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1
2013年我将继续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坚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落实中央、省、市、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政策，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区政法部门的精心指导下，以维护社会稳定为目标，以人民满意为标准，以落实领导责任制为主线，扎实推进“平安__*镇”建设。具体措施如下：
一、扎实推进治安双保工作
继续认真贯彻区委、区政府的部署，进一步提高认识，切实增强推进“治安双保”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坚持“惠民政策摆在前，宣传发动走在先”的工作思路，对治安双保工程进行全面宣传，重点发动，扎实做好每个具体环节的工作，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有序推进。
二、全力做好各级会议及春节期间的安保稳定工作
深入实施“固本强基维稳”工程，确保中央、省、市、区各级会议和元旦、春节等重要节日以及重要敏感时期的社会和谐稳定。继续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提出的“五个防止发生”和“两个尽最大努力”的工作方针，按照思想上的弦绷得紧而又紧、对策上的准备细而又细、工作上的力度强而又强的要求，全力以赴做好维稳各项工作，确保全镇的和谐稳定，为建设“有机农业镇、生态旅游镇、和谐新城镇”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积极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
推进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是进一步做好稳定工作的重要举措，是确保我镇政治经济发展稳定的迫切需要，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事项，都要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在作出涉及群众利益的重大决策前，都要慎重对待风险评估意见，使风险评估制度成为重大决策部署的一项“刚性门槛”。正确把握和妥善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注重从决策、政策、项目、改革等方面加强利益协调、诉求表达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建设，力争做到凡是得不到绝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支持的举措坚决不施行，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四、集中化解积案老案
全面落实“谁主管、谁负责”、“谁分包、谁负责”的工作责任制，着力提高积案化解质量，帮助协调办推动矛盾隐患和积案的减少。
1、扎实开展大走访活动。结合大走访活动，把化解矛盾纠纷、解决问题作为重要内容，通过带案下访、上门走访、预约接访等多种方式，主动走访、联系、帮助群众，千方百计缓解、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以实际行动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提高群众满意度，积极构建和谐关系。
2、切实建立回访制度。由、司法、综治部门主动上门回访所办案件，向当事人进行解疑释惑，耐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减少群众对案件办理的误解和对立，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
3、加大督查督办力度。一是建立台账，综治部门对所有问题及时登记，建立台账，转交给相关部门对案件进行办理，限期完成。二是跟踪管理。对转交办的件，每周进行梳理排查，对重点案件建立专门档案，掌握问题解决的时限和进度。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2
2020年上半年，xx镇政协委员联络室按照市政协的总体部署，结合本镇工作的特点，积极引导政协委员开展“委员走基层、协商在一线”活动。深入基层、下到一线，协商于民、协商为民，充分发挥了委员联络广泛、智力密集的优势，为xx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建言献策，为打造蒸蒸日上新xx贡献了政协力量。
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镇域综合发展建言献计
2020年上半年，xx政协联络室积极引导政协委员深入开展“委员走基层、协商在一线”活动，对我镇的各类工业实体项目、人居环境提升、脱贫攻坚等关乎民计民生的重点工作进行走访、咨询、调解等，帮助群众出点子、解难题，为党委、政府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有力参考。一是助力双招双引，工业实体培育初见成效。二是精心设计谋划，小城镇建设更加精美宜居。三是持续建设美丽乡村，全面提升群众获得感。
二、强化学习、提升素质，发挥委员引领带动作用
政协委员要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和义务，必须要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大局意识，才能发挥自身优势，起到引领和示范带动作用。为此，xx镇将委员学习列为年度活动工作计划的重要一项，从制度、阵地、形式等方面进行保障。一是制定了《政协委员活动制度》，对政协委员参加学习活动情况进行考核打分，作为年度评优和履职考核的主要依据，督促委员按要求参加集中学习安排。二是健全完善委员学习活动阵地，进一步提升政协委员学习活动室规范化水平，配备桌椅、电脑及相关图书设施，并将各类制度版面上墙。三是坚持集中学习与个人自学相结合的方式，对委员们进行培训，今年以来，组织集中学习一次，重点学习了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精神和相关业务知识，使委员们认识和把握政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强了担当意识和大局意识，明确了立足岗位做好履职的方向和目标。政协委员xx立足从事的蔬菜种苗繁育产业，积极在研发创新上下功夫，申办创立了院士工作站——山东省鲁寿种业院士工作站，主要研究健康无毒瓜类蔬菜种苗繁育技术，为我市蔬菜种苗产业上档升级打造了平台。委员xx作为供电行业职工，针对当前农村农业用电设施简陋、安全隐患问题突出的实际，向政府提议并参与组织开展了农业用电集中大排查，排查整改安全隐患xxx处，极大地保障了农业用电安全。
三、精心组织、履职尽能，强化委员参政议政职能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3
关键词：竞争政策；贸易政策；wto；非违反之诉
中图分类号：F740；D99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05-0117-07
wto虽然对竞争政策本身没有进行直接规范，但是对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间的关系问题一直给予密切关注。国际层面要求在wto框架下解决竞争政策国际协调问题的呼声很高，在wto的新一轮谈判策划中，试图将竞争政策作为谈判新议题的努力再次展开。1996年12月wto新加坡部长级会议决定成立了一个竞争政策工作小组，几经周折，2004年8月1日通过的wto总理事会《多哈工作议程决定》将竞争政策从议题名单中撤除。尽管如此，在wto框架下协调竞争政策的努力已经展开。在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尚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之前，存在着利用wto非违反之诉将竞争政策全面引入wto框架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一旦付诸实施，将会对wto产生重大的影响。
一、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
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制定和实施的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市场正当的竞争关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进社会福利。竞争政策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法律化的经济政策，而竞争政策主要是通过法律来实施，因此，竞争法构成竞争政策的核心。从这个角度看，竞争政策首先体现为国家对市场竞争予以规范的意愿和程度，国家可以选择制定实施竞争法，也可以选择不制定竞争法，这是国家基于其自身经济政策的要求而做出的选择；其次，一般认为，作为竞争政策核心的竞争法主要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主要规范对市场竞争构成阻碍的垄断行为，其目标是确保市场的竞争性。尽管各国制定反垄断法的基本宗旨是一致的，但基于国内经济政策的不同需求，其内容和方式存在很大差别，但其规范范围即垄断行为的类别大同小异，例如我国反垄断法规定的垄断行为包括经营者达成垄断协议、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反不正当竞争法主要规范市场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禁止经营者利用不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因此，限制竞争行为、垄断行为、限制性商业惯例等相关概念均可以统括在竞争法或竞争政策概念之中。
竞争政策与贸易自由化存在着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二者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实施贸易自由化政策有助于促进竞争政策的实现，而如果没有竞争政策的辅助，贸易自由化的实现也将受到阻碍。“在国家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减少后，要真正实现自由贸易的目标，还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有效的竞争政策来配合和补充，以防止企业的限制竞争行为在政府障碍已被消除的领域建立起新的市场障碍，形成所谓货物与服务虽可以自由进出国境但仍无法进入他国市场的尴尬局面”。因此，在贸易自由化取得实质进展之后，竞争政策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否则wto所取得的贸易自由化成果可能会被私人企业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所抵消。这种起到抵消作用的限制性商业惯例被称为“与贸易有关的私人部门活动”（tRapS,trade-relatedactivitiesofprivatesectors）。
日本消费胶卷案的起因充分说明了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之间的这种关系。美国柯达公司认为，日本富士公司在日本市场实施的一系列反竞争行为违反了日本的禁止垄断法律，但是日本政府执法不力，对富士公司的违法行为予以纵容或容忍，使富士公司操纵了日本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市场，阻碍了柯达公司产品进入日本市场，根据wto取得的贸易自由化利益由于日本的竞争政策而受到抵消。为此，柯达公司于1995年5月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向美国贸易代表提出指控，最终导致了美国依照wto争端解决程序日本的日本消费胶卷案。
二、以Gatt/wto作为竞争政策国际协调框架的努力
由于竞争政策与贸易政策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补充的关系，对竞争政策在国际层面进行协调的需要伴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应运而生。
旨在创建国际贸易组织（ito）的哈瓦那的起草者已充分认识到竞争政策对贸易自由化的重要意义，因此，哈瓦那第五章专章规定了限制性商业惯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先行、哈瓦那紧随其后的计划落空后，Gatt协定联系哈瓦那有关章节包括第五章规定的第29条失去了意义，因此，Gatt缔约方于1955年一致通过一项决议，决定删除Gatt第29条，但由于一个缔约方没有批准该决议，致使Gatt第29条的条文仍然予以保留，只是不再具有实际意义，其指向的哈瓦那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第五章对缔约方不具有任何约束力。
尽管如此，将竞争政策纳入Gatt/wto框架的努力一直在进行中。早在1955年，就有缔约方代表提议在Gatt中设置规范国际贸易中限制性商业行为的条款，但因时机不成熟而没有获得通过。1958年，Gatt决定成立一个专家组研究Gatt是否以及在何程度上规范限制性商业惯例，专家组通过了一份研究报告，建议为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提供一个进行磋商的机会。继乌拉圭回合谈判中未能对竞争政策进行讨论，将“国际反垄断法典草案”作为诸边协议而纳入wto框架中的专家动议未能成功之后，在wto新一轮谈判中纳入竞争政策议题的努力和计划也相继落空。目前的状态是，在wto框架下展开竞争政策谈判未能实质性启动，这种谈判今后能否启动以及何时启动取决于wto成员方能否就其分歧较大的立场达成妥协。
从目前的情形看，将竞争政策纳入wto框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具体进程还很难预料，主要的困难在于各成员方的观点和态度存在很大差别。发达国家关注的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竞争政策的要求，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具有市场竞争性，以免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因发展中国家缺乏市场竞争机制而受到减损；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关注对反倾消措施进行控制以及跨国公司滥用优势地位的限制竞争行为；美国坚持认为反倾消措施与竞争政策无关，拒绝就反倾消问题进行谈判。可见，各成员方的立场差异还是很大的。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寄希望于通过制定竞争政策规则而使非违反之诉的适用退出这个领域，还不是很现实。
三、Gatt/wto的非违反之诉制度
非违反之诉(non-violationcomplaint）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项规则。非违反之诉是指这样的一种情形：如果一成员方实施了某项措施，并致使另一成员方依照wto协定而合理预期的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即使该项措施并没有违反wto协定，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成员方仍然有权依照wto争端解决程序提起申诉，如果裁定非违反之诉成立，被诉方虽然没有义务撤消被诉的措施，但有义务与申诉方达成满意的调整或进行补偿。非违反之诉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ontariffsandtrade,Gatt）签订时就规定在Gatt1947第23条1（b）中，在Gatt近50年的争端解决实践中，专家小组通过具体案件裁决对非违反之诉做出了一定程度的阐明，乌拉圭回合谈判又进一步将其适用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以及其他多边贸易协定。
Gatt1947“非违反之诉”的概念源于20世纪30年代国际联盟系列经济会议有关贸易政策的讨论，以及后来同一时期主要是美国签订的双边贸易协定。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在恢复经济的努力中，对贸易自由化的认识并不存在分歧。为落到实处，国际联盟于1920年设立的经济委员会主持了一系列讨论，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签订贸易条约降低关税，即所谓的“关税停战”（Customstruce）。但达成此目的必须解决普遍存在的“间接保护”（indirectprotection）问题，这样才不致使关税降低的利益被关税外的其他替代性措施所抵消。“间接保护”在当时不但十分盛行，而且花样繁多，因此，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成为讨论中的关键。最初的设想是要先列出应予禁止的“间接保护”措施，但1933年的伦敦货币与经济会议否定了这个设想，因为各国逐渐认识到，全部列出此类措施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以一个原则性的条款即“公平待遇条款”（equitabletreatmentclause）来解决。在此背景下，美国代表Frednielsen为会议准备了条款草案，并被伦敦会议所采纳。在这个条款中第一次使用了“抵消或损害”的用语，形成了“非违反性抵消或损害”（non-violationnullificationorimpairment,nVni）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其后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得到普遍推行，在此基础上，通过其提出的作为ito谈判基础的“建议稿”，美国使这一概念引入了ito进而Gatt谈判中。有意思的是，美国在其建议稿中，仅意在使“非违反之诉”适用于ito的“商业政策篇”，这样做的目的是计划将“商业政策篇”作为一个独立的协议，作为首轮关税减让谈判结果的协议框架。这一目的因Gatt1947的先期临时生效而实现，从而美国将“非违反之诉”仅适用于关税减让情形的初衷彰然若揭。
从非违反之诉的根源及被写入Gatt的背景看，显然是为了维持关税减让承诺的实际利益或作用，从而使通过关税减让而促进国际贸易这一当时惟一可选择的途径不致落空，因此，关税减让利益的维持是非违反之诉的核心和整个设计的全部目的所在。Gatt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成员方间互惠关税减让，由于当时在国际贸易领域许多实体规则的缺失，名目繁多的“间接保护”措施可能轻易地令Gatt的根基受到动摇，因此，以非违反之诉的设计防止成员方利用非关税壁垒或其他政府措施抵消关税减让带来的利益。日本胶卷相纸案的专家组对此曾明确：“第23条（1）b的目的是，通过对Gatt规则没有规定、但却抵消或损害一成员方关税谈判合法预期利益的政府行为予以调整，保护Gatt的减让平衡。”
非违反之诉如从字面理解，与“违反之诉”相对应、并列，似乎“违反之诉”之外的情形均包含在其中，适用范围应很宽泛。但事实上与Gatt/wto历史上共300多个案件相比，非违反之诉是极少量的。虽然从字面上看不出这层意思，但从条款的设定背景和目的看，起草者们并没有将非违反之诉视为常例，本意是要将其作为特例对待，这一层意思随着国际贸易政策规则化范围的扩展而日渐清晰。在“日本胶卷案”中，专家组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精神：“虽然非违反之诉救济是wto/Gatt争端解决中一个重要的、被接受的手段，并已‘载入书本’近50年，我们注意到只有8个案件专家组报告实质性地对第23条1（b）申诉进行了裁判。这表明，无论是Gatt缔约方还是wto成员方均谨慎地适用该救济措施，并实际上将其视为例外的争端解决工具。我们注意到，在这一点上，欧盟油菜籽案及本案中的欧盟和美国均确认‘非违反抵消或损害’（nVni）救济应谨慎适用，并应视为例外性的概念。理由很简单，成员方谈判议定其同意遵守的规则，只例外地因未违反这些规则的行为而受到挑战。”
毕竟非违反之诉的规定字面含义宽泛，规定模糊，上述例外对待的原则只能通过具体案例予以体现，因此，通过专家组的判例裁决，基本确立了非违反之诉的构成要素，主要包括：（1）存在一成员方政府的措施；（2）申诉方在谈判时无法合理预期会实施前述措施，或从另一个角度讲，对一成员方的减让存在合理预期的利益；（3）该利益因上述措施受到抵消或损害，即上述措施不利地打乱了减让所确立的产品间的竞争关系。
日本消费胶卷案（Japan-measuresaffectingConsumerphotographicFilmandpaper）是wto第一个非违反之诉案件，虽然美国提出的非违反之诉没有得到支持，但专家组报告对非违反之诉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包括非违反之诉的目的、构成要素、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这是专家组在总结Gatt以往实践的基础上对非违反之诉的理解。对专家组的这些理解还存在很多争议，值得专门进行讨论，超出了本文的范围。但是，通过对本案事实的大致了解，有助于更具体地认识非违反之诉的含义。
1996年9月20日，美国根据wto争端解决谅解第4条及第6条的规定，请求设立专家组，以解决其与日本间有关消费胶卷和相纸的争端。美国认为，日本的某些法律、法规、要求和措施影响了进口到日本的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分消、允诺消售和国内消售，对美国应从日本在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所作的消费胶卷和相纸关税减让中取得的合法预期利益造成抵消或损害，因此依照Gatt第23条1（b）的规定提起非违反之诉。
美国在申诉中提出的对其利益造成抵消或损害的日本政府措施共有21项，大体分为三类：（1）分消措施：鼓励和便利形成一种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市场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进口胶卷和相纸被排除在传统分消渠道之外；（2）大型零售商场法：通过限制大型零售商场的设立，限制了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替代性分消渠道的发展；（3）促消措施：通过限制促消而使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在市场上处于不利地位。美国认为，日本的这些国内措施虽然并没有违反Gatt的规定，但对其在关税减让谈判中的预期利益产生抵消或损害，因此符合非违反之诉的成立条件。专家组报告认定美国提出的非违反之诉不成立。
前面提到，非违反之诉字面上看来范围很宽泛，但事实上却是作为例外来掌握的，因此，无法望文生义地理解。这里选择美国申诉的其中一项措施――“大型零售商场法”――来进一步认识这一点。
日本国会于1973年10月1日通过“大型零售商场法”，1974年3月1日起生效。该法主要是对大型零售商场的设立予以监控。根据该法的要求，新的大型零售商场计划完工和开张前12个月，须向有关部门提交通知，有关部门就该商场是否适用本法规定的程序做出通告，商场只能在此通告7个月后才能开业。向有关部门提交前述通知后的4个月内，必须向有关部门、地方商会、当地零售商或其协会、消费者就商场设立计划进行解释。商场开业前至少5个月，必须向有关部门提交通知，该有关部门确定新商场的设立是否可能对中小零售商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是，则有关部门可要求减少商场面积及/或推迟开业时间。美国认为，大型零售商场更乐于消售进口消费胶卷，因而是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重要的分消渠道。“大型零售商场法”限制、制约了新的大型商场的设立，从而限制了进口消费胶卷和相纸的另一分消渠道的发展。
专家组认为，构成非违反之诉应符合三个要素的要求，即被诉方政府实施某项措施、申诉方具有合法预期利益、损害及因果关系。就“大型零售商场法”而言，第一个要素是具备的，它属于日本政府实施的一项措施；关于合法预期利益，美国认为是其源自日本消费胶卷和相纸关税减让（肯尼迪回合、东京回合、乌拉圭回合）的对市场准入改善的合法预期，而专家组认为，从实施措施和关税减让的时间看，美国仅对源自肯尼迪回合的关税减让有改善市场准入的合法预期；关于损害和因果关系，专家组认为“大型零售商场法”并不是特别针对某一具体产品或某一来源的产品，因此，并未破坏进口及国产消费胶卷和相纸的竞争关系，不存在损害。因此，裁定美国提出的非违反之诉不成立。
四、竞争政策国际协调对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的影响
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范围向来是对非违反之诉的意义和价值持有相左观点者均重点关注的问题，或呼吁缩减其适用范围，或力主扩大其适用范围。在Gatt/wto立法及实践中，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在两个不同方向上的变化都发生过，体现了对非违反之诉限制主义和激进主义不同力量的作用。考察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变化过程，对于认识这种制度的作用、价值和未来趋向应该会有裨益，尽管这个变化过程显得杂乱无章。
竞争政策被纳入wto框架后，势必形成有关竞争政策的实体性纪律，对贸易的市场准入产生影响的竞争政策需要符合这种实体性纪律的要求，否则将构成对wto协定义务的违反。因此，有关竞争政策争端将主要以违反之诉的方式解决，非违反之诉在这方面的适用机会大大降低。非违反之诉适用范围受到这种影响的现实性取决于竞争政策纳入wto框架的可能性。
而在目前阶段，如果扩张非违反之诉的适用范围，通过非违反之诉全面解决竞争政策引发的贸易政策问题，无疑将对违反之诉的适用范围产生重大影响。
Gatt虽然认为应该对限制性商业惯例采取一定的行动，但并不倾向于利用其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竞争政策问题。如前所述，Gatt于1958年11月指定了一个专家组（Groupofexperts）进行研究，以确定Gatt是否、在何程度上以及如何对国际贸易中的限制性商业惯例采取行动。专家组随后提交了研究报告，认为Gatt缔约方全体在这方面应该采取行动，而且认为Gatt缔约方全体是对限制性商业惯例采取行动的恰当的、适格的机构。但在采取行动的方式上，专家组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按照大多数专家的意见，作为限制性商业惯例方面的专家而不是Gatt法律问题的专家，专家组不能判断对限制性商业惯例是否适用Gatt第23条。大多数专家确信，尽管如此，应建议缔约方全体不要依据Gatt第23条采取行动。多数专家不建议采纳Gatt争端解决条款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的理由是，“这样的行动会引发根据第23条第2段的报复措施的严重风险，而采取这种报复措施所基于的判断可能是在缺乏足够的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事实信息的情形下不得已而做出的，从而对贸易产生不利的影响。”为此，多数专家建议采取双边磋商方式，以求消除限制性商业惯例的不利影响，但Gatt对这种双边磋商不主动参与，亦不采取实质性行动。少数专家的意见与其他专家的意见大体相同，差别在于建议Gatt积极主动地参与双边协商，如果有关双方经过磋商没有达成一致，则缔约方全体指定一个专家组参加上述磋商。并且认为，如果仍无法达成一致，将向缔约方全体进行报告，缔约方全体可以根据Gatt第23条第2款的规定提出建议，但是不进一步采取Gatt第23条第2款第二句所规定的其他措施。可见，专家组并不建议通过Gatt争端解决条款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少数专家的意见归根到底也不是利用Gatt争端解决条款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
Gatt随后又指定了一个工作组（workingparty）对上述报告进行研究，工作组最后提交了一份经各方妥协的草案，缔约方全体在此基础上于1960年11月18日通过了《关于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决定》，中心思想是表明Gatt目前无法对限制性商业行为进行控制，但考虑到对Gatt贸易自由化进程构成阻碍，建议开展双边磋商，如双方认同有关限制性商业惯例产生了有害的影响，则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这种影响，如不能达成一致，则通知秘书处，由秘书处转达给缔约方全体。
上述决定是以Gatt不插手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为基调的，否则，该决定对限制性商业惯例的有关描述和处理原则使人感觉非违反之诉是最接近的可用机制。
时过境迁，当Gatt觉得可以插手限制性商业惯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非违反之诉。世界银行1993年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竞争、竞争政策及Gatt》体现了这种思路，巧合的是，该报告的作者之一为Gatt秘书处法律部的petrosC.mavroidis教授。该报告的中心论点是，为了促进全球竞争，与其协调各国的竞争政策，莫如进一步推进贸易自由化以及实施现有的Gatt规则；现有的Gatt规则和判例法适用于有关竞争政策问题的争端解决，既可以针对缔约方实施其现有竞争法律的行为，也可以针对缔约方不实施有关法律的行为；对于与竞争政策有关的争端，应该更积极地利用Gatt现有的非直接途径，如非违反之诉这个具有强大潜在功能的工具。
倡议适用非违反之诉处理限制性商业惯例问题的另一位著名学者是JagdishBhagwati教授。JagdishBhagwati教授提出wto应审查竞争政策问题，其动因是美国将“外国政府容忍企业的系统的反竞争活动”（thetolerationbyaforeigngovernmentofsystematicanticompetitiveactivitiesbyenterprises）列为可启动“301条款”的情形之一，认为竞争政策问题已经引发了国家的单边措施。JagdishBhagwati教授建议，Gatt通过适用非违反之诉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问题纳入到Gatt的管辖范围，这样做的优势在于通过争端解决实践迅速确立竞争政策方面公认的最低要求标准，形成判例，同时又缓解了单边措施带来的问题。
五、不宜通过非违反之诉将竞争政策全面纳入wto框架
非违反之诉并不是不能适用于有关竞争政策的措施，如果成员方实施了一项有关竞争政策的措施，对另一成员方依照wto协定合理预期的减让利益造成了抵消或损害，没有理由不能提起非违反之诉。但是，上述倡导适用非违反之诉处理竞争政策争端的建议并不局限于此，而是期望通过非违反之诉全面地将竞争政策的有关问题纳入到Gatt/wto框架下，这种做法势必将突破非违反之诉正常的适用限度，只有通过赋予非违反之诉新的涵义才能实现，从而带来相应的一系列问题。这种解决路径的实质是解释现有的协议，需要wto上诉机构的法律解释或者wto总理事会的正式解释。
如果通过非违反之诉全面地将竞争政策的有关问题纳入到Gatt/wto框架下，会产生如下的问题：
1.需要对非违反之诉做出突破性的解释
构成非违反之诉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包括政府实施的措施、具有合法预期的利益、该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但适用于竞争政策时，在能否满足“政府实施的措施”这个要件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非违反之诉要求被诉的措施必须是由政府实施的，这样才能将有关后果归责于政府。落实到竞争政策的情形，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实施者往往是商业公司，按照一般的原则，这种纯粹的私人行为不能成为Gatt/wto争端解决程序审查的对象。为了克服这个障碍，达到将私人行为归责于政府的目的，倡导者们对限制性商业惯例提出了不同的观察角度，认为在很多情况下，公司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或者需要政府的批准（如反托拉斯豁免），或者需要政府的支持（如贸易壁垒）。另一种类似的版本认为，在很多情况下，政府在支持及或帮助私人机构的限制性商业惯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这个论断对一部分限制性商业惯例可能是适用的，而且需要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具体分析，将其作为一般性的判断则缺乏必要的理性，至少缺乏可信的经验数据支持；竞争政策只是政府管理经济活动的一个方面，从政府实施管理这个角度看与其他方面的管理不存在质的差别，为什么只在竞争政策方面做出这样的判断？再者，发展中国家对跨国公司在当地市场大量存在的限制性商业惯例深为忧虑，苦于不能有效控制，难道可以将这种行为归责于作为受害者的政府？可见，上述论断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在Gatt/wto争端解决实践中，曾提出过将部分私人限制性商业惯例归责于政府的标准，且不论这个标准是否恰当，由于日本政府管理经济的特殊文化场景，将这个标准适用于具体个案中涉及的日本，可能得出肯定性的判断，但在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中，这个标准可能都不会获得满足。因此，还不能认为专家组确立的该标准肯定了倡导者们的上述论断。
“措施的实施”（theapplication…ofanymeasure），从用语上可以肯定，是指积极的行为，例如制定法律规章、采取某种行动等，因此政府不作为（non-action）应该不属于措施的“实施”。因竞争政策方面的原因导致成员方协定下利益受到抵消或损害的情形中，很多涉及到政府对限制性商业惯例予以容忍，或不实施已有的竞争政策，或不制定竞争政策，这些都属于政府的不作为。“根据Gatt/wto法，成员方竞争法执行机构的容忍或不作为似乎与政府行为的关联太过遥远，还不能将其纳入争端解决程序”。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观点认为，“措施的实施”是产生利益抵消或损害的手段（means），设计非违反之诉制度是为了解决成员方对竞争条件受到改变的担心，竞争条件的改变源于其他成员方的积极行为，然而，如果将重心放在引起所禁止的结果的手段上，而不是放在结果本身上，那么结论是只有引起抵消或损害的部分政府行为（Governmentaction）受到了规范，而其他部分则不能得到规范，这个结论与设计非违反之诉的目的不相符。因此，按照目的论的方法解释更为适宜，既然关键是利益的抵消或损害，那么对引起这一结果的手段应以灵活的方式进行解释，这样，只要对竞争条件造成了抵消或损害，不仅积极的行为而且消极的容忍都能适用非违反之诉。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非违反之诉规范的对象是政府的某种行为，之所以对其进行规范，是因为这种政府行为造成了利益的抵消或损害，因此，前面提到的“手段”与“结果”是不能割裂的，不是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受非违反之诉的规范，也不是所有造成利益抵消或损害的原因都受到规范。从解释方法上，这种解释不但违背了文义解释的原则，而且也违背了有效解释的原则，因为“措施的实施”在这种解释中变成了多余的文字。再者，如果对“措施的实施”用语不必理会，那么“合理预期”岂不失去了意义。看来这种“灵活方式”实质是随意的方式(注：这一观点的作者对“灵活”的重要性作了专门标注，认为“灵活性”不仅是Gatt法解释中的关键概念，而且可能是Gatt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2.争端解决机构立法引发合法性问题
如上所述，适用非违反之诉全面解决竞争政策问题，必然涉及到对现有制度的突破，赋予了非违反之诉新的内容，意味着为成员方在竞争政策方面设定了新的义务。但是根据DSU第3.2款的规定：“wto争端解决体制是为多边贸易体制提供可靠性和可预测性的一个核心因素。各成员方承认该体制的作用在于保护各成员在涵盖协定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及依照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澄清这些协定的现有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涵盖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可见，争端解决机构只能是解释、适用wto的各项规定，在这个过程中，不能为成员方创设协议中不存在的新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就超越了全体成员方给予的授权。在Gatt时期，专家组的报告获得通过需要全体缔约方的一致同意，任一缔约方的反对都可以阻止专家组报告的通过，从这个角度讲，专家组只是一个没有决定权的工作机构，是名副其实的“专家”组。而wto制定的“反向协商一致”原则对此做出了实质性的改变，根据这个原则，争端解决机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报告几乎等于自动通过，争端解决机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裁决机构。wto的规则取向特点主要是由这一点决定并通过这一点表现的，而DSU第3.2款的规定正是因应这种变化而对争端解决机构权限的限定，超越这个权限，争端解决机构报告的合法性将出现问题。
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是一个较复杂的问题，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其中核心之一都会涉及到如何在竞争政策价值与贸易政策价值之间进行协调，如何在贸易自由化与成员方通过竞争政策管理国内市场的自由之间进行平衡。在对这个核心问题没有形成任何国际共识的情况下，由wto争端解决机构利用一个并不恰当的制度去人为地形成规则，不但严重影响wto体制的可靠性和可预见性，也不利于竞争政策国际协调的进程。因此，在与贸易有关的竞争政策问题上，争端解决机构不能越俎代庖，具体解决方案应着重考虑如何有助于维持和强化wto体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地位。
3.突破了非违反之诉的特定目的性
非违反之诉制度的设定具有特定目的性。Gatt1947是为缔约方达成的关税减让成果提供一个协议框架，其中各项规则的目的都服务于保障关税减让成果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出发，非违反之诉针对那些尽管不违背Gatt的规定但对关税减让利益造成抵消或损害的政府措施，其目的在于保护关税减让平衡，而不是对这些“合法”措施本身进行规范。因此，非违反之诉并不是为了填补Gatt规定的漏洞（loophole），这些漏洞的存在不是Gatt考虑不周造成的，而是Gatt特意将其留在了规范范围之外，竞争政策问题也在此之列。这些留在规范范围之外的领域，在具有现实需求和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能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规范的对象。因此，竞争政策问题纳入Gatt/wto框架有其正常的路径，而不能通过非违反之诉的大门进入，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入口。非违反之诉的功能是特定的，不能把它作为解决疑难问题的万灵药。wto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为成员方处理国际贸易中的新问题提供了一个多边谈判和洽商的平台，非违反之诉不具有这个功能。
综上分析，笔者认为试图通过非违反之诉将竞争政策问题全面纳入wto框架的方案是不恰当的。当然这并不影响在符合规定条件的情况下,部分与竞争政策有关的政府措施成为申诉方启动非违反之诉的正当理由，当应当严格掌握。
参考文献：
［1］王先林.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齐虹丽，徐鹏.贸易自由化与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8，（3）.
［3］Bernardm.Hoekman，petrosC.mavroidis,Competition,Competitionpolicy,andtheGatt［R］.theworldBankpolicyResearch，workingpaper，1228.
［4］FriederRoessler,ShouldprinciplesofCompetitionpolicybeincorporatedintowtoLawthroughnon-violationComplaints［J］.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1999,（2）：414.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4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公诉权；司法请求权
一、刑事和解与公诉权概述
随着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刑事和解制度被正式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在我国的法律地位。在我国，刑事和解是指部分公诉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诚悔罪，通过向被害人赔偿损失、赔礼道歉等方式获得被害人谅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双方当事人可以和解。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
公诉权是指法定的专门机关及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被害人的利益而代表国家主动追诉犯罪，请求审判机关对犯罪嫌疑人予以定罪并处以刑罚的一种权力。公诉权具有以下特点：1、公诉权是一种司法请求权，属于程序性的权力2、公诉权是一项犯罪追诉权，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而遏制犯罪，维护法律秩序为使命3、公诉权也是一项国家权力，具有专属性的法定职权，是由法律赋予公诉机关行使的一种专门权力。
二、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关系
1、刑事和解与公诉权行使的目的具有高度一致性
无论是自诉案件中的和解，恢复性司法还是刑事和解制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降低惩罚的成本，带动司法效率，使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以更加有力的方式回归社会，以一种缓和的方式惩罚犯罪，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刑事犯罪究其本质而言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冲击和破坏，和谐社会的核心需求就是要将被冲突和犯罪行为破坏的社会关系予以恢复，而刑事和解制度正是顺应了这一需求，它以保护被害人的利益为核心，注重发挥被害人与加害人在解决行使矛盾中的能动作用，努力为双方营造对话的氛围和空间，促进双方的谅解，在相互磨合中化解矛盾，从而减少社会冲突，达到社会和谐。而从保护被害人权益角度来审视，刑事和解也是中西方文化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体现，符合刑事诉讼的发展规律，与我国便宜原则的追求相一致。众所周知，我国采取的是法定主义与便宜主义相结合的方式，法定原则是指只要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条件，公诉机关就必须提起公诉的的追诉原则，相对于法定原则而言，便宜原则是指虽然具有犯罪的客观嫌疑，具备条件，但机关斟酌各种情形，认为不需要时，可以裁量决定不，便宜原则充分体现了考虑刑事程序所及的各种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予以衡量选择的理念，以此可以看出二者从行使的初衷到最终所追求的效果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但并不存在矛盾之处，刑事和解是对公诉权行使的必要补充，有利于完善我国的刑罚体系。
2、刑事和解与公诉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具有高度一致性
05年12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有关领导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出宽严相济政策是我国在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06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都相继表态，要在各自的工作中充分贯彻这一政策，06年10月，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增强人民群众安全感”一节中指出：“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由此可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已成为我国现阶段适用的基本的刑事司法政策，各机关应当积极探索，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而以上这些正是刑事和解的思想基础，它体现了宽松的刑事政策，体现了刑法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多为有所少为的价值品味，体现了以人为本与公平正义的司法理念，对于有效地打击与预防犯罪、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下中，适用刑事和解只局限于法律规定的犯罪，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而这些也恰恰正是宽严相济政策中需“从宽”处理的案件类型，当然需要注意的是，达成和解不意味着必然
从宽处理，还要考虑其他情节。而公诉权作为一种司法请求权，是一项国家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也不是一味的制裁犯罪，惩罚犯罪，也需要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二者在此点上是共同的。
3、从公诉权的内容上看与刑事和解也有契合性与相通性
公诉权包括实体上的诉权和程序上的诉权，实体上的诉权又包括定罪建议权与量刑建议权，重点说一下量刑建议权。量刑建议权是指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形确定指控犯罪的基础上，提出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以及执行方式等的合理意见，并请求法院采纳的一种司法请求权。量刑建议权不同于协商性司法权，其是检察机关向法院提出的，属于检察机关的责任，往往是考虑到被告人权利的保护，法的效率价值等方面。日本《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调查终了后，检察官就事实和法律适用陈述意见”在日本，检察官陈述意见称之为“论告”。日本学者通说认为，论告乃检察官之义务。检察官论告权对法官不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实务中检察官的论告对法官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力。如果法官以求刑请求作出判决，检察官不得上诉。求刑权发挥了刑事政策的重要机能。“检察官系代表国家行使刑罚权之机关，亦为统一总合推动刑事政策之国家机关。检察官之求刑，基于检察一体原则之运营，在统一刑事政策之考量下，易形成客观基准，对法官之量刑造成相当大的影响，在全国量刑之平等上扮演着极其显著之功能。”由于求刑权在贯彻刑事政策上的重要意义，而刑事和解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举措，故以求刑权来改造刑事和解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由此可以看出量刑建议权与刑事和解的出发点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缓解社会矛盾，最大程度的调解被害人与被告人间的冲突，只是二者在适用的主体，方法程序上有所不同，但二者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最后，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决定了刑事和解制度对现实社会的积极意义和价值，是对公诉权追求价值观的补充。目前由于刑事和解刚刚在刑事诉讼中予以明确规定，在施行中难免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就需要合理的协调好其与公诉权之间的关系，相信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发展，刑事和解制度与公诉权的关系将越来越协调。
【参考文献】
[1]田兴洪.宽严相济语境下的轻罪刑事政策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0.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5
一、基本情况
我乡现共有优抚对象名（户），其中伤残军人名，烈属户，复员军人名，退伍军人名，现役军人家属户。
二、开展的工作
双拥工作是牵动全局工作的大事，是利国、利军、利民的大好事，更是一项必须从一点一滴抓起的实事。东林乡党委、政府不把双拥工作作为一个空洞的口号，更不把它看成事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且特别注意运用邓小平理论来观察、分析和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并且把双拥工作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层层抓落实。为了使双拥工作深入持久、富有成效地开展下去，动员和组织广大军民积极参与，努力解决好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使全社会来关心军队建设，支持军人服役，爱戴军人家属，支持国防建设。因此，利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教育群众，强化群众“拥军优属”意识。
(一)、充分利用会议、广播、板报、标语等宣传工具，宣传双拥政策、法规，刊播国防知识，使双拥工作深入人心。乡上制作永久性双拥宣传标语一副并在公路沿线书写固定标语4副，大造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社会舆论，使之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6
我从事教学工作20多年来，对学生课业问题和校外培训问题深有体会，随着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家长对“知识改变命运”的重视，学校对升学率的重视，种种重担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作业越来越多，学校周边被各种"托管班”、“培训班”包围，家长们不得不掏出高额的“补课费”，孩子们在放学后、节假日不情愿地走进这些培训班，我们的孩子越来越累。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个意见的出台非常及时必要，对于切实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提高教师课堂教学效率，避免校外办学机构“喧宾夺主”、还学生快乐健康的童年，减少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心理疾病都有积极的意义。我们一定不折不扣积极贯彻落实“双减”政策，做好课后服务等“五项管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义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中之重。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是党中央、国务院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大决策部署，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一直以来对教育和对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关心关注，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集中体现。
“双减”政策的出台，让作为教师的我看到了国家对教育改革的决心和力度。政策的出台，将减轻家长的负担，让“还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有了希望。同志也督促着教育者,要想更多办法去努力提升
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希望加大力度将政策落地落实，切实取得实效。
今后，我们要坚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服从国家大局，努力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一份力量。
“双减”政策落地，师生、家长这样说……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在我区引起广泛热议和强烈反响，广大教师、家长、学生和校外培训机构负责人纷纷表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的工作要求，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共同为营造和谐健康的教育环境贡献力量。
关于“双减”政策的认识和理解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主要指导思想是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构建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在职教师，我认为“双减”政策坚持学生为本，遵循教育规律，着眼学生身心健康成长，保障学生休息权利，让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整体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轻家长负担，缓解家长焦虑情绪，回应社会关切，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是利好政策。“双减”政策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就要求学校的教学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科学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体育、阅读、文学、艺术等教育，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制定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提升学校课后服务质量，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作为一名普通教师，
就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时时刻刻把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放在心上，承担起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使命任务。
落实“双减”工作
提升育人品质
“双减”政策与“五项管理”均是以“小切口”撬动“大改革”。包钢实验一小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生发展为本，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双减”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好，多措并举提升校内教育教学质量。
一是抓好课堂主阵地，教师上好每一节常态课。做到每节课准备充分、知识储备丰富、能力训练到位，打造充满“掌声、笑声、辩论声”的生命高效课堂，向课堂40分钟要效率，保证学生“吃饱”“吃好”。
二是加强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需求。学校发挥本校教师自身优势，丰富课后服务供给，开展丰富多彩的德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科学实践，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帮助家长解决放学后接送学生的实际困难。
三是完善作业管理，深化评价改革。形成并完善学校作业系统，减少作业总量，提升作业质量。同时，探索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跨学科作业。
看似一个点切入，实则是需要课前课中课后、学校家庭社会，全链条、全过程、全员的系统工程，根本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心实意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扎实推进“双减”工作
构建良好教育生态
作为一名教育人，从事教育工作30年，深刻体会到此次“双减”工作是我党为人民服务的深刻体现。近年来国家和自治区大力推进减负工作，但由于社会现象和一些培训机构等的虚假宣传，造成家长焦虑，被裹挟给孩子报补习班，导致校内减负校外增负的现象非常严重。此次党中央关于“双减”工作的决策部署，就是要减轻学生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彻底治理“校内减负、校外增负”和部分校外培训机构借教育之名侵害人民利益的问题。体现了党中央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决心和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
“双减”政策后的我们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7
2010年5月24日至25日，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应当说，此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召开时机十分微妙，年初中美关系遭遇波折，在贸易、气候问题、人民币汇率等方面摩擦不断。因此，对两国来说，通过此次对话加深战略互信，把中美两国关系推入到正常轨道是重要的目的之一。作为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双边定期协商沟通机制”，此轮对话可以减少中美摩擦，缓解矛盾，增强沟通和协作，成为一个有用的缓冲区。正如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使用的成语“殊途同归”和美国财长盖特纳使用的“求同存异”和“风雨同舟”，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经济的高度互补性，决定了两国之间不是零和博弈的对手，而是互利共赢的伙伴。在国际关系新旧交替的转换阶段，寻找共同利益，讨论长期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坦率以对，暂时搁置分歧，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共同推进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例如，汇率问题在此次对话中被最大程度地淡化，两国没有过于纠缠，体现出谈判策略上的一种转变。
同时，与2009年7月27日至28日召开的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背景不同的是，首轮对话的召开适逢金融危机重挫全球经济，世界正全力挽救经济于水火，而当前全球经济正在艰难复苏，世界面临欧洲债务危机挑战的紧要关头，各界担忧世界经济面临“二次探底”。中美两国的联手合作能否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危机，克服欧洲经济减速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引来了全球的关注。
贸易和投资成为对话的焦点议题
第二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题是“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包括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两部分。在战略对话的框架下，中美两国有关部门就能源安全、气候变化、联合国维和，反恐等问题进行了对口磋商和双边会见。在经济对话框架下，中美双方主要围绕四个议题展开讨论：促进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更加持续、平衡的经济增长；促进互利共赢的贸易和投资；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改革。
经贸关系是两国关系永恒的核心话题，贸易和投资话题成为此轮对话的焦点议题。中美双方在此方面均有很多诉求。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明确表示，中方希望在这次对话中详细了解美方关于逐步消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障碍，平等对待赴美投资的中国企业，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美方的关注点则集中在新能源合作、加人中国政府采购、敦促中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三个方面。我国商务部部长陈德铭直言：整体取消歧视性对华出口管制是中美贸易平衡的核心和关键。事实上，美国正在谋求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寻求一种长期稳定的、更加依赖存款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在年初，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布 在五年内促进出口翻倍的贸易战略方案。而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节点七，需要扩大国内消费，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此次高科技出口放松管制问题是中美双方共同利益的一次很好的对接。因此，当前正是促进美国降低对华高科技产品出口限制的好时机，也是谋求中美经贸关系升级的好时机。美国表示，关于出口管制名单的重新审查将在今夏完成，并在数月内正式实施。对此，我们将拭目以待。
中美双方在节能减排和新能源合作方面找到了契合点，如新能源汽车，节能建筑和清洁煤技术等，这也是本轮对话取得的一个较为实质性的成果之一。中国正处于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关键时期，拥有巨大市场，而美国在能源和清洁能源领域拥有全球一流的技术，双方的优势互补非常明显。这一领域或许可以成为美国对华出口高科技的突破口，成为中美经贸合作的新亮点。
在投资方面，美方关注外企在华的平等待遇，呼吁中国政府加入wto的政府采购协议，取消对本国自主创新产品的优先采购政策。中方承诺在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委员会7月会议前，提交一份强有力的政府采购协议修改出价，并已经就政府采购法关于“本国产品”的认定标准草案公开征求意见。中国认为美国的《外资安全法》中对外国政府控制的交易的定义含糊，任何交易都可以此借口而被终止，希望增加投资安全审查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作为回应，美方重审，将根据法律规定，在《联邦纪事》上公布美国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规程的修改建议，最终前的公众评论期不少于30天。
关于中国关切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美方承诺将在贸易救济调查中，认真考虑并给予提出“市场导向行业”申请的中国企业公难、合理的待遇，并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以一种合作的方式迅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也许意味着中国在取得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将取得重大突破，将大大减少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外贸的干扰，改善我国的外贸环境。
另外，中美两国就建立贸易融资合作机制、解决美国大豆输华的检验检疫和质量安全监管问题以及有关产品的原产地问题进行了交流，确定了进一步协商的步骤和时间表。
对话达成多项共识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内容不仅限于以上所述，从过去的经济领域扩大至双边关系的几乎全部。中美在扩大各领域合作，加强宏观金融和经济政策的协调、发展低碳和新能源科技等双边经济议题和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应对全球气候变化，G20建章立制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等多边经济议题上取得多项共识。
虽然议题如此繁多而宏观，但从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联合成果说明中可以看出，对话的实质性成果还是比较多的。对话共取得26项具体成果，签署了八项涉及能源、贸易、融资、核能利用等的合作协议。但是，这是一次战略性的对话，着眼于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不同于具体的谈判，因此不能以具体的成果评判对话的效果。同时，一次对话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在发展的过程中，新问题还会不断出现，我们要习惯于与冲突和分歧共存，而关键的是如何求同存异。
短短两天的会议结束了，但新一轮的对话刚刚开始，中美双方商定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继续保持接触，落实对话成果。中美双方将在更具体的领域探讨各项合作内容和方式。
中美对话档案：
中美两国之间的对话机制是中美两国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机制，两国之间从“中美战略对话”到“中英战略经济对话”再到“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三种对话机制之间不是简单的叠加关系，这一新的机制则表现出了中美两国在战略高度上达到了空前的统一，双方的合作也由双边的议题扩展到了多边议题的转变。
1 中美战略对话
2005年8月1日，首次中关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一致认为，对话是有益的，建设性的，增进了相互理解。双方重申，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
民的根本利益，中美保持和扩大合作，对促进当前和今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005年12月7日至8日，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从战略角度，就国际形势、中美关系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和建设性的讨论，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扩大了共识。双方一致认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美两国以建设性的态度看待和认识对方十分重要，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和合作领域不断增加，两国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范畴。
2006年11月8日，第三中美次战略对话在北京举行。双方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了见。双方表示，在国际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两国发展健康稳定的建设性合作关系意义重大。双方一致认为，中美战略对话有助于增进互信、扩大共识、拓展合作，推进建设性合作关系向前发展。
2007年6月20日至21日，第四次中美战略对话在美国华盛顿和马里兰州怀河会议中心举行。双方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长期性、全局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增进了相互了解与信任。双方表示将坚定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断扩大共同利益，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加强交流合作，增进战略互信，共同确保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2008年1月17日至18日，第五次战略对话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双方就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如何确保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协调合作等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2008年中美双方将继续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深化对话与合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协调，妥善处理敏感问题，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2008年12月15日，第六次中美战略对话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与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内格罗蓬同主持对话，就在新时期如何保持中美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加强两国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协调合作等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2 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2006年12月14日至15日，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中美在促进美国对华出口的融资便利协定，中国加入“未来发电计划”政府指导委员会、中国加入泛美开发银行，启动双边航空服务谈判达成了实质性协议；在中国设立纽交所和纳斯达克代表处；并在有效保护知识产权、加强法治和消除贸易与投资壁垒、加强能源安全，环境保护和医疗以及加强在高科技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经济地位、结构性问题方面达成共识，并达成价值5.5亿美元的四单合同。
2007年5月22日至23日，第二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双方围绕服务业、投资与透明度、能源和环境、平衡增长和创新等议题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中美在达成扩大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提高QFii投资额度的问题、全面开放货运航权、削减或酌情取消环境产品和服务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问题、扩大人民币日交易浮动区间等问题上达成协定。
2007年12月12日至13日，第三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本次对话中，双方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在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方面，中美承诺对出口实施有效政府监督；在金融服务业领域方面，中美就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合作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包括；会后中国证监会将就外资参股中国证券公司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进行认真评估，并基于评估结果就调整外资参股中国证券公司的股权比例问题提出政策建议；在能源和环保领域，中美将在能源和环保领域加强合作，达成10年合作规划；美方答应积极推动对华民用高科技贸易；另外，中美双方同意行政规则制定的透明度得到提高并承诺继续就应对经济不平衡磋商。
2008年6月17日至18日，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美国马里兰州安纳波利斯举行。在本次对话中，双方在贸易，投资、金融、能源和食品五大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增进了相互理解和战略互信。在贸易方面，中美签贸易协议总额136亿美元；投资方面，中美同意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在金融领域，美国表态欢迎来自中国的基金；能源部分，中美签署能源环境合作框架文件；关于食品安全，中美有望签署加强食品安全领域合作协议，以及在医药领域、防灾减灾方面扩大合作。
2008年12月4日至5日，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中国北京举行。中美双方在宏观经济合作及金融服务、能源与环境合作、贸易和投资、食品和产品安全以及国际经济合作五个领域进行深入探讨，达成40余项积极成果。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8
近期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调整，很多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出台减免农业税的政策，特别是黑龙江省、吉林省两大粮食主产区进行农业税减免试点，由此引发大量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诉讼到人民法院的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急剧增多，诉讼争议的焦点大多为农业税减免能否引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变更或解除。对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的审判，直接关系到国家农业政策的贯彻执行，直接关系到农村经济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在审判实践中，一种观点认为，税收减免属国家政策调整，是合同成立时当事人无法预见的，是在合同成立后，与合同当事人无关的客观原因发生的，如果继续履行合同明显失去公平，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合同成立后，对双方当事人风险和机遇共存，当事人既要承担风险责任，同时也享有机遇所带来的利益，变更合同反而显失公平，因此农业税减免不能引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变更或解除。笔者同意后者的意见，其理由如下：一、我国现行法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不应适用情势变更原则。情势变更制度或原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来的，已为一些国家和法律所确定。情势变更原则，是指在合同成立后，作为合同关系基础的情势因不可归责于合同当事人的原因，发生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不能克服的异常变化，致使履行合同将对一方当事人没有意义或造成重大损失，该当事人可以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在合同法的制定过程中，围绕要不要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存在不同的意见，主张建立情势变更制度的认为，根据公平原则，应当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反对建立情势变更制度的认为，什么是情势变更，各国的理解不尽一致，界限不好确定，规定会产生情势变更原则的滥用，会影响合同的履行，不应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在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履行过程中，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采取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其他方式流转，约定由流转后享有土地经营权的人向国家缴纳农业税，由于国家农业税的减免使土地承包金、出租金、转让金提高幅度较大，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获得较大利益，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因土地流转没有享受到国家农业税减免带来的实惠，原有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要求增加承包金、出租金、转让金，甚至要求解除合同，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不同意变更或解除合同，因此引发大量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诉诸法院或申请仲裁机构。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对于符合受理条件的案件，应当受理，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受理后可以主持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视为协议变更或解除合同；调解达不成协议的，由于我国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没有依据，应被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裁决驳回请求。二、从我国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情势变更制度的沿革来看，没有最终确立情势变更制度。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下文简称《意见》），规定了因国家税收、价格等政策的调整，致使收益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的，应当允许合同变更。由于我国当时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国民经济不发达，减免农业税会造成国库空虚，国家对农业税的征收只能在征收幅度上进行微调，不可能大幅度减收或免收；价格也受国家政策的调整，从而引发价格的波动，对合同当事人的收益状况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为了平衡合同当事人的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可以变更合同的司法解释，是与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国民经济状况及农民的收入状况相适应的。国家税收的调整是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不能预见的，也是不以合同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符合情势变更的特征。这一情势变更制度的规定，对于当时农村承包政策的贯彻和执行起到较大作用，也是我国关于确立情势变更制度的一次偿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有的司法解释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9年7月8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文简称《规定》）规定了“对承包合同中约定承包金的，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保护，对当事人单方要求变更承包金的，不予支持”。这一规定明确了在农业承包合同的履行中，双方当事人可以协议变更承包金，对单方变更承包金的请求，不予支持。该《规定》并没有规定情势变更制度，并规定“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1986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审理农村承包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同时废止。”可见随着《意见》的废止，情势变更的规定也同时失效。2009年3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相适应，也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2009年7月2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规定“因承包方不收取流转价款或者向对方支付费用的约定产生纠纷，当事人协商变更无法达成一致，且继续履行又显失公平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发生变更的客观情况，按照公平原则处理。”该规定仅限制两种情况，一种是承包方将土地无偿流转，另一种是承包方不仅不收流转价款，反而向对方支付费用。这两种情况之所以可以变更，是因为合同在订立时就显失公平，是可变更民事法律行为。排除了承包方将土地无偿流转的情况，承包方将土地有偿流转，依法不应变更合同，更不能解除合同。从适用的原则来看，确定了适用公平原则。从我国情势变更制度的沿革来看，并没有最终确立情势变更制度，最高院虽然曾做过有益的偿试，但为了保持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一致性，也已被废止，所以在审判实践中，不应再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三、从情势变更的适用程序来看，情势变更仅适用当事人协商变更。在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时，并非自动地发生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后果，当事人须经一定的程序才能变更或解除合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概括起来，有以下两种情况：一是当事人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双方当事人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的，应当运用合同订立的一般程序，因为双方协商变更或解除合同，实际上是订立一个新合同来变更或终止原订的合同。一方当事人发出变更或解除合同的要约，如果另一方当事人对要约予以承诺，变更或解除合同即可成立；如另一方当事人不予承诺，原合同继续有效。二是当事人一方行使变更或解除权而变更或解除合同的程序。合同变更或解除权是当事人一方以其意思表示即可使合同变更或解除的权利，属于形成权。形成权是指权利人仅凭自己单方的行为便可以使某种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的权利。变更权和解除权是形成权的重要表现形式，变更权或解除权的产生，一是合同的约定，二是法律直接的规定。合同约定附变更条件的，系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可见发生情势变更的情况时，一方当事人单方变更或解除合同必须具有法律直接规定的事项，这种法定事由不是由双方当事人约定的，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而我国现行法并没有建立情势变更制度，因此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享有因“情势”而变更合同或解除合同的权利。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以情势变更为由向另一方当事人传达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意见，另一方当事人可以因对方当事人不享有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而拒绝承诺，由此产生纠纷，即使诉诸法律，由于不享有变更或解除权，其请求也不应得到支持。我国农业税减免政策的出台，是国家对农业的资金投入，是为了鼓励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已经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获得利益。而转让土地经营权者早已离开农村，他们在城镇大多有较稳定的收入，已经融入城镇建设之中。如果允许合同变更，真正获得实惠的不是因受让而取得土地经营权的农民，而是转让土地经营权的农民，从而改变了我国对农业资金投入的方向，使资金流失，与我国农业税减免政策相悖，也不能起到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作用，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郝文军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9
一、加强宏观经济合作
自2011年5月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来，双方采取了有力措施巩固两国经济发展态势和平衡增长，确保全球持久复苏，牢固确立未来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双方承诺合作应对全球经济挑战。双方重申愿加强合作，共同推动20国集团洛斯卡沃斯峰会取得成功。
美方继续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投资和出口水平，在中期将总储蓄率提高到过去30年（1980-2010）的平均水平。按照奥巴马总统制定的2013财年预算，美国承诺未来10年内减赤至少5万亿美元，其中包括去年启动的削减超过1万亿美元的可支配支出，以及其他减支，包括福利改革；提高高收入纳税人税收、降低税率、减少税制漏洞和税式支出的税收改革；实施更严格的预算规则以提高可预见性和可信度。这将使美国从本个10年中期开始逐步降低联邦政府债务在经济中的比例。
中方致力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民生，积极扩大国内需求，并将扩大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为切实推进这些目标，中方将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中方努力在2012年底之前降低部分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用品的进口关税。中方将积极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并逐步实现将增值税改革范围扩大到所有服务行业和地区，以消除重复征税，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中方稳步提高国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增加上缴利润的中央国企和省级国企的数量，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国家预算体系，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收益收缴制度。中方鼓励包括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在内的所有上市公司增加红利支付。此外，中方鼓励提高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分红水平，使其与国内其他上市公司的市场平均分红水平相一致。
双方坚决全面落实20国集团有关承诺，加快推进由市场决定的汇率制度，增强汇率灵活性以反映经济基本面，避免汇率的持续失调和货币竞争性贬值。中国人民银行愿继续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价格稳定。中方继续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基础性作用。美方欢迎中方发表声明，扩大人民币对美元交易价格的浮动区间，以推进上述目标。中国将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利率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货币政策传导中的作用。美联储坚定地承诺促进就业最大化和价格稳定。美联储近年来已经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增强其政策和目标的透明度，包括今年早些时候明确的2%的长期通胀目标。为达到其政策目标，美联储考虑诸多因素，包括其政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
双方承诺继续就欧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交换意见，并就如何支持欧洲恢复金融稳定和增长的自身努力进行讨论。双方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用。中美双方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
二、促进开放的贸易和投资
双方重申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双方承诺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
双方致力于构建更加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共同抵制贸易保护主义。中美双方认识到发起贸易救济调查和实施贸易救济措施时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从而避免滥用贸易救济措施至关重要，双方承诺克制将贸易救济措施用于贸易救济以外的目的，包括实现产业政策的目标。双方承诺尊重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裁决结果。双方将本着公正、客观、透明的态度妥善处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双方将进一步加强打击侵犯知识产权执法能力建设并增加执法资源，中方将完善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研究进一步加强追究知识产权侵权刑事责任的措施。双方将继续知识产权边境保护执法的努力以减少知识产权侵权商品的跨境贸易。中美两国将致力于为各自市场创造一个环境，在该环境下，合法的知识产权密集型产品和服务销售水平的增长反映经济发展、体现两国作为全球生产和消费大国地位。美方赞赏中方继续要求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中方已将软件资产纳入政府部门资产管理体系，在预算科目中反映信息网络及软件购置更新支出，在首批的重点企业试点项目基础上，将扩大在企业领域的正版化努力。
中方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术合作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中国政府不会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中美双方致力于所有相关机构就该承诺的落实继续进行深入的讨论。
双方表示，商业秘密保护是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加强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当使用的执法行动。
美方承诺，在出口管制体系改革过程中，充分考虑中方提出给予公平待遇的要求。美方承诺努力促进民用高技术对华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的出口。双方将共同努力营造促进和扩大双边民用高技术贸易的有利环境。中美两国将通过中美高技术与战略贸易工作组采取以上行动。中美双方将于近期在中国举行中美高技术贸易研讨会，讨论如何采取措施促进高技术和战略贸易。
美方承诺，对于中方希望采购的、可能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物项，美方在收到《出口管理条例》所要求的必要材料后，将及时受理中方的具体申请。美方承诺及时审查中国商用飞机公司提交的“经验证最终用户”申请材料并就其完整性做出答复。美方承诺鼓励中国民用最终用户为获取用于民用最终用途的物项申请“经验证最终用户”授权。
美方承诺对某些两用物项的管控进行调整，以实施《关于常规武器和两用物品及技术出口管制的瓦森纳安排》的相关变化。这将会促进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的民用最终用户和民用最终用途出口。
美方承诺，敦促其他政府采购协议（Gpa）参加方提出旨在改进中方2011年底修改出价的要价。中方承诺，在2012年wto政府采购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前，提交一份新的综合性的修改出价，对参加方要价做出回应。中方充分认识到以灵活方式确定本国产品定义的重要性。在修改《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时，中方将充分考虑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意见和建议，并增强这些法规的可操作性和透明度。中方将按照2012年国务院立法工作计划和财政部政府采购工作计划，尽快出台《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和《政府采购本国产品管理办法》。
美方承诺，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同等规则和标准对待其审查的所有交易，不论投资者来源国。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仅限于国家安全审查，无论交易是否涉及政府控制的或私人的外国投资者。当一项交易引起国家安全风险时，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将寻求尽可能快速地解决问题，包括在可行的范围内采取有针对性的缓解措施，而不是阻止整个交易。双方致力于通过投资论坛等继续讨论各自外国投资审查中的有关关切和概念。
中方承诺公平对待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中方将逐步简化外国投资审批程序，提高透明度。“十二五”期间，中方将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拓展新的开放领域和空间。
美国政府的“选择美国倡议”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美国市场的现有及潜在投资方提供协助，将承担促进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的更大责任。“选择美国倡议”承诺协助有兴趣探讨在美国市场投资机会的中国企业和政府官员与经济发展官员建立联系，并努力确保中国企业获得在美投资所需信息。
美方支持改善其基础设施部门，完善基础设施投资的市场机制，吸纳所有适用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的最佳实践和经验教训，在适当的情况下努力增加包括对外国投资者在内的公私合作（ppp）投资机会。认识到这一目标，美国2013财年预算提议更新和扩大美国基础设施体系，要求成立国家基础设施银行，以增加所有公共和私人资本对交通、水和能源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机会。中美双方认识到两国企业在国内基础设施融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潜力，承诺探索加深该领域合作的机遇。
中国政府承诺为各类所有制企业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在信贷提供、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美方欢迎来自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
中方重申遵守财富基金公认的原则和做法的承诺。美方重申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月公布的《财富基金与投资接受国政策宣言》，对财富基金坚持公开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美国联邦政府承诺在推动两国地方层级经济合作方面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协助。第二次中美城市经济合作会议将于6月20日至21日在中国南京举行。
双方民航当局承诺通过现有渠道继续加强在航空器适航审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根据正在进行的技术评估进程，在适当的时间达成民用运输类飞机的相互接受。
三、国际规则和全球经济治理
双方认识到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规则、以反映全球经济体系演进和参与方作用的重要性。
根据2012年2月的《关于加强中美经济关系的联合情况说明》，中美双方将建立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组成的国际工作组，以在制定一套照顾不同的国家利益和国情、与国际最佳实践一致的出口信用国际指导原则方面取得具体进展，争取在2014年达成协议。双方欢迎将于2012年中期在华盛顿举行的由主要出口融资提供方参加的国际工作组第一次会议，工作组有望达成工作计划。
双方同意利用现有机制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国-东盟自贸协定等区域自贸协定加强信息交流。
双方承诺通过中美商贸联委会统计工作组加深双边贸易统计方法交流，包括就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新趋势进行交流。
双方认同纳入特别提款权篮子的货币应符合现有标准。鉴此，美方支持人民币在满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货币的标准时进入特别提款权篮子。双方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推进一个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承诺支持这一进程。双方认识到对汇率政策进行严格监督的重要性，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资本账户措施、储备以及财政、货币和金融领域政策等对外部稳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双方注意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制定对外部门报告和溢出效应报告的工作，欢迎目前正在开展的加强对外部门分析的工作，这将加强多边分析，增强监督的透明度。
四、推动金融市场稳定和改革
双方认识到，为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双方将支持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加强金融领域改革、发展及监管。
中美双方将致力于建设以支持实体经济为目标的健康金融体系，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双方致力于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生产品监管。双方承诺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双方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
美方欢迎已公布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进行的金融部门评估规划的报告，对报告广泛符合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表示欢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认为中国对银行及其境内外子行和分行的并表监管具有高质量。美方认同和欢迎中国在综合并表监管领域取得的进一步的、显著的进展。
美国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融业的各部门，并将继续承诺对于中资银行、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美方正在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
双方承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为推动消费者融资，中方承诺继续按照法定程序，审批符合条件的、包括外资在内的汽车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资产证券化方面，外资金融机构与中资具有同等待遇，目前试点阶段基础资产限于信贷资产。
中方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中方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为稳步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中方将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的投资总额度提高到800亿美元。
双方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动，增强全球金融体系。双方承诺继续在打击非法融资方面的政策与行动合作。中方将继续完善涉恐资产冻结监管框架。双方将就《海外账户税收合规法案》（FatCa）及其实施细则的制定进行交流，从而为讨论中方关切提供机会。双方承诺就FatCa的实施问题寻求合作解决方案。
五、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加强中美经济关系
对双减政策的建议意见篇10
关键词：oDa 政策 组织与管理 有效性
一、日本对外援助战略及政策
作为亚洲唯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在实现现代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这些经验不断融入其对外援助体系，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新世纪的日本对外援助体系已形成了自身的战略和政策。
(一)对外援助战略
基于二战后利用美国援助快速发展的经验和扶持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日本对外援助战略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1947年日本宪法表明“世界上所有人民都有权生活在和平之中”。1992年，日本在反思其对外援助政策的基础上出台了《oDa》。该认为，日本发展合作的总体理念是“对国际社会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并借此“确保日本自身的安全和繁荣”，这一理念与日本宪法的核心精神一致。日本认为国际发展合作符合日本的长远利益并是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对外援助在中期使日本经济受益。2003年，日本政府对《oDa》进行了首次修订，提出了oDa的五大方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自助(self-help)努力；促进人的安全；保证公平；利用日本的经验和技能；加强国际社会的伙伴关系与合作。其中，扶持发展中国家“自助”是日本oDa最重要的宗旨，“日本尊重发展中国家的主事权(ownership)，优先援助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发展战略”。“主事权”(ownership)源于1995年《开罗行动计划》，并在1998年第二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它是从“自力更生”的概念演变而来，指非洲国家在制定和实施发展计划中的自，主要体现为“自助”，后来延伸到发展中国家，是日本倡导的援助新理念。同时，日本认为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为“伙伴关系”(partnership)，打破了以往西方传统援助体系下的援助国和受援国的不对等关系，提倡国家间的平等对话。“主事权”、“伙伴关系”、“自助”等概念的提出，使得日本对外援助体系突破了西方传统的对外援助观念，形成了自身的战略特点。
在对外援助指导原则上，1992年版的《oDa》强调环境保护，避免援助涉及军事，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军事开支、民主化、人权保障、市场经济发展等；2003年修订后的也基本延续了这些原则。从中可以看出，随着日本从“经济大国”不断谋求“政治大国”地位，其对外援助战略存在着“变相”干预受援国内政的倾向，对外援助成为其广泛外交政策的实施筹码。
(二)对外援助优先政策
经内阁通过的《oDa》确立了日本对外援助的法律框架，也成为日本oDa的主要政策依据，其与oDa中期决策(middle-termpolicy)一起对日本对外援助的优先考虑提供了稳定的框架。总的来说，日本对外援助一贯重视经济增长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希望通过对外援助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以消除贫困。2005年的oDa中期决策特别参考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在援助措施中引入了“人类安全”(HumanSecurity，日本对该理念的定义为“不再惧怕，各取所需”，强调对威胁个人安全的因素的消除能力以及赋权于个人和集体保护这些自由)的指导原则以体现其“扶贫”(pro-poor)理念。
尽管《oDa》为oDa的优先考虑确定了基本框架，但日本每一财年对外援助的优先政策都在变动。2005年中期决策提出的优先政策包括：消除贫困、可持续发展、全球性议题、和平构建；2009年考虑的优先政策有：支持亚洲国家应对金融危机、消除恐怖主义、环境气候问题、执行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okyointer-nationalConterenceonathcanDevelopment，简称“tiCaD”)的承诺、改善日本企业在发展中国家运作的环境、提高日本民众在国际合作中的参与度等。但总的来说，截至2009年，日本优先政策的决策框架仍基于2005年的中期决策。
具体来看，日本对外援助的优先政策主要体现为地区优先和特殊议题优先。从地区来看，日本传统的援助重点仍在亚洲，但其也承诺对非洲的援助在2012年实现翻番，并应非洲国家政府的要求特别建立了后续机制以监控承诺的执行，这些都反映在2009年的优先政策中；从特殊议题看，日本优先考虑的是全球性议题，如气候变化、和平与安全等，包括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和平构建援助。
(三)对外援助政策的一致性
所谓对外援助政策的一致性是指：无论是援助政策还非援助政策，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策都应有一致性。各层次各部门的政策目标应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相互协调，或至少不损害这些目标。日本于2008年签署了关于发展政策一致性的《oeCD宣言》，承诺将发展问题纳入相关的政策制定，并通过效应分析确保在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以及oeCD援助国之间都有较好的政策协调。2010年oeCD/DaC(DevelopmentassistanceCom-mittee)对日本oDa的同行评议认为，近年日本国内发展援助政策的一致性有所改进，这对于拥有众多援助机构的日本来说是很大的进步。但是，日本仍有相当多的非援助政策也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有较大影响，例如农业、贸易和投资、健康、环境和移民政策等，这些政策的一致性还有待改进。
目前，在政策一致性方面，日本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第一，日本没有明确的政策声明确保政策一致性能成为政府所有部门优先考虑的内容，尽管日本《oDa》和中期决策为倡导政策一致性都做出了一定的政治承诺，但对如何确保oDa和非oDa政策共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目标却没有清晰的政策指导，因此目前的政策一致性还仅限于对外援助部门政策的一致性。日本需要一个超越援助范围的政策一致性框架将其政治承诺转换成具体措施，以将一致性置于政府各部门政策制定的中心。第二，尽管日本内阁“海外经济合作委员会”(overseaseconomicCooperationCommittee，简称“oeCC”)起着跨部门政策协调的作用，但是仍缺乏对政策一致性的统一倡导。日本的农、林、渔业部门就一直宣称oDa不应当对日本农业产生不利影响，这些部门也不应考虑其制定的政策是否会影响日本的对外援助目标。第三，对政策一致
性的监管、分析机制仍不健全，缺乏对部门监控和评估自身政策发展意义时的指导意见，也没有一个实体机构为一致性的执行和监控负全责。
二、日本对外援助概况
在对外援助的初期，日本政府把对外援助看作是提高自身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和对外政策中优先考虑的内容，因此伴随着其经济地位的强大，日本对外援助总量在20世纪80-90年代经历了高速增长且在198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援助国，并在1993-2000年连续八年占据世界第一的位置。进入新世纪，日本的对外援助状况和特点有了新的变化。
(一)对外援助总量：在波动中趋于下降
这里的总量指的是oDa净额，其是在oDa总额(Grosso-Da)的基础上扣除贷款偿还额(repayments)和债务取消(debtcancellation)。自2000年以来，受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日本财政开始大幅削减oDa支出。除了2005年和2008年oDa有所增长外，其他年度均呈下降态势(见图1)，并于2004和2007年出现低谷。2005年oDa净额达到131亿美元，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东南亚海啸提供的人道主义援助和对伊朗的债务减免。2006和2007年继续下降。2008年日本的净oDa增长10.7％，达95.79亿美元，位居DaC援助国第五位，排在美、德、英、法之后。2008年的增长与日本利用“补充预算”(SupplementaryBudget)增加短期投入量有很大关系。由于经济停滞、财政赤字和负债高企，日本内阁自2006年起就决定实施财政改革，缩减了用于oDa预算的“普通账户”(Generalaccount)约42.5％(从1997年的峰值来看)，为了在缩减预算的同时实现国际援助承诺，日本外务省(min-istryofForeignaffairs，简称“moFa”)不得不利用补充预算来维持oDa总量。尽管这能使日本oDa总体有所增加，但补充预算的使用只是一项短期应急手段，反而增加了对外援助的波动性和未来援助量的不可测性，因此该方法不是应对预算削减的可持续战略。2009年日本净o-Da量有轻微下降，降幅1.38％。
从净oDa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来看，日本一直处于DaC成员国的中下水平。日本这一比重在1988、1989、1991年三个峰值时期曾分别达0.32％、0.31％、0.32％，但此后下滑明显，2007年下降至0.17％，达到近年来的最低，2009年也仅占0.18％，说明近年来日本经济对援助的“贡献度”在不断降低(见图2)。平均来看，DaC成员国这一比重均值在2008年为0.31％，瑞典这一比重高达0.398％且呈上升趋势。相反，世界前五大援助国中，日美两国oDa占Gni的比重均低于DaC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且全部低于联合国0.7％的目标，与二者经济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据DaC统计显示，2002-2008年间日本oDa年均变化率为-1.8％，是该阶段表现最差的会员国，前四大援助国的变动率分别为7.4％、8.7％、6.8％和1.7％。此外，日本oDa的赠与成分(Grantele-ment。赠与成分衡量一项贷款的优惠度，对利率为10％的贷款，赠与成分为0；对于赠款，赠与成分是100％，对利率低于10％的贷款，赠与成分介于两者之间)仅为85.1％，低于1978年DaC规定的86％的最低限。
(二)对外援助分配：以援助亚洲为主且基础设施占比较大
日本对外援助地区分配表现出其强烈的外交导向。二战结束时，日本以战争赔款的名义参与了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自身扩大市场和原材料来源地提供了便利。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需要其对外援助在地理上不断延伸，逐渐拓展到对非洲及中东地区的援助。因此，尽管日本官方声称其对外援助并没优先考虑哪些国家，但实际上基本集中于亚洲、非洲和中东。
亚洲是日本oDa的主要流入地(见表1)，尤其是东南亚地区。2008年，亚洲接受了日本双边援助的58％，远高于DaC的平均水平，在2004年更是高达60％。在对亚洲的援助中，过去十年中国、印度和印尼接受了日本净双边援助的20.9％，而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菲律宾和越南也基本稳居受援国的前十名，2008年日本净oDa受援国前十名中东南亚国家就有六名。日本对非洲的援助远低于DaC的平均水平，且援助力度近年来有下降趋势，2008年仅占15％，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净援助在2005-2008年间增加了9％，非洲传统的受援国包括坦桑尼亚、赞比亚、苏丹、玻利维亚等，2008年日本净oDa受援国前十名中非洲国家只有苏丹和摩洛哥。近年来，日本为援助非洲做出了一系列承诺，特别是在2008年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上日本承诺到2012年实现对非洲援助的翻番，且不包括债务减免。日本对中东的援助，主要是对阿富汗的重建援助和伊拉克的人道主义救援，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日本在外交上对美国的“追随”特性。
从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来看，日本的对外援助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分为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且主要通过贷款扶持。在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08年日本用于此领域的oDa达32％，是DaC平均水平(15％)的两倍多，其中，交通运输和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合计占93％，近年这一比重在不断降低。在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08年的比重达22％，仅为DaC平均水平(41％)的一半，但比重在不断提高。在其他诸如生产部门，日本的比重(12％)明显高于DaC平均水平(6％)，并以农、林、渔业部门为主；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日本2008年仅占双边oDa的2％，远低于DaC的平均水平(8％)；在和平构建方面，日本的大部分援助集中于教育部门，援助量很低，约占1.2％，并且1997-2008年间这一比率基本没有变化。总的来看，日本对外援助集中于受援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与其强调通过“自助”来实现援助的理念是一致的。
(三)对外援助渠道：以双边援助为主并开始重视nGo的作用
对外援助渠道广义上有两种：双边援助和多边援助。其中双边援助包括技术合作(technicalCooperation)、赠款(Grant)和贷款(Loan)等，多边援助主要是对国际组织进行的资助。随着nGo在参与国际发展合作事务中作用的不断增强，nGo的渠道作用也开始显现。
1.双边援助
日本的双边援助在对外援助中占有重要地位，2008年84％的
援助是经此形式分配的，高于DaC平均水平(74％)。这一倾向反映了日本重视其援助的可见性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双边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重要性。
在双边援助内部，贷款居主要地位，即通过提供长期低息的大额资金对发展中国家大型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扶持。日本是DaC成员对外援助中贷款比重最高的国家，2008年贷款占比47％，远高于DaC平均水平(9％)。较高的贷款比重也说明日本在对外援助中所强调的“自助”和“自给自足”理念。日本认为，偿还贷款会激励借款国更负责并更有效地分配稀缺资源，贷款比赠款更易于调动资源，最终随着受援国的经济发展、财政收入的增加，偿还贷款成为可能。但是，日本新的o―Da贷款项目数量在近几年没有明显增长(见图3)，这主要是由于日本重新调整了贷款政策并减免了一些债务，且在发放新贷款时对债务人的偿还能力开始持谨慎态度。
日本在双边援助中十分重视技术合作。日本希望使用日本的技术、诀窍和经验培育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以促进其社会经济发展，并通过结合当地实际，与受援国共同合作以促进当地适宜技术的改进，传递日本自身进口、改造和吸收先进技术以实现现代化的经验。技术合作包括派遣专家和志愿者(JapanoverseasCo-operationVolunteer)、提供培训和设备等。2008年，日本技术合作在双边援助中占比为13.27％，略高于DaC平均水平(12％)。从地区和部门的维度看，2008年日本技术合作主要面向亚洲(44.28％)和非洲(25.6％)，且主要援助农、林、渔业和公共设施部门。
双边援助中的赠款主要用于受援国购买原材料、机械设备等以促进其发展。在低收入国家，赠款广泛地用于修建医院、桥梁和其他基础设施，改善当地生活水平。2008年，日本赠款在双边援助中占比40％，低于DaC平均水平(65％)。当年的赠款比上年增长24％，但其中28％的增长是债务减免(debtrelicf)拉动的，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赠款。从地区和部门来看，赠款主要面向非洲，其次是亚洲，而部门则主要是社会服务。
2.多边援助
多边援助是通过资助国际组织来间接实施对外援助。2004-2008年间日本大约17％的oDa经多边机构进行分配，2008年达2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8.7％，这主要是因为该年日本对世界银行进行了大量资助。传统上，世界银行集团是日本多边援助的最大受益者(见表2)，2004-2008年间接受了日本多边援助的42％，同一时期地区发展银行接受的多边援助占17％，其中亚洲开发银行是最大的接受者。日本也是联合国常规预算的第二大提供国，且是众多Un机构最大的援助国之一。2008年，众多联合国机构合计接受了21％的日本多边援助，其中联合国发展项目(UnitednationsDe-velopmentprogramme，简称“UnDp”)、联合国难民高级委员会办公室(theofficeoftheUnit-ednationsHighCommissionerforRefugees，简称“LrnHCR”)、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andagricul-tureorganization，简称“Fao”)是最大的受益者(moFa,2010)。但是，近年来联合国接受的日本核心扶持(coresupport。核心扶持意味着对该机构能力建设的专款扶持)已受到日本该方面预算削减的影响，其中2004-2008年间联合国机构接受日本多边援助下降了54％。例如，2001年日本是UnDp核心扶持的最大贡献国(14.7％)，到2008年下降至第六位(6.7％)，对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扶持也从第二位降至第六位，对联合国儿童基金的扶持从第五位降至第十五位，而预算削减还在持续。在预算削减的背景下，日本对联合国多边援助倾向于采用指定扶持和纵向资金管理的方式，这无疑又会增加交易成本，进一步降低援助有效性。
3.nGo
日本对nGo援助的支持一般有两种渠道：对nGo的直接资助(包括核心扶持)，扶持nGo发起的项目；由nGo执行政府发起的项目。2008年，日本净oDa只有3％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对nGo进行支持，低于DaC平均水平(7％)。虽然从量上看还不大，但日本有众多nGo资助计划，且每个计划都采用不同的管理方式。近年来，日本政府表示会增加nGo在援助上的介入并认可nGo在某些情况下的相对优势，今后通过nGo的援助应会有所增加。
三、日本对外援助的组织和管理
日本已形成比较严密的对外援助组织和管理体系，其涉及对外援助的部门和机构达13个以上，但仍能围绕一个中心协调运转。日本的oDa明确规定日本外务省(moFa)对发展援助有统筹协调权和决策制定权，并负责管理新成立的日本国际合作事业团(JapaninternationalCoop-erationagency，简称“JiCa”)，这两大机构管理日本近三分之二的发展援助。日本财政部主要负责对世界银行、imF和地区发展银行的援助，经济、贸易和产业部，日本外部贸易组织等机构也参与对外援助工作。
(一)对外援助组织机构及其改革
近年来，发达国家日益关注对外援助在解决全球性问题上的作用，日本在oDa预算削减的背景下开始积极思考对外援助组织体系的改革，以提高其援助质量。基于此，2008年10月1日日本成立了新的JiCa，其融合了前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apanBankforinternationalCooperation，简称“JBiC”)管理oDa贷款的部分和moFa管理的赠款部分(但30％的赠款仍由moFa管理)，使得JiCa从原来集中执行技术合作转变成融合处理三大援助机制的对外援助组织，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双边援助机构。新JiCa的内部结构更趋扁平，超过30个部门直接向机构的主席或副主席报告，这对于提高援助的有效性和实现三大援助机制的“协同”有重大意义。此外，moFa内部成立于1996年的国际合作局在2009年也实现了重构，从早期的按三大援助机制单独管理到按地区进行管理，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把握日本的援助活动。
组织机构的核心变革带来了moFa和JiCa职责分工的明晰化，前者主要制定政策而后者执行决策，JiCa提出的项目建议也能有效地反馈给moFa以利其决策。当然，moFa并没有把所有的执行权都下放给JiCa，mo-Fa还管理着部分赠款以及一些nGo项目。援助体系改革后最明
显的成效是援助项目业务流程效率的提高。通过减少项目批准层级、协调程序、精简程序，项目准备阶段的时间大大缩短，由几年缩至六个月，促进了援助效率的提高。
(二)对外援助管理
日本参与对外援助的官方和民间机构数众多，但总的来说能围绕一个核心(moFa)协调运转，其管理近年来呈现以下特点。
1.“基层导向型”(field-orien-tated)管理
日本《oDa》和中期决策都明确提出支持“基层导向”，JiCa自2003年成为独立的管理机构之后也把“基层导向”作为其工作目标并加强了海外机构的设立。为实现“基层导向型”管理，日本主要从两方面人手：第一，加大基层投入。为此，日本出台两大机制，即“基层任务力量”(taskForce)和“国家援助方案”(Coun-tryassistanceprogramme，简称“Cap”)。基层任务力量由大使馆、JiCa和其他诸如日本外部贸易组织的机构员工构成，甚至包括私企代表，在2009年达79支。这些任务力量基于受援国实际情况协助制定Cap并向moFa和JiCa总部提供建议，以便总部做出有效的决策。国家援助方案阐明日本在受援国的优先考虑，是一份官方moFa文件，2009年共有28个国家拥有该方案。这些Cap根据基层情况制定，并与受援国、其他援助国的优先战略相协调，如日本计划利用肯尼亚政府2030年愿景和联合援助战略更新对肯尼亚的Cap，并融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tiCaD)提出的优先考虑来增加该方案的基层导向。第二，下放权力和利用当地员工。JiCa将低于2亿日元的技术合作项目下放到基层批准，JiCa员工中当地员工比重达56％，成为JiCa海外机构的重要支柱。
2.重视员工能力开发
对外援助的高质量离不开高效的员工素质。由于财政紧缩，JiCa承诺每年削减管理成本的3％，而政府还要求JiCa降低员工工资，同时新JiCa成立后管理方面的预算增长了六倍，这就意味着人均员工工作量会大大增加。既然不能增加员工数，JiCa便通过精简程序、开发员工能力来应对，例如通过培训要求员工从管理一项援助机制到胜任三项机制，对东道国语言进行培训并增加对当地员工的使用。
3.建立综合评估体系
日本高度强调援助结果的反馈并形成了一套综合的内部评估机制。在moFa和JiCa之间，已形成了评估的职责分工，前者负责政策、主题和方案评估，后者负责项目执行评估，两者都有自身的评估准则并分别制定年度评估报告，出版评估结果。moFa内部评估由“oDa评估和公共关系机构”负责，JiCa也设立了独立的评估部门。除此之外，oDa涉及的其余11个政府部门和机构内部对对外援助工作都有独立的评估。除内部评估之外，moFa还引入“外部咨询会议”对oDa进行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日本审计委员会每年则通过考察10个国家100个项目的oDa有效性并出版审计报告，从而全面评估日本的对外援助工作。日本还高度参与和受援国政府的联合评估，并与其他援助国和nG0开展评估，建立起的全方位的评估体系，很值得其他援助国的效仿和学习。
四、日本对外援助有效性评价
日本的对外援助体系中，对援助有效性有明确清晰的政治承诺，也有广泛的理解基础。通过签署关于援助有效性的《巴黎宣言》和《阿克拉行动议程》，日本做出了明确的政治承诺；通过提供理论培训、远程培训，实施基层导向型管理，下放权力等方式，日本基层对援助有效性也有了良好的理解。这些都为日本践行援助有效性奠定了基础。基于巴黎宣言上的承诺，新世纪的日本在援助有效性上既有进步也有急需改进之处。
(一)对外援助有效性的进步
日本在执行援助有效性的某些方面走在了援助国的前列，特别是在能力开发和南南合作，保障受援国的“主事权”和“一致性”，扮演“搭桥者”角色(Bridge-building)，实行无附带条件援助方面。
第一，能力开发。日本《oDa》明确承诺推进能力开发并将其作为执行《巴黎宣言》的一项重要内容。其对能力开发的定义是“通过考虑所有因素(包括个人、机构和社会层面)增强发展中国家解决问题的能力的过程”，并认为能力开发主要是受援国自身的责任，日本主要是通过JiCa提供技术合作起到“催化剂”的作用以提升受援国开发其能力的内在动力。实际工作中，JiCa不仅制定出许多工具、指导方针和运行手册增强员工对能力开发的理解，也积极评估其能力开发手段的有效性。J/Ca视自己为能力开发的“促进者”，这是日本提高对外援助有效性的一大亮点。
第二，提倡“主事权”和“一致性”。“主事权”和“一致性”是日本对外援助哲学的核心。为此，日本根据受援国要求确认对外援助项目，在2007年成倍地使用了受援国的公共金融管理体系(publieFinancialmanagementsystem，简称"pFm")和国家采购系统(见表3)，并在制定Cap时积极与受援国进行协商，保持与受援国优先发展领域的“一致性”。
第三，“搭桥者”角色。日本“搭桥者”的角色体现在扶持南南合作和与非传统援助国的合作上。扶持南南合作的主要做法是日本出资金，同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合作，在第三国共同实施援助项目。这在oDa和中期决策中都有所强调，并认为这是日本扶持“自助”的一种方式；此外，日本也重视扶持亚洲新兴国家(如中国、韩国)对其对外援助项目的参与。
最后，无附带条件援助(Un-tiedaid)。2001年，DaC呼吁成员国对最不发达国家进行无附带条件援助，并在之后扩大到重债穷国。为回应此呼吁，日本无附带条件援助比例近年显著增加。2008年的双边oDa中有84％的比例达到无附带，比2007年高4％，也高于DaC平均水平(81％)。
(二)对外援助有效性值得改进之处
近年来，日本对外援助总量在波动中趋于下滑，虽有短暂恢复但其贡献力度与经济实力并不相称，日本若要真正履行其经济大国义务，提高援助总量势在必行。
日本为了保持其援助对受援国和日本公众的可见性而倾向于采用双边援助，经此形式分配的援助高于DaC平均水平，在援助过程中即便与其他援助国进行协调也宁愿在一些部门中通过与受援国官员进行直接双边交涉来保持影响力，反映了日本重视其援助的可见性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双边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重要性。这种趋势在未来必须有所调整。
在对外援助有效性方面，在表3反映的十个基于《巴黎宣言》
对外援助有效性的指标中，日本有六个呈上升趋势，表明日本对外援助有效性整体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尤其是在能力开发、保持与受援国优先发展领域的“一致性”以及无附带条件援助方面，但即使在这三方面日本仍有可改进之处。日本能力开发在实际中偏向强调开发能力而忽视系统性因素(如政治和个人激励)，在扶持nGo能力开发和在脆弱、多冲突国家如何灵活地进行能力开发方面，日本也有提升的空间；尽管日本在“一致性”上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其2007年考虑到国家优先发展领域的援助还不到一半(见表3)，没有达到《巴黎宣言》中85％的目标；日本的无附带条件援助比例虽然有所上升，但其在定义无附带条件援助存在和DaC规定不相符的地方且近年来日本限制性贷款(Specialtermsforeconomicpartnership，简称“Step”)有所增长，这些都与《阿克拉行动议程》所倡导的“未来援助无附带条件”相悖。此外，除了能力开发和南南合作，日本在援助有效性的其他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表3中没有变化的指标和下降的指标值均反映了这种现象。为了进一步提高援助有效性，日本还应在这些方面努力改进。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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