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1
关键词: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法治建构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631(2010)02-0016-02
西部地区的稳定和发展一向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繁荣富强、长治久安,关系到各族人民的幸福安宁、和睦亲善。在世纪之交,党和政府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战略决策,开启了西部加速发展的新纪元。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动下,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崛起。2009年,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近十年之际,中央政府再次吹响开发西部的号角,着手研制新的十年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再次重申“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
2010年3月23日,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强调:
“西部大开发第一个10年取得了良好开局、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个10年将成为承前启后、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
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高潮来临之际,也正是深入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的重要阶段。西部开发的目的不仅仅是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还应当是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因此现时的发展道路必须以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基本理念与指导思想,并依托法治社会的建构。将可持续发展从一种观念形态转化为一种现实形态。
一、西部地区发展的路径选择
1.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加速了西部地区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长足进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西部与东部相比,在总体发展水平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针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世纪之交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这是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和达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是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是增进民族团结、抵御国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和保障边疆安全的重要举措,也是扩大国内需求、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部署。
2.西部地区选择可持续发展路径的必然性
西部地区开发虽然与东部沿海地区开发的背景与模式有所不同,但是由于受传统发展观念的影响,所形成的发展缺憾不尽相同,如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相协调,人类与自然不能和谐相处,发展成果以环境超负荷运转为代价等等。
如今东部地区的发展已远远超前,在经过了传统发展财富积累阶段。并深刻认识到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后,已开始转变发展观念,改变发展模式,在自觉认同生态文明的前提下,自愿选择了可持续发展道路。
西部地区虽然经过了十年的开发,但是经济发展水平仍然相对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仍低于全国水平,而且经济与社会发展极不均衡,究其原因,还是财富匮乏,因此如何极速增加社会财富总量,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开门砖”,所以经济发展挂帅的片面发展观念影响着西部地区对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认同与实践。但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大势所趋,也是人类回归理性、回归自然的必然选择,人类解决当下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因此西部地区在今后的发展中,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不但关系到西部地区发展水平问题,而且还涉及到西部地区各族群众人权实现与保障问题。
二、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与法治构建的关系
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是在全国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大环境下开始的,在开发之初就有“西部开发,法治先行”的提法。将西部开发与法治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一是为西部地区开发的有序进行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二是有利于西部法治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求相匹配,协调发展。
1.可持续发展理念应当贯穿于法治建构过程中
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根据国内外发展状况,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发展”。
以“生态文明”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味着世界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变革,是生产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全方位的变革。这场变革必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变化,对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政治、经济、文化等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法治,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理论的合理性说明,还是作为一种社会结构运行实践的合理性说明,都必须从它赖以生成和存在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中去寻找。”因此,可持续发展也将对现代法治的建构产生深刻的影响。可持续发展将引起一场法律变革,
“这一法律变革将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以法律生态化的理念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传统的以当代人为本位的法律思想、法律观念、法律价值取向、法律重心、法律救济、立法倾向等进行深刻的反思。”
法治应当是良法之治,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框架下,良法应当是能够体现生态文明、环境伦理与人类社会道德的法律,因此,法治“自由、秩序、公平”的基本价值将被注入新的内容,从人类对自然的绝对自由转变为相对自由,从维护社会秩序延伸至生态秩序,从实现代内公平延伸至代际公平。在今后的西部地区法治建构进程中,这些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法治价值取向都必然得到遵从与演绎。
2.法治建构应当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崭新的生存与发展哲学,一种新的价值观,它提出了如下生存:建立一个可持续社会;尊重并保护生活社区;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多样性;维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改变个人的适度和生活习惯;使公民团体能够关心自己的环境;提供协调发展与保护的国家网络;建立全球联盟。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味着一场深刻的变革,是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的变革,是人类对于环境、经济、社会三者关系处理方法的变革。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要求所有参与者改变自己的思想建立可持续的世界观,用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和方法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但是,对于传统发展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占主导地位的西部地区,通过什么途径才能使人们普遍认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自觉实施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呢?
行为方式转变的内部动力尚未形成时,只能先依靠外部作用进
行引导与推动。在依法治国方略全面实施的今天,所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都应当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确立与调整,因此法治也必然成为引导人们接受可持续发展理念,推动人们实施可持续发展行为的基本方式和有效载体,并通过制度供给、制度导向、制度创新来解决制约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空白、制度缺陷和制度冲突问题。通过法治来克服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个体行为选择和政府决策行为选择的功利化、短期化、表面化现象,防止对个人利益、局部利益、暂时利益的过度追逐。纠正各种重速度轻效益、重总量轻质量、重效率轻公平、重当前轻长远的做法。
首先,可以通过立法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项法律原则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地表达出来,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其次,可以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将体现可持续发展观念需求的各种利益关系固定下来,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的法律后果,通过法律的指引、评价、教育等功能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推动人们尽快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内化为行为的动力。第三,可以通过法律的执行,并借助某些法律的刚性制度来保障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实践中得以有效落实与施行。
三、加强法治建构,推动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
1997年,“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的法治建设驶入快车道,西部地区的法治建构作为实施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组成,也取得了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人心,地方人大、政府立法逐渐规范、成熟,依法行政要求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主动参与社会的法治建设。虽然西部地区法治建设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笔者认为其与当前科学发展观要求下的法治建构仍具有相当的距离,对应新的发展方式,西部地区的法治建构也面临着“第二次转型”,以下三个方面应当是加强西部地区法治建构中的重点问题:
1.加强立法,提供可持续发展法律依据
有法可依,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法治化的前提。首先要在立法层面确立社会发展应当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目前关于“可持续发展”的表述多见于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文件以及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中,而在法律文件中则仅见于与环境资源立法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如《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立法层级不高,覆盖面过于狭窄。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法可依”,首先要在国家立法层面上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写入《宪法》,并成为整个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指导原则,而不仅仅是环境资源立法的指导原则。其次在地方立法层面上,应当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立法基本原则,并对地区经济、社会问题进行系统性的分析,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限。特别是西部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体框架中,充分运用民族自治地区的立法权限,针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习惯、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制定具有地方特点的法律法规,更为有效地推动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再次,在立法过程中应当注重公民的参与,听取社会各方的意见,采取民主协商的形式,一方面有利于将来法律的执行,另一方面也是对公民进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教育的一种途径。
2.加强行政执法,切实推动可持续发展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继1999年颁布《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后,2004年国务院又《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了此后10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和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目前,西部地区各级人民政府的行政权力已逐步纳入法治化轨道,规范政府权力取得和运行的法律制度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的法治发展模式属于“政府推进型”,政府如果不依法行政,对于社会公众而言,法治就只是纸上的蓝图,走不进现实生活。所以在可持续发展理念引导下的法治建构进程中,加快法治政府建设、加强行政执法至关重要。同时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要求下,政府的行政观念也将面临着变革,如果政府在制定决策、执行决策、提供公共服务等行政活动中率先实践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那么对于社会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必然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3.提升公民意识,自觉实践可持续发展
“法治社会离不开公民意识的支撑及其功能的驱动。”“建立法治国家光有法律规范体系的重构和完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法律规范内在价值的转型和时代精神的确立,而这一过程没有公民意识的功能作用是难以实现的。也就是说,只有表现为全民自觉参与,才能确保良法的永恒性,才能树立起法律在国家和社会中的至上权威,法治才能化为活生生的现实。”
“公民意识”就是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参与意识和政治权力的诉求意识,是当家作主的意识,是民主法治的意识,是追求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意识,是社会责任意识、主人翁的意识,等等。“公民意识”又是公民素质的重要体现,是公民权利与责任的统一,是公民在公民社会中所形成的对于自身主体性、权利和义务、社会身份、政治地位等的理性自觉,而这些理性自觉的内容又都是由宪法和法律规定的。
实现可持续发展法治化,提升西部地区民众的公民意识,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意识,显得尤为迫切和重要。“所谓可持续发展法律意识,就是从可持续发展法律理念出发,依法管理可持续发展事务,依法开展经济、社会、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依法维护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权利,即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依法律己、依法维护权利的意识。”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过程中,我国公民权利意识普遍得到了提升,但是守法意识却相对淡薄。因此,只有全面提升西部地区民众的公民意识,特别是可持续发展的法律意识,增强他们参与可持续发展法治化进程的积极性与自觉性,才能使社会公众成为践行可持续发展的主力军,稳固社会的法治基础,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法治社会才能真正形成,进而实现生态文明的终极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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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2
【关键词】学会；政治概念；方法
学生在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习中大多都很努力，但是在学习方法上，存在一定问题。我们在“学生学习遇到的疑难问题的调查”中看到，面对概念，相当多的同学发愁：有的死记硬背，一时记住了，第二次上课时又忘了；有的在检测中，分不清相似概念，时常张冠李戴，运用错误；面对概念难学，个别学生还放弃了对概念的学习等。所以，学习概念成了学生学习思想政治学科的一只“拦路虎”。那么，怎样才能赶走这只“拦路虎”呢？我认为可以从下面几点着手：
一、要增强自己对概念学习重要性的认识
政治学科的知识基本都是原理，学习原理的目的是为了应用。用原理就要深刻理解，准确把握原理。而原理是由概念组成的，概念是原理的基本单位和基本内容。因此，要学好思想政治学科的原理，首先要学好概念。
二、要掌握几种学习概念的具体方法
下面就介绍几种比较有效的方法。
（一）分解定义法
这种方法为的是对知识要做到准确把握、准确运用。定义的功能就在于揭示事物的本质特征，从而利用它们区分不同的事物。所以，学习定义一定要学会分解词语来把握词语之间的关系，即将每一个具体概念的定义都分析理解透彻。
例如，第一部分，理解“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依法无偿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第二部分，税收是干什么的基本形式，是“取得财政收入”的基本形式；第三部分，取得财政收入的主体和目的是什么，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第四部分，凭借什么取得，“凭借政治权力”；第五部分，如何取得，“依法无偿”取得。这样就把税收这个概念通过分解分析透彻了，并且便于学生记忆。
理解“实践是人们改变客观世界的一切活动”，要突出“改造”、“客观世界”、“一切活动”以及作为实践主体的“人”。这样，就与主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区别开来，也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相区别了。
(二)比较分析法
比较的方法是重要的学习方法，为的是在比较特殊中准确把握知识。有的学生在答题中不能做出正确判断，思维混乱，就是因为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缺乏在比较中理解和掌握，只是一味的硬性地“背”，所以使用时就会发生混乱。如，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商品、物品、劳动产品；派、政协、我国的政党制度；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等。要想区别清楚，必须要比较的方法。特别是在复习课中，找出相似概念的相异点，是比较有效率的方法。
例如，比较“派”、政协、我国的政党制度“。派特指我国的八个，他们都是政党组织；政协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它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党派组织，而是由包括8个派、也包括共产党在内的30多个方面的代表组成；我国的政党制度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政党制度，不是政党。
比较分析法不仅要区别概念，同时还要找到他们之间的相同点和相关点，这才能全面把握概念和知识，并能够准确、灵活运用。
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政党制度是政党领导、参与国家政权或干预政治的制度，与政党密切相关，我国的政党制度与8个派有直接的关系，政协又是我国政党制度的组织形式。
（三）归纳定义法
很多概念是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因此，在学习中，把新旧知识联系起来对概念进行理解就很容易掌握。如学习货币的概念时，可以和前面的商品和商品交换联系起来，由“商品和商品之间为什么能进行交换”想到商品的价值是用“等价物”来表现的，由“等价物”的发展过程引出货币的概念，自然就归纳出“货币是从商品中分离出来，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四）图表归纳法
概念都包括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所以，把概念归入一定的知识体系，易于大家理解和掌握。这种方法具有直观、简明、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大家把所学知识理顺串联起来，起到以点带面、加深理解和掌握的作用。如在学习高一（上册）第三课“企业和生产者”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以下图示：
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上述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从“市场主体”到“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小。同时，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上述概念间的区别，抓住每个概念的特征。如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是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与其他企业法人的区别是由法定数额的股东组成；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则是它能发行股票。通过上述分析归纳使知识具有系统性，在知识系统中，用联系的观点加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再比如，理解“国民经济、公有制经济。国有经济”之间的关系，可以用以下图示，即可一目了然：
（五）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
理论联系实际是学习政治最基本的原则和方法，在政治学科每一概念的学习过程中，理论联系实际都是必须的。而在理论联系实际时，对概念的理解往往融会贯通在对原理的理解之中。如学习价值规律的概念时，观察经济生活中企业、个人具体的经济行为，并分析其原因；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社会现状和人们思想、观念的不同，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等。
（六）一词多用区分法
政治学科中有一些词语可以用在不同的学科，但它的含义却是根本不同的。例如，经济学中得“价值”和哲学中的“价值”的含义就不一样。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哲学中的价值是指“事物对人的积极意义”，因此在使用时一定要区分开来。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3
【关键词】党员干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民族地区是一个法律政策概念，指少数民族聚居并建立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地区。因此，民族自治地方与民族地区所指的对象时一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30条规定，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都是民族自治地方。也就是民族地区是指三种特殊的地方行政区域：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
法治方式是指公权力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在法治理念和法治精神的指引下，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活动，运用规范、制度、机制、程序、法律等处理问题、解决矛盾、进行建设的方法、手段、措施的总和。
一、提高民族地区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重大意义
（一）提升党员干部工作能力的重点所在
党员干部工作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包括推动科学发展能力、改革创新能力、做群众工作能力、应对风险能力、维护稳定能力等，依法行政能力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而民族地区党员干部尤为缺乏的恰恰是这方面能力。因此，提高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应当成为民族地区党员干部能力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维护群众权益的根本保障
经过二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明显增强，开始习惯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就需要党员干部尽快转变思想观念，养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用法律和制度维护好群众的切身利益。
（三）加快脱贫发展的必然要求
当前，贫困落后仍然是民族地区的最大实际。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表明，法治程度可以决定一个国家57%的无形资本价值。这就表明，良好的法治环境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有力保障。而目前制约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发展环境欠佳。只有党员干部不断提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才能带动全社会树立法治观念，为加快脱贫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四）促进社会和谐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各级党员干部只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依法依规解决各类矛盾纠纷，处置各类社会问题，才能有效增进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
二、提高民族地区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途径
党员干部作为治国理政的中坚力量，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直接决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事业的成败。当前，由于相应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缺乏对法治的敬畏，有的党员干部对有关法律知识掌握不够准确造成执法违法，有的党员干部视法律法规为摆设而敬畏潜规则、不尊重甚至漠视公民基本权利，有的地方或部门还出现决策不科学、行政不作为甚至违背法治根本目的的现象。因此，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每位党员干部的责任。
（一）加强法治学习，牢固树立法治意识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坚持把领导干部带头学法、模范守法作为树立法治意识的关键”。开展党委（党组）中心组集体学法活动。中心组集体学法是各级领导干部接受经常化法治教育的保证，可以把每月某一周的某一天确定为学法活动日，使之固定下来。举办法治专题讲座。广泛学习法律理论知识，学习用法治推进科学发展、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问题的典型事迹，提高对法治价值和精神的认同，强化法治意识。发挥干部培训机构在领导干部法治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要把宪法法律列为各类干部培训的必修课，通过开设法治专题课程或举办法治专题培训班，对领导干部进行法律知识的轮训。注重自我学习。根据自己工作所需从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各种新媒体上进行法律知识的学习。领导干部要通过各种方式的学习教育，牢固树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观念、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观念、法大于权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观念、权力必须受到制约的观念，真正把法治内化于心、外践于行，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和坚定捍卫者。
（二）加强法治实践，养成依法办事习惯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要多实践。对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问题，在众多的解决方式中，要首选法治方式或者以法治为主要方式去解决，把依法办事作为重要职责，想问题、做决策、下指示首先要考虑“合法不合法”，力争把法规制度贯穿其中，推动依法从政有效落实要。要讲程序。按法定程序办事，是依法行政的重要内容，也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比如在做重大决策时，要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法定程序，确保决策制度科学、程序正当、过程公开、责任明确。要多咨询。领导干部不可能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在实际工作中也会遇到法律难题。积极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在制定重大行政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中要听取法律顾问意见建议，使决策于法有据。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4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教育、引导全体人员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本质要求和科学内涵，进一步提高司法行政队伍思想政治素质，用科学、先进、正确的政治理念武装头脑，从根本上解决在执法理念和执法行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按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大力发挥法律保障、法律服务和法律宣传的职能作用，为顺利实现我区“十一五”规划的宏伟目标，促进我区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通过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使全体人员在思想上明确坚持什么、反对什么，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等根本问题，做到执法理念进一步端正，执法能力进一步增强，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群众对法律服务工作者队伍和司法行政工作的满意度进一步提高。
二、组织领导和教育内容
区局成立法治理念教育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王伟，副组长：张海燕、成员：李建平、陈淑英、林旭、许有光。领导小组对全区司法行政系统法治理念教育活动进行统一部署、统筹协调。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局综合科，负责教育活动的具体安排部署、综合汇报和其它与活动有关事宜。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是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这五个方面，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五个方面的内容相辅相成，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反映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反映和坚持了人民民主的国体，反映和坚持了党的领导，反映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反映和坚持了从中国国情出发的原则要求，反映和坚持了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法治理念，是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需要的法治理念。
三、方法步骤和时间安排
上级政法委、司法行政机关对这次法治理念教育的基本要求是：“人人通读一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人人收看或听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专题报告，人人联系自己的执法工作实际理清执法思想，人人参加一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考试”。本着这一要求，采取如下步骤：
(一)启动阶段(6月10日前)。各单位要按照此项工作要求，认真组织全体人员学习hjt总书记关于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重要批示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通过学习讨论，深化对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二)学习教育阶段(6月底至9月底)。本着集中学习与个人学习相结合、专题辅导与座谈讨论相结合、理论引导与现实教育相结合的原则，组织重点培训与普遍教育。
1、重点培训。重点培训的人员是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单位的负责人。培训时间每期不少于10天。
2、普遍教育。普遍教育要保证全区司法行政系统人员参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活动。普遍教育原则上每月一个专题。集中培训有困难的，在岗学习要保证每周不少于×××个小时。
培训和普遍教育要以中央政法委编写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为范本，在通读教材的基础上，每名人员要根据自己的岗位精读有关内容。学习过程中，要对五个专题逐一进行讨论，引导干部紧密联系自己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内容”、“本质要求”、“价值追求”、“重要使命”、“根本保证”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理解上狠下工夫，认真清理出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习惯认识和做法，切实把广大干部的思想观念统一到中央确定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上来。培训班和普遍教育每一个专题结束，各单位都要自行组织一次出题、考试。同时，人人都要写出自己的思想总结，包括思想认识、学习收获和对清理出的问题的整改措施。各单位对清理出的问题要认真梳理，及时整改，并将梳理出的问题和整改情况于9月20日前上报区局活动领导小组。区局教育活动办公室9月底将会同有关人员进行督促检查。
(三)考试验收阶段(第四季度)。组织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全体人员进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知识考试，主要考查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的掌握程度。11月初，区局将对全区司法行政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情况进行检查验收。通过听汇报、抽查、考试等形式，看各单位对此次教育活动组织是否积极，教育效果是否扎实，清理思想是否深刻，重点培训是否彻底，解决问题是否有力。对检查不符合要求的单位和考试不合格的个人，要限期进行补课。
各单位要于11月10日前，将开展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总结报区局教育活动办公室，区局于11月20日前分别向市局和区委政法委报告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情况。
四、工作要求
这次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全区司法行政系统的一项新的思想政治建设，各单位要从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高度、确保司法行政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高度，把教育活动抓实、抓好。
(一)要提高认识，摆上位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质就是司法行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各单位一定要提高思想认识，切实把这次教育活动纳入全年工作之中，精心组织，周密部署，适时掌握活动进展情况，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确保活动健康有序发展。
(二)要领导带头，务求实效。领导干部要保证有足够的精力投身到教育活动中去，带头参加学习，带头查找问题，带头制定整改措施，带头落实。区局领导班子成员要确定联系点，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督促检查，具体指导，总结经验，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开展，切实把联系点建设成为开展教育活动和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规范执法的示范点。
(三)要认真总结经验，建立长效机制。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是一项长期任务，各单位必须注意总结经验，不但要确保这次教育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而且要保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取得新的成效。要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经常化和制度化，作为每个司法行政干部和法律工作者的必修课，纳入教育培训计划，增强教育针对性，坚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深入、持久、扎实地进行下去。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5
关键字：政治文化理性选择主义
政治文化研究是当代政治科学领域的重要分支，它在经历了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之后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各个派别之间的观点差异导致了研究的多角度发展。从一定程度上看，研究方向和方法的不统一影响了政治文化研究的深入发展和国际间学术观点的交流与合作，因此为了形成对政治文化清晰、准确的认识，加速我国政治文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有必要对这些存在的差异及成因进行分析以便更好的指导今后的政治文化研究。本文将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理解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
一、借用"文化"一词而产生的理解差异
形成政治文化不同理解的首要原因在于对"文化"一词的借用。阿尔蒙德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采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的，并且一再强调此处的"文化"与社会文化是有区别的，仅仅能够用来表示其中的一部分。但是，现实生活中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概念，这就直接导致政治文化在使用中会出现意义混乱的现象，形成对政治文化范围的不同理解和界定。
1、阿尔蒙德使用"文化"的时代背景和适用范围
20世纪，工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传统的政治学研究方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导致了传统政治学的一系列危机。例如它无法回答科学主义的挑战、不能解释国家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存在和作用。这一趋势的发展使行为主义学派在20世纪40年代占据了美国政治学领域的主导地位。他们的创新在于，并不局限于对宏观的政治思想、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进行抽象的分析，而是着重于政治行为的研究。他们认为政治行为是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对政治行为的分析必然要密切联系整个社会的、文化的、心理和个人的多种因素进行考察。
阿尔蒙德是20世纪美国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既然研究的重点是人们在政治体系中的行动，即行为，那么必须挖掘出深藏于人们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即引导与驱动人们政治行为的动因--导向；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植根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这种导向可以概括为"政治文化"。为了明确政治文化的特定范围，阿尔蒙德在《公民文化》中对"政治文化"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指出，把"文化"引入政治科学的概念性词汇里，就面临着在引进它的有利一面的同时也掺杂了它的意义不准确的缺点和危险。所以他着重指出："在这里，我们只能强调我们使用文化这一概念只是表示它的多种含义中的一种，即社会目标的心理取向。当我们提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在其国民的认知、情感和评价中被内化了的政治制度。"①
2、理论界对"文化"的不同认识
长久以来，文化的范围、文化与文明的关系一直是人们讨论的对象，政治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层面一旦产生必然要卷入到这场争论之中。因此分析文化的不同层次有助于清晰的看待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古往今来中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为文化做了定义，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类观点认为文化包括有广阔的领域，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季羡林就曾提出最广义的文化可以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一切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成果。第二类观点着重从文化与物质的区别的角度来加以界定，把它看作是精神现象的一种混合体。主要代表人物有泰勒，他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种复杂从结的全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任何其他的人所获得的才能和习惯。除了以上两类以外，还有一些从具体的微观领域诸如人类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来认识文化的观点。
3、文化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在借助了"文化"的帮助之后超越了传统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宏观政治体系和微观行为现象之间的沟通。但是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参与，政治文化的概念却又变得模糊不清。我国学者在接触到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之后，从不同的角度、领域开展研究产生了多种理论成果，按照对内容界定的宽广基本可以分成以下三类。第一，主张政治文化应该包括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甚至认为它就是人类政治领域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果，是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相并列的一个概念。这种看法明显是"大文化"观念的影响的结果。所谓"大文化"是把文化概念泛化的现象。在这种观点影响下，一部分人认为一国政治文化的形成，既是精神的心理的作用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实践的作用过程。所以政治文化要把对公民政治意识水平的分析同对社会的政治体制的分析紧密结合起来。第二，排除政治的客观领域认为政治文化只是主观领域内的事物，政治思想和政治心理两个层次是其中的主要内容。第三，直接接受西方理论界的观点，把政治文化局限于人们的政治心理倾向。他们认为阿尔蒙德当初使用这一概念就是为了与其他的政治学范畴相区别，如果扩大它原所特指的范围就会导致失去独特的研究意义。
综合看来，在我国的研究中第二种观点是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他们一方面反对第一种观点把政治文化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制度等客观性领域，认为那样会失去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不同意把它局限于政治心理这一单一的层面，认为政治文化应该是一个包括政治意识形态、政治价值和政治心理等三个层次的综合体。因为政治心理在政治系统中只是一种不系统的、不定性的、自发的政治反映形态，是一种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它的发展必然要受到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的制约，抛开这两者就无法完整的说明人们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所以政治文化应该是三者的统一体。二、不同的研究方法导致的认识差异
政治文化研究是行为主义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它实现了从普遍采用历史--形式研究法到注重研究实际政治行为和制约因素的研究方式的转变。作为当时的一个新兴学科，政治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多方面的批判和评价，从而由于研究者所采用的方法论的不同而产生了对政治文化的认识差异。
1、从不同的方法论角度出发产生的对政治文化的批判
第一，理性选择主义。随着行为主义向后行为主义转变，理性选择主义开始在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政治学从与社会学的结合转变到与经济学的相结合。理性选择主义所坚持的基本理论观点是：政治结构和政治行为可以通过政治行为者对自身眼前利益的考虑来说明。这种观点假定政治行为者都是有理性的，要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所以在政治分析中根本不需考虑价值、情感和更加复杂的认知上的因素，只需通过假设行为者的目的是力求追求短期私利的最大化就能获得充分的解释。因此他们得出"政治文化研究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结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者。前苏联学者在批评政治文化时讲到，对于政治文化美国学者过分强调是主体的心理因素、主观态度的定义，尽管这种说法有一定合理的因素但并没有揭示出政治文化的本质。在他们看来政治文化是社会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同样也要由现实的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关系决定，针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他们主张在研究中必须明确反对两种错误倾向：1、试图用政治文化观念性的东西来解释或改变政治生活现象。2、把政治文化简单化的看成是政治生活的反映，从而直接用政治文化来解释政治现象，引导政治生活。所以他们突破了西方理论界忽视政治文化的局限，强调政治文化首先应该表现为一定阶级的文化，它的核心和实质就是一定阶级的政治思想以及系统化了的政治观点和理论。②
2、经过批判对政治文化形成新的认识差别
完全否定政治文化意义的理性选择主义只是对早期的政治文化研究所作的一种片面的批判。到了80年代，这种忽视文化因素而把政治简化为市场的分析模式的缺陷越来越明显，它使研究带有简化论的倾向，在现实的挑战面前理性选择理论家不得不开始寻求与政治文化理论的妥协。他们用有限理性取代完全理性，承认人的行为也有非理性的一面，认为只有理才属于理性分析的范围之内。理性选择理论的让步和它对制度、文化的影响的关注，恢复了文化因素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从而也使政治文化理论在西方得以回归，重新居于政治学领域的主流地位。
相对于西方国家取得的成果而言，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研究中对政治文化又形成了不同的认识，两者之间最重要的一点区别就在于对政治文化的阶级性的认识。阶级分析方法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政治文化的主体是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活动与关系都是由阶级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所以政治文化主体的阶级性也就决定了政治文化的阶级性。因此，我国的大多数学者在分析政治文化的特征时都抛弃了西方学者所宣扬的"价值中立"，认为每一个国家、阶级的政治文化都不能离开阶级性质的影响，形成了与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理论的重要区别。
三、不同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研究侧重点差异
政治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文化人类学的重大影响。它不但从文化人类学那里借用了"文化"、"亚文化"等概念，而且吸取了文化人类学的一些研究方法特别是跨文化比较研究。政治学科借鉴跨文化研究的方法一方面是社会各个学科相互影响、交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特定历史背景的必然产物，其中政治文化的兴起和发展就是二战后美国为了维护其国际地位和战略意义的一种体现。
1、美国政治文化是比较政治学发展的产物，因此西方国家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国家之间的横向对比研究。"东方的现代化问题和东西方的相互联系，从来都是西方思想界感兴趣的问题。"③但是在美国，这种思维却有一个从漠不关心到积极关注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二战前，美国人持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它在政治学方面就表现为,政治学界虽然会对其他国家的政治现象和制度开展一些研究，但是基本上局限于对"民主国家"的典范的政体结构进行描述。二战之后局面的发展却改变了这种状况。二战不但打破了美国长期存在的孤立主义思潮，而且随着美国国力的增强和势力范围的扩张，美国人也认识到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的重要性。从此比较政治学家的视野开始向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转换和聚集。
二战后冷战格局的形成、共产主义的发展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建立使许多西方学者从对纳粹集权主义的思考中转移到对"社会主义集权"的探讨。同时他们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也看到,虽然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得到迅速、广泛的传播，但是他们所尊崇的民主体制却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为了达到灌输西方的民主政治观念以在意识形态上控制发展中国家的目的，他们开始对其他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深层次的决定因素例如政治心理、风俗习惯、民族特质等方面进行了思考。所以西方国家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主要表现在侧重对国家之间政治文化差异的横向对比分析和研究。
2、我国悠久的民族历史和研究中使用得文献资料、历史分析的传统导致更加侧重于对政治文化的纵向分析和借鉴。在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重开政治学科时，政治文化在短时间内成为该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总体上看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转变过程：
第一，从翻译西方国家的政治文化的学术成果到研究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的转变。80年代政治文化在我国兴起时，理论界所取得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国家的学术流派特别是阿尔盟德学派及其观点和著作的介绍，翻译出版了当时美国理论界研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书籍。90年代，基于学术积累的充实和现实改革实践的需要，研究方向开始转向用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我国人民的政治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公民文化和政治心理的转变。
第二，从关注传统政治文化转向关注于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研究。每个政治文化模式的形成和发展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淀程度与政治现代化的建设密切相关。为了实现政治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国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开始从侧重于对古代政治文化的批判转变到借鉴古代的传统文化因素来加强现代政治建设。从而在研究的侧重点方面形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区别。
总之，直到今天政治文化研究在我国仍然不是一个非常完善的领域。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因素会产生对政治文化的不同认识，这虽然在一定方面有利于学术研究的发展和科研成果的丰富，但是为了有效的促进研究的发展，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支持，我们有必要对这些认识分歧及形成原因加以分辨以统一政治文化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m.1989年第1版，浙江人民出版社、第15页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6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引言
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民主党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
2、研究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施测时间为2010年8月15-26日，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另外，还采用了个别访谈法，走访乡镇公务员等调查方法。
3、问卷统计结果
在调查中发现，公务员对政府存在的目的的观点中，有59%的人认为政府存在是为了谋求公共利益最大化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仅有2%的人认为是为了统治人民和维护官僚阶层的利益，还有10%的人肯定政府有抵御外国入侵的职能；对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工作的基本理念上，44%的公务员非常赞同，35%的公务员表达赞同；对本地政府的管理工作，81%的人员表示坚决拥护本地政府，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印象还可以，有4%的公务员对政府的态度很矛盾，只有1%对本地政府持反感情绪。
行政主体分别描述了自己对法律、法治及公平的看法，意见和看法不尽相同。59%的公务员认为法律是广大人民根本要求、根本利益、根本愿望的体现，在社会秩序的维护中应该以法律为主，道德为辅。64%的工作人员肯定本单位的领导者非常重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所在的机关一般对员工进行培训教育，每年平均有4-8次，但同时又有58%的人认为所在机关的学习风气一般。
三、研究分析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是中国当代行政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行政文化具有当代中国主流行政文化的部分特征，但是，同时由于少数民族拥有更大的自治权、特别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等原因，导致了民族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安于现状、易于满足的保守思想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影响较普遍，特别在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中这种思想很有市场，如果政府从领导干部到普通工作人员都抱着这种态度不思进取，不求上进，那么政府发展是没有可能的；二是原始平均主义观念影响尚有，使政府机关内普遍存在“大锅饭”现象，“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利益分配不是以工作绩效和贡献为标准，而是以出勤率、职务级别等为根据。结果是激励机制失效，人们的积极性严重受挫，政府活力下降，政府体制走向僵化；三是缺少开拓创新、勇于竞争精神，“等靠要”思想严重。这种观念对当前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影响特别大。四是带有“官本位”和“权力本位”色彩浓重，独断专行、家长制、长官意志在滇西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根深蒂固。“官贵民贱”的等级观念在民众头脑中一直留存，法律、法治等观念淡薄。
四、研究结论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重塑与变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笔者根据政府发展理论，结合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提出建设三种现代民族地方政府发展的模式，来加速当地民族地方行政文化的变革，并且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的发展。
1、创建参与式政府模式
所谓参与式政府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创设制度化的、开放的参与渠道和机制，有效吸收社会公众和政府内的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行政过程，从而充分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推动行政水平不断改善的政府管理模式。参与式政府模式是参与式行政文化的应用和实践。在滇西民族地方，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总体上属于臣属型行政文化，但公民政治文化已经萌芽，少数民族理性的政治参与开始觉醒。因此，建设参与型政府模式，让更多的本地民族精英、人才参与进来，真正实现行政民主化，改善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相对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格局。
2、建设法制政府
滇西民族自治地方的法治建设已经取得较大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关于保障一切散居少数民族成分享有平等权利的决定》和《大理白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等各种民族法制实施状况良好，但仍有一些问题。摆脱人治文化的束缚，树立起现代法治文化所要确立的“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并确立新型的法律关系，完备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制度，培育公民的法律意识，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创建学习型政府
建设学习型政府是搞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建设和政府发展的根本途径。所谓学习型政府是指通过建立完备的学习机制，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而形成的，善于获取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进而自觉应用知识于行政活动之中，最终以提升行政管理效能为目的的政府组织。在滇西地区，教育培训相对落后，公务员队伍当中，仍有部分高（中专）以下文化水平的职员，他们对最新信息的学习和吸收仍有较大困难，如不会操作电脑等，因此，在滇西民族地方政府，创建学习型政府，能及时了解新趋势、新机遇、新观点、新知识、新信息等，改善政府以决策能力为核心各项能力；培养了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官员和普通工作人员的新型的行政文化精神、行政道德观念、行政心理习俗；学习型政府中的那种鼓励创新、竞相创新的文化氛围，会促使政府不断突破陈规陋习，在思想观念上、行政技术方法上、行政体制上获得改革和创新的不竭动力。行政文化观念的不断更新，行政技术方法不断现代化，行政体制的科学化、合理化，从根本上促进地方政府行政效率的提高，从而有效地促进滇西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又好又快的发展。
中国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7
一、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必须重新全面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并明确领导干部也属于国家法律工作者。
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问题，是我们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不可回避、也必须弄清的问题。本文认为，要说清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必须首先明确领导干部这一概念。
由于领导干部在社会职业分工中的归类，并不象工人、农民、教师、医生那样独立。因此对“领导干部”这一概念的涵义、及其包括的范围，不仅经常与“国家工作人员”交叉混同，而且我国法律至今没有统一和明确的表述。由于我国在党的十四大以前长期政企不分、政（府）事（业单位）不分、政（府）社（会团体）不分、党政不分，不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干部，各级党组织中有一定级别的党务工作者当然是干部，就连事业单位中有一定级别的技术人员和行政管理者、企业中有一定级别的管理人员、甚至各类社会团体中的工作人员也是“干部”或“领导干部”。这样不仅形成了实际生活中的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中心的庞大的“干部”队伍，而且也就形成了将那些靠国家财政拨款而获得行政经费的单位中的工作人员，即有国家组织人事部门管理、拿固定工资的人员，统称为“干部”的观念。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带来的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以及政治体制改革所形成的政府职能转换，使人们对于“干部”这一概念的认识，由模糊到今天相对清晰了。这不仅因为各类社会组织，及其各类社会职业人员，通过改革，十分明显地改变了各自在社会中的地位，绝大多数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及非专职党务工作者，不必再套用干部编制的行政级别，也可以体现自己在社会中应有的地位，而是在逐渐恢复和建立的各级各类职称制度中，各归其位；而且也因为我国法律文件中对“国家工作人员”这一概念的范围，规范得越来越明确。“领导干部”与“国家工作人员”在范围上虽然有重叠交叉，但公务员制度的确立以及82宪法、97刑法中对国家工作人员概念的明确，使我们对领导干部概念的内涵、外延也就越来越清楚了。因此本文所称的领导干部，就是既包括依法选举、任命或其它法定程序产生的，并依法执掌国家政权的具有一定级别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也包括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中的专职党务工作者和与我国政治体制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团体（如政协、工、青、妇）中的公职人员；还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具有公职的管理人员和专职党务工作者。而不再包括不具有国家公职的企业管理者及事业单位和非政治性社会团体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一点在现实生活中已成为不争的实际情况。
就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而言，在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方略后，我们就必须认识到，领导干部不仅仅是党务政务工作者，是而且必须是国家法律工作者，虽然对此还未达成共识。十六大文件中第一次把“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列入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并提出党要“坚持依法执政”的命题；本人理解，这进一步强调了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过程中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和作用。
当然，本文所指领导干部所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涵义，在社会分工中并不与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相同，也不与社会法律工作者如律师，仲裁员等相混淆。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是专职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其法律地位是由其具体法定职权决定的；律师、仲裁员等是依法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党政领导干部是行使国家政权和共产党执政领导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条件下，领导干部之所以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是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使命，要求领导干部除了会使用行政的、经济的手段治理社会、管理国家以外，还必须同时学会使用法律的手段，服务于社会，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同时，我国的法律法规规章都是领导干部直接参加制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领导干部是来源于人民，代表人民行使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以及国家法律监督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由于领导干部身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各项具体工作的第一线，因此我们应当客观地看到，并清楚地认识领导干部的法律地位，表现为既具有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党务政务工作者的身份，又具有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
只有明确了此，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最根本的是要把矜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论断落到实处。
二、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与其国家法律工作者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
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进程中，领导干部在其法律地位上的双重身份必然要求其树立与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求相符的，以及与其自身所处法律地位相称的法律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意识必然成为与领导干部的政治素质、思想道德素质、业务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生理心理素质等诸多基本素质同等重要的，也是必备的基本素质。
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律意识从内容上看，包括诸多方面、诸多层次。但本文认为，领导干部主要应具备的就是现代法治观念。因为现代法治观念是法律意识中最重要，也是最核心的思想观念。现代法治观念内容十分丰富，不仅与历史上的法治观念有严格的区别，而且与人治、德治观念的本质区别有严格的界定。若我国的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以现代法治观念为核心的法律意识，则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就更加完整，结构也更趋于合理。反之，不仅领导干部基本素质的内容不完整，结构不合理，而且我党确立的依法治国目标也难以实现。
（一）领导干部应树立与人治相对立的现代法治观念。
现代法治是一种以广大人民利益为依据的治理国家的政治方略。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现代法治观念，必须区别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不同。二者的对立，不是表现在是否承认法律运行中人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在于认为是以法律制度为尺度，还是认为以人的意志为尺度进行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管理。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界限，或称本质区别在于：从主体上看，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是众人之治，还是一人或少数之治。具体表现在是民治，即以民众为主体，治国治社会；还是治民；即以官吏当权者为主体管治民众。现代法治观念是民主政治的反映，即主张主权在民不在官；而人治观念则认为治国之道是为官当权者的个人专制，官僚之治，即主权在君、在为官当政者而不在民。由于现代法治的依据是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意志；而人治的依据是少数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因此现代法治观念与人治观念的分界线就表现在：当治理国家和管理社会过程中，遇到法律制度的适用贯彻，与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发生冲突时，现代法治观念主张将法律制度的贯彻，高于与之冲突的个人意志和利益。具有现代法治观念的领导干部，就敢于和善于以牺牲其个人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法律制度的尊严；而人治观念则主张为维护为官当权者的利益和意志，可以变化法律制度，持人治观念的为官当权者，可以将自己或少数人的个人利益和意志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有为官当权者的特权。可见现代法治观念与依法治国的要求相符，而人治观念是权力腐败的思想根源。
由于法律制度自身具有的特性，即其要由人来制定，由人来操作运行，这也就决定了领导干部在和全国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只有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才能将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与依法治国的目标相统一。因为现代法治要求，“有法可依”必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为客观依据而立法；“有法必依”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做到依法办事；“执法必严”是领导干部必须率先自觉地严格执法和遵从法律制度的约束；“违法必究”更是要求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依法追究违法特权，并且要放弃和深究自身的法外特权思想，同时依法严厉追究并所有违法行为。只有领导干部具备了现代法治观念，达到了上述要求，才能使法律制度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相互协调，使依法治国的进程少一些障碍，多一些动力。
（二）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依法行政的观念。
现代法治观念是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而依法办事对于领导干部而言，因其具有国家法律工作者的身份，就表现为依法行政。党的十五大以后，全国的执法工作者和法学理论界经过研讨，已就“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达成共识。依法行政是依法办事这一现代法治的核心，在包括领导干部在内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中的具体表现。
“依法行政”产生于近代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为了限制专横的行政权，行政法从诸法合体状态中分离出来后，逐渐形成独立的法律部门的过程中。我国没有经历过典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也不是三权分立式的结构。但是，由于我国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和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集权，因此我国政治权力结构中，大大缺乏强有力的法律监督机制，存在着事实上的行政权力的无限制扩张，因而实际存在着“专横的行政权”。所以领导干部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还有长期的反对封建特权和“专横的行政权”的重任。领导干部要确立的现代法治观念，必须统一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这一观点上来。从现代法治的要求上看，无论什么政治性质的国家，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都有依法规范其国家法律工作人员行为的问题。只有我国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内的全体领导干部，真正具备了依法执政的观念和能力，并且其依法办事的行为不仅受到国家机关之间、党政之间、上下级之间的相互制约，也受到公开的社会监督和违法后法律制裁的约束，我们国家才有现代法治可言。我国的领导干部若只知“教育”群众如何依法办事，而自己不树立现代法治观念，不具备依法严格约束自己、依法行政和依法执政的意识和能力，则我国的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只能停留在空洞政治口号水上。
（三）领导干部应树立依法为国家进行法律服务以及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观念。
现代法治最终表现为一种符合现代社会文明的法律秩序，法律秩序是法律规范施行和适用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在自身树立现代法治观念的基础上，依法行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即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能形成有序化的状态，即形成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律秩序。在此过程中，领导干部还必须同时具备依法为国家服务的法律意识。因为按现代法治的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依法享有自己的权利，依法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承担相应的责任。而权利的实现，义务的履行，责任的承担，必须有依法制约公共权力的法律秩序。因此，领导干部必须认识到自己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共权力，是凝结着全体人民公意的宪法和法律赋予的。领导干部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也必须有法律上的界限，不能是无限的，更不能公权私用，以权压法，以言代法。领导干部必须明确自己手中执掌的公共权力，不仅仅是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工具，而且更是服务社会，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享有自己权利的手段之一。领导干部不仅是依法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管理者，而且是依法办事的社会服务者，和与其职权相应的法律责任的承担者。我国的各级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与上述现代法治要求相一致的法律意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秩序的形成才有希望。
三、领导干部树立与其法律地位相适应的法律意识，是个长期的系统的，也是艰苦的主观世界改造的过程。
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不仅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的建设，政治、经济领域相应的革命性变革，更要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因为，从古今中外社会变革时期，当权者观念意识的转变对社会意识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制度的反作用所形成的经验教训看，进行社会变革的系统工程中，只注重制度建设，不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是不行的。因此，领导干部在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一大目标的要求下，必须注重主观世界的改造，积极树立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相一致的现代法治思想。只有这样，法律意识才能逐渐成为领导干部必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把“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领导干部要在以下几方面做出努力：
1、向邓小平同志学习树立公民意识。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我是一个中国公民，这为我国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作为具有党务政务和国家法律工作者双重身份的领导干部，只有具备了“我是中国公民”这样最基本的法律意识，才能摆脱因职务、地位等政治的、官场的特殊性所形成的不平等观念的束缚；才能将上述民主政治、依法行政、依法服务和承担法律责任等观念，统一在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之上；也才能具备“善于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的思想基础。
2、要加强法学基本理论知识的学习，弄清自身的双重身份所带来的行使公权力和享有私权利的法律上的限制。领导干部只有真正懂得了自己作为国家法律工作者，在职务行为中行使的公权力，不仅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而且是有限的；这种限制不仅是公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更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公民权利对公权力的监督；这种限制尤其对领导干部个人作为普通公民的私权利的享有和其在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严格加以限制，才能使领导干部真正做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不谋私利。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8
【内容摘要】法治思想虽然产生于奴隶制末和封建制初，但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外延不同。我国对法治的认识经过了漫长的时期和曲折的经历。本文对“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了解读，对在政法系统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意义，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与检察业务发展的关系从、人权、政权巩固、经济安全、社会和谐等多角度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检察机关
一、引论
据法律治理国家。我国法治思想最早产生于奴隶制末期和封建制初期，以商鞅、慎到、韩非为代表的法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法治的内涵与外延有很大的区别，人们对法治的认识也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韩非等人倡导的所谓“法治”，是指帝王所制定而严令臣民遵守的统治手段。在封建社会时期的所谓“法治”，是指以“天条”维护封建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特权。在资本主义时期，法治是反对封建特权的有力武器，但同时又是维护私有制、维护以财产为社会成员等级身份的法宝。但法治毕竟是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产物。我党虽然在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一直重视法制工作，但对法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在建国初期，同志的治国方略是专制加若干民主，法治长期被理论界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期间虽然在“评法批儒”，表面上颂扬法家，实际经历了十年的无法无天。1979年1月26日王明礼先生发表在《人民日报》的《人治和法治》一文，拉开了“人治与法治”大讨论的序幕。①1979年9月9日，中共中央了《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即中共中央（1979）64号文件，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的概念，明确了法律、司法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据说该文件在两高征求意见时，有关人士非常欢迎取消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但建议最好由学者提出，以避向党要权之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说，我入党50年，这是我看到过的有关民主与法制的最好的党内文件。②此后，彭真等个别国家领导人强调过依法治国，但没引起足够的重视。在1984年再版的《法学词典》中，对“法治”开宗明义的解释仍为：“某些剥削阶级思想家主张严格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思想”。③90年代在法学界仍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关于“能人是否需要特殊保护”的大讨论。1999年，“依法治国”写入宪法序言。20__年11月8日，××××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对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及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目标，进行了深刻、全面的论述，翻开了我国法治的新篇章。④
社会主义法治，是指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前提下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实施，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历史、中国国情前提下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全新的概念：首先从立法上，是在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公有制经济为主的经济基础之上的立法，这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立足于私有财产立法的经济基础；从政党体制及政体上，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及人民代表大会制，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受控于财团、三权鼎立的政治基础；从执法上，我国的司法官员是国家公务员，不是政治平衡妥协的产物，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司法官员是所属政党代言人的执法立足点；在法律适用上，“三个代表”是根本指针，实现全社会公平正义是最终目的，这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国家财产决定身份导致的事实不公终极目标差别。
理念,即理性、系统的思维模式、思想观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指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的前提下，理性的处理党政关系、关系、立法、守法、法律实施等一系列依据法律治理国家的理想、思维模式。理念有自觉主导人们思维方向、行为方式的作用，是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哲学化、理想化的意识。不同的理念，对同一个问题会形成不同的认识，处于不同的立场，采取不同的处理方法，从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在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的意义，就是要求政法干部队伍深化对社会主义法治深远的政治意义、及长远的战略意义的认识，提高执法水平及能力、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秩序、维护人民民主、巩固国家政权、保持国家长治久安、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坚实的基础。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
我国长期以来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法（党权与司法）不分、政法（政府职能与司法职能）不分、公私（公权与私权、公有与私有）不分。由于缺乏正确的治国理念，关系不清，治国方略长期左右摇摆，政治运动不断，政策长期代替法律，朝令夕改，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深刻的历史教训，使党和国家领导人逐步认识到了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到政治文明的重要意义。
文明的定义，指在一定社会范围内，人们所见到的政治、社会、经济、宗教现象的总体。⑤政治指政府、政党、社会团体、个人在内政及国际关系方面的活动。⑥主要指与政权治理有关的活动。政治文明主要与政治野蛮、独裁相对应，各国的意识形态不同，对政治文明内涵、外延的理解不同，所以定义也不同。但对法治属于政治文明的内涵之一，属基本统一的共识，因为法治是排斥个人独裁、野蛮政治的。政治文明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危，也关系到公民的安危。法治可以通过正常选举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通过民意理性的处理政府换界过度，防止因国家领导易人产生动荡，有效防止将国家的安危寄希望于个别人。邓小平同志曾深刻的说：“将国家的安危寄托在个别人身上，是一种极不正常的政治现象，还是法治靠的住”；法治又可以有效防止将个人安危寄希望于圣人治理的国家。威廉一世基于战绩的骄傲，站在自己行宫的顶端欣赏自己王土的美景，却被一座破旧的老磨房挡住了视线，他下令拆除，遭到磨房老主人的拒绝，出钱赎买仍行不通，一怒之下，威廉一世下令武力拆除。磨房主一纸诉状将威廉告到法院，普鲁士最高法院判决国王败诉、赔偿损失、在原址重修磨房。“法律既然结合了意志的普遍性与对象的普遍性，所以一个人，不论他是谁，擅自发号施令就绝不能成为法律”。⑦法治政府应该是有限政府、服务政府、责任政府，而不是个人随意发号施令，随时有可能将任何一个公民陷于危险的政府。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替、党政关系、依法执政、政企关系等一系列问题，是长期存在于我国的敏感的问题、必须基于法治理念才能厘清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方略的前提，而依法治国又是理性治国的基础。1982年，我国宪法正确处理了党法关系，此后在逐步理顺党政、政企关系。但我国的人权问题从1983年解禁到1991年才正式开始系统研究，⑧孙志刚的无辜惨死，才促使我国为控制盲流、维护社会治安的收容制度，改革为对弱势群体人性化服务的救助制度；杜培武、佘祥林、滕兴善等冤案的又考问我们对司法现状的深刻反思。⑨20年代夫妻在家中看黄碟被警察查处事件的公开披露，再次考问了我国的公权与私权的法律界限。可见，无法治理念，何以有依法治国，无依法治国，何以有政治文明？
政治文明需要经济基础，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等部分地区的农民，因贫穷以买血为生，导致群体感染艾滋病，我国还有数千万生活在温饱线以下的民众，他们连生存都存在问题，参政、议政，行使民利根本无从谈起，对他们还谈什么政治文明？政治文明也需要物质文明为基础。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只有发展经济、奠定物质文明的基础，物质文明的基础恰恰要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积累，而市场经济又需要法制来维护其应有的正常秩序、以法治理念指导下的司法、行政执法、守法、法律实施，才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无地域区别、无主体身份区别的公平、平等、正义、诚信的环境。
精神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不同的理念，就会有不同的意识、不同的思维和不同的心理。八十年代初，我国进行农村改革，很快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随之国民经济有了大幅度提升，但“三角债”、黄、赌、毒、刑事犯罪问题居高不下，诚信、道德等精神文明问题日显突出。严打之后的刑事犯罪不断反弹、一些丑恶现象层出不穷，促使精神文明建设提上了党和国家的议事日程，普法教育为公民划定了道德底线，在为公民培养法律意识的同时，也在为公民树立法治理念，为依法治国奠定人文基础。
可见，建设“三个文明”，首先要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坚实的依法治国的人文基础。
三、社会主义治理念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有效实施的重任。检察队伍是法律监督职责的载体，检察队伍是检察官与司法辅助人员有机组合的整体，检察官个体通过亲历每一起刑事案件，对其案件证据进行审查、判断，对案件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评判，对工作上游的警察、下游的法官的执法情况进行甄别，是日常法律监督的实施者。不同的执法理念，对监督对象的行为性质会得出不同的评判结果。尤其现在我国在外交、内政方面，处于比较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超级大国出于其自身利益，对我国进行政治、经济上的打压；国内“法××××”、“门徒会”等一些反动组织，黑恶势力犯罪团伙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猖獗，重大刑事案件居高不下，群伤、群死、环境污染的重大事故时有发生，腐败问题仍属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所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检察队伍建设的关系在于：
1、有助于检察队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法律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因为法律往往是政治斗争成果的肯定和反映。政治为保持其理性和有序性，又必须受制于法律。在现实社会中，有[本文权属文秘港:]时法律与政治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法律监督者如果没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就很难看清法律问题背后的政治背景，丧失应有的政治敏锐性，将复杂的政治问题，作为简单的法律事件处理；但在法治社会，处理有复杂政治背景的法律问题，既要考虑政治目的，又要兼顾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坚持依法处理，保证合理、合法。比如打击、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等。
2、有助于检察队伍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正确处理日常检察事务。法律意识，指人们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和心理的统称。法律意识属于社会意识之一，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法律意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就是要求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法律意识，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三个代表”、坚持科学发展观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法的本质、作用，正确看待现有法律及法律现象；正确理解和解释现行法律的含义；全面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稳妥的处理好打击、处理与预防刑事犯罪，惩处犯罪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维护应有的正常社会秩序和尽力修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的辨证关系，准确适用法律。
3、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理思维、以法言法语办案的思维定式。不同的理念，有不同的思维、行为定式和习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促进检察官刻苦钻研法学专业理论，提高检察官自身的法学造诣，以精深的法理知识准确认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提高办案质量、规范办案程序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4、有助于检察官养成依法办事的行为习惯。意识支配行为，意识要付诸于行为才能变为现实，而行为成为需要深厚文化理论底蕴和修养为基础的、依法办事的习惯，需要坚定的法治理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为检察官养成言、行、举、止依法约束的行为习惯，提供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
5、有助于检察官明确正确的服务方向，和公正的美德，为构建和谐社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服务。和谐、发展，使广大人民群众过上小康生活，将我国建设成世界上繁荣、富强、民主、文明的强国是最大的道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了这个道理。公正是一切和谐的基础，所以，希腊人将公正命名为第二种美德。⑽只有懂得公正的人，才会尊重所有人的权利，才会忠诚的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和谐服务。检察官的一切法律监督活动都必须坚持公正原则。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可以强化检察官的职业道德观念，坚持“忠诚、公正、清廉、严明”的职业操守，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检察工作发展的关系
法律监督是法治环节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法治的质量保障。检察机关作为日常法律监督机关，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检察机关正确、全面的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从法律适用监督入手，保证国家法制统一。法治的前提是法律制度的统一。我国由于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国情及利益格局复杂，所以法律授予立法资格的主体多，法律层次及其效力比较复杂。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在检察实践中，拓展法律适用选择视野，从社会主义角度审视现有法律、法规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理性的甄别监督对象所适用法律的合宪性、效力的合法性，保证法律制度的统一实施。
2、从执法活动监督入手，保证法律实施统一。法律的统一实施，既包括法律在我国领土内得到统一、有效的贯彻落实和遵守、执行，又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合法权益平等的受法律保护和违法行为平等的受法律追究。这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徒法不足以行，法律需通过人来实施。在法律实施的过程中，由于受执法理念、法律意识，利益驱动等各种因素影响，有可能使法律在有些地区、对有些人的贯彻、落实大打折扣，甚至被歪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利于检察机关拓展监督视野，站在维护的高度，坚持平等的执法观。在我国领土内，无特殊的地域、党派、群体和个人。无论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私有个体及其他所有制主体；无论是曾经为国家和人民做过多大贡献或有多大能耐、多高地位的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检察机关都有监督法律统一实施的责任和义务。
3、从执法环节监督入手，保证程序实体并重。法治的核心就是公正，但公正的结果是通过公正的程序一步一步实现的。无公正的程序，很难有公正的结果，最起码很难使人相信结果的公正性。所以，程序公正有其独立的价值和意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在监督实体法的执行之前，首先要监督程序法的遵守情况，延伸监督视野，深入执法前沿，细化监督环节。从立案到执行，使每一个诉讼环节都做到法治化、规范化，使每一道程序的公正为结果的公正奠定一个令人信服的基础。
4、执法效果监督入手，保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法律效果是通过对法律的实施，达到法律规范预期追求的、规范社会秩序或调整社会利益的效果。由于法律规范的高度抽象性、调整范围有限性、滞后性等特点，及人们受文化知识、传统习惯、、民族习俗、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影响，法律的实施有时会出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情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树立，有助于检察机关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高度，以法治的视角，提高执法能力与工作艺术，找准执法切入点，兼顾执法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准确理解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格把握公正与效率的辨证关系。对于犯罪情节较轻、危害后果不严重又真诚悔罪的、初犯、偶犯、未成年人犯罪依法可以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的罪犯，切实体现轻缓的刑事政策，通过不及量刑建议等司法程序，使其依法从宽。延伸检察职能，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利用检察职能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新途径，做好犯罪预防尤其是青少年犯罪预防工作。建立检察机关应对社会治安的预警机制，及时分析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治安形势，为当地党委和政府决策当好参谋和助手；改革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出庭公诉方式，修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尽力减少社会对立面；要充分行使检察职权，拓展监督视野、强化法律监督力度（包括职务犯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导致群伤群死的公共安全犯罪的立案监督），对严重的刑事犯罪，依法坚决从严打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经济安全、社会稳定，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好务。
中央政法委决定对政法队伍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既是为依法治国打好坚实的基础，又是因为执法人员的行为本身就对社会有示范作用，这支队伍的意识形态引领社会关于法的意识形态，从而奠定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础。这是高屋建瓴之举，我们检察人员不仅应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还应通过检察业务的开展，推动全社会成员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推动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这才是教育活动的最终目的。
[p=center]20__年4月20日[/p]
注释①、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2页。
②、20__年《法学》第9期，《中国法治建设里程碑式的党的文件》，李雅云文章，第10页。1999年《法学》第7期《从“法制”到“法治”二十年改一字》——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6），李步云、黎青文章，第3页。
③、1984年《法学词典》增订版第605页“法治”条。
④、——《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十六大报告专题读本》第32页——《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⑤、《欧洲史》，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等著,海南出版社20__年11月版第9页。
⑥、《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修订本，第1609页《政治》条。
⑦、《社会契约论》——卢梭著，商务印书馆20__年版，第51页。
⑧、《法学》——1999年第5期，第2页，《人权是怎样突破的》——建国以来法学界重大事件研究（24）郭道辉、陶威著，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9
关键词：民主法治，农村，法制
前言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如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及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三个代表"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面临的首要问题。
笔者在贵州省仁怀市鲁班镇山水村进行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现状的调查，得到了关于农村民主法治建设情况的第一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思考。在总结该村民主法治建设的诸多成功经验基础上，着重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以及原因，进而对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做了一些思考。
一、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现状
山水村位于黔北赤水河畔的山地丘陵地区。该村面积约20平方公里，人口5000多，包括汉、苗和布依等几个民族。该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农民收入在该村所处乡镇居于较高水平，于2000年被遵义市人民政府授予"小康村"称号。尽管如此，笔者在调查过程中仍看到该村在各项建设特别是民主法治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与我国农村地区的大体状况是基本相似的。因而笔者选择该村作为调查研究对象，对于考察整个农村社会特别是西部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现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通过发放调查问卷、与村民交谈、采访村领导以及暗访村民等方式，笔者了解到，与所在乡镇其它各村相比，山水村的民主法治建设成就相对突出。主要表现在：
一）村党支部、村民委员会初步实现了民主选举。
他们的具体方式就是：村党支部成员候选人首先由该村全体党员酝酿协商，报乡镇党委批准后在党内外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群众无异议后正式进行投票选举。而该村村民委员会的选举则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所规定程序进行，村民大都积极地参加了选举工作，并且基本上能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据村民反映，近年来在选举过程中的拉票及暗箱操作等现象比以前已大大减少。由此可见他们的村级领导班子选举程序基本合法，步骤比较正确，质量相对较高。过去由上级党委、政府包办的村级领导班子产生方式正逐渐被淘汰，农民群众有了选举自己的当家人的基本权利。
二）村民的法制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为了了解山水村村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笔者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笔者发放了200份调查问卷，分五个年龄段进行发放。（12－18岁者40份；19－32岁者40份；33－49岁者40份；50－60岁者40份；61岁以上者40份）。根据调查结果，村民回答得最多的三项法律依次为婚姻法、宪法、刑法。其它提到的还有合同法、计划生育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这些法律，一是因为它们大多数与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联系较紧，二是因为它们在该村被宣传得较多，所以在村民心目中留下了较深的印象。然而，像民法（民法通则）、继承法、诉讼法（民事、刑事、行政）等，这样一些比较重要的法律，及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法规，能够说得上的人相对较少。但总的来说，该村村民对法律的掌握达到了一定水平。
同时，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该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更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一）村级领导班子依法行政意识较差。
笔者通过暗访了解到，该村干部虽然有了一定的民主治村及依法治村意识，但是更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具体表现在：
1、村支部书记与村委会主任有争权夺利的行为，影响了村里工作的正常开展和村级领导班子的团结协作。
2、个别村干部法律意识没有得到提高，民主作风和法治观念不强，因而在山水村时常发生村干部侵犯农民利益，村干部扰乱社会治安的现象，进而影响了依法行政和民主治村工作的开展。
3、而某些村干部还有官僚主义作风与滥用职权的举动，严重败坏了村支部和村委会形象，并有脱离群众、腐败蜕化的趋势。由以上可以看出，该村村干部民主法治观念不够强，村支两委依法行政意识颇需改进。
二）农民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法律意识薄弱。
笔者在调查问卷中问了村民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正当利益受到别人的侵犯，你会怎幺办？"大多数村民的回答是"直接找他讨回公道"或者"用针锋相对的手段赢回自己的东西"，只有极少数的群众考虑用法律方式进行解决。笔者在调查中强烈地感受到广大农民实在太缺乏法律知识，或者根本不相信通过法律能够维护他们的合法利益。如果不尽快培养村民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的意识，大力提高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将难以推进，也难以发挥其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根本作用。
三）农村的法律服务与支持系统缺乏。
山水村村民的法制观念不强，村级干部不能很好地做到依法行政民主治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该村的法律服务与支持系统严重缺乏，法律宣传不到位。该村有各种村级组织，但没有一个负责法律服务的专门机构。同时，该村的法制宣传教育不到位，效果不明显。村民大多只初步了解一些法律条文，而熟悉法律、系统地掌握法律的几乎没有。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该村虽然进行过一些普及法律知识，送法下乡活动，但由于没有深入实际，每一次都是流于形式，成效很不明显，加之经费有限，制约了该村法制宣传教育的进一步开展。而上级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法律服务、法律咨询与法律支持工作上也不够重视。从该村群众的回答我们了解到，村民往往为了打赢一场官司而花费了太多的冤枉钱在法律咨询上。如果上级政府能将法律服务与支持工作真正地在农村实施下去，将切实地维护广大农民利益，带给他们最真实的好处。
由以上问题可以看出，依法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和法治建设，健全各项民主制度任务艰巨，困难重重。
二、农村民主法治水平低下的原因分析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程度都不高，法治观念不够强。在不少地区特别是西部的广大农村地区，广大农村干部依法行政，民主办事的意识较为薄弱；而相应地这些地区农民的法制水平也非常落后，更不容忽视的是这些地区在交通，经济，文化等方面也相对较为落后。从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的成就与不足，我们大体上了解了整个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现状。那幺，是什幺原因导致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工作困难重重，成效甚微；是什幺原因使得广大农村干部群众民主法治观念如此落后呢？笔者认为有以下诸多方面的原因。
一）落后的历史传统的禁锢。
我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是封建统治的重灾区。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的民主观念虽然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封建残余思想在农村地区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各种封建流毒没有彻底地得到清除，农民群众的民主思想和法制观念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严重脱节。在一些地区时常出现村干部仗势欺人、随意打骂群众的恶劣事件，而受害的农民不知道自己的正当权益受到了侵害，因为他们的心目中还认为现在的村干部跟旧社会的保长甲长一样，敢怒而不敢言；也有些地区还时不时涌现出封建的会道门等落后组织，邪教等丑恶势力时常死灰复燃，蒙骗农民群众，毒害农民群众。而广大的农民群众却无法与这些反动的丑恶势力做斗争；还有些地方家族势力庞大，家族内部的各种家规家法残酷森严，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家法家规甚至取代了法律法规的作用。
以上这些现象告诉我们，广大的农民群众还没有彻底地挣脱封建思想的禁锢，没有从封建残余势力的影响中真正地解放出来。农村地区落后的历史传统对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二）经济条件的制约。
我国广大的农村往往地处比较偏僻、落后的山区或交通欠发达、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地区。由于经济条件的落后，使得农村地区的普及法律法规工作困难重重，也制约了法律对整个农村地区的约束和影响。试想农民群众连根本的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他们又何来追求自己的政治权利、保障自己的民主自由的条件呢？广大农民往往忙于生产劳动，而忽视了对本身的民主权利的重视和法律知识的学习。即使他们在自己的权益受到损害并希望求助于法律时，他们也时常由于资金的贫乏而无法将官司进行下来，因为高额的法律服务费用已使他们望而却步。
同样，正是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农村的普法工作以及法律法规宣传工作时常因为资金的缺乏而无法开展。这就明显地说明：经济条件的落后是导致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滞后的重要因素。
三）文化背景的影响。
同样，广大的农村地区往往教育发展比较落后，科学文化知识比较贫乏。而教育的落后使广大农民群众文化水平都比较低，无法对法律知识进行自主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民主法治的思想无法通过知识这个渠道进入农民的头脑。即使给予他们学习的机会，他们也时常由于文化水平的制约而无法掌握足够的法律知识。农村地区的文化欠发达，同时给了那些落后腐朽的封建文化和封建思想以死灰复燃的条件，而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则往往被排除在农村的大门之外。由此可知，农村地区的文化知识水平以及文化背景也是影响其民主法治建设伟大工程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四）政治体制不健全。
直接管理广大农村地区的是乡镇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是不是依法行政、民主办事对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农村地区，乡镇政府就俨然成为了绝对的"统治者"，乡镇干部时常以自己的意志代替神圣的法律。不少乡镇干部根本不具备应有民主观念，许多乡镇干部的法律意识非常薄弱。上梁不正下梁歪，乡镇干部没有做到民主行政与依法办事，这就直接导致其下属的村级政权的民主法治建设成了一句空话，进而严重地影响了农村基层政权的民主建设和依法治村工作的实施。同时我们发现，由于建国以来我国关于农村基层政权的组织建设与工作细则的规定不明确，使村级组织建设无章可循，村干部的工作无法可依。因而不少地方特别是较为落后地区的村级政权往往处于软弱无力甚至瘫痪状态，严重影响了农村工作的正常开展，使农村地区出现了不安定的隐患。因此，政治体制上的缺陷导致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举步维艰。
五）农村地区的立法及执法跟不上，也是制约了整个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进一步开展的重要原因。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以及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展，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问题越来越多，但事实上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法规却较少，或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或者就是相关的法律之间相互矛盾，相互抵触。而且目前还有许多涉及农村的问题的解决没有法律依据，因此出现了不少涉农法律真空。例如在关于农民负担问题、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问题上，就明显缺少法律的规定，进而影响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的稳步推进。与此对应的是农村的执法工作也存在不少的漏洞。在农村司法、执法上，目前存在的问题甚多，如执法机构不健全、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司法腐败、执行困难等等。这些问题也是导致农村地区民主法治程度不高，民主法治建设工作难以进一步推进的重大原因。
总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离不开农村地区的社会发展与经济繁荣。目前的现状是：广大的农村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仍然比较落后，农村与城市的差距在进一步拉大。而农村地区各项工作中最薄弱若的环节，就在于整个农村地区民主程度不够高，法治建设比较滞后，广大农民群众法制观念较弱，大多是人治代替了法治，进而影响了农村地区其它各项事业的发展与进步。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民主法治建设是关键之笔，也是"三个代表"的题中之意。因为只有在农村地区营造出民主的政治氛围，努力将农村各项事业纳入法治化轨道，才能从根本上维护好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进而促使广大农村干部群众依法办事，从而推动农村社会全面进步和经济快速发展，保障农村地区的繁荣与稳定。
转贴于三、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策略思考
从山水村民主法治建设道路上的成就与不足，笔者分析出了导致农村地区民主法治建设现状比较落后的几个关键性因素。由此可以看出：进一步推进农村法治建设，关键是靠党的领导，主体是农民，法制是准绳，而各级人大和政府则须要提供法律、制度和政策保障。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切实发挥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作用，使政府与广大农民群众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相互促进；切实发挥各级人大的立法机关作用，加强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立法工作，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法制保障，从而推动农村各项工作走上法治化轨道；切实指导和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学习法律、掌握法律并遵守法律，从而以法律武装农民群众，培养出千百万知法守法的新农民，形成推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基础力量。
那幺，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着手农村法治建设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一）进一步提高对农村民主法治建设重要性的认识。
使全社会特别是各级立法机构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思想上认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性，是搞好农村民主法治工作的根本前提。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将农村普法工作提高到事关农村长治久安、事关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的高度来认识；必须明白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事关农村工作的全局，事关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在推进农村各项工作的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法治"，使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实力与民主法制同步发展，而不能有丝毫偏废，也不能有任何动摇；要善于发挥党的思想领导与组织领导的作用，进一步发展党内民主，切实做好基层党建工作。在先进思想的指导下，努力把农村的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民主的堡垒"、"法治的堡垒"、"战斗的堡垒"，以此带动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稳步实施。各级党委政府还必须为村级政权建设提供必要的指导与帮助，真正成为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的坚强后盾。要坚持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办事，努力提高运用法律手段管理农村工作的水平。
二）健全和完善适应农村改革和发展需求的法律制度。
各级人大应进一步加强农业农村立法工作。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迅速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业法律体系，加快制定和完善、规范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法律法规。在农业立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国外的某些有益的东西，做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注意结合我们的国情和农村的实际，不能照抄照搬。要把在农村改革和建设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以及已经成熟的经验上升为法律，使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应着手清理一些早已过时的、不符合农村地区各项工作发展现状的法律法规，做到与时俱进，实事求是。另外还应注重吸收一定数量的农民进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使农民群众能自己为自己立法，使各种涉农法律能真正代表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保障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
三）进一步加强农村的法制宣传教育。
要进一步在广大农民特别是农村干部中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通过这种宣传教育，切实提高农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切实增强农村干部的法制观念和依法办事能力，进而使广大农民群众学法、知法、守法，积极履行公民应尽义务，并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使广大农村干部自觉地、模范地遵守法律法规，从而做到依法行政、民主治村。同时，通过这种宣传，使各种涉及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法律法规能尽快传达到农民群众之中，保证这些法律的作用能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其作用。
四）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
加强农村的法律服务，为广大农民群众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支持，是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工作的必要举措。首先是要进一步加大农村的执法力度，必须确保农村行政、税收、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工作都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次是要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农业行政执法队伍，建立起科学合理、运行有效的行政执法体系，以保证各项涉农法律的严格执行和涉农法律问题的迅速合理解决。我们可以在县级人民法院以及乡镇人民政府的统筹安排下，在每一个村培养出一定数量的农村法律服务咨询专门人才，建立和健全农村法律咨询和服务系统。我们可以实行定村负责的原则，保证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有用武之地，使各项法律走进农村，走进农户。每个村子都有了自己的法律服务人员后，就可以解决广大农民群众打官司难，法律咨询难的问题，同时也使农村地区的法治化有了人才基础。
五）加快对新型农村干部的培养，加强对农村干部的管理与教育。
我们知道，农村各项工作能否取得进步，在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制定之后，干部问题就是关键的因素。而我们在推进农村民主法治建设工作中，由于村级干部工作的好坏，村级干部民主法治观念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该项工作能否取得全面的进步，因此培养大批重民主、讲法治，能实实在在为农民服务的村级领导干部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
1、各级政府特别是分管人事工作的部门以及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利用当前大学生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好时机，从各级各类大专院校中选拔大批优秀大学毕业生直接到农村服务，让他们在广阔的农村去施展他们的抱负。一来他们丰富的理论水平可以得到实际的发挥，二来此举有利于提高村级领导的领导水平、知识水平和民主法治水平，并且还可以在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上发挥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国家、农村以及大学生"三赢"的结果。
2、有计划地对原有农村干部进行系统的民主法治教育。通过各种喜闻乐见、丰富多采的教育活动，使他们真正成为农村民主法治建设的领头人；真正成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引路人；成为领导发展经济、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带路人；成为实事求是、作风正派、廉洁奉公的老实人，以保证农村民主法治工作的顺利开展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实施。
当前，国际国内形势于我有利，和平与发展作为时代的主题已深入人心。这正是我国努力发展经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难逢之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正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投身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目前，农村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工作虽然仍处于较低水平，但只要有党和人民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有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并按照正确的路线、方针与政策的引导，我们在农村地区的民主法治建设工作必将迈上新的台阶；一个重民主、讲法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出现；农村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必将取得辉煌的成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将能够实现！
主要参考文献
（1）林远山，论现代法治建设的要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5）
（2）陈国华，再论法的价值，池州师专学报，2003，17（5）
法治观念和法治意识的区别篇10
据学者研究，“文化”是一个来自于西方的含义极广的概念。
在我国古汉语中，“文化”本义是指“文治”与“教化”，与今天使用的文化概念相去甚远。
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化”(Culture)一词是个舶来品，是19世纪末通过日文转译从西方引进的。大致有内涵不同的三种文化观：广义文化观、中义文化观和狭义文化观。广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主要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和物质文化。中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狭义的文化观认为，文化仅指社会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的观念形态，即精神文化。
在我国的重要理论著作和政治文献中，有关“文化”的使用情况大致如下：
在时间维度和历史意义上，人类的诞生标志着“文化”的出现，因为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是人类文明的标志，而在猿没有进化成为人类之前，一般来说“文化”是不存在的。
在哲学意义上，唯物主义把世界分为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两大范畴，“文化”总体上属于精神世界和人类文明范畴，物质世界中由人类创造的那部分也应当属于文化范畴。
在人类文明意义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前20年，基本上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基本上被归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范畴。例如，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
进入新世纪以后，则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三个领域。例如，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是……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以“三分法”对“文化”进行定位的，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的分类法。例如，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以“四分法”对“文化”进行定位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分类法。例如，总书记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全面发展，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继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以“五分法”对“文化”进行定位的，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分类法。例如，总书记在2008年1月29日十七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贯彻落实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必须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
此外，还有许多其他更为具体、层次更低的文化概念分类法。例如，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国务院职权是：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领导和管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和计划生育工作，领导和管理民政、公安、司法行政和监察等工作，领导和管理国防建设事业和民族事务，管理对外事务。在这里，“文化”与教育、科学、卫生、体育、计划生育等相区别，“文化工作”与国务院负责的其他诸多工作相区别，主要是一种工作领域和职责的具体分工。
在现行国家机构的设置上，也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文化”的某种定位。例如，2008年公布的国务院组成部门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从目前“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对于文化概念的理解来看，我国与国务院和地方政府领导和管理文化工作相关的主要机构，应当包括文化部、教育部、科技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版权局>、体育总局、知识产权局、旅游局、宗教局、国研室、新闻办、档案局、新华社、中科院、社科院、工程院、发展研究中心、行政学院、外专局、邮政局、文物局、国家语委、自然科学基金会，等等，而不仅仅是文化部)、卫生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
从文化概念的内涵来看，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总体上把文化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来理解。需要注意的是，在“两个文明”意义上，由于精神文明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等内容，因此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重合的任务相对较少；而在“三个文明”意义上，由于政治文明建设被分列出来，因此文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总体上是重合的，只是它们的话语表述方式、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和工作任务的侧重点等方面有所不同。
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范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成效明显；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全社会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文化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取得新成绩。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改革发展的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民素质明显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
由上可见，在我国主流话语体系中，“文化”概念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文化概念具有多义性，没有绝对固定、一成不变的文化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不同参照系、不同条件下，文化概念具有不同的涵义；二是文化概念具有相对性，在一个金字塔结构下，文化概念的外延越大、层级就越高，外延越小、层级就越低；三是文化概念具有可变性，它的内涵、表现形式、排列顺序、主导形态等，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的深化、观念的变更和现实需要等因素的发展变化，而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不断发展变化。
二、法治文化概念的三个层面
从文化角度看，法治文化是以“法治”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所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从法治角度看，法治文化是以“文化”为表现形式和主要内容的一种法律统治形态。两个角度相辅相成、殊途同归。所谓法治(RuleofLaw)，是指具有至高权威和平等对待的良法善治。在理念层面上，法治主要是指统治和管理国家的一整套理论、思想、价值、意识和学说；在制度层面上，法治主要是指在法律基础上建立或形成的概括了法律原则、法律程序和法律规范的各种制度设施；在运作层面上，法治主要指法律秩序和法律实现的过程及状态。从深层次来看，法治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一种信仰、一种生活方式。“法治应当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所包容的连续体，是道德判断与普遍规范约束的结合……法治的意义在于它是各种制度、文化和普通公民的信念体系的一个属性。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关于‘法治是一种文化’的观念。”因为，“法治的含义不只是建立一套机构制度，也不只是制定一部宪法一套法律。法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许是一个国家文化中体现的法治精神。因此，要理解法治在一个国家里的意义，要有效发挥法治运作的价值和规范功能，最重要的是文化。”([美]詹姆斯·L.吉布森，[南非]阿曼达·古斯：《新生的南非民主政体对法治的支持》，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组织编译并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8年5月，15-2期，第38～39页)
基于对文化和法治的一般理解，可以把法治文化作出广义和狭义的不同界定。广义地讲，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由法治价值、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治意识等精神文明成果，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治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狭义地讲，法治文化是关于法治精神文明成果和法治行为方式相统一的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
广义的法治文化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
一是作为精神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关于法律的理论学说。包括什么是法律(如认为法律是国家意志，是自然法则，是正义理性，是神或统治阶级的意志，是规范规则体系，是具体行动行为，是政治统治工具手段，等等)、法律本质、法律功能、法律关系、法律来源以及法律与国家、法律与道德、法律与社会、法律与宗教、法律与政党、法律与经济、法律与政治、法律与意识形态、法律与文化等的关系。
2 关于法治的原则。例如，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宣示的法治原则包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未经审判不为罪，法律不得溯及既往；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权利和自由，宪法所未列举的权利应为人民保留；国家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所未授予的职权；司法独立；宪法是国家的最高法律，任何法律、法令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国家机关之间应严格实行分权。美国法学家朗·富勒(LonL.Fuller)把道德和法律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了法治的八项原则：法律的普遍性(法律应当具有普遍性)，法律应当公布，法律应当具有明确性，法律应当具有稳定性，法不得溯及既往，应当避免法律中的矛盾，法律不应要求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官方行为应与公布的法律保持一致。
3 关于法治的价值。包括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公平、正义、秩序、安全、和谐、等等。正如法律有“善法”与“恶法”之分一样，法治所凭借之“法”当然也不会例外。依据什么样的法律进行统治，是法治文化必须回答的前提性问题。不能设想根据任何法律进行的统治都是正义的、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的。“德国人民在第三帝国时期也许曾处于法律制度统治下，然而，这是一种很多德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认为在许多方面令人憎恶的法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791页)前南非推行种族隔离而适用未经审判即定罪的一些条款，都是以法治的名义进行的。我国“”时发生的许多暴行，则是依据臭名昭著的“公安六条”施行的。历史一再证明，法治既可以正向价值为取向，充分维护民主、自由、平等、人权、正义和，保障人民福祉的实现，也可以负向价值为归依，把法律变成推行专制、人治、维护特权和私有制度的工具，甚至成为实行法西斯的手段。因此，实行法治、建立法治国家，必须有理性的价值导向，而理念层面的法治所要解决的，正是法治价值的合理选择与定位问题。
“法治文化”与“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指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和法律现象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包括法律意识、法律制度、法律实践，是法的制度、法的实施、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等活动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和知识，是人民从事法律文化各种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传统、习惯。——百度，百科名片：法律文化，2012年3月11日访问)两者间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法治文化具有显著的否定人治、倡导民主、保障人权、制约权力、维护自由平等的价值特征；而法律文化则是一个并无明显价值判断的中性概念。人类社会有法律就有法律文化现象，它只是表明了法律文化与道德文化、习俗文化等其他规范性文化现象的不同，既不必然地表达出与人治文化、专制文化等现象的本质区别，也不必然地表达出与人权文化、平等理念、法治原则、分权制衡等价值的内在联系。
4 关于法治的认知。诸如罪有应得、杀人偿命、信守契约、借债还钱，不杀人放火、不抢劫盗窃、不坑蒙拐骗、不欺行霸市、不缺斤少两等。这是社会成员基于社会道德、宗教规训、传统习俗等而对法律、法律价值、法治以及守法、违法、犯罪、惩罚等法律行为规范及其后果的原始认识和朴素理解，是一个国家法治文化最广泛、最普遍、最原生态的社会道义基础，在法治文化建设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基础地位。
二是作为制度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国家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法律程序、法治机制等，是法治文化的基本制度载体和重要存在方式，是作为精神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得以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的制度平台和重要保障。作为制度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主要包括宪法制度、立法制度、执法制度、司法制度、法律监督制度、守法制度，以及法律体系、法律部门、法律规范、法律条文、司法判例、法律解释等。例如，西方国家通常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权制衡的“三权分立”制度，我国则实行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如，我国法律体系分为宪法与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部门；西方大陆法系国家主要划分为公法、私法、社会法、经济法等领域。在英美法系国家，不成文的判例法是主要法律形式，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成文法是主要法律形式等。
三是作为社会行为方式的法治文化。如果说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那么，法治的实现在于信仰。对社会而言，法治不仅是主流价值和理论观念，也不仅是制度规范和司法机器，更重要的它是一种社会信仰、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作为社会行为方式的法治文化，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活动中对待法治的态度和所采取的行为方式。如对于一般社会成员来说，他们为什么要守法?守法是自觉自愿行为还是被迫行为?自觉守法或者被迫守法的文化机理和原因是什么?违法犯罪的原因、条件、主客观因素是什么?对于公职人员来说，他们为什么要依法执政、民主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为什么必须依法办事?为什么不能滥用公权力，不能、贪污受贿、、司法腐败、卖官鬻爵?他们为什么会发生选择性执法、执法不作为或者乱作为?对于公司、企业、商人等来说，他们为什么必须依法经营、诚实信用、平等竞争、公平交易、依法纳税?为什么会发生缺斤少两、制假贩假、偷税漏税、合同诈骗、走私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所有这些行为方式和社会现象，都与法治文化的有无、真假、多少、强弱等有关。尤其需要追问的是，在什么条件下法治才能被人们所真正信仰，才会内化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才能在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专制文化传统的社会中生根开花结果……?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台湾中正书局印行，1981年，第3页)
作为精神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思想、灵魂和理论先导，它引领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方向，决定一个国家法治建设的性质和特点，作用于一个国家的法治发展速度和质量，正所谓“法治文化有多远，法治建设就能走多远”。但是，对于一个历史上缺少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而言，作为精神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的真正形成，既需要长期的民主政治文化积淀、法治思想启蒙、法律知识传播和法制宣传教育，也需要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土壤，必然要经历一个长期渐进、艰苦曲折和进退交织的历史过程。
作为制度文明成果的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主干、平台和躯体，它支撑着法治文化的摩天大厦，构建起法治帝国的国家机器，带动着法治精神文明和社会法治行为向前发展。相对于精神文明和社会行为方式的法治文化建设具有较强的渐进性而言，制度文明的法治文化建设在一定条件下则具有较强的构建性，可以通过革命、变法、改革或其他人为方式加快实现。因此，对于一个要加快实现现代化的赶超型发展中国家而言，高度重视并把法治的制度建设作为法治文化建设的重点，大力发展制度文明的法治文化，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行性，是激进主义法治文化发展模式的一条重要路径。
作为社会行为方式的法治文化，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实践基础和实现形式，它把法治思想理论的指引和法律制度规范的要求贯彻落实到每一个社会成员，把法治文化的价值追求和秩序构建实践于每一种法律关系，把纸面的法律变成为生活中的法律和行动，从而切实具体地推动着法治文明的进步。然而，一个人口众多、封建文化影响深刻、市场经济落后、理性文化缺失、民主政治欠发达的国家，要把先进文明的法治文化思想付诸自觉行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信仰，必然是一个长期、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绝不可能一蹴而就。
除上述之外，对于法治文化，还可以从主体、载体、历史等维度来理解其丰富内涵。
1 法治文化的主体：人——个人、群体(如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老年人、青少年、消费者、残疾人、妇女、军人等)、民族、人民；机构——执政党机关、参政党机关、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司法机关、法律监督机关、武装力量机关等等；单位——工厂、公司等企业单位，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法治文化的主体归根结底是人，是以人为中心、由人所创造、为人所支配、被人所享有的文化，是人民当家作主、通过宪法和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文化。
2 法治文化的载体：直接载体，如法律文本、法院、法庭、法官、检察官、律师、警察、法袍(“穿上法袍，有一种职业上的尊严感……身穿法袍，承担的是‘上帝’的角色，辨明是非，判断罪错，施以制裁，加以刑罚，掌握他人之生命自由，评定争议的财产归属，其功能虽在判断，意义却非同凡响。”张建伟：《法律文化视野里的法庭衣着》，2012年2月3日《人民法院报》)、法槌、法律文书、监狱、囚犯等；间接载体，如广播、电影、电视、戏曲、曲艺等文化艺术作品，报刊、书籍、网络、电话、图书馆、博物馆、电影院、出版社、书店等。法治文化的载体是当下法治文化存在和表现的方式和形式，它多种多样，不断变化发展，使抽象的法治精神、法治灵魂、法治理念等具象化、显性化、现实化，成为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现实存在。
3 法治文化的历史：所有与法律有关的历史遗存、事件和故事等，都可能成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的法治文化。例如，我国历史上留下来的图腾、宗庙、祠堂、县衙、县太爷、诉状、师爷、惊堂木、刑具、刑罚(如十恶不赦、五马分尸、凌迟、斩立决等)、法律文书如判词、牢房、卖身契、法律典籍(如秦朝《田律》、汉朝《九章律》、《魏律》、《晋律》、《北齐律》、《隋律》、《唐律》、《大明律》、《大清律》等)、历史事件(如李悝变法、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公车上书、等)、历史故事(如窦娥冤、杨乃武与小白菜、铡美案等)，等等。
三、中国语境下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区别
如前所述，法治文化是一个国家中由法治价值、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思想、法治理论、法治意识等精神文明成果，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治措施等制度文明成果，以及自觉执法守法用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和法治状态；而文化法制则是一个国家有关文化产业、文化事业、文化体制、文化权利、文化活动、文化教育等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法治社会中，文化法制是法治文化的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在专制社会中，文化法制往往成为人治文化、独裁文化、神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我国封建文化法制中关于“莫须有”、“腹诽罪”、“文字狱”、“焚书坑儒”等做法，西方中世纪文化法制中的“思想犯罪”、“信奉异教罪”、“有罪推定”、“割喉刑”等。
目前，在我国，人们往往把“文化法制”当做“法治文化”概念来使用，混淆了两者的区别，影响了法治文化建设的推进。我们认为，从概念来看，法治文化是不能等同于文化法制的，正如企业文化不同于文化企业一样(企业文化是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所有正常的企业都有或者应当有其自身的企业文化。文化企业则是与化工企业、钢铁企业、建筑企业、食品企业等不同的企业，是各种企业中专门负责生产、经营、管理文化产品的企业)。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具有如下主要区别：
第一，“法治”不同于“法制”，两者在价值取向、基本内涵、主要原则、实践要求等方面有着重要区别。所以我国学者认为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从人治到法制，再从法制到法治”的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法学界把“法制”改为“法治”，这意义重大的一字之改，用了20年的时间。
第二，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研究重点不同。法治文化的重点在于“文化”，主要从文化意义、文化属性和文化特征等方面来研究和解释国家法治的价值观念、制度规范和行为方式等基本问题。法治文化概念下的“文化”，主要是一种视角、方法和侧重点，是把法治现象置于文化学而非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而法治文化概念下的“法治”，主要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进行观察和研究的对象(有法治的地方，就有或者应当有法治文化)，假如法治这个对象不变，但由于观察它的学科视角和研究它的学科方法的不同(如政治学关注政治统治及其合法性，经济学关注产权关系和经济效益，社会学关注阶层划分和社会矛盾)，可能得出不同的看法甚至全新的认识。
文化法制的重点在于“法制”，是以文化建设为中心并为之服务的法制，主要强调文化法制与经济法制、政治法制、社会法制、军事法制、行政法制、环境法制等领域法制建设的区别与联系，着重从法制的角度来研究解决文化建设中的政策、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保障等问题。例如，我国的“文化法制建设，就是要从法律上确立国家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指导思想和核心价值，确定各类文化主体的性质、地位和功能，确定各类文化活动的原则、制度和规则，确定各类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流通、消费和服务的体制机制，确定国家对文化活动的管理、规范和引导，调整文化权利义务关系；就是要在法制轨道上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沈春耀：《加强文化法制建设》，2011年11月10日《光明日报》)
第三，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价值取向不同。法治文化是与人治文化、专制文化、神治文化、非法治文化等相对立或者相区别的文化范式，在价值取向上，它强调法律统治而否定人治，强调民主而否定专制，强调人权自由平等而否定神权、皇权和特权，强调监督制衡而否定集权独裁，崇尚自觉守法而否定违法犯罪……。文化法制是一个与经济法制、政治法制、社会法制、行政法制等相区别的法制领域，这些法制领域的价值取向是共同的，但与法治文化的价值取向相比，文化法制不一定必然地排斥人治、否定特权、制约权力、维护民主和保障人权，不一定能够在文化领域真正实现“良法善治”。
第四，法治文化与文化法制的存在形态不同。法治文化的存在形态，主要是思想观念和理论学术的历史描述总结、现实感受评判、未来分析预测，是历史与现实相观照、应然与实然相结合、主观与客观相联系的一种文化样式和学理描述；文化法制的存在形态，主要是对文化建设中的法制问题的现实观照，是立足于国家法制资源配置、法律制度完善和法制调控实效的一种政府行为和治理方式。
加强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在立法层面上，需要制定电影产业促进法，以解决电影市场发育不健全，电影票价偏高，普通群众看不起电影等问题；制定图书馆法，以解决图书馆的设立和设施建设、图书馆的经费投入保障等问题；制定广播电视传输保障法，以解决广播电视传输业务许可、广播电视传输运行、广播电视传输设施保护、促进“三网融合”的双向准入制度等问题；健全文化管理的法律法规，如制定博物馆条例，修改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修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修改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在执法和司法层面上，需要按照行政和司法规律，进一步坚持依法行政和司法改革，加强文化领域的执法和司法，切实保障公民的文化权利，深化改革文化管理体制，维护良好的文化市场秩序，规范文化活动，打击侵害文化市场、侵害文化权益等行为，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良好法制环境。
更重要的是，应当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把文化法制建设融入法治文化建设的大系统、大战略之中，而不能用文化法制建设替代或者弱化法治文化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六五”普法的决定，都强调不仅要加强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建设，更要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对于全体公民来说，就是应当不断培养法治意识，树立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自觉养成学法、崇法、遵法、守法的良好习惯，坚决清除和改造非法治文化。当前，在我国不同程度存在着非法治文化现象，其主要表现有：信权不信法、不信法、信闹不信法(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信关系不信法、信钱不信法、信领导不信法；以规避法律、钻法律空子甚至违反法律获利致富为荣，以遵法守法为蠢，例如笑贫不笑娼，不违法难致富等；在某些群体中偷税漏税、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偷工减料以及暴力抗法、贿赂拉拢等所谓“非法经验”颇有市场；非法治的观念谚语通过某些影视文学作品、街谈巷议等渠道不断复制传播，例如法不责众(法不罚众)，偷书不算偷，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拿白不拿、不打白不打”，见钱不捡是傻瓜，不知者不为罪，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砍头不过碗口大个疤，20年后又一条好汉”，“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