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规律篇1
关键词: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内在规律
从经济体系空间结构看,由于自然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在地域上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尤其是地域辽阔的大国,其经济运行和发展往往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点。作为国民经济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系统,也必然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及由其驱动的各要素向经济中心城市聚集,促其功能升级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反过来,金融中心能够对金融活动产生积极的组织作用,实现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通过金融核心作用的发挥促进经济增长,形成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共生互长的良性循环。
近年来,伴随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各地政府对金融业和金融中心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方面的作用有了全面深刻的认识,许多城市都提出了建设金融中心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挣建金融中心的热潮。但由于对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不足,目前国内城市挣建金融中心所形成的竞争态势是一种无序竞争,引发了许多问题,既影响了金融中心的建设速度和发展质量,又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因此,有必要就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进行分析,为国内城市建设金融中心提供借鉴和指导。
一、金融中心的一般理论阐析
(一)金融中心的概念界定
国内外不同学者对金融中心的定义不同。美国金融学家kinderberg(1974年)从金融中心的功能角度给出的定义是:金融中心聚集着银行、证券发行者和交易商,是承担资金交易中介和跨地区价值贮藏功能的中心区。它不仅对个人和企业的储蓄及投资进行跨时结算,将资金从储蓄者手中转移到投资者手中,还会影响不同地区间的资金交付和转移。我国台湾学者李芝兰指出:所谓金融中心,系指全球许多国际金融机构借款者及投资者聚集并进行国际资金借贷的城市或地区。很明显,她所给的定义强调了金融中心的国际金融交易集中地的特点,但这一定义显然不适用于某一国的全国金融中心和国内的地区金融中心。我国香港学者饶余庆(1997年)对金融中心的定义是:金融中心是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高度集中,各类金融市场能够自由生存和发展,金融活动与交易较其他地方更有效率地进行的都市。我国内地学者刘文朝认为:金融组织、金融市场集中,在金融的筹集、分配、流动方面起着枢纽作用的中心城市称为金融中心[1]。
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笔者认为,所谓金融中心,是指市场经济相当发达的城市聚集了为数众多的金融企业和金融机构及大量的资金,金融业高度发达,具有较强的资金吸引和辐射功能,成为资金融通和资金集散的枢纽,金融影响遍及某一地区、某一国度甚至全世界[2][3]。
(二)金融中心的内涵
从金融中心的定义可以看出,金融中心通常是以某一个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为依托建立起来的金融影响面较大的融资枢纽,该城市的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设施先进、金融服务高效[4]。金融中心一般包含三层含义:金融产品交易和资金集散中心、金融产品定价中心和金融信息中心[5][6]。金融中心首先应该有大量资金在此集散,金融产品交易额巨大,这是金融中心形成的基础。一个金融中心的重要性,可以从它的资金流量来简单判断,但资金的进出不只是资金简单的走账,而必须存在金融产品的交易,通过交易联接资金的一进一出,实现资金的再配置。有影响力的金融中心一般会产生对所在区域、国家甚至全球经济和金融活动有重要影响的金融价格。金融中心是金融信息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地方。无论哪个金融中心,都汇集着大量的金融信息,包括资金流动所代表的个体供需要求,也包括以市场价格为代表的总体均衡水平等信息。
金融中心能够驱使大量金融资本和由其驱动的各类生产要素集中于金融中心所在城市及周边地区,极大地带动该城市并辐射周边地区经济和金融的发展。所以,凡市场经济有相当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无不努力把某一中心城市培育成金融中心。在一国范围内,全国性金融中心可以不止一个,但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就无法形成规模经济。在一个区域内,一般只有一个金融中心,但介于区域范围的不同,有时也可以有不止一个金融中心,但是一国或区域范围内金融中心过多也有不经济的问题[7]。
根据金融中心影响力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国际金融中心、全国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三类,其影响力由大到小,作用范围由广至窄。根据金融业务辐射的范围不同,国际金融中心又可以分为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和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前者的金融业务福射全球,目前只有伦敦和纽约是公认的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后者的金融业务辐射洲际地区,如东京、香港、巴黎、法兰克福、新加坡等。全国金融中心是一国金融市场的枢纽,其交易活动覆盖全国,与各个地区金融市场有经常性密切的业务往来,如我国的北京、上海。区域金融中心则是在国内一定区域发挥金融辐射作用的金融中心,这个区域可以是一国之内跨省或省内跨地区,目前我国许多城市所提出的金融中心建设,就是属于这种类型。
二、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通过对目前公认的两个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以及新加坡和香港两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历程的考察,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内在的客观规律,对我国各城市金融中心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模式
目前世界上现有的各类金融中心,无论是国际性金融中心、全国性金融中心还是区域性金融中心,其形成和发展都可以归纳为自然渐进模式和政府推进模式。
1.自然渐进模式
该模式也称市场主导模式或经济主导模式,是指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随着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不断增加,于是产生了各种金融机构,并不断创造更多的金融产品,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金融市场不断扩张,金融制度和法规也随之完善。同时,该地区的经济则借助于金融的发展,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反过来又对金融服务提出更高的要求,形成良性促动,最终导致金融中心的形成。
这种模式下,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发展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之间是一种互相促进的关系,见图1。
以自然渐进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是市场经济长期自由发展的结果,是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形成发展的,其形成和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经济的发展,通常以所在城市发展成强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作为前提和基础的。这种模式下金融中心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发展时间,其发展过程充满曲折性和不确定性,因此这种发展模式缺乏时间效率。自然渐进模式一般产生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典型的如伦敦和纽约、法兰克福、多伦多等,20世纪70年代之前产生的金融中心都属于这种模式。
2.政府推进模式
该模式也称政府主导模式,是指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是在政府有意扶持下进行的。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尚未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心城市还没有达到能够自然形成金融中心的条件时,政府抓住国内外金融市场发展调整的某一契机,利用相应城市或地区在地理区位、资源禀赋和经济环境等方面的某些优势,在较短时间内通过政府部门的人为设计、强力支持,实行各种优惠政策,由政府主导、推动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在较短时间内实现超常规发展而形成了金融中心。超前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对经济发展起到先导作用,为本地经济创造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刺激了所在城市及当地甚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这种模式下,政府、经济发展、金融体系发展与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四者之间的关系,见图2。
以政府推进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是国家或地区有意而为的结果,经济发展并不是主要动力,其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动力来自于政府的政策推动。通过这种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多产生于二战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典型的如新加坡、巴拿马、巴林等,20世纪70年代之后产生的金融中心大都属于这种模式。在这些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竞争,亟需发展金融业以促进本国或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政府着眼于金融中心的建设以带动经济发展,是政府推进模式产生的根本原因。这种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是一国或地区有意识建设的结果,是突变式产生的,具有时间效率,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发展和繁荣本国或地区的金融、经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两种模式的比较
自然渐进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与政府推进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在发展动力、发展时间、政策取向上和作用发挥方面都有区别(见表1).
无论是自然渐进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还是政府推进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基础性力量,只不过经济发展对于前者的重要性远大于后者。同样,两种模式所发展的金融中心都需要政府的参与,只不过政府的积极作为对后者显得尤为重要,但在两者的后期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参与,离不开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政府监管,如政府的支持政策和监管制度等对金融中心的形成和发展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演进过程
无论是通过哪种模式形成和发展的金融中心,其演进的一般过程是:先是国内某个地区的地区性金融中心,影响范围仅限于直接腹地;继续发展成为部分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影响范围扩展到直接腹地之外的区域;然后发展成全国性金融中心,影响范围扩大到整个国家或国家的绝大部分地区;继续发展为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影响范围跨越国界,到达邻国和政治属地;最后发展成全球性的国际金融中心,影响范围为全世界。这一过程可以用图3来形象地表现。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的金融中心都一步一步地经历了上述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所有阶段(目前只有伦敦和纽约经历了所有阶段),绝大多数金融中心只经历了前两个或前三个阶段。
(三)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一个城市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关键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建立金融中心的一系列软、硬条件,只有基本条件具备了,才有实现的可能。通过对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等国际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考察,可以看出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所离不开的主客观条件可以分为两大类:总体环境因素和金融因素,见图4。
1.总体环境因素
一是优越的区位条件,主要指地理优势和时区优势。一个城市如果处在交通枢纽位置并且有广阔的腹地和适宜的气候,就具备了发展成金融中心的自然基础。如果该城市处在合适的时区(能保证其金融市场在世界其他主要金融市场关闭后继续交易)以及国际交通枢纽,那么它就具备进一步发展成国际金融中心的区位优势。二是良好的基础设施,主要指发达的交通通讯设施和城市建设。电讯、网络等通讯设施和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的发达,有利于金融机构快捷地开展业务;城市完善的设施和合理的规划,能降低金融机构的营运成本。三是稳定的政治环境,主要指社会的安定和政府的合理作为。政府要确保自身的廉洁高效,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政府应提供充分的优惠政策和得力的措施,吸引金融机构进驻,促进金融业发展。政府还应提供金融市场运行的基本环境,包括较完整与有力的法律制度,简明、合理、高效及透明的监管体系。四是持续增长的经济。经济持续增长能够促进本地经济的繁荣,本地经济的繁荣能够保证腹地对金融中心形成巨大的资金需求和供给。同时,经济的持续增长会产生对金融产品的巨额需求,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五是开放的经济体系,主要是指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高,生产要素和产品流动自由,外汇管制宽松,商务活动公平等。六是充裕的金融人才。一个城市要发展成为金融中心,在金融业务劳力供应上应具有良好的条件(包括质量、数量与价格)或有很好的开拓潜力(包括国外专业熟练劳力进入的可能性),同时还要有大量的高级金融人才。
2.金融因素
一是金融机构云集,主要指数量众多的多元化金融机构的存在。多元化金融机构的存在既指金融机构的种类和数量多,拥有各类银行、保险、证券、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还指金融机构来源广泛,不仅有国内金融机构还有国外金融机构。多元化的金融机构能够促进竞争和金融创新,改进服务,提高效率,充分发挥金融中心的集聚效应。同时,金融机构云集可以扩大金融行业的规模,产生外部经济,为金融机构实现利益最大化创造条件[8]。二是完善的规模化的金融市场,主要指金融市场体系完善(包括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保险市场、票据市场、期货市场、黄金市场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场等),交易量大,交易价格对其他地区的金融市场有影响等。三是健全的金融法规,主要指涉及金融交易、监管、司法以及信息流通的规范体系得到确立,金融管理制度和法规完备,能够保障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有序发展和商业金融活动的正常进行。四是高效的金融监管,主要指系统、严明、高效、完备并符合国际惯例的监管制度和体系得以建立,能够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五是金融自由化和国际化程度高,主要指金融中心所在城市或国家采取开放式发展战略,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的干预适度,金融交易自由、资本进出自由,对金融市场的限制少。
(四)金融中心形成和发展的地理位置倾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的首都和沿海港口城市更容易发展成为金融中心。首都作为金融中心的条件比其它城市更优越,首都的政治基础更稳定,对经济的控制力更强,凭借其在国家内的特殊政治地位,能集聚起大量资本,成为一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从而可以支撑起一大批金融中介机构在此集聚。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更是强化了首都在全国的经济地位,特别是其金融地位,各金融中介机构为了获得中央银行在资金、政策方面的支持,往往将其全国性总部布局在中央银行周围,进一步加强了首都的金融集聚力。沿海港口城市在发展金融中心方面较内陆城市具有优势,沿海城市的交通更便利,与国外的联系更密切、更快捷,经济外向度高。发达的经济和快捷的交通,使沿海港口城市对国内外金融机构和金融资源具有较强的吸引力,易于发展成为金融中心。
参考文献:
[1]王可.建立东北区域金融中心问题初探[j].黑龙江对外经贸,2005(2):48-50.
[2]张兴洪.对大连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思考[j].辽宁经济,2003(12):60-61.
[3]范从来,姜宁,夏江.区域金融中心: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j].江苏社会科学,1999(5):39-44.
[4]殷孟波.西南经济发展中成都金融中心的构建(上)[j].四川省情,2002(7):11-15.
[5]姜波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基本思路[j].新金融,2003(7):3-5.
[6]于福生.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5):109-110.
金融发展规律篇2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机构合会钱庄法律规制必要性建议
非正规金融是与民间金融、地下金融不同的概念，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相对，指尚未被国家法律法规认可的个人、金融组织及其资金融通行为。民间金融的内涵和外延很大，包括非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而非正规金融和地下金融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具有为法律认可的可能性。[1]非正规金融机构是促进民间金融发展的强大力量，其在引导民间资金、缓解个人以及中小企业融资困境、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三大类型：一是以标会、抬会、摇会等形式表现出来的合会；二是小范围存在于闽浙一带的钱庄；三是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的农业合作基金会。[2]由于农业合作基金会属于合作金融，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本文立足于在研究我国对非正规金融机构主要是合会和钱庄的法律规制的现状的基础上，参考国外的经验，提出对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引导的建议。
一、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现状
（一）合会
合会一般是由发起人（会首）邀请亲友若干人（会员或会脚）参加，约定每隔一定的时期举会一次，每次收集一定数量的钱款，轮流交由一人使用的互助组织。据史料记载，我国合会的雏形出现于汉代，起源于于中国古代的民间互助习俗，这种互助习俗后来逐步发展为古代的民间互助团体，然后经过长期的演变，才发展成为以民间储蓄、财产增殖和经济互助为目的的合会。[3]因此，我国古代社会长期存在的互助习俗和互助精神，是合会产生的前提和基础，合会在我国也长期依据民间习惯存在和发展。
但是，现代的合会已经发生了部分质变，表现在：从经济功能上看，合会传统的互助合作功能日渐趋弱，以前用于日常生活消费的合会资金现在有了商业用途，人们参加合会也具有了投机的目的；从参会人员上看，过去通常是满足生活消费需要的农民居多，而现在不仅仅包括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家庭，还有众多的富有家庭、企业主甚至国家工作人员，而且他们之间的乡邻和亲友关系日渐淡薄，合会已不具有明显的血缘性；从合会的规模上看，会金从20世纪上半叶的几千元上万元发展到现在的几千万元甚至上亿元，由原来的月会变成了半月会、周会、日日会甚至一天开几次会；从利率上看，现代合会的利率具有多样性，其中，用于投机和的会款利率很高，成为获取暴利和投机的工具；投资于企业的会款的利率与银行相当，具有明显的商业赢利性。[4]
（二）钱庄
钱庄、票号和银行是近代中国的三大金融机构。钱庄起源于货币兑换，其业务以银、钱兑换为主，其性质和作用不过是货币经营业最原始的形式，是传统的封建金融机构之一。目前，闽浙一带仍然小范围地分散着一些钱庄，其经营方式也还是简单地以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为主。但是，实践中，钱庄在发展的过程中，有很多走向了“地下”，从事非法金融活动如洗钱、非法买卖外汇、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等，此种“地下钱庄”是需要国家进行严厉打击和取缔的，根据国务院颁布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地下钱庄”属非法金融机构，其行为可能触犯非法经营、逃汇、洗钱等多个刑法罪名，在政府取缔打击之列。
笔者认为，尽管我国存在扰乱金融秩序的“地下钱庄”，我们不能将目前存在的所有钱庄“一棒子打死”，因为某些以非正规金融机构形式存在的钱庄，是对民间金融发展起促进作用的组织，也是本文所要讨论的主体之一，其优点和作用体现在：一是可以融通社会资金，调剂民间资金余缺，弥补银行和信用社的资金不足，促进民间经济的发展；二是经营方式灵活多样，发放的贷款不受贷款用途、贷款指标、贷款项目、贷款金额以及自有资金比例的限制；三是借贷手续和程序简便等。这一部门钱庄属于非正规金融机构，具有被法律认可的可能性。
二、对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合会和钱庄作为我国当前重要的两种非正规金融机构，其产生的历史都比较悠久，但由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专门规定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法律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运作和管理基本上还是依据民间习惯。司法机关在处理相关纠纷如合会倒会所引起的纠纷时只能参照《民法通则》、《合同法》、《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立法上的缺失使得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设立、经营和退出无法可依，这不仅导致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法律风险无法控制，更使得众多民间融资的投资人和融资人的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最终损害了民间金融秩序。具体来说，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有以下几点：
（一）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规制的现实必要性
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同时面临新的挑战，不管是完善自身发展还是适应外部变化，单纯依据民间习惯和自治规则所产生的问题已经越来越明显。
1.合会商事化需要法律进行引导和规范。由上文可知，合会在发展过程中已经了发生了质变，从民事合会发展成为商事合会，两者在管理、会员的信用度、风险、规模、期限等方面都有很大区别，这一方面使得合会有能力积聚数量足够大的资金，其商业盈利性增强，有可能成为我国的大规模经济建设贡献力量；但另一方面，合会在法律上依然没有得到认可和保护，缺乏正确的引导和有效的监管，其运行的隐蔽性和风险性仍然很大，特别是出现了会套会的类似于高息揽存的现象，使其风险性更加突出。合会的会金用于投机和，甚至是被某些不法之徒当作骗钱的工作，更是危害巨大。所以说，合会是一把双刃剑，相关法律的缺乏成为现代合会充分发挥其融资实力和其他正面作用的一根软肋。
2.钱庄的发展困境需要法律引导转型。钱庄在我国是一个历史产物，随着民间金融的发展以及其他民间金融机构的产生，钱庄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现代金融机构发展的要求，表现在：近代钱庄多采用合股形式，这类组织形式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股东人数极为有限，这影响着钱庄资本的积累和在社会中信誉的巩固，也妨碍着钱庄的进一步扩展；在管理方面，经理专权是钱庄的一大缺陷，钱庄的员工和股东无权参与钱庄的日常营业事项和事务管理，股东监督的缺失也变相鼓励经理投机营私；钱庄的股东为了分散投资风险，往往投资于多家钱庄或兼营其他行业，这使得钱庄极容易受到人事变动的影响，某一家钱庄股东个人生意的失败，常牵连到其他钱庄，演变为一连串的钱庄倒闭风潮等。虽然钱庄目前只小范围地存在于闽浙一带，但是如果对其进行正确的法律引导，不仅可以避免钱庄因落后的组织和管理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而且能够使其更好地为民间金融服务。
（二）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规制的法律必要性
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组织和运作具有特殊性，现行法律规范无法解决与非正规金融机构相关的某些重要问题，需要专门的法律规范进行规定。我国的非正规金融机构从事的是与货币相关的业务，其不同于现行法律规定的公司和合伙企业，经营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非正规金融机构的产生、组织形式、风险管理等的特殊性。同时，作为非正规金融机构，其与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区别在于不受国家信贷计划以及利率的限制，在具体的业务方面如贷款的对象、条件和程序等也有差别。[5]非正规金融机构组织和运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无法依据现行的法律对其进行规范，需要制定专门的法律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引导和规范。
法律规范的缺失所引起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最重要的体现是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尚未得到确定，这使得非正规金融机构在发展中处于尴尬的境地，而这是却法院在处理相关纠纷时面临的前提性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例如，各地法院在处理合会成员之间因倒会、无力支付会款等引发的合会纠纷的时候，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认为合会是一种违法行为，不予受理或者驳回；二是认为合会是一种违法行为，应按无效民事行为进行处理；三是认为合会是一种合法的民间借贷活动，应当予以保护。[6]这种立法的缺失导致各地法院的裁判思路和法律依据存在很大差异，影响司法公正，其所造成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此外，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管理和运作具有特殊性，需要法律予以专门规范。非正规金融机构的退出包括自行解散和倒闭也需要专门的法律规范，特别是涉及债权债务的清算。
三、国外经验启示
纵观各国对非正规金融机构的法律引导，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种主要方式：一是通过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使得非正规金融机构自然消失；二是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严格的管制，限制其发展；三是承认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合法性。在这种思路下，又有两种引导方式，第一种是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和规范，第二种是对非正规金融机构予以正规化，用正规金融机构取代非正规金融机构。[7]
（一）台湾合会的发展经验
台湾的民间金融很发达，对战后迅速发展的台湾经济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合会在台湾是重要的民间金融机构，其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自由发展、受压制、规范化的发展历程。台湾地区的民法债法篇中有9条关于合会的专门规定，主要内容包括合会的类型、会首及会员的资格、会单、合会金的取得、会首和会员的权利和义务、会份让与及退会、倒会等。[8]台湾地区合会法制的发展虽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也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至少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合会发展的思路、方向及路径。由台湾地区合会法制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台湾地区合会法制的核心思想是私法自治，经历了由习惯司法化到习惯法典化的过程。合会法典化既能指引、规范当事人的合会行为，同时也为合会问题的司法统一了标准。[9]
（二）美国社区银行的经验
美国的社区银行主要是指资产规模较小、主要为经营区域内中小企业和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务的小型商业银行。社区银行在美国银行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主要表现在美国银行体系中90%以上的银行仍然是社区银行。同时，社区银行在服务实体经济、支持小企业和农业发展方面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美国社区银行的两大特点对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首先，社区银行以服务当地社区为总体市场定位，其主要专注于为有限区域内的企业和居民提供服务，其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区，也运用于当地；其次，社区银行主要从事传统银行业务，盈利来源以净利息收入为主。社区银行主要从事存款、贷款和结算等传统银行业务，较少从事高风险的复杂业务，基本不做衍生产品业务，资产证券化业务占总资产的比例更低[10]。
四、对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规制的建议
目前，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处于依据民间习惯的自由发展阶段，随着民间融资活动越来越频繁，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弊端也显现出来，由此，笔者建议参考国外的经验，对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法律规制，考虑到我国非正规金融机构的现状，笔者建议对合会和钱庄进行区别对待：
第一，对合会进行专门立法，可参照台湾的做法，在民法中增设关于合会的章节或者条款。
由于合会目前在我国是重要的非正规金融机构，其对我国民间金融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其发展面临困境。所以，笔者建议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在民法中增设关于合会的章节或者条款。台湾地区是将合会作为隐名合伙进行法律规制的，我们可以借鉴，也可以单设一个章节，将合会作为单独一种民事组织体对待。在具体内容上，可结合我国合会的具体发展情况以及长期形成的习惯，对合会的法律性质、类型、合会的形成和退出、会员的权利义务等内容进行规定，使合会的运作有法可依、人们的民间投融资行为也有了法律规范的指引，由合会引起的纠纷会随之减少，合会的参与者包括会首和会员的合法权益也相应得到了法律的充分保障。
第二，引导部分合适的钱庄向村镇银行等微型正规金融机构转型，促进钱庄的科学、可持续发展，弥补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个人及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缺陷。
我国目前的钱庄包括有利于民间金融发展的和从事非法金融活动的地下钱庄两种，对于后者，是国家明令打击和严厉取缔的，而对于前者，由于其存在的区域比较集中和有限，所以笔者建议对其仍然依民间习惯规范，而对于一些规模比较大、管理比较良好的符合条件的钱庄，可以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其向村镇银行等微型正规金融机构转型，将其纳入到正规金融体系中来，一方面可以使其发展更加规范，另一方面，可以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不足，完善正规金融体系，另外，国家也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其监管。
我国目前已出台《小额贷款公司改制设立村镇银行暂行规定》引导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转型，这说明我国已经开始探索村镇银行等微型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之路，对于微型正规金融机构的发展，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社区银行的发展经验，走出一条与现行商业银行发展不同的微型金融机构的发展道路，充分发挥微型金融机构的优势，完善我国的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王相敏，张慧一.民间金融、非正规金融、地下金融：概念比较与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
[2]苏士儒，段成东，李文靖，姚景超.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与金融体系建设[J].金融研究，2006（5）.
[3]郑启福.中国合会起源之考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1（2）.
[4]李庚寅，曾林阳.民间金融组织——合会的变迁及其思考[J].经济问题探索，2005（2）.
[5]陈蓉著.“三农”可持续发展的融资拓展：民间金融的法制化与监管框架的构建[m].法律出版社，2010.
[6]郑启福.民间合会纠纷司法裁判的差异及其消解[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
[7]韩克勇.我国非正规金融监管方式研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4）.
[8]陈荣文.台湾地区合会法制变迁探析[J].台湾研究集刊，2005（2）.
[9]陈荣隆.合会制度在台湾之发展[J].法学论丛，2006（4））
金融发展规律篇3
关键词:金融控股公司法律支持监管体制立法完善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金融业在组织形式和业务运作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化,强调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协同效应的大型金融组织——金融控股公司(FinancialHoldingCompany,FHC)成为金融业的热点。处于金融全球化的时代,我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一巨大变革的影响,金融控股公司也成为我国金融企业以及非金融企业竞相进行创新探索和实践领域。在目前分业经营的体制下,如何通过金融控股公司实现集团化经营,更好的整合金融资源,应对入世后激烈的竞争,不仅是我国金融理论与实践所亟待研究的一项重大的课题,也需要从法律角度探讨这一组织形式所带来的法律问题与应对之策,为其发展构建一个理想的法制空间。
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发展与实践
“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个法律概念是由1998年美国《金融服务业法》创设的,它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银行业金融组织创新形式在立法上的最终体现。标志着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金融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金融分业经营制度趋于终结,以金融控股公司为主体的大型金融集团将成为国际金融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随着发达国家金融制度创新步伐的加快,金融控股公司也在我国引起了广泛的探索与争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入世以后金融领域的逐步开放,我国的金融竞争将变得日趋激烈,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跨国界收购、合并,以及金融机构的多样化经营,金融控股公司必将成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尽管目前我国金融业实行严格的分业经营和分业监管,法律也未明确金融控股公司的法律地位,但实际中已经形成了一些类似于集团混业经营、子公司分业经营的金融控股公司,“在同一个控制权下面所受监管的实体明显在银行、证券、保险之间从事两种以上的业务。”根据巴塞尔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这一界定标准,我国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众多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实践者。具体而言,大致可分为三类:以中信、光大、平安为代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以山东电力集团、海尔集团等为代表的产业资本控股模式;以四大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银行金融机构控制模式。
因此,金融控股公司在我国的出现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此背景下,我国相关管理机构已逐步放开政策之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体制因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而开始松动。如在尚无正式立法的情况下,针对实践中不断涌现出的具有金融控股公司雏形的组织所引发的监管问题,2003年中国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举行的“金融监管第一次联席会议”通过的《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中对金融控股公司作出了规定。该备忘录认为金融控股公司,是指在同一控制权下,完全或主要在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中至少两个不同的金融行业大规模地提供服务的金融集团公司。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内国际金融竞争的加剧,在我国当前法律明确规定了分业经营的模式,并且短期内改变立法成本太高的现实状况下,金融控股公司为实现金融资源整合与优化配置提供了组织平台。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所指出的,“金融混业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大趋势,对中国的金融机构来说,一方面要坚持分业经营的原则,一方面又必须应对跨国金融集团混业经营、全程式服务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两者兼顾的金融控股公司是一个不错的中间过渡平台。”
金融控股公司所引发的法律问题
从现实来看,由于法律对混业经营的限制以及尚没有对金融控股公司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尚缺乏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基本环境,目前出现的所谓金融控股公司也只是在形式上具备了类似于金融控股公司的架构,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金融控股公司。在正式的法律法规中也找不到“金融控股公司”这一词,2002年2月我国第一家金融控股公司中信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的诞生,就经历了我国在相关法律上尚无“金融控股公司”一词的困境。中信最终拿到的牌照不是“中国中信金融控股公司”,而是“中国中信控股公司”。而更为突出的问题是,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引发了一系列法律问题,对我国金融法制提出严峻挑战,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一)缺乏明确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是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政策下在法律的空隙中自发地产生与发展的。目前,我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主要是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和《信托法》等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组成的法规群构建起来的。在这些法律法规之中对于金融控股公司均无明文规定,但同时相关法律对此亦无明文禁止,这样就在我国现有的金融法律架构中存在着一条法律的灰色地带。这个灰色地带为金融控股公司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空间,但也使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一定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个灰色地带不仅暴露出我国现行金融法制的空白与缺陷,使得实践中大量涌现的金融控股公司实际上游离于法律之外,而且,长此下去,极有可能引发大的金融风险。
(二)使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受到严峻的挑战
我国现行金融法律体系是在严格“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条件下制定的,由于法律规范的缺失,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整体风险缺少监管的法律依据和监管标准,对于金融控股公司运营中防止关系人交易、异业间利益冲突等弊端的监管束手无策。那么,在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企业极有可能借助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进行一些日后会被明令禁止的行为,给国家金融秩序的稳定埋下隐患。以我国企业集团投资组建的金融控股公司为例,这类金融控股公司不仅直接违反国际通行的“金融业与工商业相分离”的基本原则,而且其完全可以利用掌控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关联交易在股票发行市场“圈钱”,或者通过发行新股,在股票交易市场上操纵价格获取暴利,或者利用证券公司的交易通道和账户便利以及银行的资金实力和担保手段融资,构造庞大的资金链条,从关联交易及股票交易市场获利。从而形成“银行融资—购并—上市—再购并—银行融资”的循环。由于其起点和终点都是银行融资,一旦资金链条断裂,银行将遭受巨大损失。“德隆事件”再一次给人们敲响了警钟,使人们意识到对我国当前不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有效监管的紧迫性。除企业集团形成的金融控股公司之外,其他类型金融控股公司中,当集团内一个子公司经营不善或倒闭时,亦将导致严重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牵连集团其他单位。
总之,金融控股公司发展迅速、规模巨大,若是长期缺乏有效的法律规范,一旦发生经营风险,那么受损失的可能不仅仅是其自身以及其客户、投资者和债权人,极有可能波及整个金融行业,威胁到国家的金融秩序与安全。
构建我国金融控股公司法律制度的建议
面对我国当前金融控股公司大量客观存在并不断发展的趋势,规范、有序地发展我国的金融控股公司已摆上了议事日程。有关方面需要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来筹划金融业的发展规划,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在确保金融安全的前提下,不断推进金融创新战略,构建金融控股公司的基本法律制度,这不仅是迎接金融全球化,实现金融创新的要求,也是保证我国金融业稳健经营、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
在我国现行金融法制框架中,对金融控股公司的规范与调整涉及到《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信托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多部法律法规;因而采用什么样的立法形式是首先要考虑的一个问题。从我国目前金融立法的实际情况分析,相关法律主要是采取按机构分别立法为主线的方式。与此相对应,金融监管也是基本以机构监管为主线,按照上述立法方式,要对金融控股公司予以法律规制,也就是说需要一部专门规范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法规,这是遵循立法惯例,保持法律体系协调一致的一个基本要求。
而且,金融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金融跨业经营的模式,其运营过程中将涉及到公司法中的人格否定和关联交易、反垄断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及金融法律制度中的信息披露制度等问题,因而需要通过金融控股公司法对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及公司法等法律的修正汇集,在立法过程中整合各个法规中相关条款,使金融控股公司立法与整个金融法律体系相互衔接与融合,减少规范的冲突,保障法律适用的公平。同时从借鉴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经验的角度来看,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控股公司立法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采取整体修法的立法技术,形成以金融控股公司法及配套法规为核心的完备的法律体系。
鉴于上述原因,我国金融控股公司的立法形式也应当采用这种整体修法的先进立法技术,制定金融控股公司法。通过整合和修改《公司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律法规中不符合金融控股公司发展的条款,加入经营规则、监管制度等必要内容,从而形成内容完备具有较强可操作性的金融法律。这样,不仅可以节省立法成本,加快立法速度,而且亦有利于与其他金融法律法规协调配合,减少法律冲突与空白。特别重要的一点是更能够对当前迅速发展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一法律主体方方面面的行为与关系进行规范,更有针对性和系统性,能够更好地实现保障金融控股公司健康规范发展的立法目标。
但在具体的立法步骤上,就现阶段而言,鉴于金融控股公司的单独立法要涉及金融基本法和分业经营制度的重大调整,在目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框架下,在我国尚不完全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下,全面制定较[文秘站:]高层次的金融控股公司法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可考虑借鉴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先行制定特例法,即先将公司法、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法规中的相关部分汇总修改,形成金融控股公司适用的法规,也可借鉴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的制定,制定相应的金融控股公司管理条例,随着金融基本法及其他经济法律的修改,视条件成熟再制定完备的金融控股公司法。
参考文献:
1.丁邦开,周仲飞主编.金融监管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2.巴曙松.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何在.中国证券业通讯,2002
金融发展规律篇4
（一）我国金融法制的基本框架
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但不论从其系统性还是开放性方面均与国际金融立法体系存在明显的差距，一些法律如《商业银行法》的配套措施还没有出台，对外资金融机构只重管理，很少从权利义务角度进行规范。为了适应加入wto需要，我国不仅要依据国际标准完善金融服务贸易领域的立法，还要根据国情做好民族金融业的保护性立法。我们认为，我国金融法律体系应当由以下多层次、多角度的广义的法律组成：第一层次为国际法中金融服务贸易相关规定，主要包括GatS、FaS、谅解书、部长决议、巴塞尔协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世界银行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共体相关金融服务贸易协定以及金融交易国际惯例等；第二层次为国内立法，包括国际多领域服务贸易在内的《国际贸易法》、《公司法》，调整和规范中央银行的《人民银行法》、规范商业银行的《商业银行法》以及《证券法》、《保险法》、《外汇法》、《票据法》、《担保法》等，与该层次相关的法律还应包括《期货法》、《信托法》等，上述法律的配套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亦应属于该层次范畴；第三层次为规章规范，即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如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和国际金融服务贸易相关的规章规范。
适应加入wto需要的金融立法不仅要包括管理金融服务贸易的法律，还应包括调整各种金融服务贸易合同的法律以及解决处理国际和国内金融服务贸易纠纷的法律和配套规章细则等。金融立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必须和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要求相适应，既要有一定的超前性，又要有可操作性，同时必须在借鉴外国金融立法经验和国际“游戏规则”的基础上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
（二）我国金融服务贸易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金融立法步伐，先后颁行了大量金融方面的法律法规，开创了中国金融立法的新局面。综观这些法律法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国内金融机构管理的法律规范，二是规范金融服务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三是对外金融机构监管的法律规范。这些法律规范的颁行对促进我国金融事业健康发展起到了法律上的保护和保障作用，但其不适应性已经明显暴露，必须加以调整。
1.进一步加快金融立法。近些年来，我国金融立法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在与国际接轨方面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首先是立法的滞后性，如目前各银行广泛开展的资产重组、投资理财、衍生金融工具、基金管理、信息咨询、消费信贷业务等不仅在《商业银行法》中没有规定，在其他法律中仍然没有规定，这不仅不便于维护广大客户和银行的合法权益，也使商业银行在业务操作上无所适从，立法的滞后性十分明显。其次，相当多的领域在立法上仍然是空白，如关于金融机构监管没有专门的法规，一些金融业务必然涉及的领域尚无相应法律，如金融租赁业相关立法等。再次，我国加入wto后在金融立法上尚无明确的实施对策，至今没有任何一部能够体现FaS的法律规范，在金融立法上没有做到接轨，甚至还没有必要的准备。立法上的缺位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金融业的健康发展，金融领域从业人员普遍对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内容了解不多。
2.修改调整有关金融法律。如前所述，我国目前的一些金融法律和规章与FaS原则精神不尽一致，存在着不协调条款。为此，需要修改《商业银行法》有关银行业务范围规定，科学合理、事实求是地扩展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并逐步解决由分业到混业经营所带来的负面作用；修改《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或将该条例所规范的内容上升为法律，制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法》），消除外国金融服务者在业务范围“歧视性待遇”和税收政策上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外资金融机构在税收、贷款利率、收费等方面与国内金融机构同享国民待遇，同时要明确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的法定条件，严格市场准入条件，依法避免外资金融机构大量涌入对我国民族金融业的冲击；修改《境外机构管理办法》，依法鼓励我国金融机构发展境外金融业务，鼓励其拓展境外金融市场，培育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和金融服务的输出能力。
3.采取多种形式弥补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真空状态，同时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实践中要依据规范对象的不同而采取相应的法律形式。首先，要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工作，根据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对有关条款作出补充性的立法解释；其次，通过国务院行政法规或国务院部委规章的形式，进一步制定各项实施细则；再次，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采用司法解释的方式进行完备补充；最后，对于明显违背GatS和FaS规定精神的现行法律规章，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理和废除。同时，加强金融服务贸易监管执法。加入wto后，金融监管当局能否公平执法，对创造“国民待遇”良好环境至关重要，这不仅涉及能否有效执行GatS和FaS基本要求，而且涉及外资金融机构和国内金融机构及其相互之间的公平开展业务。良好的金融监管必须体现金融监管规范性、公平性和一定程度的灵活性。
4.充分利用wto有关规定保护民族金融业。GatS中有关发展中国家的优惠政策，对我国进行保护性立法很有启发作用。利用GatS中“例外条款”和“保障条款”，完善我国有关金融服务贸易的保护性、过渡性立法，可以保护民族金融事业在过渡期内尽快发展，最大可能地减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给国内造成的金融风险。据美国财政部的研究显示，在wto135个成员国中，对外资银行没有明显限制的只有13个国家。加强保护性立法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一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以独资、开设分支机构等形式进入中国，从法律上鼓励采用合资形式，便于国内银行业尽快掌握国际金融领域先进的管理经验，按照FSa规定，合资金融机构50%股份属于中国股东持有，这样有利于中国金融政策的宏观调控；二是限制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开业数量，尽量避免同一国家在中国设立过多的银行或过多的分支机构，防止外国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形成垄断；三是逐步解决外资金融机构超国民待遇问题，使中外金融机构在同一税负起跑线上发展；四是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操作，可以考虑将其国际结算业务和国内贷款业务挂钩，并引导外资金融机构把资金投向国家优先发展而效益较低的产业；五是进一步加大金融监管力度，依法管理外资金融机构，对其违法经营和损害我国国家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罚，为外资金融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金融立法上要考虑到我国过渡时期的特殊性和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身份，根据GatS规定的发展中国家因服务和竞争能力的差别，允许发展中国家享受一些不对称原则，包括发展中国家“更多参与”（第4条）和“逐步自由化”（第19条），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规定在立法上保护民族金融业；同时，在立法上还要坚持国际性和民族性的统一，国际条约并不能凌驾于我国金融立法之上。
（三）当前国有商业银行亟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国有商业银行是我国银行业的主体，不论是从业人员、机构数量，还是资产规模或市场占有率均属于“超级型”，而国有商业银行目前存在的诸多问题又很难在短期内加以解决。因此，国家仅从金融立法上予以保护还不能全面从法律角度保障国有商业银行的生存和发展，国有商业银行还必须注意以下几个与法律方面相关问题。
1.提高广大员工的法律意识，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信用观念和法律意识。由于多年的计划经济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员工的法制意识十分淡薄，商业银行因违法等因素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惨重。信用文化的内涵包括债权人和债务人两个方面的法律意识，其实质是债权人与债务人双方的权利与义务，而这种权利与义务是以整套连贯一致的法律、监管和司法实践为基础的，在一个法制精神和信用意识缺失的商业银行里，仅靠外部法制环境是不能保障其自行的健康运行。提高员工的法律意识，首先应当进行加入wto相关的法律业务知识培训和金融法律知识培训，其次加强银行内部的执法检查和监察，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加强内控制度建设，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清理。机构庞杂、内部规章制度繁多，也是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一个重要特点。适应加入wto需要，各国有商业银行必须对现行的内部规章制度进行清理，主要从规章制度的合法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清理，确保现行的各类规章制度与国家法律规定一致，避免与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相冲突。对于新制定的规章制度必须参照CatS和FSa的有关规定，从防范加入wto产生的新的法律风险入手加强内控制度建设。
3.加强法律顾问工作，造就一批国际金融法律专才。加入wto给国有商业银行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方面的新课题，加强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顾问工作也显得日趋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要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顾问的队伍培养、专业工作机构设置等方面研究问题。国有商业银行必须从多种途径入手，造就一批既懂国际金融业务，又懂国际金融服务贸易法律的专门人才，以适应入世后国有商业银行法律事务工作的需要；适当提高法律顾问的政治和经济待遇；千方百计留住人才。要加强法律顾问工作，就要参照国际上管理先进的商业银行在法律顾问工作机制方面的经验，在总行和一、二级分行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把法律顾问工作纳入国有商业银行健康运行的法律保障之中，通过法律顾问工作促进国有商业银行依法经营，维护国有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
4.建立健全国有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国有商业银行的健康运行不仅仅需要国家在宏观金融立法上予以法律体系保障，更重要的是国有商业银行自身必须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作为法律风险防范机制，一方面，它需要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者具备良好的法律素质，众多的从业人员具备一定的法律意识，时刻将依法合规经营理念渗透到商业银行运营的每一个环节，确保国有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另一方面，还应逐步解决业务工作人员不懂法、法律专门机构工作人员不懂业务的“两层皮”现象。建立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还应将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营运行中暴露的法律风险通过多种渠道予以化解，探讨建立化解重大法律风险的快速反应机制的绿色通道，从法律风险防范的机制上适应加入wto的需要。
【参考文献】
[1]缪剑文，罗培新.wto与国际金融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2]李本森.wto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务[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3]朱子勤，姜茹娇.世界贸易组织(wto)法律规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法出版社，2000.
金融发展规律篇5
一、互联网金融的产生与发展
互联网金融是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兴起而逐渐产生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5.8%，庞大的网络用户给互联网金融创造了充足的客户源，而随着网络支付平台等互联网高科技的成熟及普遍应用，互联网金融迎来了蓬勃发展的大好机遇，互联网金融的产生水到渠成。
互联网金融产生后，由于借助虚拟网络技术所带来的金融产品的多样性、交易的便捷性、收益的直观性及交易的时尚性，很快聚集了大量的客户，如以余额宝为代表的宝类金融产品在极短的时间内便汇集千亿元的巨额资金流，已经对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产生了一定的威胁，互联网金融呈现出不可阻挡的发展势头。
二、互联网金融发展存在的问题
1、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存在博弈
我国互联网金融与传统金融业仍处于融合阶段，必然存在激烈的冲突、碰撞。
(1)资金博弈。各种宝类网络产品的出现，极大的分流了商业银行的存款业务，大量的资金进入互联网，银行资金流动性趋紧。这种状况倒逼了传统金融业的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宝类产品的收益优势不断减弱，对资金流的吸收力也不断降低。
(2)小微信贷业务的争夺。传统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的主要对象是大客户群体，对庞大的小微客户群体并不重视，而互联网金融依托庞大的网络客户源，利用互联网的便捷性，迅速占领了小微信贷业务的市场份额，随着微众网络银行的设立，互联网金融将成为传统商业银行小微信贷业务产生更大的威胁。为了重回小微信贷业务市场并扩大占有份额，各商业银行纷纷开通小微企业快速信贷业务，在安全性、资金量、服务模式等方而与网络信贷平台竞争，并加大与政府机关及高校的合作，拓宽信贷渠道，迅速积累起了巨大的优势。
2、互联网金融存在监管空白。与我国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极不相称的是对其监管治理的缺位，互联网金融门槛很低，也没有明确的政策指导，往往不具备银行的合规机制，当然也缺乏有效的风险防控能力，庞大的资金流长期处于失控中，互联网金融的各个环节均存在监督失位，而监管部门及职责的模糊也加剧了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影响着互联网金融的进一步发展
3、互联网金融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近年来，我国逐步出台了一些法律法规对互联网金融予以规范，但也局限在传统金融业务的网络服务范围，而传统的金融法律无法适应互联网金融的新情况，造成立法的空白、滞后，对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极为不利。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规制问题
互联网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上述问题均是法律规制的缺乏所致，只有将互联网金融纳入法律规范，明确其法律地位，才能实现其依法、有序、高效的发展。
(1)完善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框架。互联网金融消费群体庞大，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其权益也更易受到侵害，如果不能对这类消费群体的权益加以有效保护，必将影响网络消费者对互联网金融的信心。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于2014年3月15日施行，对互联网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定了更为严格的规定，但这些规定仍然是模糊的，笼统的，应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制定专门的法律法规，设计细致具体的操作规范，形成完善的法律框架。
金融发展规律篇6
关键词：金融科技；风险监管；治理路径
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兴技术的兴起，金融业也迎来了全新的发展热潮，科技赋予金融业以新的面貌。金融科技是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创新，简单理解就是“互联网+金融”，利用科学技术服务金融业。金融科技正深刻地改变着金融业的发展形态，成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发力点。但是金融科技在为金融业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暗含风险，一方面金融科技依然面临着传统金融风险的冲击，另一方面在新的技术环境下，金融科技还面临着新的风险。要推动金融科技的稳态发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克服现有的监管难题，构建行之有效的监管方式和监管体系。
一、金融科技风险分析
金融科技依托快速发展的科学技术，不断创新金融业态，改变传统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实现普惠金融。但是在金融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也凸显了许多问题，冲击着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
（一）操作风险
首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大数据的支持，金融科技的发展也离不开数据的支撑。在互联网情境中存在大量的数据交换和处理，传统金融监管的被动监管模式难以进行有效监管，极易出现数据造假和数据泄露问题。其次，普通消费者不具有相关专业性，缺乏专业的风险评估能力和金融产品的判断能力，容易进行不合理的投资，给自身造成严重风险负担。最后，金融科技依靠新兴技术，企业本身可能面临技术短板，无法有效对风险进行预测分析。
（二）信用风险
在金融业发展领域，信用风险是普遍性的金融风险类型，是由参与交易的乙方或者双方实施的可能违背约定的行为造成的。造成信用风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信息披露程度低，导致信息不对称。金融就其本质来说就是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金融交易以信息为支点，信息流动具有重要价值，但是在金融科技背景下，互联网信息数据鱼龙混杂，难以分辨其准确性和真实性，如果对交易参与者不进行充分的信息审查，极易增加潜在的信用风险。同时，当前金融科技产品呈现出同质化倾向，信息披露程度低，普通民众缺乏专业知识，风险意识低，交易时普遍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导致金融科技潜在的信用风险持续走高。
（三）法律风险
在金融科技层面，各类信息技术的发展使金融交易和金融服务发生了巨变，无论是传统金融行业还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企业，其交易习惯和方式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变或重塑。不断涌现的新兴金融交易方式和金融业态给金融监管提出了巨大挑战，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难以实现规制目的。同时，一个金融交易行为可能涉及多种法律规则，如何进行法律界定和规制也是一大难题。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个人信息泄露日益严重，网络金融诈骗层出不穷，金融服务提供者身份难辨，使得金融犯罪情形更加复杂，加之我国当前相关的金融科技法律法规缺失，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无规可依，更加剧了金融科技的法律风险。
二、金融科技监管面临的突出性挑战
（一）法律层面：法律制度覆盖面窄
金融科技发展势如破竹，更新换代迅速，法律的滞后性使其难以匹配金融科技的发展速度。当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系由《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及其规范构成，然而现存的法律规范是为了应对已存在的风险，是对已存在和过去出现的问题进行规制的规则。法律和规则的制定需要一个过程，现有的立法相对于新出现的金融科技具有明显的滞后性。我国当前还未进行有关金融科技的立法，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还处于空白阶段。同时，金融科技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支撑下得以进行，金融科技的运作过程也是信息数据的交换过程，在此情境下，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数据泄露、金融诈骗、贩卖数据牟利等情况不断发生，因此，在金融领域保护参与者的个人信息，防止金融数据泄露也需要采取法律手段予以规制。
（二）技术层面：监管科技效用性低
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拓展了金融交易的人员参与范围，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已经无法达到防范金融科技风险的要求。传统的金融监管以制定全面具体的标准和细则为准绳，而金融科技风险的主要来源是新兴科学技术，因此规制金融科技风险，必须对技术风险进行有效的约束。实践中，对技术的监管总是落后于技术本身的发展，监管科技发展滞后导致了无法有效应对风险的频繁发生。许多新的技术为科技监管提供了支持，但是金融科技同样依托于新兴技术，这就对监管科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监管层面：传统监管局限性强
我国现阶段采用“一元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形成有序的监管体系。但是在科技加持的情况下，金融业开始朝混业式经营发展，分业式经营体系不断受到冲击，不再适合对混业式经营的监管。同时，“一元多头”的监管体制存在监管重合和监管盲区，容易导致风险隐匿的出现，已经不能够满足金融科技深入发展的需要。传统的金融监管主要包括3种方式：一是公告监管，金融机构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和方式向有关监管部门提供其经营资料；二是规范监管，国家制定规则对金融机构的经营事项、管理办法、惩罚措施进行规定；三是实体监管，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发展、清算以及破产进行实时全面的监管。传统的金融监管方式主要是金融机构依法提交的各类实体经营材料和企业经营信息进行静态监管、被动监管，但是金融科技具有快速性特征，在其支持下，金融市场的规模和交易速率有了大幅提升，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监管方式更具有灵活性和时效性。在金融科技火速发展的当下，传统的金融监管手段急需改头换面。
三、金融科技监管的有效治理路径
（一）填补法律空白，建立完备的法律制度
1.树立金融科技监管的一般规则。金融科技正处于快速发展和不断变化的阶段，对于金融科技的法律监管应适当地具有灵活性。首先，可以采用原则性的监管办法。原则性监管较为灵活，能够适应金融科技的未来发展变化，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临时性的规制办法，为规则性监管制度的构建提供指导。其次，对现有的法律制度进行修订。为了避免法律重复出现的情况，可以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增设有关金融科技风险监管的专门内容，以适应金融科技给金融监管带来的变化。最后，制定新的法律规范，针对金融科技的全面深入发展，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制定专门的金融科技法律，对金融科技风险进行全面有力地规制。2.多角度建设金融科技监管法律体系。第一，充分考虑科学技术在金融行业呈现的作用特征和价值，健全当前的金融法制体系，对当前金融法制体系中不适应金融科技发展的有关规范进行调整。第二，针对不同的金融机构、金融业务、金融创新领域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和梳理，制定共通性的金融科技法律规范，并进一步制定细则。第三，针对特殊科学技术、特殊部门、业务制定出专门规定，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别化措施，不断提高金融科技领域法律监管的精确度。第四，加快互联网金融的消费者保护立法，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增设法律屏障。
（二）强化监管科技，充分发挥技术先进性
1.明确监管科技发展满足合规性。监管科技是金融监管的新方式，是对传统金融方式的补足，因此，监管科技的发展必须合法合规，应将其纳入现有的金融监管体系，并推动监管方式的进步。加强监管科技的顶层设计。从技术标准到管理和应用标准，全方位地建立起监管科技的标准体系，以保障其规范性、科学性。2.推动监管科技应用进程。现阶段，我国的监管科技还处于萌芽时期，为发挥监管科技的长远效应，推进监管科技的科学化、合理化发展进程，可以采取试点应用的方式，通过优质范例带动全面发展。可以设立专门的监管科技应用部门，整合相关资源，进行监管科技的实验工作，并进行追踪记录，对可行性进行确认，最后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推广。将科技和监管结合，形成监管科技，对发展变化的金融科技进行有效地监管。
（三）改进监管方式，构建多元化监管体系
美国为控制系统性风险，对金融业进行了新的监管改革，全方位扩大了政府的监管范围，将监管方式从分散监管向集中监管转变，将金融监管的重点放在了全面监管上，改变了以往着重地方监管和个体监管的局面。我国可以学习美国的经验，并根据我国金融科技的发展现状，推动协同式监管的构建。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促进其他金融部门和监管部门之间的联动，在各司其职的状态下加强统一合作，并不断提高监管效力和效率。除此以外，要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充分调动，拓宽监管主体，形成多元主体的监管体系。在确保政府统一监管的基础上，推动社会、行业、企业等民间主体共同参与，加快构建多元化金融科技监管体系。1.金融科技企业自主监管。一方面，在金融监科技管领域，被监管人往往比监管人对自身更加了解，外部人通常难以得知金融科技企业内部的特定信息。另一方面，金融科技企业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作为竞争对手，金融科技企业之间也会对彼此更加关注。倡导金融科技企业自主监管，有利于加强企业对自身的约束和自我监督，也有利于加强企业之间的互相监督。因此，政府可以赋予金融科技企业更大的自，提高金融参与主体的积极性，促进金融科技企业自律。2.行业自律。行业应当承担起自身责任以应对行业的持续健康发展，英国为推动金融科技发展和金融创新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我国可以学习相关经验，成立金融科技监管组织，发挥行业的监管作用。现阶段，可以由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牵头，推动行业自律机制的构建，制定行业准则，进行投资者保护和信息披露工作，引导行业加强自律，审慎经营，实现金融科技行业的稳健发展。3.社会监督。金融科技涉及方方面面，与社会群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今天，有关的金融监督部门应当广开言路，不断提高公民的参与度，拓展监督渠道，建立举报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大众积极参与金融科技的社会监管，并积极开展金融科技教育活动，提高社会大众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金融监督意识。
四、结语
金融与科技的充分融合和深入发展给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在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风险防控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实现金融科技的健康发展和有效监督，成为金融科技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以法律为基础，加强行业自律，构建适宜的监管体系，以“科技”应对“科技”，实现对金融科技风险的有效治理。
参考文献：
[1]夏诗园，汤柳.金融科技潜在风险、监管挑战与国际经验[J].征信，2020(9):8-14.
[2]蒙杰.论金融科技风险的法律监管[J].对外经贸，2020(8):111-115.
[3]张凯.金融科技：风险衍生、监管挑战与治理路径[J].西南金融，2021(3):39-51.
[4]张永亮.中国金融科技监管之法制体系构建[J].江海学刊，2019(3):150-156.
金融发展规律篇7
一、金融执法效果与金融信用发展有关
金融应当符合金融业发展的客观，也要符合市场运作的特点和业内人士操作的经验。如果要问：“什么是金融业发展的规律呢？”笔者认为可以这样回答：金融业是以参与者的信用为基础，又以金融信用为工具的，要求稳健发展的行业。金融市场的操作特点可以表述为：在金融市场参与者公平竞争基础上的契约自由与经营自律。金融法律要符合这些规律和特点，法律执行才有预期效果。
金融法律的要尽可能符合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保障和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不反映这些规律和特点，金融法律就不容易被金融市场所接受，金融市场的参与者也不能在较大程度上自觉地执行法律。
为什么金融法律需要上述的价值取向？因为金融市场中的一个特点就是资金的安全与流动，具体表现为金融信用可靠与流动性。因为金融并不一定像履行实物产品合约那样，要求实物交付，或实际履行，或强制执行。而金融业的合约只要实现了资金的流动性，合约的目的就实现了。而的资金流动又是以信用为工具的。
如果上述金融法律所反映的规律和特点能被市场接受的话，金融信用的基础就可以完善起来。我国的金融市场信用还不够，还是政府的行政信用来支撑着金融业的运行。离开了政府信用，金融机构的运行将变得较为困难。
上述情况也表现在金融法律上。虽然我国的金融法律也规定了若干市场金融信用的内容，但是，在金融市场中真正的信用还没有建立，所以，法律规定了，也不容易执行。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国有商业银行对一些国营的贷款中形成的呆帐。国营企业到期不还银行的贷款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有些国营企业没有钱不还贷款，有些企业有了钱也不想还贷款，这就是金融市场没有信用基础的明显信号。
法院对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贷款协议也没有办法执行。所以，一些银行在遇到国营企业欠债时，干脆不想打官司了。因为他们知道：打赢了官司，法院也执行不了，还白搭上诉讼费和律师费。我国的律师行业虽然成为了新兴知识产业，律师们的收入增长很快，但是，金融执法的情况没有明显好转，这也反映了诉讼业与执法效果相脱节的现象。于是出现了银行“丢失一只羊，吃掉一口猪，牵走一头牛，找回一只鸡”的说法，这些民间的说法反映了我国目前有关金融法律可执行性的程度。
金融法律的执法效果不理想，原因不全在法律本身，而在于我国的金融市场信用基础还没有建立。要建立金融市场信用基础，需要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信用的商业道德化阶段；第二，信用的商业化阶段；第三，信用的证券化阶段。法律要随同上述发展阶段而同步发展，执法的效果才能发挥出来。
二、信用发展的不同阶段
1、信用的道德化阶段
金融发展规律篇8
关键字：金融；金融风险；金融法制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4-0257-01
一、金融与金融风险
金融是指资金的融通。具体地讲，金融是货币流通和信用活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活动的总称，广义的金融泛指一切与信用货币的发行、保管、兑换、结算，融通有关的经济活动，甚至包括金银的买卖，狭义的金融专指信用货币的融通。风险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普遍特征，是指由不确定因素导致损失的可能性。金融业当然也存在风险，金融风险是指一定的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风险有不同的表现形式，金融风险主要表现为市场风险、制度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作业风险、行业风险、机构风险、法律法规或政策风险、人事风险、自然灾害或突发事件等不同形式。其中不同的风险种类在金融风险中所占的比重是不均等的。
二、我国法律对金融风险的防范
目前我国防范金融风险的主体法律主要有：第一，《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一条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第二，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各自监管的领域出台的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以银监会为例，自银监会成立以来，出台了一系列包括《金融许可管理办法》、《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实施程序规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等在内的金融规章，以行政许可制度为基础，强化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入管理。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法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一章中单列了破化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对防范金融风险做出了具体的规定。
三、我国金融法制存在的缺陷
（一）金融法制不健全
目前金融法制中还存在许多的问题。一方面，我国金融法律不健全，尚有法律真空的存在，比如信托法、期货法等；另一方面，金融基本法的配套法律法规不健全。我国金融法的发展时间不长，也秉承了法律制定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金融法的制定也是细致不够。
（二）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
金融风险的防范主要还是要靠法律监管，而目前因为金融法制尚不完善，金融的监管制度也存在着很大的漏洞。比如对金融机构的设立及退出，对金融业务的监管，都是比较混乱的。
（三）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不健全
金融风险的预警机制直接关系到金融风险的事前防范与控制，金融危机的爆发，已经告诫人们应当尽快建立健全的金融风险预警机制，防患于未然。
四、完善金融风险的法律防范
（一）完善金融立法
首先，完善金融主体法律。我国目前的金融主体法律并不健全，难以覆盖金融业的各个方面，原来制定的一些法律规范也因时代的发展变得不合适，因此，完善、更新金融法律是当务之急。其次，完善金融主体法的配套法律规范。金融主体法律因其规定的过于原则，在操作性上较差，而金融业的发展又是瞬息万变的，因此，要是法律规范跟上金融业的发展，必须完善金融主体法的配套法规。
（二）健全金融监管体制
首先，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金融衍生产品的创新，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但美国的次贷危机告诫我们，在探索金融衍生产品的同时，应当注重对其风险的评估、防范。目前我国正在鼓励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进行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更应当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其次，加强金融机构内部的自律机制。金融风险的防范，不仅要靠社会的外部监管，更需要金融机构本身的自律，金融机构的自律更能及时有效地发现风险，预防风险和化解风险；最后，协调各监管机构的权力。
（三）建立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信息体系远未达到《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的“准确、有意义、及时且具有透明度”的标准。这就要求相关部门认真负责，全面掌握市场信息，分析和识别风险，给金融业注射一剂风险预防针。同时，应当制定金融风险管理法等相关预警风险的法律，逐渐建立起金融风险预警机制。
金融发展规律篇9
【关键词】民间金融中介；公法；风险防范；法律保障
民间金融中介，是民间金融业蓬勃发展之产物。其服务触角下放至民间中小型企业乃至个人用户，在放贷资金和需求客户之间进行合理匹配，以借贷行为为主要服务途径，为民间闲置的资金提供投资渠道。民间金融中介处于非正规金融范畴的领域之内，也就是“从事资金融通活动而又未被纳入正式官方金融机构管理体系内的个人与机构”。本文从民间金融中介发展现状入手，在市场需求与金融风险二者并存的分析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公法学视野下，民间融资中介的发展路径，力图在公法与私法两者的互动中，为民间金融中介在面对金融风险时的法律和政策保障，提供自我拙见。
一、民间金融中介的尴尬：市场需求与金融风险并存
民间金融机构在法律领域的灰色地位，为其规范化发展走向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规范化缺失的运作体系，以及政府法规甚至是刑法等公法领域的多重限制，必然带来民间金融机构自身发展的种种局限（从立法角度审视我国法律文献，有关民间金融中介的相关规定仅在《合同法》、《银行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文件中有零星涉及，且公法领域指导性规则的缺失进一步为其健康良好发展，设置了难以跨越的屏障）。然而，其在市场经济中起到的作用却尤为显著。
首先，缓解小微型企业融资困境的需要。以地方性小微型企业的发展为例，伴随着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的蓬勃发展，在金融领域的资金流通量极其迅速。就融资途径中，最广为人知的市场发行股票之方式（即上市）而言，小微型企业自身规模的限制，使其只能在众多大型企业的竞争中，惨淡落败。尤其是股票发行获得资本金的方式，更加青睐于混合所有制企业。在此种困境之下，小、微型企业的只能将目光投向民间金融中介，力图利用民间金融服务者在灵活度上的优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一席之地。
其次，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需要。学者指出“民间金融中介的存在，为中小企业融资节约了交易费用，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更多的是为大型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中小企业很难从银行和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民间金融中介则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了一个简单而又方便的筹资渠道”。因此，作为中小型企业资金保值增值的重要途径之一，民间金融中介在无形中起到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作用。
综之，民间金融中介的兴盛，是市场需求与金融风险并存的产物。从显性角度来看，外部金融环境的动荡为民间金融中介发展带来了挑战。从隐性角度来看，金融中介内部实际运作机制的不完善，也成为其发展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之一。
二、公法规制下的民间金融中介：规范主义与受限主义之争
民间金融中介的尴尬局面，进一步体现了其双刃剑效应在当下金融业发展背景下的困境。针对民间金融中介的发展态势，公法的自然介入，也引发了诸多具有争议性的话题。从刑法学中“非法集资罪”的适用范围，到政府管制干预政策的妥当与否，公法在民间金融领域进退两难。
（一）基于刑法学视野的考量：非法集资的尴尬
民营企业发展需求的增长与传统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中介融资高要求的严重错位，使得其不得不跳跃合法融资渠道，筹集民间资金。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设定了严格的“警戒线”。从法条本身的设置来看，条文中诸多模糊性概念，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定罪的精确性带了不便。
第一，融资行为的多样性和法条设置笼统性存在矛盾。北京大学彭冰副教授指出，对于直接融资手段来说，法律通过运用证券法予以调整；对于间接融资手段来说，法律进行了不同限制。如《商业银行法》、《保险法》中“严格限制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的的资金运用，要求保证一定的资本充足率或者净资产比例”。彭冰认为，将多数非法集资行为都归结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实际上是“将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种手段在刑法法条上做了单一化的处理”。基于此点考虑，对于民间金融中介的融资行为，则很难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条文中找到其精确的定位。
第二，融资需求的大量性和融资途径的局限性矛盾。在确定该法条模糊设置的基础上，进一步考量立法原意，彭教授指出一味禁止民间集资绝非立法本意。“我国目前合法集资途径有限，大量合理的资金需求无法通过合法集资途径满足，才不得不走上了非法集资的道路”。因此，在法条构架之下，现实中的民间金融机构，难以为自身发展找到合法化的依据，这也为实现其自身优势，造成了一定的障碍。
综上所述，基于刑法学视野的考量，民间金融中介的融资行为，由于缺乏精确化的标准规制，使得其在实际操作层面上，往往遇到“受限”而无法发挥其应有功效的障碍。
（二）基于行政法学领域的考量：规范化走向的出路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俊海学者，就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法律形式提出“规制与放松”并存模式的处理原则。笔者认为，从公法领域着眼，主要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思考：
首先，以自主化、自治化规制为核心理念。政府作为民间金融中介的规制主体，其执行理念应始终贯彻于政府规制的过程当中。在商法领域中，“意思自治”主要表现为“在法律规定和公序良俗的合理容忍度之内，商事主体有权以追求自身的经济利益为目标”。（需要进一步补充的是：最低范围内的行政干预，并不会带来行政干预对商事主体，带来负面效应。基于民间金融中介自身无序性、规范性的缺失，民间金融中介的发展，同传统金融中介相比，更需要政府的引导。）那么，何为合理容忍度呢？法律以及行政法规应着重在合理之限度的规定上进一步完善，从而保证民间金融中介作为合法商事主体的利益。
其次，基于政策层面考虑，以多鼓励、重引导为政策导向。以鼓励性政策为主的思考路径，能够给民间金融中介的发展提供相对宽松的空间；另一方面，鼓励性政策同样是以规范化的形式呈现，适时对民间金融中介的筹资措施进行评估、监控，更加有利于其走向规范化、法制化的良好发展道路。
综之，对于民间金融中介来说，公法领域之干预，是其所面临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相较于受限理论而言，笔者更倾向于通过政策正规化的政策引导，促使民间金融中介走向规范化道路，摆脱原本杂乱无序的发展局面。
三、民间金融中介的法律保障：公法与私法的互动
从民间金融中介本身的性质以及所处的金融发展环境着眼，单纯的割裂公法与私法的观点，对于民进金融中介的有序发展大为不利。笔者认为，加强私法领域与公法领域的沟通与互动，不仅弥补了其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同时也为金融业中其他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可取的思路。
第一，完善私法领域的相关规定，规范指导民间金融中介的融资行为。到目前为止，我国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定极不完善（据统计，除了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少数司法解释外，有关民间金融中介融资规范的相关规定，在私法领域中，仅有《合同法》、《民法通则》中的部分条款有所涉及），私法上相关规定的缺失严重阻碍了民间金融中介在私法领域合法地位的获得。在私法领域中明确民间金融中介的法律地位，界定其形式、融资主体、准入条件等内容，以指导和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使其在私法领域，能够做到有法可依。
第二，加快公法领域的法律变革，建立保护型、服务型为主的公法规制体系。一方面，进一步完善刑法中有关非法集资等相关罪名的标准，为民间金融中介的融资行为提供合法的衡量尺度；另一方面，进一步细化行政处罚中有关民间金融中介融资筹资行为的相关规定，以“人性化”政策引导为指标，尽量避免处罚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三，加强对金融中介不法行为的打击力度。法律政策明确以后，民间金融中介的合法与非法行为认定就有据可依。从法律政策的执行角度看，民间金融中介的不法行为，对金融市场的扰乱将严重阻碍其良性发展，只有严格保证法律政策执行力，才能建立真正有利于民间金融中介发展的法律保障机制。
综上所述，在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当中，实现“灰色金融”由“地下”向“地上”的转变促进其合法化、规范化和机构化。不仅需要“政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规模较大的民间金融通过降低金融市场准入的形式”，更加需要建立完善的民间融资体系，将积极引导与合理规制相结合，实现社会资金的利用效益最大化。
四、结语
从公法学视野再度审视民间金融中介的发展进路，不难发现在其规范化的道路之上，依然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加强公法与私法在民间金融领域的良性互动，能够对民间金融中介的行为起到良好的导向作。伴随着公法——尤其是行政法规——对于民间金融中介相关行为的调整，其干预程度问题往往会成为其自由发展的阻碍之一，为商事领域的意思自治埋下了隐患。对此，法律制度在设置上的准确度与精确度则成为衡量政府限制行为是否过当的标准，这显然要求政府在执法过程中牢牢秉持宽严并济的理念，正确区分金融中介的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引导民间金融中介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参考文献
[1]刘俊海.金融危机的法律防范[J].中国法学.1999（2）
[2]罗国华.论中国民间金融中介的规范与发展[J].经济研究.2010（2）
[3]苏国强.金融危机、中小企业融资困境与公司金融中介化[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9（11）
[4]彭冰.非法集资活动的刑法规制[J].清华法学.2009（3）
[5]孙杨，柏晓蕾.金融中介理论的最新进展及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启示[J].财经科学.2006（8）
金融发展规律篇10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p2p网贷；股权众筹；法律风险；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5-128-02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民间金融与互联网结合，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以p2p网贷和股权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逐渐兴起壮大，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现行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与互联网金融有较多不协调的地方，因此抓紧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对鼓励利国利民的金融创新，打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金融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
互联网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
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①本文将主要以“p2p网贷”及“股权众筹”两种主要且法律风险较大的互联网金融产物为对象进行法律分析。
“p2p（peer-to-peerlending）”，即点对点信贷。p2p网贷是指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双方的匹配，需要借贷的人群可以通过网站平台寻找到有出借能力并且愿意基于一定条件出借的人群，帮助贷款人通过和其他贷款人一起分担一笔借款额度来分散风险，也帮助借款人在充分比较的信息中选择有吸引力的利率条件。②
众筹（Crowdfunding），根据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的定义，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从大量的个人或组织处获得较少的资金来满足项目、企业或个人资金需求的活动。③“股权众筹”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④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规范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更无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法律法规，现行立法对民间金融的规定散见于民事、行政、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
民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之中，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规定凡是涉及非法融资行为均为无效行为，并承担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
行政责任的规定散见于《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行为实行的是严格的许可主义，对未经许可的金融行为主要规定了取缔、没收和罚款三项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于《刑法》中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0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79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174条第1款）等。
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2014年以砉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私募股权众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尤其在《指导意见》中认可了p2p网贷以及股权众筹融资的合法性，虽然不涉及具体监管细则，但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相关部门今后对互联网金融“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具体监管方向。
三、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
与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快速扩张对比而言，我国现行法律的监管明显是缺位的、滞后的。“非法集资”的红线就好像悬在互联网金融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经济活力。非法集资主要有四大构成要件因素：（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①无论是p2p网贷还是股权众筹融资都很难回避公开宣传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两条标准。法律风险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平台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引起的，典型表现如p2p网贷平台在开展借贷金融业务时，向不特定的人公开借款，然后再向他人贷款，赚取高额利差，即理财-资金池模式，这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另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固有模式与现行法的冲突引起的，如《证券法》第10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第10条第二款对公开发行的界定做出了规定，列出了三种情况：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积超过200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在这样的界定下，希望避免走核准程序的证券发行，就只有一种――向特定对象发行，并且累积不超过200人。在股票发行的情况下，就是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且在发行结束后股东人数总计不能超过200人。②换言之，股权众筹融资在现行法的框架下要么是触及了擅自发行股票的红线，要么就只有向特定对象发行或经核准后发行，而后者显然已经偏离了众筹“小额、多人、便捷”的应有之义。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指导意见》中提出“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立法研究，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章，营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已迫在眉睫，为此，笔者认为在立法思想上应遵循秩序、公平、活力的法律基本价值。金融监管的目标由三项构成，即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及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金融体系公平有效竞争，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在以上三项目标中，前两项可归纳为“稳定”目标，后一项可视为“效率”目标。③要兼顾安全与效率，一方面应坚持适度监管的原则，给予互联网金融一定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度，不能因为监管捆住了互联网金融的手脚，另一方面应科学制定监管规则，可以借鉴域外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经验，进一步细化监管主体，明确融资者、投资者、平台等各方的法律权利义务，划定合法业务范围，制定从业准则，设立安全港豁免规则，突出对平台的监管，既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又能让创新的金融成果惠及普罗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