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1
户籍改革
大小城市“松紧有别”
【决定看点】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
【解读】“不放开不合理，全部放开不现实，户籍政策大门要开，但又要防止一下挤破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淞说，“‘松紧有别’的落户制度既能满足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增强产业发展、增加活力的需求，也有利于缓解大城市人满为患的现状。”
高考改革
外语可一年多考
【决定看点】逐步推行普通高校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机制。探索全国统考减少科目、不分文理科、外语等科目社会化考试一年多考。
【解读】“决定内容一针扎到现行考试体制的弊端，是打破‘分数决定命运’现状的需要，也是培养综合型人才的需要。”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储朝晖说，从现行以行政为主导的计划招生转变为专业为基础的自主招生，学校和学生选择权都会扩大。
医疗改革
家庭医生可期待
【决定看点】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综合改革，健全网络化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运行机制。建立社区医生和居民契约服务关系。充分利用信息化手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解读】“这次改革特别关注加强基层医疗力量，切中了医疗资源‘头重脚轻’的结构弊病。”北京协和医学院校长曾益新说，“像家庭医生一样的保健、诊疗在未来是可期的。”
就业创业
不“拼爹”更公平
【决定看点】完善扶持创业的优惠政策，形成政府激励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新机制。实行激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政策，整合发展国家和省级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基金。
【解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说，决定强调了政府责任，着力破除“拼爹”等就业不公平制度障碍，整合高校就业创业基金将会形成一个统一的帮扶体系。
资源价改
必需品加大“人文关怀”
【决定看点】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放开竞争性环节价格。
【解读】“重点领域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既保障稳定供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节能减排。”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所原所长周大地说，“但水、电、油、气等也属于民生必需品，加大对困难群众补贴，制定科学、公平、人性化的改革方案是本轮资源价格的应有之举。”
房地产税
加快立法适时推进改革
【决定看点】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
【解读】中国房地产及住宅研究会副会长顾云昌说：“全会的提法意味着对整体房地产税收体系的调整。对于房地产税的立法和改革可能涉及到一揽子的增减调节，而不仅仅是房产税一项。”
司法保障
废止劳动教养
【决定看点】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
【解读】“废除劳教制度是对民意的回应，是我国司法保障制度的重大进步。”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说，“这是对人权和司法的尊重。接下来教育矫正立法将是改革的关键。”
社保改革
渐进式延迟退休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2
当前，教育已经成为了普通公众热议的焦点话题，而高考改革更是成为了其中最为核心的话题之一。高考改革牵涉到整个教育体系的改革，这已经成为了各界的广泛共识。无论是专家学者、新闻媒体抑或普通公众，往往都会将教育的诸多弊病归为高考这一指挥棒的影响。我们发现，几乎每个人都能像一位教育专家那样指出高考这项制度的诸多问题，包括其不合理之处、不公平之处、不完善之处，等等，并提出自己对高考改革的建议和看法。不经意间，民意已然成为了高考改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
公众对高考制度的普遍关注给高考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当然，任何一个组织、机构或制度设计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舆论压力，即需要得到外界公众的认可、获取自身的地位和声誉、为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氛围。周雪光指出，任何组织都受制于外界环境的压力，包括组织所处社会的法律制度、文化期待、社会规范、民众的观念等，在这种外界环境的压力下，组织要不断地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如果组织的行为违背了这种要求，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引起社会公愤，危害组织的发展。[1].
作为一个公共领域，教育也应该受到公众的关注；对于任何一项教育改革而言，得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都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但民意给高考带来的压力则远远大于给其他机构或组织带来的压力。由于高考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流动的深远影响，高考改革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而且牵扯到整个学校教育体系。对于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机构而言，教育领域成就的集中体现就是学生的学业成就。学生的成绩好、高考升学率高，就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高；而如果学生的成绩不如其他地区、高考升学率较低，就代表着这个地区的教育质量差。所谓的“全面发展”、“素质教育”只能屈从于学业成就的目标。这就强化了学校管理者和教师“考试第一、分数第一、严格的要求和大量的训练就是为了学生好”的观念，使他们有更充分的理由布置更多的家庭作业、开展更多的课外辅导，进一步增加学生的课业负担，从而导致教育承受了更严重的污名。“中国教育面目可憎”、“中国教育积重难返”的说法层出不穷。
事实上，对于一项关乎每个人未来和前程的重要制度设计，高考应该得到民意的支持，应该接纳普通公众的建议以完善自己。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也是必要的。托克维尔指出，民主原则就意味着人们当家作主，意味着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人民，社会由人民自己管理，而且这种管理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的利益和福祉。“人民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和结果，凡事皆出自人民，并用于人民。”[2]在这种体制中，人民的意见、偏好、利益甚至激情都能够对社会产生影响。在他看来，民主未必能够保护和促进所有人的利益，但却能够维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民主决策往往会表现出效率低下、缺乏连贯性、耗时耗力等特征，但是它却能够使社会保持生机和活力，不断创造出繁荣昌盛的奇迹。此外，决策的民主化还有助于公民养成权利观念，而这也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
不过，当前民意却似乎表现为一边倒地批判高考、指责高考制度的种种弊端，民意俨然已成为了反对现行高考制度的一股强大力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一段时期以来，批评高考制度、指责高考的弊端似乎已成为舆论主流，变成了一种流行话语，若是对高考不加批判，好像便显得没有改革精神。”[3]同时，高考制度公信力的缺失似乎也已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有报道称，当前公众对于高考加分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质疑”,每每教育行政部门公示高考加分考生名单时，都紧绷着神经；事实证明，“家长们的这种习惯性质疑，一次次被事实验证并非杞人忧天。随便这么一关注，‘4名加分考生均为官员子女’的诡异之事便浮出了水面”[4].
二、认识民意：公众的担忧与期望
需要承认，现实中确实存在着大量批判高考制度的声音。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现行高考制度的认可也是不争的事实。调查显示，77.5%的公众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有缺陷，但仍然是目前最好的办法”;73.3%的公众认为现行高考制度大体上是公平的；79.2%的教师认为高考改革应该慎重。[5]这一调查结果同样反映了公众的普遍心声。
这是一种复杂而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公众对现行的高考制度表现出了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公众却又惧怕改革，对任何可能的高考改革均表现出了强烈的担忧，甚至宁可忍受当前高考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病。公众似乎变得蛮不讲理，他们过于强烈地对高考制度的公正性表示担忧，一味地要求实现公平的高考制度，拒斥任何可能不利于实现公平的改革，否定所有被认为可能使高考更为完善的制度改革。似乎在普通公众的心目中，只有标准化的考试成绩才是最为公正的，各类自主招生、素质考察等评价方式都是无法精确测量学业成绩的，所以这类评价方式的可信度是值得怀疑的。许多人认为，自主招生倘若仅在北大、清华等高校做出个别尝试尚可以接受，但如果推而广之，必然存在舞弊、暗箱操作等问题。因而，每每当我们的教育改革者想触动高考制度、推进更加多样化的评价方式时，就会遭到公众的抵触和习惯性质疑，即便这些评价方式可能更有利于选拔人才、更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在公众眼中，这种理性的、实现最大利益的诉求似乎必将侵害他们对考试制度公正性的诉求，因而是不可取的。
事实上，论文格式公众的这种态度所反映的正是他们对高考改革所怀的极高期望。研究发现，民意的形成是以议题为中心的，也就是说，不同的议题会吸引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社会群体对同一议题会表现出不同的兴趣。[6]通常，社会公众在对自己不了解或不关心的问题上往往会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不发表看法或随波逐流、无所定见，他们通常被称为“一般民众”;相对来说，只有对公共事务较为关心和注意的人以及某些议题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人才会极力呼吁某些主张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们通常被称为“关注民众”.因而，现实中媒体的大量关注和报道以及一边倒式批判的呼声恰恰是公众关注高考、对高考所怀极高期望的反映。
关于应该如何应对民意，通常有两种极端态度。一种态度认为普通公众并不了解相关专业知识，民意往往只是他们一时不满情绪的反映，或是新闻媒体哗众取宠炒作的产物。在这种观点看来，公众并非没有看到改革高考制度的迫切性，他们也并非没有看到统一标准化的试卷可能导致的诸多问题，但是当他们没有建立起足够信任感的时候，他们所能做的，只会是怀疑、批评、阻挠。一方面，多样化的评价方式越来越多地受到了教育专家们的推崇，因为这类评价方式更能够衡量出一个人的综合素质，能够更好地考虑到一个人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发现，公众有一股强烈的呼声要求全国施行统一的试题，要求全国统一划分分数线、统一录取，因为这种制度才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公平。随着高考改革的深入，随着高考制度变得越来越科学，公众的不满自然会被化解。另一种态度则极为强调民意的价值，认为对于任何一项制度设计而言，只有民主的方式才能够保证它的延续和发展。邓恩指出，民主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它能够动员最大多数的人来捍卫政权，让人民来“保卫”他们所珍视的东西。“在面对深重的苦难时，他们首先需要它来凝聚公民的忠诚，并且需要用它来阐释出一个值得公民们为之力战至死的理由，而那种奋不顾身战斗的方式永远都无法指望由利己主义来提供。”[7]同样，对于高考这项制度设计而言，它的生命力取决于普通公众的支持和信赖。而当高考制度这项促进社会流动和分层的工具得不到普通公众的认可和理解时，它也必然将走向没落，进而引发更大的对教育体系的信任危机。因而，高考改革应该也必须建基于民意之上，获得民意的支持，民意应成为高考改革的重要参考因素。[论\文\网LunwenData\Com]
事实上，对于舆论一边倒地批判高考改革的现象，我们不应一味地指责公众，认为他们不通情理、眼光短浅，并对其表示漠视，因为面临着强大民意阻力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将举步维艰；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完全以民意为依据作出决策，因为完全依赖民意的决策往往会导致“多数人暴政”的产生。赢得公众的理解和支持将有助于我们克服可能遇到的许多阻碍，并获得更强的前行的动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一切问题，高考改革之路也并不会由此而变得畅通无阻。夏皮罗指出，民主的确是一种善，它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秩序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它既不是人类最高的善，也不是人类唯一的善，同时也无法支配我们从事的所有活动，生活中还需要存在更多的别的东西，而民主并不能带来这些其他的东西。[8]对于民意的价值和局限性，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认识。
三、尊重民意的高考改革
我们所倡导的是尊重民意的高考改革。尊重民意，首先意味着在态度上重视民意，即认识到民意的重要性，看到人心向背对于高考改革成败的影响；尊重民意，其次意味着在行动上认真对待民意，即妥善应对和处理民意的诉求。为了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了解民意，认识到民意形成的深刻社会根源，看到“信任危机”出现的内在原因。为此，我们需要建立起长效的教育舆情搜集与预警机制，真正地了解公众对于高考改革所持的态度。其次，需要提高公众对高考改革相关讯息的认知度，让他们真正享有知情权，获取更多的相关信息，并在了解这些相关信息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为他人所左右。此外，还要加大公众参与高考改革决策的力度，使政策能够反映公众的诉求。
1.建立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预警机制。
为了避免被媒体的报道或其他表象所蒙蔽，了解真实的民意，必须建立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分析预警机制，这也是当前我国高考研究领域较为欠缺的内容。
首先，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分析预警机制的缺乏表现为高考舆情信息搜集缺乏长期性和连续性，即通常是在某一具体的时间点展开调查，调查结束也就意味着研究的完成，无法前后呼应，从历史演变的脉络中梳理出问题的内在理路。我们对公众态度的调查也应该是长期的而非一时的，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现问题。
其次，长效的高考舆情搜集与分析预警机制的缺乏表现在高考舆情信息搜集缺乏全面性，即仅针对某个具体的问题或议题展开调查，或者仅针对高考而开展调查，缺乏对教育领域的宏观把握，不能提供有关高考整体发展的讯息。必须看到，高考制度是我国整个教育体制的一部分，它是衔接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重要环节，我们不能就高考改革而论高考改革，忽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公众对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他们对高考改革的看法。
再次，由于以上高考舆情信息搜集全面性和连续性的缺乏，导致相关分析研究就事论事，只能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即时性的应对举措，这些举措往往治标而不治本，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判断是否开展并推进改革，“不仅需要知道教育改革是否已得到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赞同，而且需要知道坚决赞同者（反对者、中立者）与比较赞同者（反对者、中立者）是否已成为教育改革赞同者阵营中的主流，同时还需要知道赞同者们（反对者、中立者）究竟为什么赞同（反对、中立）；除此之外，还得知道那些关键人群对教育改革究竟是什么样的态度”.[9]为了获取这些相关信息，就必须建立专业的分析与研究队伍，完善分析预警机制，对民意作出科学而合理的分析，从而提前化解问题。
2.提高公众对高考改革相关讯息的认知度。
高考改革要想真正得到民意的支持，必须让公众享有知情权，即了解高考改革的相关讯息，包括其实施理念、实施过程和实施方式，以及改革的发展趋向。唐斯指出，在一个民主体制中，是否能够获取信息以及能够获得多少信息会影响到公众的参与程度，只有那些最为便捷地获取最大限度的信息的人才有能力参与民主活动。“实际上，所获免费信息在数量上及消化能力上的系统差异，可以强烈地影响一个民主制度中政治权力的分布。”[10]此外，也有研究发现，信息的获取对参与民主过程的程度有着重要影响：通过各种渠道获取相关信息，选民才能够据此做出自己的抉择。否则，他们的选择只能是盲目甚至错误的。[11].
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况是，公众的态度往往容易受到舆论的煽动和诱导。尤其是作为一个公共话题，当高考改革这一议题被讨论时，常常会出现谩骂、指责的态度，人们会在不经深入推敲的情况下达成共识，持异议者则很容易招来批判。“个人是可以接受矛盾，进行讨论，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12]于是，一些媒体便为了迎合公众的需求而炒作，把高考改革的负面问题放大化，点燃公众不满的情绪，进而赢得读者的追捧。我们经常会发现，不少人对高考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对具体的招考方式、招考内容却知之甚少，很多时候是在凭自己的臆想来揣测和推断，倘若了解了更多的相关信息，他们的态度便有可能发生些许变化。对于这种情况，应该对舆论加以引导，由专家和政府出面澄清事实，使人们更多一分理性的思考而非感性的抱怨，更为全面地看到高考改革的利弊而非就个别问题大加炒作。
3.加大公众参与高考改革决策的力度。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3
编者按：
2006年初，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关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年均GDp以9％以上的速度飞速增长，27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极大的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另一方面，由于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行败扩散等造成的社会矛盾仍然存在。
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物权法》搁置、皇甫平的文章备受争议……一系列事件以及伴随着这些事件的强大民意力量，成为了中国发展进程上的路口路标，询问急速行进的中国，改革将朝何处去?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面临关隘，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1978年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终于胜出“两个凡是”标准。
1992年的“计划和市场”之争，在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中得到解决。
历史的经验表明，每一次争论，都是改革得到整饬的时机；每一次讨论后达成的共识，都是下一轮改革的思想动力源泉。
今天，中国改革又一次面临关隘，在不停歇的前行中，如何跨越?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的社会智囊们如何思考中国的改革?在这样的历史使命下，他们会给社会、给时代什么样的回答?
通过这组文章，让我们一起感受中国的时代脉动。
1、现在到了改革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期
高尚全
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对目前形势主要有两种判断：一种判断认为，总体上是好的，改革形势符合小平同志“三个有利于’’的精神。在前进中的问题、矛盾、体制不少，但需要用改革和发展的办法来解决。另外一种，认为形势离好还早得很，为什么?认为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原则，违反了《宪法》。
我们要看到改革中出现这种声音是不可避免的，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是改革的成绩。但在这种声音中，需要我们取得共识，否则改革就没有办法搞下去了。一个人一封信就会耽误好多事，一个人一句话就会耽误很多事情。可以说，改革的合法性受到了争议，现在正是改革的关键时期。
我认为，首先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定不移搞改革。不要争论，不要搞分裂，不要分左派、，“三个不要”。从我们的历史经验来看，过去也面临过这样的关键时期，比如90年代初搞计划和市场争论的时候，关于姓资姓社的争论，小平同志提出依靠“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判断是非；计划和市场都是一种手段，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把这场争论一下子平息下来。在关键时期如果长时间争论下去，我认为有四个不利于：不利于和谐社会；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发展；不利于团结。
第二，要更加关注困难群体，使他们不断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呈扩大趋势。中央说要缓解扩大趋势，因为现在要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扩大是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不可避免的。所以现在只能缓解，通过二次分配、三次分配来缓解，当然一次分配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我们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贫困人口从改革开放前的2．5亿，总人口的1/4，下降到2003年的3000万左右，总人口的1/40，这说明改革开放能够减少绝对贫困。
政府还应注重加大对困难群体的支持力度。比如说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要加大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投入，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更多的支持力度；应该把土地增值收益留给农民，因为农村改革的难点是土地问题。失地农民是最大的困难群体，要提高失地农民的补偿标准，也要缩小征地的范围；还要采取一些办法，比如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农村的土地不一次性买断，而是每年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这还需要探索。最后，还要改变城乡分配的二元结构，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对于这个困难群体要加强支持。
第三，建立调解为核心的社会整合机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建立利益表达和对话协商体制，引导各个利益群体以理性的、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要改变只靠网上回帖表达的办法，太随便了，不负责任。要从政策上开辟一个渠道，让大家来参与各种改革的方案。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扩大公民依法有序地参加社会治理的空间，使公民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过程当中，形成新的和谐关系。我想这也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在这方面应该加强改进，包括现在的立法。
2、如何看待当前的贫富差距
张维迎
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0.35、甚至在0.3，都比较低。但是，一累计到全国就超过了0.4。
前不久，我提出要理性思考中国改革。理性思考就是：第一，必须要有超脱的环节，能换位思考，不是穷人就从穷人角度考虑，富人就从富人角度考虑，但政府应该从整体来考虑；第二，从可行性考虑问题；第三，在讨论时必须讲清逻辑与事实，现在很多判断多于分析，很容易误导。第四是要向前看，整个改革不能向后看，世界成功的经验都是这样的，改革当前的问题，目的是为了将来活得更好。
建立和谐社会，收入分配是很重要的方面，但是现在网上说得更多的是平均主义的和谐社会。我坚持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了才有和谐，没有发展就没有和谐。从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资料来分析，26年中平均经济增长最快的那些地区，人均收入最高的那些地区，恰恰是基尼系数最低的地区，这是一个基本事实。另外，城市就业人口中，原来国有企业占的比例越高的地方，基尼系数越高。这说明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收入分配的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要建立以发展为核心的和谐社会。
历史证明，过去仅靠国有企业解决不了收入分配的问题，尤其是贫困问题，从过去2．5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减到现在2600万贫困人口，如果没有发展，特别是没有民营企业的发展是不可能。除了靠财政解决分配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有效手段。
另外，如果我们看地区差距，有人算过，全国基尼系数上升里面有30％-50％的因素是与地区差距相关的。比如2001、2002，有全面数据的年份，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省的基尼系数都在0.4以下，0.35、甚至在0.3，都比较低，而一累计到全国就超过了0.4。即使各地方是绝对平均主义，地方大，加起来基尼系数也很高。基于这个情况，我们的分配问题主要就是缩小地区差距。中国地区差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无非是体制改革速度的差异，企业家精神的差异，还有国有企业比例的差异，那些越是落后的地方，牵涉到体制改革越慢，企业家精神越缺乏，或者是企业家创业环境越不好，国有企业占的比重越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决问题，只能是从上述方面加以改进。
放眼世界，1980年到1998年，全世界范围的收入分配的差异是降低了。而这个降低中相当一部分的贡献是来自中国人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的进步使全世界的基尼系数降低了。
我们有一部分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全球化带来的。
我国有的高级白领年薪能达到100万，甚至更高。而一个普通制造业劳动者一年还不到l万，相差100倍，其他国家很少有这种情况。全球化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大的差距?因为，越是高技能的劳动力流动性越强，它面对的是一个全球市场，拿的是全球工资；越是低技能的，越是地方性的，流动性越少，拿的是地方工资。中国高技能、高素质人工的工资是美国的1／3到1／2，甚至更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工人的工资却是美国的1／40，这个差距是必然的。
怎么办?如果我们用税收办法把高技能的人压下来，人家跑了，不呆在这里，因为他们可以移民，有很多其它办法，中国还是搞不好。如果我们用法律不断地把最低工资提到非常高，外资企业可能就转移到其他国家了。高技术工人、民企老板可以移民，但中国的农民不能移民，最后对谁的损害最大?所以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角度来看。
韩国有过同样的经历，但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发展，韩国忍耐了很多困难。经过了40年的承受，韩国现在才能回过头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能不能过这个槛?如果过早地介入这些内部问题争论，就可能停滞、倒退。
我们必须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来看中国问题，要考虑中华民族本身在全球的竞争力。任何一个政策，如果损害到中国的竞争力，实际上就损害到中华民族的竞争力，损害到国家在未来的竞争力。
3、当前改革中的三个盲点
李曙光
今天改革已超越经济领域，进入了其他领域，因此，改革需要重新定义。
为什么会发生这场改革争论?之所以会发生这场比较大的改革争论，可能主要是基于改革当中三个比较大的盲点：
首先，改革走到今天，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我认为实际上对于改革的定义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和二十多年前启动改革时，以及进程当中这么多年的改革发生了；中突。无论是从宏观角度、老百姓的心态，还是从领导者的心态都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但是，改革的战略、改革的路径，目前来看并没有发生很大的转变。改革要重新定义，我们过去这么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单向型的改革，主要以经济为核心的改革，经济改革有最大的自由度。但是其他方面的改革基本是采取限制或者禁止的方式，到今天改革已经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很多经济方面的改革走得很远，可以说走到头了。
我个人认为，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为什么这么多的经济学家，包括张维迎、樊纲，都在写法制的文章?说明改革超越了经济领域，进入其他的领域，因此，改革的定义要重新定。所以，现在是决策层应该改变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如何走向用法制化的手段进行规划、治理，包括改革。现在改革已经走到了新的阶段，对改革要重新定义。包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框架下制订的所有改革的战略、方针、路线要做重新定义，这个定义可能走向更加强调法制化和综合性的改革。
第二个是改革动力机制的盲点，因为权力贫困带来对改革动力机制的不足。为什么这样说?传统的改革，实际上中国二十八年的改革一直是自下而上的，改革的动力来自于底层的。我个人认为，目前老百姓在利益表达上不是以物质利益诉求为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权力的贫困。我了解到这样一个数据，1979年到2005年全国上访的量增加了上千倍。这说明，我们今天的改革面临的老百姓权力贫困的现象和二十多年前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三，改革领导者的盲点。改革的领导者的盲点就是在什么样的改革平台上进一步推进改革、进一步主导改革?我们目前的机制可以说是建立在一个政府的部门权力争夺之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非常不清晰，整个政府和市场的权力边际不明晰。如何把这样一种政府部门的权力争夺，引向一个比较好的平台?有人讲成立综合改革部门，因为我们的立法中遇到过大量这样的问题。
我个人对成立综合改革部门表示赞成，但是我不认为综合改革部门就能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说成立新改委或者类似的机构，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独立的政府部门做这个事，反垄断法也遇到这个争论，把价格垄断放在发改委，市场竞争放在工商总局，公平竞争放在商务部?还是建立一个正部级的单位成立一个执法机构。但是现在很多的协调都在法制办，他们也协调不了，也对付不了各个部门的利益，最后到总理那去，一个总理面对这么多的部门的卡位和部门权力争夺，就没有办法。所以，把改革的平台如何转移或者构建新的平台，要建立新的利益表达和将利益博弈的平台引到立法机构上去。所以，下一步改革的主要走向，是如何建立一个比较好的立法平台。
4、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
迟辐林
在目前复杂的背景下，如何解决改革的供给问题，无论对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个相当突出的矛盾。
怎样反思改革?很显然，在现在的背景下全面反思改革，很可能造成基本否定改革的痛苦；不反思，现在面临的状态又是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认为，现在中国的改革正处在一个历史的新起点。面临着以下几方面矛盾：
社会矛盾的变化与改革战略
社会矛盾的变化已经发生，但是改革的战略还不适应可持续发展方面、公共服务体系方面的需求，很显然这两大矛盾是一个现实的需求，未来可能产生第三大矛盾，就是利益需求、利益表达引起的权力问题。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两大基本任务：一是继续推进市场经济的改革，使市场的配置作用继续加强。第二，建设公共服务体制，很具体、现实地把它提出来。医疗、教育都是目前具体、现实的努力方向，需要研究讨论，但实质上就是总量庞大的问题，政府的公共服务不到位，再加上消极腐败的影响。
我们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角度提出的问题，但仍然在改革这个背景下，没有在改革上破题，所以，目前我们发展很被动。改革的战略发展与社会矛盾的发展严重地不相适应、严重的滞后。
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的改革
改革的实际需求和政府作用不到位，就是政府转型关系的主要问题。从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同时加快公共体制建设的角度来看，政府严重不到位，在市场化改革方面，我们看得很清楚。如果把政府转型和政府治理结构两个问题解决好，我们现实很多突出的矛盾问题不能说根本解决，但是至少可以得到初步的缓解。
改革的实际进程和改革的相关立法
现在，我们改革的实际进程中，改革的相关立法不但跟不上，而且很多改革的相关立法都同实际的改革相拧，与这套机制不相适应。比如：农村的改革立法，实际的改革摆到农村的立法，包括土地承包法，在某些方面同实际进程不相适应，表现得相当滞后。
目前改革利益驱动的现状和改革的组织协调
因为改革走到今天的全面利益关系调整，既涉及到中央、地方，更涉及到各级政府部门，也涉及到事业相关部门的改革。但是，改革的组织协调更重要。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强调发改委在改革协调中的作用。行不行?这恰恰起了反作用。我曾概括了四条：发改委是虚的也管、实的也管，冷的也管、热的也管，长的也管，短的也管，还有一个什么都管。投资体制改革不下去，就是发改委的体制没有发生变化。
我曾建议，把改革的任务具体分解到各有关部门，在现在的条件下，可能这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强化政府部门的改革责任，但是，不能把重大的改革分级落到政府部门，因为今天的改革已经触及到一些部门的利益。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4
[论文摘要]根据目前高校课程考试现状，分析了影响和制约高校课程考试改革进一步深化的主要问题。
在2006年11月20日总理与国内6所重点大学校长与教育专家的会议上谈到：“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所以大学要重新审视对人才的评价标准。掌握知识的多少已经不宜作为衡量人才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其是否具有迅速学习并掌握新知识的本领和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及创新能力。考试是人才评价的重要方面之一，若其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就能引导学生并及时纠正学习方向上的偏差，从根本上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
然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的课程考试仍然是一次性期末闭卷笔试占据着主导地位，总体上没有脱离应试教育的轨道，成为制约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瓶颈，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当前高校考试改革中面临的问题。
一、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
教学管理者和教师都是在应试教育的环境和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教学理念难以转变，很多教师习惯于传统的“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因此也习惯于一张试卷定成绩的简单考试方式。对于学生，由于中小学教学改革还不到位，应试教育的惯性作用使不少学生进入大学后很长时间不能适应大学学习，缺乏自主学习的能力，因而也一下子难以适应偏重于测量评价综合素质与实践性、创新性能力的主观性和开放性的考试模式。
二、疆化呆板的考试管理使教师不愿意尝试考试改革
对于核心课程考试的方式、内容、频率、要求和成绩评定等均由考试管理机构进行规范，而了解课程特点的任课教师并无多少自。如要对某一课程的考试进行改革，必须先申请，再经过逐级的审批后方能进行。而采用传统的期末一次性闭卷笔试考试则不经任何部门审批就可顺理成章地进行。这种考试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进行考试改革的热情，也阻碍了高校课程考试改革在更广的范围内开展。另外，由于缺乏激励机制，教师因进行考试改革而付出的更多精力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用传统的考试方法进行考试，既简单又易行，且不用承担任何风险[1]。
三、考试改革的倡导者和研究者与考试改革实践主体的教师在认识、利益上的分离与脱节
高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义务保证高等教育产品的有效和最优，因此按照素质教育的要求倡导考试改革，并制定了宏观性的指导意见和改革措施。作为具体办学者的高等学校及其教学管理部门，深知所培养人才的素质与学校声誉密切相关，进行课程考试改革将有利于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因此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落实教育主管部门的考试改革规定时非常积极。教师是管理政策的最终执行者，是考试改革的真正主体和实践者，他们对现行的考试模式早已熟悉，如果改为多次考试和多样化考试，则其管理难度与工作量无形中扩大许多，而且探索和实践新的考试模式不但要付出大量的精力，还要承担可能的风险和压力。对于以学术地位为最高追求的教师来说，探索和实践新的考试模式无疑是一件付出大而收益小的事情。
四、教师缺乏先进的教育测量评价理论知识和适当的教育评价方法与技术
我国传统教育缺乏科学的教育测量方法，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评价理论研究才大规模开展起来，国外专业化水平的理论成果被迅速引进，这使我国教育评价研究获得了很高的学科理论起点，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省略了理论研究的“原始积累”阶段[2]。而正是由于缺乏教育评价理论研究与实践的“原始积累”阶段，使理论没有得到不断的检验、修正、完善和内化的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正确的实践模式，也使得作为高校考试改革实践主体的教师，既不能很快掌握和灵活运用已经取得的教育评价理论成果，又难以摆脱旧有观念和习惯的影响，最终导致高校考试改革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影响了考试改革的进一步深入。
高校教师大多是从事专业研究的，从专业学习到成为教师，没有一个接受教学方法、评价技术的培训过程。因此，在高校里不论是已经成熟的，还是新的评价方法和技术能够被广大教师掌握并很好运用的则寥寥无几。
除了上述四个主要方面的因素外，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对高校课程考试改革进程的制约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一是近几年来，高校大扩招，造成教师、教室、教学设备的严重短缺，一二百人的大班教学严重影响到教学方法和考试改革的进行。在教学上不能做到以人为本和“因材施教”，在考试上更难以“因材施考”。二是传统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高校教师本身综合素质不高，缺乏一定的创新探索精神和创新能力，不能完全胜任高校课程考试改革的重任。三是教学经费投入不足，进行课程考试改革时，时常要考虑相应的设施条件是否满足和顾及考试改革带来的成本支出增加的问题。四是现行的教育评价制度不合理。一方面，高校的学生评优评模、奖学金的评选甚至学生的入党等主要看学生的考试成绩；另一方面，在对学生素质评价的具体操作上也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与此同时，高校教师的评先评优、职称晋升等主要看教师有多少科研课题和发表了多少论文，而非考查教师在教学改革和考试改革中付出了多少。因此，在分数至上和现行教育评价制度的压力下，学生和教师都是急功近利的，他们不愿意去做那些事倍功半、回报周期长的素质教育和教育教学改革工作。
只有切实的解决好以上问题，才能把高校课程考试改革不断引向深入，为社会培养急需的综合素质高，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强的高级人才。
参考文献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5
关键词：高中英语教师；2017年高考英语改革；分析；影响
一、研究背景及目的
近年来国人对英语教育一直重视，而最新的2017高考改革出台后，社会讨论热点是改革多方面的影响。本文主要以此改革为背景，从高中英语教师的视角来看高考英语改革对整个社会的影响。
二、高考改革及英语教学分析
1.高考英语改革目的
随着高考英语形式、内容等改革，教学理念也在变化。传统教学中，主要考核标准为成绩，忽视综合能力和语言应用能力的考核，改革旨在将该理念转变，全面提升学生的英语实际应用能力。
2.英语教学现状
（1）重知识讲解，轻能力培养
老师把阅读课变成了语法课、翻译课。学生在课堂上没有积极性，缺乏独立思考，听、说、读、写能力得不到培养。
（2）重内容理解，轻思维训练
学生对文章的理解仅局限于对阅读材料字面的理解，很少涉及作者的情感、态度等深层理解。
3.高中英语教师对改革的观点
（1）支持
①英语学习小班化，学习时间减少，减少英语教师的压力。
②学生无需花费大量金钱去各种英语补习班。
（2）反对
英语教学虽然太过注重笔试，但由书面化语言学习基础到了口语化环境，口语自会提高。
三、高考英语改革的影响
1.对学生
（1）一定程度减轻负担
虽使学生减少时间花费在英语上，但其他科目压力会增加。
（2）口语分数比例提高，提高学生对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
英语考试中口语比重加强，加强口语教学，增强英语的实际应用性。
2.对高中英语教师
（1）降低教学地位
英语退出高考统考势必会影响到其学科地位，一方面，改革会使英语老师探索新的教学机制，全力投入到英语语言教学的研究和实践中。另一面，学科地位决定教学工作量，从而影响收入，进而影响教学质量。
（2）调整英语教学体系
高中英语课程共有四个级别（六至九级）的目标要求。其中七级是高中阶段必须达到的级别要求，八级和九级是为进一步提高英语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目标。改革后，如果学生第一次就达到预想等级，他是否需要继续上英语课？剩下的英语课堂教学该如何开展？改革正式启动后，英语教师就要思考上述等问题来调整英语教学体系。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6
关键词：新课程改革；高中英语；要求；策略
一、新课程改革对高中英语教学的要求
1.培养学生较强的英语口语能力，让学生读写俱佳
总结以往的高中英语教学实践可以看出，教师通常都只看重学生的英语应试能力，而忽视了对学生口语能力的培养，导致学生口语能力的极度欠缺，变成了英语哑巴，不敢把学到的英语知识大声地说出来。为了改变{中英语的这一教学现状，新课程改革专门对学生口语能力的培养提出了教学要求，督促教师在进行{中英语教学的时候一定要把学生口语能力的培养看成是教学重点来完成。
具体要求是，在教授学生基本的英语知识的基础上，再对学生的口语能力进行深人的培养和锻炼，让学生拥有较{的语言综合能力，将{中英语的教学重心放到口语训练上。高中英语教学必须兼顾影视教育和口语教育，让学生在学会写英语的同时也会说英语，促进学生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
2.拓展高中英语的教学内容，赋予高中英语多样性
当代的高中学生，其思想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教师所能想象得到的地步，简单的书本知识已经不能满足高中生对英语的渴求程度，所以英语教师必须对高中英语的知识范围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将生活英语、工作英语等内容都融人到{中英语教学中，同高中的英语课本一起，对学生的英语能力水平进行有效的锻炼。在学习目标方面，学生除了学习英语语言和技能以外，学习其中的思想情感、人生态度等也是非常重要的，对学生的学习生涯会起到不可磨灭的影响效果。
3.创新和改进各种教学方法，开展自主性教学
{中英语的教学方法不能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发展之势经济的时代背景下，对高中英语的教学方法做出必要的创新和改进，让教学方法能够适应学生的发展要求。对于传统的英语教学方法，教师应该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保留传统教学方法中好的方面，摒弃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已经不能发挥作用的方面，在传统英语教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改进和创新，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思维。新课程改革极力倡导教师在英语教学中适时地的开展自主性教学，让学生真正回到主体地位上，发挥主体作用，自主能动的学习高中英语。
二、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提高高中英语教学效率的具体措施
1.落实英语教学方法的改革，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学校不能只是单纯进行教育方法改革的宣传，一方面要加大对教师的新的教学方法的培训，开阔教师的视野，让教师看到更多的教学方法以及使用这种教学方法的好处，另一方面，学校要制定对英语听、说、读、写等多个方面的考核，督促教师进行教学方式的改进，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三是设立对教师课堂教学方法的考核，通过听课等方式检查教师是否真正落实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另外，新的教学方法上要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在英语的学习上，只有学生自愿开口练习才能达成英语能力的增长，所以老师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中，应该提出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方法，由此，通过教学方法各方面的改进，落实高中英语教学方法的改革。
2.完善学校的教学资源和设备
政府和学校应该投入一定的资金对学校的教学资源和设备进行完善，一方面政府通过调查学校的教学资源和设备的情况，投入一定的资金帮助学校进行资源建设，另一方面政府对投入资金后的学校进行相应的检查，确保学校将资金投入在资源建设上，只有完善学校的资源和设备建设，才能保证学校的教学适应新课程的教学改革，保证老师对新教材的合理使用。
3.促进教师专业教学水平的发展
英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他们在解决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这一问题的时候也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的。由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完善和提升英语教师的专业素养，帮助解决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这一问题。教师在新课程改革中如果能做好，那么对于促进自身专业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帮助完善英语教学改革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高中英语教学的改革关键在于老师是否能够适应这样的改革，只有在教师积极迎接改革带来的挑战，寻求专业教学水平的发展，才能为新课程改革提供保障，一方面要跟更新教师教学的观念，使教师重视学生对英语综合能力的掌握，另一方面，要增强教师对教学材料的使用能力，提升英语教学的质量，对一些老教师主动进行教学设备的使用培训，督促他们使用新教材授课，再者，要增加新课程改革在老师考核中的比重，促进老师完成英语教学的改革，通过增加老师对新课程改革的责任感，帮助学生实现英语能力的全面发展，只有通过这些方法，才能帮助老师进行自我提升，促进教师专业教学水平的发展。
4.完善学校自身体系
学校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奖惩制度和责任制度。奖惩制度用来提倡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的改革措施，帮助教师更有动力的完成教学任务和改革问题。而责任制度主要是用来辅助奖惩制度的，责任制度只要是针对教师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按照《标准》中所说的，完成基本教学工作的同时改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实现全面发展，开口说英语，而不是学习一套“哑巴英语”。学校的这种奖惩制度和责任制度，对于解决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都将是极为有利的。
总之，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在这样的大潮流中也必须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实现自我，并且帮助改革进一步的完善和进步。对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也是一样的。我们必须培养好教师的基本素养，完善学校自身体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的解决好新课程改革背景下高中英语教学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l]骆北刚.新课程改革环境下中学芙语教师教学观念与教学行为特征及其相关性研究[J].教育与教学研究，2009（3）.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7
还好,主张改革的声音更多了。已经30年了,人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对恢复高考的感激,对高考制度重要性、必要性的讴歌。
没有人要否认这一点,但是,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人们必须从这个起点,向前再走一步,哪怕半步。
在笔者看来,公众认同目前的高考制度是主张不改革的理由之一。一份由中国青年报、教育部考试中心联合举行的3.8万样本的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5%的受访者对现行高考制度持肯定态度。但是,其中只有17.6%的公众认为目前的高考制度“很好,应当维持”,77.5%的公众认为有缺陷,但仍是目前最好的办法,应在某些方面加以改进。
可见,主流民意的态度是相当理性和具有建设性的:肯定高考,同时支持高考制度改革。
还有人以不成功的改革来论证改革不会成功,例如名存实亡的春季高考。如果在制度设计的时候就把春季高考定位为高职院校的招生,所有一本院校都不参加,其实是人为地置这一改革于死地。如果一视同仁地对待春季与6月份的高考,高考多次化的改革难道就注定行不通吗?
另一个实例是高考社会化的改革。通过高考报名和录取的社会化,改变用高考升学率来评价高中,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尽管高中学校仍然可以曲折地了解到本校毕业生的去向,但主管部门却不能用升学率来精确地为每一所高中排名了,从而解放了中学和高中老师。这一改革于1998年前后在北京地区曾有效地实行过,深受高中学校和老师的欢迎,后来由于人为的原因而中止。
显然,没有理由认为这一改革天然不合理、注定要失败。
此外,还会有人以条件不具备为由,不是去改革有缺陷的制度,而是用更差的制度为它配套。最近为人诟病的北京大学研究生保送率过半,就是显例。现行研究生考试的“应试化”,难以区分、选拔有研究潜质的学生,例如英语、政治考试拦住了许多有能力者;但保送率过高显然有违公平。
正确的思路是用改革的措施为改革配套,用改革促进改革。例如扩大高校招生自,在现行的录取制度下,简单的放权无疑会造成更多的招生腐败,这正是公众不看好这一改革的原因。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制度创新来推进这一改革,通过更大程度的信息公开,通过建立公众、媒体、家长、教师代表组成的“陪审团”全程参与录取过程,保障公平和,同时保障和扩大了高校的自,这不是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吗?
高考制度改革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价值,除了向地方赋权,向高校赋权,还有很重要的一项是向学生赋权,恢复学生对高校的选择权。在笔者看来,具体的方案是同一批次高校同步录取学生,则一个学生可以同时接到几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从而将高校对学生的单向选择变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双向选择。只有当学生有权选择高校时,才会出现高校为吸引优秀生源而改善服务的竞争。这需要延长录取周期和增加录取的次数,将现在的一次性录取改为2至3次。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8
[关键词]高职公共英语课程改革
高职公共英语课程因为其“公共性”在充满改革与争鸣的高职文化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各种思想直接交锋的影响下,英语教育者们在尝试、摸索和奋进中总结着经验与教训,为课程的生存和价值奋斗着。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国家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建校期近20年,其公共英语课程在高职阶段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种种的变革,为课程建设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一、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简史
笔者自从1996年进入广州番职院应用外语系工作,以公共英语教学为主要工作,见证了番职院公共英语课程发展的全过程,具体来说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1.课程的依附阶段(1993～1999)。这段时间的跨度,主要从建校到番职院获得招生权。学院建校时的名称为番禺理工学院,挂靠原广州大学进行招生,所开设的课程也基本是本科课程的修订版,学制为3年。当时,公共英语课程名称为大专英语,课程的基本要求遵循原有的专科英语的基本要求,采用本科大学英语的教材,授课主要以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法,即以教师课堂讲授学生练习的“讲授-练习法”为主。课程教学方式基本采取的是小班教学,每周4个学时,分4个学期学完。作为课程考核方式,学生要参加由广东省统一组织的英语二级考试,通过者则颁发广东省承认的二级证书。这段时期课程主要是依附于本科大学英语课程的整个模式。
2.课程的自主阶段(2000～2004)。自学院1997年挂牌为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后,针对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学院进行了反思和讨论,由此拉开了全院课程改革的序幕。在全国范围内,公共英语课程进行了改革,课程的基本要求按教育部当时颁布的《高职高专英语课程基本要求(2000年)》,学生在完成课程学习后,参加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的pRetCo(a、B级)课程考核的测试。在这一阶段里,课程使用的教材也逐渐出现了有“高职高专”标识的高职类公共英语课程专用的教材,满足了高职公共英语教学的要求。在课程的教学法方面,在传统“讲授-练习法”的基础上,针对语言课堂教学的特点,逐渐引入了具有“以学生为中心”的现代教育教学理念的“任务式教学法”等。在学院层面,改革也在如火如荼进行着。针对扩招所带来的各种资源的不足,学院将原来两年共4个学期的公共英语课程改为一年两个学期内完成课程,总学时不变,周学时由原来的4变为8(吴敏,2006)。在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提高了pRetCo测试的通过率)的同时,课程改革产生了诸如教学管理等问题(吴敏,2006)。
3.“工学结合”理念的影响下课程的深入改革阶段(2005～2009)。在高职“工学结合”理念的影响下,学院对各专业的课程体系作了全面深入的检讨。在这次大讨论中,公共英语课程在课程性质和学时上遭受了的挑战。为满足学院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改革的具体要求,公共英语课程的总学时由240减至180。与此同时,对公共英语课程教学内容也进行了深入改革,由“模块式、阶段式”的教学内容组成贯穿了课程改革的全过程(宋梅梅,2007)。具体就是将课程分为听说、阅读、专业英语和pRetCo备考4个模块,在强调学生的听说读写技能的培养、兼顾专业英语的同时,也满足了学生过级考试备考的需要。
4.课程改革新动向(2009～)。学院2006年成为国家首批示范性高职院校后,作为示范性指标之一的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的水平,pRetCo测试的通过率成为学院关注课程教学的重要指标。为此,学院狠抓课程质量,明确了以pRetCo证书代替课程考试的制度,各专业也对公共英语课程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课程的外部环境影响下,课程的管理者们制定了以过级考试结果为导向的绩效制,即以学生过级的平均成绩排位计算教师培养学生的绩效,并以此来衡量教师的工作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激发教师的绩效意识,提高课程质量,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保障课程质量的意识。
二、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动力分析
改革必然有其目的和推动力,公共英语课程改革也不例外。具体来说,公共英语课程改革动力有如下3点:
1.高等教育扩招的需要
中国的高等教育从1998年起实行扩招,其主力军在高职教育。从小班到合班教学的实践并非是高职特有的现象,本科院校在扩招的过程中,在面临师资和时间等资源的不足时,合班也为权宜之策。在实践的过程中,合班教学在教师、教学管理部门和学生的默认下逐渐成了既定的事实。可以说,语言教学的合班现象是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特色。从语言教学的角度来看,合班是节约了资源,但是,是以牺牲学习者的口语实践等课堂参与活动为代价的。在公共英语课程教学中,传统的小班教学已成记忆,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已逐渐转变为众所周知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理念。对于部分教育工作者来说,合班教学不失为充分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教育教学理念的手段。在网络日益普及、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的环境下,高等教育在走向社会中心的过程中必然要经受考验。在这样的环境下,高等教育的扩招必然会使涉及教学对象众多的公共英语课程的改革和争鸣成为焦点。
2.课程体现高职特色的需要
从传统来看,公共英语课程主要是以培养学生听、说、读、写和译5种语言技能为己任。虽然,在课程发展历史来看,课程在侧重点各方面有所不同,即重在听说还是读写的能力培养曾经历过争鸣,但是,课程发展的中心仍然没有偏离传统的培养路径。随着高职教育由规模发展进入深入改革的阶段,高职课程的改革亦步亦趋,达到了“泛化”的境界。比较普遍的情况是,不少高职院校在面对公共课程改革(主要指“两课”、计算机基础和公共英语课)时,首先,想到的是“取经”――借鉴其他院校的经验。于是有了“两课”、计算机基础和公共英语课程也必须体现高职特色,也要“工学结合”。在这种改革的大环境影响下,课程的管理者在顺应潮流的同时,采取了课程内容选取方面的革新。于是,出现了公共英语课程“模块式教学”的创新,在强调以语言技能培养的同时,采取折中的办法,引入体现行业或工作场景中的英语知识,以此体现“工学结合”的高职教育课程理念。课程改革实践确实带来了不少新的理念,例如,以工作过程的场景所需要使用的英语知识组织教材学习内容等。虽然这样做增加了英语知识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是除此之外,教师和学生在以语言技能训练为中心的传统思想影响下,面对语言能力培养的渐行渐远,似乎有些迷茫了。
3.课程质量提升的需要
为体现高职特色需要的改革在轰轰烈烈的高职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逐渐告一段落。冷静之余,人们在思考着课程改革的得与失。此时,高职院校示范性建设的集结号已骤然吹响,围绕着高职课程质量的行动正式展开。课程质量的好坏必然有其体现的指标,除了课程成绩、竞赛表现和学生与同行在测评系统的打分外,最直接的就是学生参与证书考试的表现,而在高职院校层次,涉及范围广的计算机水平和英语水平考试就直接成了两个最为重要的指标。在规模发展阶段,尽管学院对课程质量、学生的英语语言综合水平和过级考试成绩一如既往、同等程度地重视,但是,在教师层面,学生考证通过率始终是对自我工作的一种精神层面的回报。高职教育进入深入改革阶段后,学院急需能直接体现人才培养质量方面有较强表现的指标,公共英语课程的过级考试成绩理所当然成为必选。
三、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路径取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指出影响课程教学质量的因素有教师、教法、学生和环境并列出了一条公式:课程教学质量=(学生+环境+教法)*教师质量。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课程教学质量。从公式可以看出,课程教学质量提高的路径选取有4个因素,虽然教师的作用固然不可替代,而改革的路径往往也较多选取教师和教法,但是,课程教学质量的提高应该是4因素综合的结果。如果仅在环境、教师和教法作努力,忽视学习者的需求,课程质量亦无法保障(陈华胜,2008)。
纵观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过程,不难看出,改革路径的第一个取向是影响课程教学质量变量中的环境因素的表面上的改变。例如,合班教学,虽然改变了单位内学生的总数,教学环境发生了变化,教法也有一定的提升,但是,这些改变的目的是被动的,并非围绕语言技能的提高而改。再如,为了配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改革和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特点,课程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作了充分的改变,但是,在强调工作过程知识的环境下,对于语言能力训练必然会减少。必须指出的是,公共英语课程改革中的教学环境的改革是在高职教育改革大背景下进行的,这条必选取的改革路径也是公共英语课程改革的始发路径。
相对于教学环境路径的必选,教学法改革路径的选取似乎是教师们各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法宝,少有涉及。其实,公共英语课程教学法中不少都是比较成熟且可以借鉴到高职其它课程教学中去的。例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在很早时就已经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加以运用。具体的如“交际法、小组讨论法和任务式教学法”等英语教学常用的教学法,还是较符合高职教育理念的。随着“做中学”教育理念下的“项目式教学法”在高职教育中的流行,公共英语课程教学也受到影响,直接体现就是课程教学者们在教学交流中纷纷使用“项目教学”的字眼。有鉴于此,笔者也尝试使用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发现在工科领域流行的教学法未必对公共英语课程所有内容的教学适用(陈华胜,2010)。
由公式可以看出,课程改革对于教师质量因素路径的选取其实是最直接且最有效的,然而,这条路径在操作实践的改革过程中最容易出现偏差。例如,绩效制作为一种激励制度是顺应改革潮流的,但是,制度设计如果过于仓促,其执行结果必然会牵制部分教师的积极性的发挥,总体效果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制度评估手段和变量的单一加剧了制度漏洞的凸显,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经验与问题
1.经验
(1)课程改革作为高职教育课程发展的手段,是不能成为其发展的目的,否则,课程改革就失去了其意义。当然,课程改革的过程本身就是课程发展的宝贵经验,经历过课程改革过程的教师明显就是课程不可多得的资源。并且,该项资源能在短时间内迅速领悟高职教育的一些基本理念。同时,在已有课程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更加明确和坚定了改革的方向。
(2)被动的课程改革很容易丧失课程的性质,即作为语言类公共课程的公共英语,因为其影响面大,课程的一些指标如过级率等容易作为课程质量的参考依据而受广泛关注,但是,课程改革必须在遵循改革原则和明确课程性质之间寻求平衡,否则,课程改革很快就失去原有功能,在掩盖掉课程性质的同时,走了弯路的同时又转回了原点。
(3)现代的课程发展理念离不开传统的课程发展理念的借鉴与吸收,否则,课程改革可能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
2.问题
在基于网络平台的现代教育逐渐普及的环境下,传统的公共英语课程如何确立课程发展和改革的方向?课程改革如选取学生为主要路径该如何发展?这些课题作为探索课程发展的主战场必定是今后课程改革的主要方向。
五、结束语
公共英语课程的改革实践为探索高职课程改革提供了一个鲜活的平台,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公共英语教学质量的提高。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下,改革的实践者们秉承着传统,为了实现最终的目的,在不同思想和理论的指导下,采取了不同的方法,走过了不同的探索道路,为课程发展乃至高职教育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华胜.论pRetCo机试对公共英语教学的反拨作用[J].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3).
[2]陈华胜.英语课程应用项目教学法的探讨[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10,(1).
[3]刘春林.高职英语教学需要思考的问题[J].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2).
[4]吴敏.论高职英语“二•八制”分层教学[J].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3).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9
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新课程标准逐步实施，教育战线呼唤与课改同步的评价体制出台。到目前为止，健全的评价体制尚未形成，造成课堂改革实践的前行与评价体制滞后的局面，成为课堂改革不能顺利实施的瓶颈。
一、评价体制的现状
自古以来，教学的成败均以考评作为定论。怎样考评就怎样教，是教师信奉的准则。目前的教学实践要求教师按新的课程标准施教，而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评价方法几乎没有改变，仍然以单一的考试为中心。学校领导、教师、学生及家长都围着考试成绩转。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考出好成绩，最终一考定终生；教师的业绩，领导的政绩也都以学生考试成绩为依据。这看似公正，实际上存在很多弊端。如不少学生高分低能，考试舞弊现象频繁发生等。用昨天的评价标准来衡量今天的教学改革现象，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显然不公正。教师为了出成绩，赢得社会认可，不得不千方百计去适应现行评价体制。其结果，挫伤了广大教师，学生及家长参与课程改革的积极性，对课程改革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
二、评价体制的作用
教育评价有着非常巨大的导向作用。自科举制以来，教育评价就是一根无形的指挥棒。无论课堂教学如何改革，离不开教学评价这把尺子。新课程改革的理念应及时体现在教学实践和教育评价之中。当教学实践改革与教育评价改革同步时，新课程的目标就容易实现；当两者不同步，新课程目标就难以实现。因此,教育评价改革应该比新课程改革先行一步，至少应该同步进行。而现实不是这样，教育评价改革已经落后于课程改革实践。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教育评价改革方案的出台，就没有真正的新课程改革的实施。
三、对评价体制的构想
教育评价，应该由权威性组织按确定的指标体系通过对教学系统进行信息收集和科学处理，并对其作出价值判断，为优化教学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这里的“指标体系”就是我们亟待寻求的教育评价方案。它大致分为三大块：一是对学校的评价，二是对教师的评价，三是对学生的评价，其核心是考试制度的改革，其目的是对教学系统进行科学管理和控制，从根本上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
，对学校的评价：教育行政部门对各级各类学校提出不同的质量要求，作为教学是否达到质量要求的评价尺度。评价的内容要多元化，应涉及学校领导班子的管理效能、校长的德与才、学校各项制度与管理、教改教研、文体活动等。主要考察学校如何育人，育什么人。评价的方法要多样化，以学校自评为主，教育行政部门、学生、家长和社会共同参与。要特别注重实证性的考察，防止弄虚作假。
，对教师的评价：学校对教师提出一定的质量要求，作为教师教学工作是否达到质量要求的评价尺度。评价的内容应涉及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的了解与尊重、教学方案的设计与实施、与学生、家长、同事及领导的交流与沟通、对自己行为的反思等。主要考察教师教什么，怎样教。评价方法以自评为主，领导、同事、家长、学生共同参与进行综合评价。
，对学生的评价：应包括基本发展目标和学科学习目标。基本发展目标涉及道德品质、公民素养、学习能力、合作能力、运动与健康、审美等。学科学习目标即各科课程标准列出的目标，主要考察学生为什么学，怎样学。评价方法要开放，不能以考试成绩作结论，从行为观察、情景测验、成长记录中，对学生进行考评，以了解学生的优点、潜能和不足之处。
对高考改革的看法篇10
【关键词】职称制度；现实困境；对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迅猛发展，教师专业技术评聘作为衡量和评价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指标，也逐渐步入正轨。通过“按需设岗”和“择优聘任”，高校教师得以选拔、培养、交流和提升。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职称制度的有效激励、合理配置、优化结构等功能并不能充分发挥。因此，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改革要顺乎历史发展潮流，把握历史机遇，克服现实困境，积极探索高效、合理、优化的评聘制度。
一、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历史沿革
大致上看，我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经历了“任—评—聘”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階段：任命制。新中国成立初期到60年代，我国职称制度为专业技术任命制。新中国初期百废待兴，政府以谨慎和稳妥为指导方针，仍沿用解放前的职称等级，并未对职称制度进行大规模地改革。随着新中国建设步伐加快，我国以前苏联的院校建设为参考，对院校进行了大规模改造，教师制度改革也成为计划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最具典型的是，1960年国务院颁布《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明确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教师职务的提升和任命办法，而后教育部为了贯彻落实这一规定，又颁布了《关于执行<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施办法》，要求各地各高校要遵照规定执行。文革十年，刚刚建立的职称任命制度被推翻，所有的教师被称为“教员”，不再进行职称任命。
第二阶段：评审制。文革结束后到1983年，我国职称制度的特点为专业技术评审制。为了修复被文革摧残的职称制度，1977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应该恢复大专院校的教授、讲师和助教等职称，而后，1978年和1979年教育部分别颁布《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责及其考核的暂行规定》，规定了高校职称评审办法及教师考核标准等方面问题，在这一思路引导下，评审成为高校教师职称晋升的通道，评审人数急剧增长。但在1983-1986年间，由于职称评审存在一定制度缺陷，中央决定暂停职称评审制并对职称制度进行整顿和改革。
第三阶段：聘任制。1986年至今，我国职称制度的特点为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1986年，国务院在调研和总结的基础上，颁布了《关于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报告》、《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的实施意见》和《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评审组织章程》等一系列文件，开始实施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制度，通过设置专业技术岗位和职称比例，明确了各高校的专业技术岗位和构成，工作业绩成为了评定和聘任教师的主要指标。随着职称评聘制度的不断推进，近些年来，我国在不断探讨职称制度改革的新思路，颁布《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年）、《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2006年）、《关于高等学校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2007年）、《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2017年）等文件，将职称制度改革纳入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总格局中，把岗位管理作为激励和引领手段，使职称的评聘和岗位聘任有机结合。
二、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现实困境
回顾历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的职称制度改革取得较大的成就，但由于我国岗位聘任实施时间短，缺乏相对完善和成熟的经验，目前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改革仍存在发展困境。主要表现在学术评价、岗位聘任和评聘管理等方面。
1、在学术评价上重视量化考核，轻视质量测评
学术评价是依据一定的评判标准对教师进行学术水平、业务能力、专业技能等方面的测评，通过测评，能有效激发教师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工作成效。从我国大多数高校具体的做法来看，这些评价内容主要包括校内外同行专家的评定、部门同事之间的相互评价和专业委员会的最终评判，具体表现为外校同行专家鉴定、二级单位测评、学校学科组答辩、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委员会等流程，通过这些程序，能较客观地反映出教师的学术水平，这也是大多数高校采取的形式。
在这些流程中量化考核成为主要的评判依据，这种形式能快速有效地对申报人的成果进行鉴定，但是“由于量化使操作变得方便和容易，使得评价也越来越趋向等级化、数字化，只见数字不见人，导致评审的目中无人”，[1]从而忽视了对申报者科研成果的质量评判。在大多数高校的评审中，基本上是参考几大核心期刊的收录标准来评定文章级别，对科研项目则是以到账科研经费来衡量其重要性，对教学则是以达到相应教学业绩点数来计算教师工作量，对著作则是以撰写字数来定位其学术价值。以这些数字化的计算来衡量教师是否有资格能达到晋升条件。
2、在岗位设置上重职务评审，轻视职务聘任
从我国职称制度的发展历程看，制度建设应该是职称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要以具体的岗位设置为前提，没有具体的岗位设置和发展需求，仅仅为了个人的晋升而不顾整体的协调，最终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整体规划失调、全局发展缓慢。
从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岗位和评审长期处于分离状态，我们已习惯于职称的评审和任命，将职称评审仅仅作为一种专业技术职务来对待，一旦评定了相应的教授和副教授等技术职称，晋升成为了终身制，就要兑现相应的待遇，至于有没有相应的工作岗位来聘任，这反而成为待考虑事项。随着每年评定晋升职称的人数增多，岗位设置和聘任的约束力也就越来越小，因人设岗成为一种无可奈何而又必须为之的做法。目前看来，绝大多数高校都是因人设岗为主要工作形式，也有部分高校是在现有教职工的基础上进行岗位核定和设置，这和因岗聘人的形式还有一定的差距。可喜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府的大力引导，各高校都意识到了岗位的重要性，甚至有部分高校已经开始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岗位设置，人员得以分流，机构得以优化。
3、在评聘管理上侧重政府引导，轻视学校主导
纵观我国高校教师职称评聘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看到，解放初期，我国建立单一、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教育制度也顺随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现实，实行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模式，高校根据政府的计划进行有序管理，没有太大的自主权。近些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高校在各方面都具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也能够自主开展职称评审工作，但仍需要政府部门审批和管理，并不能真正形成学校主导的氛围。即使在学校内部，由于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和强化，行政权和学术权模糊不清，学术行政化，学校行政部门包揽学术事务的工作，而学术委员会的权力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增强，出现非专业的人从事专业业务的现象。
近些年来，政府和高校都意识到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和聘任权力要逐步下放，高校应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由于职务和工资息息相关，职务晋升后就必须要聘用，并兑现相应的工资待遇，且聘用了就不能解聘。从根本上看，这仍然是政府管理模式，学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岗位设置与聘任管理权。所以要打破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逐步下放高校的评审和聘用权限，实现高校的自主管理。
三、高校教师职称改革的对策
职称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具体看来，职称制度改革要从职称评审特点、评审和聘用的关系、职称评审体系等方面着手。
1、强化职称评审引导，使评审标准更加科学规范
职称评审关涉到老师的切身利益，公正、客观、规范的职称评审对老师安心做好教学科研具有很强的引导性，对高校内涵建设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加强职称制度改革，首要从职称评审制度本身着手，侧重于职称的引导功能，不断加强职称评审制度改革，使评审标准更加科学规范。
具体看来，第一，加强“引导性”，侧重师德、教学、科研、创新应用等方面考察。教师以教书育人为本，其言行对学生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职称评审要将教师的职业素养作为最起码的道德要求。同时要加强教师的教学科研等业务能力考察，提高教师从事教学教改科研等工作的积极性，另外，产学研一体化也是国家积极倡导的形式，职称评审要以科研的成果转化和应用为考察尺度之一，鼓励教师将教学科研成果服务地方、应用社会；第二，加强“科学性”。以往教师职称评审制度过多强调“量的规定性”，即：教师数量、资历的长短和学历的高低，而忽视了“质的规定性”，即教师的科研能力和教学水平等方面。因此，要改变目前“重量轻质”的现状，引入学生评价、同行专家鉴定等环节，对教师的课堂教学和论文质量进行第三方评价，另外，教師的公共服务也是重要的考察指标；第三，加强“规范性”。要将职称评审办法规范化制度化，按照文件规定和制度严格审核，对教师的学历、资历、教学、论文、科研项目等等方面对照文件规定核实。
2、明确岗位设置，真正落实以岗位为聘任标尺
岗位设置是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前提和基础。以往高校岗位观念模糊，基本是因人设岗，专业技术职务和待遇往往是终身制，职称晋升成为目的。事实上，聘任制是高校专业技术发展的方向，实行和落实聘任制，首先就要破除专业技术职务终身制，以责任和岗位的需要为前提，明确学校的岗位设置和各岗位职责，“以事为中心”，全局谋划，综合考虑全校各项发展因素。
明确岗位是真正实现聘任制的前提，教师聘任是岗位设置的目的。只有对学校的人力资源进行科学合理的配置，才能让每一个人发挥其最大限度的能力，保证学校的长久发展。同时，岗位聘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岗引人”是个动态调整的过程，真正落实以岗位为聘任标尺，不仅要科学设岗，明确岗位职责，还要设定聘任期限和考核标准，按期进行考核，实行严格的聘期管理，根据考核结果对人员进行调整，使能者上庸者下，真正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各岗位的健康高速运转。
3、增强学校自主权，完善各项评审体系
从我国高校教师职称制度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和聘任逐渐从行政计划走向市场调节。市场调节能有效地提高教师资源的效率，优化教师队伍，最大的表现就是评审权的下放，我国明确要求要逐步下放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权，从政府主导变为学校自主，学校根据自身的特点有序开展职称评审和聘任，同时，学校自身也要防止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术，争取以科学合理规范的方法对教师业务能力和水平进行判定。
学校具有职称评审自主权，意味着学校有责任和义务保证评审的科学规范。这就要求学校建立和完善各项评审体系，主要包括：政治素质、职业道德、学历、资历、继续教育等方面的审核和考察；评审条件的设定和完善；评审办法的制定、评审过程的第三方监督等方面。
【参考文献】
[1]赵志鲲.高校教师职称评聘工作探析[J].扬州大学学报，20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