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1
中等城市经济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7年5月在芜湖市召开，会议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会议着重讨论了中等城市的特征和它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讨论认为，中等城市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一个“中”字上，要全面地认识中等城市，充分发挥它的比较优势，探索它特有的发展规律。对今后研究会开展研讨活动，会议强调要紧紧贴近城市改革与发展的实际，要把市长们面临、思考的问题作为研究会研讨的课题，要不回避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地组织研讨，共商对策。
十九年来，研究会先后在常州、九江、宝鸡、温州、攀枝花、汉中、荆沙、新乡、苏州、黄山、天水、十堰、桂林召开了13次年会、8次中等城市经济专题研讨会，分别围绕当年城市经济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组织研讨，并多次举办征文、参观考察、小型研讨会、课题研究等活动。
在桂林召开的最近的一届理事会――第五届理事会上，会议的研讨主题围绕“民营经济与商会”展开。讨论认为，会议不久前在十六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要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以往只提出是公有制的一种实现形式），大家认为这是在十六大基础上的很大突破和创新，这个突破必将促进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只有民营经济发展了才有能力去和公有经济相互融合，平等竞争，才能积极参与国有股的转让与重组，形成股份制形式的混合经济。会议进一步对民营经济的现状，如何营造发展民营经济良好外部环境，商会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讨论。
在黄山举办的2004城市发展研讨会上又着重讨论了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融入大都市经济圈；二是市不管县后将会出现和需要应对哪些新情况、新问题？与会同志对“市管县”体制的改革十分关心，讨论热烈，认为“市管县”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产物，十多年来它的确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也存在着问题和缺陷，主要是：“市管县”体制增加了行政环节，从而降低了管理效率，提高了管理成本。同时，“市管县”体制不但没有摆脱城市的行政羁绊，反而强化了城市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与改革的市场取向是相悖的。它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弱化城市的行政管理功能，强化经济功能，从“行政区经济”转变为“经济区经济”，不再依靠行政隶属关系，而是通过经济手段促进要素的市场化流动和配置，协调城乡共同发展。
2005年9月在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座谈会上，以我国第一个进行综合改革试点的中等城市――常州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常州当年的改革翔实反映了我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过程和成功经验，并在会上首发了汤永安的著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议座谈了现阶段改革的新形势、新问题，认为一个重要特征是改革面临着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关系，带来许多不和谐的社会现象。座谈认为这不应归咎于改革本身，恰恰相反，是因为改革的不到位所造成的，当前改革有必要对改革的目标和重点重新加以思考。改革的目标应该从单纯的GDp经济增长转变为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使改革有广泛的社会参与，并使多数人能够分享改革成果，促进社会的稳定。改革的重点应该从经济体制改革转为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
研究会19年来的活动，紧紧抓住改革这个主题，以其理论观点上的鲜明性、超前性，为改革扫除观念障碍，在推动中等城市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同时，研究会紧紧贴近中等城市改革与发展的现实，对现实经济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是回避，而是积极地组织研讨，共商对策，因而激起了城市领导同志的理论兴趣和参与活动的极大热忱，新华社为此播发了专稿：《市长们在敲理论界大门》。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2
关键词:甘肃省;户籍制度;改革现状;对策研究
所谓二元户籍制度是把户口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开进行住户和人口的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掌握和控制人口和住户的自由迁徙。自从1958年1月9日中国第一部户籍管理法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形成,到现在为止其已经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了。二元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是国家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实施工业化战略,防止城市膨胀,维护社会治安的产物。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的不断扩大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和建构和谐社会等重要思想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要求必须改革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就是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的划分,逐步实现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为城镇居民创造一个平等的工作环境和生活环境。
一、二元户籍制度改革研究现状
基于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与市场运行机制、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以及新的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思想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相关学术研究者都对这一问题有了一定程度的清楚认识和相关探讨。从国家层面来讲,从建国初,中国实施工业化战略开始到目前为止这段历史进程中,国家都是根据不同阶段国民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资源的需求状况以及工业化城市发展的具体需要而对户籍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相关修改[1],其出发点是靠限制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牺牲广大农业人口的利益来支持城市工业的发展,在总体上城乡户籍制度二元分割的格局并没有改变。从学术研究者的角度来讲,学者已清楚地认识到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及其改革的必然性。但在其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有的学者致力于研究如何以渐进的方式,有步骤、分阶段改变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以降低由于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对整个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说,崔元峰、冯华在分析了迅速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的一些负面影响后,提出了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不可冒进的观点[2]。而大多数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总体上分析现存二元户籍制度的弊端并提出相关的改革措施。比如说,周海娟、殷资在深入分析了二元户籍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基础上对改革户籍制度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3]。张润君等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解读,并提出了从制度刚性和制度嵌入性两个方向来改革[4]。汪立华在比较国内外户籍登记和管理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户籍制度的改革方向[5]。李若军对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问题做了相关分析并提出了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具体措施[6]。这些学者的研究在总体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甘肃省户籍制度改革现状
甘肃省由于特定地理位置的限制,其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政府职能改革等方面较发达省份还有较大差距,且省内区域间资源禀赋、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口空间分布等方面极不平衡,所以甘肃省无法像河北、重庆、山东等地区一样快速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采取统一的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必须以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为试点,逐步推进最终实现城乡户籍制度的统一。根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制度意见的通知》(国发[1997]20号)精神,并结合甘肃省实际,2000年3月21日甘肃省政府批准并通过了省公安厅制定的《关于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确定兰州市永登县红城镇、兰州市榆中县和平镇、金昌市永昌县河西堡镇等十七个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小城镇为首批城镇户口改革试点地区,这标志着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在甘肃省正式拉开了序幕,并形成了一套包括指导思想、实施范围、实施条件、审批程序在内的完整的改革方案。
三、甘肃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对策研究
1.加强配套制度改革,做好户籍制度改革配套工作
由诺斯制度变迁理论中的路径依赖现象[7]可以得出,以往形成的制度对现在和未来的制度演进会产生深刻的影响,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但也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往下滑。二元户籍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人为设计出来的一种制度规则,其经过长期的自我强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包括城乡分割的就业、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社会保障等在内的完整的制度体系,所以改革二元户籍制度的工作是一项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性的工作,其改革涉及多个利益主体,如果做不好相关的配套工作就会使整个户籍制度改革工作陷入一种无效率的状态,甚至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二元户籍制度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更好地推进二元户籍制度改革,为实现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创造有利条件,甘肃省应该在整个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现实大背景下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总体的规划。
2.加快城市经济快速发展,提高吸纳外来劳动力能力
户籍制度改革是否顺利的外部约束条件可以说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社保等公共资源,城市创造的就业岗位以及城市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等能否满足涌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的需求。由于甘肃省大量的农业人口长期居住在农村且从事比较简单的农业劳动,收入水平低下,生活环境恶劣,其对城市生活在心理上有一种向往,伴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放开,大量的农业人口离开农村转移到城市,从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城市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跟不上,创造的就业岗位无法吸纳转入的劳动力资源,整个城市会陷入城市膨胀状态,转入的农村劳动力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收益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城市居民的生存环境,加深了城乡居民的矛盾,给政府的管理工作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巨大威胁。
3.探索切实可行的改革模式,逐步推进改革深度
自甘肃省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工作拉开序幕到现在,甘肃省户籍改革工作已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小城镇经济的不断发展,其连接农村和城市“桥头堡”的作用日益凸显,小城镇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的要求越来越迫切。为适应城市化要求,甘肃省在现阶段应考虑对县以下城镇和乡村人口的户口实行开放式管理,即把现在的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管理制度统一为一种管理制度。政府取消“农转非”指标政策,不对县级一下城镇和农村人口实行“农转非”计划指标管理和控制。而对于实行开放式户籍制度管理模式的县级一下城镇和乡镇的剩余劳动力在转入大中城市方面应该分类考虑,对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兰州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应该严格实行国家的“农转非”计划指标,根据城市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和城市自身人口容纳能力,科学合理的确定指标数,防止城市人口膨胀以及农业基础地位的削弱。而对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天水市、平凉市等其他十个城市应该放松户口迁移准入条件,适当增加“农转非”计划指标数量,积极引导农业人口合理有序地向城市地区和二、三产业转移。在对外来劳动力户口管理方面应该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提高整体劳动力素质、提高科技创新能力等为主要目标。具体来讲,对外来的优秀大学毕业生,重点大学毕业生和其他高科技人才实行自愿落户的政策。对外来的在本省兴办第二,三产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劳动者,在权衡其所兴办产业对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利弊的基础上,对满足要求的劳动者及一起居住的亲属的户口进行办理。对外来务工的一般劳动者,应该在综合考虑其在居住年限、收入状况、居住条件等方面是否满足户口迁入准则,对满足条件的务工者应及时办理城市落户。通过有步骤、分类别的户籍制度改革,不断为甘肃省实现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制度开创道路。
4.政府要及时转变观念,切实保障广大进城农民利益
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是由政府主导,对政府部门来说,其已经认识到改革户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但在对户籍制度改革终极目标把握方面,相关部门常常陷入以户籍制度改革为切入点,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达到提高地方城市化水平的目标。在这个观念的引导下,地方政府把改革户籍制度,增加转移人口数量,追求城市化速度作为政绩考核的一部分,而广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并没有实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导致户籍制度改革陷入无效或混乱状态。市场经济鼓励一切主体在遵守法律的前提下,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来追求财富,但是现存的二元户籍制度并没有给农村居民创造一个与城市居民同等的追求财富的机会,这样会加深进城农村人口对城市居民的矛盾,甚至会滋生进城农村人口的犯罪行为。
5.加强城乡文化交流,构建和谐价值观
城市居民由于长期享受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特殊利益,以及长期的城乡分割造成城乡居民在文化观念、价值观、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随着户籍制度改革对这种利益格局的逐渐打破和农村人口的大量涌入,城市居民为维护自身利益便极力阻碍户籍制度改革。所以相关政府应该创造条件,加强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农村居民进城后应通过不断接受教育,主动接受先进的城市文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通过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主动适应工作岗位的需要,出色地完成工作。广大城市居民应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进城农村劳动力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积极接受农村居民所带来的先进的文化,做到城乡文化的不断交融,最终在共同的文化观念下,形成一个和谐的价值观,减少冲突,实现城乡居民的和谐相处。
参考文献:
[1]刘贵山.1949年以来中国户籍制度演变述评[J].天津行政学院学报,2008,(1).
[2]崔元峰,冯华.户籍制度改革不可冒进[J].开放潮,2001,(9).
[3]周海娟、殷资.论二元户籍制度的问题及改革措施[J].综合管理,2007,(6).
[4]张润君.制度的刚性与嵌入性研究――对户籍制度改革的解读[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6,(4).
[5]汪立华.中外户籍登记与管理制度的比较[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2,(3).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3
[关键词]省直管县；地方政府；行政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但总的看，目前行政体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还很不适应。党的十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提出了明确任务。其中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管县改革被明确为改革重点之一。本文对近两年八个省区30个县（市）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情况进行研究，对省直管县改革进展进行相应述评。
一、试点的目的及省区的选取
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不断向县级政府下放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推行省直管县体制。这一改革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扩大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事权，提高县（市）发展能力；二是省直接管理县（市）的财政体制改革，保障县级有相应的财力，提高公共服务能力；三是对县级主要领导采取适度上收的管理制度，高配县级主要领导，弱化地级市对县（市）的政治控制权。这些改革对于减少行政层级、提高行政效率、壮大县域经济具有重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省直管县改革是我国进入城镇化、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大背景下展开的，涉及多方利益的调整和兼顾。省直管县改革是在原有市管县体制框架内进行的，渐进的增量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不适应。
2010年中央编办确定安徽、河北、河南、湖北、江苏、黑龙江、宁夏、云南等八省区30个县（市）进行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完成试点，为进一步推进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积累经验。一般认为，选择县级而非更高层级作为行政层级改革的突破口，是因为县级冲击较小，有利于避免高层意见分歧，容易形成改革共识。[1]中央编办及试点小组成员单位，要求试点省区在省直接管理县财政体制和扩大县（市）经验管理权限的基础上，积极探索省直管县改革的新途径和新方法。改革不能总是停留在打战，要触及深层次问题，要突破市管县体制框架设计改革。重点改革试点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工作体制，改革司法管理体制，调整垂直管理体制等。
试点省份及县（市）选取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选取辖县大省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河南省确定10个县（市）、河北省确定6个县（市）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占全国30个试点县（市）一半多，足以表明辖县大省省直管县改革是本次试点重点之一。辖县大省进行省直管县改革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管理半径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调整这些省份的行政区划，减少县（市）数量，扩大县（市）规模，以降低省直管县体制下的管理对象总量，直至合理、可控范围之内。但这一改革相当敏感，需周密考量，寻找最佳时机。当前的试点是在行政区划基本不变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试点县（市）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空间，这需要改革者的智慧。
第二，选取民族省区进行省直管县改革试点。云南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都有县（市）参与试点，这说明民族地区县域的发展同样迫切，一些县（市）也具备省直管县改革的条件。宁夏更是以辖区面积小，所辖市、县少，具备省直管县改革的基本条件。这次选取同心县和盐池县是宁夏的中部干旱地区，又是革命老区，经济发展比较落后，试点的目的是为民族地区贫困县（市）探索县域发展的新路。
第三，选取农业大县参与试点。推进农业大县（市）省直管县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十一五”以来重点强调改革之一，其目的是保障农业大县能更多、更好接受中央和省里的转移支付，用以提高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试点选取安徽省宿松县，就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生产大县。
第四，选取发达省份不同发展程度县（市）进行试点。江苏省是我国经济发达省区，县（市）经济有很好的基础，但苏南、苏北还是有很大差别。本次试点选取江苏省昆山市、泰兴市和沐阳县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就有很大差别，试点的目的是进一步探索发达省份省内均衡发展问题，通过省直管县改革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配套推进相关改革。
第五，选取特色城镇化发展好的县（市）参与试点。如河南省巩义市是郑州和洛阳之间重要的节点城市，城市发展初具规模，通过一定的行政区划改革，就会成为中原经济区重要城市。安徽省广德县是全省经济十强县，城镇化发展较快，而且处在三省交界，区位优势明显，具备发展成省域重要城市的基本条件。黑龙江省绥芬河市是我国北方重要边贸城市，是我国对外开放和对俄经贸合作“桥头堡”，省直管有利于绥芬河的发展，有利于黑龙江省对外发展的总体布局。
第六，多数省区选取省际交界县（市）参与试点。如江苏省的昆山市相邻上海市，它城市形态要好于一般地级市，经济总量、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全国百强县（市）的首位，经过必要的省直管县改革，会成为江苏省的重要城市。河南10个试点县（市），其中邓州市、固始县、新蔡县、鹿邑县、永城市、兰考县和长垣县等7县（市）处于省际交界。这样的选取有进一步促进这些试点县（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之意，更有行政区划本省利益的考虑。
第七，选取经济基础好的县（市）参与试点。选择的试点县大都离中心城市较远，处于若干行政区域的结合部，而且人口普遍较多，产业基础好，经济实力较强，具有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或区域中心城市的条件，省直管县力推形成一批新的区域增长极。
二、试点省区改革的推进方式
从试点省区已出台的改革方案来看，都明确了自己的改革重点。推进方式主要围绕这样几方面展开：
其一，进一步扩大试点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一般来说，赋予试点县（市）行使与设区的市相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管理权限，是这次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省区政策的基础。在具体政策上试点省区也有些差别。安徽省规定除国家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以外，原由设区的市审批或管理的经济社会管理事项，均由试点县自行审批、管理。对国务院及部门规定须经设区的审批的事项，采取委托或授权方式予以下放。河南省规定试点县（市）享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由设区的市政府行使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以及省政府及其部门下放给省辖市政府及其部门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从各地改革的政策来看，试点县（市）在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上基本于地级市相同。
其二，调整试点县（市）管理体制。各试点省区依据直管范围的不同，分别对管理体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湖北省全面调整试点县（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管理体制。试点县（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各项工作直接与省联系，部门工作直接与省对接。黑龙江省做到了“三个同步调整”，即党委政府同步调整、垂直部门同步调整、群团管理体制同步调整。[2]安徽省调整党委、政府管理体制。明确两个试点县党委、政府直接向省委、省政府负责并报告工作，党委、政府各工作部门受省委、省政府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或领导。宁夏试点县委、政府直接向自治区党委、政府报告工作。市县换届时，地级市和试点县分别选出各自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单独组团参加自治区人大、政协会议。河南省、江苏省仅在试点县（市）的政府及部门实行直管，也就是省内单列。
其三，调整干部管理体制。黑龙江省将试点县（市）原由省辖市管理的干部调整为省委直接管理。湖北省省直管县（市）的党政正职由省委管理，四大班子成员和纪委副书记、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由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管理；其他副县级干部，改为由直管县（市）管理，报省委组织部备案。安徽省将县委书记和县长改由省委直接管理，其他副县级以上干部由省委委托省委组织部管理，其他干部由试点县（市）管理。宁夏试点县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由自治区党委管理，其它班子成员由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管理。河南省试点县（市）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由省委管理，其它干部领导体制不变。已公布试点方案的省区，试点县（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正职领导全部高配为副厅级，有的还调为正厅级。
其四，调整垂直管理部门体制。试点省区普遍对垂直部门的领导体制进行了调整。主要有两种调整模式，一种是将试点县（市）的省以下垂直部门直接上收到省直部门管理。如湖北、河南、黑龙江等大部分试点省区采取这种模式。另一种是管理权下放，如安徽省工商、地税、质监等部门设在试点县的管理机构，由省以下垂直管理调整为由试点县党委、政府管理，业务上接受省级主管部门的指导。
其五，调整司法管理体制。目前，湖北省经中央编办、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批准设立湖北省江汉中级人民法院和省人民检察院江汉分院，对试点县（市）实行跨行政区管理。[3]宁夏回族自治区对司法体制也作了一些调整。试点县法院、检察院的二审案件以及法律监督等工作直接与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对接，为了方便群众和执法，由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自治区人民检察院依法指定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负责试点县重大案件的一审和基层法院、检察院二审案件的审理及法律监督工作。
三、省内单列是改革的主要模式
从8个省区30个试点县（市）改革模式来看，大部分采取的是省内经济社会发展单列方式。在我国计划单列这一概念由来已久，与省直管县改革联系起来就有了简政放权特征。河南、江苏等试点县（市）都是典型的省内单列改革模式，维持试点县（市）行政区划、统计口径隶属关系和干部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由省政府直接领导试点县（市）政府工作，试点县（市）享受地级市一级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一）计划单列行政体制的优势
[Jp2]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为发挥大城市的经济优势，曾三次对一些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1962年，中央确定西安、天津、沈阳、武汉、广州、重庆6大城市的工业生产、基本建设、物资调拨、主要商品分配、财政预算等在本省计划中单列出来，由中央安排。这是我国首次提出计划单列管理模式。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截止1990年，14个城市在国家计划中单列户头，人、财、物资源可以不受省分配指标的限制，享受到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虽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甚至还曾明文规定计划单列市不要搞机构升格、增加编制，但实际上这些计划单列市在行政级别上都是副省级。计划单列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计划单列市能够直接参加中央各部委召开的各种专业会议，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不用再向省里报批。这样，各类信息量大大增加，办事渠道更为畅通和便捷。而没有计划单列的城市就失去这样沟通资格，他们所有要求必须先征得省里的同意，省里往往会以省内平衡的角度不支持这些城市的一些发展要求。二是计划单列模式缩短了中央与地方的经济管理层级，提高了地方各项战略举措实施、重大项目审批等工作的效率，还通过深化综合配套改革，有力地激发了城市发展的制度活力。[4]三是实行计划单列有利于打破条块分割的经济管理体制，有利于城乡结合、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计划单列城市已发展成为我国有影响力的大或特大城市，说明计划单列政策的巨大能效。省直管县改革效法计划单列行政体制，在学理上也能讲得通，只不过是在国家范围内的计划单列，还是在省域范围内的计划单列，要的都是更高一级的行政权力和发展资源。这一行政改革贯穿的基本思路，就是拉近省政与县政的距离，给县政更加完整的行政权力。我们理解省内单列被一些省区用来推进省直管县改革，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多方利益平衡的结果。现在改革任务非常艰巨，也非常复杂，每推进一步都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这种阻力不是来自社会外部而是来自体制内，有些还是高层的。一方面，人们总是有一种担心，认为省直管县改革影响地级市在辖区内统筹县（市）发展空间的决策和实施，地级市与县（市）之间的天然联系被截断，中小城市之间的产业积聚与扩散将被抑制。中心城市功能无法增强，县（市）级城镇的发展也会被割裂。而且最大担心是怕省直管县改革会冲击城镇化发展战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另一方面，人们也认识到，调整省市县的权力关系、释放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变革的基本逻辑。无论是市管县体制的形成和发展，还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探索，都符合这一基本政治逻辑。两方面兼顾就顺理成章地推出了省内单列的改革模式，这种模式选择有效平衡了中央、省、地级市、县（市）的利益诉求，改革既有所推进又照顾到各方利益，是一个妥协的进步。二是为了解决改革后对县（市）监管不力的选择。省直管县改革后，监管的有效性受到严峻挑战。省级因管理幅度的增加而承受巨大的指导和监管压力，监管漏洞大量存在；地级市因与县（市）的权责关系改变而面临监督无效的困境；县（市）因监管能力不足而面临监管水平的考验。[5]对于县级来说，县委书记缺乏监督一直是中国基层政治中突出的问题。这个岗位掌握的权力很大，但是制度监督和社会监督都不足，是腐败犯罪的重灾区。提高政治级别，会使其在整个县级官员，尤其是常委会中的地位更为突出，进一步破坏了现有的权力制衡和监督格局。[6]选择省内单列模式，就把地级市对试点县的近距离监管和省里对试点县的远距离监管有效地结合了起来。三是为辖县大省推进省直管县改革找到一个好的过渡。我国各个历史时期进行的地方政府层级改革，都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统一的改革和调整，并没有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特殊情况。省直管县体制对省的管理能力有较高的要求。辖县大省省直管县是改革的难点，在行政区划不进行改革的前提下，省直管县改革推进有限。经济社会发展省内单列，省区政府对试点县政府实行直接领导，地级市对试点县党委、人大、政协实行领导，地级市的有效分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省里的压力，省直管县改革的范围也就能相应地扩大，这为行政区划基本不变，推进省直管县改革作了过渡。总的看，多数省区这次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的核心内容是赋予试点县（市）政府省辖市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试点县（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事务由省对试点县（市）按单列模式管理，试点县（市）行政建制、行政区划维持不变，党委和人大、政协体制及司法体制、干部管理、社会稳定管理权限与责任维持现状。
（二）省内单列改革面临的困境
[Jp3]利益平衡难度增大。在一些省区的改革方案中，都要求地级市在改革中平衡与试点县的利益，这在实际推进中难度很大。改革试点之前，由于地级市与所辖试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利益高度相关，地级市会支持其经济社会发展。试点县（市）单列后，在税收上与地级市脱离了关系。试点县创造的税收由省里和试点县分享，地级市变成了旁观者，因为单列县（市）发展好坏，只会影响到地级市相关经济指标，地级市无法继续获得高额税收，自然也就不再继续投入资源。我们认为，即使省区政府出台若干鼓励地级市帮扶试点县（市）的奖补机制，也不会取得太大效果。再加上在单列县（市）主要干部任命和调任上，地级市权力比较有限，也增加了单列县（市）与地级市之间的沟通和合作上的困难。
体制不顺。大多试点县（市）与地级市既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存在着协商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按照省内单列的要求，试点县党委向地级市报告工作，人大、政协、体制都没有发生改变。这样就出现了经济社会发展省管，干部人事市管，在工作中产生了一些摩擦，地级市尴尬，县（市）里为难。我们到几个试点县（市）了解到，由于人大和政协体制未作同步调整，影响了县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正常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长期下去必然影响到试点县（市）经济社会发展。
干部交流受阻。由于大多数省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的主要模式是省内单列，改革主要在政府层面的省直管，党委、人大、政协、司法以及干部管理体制维持不变，这样客观上形成省和地级市对试点县（市）的双重领导，试点县（市）干部交流受阻。在市管县体制下，县级干部的选拔、调整、后备干部的培养使用等都由地级市负责进行。省内单列以后，一般来说由省和地级市共管，由于试点县和地级市存在着竞争关系，地级市对试点县干部的调配就不会向以前那么主动，这会逐渐加重省里的负担。现在一个县（市）有县级干部30—40多人，在一个地级市范围内可以对干部调配。省直管县以后，中间减少一个环节，县处级干部调配管理面临调不出去的困境。
四、改革试点应加强的几个方面
（一）加强试点县（市）政府职能转变
必须指出，政府职能的切实转变，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能否取得切实成效的关键，不能把解决县域经济发展问题简单理解为一个行政区划问题，更不能基于对省管县体制绩效的不切实际的期望。需要清醒认识到，转变政府职能，是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政治路径，也是推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7]对于省直管县改革试点县（市）来说，职能的进一步转变是机构创新、体制创新、机制创新、流程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在试点中要努力推进以下工作。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突出管理和服务。加快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要按照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要求，实现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型，使得政府的公共性得到进一步实现，使得服务行政和民主行政得到进一步落实。当前，应重点强化政府公共管理能力、政府改革政策执行能力，提高政府服务的水平和效率。二是推进城乡行政管理体制一体化，加快试点县（市）乡镇改革。加快推进乡镇职能转变工作，依法探索将部分行政管理职能和社会管理权限向乡镇延伸，行政执法中心下移。
（二）加强对试点县（市）监督制约制度的设计
省直管县改革，对县级的监管是一个前沿课题。改革增强了县权，在现有的试点方案中，对县权的监督制约设计明显不够，既缺乏自上而下的制约设计，又缺乏自下而上的制约建设，也缺乏平级权力之间的制约机制。如果省直管县改革增强了最缺乏制约的县级权力，而不能有效监督，那么省直管县改革就是糟糕的改革。按照权责一致要求，有权必有责，在扩大试点县（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的同时，试点县（市）要承担与管理权限相对应的责任。对其监督制约要创新，要有新的制度安排。一是省里要督促县（市）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监督机制，强化责任追究。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决策水平。二是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深化试点县机构改革。按照试点县（市）党政机构和事业单位的功能和特点，统筹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机构改革，构建既不同于设区市、也不同于其他县，具有省直管县特色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职能配置体系和组织机构架构。三是建立省级督察制度。通过定期督察、不定期抽查、电子政务联动等方式，建立健全与试点县（市）政府扩权相适应的监督制约机制，规范权力运作，强化行政问责。四是健全政务公开制度，畅通群众举报投诉渠道，特别要重视网上举报平台建设，强化社会舆论监督。
（三）加强地级市与试点县（市）合作机制的建立
省直管县改革，使得试点县（市）与地级市在隶属关系上发生了变化，但由于同在一个经济板块上，加上历史文化、社会生活的多方联系，还需要进一步的合作才能共同发展。试点县（市）的基本立足点是通过改革促进发展，而不是单纯的体制转换，要注意与所在地级市合作机制的建立。一是省里要出台试点县（市）与所在地级市合作规范意见。强化试点县（市）与所在地级市之间的协调配合，重点加强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统筹协调，防止重复建设，促进市场要素的合理配置和自由流动，实现重大公共基础设施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的新型市县关系。二是试点县（市）与所在地级市尝试建立跨行政区的公共服务体系。跨行政区划、跨行政层级的不同政府之间，可以形成自主治理的合作机制，也就是复合行政。复合行政把市管县体制弊端的解决路径从行政区划变革转向了政府关系的调整，为深化省直管县改革，提供一种有启示的思路。另外，还可借鉴国外管理经验，组建跨界的区域性协调机构——城县联盟，在省的领导下，自主协商，解决共同问题。
（四）结合试点启动县改市、推进强镇扩权工作
从八省区省直管县改革试点推进方案来看，大多关注扩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调整管理体制、理顺条块关系等方面，对省直管县改革与城镇化发展设计不够。我国的省、县、乡具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地方治理制度的精华。市镇总体上是一种新治理模式，适用于人口高度集聚的城镇，更多的是适应市民社会的需要而诞生的地方管理体制。[8]“十二五”及以后更长时期，是我国加速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质量的重要阶段。省直管县改革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展开，城镇化对省直管县体制会产生重要影响，省直管县体制也会促进城镇化发展，两者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在我国城镇体系结构规模中，县级市数量较少，而且分布不匀，是城镇体系中最薄弱的部分。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特别是这次试点的进行，大县、强县、特色县城镇化发展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试点省区应抓住这一改革契机，重新启动县改市工作。省直管县改革试点也需要行政区划改革的配合，无论是整县改市还是切块设市，都是城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省直管县改革的目的在于推进县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在于打破市管县体制的非均衡发展，重建省直管县体制的均衡。在这一改革中以全国多个县城为依托发展中小城市，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方向。另外，试点县（市）中的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也要积极推进，使之与省直管县体制相适应。经济发达镇行政体制改革是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整个省直管县改革具有重大意义，即使“镇级市”改革模式当前不能展开，县（市）给予经济发达镇放权也是大势所趋。随着省直管县改革的深入发展，镇域发展问题将进一步突显，破解经济发达镇体制障碍十分紧迫。只有通过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经济发达镇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切实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才能破除经济发达镇发展中遇到的体制瓶颈，更好的适应省直管县体制。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4
一、**年经济体制改革主要进展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推进。以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为目标，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增强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加大。成立了**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进行第六次市级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清理后市级行政审批由436项减少到94项。采取梳理信息公开内容、编制公开指南和目录以及改版**市政府网等多种措施，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政务公开有新的提高。实施统计制度改革，建立和完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统计监测体系，以及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人民生活、社会安全、社情民意等统计监测系统；完善节能降耗减排统计监测，构建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和考核三个体系。继续完善政府投融资管理体制改革。**市政府投融资管理中心按照“程序科学、运作规范、监管严格”的政府投融资管理新模式要求，构筑起项目法人责权明确、融资投资行为规范、投入产出自求平衡、政府债务风险防控的重大工程建设保障机制，为北园大街、奥体中心、大明湖、棚户区改造、小清河等全市重点工程提供了可靠的资金保障。
（二）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深化。按照分类指导的原则继续深化监管内国有企业改革。全年共完成**普利思矿泉水有限公司、**南郊热电厂、**市煤气公司等13户企业的改革改制工作；新批复立项20户企业进入改革改制程序；轻骑、齐鲁化纤、华诚元首、大易造纸、小鸭等5户困难企业集团的改革改制工作稳步推进。同时，积极做好国有企业职工安置工作。解决了11户特困企业、16987名职工06年底前企业工资历史拖欠问题。积极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制定《关于在监管企业推行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指导意见》等4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全市国有企业发展呈现出经营性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优势行业聚集的态势，一批国有企业如**轻骑、**汽配、华能气动、**四五六等企业迅速复兴，发展势头良好。**水业集团及供热企业等市政公用行业国企改革步伐也继续加快。
（三）财政、投资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把更多的财政资金用在推动科学发展和改善民生上。市级财政社会保障专项资金较上年预算增加30762万元，切实保障了各项民生问题的改善。围绕着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安排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引导、扶持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设立中小企业担保专户资金，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市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初步建立起我市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基本框架。积极推进投资管理改革。认真落实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完善了切合我市实际的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备案办法，进一步规范政府投资管理，确保了投资质量和效益。加强政府投资的全过程管理，建立决策科学、投向合理、运作规范、监管严格的政府投资管理体制。对非经营性政府投资项目加快推行“代建制”，完善政府投资项目建设招投标制度、信息披露制度。政府对社会投资的导向作用进一步强化。
（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企业上市融资实现新突破。全年共有5家公司实现上市融资，九阳股份、山水集团、法因数控在深交所或港交所上市，普联软件在纳斯达克上市，福瑞达生物化工在香港上市。目前，我市区域内有24家上市公司，26只股票，总融资超过300亿元。上市后备企业达到54家。积极引进金融机构，不断完善金融体系。汇丰银行**分行的筹建申请于8月份获得中国银监会批准，人保寿险公司总部迁址我市已于9月底获得中国保监会正式批准，青岛银行**分行、渤海银行**分行已分别于10月7日和27日正式开业。截止年底，全市共有22家银行，6家农信联社，3家资产管理公司，1家财务公司，35家证券公司及营业部，5家期货经营机构，47家保险公司，14家典当行，金融机构总数达133家。土地市场进一步规范。制定了《**市查处土地违法案件程序》和《**市国土资源执法监察职责及责任追究暂行办法》，进一步明确了各类土地违法案件的查处程序和市、县、乡三级土地监管网络责任制。市委、市政府成功召开全市科技进步表彰暨创新型城市建设大会，一次性拿出6553万元集中表彰奖励在自主创新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促进了技术市场的发展。
（五）农村改革力度进一步加大。积极稳妥推进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点。起草了以“两换三增”为主要内容的《**市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讨论稿），探索出历城区郭店镇与济钢的村企合作、平阴县孝直镇与济阳县崔寨镇前街村新型社区建设、天桥区龙湖工程及历城唐冶新城重点工程带动、长清区和高新区城区带动等不同的城乡统筹发展形式。稳步推进林权制度改革，开展了林权登记发证工作，推行林地使用权拍卖、大户承包和股份合作开发。截止年底，已核发林权证书2万余份，确权发证林地面积达到141万亩。全市集体林地面积308.7万亩，林地使用权改制面积累计达到80万亩，改制林带670万米。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在坚持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制定出台了《关于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意见》，选择部分乡镇开展农村土地流转试点，推进有条件的地区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六）民生领域改革步伐加快。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年，全市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28.07万、122.36万、78.82万、103.92万和61.03万人，分别比上年增加13.59万人、22.25万人、9.01万人、5.9万人和3.99万人。启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所有符合条件的城镇居民全部纳入城镇居民医保范围，全市58.5万居民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75%。制定实施了《**市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实施细则》，完善了被征地农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完善就业、再就业体制机制。对我市城镇“零就业家庭”、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实行重点援助、集中援助和日常援助等方式，确保实现每户至少一人稳定就业。教育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杂费，全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教科书费。建立农村中小学校舍维修改造长效机制，提高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水平扩大了“一免一补”范围，提高了经济困难家庭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切实解决弱势群体子女就学问题。继续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达到全覆盖，进一步提高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财政补助标准，全市319.7万参合农民的年人均补助由60元提高到80元。
二、我市经济体制改革面临的形势
经济体制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还面临着一定的困难和问题，主要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竞争力有待进一步加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中心城市经济要素聚集能力及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对外开放水平不高，经济国际化程度较低；就业形势仍较严峻，社会保障能力不强，民生问题的压力还比较突出；政府职能转变还不能完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促进科学和谐发展的能力、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能力有待提高。
总的看，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市的改革与发展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初步建立，开放进入了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要求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发展的理念上，正在由快速发展转向又好又快发展，由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转向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和和谐发展；从发展的方式上，正在由粗放型发展转向集约型发展，由片面追求当前发展转向当前与长远兼顾，而更加注重可持续发展；从发展的目标上，正在由满足基本生活需求转向注重人的全面发展，由主要注重物质生活需求转向更加注重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需求。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新旧体制的转换，经济和社会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新矛盾和新问题，如城乡差距悬殊、区域发展不协调、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就业及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等等；改革不协调、不配套、不完善的问题逐步显现出来，社会矛盾凸现。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提升境界，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目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第十一届全运会即将在我市召开，城市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将十分繁重；另一方面，由于美国金融危机对我市实体经济的不利影响有可能进一步显现，确保经济平稳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综合性、协调性、配套性推进各项改革，统筹好经济领域改革与社会领域改革，努力使人们共享改革开放的发展成果，为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提供体制和机制保障。
三、**年改革初步意见
指导思想：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按照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继续围绕消除不利于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消除不利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障碍，围绕消除不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全面推进各项改革的同时，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财税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为全市社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
（一）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按照中央和省的统一部署，加快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政府建设，提高政府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继续推进政企、政资、政事以及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要进一步清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轻企业负担，优化发展环境。继续利用12345市民服务热线等各种渠道听取民意，改进政府工作。继续深化事业单位改革。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规范政府核准制，健全登记备案制，真正确立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按照“市场化取向、政会分开、强化服务、依法监管”的要求,围绕解决政府与行业协会脱钩、行业协会与政府财产分离、公务人员在行业协会兼职等问题，适时启动行业协会改革。注重运用价格、财税、金融等手段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和有效利用，加快健全科学的节能减排指标体系、考核体系、监测体系，完善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体制机制。
（二）不断推进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要以国家颁布的支持产业振兴规划为指导，推进企业兼并重组。以贯彻实施《企业国有资产法》为契机，建立健全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和责任追究制度，增强国有经济活力和竞争力。按照“轻重缓急、先易后难和保持稳定”的原则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全力推进。对资产状况良好、具有一定规模和市场竞争力的企业，通过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推进管理创新、加大企业与资本市场结合的力度等方式，促进企业做强做大做优；对历史负担沉重、维持经营但后劲不足的企业，通过采取引资扩股、股权多元化及国有产权整体转让等方式，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对长期停止经营、资不抵债、盘活发展无望的困难企业，通过采取政策性破产、依法破产、低水平维持存续等方式，妥善安置职工，推动企业适时依法退出市场，确保社会稳定。要把发展民营经济作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重要途径，进一步降低门槛、出台优惠政策，引导大学生和各类下岗人员创办企业和到非公企业就业，特别要支持大学和科研单位中有自主知识产权及科研开发能力的人员创业发展。进一步落实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开放非公有制经济进入法律法规未禁止的行业和领域，消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完善金融、税收、信用担保、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政策，改善行政执法和司法环境，加强和改进对非公有制企业的服务和监管。
（三）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加快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发展。实施资源和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积极推进企业上市，扩大企业上市培育范围，充实上市后备资源库，做好重点拟上市企业上市的指导工作。协调、使用好省上市企业专项扶持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同时，积极做好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改革土地供给制度，规范经营性用地土地使用权的招标、拍卖、挂牌制度，完善征地制度，强化市场对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快制定引导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使用的政策措施，允许农村乡镇企业用地和符合城市规划的其它存量集体建设用地，在保留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以出租、入股、联营、转让等方式进入市场。消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体制，解决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性和分层性的问题。积极发展技术市场，促进科技成果快速转化。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加强法制和舆论监督。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5
关键词：经济增长；城市经济；供给侧改革
前言：为了实现中国经济长期可持续长的发展目标，传统的需求侧政策难以满足经济发展要求，在对总需求进行扩大的时候，也需从生产要素与经济制度上着手，解放对生产力的抑制，提高经济活力，同时去产能，去杠杆，促进产业升级。而在中国经济中城市经济占据主体地位，在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下，对城市经济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急需研究供给侧改革对城市经济的提升，从而完善城市经济体制。
一、供给侧改革概述
（一）供给侧改革的内涵。寻求经济动力、经济增长的新思路就是供给侧改革，利用社会供给的提高来推动经济的增长是供给侧改革强调的重点。而且供给侧改革的着手点是生产端，利用对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方式，促进新产业和技术的发展。供给侧改革这一理论的提出的提出主要来源于供给经济学，指出提供相应的鼓励是供给改善的关键，采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促使企业和个人提高工作积极性，改善居民收入水平。例如美国在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经济滞胀问题，相关经济学者就提出了减税等政府鼓励政策，从而有效的解决了经济难题[1]。
（二）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在城市经济的不断发展背景下，传统三大需求却逐渐出现了下降的态势，消费和投资下落了2-5个百分点，而从城市GDp角度看，净出口对其拉动力也出现了负值。而央行做出的降息等改革也没有明显的改善需求疲弱的局面，反而显露出不匹配的供需结构问题。另外在经济发展中要素成本呈现上升的趋势，而人口红利则相对减少。利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推动社会经济的增长难以满足目前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急需开展供给侧改革，带动经济的发展[2]。
二、供给侧改革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一）技术领域的影响。经济体制在发展中重点推进了七大战略新兴产业的进步，如新能源、生物医药和互联网等。而且在发展这些新兴产业的同时也创新了科学技术，带动了网络制造和云计算等技术产业的崛起。基于这一背景下的城市技术领域的发展，也逐渐在各项生产领域引进先进的技术，升级改造原有的技术，增强了城市技术领域的研发能力、技术创新能力等。从而增强了城市技术要素的市场竞争力[3]。
（二）经济资本要素的影响。首先是改善城市经济中金融体系性质，推动其迈向市场化方向发展。在创新突破金融开放性的基础下，实现了可兑换的资本项目和市场化的利率，并进一步丰富了金融衍生品、金融产品，促进城市经济实体的进一步发展。而在对现有的银行体系进行优化时，可以采取设置能够互相补充的机构门类、政策性金融和开放性金融等方法。另外还创新推进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对城市金融市场的准入进行放宽。其次是改革农村土地制度，创新土地使用权，使其可以自由的流通到城市经济市场。在供给侧改革的推行下发挥城市经济资本要素的作用，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市场和经济结构的完善，丰富城市经济资本要素[4]。
（三）劳动力要素的影响。在供给侧改革中对劳动力要素进行的改革内容主要是改革推进户籍制度；根据居民原则，政府应当对所有的居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将二孩政策全面推广，并对延迟退休给予鼓励，对人口红利进行适当的补充等等。这些改革的推行使得城市经济中的公共服务（如事业救济、医疗服务和社保服务等）得到了全国性的统一。促进了城市劳动力在不同的行业和地区之间的跨界流动。而且人口红利的政策也将拉动城市经济的增速，将劳动力要素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充分的发挥出来，从而增强劳动力要素的经济价值[5]。
三、供给侧改革对城市经济的提升
（一）促进新的经济模式的发展。主要是针对城市经济中“互联网+”的发展，使得城市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的模式，对传统的城市制造业进行了有效的改造，而且城市发展“互联网+”也能够综合体现城市的技术经济。主要表现为将不对称性信息格局打破，增强信息的透明化；整合利用城市生产中产生的大数据。最大化的利用资源等。在互联网这种新的经济模式的出现之后，不但给人们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同时也带动了新兴产业的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创业机遇和投资机遇。如互联网对城市零售业的影响，在互联网经济模式发展下，一些电子商务的出现简化了消费者的购买程序，同时为消费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威胁了传统零售业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零售业开始建立电商平台，转变传统的销售模式，而且在这种经济模式下，也逐渐模糊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界限，传统的经济理论也难以适用于现有的经济中，推动了C2B模式的诞生，促进了新的城市经济模式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经济的提升[6]。
（二）促进公平市场环境的建立。供给侧改革中的国企改革，对城市经济的提升发挥了重要作用，直接促进了城市公平的市场环境的建立，从而实现了城市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在城市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国有企业经营模式、监管模式逐渐显露出不适应的特点，而对其进行改革，加上目前的经济环境也不用于以往的经济环境，在其他所有制企业不断加深市场化程度的影响下，加快了国有企业的衰退，充分体现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但是根据我国的国家性质来看，不可能将国有企业推出市场经济体制中，因此需要对其进行改革，于是在供给侧改革中突出了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实现其市场化的发展方向，挖掘国有企业的市场竞争活力，创造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从而提高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份额。以此来促进城市经济结构的完善，通过改革国有企业建立公平市场环境[7]。
（三）促进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供给侧改革能有效的解决中国在高速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户籍问题，土地问题等一系列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十所倡导的核心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市民化，是围绕已经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展开的。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过去靠低成本发展的老路难以为继，只有通过提高产业附加值，结构升级来增加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以此增加非农劳动生产率和农民工的归属感。通过完善土地制度，城镇化建设中的融资机制，有效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资过热和城镇土地的粗放使用。
总结：综上所述，通过从供给侧对城市经济提升的深入研究，从中可以了解到在推行供给侧改革之后，直接影响着城市经济中的制度，技术领域和资本领域等多个方面，并通过其在不同领域中的改革促进了城市经济的提升，为城市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作者单位：承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徐豪.高端对话之供给侧改革助力“中国制造2025”靠创新驱动再讲“春天的故事”[J].中国经济周刊，2015，50：58-65.
[2]罗良文，梁圣蓉.论新常态下中国供给侧结构性动力机制的优化――基于1994-2014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2：28-36+2.
[3]黄凯南.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共同演化：基于演化增长的视角[J].南方经济，2015，12：1-9.
[4]刘伟，蔡志洲.经济增长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J].求是学刊，2016，01：56-65.
[5]十问“供给侧改革”[J].施工企业管理，2016，01：25-27.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6
摘要：重庆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实践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并举方法和原则，
>>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路径选择发展旅游与统筹城乡发展的武隆探索小城镇统筹城乡发展的探索与实践统筹城乡发展的科学内涵与实践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改革创新重庆市城乡统筹与新一轮农村改革的探索统筹城乡发展中的重庆农村金融改革与发展问题城乡统筹发展的如皋探索统筹城乡社会事业发展的探索统筹城乡发展的常州探索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探索论重庆城乡统筹发展与解放思想的观念更新城乡统筹与重庆体育产业发展的互动研究重庆推进城乡教育统筹发展的成效、问题与对策重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七个维度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重点关于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的调研报告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证研究加快统筹重庆城乡发展的相关问题研究重庆统筹城乡发展的产业策略初探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艺术>重庆统筹城乡发展道路探索与治理范式的变革完善重庆统筹城乡发展道路探索与治理范式的变革完善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document.write("作者：未知如您是作者，请告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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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重庆在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实践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坚持改革、开放、创新并举方法和原则，以工业化、城镇化、城乡统筹一体化为线索，围绕民生改善，努力探寻符合重庆实际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道路，积累了许多有益经验。但是重庆实践要进一步形成比较成熟的模式，还必须加强综合性、系统性研究，还要认真研究解决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问题。
关键词：统筹城乡；治理范式；重庆经验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1)03-0179-04
统筹城乡发展过程就是社会治理方式不断变革完善的过程。近年来重庆在社会治理方式上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反响，为总结经验和进一步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试以重庆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点改革为例进行一些分析思考。
一、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探索的阶段性发展
中央设立重庆直辖市的战略考虑之一，就是要发挥重庆在区域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大城市带大农村的新路子。直辖以来，重庆在统筹城乡发展探索总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前十年主要是进行体制调整和先期探索，为统筹城乡改革发展奠定了一些基础。从2007年开始进入了全面、整体推进发展阶段。
2007年3月8日总书记明确提出重庆的三大定位、一大目标和四大任务。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是三大定位之一。同年6月国家批准重庆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明确要求重庆要从实际出发，全面推进各个领域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大胆创新，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为全国深化改革、实现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由此拉开了重庆全面探索统筹城乡发展范式的大幕。在建设试验区第一年，重庆完成了《重庆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施方案》报批，制定了《重庆建设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五年规划》及年度试点工作计划，提出要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以“加快”、“率先”为目标，以“一圈两翼”为战略平台，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和劳务经济为抓手，以解决好农民工问题、扩大社会保障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重点，以消除城乡统筹发展机制障碍为突破口，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力争在西部率先构建科学发展新机制。2009年1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重庆加快了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步伐。围绕户籍、土地、公共财政、行政管理等连续推出新举措，着力研究和解决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公平、医疗卫生、居民住房、扶贫开发等一系列问题，其中“一圈”帮扶“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农民户籍制度改革、公租房、土地流转、建立土地交易所、引导工商资本下乡等措施，深化和拓展了统筹城乡发展道路的探索，“重庆范式”在实践探索中渐行渐成。
二、重庆统筹城乡发展探索的范式特征
重庆是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直辖市，是在“省域”范围内进行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具有综合性、整体性和广延性。重庆市委、市政府在探索中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奉行改革、开放、创新并举的方法和原则，围绕民生改善和老百姓认同，努力探寻符合重庆实际的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道路。
(一)以打造内陆开放高地为平台，推动重庆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重庆为建设内陆开放高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由政府牵头整合各类分散的政府资源组建投资集团，推动重庆国企和金融企业重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步伐。政府投资集团成为重庆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等重大公共项目的投融资平台，6年来重庆75％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由其承担。在较短时间内改善了重庆的基础设施条件。二是坚持走创新改革的开放发展道路。在招商引资方式上推出“垂直整合一体化加工贸易”模式，成功引进惠普、富士康、英业达、广达等电子产业巨头，创造了内陆地区发展加工贸易的“重庆模式”。组建外经贸集团推进本土企业“走出去”步伐，在境外投资、对外工程承包和外派劳务上取得积极进展。三是立足长远大手笔超前规划，确立大开放战略思路。重庆规划的国际贸易大通道、内陆出口商品加工基地和内陆扩大对外开放先行区等三大举措，已进入实施阶段并取得初步成效，正在成为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基地。重庆还争取成为了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之后的第五大全国铁路枢纽，核心就是在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城配置部级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全国第二大铁路编组站，加上规划中的全国唯一铁路保税港，为西部物流园打造中国西部最大铁路国际口岸带来不可复制的铁路物流资源优势。内陆开放高地建设已经产生了实际效果，去年重庆利用外资达40.4亿美元，增长47％，总量跃居西部第一，增幅保持全国第一。大开放促进了经济大发展，去年重庆GDp增幅达14.9％，位列全国第三、西部第一。
(二)实施工业化、城镇化与“两翼”发展战略，探索“圈翼”互动新格局。为解决“两翼”发展滞后状况，在“一圈两翼”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并组织实施“圈翼”互动新战略。即以“一圈两翼”为支撑，以农民增收脱贫为重点，加快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城乡资本对流和农民非农化。其一，实施城市扩张战略，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促进“一圈”领头领跑。在重庆主城，一个2000平方公里特大城市正在形成。主城经济圈突出产业带动、研发创新、综合服务功能，增强综合承载能力和人口吸纳能力。同时依托主要交通干线和沿线城镇群，规划和布局产业，加快对“两翼”的产业转移，构建“圈翼”联动发展机制。同时出台政策引导工商企业投身改革试验，将资源、要素引向乡村开发建设，形成工商资本积极参与统筹城乡发展新局面。其二，以“两翼”农户万元增收计划为抓手，开辟城乡联动、农村脱贫致富新路径。“两翼”地区集聚了重庆51％的农村人口、80％的贫困人口。通过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确保“两翼”农民收入增速快于全市平均水平，尽快缩小地区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三，以农民非农化为突破口推进统筹城乡改革发展。重庆在统筹城乡改革发展中确立了以农民的流动转移和农民工问题解决为突破口，立足农民流动转移中的基本环节，这就是在转移前，着力培育农民内生机制，搞好职业培训、就业引导、跟踪维权和权益保障；在转移中，推动农民工非农化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同步发展，解决好劳动用工、企业监管、养老医疗保障、住房、社会权益保障；在转移后，积极创造社会条件，促进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改变、观念及文化心理融合，最终完成农民市民化转换。其四，创设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的地票交易制度。2008年12月重庆在全国率先成立土地交易所，目的在于既要保证18亿亩耕地红线，又要满足城市化进程对新增土地需求。通过地票交易制度设计，把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既解决了远距离、大范围土地置换，同时也大幅度提升了偏远农村土地价值，扶持了落后地区的发展。
(三)以建立民生政府为切人点，推进体制机制和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把民生改善作为政府改革的中心环节是重庆探索中的精彩之笔。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一以贯之抓民生，积极探寻“民生突破”新途径。首先，把改善民生作为执政新理念，倾力打造“民生政府”。重庆市委提出“改善民生是执政之要”，其立论基础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指出民生不是孤立的，“民生的改善是发展必不可缺的重要内容”，民生发展与经济增收密不可分，是促使经济发展良性互动的重要条件。市委三届七次全委会专题研究民生工作，规划的“民生十事”总投入高达3000多亿元，“民生重庆”已成为重庆执政和发展的新理念。其次，抓好国资增值，构筑民生政府新的财力基础。宏大的民生计划需要财力作保障，重庆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抓好国有资产的经营和增值，使之成为除一般税收和基金外政府的“第三财政”。重庆市政府掌握的国资总量从2003年的1700亿增长到2009年的l万亿，6年涨了6倍。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形成了良性循环体，这是重庆能在有限财力下，但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比其他省市发展更陕的原因之一。再次，以民生为导向推进综合体制改革。重庆改革的基本设想就是从保障和改善民生需要、缩小城乡民生差距入手，围绕就业、住房、上学、就医、养老及精神文化等领域，重点突破、全面推进、建立机制，促进公共服务政府建设和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完善。重庆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统筹城乡劳动就业、统筹推进进城务工经商农民向城镇居民转化、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统筹国民收入分配、统筹城乡发展规划，并进行相应的综合配套改革。重庆还要求尽快建成民生政府的新机制。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首先，重庆采用“唱红打黑”作为扶正祛邪、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的重要手段。为了培育积极的精神面貌和健康向上的社会风尚，重庆启动了大规模群众“唱读讲传”活动，从组织推动到自觉参与，各界群众广泛参与到这一活动中来，不仅激励了群众的“精、气、神”，而且提升并改善了重庆的文化软实力。为了维护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重庆提出“平安重庆”建设。重庆发现有些治安案件属有组织的黑恶势力犯罪，背后还有“保护伞”，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黑除恶”斗争。这场斗争净化了社会环境，维护了社会基本经济、政治秩序，受到老百姓和外来投资者的普遍欢迎。其次，转变干部作风，化解基层矛盾，巩固党的执政根基。为了改善党群、干群关系，重庆在村、社区探索建立“三项制度”，之后又在全市开展机关干部大下访、大排查、大调处活动。从“三项制度”到“大下访”，从“三进三同”到“结穷亲”，重庆走出了一条党员干部作风建设、公共权力回归民众和重塑党的执政权威新路。一是正本清源，澄、国家政权同人民群众的渔水关系。市委提出―个新观点，就是群众上访“无罪推定”，把“大下访”作为回归民众、坚持党的宗旨和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二是正确分析和判断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予以解决。重庆赞同群众方面“三个80％”的判断，即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经过努力，共解决积案10万件，涉及人员近200万。
三、关于推进重庆统筹城乡治理范式的进一步健全和完善
重庆要完全实现“314”总体部署，真正建成统筹城乡发展的直辖市，还应从多方面拓展改革思路，在健全和完善治理方式上做文章。笔者认为，应抓住“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战略机遇，运用好中央赋予的改革试点权，解放思想，大胆创新，综合运用政治、经济、法律、市场等方式和手段，加强改革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探索。
(一)以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为目标推动政府转型。(1)进一步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体制基础。要探索建立经济调节科学、市场监管有力、社会管理协调、公共服务高效的政府职能体系，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为手段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型。包括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事项，简化办事程序，尽可能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加强政府社会管理和服务的功能，该立的立、该进的进、该管的管，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维护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公平；进一步完善“问责制”，明确各级政府及其部门责任和公务员岗位责任，强化监督制约，扩大首长问责范围，完善行政问责程序，构建完整的行政责任追究体系；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价制度，针对行业和各区县的不同特点，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绩效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探索将组织人事、纪检监察、机构编制、财政、审计、环保等部门的干部监督、效能监察、职能履行检查、财经审计监督、环保实绩考核相结合，实行综合性的绩效考核机制。(2)健全和完善政府公共政策体系。一是在公共政策目标上，要以社会公平公正理念为基础，完善以税收调节和社会保障体系为核心的再分配政策。二是在政府公共服务内容上，要涵盖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制度性公共服务三大领域。三是要着重加强对政府公共服务机制和方式的创新探索。包括优化公共服务结构、加强制度安排与设计、促进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3)抓紧研究和解决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包括劳资矛盾和关系问题、分配问题、农民利益和农民工权利保障问题、就业问题、居民财产权问题等等。
(二)协调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衔接与统一。协调和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现阶段改革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当前在两者关系上需要研究的问题有：(1)功能互补。之所以强调政府作用，就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或多或少地存在市场失灵和关系变异，需要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之所以肯定市场地位，就在于在现代化进程中，市场化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基础和拉动力，是现代社会经济运行的重要实现方式。(2)功能借用。即市场经济需要政府的制度供给和支持，因此我们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离开了制度和政府监控市场关系可能出现失控。同样的道理，一些政府行为也需要借用市场机制和方式。当前要从宏观制度设置的角度改革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通过引入竞争机制、建立公共服务的规制体制、增强公共服务改革的透明度、建立相应的社会安全网络，来实现公共服务提供的竞争性、公平性、公益性和责任性。加快社会领域市场化进程，确立公共产品提供者的市场主体地位，促使营利性和非营利性机构服务的提供者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高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在公共服务制度安排上，要在区分纯公共服务与准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的“提供”与“生产”基础上，进行底线公平的公共服务制度设计，即政府主要提供纯公益物品性质的纯公共服务，确保底线公平，对于准公共服务可交由市场完成，但政府需要为公共服务的私人供给提供制度激励，并运用政府规制手段保障公共服务质量。(3)两者关系的动态平衡。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在经济社会比较落后历史条件下，政府的作用和干预具有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关系结构中其所占比例更大些，而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社会发育相对比较健全条件下，市场关系和机制将发生更明显的地位作用，政府更多地通过政策、法规等间接方式和手段进行引导和调节。因此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中的研究难题。当前要按照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总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要在加强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和突出政府在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把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真正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
(三)构造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社会治理方式。目前我国治理方式正由单一政府主体，向政府和社会多元主体转变，构建以政府为主导、民间广泛参与的治理体系是政治及社会领域改革的重大课题。多元治理方式的必要性在于：统筹城乡发展需要调动群众和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第三部门参与有助于政府转型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在政府与自治组织关系上，既要遵循国家与社会关系布局一般理论，又要依据我国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现实和规律作综合性研究。当前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有：一是政府与自治组织合作内容和方式研究。政府要将一部分公共职能交给社会承担并由此建立起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伙伴关系，以有效处理社会公共事务。在经济领域，研究行业组织承接政府经济职能转移，协助政府管理和促进经济发展；在政治领域，研究自治组织沟通、协调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聚合、表达民众意愿和维护群众合法权利，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在社会领域，对政府和社会组织功能整合展开研究，加强对学会、自愿者组织、社区互助组织等在多元治理中的作用研究。二是要在法治基础上规定和调节多元治理关系与行为。要健全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自治组织性质、地位、权利和义务、审批程序等做出明确规定，培育和支持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基层民主和自治的社会组织。要在资金、政策、信息、任务委托等方面为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的生存与发展提供条件，要大力发展农村的农民组织和各类经济合作组织、劳务输出中介组织，以健全社会体系和功能。政府要更新理念，改革对社会组织双重管理体制，完善管理方式，明确政府与自治组织各自的职责权限，加强行政行为监督，完善政府指导方式。三是要建立开放合作的政策体系和机制。从实现公共政策目的出发，在政策准备环节，扩大行政决策参与，建立健全公众参与的规则和程序；在政策制定环节，要广泛征求自治组织和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做到决策民主；在政策的执行环节，要建立公众对重大决策的评判制度，搞好政策信息反馈与修订完善。
(四)增强改革的法制化推进。目前我国改革已经由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步入到自上而下的自觉性改革阶段，为此必须重视和加强改革的制度化转化和推进。一是改革要纳入法制化轨道，一些已经明确的改革成果要通过法律界定下来。二是一些改革举措要通过法律的形式推行，增强改革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目前一些改革措施由于体制、环境、利益等原因，在实践中出现迂回变通、落实不力或改革回潮，改革的随意性导致了改革不到位，出现了一些“半拉子改革”或改革的“形象工程”，使某些改革沦为摆设而失去意义。三是正在制定和即将出台的改革方案要尽可能通过法制的途径和渠道，以保证改革方案的顺利推行。一方面研究出台的改革方案要尽可能慎重，对于可能出现的正负效应要进行认真研究和分析，要有备选方案，另一方面将要出台的方案尽量通过人大或有人大的参与，以增强改革的权威性，尽量防止因执行者个人的利益、喜好或抵触或走形变样。
参考文献：
[1]重庆市法制办.以体制创新推进依法行政,促进和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eB／0L].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2004-08-23.
[2]李殿勋.重庆市人民政府以人为本努力建设法治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报道之一[eB／0L].中国政府法制信息网,2006-10-12.
[3]华建敏.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6,(3).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7
论农村改革――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
2010年8月7―8日，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共同主办，以“城乡一体化：趋势与挑战一一中国‘十二五’时期的农村改革”为主题的第69次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于海口隆重举行，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彭森，中国农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国扶贫基金会会长段应碧，中圆经湃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昌元，来自中央有关部委、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大媒体和25个省(市、自治区)，以及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和官员共计400多人出席本次论坛，
与会专家就新阶段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实现农民工市民化，“十二五”农村改革的重点，难点和热点进行深入探讨，专家普遍认为，“十二五”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意义重大，是实现我国发展方式转型和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举措。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现实需求出发，“十二五”将是我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时期，需要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体制机制，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奠定重要基础，
本刊摘取论坛发言，供决策参考。
“目前，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城镇化率达到46，6％。但是，中国的城镇化率实际上被大大高估了。因为在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包括1.5亿农民工在内，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市民的权利。”
陈锡文认为，目前，随着城镇化快速推进，中国每年有数百万亩的耕地转为建设用地。但是，与“土地的城市化”相比，“人口的城市化”却进展缓慢。主要的标志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
据他介绍，2005年，公安部统计的农业户籍人口为9.49亿人。但是，此后由于有13个省宣布取消农业户口，城镇人口与农业人口难以准确区分，2006年后，公安部不再公布全国农村户籍人口总量。
在他看来，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成果到底有多大，应该有实事求是的评估。至少有一点，目前的城镇化模式，并未解决农民工市民化的问题。据他估计，2006年以来，中国新增的数千万城镇人口中，真正转为城市居民的农民工可谓凤毛麟角。
陈锡文警告，城镇化的本质是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但是，中国各地正在推进的城镇化，更多是农村土地的城市化，更多强调城市边界的扩张，更多是站在城市的角度去制定政策，而在“农民的城市化”上进展缓慢。
“在现有模式下，虽然中国城镇化率每年都在提高，但农民的数量并没有明显减少，城乡二元结构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突出的问题表现在，大量进城农民工根本没有享有市民的权利。”陈锡文指出。
近年来，一些地方强力推进村庄撤并，大量农民被迫集中上楼居住。从统计上看，农民人口减少了，但由于这些农民缺乏二三产业就业机会，集中居住不仅增加了农民的生活成本，改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而且侵害农民的土地权利，加剧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8
公平、更可持续
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分析指出，全会在总结35年改革开放成功实践基础上，重申发展是第一要务，强调改革是发展的动力，给社会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告诉人们未来中国仍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仍将坚持改革开放。
过去35年，是我国全面实行改革开放的35年，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社会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的35年。
“回顾发展历程，没有农村改革，就没有农产品的极大丰富和农业基础的稳固；没有国企改革和非公经济发展，就没有今天工业大国的地位；没有恢复高考，就不会有今天那么多的建设人才。是改革，为我们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祖新说，“实现蓝图靠发展，发展要靠改革。过去的经验是这样，未来也是这样。”
面向未来，我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硬指标”，还要完成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一系列重要指标；与此同时，我国经济社会正面临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
新的历史起点上，靠什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顺利完成转型升级，实现持续健康发展？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全会为我们指明了方向，那就是不仅要在经济领域充分发挥改革的牵引作用，而且要通过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聂高民看来，全会实际上为改革做好了“顶层设计”。比如，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重点，制订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的时间表，做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决定等，“中央进一步加强改革的统筹协调，必将推动发展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
市场将在资源配置中起
“决定性”作用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前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打消了一些人对中国未来发展改革方面的疑虑，预计未来经济体制改革将有一系列新的重大突破。”王军说。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这是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改革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市场体系仍不完善、内生动力有待增强、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等突出问题，成为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要着重攻克的难关。
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其中包括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着力清除市场壁垒，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等。
聂高民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初步建立，但仍然存在不少壁垒；商品价格虽然实现了主要由市场来决定，但要素价格市场化仍然滞后；城乡建设用地的二元分割，制约了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下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来解决。经济体制改革既要激活微观活力，又要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全会在强调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不应当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立起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都应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平等参与竞争，在此基础上是可以实现融合的，股份制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聂高民强调。
在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全会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王军认为，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在简政放权、减少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的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尤其是事中、事后的监管，维护好市场秩序；要增强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发展成果将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体人民
改善民生，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会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
全会指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正面回应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意味着促进公平正义将进一步提速。”王军说。
改革开放35年来，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随着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以及区域差距的扩大，征地拆迁、公平竞争、收入分配、教育医疗等方面问题不断凸显，提速社会公平正义的要求愈加迫切。
“从以人为本到进一步强调促进公平正义，体现了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丁宁宁说，“公平正义不是拉平，而是要让大家在享受同等基本公共服务的条件下，在同样的法治环境下平等竞争。与此同时，要让社会保障体制为人民群众提供最后的支持，让人民在遇到问题时仍然充满希望。”
迟福林认为，收入分配改革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全社会都非常期盼。预计下一步在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收入规范化等方面将会有更多政策出台。
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全会还指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9
关键词：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区域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F11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5-0034-03
区域政策是区域经济政策的简称，又称地区政策、区域发展政策等，区域政策的提出依据的基本思路是政府干预主义，致力于解决区域问题与协调区域利益矛盾。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催生了一个个特殊经济区，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又推动了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我国特殊经济区的最新表现形式。
一、我国区域经济政策演化
区域政策是根据区域差异而制定的以协调区域间关系和区域宏观运行机制的一系列政策之和，在宏观层次上影响着区域的发展。由于区域政策是一门动态性很强的学科，在不同的体制背景、不同的发展阶段下，会有不同的区域政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态势，制定了不同的区域政策。从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发展转型，从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从抑制城市化向快速发展城市化转型，从城市经济向城乡统筹转型，从区域优先向区域创新转型，这一系列区域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中国改革开发放后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可以划分为向东倾斜、沿边沿江重点开发、协调发展、全方位改革试点4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阶段主要以大量优惠政策带动区域发展，后一阶段则需要“内源式”制度创新推动城市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方面齐头并进。其具体的划分可以通过表1体现。
二、我国特殊经济区建设
（一）特殊经济区的概念
特殊经济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特殊经济区一般指一定经济区域在某一方面或多方面有别于一般经济区；狭义的特殊经济区则指一个国家为达到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发展等目的，在其管辖范围内专门划定并实施特殊政策，形成有特殊功能的经济区域。在中国，狭义特殊经济区指深圳为代表的5个经济特区，广义特殊经济区则包括：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开发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等。
（二）我国区域政策与特殊经济区的关系
区域政策具有两个不可分割的特征：第一，地区倾斜——即对选定地域单位予以利益补助，只有当各区域受到不同水平的政府支持的权利让与时，区域政策才存在。第二，区域政策的集中化——区域政策始终是一个“来自上面”的政策，但并不意味着它是中央政府才持有的特权。这两个特点是中国区域政策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制，将经济发展的重点指向东部沿海地区，由中央政府对于沿海地区施以大量的优惠政策。随着重点发展区域的变化，中国区域经济政策也根据所选区域的特点和现状而动态变化。
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动态发展，特殊经济区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并且与改革开放政策体现出一种共时性特征。共时性的本意在于说明是非因果关系事件在时间上的神秘同步性，这里我们用来指特殊经济区发展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决策的同步性。特殊经济区在中国的发展，表现为与改革开放的静态共时性特征。从最早的经济特区，一直到现在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特殊经济区的设立和发展始终与中国的区域经济政策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相互促进。
中国的特殊经济区伴随着中国区域经济政策的演变，一路发展至今，经历了东部优先发展、沿边沿江战略、区域协调发展几个阶段。现如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多方面问题日益突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国特殊经济区也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即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三、特殊经济区新形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改革开放30年，特殊经济区的发展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从最初经济特区自上而下“摸着石头过河”，率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到浦东新区建设时由中央政府直接宣布和推动的重大举措，再到如今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提出给予“先行先试”，渡让部分中央权力到地方政府，将改革范围延伸到经济领域以外，已经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可以说，改革已经到了最重要的阶段。
（一）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设立
1.设立原因。经过近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令世人震惊的成绩，“特区”也一直是对外开放的排头兵。在如今特区的特殊政策淡化之后，我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各方面的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有了一个基本框架，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体制障碍逐渐体现出来，出现了新的利益主体多元化的格局，致使现在的改革不再具有明显的“红利性”，而且往往是出台一项政策如果使一部分人受益，就会使另一部分人受损。继续改革所面临的复杂性、艰巨性、风险性大大增强，因而对于改革的配套性、综合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此，一种适应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及其与之对应的改革发展模式——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运而生。
2.设立目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求在质上的转变，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力求综合地解决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复杂问题。每个试验区由于其位置和设立初衷的不同，都有各自明确的发展目标和希望解决的问题。例如，上海浦东新区的发展目标是建立制度完善、运行高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天津滨海新区的目标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动环渤海区域经济增长；武汉都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是为了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路径；成渝试验区的发展目标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设城乡统筹发展的体制机制；厦门市是深化两岸交流合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义乌市是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温州市是金融改革试验区。而在各分区目标之上，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还有一个最终目标，通过在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形成一种制度自发创新的机制，制度空间内的参与主体通过权衡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决定有利的制度产生，取代原有的缺乏效率的制度，而克服改革过程中所存在的阻碍经济运行效率最大化的体制障碍，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内涵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还没有统一的界定。学术界认为，“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含义应该是顺应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内在要求，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国家所建立的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动力，以全方位或专题性改革试点为主要特征，对全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深远影响的试验区。”可以从三个层面理解：第一，“国家层面”。将试验区上升到国家层面，基于试验区“先行先试”的自主制度创新权，通过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起到“带动和示范”作用。第二，“综合配套改革层面”。指改革不再是若干分散的单项改革，而是综合配套改革、专题性改革，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交互关系，以期实现多层面、立体式协调发展。第三，“试验区层面”。指综合配套改革的“先试、先行”，选出特定的经济区在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各方面进行改革试验，通过“试验”积累经验，在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全面铺开，着眼于“制度创新”，以“立”为主，以全面制度体制建设的方式推进改革，即能减少风险，又能保证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以往经济特区的异同
1.二者相同点。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的深化和进一步发展。它和以往经济特区都是通过改革试验来摸索进一步发展的经验，都是要解决一个在不清楚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将要遇到风险的情况下，如何通过逐步探索和“试错”来不断前进的问题，即如何“过河”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改革都是以具体国情为出发点的，这就决定了不管是以往的改革形式还是最新的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其设立之前都没有完全可供借鉴的模板，都是采取选择一些试点城市或者区域进行“试错”，经过试点成功后再推广。
2.二者的差异。根据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或自身理性程度的提高，人们会不断提出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实现预期增加的收益。当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基本均衡时，制度是稳定的；当现存制度不能使人们的需求满足时，就会发生制度变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对以往改革模式的深化和反思，它们之间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同之处。
一是设置区域不同。试验区域的选择，既根据体制改革的需要，又根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需要。试验区与以往的改革在区域安排上都不具有随机性，而是按照一定的条件和规则进行选取。改革初期资源和物质条件的限制，也为把失败的影响降至最低，初期经济特区位置没有选择在经济实力较强的区域，而是选择在了经济水平较低的、偏居一隅的地区。另外，发展外向型经济，特区就需要放在沿海地区。作为国家或区域新的经济增长极，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区域选择应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可以承受得住体制变革所带来的冲击和改革的成本，并且在全国或区域性的影响力和示范效应。具有明显的区域综合优势，具有极强的区域创新能力，这就又要求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选址靠近或者直接位于科技实力雄厚的地区。
二是给予政策不同。经济特区之所以“特”，在于国家赋予了这些地区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特殊的关税政策、所得税政策、外贸政策、金融政策、投资政策、土地使用政策、人员出入境政策、比较大的经济活动自等等。试验区与老经济特区相比较，其共同点都是在现有的基础上给予各种优惠政策，推动局部优先发展，而后带动区域发展的创新发展模式，但是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没有获得中央给予的实体优惠政策。例如，中央对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采取了“三不”政策，即一分钱不给，一个项目没有，一条财税优惠政策没有，而与此同时赋予了“先行先试权”。赋予制度创新方面先试先行的优先权，使地方能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乃至行政体制的探索中拥有更大的自。
三是设立背景不同。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国际化程度极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国民经济有序发展”，而与市场脱节的计划，常成为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扰乱因素。经过30多年的改革，我国国际化水平、市场化程度和人民生活都大大提高，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单项式改革所引发的新的矛盾已经超出了经济领域，成为了阻碍继续改革的社会矛盾。经济结构调整所带来的区域差距、贫富差距、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约束、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等问题制约着经济的继续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是针对上述问题进行分门别类试验及促进这些方面的改革，如探索“统筹城乡”的成渝试验区，探索“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试验区。
四是最终目的不同。我国最初设立经济特区的目的是希望凭借优惠的经济政策和鼓励措施来吸引境外投资者进入特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进一步带动中国经济，借此国家能够观察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并评估经济特区实验所带来的得失。而新特区设立的核心在于“综合配套改革”，其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在于改变多年以来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环境保护等多个领域推进改革，形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累经验，为全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提供示范性和带动性作用。
五是发展初始条件不同。新中国成立后，实施了“优先发展内地”，向“三线”地区倾斜的区域政策。奠定了西部工业化的基础，但是基于政治导向的区域政策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问题，导致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边缘化和各大经济区封闭发展、重复投资及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问题。经济特区设立在当时较为落后的沿海地区，这就造成了特区设立之初面临着大量的问题，资金严重不足，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国内质疑不断，面临着巨大的压力。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需要试点城市对于改革成本有足够的承受能力，又需要对所在区域甚至全国产生影响和示范作用。因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所选城市或区域都是具有极强经济实力，城市建设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地区，并且试验区可以说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支持。
六是对周围地区的影响不同。经济特区的发展主要依靠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家总体资源向特区内部的聚集，由此带来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因此，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了其他地区的发展为代价，相对剥夺了其他地区的发展资源和机会。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发展的同时特别侧重区域协调和城乡一体化的概念，以不侵犯其他地区利益为原则，通过较强的辐射作用带动和影响周围地区共同发展，从而实现区域一体化和城乡一体化的宏伟目标。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重点篇10
关键词:市管县；省管县；体制变革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与确立，政府的治理模式与管理方式必须不断适应新形势、新变化，适时调整自身职能。旧的“市管县”管理体制的不适应性日益显现，改革“市管县”管理体制迫在眉睫。此时，“省管县”体制逐渐成为政府改革的主流思想，并将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对我国行政体制、行政区划改革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1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动因
1.1“市管县”体制存在的弊端与局限性。“市管县”体制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为了利用中心城市优势，打破城乡二元体系，解决城市发展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行政治理环境的变化，“市管县”体制逐步失去了它曾经起到的积极作用，弊端日益暴露。
1.1.1束缚了县域经济发展。当初设置市管县的目的之一在于发挥中心城市的优势，带动县域和村镇经济的发展。但是，实际上，中央和省级配置的资源经常被市级截流，市域经济的发展往往优先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市级政府为了自身的发展牺牲了县级政府的利益。因此，“市管县”体制不仅没有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反而出现“市吃县”、“市卡县”、“市挤县”、“市刮县”现象，造成县财政资源不足，严重阻碍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另外，市级政府权力的集中，限制了县级政府的自，降低了县级政府为民服务的能力。一方面，县级政府财权收到限制，另一方面，县级政府的事权又过大，财权和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县级政府公共服务和经济社会管理的职能的履行。
1.1.2加大了城乡差距。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本质在于城与乡利益的一致性。但由于市本级发展与市财政收入的关系，市领导县体制带来的城市工商经济、城市发展相较于县域经济、农村经济更具时效性，加之市管县的宽范围、广地域与城市的弱实力，决定了市县发展格局中，市从县乡索取资源，集中力量用于城市发展不是权宜之计，因而“重工轻农”、“厚城薄乡”成为市县关系中的常态，城市对农村的“反哺”带动作用不显性。大量农业利润和农村社会经济资源被城市所吸收，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自我积累效应降低，导致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1.1.3增加了行政管理层次，提高了行政成本。行政管理学理论研究证实，行政组织每多出一个管理层次，就会造成机构和公务人员增多、膨胀行政管理队伍、导致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降低、信息的失真率增加。在市管县体制下，我国行政管理层级在原来基础上多出一个行政管理层次。在原先地、市分设的情况下，城乡行政领导机构分别以管理城市或农村为重点，管理目标较单一，而市管县必然是由城市管理为主体制向城市、农村合治体制转变。我国地级市的形成，除少部分由地市合并外，大部分由地改市而成。由此必然带来地级市政府机构设置的增加与行政人员的扩张。
1.2我国推行“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可行性。“省管县”体制是指，由目前的“省―市―县”三级体制转变为“省―市、县”二级体制，替代“市管县”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在财政收支划分、专项拨款、预算资金调度、财政年终结算等方面，由省直接分配下达到县、市，县财政和市本级财政一样都直接同省财政挂钩，不再经过市。“省管县”体制明确了地级市与县和县级市之间平等的财政主体地位，减少了财政层级，从制度上保证了省直接对县的资金使用效率，增强了省级财政的直接调控能力。
2“省管县”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浙江是我国较早推行省管县改革的地方，它分别在1992年、1997年、2002年、2006年四次对经济强县进行扩权，使之拥有更大的财政、经济管理和社会事务管理自，通过改革，浙江进一步优化了发展环境，形成一批经济活力强、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高、带动作用大的县（市），促进了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仅2002年，浙江省就将313项审批权下放给绍兴县、温岭市、慈溪市等17个经济强县，把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直接下放给县，涵盖了计划、经贸、国土资源、交通、建设等12大类扩权事项，几乎包括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这种“直管”还扩展到社会管理职能，如出入境管理、户籍管理、车辆管理等，重点是县财政直接对省负责。浙江的省管县的积极效果十分明显，多年来浙江省占据着全国“百强县”近1/3的席位。
浙江省农办副主任顾益康指出，浙江县域经济发达与省管县财政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甚至被一些研究者称为浙江的“秘密武器”。“省管县”体制作为一个有效的制度框架，推动县域经济向内寻求发展动力，促成了内生性民营经济的生长和繁荣，也带动了县和县以下农村经济的发展。浙江的省管县改革试验，对周边省份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从2003年到2005年，山东、福建、湖北、广东、河北、吉林等众多省份，纷纷出台了以浙江经验为主要框架的、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政府文件，一些地方还迫不及待地提出了抢抓扩权强县机遇的口号，引发了对于制度建设的新一轮探索，应该说成功的榜样是省管县体制出现的推动力之一。
尽管浙江省省管县实行的比较好，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被下放的经济管理权限在实施的过程中，县配套措施不完善，同时由于省、市、县政府的职责划分不清，政府职能无法全面发挥。其次，经济管理权限和社会管理权限下放的多的县，由于具有较大的自，经济发展会很迅速，而那些权利下放的少县，经济发展缓慢，由此可能导致经济在不同县域的不平衡发展以及资源在整个省的不合理配置问题，甚至造成不公平的县域竞争问题。再次，尽管下放的行政管理权限数目很多，但是在具体的实施中，会遇到很大的改革阻力，权限能落到实处的项目数不是很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