顾父母。社会养老是伴随着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社保制度的完善而发展起来,政府或相关的社会组织通过建立社会养老基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以及五保供养对老年人进行合理赡养。随着新型城镇化的逐步推进,城镇居民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也逐渐提高,希望可以在社区中进行养老,建立社区养老院、养老服务中心等,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在这一阶段走向成熟。这种模式对已有资源进行重复利用节约了社会资源,主要运用社区自身资源包括社区医院、超市、健身设施等,使老年人不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由于老年人易发疾病,而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分离使老年人不方便就医,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医养结合强调以养为主,将养老院与医院相结合,持续照料,健康疗养,减轻家庭负担。

(二)养老模式现状

针对养老模式的选择,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研究。向老年人发放了120份问卷,收回100份有效问卷。调查问卷的数据显示,89.1%的老人对养老模式的认知停留在家庭养老、社会养老模式,69.6%的老人会选择家庭养老与医养结合养老相结合的模式,可见家庭养老在大多数老人心中地位之高。调查发现,老年人的收入以及国家政策成为老年人选择养老模式的主要因素。

在2013年,我国提出了社区居家养老和医养结合养老,目前,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养老为依托,同时发展医养结合养老的养老模式。总体上看,养老模式种类多,但适应社会发展的较少。

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家庭养老地位衰落

首先,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土地已无法成为农民赖以生存的依靠,大部分农民选择进城务工,但由于缺乏相应的技能仅能从事体力上的工作,收入微薄,不足以支撑家庭养老。其次,由表1可知,2009-2016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都不断提高,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有所缩减,但减小的幅度微弱,2016年仅比2015年缩小了0.01。这种未富先老的局面不利于家庭养老功能的发挥。最后,城镇化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增加,更多的城镇人口要忙于工作,无暇顾及父母,“空巢家庭”的增加大大减少子女对老人的精神慰藉,一部分城市人口住房紧张,子女不得不与父母分开居住,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养老模式逐渐丧失,家庭养老地位难以确定。

(二)养老资金不足,设施不健全

资金的不足是制约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养老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财政上的拨款、福利获得的资金、社会各界的捐助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我国养老服务起步晚,真正下发到老龄人手上的钱不足以支撑其养老,养老模式的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由表2可以看出社会养老资金规模缺口大,政府在前期承担的养老投资需求多,公共财政支出大。筹资渠道主要来源政府投入,养老资金来源渠道太过单一,投资较少,仅依靠政府单方面的投资将不能得到长足有效的发展。投入资金少,导致养老基础设施不健全,S多城市养老院内、社区内只提供等,缺乏锻炼身体器材,健身娱乐设施不完善。

(三)养老服务管理上存在漏洞

1.服务内容、形式单一。目前我国大多数养老机构仅限于让老年人吃好、住好,而在医疗护理、康复训练、精神心理健康方面提供的服务很少,甚至是空白,满足不了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养老需求。从长远来看,我国的养老服务形式较为单一,给予不了老年人全方位的服务。

2.养老护理专业人员缺乏。我国养老护理人员相对不足,全国30多万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的人员中仅有6.67%的人员取得了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养老护理专员较少的同时流失率较高,多数护理人员年龄较大,技能缺乏,护理专业人员的缺乏使养老服务的发展受到限制。

3.管理制度不完善。目前的养老行业主要依靠政府,虽然已经出台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意见》等法律法规,但政府对于养老机构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上缺乏统一规划,养老机构以及机构人员的准入制度尚未统一规定,养老服务机构建设水平参差不齐。

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养老模式的发展对策

(一)完善现有养老模式,发展智慧健康养老

现有的养老模式中,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还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医养结合的的发展过程中,政府需要进行政策创新,健全相应的配套措施,大力发展社会公益型“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业。社区居家养老发展遇到瓶颈,逐步完善居家养老服务内容,可将智慧健康养老引入现有的养老模式中来。

智慧养老是指利用信息技术等现代科学技术,围绕老人的生活起居、安全保障、医疗卫生、保健康复、娱乐休闲等方面支持老年人的生活服务和管理,对涉老信息自动监测、预警甚至主动处置,实现智能交互。如今正处于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时代,运用科技将养老产业信息技术迅速升级,构建信息服务平台,发展健康养老数据管理与服务系统,对各级医疗机构及养老服务资源、老年健康动态实施监测,实现健康养老大数据的智能判读、分析和处理,提供便携式健康监测设备、自助式健康检测设备、智能养老监护设备等,满足养老的个性化需求。

(二)鼓励ppp等模式,形成筹资渠道多样化

ppp模式是指政府和社会资本针对公共基础设施合作的一种项目运作模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ppp模式具体细分为合作共建模式、统一完善合作模式、特定项目合作、服务外包四种模式。ppp模式可以合理利用社会资本优势、管理优势、技术优势和人才优势,发挥其灵活性。

鼓励社会资本通过这种方式参与社会养老服务和养老产业,并给予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性的政策会激发社会资本投资养老服务的热情,从而为养老服务提供物质基础,优化资源配置,增加参与各方的相互监督作用,及时对养老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避免资源浪费,实现收益弥补成本支出,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大背景下,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养老服务业,既可以实现养老资金的持续投入,又为养老服务业带来了新的活力。ppp模式促进资金来源多元化,养老金随之增长,与养老有关的活动得以开展,养老保障程度也随之加大。

(三)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养老服务管理制度

1.政策制定c监督。养老服务本质上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其供给天然地具有公共性与福利性,具有“志愿失灵”和“市场失灵”的特点。这就需要加强顶层设计,政府需采取强制的措施规范养老产业,从整体上规划,建立其准入机制,严格监督各地养老机构的运营状况、服务质量及资金使用情况,整合各地养老机构。

2.养老服务业专业人员培养与服务质量的提高。养老模式的顺利发展在于养老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这就需要政府投入资金建立专业学校培养专业人才,鼓励30至50岁城乡男女参加各种老年服务技能培训,可以通过培训经专业部门推荐就业,以满足各种公益及市场型的养老机构的需求。同时也需要保障工作人员的基本权益。服务方式的多元化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关键,高度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健康、心理健康是提高服务质量的基础。

四、结论

新型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必然结果,新型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老龄化的发展,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成为阻碍城镇化发展的瓶颈。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促使养老需求增大,我国的养老模式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养老都需要政府积极引导,社会各方面主动投入,发挥资金、技术和人才的作用。新形势下,只有将构建养老模式与我国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有机结合,在原有养老模式的基础上利用新技术、新条件不断改善我国的养老模式,积极稳妥的推进我国养老业的运营。

参考文献:

[1]胡小武.城镇化与老龄化叠加时期的中国养老模式转型[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16,37(5):137-138.

[2]刘国萍.现阶段我国城市社区养老模式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D].浙江:浙江财经学院,2013.1-5.

[3]王若维,杨庆爱,王桂云.山东省养老机构护理员现状调查[J].护理学杂志,2015,30(2):81-83.

[4]左美云.将智慧养老模式引入社区居家养老[J].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5):1-2.

[5]王培培,李文.ppp模式下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创新与重构[J].社会经纬,2016(8):135-136.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8

选题背景与意义

选题背景

自1999年进入老年型社会以来,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己成为老年人口总体数量最大的国家。根据20XX年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约为1.78亿,同比2015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据相关专家预测,到2050年,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老龄人口快速增加的同时还伴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空巢化等特点。人口急剧老龄化为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老龄化日趋严峻的问题最直接反映在了人们的居住状况上,据相关数据显示,近两年来,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医疗保健、康复护理、文化娱乐等需求日益凸显,在80后成为社会劳动主体的今天,一对夫妻,一个小孩,四位老人的家庭模式把更多的养老负担强加到个人的头上。社会化养老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商业养老需求曰趋旺盛。因而配备医院、专业护理人员的各类养老地产如雨后春第般孕育而生,一种全新的地产模式呼之欲出。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老年人群体对于居住要求的不断提升,未来面向健康老人的养老产业将从提供养老住宅开始逐步向更广的领域推进,养老地产作为养老产业的核心和载体之一,市场潜力巨大。老年住宅产业将是一个朝阳产业。可以预言,养老产业或许将成为化解目前全球化金融危机的支柱产业,是拉动内需的重大战略型方向。现任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如是说。

XX年以来,面对一波又一波的宏观调控,国内的房地产企业,尤其是行业龙头更加注重紧随行业调整节奏,尽量超前抢占市场,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发地产发展经验,一些曾经不被关注的房地产领域也因此逐渐被房地产企业所重视。其中,潜力巨大的中国老年地产市场似乎成为一块人人想分享的蛋糕,吸引着地产开发商及其他行业巨头的极大关注。截止目前,保利地产、万科、华润置地、首创置业等地产开发商已进军养老地产,另外保险业、服务业、金融业等行业也已纷纷涉足幵发老年地产市场,在全国掀起了一片养老地产开发与建设的高潮。

养老地产是一种将养老主题与房地产开发紧密结合的复合型地产开发模式,是一种房地产业与其他相关产业资源整合以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的地产业态。同时养老地产也是养老产业的一种模式。它以养老住宅为核心,配套医院、超市、文体活动中心等设施,将居住、餐饮、娱乐、医疗、保健、护理服务等功能集中在一起为人们创造一种全新的人居生活方式。

作为一种复合型的商业地产开发模式,养老地产具有自身的特点。与一般的福利性养老机构不同,养老地产的商业性质决定它主要通过出让方式来获取土地,其运作也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另外,养老地产也不同于普通商业地产,通过整合居住、餐饮、娱乐、文化、医疗、护理、保健等各种服务资源,力图形成各供应商共赢的格局。而且,养老地产结合养老主题,针对老年人的需求,以营造以老人为本的社区文化和文明优雅的生活环境为目标,构建生活照料、文化娱乐、学习教育、医疗护理等全方位养老服务体系,凸显养老功能。

养老地产具有投资大、投资回报周期长、风险大等特点。然而养老地产在我国仍处于发展初期,还在探索阶段,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和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多数企业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模式的不明确、收益率的不确定,相关政策法规的缺失,将给养老地产的发展前景带来诸多变数,如果盲目进入,企业将面临进退两难的跑她境地。在银色经济发展浪潮的推动下,很多企业蜂拥而入,盲目涉足该领域,缺乏发展战略发展规划,不了解老年人实际需求,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服务管理,发展停滞不前。更有一些Jf发商表面上打着养老的旗号,实际上却低价圈地,然后通过销售住宅以获取盈利。这些为追求利益而不择手段的企业行为造成了行业发展无序的混乱局面,给社会和产业自身的发展带来的不良的影响。

因此,为避免产业的混乱无序发展态势,如何从发展战略角度出发,推动养老地产企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行业健康有序、可持续发展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选题意义

在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一个企业的发展必须紧随时代的步伐,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正确预测市场的变化,开发适合市场需求的产品,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实现可持续发展。

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幵发养老地产的先驱之一,其前身为上海康桥公共事业投资有限公司,后由于增加两家股东单位,于2015年更该为此名。在我国人口老龄化R益加剧的背景下,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顺应了社会和市场的发展趋势,审时度势,在全国率先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养老社区项目上海亲和源会员制养老社区。上海亲和源养老社区以健康养老、快乐养老为目标,为老年人创造舒适、高雅、安全、友好的居住和生活环境,提供人性化、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和设施,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养老方式,创新了以往的地产开发模式,把养老主题与地产行业有机结合起来。上海亲和源养老社区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已吸纳八百多名老年人居住,并采用连锁模式,在海南、海宁、黄山等地发展养老基地,发展养老俱乐部资源,在社会上取得了较好的口碑,己成为业界公认的发展较为成功的养老地产项目之一,被视为养老地产行业发展的领头军。因此,亲和源的发展经验将会给整个养老地产企业的发展带来示范效应。因此,本文选择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地产发展战略为研究主题具有重大意义。

研究内容与方法

研究内容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对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的主体项目亲和源老年社区做战略上的分析。经过对其深入的研究,对亲和源目前的战略选择、经营、服务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战略学相关理论,结合亲和源实际情况,深入分析其战略选择,并最终提出改进方案。

本文研究内容的整体框架共分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研究的背景、意义、内容和方法等;

第二部分为相关理论与研究综述部分,对战略管理的相关理论进行综述,为下文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了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养老地产主体项目,并对其发展战略作了描述;

第四部分通过peSt分析工具和波特五力模型深入分析了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养老地产的外部环境,并对其市场地位给以进一步的认识;

第五部分对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发展养老地产的内部条件和竞争策略进行了分析;

第六部分则对上海亲和源股份有限公司养老地产发展战略进行分析,针对该公司的战略选择进行深入剖析,对其发展战略予以评价,最后提出改进和优化战略的措施;

最后一部分提出了本研究的结论和未来我国养老地产发展的展望。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如下研究方法: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9

【关键词】老龄化,财务平衡,养老保险制度

一、人口结构转变及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

上世纪70年代初,我国的出生率为27.93%。然而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在降低生育水平的同时,也加速了中国的人口结构转变。据“六普”数据显示,截止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由此可以看出,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带来的人口结构的转变已使我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困境。

(一)老龄化导致我国养老保险的赡养比不断提高

赡养比是指老年人口占劳动适龄人口的比重,表明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的老年人口数。我国老龄化的快速发展导致赡养比的显著提高,由图1可以看出,自1970到2011年,我国的赡养比逐渐呈上升趋势

赡养比的上升意味着领取养老保险的人数增加,而为制度缴费的人数不变甚至减少。这种影响对于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最为突出。我国现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是现收现付制与基金积累制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虽然其受到的冲击小于现收现付,但也面临着一定的收支风险。且我国曾长期的运行过现收现付模式,在制度转轨时留下了历史隐性债务,因此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正面临着“旧债新账”的双重压力。

(二)老龄化对我国养老保险基金财务平衡带来威胁

赡养比的提高意味着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快速增长,这就带来了养老保险资金预算的压力。我国的养老保险基金由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两部分组成,其中,社会统筹部分的财务平衡条件是:缴费率=工资替代率×赡养率。该等式表明:如果工资替代率保持不变的话,赡养率越高,则缴费率就越高。而赡养率则与人口老龄化程度呈正相关,在不做任何政策干预的条件下,人口老龄化将大幅度提高缴费率。而企业和职工个人对养老保险缴费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并且养老金具有向上的刚性特点,其结果是使养老保险制度面临财务危机。

二、国际应对老龄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践与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浪潮。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人口老龄化趋势,是这股改革浪潮的起因。截至2004年底,世界上约有70个国家或地区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波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改革前,波兰的老年保障体系只有两个层次,即基本养老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并且两个层次均采取现收现付的财务机制。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波兰的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因此改革养老保险制度成为当务之急。改革后,波兰的养老保险制度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取消社会统筹,将全部缴费建立个人账户,其中一部分个人账户建立实帐,实行完全积累。第二,由单一的雇主缴费改为雇主和雇员各缴50%,并使用私有化收入和国家财政预算解决因建立实帐而形成的资金缺口,以保障新制度的运行。第三,由以支定收的现收现付模式改为以收定支的由三个支柱组成的模式。

(二)瑞典面对人口老龄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瑞典是福利国家的典范,其养老金制度体系几乎覆盖了所有在瑞典工作和生活的人,曾一度促进了瑞典社会经济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后,人口老龄化使原有养老金制度财政上难以持续,加上原有制度本身也存在问题,于是在1999年开始改革养老金制度体系。新体制框架包含三部分:第一,收入型养老金,按现收现付制运行,是一个名义账户固定缴费模式;第二,累积型养老金,它建立真正的个人账户,按照积累制运行;第三,保证型养老金。在新体制中最大的创新是建立了“名义账户制”,其实际上是一个现收现付制与缴费确定型模式的混合体,个人账户虽然仅为名义上的虚拟账户,不要求账户里存放实际资产,但是最终养老金支付时,个人账户中的“名义资本”会立即年金化。这个模式解决了缴费和收益对应的问题,新旧制度的转转成本问题也暂时回避了。

三.老龄化背景下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探究

(一)针对养老保险财务平衡危机,可以考虑采取名义账户制(nDC)。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始于1991年关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到了1997年基本上确定了从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轨的方向。但是,时至今日仍然不能很好地解决为了做实个人账户而产生的养老金缺口问题。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其财务机制平衡更是受到严重威胁。可以借鉴瑞典名义账户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改革目前的统帐结合制度,加强个人账户规范管理,对个人账户“空账做实”的问题,应先理顺统分结合关系再平缓推进。

(二)加强养老基金投资多元化,合理设计投资结构。随着社会劳动力、资本、产权等市场的不断发育和完善,养老保险基金走向市场开展保值增值投资运营是必然的趋势。根据我国国情,可将更大范围的养老保险基金投资于更广阔的领域,寻求更高的收益,建立起准政府性质的专门的基金投资管理公司,对养老保险基金进行投资管理。我国可以用社保基金购买政府债券,金融机构的证券,公司证券,投资信托证券,公司发行的流通票据,外国证券等金融产品。但需要严格的法律监管,以保证资金的安全性,社保金才有可能做到保值增值,保证每一个公民退休后的养老金收益。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也有利于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冲击。

参考文献:

人口老龄化研究背景及意义篇10

[关键词]日本;长期护理政策;经验

一、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的长期护理需求

按照国际标准,我国在1999年便进入了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已处于加速老龄化阶段。2012年末,我国老年人口达到1.94亿,占总人口的14.3%。2010年末,全国城乡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约3300万,占老年总人口的19.0%,全国65岁以上“空巢老人”有4150万人。预计到“十二五”期末,全国老年人口将增加4300多万,达到2.21亿,届时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将达到2400万,部分失能和完全失能老年人将达4000万人,65岁以上空巢老人将超过5100万。

老年人的健康状况随年龄的增长不断恶化,使得老年人对护理服务需求迅速上升。研究显示,老年人平均失能2年便需要长期照顾,护理对老年人生活质量至关重要,也是老年人最担忧的问题。我国老龄化程度日益严重,且伴有失能、高龄、空巢、贫困老人比例高等多个特点。而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家庭结构不断缩小,仅依靠家庭成员护理的方式,不论在经济还是在精力上都显得力不从心。我国现行社会养老保险政策只能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针对的仅是工薪阶层,无法满足多层次、多方面的需求[1]。积极借鉴国外经验,开发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良好保障具有深远的意义。

二、中日两国长期护理政策形成过程比较

日本在1970年便进入老龄化社会,2006年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7.2%。之后老年人比例迅速上升,高龄老人中慢性病患者比例及其医疗费用也随之增加。随着日本女性大量步入职场及家庭规模的缩小,家庭在老年人护理上也力不从心。于是,日本于2004年实施护理保险政策,由具有护理资格的访视护士负责为各种患者提供以上门服务为主的护理服务[2]。长期护理保险属于义务性保险,国家和个人各负担一半的原则筹资,个人负担的部分根据被保险人的收入确定保险的金额。当被保险人发生身体或精神障碍,需要长期护理服务,须先向保险机关提出赔付申请,经保险基金管理部门的长期护理保险鉴定委员会对其进行长期护理认定,结合医生诊断确定赔付金额[3]。被保人就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合适的护理服务,从而在家或社区接受医疗或康复的护理服务。

中日两国在政策形成过程上,既有相似点,也有不同点。从长期护理政策课题形成时间上看,日本在1989年便提出了长期护理的课题研究,用了将近12年的时间推出护理保险制度;我国在2009年才有长期护理方面的课题研究。从政治背景上看,日本是君主立体,想推行一个政策,各党要商议很长时间才能最后决定;我国政府效率高、权威性较强。从经济背景上看,日本是八十年代后半期恰好是经济转型的时期,经济走滑坡路,为了拉动内需,以开拓社会福利的领域来扩大就业,于是大力推行长期护理服务;我国现强调从外需型成长向内需型成长转型,也需要开拓社会服务领域、扩大就业。从文化背景上看,都是儒教文化的土壤,有利于政策的借鉴学习。从制度整体特征来看,日本是以制度作为保障,同时通过市场作为适当的补充;我国目前是政策调控,重点放在市场调节,通过养老产业来推动。

总之,中日两国在长期护理政策形成过程上有同有异,但日本先于我国。日本在这条路上的很多经验教训都值得我国借鉴,可最大限度地发挥后起国家发展长期护理政策的优势。

三、日本长期护理政策的经验借鉴

经验一:日本的养老护理政策实际上是一个综合福利政策。60年代起,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实现全民皆养老、皆保险,而且逐渐走向成熟化;到了八十年代,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比较成熟后,开始推进老人福利;九十年代,开始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才队伍,对福利设施进行了一个更新换代。日本在推进护理保险制度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铺垫,逐步过渡到综合福利政策体系中,这点值得我国借鉴。

经验二:政府角色从管控型向契约型转换,民主决策。日本在护理保险制度推行之后,不仅是养老护理结构,包括日本社会福利的整体结构都出现了一个基本的改革趋向,即政府不再管控福利,而是发展契约型福利。各利益政党之间相互协调,专家学者提出政策的构想和理论架构,再加上养老产业,形成三股力量相互抗衡,推动政策前行,最后达成形成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案。这也是政策实施后没有大动荡的原因,这样的民主决策过程值得我国借鉴。

经验三:政策的周期性调整和修订。护理保险制度从实施后,隔五年就会有一次大调整,到2012年已进行了四次大调整,同时包括对护理保险法的修正,如护理报酬、设施标准、护理程度的界定等。在这个不断调整的过程中,使得政策能适应时代变化的节奏,满足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这也是我国应该借鉴的经验。

经验四:注重政策配套软件设施的发展。实施护理服务最重要的就是人才,日本在九十年代已经把培养福利和护理人才作为一项国策。在人才培养上采取多渠道、多方位的方式,从高中就开始设立福利或者福利护理方向,通过高中学习考试合格就可拿到福利士资格;对已经进入护理服务行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在职培训,对其专业技能进行螺旋型的培养方式,注重专业能力提升。

当然,日本的经验并非亚洲地区唯一的经验,韩国和台湾在借鉴日本经验的同时也结合本国实际制定了各自的护理保险政策。但日本经验具有普遍借鉴意义,我国人口众多、地区差异大,必须在借鉴他国经验的同时因地制宜走自己的路。

参考文献

[1]厉瑛,张静.国外护理保险现状及对我国护理发展的启示[J].护理管理杂志,2004年第6期

[2]李红光,黄津芳,陈红.利用护理保险提供上门服务[J].国外医学・护理学分册,2001,20(8):351~352.

[3]张拓红.日本的长期护理保险[J].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1999,(4):146~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