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1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新学期开始，“双减”新政落地，将让中小学的办学生态发生巨变，学校教育主阵地地位增强，我们教师肩上的责任无疑更重，专业性要求更高。“双减”之下工作量虽略有增大，但也促进了自己对教学的思考：如何提高作业质量，如何进一步优化课堂，这是“双减”给老师们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要落实“双减”政策，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扎实有效的开展教学常规工作。
“双减”新政给老师带来了哪些影响？“双减”之下，如何让教育回归，让幸福回归？下面我谈谈对“双减”的感受和看法。
一、“双减”政策下，教师要加强备课质量，优化课堂，布置作业，力求“少而精”，致力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
“双减”出台，意味着我们教师要想方设法引导学生找到学习乐趣，当他们的内驱力被激发，学习就会变得轻松，也会主动向课外延伸，拓宽知识广度。“双减”之下，向课堂40分钟要质量的要求进一步加强。
作业批改是落实“双减”的重要突破口。作为教师要比过往花更多时间和精力，科学布置和批改作业，并根据作业情况，更精准地为每位学生构建学习档案。“双减”要求小学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避免重复性和机械性的作业。
因此，我布置的书面作业不超过20分钟，尽量做到精且优。另外还有20分钟的阅读时间，由学生自主把握。作业批改有优、良、中等标准，个别同学完成质量不高的会做批注，再抽时间对他们面批面改。谈到分层布置作业的问题，小学生的分层不会特别大，所以学校暂时还是全级统一作业，对学有余力的学生，鼓励他们多阅读。
二、如何让课后服务变得更有意义？老师应该跟时间赛跑，在夹缝里挤时间。
我们教师应该严格执行国家课程计划，努力做到“减负”不减质，“减负”不减责。科学合理布置课外作业。不给家长布置作业，不要求家长批改作业。切实提升课后服务水平，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增强课后服务的水平。
实行“双减”工作以来我们课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更注重提升课堂效率，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家庭作业主要是让孩子们完成一些像跳绳、排球、篮球这样体育类的，还有帮助爸爸妈妈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完成一些他们喜欢的兴趣爱好。
我校启动新学期课后服务工作后，所有教师坚守岗位，在服务时长、服务形式、课程项目、师资队伍等方面进一步优化，不断提升课后服务质量，真正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老师们改变了在课堂教学习惯,主要是理念的转变，课堂上采取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活动之中。在课堂上腾出更多的时间，低年级是15到20分钟的巩固练习时间，高年级是10到15分钟的巩固练习时间。减少了孩子们回到家里完成作业的情况。
三、落实双减”，扎实常规
结合教育部颁发的“双减”政策，我们教师应该根据学生学习情况分层布置作业，减少学生作业负担，将“双减”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分层作业要在集体备课、教学设计、学生作业抄写本上呈现出来；每周一次组内集体备课，做到人员分工，经验相互分享，保证备课如实开展；落实常规工作，狠抓教学质量。
积极学习本期常规考核要点及变化，及时了解教育文件，仔细研读教参，明确教学流程，注重教学细节，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从而保证教学质量得到稳步提升；反馈开学教学工作手册撰写情况，要注重课题研究的撰写，工作手册的指导思想要结合“双减”政策、教科院提升课堂质量六项建议、本期教导处工作计划进行撰写。其中指导思想、教学目标、具体工作措施要一一对应。
总之，我们教师应该重视教学常规工作，更加清晰地知道自己应该如何做好常规工作，真正有效地落实“双减政策，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切实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双减是一项政治任务，学校和教师是落实“双减”工作的关键。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双减工作作为维护教育公平的关键举措，坚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让校外培训回归教育初心，助力学生全面发展。要更加关心关爱教师，依法保障教师权益和待遇，引导教师严守师德师风底线，用心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能力，同时发挥个人特长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让课后服务更精彩，全力以赴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社会都要重视教育、关心教育、支持教育，让尊师重教成为社会的一道靓丽风景。
我们教师要时刻铭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对标“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标准，以德立身、以德施教，用高尚人格影响学生、教育学生，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家国情怀，注重培养学生的好奇心和良好学习习惯，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造就一大批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双减”工作是党中央站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和政治高度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是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国之大计。作为一线教师，更是站在了“双减”工作的主阵地上，更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贯彻到学习工作中去。
在我看来，“双减”不是让学生远离学习，度光阴，轻视教育，更不是在教育质量上做减法，不是在教育责任上撂挑子。而是对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要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我们要认真备课，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提出问题，发现问题，鼓励学生自主探究问题，解决问;要健全作业模式和形式，减轻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同时转变教育评价方式等。
我认为具体的做法有:
一、学习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有新的认识，更新教学理念，明白减负并不是单纯的削减作业数量，关键是如何在“减负”的同时提高质效。
二、增强集体备课，仔细钻研教材，使各单元的教学目标更加明
确，依据单元目标制定合理地课时教学目标，并依据各班的实际情况，修改教案，有针对性地对语文知识和能力进行训练。
三、依据学生年龄特征，创设情境，培育学习兴趣，以“学生发展为本”，精讲简练，给学生多一点时间和空间，让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中都有所收获，从而提高40分钟的教学质量，打造高效课堂。
四、精心设计课堂练习，围绕听说读写相结合进行。有目标，避开随意性。在讲解课文中完成。如:每篇课文中的生字，对容易写错的，在检查预习时重点强调，采用集体书空或抄写或形近字等方式牢固掌握。课文中的关键词语，运用各种办法或近、反义词，或联络上下文理解。找出本篇课文中想像说话的训练点，进行说话练习。课后及时写下。有了课堂上说的基础，回家完成写的任务就轻而易举。对文中的重点段落指导朗读，熟读成诵。减轻了学生业余负担。
五、课外作业，细心筛选，仔细编排，如在教学中总结出经典基础性作业和练习，作为常规试题仔细练习。让学生作业负担小，又得到最大的训练，做到及时高效。每周针对单元目标出好周周练，进行些操练。
六、设计分层作业:对各班级不同学生的特点，设计一些必做题和选做题，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喜好和能力选做作业。同时还注意作业的趣味性和实践性，让中差生把完成老师的作业当作一件乐事。避免作业中的重复现象，尽量设计精而简的作业，作业的布置要照顾到各个层次的学生，让每个学生都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逐渐树立起学习的信心。
总之，练习只是手段，让学生在课后获得现固才是最终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作为教师要精细设计每一个课堂作业，做到少而精，让学生在乐中获得学习，获得巩固，增强练习的有效性。
教师关于教育双减的心得体会
开学季，上好“双减”第一课卸下过重负担、逃离题海战术，让孩子们“返璞归真”，这才是童年该有的样子。暑假即将结束，很多同学真切感受到了“双减带来的“惊喜”一一校外培训做“减法，业余时间做“加法”，孩子们有更多时间去追寻童年的“诗和远方”。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相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双减”大礼包为孩子们送上开学“见面礼”，家长们也更加期待全新的打开模式。开学季，如何让“双减”在校园里与暑期有机衔接，持续推动减负政策在校园里落地，孩子关心，家长注重，全社会关切。教育部门、学校应把“双减”政策贯穿到新学期的教育任务当中，精心准备好“双减第一课。把各项“硬举措”落地落实，首先要深刻把握“双减”重点，对标对表，把举措与实践有机衔接起来，严格把控好书面作业量，探索推出延时托管服务等，让“双减政策与教育改革同频共振，打开更多新场景，为孩子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双减”落地，关键看行动，更要看力度。各地要细化措施，从严监管，让好政策见到好效果。当前，很多地方积极采取行动，纷纷推出“课后服务细则，让“双减走进校园拥有更具体、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箱”。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2
[关键词]“双减”；教研供给；教育质量；作业管理；教学评价
教研工作是我国基础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我国建立教研制度最初的出发点是解决教师素质不高的问题，教研员的主要任务是教材教法的指导。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教育观念在发生变化，教师教的行为在变化，学生学的方式在变化，教学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总之，教研观念、理论、手段以及人才成长的需求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因此，教研工作面临着转型升级。近期，党和国家为推动教育与新时代同行而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对新时代的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更加需要教研人员不断追求教育改革的新愿景，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把育人目标具体化，强调课程育人，突出立德树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直击社会、家长关注的教育热点和敏感点。“双减”政策，对教育的挑战和影响意义非凡。作为基层教研管理工作者，必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及时掌握党和国家对教育改革的新愿景、新引领，研究赋能，为学校、教师提供教研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
一、“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存在的问题
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尤其是近几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教育部多次颁发有关政策文件，对教育发展、育人方针、办学质量等提出明确的方向和规划。新时代教育对教研工作提出了新要求，面临着转型升级，教研工作面临新的供给问题。
（一）教学研究的导向性不足
根据教育部《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教研工作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研人员要遵循教育规律，树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观，为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深化本区域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提供强有力的专业支撑，以更高品质助力教育高质量内涵发展。就“双减”政策来看，从宏观上，这是一项关乎人民福祉、关于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战略性举措。因此，教学研究需要树立“立德树人”的理念，基于生命成长规律，打通学科育人的主渠道，形成各学段纵向衔接、各学科横向融通、课内外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二）教学研究的系统性薄弱
“双减”政策更加强化学校的主阵地，根本之策在于全面提高学校教学质量。因此，高质量的育人应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注重达成的结果、实现结果的过程、过程的优化等系统科学的研究。注重整体学科质量体系、新型的课堂教学组织形式，改变学生学习方式。因此，教研工作要系统突出全面的育人研究。一是更加关注学生如何学习。从以往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研究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以及学习的情感、状态和需求，创设鼓励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探究学习的学习环境。二是更加关注各学科课程的育人价值。落实好各学科课程是完成全面育人的关键，要引导教师基于学科的本质特点、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课程内容模块或主题进行相应的课程开发或教学方式改革。三是更加关注教育教学全过程研究，要在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程管理等方面加强研究，指导学校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要求有机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三）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度欠缺
“双减”实际上是检验和修炼学校教育的内功，更是对教学研究的科学精准的更高要求。因此，需要教研注重基于事实和数据，立足数据的精准分析，立足学情的精准定位，带动研究的准确定位，聚焦教育教学核心地带，精准发力，助力学校和区域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再发展。因此，从教研的方式来看，要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基于个体经验走向基于实证的研究，证据支持教研，用项目组织教研，运用数据、案例、经验三结合的方式开展教学研究。二是从粗放教研走向精准研究，服务实践需求，服务学生发展。面向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采取主题教研、问题教研、“订单”教研等多种形式，坚持问题导向，以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问题的解决为主攻方向，突出针对性、实效性和微创新。三是从零散教研走向系统研究，加强教学诊断力、理论支撑力、行动改进力，深化对教育教学改革规律的认识，探索适应新时代要求的育人方式、突出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统筹性。
二、“双减”政策下中小学教研供给方向分析
“双减”政策下，需要思考教研如何面对问题，实现教研转型，提供科学供给，从而确保“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双减”政策文本中，“减”出现24处，同时“加”也出现24处。经过细致分析发现，“双减”政策在“不可为”背后，提供给了学校、老师更多的研究视角和科学策略，其“可为”之处正是教研着力的方向。面对“双减”政策，教研供给不仅需要引导教师在头脑中拉起“警戒线”，对于文件中的禁忌做到不越边界、不踩红线、不碰高压线。更要从“可为”中读到基本原则、基本方向、基本路径。文件中，坚持学生为本、回应关切，同时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作为教研管理人员，应该采取更加稳慎而又积极的思维方式，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客观分析、科学调整，从研究的视角引领教学管理，做好“有守”和“有为”的有机统一，真正实现“双减”政策的扎实落地。
三、“双减”政策下的中小学教研供给对策
（一）增强系统观念，探索平衡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的综合配方
具体而言，“双减”对深化课堂改革、倒逼课堂教学“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市中区教研工作为例，强化系统思维，全面思考，不就事论事，研究力求指向高质量的教育为目标。解决学生作业负担重的问题，不仅与作业管理等要素直接相关，还与课堂学习效率等密切相关，最终指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1.基于学生成长的“一点三线”“一点”即小学低年级零起点教学，区域内所有小学均已开设入学适应性课程，形成优秀适应性课程教学案例50余项。区域制定了一年级语文、数学学科教师实施指导建议，低年级教学紧扣兴趣和习惯，突出课堂“六有”特质：教学设计要有情有趣，策略实施要有道有法，目标达成要有效有意义。学校编写《零起点入学指导手册》“学生篇”与“家长篇”，注重与家长的沟通、引导，保持教育的一致性。零起点教学的导向让教师尊重规律、科学启蒙，让教育行为落地更理智、更科学。“三线”是在教学过程中，坚守减负红线、成长绿线、质量底线。市中区教研室坚持科学完整的质量标准、健康正确的人才标准，建立起教学质量和课业负担并行的常态调研机制，实施科学多元的绿色质量评价，形成“诊断、分析、反馈、改进”的质量提升机制。大量借鉴国家质量监测方向和做法，内容既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能力，还包括学习状态、学习体验、学业负担等基本要素，积极运用基于大数据的评价结果，引导教师用科学、理性和人文的方式达成教学的高质量。质量的提升，是在共同的质量观下，教学常规、教师、学生诸多要素对于目标支持的过程。“一点三线”，不是简单、机械的累加，而是如同立体交互的有机体，始终引领、规范着学校、教师的教学行为，发挥着综合统筹的作用，有效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2.以学生立场来研究课堂从“双减”政策来看，学生自主的时间、空间被最大化地释放。教师必须立足学生学习的视角，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品质。既关注学习的共性规律，更注重学生的个性分析，以“学生立场”来研究教学，帮助学生形成主动学习的新样态。（1）探究“真实学”的要义。教学研究中要努力从片面关注“教师的教”转向系统探究“学生的学”。结合小学生学习特点，在以往课堂研究基础上，重点强化了三个维度，即愿学、会学、学会。愿学指向动机与感受，是否帮助学生对课堂和学习抱有积极的态度和感受。会学指向理解与联系，是否指导学生将新知识与他们已经掌握的内容联系起来，对新信息进行组织。学会指向生成与应用，是否能够有意义地运用知识，通过问题解决、实验探究、系统分析等路径，培养关键能力和达成核心素养。（2）拓宽“真实学”的路径。一是以课堂教学为核心，基于课程标准，聚焦“启发式、个别化、自主性”三个关键词，加大问题导向式、“教—学—评”目标一致性等教学方式的研究，以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二是针对以往知识为结果的课堂，大量刷题的现象，提出以恰当的生活拓展为外延，鼓励教师创设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项目式学习，释放学生的思维力、研究力，学习力，让学习真实发生。三是善于捕捉不同差异学生的认知动向，开展精准学习支持和学习辅导，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确保每一个学生享受在学习之路上的自我升级。（3）设计“强课提质”路线图。研究中，学科组设计专项的观测量表和记录表，分析课堂问题、学生表现，围绕观察与数据展开评课、教研，建构从教到学的自主学习新生态、新手段、新方法。区域教研管理过程中，紧扣课堂主阵地，开展基于学习的诊断和会诊，突出三条路线：各学校每学期至少开展一次基于学科教学的学情会商，提升课堂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各学校要健全教学工作例会制度，校长至少两周召开一次教学工作例会，课堂学生学习效果随堂监测达标率达到80%以上；区域内每学期开展一次所有学校领导干部的听评课和参加教研活动情况展评活动，促进学校及时分析探讨教学工作形势和任务，以此引领每所学校实现强课提质。
（二）强化问题导向，重审作业功能，促进品质提升
“作业”作为学生学习的重要环节之一，以往忽略了对它的研究与管理。现在从学生学习角度重新审视作业功能会发现，作业是从有教师指导的课堂教学，过渡到没有教师指导的自主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依靠自身的能力去理解、内化和掌握学习内容的过程，是培养学生独立学习能力的过程。1.强化作业的管理机制区教研室从把握功能、严控总量、提高质量、强化管理等方面持之以恒的整体性推进，打出富有针对性与操作性的“组合拳”。以学校作业管理存在的问题为导向，相继出台了《市中区中小学作业管理意见》《市中区中小学学科作业管理规范》。探索和构建了“学科研发+年级统筹”提质控量的管理模式。学科教研组关注作业的质量研究，研究一周作业清单，做到统一进度、统一内容，统一形式。年级责任人关注作业的数量控制，整体协调，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统筹，形成符合班级实际的每日课时作业清单。“控量”是要切实减掉低效的、过重的学生负担；“提质”是为充分发挥作业功能，使作业练习更精准服务于学生的学习。2.提升作业研究的品质通过“四步走”研究模式，实现作业设计与教学设计同步。第一步，教师初备，将作业设计融入教师的个人备课，每课备课之后，要有针对教学目标的作业初步设计。第二步，教研集备，利用好每周的学科集体备课时间，对作业进行专题研讨。学科教研时，立足梳理教材体系，研磨教学目标，精准优化作业质量。第三步，实践微调，各班级根据授课时反映出的学情状况，组内微教研适当改进、作业微调整，力求更加切合学生需求。第四步，统筹反思，汇总学生作业问题，力求更加精准地导向新的教学策略，实现教、学、作、评的一致性。3.优化作业结构在“双减”政策下，减去的是机械重复，效能上要体现“三多”，即多应用、多探究、多分层。通过周末学科拓展作业、每日劳动实践活动清单、假期探究实践作业等方式，链接学生的生活，引领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聚焦关键环节，探讨过程评价力求多元可视
必要的考试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义务教育学校考试主要发挥诊断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功能。认真学习落实《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统筹处理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双减”后，政策要求大幅压减考试次数，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书面纸笔考试，义务教育三年级以上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减少考试次数，怎么知道学生到底学会没学会？1.探讨低年级“闯关”实践评价在低年级期末监测评价改革中，聚焦学生的生活经验，探索情景式、开放式的多元评价方式，初步形成对学生全面发展和综合素养的动态考察。2.加强学习过程评价完善学习过程评价，鼓励实践性评价，重点通过开展课堂观测、随堂练习、实验操作、课后作业等方式，开展学生学习情况的即时性评价，通过定期交流、主题演讲、成果展示、学生述评等方式开展阶段性评价。3.全面提升教师命题能力让更多的教师参与命题，通过对命题方向、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手段、反馈方式等研究，培训和指导教师从以知识为本、结果为本的评价，走向核心素养的评价，突出真实情境与问题导向，关注学生的深度思维，使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得以表现，从而更加趋向于科学。
四、结语
新的形势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提升教研品质，实现教研的科学供给。面对“双减”，我们要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致力于探寻客观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树立大教研意识，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益导向,在育人价值研究、课堂教学变革、学习方式改变、区域整体实践等方面，不断提升教研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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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3
纵观历史，供给侧改革通常在经济滞胀、需求侧刺激无效的情况下被实行。不仅需求侧的出口、投资、消费三要素增长乏力或衰退，供给侧的劳动力、资本、生产效率及创新也面临增长停滞。
例如，劳动力方面，由于劳资联盟失效等问题，经济体内的劳动力存量无法得到有效释放，人口红利下降或劳动力的结构失衡造成劳动力新增流量增长受阻；资本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存量资本外逃或撤出，投资报酬递减及诸多管制造成资本流量无法增长；生产效率方面，由于资本配置低效导致生产效率低下；此外，创新受到监管和金融的双重约束等。
我们基于五大手段（参阅图1）分析美国、德国、阿根廷的系统化供给侧改革案例，并通过分析日本90年代泡沫破灭，阐述不当供给侧管理可能带来的问题。
我们发现，在进行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有几点原则至关重要。首先，必须明确供给侧改革的目标是通过结构性调整和提升，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平衡，而不是通过简单的去产能实现低水平的供需平衡；第二，政策必须有延续性和稳定性，同时要容忍改革阵痛；第三，充分相信市场的力量，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四，改革是系统工程，需要全局性规划和不同政策的配合。
从国际改革经验和效果来看，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成功的标准主要包括：是否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回暖，是否在长期实现可持续增长。其中，长期的视角更为重要。而判断供给侧改革是否健康、可持续，则要看增长是否为市场主导，是否为创新驱动。
里根新政下的25年繁荣
二战后的1933年罗斯福新政和1967年约翰逊“伟大社会”（GreatSociety）计划，都不断从需求侧刺激美国经济。政府主导的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起到了一定效果，虽在短期内缓解了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但长期来看积累下了巨额财政赤字，引发持续通胀，并且导致资源严重向政府主导的投资倾斜，对民营资本产生挤出效应，拉低整体生产效率，最终引发上世纪70年代美国的长期经济萧条。
里根上台时面临31%的财政赤字，13.5%的高通胀率，7.2%的失业率及GDp负增长。在需求侧刺激失效的背景下，里根于1981年颁布新政，通过减少政府干预、减税减负、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具体措施包括：
减少政府干预：订立针对管制机构决策行为的五条政策原则，明确要求所有新的管制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保证各项管制措施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的净收益；成立由副总统领导的放松管制特别小组，订立指导方针，并复审行政机构提出的主要管制计划，评估行政机构已经的规章条例。
减税减负：针对企业制定提升投资和生产积极性的减税政策，包括降低13%的企业所得税，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给予投资纳税优惠，添置研究设备减税6%，增加机器设备减税10%，降低小公司利润税率等具体措施。针对个人降低个人所得税23%，同时降低资本收益税、利息税率及遗产税率等，提升个人劳动积极性。与此同时，政府削减社会福利等非国防领域的政府开支，以求在减税的基础上实现财政平衡。图1：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框架：学派主张+实践配套，从存量及流量上撬动供给侧四要素
控制货币供给：严格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以稳健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同时提高进口量，稳定物价，倒逼国内竞争。
值得一提的是，里根新政看似未在人力资本投资和解放金融约束上采取改革手段，实则因为此两项政策已在罗斯福新政与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开始实施，同时里根新政中放松管制，鼓励创新的政策也间接推动了金融行业的产品创新和模式创新。
人力资本投资：约翰逊伟大计划期间每年花费数十亿美元投资教育、职业培训。
解放金融约束：罗斯福新政时期整顿银行与金融机构，明确二级市场的监管法案及美国的分业经营体系，催生华尔街投行模式，高效而规范的直接融资体系得到快速发展，解放了美国企业家扩张和创新的金融约束。
里根供给侧改革从成果上看，短期促使经济回暖，抑制通胀，增加就业，所有经济阶层的实际收入都有所提高；长期带来市场主导、创新驱动的持续增长，奠定了美国自1983年开始长达25年的经济繁荣（参阅图2）。
从微观层面来看，其放松管制、加强自由竞争、提高进口、减负减税等一系列措施为美国的产业格局带来极大改变，农业与传统制造业受到冲击，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及金融行业获得高速发展。
信息科技制造：反垄断法增加小企业创新和崛起的机会，重新划分市场，拆分at&t等行业巨头，贝尔系统解体，带来技术融合和熊彼特式的“颠覆型创新”。
航空制造：“星球大战计划”带动了一大批高技术群的发展，保持了美国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几十年的领先地位，推动太空经济的发展。
电力能源：放松管制，促进自由竞争，使得中小型的发电单位及电力共享系统得到发展，拉开了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监管制度改革的序幕。
银行业：放松监管的政策方向为开发新的金融产品提供了政治意识形态和解除管制的环境，兼并收购浪潮后，银行整体数目降低而特大型银行的数量及规模提高。1.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和夫人南希・里根2.里根的经济发展总体思路是以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来对付经济停滞，其改革对美国在冷战中胜出居功至伟。
理性德国坚守制造业
德国政府自二战后一直奉行“坚持制造业立国，财政平衡，适当干预”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上世纪90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催生全球化与欧洲一体化，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同时，德国国内的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又进一步导致资本与技术外流，失业率高企至12%。东西德合并导致整体收入下降，内需不足，加之汇率过高带来出口乏力，最终导致产能过剩。1988-1990年，作为制造业大国兼出口大国的德国，贸易顺差达到2732亿马克，通胀超过联邦银行2%的警戒线，到199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雪上加霜，德国GDp增长跌至-1%。
面对德国经济空壳化、产能过剩、结构失衡、增长衰退的局面，德国政府采取理性供给侧管理，以减税减负、人力资本投资、控制货币供给三大手段调整经济基本面，撬动供给侧四大要素。与此同时，政府不忘在需求侧同步进行理性管理，通过官方贬值拉动出口，以低汇率为其经济支柱的广大中小制造企业树立坚强后盾。
改革的具体措施包括：
减税减负：1986年开始税制改革，对大部分中小制造企业免征营业税，固定资产折旧率从10%提高到20%，政府设立专项基金，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开发。
人力资本投资：首先，以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保障，理论学习在高校，实践培训在企业，高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学生的责任，保证学生毕业即可上岗，鼓励企业对学校进行投资、捐赠，并予以减免和抵扣税收的奖励。第二，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放开雇主的解雇限制，允许灵活工作制；发展职业教育领域，引导教育理念和社会文化的转变，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第三，削减过多的社会福利，促动失业者加强自身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投身劳动市场，其中包括施罗德政府推出的“哈茨计划”福利改革，约27%的失业者不再享有失业救济，48%的失业者福利被削减。
控制货币供给：联邦银行以2%作为通胀警戒线，德国政府以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并根据《德意志联邦银行法》制定货币政策。
作为制造业和出口大国，德国在改革政策上始终以提升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为最终目标。改革政策皆为制造业的品质提升、规模发展铺路。政府不断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为产业结构调整及品质升级投资人力资本、改革汇率促进出口，甚至金融、房地产行业的管理也以护航实体为先。
德国政府的理性不仅体现在对实体经济的极度重视上，同时也体现在对虚假繁荣和金融泡沫的坚决抵制上。
同一时期，作为亚洲制造业大国的日本正享受汇率升值、金融和地产投机带来的虚假繁荣，工资上升，物价飞涨，政府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更使得日本民众丧失理智，进一步诱发投机行为，最终导致恶性通胀、金融崩盘、经济危机爆发。图2：世界主要经济体资本形成总额1占GDp百分比（1961-2014）
相反，德国政府尽力以低汇率促进出口，面对来自美国的升值压力，以积极建立欧元区应对；其次，以低工资、稳定的地价保障企业的低生产成本；第三，始终保持物价稳定，抑制投机行为和热钱流入，保障经济体的健康发展。德国银行长期以来平均回报率相对较低，使得资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而不会过分涌向金融业，避免泡沫滋生。
从改革结果来看，1994年起德国经济回暖，通过出口增加、产品品质提升解决了产能过剩问题。而技术创新不仅成为德国制造业长盛不衰的根源，也从本质上增强了德国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金融的高效稳定也使德国成为西方经济强国中危机恢复能力最强的国家。
阿根廷自酿双重危机
在上世纪40年代，阿根廷曾一度成为全球第十大经济体，GDp增速接近6%，人均收入水平超过日本、德国及意大利。然而，阿根廷政府错误地采取了进口替代政策，通过限制进口，过分保护本国较弱的第二产业，规避直接竞争，旨在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反而对原本作为经济支柱的第一产业提高出口关税，降低了比较优势。
随后，民主政府和军政府轮番上台，改革政策南辕北辙，经济无法企稳。贝隆上台后，强化民粹主义，主张国有化并加强政府干预，造成市场失灵、生产效率低下、企业竞争力丧失。1976年，阿根廷面临18%的失业率、超过600%的恶性通胀、占GDp高达15%的财政赤字，整个经济体陷入内外交困的经济危机和国际债务危机中。
在此背景下，重新掌权的军政府制定了“国家重组进程”计划，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通过在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控制货币供给，和在需求侧刺激投资及出口同时进行改革。然而，改革政策治标不治本，带来了短暂的虚假繁荣，却未改善阿根廷经济的基本面，也没能带来实体经济的发展。
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开放国内市场，降低进口关税，鼓励进口；中止对工业出口的补贴；国有服务业转由省级经营，取消联邦分税制给各省的补贴；改革金融体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削减公共开支，冻结工资，平衡国际收支。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外国私人银行的支持下，实施稳定措施，以控制通货膨胀。3.日本经济繁荣时街头一景，1987―1989年是泡沫经济的极盛时期。4.阿根廷经济面临债务危机和高失业率双重压力，民众罢工此起彼伏。
需求侧――拉投资：争取国外资助和融资，扩大国内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官方主动贬值，促进出口。
然而，高利率与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并行形成投机敞口，大量热钱涌入阿根廷的金融体系。同时，金融泡沫滋长与进口开放的双重影响下，国内实体遭受极大打击，大批工业生产企业倒闭，民族工业陷入严重衰退。
从结果来看，1976年的改革仅带来三年虚假繁荣。随后，1980年爆发金融危机，1981年经济陷入崩溃，阿根廷正式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此后十年，阿根廷一直处于经济和金融双重危机的阴影中。1989年，阿根廷迎来了民主政府的供给侧改革，梅内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过分注重自由主义理论而未考虑阿根廷的实际情况，包括失衡的经济结构、不具竞争力的第二产业、无法匹配产业升级的人力资本结构等。改革再一次带来短暂繁荣，以2001年的金融危机告终。具体政策包括：
供给侧――减少政府干预：以立法方式对国有企业全面实施私有化，同时进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
供给侧――控制货币供给：1992年实行美元和比索汇价一比一的联系汇率（固定汇率）制度；确立以外汇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制度，严格限制货币发行量。
需求侧――拉投资：调整对外政策，奉行亲美政策，以获取海外投资。
需求侧――促出口：与巴西等国组建南方共同市场，加强地区一体化合作，通过地区保护主义推动区域内外贸。
从结果上来看，此次改革带来了10年的增长，抑制了恶性通胀。然而，经济增长并未体现在人民的财富积累上。极端自由化加之私有化改革浪潮，导致国家主要经济从国有垄断变为外资垄断，造成新的经济结构失衡。低教育水平的人力结构无法满足跨国公司的发展需要，国内失业进一步加剧，最终导致经济与贫困化同步上升的荒唐局面。从阿根廷案例中，我们可见，短视政府从不在人力资本投资和减税减负这两大需要时间显效效果的手段上进行改革，因此无法改善经济体的基本面，也无法有效驱动长期增长。
泡沫亢奋中日本沉沦
上世纪70年代，制造业大国日本崛起，经济增长迅速，全球性企业诞生，社会财富增加。经济体信心膨胀，导致80年代当政者实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核心企业的竞争力降低，资产泡沫催生，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经济崩盘，带来长远的影响。具体政策包括：
需求侧――错误的汇率政策：介入汇率市场，造成汇率持续大幅升值，出口型制造业遭受打击，同时大量国际热钱为了躲避美元汇率风险而进入日本国内市场。
供给侧――持续加重企业负担：工资持续上升，造成企业负担加重；人口老龄化，造成劳动力短缺；土地价格上升，导致租用土地的工厂或办公楼的企业盈利率下降，实体经济为弥补生产亏损，将资金进一步投入房地产，继续推高房产价格。
供给侧――错误的货币政策：政府为了补贴因日元升值而受到打击的出口产业，开始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利率下降，诱发投机行为。
由于实体经济无法发展，而投机行为及预期又未被政府约束，海外投机资金及本国退出实体经济的资金进一步进入股市，形成泡沫。1989年资产价格上升到实业无法支撑的地步，升值预期被打破，投机者丧失投机欲望逃离，从而造成市场的恐慌心理，股市随之崩盘。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4
国内外众多学者均提出历史成本模式在物价变动时期的不适用性，并研究了物价变动对会计产生的影响。作为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入和流出的收入和成本费用，是以货币计量的。企业取得的收入是以现行价格计量的，但是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是由不同时期的收入汇总而形成的。这样一来，在物价变动期间，不同物价水平下的收入总额与企业获得的实际收入就会存在差异。同时，因为企业资产或负债的获得时间不容，其转入费用时，对这些费用的计量也是由不同物价水平下的耗用汇总而来。大量的研究表明，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主要是：物价变动使得企业利润确定失实。利润是收入与成本费用相配比的结果，收入一般是按照产品或劳务的现时价格计价，而与之相配比的成本费用如营业成本，则是按历史成本即原始成本计价，这样，在物价上涨期间，按较高的现时价格计价的收入与按较低的历史成本计价转销的成本费用相配比，就得到了较高的利润，而实际上这较高的利润中，有一部分是物价上涨带来的结果，在这较高的利润中，而不是企业真正的经营业绩和盈利，这就导致了企业利润确定失实。本文选择食品加工制造业龙头企业双汇集团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为因变量，以Cpi为自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确定物价变动与企业利润之间的相关性，然后对企业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净资产收益率三个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从而确定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造成的影响。
2实证分析结果与研究结论
本文采用2007－2011年的季度数据，利用三个利润指标：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以及净资产收益率（Roe），通过分析这三个指标与Cpi之间的相关性来说明物价变动对企业利润的影响。其中Cpi采用2007－2011年的食品行业Cpi季度数据，来源于国家经济统计局官网（表1），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数据来自23家企业2007－2011年的季度报表［13］。相关公式为：1．营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销售费用—财务费用—管理费用—营业税金及附加—资产减值损失—／＋公允价值变动损益＋投资收益；2．净资产收益率（Roe）：Roe＝报告期净利润／报告期末净资产。食品行业Cpi在2007年四个季度是一路上扬的，直到2008年第二个季度金融危机爆发后，Cpi开始一直下降。到2009年末，随着金融危机的慢慢消退Cpi才开始有所回升，在2010年和2011年间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以双汇集团为例，企业2007－2011年的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分别与2007－2011年的食品行业Cpi季度数据进行相关性分析。具体分析结果存在着利润与Cpi之间存在着显著相关。双汇集团的利润与Cpi的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双汇集团在2007－2011年间，季度主营业务收入、营业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三个指标与Cpi的相关性结果见表2由表可见，Cpi与双汇集团主营业务收入的相关系数为0．98707、Cpi与双汇集团营业利润的相关系数为0．55698、Cpi与双汇集团净资产收益率的相关系数为0．58334。相关系数均大于0．5，说明Cpi与双汇集团的利润有着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3Cpi对企业利润产生影响的原因分析
双汇集团是以肉类加工为主的大型食品集团，总资产约100多亿元，是中国最大的肉类加工基地。其规模宏大，是大型企业，Cpi与此类企业有着显著相关性由此可说明，Cpi对大型食品企业的影响比对中小型企业的影响程度更高。究其原因，在物价变动期间，大型企业由于规模庞大，在短期内很难根据物价变动做出实时反应与调整，灵敏性低。同时又因为规模较大，物价变动对此产生的影响会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从而影响到整个企业的利润等方面。然而中小型企业则恰好相反，因为其规模小，在物价变动的时候企业能灵活地根据自身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灵敏性高，从而保留利润空间。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分析，大型知名企业比中小型企业具有更重大的社会责任感，企业形象对这些大型企业较于中小型企业也更为重要，因此在物价变动期间，由于企业要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维持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大型企业反而更不能轻易的根据物价变动调整企业产品价格等，从而也不利于企业在物价变动期间维持良好且稳定的利润。
4研究结论及建议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5
格局决定结局，格局有多宽，舞台就有多大。我们一直认为，理解这个时代，读懂变革中的中国，需要一个横竖结合的坐标系。这个坐标系，横轴是世界，纵轴是历史。风物长宜放眼量，用历史眼光、国际视角审视当下中国，中国在坐标系中处在一个略显黯淡的点，经济“L型”下行，金融系统性风险始终存在挑战；然而，这个点的运行轨迹依旧处于上升通道之中。世界格局在变，中国格局也在变，中国的崛起大势依旧明朗。从格局之变看2017年，中国经济虽然依旧面临长周期下行的挑战，但“减速增质”的核心特征进一步凸显，需求侧刺激性政策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双侧搭配”进一步细化，在全球范围内的“相对优势”进一步强化。尽管人民币贬值、资产价格波动、金融市场脆弱性等风险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诸多挑战，但冲刺小康、消费升级、微观崛起和改革深化将有力支撑起发展的大局。我们认为，中国经济的2017，底线稳固，特点突出，格局之变带来的长期机遇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的外部格局之变。时间是连续的，市场是短视的，所以，人们往往身处历史拐点而不自觉。2016年，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接踵而至，市场波动剧烈以至于陷入麻木的疲态。我们认为，2016-2017年，世界格局正处于深层变革的重要转折点：第一，全球进入地缘政治风险和经济金融风险相互催化的宏观乱纪元，市场波动性的长期中枢明显上升；第二，英国退欧打开欧洲一体化倒退的潘多拉魔盒，欧洲的长期混乱和欧元的地位下降愈发确定；第三，特朗普时代美国开启内敛战略，基于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需要，美国将适度收缩在亚洲的存在，放缓或放弃tpp等一系列“针对性”贸易协定；第四，新兴市场的分化深层加剧，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尽失“金砖”成色，印度和中国的领跑地位得以强化；第五，全球治理变革进入重要阶段，人民币正式加入SDR标志中国金融开放迈出关键一步，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权力制衡加速推进；第六，全球从低利率时代缓步迈向高赤字时代，全球政策进入效应衰竭、深层挖潜的阶段。我们认为，世界格局的变化给中国经济的长期崛起创造了战略机遇期，中国经济的“相对优势”深层凸显：首先，中国经济具备“系统稳定性”，在全球宏观乱纪元中，中国和美国将发挥“双核稳定作用”；其次，中国政策具备“相对先行优势”，在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全球政策层转向谋求赤字增长之前，中国早已确定并实施以基建稳增长为重要抓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全球结构性政策匮乏的背景下，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已从顶层设计阶段进入贯彻落实阶段；最后，中国对外开放迎来“历史性机遇”，尽管贬值心魔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较大干扰，但放眼长期，欧元的长期没落给人民币创造了迎难而上的机会，而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创造了更大的可能。
中国经济的内部格局之变。历史是厚重的，但改变每一天都在发生。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三十多年里，经历了日新月异的发展历程，每一点变化的发生最终积累成格局的变化。这种格局之变体现在三个维度：第一，实体经济的物质积累已经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低收入国家转变为一个全球规模第二的大型发展中国家，物质积累既给未来继续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又削弱了追赶效应，并带来了中等收入陷阱等新问题。第二，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社会阶层的分化界限日趋清晰，阶级固化的挑战不断加大，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变得和收入增长问题同样重要，利益藩篱则成为改革继续推进的最大障碍。第三，国民经济结构已经发生重要变化，三十多年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成果不断积累，量变引致质变，中国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国有经济的转型需求日趋强烈，进一步激活民间资本和民营经济，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全面提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可持m发展的核心命题。对于中国经济而言，长期崛起的根本动力是改革开放，而新格局下的改革开放，迫切需要打破利益藩篱，改变阶级固化，通过重建微观激励机制来激活市场经济内生调整的动能，最终平稳跨越各类发展陷阱。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6
“双减政策”的利弊1：
对于此次政策实施也关注许久。虽然仅仅是《意见》，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但市场已然风声鹤唳，外资对于中概股产生恐惧，教育系统，家长学生，对于该意见亦有诸多不解。
这里，我们必须肯定国家对于人口问题，教育减负问题的改革决心和魄力，认识到此次意见的出台十分不易，对于广大家长减负作用，也是非常正面的。
然而从我们家长及孩子的角度上讲，依然觉得是弊大于利的，为什么这么说。那就要从校外教培行业兴起的根源说起。
我们能理解，此次《意见》出台的背景，是我国的人口生育率出现了下降。这是一个国本问题，也是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之前央视调研，影响我国生育率的原因有：房价、教育成本、医疗、养老等。在这几座大山里，谁是主山，人心皆知。
家长们为什么要补课?是希望孩子成绩好。为什么希望成绩好?因为考高中，考大学的淘汰率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广大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拥有更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取得分数上的优势。如果所有学校可以给予同等的、优质的教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为什么家长还要去教培?
但是学校并不能给与同样优质的教学，或者只能给与部分学生优质的教学，个中原因，我想各位看官比我理解的要深刻。
那么我们不看以前，只看现在。在初中升高中必须腰斩的情况下，我们剩余50%的孩子，十四五岁的孩子!必须去职业学校另谋出路!试问有多少家长愿意就此放弃继续投入资源培养。
教育的公平性和高效性是永远存在矛盾的，我的孩子在那50%升高中以外的成绩中徘徊，但是我有资源，我有力气赚钱，我有好的私教渠道，为了孩子家长们连命的可以不要，花些资源让自己的孩子顺利升学又有何不可?
有些读者大概会想：既然公家出台这样的政策，势必也会为不能升高中的孩子想好出路，这里我不多评价，各位看官可以去各大知名招聘网站看看，看看他们的任职要求，看看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要求是什么!大专要求的都凤毛麟角了!!!各位大大!!考公，考研，考编制????会有他们的份吗!
在这种中考、高考分流的指挥棒下，大多数的学生和家长不得不去竞争优质教育资源。
仅仅打击教培机构能解决这种竞争吗，我认为不能，家长们也如此，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调研结果：
是的!只要有升学录取率的存在，学生就一定存在竞争，对于补课的需求就不会改变。这时候如果单方面禁止供给，必然会导致行情涨价——一对一的价格越来越高，学区房越来越贵。此外，地下黑补也会泛滥，徒增家长的经济压力。很多学生家长为什么花大价钱去上民办私立学校?因为学区房越来越昂贵，只能退而求其次，上上辅导班来缓解自己的焦虑。
其实政策里有一条特别好，“积极开展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工作，促进新优质学校成长，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积极推进集团化办学、学区化治理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
推行下去势必会平衡教育资源，让学期房概念慢慢淡化。我所在的内蒙古包头就已经推行很久了，实践起来或许有诸多因素不便吧，效果甚微。
最后：最开始底层民众欢呼雀跃，但缓过神来就会发现，这样只会让自己的孩子没有“出头之日“。
总之，一切为了孩子，一切为了国家，希望家长和学生，能够真正的得到减负!更希望教育能实现真正的公平!
“双减政策”的利弊2：
“一些校外培训机构违背教育规律和学生成长发展规律，增加了学生课外负担，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甚至扰乱了学校正常教育秩序，良心的行业不能变成逐利的产业”。
市面上是不是所有培训机构都违背教育的初心，我觉得肯定不是的;是不是所有的培训机构都在做制造家长焦虑的事情，我觉得肯定也不是的。
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飞速发展的时候，俞敏洪老师带着新东方第一批创业的老师给这个社会打了一剂强心剂，告诉年轻人你们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奖学金拿到签证走出国门，新东方精神照亮了当年一群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人。
当下很多培训机构里的年轻老师，在家长和学生的心目中是非常认真且尽责的，因为他们勤勤恳恳做着帮助学生的工作，扮演好公办教育的补充，通过阶段性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孩子，多多少少改变一个家庭。
疫情前后，大量资本进入培训行业，多家机构入驻学习强国平台可以看出，国家也在观望资本进入之后是否会推动培训行业健康发展，但现实情况是：大部分在线机构把钱都花在了商业广告和获客补贴上，这显然扭曲了教育的本真。
《双减意见》颁布后重创资本信心，股价大幅跳水，大批机构顶着倒闭的压力，千万从业人员面临降薪甚至失业的风险。从某种角度讲，这次调整是举国体制和市场经济的较量。《双减意见》的颁布说明政府在教育这种百年大计的事情上的决心是无比强大的，远远高于维护教培行业经济稳定的需求。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7
关键词：跨国公司；外资并购；规制；成本收益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1--0112--03
一、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的“双刃效应”：引入成本收益分析的必要性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及其规制都是“双刃剑”。前者的“双刃效应”表现在：外资并购一方面给我国带来宝贵资金、先进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经验等正效应，另一方面也可能带来诸如市场垄断、污染产业转移等负效应，危及我国产业、经济与生态安全。外资并购的负效应根源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目标的差异，东道国显然要对外资并购进行规制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也是迄今世界各国通用的做法。然而，规制外资并购同样存在“双刃效应”。首先，在经济学理论看来，东道国颁布规制外资并购的法律法规、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产业政策以及审查制度等，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提供必定存在一定的成本和收益；其次，在我国外资并购规制实践中凸显规制不足(缺位)与规制过度(越位)并存的问题。如何恰到好处地规制外资并购，以使其正面效应最大化、负面效应最小化，即达到所谓的外资并购最优规制呢?
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是实现管理最优决策的理论和实践工具，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是规制理论的重要分支之一。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在环境规制政策制定和评估中引进系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在提高规制效率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效果。其后，欧盟和oeCD国家也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评价其规制效率。作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理性地权衡外资并购规制的利弊得失，对如何把握外资并购规制的程度与边界以及规制政策工具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我国应尽早在外资并购规制领域引入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当实施规制政策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时，才意味着这种规制是更有效率的。
二、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成本分析
根据不同标准，学者们对规制成本作了不同的划分。国外，施蒂格勒(1989)根据成本承担者不同，将规制成本分为服从成本与实施成本，前者是指垄断者使管制机构服从其意愿而付出并承担的费用成本，而后者是指由公众所承担的一项管制由产生到实施的成本。国内，于立、张鳗(2002)认为一项规制决策合理与否是以机会成本而非会计成本来衡量的，并将规制成本分为会计成本与隐性成本；林关征(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政府成本、企业成本与社会成本等[妇；刘东洲(2008)在总结发达国家规制的成本收益分析经验时，采用了两种分类，一是分为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二是分为预算成本、交易成本、遵守成本与调整成本；樊慧玲(2008)将规制成本分为经济性成本与社会性成本；李郁芳(2002)将规制成本分为制度运作成本、规制实施成本、规制机会成本与规制劝说成本等。笔者以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成本主要包括显性成本与隐性成本两类。显性成本是指外资并购规制机构的日常行政费用与规制政策的制定运作成本，它直接反映在政府预算支出中，包括信息收集成本、规章制定成本和规制实施成本。而隐性成本大致包括：(1)转移成本。我国政府实施外资并购规制的过程既是对某些市场失灵引发的资源配置不当所进行的调整，又是对风险成本的转移和再分配。如政府在运用经济方式来实施外资并购规制时，主要采取排污收费、排污收税、补贴、排污权交易等方式。通过收费在某种程度上限制外资污染产业转移，避免中国成为“污染者的天堂”。(2)机会成本。人们考虑将一种资源用于某种用途时，应考虑可供选择的次优用途。外资并购规制也存在机会成本，并可以通过比较各项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效果或调整规制前后经济效率的变化等方法测算出来。(3)反腐成本。规制当局在规制过程中拥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与之相伴而生的便是寻租行为，寻租会造成资源浪费，正如植草益所说，“由寻租行为所产生的费用，使企业将利益由用户转为自取的费用，它不能使社会剩余增大，这种对企业有利的分摊费是资源的一种浪费性支出”。近年来频频发生的跨国公司在华商业贿赂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而反腐成本是为了防止与查处规制制定与实施过程中的寻租创租行为而付出的费用。这种成本是由社会全体成员共担，实际上是社会福利的减少。如果这种成本能换来规制外资并购后带来更大的直接或间接收益，那就是值得的。现实中，科学估计隐性成本并非易事，即便某些外资并购规制政策的制定经过了成本收益分析，也只是基于规制的显性成本，而忽略了隐性成本。
三、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分析
政府规制与市场机制都是配置资源的手段，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收益。施蒂格勒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可用“加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的变化量，减去规制成本”来衡量规制收益，如果规制成本小于消费者剩余增量与生产者剩余增量之和，则管制增加了社会福利。王俊豪(2001)则提出了一种简单可行的计量规制收益方法，即政府规制收益一实施规制后消费者支出减少数+生产者收益增加数。李郁芳(2002)在此基础上将政府规制的收益定义为政府规制实施后给当事人及社会福利带来的利益增量。关于规制收益的分类，国内学者大多将其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也有将其分为经济收益、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笔者以为，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差异，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收益主要分为直接收益与间接收益。
1、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直接收益一般指经济收益，如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带来的短期可见的市场直接贸易收益。例如由于规制适度，使得外资并购带来的正效应充分发挥，外资并购给我国带来了宝贵的资金、先进的技术与现代化的管理经验等，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中观产业升级与被并购企业微观技术进步等将产生直接的经济收益，从而使东道国与跨国公司达到正和博弈与双赢。根据规制政策产生的影响时限来看，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一般体现为短期收益。由于具有短期性、经济性、直观性与指标数据可获得性的特点，外资并购规制的直接收益往往受到特别关注并且相对容易评估与测算。
2、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间接收益更多地体现为社会收益和环境收益，即对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带来的社会性收益增量，是一种规制政策在较长时期产生作用的收益。具体包括：(1)社会福利的净增加。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可改变资源配置，这意味着可能会减少跨国公司或东道国被并企业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会增加东道国的社会收益。例如，通过规定跨国公司使用
合乎法律要求的低碳技术，带动国内相关企业的学习效应，这样可以减少Co2排放，保持更清洁的空气或更安全的工作场所。否则，那种“竭泽而渔”的引资模式只会带来东道国经济虚幻的“繁荣”，而这种虚幻的“繁荣”是不可持续的。(2)社会福利损失的减少。外资并购社会性规制可以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促使跨国公司增加正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减少负外部性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由此可以减少由外部性所造成的东道国社会福利损失。如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从短期看会造成跨国公司投资回报减少，甚至对FDi产生一定的抑制效应，经济效益减低，但从长期看却能带来东道国社会收益与环境收益的增加，进一步改善引资环境，最终有利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经济收益的提高，同样可能达到一种双赢的正和博弈。在评估外资并购规制收益时也应坚持短期直接经济收益和长期社会间接效益相结合的原则，对短期内产生的收益直接评估，对于长期的间接收益，应通过贴现的方法将未来各年度的收益折算成现值进行评估。尤其应当注意的是，与外资并购规制隐性成本的测算一样，对外资并购规制的间接收益也应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分析方法。
四、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的构想与建议
1、建立健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法律监督制度。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反垄断法、外资立法、证券法、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税法、金融法等法律制度，其别要以新的反垄断法为核心，完善在规制模式、原则定位、域外效力、执法机构和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应对措施，这是变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基础；其次，要建立一种具有合力的监督体系，杜绝或减少腐败寻租等隐性成本的发生。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腐败或规制机构的权力寻租降低了投资，导致中国吸引外资的潜力只发挥了49％。因此，应建立包括人大、司法、行政等国家机关监督与新闻舆论、社会团体、公民等社会监督在内的权力制约与监督体系，各种监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充分发挥对规制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合力，努力降低外资并购规制的成本尤其是隐性成本，并对外资并购规制实施变革，走出一条低成本、高收益的规制之路，使外资并购规制效益最大化。
2、调整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性规制并强化社会性规制。根据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应适时放松对外资并购的某些经济性规制，防止规制过度与越位的发生。同时针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的垄断、信息非对称、风险性和外部性问题，提出相关的规制措施，有效实施2007年《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限制或禁止高污染、高物耗、高能耗外资项目准入，鼓励外资进入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可再生能源、生态环境保护、现代服务业等产业。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防止产生规制不足与缺位问题。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8
（一）构建四个平台，积极推进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社会救助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向全覆盖、规范化转变。为了让重特大疾病患者得到及时、有效救助，切实破解重特大疾病患者医治困惑状况，我区以构建四个平台（即：部门协同一体化平台、医疗费用筹措平台、救助政策倾斜平台、“一站式”同步结算平台）为载体，扎实推进了重特大疾病救助工作。近几年，共有城乡困难家庭患者45002人次获得救助。其中16名先心病、4名白血病儿童患者、102名尿毒症患者血透获得了免费救治，216名重特大疾病患者获得了重点救助。共发放了医疗救助资金3725万元，其中，重大疾病患者救助资金1125万元。实现了城乡所有儿童先心病、白血病、尿毒症患者血透免费救治和其它重特大疾病患者重点救助全覆盖。此外，全面落实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广泛开展社会帮扶，及时做好救灾救济工作，大力发展慈善事业，社会救助体系逐步向全覆盖、规范化转变。
（二）落实四个着力，全面提升五保供养保障水平，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健全，逐步向较高层次、适度普惠转变。我区现有农村敬老院10所，五保供养对象2588人，其中：集中供养对象1628人，分散供养对象960人。近几年来，我区认真落实《五保供养条例》，突出“点、线、面”结合，并在落实“四个”着力上（即：以设施完善为抓手，着力提升保障能力；以规范管理为载体，着力提升服务水平；以发展庭院经济为支撑，着力提升“造血”功能；以机构建设为平台，着力提升队伍素质）下功夫，全区五保供养工作呈现喜人的发展态势。先后有两所敬老院（镇敬老院、下埠镇敬老院）达到了“五星”标准并被评定为全省五星级敬老院，三所敬老院达到了“四星”标准并被评定为全市四星级敬老院。镇敬老院还荣获了全市唯一一所“全国模范敬老院”称号。
（三）注重四个加强，切实做好双拥工作，双拥优抚安置体系不断巩固，逐步向体制完善、机制创新转变。近几年，我区按照“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基本要求，致力于军民团结共建，全区双拥优抚工作扎实开展，连续六届荣获“全省双拥模范区”称号。一是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夯实双拥工作基础。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将双拥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部队建设的总体规划统一安排，纳入一把手工程和对乡（镇、街）和各部门单位目标管理考核范畴，纳入重点工作督办范围统一督查，机构和人员纳入正式编制序列统一设置，双拥经费纳入财政预算统一划拨。二是加强宣传教育，进一步营造双拥工作氛围。做到有组织有计划，国防教育有阵地有活动，典型带动有榜样有示范。三是加强政策落实，进一步强化优抚对象生活保障。认真落实好义务兵优待、伤残军人退役安置、城镇士兵退伍安置和重点优抚对象等各项政策，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医疗、住房得到保障。四是加强军地共建，进一步促进军民关系融洽和谐。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9
“十一五”期间，全国节能减排的约束性指标是：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我们__市确定的目标是：到20__年，单位gdp能耗较20__年降低22%左右，二氧化硫排放量降低26%左右，化学需氧量（cod）降低18%左右，所面临的攻坚任务同样很重。
节能减排，没有退路，难在出路。打开出路，企业是主体，科技创新是支撑。现以我市的“白泥”双向治理为例，提出以技术改造和区域循环助推__节能减排的建议。
5月17日，__碱业、黄岛发电厂、华电__发电3家企业联手启动了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项目。项目的实施，不仅可“消化”掉__碱业每年产生的14万吨“白泥山”，还使发电厂锅炉烟道气的脱硫成本大幅降低，据测算，3家企业年可节约能耗支出和减少治污费用近3000万元，胶州湾也将不复受“白泥之患”。此外，通过资源化途径和循环经济模式，我市21万吨的“铬渣山”已提前半年处置完成，“电石泥”也正加快处置。
曾是污染源“白泥”、“铬渣”，一经循环模式下的资源化处置，则变成了经济效益巨大的“金山”，且换回了“绿水青山”。由此看来，我市搬掉的不单单是几座“泥山”、“渣山”，更为下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力行节能减排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
一、转换思路视角，通过循环经济模式“变废为宝”，可实现“节能”、“减排”的双赢。
在循环经济理念下，所谓废物，不过是放错了位置的资源。“白泥”，在人们惯常印象里不过是导致环境污染和生态灾害的“废物”，而通过资源化处置的途径，却可点“泥”成金实现无害利用和产业开发，变为创造效益的宝贵资源。企业得到了切身实惠，由此产生的“减排”热情必然更加持久，“减排”成果也将更为巩固。
二、加快先进适用技术研发推广和设施改造，让企业有“泥山”变“金山”的前景预期及利益回报，是节能减排的关键。
应当看到，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对节能减排给予了高度重视，且包括问责制、区域限批等政策措施纷纷出台实施，但实际的“减排”成效却差强人意。这其中的一个根本症结是部分企业的畏于“减排”成本过高，不是不想“减”，而是不敢“减”或者无力“减”。要从根本上激发企业节能减排的积极性和动力，重要的是依靠科技，通过先进适用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使企业在加大环境投入的同时，也如__碱业等企业一样实实在在地尝到“节”和“减”所带来的“甜头”，有“泥山”变“金山”的前景预期及利益回报。否则，一些企业的排污设施仍将是“聋子的耳朵”，诸如环境执法部门与违法企业间“猫鼠游戏”的尴尬也很难从根本上消除。
三、协调引导企业变只靠自身“单打独斗”式的内部节能减排，走多企业、跨行业、区域间循环经济之路，有利于广领域、大幅度提升节能减排的成效。
曾培炎副总理在去年12月21日国务院发展循环经济电视电话会上，指出“__把白泥用于发电厂脱硫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典型”。我市资源化处置铬渣也引起广泛关注，很多城市前来学习。实践证明，通过统筹区域产业结构布局，整合拉长产业链条，引导、协调相关企业走跨行业循环、区域间循环的路子，可实现参与企业多方得利、区域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共赢。
以技术改造和区域循环助推节能减排，是实现环境友好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为让“泥（渣）山”加快向“金山”和“青山”转变，特提出以下建议：
一、坚持“结构节能”和“技术节能”两手抓，当前尤其要突出抓好“技术节能”。尽管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调整产业结构带来的节能潜力高于技术进步。但从__的实际情况看，短时间内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化工业的比重难以大幅下降，因此靠调整产业结构来实现能耗指标短期内的快速下降不太现实。针对于此，必须把“技术节能”提到突出位置上来抓紧抓好。
二、推行“白泥”双向治理模式，密切校（院）企、企企合作，加快节能减排先进技术研发推广和重点项目实施。白泥与二氧化硫双向治理项目的实施，是__碱业与中国海洋大学、黄岛发电厂、华电__发电联合科技攻关的结果。节能减排单靠单个企业自身往往力量不足、收效不大。针对于此，政府有关部门应整合区域内的企业技术中心、高校院所等资源，为企业与院校、企业与企业间牵线搭桥，支持其开展科研合作与项目共营，统筹推动企业间、行业间、区域间的循环经济发展。当前，应重点组织实施一批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行业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示范项目，在重点行业中选择一批节能潜力大、应用面广的重大技术，加大推广力度。
三、合理布局循环经济项目，拉长产业链条，降低企业节能减排成本。坚持资源化、无害化并重的治理思路，改变单一为治污而治污的局限，探索跨行业、区域性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建立全市循环经济重点企业、项目库，促进关联企业、项目适度向专业园区集中，实现集群发展，使节能减排的产业链条环环相扣、首尾相连、良性循环，并使企业开展项目合作的成本尽量降低。重点要在化工、电力、啤酒、酿造、家电、畜禽养殖等行业，推进企业之间消化工业废物的“循环链”，通过行业成员之间副产品和废物的交换、能量和废水的逐级利用、基础设施的共享，达到工业废物全面得到循环利用的目的。
双减政策带来的变化篇10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高速扩张阶段积累不平衡因素，需经历一次深度调整才能重回可持续增长轨道。经济发展阶段性成功推动要素价格上升与增长动力转换，派生新一波深度结构调整压力。中国经济快速追赶及外部不平衡深度嵌入并推动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使得我国与全球经济调整呈现前所未有互动关系。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成效，经济运行却尚未走出调整谷底期，2016年可能要面临本轮调整攻坚的新考验。
目前仍处调整攻坚期
与十以后决策层“宏观政策要稳，微观政策要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经济工作总思路相一致，近年中国经济政策优先目标定位于力推全面深化改革以激活经济增长微观动力，宏调政策力求保持货币与财政既不放松也不收紧大体中性状态，在此基础上利用市场出清功能逐步化解早先失衡矛盾，同时采用各种宏观总量性与定向结构性政策工具千方百计稳增长。近年调整失衡已在多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下个阶段向新周期与结构过渡转变准备必要条件。
周期调整阶段性成效有多方面表现。一是“挤水分”，即利用调整期“宏观相对价格”变动消化调减早先扩张期形成的过剩产能。二是“去泡沫”，即消化房地产等部门过度扩张失衡与资产价格虚高因素。三是“控杠杆”，即规范各类表外业务影子银行与控制地方债务过度扩张带来的风险。四是“调预期”，即引导市场转变经济增速回落时政府必然大规模刺激的政策预期以便主动调整。
近年经济结构调整在行业与宏观层面也都有积极活跃表现。如我国产业结构、收入结构、投资结构等不同程度显著改善，经济减速调整背景下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不断涌现，简政放权和改革举措激发市场创新创业活力，不同区域根据自身特点谋求进一步发展并呈现分化转型格局。2015年暑期我们研究组调研广东、重庆、山西、黑龙江四省市经济，切实感受到深度调整期地方经济普遍面临多重困难考验，也看到各地积极谋求结构调整取得进展的活跃表现。
我国经济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虽已取得阶段性进展，然而内外经济环境仍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困难，目前整体经济运行状态尚未走出下行调整谷底期。从以下几方面看，我国经济目前仍处于双重调整攻坚期，不排除明年可能要应对面临更大考验才能迎来新一轮景气增长。
1.外部不确定因素与风险
首先是外部经济环境不确定因素与风险有增无减。后危机时期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演变，一个突出表现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对全球增长贡献从早先七成到八成左右下降到三成上下，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贡献从早先时期不到三成上升到近年七成上下，其中我国增量贡献率在四成上下，高于“七国集团”（G7）整体贡献率。中国与外部经济关系格局朝更加多元与比较平衡方向转变：如近年中国对外贸易增量贡献大约七成来自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FDi绝大部分仍来自发达国家，然而oDi一半以上流向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中国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接近九成分布在广大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
全球经济格局趋势性演变对中国意味着长期机遇与短中期风险。从长期看，中国更加重视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并推动其经济成长，将有助于形成比较平衡并对我国发展更为有利的全球经济格局。中国决策层倡导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逻辑与这一历史趋势相契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新开放方针折射上述时代诉求。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持续发展追赶形势下，如果发达国家不能通过调整创新成功拓展全球技术产业前沿从而动态保持产业结构相对领先度，会面临开放条件下潜在增速走低的新挑战。发达国家仍拥有国际货币体系掌控权等历史遗产，仍能通过超常宽松货币与宏观政策支撑局面，然而会长期面临新兴经济体相对竞争力提升与追赶的挑战。
全球经济格局演变也意味着前所未有的外部不确定性与潜在风险。受通缩恐惧论理论范式引导与“涨掉债务”政策动机影响，美联储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打击“急救室”后多年实施超宽货币政策。虽然量化宽松与零利率大剂量刺激措施有助于提振资产价格，对其经济弱势复苏发挥支持作用，然而也在经济体内诱致与积累新的金融脆弱性与资产泡沫因素。意识到风险积累潜在危险最近退出零利率政策，然而利率常态化转变有可能打破美国经济脆弱复苏平衡，也可能会激活新一轮资产价格下行调整并派生经济减速与衰退风险。与美国经济困境比较，欧元区与日本经济纠结更多前景更为黯淡，构成全球经济的潜在新风险源。
由于经济发展模式与经济结构存在多方面问题，不少发展中大国与新兴经济体也面临各种脆弱性因素困扰。全球经济增速走低、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美国调整货币政策等，都可能对新兴经济体带来调整压力并引发波动甚至危机。今后几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形势都面临较大不确定性，针对外部环境的潜在新风险源甚至新危机冲击，中国不仅要实施正确政策保持国内经济稳健运行，还要准备在万一发生新外部冲击时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国际合作行动。
2.国内调整仍有多重挑战
一是消化产能过剩与过量库存的“去产能”“去库存”过程尚未完成。目前工业品价格仍在下行探底，显示早先上游部门产能过剩仍在释放消化过程中，对制造业投资企稳回升产生制约作用。又如在房地产行业虽然商品房销售已开始回升，个别城市甚至再现火爆行情，然而楼市回暖仍局限于部分地区，回升行情稳定性有待观察；另外房地产行业从销售回暖到投资回升通常存在1年-2年滞后期，房地产投资下行和低位调整尚未结束。目前在投资领域主要依靠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投资较快增长支撑局面，要等到消化工业产能过剩与房地产过量库存大体完成后，整体投资才有望恢复自主较快增长并实现经济周期转换。
二是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激活存量资源面临特殊困难。失衡调整持续深入到水落石出阶段，需要借助市场出清机制优胜劣汰，允许效率低下并失去市场自生能力企业依法退出以重组资源并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如果一些需要退出企业依靠外部输血勉强支撑甚至变成僵死企业，一些杠杆率过高甚至资不抵债机构受到政策保护难以重组清盘，会妨碍调整进程顺利推进。
三是目前面临两类金融风险压力上升局面。一类是景气扩张期积累失衡因素传导并外化为金融风险，表现为近年银行系统不良贷款率尤其是“次级类”与“可疑类”贷款比例较快增长，个别市场信用违约事件发生，这类风险因素在下行调整最后阶段可能会进一步上升。另外近年一些实质具有庞兹融资属性的商业模式以金融创新等概念包装流行，在互联网金融渗透力空前提升环境下，融资规模在较短时间可能扩大到百亿元量级的惊人规模。这类与通常周期下行阶段不良贷款增加等传统风险形成机制不同的新金融风险，其滋长繁衍速度快与潜在冲击大，尤其需要重视与专门应对。
四是结构调整新旧交替处于相持阶段。近年调整深化大环境下新产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成长有望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阶段，然而目前新动力尚不足以抵消传统行业增长周期回落与趋势走缓因素影响，沿海与中西部不少地区经济活跃增长尚不足抵消资源密集省区调整派生下行压力。某些资源密集地区经济下行困难与早先国企改革不够充分派生冗员困难相互交织，增添经济形势复杂程度。
3.谋求改革突破面临困难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力推新时期改革开放系统突破，是保证双重调整最终完成并迎来新一轮强景气增长的根本保障条件。十以来最高决策层制定了三中全会系统改革规划，并在人口政策调整、金融市场化改革、财政体制改革、简政放权、扩大对外开放等方面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在2015年11月9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八次会议上指出，“在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过程中，要发挥改革的突破性和先导性作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一个重要举措”。一如既往坚持改革优先的施政总思路。
然而推进改革开放实际步伐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仍不能很好适应，在关键改革领域谋求系统突破受既得利益格局阻碍，也面临不适应经济现代化实践的传统思想观念制约，改革面临“爬坡过坎”、“壮士断腕”困难超出预期。如果不能克服多重障碍实现关键领域改革的系统突破，可能会使经济运行在低位和下行阶段盘桓滞留过久，也可能使经济走出下行低谷后面临增长后劲不足的浅复苏或弱景气局面，甚至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与弱势增长组合而成的某种滞胀状态。需要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经济双重调整最后阶段挑战，力推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开放性市场经济体制以提升经济潜在增长能力，为中国经济后续强景气复苏与持续较快追赶创造必要条件。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前景
新世纪初年我国经济追赶提速，人均GDp从世纪初1000多美元增长到去年7500美元上下，从较低中等收入快速提升到较高中等收入水平。根据我国经济追赶历史表现与现实情况推测，目前这轮调整如能最终完成并向强景气增长转换，我国经济在新一轮景气成长阶段应能达到人均收入1.5万美元上下水平，初步实现向高收入国家跨越的目标，同时经济总量也有望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因而，本轮经济调整前景及其决定的我国未来五年至十年经济成长状态，在我国经济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将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周期与结构双重调整塑造了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走势。对冲经济下行风险并保证经济周期转换平顺推进，有必要加大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政策举措。然而要实现经济后续强有力回升，并在新一轮景气成长期实现向高收入水平跨越，则需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化解双重调整面临的突出矛盾问题，需要在关键领域深化改革以显著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需要充分释放市场创新力量激活新经济增长因素，需要更好发挥新兴大国能动性并有效拓展全球经济增长空间。
第一，全面辩证认识近年经济调整期形势特点，增强保持定力与主动积极调整的信心。既要重视GDp增速回落派生的严峻困难，也要看到宏观经济比例关系合意变化与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的利益；既要看到调整期传统部门特别是上游工业部门调减产能过剩派生的阵痛，也要看到新行业、新产品、新业态活跃生长；既要看到资源密集省份面临的特殊困难，也要看到大部分中西部省区市经济“弯道追赶”新亮点；既要看到一般物价下降对企业经营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困难并积极追加充实稳增长措施加以应对，也要看到由此派生的“宏观相对价格”变动对产能过剩提供市场化调节功能。在全面认识形势基础上坚定和增强保持定力与积极调整的信心，把需求侧和供给侧管理政策结合起来，把宏观经济管理政策与鼓励创新政策结合起来，把对内深化改革与对外扩大开放结合起来，把直面调整挑战与防范化解风险政策结合起来，推进完成双重调整并为实现“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基础。
第二，充实加强稳增长逆周期调节政策以适度扩大总需求。要发挥财政政策具有较好定向瞄准并能有效撬动民间资金的功能，在目前企业杠杆率较高而中央政府债务率较低形势下，适度加大利用财政手段稳增长的政策力度。可阶段性提高中央政府财政赤字率并相应增加国债发行规模，动态评估与合理确定地方政府新增债务限额，以支持结构性减税、增加民生支出与支持基础设施项目。要利用全球经济调整期大宗商品和资本品价格较低有利条件，继续大规模建设必要的地上地下基础设施，为我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提供必要硬件条件。要结合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目标，总结推广ppp经验以调动更多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化建设。要继续实施棚户区改造等改善民生项目。货币政策要坚持稳健灵活方针，为改革调整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需在保持充足流动性与防范出现新泡沫之间保持平衡，在政策工具创新与利用传统工具上保持平衡，适当加大退出高位存准率等总量工具力度以保持货币总量适度增长，同时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防范与化解金融风险。
第三，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助推双重调整。一要疏通“有序退出”路径为更好利用市场机制治理产能过剩创造必要政策条件，保证企业必要的破产重组与市场出清在法制轨道上有序展开。要实施配套性财税政策支持实现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等目标，设立转型基金帮助特定地区面临特殊困难的资源性企业一次性转移或退出。二要实施组合措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不仅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还要通过简政放权降低企业运营的制度易成本，降低过高税收和缴费负担，降低供给方具有垄断特点的土地、电力、物流等要素和投入成本。三要把推进城市化长期目标与房地产周期调整目标结合起来，使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与满足新市民住房需求同时发挥助推房地产“去库存”调整目标。四要重视我国粮食周期调整动向和影响，从探索耕地轮作休耕、减少流通价格干预、扩大农业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标本兼治新一轮粮食相对过剩并“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
第四，锐意推进关键领域制度性改革。中共十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通过推进市场取向制度性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激活社会生产力，是中国当代经济起飞追赶的最根本动力。要加快推出实施既能提振改革信心又能助推经济增长的改革举措，果断摘取改革地平线上“早已低垂的果实”。可分步骤取消与计划经济城乡隔绝要求相联系的户口管制制度，在农地普遍确权基础上尽快取消对农民宅基地用益物权和流转权的限制，赋予农民在择居择业与子女受教育方面更为充分的公民权，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并进一步激发被抑制的城市化发展潜能。要大范围减少对行业投资的准入管制与所有制歧视以释放社会投资潜能，减少医疗卫生与教育领域准入管制并扩大这些领域对外开放度，让这些收入弹性较高部门更好发挥助推潜在增长作用。要站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全部成就与中国崛起带动全球格局快速演变的当代高度，在全面认识总结新中国经济体制选择与经济建设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拓宽改革开放与经济现代化实践所需的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空间。
第五，公众政策与市场力量互相补充，底层创新与高端研发齐头并进，鼓励培育创新驱动新增长模式。随着世纪初农业劳动力转移高峰远去以及重工业部门集群外延扩张接近峰值，未来中国经济将越发呈现结构多样化与动力分散化特点。目前我国一线城市6000多万人口平均人均收入已经达到全球高收入水平，沿海几个最发达省区约3亿人口人均收入已接近高收入水平，经济增长正从早先主要通过模仿创新追赶逐步转向模仿与原发创新并重追赶。在经济发展新阶段要通过公共财政和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科技研发，加快培育其前沿创新能力；要通过实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培育推动增长的市场草根力量推动增长。顺应新信息技术与各类传统与新兴行业融合大趋势，积极实施鼓励“互联网+”政策方针，以改革创新为取向积极化解新兴业态生长与原有利益格局的摩擦矛盾。要发挥市场激励机制与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各类企业改进产品质量与提高服务品质，培育营造质量为王与品质第一的企业文化与社会氛围，通过一场持久的“品质革命”破解国内经济供给能力与中高收入阶段国内消费与投资需求结构不一致的矛盾。
第六，要发挥新兴大国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积极引领作用。新世纪中国开放追赶提速以来，中国作为最大增量贡献国无论在影响全球经济短期增长还是塑造未来发展格局的能力方面都有实质性提升。“大象无法藏身于树后”，应全面分析评估我国经济能动性增大的客观事实，在深化国内结构性改革健全制度同时，主动设计实施兼利中外的开放发展政策。要扎实推动“一带一路”行动计划，通过“五通”融合在沿线广大发展中国家培育新增长点，同时不断总结经验防范风险存利去害，在快速演变的多极世界中发挥引领全球经济发展潮流的作用。要利用我国今年举办G20峰会的机遇，在多边场合积极倡导通过深化结构改革提升潜在增长率与推进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理念，回应一段时期国际主流社会过于依赖短期刺激政策应对长期经济结构问题的政策偏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