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1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教师张永艳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提升育品质
包头市昆区包钢实验一小校长王冬梅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呼伦贝尔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宋景民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兴安盟科右中旗巴彦呼舒第七小学家长小萨
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孩子们是“双减”政策最大的受益人。“双减”政策即保障了学生们正常的锻炼、休息、娱乐时间，也保护了他们在成长过程中的身心健康。以往过量的作业和校外培训，侵占了学生们大量的课余时间。由于学生们的精力有限，在课间时间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就会影响校内学习，如此一来，就形成了学习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双减”政策的颁布，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保障充足的课余时间及合理开拓课外兴趣都有重要的意义，对孩子的未来有长远的好处。
“双减”政策落地后，可以充分发挥学校阵地的作用，在校内坚持做到应教尽教，着力提高教学质量、作业管理服务水平，不再让孩子们有写不完的作业。让孩子学好学好的同时，拥有了愉快的童年。其次，让校外的培训机构无法超前培训，让家长们教育成本显著下降，也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成长，让孩子们的情感和思想不再缺失。
我对“双减”的认识
通辽市实验中学初二（2）班学生郭逸群
实施“双减”政策不但能减少我们的课业负担，还能提升学习效率。以前每到假期的时候都是忙着上各种补习班，因为其他同学都在上，在讲下学期的新课，大家都在学习，自己不参加补习总是担心新学期跟不上。于是就参加了各科的补习班，占用了大量的时间。其实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自学各科内容，这样就有更多更自由的时间去阅读、去发展兴趣爱好，更有利于提高我们的综合能力和素质。再有，学校进行作业考试化改革，每天固定时间完成各科作业，提高了学习的效率，也提高了学习成绩。国家的这些改革政策对我们这些中学生来说受益很多。
坚决贯彻“双减”政策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赤峰市希望之声学校负责人关蕊
“一年内使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有效减轻，三年内使各项负担显著减轻”这两个带有时间节点的目标，明确阐述了“双减”对于整个教育工作的意义。我们必须认识到，校外培训机构“野蛮发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国家对于校外培训机构的规范化管理，应该是预料之内的事情。
“双减”政策落地之后，学生们作为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受益者，将会有着更好的成长环境，在学科培训乱象得到整治之后，憧憬更多的孩子在艺术、体育、科技等方面展示自己的天赋，激发自己的潜能。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之我见
锡林郭勒盟蒙古族中学教师王芳芳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落实“双减”，还孩子们一片宁静的天空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兴工路小学校长刘海涛
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教育规律、保障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重大举措。回应教育关切，缓解了社会教育焦虑、减轻了家庭教育负担。
充分发挥学校主阵地作用，让学生学习更好回归校园，才能减少参加校外培训需求。全体教育工作者，应当务必以立德树人为导向，克服“唯分数”的评价方式，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本，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提高校内教育教学质量、完善课后服务，当好“四有”好教师和“四个引路人”，为学生成长导航，撑起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宁静天空。
“双减”政策之我见
鄂尔多斯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来伟
近年来，不符合教育规律的过量作业和校外培训已成为压在中小学生及家长肩上的沉重负担，对教育事业健康发展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双减”政策的出台，意在强化学校教育功能，增强教育的服务功能，引导教育回归教育本真，遵循教育规律，彰显公益属性，从根本上解决中小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教育健康发展。
下一步，应该抓好政策落实。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应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切实做到“强校内”，让学生在学校“吃饱、吃好”，得到充分而满足需求的校内课后服务，以缓解家长对于“教育内卷”的焦虑，从而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
关于“双减”政策的体会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四完小二年级六班学生家长杜强
作为一个小学二年级孩子的家长，过去2年加之幼儿园3年，5年的时间无论是经济还是精力都让我们这个普通家庭的一家三口背负着沉重的负担。校外辅导从不应该成为孩子“成功”的通行证，给孩子批改作业更不应该成为家长“责任”的必修课，最多只能算是家长下场助力有限手段。但是各类校外培训机构铺天盖地的宣传，“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的培训收费，让本来已被“贩卖”得惊人的教育焦虑则更变本加厉。
“双减”政策的公布，为“超速”“超载”的教育乱象按下了暂停键。作为家长，希望教育部门能大力推进该项政策的执行，让孩子有更多时间拥抱自然，锻炼身体，提升艺术修养，结交良师益友，塑造健全的人格。教育改革，我们不但是旁观者更是亲历者，我们相信国家的政策，更应该给与这些政策以充足的时间与耐心，让我们拭目以待，检验其成果。
“双减”有利于我们的健康成长
乌海市第二中学学生蔺子璇
近期我在电视上、网上都看到了有关于减轻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一些新闻报道，了解到一些相关政策要求，这对于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利好政策，一方面它真正把我们从繁重的作业负担、补课压力中解脱出来，从学校出发引导我们科学利用时间，在完成书面作业后还能有时间去参加一些文体、劳动、阅读等活动，既能帮助我们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又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成长，同时也会减少“小眼镜”“小胖墩”的存在。另一方面，极大的减轻家长给我们支付校外培训的负担。
我们一定贯彻好党中央关于“双减”的政策
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第六小学校长李琼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作为一名党员、一名基层教育工作者，我们坚决拥护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不折不扣落实好“双减”工作任务，立足学校实际，进一步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抓好抓细作业管理，合理调控作业结构，分类明确作业总量，下功夫提升作业设计质量。同时，不断提升学校课后服务水平，满足学生及家长多样化需求，统筹学校、社会、家庭力量形成家校协同育人合力，实现让学生的学习回归校园，在校内“吃饱”“吃好”的目的，从而减少学生参加校外培训的需求，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双减”政策学习心得
满洲里市第一小学教师宋美华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和学校管理者，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学习“双减”政策心得体会
二连浩特市市第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萨日娜
看到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出台“双减”政策，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管理者，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要将“双减”政策落实落地，首先，学校教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就是提高45分钟的课堂教学效率，以此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其次，教师们要精心备作业、布置分层作业，使学习能力水平不一的学生都能够“吃得饱”“吃得好”。再次，就是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课后服务全覆盖，使学生回归校园，从根本上解决“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现象。
秉承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我坚信扎根中国大地的教育会越办越好，会培养出更多新时代社会主义人才，实现我国教育强国之梦。
落实“双减”政策，真正实现立德树人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实践教学副主任马红斐
“双减”工作的实施对推动我国义务教育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就小学而言，繁重的课业负担，校外机构的野蛮无序生长，学校教育服务外包的风险，家庭教育的巨大经济成本和心理成本都影响着教育的健康发展，严重制约了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因此，落实“双减”工作是探索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的良好契机，各方都需要沉潜下来，从立德树人的教育本真出发开展工作。作为师范类院校，我们也要为社会培养出能够适应新形势，具有综合育人能力的优秀人才。
让教育回归教育本身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2
[提要]气候变化是一项影响日深的全球性议题。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一直处于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近年来中美两国积极协调政策立场，强化既有合作基础，在能源和应对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合作。中美双边合作既有助于减少两国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蕴含着明显的全球意义。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合作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这要求双方着眼长远，创新战略思维，进一步寻求利益共同点，以推动合作向纵深发展。
[
关键词]气候变化、中美合作、清洁能源
[作者简介]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22.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8832(2015)1期0114-15
本文是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中青班专项课题“中美关系中的气候变化问题研究”(课题号2010FGJ006)的阶段性成果，并受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编号2013GXYLXKZZXGG）资助，一并致谢。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跨国联系空前紧密的当今时代，气候变化，或称全球变暖，正在深刻影响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最严峻全球性问题之一。鉴于中美是世界前两位温室气体排放国，气候变化已成为两国关系愈发重要的一个议题，愈益明显地塑造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内涵和全球气候治理格局。
一、中美气候变化政策的演进与协调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类。科学研究发现，自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等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迅速增加，以致20世纪后半叶的气候变化几乎不可能用自然因素来解释。这一结论得到世界首要气候变化科学权威机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历次评估报告的认同和支持。该委员会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最近50年全球气候变暖有大于90%的概率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引起的。
全球变暖可能带来的毁灭性风险以及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做出减排承诺的压力，将两国推到全球气候治理的中心。尽管中美均面临这一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但两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政策立场判然有别。
美国气候政策理念具有明显的两党属性，政策随政府更替表现出不稳定性和非连续性。保护环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一直是民主党的政策重点之一。在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以下简称《京都议定书》）。与民主党相比，共和党对气候政策的厌恶是显而易见的。大多数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变暖已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否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基于这样的认知，乔治·w·布什政府上台后不久即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转而谋求建立区域性的国际气候机制。布什政府气候政策的一个关键特征是反对强制性的气候措施。在国内层面上，美国气候政策着眼于谋求由私营部门达成行业自愿减排协议。在国际层面上，布什政府在参与以联合国为基础的谈判进程同时，追求一种不做出承诺的“软法”(soft-law)途径。
奥巴马执政后，美国气候政策迎来了又一次转折。奥巴马认为，作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美国必须在应对全球变暖的努力中担负领导责任，以加强相关国际机制、激活联盟和建立伙伴关系。在第二任期内，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统气候行动计划》，宣布到2020年美国将其温室气体排放在2005年基础上削减17%的目标。为此，奥巴马政府在国内层面上奉行一项雄心勃勃的立法战略，同时辅以行政权应对气候变化；在国际层面上则谋求一种基于条约的“硬法”(hard-law)途径，对抗全球变暖的影响。
比较而言，中国气候政策的原则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在很大程度上，中国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宗旨和原则界定其气候政策立场。《公约》确定了国际社会公认的应对气候变化的三个最基本原则，即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可持续发展。为落实《公约》的原则和目标，《京都议定书》设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在2008-2012年期间的温室气体强制减排义务。据此，中国主张，发达国家作为历史排放和人均排放的最大来源，有必要率先采取减排行动，并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发展中国家则要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走“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为全球减缓温室气体排放不断做出努力和贡献。相应地，在国内层面上，中国制定了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框架。2011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将应对气候变化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将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16%、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7%、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作为约束性指标，明确提出了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等重点任务。在2014年9月联合国气候峰会上，中国政府宣布将主动承担与自身国情、发展阶段和实际能力相符的国际义务，努力争取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尽早达到峰值，以更大力度和更好效果应对气候变化。
无论中美气候政策立场有何不同，两国都无法回避遭受气候变暖相同或类似危害的现实，更承担不起无所作为的代价。随着气候变暖不利影响的凸显，两国开始认识到，彼此利益的重合部分正变得越来越大。有鉴于此，奥巴马政府重申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抱负。白宫计划绕过国会的阻挠，寻求扩大新的以及现有的国内国际举措，特别是与中国等其他排放大国开展双边行动，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为全球做出表率。同时，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意识到，“如果要取信于民，就必须解决工业化带来的毒害人们健康的副作用。”因此，中国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观念及政策创新。作为对《公约》一项重要义务的履行，中国政府自2007年起定期编制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并连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和行动方案，显著加大了应对气候变化的力度。
正是在新的环境现实和决策背景的影响下，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无论是在认识领域还是在政策协调层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2013年4月，两国达成第一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该声明指出，日益加剧的气候变化危害，迫切需要中美两国采取强有力的国内适当行动，开展大规模的双边合作。为此，双方决定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建立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工作组旨在“确定双方推进技术、研究、节能以及替代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领域合作的方式”，并定期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向两国元首特别代表报告工作成果。声明强调，中美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合作不仅有助于遏制全球变暖，树立可以鼓舞世界的强有力榜样，而且“能够成为双边关系的一个支柱，增进彼此信任和相互尊重”。2014年11月，双方签署第二份《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两国元首将此前谈判达成的原则共识提升为更为宏大且具体的成果目标。美方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宣布在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将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提高到20%左右。双方均计划继续努力并逐渐加大力度。这份声明的签署意味着，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协调行动，超越了2009年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前后双方在清洁能源倡议上的合作水平，进入了一个备受期待的新阶段。
二、中美应对气候变化合作的现状
近30多年来，中美两国在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进行了广泛合作。这种合作使双方对彼此的国情和关注的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推动了应对气候变化成功案例的相互借鉴，并相应在两国政策圈及主要研究机构间建立了重要的联系，为双方后续深入合作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早在1979年中美建交之初，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就与美国总统卡特签署了《中美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政府部门先后在化石能源、气候变化、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能源信息交流等32个领域签署了数十个合作议定书和谅解备忘录，两国科学家在上述领域内开展了数千个科技合作项目研究，人员交流达数万次。1985年，双方签署《中美化石能源研究与发展合作议定书》，合作领域涵盖电力系统、清洁燃料、石油和天然气、能源与环境技术以及气候科学。1993年，两国政府建立能源利用效率问题的正式对话。1995年，《中美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开发与利用合作议定书》签署，包含政策、农村能源、大型风电系统、混合乡村电力、可再生能源商业开发、地热能源、能源效率、混合电动汽车开发等七个附件。1997年，两国政府高层发起中美环境与发展论坛，将城市空气质量、农村通电及清洁能源和能源效率确立为合作的三个优先领域。
进入21世纪后，中美合作态势进一步加强，两国在政策思维中将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建立了一系列公私参与的能源与环境合作机制。双方围绕国际能源安全、能源政策和能源战略目标、生物燃料、核能、清洁能源和能效技术、气候变化、碳捕获与封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这些安排加深了中美双边政策协调，成为两国开展能源和气候变化合作的制度保障，标志着双方在该领域的合作取得了突出成果。
清洁能源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中美进行清洁能源技术合作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美国在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中占有优势，中国则拥有无比庞大的长期市场，双方的合作显然可以取得双赢和“通赢”的结果。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中美两国公布了一揽子影响深远的措施，发起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中美电力汽车倡议、中美能效行动计划等项目，加强双方在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其中，中美清洁能源研究中心由两国在5年内共同投入至少1.5亿美元，作为启动资金支持清洁能源技术的联合研发。此外，在2009年7月第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签署了《加强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合作的谅解备忘录》，重申实施《中美能源环境十年合作框架》下的5个联合行动计划，承诺通过制定新行动计划扩展框架。2011年1月，中美签署了涵盖清洁煤、核电、风电、智能电网、电动汽车等诸多领域的一系列协议。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共识的加强和实践的积累，推动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6月，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举行首脑会晤，两国领导人达成一致，强调通过共同努力逐步减少对地球大气危害极大的温室气体氢氟烃的使用。在同年7月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两国确认在现有项目下开展一系列新的重要活动，包括6个新的中美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清洁炉灶在中国的推广、加强科学研究和气候观测合作以及双边可持续机场倡议。双方还公布了一项旨在进一步减排的行动倡议，提出在载重汽车和其他汽车、智能电网、碳捕获与封存、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收集和管理、建筑和工业领域能效等5个领域开展双边合作，并于2013年10月完成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在2014年7月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成为对话成果中的亮点之一。中美气候变化工作组提交了工作报告，介绍了2013年提出的5个合作倡议、强化政策对话以及氢氟碳化物合作的进展情况，并提出未来可能的新合作领域，包括在绿色港口方面以及在省（州）和城市等次国家层面开展合作等。双方还签署了8个项目合作文件，梳理一年来两国在能源和环境保护领域合作的成果。这些成果将两国政府间气候合作进一步扩大到私营公司、大学以及研究机构，并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美之所以能够在应对气候变化合作方面取得进展，主因在于两国均遭受着全球变暖日益严重的危害，以及作为排放大户所衍生的要求双方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内外压力。在美国，2012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气候变化对美国造成的影响，诸如海平面上升、干旱、洪涝、野火等，均为历史罕见。在中国，2011年以来相继发生了南方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长江中下游地区春夏连旱、南方暴雨洪涝灾害、沿海地区台风灾害、华西秋雨灾害和北京严重内涝等诸多极端天气事件，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很大影响，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96亿元。一些地区时常发生的雾霾亦已严重到减少人们预期寿命的程度。这种前所罕有的局面对政策及观念产生的影响是深刻的和累进式的。一方面，美国重塑世界环境领袖地位乃至掌控全球议程话语权的国内政治诉求和国际抱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规划，使得两国再也不能对此等闲视之：另一方面，国际社会要求中美带头采取减排行动的呼声也日趋高涨。气候变化的挑战从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凸显了中美合作应对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要求两国承担起重大责任，“立即将双方合作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三、中美双边气候合作的全球意义
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是广泛和持久的，但人类的应对似乎是迟缓和不力的。1994年3月生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条规定，应对气候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是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然而，由于没有对缔约方规定需承担的具体义务，也未规定实施机制，《公约》缺乏法律上的约束力。为确保有效履约，《公约》规定可在后续议定书中设定强制减排义务。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议定书为《京都议定书》。
在《京都议定书》中，《公约》附件一国家即发达国家缔约方承诺采取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将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的第一承诺期内从1990年水平至少减少5%。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采取自主减排行动。为扩大《公约》相关议定书量化减排的规范作用，2007年12月召开的巴厘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制定了“巴厘路线图”，规划了2009年达成有约束力的《哥本哈根议定书》的进程。《哥本哈根议定书》拟根据各国GDp大小规定二氧化碳减排量，以构建《京都议定书》第一期承诺期到期后的后续减排方案，协调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但是，由于各国分歧严重，《哥本哈根议定书》未能在2009年12月的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如期达成，只能代之以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在2012年12月于卡塔尔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本应于2012年到期的《京都议定书》被延长至2020年。
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之所以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美作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排放国既不承担《京都议定书》的强制减排义务，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又相去甚远，无法达成共识。这从反面印证了中美双边合作的全球重要性。毋庸讳言，中美之间的持续对抗对遏止全球变暖的集体行动是极具破坏性的。“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能设法解决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存在的分歧，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就没有解决之道。”所幸的是，全球变暖已经产生的危害使双方清醒地认识到彼此冲突的消极后果，两国逐渐从民族主义诉求回归理性和现实，并采取措施积极协调各自政策立场，加强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边合作。正如近期双方气候互动新趋势所昭示的那样，中美双边合作为国际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有助于推动全球气候集体行动迈人新阶段。
第一，中美两国的合作减排是全球减排努力的中流砥柱。中美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1/4，两国国内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耗量超过世界总量的1/3，因能源消耗造成的碳排放量达到世界总量的2/5以上。从能源安全和环境保护角度看，中美对能源消费控制或扩张的行动将决定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成败。考虑到中美巨大的碳排放总量，单单是两国在双边层面上的合作减排即可直接对全球减排努力做出重大贡献。相反，如果双方都无动于衷，继续维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碳排放水平，那么，即使其他国家采取减排措施也无法有效防止地球大部分地区的气候灾难。
第二，中美两国双边合作习惯的形成和经验的积累，有助于国际社会达成强有力的国际气候新协议。对任何全球气候体制而言，中美两国的协调与合作都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没有它们的参与，任何协议都不会取得进展”。两国的参与和领导，是气候领域全球转变所需信心和影响力的保证，“新的全面的气候协议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将有赖于美国和中国的政治意愿”。中美在气候领域新近形成的更具建设性的关系有利于减轻双方的矛盾和摩擦，推动两国在全球气候体制构建上的立场协调，为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营造积极的政治气氛。尤其是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两国有望就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标准达成共识，共同倡导建立一项可持续、有约束力的全球气候体制——如预期于2015年达成的全球气候变化新协议，进而为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奠定更加坚实的法律基础。
第三，中美两国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他国家的选择。两国的合作可以树立榜样，鼓励和引导其他国家加入全球减排的努力之中。鉴于此前两国长期消极无为，其他国家大多持犹豫和观望的态度，有的甚至还效仿美国退出《京都议定书》，这也是全球努力受挫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两国带头采取行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就会给其他排放国带来压力，使它们更有意愿、也更容易在全球层面上开展合作，在全球范围内真正组织起对抗气候变化影响的集体行动。正如奥巴马总统所言：“双方在消除气候变化所带来威胁方面的合作能够树立典范，由此产生的实践和技术将为全球努力提供动力。”
四、中美双边气候合作存在的问题
中美两国在能源与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形式多样，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泛，特别是近年来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然而，囿于各种负面因素的影响，这种合作往往又是零散间断的，缺乏长效机制的保障。现阶段，两国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面临不少困难和障碍。
一是中美缺乏战略互信，国际谈判立场分歧严重。历经40多年的发展演变，中美关系形成了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矛盾模式，这一点在两国气候政策博弈上体现得相当明显。中国往往将美国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倡议视为其遏制中国发展及国际影响的基本战略的一部分。而在美国关于全球变暖的政治讨论中，中国总是被置于两种消极的语境下予以评估——任何在美国境内的减排努力都会因中国增加排放而变得毫无意义，以及美国控制排放的努力会迫使制造商将业务转向别处，由此造成广泛的就业损失。战略互疑导致中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立场长期对立，影响到两国对气候变化相关国际条约的原则立场，使两国对条约精神和义务做出不同或对立的理解和阐释。2009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最为典型地展现了中美立场的分歧及其负面影响。由于各自所代表阵营的利益不同，中美在会场上展开了正面交锋。美国气候谈判首席代表斯特恩(toddD．Stem)在新闻会上明确表示，公共资金，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公共资金，绝不会流向中国。斯特恩同时否认发达国家应该为其在工业化进程中累积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买单，要求中国采取更大力度的减排目标。中国政府则坚持根据国情实施自主减排，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中国主张，发达国家必须率先大幅量化减排，并切实履行承诺，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快转让气候友好技术，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可能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中美两国谈判立场针锋相对，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无果而终。
二是两国国内政治的掣肘。美国国会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延宕与中国国内相关利益方的阻滞为双方气候合作的深入发展设置了障碍。一方面，在美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应对气候变化并非总统决策议程上的禁脔，国会的协助和授权是总统获得政策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气候变化议题上，国会的重要角色主要体现为立法行动。国会立法可为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内行动和国际合作提供必要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共识，并连带整合相关利益集团的狭隘诉求，减少资金不足的消极影响，确保政策的稳定和连续。反之，若没有国会立法的配合，美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和政策则显得短视、被动且缺乏预期。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起，能源和气候变化问题即开始密集进入美国国会的立法议程，参众两院为此举行了一系列听证会，提出了数十个有关能源和气候变化的议案，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2009年和2010年众参两院分别提出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和《2010年美国能源法》讨论草案。两份法案均提出了大幅减排同时确保美国能源独立和安全的目标。国会提出此类法案的目标主要是寻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建立排放交易机制。但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国会总体上的保守态度，这些法案绝大多数或在国会相关委员会即遭否决，或被作为议事日程上的常规法案而遭搁置，极少能进入全院辩论及表决程序。时至今日，国会气候变化立法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另一方面，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是一项综合性战略，涉及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不仅意味着国内经济体系的系统性改革，更昭示着国内利益的调整重组。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巨大的权力和活动空间使它们成了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它们的行为影响着中央政府的决策，直接关系到中国参与国际气候合作及减排行动的成效。“在中国，主要的（减缓气候变化）举措一直来自国家一级的党政机构，并往往由于与地方官员和企业的利益冲突而大打折扣。”地方政府对于减排的保守态度是由其特殊利益决定的。尽管中央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对环境和能源效率的关切纳入政绩考核机制，但大多数地方官员仍然将推动GDp增长当作自己的首要目标。由于地方的经济增长多半要靠当地企业来拉动，某些地方政府与企业结成了牢固的利益共同体，相互借重，共同进退。通过对高排放企业实施地方保护、消极执行国家减排政策以及阻挠中央政府的环境评估工作，地方利益共同体在相当程度上消减了中国参与双边或多边气候合作的效果。
三是知识产权保护。清洁能源及可再生能源的联合技术开发和技术转让既是中美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谋求与美国合作的优先领域。然而，美国大多数清洁能源技术为私营企业所拥有。由于担心知识产权会受到侵害，这些技术所有者对向中国转让技术毫无兴趣，以致美国工业和实验室内的许多清洁能源尖端技术未能投放到中国市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由此构成了中美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大障碍。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提供者，美国不妨将清洁能源技术的知识产权视为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联合中国、欧洲、日本发起“清洁技术马歇尔计划”，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同时，美国也应大力推进已有的或发起新的中美清洁能源技术合作研发，鼓励和扩大两国共享知识产权和技术成果。
四是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保护主义。作为攸关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新兴产业，清洁能源对于中美气候合作的意义既在于两国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发，也涉及清洁能源产品的双边贸易。但是，双方关于清洁能源产品的贸易摩擦却由来已久，且有加剧之势，美国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实施“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早在2011年11月，美方不顾中方反对，执意对中国产光伏电池启动“双反”调查，并于2012年12月决定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致使中国产光伏电池产品很难出口到美国市场。2014年1月，美国商务部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输美光伏产品发起第二次“双反”调查，12月16日宣布终裁结果，认定中国大陆输美光伏产品存在倾销和补贴行为，拟征收“双反”关税。与首次“双反”调查相比，美方二次“双反”调查的产品范围从光伏电池扩大到光伏组件、层压板、面板等，对象也由中国大陆扩大到包括台湾地区，意在堵死大陆光伏公司海外代工和采购以规避关税的应变举措。显然，美方对中国输美光伏产品一再进行限制的保护主义做法，是对贸易救济措施的滥用，不但违反了美国承担的遵守世贸规则的义务，而且损害了中美两国合作对抗全球变暖的承诺效力。
五、结语
全球变暖的危害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无差别的，没有国家可以置身于其破坏性影响之外。这种新的现实需要全球做出协调一致的反应。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气候变化的挑战中负有特殊的责任。两国的合作应对不仅是必要和可能的，而且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成败的关键。近年来，基于双方政策立场的不断协调，中美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取得了极大的进展，由此为达成全面有约束力的后京都全球气候协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然而，中美之间的合作存在着诸多不可忽视的困难和障碍，这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变暖的挑战中，两国需从战略高度出发，排除内外干扰，进一步创新政策思维，深入发掘合作议题，积极拓展合作空间，从而切实推动双边关系发展和全球气候良治。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3
关键词：碳关税，中美。博弈
一、引言
碳关税以其名义上的合理性、保护内容的广泛性、保护方式的隐蔽性等特点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转嫁此次金融危机所设立的新形式的贸易壁垒。目前，美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09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额达2208.16亿美元，约占全年总出口的18.4％。机电产品、钢铁、水泥、化肥等高碳产品在我国出口中占一半以上比重，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将使中国绝大多数出口产品的成本增加，无法保持现有的价格优势，从而严重打压中国的出口，尤其是高耗能产业。因此，美国征收碳关税一定会对中国出口贸易形成很大的冲击。
二、文献综述
1.碳关税的提出
所谓“碳关税”是指对高耗能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等)的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来达到阻碍他国的产品进入本国市场而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
碳关税的概念最早由法国前总统希拉克提出，旨在希望欧盟国家对没有遵守《京都议定书》的国家产品征收进口税，特别是钢铁业及高耗能产业，避免在欧美碳排放交易机制运行后，欧盟国家生产的商品遭受不公平的竞争而提出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1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
非均衡碳减排带来的产业竞争力受损问题是碳关税的提出背景之一。国际能源署(iea)的学者Reinaud(2005)针对欧盟钢铁、造纸、水泥、印刷和制铝业等的一项研究表明，短期来看eUetS对上述碳排密集型产业成本上升的影响非常有限；国际著名咨询机构麦肯锡和ecofys(mcKinsey&ecofys，2006)为欧盟提供的一项咨询报告中也有类似结论。碳关税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避免碳泄露。碳泄露通常是从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计算加以检验的。wyckoff和Roop研究了1984－1986年6大oeCD国家(英、法、德、日、美、加)进口产品中的内涵能源，说明其国内减排政策的效果可能要打折扣，因为进口产品在国内消费中占有较大的例。
美国众议院于2009年6月26日通过的《美国清沽能源安全法案》允许美国对来自没有采取与美国相当的温室气体减排措施国家的高能耗、初级进口产品(如钢铁、水泥和铝等)征收碳关税。该法案将从2020年开始实施。美国此次通过的法案使碳关税再次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热门话题。
2.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虽然碳关税的提法早已出现，但是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范例，只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等一些国家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美国和加拿大等部分发达国家考虑对中国等国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
针对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一些学者进行了定性判断，认为碳关税将使中国遭受巨大的损失。例如，曲如晓等指出，碳边境税收调节政策一旦实施，将对国际贸易格局和中国的出口贸易产生重大的影响。徐驰以中美贸易为例，进一步分析了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认为碳关税会使中国的出口贸易额大幅下降，并导致中国的就业率大幅降低。
另一些学者就碳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进行了量化分析。如麻省理工学院的Babiker运用多区域世界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中国和印度因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扩张，可能抵消oeCD国家在《京都议定书》要求下80％的减排目标。Dongandwhalley详细分析了碳排放驱动的边境调节税对全球福利、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贸易流量和生产的潜在影响，认为边境调节税对减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效果有限。宋海英指出今后一段时期内，就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研究，尤其是国内的研究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深入：首先，强化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理论机制分析；其次，创新碳关税影响国际贸易的相关分析方法；再次，拓宽分析范围，即分析碳关税对具体产品、具体行业、具体地区对外贸易的影响，以期为指导实践提供价值的参考。
三、碳关税征收对中美双边贸易影响的博弈分析
1.碳关税对中美双边贸易的影响
美国是温室气体排放的头号大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占全球总量的25％以上，自己不愿承担减排任务，却要对来自国外的进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美国政府的碳关税征收将对中美贸易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在于制约和限制中国高碳工业产品进入美国，维持美国本国工业产业的产出效益，使它不受外来同类商品的损害，保护美国本国市场。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有限，另一方面，由于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在过去承接了一些高能耗、高排放的产业转移，中国仍要出口大量的高碳产品。因此，目前我国碳排放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发达国家生产最终用品而产生的，发达国家却要为此征收碳关税，中国将处于劣势，成为被制裁的一方。
从效率和公平的角度来看：
第一，美国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碳关税，短期内，由于存在的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和其他不被施加碳关税国家的价格优势，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社会福利损失，从长远来看，中国出口商需要提高价格来补偿技术投入的支出，国际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导致美国需求下降，中美贸易量随之减少。第二，碳关税的征收将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福利损失，而美国可能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获得收益，但是，美国征收碳关税后，中国出口美国的高碳产品受到限制，将使美国消费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导致美国消费者从中国出口产品中所得到的“实惠”下降。第三，现在国际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碳排放量的标准，而中国也可以采用与美国不同的标准对美国征收碳关税，但这种不同的碳关税的参考标准会引起双方的争论，情况化还会引起区域范围内的贸易大战。第四，碳关税的征收，会造成两国福利损失，不符合公众的利益。而且，美国国内的劳动力、资本等资源不能得到有效的利用，从而延缓了传统工业的改革和阻碍了企业现代化进程，造成美国的工业的竞争力减弱，进而在国际竞争中失去优势，在接下来的后续竞争中失去主动权，无法在国际竞争中立足，更不能促进国家产业经济的增长。
2.博弈分析过程
中国和美国在博弈中作为博弈方，其博弈行为是确定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的税率。一国的关税具有保护本国企业，提高本国企业国内市场占有率，打击外国企业的作用。“囚徒困境”强调个体理性的非合作博弈可能是无效的，重视团体理性的合作博弈则可能带来一种“合作剩余”。
具体到博弈，在博弈理论中，“囚徒困境”有三种可能的结果，中美贸易博弈会有以下三种可能。(1)双方保持原有的
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假设各方可以均有20个社会总福利单位；(2)一方实行提高关税等贸易保护贸易政策，美国向中国征收碳关税，其收益为40个社会总福利单位，而另一方中国仍然保持原有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它将损失25个社会总福利单位。(3)双方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双方都将有15个社会总福利单位的损失。中美博弈的支付矩阵如下：
从博弈理论出发，中美两国政府为了使自己的政策最优，都会选择保护。如果两国各自实施单方面的保护措施，两国政府的单边行为似乎可能使其利益最大化(40)，但往往事与愿违(40；-25)，他们在决策的同会意识到对方会采取相同甚至更为强硬的政策，达到“以牙还牙”报复的目的，这种硬碰硬的对方，带来的是“双输”(-15，-15)，为第三方创造机会。但这种决策结果如果未能有效控制，只能导致贸易战争的爆发和升级，并造成双方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贸易保护主义是一把双刃剑，这把剑既对着自己，又会伤到对方。从20+20>40+(-25)>-15+(-15)这个简单的不等式可以看出，中美两国政府需要认识到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佳选择，并且要采用这个政策。
回到现实情况中，现在，美国和中国双方保持原有的自由贸易政策不变，则都可以享有一定的社会福利总单位，而美国对中国征收碳关税，美国在短期内是受益方，但是，长期也会对自己产生很多的反面影响，不排除中国会同样采取类似的关税贸易保护政策，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仿效美国，对美国的产品，如对钨、锡、稀土等产品原材料征收出口关税或者进口配额，同样根据关贸总协定里面的规定(一国为“公共秩序”或重要合法政策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背离Gatt／wto的基本规范)，为中国采取减排措施和资源保护正名，显然，这样的报复措施最终导致的世界贸易进一步萧条，像博弈支付矩阵中验证的，双方都将有社会福利损失。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从双边贸易保护改策到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佳的选择，
博弈双方需要通过谈判达成合作协议。从长远来看，随着中美双边贸易的日益增多，类似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也会增多，只要双方认识到这点，愿意谈判协商，以双赢互利为目的，就能够找到平稳解决争议的方法。美国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已经不容许任何一方采取不负责任的举措。因此，在碳关税征收问题上，中美双方合作则利于对方的发展。
四、结论与对策
贸易保护是一把双刃剑，决定着中美双方贸易的利弊得失和利润流向，因此，双方应该秉承两国达成的通过对话解决矛盾的共识，尽可能避免情况恶化。同时，为了减少美国碳关税对我国经济以及对外贸易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就中国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加大对碳关税这种新型贸易壁垒的研究，并采取突破碳关税贸易壁垒的有效措施。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参与制定国际碳排放量参考标准。发展多元化的贸易政策，扩大内需，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碳关税一旦征收，
必然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极大的冲击。从根本上而吉发展中国家要建立相对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致力于扩大内需、开发国内市场、重视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等。
第二，在国内试行碳关税，控制企业碳排放量。中国征收碳税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然后用税款补贴企业由于采用新技术治理环境花费的代价，这比由国外征收碳关税更利于调控，更具有主动性，而且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更小。此外，可制定倾斜产业政策，丰富融资渠道，加快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应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为企业转型提供个方面的援助与优惠。
第三，继续响应国际社会低碳化号召，推动以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革命。国际金融危机后时代，再生能源发展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我国要率先制定面向未来的产业振兴计划，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条件，也能够维护人类共同家园，保护人类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245
[2]柯伍：碳关税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其对策研究[J]，现代商业，2008(3)
[3]吴力波，汤维祺：碳关税的理论机制与经济影响[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10(1)
[4]归秀娥：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分析[J]，新西部，2010(6)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4
一、和谐征纳，互利双赢
（一）和谐征纳关系的主要特征
和谐征纳关系是指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之间积极配合、平等互信、协调融洽、互动双赢的状态。和谐征纳关系是征纳双方根本利益一致、各自权利与义务对等的一种法制、规范、科学的新型税收关系。一是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征纳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明确，法律责任清晰。二是税务机关全心全意为纳税人服务，提供规范、周到、高效、优质的纳税服务，做到依法征税与诚信服务相结合。三是纳税人要严格履行纳税义务，不断提高诚信纳税水平。四是征纳双方加强沟通协调，增进互信互助，共同营造规范、和谐的征纳环境。五是征收方以最低的成本、最优质的服务，实现税款征收目标；纳税人以最少的费用、最高的诚信和税收遵从度缴纳自己应承担的税款。
（二）和谐征纳关系的重要意义
一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要求。我国税收的本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收最终还是要通过国家财政预算，提供社会公共产品和服务等方式用之于纳税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比较突出，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必须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社会经济发展、统筹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正确处理经济和税收、需要与可能的关系，增强政府提供公务服务的能力。但是由于征纳双方所处的角度不同、利益不同，征纳双方的矛盾始终存在，如果不及时化解这些矛盾，势必会阻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因此，在根本利益一致的条件下，正确地处理好征纳关系，不仅是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的物质保证，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税收的本质要求。二是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和谐征纳关系，有利于正确处理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把征纳双方的利益统一到税收政策法律的原则上来，对建设和谐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三是有利于促进征税任务的完成和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立和谐征纳关系，围绕纳税人的利益要求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动为纳税人提供优质高效的社会化服务，有利于充分调动纳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四是有利于提升税收执法水平。从法律的角度看，税收征纳关系是一种税收法律关系，具有法律强制性。构建和谐征纳关系，使得征税人和纳税人，都能增强执法守法观念，树立依法诚信意识，严格履行法定义务，提升税收执法水平。五是有利于降低税收运行成本。税收运行成本包括征税成本（税制执行成本）和纳税成本（税制遵从成本）。由于它是税收征纳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费用支出，因此税收运行成本与征纳关系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和谐征纳关系的构建，营造了诚信纳税的良好社会氛围，这样就不需要税务机关增加更多的征管人员和稽查人员去“征、管、查”，减少了管理程序，有助于税务机关精减机构，减员增效，降低税收成本。同时，能大大提高纳税人学税法、懂税法、守税法的意识，有效减低纳税人的逃税心理，减少偷逃税现象，促进纳税人诚实申报，诚信纳税，主动配合税务机关的征管，也降低了税收征收成本。
二、知责思为，创新服务
（一）抓好政策服务
契税征管工作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很强，关系到税法的威严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此，做好政策服务是契税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一是抓好内部培训，认真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对契税征管工作的相关政策法规，做到深刻理解、熟练掌握、准确运用，不断提高执行政策能力，确保政策实施到位。既坚持依法治税，维护国家税法和税收制度的统一性、严肃性，也保障了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对纳税人的政策宣传和业务辅导，针对纳税人不清楚、不了解、不明白的有关政策问题，耐心、细致地进行解释，使广大纳税人了解政策的精神，支持和配合纳税工作。三是积极推进政务公开，主动为纳税人提供信息服务，使纳税人在缴纳工作中少走弯路，提高纳税人满意度。
（二）抓好管理服务
围绕构建和谐征纳关系，抓好管理服务。一是强化服务意识，在提升服务质量上求突破。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不断创新服务理念，尊重纳税人，方便纳税人，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将纳税服务工作融入到办税的各个环节，把纳税人满意度作为衡量工作的唯一标准。实行“首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专设导税员为纳税人提供政策和业务咨询服务；全面推广机打纳税申报表，以此简化办事程序，压缩办事时限，提高办事效率。二是强化管理意识、在提升管理水平上求突破。优化办税流程，在受理岗位、审核岗位、征收岗位、管理岗位和纳税服务岗位各个环节明确责任分工，按照衔接有序、制约高效、方便纳税人的原则，积极优化税收征管流程，合理调配人员，力求实现办税流程无障碍，管理无漏洞，服务无死角，达到税收执法规范、征管效能提高、纳税人满意的目标；推行规范管理，做到规范工作流程、规范服务行为、规范服务标准。三是强化环境意识，在提升纳税服务环境水平上有所突破。优化纳税服务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是保障契税征收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条件。在改善办税服务硬环境、运用现代化办公手段的同时，积极改进申报受理和审核流程，设立导税服务流程提示牌，专门安排导税员，为纳税人开展全方位服务；及时受理契税的缴纳事宜，熟练掌握各系统操作，快速解答纳税人的咨询疑问，减少纳税人等候的时间；取消了实行多年的契证发放环节，优化了办税流程。
（三）抓好职能服务
良好稳定的征纳关系，促进了契税税收任务圆满完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撑，助推了经济社会发展。契税是一种重要的地方税种，已成为地方财政收入的固定来源。目前，郑州正处于加快建设国家区域性中心城市、打造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建设郑州都市区的重要时期，经济社会持续较快发展，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速推进，契税收入也呈迅速上升态势，为全市保持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的良好态势作出了突出贡献，也为民生改善、实现富民强市目标提供了可靠和充足的财力保障，较好地履行了税务“为国聚财，为民收税”的神圣职能。
三、深化改革，提升质效
（一）坚持依法治税
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灵魂，也是构建和谐征纳关系公平公正的法制保障。契税部门要严格履行职责，从依法治税、规范行政的高度抓好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各项工作。全面提高税收执法水平，严格税收执法责任制。规范岗位设置、统一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做到程序规范、手续完备、定性准确、处理得当，杜绝执法不公正、执法不文明、执法不作为的现象。加大宣传力度，为征纳双方营造良好的税收法治环境。
（二）强化纳税服务
一是进一步强化服务意识。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理念，满足纳税人的合法合理需求，不断提高纳税人的纳税遵从度；切实做好纳税服务，用健康文明的纳税意识引导纳税人自觉主动依法纳税，筑牢构建和谐征纳关系的基石。二是进一步丰富服务内容。推进纳税服务标准化建设，从办税咨询、纳税申报、办税流程、办税时限、纳税评估、纳税宣传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地提供纳税服务。三是进一步改进服务手段。加强办税窗口建设，进一步完善服务手段，继续推行和完善“一窗式”服务、限时办结制、首问责任制等多种服务方式，为纳税人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纳税服务。四是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优化办税环境，简化办税程序，降低征纳成本；建立内部协调机制，加强各岗位之间的衔接，按程序运转、按岗责落实，对符合规定的涉税事项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质量、最短的时间办结，提高工作效率。通过强化纳税服务，实现征纳沟通零距离，服务质量零差错，纳税全程零障碍。
（三）提高业务素质
税务队伍建设是影响征纳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要加强税务干部的素质教育，打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作风优良，执法公正、服务规范的税收征管队伍。一是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和勤政廉政教育。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税务干部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强化他们的政治责任感、强烈事业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确立服务纳税人，维护纳税人的各项权利的公仆意识；加强法纪教育，引导税务干部弘扬正气，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二是加大培训力度，形成制度化。进行有计划、有目标、有针对性的税收业务培训，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训不上岗、不合格不上岗，使契税工作人员及时掌握新知识、新技能，造就一支具备较高层次的科学知识结构，有较强的专业技能的税务队伍。
（四）严格执法监督
一是实施纳税服务质量评价制度。根据征管服务标准，制定岗位服务职责，开展服务质量评定，加强监督制约，确保监督措施到位。二是强化外部税收执法监督。把征纳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公之于众，邀请社会各界监督，并及时处理举报、投诉。
（五）加大宣传力度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5
对国内经济而言，中国经济投资消费比例不平衡，政府和民间对资源掌控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制度不平衡等诸多问题一直存在，需要加以解决。对外经济环境而言，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压力也一直存在，中国经济对外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也亟须解决。
为了解决这些不平衡，政府需要在利率、汇率和资本账户开放等一些金融改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我们欣喜地看到，央行已经意外启动了利率市场化新一轮改革，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波动区间在放宽，这些都是积极的信号，今后这些改革有望进一步放开。在我看来，未来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将有利于中国实现对外收支平衡。
在以前为了吸引外资，我们一直鼓励外资的流入，开放流入型的资本账户成为一种倾向，这导致了人民币升值压力持续，进而造成了国内的通货膨胀。从国际经验来看，当年德国和日本选择了流出型的资本账户开放，政府鼓励老百姓和企业拿外汇到海外投资，进而减轻本国货币升值压力，国内通胀得以缓解。
我国对外宏观经济长期失衡主要表现为经常账户（国际贸易）和资本账户（国际投资）双顺差。双顺差初听起来是好事能够带来大量外汇，然而，央行为了维持人民币稳定必须要增发本币来购买美元，这产生了货币超发。以2011年为例，我国经常账户顺差达2017亿美元，资本和金融账户顺差达2211亿美元，这使得外储增加约3878亿美元。
事实上，央行要解决这一问题有三个政策选择。
第一，央行购买外汇增发人民币，然后通过央票和存款准备金对冲增发的人民币。这一政策是有代价的。如果选择央票意味着，央行的资产收益率可能是亏损的；如果选择存款准备金，给付银行利息是很低的，意味着银行不得不通过压低存款利率来摊薄存款负债成本，意味着全民在为“负利率”埋单。
第二，央行放任人民币汇率由市场决定，从而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从而减少双顺差。过去几年渐进式的人民币升值道路，看似把名义汇率稳定了，但换来了真实汇率（通胀率+名义汇率）的升高，即通胀率的升高。
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来看，美国物价=美元对人民币名义汇率×中国物价，如果名义汇率被压低，势必要使得中国物价上升才能使等式平衡。这使得中国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几年快速上涨，出口商品贵了，国际竞争力却减弱了。
在过去几年中，我们多实施上述两种政策来解决中国对外经济失衡，没有考虑第三种政策选择——开放资本账户，效仿当年的德国和日本来实现经常项目和资本账户的平衡。
虽然目前看似管住了资本账户和汇率，但央行货币政策独立性被掣肘，这就陷入了“蒙代尔三角”的悖论。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6
［关键词］绩效管理；有效沟通；政策执行
威尔逊提出：效率是公共行政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社会发展，政府对于效率的追求有增无减。而提高绩效的关键在于信息掌握的连续性和有效性。因此，良好的沟通对于政府组织绩效的提升十分重要。
1沟通和政策绩效管理相关概念阐述
1.1有效沟通概念阐述
所谓有效沟通并不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是指信息发送者通过一定的方式，准确表达信息内涵，信息接收者及时接收并准确理解，接收者及时反馈信息，进而免除传递过程中的误解误读的持续沟通过程。有效沟通是动态双向行为，能否有效沟通取决于信息的透明度和反馈度。发送者需要充分发送信息，并得到接收者充分反馈，只有双方充分表达，才是真正有效沟通。所以有效沟通可以最大程度促进政策有效信息的传递，促进公共利益实现。
1.2政府绩效管理概念阐述
政府绩效管理具体是指政府政策的执行情况管理，是针对政府活动效果的管理活动，是行政效率和效果问题，是政府政策产出的管理，也是工作人员行为的管理，更是最终行为效果的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其本身是一种管理工具，是政策效率和效果的表现，受到内部和外部评价系统的影响，其重点关注成本与目标、产出与效益，主要围绕绩效的指标化、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估，意在落实相关责任，满足政策对象的要求。
1.3有效沟通和政策绩效管理的关系
绩效沟通贯穿于政府绩效管理的全过程。绩效管理是上下级间就绩效目标设定及实现而进行地持续双向沟通，表现为政府政策实施满足受众要求。沟通是获得政策认知的前提条件，是政策认同的有效途径。只有对政策有了充分的认同，才能更好地把握政策的目的，追求政策的价值。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如果缺乏沟通，成员之间就难以进行有效的信息传递，政策也无法完全被理解，进而产生“政策失效”和“政策失灵”。对于政府机关来说，其损失的不仅是政府的收益，还有政府的形象。
2有效沟通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作用和意义
有效沟通在绩效管理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贯穿于绩效管理的全过程。其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政策执行者与制定者角度
共同的目标是行动一致的根本前提，可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者对政策的认识，可以促进执行行为的一致性；政策执行者通过有效沟通可以最大程度提升对政策的认知和认同，有助于全面了解个人的工作内容，明确工作方向。政策制定者通过有效地沟通可以直接了解执行者的工作情况，从而发现政策的不足，以便提高政策的适用性，有助于管理者客观公正地评价员工的工作绩效；同时，可以通过沟通帮助执行者调整工作目标和任务。
2.2管理者与管理过程角度管理者
通过有效沟通持续接收反馈，确保工作方向和结果的正确性和一致性，使整体绩效得到改善。管理者收到对员工的需要进行反馈，进而对执行者进行有效地激励，从整体上提升政府绩效；执行者与制定者通过有效沟通，最大程度地减少行政活动中的资源消耗，减少稀缺资源的浪费，降低出现无效成本和畸形运行的概率。缺乏沟通，被管理者可能会错误地理解管理者分配的任务和要求，最终导致工作任务不能圆满完成。这样，不仅会致使效益方面的损失，同时会使被管理者滋生不满情绪，从而不利于公共组织的持续发展和稳定团结。
3如何发挥有效沟通在政府绩效管理中的作用
3.1强化有效沟通理念
良好的沟通对于提升工作人员的绩效具有重要意义，是保证绩效管理效果的重要手段。高层应有沟通的观念，发挥标杆作用，倡导并促进组织形成开放、平等的沟通氛围，形成从高层到基层共同遵守的价值理念，为有效沟通创造条件。
3.2采用正确合理的沟通方式
以正式沟通为主，保证正式沟通畅通，防止和减少非正式沟通的滋生和蔓延。及时在组织内部通报相关信息，保证下属通过正常渠道了解所需的信息，尽可能地降低非正式沟通对组织的不利影响；研究利用好非正式沟通，弥补正式沟通的不足，适当地澄清和消除虚假信息，有利于管理者了解下属的工作情况，便于对下属作出客观的评价。
3.3建立系统完善的沟通制度
一方面，按照绩效计划、绩效辅导、绩效考评与结果反馈等不同阶段，确定沟通目的、沟通方式、沟通内容等，由此制定明确的规范制度，提升绩效沟通工作规范化程度；另一方面，将管理者对下级的绩效沟通落实情况作为其绩效考评的重要内容，有效推动绩效沟通制度落实。结合实际执行情况，在平等、互动的基础上，建立开放、及时的绩效反馈机制，使员工的绩效考评结果能够得到及时反馈。同时建立良好的反馈渠道，使上级管理者能够就工作难度改进计划。
3.4注重绩提高管理者有效沟通的技巧和能力
有效沟通是一种双向的沟通方式，要发挥有效沟通对绩效管理效果的促进与提升作用，必须注重对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绩效沟通的培训，提升管理者的沟通技巧与水平，注重实际的沟通选择，注意对沟通时机的选择，注意把握沟通的内容，遵守相应的沟通原则，选择相适应的沟通方式和技巧，克服沟通的障碍，特别是信息过滤、选择性知觉、语言和利益冲突。有效的沟通是绩效管理的灵魂，是绩效管理工作成败得失关键的要素之一。为了更好地实施绩效管理，每一位管理者都应该注重绩效管理中的有效沟通，不断提高绩效沟通开发与管理的水平。但是有效沟通是需要双方积极参与的，需要上级和下级的积极配合，才能将绩效沟通工作落实到位。只有将有效沟通落实到位才能使相关信息传递畅通，完善公共部门绩效评价系统，实现对政策的有效执行。
参考文献
［1］赵曙明.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2］彭和平.公共行政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3］［美］罗宾斯.组织行为学［m］.第12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黎民.公共管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丁煌.政策执行组滞机制及其防治对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6］娄成武.现代管理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7
"双减"政策下，学科类培训机构被严格监管，大批企业退出。
曾经门庭若市的培训机构，人去楼空，教培工作者进入人才市场期待转型和工作机会，而望子成龙的家长们同样迷茫。
"不补课，我孩子一定会落在别的孩子后面。"在这样的需求下，"住家教师"这个并不冷门的职业悄然兴起，游走在政策边缘灰色地带，甚至被包装成为"新家政"。
在"新家政"的背后，是月薪2-5万的高工资，不仅让曾经的教培一线员工看到了再就业的希望，就对清北的高材生来说，也充满诱惑。
虽然，"住家教师"目前看上去仍处于监管难、处理难的困境，但高额支出后能否带来相应的回报，同样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今年9月6日，教育部办公厅就了《关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其中明确禁止违反培训主体有关规定，证照不全的机构或个人，以咨询、文化传播、"家政服务"、"住家教师"、"众筹私教"等名义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其实，住家教师并不是"双减"后才有的，更像是家教行业的新变种。
几年前，"家教o2o"曾经以燎原之势攻占市场。家长通过app就能找到所在城市的家教，既省了找中介的信息差成本，还减少了千里迢迢赶着去上课的时间成本，最重要的是，平台上教师的教学资质、教学情况评价一览无余，怎么看都是门"好生意"。数据显示，从2013年到2016年，有两千多家公司涌入家教o2o市场。
但平台低估了家长的决心和耐心。家长的终极目标是效果，而不是价钱或者是距离的远近，只要能找到适合的老师，什么样的代价都值得，而这些，恰恰是家教o2o实现不了的。到最后，家教o2o也没能培育出有竞争力的巨头，资本遇冷后绝大多数企业迅速陨落，一度销声匿迹。
一位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住家教师这个职业，目前最大的障碍还是政策，政策明令禁止，被包装在家政服务中，其实很容易被发现最终取缔。其次一名成为住家教师的年轻人，职业规划也会出现问题，做住家教师的职业经历几乎无法与任何工作对接成为经验。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8
[关键词]社会规制政策;双重外部性;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7)11-0026-03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不少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对社会规制政策的研究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受到重视。本文从对社会规制政策的经济学分类切入，着重探讨当前我国双重外部的社会规制政策(以下简称双重外部性政策)。
一､社会规制政策
社会规制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防止灾害为目的，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以及伴随着提供它们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并禁止､限制特定行为的规制”[1]与其他公共政策一样，我国社会规制政策的主体一般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有时是人大或司法机关，其客体是个人或组织及其行为。对社会规制分类，我们既可以从社会学角度按实施领域将其分为环境规制､安全生产规制等类型，也可以从经济学角度按规制目的分为公共物品规制､非价值性物品规制､负外部性规制和信息不对称规制。公共物品规制既涉及消防､防灾减灾等纯公共物品，也涉及医疗､高等教育等准公共物品。对非价值性物品的规制有禁毒､禁枪等。[2]对负外部性方面的规制主要针对水土污染､交通安全等。针对信息不对称的规制主要是涉及生活用品质量､有偿服务等方面的强制信息披露。
二､双重外部――社会规制政策的难点
1.外部及其分类。外部性的规制政策是当前社会规制政策研究的一个热点。外部性问题是由阿尔弗莱德・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首先提出的(当时被称为“外部经济”)，后来由他的学生庇古加以充实和完善，最终形成了外部性理论。“所谓外部性，是指某一经济主体的行为未经交易而对另一经济主体施加的成本或收益，前者为负外部性，后者为正外部性”。[3]我们将现实社会中的外部按其性质分为三类:仅具有正外部性的纯正外部､仅具有负外部性的纯负外部和双重外部。所谓双重外部是指具有负外部性的同时也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有两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讨论的外部都是合法且不违背社会公德的;严格意义的纯正或纯负外部可能并不多见，所以前面所做的只是一个近似的划分。
2.双重外部的特点及对其不当规制的后果。对于纯正外部，一般不需要予以干涉。对纯负外部，则必须实施规制，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对于双重外部是否要出台规制政策，则要权衡其正､负外部性的综合影响。道理看似简单，但是实际上解答这个正､负相抵的算式并不轻松。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难以将其正､负影响量化后进行比较，我们将双重外部的这一特点定义为争议性。面对这样的问题政府往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不实施规制，等于纵容该行为的负面影响，有政策缺位之嫌;实施规制则可能由于其争议性而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具体地说:首先，可能造成越位性政策失灵，通俗的讲就是公共政策管了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情而导致政策无效或低效。对于双重外部，如果政策主体对负外部性的评估高于实际情况并出台规制政策，就会造成越位性政策失灵。过度的､不适当的规制不但白白浪费行政成本和社会成本，还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其次，使政策主体陷于被动的舆论环境之中。“政策合法性的核心存在于人们内心对政策道义性､正当性和合理性的认可”。[4]而争议性恰恰意味着社会上并没有对某双重外部的综合影响达成广泛共识，政策合法性存在着缺陷。合法性的不足难免会使政策出台后面对大量的反对者，包括被规制对象和一些未牵涉其中但认为被规制行为利大于弊的市民､学者等。拥有正当理由的反对者们在社会舆论方面并不处于劣势，相反则使政策主体陷于被动。再次，可能导致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列入政策议程，或者说是否对某项行为实施规制，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执政者的价值取向和执政理念，反映了各群体之间博弈的结果和他们在社会中地位的高低。当人们发现自己的利益被毫无道理的规制政策所削减，而且自己及所在群体的利益根本不受执政者重视的时候，他们的反对和抵制必然会非常强烈和持久，并可能从对政策的抵制转向对执政者的抵制。在现实生活中，针对双重外部的政策不乏失败的案例，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以便更深刻地理解并慎重对待双重外部。
三､广州禁行电动自行车――双重外部性政策的现实案例
事件回放。2006年11月14日，广州市公安局召开新闻会，宣布广州将出台规定:从12月1日开始在全市范围内严禁电动自行车和其他安装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上路行驶，不予登记发牌;对于市民保有的电动车，政府不会给予赔偿也不会进行回收。在被记者问到“广州为什么要‘禁止电动车上路’”时，交警部门发言人表示:广州不是第一个“禁止电动车上路”的城市，包括福州､珠海等城市都已“禁止电动车上路”;上海市一直没有“禁止电动车上路”，给其交通造成很大的压力;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是根据自己的城市发展规划的需要考虑。另据广州交警部门公布的数据称，电动自行车事故伤亡率较高。2006年1-5月份，广州市区发生涉及电动自行车的事故49宗，伤亡56人。[5]“禁止电动车上路”消息传出后，有支持的声音，但反对的声音也很强烈。电动自行车的生产者､销售者､使用者､潜在使用者和一些学者､市民纷纷表示政府对电动自行车的评价不公，决策依据难以服众，并未充分考虑底层市民的利益。一时间，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成了全国媒体争相报道的热点事件。因为社会反响强烈，2007年3月13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在发表言论较为自由的网络媒体上，对“禁止电动车上路”的非议更是此起彼伏，延续至今。相应地，半年多来广州“禁止电动车上路”规定的实际执行情况也非常不理想，主干道以外的路段仍有为数不少的市民骑电动车上路。[6]
案例分析。市民购买使用电动车本意是为了方便出行，但大量的电动车上路给城市交通带来了不便，降低了道路使用效率，同时因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和驾驶员技术没有保证，电动车的上路对他人安全造成了威胁。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也就是增加了城市整体和其他市民个体的成本，产生了负外部性，应该予以规制。但是为什么“禁止电动车上路”规定出台半年之后反对声仍然不绝于耳，规定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呢?究其原因，除了使用者众多以及使用者损失没有得到补偿之外，还在于使用电动车是一种双重外部，它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第一，电动车价格低廉，普通百姓都能消费得起，在广州公交运力不足的情况下电动车起到了补充作用，缓解了公交压力;第二，电动车无尾气污染，比汽车环保;第三，电动车的电池可反复充电，比汽车节约能源。这些正外部性使反对“禁止电动车上路”更具正当性，使反对者得到了社会舆论的支持进而更加坚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例子来印证:在“禁止电动车上路”前不久，广州市政府就已宣布将从2007年开始禁止摩托车在市区范围内行驶。同样是被禁，同样是使用者众多，但“禁摩”并没有像“禁电”那样遭到强烈的反对，政策实施以来波澜不惊。之所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除了政策细节因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使用摩托车不像使用电动车有那么多的正外部性，它接近于一个纯负外部。可以说广州市的“禁止电动车上路”规定是典型的双重外部性政策，同时也是一个没有妥善处理双重外部争议性的案例。广州市政府没有很好地研究问题的两面性及其可能引发的后果，仅强调电动车的负面影响，简单､粗暴地出台法规对市民合法购买的电动车予以禁行，结果导致了大量市民的反对和抵制，规定的执行面临困境。同时政府还被怀疑与利益集团合谋剥夺底层市民的路权，引发了一定的社会不满情绪，使政府的形象和威信受到损害。
四､对制定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思考
1.贯彻和谐社会理念: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时代要求。制定公共政策要考虑不同时期的社会环境。目前，我国正在全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必须从过去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转向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社会规制政策是政府履行社会调控职能的重要手段，关系到社会的和谐安定，关系到人心向背。因此，作为政策主体的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应该做到:一方面要对社会规制政策给予更多的重视，尤其是双重外部这样的政策难点。当然重视并不等同于增大对双重外部的规制力度和范围，而是说要时刻谨记其争议性，在问题的处理上更加认真､谨慎和科学。另一方面是在解决双重外部性问题时要贯彻和谐理念。社会和谐就是社会各种要素和关系相互融洽的状态。政府在双重外部性政策的制定上，应致力于将利益矛盾缓和与化解。负外部性固然是要采取措施予以消除的，但相关群体的正当利益也要有所保护，切不可简单､粗暴地以行政权力一禁了之。
2.重视政策问题的论证:双重外部性政策的合法前提。政策问题的构建与论证是公共政策过程的逻辑起点。[7]具体来说，如何界定政策问题以及将何种社会问题纳入政策议程从最根本上决定了政策的合法性以及未来被认同的程度，进而决定了政策能否有效执行､政策目标能否实现。所以，考虑到双重外部的争议性，在将事关此类行为的问题列入规制政策议程之前，一定要对问题的特征､性质､实质等内容进行缜密的论证。论证的过程应该是一个主体与客体､专家与公众等各方利益主体充分博弈的过程。专家和政府相关人员的优势是他们具备较多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分析预测能力，考虑问题也更有大局观念。但是，理论与现实总是有差距的，汉代政论家王充的《论衡》中有这样一句话: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好的决策一定要倾听公众的声音，这也是科学决策､保障公众知情权和参与权的基本要求。
3.选择合适的规制方式: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核心内容。如果政府最终决定对某一双重外部性问题实施规制，那么根据问题的不同特点选择规制方式是政策制定中至关重要的。社会规制的方式主要有登记､认证､指定､特许､限制､禁止等。“禁止”可以说是众多规制方式中最严厉的一种，但它并不适用于解决所有问题，而且不必要的“禁止”常被批评为是惰政。制定双重外部性政策的目标是趋利避害，所以应以登记､认证和限制等方式为主，尽量避免使用“禁止”的方式。例如在处理电动自行车问题时，完全可以通过限定行驶范围､在某一时间段内办理登记发牌之后永久停止发牌､规定单双牌号交错上路､加强检查并没收超标不合格车辆和无牌照车辆､强制驾驶员参加资格考试､强制佩戴头盔等方式来最大限度地消除负外部性。尽管这些措施执行起来需要更多的成本，但是它们更容易被公众理解和接受，也更符合和谐社会理念。
4.制定利益补偿机制:双重外部性政策的辅助系统。根据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如果被规制对象的某项正当利益被削减，那么只有在其他方面给予补偿才会减弱其抵制情绪和行动。这里所说的利益补偿是广义的，包括对被规制对象的尊重､关怀和经济补偿等。例如向公众耐心地解释政府实施规制的原因;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为各方提供表达利益诉求的机会，听取他们对政策细节的意见;提供替代方案以帮助人们解决因实施规制带来的不便;给予人们一定的经济补偿来弥补规制政策造成的损失。试想，如果广州市在“禁电”政策中承诺对市民的合格电动自行车予以有偿回收，那么仅此一条就会使很多车主打消抵制的念头，尽管他们可能仍然心有不甘。所以，在制定双重外部性政策时应当制定好利益补偿机制，以保障双重外部性政策的有效执行。
参考文献:
[1]植草益.微观规制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张金马.公共政策分析:概念・过程・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李瑞昌.公共规制:利益分析与风险分析[a].毛寿龙.公共政策与政府治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7]谢明.政策分析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9
摘要：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全面而深入。会计管理方面、央企高管薪酬方面、教育考试科目方面、绩效工资方面、养老保险缴纳政策改革方面等都有措施。改革促进社会的发展。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也都有措施。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又是税务体制改革的一次探索。分析产生税收事先裁定的原因、影响和意义。试以分析税收事先裁定可运用于钢铁、石油、能源产业；运用于汽车销售、房地产销售行业；运用于职工个人所得税交纳事项等等。其有效运用，能更好解决征纳双方间存在的问题，完善征纳体制和税收形式。总结之所以提出税收事先裁定的税收改革形式，也是本着解决征纳双方核算税额差异的矛盾出发，本着解决事后税收清算的复杂性繁琐性出发，本着提高工作效率、减少重复工作的目的出发，希望把问题同税收事先裁定的征税优势和合理性相统一，使存在的问题得到更好解决，使工作效率更高，完善税制工作。
关键词：税制体制改革税收事先裁定原因影响运用
一、当前改革的形式与意义
当前我国的各项改革稳步推进，全面而深入。财政部会计管理的改革举措；央企高管薪酬改革；高考文理科及英语科目的改革；事业机关单位绩效工资改革；养老保险缴纳政策改革等等。从中，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改革的决心和信心。常言道：改革是国家社会发展的动力。从国家大刀阔斧地正确改革中，民众更加坚信：改革后的社会分配将更加合理；财经监督将更加合理有效；教育改革将更有利于促进素质教育；社会养老分配趋于更公平公正等等。这样的改革有利于国家发展，有利于社会进步。这是从国家层面向社会传递的改革正能量和积极态式。
二、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的意义
当前改革中，财政体制和税制体制改革都有动作。政府预算改革、政府报表权责发生制的运用改革、政府债务管理等都是当前改革的热点及民众所广泛关注的。当前“营改增”就是税收改革的一大亮点，它减轻了企业负担，为经济发展提速，是税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正确的改革都促进体制的完善，使之与社会发展更和谐，更多体现社会的公平公正等。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既是税务体制改革的一次探索，又是改革的一次尝试。把税收事先裁定的科学性合理性与征纳双方存在的各种问题矛盾结合起来，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更好地完善税务工作、为社会发展服务。
三、分析税收事先裁定的原因、影响
过去存在税收事先裁定是由于企业兼并重组之后，征纳双方对于税收征收标准、核算依据、抵扣情况、税务政策等的理解存在差异，事后应纳税额的认定又较为复杂繁琐、工作量大，使得征纳双方事后各自对税额认定意见分歧较大，不利于税款有效及时征收。一定程度上使国家机关与企业之间产生税务矛盾，这本身就是不和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产生了税收事先裁定，在企业兼并重组之前，企业与税务部门就统一核定应纳税额，确定税额。税收事先裁定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缓解税额差异存在的矛盾，缓和征纳双方的不和谐因素，构建和谐的征纳氛围。
四、税收事先裁定的运用与意义
（一）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涉及范围不因只是上述所说的情况，不仅只是因为事后税额难算，征纳双方税额差异较大上才得以运用。原因可以扩大到：怎样提高纳税效率，怎样减少企业相应成本，怎样提高工作效率等方面。同时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税目数量也是可以先少再逐渐增多，可以先在改革中运用部分或少数税目，待成熟完善时，可以再增加税目、扩大范围等。对于税收事先裁定的对象，也可以从机关单位、优质企业向一般中小企业、单位过渡。在试点企业中完善征收，提高增收效率。
（二）税收事先裁定可以扩大到效益好、产品质量优、产品热销的企业中。比如石油产业、钢铁产业、能源产业等。该行业产品性质较为集中，产销量较大较好，一般都能很好地完成预算指标或利润指标。通过税收事先裁定，先把其历年纳税数据与产量、销量、利润进行比较，结合当年预算指标，通过预算当年的产量、销量可以预计出其税收数额。通过预算数据进行合理科学评估得到的税收数额。企业也可以在大批量销售合同方面先实现税收事先裁定。企业按其纳税可以减少其纳税成本和核算成本，提高工作效率。
（三）税收事先裁定也可以运用到汽车销售行业、房地产行业等。众所周知，汽车与房产的销售量在我国始终是呈上升趋势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都考虑买房产，买更多的房产以获得安稳平稳的生活状态。汽车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工作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几乎家家都有小汽车，这同样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们也知道，房地产行业项目清算结算内容多样、工作量大、工作繁琐。就这点而言，把其放入税收事先裁定的范围也是可以的，同时房地产销售的时间一般不会很长。可以先树立核算样本；把销售收入、利润作为重点核查项目，加以确定税收部分税目的数额。可在优质楼盘中试运用，通过销售价格和利润水平核定其税额。企业也可以通过大额销售定单先进行税收事先裁定的试行。这样一来，税收事先裁定减少了必要的税收核算，减少了事后繁琐复杂的税务清查等工作，节约了企业和税局工作资源，减少了部分人力财力物力的支出。
（四）税收事先裁定也可以运用到职工个人所得税的交纳中。在现有的财务体制改革中，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机关单位都要按全面预算进行管理，严格按预算指标合理使用资金。首先，机关单位职工个人收入是相对稳定的，对于财政供养的机关单位更受预算数额的影响，通过当年预算个人收入数据分析，和历年个人收入数据分析，就可以得到当年其收入水平和纳税水平。可以先在收入稳定的机关单位试以税收事先裁定。这样可以避免机关单位每月都重复交纳职工个税。本身税额差别就不大的机关单位，重复性的单一工作，没有很好地提高效率。把其问题之处同税收事先裁定的合理性结合分析，这是值得尝试和运用的。
五、总结
学生双减政策的目的和意义篇10
关键词：特朗普；经济新政；“民粹”竞选策略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于2016年11月9日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面对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不同群体之间社会矛盾激化、反恐安全等一系列国内和国际问题，特朗普任职之后的当务之急就是推行新政。在没有经过国会授权和引进立法的情况下，特朗普在2017年1月20日任职之后就密集签署总统行政令，包括退出tpp、“废除奥巴马医保政策”、削减对美国制造业的监管规则、批准输油管道建设项目、修筑“美墨边境墙”、“禁止中东北非七国人员90天内入境”、“重新审查华尔街监管规则”等，绕开国会推行新政。然而缺少法律支撑的新政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大，反对行为也越来越多样化，如移民旅行禁令遭到多家法院驳回；参议员、共和党立法者、立法者公开反对部分行政令；企业高管、协会会员、普通民众发起抗议活动等，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承诺的经济新政在未来充满不确定性。
一、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经济目标及其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概要
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其新政的核心原则，2016年9月15日，特朗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演讲时提出为美国人民大量增加就业、工资、收入和机会的“美国经济复兴计划”，通过实施改革措施刺激经济增长，将美国经济总体目标定位为“未来十年的经济平均增长率至少维持在3.5%，或达4%，创造2500万新的就业岗位”。回顾美国历年来经济增长情况，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如图1所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117%，其中2015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为2.426%，远远低于特朗普制定的总体经济目标3.5%（或4%）。而距今最近任期内实现3.5%以上经济增长率的总统为总统克林顿（任期：1993-2001年）和共和党总统里根（任期：1981-1989年），因此，特朗普提出3.5%（或4%）的经济增长目标显著带有“功利色彩”，必须要配合经济新政来摆脱目前低速增长的困境。
（一）大规模减税与降支相结合的财政政策特朗普的税收改革政策是经济新政的重磅计划之一，也是大幅选票来源之一，减税计划涉及企业和个人。在企业税收方面，将最高联邦企业税率从35%降至15%，将一致适用企业税率缩减至15%，对迁回海外利润的美国企业一次性征税10%。在个人税收方面，一是提高标准扣除额，个人申报者及已婚联合申报者分别提高到25000美元和50000美元，提高了4倍，将使美国7500万人不必纳税；二是废除遗产税；三是将股息及资本利得税税率最高限制在20%；四是把现行的个人所得税累进档从10%／15%／25%／28%／33%／35%／39.6%简化为12%／25%／33%；五是14岁以下美国少年儿童享有托儿费免税。大规模减税必将大幅度降低联邦财政收入，为了缓解财政赤字问题，特朗普提出“一分钱计划”，即每年削减1%的支出，削减项目包括废除奥巴马医改，削减海外军事投入等。但是特朗普的降支计划不包括基础建设投资支出和国内军队建设支出，特朗普宣称将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预算投资5000亿美元以上，并且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必须采购美国制造的商品，甚至有意发行“基础设施债券”，开放民间购买，刺激民间资本参与；大幅增加国防预算开支，增加国内军费支出，加强美国军事建设，增加战机和军舰采购，扩大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规模，要通过“无可置疑的军事实力”来阻止冲突。
（二）加息主张和弱势美元相结合的货币政策特朗普关于利率政策取向的态度摇摆不定，从2015年6月开始在“抨击美联储低利率政策”与“支持当前低利率政策”之间发生了两次转变，最新立场是不干预当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放任加息。在汇率走向方面，从特朗普批评欧元、日元、人民币等货币币值低估的态度就能看出特朗普倾向于施行弱势美元政策。
（三）激进反全球化和孤立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特朗普以美国货物贸易逆差造成国内资源和工作岗位流失为出发点，鼓吹货物贸易逆差仅有利于贸易伙伴，却损害美国经济复苏，宣扬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包括指责中国通过操纵汇率形成美中巨额贸易逆差，要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45%的关税；企图重新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1994年就签署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要求墨西哥出资在美墨边境修建高墙，对从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35%的关税；退出tpp，甚至扬言要退出wto等。
（四）制造业回迁和重振的产业政策特朗普号召美国跨国公司回迁，通过重振制造业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如2016年1月特朗普在利伯缇大学演讲时称“我们将让苹果在美国生产他们的电脑，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直接表达他要求制造业回迁的主张。除了延续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购买美国货”措施外，特朗普重振美国制造业的手段集中体现在“税改”和“去监管”两方面，承诺缩减至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改革将使美国成为与爱尔兰、新加坡一样的低税收国家，美国企业不再需要跑到国外低税收国家避税；承诺对企业的监管减少75%甚至更多，鼓励企业在美国扩大投资；反之对在海外生产并将产品销往国内的美国制造商征收高额“边境税”。
二、特朗普经济新政所面临的党派内分歧
共和党是美国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之一，与相比，共和党主张“有限政府”、“分权”、“个人自由”和“法制”，主要支持者来自宗教组织、大企业、退伍军人，尤其是男性白人，代表着资产阶级利益和社会保守势力，也被视为社会保守主义、经济古典自由主义，在外交、国防问题上采取强硬态度的“”、“鹰派”、“保守派”政党。在经济思想方面，大多数共和党人支持对商业有利的自由市场政策，倡导经济自由主义，限制政府支出和政府管制，也被认为“自由”、“市场经济”、“财政保守”的政党。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参与竞选，他的竞选之路遭遇共和党精英的各种质疑和反对，如前共和党总统选举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共和党“建制派”人士）在2016年3月就公开警告“如果特朗普当选总统会制造危险局势，可能触发美国新一轮经济萧条”，2016年10月与美国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等20多人公开要求特朗普退选。在质疑和反对的困境中，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吸引边缘化的劳动者和愤懑的中产阶级等人群的支持，这些工资长期停滞和对收入不平等不满意的选民是美国经济衰退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对联邦政府非常愤怒，对未来美国经济状况非常担忧，认为共和党精英背叛了他们，迫切希望能有个“反建制派”的人来当选总统。特朗普的“民粹”竞选策略出奇制胜，成功赢得总统选举，然而却激化了共和党内党派矛盾，特朗普经济新政与共和党传统价值观之间的争端将影响其经济政策的实现可能性。
（一）“减税”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降支”面临财团利益再平衡大部分人共和党人奉行的财政政策是“减税降支”，因而共和党也被称为“财政保守党”。在减税方面，共和党坚持供应学派理论，认为减税会刺激供给，增加消费和投资，虽然短期内减税会减少财政收入，但长期而言消费和投资的增长会带来税基的扩大，从而增加税收总额，扩大财政收入。代表性的共和党总统是里根，当时美国经济面临财政赤字、管制过多、税率过高和通胀这四大问题，里根在1981年执政后立刻向国会提出“30%减税计划”并被国会通过，在实践过程中虽因财政赤字不断增加而被打折，最终将个人最高累计税率从70%降低到28%，公司所得税率从46%降低到34%，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减税，虽然降税幅度小于原计划的三年减少30%，却也使美国成为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其次，里根政府通过大量发行中、长期国债筹资，以吸引国际资本流入的方式配合减税政策来抵消短期内因减税而带来财政收入减少的影响。里根的减税政策效果是积极的，成功帮助美国经济摆脱了“滞涨”的泥潭，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然而契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的减税政策效果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的，减税政策并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促进经济增长。以共和党总统小布什的减税政策为例，小布什在2001年执政时向国会提交了十年内大幅减税1.6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以兑现竞选总统时向选民许下的承诺。
但是小布什的第一次减税计划并没有取得预期效应，加之“9?11”恐怖袭击和阿富汗、伊拉克战争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如图2所示，2002财年小布什政府不仅花光总统克林顿时期连续四年的财政盈余，还出现了1578亿美元的财政赤字，占GDp的1.49%。2003年小布什向国会递交第二次减税计划，由于巨额的财政赤字问题，受到社会各界普遍质疑，虽然国会最后通过减税计划修正案，却将减税额缩减一半（十年内减税额预计为3500亿美元），减税计划在执行期间由于财政赤字的问题阻力重重，美国经济没有实现稳定增长，相反在2007年遭遇次贷危机，2008年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出现负增长。Benjaminm.Friedman（2007）评价小布什政府减税政策的效果是屡创财政赤字纪录、失业率居高不下、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等，对美国经济造成长期威胁。在财政支出方面，大部分共和党人都支持削减政府开支、精简政府机构、减少政府管制。以里根政府为例，里根在执政期间提出少政府、少开支、少福利的政策，公布一项削减800亿美元预算赤字的计划，主张削减财政开支，尤其是削减社会福利开支，改革社会福利制度，然而里根的减支计划不包括军费，为了在军事上对苏联保持绝对的威慑优势，里根政府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保证共和党军工财团的利益。也有部分共和党总统主张增加财政支出，以小布什政府为例，小布什在执政期间大幅增加联邦支出，军事支出也不断增加，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2003财年联邦政府的实际支出为8260亿美元，同比增长11%，其中国防预算支出为3930亿美元，同比增长16%，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耗费了580亿美元，由于小布什在执政期间美国财政赤字不断创新高（图2），2009年财政赤字达到历史最高点，赤字额为14137亿美元，占GDp的比重9.47%，共和党也被批评不再是提倡“保守财政政策”的政党。而无论是里根政府的财政减支还是小布什政府的财政增支，其共性在于联邦政府都增加军费支出，这是由于共和党代表着资产阶级和社会保守势力的利益，背后的财团是石油巨头、军工巨头、大银行家，军费支出意味着保障共和党财团的利益，是不可撼动的。因此，特朗普“减税”政策主张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却将遭遇现实主义困境；特朗普“降支”政策主张面临财团利益再平衡，需要审慎衡量削减项目。
（二）“加息”迎合共和党传统价值观，汇率手段调控宏观经济在利率政策方面，大部分共和党人支持里根经济学，即货币学派的以控制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理论，认同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来复苏经济。以里根政府为例，1980年美国通货膨胀率为13.58%，里根政府支持美联储加息，以提升银行利率减缩货币供应量来抑制通货膨胀，1989年通货膨胀率降至4.83%，美国成功度过经济衰退，迎来经济增长。大部分共和党人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给经济带来隐患，以小布什政府为例，2001年美联储先后11次降息，至2001年12月11日，联邦基金利率降至1.75%，放松银根的低利率货币政策在金融市场上为次贷危机埋下隐患，并蔓延至全球形成国际金融危机。在汇率政策方面，汇率成为共和党人调控宏观经济的手段。里根在执政期间充分利用资本“逐利”的特性和“美元特权”，通过提高利率来吸引全球资本（包括滞留于海外的美国资本）流入美国以提振美国经济，高利率导致美元的高汇率，高汇率导致高外贸赤字，高外贸赤字形成高利率预期，推动美元利率进一步走高，“高利率+高汇率+高赤字”现象吸引全球资本进一步流向美国，强势美元政策取得奇效，迅速提振了疲软的美国经济。小布什在执政期间推行的是弱势美元政策，美元贬值有利于抑制经常项目逆差的扩大，而小布什最主要的意图是通过弱势美元刺激出口来促进经济回升和就业增长，美元在2002-2004年连续三年贬值，贬值幅度近50%，缩减了美国的对外债务。短期内弱势美元的政策发挥了作用，美国经济很快开始了复苏，进入了恢复性增长阶段。但是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扩大的趋势并没有得到抑制，根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经济分析局数据，2004年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5.7%，巨额的贸易赤字支撑着小布什政府巨额的联邦预算赤字，美国经济好转完全依赖于国外资金的注入，而美国政府早已丧失了清偿美元债务的能力，汇率的币值反映经济基本面，市场形成美国经济放缓的预期，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三）“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悖离共和党派传统价值观大部分共和党人奉行“自由贸易”，以里根政府为例，里根在竞选美国总统时提出一个包括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及加勒比海诸国在内的“北美共同市场”设想，在任期内签署和推动国会批准了《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布什在任期内通过了wto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世界贸易新格局；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推动立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公布“美国贸易法修正案”，将美国的战略目标定位为“开放市场、建立一个不断扩大的国际贸易体系”。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提出“竞争性自由化战略”，采取主导双边自由贸易谈判推动地区贸易谈判参与世界多边谈判，包括提出了“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等，积极推动wto多哈回合谈判，单边、双边、区域和多边贸易并行，大力扩展全球市场。因此，特朗普倡导的高关税贸易保护、重新协商、甚至退出经济组织等“激进的反全球化，孤立主义贸易”行为完全悖离共和党派传统主张。
（四）对华政策迎合共和党“鹰派”传统，需在“合作双赢”现实中妥协共和党在外交上被称为“鹰派”，表示强硬派或者好战派，历任总统在竞选期间对华态度都不友好，包括孤立敌对中国、“承认”但不“接受”“一个中国”、抨击中国操控汇率等，但在执政期间共和党总统越来越重视与中国的关系，认识到中美经贸“合作双赢”，对待中美关系也是慎之又慎。如共和党总统尼克松，他在就任美国总统前是有名的“鹰派”，带头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就任总统之后公开宣布与中国共产党保持敌对关系，并不时派飞机、军舰侵入中国的领海、领空进行骚扰，而正是共和党总统尼克松，1972年访华签署中美第一份联合公报《上海公报》，打破新中国成立后中美隔绝的局面。共和党总统里根的对华政策表现为“承认”但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原则，虽然里根在1982年8月17日签订了表面上限制对售的“八一七”公报，实际上却源源不断对售，并辩驳说美国的对台政策是“美国必须确保台湾应对大陆‘威胁’的军事防御能力”，里根虽质疑“一中政策”，但由于中、美、俄复杂的国际环境，并没有人为的引发贸易争端制造贸易摩擦，中美经贸在里根任职总统期间持续增长。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执政后曾一度把中国视为战略对手并采取预防性遏制的对华战略，2005年小布什连任美国总统后，提出“要以建设性和坦诚的方式与中国接触”，“美国的目标不应当是阻止或者遏制中国，而应当帮助它在目前的国际秩序范围内实现其合理的抱负，成为亚洲和国际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中国责任论”，中美经贸在其任职总统期间也保持稳定增长。总体而言，共和党执政下的中美关系虽然时有小波折，但是执政后的共和党总统并没有选择竞选时期的严厉态度，人为地割裂中美关系，发起贸易制裁点燃贸易战，而是审慎对待，在“合作双赢”和“斗则俱损”的现实中妥协，互惠互利稳定发展中美经贸关系。
（五）“民粹”竞选策略激化了特朗普与共和党党内精英之间的矛盾共和党“建制派”原先指共和党中比较传统、温和的保守派，他们长期在共和党中掌握党政系统，拥有较大的权利，包括共和党高层大佬，全国委员会、国会议员、参众议院，以及共同党背后的财团，他们决定选举章程、控制资金分配，是共和党精英阶层。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参与竞选，在共和党“建制派”质疑和反对的困境中善于运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获得中下阶层选民的选票赢得选举，最终与共和党“建制派”决裂，特朗普的经济新政如“反对美国军事安保扩张，主张削减海外军事投入”的经济计划大大削减了共和党军工财团的利益；“激进的反全球化，主张贸易保护”的贸易政策缩减了共和党资产阶级的销售市场和利润来源。特朗普无论在竞选期间还是在任职之后都广泛遭遇共和党派高级立法者的公开反对，激化了共和党党内矛盾，不仅影响其执政支持率，也影响其经济政策的实现可能性。
（六）特朗普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根据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117%，经济复苏乏力；根据美国劳工部劳动统计局统计数据，2016年美国的失业率为4.8%，接近充分就业；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数据，2016财年美国的财政赤字为587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2%。特朗普以“美国优先”为其新政的核心原则，以“民粹”为其竞选策略，辅以大规模减税计划，提出具有“功利色彩”的3.5%（或达4%）经济增长目标，希翼美国再现里根时期繁荣。在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下，根据美国税务基金会的测算，特朗普的大规模减税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损失10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特朗普2016年9月15日在纽约经济俱乐部发表经济计划时称其减税方案总规模4.4万亿美元，特朗普团队经济顾问摩尔称未来十年内降税对财政收入的影响将被控制在3万亿美元以内。无论最终数额如何，特朗普的减税计划都远远超过之前共和党总统的减税规模，而特朗普政府所面临的负债率也远远超过里根政府和小布什政府，联邦政府债台高筑，巨额的财政赤字犹如悬在共和党减税政策上的一把利剑，严重限制美国政府未来的融资能力和开支能力，减税削支将使经济陷入衰退，减税扩支会使财政赤字飙升。特朗普选择“抨击挑衅中国”实施其贸易保护政策，不仅损害了共和党资产阶级的利益，还面临与中国“合作双赢”或“斗则俱损”的选择。因此，如表1所示，选择共和党总统里根和小布什为参考，在共和党传统价值观视角下对比特朗普经济新政，特朗普的经济经济新政不仅难以摆脱奥巴马政府遗留的现实经济困境，亦难以复制里根主义。
三、特朗普经济新政的内在逻辑和实现可能性分析
特朗普的经济新政不仅面临的党派内分歧，以内在逻辑为核心，从维护选情需要、真实利率主张、经济学逻辑和现实阻力四个方面出发，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能否真正实施在未来还存在很大变数。
（一）部分激进“民粹”政策目的是为维护选情需要特朗普作为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从政经历的商人，属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的“草根”，在美国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拉大、不同群体对立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环境下，随着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开始滋生，特朗普善于利用“民粹”作为竞选策略，提出通过增强中产阶级的富有和竞争力“让美国再次伟大起来”，吸引愤懑的中下层阶级的支持。evenos-nos指出“自从茶党2010年的高潮逐渐衰落，美国极右的公民———爱国者民兵、自发边界纠察队、白人至上论者———在不断地寻找他们典型的化身，他们现在找到了特朗普。”特朗普的反移民、反全球化的孤立主义政策主张正是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更多的是出于维护选情需要，然而，孤立主义更多地基于利益再分配的冲突和折衷，如果孤立主义并未能实现特朗普“功利色彩”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特朗普任职后必定会对其出于维护选情需要的政策主张进行调整修改。
（二）摇摆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盖了其真实的利率主张特朗普虽然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并表示支持美联储加息，但是特朗普也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当前低利率政策，因此，分析特朗普的真实利率主张需要从其出发点和经济主张方面综合考量。特朗普抨击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的出发点主要有两个：一是借低利率抨击美联储货币政策受奥巴马政府控制，即丧失独立性又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带来经济的虚假繁荣；二是低利率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储户的利益。这两个出发点都带有竞选拉票的政治意图，前者用于抨击竞争对手，后者用于拉拢美国选民。而特朗普支持低利率政策的真实意图体现在举债大兴基建这个经济主张上，特朗普预算投入5000亿美元以上重建基础设施，希望通过发行长期国债的方式来进行债务再融资，低利率有利于长期融资，并可以通过发行更便宜的新债来偿还高息的旧债，考虑到特朗普的商人背景，作为地产商人，他曾经濒临破产被银行团监管，低利率更符合他的个人偏好。因此，可以认为特朗普支持加息的立场大概率仅为竞选拉票策略，任职总统后真正符合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依然是维持低利率环境。根据美国的法律，美联储是独立运作的，特朗普任职总统后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会对美联储的货币政策产生溢出效应，或者一定程度上需要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配合，即维持低利率环境配合其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美联储有可能会适度地为联邦政府的赤字提供便利。然而，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和影响早已经被市场消化，甚至是过度地消化，2016年12月14日美联储的25个基点加息是时隔一年后的再次加息，如果美联储迟迟不加息，那么其信用会受到比较严重的质疑。因此，从长期来看，虽然特朗普摇摆后的利率政策取向掩盖了其真实的利率主张，但是美联储的加息不会加快也不会止步，美国货币政策仍会处于宽松状态。
（三）制造业回迁违反经济学逻辑，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容易诱发贸易战特朗普宣称美国贸易逆差仅利于贸易伙伴，却造成美国国内资源及工作岗位流失，主张通过制造业回迁解决美国国内失业问题，并通过关税来限制进口，甚至对贸易逆差严重的国家如中国、墨西哥征收惩罚性关税。单从国际贸易理论上分析，美国制造业在全球范围内布局是各个经济体通过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结果，各个经济体包括美国通过资源禀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降低生产成本，产品内分工更使得商品不再有国别的概念，参与分工的经济体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获得产品，消费者最终获利。美国的资本和技术要素禀赋丰裕，国内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符合要素禀赋理论，美国国内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下降亦是长期趋势，反映出随着高新技术的发展，制造业自动化程度不断提高，符合产业结构升级换代趋势，而特朗普所主张的制造业回归的经济政策显然违背了比较优势理论，违背了产业结构发展规律，造成美国国内商品生产成本提高，对于美国国内的消费者而言购买“美国货”需要支付更昂贵的价格，最终是让美国的消费者补贴了制造业，加重了美国中低收入者的生活成本。其次，由于美国国内生产的制造品价格更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必然被劳动力要素禀赋丰裕的经济体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所替代，因此特朗普需要用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来保护这种让制造业回归的扭曲政策。然而，特朗普激进的贸易保护政策如果仅对中国产品征收高关税，服装、鞋类和低端电子产品等就业岗位也不会回到美国，只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特朗普把所有低工资国家的产品都拒之门外，将只会造成美国开放贸易体系的终结。最后，贸易保护政策是相对的，美国限制他国产品进口，必然会导致其他国家的贸易报复，对于想要复苏增长的美国经济而言只会适得其反，陷入更差境地。
（四）部分竞选政策法案难以通过国会审议特朗普经济新政不仅与共和党的传统价值观存在争端分歧，对其当选和任职也耿耿于怀，2016年11月9日美国大选结束后，声称计票器被黑客攻击要求重新计票的社会新闻就不间断，美国威斯康辛州和密歇根州也将重新计票这件事情付诸行动，用实际行动表现出了派的质疑和反对。美国实行三权分立制度，共和党目前在国会参众两院获多数席位，特朗普执政后的经费开支及法案通过等须由国会批准，会有各种势力进行博弈，实际上仅是行政分支主管的美国总统提出任何政策都有被打折甚至驳回的可能，这也是特朗普任职之后绕过国会密集签署总统行政令的缘由，然而缺乏法律支撑的行政令毕竟缺乏效力，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大部分经济新政还是需要经由国会授权和立法，最终付诸实施的法律有可能与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改革相距甚远，这也是美国政治最大的不确定性。
四、中国应对建议
特朗普的3.5%（或4%）经济增长目标充满“功利色彩”，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否能够落实，不仅取决于其个人意志，更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宏观经济现实的影响，在未来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历届美国总统竞选都拿美中贸易逆差说事，指责中国操控汇率，造成美国制造业失业率增加，要以贸易逆差“受害者”的身份引发贸易争端，发起贸易制裁，事实上历届美国总统都明白美中经贸互惠互利，人为地割裂中美关系点燃中美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发展都是弊大于利的，执政后对待中美关系也是慎之又慎。虽然特朗普的对华态度延续了共和党的“鹰派”作风，在竞选成功后不断尝试一些“试探动作”挑衅中国，如2016年12月2日特朗普与台湾领导人蔡英文通话，公开违背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台领导人、高级官员不直接交流的默契；2016年12月11日接受FoX电视台采访时谈到要把“一中政策”当成交易筹码与中国交换贸易或其他事物，但是这些“试探动作”也正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尝试寻找中美两国交往的底线，也能推测出特朗普审慎对待在竞选时期抨击中国的言论。特朗普是继里根之后第一个质疑“一中政策”的共和党总统，在“里根时代”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都远远落后于现在亦能维护好自身权益实现中美共赢发展，如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美国是最重要的双边贸易伙伴之一，中国完全有能力抗衡美国不公正的挑衅并积极反击。中美经济互惠共赢，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特朗普如果坚持以汇率操纵为借口向中国征收高达45%的惩罚性关税，中国必然会诉诸报复行动，局部贸易战可能一触即发，相信特朗普在充分了解、认识这一现实之后，也会审慎思考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方式。因此，特朗普新政后会落实哪些经济政策以及会如何处理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因素广而复杂，但是可以预见的是，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的经济新政的可行性充满着不确定。[作者单位：闽江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本文系福建省教育厅社科项目“经济增长的‘自贸区驱动’效应研究”（JaS160422）的阶段性成果。]
主要参考文献：tessaBerenson.ReadDonaldtrump’sSpeechonJobsandtheecono-my[J].time,201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