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
关键词：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C9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210-03
一、引言
吕安民等人研究了中国省级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特征，结论显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徐嘉祺从经济角度探讨了我国人口生育率及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李政分析了我国经济、教育发展对人口自然增长的抑制作用。李保军、李太成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类似研究并不少见，但很少发现有学者综合应用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及政策因素来研究新世纪十一年间的人口自然增长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特别是对于中部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缺乏针对性的研究。故本文拟综合应用相关指标进一步探索山西省区别与中部五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特点及其成因，为山西省人口政策提供可行建议。
二、研究区概况
中部六省是指居于中国大陆中部的六个省份，包括河南省、山西省、湖北省、安徽省、湖南省、江西省。六省区地处中国内陆腹地，地理范围24°29'5.71"n～40°44'4.19"n，108°24'9.58"e～119°37'46.60"e，总面积102.6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0%。2011年中部六省GDp总量达10.43万亿元，总人口3.58亿，人均GDp2.9万元。其中山西省地处华北西部的黄土高原东翼，地理坐标34°34'n～40°43'n、110°14'e～114°33'e，2011年山西GDp达1.11万亿元，总人口为3571万人。六省在地理和社会人文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其内部也有巨大差异，特别是山西省地处黄土高原，雄踞六省最北端，在社会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上有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显著特点。
三、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及原因
（一）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
由图1、图2可知：
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大致呈西部吕梁山区、北部五台山区最高，东部太行山区次之的空间分布格局。这和山西省地形地势中吕梁山、五台山、恒山地势最高，太行山区海拔相对较低大致吻合。
图1我国中部地区地形
地势图图2中部六省人口
自然长率市级分布图
河南省西部、西南均地形崎岖高峻，海拔较高，只有中部地形平坦开阔，人口自然增长率在两地之间的空间分布也为西部西南较高，中部较低，与地形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安徽省人口空间分布从整体上看大致呈现了从北向南逐步降低的趋势，这和安徽省的地势在长江以北从北往南逐步降低是一致的。
江西省整个地势呈现以鄱阳湖为中心的向心状分布，除中北部是较为平坦的平原外，其余三面地形皆高峻复杂。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大致是四周较高，而中间的南昌市、鹰潭市、上饶市较低。
湖南省西、南、东部为海拔高，地形复杂的山地，中部为洞庭湖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也表现出了在洞庭湖平原的长沙、娄底、湘潭、益阳市较低，在周边山地恩施及永州等市的较高的空间分异特征。
湖北省西部、东北部是海拔较高，地形复杂的山区，中部为江汉平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呈现在江汉平原的武汉、荆门、荆州较低，而在周边山区的襄阳、十堰等市较高的空间分布
格局。
（二）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原因
1.自然原因分析。综合六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地形的空间分布关系可以得知，自然环境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分布及变化具有基础性的影响，在地形崎岖，海拔较高的地方，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较高，反之，则人口自然增长率也往往较低。山西省整体海拔更高，地形复杂，因而地形因素对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当是使其相对其余省份更高。
2.社会经济原因。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人口自然增长降低的根本原因，而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则造成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图3是对各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人均GDp分别进行了十一年均值处理后绘制的折线图。
图3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3，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非常明显，人均GDp高的的省份如山西、湖北多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也较低；人均GDp居于中间的河南、湖南，其多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正好居于中间；而人均GDp最低的安徽、江西，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是最低的。这反映了人口自然增长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负相关关系。由此可见，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其余各省表现出的的空间差异是山西省在经济上与之相差别的结果。
3.政策原因。中国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这对我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各个地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及其实施力度的不同，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不同省份之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差异。图4是对十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平均值进行均值处理后绘制而成。
图4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计划生育率相互关系图
根据图4，可以看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计划生育率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计划生育率较低的省份如江西、安徽两省，其人口自然增长率都很高；而如湖北、河南两省则计划生育率很高，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很低。从图中可以明显看出新世纪十一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差异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各个省份计划生育政策及其执行力度的影响，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是人口政策执行力度相对其它五省居中分布的结果。
四、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及原因
（一）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
图5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长的变化趋势图
图5为2001～2011年山西省与中部五省人口自然增比较率的变化趋势图，由图中数据可知：
从时间角度来看，中部六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山西与河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逐步下降；第二类是湖南和湖北，近十年来人口自然增长逐步上升；第三类是安徽和江西，大致先下降后上升最后又下降。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时间演变上，呈现出随时间稳步下降的趋势，与河南省较为接近，与其余各省则差异较大。
（二）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差异原因
由于一地自然地理环境相对固定，必须通过影响其他因素才能对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动起作用，这使得具有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省份，虽然其人口自然增长率在空间分布上有着很大差异，但对当地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变化的直接影响则相对较小，故而对于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演变则主要从社会经济和政策原因进行分析。
1.社会经济原因。
表1中部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因素的相关关系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通过表1可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与该省人均GDp，人均公路里程数，每十万人高中在校生，每万人医疗床位等因素都表现出了强相关关系。这说明进入新世纪以来，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是经济文化卫生等各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尤其是受到了经济发展，教育进步和基础设施完善的影响。因为伴随着这些因素的变化，大多数人的思想越来越开放，少生优生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推动了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不断降低。
河南省与山西相比，人均GDp和人均公路里程的影响相对较小，而每万人在校高中生的影响更大，说明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教育的影响更为明显，教育的发展和与之带来的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是河南省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江西省与河南的情况较为相似，通过相关性分析，可知受教育因素的影响最为明显。
安徽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在新世纪11年间非常平稳，而此时，社会经济，医疗教育并未止步，仍然处于不断发展中。这暗示，可能有其他因素影响了人口自然则年增长率的变动。这将在政策原因里进一步阐释。
湖北省人口自然变动在新世纪与经济和医疗相关关系最为密切，但与山西不同的是，其表现出高度正相关。新世纪十一年湖北人口自然增长率呈现了逐步上升的趋势，并不符合低生育水平下人口自然增长率随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步下降的总趋势。湖南省与之较为接近，这两省的人口变动状况显然更大程度上是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
综合以上，可以看到山西省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与各个社会经济因素的相关性都较高，明显受到了这些因素共同的影响；河南省与江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变化受教育的影响较大；安徽、湖南、湖北则受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对更小，更可能受到了政策因素的影响。
2.政策原因。自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以来，这一人口政策已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比较计划生育率对六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其中为便于在同一图中比较，将计生率的单位转化为“十分制”。其中2003年和2011年数据缺失。为便于观察，纵坐标数值最小值设为60。
图6山西省与中部五省计生率折线图
从图6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省际空间差异的角度，可以看到河南、湖北和湖南三省计划生育率都较高，而山西、江西和安徽三省则较低。计划生育率高的省份往往人口自然增长率较低；计划生育率低的省份则人口自然增长率较高。从时间变化角度，山西省与河南省多年计划生育率都表现十分平稳，没有明显下降，受其影响，这两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都随时间变化而逐步下降；其余四省计划生育率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且变化都较大，与之对应的是四省人口自然增长率或不断上升或出现波动性的平稳。
由于山西的计划生育率具有自身的特点，其计生率较湖北、河南两省为低，较江西、安徽两省又高；同时就多年变化趋势而言，相对于其余数省计划生育率又较为稳定，所以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持续稳步的下降。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主要结论：
通过对山西省2001～2011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时间、空间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1.空间分布上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介于江西和湖北之间，与其他中部三省大致相当，这种空间差异性的形成是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自然环境上山西地形高峻复杂，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政策的实施上介于江西和湖北中间，人口自然增长率的空间分布也就表现出了高于江西、安徽而低于湖北的格局，与其余三省较为接近。
2.时间变化上山西省多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稳步下降，与江西、安徽先下降后略微上升最后又下降的反复趋势及湖北、湖南的逐步上升显著不同。分析其原因，山西省多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与省域人均GDp，基础设施，文化，卫生各个因素呈现了高于其它四省的高度负相关，说明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动受这些因素的综合影响更为明显。同时山西省计划生育政策多年持续较好实施，也促使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了稳定下降。
讨论：山西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各个影响因素对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变化贡献到底有多大尚需进一步探究，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分析才能构建适合山西省省情的人口发展预测模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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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2
关键词：不孕不育，抗抗体，内膜抗体，心磷脂抗体
不孕不育患者越来越多，其中不明原因的不孕不育约占50%，而不明原因中以免疫因素为主[1]。现代免疫学认为抗抗体、抗子宫内膜抗体、抗心磷脂抗体与不孕不育关系密切。现就本中心2015年全年检测的不育抗体结果进行分析，以了解不育抗体在不孕不育患者中的发病率及为临床的诊疗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将2015年1月～2015年12月在本中心检测的不育抗体结果进行分析，共11984例。其中男性3558例，年龄20～60岁，平均年龄32.4岁；女性8426例，年龄18～54岁，平均年龄34.6岁。
1.2仪器与试剂
1.2.1仪器低速离心机、恒温水浴箱、全自动洗板机、酶标仪。
1.2.2试剂抗抗体检测试剂盒、抗内膜抗体试剂盒、抗心磷脂抗体试剂盒（均为南京欣迪有限公司提供）。
1.3检测方法
1.3.1标本采集检测者静坐5min后，抽取2ml静脉血于红头管内（女性受检者避开月经期），静置30min后，3000rpm离心5min，吸出血清放置-20℃冰箱保存（1w内进行检测）。男性仅检测抗抗体，女性进行抗抗体、内膜抗体和心磷脂抗体的检测。
1.3.2实验方法三种抗体的检测均采用eLiSa法，96孔板每板均设置空白、阳性对照、阴性对照、实验室阳性及实验室阴性对照。各孔加100μl样本稀释液，5μl样本充分混匀后37℃孵育40min，洗板4次，1min/次；拍干后分别加入二抗，37℃孵育30min，洗板4次，1min/次，拍干后进行显色各加入显色液a一滴，B一滴，终止液一滴，避光显色10min后在450nm波长处读取吸光值；根据公式计算结果，所有实验质控都在控。
2结果
2015年全年不育抗体检测结果，男性3558例，抗抗体阳性396例，阳性率11.13%。女性8426例，抗抗体阳性924例，阳性率10.97%；内膜抗体阳性545例，阳性率6.47%；心磷脂抗体阳性609例，阳性率7.22%；其中三种抗体中的任意两项为阳性者367例，占女性受检者的4.36%；三项均为阳性者294例，占女性受检者的3.49%。
3讨论
近年来不孕不育成为研究的热点，免疫因素引起的不明原因的不育受到大家的重视。抗抗体是免疫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可存在于血液和淋巴系统或者局部的分泌物中，如、宫颈粘液等。正常情况下，不会引起自身免疫反应，不会有抗抗体的产生，当男性的血睾屏障被破坏如生殖道梗阻、手g、外伤、炎症等可使机体产生抗体[2]。女性产生抗抗体的途径包括生殖道粘膜损伤、生殖道感染等。有研究表明aSab的产生会影响男性的质量，aSab阳性率越高的密度、活力越低[3]。aSab还可影响穿透卵子的透明带，从而影响受精率，导致不孕不育[4]。aSab对iVF的成功率也有一定的影响，有报道表明aSab对iVF的受精率、优胚率及移植率均有影响[5]。可见aSab不仅会降低男性的密度和活力，同时女性体内的aSab可影响和卵子的结合，阻碍受精卵的形成，导致不孕不育的发生。
emab是一种自身抗体，是针对子宫内膜腺上皮细胞中的孕激素依赖蛋白产生的抗体，正常位置的子宫内膜对机体无抗原性，但异常位置的子宫内膜可以作为抗原激活机体的免疫系统，产生抗体，激活补体，使局部发生病理变化，甚至直接影响子宫内膜的功能。有研究表明子宫内膜异位症（emS）的emab阳性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在不孕妇女和流产妇女中也有较高的阳性率[6]。emab阳性提示子宫内膜功能可能受损，这会影响受精卵的着床，甚至导致已着床发育的胚胎没有很好的支持条件而流产。emab在对emS中也是高表达，对emS的诊断有很好的提示作用。
aCab是一种可以与多种富含磷脂结构的抗原物质发生反应的自身免疫性抗体。有报道[7]表明aCab与自然流产、复发性流产、宫内死胎、宫内发育迟缓、不孕等疾病相关。aCab可能是通过与卵巢、、子宫内膜的磷脂成分结合，从而干扰了卵子的形成和排除，影响的活力，影响受精卵的着床，导致不孕不育的发生[8]。aCab作用于滋养层细胞表面依赖性抗原，影响绒毛膜粘附、分化和细胞滋养层的浸润，从而影响受精卵的着床。aCab可影响的活力、卵子的成熟、受精卵的着床，还与流产有关，是影响不孕、流产和胎停的重要因素，目前我院产科已将aCab检测作为产科建卡的常规检测指标。aCab还与血栓的形成、结缔组织病、缺血性中风、肾脏病等有关[9]。
目前各文献所报道的不育抗体阳性率差别很大，主要是各检测实验室所采用的方法和试剂盒不一所致，暂时还没有检测的金标准。不育抗体越来越受到临床的重视，但由于检测方法和试剂所包被的抗原不一致，所以各实验室的结果不一致，影响临床医师的判断和对疾病的诊断，所以对于不育抗体检测的方法急需标准化。
本中心2015年男性aSab阳性率11.13%，女性aSab阳性率10.97%，emab阳性率6.47%，aCab阳性率7.22%，任意两种抗体阳性4.36%，三种抗体阳性率3.49%。各类抗体的阳性率还是比较高，对于孕前检查、不孕不育、子宫内膜异位症、iVF术前检查等都应给予重视，阳性患者应给以治疗后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可提高疾病治愈成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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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3
关键词：夫精人工授精；妊娠；决定作用；相关因素
夫精人工受精，英文名artificialinseminationbyHusband，简称aiH[1]。是指夫妻双方采用科学且非的方式，将丈夫置入妻子生殖器官内，从而使精卵结合达到妊娠的一种新型医疗技术[2，3]，是治疗不孕不育症的优秀方案之一。本文着重对夫精人工授精治疗中起决定作用的相关因素，予以综述分析，详情报道如下。
1.不孕不育的原因
夫妻不孕不育的原因，或许在女方，或许在男方，或许在男女双方，据统计女方因素约占六成，男方因素约占三成，双方因素约占一成，主要原因有女性外阴原因、宫颈原因、子宫原因、输卵管原因、卵巢原因、排卵原因、男性质量等等。据沙爱国等[4，5]人“不同不孕原因宫腔内人工授精疗效分析”研究分析：根据不孕的原因分为不明原因组、免疫性不孕组、男性因素组、卵巢因素组及输卵管因素组；结果发现，不孕原因对于人工授精的成功率有着明显的影响，尤其是输卵管因素的妊娠成功率极低，明显低于其它因素（p
2.男性因素
（1）异常：如无，计数，无力或运动太少[6]。（2）生殖器官异常：如异常或损伤，鞘膜积液，精索静脉曲张和生殖道炎症，生殖道感染。（3）男性遗传病：如性染色体异常克氏综合征，男性特纳综合征。（4）环境问题：毒素、磁场等可导致男性生精障碍，影响aiH治疗效果。（5）物质与辐射问题：如麻醉、镇静、降血压等药物，影响男性正常性能力，从而影响生精功能[7]。（6）依从性：aiH相对需要一个较好的依从性，比如治疗配合度、医患关系等等。据黄玉梅等[8，9]人“综合优选法在人工授精处理中的作用”研究分析发现：经综合优选法处理后的夫精人工授精，可显著提高夫精人工授精的成功率。简言之，男性是aiH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因素之一，治疗中提高男性密度，科学分离出高活力且形态优良的，可达到提高妊娠率的治疗效果。
3.女性因素
3.1女性年龄女性年龄因素对aiH治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女性年龄的增加，体内卵母细胞质量下降，卵子的受精能力、胚胎的质量及着床能力也明显下降。据莫凤媚等[10，11]人“妇女年龄、不育年限、受孕史与供精人工授精成功的关系”研究显示：回顾性分析656对夫妇1227周期供精人工授精的临床资料；结果表明，年龄35岁以上，妊娠率下降，流产率升高，尤其是>40岁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2不孕时间女性不孕不育症时间越长，其精神压力也就越大，致病原因及机制就更加复杂，所导致的不育程度也就越严重，妊娠率也会随之降低，所以女性不孕时间也是aiH治疗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之一。
3.3不孕类型女性输卵管障碍或非特异性炎症、宫腔、盆腔、手术等，或可造成女性生殖器官损伤，从而影响输卵管正常功能，对aiH成功率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3.4月经规律据罗莉等[12，13]人“自然月经周期供精人工授精临床妊娠率的影响因素”研究分析发现：月经规律对于提高aiH成功率有着积极作用。一般来说，女性月经越规律，授精成功率越高，子宫内膜异位症或盆腔感染史或输卵管疾病减少成功率，但既往曾怀孕者成功率较高。
3.5排卵预见性男性进入女性阴道后，在通过女性生殖道的过程中，其数目将会大幅度降低，而在女性排卵期阴道内，成功授精1h时间，女性阴道内每一千四百万个活动，仅有有1个可顺利到达输卵管，所以据此有针对性的预见女性排卵期是关系aiH治疗成功的关键所在。
4.授精时机
正常情况下，女性卵子在体内的受孕能力可维持2d，而男性脱离后，拥有授精能力可维持0.5d，原则上来说，让在女性生殖道等待卵子的到来为佳，排卵前后1d内为最佳授精时机。据此分析，选择合适的授精时机是关系aiH成功率的重点所在，尽可能避免或卵子由于时间问题而影响受孕。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二次授精可提高、卵子的结合率，也就是说授精次数对于妊娠几率或许也有一定的影响。据田晓华等[14，15]人“前向运动总数、授精时机与人工授精临床结局”研究显示：回顾性分析2010年10月～2012年12月湖北医药学院附属太和医院进行的204个夫精人工授精周期的资料；结果表明，授精时机可影响aiH的临床成功率。而后经大量文献分析，就授精时机相关影响可归纳如下：其一，女性排卵后1d以内行宫腔内人工授精的妊娠率高于排卵前1d以内；其二，宫腔内人工授精次数的不同对妊娠率无显著影响；其三，宫腔内人工授精前卵泡个数对妊娠率有一定的影响，数量与成功率正相关。与Haagen，e.C.等[16，17]人的人工授精效应结论是一致的。
5.心理因素
不育不孕夫妇由于其不育不孕的缺陷，很容易自尊心受伤或过度自卑，担心这但心那，怕对方不爱自己了，又怕亲朋好友疏远自己，怕周围投来异常的眼光，从而对夫妻双方都造成了相当重的心理压力。因此，对不育不孕夫妇要有针对性的进行心理辅导，比如改善患者的心态，相信自己，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最好再通过一些aiH治疗成功案例来不育不孕夫妻树立自信心。再有就是，爱人的态度也就至关重要的，因此在进行aiH治疗时，对于来自夫妻双方鼓励也是积极向上的，因为“爱”的力量是神奇的，爱人的体贴，爱人的关怀，都将大大提高夫妻的幸福感，为aiH治疗成功率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最后就是，还要部分夫妻担心法律或伦理问题，其专业的医护人员必须详细讲解，消除就诊者的顾虑，力求以最好的状态，接受aiH治疗。
6.小结
综上所述，分析理解夫精人工授精中起决定作用的相关因素，如不育不孕原因、男性因素、女性因素、授精时机、心理因素等，可有利于夫精人工授精的顺利进行，最大化地帮助不育不孕夫妇解决生育问题，大大推动我国民生大计，为我国的繁荣昌盛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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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4
关键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人口素质提升；影响
一，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与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因素对人口素质的影响
众所周知，影响出生人口素质的因素是错综复杂的，既有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也有育龄夫妇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重视程度与观念因素的影响，还有生态环境因素的影响等。同时，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有些因素对提升出生人口素质起着正向功能，而有些因素则阻碍出生人口素质的提升，甚至使得出生人口素质呈下降趋势。在诸多影响出生人口素质与出生后的人口身体素质的因素中，独生子女保健费、独生子女保险、免费孕前优生检测、生育保险、生活质量、产业结构、医疗技术、妇幼保健、出生缺陷干预服务、健康意识与观念、教育资源、技能培训、母亲受教育水平对提高人口素质具有正向功能，而环境与食品污染则会降低孩子的身体素质、提高出生缺陷发生率等。
其中，（l）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中的独生子女保健费、独生子女保险主要对出生后的独生子身体健康具有重要影响，当育龄夫妇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政府即可为独生子女投保或发放一定金额的奖扶金由父母为孩子购买健康保险等，这样孩子可以定期进行体检或孩子生病时不会因高昂医疗费而耽误医治等；免费孕前优生检测、生育保险对出生人口素质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向符合生育政策要求的育龄夫妇免费提供妇幼保健服务或延长产假等，让怀孕中或刚生完孩子的育龄夫妇有较充足的时间或较好的医疗服务照顾孩子。（2）生活质量对独生子女素质的影响途径是通过提高孕妇与孩子摄取的食物质量，从而提高孩子的身体、智力素质及减少出生缺陷的发生等。（3）妇幼保健与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作为科学技术因素中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着出生人口素质与出生后的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高低。（4）各级政府是否重视宣传教育工作对提高人口素质也具有重要影响，因为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可以让广大群众了解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性及意义，除此之外，还应告诉人们怎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及出生后人口的身体素质等。（5）健康意识与观念是就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以及日常生活中是否有意识提高自身的健康素质而言，当社会上大多人更注重自身的健康状况与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时，不仅能够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也会影响到后代人良好健康观念的形成。（6）母亲受教育水平不仅影响到孩子的身体素质，同样对孩子的文化素质也具有重要影响。由于母亲与孩子接触时间最多，是孩子了解社会、认识社会的启蒙老师，通常情况下，受过较高教育水平的母亲能够用更理性、科学的方法养育孩子，因此比仅靠经验方法更利于孩子健康成长。（7）环境与食品污染是近些年日益受到重视的问题，主要指大气污染、土壤污染、水污染以及由此而影响到的食品污染等，是近年来诱发疾病与出生缺陷发生率提高的重要原因，是阻碍出生人口素质与出生后的人口身体素质提高的较重要因素。
二，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出生人口素质的影响
出生是人类生命的起始阶段，这一时期的人口质量决定着一个人素质的自然属性的基础。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出生人口质量存在着一些亚待解决的问题，如相当数量的亚健康新生儿出生等，而且随着女性社会压力的增大、环境污染的增强，出生缺陷儿、亚健康婴儿的数量还会不断累加，将会成为社会发展的沉重负担和制约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因此，要稳定低生育水平，就必须从提高婴幼儿的身体素质着手，让计划生育家庭拥有健康的孩子。
研究表明，婚前保健与孕前保健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的重要举措。婚前保健是避免不适当的婚姻和生育，保障双方和后代的健康，防止一些疾病的传播，特别是防止严重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疾病的延续；而孕前保健为准备怀孕的夫妇提供健康教育与咨询、健康评估、健康指导为主要的保健服务。通过这两项保健措施，可以大大降低出生缺陷发生率及孕产妇、婴幼儿死亡率等。同时孕前健康检测、生育保险及其它一些旨在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方面的奖扶政策对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也有较大的影响。
在人们生活质量、医疗科学技术等因素相继不断得到提升的情况下，而出生缺陷发生率不断攀高的主要原因在于环境与食品污染严重影响了育龄夫妇的健康，使得之前鲜见的一些疾病不断出现，提高了遗传病率，同时也会对发育中的胎儿健康产生影响。近些年在新闻媒体上不时出现有关环境污染、转基因食品、有害食品对孕产妇、新生儿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报道。可见，目前环境与食品污染这已成为影响身体健康的一个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而且是每个人每天都要接触到的东西，无法躲避。所以，即使部分省市已采取免费孕前优生检测的方法来增强孕产儿缺陷率的预防工作，但是其力度尚不能与环境、食品因素的影响相比。除此之外，出生人口缺陷发生率升高的原因也部分归于近年来出生缺陷的检测更为精细，使过去未发现的一部分出生缺陷个案检测出来，以及现在医务人员从人道主义考虑往往说服孕妇对患有兔唇、六个手指等胎儿不做引产。
三，相关利益导向政策对提升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
目前旨在提升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仅有独生子女保健费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虽然独生子女保健费或独生子女父母奖励金的用途应该旨在提高独生子女身体素质，因为孩子素质的提高会减少孩子成长风险，这样既能提高整个国家的人口素质，又能增强少生孩子的育龄夫妇对孩子成长过程的安全感，最终达到控制人口数量的目的。但是，从各级政府的文件报告中，多把这一奖励金归直接归类为旨在控制人口数量上，而且在各省市的实际宣传教育工作中，诸如“只要符合国家生育政策即可每月都能领取到一定金额的独生子女奖励金”等的宣传思想到处可见，他们忽视了应引导广大独生子女父母加强重视孩子素质的宣传教育，忽视了该项奖励政策非常重要的中间作用。因此，在独生子女父母拿到独生子女保健费时，很多家庭并没有把这笔钱为孩子购买健康保险或定期体检等，而仅仅把它作为家庭一笔额外的奖励金。由此，可以推断，目前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对提高独生子女身体素质的影响很小。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5
[关键词]猕猴桃海沃德徐香花芽发育不良气候
[中图分类号]S66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4）08-0081-02
猕猴桃是眉县主导果业，产量高，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市场好，果农收益好，产业优势突出，发展前景看好；但今年海沃德、秦美品种普遍出现了十分罕见的花芽大量减少，营养枝、徒长枝比率大幅增加，成花量为正常年份的20-70%，产量将同比下降，产量损失巨大，主要原因是不利气候因素导致花芽在发育时和发育过程中受到严重影响，花芽败育。全球变暖，极端气候频发，猕猴桃适应和承受能力是有限的，这种历年生产中从未出现，但今年大面积普遍发生的新情况让果农和农技人员始料不及，其影响和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很值得思索和研究。
2014年3月中旬-4月上旬正值猕猴桃萌芽、抽枝展叶，不少群众在果园发现并反映海沃德、秦美品种果枝花芽量明显减少，花芽发育差，花量明显不足。经过对全县7镇15村112块挂果果园调查，调查对象为徐香、红阳、海沃德、秦美4个主栽品种各28块，徐香、红阳全部正常，海沃德、秦美不同程度普遍出现成花率差。海沃德、秦美结果母枝萌芽率为30-40%，基本正常；结果母枝缺花率占30-70%，花芽发育较差，有明显的畸形花，正常缺花率为10-20%，单枝花量1-3束（有副花），单枝正常为2-5束，畸形率很低；营养发育偏旺，内堂休眠芽抽生增多，结果母枝成了徒长枝和营养枝，中长短果枝成花量大幅度下降。秦美较海沃德重。
一、原因分析
结合我县多年猕猴桃生产实际分析，主要原因为高温强光照，属于典型的气候性灾害，其次为品种间生物学特性有明显的差异，水肥管理不当和产量负载也有一定的影响。
1.高温是造成花芽败育的决定性因素，强光照对其发育不利
猕猴桃源生于亚热带或温带湿润半湿润气候条件的浅山林地，光照和温带条件有特殊地域特点和要求，喜暖怕热，喜光又怕强光，生产栽培品种不同程度延续了其源生特性。海沃德、秦美属美味系品种，在13-18℃范围内分布最广，源生特性决定其对高温适应性较差，承受能力有限，喜半阴环境，对强光照较敏感，中等喜光。7-9月为芽原始体、叶原基、花原基形成和分化的关键时期，同时果实膨大与花芽分化营养竞争矛盾突出，对花芽发育影响最大。2013年7-9月全县区域内气象资料有明显的异常，对海沃德、秦美花芽发育产生了严重影响。见下表
2011-2013年7-9月份温度、光照比较表
资料表明2013年7-9月温度明显高于历年日平均2.3℃，特别7月份光照严重不足，持续温度偏高，光合作用积累有限，造成营养矛盾突出，海沃德、秦美耐受能力差，果实膨大营养消耗明显，对花原基分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8月份温度高于历年3.5℃，日照212.4h，高于历年30.6%，高于2011、2012年同期约60%，由于高温和强光照对树体生长不利，加剧了花原基进一步分化的不利影响；9月份温度持续偏高2.3℃，对花芽发育不利。结合多年6-11月气象资料综合分析，2013年7-11月份温度明显偏高，光照强，特别7-9月份为花芽形成、分化、发育的关键时期，对温度、光照敏感，温度影响特别突出，海沃德、秦美2个品种很敏感，花芽发育受其不利影响，导致花芽发育不同程度败育，叶芽发育影响不明显。从果树生理方面分析有三个因素，一是高温、强光照影响了树体正常生长，间接影响了花芽发育，二是高温、强光直接影响了花芽发育，三是高温造成营养消耗量大，果实膨大与花芽分化矛盾突出，影响花芽发育。
2.不同水肥管理水平不同程度影响花芽分化
由于猕猴桃经济效益好，果农挂果园的萌芽肥、膨大肥、后期膨大肥使用充足，氮磷钾比例不协调容易造成营养和生殖生长失衡，特别在氮肥使用过量的情况下表现突出。调查中60%左右的果园成花量减幅在30-40%，减幅在25%的果园占20-30%，减幅40-70%的果园占15%，地域、树龄差别不明显，田间表现主要特点是生长偏旺，长枝条多，粗度大，不结实，内堂抽生营养枝、徒长枝较多。调查中定产定肥，氮磷钾比例合理的果园成花减少幅度低，反之严重。表明合理施肥，能保证树体营养供需平衡，可以有效控制营养生长过旺，促进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正常过渡转化，为花芽形成、分化提供有利条件，同时能有效减轻不利气候因素对花芽影响，提倡配方施肥，避免大肥大水，合理控制氮肥使用量，特别是海沃德、秦美等对高温敏感的品种。
3.品种间的生物学特性差异决定了在不利气候条件下受害程度差异明显
今年全县海沃德、秦美受害严重，阴阳面、内堂、无差异，其余品种正常，秦美品种最重，海沃德相对较轻。调查中秦美结果母枝萌发的空条占30-90%，主要分布于长条、旺条，中庸枝、短枝成花量较好，结果枝花量差异大，0-4束不等，且分布不均匀，生长旺盛的树体成花差，受害极严重的花量为正常年份的15-20%。海沃德结果母枝萌发的空条占40-60%，长条、旺条，中庸枝、短枝成花量差异不明显，结果枝花量较小，0-3束不等，分布较均匀，生长旺盛的树体成花差，受害极严重的花量为正常年份的30-40%。表明秦美对高温、强光耐受能力较差，敏感，抗逆能力差，高温易导致生长偏旺，花芽败育严重；海沃德对高温有一定的适应和抗逆能力，花芽败育也相当严重。同时海沃德、秦美属于大果型品种，产量高，营养消耗量大，树体负载重，树体超载负荷，花芽发育营养严重不足也会加重不良气候条件下的花芽败育现象。
综述：其它降雨、冬春低温、灌水、修剪等因素不会直接明显影响到来年的成花量，从今年田间表现和历年、近年资料综合比较分析，2013年属于特殊气候年份，持续高温、强光，且与常规年份差异大，持续时间长，一方面超过了海沃德、秦美花芽发育生理条件极限，一方面品种适应和抗逆能力有限，7-9月高温强光导致树体整体生理受到影响，果实膨大和花芽发育矛盾突出，花芽发育严重受阻；不合理的施肥、超量负载一定程度也加剧了花芽败育。
二、生产建议
由于生态条件发生了较明显的变化，不良气候、极端气象条件出现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具有偶然性和突发性、不确定性，对生产会构成严重的威胁，提前做好预防工作十分重要，避免或减少对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
1.6-7月使用寡糖、碧护、pBo等抗逆剂、生长调节剂能有效控制树体健壮生长，防止生长过旺，平衡树势，缓解营养、生殖生长矛盾，提高敏感品种对高温强光的抗御和承受能力。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6
追求优质教育是所有受教育者的共同愿望，提高教育效率是农村社会与政府部门对农村教育的最新期待，平衡教育质量与效率是发展农村教育的合理方式。但是，由于教师、学生、教育场地设施之间的失切性，使农村各学校间及同一学校的师资、学生、场地、设施、设备的质量与数量始终呈现出失调发展状况，进而影响了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发展。平衡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数量关系，以班级标准化限额和师资质量均衡化程度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成效考核指标，重新理顺农村各学校软件与硬件的数量关系，是实现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平衡发展的根本方式。
[关键词]
农村教育；数量；质量；效率综合
以往农村教育发展方面的研究发现，由于研究者所处环境及其价值观的不同，出现了两种农村教育发展方向的主张：一种强调质量，一种主张效率。但在实践中发现，两种主张分别不足以解决我国目前的农村教育问题。新世纪的农村教育需要努力提高质量，但也应该更加注重效率，提高质量、效率是实现农村教育协调发展的合理性方式。
一、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平衡发展的意义
教育质量是教育产品满足教育主体需要的主要因素。基础教育阶段，教育产品是人才，教育主体指相关教育人员或社会。所以，高质量教育产品可以更好地满足教育人员或社会发展的需要，低质量教育产品难以满足教育相关人员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是教师、学生、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和办学方式，所以制约教育产品优劣的主要因素是教师素养、学生素质、教育内容、教育设施手段和办学方式，决定教育质量高低的主要因素也是教师自身素质、学生素养、教育内容、教育设施手段和政府办学方式。在教学内容确定的情况下，场地设施大小好坏是形成教育产品质量的基础因素，教师素质高低是教育产品质量好坏的关键原因，办学方式是形成教育质量的最直接和最后原因，而学生既是形成教育质量的根本性因素，又是教育质量高低的标志性因素。因此，可以说教育产品质量是优质教育的原因，也是优质教育的结果。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质量观。传统社会的教育质量观以简单化、片面化和模糊化为特征，是对教育产品优劣好坏的朴素化评介。现代社会的质量意识已经走出了传统静态、单一化的质量观，成为一种动态性和整体性的认识[1]。效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是社会效率，是社会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率；狭义的特指经济效率，是单位时间的经济收益率。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在内的其他各种社会投入不变或减少的情况下，产出却在增加称之为效率。教育效率是广义性社会效率，是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比率，或者教育产出数量与社会消耗之间的比率。社会投入不变或减少，而教育产出量却在增大，教育效率就高；社会投入多，而教育产出量却小，教育效率就低。教育行政管理的目的是以最小的社会消耗获得最大的教育效率[2]。追求优质教育是现代社会各个教育主体的普遍目标。农村学生家长因为师资、教育设施等条件的限制，更渴望他们的子女能与城市学生一样能享受到优质教育。但农村学生家长因为生存环境和家庭经济条件限制，大部分人还是希望子女能就近上学，以减少家庭教育开支，保障孩子人身安全。对于农村学生而言，他们也普遍希望就近享受优质教育。农村偏远地区学生因生活条件恶劣更渴望平等享受优质教育，并希望通过优质教育获得更好的发展，以彻底改变个人的前途命运。但是，农村地区优质教育资源稀缺，区域内相对优秀的师资、优越的教育设施主要集中在城镇。地理位置偏僻、经济条件落后的偏远乡村地区很难获得优质教育。教育资源分布长期不平衡，给农村偏僻地区基层学校学生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影响了学生个体的身心发展，也影响了社会和谐发展。因此，政府部门和社会需要增加对农村公共教育资源的投入，提高农村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减少对社会处境不利和社会边缘群体的伤害，促使这类人群获得最好的发展。追求教育效率是农村现代社会及其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政府改进农村教育工作的新动力与新目标[3]。农村地区经济社会水平落后、人力资源匮乏，更需要多出和快出人才，以实现跨越式发展。政府行政部门也期望最大限度地发挥、提高农村教育投资的普遍效应和社会效率，以有限的财政投入获取更大的教育效益。在政府投入不足情况下，我们更期望以较少的社会资源获得较高的教育教学效率。影响教育效率的直接因素是教育场地设施、教师和学生的数量与质量。教育场地设施与教师数量多而学生数量少，教育教学效率则高，但教育投资和产出效率就低；教育场地设施与教师数量少而学生数量多，教育教学效率则低，但教育投资产出效率相应较高。没有一定数量的场地设施和学生，就形成不了规模效应，也不能取得基本教育投资效率。但若为了教育经济效率而集中办学，就会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和效率。因此，发展农村教育需要均衡不同层级学校学生数量，保证各学校共同的经济效率和教育教学效率，避免各学校因师生、场地数量失衡而出现效率失衡现象。统合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发展是发展当代农村教育的合理方式，统筹农村教育质量效率是符合农村地区各类学生发展需要，符合农村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基本方式，也是符合农村教育发展规律的内在方式。但是，由于历史、地理、教育自身因素以及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使农村教育质量效率存在诸多问题。
二、制约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平衡发展的几个关系
从理论层面看，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育方式、教育主体（教师、学生）之间的关系对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会产生影响。但从实践领域看，影响教育质量与效率的主要因素是教师、学生、学校设施设备的质量数量以及三者之间的适切性。教师质量与数量、学生质量与数量与学校场地规模相匹配，有助于形成质量与效率；否则，或者影响质量，或者影响效率。三重关系中教师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是形成农村地区不同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关键，也是形成农村地区不同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原因。没有优秀师资力量作保证的学校，就不会有高效率教学，会影响学生整体发展的速度和效率，同时也会影响学生更好、更快地发展。教育产品不能满足教育主体需要，也就没有更好的教育质量。但是，由于农村地区工作生活条件艰苦，教师工作内容多样和教师工作压力巨大，很少有教师愿意向这些学校流动。同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对基层学校又以有限薄弱师资维持其存在态度，造成越是基层学校其教师人数越少，非专业性代课教师和老教师越多，教师结构性质量问题越严重以及学生学业质量越差；而层次越高的学校教师人数越集中、专业性代课教师越多、师资更优越、学生学业质量也较好。2010年11月，笔者对宁夏五所村级小学教师结构调查时发现，各学校60%以上教师年龄超过了45岁。这些教师既没有外出进修学习过，又基本上都是非专业性代课教师。由于专任教师数量不足而代多门课、全天候上课导致无法精细备课的教师很多。虽然提高了教师的使用效率，却影响了其教学质量。而乡镇级及以上学校，教师数量增多，教师职称、学历水平较高，代课门类少而专业化程度高的教师较多。这些学校的教学质量相应较高，教师的工作内容相对较少、工作量小、使用效率较低。学生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是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根本，又是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的直接反映。所以，平衡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必须平衡农村学生数量与质量关系。但是，由于农村地区师资数量、质量差异明显，由师资质量拉动的各学校学生质量、数量差距也随之显现。又因各地积极推动撤并学校的运动，造成不同层级学校间学生数量、质量出现了愈来愈明显的差异性。1998年至2003年，陕西某地区乡镇学校学生占全地区学生的46.07%，乡村学生减少了27.90%；1998年至2008年，该地区城镇学生增加到了79.33%，乡村学生减少了67.02%[4]。众多村落学校学生逐渐流动到乡镇中心学校，也有越来越多的村落学校学生流动到了城市学校，从而使不少新农村投资建设的新学校变成了“空巢”学校。而乡镇学校在被迫进行大班额教学和实现了教育效率的过程中，教育质量却难以提高。据了解，近年来西部地区乡镇中心学校平均班额普遍达到了60人以上，有些学校班额甚至达到90人以上，而城镇学校70%的学生都来自于乡村。按照发达国家确定的班级规模标准，正常班级规模应控制在25～30人，而我国班级规模标准长期执行的标准是45人[5]。理论上讲，班级规模低于标准数值将降低教育效率，高于标准数值则会降低教育质量。农村地区不同层级学校班额量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其效率变化，并影响其质量变化。农村村级学校因学生数量少、班级规模小而有助于增加每个学生的教学时间，有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但这同时又大大提高了其师生比，降低了农村学校的教育投资效率。乡镇及以上学校因学生人数多、班额扩大而大大节约了师资力量，相应节约了教育成本，教育教学的经济效率也得到了显著提高，但却无法因材施教，难以实现教育教学质量上的相应提高。班额扩大以后，教师将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在了维持教学秩序上，而用于具体教学的时间随之减少。另有调研发现，班级规模过大与学生成绩呈反比例关系[6]；还有研究表明，被动流动学生的学业成绩及其对学校的适应性明显下降[7]。因此，在区域内学生数量确定的情况下，学校学生数量非合理性增多或减小不仅影响学校教育质量、效率的协调发展，也会导致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失调发展。办学基础设施、设备的数量与质量关系既是平衡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的前提，也是平衡不同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的重要方式。而农村、乡镇两级学校办学基础设施设备条件长期存在数量质量、使用效率间的平衡问题。乡镇学校教学设施条件整体上优于村落学校，村落学校基础设施、设备、器材整体上严重短缺，为农村、乡镇两级学校质量效率平衡发展带来了难题。2010年之前，全国各地许多为新农村建设修缮的村落新学校因政府撤点并校政策的实施变成了空荡荡的校园，修整完好的教学设施利用率和教育投资率跌到了低点，而乡镇及以上学校因学生持续涌入、生满为患和基础设施的过度使用，使教育投资效率有了显著提高，但因为无法保证每个学生享受足够的教育资源，难免造成其教学质量下滑。一般而言，有多大场地就应当按生均面积接受相应数量学生，有多少学生就应当按相应的生师比配置教师，才可以促成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协调发展。但近十年来，农村地区层级高、占地面积大的乡镇学校接纳的学生越来越多。有些学校接纳的学生数量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承受能力，造成其教育投资效率显著提高的同时，质量也在逐步下降的事实。层级低、占地面积小的村级学校因接纳的学生人数越来越少，以至于远远达不到标准班额，进而出现教育投资效率下降的状况。因此，只有平衡好同一学校和不同学校师生数量质量关系，平衡好同一学校和不同学校师生数量质量与其场地设施硬件数量质量关系，才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协调发展。
三、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平衡发展的基本方式
由于农村教育质量效率失调发展源于对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场地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误解，以及所采取措施的失当性；因此，平衡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的最好方式是由教育政策专家统一协调规划其运行，具体可以通过专题调研、组织相关人员讨论等形式，形成行政决策人员统筹兼顾的合理性质量与效率观。由于教育效率不代表教育质量，教育质量也有高于、低于和等于教育效率几种情形，高质量不代表高效率，提高质量不等于提高效率，高效率也不意味着高质量，而且任意学校的质量与效率不能被其他学校的质量与效率代替。因此，只有统筹兼顾每所学校内部的各类质量与效率关系、统合好农村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各类质量与效率关系，方可以实现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发展。而充实村落学校教师数量，均衡村、乡两级学校教师质量，稳固村小学生数量是平衡农村学校教育质量与效率的核心和主要方式。实践证明，农村地区教育质量效率失衡发展的根本原因是村落学校教师数量不足和乡镇两级学校优质教师数量不均衡。因此，平衡农村教育质量与效率关系的核心是村级学校师生数量补充和各学校优质教师、学生资源的均衡方式，而农村师资数量补给、质量均衡的主体又是县乡两级政府部门。因此，应当以我国中小学班额45人为上线标准，按照国际班额30人为下线标准，通过学生人数与课程门类数量核算教师数量，并将高职称、高学历、骨干教师均衡分布程度作为教育行政部门的绩效考核指标；同时，以更有吸引力的优惠政策如绩效津贴等方式，推动农村地区教师自觉向下流动，自觉平衡农村教育质量。平衡农村、乡村两级学校之间及其内部软硬件数量关系是平衡农村地区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基本方式。场地设施设备是办学的前提条件，没有最基本的基础设施设备就无法组织实施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但学校基础设施设备若不随师生情况而变化，也会影响教育质量与效率的平衡发展。基础设施设备的增减依据的是学生数量变化，因此，平衡学校数量、调整学校规模需要以师生的数量为依据。在扩大乡镇学校规模之前，提前统合和增加其场地、设备等基础设施数量，以保证学校教育教学、实验和课外活动正常进行；村落学校学生数量减少之后，需要尽快转移其设施设备，避免教育资源的闲置浪费。平衡农村村乡两级学校，以及每一所学校基础设施数量及其师资质量与数量发展方式，实现农村教育教学质量效率的平衡化发展。平衡农村地区师资等软件及其硬件的数量及其质量关系，是平衡农村教育质量效率发展的合理方式。
作者：王安全单位：宁夏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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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7
[教学内容]《地域文化与人口》
[设计思想]本节是本单元最后一节，前三节分别介绍了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容量和人口的迁移；地域文化对人口的发展、人口的迁移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本节教材是对前三节知识的深化和拓展。
《课程标准》要求，能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的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对人口发展的影响。其中，地域文化对人口的影响是探究重点。地域文化是人类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创造的，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地域文化体现了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和改造情况，是一定地域内各种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地域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在一定阶段具有相对稳定性。
这部分教材难度不大，但是在高考试题中还是可能出现相关的知识的。
为了便于让学生学好这一内容，在教学中以渗透研究性学习理念作为切入点，来解决这一节内容的教学重点和难点。课前，让学生收集资料，对比不同地区人口的文化差异，通过收集资料，对比不同地区的人口的文化差异，培养学生查找收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的能力。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了解文化与地域文化的概念；举例说明外国文化对人口的影响和中国文化对人口的影响；收集资料，对比不同地区人口的文化差异。
（二）能力目标：学会整理、分析材料并获取有效信息，并能合作探究问题；通过举例说明地域文化对人口的影响，培养学生分析实例的能力；通过收集资料，对比不同地区的人口的文化差异，培养学生查找收集资料，进行对比分析的能力
（三）情感目标：通过合作探究，让学生享受成功的愉悦；阅读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选录”，了解我国有关法律；学习中国文化与人口，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教学重点、难点]地域文化对人口的影响；我国文化与人口；中国文化与人口。
[教学方法]比较法
[课时安排]1课时
[教学用具]多媒体教具
[教学过程]
（一）引入。
内容整合：举例说明什么是文化举例南通文化现象（语言、习俗等等）小组讨论外国婚俗及宗教现象小组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人口关系小组讨论目前中国人口现象及原因总结中国文化与人口关系归纳地域文化与人口关系。知识结构，如图一
（二）探究。
[教学活动设计]
1、问题情境设计。
（1）借问“从小我们就接触文化这个名词，那么，什么才是文化呢？文化的内涵到底有哪些呢？”
S：学生讨论、发言；
S：学生回答五花八门，形式多样。
老师引导学生阅读教材，引入文化和地域文化的概念。
（2）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种族和民族之间，存在显著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对人口发展产生诸多影响，其中，尤其是婚俗和宗教等对人口发展影响较突出
婚俗主要影响出生率，请同学们阅读教材，说明婚俗对出生率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S：学生讨论、发言；
初婚年龄和出生率的关系是怎样的？（理解我国在建国以前乃至建国以后较长时间为何出生率偏高？）
S：学生讨论、发言；
婚姻稳定度对出生率有何影响？（理解许多西方国家出生率偏低的相关原因）
S：学生讨论、发言；
（3）阅读“晚婚的爱尔兰妇女”。在地图上找到爱尔兰，查阅资料，了解该国的基本情况和近年来的人口状况。
理解在爱尔兰，由于女性晚婚而少生的孩子，在数量上超过了因避孕而少生的孩子。
（4）中国文化对人口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生育、职业选择和人口流动等方面。
①古今中国生育观有何变化？这对人口发展有何影响？
S：学生讨论、发言；
学生阅读教材回答：从早婚早育到晚婚晚育，当代中国初婚年龄变大，晚婚晚育成为时尚，人口压力得到缓解；从多育多子到只生一个，随着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多育多子、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得到扭转。
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关于婚育的相关规定。
②传统社会推崇的职业选择顺序发生变化，从“学而优则仕”到“全民皆商”，从事工商业的人口越来越多
③从“安土重迁”到“四海为家”。定居是进行农业生产的基本要求，自给自足是传统农业的基本生产方式。因此，安土重迁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而改革开放以来，封闭保守的社会环境被打破，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婚姻的地域范围空前广阔，人口的身体素质何文化素质大为提高。
2.重点难点狙击。
a.两种婚俗：①初婚年龄――早婚使妇女生育年龄提前，生育时间延长，亲子年龄差距缩短，从而加快人口增长；
②婚姻关系――西方国家，婚姻关系不稳定，离婚率偏高，再婚现象多，使出生率降低。
b.一种特殊原因――宗教。宗教为扩大势力，一般鼓励人口增长，使出生率大增。
c.婚姻政策在变化：早婚早育到晚婚晚育
d.生育观念在变化：多育多子到只生一个
e.择业理念在变化：学而优则仕到全民皆商
f.居住理念的变化：安土重迁到四海为家
教学活动安排：
活动甲：出示西双版纳、黄土高原等各地民居的图片，组织讨论文化现象；列举文化现象，列举典型的南通文化（如语言和民俗等等），归纳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含义
活动乙：上网搜集国外的婚俗，搜集外国的初婚年龄及离婚率的数据，搜集三大宗教中有关生育、堕胎等规定，课堂上小组交流并分析出外国文化对人口的影响
活动丙：展示张骞状元榜、中国传统大院居住分配、中国民工流图片，出示中国家庭人口数变化统计资料，出示中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口变化数据资料，组织讨论中国文化与人口的关系。
教学方法手段。
⑴综合法：
如：展示投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讲述相关古语“学而优则仕”等等；
解释相关民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在，不远游”等等。
⑵比较法：
如：比较外国婚俗对人口的影响和中国的婚育观念；
比较我国古代社会和现代社会婚育观念、择业顺序的变化
⑶逻辑法：
如：概括外国文化影响人口发展的婚俗和宗教两大因素；
概括中国文化影响人口发展的生育、职业选择、人口流动三大因素，并形成网络层次图，图1和图2：
⑶多媒体手段：
如：.投影展示西双版纳、黄土高原等各地民居的图片；
.搜集国外的婚俗，搜集外国的初婚年龄及离婚率的数据，搜集三大宗教中有关生育、堕胎等规定；
.展示张骞状元榜、中国传统大院居住分配、中国民工流图片，出示中国家庭人口数变化统计资料，出示中国三大产业从业人口变化数据资料；
.展示投影片《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教学流程编制如图]
[教学反馈评价]
（略）
课后探究
思考：古代人为何认为“多子多福”？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又为何变得不科学、不现实？
经典例题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8
性传播疾病(stD)不仅可促进人免疫缺陷病毒(hiV)的感染,而且如不治疗,特别是生育期妇女生殖道stD的感染还可导致多种并发症和后遗症,有时是致命性后果和影响胎儿和新生儿的健康与生存[1]。现就生育期妇女生殖道stD的流行现状、并发症和后遗症及防治对策综述如下。
一、妇女生殖道stD流行现状
(一)影响流行因素[1-3]: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妇女生殖道stD感染和流行的危险因素在社会和行为方面是不同的。主要表现在:①发展中国家正处在社会转化时代,如城市化中新增人口常为单身青壮年,绝大多数为性活跃群体且受教育水平偏低。对包括stD在内的很多疾病缺乏相应健康观念和信息,从而限制了采取预防措施[1,2];②很多妇女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使他们成为stD的容易感染的群体。在不能达到经济独立时,她们在婚姻和性关系中与男性并非处于平等地位。此时女性年龄往往提前和多性伴,有时成为一些妇女仅有的生活手段[3];③宗教、文化和社会风俗也与stD的流行有关,如经期和产后禁欲可使他们的男伴寻求婚外性生活。高额彩礼可迫使男性婚姻推迟而导致婚前多性伴和嫖媢;④发展中国家妇女对卫生服务利用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男性,加之很多生殖感染往往缺乏症状而延误早期治疗[1]。
(二)流行现状:有关stD的流行资料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常常既不完整也不准确,一般对男性的研究比对女性容易;对的流行病学资料比一般群体更易获取;对非群体的研究也主要来自产前和计划生育门诊、医院妇产科和stD门诊,而对社区群体研究甚少,这些资料往往缺乏代表性。
就全球而言,发展中国家妇女stD的流行率高于发达国家,非洲妇女stD的流行率高于亚洲和拉丁美洲[4]。现发达国家stD呈下降趋势,特别是梅毒和淋病下降最为明显,沙眼衣原体感染除某些国家外仍较高,特别是美国沙眼衣原体仍为妇女stD主要病原体,而且不同区域和群体间存在明显差异。如黑人、城市中少数民族和青少年女性仍有较高流行率和发病率。在一项前瞻性计划生育门诊、stD门诊和学校诊所12~19岁妇女调查中,沙眼衣原体感染率在771例首次就诊者中为24.1%,在复诊患者中为13.9%。29.1%的女至少有一次沙眼衣原体感染[5]。
发展中国家stD的流行较为严重,特别是非洲估计约为发达国家的10倍[6]。1993年世界银行估计发展中国家15~44岁群体中stD(不包括hiV)在妇女健康寿命丧失(healthlifeloss)中占第二位[3]。来自部分发展中国家计划生育和产前检查门诊的筛查显示[7-10]:stD流行率为19%~63%;淋病为0.5%~66%;沙眼衣原体为3.1%~64%;阴道滴虫病为14%~24.7%;阴道念珠菌病为14%~30%;细菌性阴道病为13%。
巴比亚新几内亚社区群体调查显示201名农村妇女中,59%至少有一种stD,其中淋病为1%,沙眼衣原体为26%,阴道滴虫病为46%。细菌性阴道病为9%[11]。乌干达56个社区5140名15~59岁妇女的调查显示淋病为1.5%,沙眼衣原体为2.4%,细胞性阴道病为50%,阴道滴虫病为23.8%[6]。高危人群特别是中stD的流行率明显高于计划生育门诊妇女,如南非一组145名的筛查发现阴道滴虫病、阴道念珠菌病、淋病、沙眼衣原体和细胞性阴道病分别为41.3%、40.6%、14.3%、16.4%和71%[12]。应当指出,影响妇女生殖道stD感染的因素极为复杂,不仅危险因素间而且不同病原体间的相互和交叉影响,决定了个体和群体中stD的流行状况。
二、生殖道stD的并发症和后遗症
(一)盆腔炎:盆腔炎是妇女下生殖道stD感染的最常见并发症,约点妇女所有盆腔炎病因的60%~70%。在发达国家随着对stD的控制,与stD相关的盆腔炎特别是淋病性盆腔炎已明显下降。如挪威在过去10年中下降了80%;瑞典一城市医院25年病例分析显示淋病性盆炎从1970年的42%下降到1980年后的0,沙眼底衣原体性盆腔炎也有大幅度下降[13]。美国沙眼衣原体性盆腔为有增加趋势,盆腔炎年患者数约为100万。发展中国家盆腔为的流行率不明,据估计非洲盆腔炎年发病率为360/10万。埃塞俄比亚对计划生育门诊和妇科门诊的临床检查发现43%的妇女有盆腔炎[9]。巴比亚新几内亚农村社区妇女盆腔炎的临床诊断率为14%[11]。牙买加私立诊所女性stD患者临床检查40%提示有盆腔炎[14]。虽然临床诊断盆腔炎的准确性仅有60%,但以上数字仍提示在妇女生殖道stD流行地区和国家,盆腔炎仍是生育期妇女的常见病。
除社会和行为因素外,不同病原体所致盆腔炎的频率也不同,如淋病性宫颈炎如不治疗发生盆腔炎的可能性为10%~20%,沙眼衣原体为8%~10%。如在感染情况下进行人工流产或应用子宫内避孕工具则可增加发生盆腔炎的机率[1]。与淋病相比,沙眼衣原体感染对盆腔炎的影响更大,因为沙眼衣原体感染率远高于淋病且更趋向于无症状而导致延迟就医。
(二)不孕症:不孕症是盆腔炎的重要并发症,患有盆腔炎妇女发生不孕症的危险比无盆腔炎妇女高6~10倍。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料均显示不孕症妇女中有盆腔炎病史者明显高于有生育力妇女。wHo估计全球有6000万到8000对夫妻患有不孕症,特别是非洲撒哈拉地区为世界不孕症最高发地区,约为2.6%~32%,其中多数为stD所致[15]。
影响盆腔炎后不孕症的因素有盆腔炎的发作频率。一组1282例妇女中,1次、2次和2次以上盆腔炎发作不孕症发生率几乎呈倍数增加关系[16]。炎症程度、发病年龄和病原体的致病性也与盆腔炎后不孕症的发生有关。因此,控制下生殖道stD对预防和减少盆腔炎后不孕症有重要作用[17]。
(三)异位妊娠:异位妊娠是盆腔炎的致命性并发症。法国15家妇幼保健院624例异位妊娠患者的多因素分析显示既往stD和盆腔炎病史是异位妊娠的重要因素,其中沙眼衣原体感染与异位妊娠关系最为明显[18]。与不孕症一样,与stD相关的炎症后异位妊娠和因异位妊娠所致的死亡率在发展中国家远于发达国家。如牙买加异位妊娠从1981年到1983年已成为孕妇死亡第三主因[1]。
(四)产后感染:产后子宫内膜炎亦为下生殖道上行性感染结果,在美国产后子宫内膜炎发生率占阴道产妇女的1%~7%,剖腹产妇女的20%~65%。在发展中国家产后子宫内膜炎仍为产后疾患和死亡的重要原因。肯尼亚一项研究表明产后子宫内膜炎为20.3%,主要病原体是淋病和沙眼衣原体。
(五)对妊娠的不良影响:妇女生殖道stD感染发生于妊娠时,不仅影响孕妇,也影响其未出生的胎儿和新生儿。
1.自发性流产和死胎:有关生殖道stD与自发性流产和死胎的报告甚少,发达国家研究表明自发性流产主要与淋病、支原体或单纯疱疹病毒感染有关,而死胎更常见于梅毒、沙眼衣原体和巨细胞病毒(cmV)感染。
2.低体重儿:低体重儿是指新生儿体重低于2500g,主要是由于子宫内胎儿生长延迟或早产或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现有资料表明沙眼衣原体和cmV感染可导致子宫内胎儿生长延迟和早产,而细菌性阴道病[19]、阴道滴虫病[20]、支原体、淋病、梅毒和疱疹病毒感染可促发早产。低体重儿的死亡率可高达70%。因此,妇女下生殖道stD感染对新生儿的存活率有重要影响。
3.先天性感染:胎儿先天性和生产期感染是患有stD妊娠妇女的又一不良后果,其严重性因病种不同而异,据报告淋病的垂直感染率为30%~50%,沙眼衣原体为25%~30%,急性原发性疱疹为50%~80%,梅毒和原发cmV为40%[1]。
新生儿眼炎可造成失明,该症的发生频率取决于产妇生殖道淋病和沙眼衣原体的流行率及预防措施。此外,新生儿的感染还可造成感染扩散,如脑膜炎、关节炎及脓毒血症[1]。
三、妇女生殖道stD控制对策
健康教育以避免或减少stD感染的危险性是任何stD控制项目的基本内容。其次应致力促进正确求医行为,使有症状妇女尽早得到诊断和治疗。性伴追踪也是花费较少和较为有用的预防妇女姓殖道stD再感染和减少并发症和后遗症的方法[21]。
对任何妇女生殖道stD控制项目均应在考虑诊断所需的实验设备和方法、资源投入、人培训和药品供应后,才有可能设计诊断和治疗方案。对各种stD流行程度和病原体对药物的敏感性资料也是必需的。wHo推荐的妇女阴道分泌物流程图必须结合本地区的上述资料加以修订。但遗憾的是目前多数临床病征评价研究显示其敏感性、特异性和阳性预测值均偏低,特别是对计划生育门诊无症状妇女不能进行病征处理[22]。
在无任何检查和实验条件下,治疗可能必须完全依靠病史和当地各种stD病原体的流行情况而定。对诉有阴道分泌物的妇女,首先要考虑采用针对淋病和沙眼衣原体感染及细菌性阴道病病原体治疗,因为这些病原体有较高上行性感染率和导致盆腔炎的可能性。
具备简单实验设备如显微镜将有助于提高诊断的准确性。在发达国家,阴道分泌物涂片检查与培养法相比,对滴虫病正确诊断为65%~70%,对念珠菌的正确诊断率为85%;宫颈取材革兰染色涂片与培养法相比,对淋现感染的正确率为60%。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9
关键词：家庭转变；SoCSim微观模拟；人口因素；居住方式
一、引言
家庭是市场经济重要的消费单位，也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更是认识中国文化的切入点。党的十报告中关于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论述中专门强调要“满足家庭基本需求”；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注重家庭”。家庭结构是家庭组成的重要表现之一，它与家庭规模分别从质和量两个层面反映家庭组合状况。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家庭结构不断变化，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问，受合作化运动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家庭户类型和代际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曾毅等通过对1982年到2000年三次普查数据的比较分析指出，2000年三代家庭比重有所提高，但是二代核心家庭比重下降趋势明显；王跃生指出，与以往相比，2000年中国家庭结构呈现出相对稳定型（例如三代直系家庭）、明@上升型（例如一人户、隔代家庭等）、下降型（例如缺损核心家庭）三种状态；胡湛和彭希哲根据六普数据分析指出，2010年一代户和二代户比重均超过80%，与2000年相比，一代户上升了11个百分点，二代户下降了10个百分点。社会转型是家庭转变的大背景，分家是传统私有制时期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纵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流动及父子兄弟分家立户是中国家庭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
西方家庭现代化理论中提到，社会经济因素与人口因素共同影响家庭结构的转变，社会经济因素一方面从思想观念、居住条件等角度决定人们居住方式从而直接影响家庭转变，另一方面通过影响人口转变来间接影响家庭转变。而人口因素中的出生率、死亡率及结婚率等都直接影响家庭结构及规模。我们可预见，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做出的“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决定势必作为人口因素的一部分对未来中国家庭结构产生一定影响。那么，深入分析家庭结构的变迁并探讨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因素与人口因素的差异化作用就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义了。
二、方法与数据
本文将家庭结构转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分为居住方式和人口因素两个方面，并且分两个阶段对其进行分解：第一个阶段是将家庭结构转变的影响因素分为人口因素和分家立户（即居住方式）；第二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人口因素分解为人口惯性、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来探究其影响。具体而言，本文用微观模拟方法，即SoCSim模拟法，利用第一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过去的家庭结构进行分解，并分析不同因素对家庭结构转变的影响方向及程度。
1.SoCSim运算逻辑与参数设定
SoCSim是一个“封闭的”人口模拟模型，在本文对中国家庭结构转变的分析中，不考虑国际迁移，而将中国视为一个“封闭人口”系统正适合SoCSim微观模拟方法。人口因素对家庭规模与结构影响较大，尤其是生育率、死亡率等对家庭结构及亲属关系有很大的影响，本文以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为关键参数对人口进行预测，通过对其进行不同的设定，可以得到不同方案下的人口结构及家庭关系的信息，即可以分析不同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的变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
SoCSim软件可以从一个实际或随意的初始人口开始，按照实际情况的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进行模拟。而任何一个人口结构，按照稳定的生育率、死亡率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后都会形成一个稳定的人口结构，在本研究中我们以1750年为模拟的起点，按照新中国成立前的出生率、死亡率、结婚率水平，从5000人的随机初始人口开始模拟，从而获得1949年的人口，然后再根据不同阶段进行参数设置（见表1）。
2.SoCSim模拟结果及检验
以往研究已从多方面对SoCSim模拟结果的有效性进行检验。本文通过1949年后主要年份人口年龄结构、出生率、死亡率、人口自然增长率等人口特征与人口普查或抽样调查的结果进行对比。
首先对六次人口普查所得的各年龄人口比重及累积百分比，与SoCSim模拟得到的相应六个年份的人口比重进行比较（如图1所示）。
从年龄结构方面来看，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与SoCSim模拟结果相应年份的人口年龄结构具有较为一致的趋势。但普查数据与SoCSim模拟结果之间也存在略微的差异，一方面是由于在SoCSim模拟中，并未完全按照每一年的实际生育率、死亡率、结婚率水平进行模拟，而是根据时期的均值进行模拟；另一方面，普查中也存在错报、漏报等现象，致使普查得到的生育率、死亡率等偏低，尽管本文在进行SoCSim模拟时对相关的生育率、死亡率进行了一定的修正，但仍旧无法获取实际水平，因而造成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但总体来看，人口比重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是非常一致的。
其次对新中国成立后各年的出生率、死亡率与SoCSim微观模拟结果中得到数据进行对比，发现，SoCSim微观模拟的出生率、死亡率与中国1949-2010年实际出生率和死亡率水平及趋势比较一致，再次验证了SoCSim微观模拟的可靠性，可以为本文的分析提供可靠的依据（见图2、图3）。
三、人口因素与居住方式的影响
1.分解原理及方法
人口因素用Deffct表示（D为人口数向量），peffct表示居住方式影响（p为居住在不同类型家庭中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同一时间D向量与p向量相乘即为该时间生活在相应家庭类型的人口数，即：
ht=f（Dt，pt）=Dt*pt
随着时间推移，人口数量及居住方式均发生变化，使生活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人口数也发生变化，即Dt和pt的变动带来ht的变动。因而，不同时点的h的变动包括D的变动和p的变动，即：
其中，h1、D1、p1分别为第一时点居住在某类型家庭的人口数、第一时点总人口数、第一时点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比例；h2、D2、p2分别为第二时点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数、第二时点总人口数、第二时点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比例。
在因素的分解中，人口因素的影响即为控制居住方式因素（peffect）后h的变动。具体计算为：假定居住方式p保持一致，人口数D按实际情况变动带来h的变动。同率的分解方式一样，通过控制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来分析某一特定因素的影响，在人口因素影响的分解中，为避免一个时期前后p值不同带来的影响，本文采用平均值的方法，首先假定第一时点居住方式p1保持不变，人口向量D变动，然后假定第二时点居住方式p2保持不变，人口向量D变动，两个值加总后除以2求其平均值。公式如下：
居住方式的影即为控制人口因素（Deffect）后h的变动。同人口因素影响的计算方法与原理一致，其计算公式为：
2.分解结果
本文用ht代表居住在某类家庭的人口数，且在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家庭类型的分类标准一致，因而本文对2000-2010年期间的家庭转变进行分解。
以一人户为例，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40%，2010年该比重上升到4.95%，增长了一倍。居住在一人户中人口数的变动公式为：
h2000-h2000=f（D2000，p2000）-f（D2010，p2010）=D2000*p2000+D2010*p2010
其中，p2000和p2010分别为2000年和2010年普查时居住在一人户中的人口比重。
那么人口因素带来的变动有多少？对此，本文首先假定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比重与2000年保持一致，即为2.40%，而按照人口实际情况变动，计算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10*p2000），与200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00*p2000）进行相减，得到按照2000年的居住比例，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即D2010*p2000-D2000*p2000）；其次，本文假定200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比重与2010年一致，即为4.95%，而按照人口实际情况变动，计算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10*p2010），与2000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数（即D2000*p2010）进行相减，得到按照2010年的居住比例，人口变动带来的影响（即D2010*p2010-D2000*p2010）；然后将这两项差进行加总平均，得到人口因素引起的居住在一人户中人口数变动占总变动的比重，最后用该比重乘以2000―2010年居住在一人户比例的变动（-1.70%），就得到2000-2010年期间居住在一人户的人口比重由人口因素引起的变动部分。同理，可以计算控制人口向量情况下，居住方式变量的影响程度。
按照同样的原理，本文对2000-2010年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的变动分别进行人口因素与居住方式因素的分解（见表2）。总体来看，2000-2010年，在一人户、一代户、二代户、三代及以上户的人口比例变动的分解中，居住方式带来的影响总体上大于人口因素的影响。
2000-2010年间，生活在一人户中的人口比例增加2.55%，其中，由居住方式因素引起的变动为2.48%，人口因素引起的变动则相对较小。可见，一人户的变动更多是受居住方式的影响，而人口因素中老年人口死亡率的性别差异、结婚率的变动等也会对一人户的人口比重产生影响，未婚者、丧偶者均可以选择与父母或者子女居住在一起，因而居住方式变动在一人户变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生活在一代户中的人口比例在2000-2010年期间增加5.81%，居住方式及人口因素带来的影响相差不大。人口因素中生育时间的推迟带来一代户家庭中人口比重的增加。而居住方式的影响略高于人口因素，是否选择与上代人或者下代人共同居住对其有较大的影响。
在家庭核心化过程中，二代户比重下降，生活在二代户中的人口比例在2000-2010年期间下降6.32%，其中居住方式的贡献很大，而人口因素则起到相反的作用，反而是提高了生活在二代户中的人口比重。与父母同居的已婚夫妇推迟生育、成年子女婚姻推迟等都会使二代户中人口比重提高。相反，三代户比重略有减少，但是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得生活在三代户家庭中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其中，居住方式的影响仍旧较大，人口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小。
结婚时间的推迟、结婚率的下降提高了一人户中人口比例，以及未婚子女与父母居住的概率，因而增大了二代户中的人口比例，但也使得他们生育时间推后，从而减少了三代同居人口比例。
我们知道，人口自身的惯性对人口转变有很大的影响，因而在分解人口因素对家庭转变的影响时，排除生育率、死亡率和结婚率的影响后，剩余的影响即为人口惯性带来的影响。在一人户中，人口惯性的作用使得一人户比例下降0.15%，一代户中人口比例提高2.71%，二代户的人口比例下降2.86%，三代及以上户人口比例提高6.70%。可以看出，在2000年到2010年期间，人口惯性的作用对不同类型户中人口比例的变动影响相对较大，但是影响的方向也有较大的波动。
五、结论与讨论
西方现代家庭转变理论中提到了人口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共同影响家庭转变，社会经济因素对家庭转变的影响包括通过对居住方式选择直接影响家庭转变及通过人口转变间接影响家庭转变，因而，从最直接的角度分析，本文对家庭转变的影响分解为了居住方式及人口因素两个方面。从分解的结果发现，居住方式对家庭转变的贡献率相比人口因素要高出很多，这反映出在中国社会居住选择对于家庭结构的重要影响。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人们思想观念变动较快，更多的年轻夫妻选择独自居住，甚至成年后即与父母分开居住，这对家庭转变产生很大的影响。而目前中国的人口转变已经结束了传统的“高出生、高死亡、低人口增长”，转变到了“低出生、低死亡、低人口增长”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并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时期，因而人口转变对家庭转变的影响相对较弱。
影响生育率的原因篇10
关键词：回族人口；相关性；经济发展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总体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其关系不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轴心问题，也是研究经济问题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备受人口学、经济学和地理学的关注。人口集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也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只有掌握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才能真正找到人口发展和变动的根本原因：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亦是最基本的社会和经济问题，掌握人口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找出人口发展和变动的根本原因是研究这两者关系的最终目的。
毋庸置疑，研究人口和经济发展的相关关系始终是相关学者研究的重大问题。郎永清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如时间、地点等，但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学界也相继深入探讨。陈友华对改革开放以来人口红利的跨期分析发现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影响由负转正，并增至10%以上。而刘洪银则发现人口抚养比与经济增长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的，对经济增长的显性作用不强，但隐性作用影响较大。部分学者对宁夏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马金龙、胡志绚、杨国涛分别从人口流动、城镇化和回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对宁夏经济发展进行了研究。
本文从微观层面分析入手，利用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有关统计资料，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心、西吉、泾源和海原四个回族聚居县人口发展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就其人口与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进行了系统分析，探究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成因机制、为回族聚居区人口与县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路径。
二、回族聚居区人口现状特征
（一）研究区概况
同心县、西吉县、泾源县、海原县四县地处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南部地区，位于北纬36°40′-38°20′，东经104°50′-107°40′之间。总面积1.581万平方千米，约占宁夏回族自治区总面积的30.43%，平均人口密度为68.5人/平方公里。宝（鸡）中（卫）铁路、石（嘴山）郝（家集）高速公路、309国道、109国道等交通主干线纵横穿过，交通区位条件比较优越。
本区地区生产总值为656855万元，占全区GDp的4.85%.第一、二、三产业总值依次为193808、150599、312448万元，分别占全区的15.2%、2.3%、5.6%。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795.41、34082、4048.33元，比全区依次低1651.66、4030、1242.82元。
（二）人口发展特征
人口问题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少数民族是我国民族大家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极端重要的作用。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截止2010年11月1日全国少数民族人口为8666.19万人，回族是继壮族之后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占宁夏总人口的34.77%，占宁夏少数民族人口的98.16%。近些年来，宁夏回族聚居区的人口发展明显表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1.人口增长速度小幅度下降，但明显高于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速度。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宁夏回族人口为219.09万人，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增加了33.61万人，累计增长和年均增长速度分别减少了1.8%和0.03%，比同期汉族人口分别增长了2%和0.33%，比同期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分别减少了7.5%和0.57%，但明显高于同期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累计增长率和年平均增长速度。
2.人口文化素质明显提高，但人口文化结构依然落后。2010年回族聚居区6岁以上人口中具有小学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占34.93%，比2000年的28.66%显著提高了6.27个百分点。平均受教育年限为3.04年。从各种受教育构成来看，目前回族聚居区的人口总体素质偏低，其中小学受教育人口最多，占53.6%，初中占26.7%，高中占6.92%，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仅占3.06%，其受教育程度中心主要在集中在中下层。与2010年相比，2000年初中、高中、大专以上的受教育程度分别增长了17.9%、4.03%、2.58%。
三、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分析
本论文运用SpSS中的pearson相关分析法对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因素进行分析。根据2011年宁夏统计年鉴数据，本论文选取了人口数量、平均受教育年限（年）、15-64岁人口比重作为人口指标，选取GDp、人均GDp、农业劳动比重三个指标代表经济发展状况的变量，以同心、西吉、泾源、海原四县的有关资料为样本数据，计算出人口变量和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分析它们的相关性。研究表明，人口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口数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计算得出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密度、平均家庭用户规模、人口出生率、死亡率这4个人口变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农村居民纯收的入和职工平均工资等四个经济变量的相关系数。如表1所示，人口出生率与四个经济指标的相关性为正，其中与人均GDp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达到了0.919，人口出生率越高，其经济与人民生活发展其中人口出生率是4个人口指标中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指标。
（二）人口质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由表2可以看出，一般文盲率与四个主要经济指标存在负相关关系表，一般文盲率越低，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越高。
（三）人口从业结构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四个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其中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系数达到-0.980，在业人口中第二产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职工平均工资及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农民人均纯收入越低，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越高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却越低。
（四）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县域发展的影响
从表4以看出，城镇人口比重其他三个经济指标与其的相关性都比较显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人口比重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869、0.660、0.3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外出人口比重的相关性较为显著，相关系数分别为0.480、0.691、0.507，其中与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存在负相关性。
四、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得出，影响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主要为出生率、一般文盲率和二产人员比重，而人口流动和人口城镇化对其影响较为小。针对以上影响回族聚居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因进行分析，其原因如下。
（一）少数民族享受生育照顾政策
回族聚居区的平均人口出生率为19.47‰，人口死亡率为5.51‰，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3.96‰，明显高于总人口自然增长率11.04‰的水平。显然高自然增长率是宁夏回族人口比重增长的主要原因。其成因主要是少数民族可享受生育照顾政策，其城镇地区的少数民族家庭可以生育二胎，这些宽松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回族人口的比重有所增加。
（二）人口文化水平偏低和文化产业结构比较落后
由于高学历和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比重过低，造成了回族聚居区人口受教育水平偏低和人口文化构成不够合理，从而影响该地区的经济发展。造成宁夏回族聚居区人口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主要原因一是贫困的强烈影响，二是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影响。
（三）人口从业结构不合理
回族聚居区第一、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回族人口比重分别为52.65%和27.43%，而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仅为19.92%。该区的回族人口的一般就业率为53.24%，汉族为56.04%，与汉族在业率相差不多。但是回族聚居区的人口保持着传统落后的农作方式，使得大量的劳动力资源不能和资金、技术相结合，而是聚集在第一产业中，使得第二、三产业人口比例过低，这种传统的人口结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先进生产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很难从整体上提高劳动生产率，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重视并改善回族人口从业结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五、促进回族聚居区经济发展的人口对策
（一）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努力提高人口文化素质，吸引外资、技术和人才
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发大力宣传教育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农村女童的入学率和升学率，减少农村女童的辍学率。注重教育的普及和均等，加强对回族聚居区教育投资力度，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努力做好宣传工作，从外部吸引资金、技术和人才流入。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源的就业率是脱贫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手段。
（二）调整和优化人口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劳动力资源
从回族聚居区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积极措施调整和优化人口从业结构，促使劳动资源趋于合理。加大第二、三产业的从业力度，将过多集中在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发展一些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乡镇企业等。提高劳动人口的就业率和劳动者的素质。
除此之外，结合宁夏实际情况，设计符合民族文化的计划生育政策。继续加大对回族聚居区的经济扶持力度，积极主动地帮助农民脱贫致富，同时也要注重基础设施建设，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走出一条适合回族人口、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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