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的意义篇1
关键词：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措施与意义
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与人类密不可分，是自然环境在一定的条件下所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系统，它影响着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反之，人类活动也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平衡。
虽然我国幅员辽阔，但因人口众多、人口基数过大，人均耕地不足世界人口平均45%。我国是世界上土壤沙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4年，全国荒漠化土地总面积为263.6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46%，分布于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山东、河南、海南、四川、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8个省级行政单位（摘自国家林业局第三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2005年6月）。因土壤沙化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540亿元《（中国荒漠化（土地退化）防治研究》课题组，1998）。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并加以综合治理，初步遏制了土壤沙化面积的扩大，使这一现象得到明显的改善，但仍有个别地区情况不容乐观。
由于各地响应国家号召，进行了城市综合治理，将各类生产企业均迁址至城乡地区。有的企业盲目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而忽视国法，进行超标、违规排放，即“三废”（废水、废气、废渣），企业未进行任何处理，将有害气体、有毒物质等各类污染物直接排放，造成地下水、江河水源、土壤及空气中有毒、有害物质严重超标，导致了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中重金属超标等。不仅严重破坏了水生、陆生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与生存条件，以及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更极大地威胁着人类的健康与生存。近年来，有些地区频频发生的严重雾霾、沙尘暴、山洪、泥石流等，以及鱼群成群死亡、牛羊等草食动物食草中毒、地区性群发某一种疾病、土壤沙化等灾害，都是人类违背自然规律、过度开采、无节制的排放、不尊重客观规律、直接或间接的破坏行为，造成了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人类在破坏了自然发展规律的同时，必将为其付出惨重的代价。
如今，人们在城乡建设和发展经济效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对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国家各项利好政策的支持下、在市场经济的不断推动下，农村及其周边的各类工矿企业发展迅速，吸纳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有效解决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问题，拓宽了农民就业增收的渠道，提高了农民的人均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然而，各类企业占用甚至毁坏农田，在生产和发展，也给周围的农村生态环境带来了严重的压力，尤其是一些规模较小、技术水平较低、违规生产的小工厂、小企业，如采石场、化工厂、造纸厂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废水、废气、废渣，没有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进行处理后，直接排放到河流、空气、农田中，严重危害着农村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导致有的土壤农作物无法生长、无法耕种，农民望地兴叹，严重影响了农民增收致富的愿望，极大地阻碍了当地农村经济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农民片面追求丰产、高产、高效，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长期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地膜、秸秆焚烧，以及畜牧养殖业的污染等，以实现更高的生产效益，但却忽略了化学物质等对土壤、作物也会造成严重危害。导致土壤退化，地力下降，板结硬化，团粒能力下降，养分失衡等。同时，过量施用化肥，未被作物吸收利用的部分元素会随着地表径流进入水体，又会严重污染饮用水源，威胁着人畜饮用水的安全。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2
内容提要:法律人模式是对法律上的人进行的“素描”，是对法律上的人进行模式化和类型化而总结出来的一种法律人的形象。在当前生态危机甚嚣尘上和生态文明社会构建的背景下，生态人模式作为法律人模式演化发展方向具有必然性和必要性。本文根据法律人模式的内涵及其在环境法学演化的必要性，提出了生态人模式理论，并分析和论证了生态人理论对于环境法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法律人模式疏释
人的模式，又称人的形象或人类形象，是包括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在内的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是法理学或法哲学探索的主题之一。德国哲学人类学创始人m·舍勒在《论人的观点》一文中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所有哲学的中心问题应追溯到人是什么这个问题。”[1]法律人模式是对法律上的人进行的“素描”，其本质上是对法律上的人进行模式化和类型化而总结出来的一种法律人的形象。
(一)法律上的人
何者为“法律上的人”，或者“法律中的人”、“法律人”？首先提出“法律上的人”这个概念的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道出了他研究“法律上的人”的初衷：“我想谈谈法律上的人，这个题目不是要说法律如何评价人，也不是要说法律如何对人起作用或应当如何起作用；而是要谈法律如何想象(设想)人，如何打算对人起作用，法律采取什么方式对待人。www..Com我的题目不是关于现实中的人，而是关于人类形象，即呈现在法律上的、准备加以法律规定的人类形象。这样一种形象在不同的法律发展时代是变化着的。有人可能甚至会说：人类呈现的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2]
(二)法律人模式：法律上的人之形象化和模式化
法律上的人之不同展现，可以称为法律上的人之形象或者法律人之模式。这些不同的法律人形象，是对有差异的人性之表现。拉德布鲁赫认为，法律是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类型的变化而发展的，不同类型的社会状况有不同类型的法，不同类型的法中呈现的是不同的“法律上的人”之形象，也即不同的法律人模式。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古代的礼俗社会时代、近代的自由权利时代、现代的社会法时代，由此产生了三种类型的法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三种法律人模式，即“义务人”、“商人”和“社会人”三种模式。
(三)法律人模式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
“法律的基点是个人，法律以独立的、理性的、自由的个人作为其调整的出发点。然而对于个人而言，其法律需求、法律期待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每一次的社会变革，都会发散出人的不同需求；每一次的时代变迁，也会使人们有不同的法律期待。所以，法律发展、进化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上的人的形象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3]由于人的现象研究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性，关于法律上人之抽象、假设和预设，构成了法律上的人之理论内涵。法律上的人，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命题，更是法学研究的基本范式，本文的初衷就是依据法律上的人和法律人模式这个基础研究范式，阐释法律世界中一个全新的历史现象———环境法，并通过比较环境法上的人与其他法律人的异同来解读环境法的基本精神、基本原理、基本制度。
二、生态人：法律人模式之发展方向
在生态危机蔓延和环境法应运而生的时代，传统私法、公法和社会法对人的理解需要受到检视，法律上的人应该如何构建，法律人模式该如何演化，这是环境法学要完成的任务。
(一)法律人模式的选择是社会变革的力量
法律上的人，是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法律体系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形象。“这样一种形象在不同的法律发展时代是变化着的。有人可能甚至会说：人类呈现的形象的变化是法律史上的‘划时代’的变化。对于一个法律时代的风格而言，重要的莫过于对人的看法，它决定着法律的方向。”[4]法律人立足于社会现实和法律时代，然而法律人最终通过实在法表述出来，实在法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法律人格的承认和法律人的规则设置。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人模式相对于法律制度设计具有基础性，法律人模式所背负的时代使命和法律精神是立法的理念基础，也决定了立法的方向。质言之，在一个全新的法律时代，法律人模式的选择必须以社会背景和社会要求为基础。
(二)传统法中的法律人模式应对生态危机之不适应性
传统私法中的“商人”模式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则的法律人模式。私法的思维，将人与人之间多样复杂的关系简单化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会加剧人的异化状况。人们沉浸在对商品、对物的崇拜中，消费成为目的本身，利润成为生产的唯一目的，金钱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人们无心去经营人与人之间最美好、最真实的情感，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疏远、虚伪、功利。更有甚者，还出现了心理孤僻、精神抑郁等或多或少的非人格化、心理贫困化现象。田中耕太郎博士提出：“商人活动的世界是一个剥去了法律之外的一切要素的(自然的、血族的、历史的、人道的、道德的)纯粹法律世界”。[5]以民法为例，民法对环保的贡献仅止于确立无过错侵权责任。但是，依据民法损害赔偿原理，损害必须是已经发生了的现实的损害(包括危害状态和实际结果)，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民法是无力调整的，只能由其他法律来调整。[6]在此背景下，二战以来，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法从民法等传统法律部门中剥离出来，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法律部门之一。
社会法中的“社会人”模式认为社会中的个人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作为某一个群体的一员有所归属的“社会人”，是社会存在。人具有社会性的需求。无离开社会之人，也无离开人之社会，个人的真正利益建立在社会真正利益之上。换言之，只有当人超越了纯粹的个人自利要求，而达到对他人利益和要求的彼此承认和对自利要求的自我约束与限制时，他才真正从自然意义的生物人变成社会意义的社会人，他才真正脱离了动物界而走进了人类社会，过上了人类社会的生活。[7]社会人模式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范式，是团体主义思想的产物。团体主义思想是对个人主义思想的修正，团体主义思想主张从社会这个有机体的整体来思考个人。
马克思指出人类活动有两个方面，即“人们对自然的作用”和“人对人的作用”。不论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是人类自身生命的生产，都“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实际上，这两种关系是相互联系的、辩证统一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从这个角度评价“商人”和“社会人”模式，会发现它们的“先天不足”，即传统法的这些模式都只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追求的根本秩序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秩序，而对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和谐秩序没有涉及。
(三)生态危机的现状和生态文明社会构建对生态人模式之诉求
当前，生态危机的严重性改变了社会秩序的状况以及社会秩序对法律的需求。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危机呼唤人类的智慧，人毕竟是一种高级智慧动物，他一方面拥有支配自然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有调整失衡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手段。如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序言中写的那样：“不论人们自己是否意识到，我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已经从事抵制或者正在创建一个新的文明。”[8]这个新的文明便是生态文明，在法学界同样存在着创建一个全新法学理论的现象，这个新的法学理论就是生态人理论。北京大学周旺生教授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洲、美国、日本逐渐出现对生态人及其法律调整等问题加以研究的情形，并且这一情形随后在更大的范围逐渐展开和发展，进而直接影响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法律上也因之出现了注重对生态人予以调整的新气象。[9]生态人模式的形成，是对传统法律人类型的扩充，如果说个人是法律的基点，理性人是法律的理想，社会人是法律的现实，那么生态人则是当前法律发展的必然。
(四)生态人之法律场景：环境法的兴起
不同的法律体系结构同样赐予了法律人模式变革的力量。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造就了私法和公法的分立，同时也为这两个法域中不同的法律人格孕育了土壤，法律上的人同时具有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双重属性。由于市场经济商品交换和竞争的存在，使得市民社会的不同私人利益在市场经济中形成了彼此漠不关心又紧密相连的“共同利益”关系。市民社会的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私利益的一般性，是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体。[10]20世纪以来，由于团体主义的盛行，很多独立于政府的非政府组织发展起来，他们是各种社会团体运动的结果，包括劳工组织、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环保组织、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妇女组织等等。这些实体将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组织起来，形成强大的社会力量，代表这些弱势者的利益和强势者进行法律上的对话。这些领域是私法很难涵盖的，于是在这些领域产生了公共领域，产生了社会法这个法域，第三法域正是社会法上的人存在的法律场景。可以说，法域和法律上的人是互相成就的。
环境问题的出现对于环境法最大的贡献在于，环境问题成为了法律必须调整的新的法律事实。在法律的范畴中，环境问题关系的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有关环境利益的分配关系，也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利用、保护、开发等关系。这两种关系对于法律人的要求不是传统法律人模式能够涵盖的。
三、生态人之理论内涵
根据前文关于法律人模式的内涵，以及生态人模式的立论基础，笔者认为，理性生态人或理想生态人的涵义是：存在于生态系统之中的，受自然生态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具有生态理性和环境法治观念的，在与人的交往和与自然环境的交往过程中能够考虑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协调和最大化，通过参与法律的制订、法律的调整和法律的运行来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同时实现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人。质言之，生态人指向每一个存在于生态系统中的人和团体(拟制法律人)，而理性生态人则是具备生态理性的生态人；生态人是实然状态，理性生态人是应然状态。理性生态人是孕育于生态文明和生态文化之中的人，是从各种现实的人中抽象出来的理想法律人模式，理性生态人具有如下理论要点。
(一)生态人面对的基本关系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法律上的生态人，是从存在于生态危机时代的具体的、现实的人中抽象出来的人。每个具体的生态人都同时存在于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之中，生态人的本性必然包含着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对于法律上生态人的规制要平衡生态人面对的这两种关系，不可偏废。事实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是互相作用、相互渗透的。
生态人是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占有一定位置的人，既是存在于人类社会中的人，也是存在于自然界中的人。现代生态学把自然界看作是生态系统，这是对生物界的新看法；把世界看作是“人———社会———自然”的人类生态系统，这是对世界的新看法。按照当代生态学理论，包括人在内的每一个物种都在人类生态系统中处于特定的地位即“生态位”，“万物各得其所”就是指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理想的生态位。在生态系统中，每一种生物都彼此相生相克、相依相随，形成食物链和生态网。生态人既表明人在人类社会系统中的地位，也表明人在人类生态系统中的位置。1991年6月14日，8个北极地区国家在芬兰洛瓦奈密举行第一届北极部长会议，签订了《关于保护北极环境的宣言》，通过了《北极环境保护战略》，并宣称这个战略的目标是“保护北极生态系统，包括人类”。[11]这个政策性文件事实上已经明确宣布生态系统包括人。
生态人是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总和。每一个具体的人、个体的人，既与其他人发生联系，也与自然(包括动物、植物、各种环境要素、各种自然资源及江河湖泊等生态系统)发生联系，生态人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的社会性和自然性的统一。
(二)理性生态人指具有生态理性的人
理性生态人的形成，缘起于对传统法律人模式和以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反思。“当代环境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活动造成的在经济活动中，人完全遵循经济法规行事。经济学理论将这种人抽象为‘经济人’，并提出及宣传一种‘理性经济人’概念。……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当代环境问题是理性经济人的产物。生态意识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针对理性经济人提出来的。在当今时代，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不仅要求成为熟悉市场经济的理性经济人，而且要求成为具有生态意识的理性生态人。这种理性生态人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他以生态学原则作为衡量与评价一切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物的标准；第二，他有足够的智慧制定既合法又符合生态学原理的策略以求得解决环境问题的最大环境———经济———社会综合效益。理性生态人在国际层次上可以指国家，在国家层次上可以指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12]生态人具备生态理性，是生态人区别于“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等模式的人性基础。
(三)理性生态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生态秩序，是指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秩序。早在1984年，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就提出了“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理论，并进而提出了效率、公平性与可持续三者组成复合生态系统的生态序，认为高的生态序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充分而必要的条件，也是生态规划的主要目标。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生命体之间也像人与人之间一样形成某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秩序状态，人与自然、人与非人生命体只有处于和谐共处状态和秩序时，人类社会才能得到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秩序，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或管理阶层和被管理阶层或人与非人生命体都需要的共同秩序，环境资源法的目的不单纯是维护统治阶级、管理阶级的社会秩序或经济秩序，它还要维护人与非人生命体、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秩序。
(四)理性生态人追求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协调和最大化
由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多种属性，自然环境对于生态人来说有着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利益表现为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安全利益、美学利益、精神利益等等。这些不同的利益基于自然环境和资源的属性，都是人之为人所必须的，所以每一种利益对于人类来说都是不可忽略的。然而，由于每一种利益的价值取向不同，在获取这些利益的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一些冲突。这时，就需要理性的生态人基于生态理性对这些不同的利益进行辨识和衡平，比如，生存利益高于经济利益，自然界和环境的容量和承载力高于经济发展等等，以实现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协调基础上的最大化。
四、生态人理论对于环境法的意义
对于生态人的理论研究应该与对法律现实的理解相结合。生态人作为基础理论是法律精神的再现，作为理想精神的存在与作为物质存在的法律规范之间如何结合，这是理论形态与实践选择的关系，也是生态人理论的实践意义。
(一)生态人是立足于本土的环境法理论
我国的经济发展成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但是快速的经济发展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在当今的所有国家中，环境问题都是各个国家必须直面的挑战。在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问题更加突出。环境问题的现实把环境法这个学科推到了发展的前沿，一个新兴的学科臻于成熟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基础研究范式的成熟，这已然得到了历史事实的论证。但问题是，我国古代深厚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淹没在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之中时，我国环境法研究在面对外来的概念和思维模式时，何来我国自己的环境法框架和话语权？在经历了几十年对国外环境法概念和体系的移植和引进后，我们应该以
(二)生态人理论为环境权创立提供理论基础
生态人作为法律人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可以在理论上解决公民环境权的困境，明确公民环境权的性质和内容，为公民环境权的合法化、可实施化提供理论根据。法律人的理论逻辑应该是：现实世界的人———法律人格———法律人———法律权利。依此逻辑类推，法律上的生态人最终还是要落脚于权利的实现，生态人的权利在环境法上的所指便是环境权。法律人的法律地位首先在于法律对于法律人人格的承认，而对于法律人自由和利益的认可和保护是实现法律人的发展的法律方式，而这一切以权利为基本的法律运行方式。“法治是一种权利本位的组织结构形式。法律以承认或尊重个体权利为其存在的基础和来源。权利本位意味着权利义务在主体范围内的同一，在对象内容中的相互关联和对应。”[15]
“商人”、“社会人”等传统法的法律人模式只强调本体利益和人的社会性及人与人的关系，这些法律人的人身权都很难包括环境权的内容。如果沿用上述法律人的模式和理论，将公民或自然人的环境权纳入上述法律人的人身权是很难自圆其说的。但是，如果采用生态人的模式，将公民或自然人的环境权纳入生态人的人身权则是顺理成章的。根据生态人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生态人既强调人的社会性和人与人的关系，也强调人的自然性及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可以被视为人身的延长或相当于人的手或脚，所以生态人的人格利益除了包括与其不能分离的生态人的生命、身体、健康、名誉、肖像、姓名、隐私等人格利益，还应该包括生态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或生态系统，侵犯生态人的人格权除了对人身(包括身体的和心声的损害)的直接损害外，还包括对人的环境和生态系统的直接损害，也就是说公民环境权可以视为生态人的人格权利。正如马克思明确指出的那样：“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6]将自然界作为人的身体，意味着将自然作为生态人的人格利益。另外，人生活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应当享有适宜的生存环境，体现出其作为主体的尊严，而生活在被污染的、有害身心健康的、不具有美学价值的环境中的人，则不能被认为是有尊严的。
从生态人理论看，对人格利益进行扩展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也是环境问题发展到今天的迫切要求。但是，公民环境权不追求公民对环境的支配、控制和占用，而是强调对环境的享受和利用；公民环境权不是传统民法中的私权，对环境权的保护也不同于对私权的保护，而是一种具有公权性的新型权利。由于环境具有整体性、共有性和环境侵害(环境污染)具有公害性，侵犯个别公民的环境权，往往意味着对“群体”和自然的侵犯。因此，其他人格可以基于“经济人”、“政治人”、“社会人”等模式推导出来，但环境权不能基于传统法的法律人模式而只能基于生态人模式推导出来。环境权是每一个生态人对自然环境享有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权利，是生态文明社会对个人作为生态人的自然属性的承认，是法律对人的完整人格、最高利益和基本利益的保护。只有在这种保护下，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人才能真正成为人。
(三)生态人理论引导环境法制度设置
从本质上而言，法律制度的设置是与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制度的产生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具体制度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基于不同的价值判断和思维模式，可能设计出不同的制度。在影响制度设计的不同因素中，对于人性的假设和人的行为模式的理论假设是具有根本意义的。如果说人性假定是制度设计的前提的话，行为假定可以说是制度设计的基础。因为制度是要去规范人的行为的，如果说制度的设计与人的行为模式纯然对立或者大相径庭，那么这一制度必然是无效的、没有意义的。制度设计一定要建立在对人行为模式的把握上。[17]而且，法律系统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为一定社会中的人们调整行为、形成合意、实现秩序提供可预测性的指针和自由的尺度。法律研究范式，精神或者法律理念最终作用于人的行为，依赖于在此研究范式之下的制度设计。
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相对于传统法学的“商人”、“社会人”等范式，强调人与自然交往的一面，因此环境法中的很多制度都以自然为尺度和价值判断标准。生态人之所以超越于传统法上的人在于，生态人理论更多的关照人与生态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环境损害进入法律的视野，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环境法从传统法中脱胎之初，其视野承袭了传统法，只关注环境问题对人的损害。然而，生态人是生活在生态系统中的人，人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将自己生存的空间和自然完全剥离开来，人们的环境利益也不可能游离于自然环境之外。人类永远是依存于自然环境之中的，生态人永远面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生态系统的关系，这决定了生态人和全新的环境法理论必须着力解决环境问题带给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而不仅仅是对人类的损害。显而易见，对于环境损害的补救和传统法对人类自身的损害进行补救在法律原理上是大相径庭的，这是以生态人为基本预设的环境法的创见之处。目前，很多国际公约和国家立法已经对“环境损害”有所诠释。例如，2004年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的《关于预防和补救环境损害的环境责任指令》(directive2004/35/ceoftheeuropeanparliamentandofthecouncilof21april2004onenviron-mentalliabilitywithregardtothepreventionandremedyingofenvironmentaldamage)指出，该指令的目的是基于“污染者付费”原则建立一个环境责任框架，以预防和救济环境损害。生态人位于生态系统之中，生态人的根本特质是拥有生态理性，以生态环境自身为作出政策和判断行为的尺度，能够判断生态风险，计算生态利益。根据生态人的理论逻辑，还应该以生态系统管理方法为基础创新建立环境法的特殊制度，例如生态功能区制度、生态风险评价制度、生态整治恢复制度等。
(四)生态人理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社会的构建
确立生态人的法律人模式对当代法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关系到社会法治的进程。生态人理论视野中不仅仅存在人的利益和人与人的关系，也存在着人的利益与生态利益、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显然，相对于包括“商人”、“社会人”在内的传统法律人的思维方式而言，生态人思维方式的角度更高、视野更远，更具有划时代意义。
环境法的基本作用是通过制定人的行为规则，规定人可以做什么、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以此树立理想的人的形象，引导、促进和保障人与人的和谐相处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如果法律上的人仍然维持包括“商人”、“社会人”在内的传统法律人的性质和特征不变，法律基于传统法律人模式所规定的人行为规则，将很难适应规范人与自然关系的要求，因此也难以适应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的需要。法律只有根据生态人的法律人的模式，来制定符合自然规律、对自然环境友好的行为规范、法律制度和法律体系，才能保障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的顺利进行。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认为，生态人理论为建设和谐社会、环境友好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生态文明社会的法学理论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五)生态人理论指引行为模式
人的行为是法律调整的对象，法律的运行也是通过人的行为来实现。“种种规范显然与人们的举止息息相关，它们对人类的行为起着作用。人类的行为和不作为是规范性判断的客体。规范的存在，作为我们思想意识的一项内容的‘应当是这样’，影响着人们的举止。人们行为的规律性肯定是与规范的原始创设有关的因素。”[18]法律对环境的保护最终是通过规范每一个现实存在的生态人的行为来实现。生态人的理论内涵揭示出，每一个具备生态理性的理性生态人，应该有具有良好的生态意识。生态意识是指一种善待自然、善待环境、对生态危机觉醒的观念。生态良心是指人类在生物圈社会共同体中自发地对产生尊重与保护自然的观念及其行为的生态道德进行的反思和评价。[19]法律视野中的理性生态人其行为应该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他以生态学原则和自然本身的尺度作为衡量与评价一切与环境问题有关的事物的标准；第二，他有足够的智慧制定既合法又符合生态学原理的策略以求得解决环境问题，获得最大的环境———经济———社会综合效益。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生态人在国际层次上可以指国家，在国家层次上可以指政府、企业、团体及个人”。[20]生态人所具备的生态理性，不仅仅体现在法学上精密的制度设置，每一个生活在生态系统之中的人在日常行为中更多的表达生态理性。
五、结语
生态人的理论前提是人同时存在于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之中，每个人作为生态人都兼具自然性和社会性，都面对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人理论符合对人性的深刻认识，作为人类理性集大成者的法律也应该着力于实现人的双重属性。生态人不同于以往法律人之根本在于理性生态人拥有生态理性，能够判断生态风险，能够从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求发展求利益求幸福；生态人理论不仅仅是法学研究的基础范式，也将带来人类行为方式的变革。用生态人的思维来处理环境事务，那么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社会都将不再是一种期望，而会是一个事实。
注释: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3
随着国家“农远工程”及信息化各项工程项目的实施，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硬件建设得以飞速发展，应用研究不断有新突破，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然而，教育资源数量上相对匮乏、与基础教育新课改理念相适应的教育资源更新缓慢、共享平台建设滞后等新问题，严重影响和制约着教育信息化的可持续发展。怎样进一步发挥工程效益，让教育信息化更好地为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服务，这是摆在每个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严峻挑战和重大课题，而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生态环境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最佳途径和重要举措。一、教育信息化及信息生态环境的内涵教育信息化是指以现代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新教育体系，包括教育观念、教育组织、教育内容、教育模式、教育技术、教育评价、教育环境等一系列的改革和变化［1］5。教育信息化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计算机化和网络化，而是一个关系到整个教育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教育信息化环境是一个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有机结合的新型的教育环境和学习环境。它以计算机网络作为教育信息化的技术支撑，将行政管理、信息管理、教学服务、研究开发等各类系统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这些系统之间的信息交换和信息服务。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是基于教育生态学原理提出的一种新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理念。教育生态学是20世纪60～70年代兴起的新兴边缘科学，是用生态学原理与方法研究教育现象的科学［2］3。教育生态学主张，教育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区域之间、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之间等，构成一种互联、动态、共效的“生态”环境，一种要素的影响或失衡，会导致整个教育“生态”环境的无效、失衡和无序(见图1)。学者对信息生态问题的关注始于上世纪末，是伴随信息时代到来后，面对过多的信息负荷，而对如何科学使用信息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新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是利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来探讨人与信息环境关系的学问。其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信息环境内外影响因素的分析、信息生态失衡问题、信息生态与企业信息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等几个方面。关于信息生态的内涵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如生态科学、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哲学等)、不同的理解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观点［3］1116:陈曙和薛纪珊等认为，信息生态是信息、人、环境之间关系的总和;李凤石则认为，信息生态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信息生态研究的目的是实现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促进人、信息环境乃至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它注重从系统整体出发，从促进与维护整个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对信息、人及信息环境之间关系进行宏观考察与分析，对信息生态系统进行合理规划、布局和调控，实现信息生态的稳定、有序;肖峰则认为，信息生态和自然生态的总体区别，就是它的非自然性和非物质性，它既不是自然现象，也不是物质现象，而是人为的或人工的“客观精神”现象，或者说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精神氛围和人文环境。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研究的宗旨:探讨教育信息化及其生存发展问题以及人在教育信息化环境中的生存发展问题。具体来讲，它关注的是教育信息化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人文软环境两个方面。教育信息化自然生态环境包含教育信息、人、教育技术环境等要素。在这个环境系统中，教育技术硬件环境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和控制信息流通的技术因素，它是网络信息生态系统物理形态的基石，没有它就没有网络的存在;社会人文软环境包含与网络发展相关的法律环境、科学技术环境、教育环境、经济发展环境等要素。其中，人是这个系统的主体因素，是信息的生产者、加工者、传播者、控制者、利用者、分解者，没有人就没有信息［4］23。综上所述，强调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就是从系统论的观点，整体地看待教育信息化与整个教育教学系统、乃至整个社会系统的密切关系，并从生态学角度审视教育信息化的效果。同时认为，人的因素是该生态环境中最受关注的要素。二、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的意义教育信息化，是弥补经济欠发达地区师资水平、教育资源、教育观念等方面不足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地区差异，实现教育公平的重要保障。正因为如此，国家在经济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投入大量经费，实行西部地区远程教育工程，使教育信息化具备了一定基础，推广了边远农村学校的光盘播放点、卫星接受系统、计算机教室、网络教室以及班班通等符合经济欠发达地区实际的各种教育信息化教学模式。然而，笔者在教育信息化推进的过程中发现，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的问题，如观念、理论、政策、人才、经费、资源、区域发展、动力机制等方面的软环境失衡，严重影响了硬件设施的使用效率和效果，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已成为制约欠发达地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瓶颈，也造成了国家教育投入的极大浪费，使原本紧张的教育经费发挥不了应有效果，使人非常痛心!因此，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是促进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惟其如此，才能全面推进区域教育信息化的建设，通过教育信息化推进区域教育改革的突破，以更好的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按生态学观点，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系统的平衡是通过“三流”实现的，即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教育信息生态环境也离不开“三流”问题，因而，构建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就是解决“三流”建设中的生态失衡问题，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正视教育信息化各项投入不均衡的问题，实现教育的民主化和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更新的自动化，解决能量流问题。在自然生态系统中，能量流是指推动生物圈和各级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动力。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一个系统要保持平衡态，必须持续不断地和外界进行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在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中，能量流主要指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和硬件保障问题，表现为能量流受阻并失衡，即教育信息化的投入不足以及比例严重失调［5］4。首先，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使得注入教育信息生态系统的能量流不均衡，导致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不平衡。一般情况下，经济发展较好的平原县和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山区县，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水平就不一样。其次，能量流在系统内部的投入比重失衡严重。例如，近几年，国家在陕西省汉中市的教育信息化经费投入中，硬件经费预算85%，其次为软件经费预算(10%)，网络服务和技术维护经费预算(3%)，人员类经费预算(2%)。这种情况表明，“重硬件轻软件，重技术轻应用”的现象仍然普遍，其根源在于生态系统观并没有融入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再次，能量流不持续。教育信息化工程建设往往表现为一次性工程行为，即缺乏生态发展观，仅用专项一次性投入方式来完成系统建设，根本没有后续配套投入，导致很多农村中小学的教育信息化设施基本处于闲置状态。教育信息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工程，后续设备更新、人员培训、管理维护等都需要可持续投入，这就需要用生态发展观来指导教育信息化建设。运用生态学的观点构建一个区域教育信息化环境，全面系统地考虑该系统能量流的平衡问题，做到城乡统筹兼顾，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对教育信息化的各项投入不均衡的问题，真正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实现教育公平。#p#分页标题#e#(二)激发教育生态环境中“人”这一最活跃的“动力”要素，提升教育的生态效应和创造效应，盘活物质流。生态学的物质流，是生态系统中物质运动与转化的动态过程，强调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及其环境影响来评估系统的生态持续性。在教育信息生态系统中，物质流分析主要关注的是教育信息生态体系内人与环境的共栖互动作用以及建设投入(物质输入)后的最终应用效益(物质输出)，这对于教育信息化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在教育信息化的进程中，物质流问题的关键在于“人”，而不是“物”［5］5。但是，在笔者的研究中发现，我们的教育信息化存在着“见物不见人”的问题，即过分强调“物”(包括技术、硬件设施、资源等)的中心地位而忽视了“人”(包括学生、教师、管理者等)的价值。事实上，一个先进的教育系统要想发挥最大的作用，必须依赖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和先进的文化。如果我们树立了教育信息生态化观念，就可以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注人的价值，可以更加安全、快捷、高效地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教学方法、优秀的文化输送到所有城镇、农村和边远山区的中小学校，有效地解决所有学校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育教学资源匮乏、师资短缺、教育教学改革等等问题，真正提高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质量。(三)实现城乡之间的优质教育资源的双向流通，构建知识共享的信息生态链，不断创新信息流。从现代知识管理的角度来看，知识具有二象性，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显性知识只是冰山一角，大量的都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隐性知识，比如先进的教育理念和策略方法等，知识只有在共享中才能实现价值的增值。在教育信息生态系统各成员间以及成员内部间显然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信息交流和传递，这种信息传递就称为信息流，信息流应该是双向的，才能将系统中的各个部分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信息生态链［5］6。大多数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信息化经过了十多年的建设，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但遗憾的是，其中信息生态链却没能稳固构建，表现为教育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乏力，“信息孤岛”层出不穷，重复建设严重，信息资源利用率低下，这些都直接制约着区域内教育信息化的生态发展，城乡之间的优质教育资源无法实现双向流通，造成优质资源不能共享。因此，构建一个生态化的区域教育信息系统，已经刻不容缓。三、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的基本途径通过调研分析，笔者认为，构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的关键应该从教育信息系统的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入手，抓好网络建设、平台建设、教师培训、评价保障、应用研究等五个方面的工作，从而维持教育信息化环境的平衡态(见图2)。(一)抓好网络建设，搭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网络环境随着“农远工程”的实施，经济欠发达地区初步建成了天、地合一的信息化网络环境。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硬件建设和网络建设，搭建区域教育信息化的网络环境。硬件建设上，首先对远教设备进行全面清理和整合，充分发挥设备效益;其次开展多种方式的班班通建设，切实保障资源走进教室、面向学生、服务教学。实践中，笔者总结出了“班班通”建设的多种形式，分别是计算机网络教室、多媒体教室、计算机+电视机、互动数字电视、多功能一体机、网络电脑终端机、远程多媒体互动教学系统等。在网络建设方面，实行层级管理、分层推进，保证建设有标准，评价有体系。一是要制订《数字化校园建设标准》，选取示范点，加强对各学校数字化校园建设的研究指导，基本建成覆盖城乡各级各类学校的数字化教育服务体系，真正发挥数字化校园的多功能性，促进教育教学的现代化。二是要探究县级城域网建设标准，指导和推进各县区教育教学及管理网络化。三是整合现有资源，以班班通、数字化校园、县级城域网等各级网络为基础，构建一个覆盖整个地区、高效、实用和健康的市级教育城域网，为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提供优质的网络环境。(二)搭建三大平台，为构建区域信息化生态环境提供平台保障三大平台是指教育门户网站联盟、动静态资源管理平台以及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见图3)。教育门户网站联盟使市、县、校各级各类教育网站平台实现互连互通，信息共享。例如，目前陕西省汉中市中心小学以上学校网站之间以及与政府网站、教育行政部门网站、大专院校等知名教育网站已实现了网站联盟。动静态资源管理平台使市、县、校资源平台与省基础教育专网资源平台互连互通，以实现资源分布存储、目录集中管理的一站式服务，促进优质资源共建共享。一是组织学科专业队伍，优化、盘活、整合现有资源，不断开发新资源;二是加强市、县、校各级资源平台建设，建成市级以及一批县级教育资源平台，基本满足教师教学应用需求。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致力于建立健全中小学电子政务，提高办公效率，减轻教育管理部门和学校工作负担，最终实现中小学管理信息化。三大平台可以把区域教育网络中心建设成为集网络管理中心、网络教育教学中心、教育管理基础数据中心、教育资源中心、教育信息交流中心、远程教育中心、网上教师培训中心、对外中心、社区交流中心于一体的数据中心和应用平台。(三)加强教师培训，建设信息化的人力资源环境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和应用的关键在人。为此，笔者认为应加强教师培训，狠抓两支队伍建设。首先要建设一支骨干教师队伍。以教育技术能力建设为核心，加强教师媒体环境下教学设计能力的培养和提高。针对专网建设、资源开发与管理、各类平台建设等需求进行培训，构建市、县、校三级技术支持服务体系，建设一支覆盖城乡的骨干教师队伍，确保信息化建设和应用顺利进行。#p#分页标题#e#其次是要建设一个专家团队。以开展信息化环境下教育教学科研为重点，培养骨干教师，建设一个理念新、业务精、勇于创新的专家团队，引领广大教师开展课题研究，深入探究新媒体新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及时总结推广研究成果。(四)健全评价体系，确保信息化生态环境健康发展市域电教系统要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要制定《数字化校园建设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要逐步构建信息化环境下涵盖课堂教学、教育管理、教师培训、技术支持等综合性、立体化的评估评价体系，并不断更新完善评估标准。以规范的管理、科学的评价为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五)狠抓应用研究，以实践检验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效益一是开展各项活动。评选命名一批中小学为全市教育信息化应用示范学校，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用;利用电子白板环境下的远程互动教学平台开展网上赛教，首创多个教室一起听课，授课教师和异地听课教师利用远程互动平台进行音视频在线交流的网上赛教方式;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应用与学科整合展示交流活动，邀请省内外教育技术领域专家教授等到会指导、做专题报告;组织开展信息化环境下教学应用示范课巡讲活动，示范和引领广大教师更新教学观念，提升教学水平和效益。二是组织各项竞赛。组织广大中小学师生积极参加中小学新课程资源应用与学科整合、基础教育(电教类)成果评选、中小学生电脑大赛等各项竞赛活动，提升教师的信息化应用水平和学生的信息化素养，培养和提高师生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三是创新思维，探究新媒体应用。例如，陕西省汉中市在中小学中组织开展交互式电子白板应用于远程互动教学及课堂教学就取得了显著成效，其中已有多名教师在全国中小学新媒体新技术教学应用研讨会暨基于交互式电子白板学科教学课例评选活动中获奖。在应用研究的同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还要深入进行教育教学研究。要通过开展各项竞赛活动和研究工作，不断发现和解决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各项工作措施，确保区域信息化生态环境建设健康、有序进行。总之，构建教育信息化生态环境是确保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只有全面构建区域信息化生态环境，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促进城乡教育协调发展，真正实现教育公平!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4
[关键词]水库农业发展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tV6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6）05-0295-01
蓄水如蓄粮，保水如保粮。我省近年来不断受到干旱气候的影响，水库可以有效地蓄水保水，其蓄水保水能力大小直接影响到下游农作物收成的多少，明显改善了全省供水不足地区的用水情况问题，文章就水库对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功能作浅要分析。
1前言
水库的建立是一种对水资源极端缺乏地区的很好的开发模式。它们的建成是对环境的一个重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对国民经济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但要抓紧环境保护工作，“发挥”水库改善水质、保护环境、维持生态平衡的作用，这要靠水库管理单位以及水库周边的工厂企业、地震、环保和各级地方政府等部门通力合作才能奏效。
2水库对生态环境的利与弊
水库的修建对周围的自然环境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对气候、水文、土壤、地质以及动植物和微生物都会产生相关的影响。因此水库的修建在造福当地农民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
2.1水库对生态环境的有利方面
水库的建立可以调节河流径流，改善库区气候（减小温差、增加空气湿度）；防洪、航运、发电、灌溉、水产养殖、旅游等，而且它们具有较强的供水供电能力，并在生态环境及地区经济建设中发挥显著作用。
2.1.1防洪
洪水在历史长河中一直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给河流沿岸地区人们的正常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国民经济的各种基础设施不仅会遭到洪水的毁坏，还会严重破坏农作物的正常发育生长、企业的正常运营生产、损坏建筑物等，为了进一步减小洪水造成的损失，就必须充分利用水库的蓄洪功能，达到预防洪涝灾害的目的。
2.1.2灌溉
水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尤其是发生旱灾的时期，用水问题就会尤为明显，严重还会直接影响到农业的正常发展。据统计没有得到灌溉的土地的粮食收成，要远远低于那些经过灌溉的土地的粮食收成。因此通过水库的建设，可以大大增加灌溉面积，同时，引水浇地工作也可以在最优的时间段内进行，自流灌溉面积得到了增加，扩大农业生产。
2.1.3供水
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节奏的不断加快，工业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是日益增大，因此水资源缺乏问题就显得尤为严重。充分利用水库的蓄水能力，水库的建立可以改善人们对水需求量的问题。
2.2水库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弊端
一般修建水库后，下游工农业发展，人口增加，供水发电效益显著。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水库的溃决时有发生。后果特别严重，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巨大的防洪、供水或发电效益毁于一旦；对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
2.2.1水库的淹没、浸没问题
修建水库时，特别是大型水库的建设过程中，由于蓄水造成一定范围的淹没，将使库区内原有耕地以及建筑物被废弃，居民、工厂和交通路线被迫迁移改建，从而造成损失。
水库蓄水后，抬高了水库周围的地下水位，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可以促成库边或库外某些地区出现沼泽等浸没现象。浸没使农田荒芜或单产下降，饮水和居住卫生条件恶化，建筑物地基受地下水浸润并发生沉陷，道路反浆等。
2.2.2水库的淤积和冲刷问题
挟带泥沙的水流进入水库后，随着库区水位的抬升，水流的过水断面增大，水力坡度变缓，纵向流速和紊动流速都大大减少，降低了水流挟沙能力，导致了部分悬移质和推移质泥沙在库区逐渐沉淀、淤积。水库的淤积不仅缩短水库的使用年限，影响水库的有效库容和效益，而且形成“拦门沙”，扩大库尾和支流上的淹没界限，影响其他建筑物的正常使用。
2.2.3水库的坍岸和滑坡
水库的土体岸壁，在库水长期浸泡下，土体的物理、力学及水理性质发生了变化。加之，在库面波浪对岸壁的积极磨蚀作用下，岸壁的平衡被破坏，导致库岸的坍塌、再造和滑坡。
3水库对农业、农田灌溉发挥的效益
水库对于农业、农田的灌溉效益明显增强，灌溉效益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源头水库的状况，只有在保证水库能安全蓄水的基本前提下，才能保证其灌溉效益得到充分发挥。通过近年来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不仅使得全省病险水库工程安全状况得以改善，且其灌溉能力也大大提升。
4水库的防洪功能与群众生命财产的保障
4.1防洪功能
防洪工程广泛采用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建水库，在防洪渠上游河道建立水库可以调蓄洪水，通过水库可以拦蓄洪水，进一步削弱洪水到达下游的流量，从而减小由于洪水所带来的损失。
4.2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
在汛期，各级领导以及相关部门应对水库大埂、泄洪道等进行实地勘查，严格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责令水库所在地立即处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求各水库的负责人时刻关注气象预告，密切关注天气、雨情、汛情等变化，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并严格做好水库汛期值班记录，重视巡堤查险，防止突发性灾害发生，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结尾
在当前形势下，我们需要对水库的生态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把生态环境经济评价引入到水库建设项目的评价体系中，才能保证水库开发建设既能满足人类的社会需要，同时也起到了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生态平衡作用。
参考文献
[1]刘福臣.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6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5
一、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介绍
从根本上马克思主义就是对资本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批判理论，有革命性与批判性。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认为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并不是因为纯粹自然问题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1]是资本主义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的集中表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不仅反对将环境问题认为是由工业化和科学技术发展而造成的阶段性的生态危机，它更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身，是资本主义本质中存在的反生态、反人类特性导致的生态危机，并进而科学地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若是人们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仅仅依靠加快国家生态技术发展，不可能真正解决国家的生态环境问题，而且会导致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不利于整个世界的生态环境安全。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认为尊重生态规律和发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是一个矛盾体，资本的扩张必然会导致经济社会无限制的发展趋势，然而自然的运作的本身承载力有限，故此对于当前世界中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各种矛盾才是问题源头，单纯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无异于舍本逐末，而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进行科学地批判将会对改善环境产生本质上的积极影响。
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
资产阶级政治通过暴力和掠夺创造阶级，分离了生产者与他们的生产资料，甚至剥夺土地资源，使人们流离失所，强迫无辜的农民进入到资本主义工厂中进行生产工作，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的不仅是工业发展带来的废气、废料污染，大规模扩建工厂更是深层次地影响生态安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还认为，资本主义政治中的法律极其残暴，资产阶级往往借助国家暴力以及法律制造无产者、开展生态掠夺，征服掠夺殖民地，开展对农业的剥夺，这些“合法”行为都是对世界生态环境安全短信的肆意践踏。具体来讲，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消费方式以及资本主义者的生产方式都进行了相应的生态学批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不仅批判了资本主义在反生态方面的本性，更是批判资本主义使破坏生态环境的首要源头，具有无法推卸的职责，批判资本主义是造成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3]。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基于对财富的无休止追求，以及对自然环境的无限度攫取，并不能理性地去利用自然资源，也不能从长远的角度去看待生态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政治制度导致人们没有特定居所，让人们在归属感与生态基础中分割开来，这样也就淡化人们对土地的保护意识，淡化人们的生态稳定认识，使人们失去土地伦理观念，从而加剧对周围生态自然环境的破坏[4]。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其形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多个不同阶段中，始终认为资本主义造成当今环境退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分割贫、富生态环境，毫无节制的开发经济扩张能源，大量消耗生态环境。
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批判
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生态运动的发展以及全球环境问题的严重，生态学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纳入其视野之内，并形成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它可以将生态学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相互结合起来，产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是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又是可以剖析当今生态危机的根源，以及寻求克服世界环境退化，解决世界生态危机的有效路径。资本主义生产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存在着必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历史加速度’才是加速地球环境恶化以及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根本[5]。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从资本逻辑本身出发，批判生态危机的本质根源，使生态问题与当代资本相互联系起来，因资本主义在获取利润中，工人的工资上涨必将会导致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降低，那么在这样环境下的资本主义企业经济发展中，就会更需强化自身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只有通过对自然的不断加深，以及不断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才可以确保资本主义企业经济的利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中，在批判政治经济的同时，他也提出要想能够真正解决生态危机问题，就必须建立合理的生活模式，“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采取正
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与幸福等同，让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实现劳作得到这些东西。政治经济中的“环境质量”，不仅是可欲求的商品，也不是价格合适就购得的东西，而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用“诱人的商品做最后装饰”，以此来“增加对产品享受的手段”，赋予自然经济价值，按照市场商品原则去构建社会，这是反自然的荒诞做法。
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发展中的运用
为有效确保当前全球范围内世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各个国家都应该降低对世界能源以及材料的过高消费，同时可以尽量避免因资源供给和资源消化过度而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坚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开展对政治经济的批判，能够严格控制政治经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力图使自己的观点以及主张要充分发展实践导向，和当代社会政治经济运动结合，降低生态危机的爆发，调整人们的需求和价值观，使人们可以认识到不必要的生态破坏消费中出来的灾难性后果，理性认识消费，形成正确的生态意识，从而维护生态和平，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意义，降低政治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的破坏[6]。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6
关键词：环境法；终极价值；利益
中图分类号：D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8631（2012）02-0083-01
一、环境法的终极价值定位
就法律的价值而言，也是指作为客体的法律对于主体的人的有效性和积极性。法的价值的主体是人，是指具有社会性的社会人的总称。法的价值的客体就是法本身，这个法是指广义的法，即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的总称，它包括法的制度、法的运行事实和以观念形态存在的法。依此传统观点，环境法的价值，就是环境法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对人类社会的满足和有用性。我国环境法学界许多学者对环境法价值的定位，就是从这一传统观点出发的。
环境问题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就是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以地球为中心的生态系统。人类社会只是这个生态系统的一个要素，并且其本身又存在于自然系统之中，其必须遵循自然系统的一般规律，必须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
环境法作为人类社会保护环境方面最重要的部门法，在保护生态系统中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不仅要关注人类社会的利益，还要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而传统环境法在价值取向上仅仅从人类的利益出发，将自然视作人类的资源，保护环境知识为了人类更好的发展。这种环境法本来为保护环境而立，但终因其没有从整体、全局的观点来把握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最终反而导致了环境问题的进一步恶化。系统论的提出，为我们正确解决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只有从生态系统整体利益出发，转变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发展观，重新审视人类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和谐发展，才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之道。
二、环境法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内涵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环境法的终极价值，有着极为丰富的内涵，既是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也是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一）人类社会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环境法作为新近发展起来的法律学科，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这是因为环境作为全人类的共同生存条件，并不能为某个人或某国所私有或独占，也不能以阶级、意识形态或国界来加以划分，环境保护符合整个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利益，任何国家环境法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对全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整个地球是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整个庞大的复杂系统内，全球的物质环境和能量流动依固有的规律不断进行，任何一个环节受到破坏，整个生态系统就会失衡，人类环境也必然会发生危难。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生态系统，任何国家的生态遭到破坏都会危及到全人类的生存。
（二）代内生态整体利益与代际生态整体利益的统一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生态整体利益既应该包含代内的生态整体利益，又应该包含代际的生态整体利益，这二者也应该是统一的。对于自然系统而言，由于自身能够按照生物进化的自然进程向前演进，如果没有人类社会系统的干预，其能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维持好世代间的利益平衡。因此，当代人必须要考虑后代人的机会和可能获取资源数量，当代人在制定政策和措施时不要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福利和生活质量，而一定程度地牺牲后代人的部分福利和潜在机会，当然，其也不必通过降低当代人的生活消费水平，来提高年轻一代和未出生的后代人的潜在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对维护代内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实现
生态整体利益作为一种全新的环境法律价值观，既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突破，也是对传统法学理论的挑战，这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面临多方面的障碍。首先，长期以来，人类社会建立的一切制度、价值观念都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这决定了环境法也必然体现着人的价值选择，人类利益自然也成为环境法价值取向的中心。其次，法律是由人类制定的，向来也是以人类的权利、义务为内容，以人的行为关系为调整对象。最后，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保护环境、实现生态整体利益单靠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是不可能做到的。这使得加强环境保护的国际环境保护合作必须面临的重大难题。面对诸多障碍，如何探寻新的路径，便是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关键所在。本文提出以下路径：
（一）观念的改变：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态中心主义
法律是建立在一定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人类环境价值观的概念将对环境法的发展和变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中心主义价值观念的转变是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生态整体利益价值的根本出路。要真正地转变这种观念，首先必须转变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其次，应培养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生态意识就是人们对于自然环境的整体性规律的认识，是人们为了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对于自身行为自觉地按照生态规律性行动的一种意识。在培养生态意识的同时，还应该树立生态主义世界观，这要求人们在心中应逐步形成对人和自然相互作用的生态学原则的正确认识，要求人们必须时时刻刻意识到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凌驾于自然界之上的。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7
人类法律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期后，最重要的发展就是法律的社会化运动，社会法正是这场运动最为直接的产物。而这也是受人类伦理观嬗变影响所致，因为其中蕴涵了“由契约伦理到社会正义”的时代精神变革。人类社会在其产生之初并没有环境法。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冲击还比较小，这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环境侵权问题，即因污染而造成他人人身和财产损失。这时并不需要有作为部门法的环境法，对此仅需适用民法中的侵权规定即可，即环境法主要是以私法的形式存在的。此时也有以国家名义颁布的环境公法，但调整环境关系的法律仍以私法为主，而这也存在着任意性和消极性等不足。为弥补这些不足环境法也开始社会化，并在其中逐渐成为了独立的法律部门，环境法在这时也被归入到社会法范畴，“环境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的法”。而包括环境法在内的法律社会化运动，都与强调社会公正的社会伦理有关系。“‘社会伦理’以社会伦理关系为研究对象，以权利-义务关系为核心，以人的自由为目的，是关于社会和谐秩序及其实现条件的社会公正的理论。”社会法正是以其为理论基础而构建的，社会公正可谓是其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社会法“主张法律规则应被认为是达到社会公正结果的指针。”我们认为环境法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自于维护社会公正的现实需要——社会上污染破坏环境的毕竟是少数人，若不让他们对自己的行为负法律责任，那么这对大多数人而言就是不公正的，而环境法要维护的就是这种社会公正。“为了维护环境，保护环境的责任有一个公正分配的问题。在特定的环境之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污染和破坏环境。恰恰相反的是，任何人都有维护环境的责任，这种责任的分担就有何以公正的问题。”而这种责任主要是通过环境法实现的，在这方面政府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政府的责任主要在于通过制度保障社会的公正运行，就环境问题而言，就是制定环境法规、环境决策，通过环境立法、执法、司法，命令等环节使各行各业遵守环境法规，执行环境决策。”而环境法自身具有的强烈社会性特征，也决定了环境法必然与社会伦理相关——社会性就是社会伦理据以建立的基础。环境问题是具有着重要社会性的问题，它的产生具有着极为深刻的社会根源。环境法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之道之一，自然而然地也就具有了明显的社会性。环境法主要是解决人类同自然的矛盾，环境保护的利益同全社会的利益一致，就此而言环境法也具有广泛的社会性。然而环境问题是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我们与其说环境问题具有社会性特征，还不如说环境问题具有全人类共同性；因此社会伦理在环境问题上也有缺陷，它也难以全面支撑环境法的伦理基础。随着环境问题“类”主体概念的出现，人类在环境问题上进入生态伦理时代，生态伦理也成为环境法新的伦理基础，环境法也因此过渡到了生态法的时代。
二、生态伦理与环境法
在环境法发展史上有件标志性的大事——瑞典斯特哥尔摩世界环发大会的召开。该会议确认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也使环境法进入了生态伦理的新时代。“这个阶段的环境法的主要特点是……环境道德和生态伦理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环境法治的重要条件。”我们认为在环境法的发展演进历程中，生态伦理时代的到来必然是大势所趋，而这也恰是由环境法的特殊性决定的。环境法的特点意味着“它的历史发展最显著的趋势是生态哲学的引入。”生态伦理是伦理学在当代的最新发展，它的出现影响甚至颠覆了传统伦理学，其也对环境法的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人们进入到现代社会之后逐渐意识到，造成当今世界环境危机严重的总根源，乃是人们对自然在认识上的错误所致。“环境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和价值问题……环境问题的实质是价值取向问题，是目标和意义的选择问题。”换言之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伦理的危机。这也意味着环境法作为人们环保手段，如果不能从伦理观上进行彻底的革新，其作用将很难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出来。中国环境法的革命首先是理论的革命，而后者首先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发的。生态伦理对环境法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了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在颠覆传统的环境法理论的基础上，重新塑造了现代环境法新的理论基础。所有的法产生和存在都需要伦理基础，且最初都以人类中心主义的形式出现。传统人类法律大多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法作为其中的组成部分亦不例外。而人类中心主义本身也是有其缺陷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在于，它忽视了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关系，忽视了人类的存在必须以自然的持续存在为前提。”这也使其愈加无法支撑环境法的演进，于是生态中心主义倾向逐渐开始产生。这时“传统的以人类利益为中心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概括地讲，就是哲学伦理学界开始对‘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反思和探讨‘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理念……‘生态利益中心主义’者基于现代科学提出了应当扩大伦理学主体，将‘自然物’也作为与人类平等的伦理学主体的主张。”环境法在生态伦理的支撑下迅速发展，同时也成为生态伦理重要的实现形式，两者呈现出良好的相互促进发展态势。“现代环境道德的发展过程证明，环境道德与环境法的关系密切，它们相互渗透、互相补充、相得益彰。一方面，环境法积极维护环境道德，一旦条件成熟就把环境道德规范提升为环境法律规范。另一方面，环境道德积极为环境法辩护，并通过道德舆论推动环境立法、守法和执法。”但生态利益中心主义也并非不无诟病，学术界同样也对其提出了许多的质疑，而这些质疑甚至还延伸到环境法领域。有学者将这种质疑归结为了九个方面，即理论前提虚无、信仰真理化、缺乏本土思维与大归结众化意识、核心理论正当性不足、颠倒伦理与法的关系、道德性过高、缺乏法律思维、忽视程序价值、实践论证不足等弊端。这使其更无法成为环境法的伦理基础，甚至在环境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面前，它不仅显得苍白无力更是难自圆其说。因此生态伦理并非环境法的伦理终结，我们反而在其中找到了新的伦理起点，即下文中所要论及到的生命伦理理论。另一方面，它促进了现代法律生态化的巨大变革，其中自然也包括环境法的生态化变革。生态化是当代法律发展最重要的趋势，而它的出现就是由生态伦理所引起的。“法律生态化趋势是生态伦理观在法律上的反映，从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到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革命是法律生态化的伦理基础，正是这种变化了的价值观引发了法律生态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在环境法中表现的最为明显。“环境法的生态化是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对环境法进行的创新和改造……它的生态化将引导中国环境法律体系向生态法的方向发展。”可持续发展在实际上就是种伦理要求，它实现了社会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演进。“可持续发展伦理把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范围，用道德来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人际伦理向生态伦理的思维转向。”因此环境法伴随着这种伦理观的演进，也实现了从社会伦理为基础的社会法，向以生态伦理为基础的生态法的转变，从而也就完成了环境法的生态化进程。
三、生命伦理与环境法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新事物源于旧事物，前者是对后者的发展、更新以及扬弃。“新事物在旧事物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否定了旧事物中消极的，过时的、腐朽的东西，吸取、继承并发展了旧事物中积极的因素，并且还添加了一些为旧事物所不能容纳的丰富的新内容，因而它就比旧事物优越，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环境法演进中伦理观的嬗变也是如此。生命伦理最初也可追溯到生态伦理中，史怀泽最早开始对此进行了伦理思考。“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须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持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的价值。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制生命的发展。这是必然的、普遍的、绝对的伦理原理。”这就将生态伦理深入到生命的层次。而美国学者艾伦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即“地球是我们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够维持人类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类活动却逐渐使得地球很难适于人类继续生活下去。”生命伦理常被等同于医学伦理，“生命伦理虽是一门崭新的学科，却又与古老的医学伦理学有着难解的渊源，直到目前，一些学者仍习惯性地称其为‘医学伦理’或是‘生物医学伦理’。”但本文中所要探讨的却是其语源层面。现代生命伦理学在西方最早始于法国，虽然其也表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色彩，但它却是“以生命存在的价值为其全部理论的中心”的，并且非常“强调对生命价值的动态性和开放性研究。”如前所述，法学始终受到哲学伦理学的强烈影响，生命伦理孕育催生了新兴的生命法学。“法理上来说，生命法是生命伦理的法律化，是从生命伦理中分流出来的一种具有刚性的社会行为规范，它所维系的是最低限度的生命伦理；生命法学作为以生命法为研究对象的法学学科，是以生命伦理学作为其理论来源的。因此，生命法律现象中的很多现象都必须从生命伦理学中寻找理论支撑。”甚至有学者更为直接地指出“生命伦理学是生命法学的基础。”哲学伦理学总在不断寻求着终极思考，将对环保伦理深入到生命伦理的层面，也可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是终极思考。生命的存在是这个世界上的头等大事，而它又是以一定的环境状况为前提的。这意味着如果世界上的环境极度恶化，最终使得所有的生命都无法生存下去，那么再讨论任何的问题都将毫无意义。“生存问题总是只能通过生存活动本身来澄清。”我们认为，环境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生命法，“当代生命法学研究与调整的对象不仅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且包括人类与地球生物圈的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将对环境法的认识上升到生命的高度，是人们对环境法认识继续深化的结果，而这显然是受到生命伦理影响的结果。立法可谓人类所特有的主观能动活动，换言之只有人类才能充当立法的主体。但人类在立法又不能只管自己的利益，而须顾及所有生命甚至非生命的利益。“人类应当承认生物的权利，并为自己立法：一切生命的权利都是不可侵犯的。”认识到这点才能既摆脱人类中心主义，而又不至陷入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虚无，从而为环境法找到其终极价值之所在。
四、总结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8
关键词：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可持续发展观
【正文】
环境伦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环境保护运动而日益彰显的一种伦理思潮，它对工业化过程中导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并突破了以人为中心的狭隘的功利观念，进而要求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确立新的价值观念，要求在思想和行为上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共同利益的关心。它涉及人类在处理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时，何者为正当、合理的行为以及人类对于自然界负有什么样的义务等问题，提倡环境伦理源于人类对以往人类文明的反省，引发当代全球性环境问题产生的危机意识。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人类在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的过程中，没有能正确地处理好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的关系问题而导致的。而缺少环境伦理的内部支持是环境法陷入困境、难以自拔的一个相当深层次的原因。如果我们不能从内部对人类的基本价值观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不能重新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只有面对环境问题以及环境立法的无奈，因此人们不得不对以往人类的价值理念、人类活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进行反思以及人与自然环境、地球、宇宙的关系等生态伦理道德问题。
生态文明的提出，是人们对可持续发展问题认识深化的必然结果，是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人类目前所要建设的生态文明并不是一切以生态为中心的文明,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的文明。因此,生态文明背景下人类应坚持的环境伦理观也不应当是以生物或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而是作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修正者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既强调人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以人为本,又关注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保护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一、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之影响
自然法思想是人类法律思想史上的一种重要思潮,它是人类的思辩精神在法律领域中的反映,承认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注重法律的道德性是自然法思想中的重要理论。在自然法理论中，法治承载着诸多价值，例如民主、自由、平等、秩序、效率、安全等等，而这正与当代人类社会通过长时间的痛苦和悲剧实证经历后的要求相契合，人类开始觉悟到了人类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进而开始与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几千年不殆的终极文化汇流，由单一、单向、虚假、强权开始转向人与自然共存的真正文化；开始关心生存的伦理、自然的平衡、相互依存、共同进化并确立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文化尺度。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始终将自然观、认识论、人生观和伦理观融为一体。与西方伦理观相比较,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具有浓厚的自然和环境色彩,例如“天人相应”、“天人合一”、“天人和谐”等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含有浓厚的生态伦理观,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服从普遍规律；[1]《易经》还强调了“万物含生”的生态科学思想，[1]如我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的《秦律·田律》中规定,二月不得砍伐树木,非夏天不得取草烧灰以免影响幼草生长……不许捕杀幼兽幼鸟,不许毒杀鱼鳖以及繁殖期的野兽,先秦思想家荀况在其著作《王制》中提到的“草木荣华滋硕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2]等等。
根据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的自然法思想，自然法被认为是普遍存在的根本性的法则。孟德斯鸠认为：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自然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亚里士多德把法律看成是“不受欲望影响的理性”,他承认有绝对凌驾於个人意志之上的绝对正义的形而上学。后来西塞罗和斯多噶学派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法律是理性和正义的体现这一概念加以弘扬，表述成更高的自然法理论——自然法是宇宙秩序的产物，可以由人的理性去发现。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因此可以说古典自然法是理性主义的自然法,在这个阶段自然法不再根植于抽象的自然和神,而是根植与人的理性,其理论以两个自然的假设为推理前提，即自然状态和自然权利。自然法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自然法坚持道德伦理与法律的不可分割,宣扬“公平”、“正义”等价值。道德伦理是法律规范的基础,不能割裂法和道德伦理的关系,不符合道德伦理的法律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自然法学说等传统哲学观点所关涉的伦理道德主要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道德伦理观的变化对法律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法律被染上了浓重的道德性色彩。在传统的自然法道德伦理观念里，人们往往忽视了环境道德，并未将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视为道德问题，直到环境危机日益严重时，人类伦理道德观念开始变化,以促进人与环境自然协调共生为中心的新环境伦理道德观将伦理观念的中心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自然界或生态系统。
自然法的道德观对环境伦理观折射出的影响是工业文明人类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的演变过程，而要真正克服人类遭遇到的生态环境危机，首先端正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在人类长期的文明方式下，整个社会的制度的形成实际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的影响。这其中，道德伦理在制度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无形的作用。同时市场经济秩序要求相应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行为的规范，以德制来引导和保障其正常有序的运行，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都曾明确强调道德伦理对于有序市场的重要意义。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更是将类似于经济道德的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经济资源，称这种意识形态是“人力资本”，由此可见，道德伦理以及意识形态作为非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影响市场秩序、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的无形力量，这种道德伦理观在自然法思想中已经显现。
二、环境伦理观在环境法中的价值体现
从社会调整的角度看,法律与道德作为两个重要的社会调整手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道德必然要融合和渗透到法律中,法律是维护并传播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观念的有效手段。[3]在环境保护中，除了要求较为完善的环境法律制度，强有力的环境执法体制以及健全的环境司法制度外，还要求有环境伦理的内部基础。
（一）环境伦理观促进了环境立法目的转化。
环境立法的目的随着人类对自身和环境关系认识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也随着理论研究和人类发展的进程而不断发展。学者们借助于生态伦理学的基础，对这一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对环境立法目的理念实现的研究中，关于环境立法的直接目的，无论是环境法学界还是环境立法实践中
，一般认为是“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保护和改善环境”，并无不同。而关于环境立法的终极目的则有不同的认识，提出了“保护人类环境权和自然的权利”、“保护人类和生态的共同利益”、“实现环境正义与环境公平”、“实现人类与环境的和谐”等观点。从环境伦理的价值观看，环境的主体从人类已经扩大到自然和生态系统范围内，以生态利益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衡量，环境立法的目的理念最终要求人类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应该符合整体生态利益的需求。
（二）环境伦理观启发了环境权理论的产生。
在环境伦理思想的指导下，环境权的法哲学理念正在形成和发展。环境权概念的产生是基于国家负担了积极的环境职能,它是国家对环境利益冲突的一种全局性考虑。[2]从环境权解读视角来考虑环境权的内涵。首先,从享有环境权的主体来看：不仅是公民,还包括法人及其他组织、国家乃至全人类。以环境保护的理念来看：地球上的一切环境资源既属于当代人,也属于后代人,以体现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生态环境伦理观。其次环境权的内容包括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两大部分，具体有环境使用权、知情权、参与权、请求权。环境权是人类的基本法定权利，是从生存权、发展权中推导得来。环境权是在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与公民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在本质上又是一项平等权,其实质为民事权利，环境权具有私权性质。同时环境权有自益和公益性,环境权权利的客体---环境利益有共享性,决定了环境权不能像私权一样由当事人任意合意达成或放弃,它是一种新型权利———属社会权利范畴,它要借助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合作才能得到保障。
（三）环境伦理观加深了自然权利论的发展。
美国学者c.d.斯通于20世纪70年代在“树木的诉讼资格”一文中提出了自然物权利论，他认为，并非只有人类才能被视为权利的拥有者，在法律人的世界里还居住着无生命的权利的拥有者。随后美国的非人类中心主义哲学家r.f.纳什在《大自然的权力》一书中主张在环境伦理发展的进程中建立自然的权利。纳什在对环境伦理学的各种思潮作了历史考察之后，指出“自然的权利”这一概念就处在英美的少数派权利扩大的历史延长线上。承认“自然的权利”，并在人权的延长线上给其以位置，这就意味着“权利”概念向人以外的存在物的扩张。到90年代，美国自然权利理论的法律实践在有着大陆传统的日本得到了发展。例如，1995年3月23日以日本鹿儿岛奄美岛内生存的4种珍稀鸟类为原告，由几位日本公民以其人的身份在鹿儿岛地方法院提起了自然的权利诉讼，请求法院判决禁止政府批准的高尔夫球场建设。这些案例在客观上对环境保护起到了正面的作用。[4]
（四）环境伦理观健全了环境法治的理念。
环境伦理观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们的道德意识、法律意识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环境法治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公民法律意识的强弱，以及公民道德观念薄弱。如果普通公民具有一定的环境伦理观意识，不再把人类看成大自然的主宰，而是认识到了人与自然是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这必定能为环境法治的开展和实施提供良好的公众基础。另外在实践中，环境伦理与环境法律在解决环境问题、改善环境状况时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新型的环境伦理观可以减少在环境保护工作中走弯路，保障环境法治健康顺利的开展。要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应理顺上述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的关系。环境伦理与环境法治虽是两种不同规范,环境伦理属于意识范畴,环境法治属于制度范畴,但两者存有密切联系,凡是环境伦理所反对和谴责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禁止和制止的,凡是环境伦理所提倡和颂扬的行为,也必然是环境法律所支持和肯定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道德法律化以及法律道德化的问题。新的环境伦理要求在法律上予以体现,要求立法者将一定的道德理念和道德规范或道德规则借助立法程序以法律的形式表现出来。道德的法律化在环境立法中非常重要。因为在环境立法过程中往往存在种种漏洞和不足,道德虽然规定了义务性的规则,但不具有强制力,道德的法律化可以为这种法律的漏洞和不足提供补偿。反过来,法律也必须道德化。环境伦理观包涵新型正义观和价值观,要求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公正原则,实现人类在环境利益上的公正环境伦理——国内环境公正和代际环境公正也必须渗透于环境立法之中，才能确保权利主体有效地行使他们的权利并不至于滥用而导致对人类环境的破坏,环境法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才是公正的。
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环境伦理观价值还表现为尊重自然,在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去开发自然,这样才能真正地保护自然。正如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组织在1982年发表的《世界自然》序言中指出的:“生命的每一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当受到尊重；为使其它生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伦理准则的支配”。生态系统的一切存在物都有生存、繁衍和充分体现个体自身以及在“自我实现”中实现自我的权利。
三、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对环境法之影响
（一）环境伦理观的转变：从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转向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当环境问题尚未成为“全球性问题”时，就有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地球是人类的义务和责任。60年代以后，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如何从规范人们的行为入手，为现代人提供适合当代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更成为学术界和社会人士普遍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人类从保存和爱护自然环境出发，提出了关于环境伦理学的各种观点，包括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
所谓“人类中心主义”(也称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简单的说法就是视人为万物的尺度，并从人的利益来判定一切事物的价值，它不仅主张和赞成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而且主张人类有权根据自身的利益和好恶来随意处置和变更自然。人类文明和文化的每一种进步，都是建立在自然的屈服之上的，必然以自然价值的支付为代价。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不再是伙伴和合作的关系，而是对立和冲突的关系。人类中心主义曾经历了三种不同的历史形态：第一阶段，古代宇宙人类中心主义，它寄生于托勒密为代表的“地球中心论”之上，其核心观点是主张人类在空间万物的意义上即在地缘意义上是宇宙的中心，也就是认为人类居于宇宙的中心位置。第二阶段，中世纪神学人类中心主义，作为基督教上帝创世说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它除了包括经过神学目的注释过的宇宙人类中心主义的内容之外，强调人类在“目的”的意义上处于宇宙的中心地位，亦即断言上帝是为了人类才创造其他非人类事物的，因而人类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目的。第三阶段，现代环境伦理学人类中心主义，它主张在人与自然，人类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应将人类的利益置于首要地位，人类的利益应成为人类处理自身与自然生态环境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在上述基础上的人类中心主义“使人类的头脑越来越膨胀,造成环境和生态的危机,使人与环境的关系日益恶化。”[5]其仅具有工具价值的伦理观，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分离与对立，具有明显的“反自然”性质。
面对危及自身生存
和发展的环境问题，人类不得不对长期以来形成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进行深刻检视，其最直接的体现就是生态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勃兴。生态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从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生命物种的利益和价值出发去保护整个地球生物圈，才能更好地保护人类的生存环境。生态中心主义看到了人与生物、物种、自然之间的不平等，却未深入思考隐藏在这一不平等背后的恰恰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此外，这种理论以纯自然主义的观点来考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完全否认人的主体性，势必陷入认识论上的误区，这也是其理论上的缺陷所在。[6]
现代生态学和系统科学研究表明，自然界（包括人类社会在内）是一个有机整体，任何生物和自然都拥有其自身的固有价值。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整体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产生了有关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物具有内在价值”的思想，承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但又不把内在价值仅归于自然自身，而是把道德共同体从人扩大到“人—自然”系统，把道德对象的范围从人类扩大到生物和自然。
（二）生态文明下的新型环境伦理观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伦理观
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人和自然的关系已经成为贯穿所有全球问题的轴心。随着一场与“工业革命”意义同样重大的“环境革命”的诞生,[7]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高级形态——生态文明，是迄今为止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后一种新的文明,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状态。它是人类在充分认识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类的过程中,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总和，其全新理念与价值取向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要求。在生态文明的价值观指引下，出现了新的和谐自然观,它是以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为目标,本身包涵着对自然、非人类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观应当显现为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生存和继续存在的权利的认可。[8]在人类已经掌握有极大的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力量的情况下，生态文明方式与其说是强调人对自然的依赖，不如说更多强调的是人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与顺从，这种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尊重和顺从，是有其现代的科学理论为根据的。新的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既克服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片面性，同时又肯定了人类伟大的能动作用，对人类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了明智而合理的规定，为人类解决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指明了出路和前景。
可持续发展战略酝酿于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第一次环境革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第二次环境革命。这种重合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而是因为环境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在相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的理论层面，为解决人类社会所共同面临的环境问题而相继产生的，二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互补性。[9]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可持续发展强调二者和谐一致，肯定双方相互的价值和权利。主张人类在追求发展权的同时，必须始终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与互利关系，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的可持续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应当以人与自然和谐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以耗竭资源、破坏生态和污染环境的方式来实现。
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和环境伦理学相结合形成的一种新型的环境伦理理论,它对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进行了整合与扬弃,形成了超越两者,包容性更强、内容更丰富、体系更完善的伦理体系。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整体价值观方面与环境整体主义是一致的，不同之处在于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在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基础上，更承认人类对自然的保护作用和道德人的责任，以及对一定社会中人类行为的环境道德规范进行研究。对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采取了一种整合的态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生态文明理念所倡导的人与自然的平等,尊重自然的权利,此理念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发展、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生态文明理念体现最为深刻的是深层生态学的“生态利益中心主义”。其代表人物奈斯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现有的社会机制、人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因此,必须对人的价值观念和现行的社会体制进行根本改造,把人和社会融入自然,使之成为一个整体,才能解决生态危机和生存危机。生态文明要求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在这种背景下可持发展的生态文明环境伦理观体现了它的终极目的，确立了生态本位主义的立法目的理念。
（三）生态文明的环境伦理观对环境法的启示
具有生态伦理理念基础的现代环境法,是基于对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扬弃,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特别是对自然价值与权利的新认知。注重对生态系统全过程的整体保护,强调对生态系统的保护和建设并重,是一种“革命性的价值变迁”的环境法,其试图从根本衡平时代利益,解决环境问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由于可持续发展是在现有国际关系原则框架内达成的共识，它的基本思想不仅已为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而且也被世界广大公众所接受。所以，在当前环境伦理体系尚未获得统一的情况下，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可以提供较大的空间，容纳不同的环境伦理学说，在不同层面上起到指导人类保护环境实践活动的作用。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要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防止自然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的产生是由于人类粗暴地对待自然界的结果。因此，环境问题的治理首先要从提高人类自身的素质做起，人类要对自己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加以反省，尊重与善待自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与活动的场所，同时还是给人类提供各种资源，可供人类使用和利用的对象。但自然环境作为人类与之打交道的客体，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在自然界中占有特殊的位置。一方面是自然环境决定人，这是人的自然化；另一方面是人决定自然，这是自然的人化,也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是有理性、重感情的动物，决不会听任人的主观意志和环境的自然规律各行其是。人类能够主动地发现社会自身以及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不平衡，并主动地进行调整使之实现平衡”[10]。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伦理观正是实现这种平衡的一个支点，是人类现实利益与理性智慧、科学精神与道德精神的结合。因而对自然生态价值的认识与承认导致了人类对它的责任和义务，人类要控制和制止对环境的破坏，防止自然生态的恶化；还要保护和爱护自然，为自然生态的组织进化和达到新的动态平衡创造并提供更有利的条件和环境。
现行《环境保护法》在立法的指导思想上仍为传统伦理观所左右,人本主义的———与现代环境伦理观和地球生物圈中心主义相对立———传统法律伦理观仍然在立法者的头脑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即环境立法在立法者的理念里
仅仅是作为促进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一种方法,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方法而已,或者说它仅仅是一种浅层的环境主义。[11]当代环境法的发展也应当把这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一致的现代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作为理论基础,在法律制度的设定上做到既保障人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又重视人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根据环境整体的可持续的标准对环境立法进行调整,现行环境法并没有明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环境与资源立法的指导思想。不仅是环境保护基本法存在这样的问题，其他一些环境立法也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伦理观的要求。为改变这种状况，应遵循环境伦理维护生态的长远利益，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平衡，尊重生态环境价值和发展规律的要求，改变原有的立法指导思想，把人与自然的公平纳入到法律追求的目的之中,使环境资源法更具有价值合理性，以环境伦理观来指导现行环境立法。建立以保护自然权利原则、生态权利优先原则、人类综合责任原则为宗旨的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法。这种环境法不再坚持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不再把自然对人类的价值作为保护的目的,而是以自然的整体价值为追求目标。
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面对自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在产业发展、经济增长、改变消费模式的进程中，尽最大可能积极主动地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它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也进一步说明，人与自然不存在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是相互依存、和谐共处、共同促进的关系。环境伦理是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一种利益分配和善意和解的紧密相关的关系,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关系。环境法承认自然的价值和权利,在环境立法的同时，人类只有认识并尊重客观自然规律，注意自然生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才能够对自然界进行符合人类生存目的的改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种新型的环境伦理道德观在确定人的主导地位和正当利益的同时，也要求既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调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既为了人类，从人的利益出发，主张人的权利，又为了环境和大自然，从非人生命体的利益出发，主张自然或非人生命体的权利。人类的发展应该是人与社会、人与环境、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协调发展；人类的发展不仅要讲究代内公平，而且要讲究代际之间的公平，亦即不能以当代人的利益为中心，甚至为了当代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后代人的利益。在此基础上树立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观，促使人类能够自主、自觉地承担必需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人类与资源、环境的持续生存与发展。
【注释】
[1]南怀瑾.易经杂说[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2]天津荀子选注三结合注释组.荀子选注[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135.
[3]孙国华.法理求索[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651.
[4]张锋.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的一个法学视角[eb/ol].中国环境法网，2004-8-30
[5]周河、谭柏平、汝婷婷.论我国环境法学的自然科学基础[j].商事法学,2004.
[6]贺思源、曹钟安,论环境伦理观的嬗变对环境法价值理念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6(10).
[7]朱斌,张利华,宋江华.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j].科学对社会的影响,1994(1).
[8]曹明德.中国环境资源法、能源法的现在与未来[j].法学论坛,2006（2）.
[9]王南林.可持续发展环境伦理观[eb/ol]..cn/,2002-2-26.
[10]蔡守秋等.环境法的伦理基础：可持续发展观——兼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思想[j],武汉大学学报，2001（4）.
[11]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92.
[12]高利红.环境资源法的伦理基础[m]∥韩德培.环境资源法论丛(第1卷).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13]曹明德.生态法新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6－25.
【参考文献】
[1]有学者指出，自古以来，人类就有不杀生的宗教和道德传统。人类的不杀生，主要是基于宗教和现实两方面的原因。宗教原因的不杀生，如印度教禁止杀牛，伊斯兰教禁止杀猪，基于远古的图腾崇拜和后世的。阴阳五行家的“天人感应”、“相生相克”，道家的“道法自然”，佛家的“六道轮回”、“因果报应”、“万物皆有佛性”等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旨在告诫人们顺应自然，不破坏自然历史过程，否则将遭到大自然报复。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9
[关键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环境借鉴
一、生态社会主义环境伦理思想及其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方颇具影响力的一种社会思潮，它孕育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的绿色运动，是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一个派别，并在90年代成为引人注目的左翼社会思潮；其基本出发点是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补充生态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批判，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本成因及其性质，探讨消除生态危机的途径和方式，阐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处的相互关系，力求找到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的现实方案和途径，以构建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型社会主义社会。
生态社会主义运用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结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某些理论和原则去解决当今时代的新问题，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理性批判的基础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认为现代环境问题的根源决不仅仅是工业主义造成的，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如莱易斯的“异化消费论”、高兹的“生态危机论”、基尼乌的“生产力论”等，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资本主义生产的惟利是图造成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造成了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浪费，从而导致人的异化和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的破坏，引起了生态危机。他们还认为，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离的，它们各自是对方的一部分，通过对方来界定自己、展现自己，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人类作为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不能拒绝它的内在规律，必须承认外部自然的优先性，同时人类又可以作用于外在自然界，这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构成了人与自然日益统一的历史过程。
作为一种理论，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与早期的思想相比，显得更加现实，理论更有整体性。但因其不能也不可能彻底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因而其理论视角、研究目的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和方法都不明确，在关键时刻还暴露出软弱性和妥协性，是与科学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虽然生态社会主义从根本上说不是科学社会主义，它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针砭时弊，特别是其环境保护意识和措施符合时代要求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他们关心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强调人类要与自然保持一种平衡协调发展，主张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和行为方式都应注重生态性、系统性原则，保证社会经济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他们把生态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联系起来，力图开辟一条既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又能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环境的途径。
二、对我国环境治理的启示
生态社会主义这些折射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开拓了我们的视野，提高了我们的生态保护意识，为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对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启示作用。
（一）认清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培养全民族的生态意识
把生态破坏完全归咎于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认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有生态危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当前我国作为发展中大国，正以历史上最脆弱的生态系统承受着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的基本状况是：总体有所改善，局部趋于恶化，仍然存在严峻的挑战。其一，资源总量相对短缺，人均占有量绝对不足。据统计，我国人均耕地0.1公顷，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2%；人均淡水资源量2257立方米，为世界水平的27%；现有森林面积1.59亿公顷，约占世界森林面积的4%，人均森林面积仅有0.12公顷，人均蓄积量8.9立方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和12.5%；其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根本扭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状况令人触目惊心。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0年的5.8亿吨上升到2000年的8.16亿吨；城市垃圾清运量由1亿吨上升到1.8亿吨，其中只要少数经过无害处理；城市大气污染普遍比较严重，酸雨面积已占全国面积的33%；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亿公顷，约占国土面积的18.2%；退化、沙化、盐碱化草地总面积达135万平方千米。德国绿党早在其理论声明中警告我们说：“人类理性可以干预自然平衡，但没有任意改变自然的权利，我们必须意识到和承认保护生态平衡和物种多样性是基于它自身的价值。”[1]因此，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认清当前国情，树立危机意识，增强生态意识。为此，我们要教育先行，要在我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开设更多的环保知识、环境伦理方面的课程，不仅要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还要提高他们的环境道德素质。只有这样，才能为缓解我国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打下坚实的人文基础。
（二）必须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的关系
首先，应确立一个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生态社会主义从主张“稳态经济”到经济适度增长的转变，对我们具有借鉴意义。适度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增长并非越快越好，超越国力及环境承载力的经济增长，不仅会造成经济超常波动，而且会带来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浪费；而增长速度过慢，也不能为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提供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会带来诸多的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党和政府在制定社会发展和国民经济计划时，既要努力避免经济发展速度过慢，又要注意防止经济过快、过热，力争将发展速度定格在一个理性的发展水平上，从而使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持续、稳定、快速发展。
其次，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积极采用多种手段保护环境。现代社会，环境日益恶化，资源逐渐枯竭，生态危机严重，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了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我国的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但是人均资源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自然资源相对不足，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实行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的方针，把解决浪费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率，科学、合理、综合、有效地利用现有资源，大力推进节能、节水、节地、节材；创造条件，开发尚未开发的自然资源来取代已经接近枯竭的稀缺资源。一些发达国家已大量开发太阳能、风能、沼气等新能源，我们应加以借鉴。
第三，加速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目前，我国原有的经济结构已经很难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我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发展第二产业，这必然造成资源、能源的紧张，影响生态环境。而资源、能源消耗少、对生态环境影响小的第三产业，却一直发展滞后，和一些发达国家比，差距很大。因此，为了我国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必须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国际经济结构大调整这一潮流，对我国传统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大调整，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信息产业）的同时，要着力调整和优化第二产业的构成，切实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结构不合理、行业间发展不平衡的结构性矛盾。通过技术进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实现增长方式转变，改变以前高投入、低产出和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与效益，降低其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新型工业化路子。
（三）倡导绿色消费观，培养绿色消费者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在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普遍把消费的多少作为衡量幸福程度的标准，这种异化消费观是人性扭曲的表现。人们的欲望是无限的，而自然的可承受力是有限的，为克服二者的矛盾，必须走出这种消费观念的误区，在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性原则下规范消费行为。早期生态社会主义者接受了舒马赫“小即美”的思想，且不论以这种思想来指导生产是否合理，但若将其在消费观念上做一适当的引申，不无深刻的现实意义。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要解决如何生产的问题，也要解决如何消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提高，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初露端倪，甚至在某些群体中甚嚣尘上。一份统计报告说：中国人每年喝掉的酒有两个西湖，用掉的一次性筷子相当于一座大兴安岭森林，抽的烟一根一根接起来可绕月球转150圈，这种消费方式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因此，树立正确的消费意识，就显得刻不容缓。当前应努力避免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尤其应抵制以浪费为荣、互相攀比的风气，杜绝以“大”为美，倡导一种适度的、“绿色”的消费观。这是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国际性消费新潮流，是一种全新的消费理念，鼓励人们崇尚自然，节约资源，追求健康、文明、舒适的生活方式。同时，绿色消费要求消费者培养绿色意识，购买绿色商品。据专家预测，我国目前有近200家企业、40多大类、500多个产品获环境标志认证。政府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绿色产业的健康发展，绿色消费的顺利实现。绿色消费不仅是一种消费模式，更要成为一种制度。作为个人，消费者应该提高自己的绿色意识，自觉购买获得“绿色产品”标识的产品，自觉抵制使用一次性用品。
综上所述，虽然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并非完全正确，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甚至与科学社会主义有根本区别，但毕竟提出了很多具有参考价值的思想资料，表达了“对地球以及对人民、组织和政府正在与之斗争的相互连接的生态和经济威胁的共同的关切”。[2]剔除其消极影响，吸收其积极主张，对于我国的生态环境治理乃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意义。十六大报告已经为我国社会经济建设指明了发展思路：“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之路。”我们要大力开展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力求避免生态灾难，在寻求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努力改善生态环境，提高环境质量，建立一个经济繁荣、环境优美的生态社会。
参考文献
生态环境的意义篇10
[关键词]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美丽中国
[中图分类号]X17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3）05-0014-06
[作者简介]李国锋（1976—），男，山东济南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济南250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诠释与重构研究”（12BKS063）、山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计划资助项目“生态农业建设的伦理问题研究”（J13wa15）和济南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济南市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学研究”（13CJB01）的阶段性成果。
“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其目标指向与实践追求必须和具体的社会制度密切结合起来才能彰显其价值和意义。欧美和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已被证明实际上是“反生态”或不切实际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背景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美丽中国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和现实的历史必然性，是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选择。
一、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从20世纪60年代起，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锐减、臭氧层破坏等问题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凸显。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2012年的《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2000-2010年间，全球净森林面积以平均每年520万公顷的速度持续减少，全球约2/3的国家、地球表面1/3以上的土地（超过40亿公顷）和10多亿居民正在遭受沙化、荒漠化的危害。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也在加剧恶化。据国家环保局2006年的数据，中国669座城市有2/3出现水资源短缺，40%以上的河流受到严重污染，80%的湖泊富营养化，大约3亿农村居民缺乏安全饮用水……另据统计，仅中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就在4000亿元以上。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状况，逐渐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关于生态危机的成因，固然有林林总总的解说，但最终都无一例外地落脚于人类的生产方式——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而导致生态危机。因此，有必要对人类文明已有的发展形态进行梳理，探索破解当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有效方式，寻求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人类要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全面发展，必然面临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矛盾，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劳动。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这样说：“劳动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对自然物的占有，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①作为劳动结果的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大致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种主要形式。
在原始文明阶段，人类受制于未知的自然力的统治，故而人类活动很难对自然生态环境构成破坏，人与自然保持了一种原始的和谐状态。从原始文明过渡到农业文明是历史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进程有所加快，但对自然开发的范围仅限于农田生态系统和经济林生态系统，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和局部现象，人和自然的关系总体上还是和谐的。18世纪60年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工业文明，此时人类“真正”成了自然的主人。工业文明在极大地稳固人类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不断地去掠夺自然和“内在地对自然的不友好”，由此必然导致“成本外在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时，就深刻地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据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②更令人警醒的是，马克思指出这种“断裂”存在于整个奉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制度之中。对此，英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戴维·佩珀（Davidpepper）也进行了有力的论证，他是这样论述的：“‘开采’资源——获得它们的价值而不考虑对未来生产率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趋势，而成本外在化部分地是将其转嫁给未来：后代不得不为今天的破坏付出代价。”③不难看出，工业文明在创造了人类的辉煌之后，也正在用它巨大的创造力摧毁自己，使其陷入不能自拔的艰难境地。按照唯物辩证法的理解，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只是一种历史现象和过程，最终都会消亡，被新的文明所取代。因此，人类为了永续发展，必须超越传统文明及其发展模式，探寻一条新的文明模式和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面对工业文明的衰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类的生态环境意识开始觉醒，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和拓展。从1972年联合国首次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到今年6月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均一再证明，绿色、循环、生态发展正成为人类发展的新趋向。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尚待构建的、新型的人类文明形态，与历史上所发生过的文明形态更替有着重大差别。它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以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健康合理的消费模式及和睦共处的人际关系为主要内涵，在倡导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三者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的基础上，追求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创造和积累，注重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科学地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是自然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相互作用、人与自然共同进化的结果。对于人类来说，在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漫长历史后，面对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可能不是一种必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选择，也不是一种自然而然意义上的唯一性结果，而是我们在后现代文明时代背景下对人类文明未来可能状态的激情想象，是对人类以往工业化与城市化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超越。这种超越意味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转向，指明了人类未来可能的发展道路。
二、已有生态文明模式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持续发展
为了顺应人类文明转向的潮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面及实践方面都获得比较丰富的经验成果。在当今“一球两制”的现实背景下，前者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经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来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毋庸置疑的是，至少到目前为止，可持续性理念、制度、政策甚至个体意识，是首先出现并集中体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即使不能说已经存在着一种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更为成型的“生态文明”要素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至少可以说，在当代欧美国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生态文明”的现象碎片或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征兆迹象。①但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看来，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资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场竞争的压力注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竭力使维护生态环境质量的成本“外部化”，不仅侵害了国内大部分普通民众的生态环境权利，而且导致全球性的环境污染“输出”或“转嫁”。正是基于上述理论，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o’connor）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社会实际上存在着“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双重危机，而生态危机清晰地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而詹姆斯·杰克逊（JarnesJackson）在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进行阐释时，也非常清晰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民主资本主义的经济是与自然的保护不相容的”，而且提出了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解决思路——“以一种理性的方式控制与自然的物质代谢”。印度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SaraSarkar）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可持续增长”所依托的理论假设都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系的失败正变得显而易见”，同样“确信无疑的是，资本主义作为一种世界体系正在走向失败”。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视角，批评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取得的“生态文明”的血腥性质和非生态本质。
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如果从理论角度看，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理念蕴涵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生产是为了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建设是有计划的而不是盲目发展——因而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就此而言，人们可以说，社会主义应当拥有高于资本主义的“生态文明”形态，甚至可以说，“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①美国的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巴里·康芒纳（BarryCommoner）也认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与生态的迫切需要之间的基本关系方面，社会主义制度有超越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但对照一下前苏联、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不难发现，社会主义的理念并不能保证自动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生态友好的价值观念与制度框架。在实践中，苏联执政党和政府对环境保护非常关注，是世界上“第一个制定水源和空气的污染物容许浓度标准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任何地方所实施的最严格的标准”，②将环境保护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形成了相当完善的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律体系，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多层次环境保护机构，拥有世界一流的环境科学家，有数千万人参加的环境保护组织。可是这一切都没能有效地阻止生态环境破坏：高耗低效的高增长造成资源空心化和严重的资源浪费；盲目的开发、改造与建设导致气候土壤干化和大面积水土流失。苏联解体前，官方为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准备的环境报告认为，占全苏面积16%的区域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如果还包括草场退化，这一数字将上升到20%，其中有16个区域是生态毁灭。③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同时期中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态恶化现象。在20世纪80年代，上述国家在价值体系和基本制度方面发生了重大转向，但这一转向不足以说明他们已找到了更为适合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或生态文明发展的模式，同时也清晰地告诫世人在经典社会主义话语下讨论生态文明已没有意义。这就要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背景下的生态文明，必须对已出现的国外形形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理论反思和升华，在人类未来文明形态与实现路径的意义上进行超越性的想象与设计。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注由来已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元素成份不断累加、战略地位日渐提升。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强调由国家调控管理生态环境资源，号召要消灭荒地荒山，重视林业，保持水土，绿化祖国。国务院于1973年专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我国第一个环境保护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工作。改革开放以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延续大规模植树造林伟大事业的基础上，着力加强法制建设工作，在邓小平同志的重视下，先后制定、颁布、实施了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水法。这些法律法规，对保护、利用、开发和管理整个生态环境及其资源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具有根本性的意义。1983年，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将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然而，这一时期关于环境保护的核心理念是在优先保证经济总量增长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这是基于当时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不冲突的天真设想。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社会成员致富的强烈冲动使全国统一规划意义上的环境保护政策变得很难制定且更难以实施。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将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纳入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中长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这表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已上升到国家发展的战略层面。其后，我国政府紧密结合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布局，高度重视西部地区绿化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在党的十五大、十六大报告和中央领导代表党中央所作的一系列报告讲话之中，多次进一步重申和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和谐并存的关系以及加强中国同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合作，而且还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以上这些论述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要素。
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任务：“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①生态文明的提出，既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又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人与自然关系与时俱进认识的新成果，也是对人类文明认识的不断深化的具体反映。在十七大提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战略的基础上，党的十报告号召“大力推讲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文明建设与其他“四个建设”不是简单的并列关系，而是要深刻地融入和全面贯穿到其他“四个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总体布局的高度来论述，无疑表明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的更加凸显和提升，也足见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的深化，彰显出中华民族对子孙后代、对世界负责的精神，深刻表明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新方向。
首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实现和谐社会的本质体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人的解放与全面发展和自然的解放与高度发展，并把它作为追求的最高价值归旨贯穿到自己的学说之中。马克思在展望未来社会的文明形态时这样说道：“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②也就是说，一个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与生态文明而不是与工业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就是实现“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命题是对历史上中外思想家社会和谐观的正确继承，“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和谐社会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人与自身关系和谐为根本宗旨和发展目标，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又是缺一不可的，而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在其中占有突出的地位，是整个社会文明体系的基础。“人们实现四大和谐发展的成果，以及此条件下所建立的伦理、规范、原则、方式及途径等成果的总和，可以称之为广义的生态文明，也可以称之为绿色文明。”③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构建人、社会、自然有机整体的和谐统一，使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在新的更高水平上协调发展，不仅是当今世界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心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的战略新选择。走和谐发展的道路，也就是走生态文明的道路。生态文明社会就是最理想的和谐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