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改革篇1
文化事业：202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将达到2259.3亿元
《决定》原文：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2020年人均文化事业费或达130元
2006-201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19.27%，低于同时期财政支出年均增长率2.19个百分点；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长18.68%，低于同时期财政支出2.77个百分点。按照该增速计算，202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将达到1881.89亿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0.36%，人均文化事业费将达到133.76元，是2010年的5.55倍。
《决定》中明确提出，“要保证公共财政对文化建设投入的增长幅度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2006-2010年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1.47%，按照此速度计算，到2020年全国文化事业费将达到2259.3亿元，需增加文化事业费实际投入377.44亿元。
北京2020年人均文化事业费或超400元
据对部分地区的统计显示，按照人均文化事业费每5年的增长速率计算，到2020年，将有8地区的人均文化事业费超过100元，占总数的53%。北京、上海、青海3地区的人均文化事业费均超过300元，北京更是达到346.45元，河北省则以28.6元的人均文化事业费排在末位。
以北京为例，从1980年到2010年，北京市人均文化事业费从1.29元上涨到82.44元，涨幅达到6290.70%。30年内，人均文化事业费每5年增长105%。按照该增速计算，到2020年人均文化事业费将达到346元。如果按照2002年至2010年年均增长17.19%的增速计算，到2020年，北京市人均文化事业费将达到401元，超全国267.24元。
文化产业：2022年文化产业支柱地位确立
《决定》原文：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
2022年文化产业或成支柱性产业
2004―2010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以此计算，到2020年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到87597.56亿元，占当年GDp比重的4.62%（依照2004-2010年，GDp年均增长率16.8%计算）。根据国民支柱性产业的标准，即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5%以上来衡量，到202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到5.12%，成为国家支柱性产业。而根据齐勇锋提出的“文化强国”标准之一的“文化企业的经济规模应该占到GDp比重的8%到10%左右”来衡量，至少到2031年才可能达到其标准。
2020年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超8000亿元
2010年包括广东、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江苏6地区的文化产业增加值均超过1000亿元。其中，广东以超过2500亿元的增加值连续第8年排名第一。自2003年至2010年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以每年12.6%的增长速度增长，按照该增速计算，到2020年广东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将达到8269.39亿元。然而，从广东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和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两方面来看，广东省文化产业优势将逐渐消失。
江苏凤凰出版传媒：
唯一资产和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文化企业
自2008年以来，光明日报社和经济日报社连续三届“文化企业30强”名单，累计已有49家文化企业入选，涵盖文化艺术、广播影视、新闻出版和文化新业态四个类别。连续三届文化企业30强可以说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缩影。在连续三届入选30强的文化企业有半数以上是在文化体制改革中转企改制而组建的。从三届30强入选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看，文化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竞争力明显增强。今年入选30强企业户均主营收入已从第一届的18．2亿元增加到36．7亿元，增长了1倍；户均税前利润从第一届的1．7亿元增加到4．7亿元，增长了1．3倍；户均净资产从第一届的16．2亿元增加到35．5亿元，增长了1．2倍。文化企业30强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它是中国出版业乃至文化产业唯一资产和销售收入超百亿元的文化企业，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出版产业集团。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9年度中国最大1000家企业中列398名,居全国同行首位。截至2009年底,集团销售收入达120亿元,实现利润9亿元，净资产已超过百亿元。
不过在与世界领先文化产业强国相比，中国文化企业的差距是巨大的。根据美国《出版商周刊》公布的2010年全球出版业50强榜单显示。英国培生集团（pearson）以近81亿美元（约合500亿元人民币）的总收入荣登榜首，总收入是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的近5倍。
文化体制改革：新闻出版和广播影视领域2-3年内全部完成改制
《决定》原文：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
文艺院团仅22%完成改制任务
截至2010年全国文化系统承担改革任务的2086家国有文艺院团中，有461家国有院团已经完成或正在进行转企改制，占总量的22%；全国出版单位（不含高校出版社）有90%完成转制，发行单位完成97%；35家电影制片单位完成转企改制，70家电视剧制作机构完成转企改制，占总体93%。预计新闻出版单位以及广播影视机构将在2-3年内全部完成转企改制任务；文艺院团如果按照7年完成22%的速度进行，则至少在2020年之后才能全部完成改制。
北京将是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的核心区域
2010年全国核心文化产业进出口总额143.9亿美元，出口电影票房收入35亿元人民币。从2001年到2010年，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规模分别增长了2.8倍和8.7倍。分地区看，2009年，北京市有56家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占全国的26.54%，电影出口占全国的1/2，电视剧出口占全国的1/4，动漫、网游出口占全国的60%。北京多个领域的文化产品出口比重大，在全国的地位举足轻重，也将是未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的核心区域。
《决定》原文：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
2020年文化从业人员将占全国人才资源总量的2%
2010年8月，文化部制定并颁布实施的《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全国文化从业人员总量要达到280万人，占全国人才资源总量的比例预计达2%左右。
数字文化改革篇2
“文字改革”的含义，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在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说：“我国人民已经有了文字改革的明确的方向和目标。在1951年指示我们：‘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又指示我们，汉字的拼音化需要做许多准备工作；在实行拼音化以前，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同时积极进行各项准备，这是文字改革的正确方针。”提出的“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说的是记录汉语的文字要“改革”，由现行的属于表意性质的汉字改变为表音性质的拼音文字，也即“拼音化”。这是文字制度的改变。在实现拼音化之前要做三件事情，就是：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由此可知，“文字改革”的确切含义就是记写汉语的文字的“拼音化”。汉字简化、推广普通话和制定推广汉语拼音方案这三件事情本身，都不属于文字改革，而是文字改革的准备工作。其中汉字简化是在文字拼音化实现之前“以利目前应用”的一种非长远措施。推广普通话的目的是为在全国实现拼音化扫除障碍。汉语拼音方案，起初是作为拼音文字来设计的，叫做“拼音文字方案”，但由于许多技术问题并没有解决，1954年改为“汉语拼音方案”，其功能相应地改变为汉语拼音工具，并用于某些汉字不方便使用的地方，同时也可用作拼音文字的试验。
文字改革论辩的根本问题是：记录汉语的方块汉字究竟有没有必要改变为拼音文字。这个问题的根子出于对汉字和拼音文字两种文字制度的比较。汉字在中国使用数千年，本来不存在褒贬问题，自从19世纪末跟拼音文字的比较，出现指责汉字落后的言论，然后才有维护汉字的论争，贬低在前而褒扬在后。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两种相反的观点，后来被概括为“汉字落后论”和“汉字优越论”。
汉字简化工作，在要不要简化，如何简化的问题上，也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起对汉字的基本评价问题，这个问题是次要的。
文字改革运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五四时期到1949年，文字改革从提出口号到“拉丁化新文字”的摸索实验，再到实验停止。第二个阶段从1950年到1985年，文字改革作为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通过行政力量推行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等文字改革的辅助措施。第三阶段从1986年转入新时期，国家语文政策的基本方向从文字改革转为语言文字规范化。下面按文字改革发展的三个时期阐述，汉字简化问题争鸣作为附带问题单独阐述。
摸索阶段：五四时期到1949年
五四时期，出于对中国落后状况的反思，一批了解西方文化和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把国力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落后，又把教育的落后归咎于汉字的落后，于是提出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的口号。1918年钱玄同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像是声讨汉字的檄文。他提出：“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傅斯年（1919）也说：“凡些须懂得外国文的人，便知道中国文字和英法德等国文字的难易，实在不可以道里计。”
1923年国语研究会所编《国语月刊》出版特刊“汉字改革号”，对汉字发起了全面的批判。该期发表了钱玄同《汉字革命》、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赵元任《国语罗马字母的研究》、蔡元培《汉字改革说》等文章，大抵主张废除汉字，并连带研究词连写和罗马字母拼写等问题。钱玄同再次用强烈的言辞否定汉字，说“汉字的罪恶，如难识、难写、妨碍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这是有新思想的人们都知道的”；汉字不便使用，“足以证明”汉字“这位老寿星”“过不惯二十世纪科学昌明时代的新生活”。该期封面把汉字画成仓皇逃命的牛鬼蛇神，被拉丁字母杀得东躲，一败涂地。汉字改革专号的出版，标志着以废除汉字和实现拉丁化为宗旨的中国新文字运动的正式发起。
1928年，在苏联的瞿秋白、吴玉章、萧三、林伯渠等开始了创制中国拉丁化文字的工作。不久由瞿秋白写成《中国拉丁化字母方案》。1931年9月，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海参崴开幕。大会作出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原则和规则》。其中涉及对汉字的评价，认为汉字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现在的时代。提出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指汉字），以纯粹的拼音文字来代替它。
瞿秋白是主张废除汉字，制定拉丁文字方案的重要奠基人。他发表过一系列抨击汉字的激烈言辞。瞿秋白曾经提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化必须罗马化。罗马化或者拉丁化，就是改用罗马字母的意思。这是要根本废除汉字。”瞿秋白接受了文字具有阶级性的思想，认为“汉字不是现代中国四万万人的文字，而只是古代中国遗留下来的士大夫——百分之三四的中国人的文字”。（李敏生2000:302-305）
鲁迅也赞同文字改革，提出要废除汉字。他在多篇文章中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作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李敏生:307）
1935年12月，中国新文字研究会在上海成立。会议草拟了一个《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征求各界人士签名。其中说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我们必须教育大众组织起来解决困难。但是这教育大众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一个绝大的难关。这个难关就是方块汉字。方块汉字难认难写难学。……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是没有四声符号麻烦的新文字，是解脱一个地方言的独裁的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现在是已经出现了。”这里说的“新文字”，指的就是当时侨居海参崴的中国人制造的“拉丁化新文字”。（李敏生:363）
废除汉字的理由，归纳起来主要有：一、汉字难学难写难认，是普及教育的障碍。拼音文字只要记住几十个字母，学习起来容易得多。二、汉字不是记音文字，不能跟语言完全结合，不便推广白话文。三、汉字不便记录来自欧美的现代科技名词。四、文字是有阶级性的，几千年来汉字只为封建贵族服务，而不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为了代替汉字，于是设计了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汉语的新文字，叫“拉丁化新文字”。
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废除汉字。例如1936年吴俊升提出：“我们教育者实在不应也不必附和废弃汉字的提议，而应在改良汉字的教学上多用功夫。第一，应该更适当的确定常用字汇，以为教学的根据；第二，应该就儿童学习的心理和汉字本身的体系，研究出汉字的经济学习法。”（转引自：王力1957）这是想通过改革教学方法来提高学习汉字的效率。
1939年7月，上海新文字研究会发表由倪海曙执笔，陈望道修改的《拉丁化中国字运动新纲领草案》。新纲领主张采用拉丁字母，一方面“反对立刻废除汉字的过左的主张”，同时“也反对把汉字看作万古不变、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字灵物崇拜的顽固主张”。
1940年5月24日，当时的教育部主管人员对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汉字“历史悠久”，有“六书之明体用”，而且“中华民族之所以巍然独立于世界，绵延数千年，文化之寄托，民族之团结，实有赖于文字之统一”；说拉丁化新文字不标声调，有很多同音词，“欲易更难”。（纪事:85）这是对汉字价值的正面肯定，和对拉丁化新文字是否容易学习的质疑。
1947年6月12日，政府教育部召开基本教育预备会，讨论到拉丁化新文字问题。据《新闻报》载：会上“亦有人主张废除汉字，提倡汉字拉丁化，多数专家反对，谓我国各地方言大多不同，倘用拉丁化文字，势必分化中国之统一。我国数千年来之历史文化，悉以汉字记载，且国人学习汉字，几无一感到困难者，倘一旦废除，无异断送我一脉相承之固有文化。”
1947年11月，朱经农在《教育杂志》发表反对拉丁化新文字的意见。他认为，一、中国数千年的文化都是用汉字记载下来的，一旦把汉字废了，将来中国人就无法阅读古书、了解中国文化。二、中国文字原系一字一音，同音的字实在太多，用罗马字拼起来，真不容易分别清楚。三、同一字各地读音不同，个人照自己的乡音用罗马字拼出来，会变成完全不同的许多字。将来中国的文字，化为无数种不同的文字，没有法子可以统一，也弄得彼此不能互相了解。统一的文字与国家的统一有密切的关系，破坏数千年来文字的统一，将有不良的结果，不可不慎重考虑。（纪事:103、104）
拉丁化新文字从20年代末开始尝试推行，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实践表明，拼音文字必然受到劳动大众欢迎的说法主要出于一些知识分子的推测和想象，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会遇到许多难以预料和克服的困难。陆志韦在《五四纪念再谈谈新文字》（《进步日报》1949-5-4）的文章中说，“在老解放区，拼音文字好象推行不开”，认为“过去的工作可以说是失败了，至少没有完全成功”。但文章仍然认为，是汉字的“封建性”阻碍了拼音文字的推广。这种“封建文字的锁链又是双重的”，一是“只许写文言文”，二是“只许用方块汉字，不许用拼音文字”。把推行拼音文字的障碍归咎于汉字的“封建性”，是受到文字阶级性认识的影响。
在1949年12月到次年2月访问苏联期间，曾在跟斯大林谈话时阐述这样一个论点：汉字和汉语尽管不易掌握，但实际上是所有人都能学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学的，只要愿意学和不断提高。（纪事:125）这个论点好像是针对当时流行的文字具有阶级性、以及大众难以掌握汉字的认识误区而发的。
不同意见的对垒，使人们对汉字的认识逐渐深化和全面，诸如汉字可以立刻废除，文字具有阶级性的一些偏激认识也逐渐得到克服。
推行阶段：1950－1985年
新中国建国以后，主席曾多次表示过赞成文字改革的看法。在1951年提出：“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在1956年1月20日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在讲话中提到：会上吴玉章同志讲到提倡文字改革，我很赞成。在将来采用拉丁字母，你们赞成不赞成呀？我看，在广大群众里头，问题不大。在知识分子里头，有些问题，中国怎么能用外国字母呢？但是，看起来还是以采用这种外国字母比较好。吴玉章同志在这方面说得很有理由，因为这种字母很少，只有20几个，向一面写，简单明了。我们汉字在这方面实在比不上，比不上就比不上，不要以为汉字那么好。有几位教授跟我讲，汉字是世界万国最好的一种文字，改革不得。假使拉丁字母是中国人发明的，大概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出在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但是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的事情是早已有之的，例如，阿拉伯数字，我们不是久已通用了吗？（纪事:219）
文字改革工作得到国家的有力支持，先后成立了文字改革协会（1949），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4）（这三个机构前后相承，下文简称为“文改会”）。文改会的最初目的是研究并试验拼音文字，因拉丁化新文字不宜再推行，于是重点改为设计新的拼音文字方案；1950年又遵照主席关于“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指示，首先进行汉字简化工作，以便当前使用。
当时主流派对汉字的基本评价，是对于五四时期认识的延续。吴玉章为五四纪念谈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时再次提到：“中国文字主要是汉字，有许许多多不合理的地方。因为它太繁难：难认、难写、难记，是中国教育普及、文化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纪事:128）罗常培（1952）说现代汉字“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读音，必须一个一个地学习字的意义。这对于提高大众文化是一有阻碍的”。（纪事:164）
50年代初，也曾出现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大公报》（1950-9-3、4）曾连载张锐光的《斯大林论语言学对于中国语文问题的启示》，表达对汉字拉丁化的不赞成意见。李仁发表《拼音文字必须有类符》（《中国语文》1951-6），对拉丁化新文字做了较全面的批评。反驳文章有曹伯韩《新语文运动中的一些思想》（《人民教育》1951-2），针对不同意见，就有关文字改革的六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反驳汉语同音异义的字太多，拼音文字行不通的观点。二、认为所谓文字的民族形式并不在于文字的笔画或字母，而在于文字所表达的语言。三、反驳没有统一的民族语言，因而谈不到建立拼音文字的观点。四、批评把文字改革看得过分容易的认识。五、反驳拼音文字不如方块汉字易识易记的观点。六、批评先把新文字研究好了再推行的认识。（纪事:151）仁言信（周有光）发表文章批评李仁“把拉丁化新文字说成‘幼稚不堪’、‘一文不值’、‘行不通’、‘失败’了，这都完全不是事实”。
1957年是一个不寻常的年份。上半年，大鸣大放；下半年，学术问题成了政治问题，一些人因为在文字改革问题上发表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分子”。
1957年上半年，《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纸，以及《中国语文》、《拼音》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一些讨论文字改革的文章，其中包括对文字改革持不同意见的文章。文改会于5月16日、20日、27日三次召开文字改革问题座谈会，多数参加者表达了自己对文字改革的意见。批评性的文章和意见，总括下来大概有这些观点：
一、汉字是优秀的文字，并不见得那么难学难认。
唐兰（1957b）：“从中国文字发展的历史来说，我始终坚持中国文字有很大的优点，它的繁复难学等缺点是可以逐渐克服的。”他认为采用拉丁字母，势必把“每个人民习惯了的形式全部撇开，重起炉灶，根据语言来造文字”；“这种移山倒海的气魄是雄伟的，能否做到，是否值得去这样做，都还是要很好考虑的。”
陈梦家（1957d）：“汉字是有好处的。（一）汉字是统一的，超方言的，不论什么地方的人写的东西大家都能看懂，不象拼音文字那样。（二）汉字在辨认上容易。（三）汉字有注音成分在内，如松、柏。（四）汉字的笔画很少，英文的one，汉字写作一；英文的man，写作人；英文的university这么一长串，汉字只“大学”两个字。我们对汉字的评价应该是公平的，不要光说自己不好。（五）中外各国的语言都是变的，但文字不能经常变，文字要定型，不能随便拼，不然就不能作为工具了。”“汉字虽然非常多，但是常用的并不多，普通人认识三千就可以了。……有了这三千字，就来研究怎么教。有人说汉字难学，我说不难，所以难，是教的人没教好。”
骆瑛的文章说，一位五十余年从事英语研究的人切身体会到，汉字并不难学。还说，曾研究汉字三十余年的奥地利文字学家罗逸明，曾经把十种外国文字和汉字比较，证明汉字比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都容易学。（杜松寿1957）
二、表意汉字是历史的选择。
陈梦家（1957a）：“用了三千多年的汉字，何以未曾走上拼音的路，一定有它的客观原因。中国地大人多，方言杂，一种统一的文字可以通行无阻。汉语单音缀，有声调，而各地声调多少不一，同音语多，用了拼音文字自然引起许多问题。”
陶坤：没有理由可以断言“象形文字一定就落后于拼音文字”，也没有理由说“文字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汉字的存在就是文字并不都要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例证”。（倪海曙1957）
关锡来信：〔说到汉字何以未走上拼音道路的原因〕“主要是方块汉字符合汉语的条件，拼音文字绝不符合我们的语言。”（陈梦家1957c）
翦伯赞发言：“文字是历史的产物，改变是历史的过程”，“我激烈反对废除汉字。要废除汉字，除非决心把历史文化遗产丢掉不要，从野蛮人干起”。（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对群众来信意见的综述提到汉字有优点，拼音化有困难：“汉字望文生义的优点，是任何拼音文字所没有的。拼音文字则需要先经过音的阶段，然后才能达到知意的阶段”；“汉语中同音词很多，拼音化无法克服这个矛盾”；“汉语的方言复杂，对拼音化很不利”；“用拉丁字母代替汉字大大地伤害了我们的民族感情”；“方块字不难学”；“汉字不便于打字拍电报的缺点，是可以通过现代的科学技术来解决的”。（倪海曙1957）
蒋善国（1957）抽象地赞成文字要改革，但具体论证却意在阐明汉语不宜采用纯表音的拼音文字：“以内容极为丰富，历史非常悠久的汉语言文字，不是单纯的拉丁字母只注音记音所能担起这个千斤胆子。”
三、汉字还要使用。
陈梦家（1957a）“首先肯定了我们使用了三千年以上的汉字还是很好的工具，是简单而不复杂的，是和汉语语法相联系的，是一种不必废除的民族形式。”
唐兰发言：“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他。”“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倪海曙1957）
四、希望“文改”工作要谨慎行事
陈梦家（1957b）：“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主张拼音的人，不要过于简单的认为全国大多数的人全赞成拼音，此事还得大家讨论，包括反对的人在内。”“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
周祖谟发言：“没有把文字为什么要改革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来讨论，对于如何来改革的问题也没有好好地讨论”，这是文改工作中的缺点。（倪海曙1957）
《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事实上在文字改革的宣传中，已经出现过‘只有帝国主义分子和唯心主义者才反对汉字改革’之类的吓人的论调。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人敢于坦率地写反对意见的文章，也必然会遭到‘围剿’。”“不赞成汉字拼音化的人不是少数，但过去都没有说话”。（倪海曙1957）
当时的一些民主人士也提出文改的工作方法和公布程序问题。据说，“章伯钧、罗隆基……说文字改革没有经过全国讨论，是几个人关起门来搞的”；罗隆基说“是赞成拼音化的，这样让大家讨论就很难发表意见了”；章伯钧说（文字改革问题）“现在不是从法律程序上提出讨论，而是把它作为根本性的问题提出来讨论”。（杜松寿1957）
支持文改的文章中，李振麟（1957）的文章涉及的问题较广。其基本思想是：（一）“我们不但承认汉字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且也承认今天它仍然在起作用。即使将来有了拼音文字，汉字仍然要作为汉民族的古典文字为人们学习。”但是“汉字在今后作为全民交际工具是不适合的。”（二）“从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世界文字有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是：从图画文字经过表意文字而到拼音文字（中间还有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两个阶段）。跟表音文字来比，汉字在文字发展史上是比较过时的东西，不能把它的优点夸大，说得比处于文字发展高级阶段的表音文字还好。”（三）“认为汉字是决定于汉语的特性这个错误论点的必然结论就是汉语不适于用拼音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就否定了这个说法。”他所说的“汉字本身的发展历史”指的是假借字的使用和形声字为主的现象。（四）“汉字不是不能改动的汉‘民族形式’”。（五）“既然现在的文字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比较落后的、原始的，既然文字的本质不过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工具，它跟任何民族和任何民族语言都没有必然的联系，也谈不到什么‘民族形式’，那末，当咱们为没有文字的语言创立文字或是原来有文字而进行文字改革的时候，完全可以选择世界上最进步的文字，也完全应该用政令来推行这种文字。这叫做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六）“我们主张文字改革的逐渐过渡是，汉字和拼音文字在长期共存中，逐渐走向以拼音文字为全民交际的书面语。”这篇文章立足于说理，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李振麟强调了从“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拼音文字”的文字发展规律来看问题，这是富有理性的。周有光的提法略有不同而基本思想相同：“更重要的是文字制度的发展。发展的一般规律是从形意制度（picto-ideographicwriting）到意音制度（ideo-phoneticwriting）再到拼音制度，拼音制度又从音节字母到音素（音位）字母，从只表辅音到兼表元音。音素字母的拼音文字是人类的伟大发明，它用最少的符号写出任何复杂的语言。从形意制度到意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一次飞跃，从意音制度到拼音制度是文字发展史的第二次飞跃。”“任何一种语言，可以用繁难的符号书写，也可以用简易的符号书写，可以用意音制度书写，也可以用拼音制度书写。更正确地说，任何一种语言，如果它的文字符号是繁难的，迟早要发展为简易；如果它的文字是意音制度，迟早要发展为拼音。这是落后让位于先进的规律，决不因为语言特点和社会习惯的不同而有例外。”（周有光1979:2-3）
后来有人指出，“汉字和西方拼音文字是世界上所有文字中两个最大的不同系统。认为西方的这个文字演进三阶段也同样适合于中国的汉字，这个结论，完全是靠理性判断和逻辑推理的方法得出来的，并无事实根据。而且，以前和现在的所有论者皆无法提供足以证明这个结论的事实根据。”（刘光裕1985）
1957年的论战，是因不正常手段而终结，文字改革（汉字简化）工作错过了惟一一次早期修正和完善的机会。从此人们噤若寒蝉。直到拨乱反正，学术上一般问题的争鸣才开始正常化。
1958年1月，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到有关汉字前途的问题，他说：“汉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这一点上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汉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万岁永远不变呢？还是要变呢？它是向着汉字自己的形体变化呢？还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它是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还是为另一种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还不忙做出结论。”“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争鸣，我在这里不打算多谈，因为这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范围。”这个提法是稳妥而合理的，对文字改革工作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时期阶段：1986年以来
新1985年12月，国务院将原来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国家教委和国家语委于1986年1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这个会议确定当前已经进入了以“四化”建设为重点的新的历史时期。会议宗旨是在党的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方针的指导下统一思想，明确任务。中央规定了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和当前的主要任务。关于汉字地位和文字改革问题，新的提法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必须强调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汉字作为国家的法定文字还要继续发挥它的作用。现行的《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它是帮助学习汉语、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注音工具，并用于汉字不便使用或不能使用的方面。”这是明确表明现行汉字的合法地位，并表明汉语拼音不具有文字性质。这是对“汉字过时论”的否定。二、“汉字的前途到底如何，我国能不能实现汉语拼音文字，什么时候实现，怎样实现，那是将来的事情，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现在有不同的意见，可以讨论，并且进行更多的科学研究。但是仍然不宜匆忙作出结论。”这表明文字改革不是当前的任务，有不同意见可以进行讨论。
在“不同意见可以讨论”的气氛下，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和评价汉字优劣及文字改革运动的得失，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正常的。而且，只有充分开展不同意见的争鸣，才有利于学术发展和对语言文字工作认识的进一步深入。
1989年，由袁晓园任社长兼主编、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主办的《汉字文化》杂志创办。这是一个明显带有学派气味的刊物。该刊旗帜鲜明地鼓吹“汉字优越论”，反对“废除汉字，走拉丁化道路”。出于学术争鸣的需要，《汉字文化》的诞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许多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和学者曾在该刊发表文章。
1991年10月23日，由北京国际汉字研究会、江西师范大学、江西电视合摄制的电视系列艺术片《神奇的汉字》在北京举行首映式。该片热情赞颂汉字伟大的历史功绩和卓越的现实价值，对文字改革运动加以反思。其中对于汉字优越性的表述，有些提法值得商榷，引起争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文字应用管理司于1992年1月2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并以《〈神奇的汉字〉专家座谈会纪要》作总结，对《神奇的汉字》予以较严厉的批评。随后《汉字文化》发表文章《语言文字工作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以反驳。
新时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讨论汉字问题的文章很多。下面摘录80年代以来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和观点（按时间为序；摘录难以全面反映该作者的观点，请阅读原文）。
张志公（1984）：“汉字生命力之所以这么强，我想第一是由于汉字同汉语这种语言相适应。”又根据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教育的连续性规律，认为“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汉字不能废除，也废除不了”。
高家莺（1986）：“文字是记录语言、传递信息的视觉符号系统，它的基本职能是供阅读。据统计，现代科学研究有30％～40％的时间是花在阅读文献资料上。随着人们阅读需求量的空前倍增，阅读速度问题就变得突出起来。”她从“四个方面对方块汉字和拼音文字的阅读速度进行了比较。比较结果表明：方块汉字比拼音文字信息密度大，视觉分辨率高，字形占空间小，有利于提高阅读速度；虽然方块汉字的感知单位与语言单位的一致程度比拼音文字差，影响了阅读速度，但就总体来说，方块汉字的阅读速度还是比拼音文字快。”
许嘉璐（1989）：“现在摆着两条路。一条就是继续沉浸在汉字落后论中，冥想着一个世纪、两个世纪，或者更多世纪之后，实现拉丁化。因为汉字也是约定俗成的，也是进入了民族的观念和意识之中的，一朝之间改，天下大乱。恐怕得随着一代一代人的辞别人世，即使拉丁化，慢慢要到几个世纪。可是时代不等人呀。这一条路就要拖我们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拖我们迎接挑战的后腿。另外一条路，就是大家一起来研究汉字的特点、汉字的优势，充分利用它，发挥它的优势，来迎接挑战。”（转引自：《汉字文化》1996-3:1）
周祖谟（1991）：“过去很长时间，很多的学者认为汉字难认，难念，难写。其实呢，对于汉字的性质，以及它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上所起的作用跟它的特殊性并没有很好的深入地去研究，去理解。”“对汉字而言，第一我要说它是科学的，第二是容易学。关于容易学就是指的刚才讲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的安排。”
袁晓园（199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所谓表形表意表音的人类文字发展的共同规律是不存在的，建立在这个不存在的规律的基础上的‘汉字落后论’、‘汉字难学论’、‘拉丁字母万能论’是错误的，由此而制定的走向拉丁化拼音化方向的‘文字改革’，也是完全错误的。”
苏培成（1992）：“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自源文字，在历史上有过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后还要继续使用下去。”
尹斌庸（1992）认为汉字的习得效率应该说是比较低的（与拼音文字比较）。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基本符号数太大。二是类推率太小。“尽管如某些人所说的，汉字有许多独特的优点，但是习得效率低的这个大缺点是无论如何否定不了的。最现实的办法就是采用汉语拼音作为辅助文字工具，来弥补汉字习得效率低的缺点”。
王开扬（1992）：“百年来的汉字改革运动史表明，无论是改良汉字，还是改革汉字，其动机都是从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的，而不赞成的人都是从少数人的方便和好恶出发的，两个阵营划然有别。”
伍铁平（1993）：“既然我们现在和可见的未来用的是汉字，教的是汉字，自然应该歌颂汉字。如果我们仍然像上引名家（按指瞿秋白、鲁迅、吴玉章等）那样贬低汉字，或者像当代个别人有个时期那样，宣称‘汉字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并在课堂上这样教学生，学生还会好好学习汉字吗？爱国主义教育中包括热爱祖国的语言和文字，这在任何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事情。”“就我所翻阅过的文献来说，我国大陆40多年来很少进行热爱汉语和汉字的教育，这是严重的失误。我实在不理解，为什么某君对‘赞美汉字’如此反感，说它是‘一风吹’是‘为少数人着想’。”
侯一麟（1994）：“哪种语言用哪种文字，决不是随意的，是由这种语言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是经过了几千年的自然选择、适应、修正过程的。一但用了一种文字体系，又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其影响和制约，汉字源远流长，已经对汉语有巨大的影响，并业已成为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仅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角度讲，汉字拼音化也行不通。”
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的《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1994）选辑了一批讨论汉字评价的论文，其中较多是批评“汉字优越论”的文章。《汉字文化》发表了一些比较系统地总结和反思“汉字落后论”的文章，如汤云航的《“汉字落后论”评议》，谢晖《走出汉字改革的误区——汉字落后论批判》等。
平心而论，新时期关于汉字问题的讨论，从语言文字学专业水平来看，持汉字优越论的作者群当中非专业人士相对较多。不过，专业水平较低，不见得眼光也一定较低。当年陈梦家（1957c）曾说：“群众对于语文的知识，可以是不高的，但不能说成是幼稚的。可以是不很正确的，但不一定象专家那末有成见——那些可能是对的成见，也可能是极错误的成见。文字改革是一切使用汉字的人的事，群众都有说话的权利；他们说的话可以是不在行的，但不一定都是错的。”所以，对于非专业作者的意见宜从大处着眼，而不应纠缠于细枝末节问题。
我们注意到，讨论文章有的还存在感情用事的缺点，或火气较大，或语含讥讽，有的还扣帽子，甚至上升到“立场”问题。但是总体上看，这是一场思想解放以后出现的学术争论。这些争论将有助于语言文字建设的健康发展。我们相信，只要本着追求真理的信念，客观、理智、科学地看待汉字评价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人们对汉字的认识必将越来越全面和深入，并逐渐接近认识的一致。
汉字简化问题
1950年，根据主席关于文字改革不能脱离实际，割断历史，应首先办简体字的指示，文改会开始着手汉字简化的工作。汉字简化是汉字的“改良”而不是“改革”。经过数年的酝酿修订，《汉字简化方案》于1956年由国务院公布。
在1957年有关文字改革问题的“鸣放”中，一些专家和群众还就汉字简化方面的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简要摘录如下：
陈梦家（1957d）：“文字是需要简单的，但不要混淆。这些简化字，毛病出得最多的是同音替代和偏旁省略。简化后有些字混淆了。”
关锡来信：“文改会仅仅是为了简化而简化，单纯地把汉字笔划减少了而已，所以这个工作变得不理想了。甚至比原来的汉字难学难认了。”（陈梦家1957c）
杨晦发言“现在小学生学简体字，实际上是双重负担，因为我们不能把小孩子看的书都印成简体字”。（倪海曙1957）
叶圣陶（1957）主张：“汉字简化采取约定俗成的原则”，“尽量采用群众已经通用的简体”，而“不要随便创造简体”。“还不到约定俗成的地步的同音代替，或者给某个字一个新任务，让它代替同音的另一个字，我都不赞成。”
《光明日报》综述群众来信意见提到：“简化汉字工作做得不够好，已经在青年学生中造成了不良影响，有许多人任意生造简化字，随便用同音字代替”；“一些青年人受文字改革宣传的影响，认为将来汉字必废，就不认真地学习现行的汉字”。（倪海曙1957）
施蛰存《倒绷孩儿》（《文汇报》1957-4-26），以杂文形式反映简化汉字（主要是同音代替字）造成混淆和阅读困难。（倪海曙1957）
有关汉字简化问题的不同意见，应该说大多是中肯的，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展开，那些意见都没有被接受。这表现在1977年12月发表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一味求简，乃至大量采用同音替代字和俗字，影响了文字的稳定性，加重了社会用字混乱的现象。
1986年初在北京召开了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在汉字简化工作问题上有两个重要决议：一是宣布废除《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二是提出“今后，汉字简化应持极其慎重的态度，使文字在一个时期内相对稳定，以利社会应用”。据傅永和的报告，在“需要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的问题上，当时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主张“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简化字“给人们的认读和书写带来不少方便”，但“简化的字数并不多”，“笔画简得还不够”。2、“从印刷铜模刻制，手工检字、刻字，工业产品名称的漏铸，以及信息处理交换用汉字点阵字模的设计等方面遇到的困难来看，也需要继续简化汉字。”3、“从汉字的演变看，汉字字形演变的总趋势是简化，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违背这一规律，人为地停止简化汉字工作。”
有的主张“不需要继续简化汉字”，理由是：1、“如果继续简化汉字，有许多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简化汉字，实际增加了现行汉字的数量。青少年学的是简化字，被简化的繁体字有好多不认识。当他们阅读简化以前出版的书籍时，碰到不认识的繁体字，就需要花费时间去学习，这样，他们就需要学习两套汉字。这不仅加重了他们的学习负担，而且也影响了阅读效果。如果继续简化下去，简化字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多。而简化字的数量越多，青少年的负担就会越重。”2、“从语文工具书及其他专业工具书的性质来说，它们的用字应严格遵守文字的规范。但大型工具书的出版周期长，使用的时间长，不可能一两年一变。如果汉字不对简化，为了保证工具书用字的规范，就要不断改版重印。但是，从我国目前的印刷技术条件和财力来看，是达不到上述要求的。这样，势必出现国家公布了新的简化字，但在已经或正在出版的大型工具书中仍然使用被简化的繁体字的局面，从而造成社会用字的混乱。”3、“从有利于目前计算机的汉字存贮考虑，也不需要再继续简化汉字。”
在新时期，汉字简化方案已推行三十年，但对于简化字和繁体字的不同看法依然存在。
周有光（1978）很早就意识到简化字带来的一些问题。他说：“简化笔画，不是有利而无弊的。笔画越简，近形越多。新造声旁，声调难准。同音代替，意义易混。笔画简化如果造成读音繁化、意义混乱、形体难辨，那就得不偿失。”“一个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学了简化字，能否不学繁体字？能否使小学生和中学生只接触简化字，不接触繁体字，等到进入大学以后再接触繁体字？没有正式的答案。但是，群众知道：不能！教科书以外，简化字读物少，繁体字读物多；一进图书馆，几乎是繁体字的世界。汉字的特点是：死而不僵，废而仍在。简繁并存，简繁都学，是否增加了负担呢？”
吴小如曾对青少年不识繁体字的后果感到担心：“流传了几千年的繁体字在我们青少年中还需不需要认识？如果可以不识繁体字，则本世纪（按指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种报刊杂志和图书典籍将有无法查阅使用的可能，这对今后是很不利的。”（《新民晚报》1996-1-19）这个耽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简化字客观上形成海峡两岸用字的不统一。袁晓园在1988年提出“识繁写简”的口号。这个口号也受到一些激烈批评。
詹鄞鑫（1991）曾指出简化字中不合理的问题：“由于不能任意类推给学习和使用带来的不便几乎足以抵消由于简化带来的方便。用字不规范现象，相当一部分是由于类推错误所导致。”（p305）后来（2002）又从信息处理的角度对汉字简化历史作反思：“如果我们要对简化字作评价，并不是简单地把简化字跟繁体字作比较，而应该是对整个汉字体系，也就是增加了简化字的汉字体系，跟还没有增加简化字的汉字体系作比较。这样就会发现，简化字的推出大大地增加了汉字的总数。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学习的负担，对计算机的汉字处理尤其不利。”“简化字（偏旁）类推原则势必造成计算机字符集的严重膨胀而且还不能应付使用。如果取消类推法，又将造成汉字偏旁体系的混乱和不统一，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在电子文本简化字和繁体字相互转换的时候，由于简化字和繁体字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就不能实现完全的自动化，不得不采用人工检查逐个判断处理。这就给计算机处理的效率提高带来极大的障碍。……这是简化字带来的又一个严重后果。”
对于关系亿万人民日常应用的汉字问题，出现争论不仅是正常的健康的，而且是必要的。真理从来就不害怕不同意见的争论。我们相信，经过历史的冲刷，真理必将越来越明。让我们引两段话作为结尾：
张志公（1984）：“汉字有功劳，有它特有的长处，并且凝聚着强烈的民族感情，所以许多人不肯改革。另一方面，到了清朝后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有很多知识分子，想通过科学来挽救祖国的命运。他们感到，我们国家之所以落后，……汉字难是很重要的原因。从这种感情出发，他们急于要改革汉字。这两种感情，一种要爱护汉字，一种要改革汉字，看上去是矛盾的，对立的，其实都是一个出发点：爱祖国。两种感情都是可爱的，都是可尊敬的，这正是从两种不同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所看到的不同的方面实际上是统一的。所以在客观地探讨汉字的问题时，就要全面地、深入地、科学地加以考察，汉字到底有哪些有利因素，有哪些不利因素，不抱个人偏见，不带任何感情，这样才能实事求是。”
苏培成（1994）：“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能做出结论，有待今后继续深入研究。近几年围绕汉字开展的学术讨论，加深了我们对汉字的认识，促进了汉字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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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改革篇3
114号文件包括两个规定一是《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二是《文化体制改革中支持文化企业发展的规定》。两项规定涉及国有文化资产管理、资产和土地处置、收入分配、投资融资、社会保障、人员分流安置等多个方面。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在公开论坛上表示，我国传媒产业在整体转制、上市和跨地区发展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未来将全面推进改革，近两年至少出现3个“双百亿”企业――资产过百亿、年收入过百亿，并形成三五个世界一流传媒集团。实现跨地区、跨媒体和跨国发展。
目前，多家广电单位跻身文化体制改革序列，如湖南电广传媒、贵州省有线网络等。08年12月31日，基于山东省广播电视总台改制组建的山东影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为山东文化体制改革四大重点之一，并提出上市目标。
114号文件执行期限为2009年1月1日～2013年12月31日，到期后再延长的可能性很小，能否赶上这趟政策优惠的班车，广电时不我待。
运营・有线
上海：64万农户接入有线，入户率64％
上海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宣布，截至08年底，全市1736个行政村全部接通有线电视信号，新增农村用户18万至64万户，入户率达64％；09年，上海市将再增15万农民用户，2010年全面实现农村有线“户户通”。
天津：整转用户突破200万
天津有线透露，截至08年底，天津市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已突破200万户(终端)。
重庆：物价局将规范有线电视收费
由于市民对有线数字电视机顶盒价格、初装费、收视费、用户卡等反应强烈，重庆市物价局将于今年对有线电视收费进行规范，并出台统一收费标准。
湖南：有线数字电视渗透率过半
湖南省广电局透露，截至08年底，湖南有线数字电视用户达到240万户，渗透率超过50％。
吉林：数字电视整转用户近163.7万户
截至08年底，吉林省有线数字电视用户已近163.7万户，县级以上城市有线电视数字化率达80％，09年将基本实现全省县级以上整转。
陕西：数字电视整转用户达110万
广电网络(600831)透露，截至08年底，陕西省有线已完成110万用户整转。
宁夏：有线电视数字转换率达到98％
截至08年底，宁夏广播电视网络公司成功完成了全区58万有线电视用户的整体转换工作，渗透率达98％。
江西：政府十二项措施支持广电
江西省人民政府日前明确了支持广电文化产业发展的十二项政策和措施，包括支持省网络公司和其他实体公司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上市，支持全省广电网络整合等内容。
广东：有线与移动合作手机支付点播费用
广东省有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与广州移动近日签约，合作开展“数字电视手机支付合作项目”，并在广州试点上线，市民可通过手机为VoD点播缴费。
武汉：城区有线数字化率达90％
武汉市广电局宣布，截至08年底，武汉城区有线数字电视用户突破100万户，渗透率达90％。
广州：09年完成行政村数字整转
在广州市有线网络基础上组建的珠江数码集团成立，定于09年底完成南沙、番禺等五区以及增城、从化两市整转，2010年完成所有行政村的整转。另讯，珠江数码采用微软mediaroom方案构建的互动电视平台开通。
惠州：09年整转20万户
按惠州市有线整转时间表，春节前惠城区2万用户整转完毕，09年底惠城区20万户用户全部完成整转，2011年底前各县用户可看上数字电视。
数字文化改革篇4
岁末年终，北京的几分寒意并没有消减期刊人的热情。12月6日，西国贸会议厅，群英聚集，暖意融融。第七届中国期刊创新年会在这里举行。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出版局副局长刘建生、中国期刊协会会长石峰、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李东东等出席并讲话，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院长郝振省、副院长魏玉山分别主持了大会。
与会代表和有关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经验体会，围绕“期刊转制与商业模式创新”的主题，就期刊单位如何转企改制，如何整合资源，如何实现集群化、集团化发展，如何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及数字出版平台等问题畅所欲言，总结过去，展望未来。
把建设期刊强国放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
当前，我国虽说是期刊大国，但还不是期刊强国。如何建设期刊强国是本次大会的重要话题。邬书林在讲话中指出，要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思考我国期刊业的改革发展，把建设期刊强国放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中去认识。他说，党的十报告强调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期刊业要按照党的十精神的要求，树立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挥期刊的社会功能，遵循期刊的发展规律，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以务实的作风扎实推进期刊强国建设。
邬书林强调，我国期刊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良好战略机遇期，期刊界要准确把握机遇，树立信心，实事求是地分析期刊发展中的问题，积极探索我国期刊业改革发展的道路。他对今后期刊业的创新发展提出几点要求：一是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期刊业的重大理论课题；二是要推动期刊和经济的融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信息；三是要推动期刊与科研的结合，使期刊成为科研的重要载体；四是要推动期刊与社会的结合，为人民群众更好地追求美好生活提供一批精神食粮。邬书林指出，期刊业要深化改革，加快创新，制定高远发展目标，加强期刊学术规范，高度重视期刊的数字化，为建设期刊强国打牢文化根基。
刘建生就期刊业如何在十精神指引下深化改革、实现转型升级等问题谈了体会，指出学习十文件要从十总揽全局的大视角分析形势、明确任务、瞄准定位、掌握机遇、整体推动发展，要把握十精神的基本内涵和完整体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国情，稳妥推进各方面的改革。
建设期刊强国，当前期刊业面临着怎样的机遇和挑战？期刊业发展的总体态势如何？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认真分析，形成共识。郝振省说，期刊作为重要媒体，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分量很重，作用突出；与其他媒体相比较，又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数量众多、资产属性复杂、功能差异较大，期刊的复杂性决定了期刊改革的艰巨性。
郝振省总结了2011年全国期刊业发展的六个特点：一是期刊的种数有所下降，改革的效果初步显现；二是期刊出版的总印数创历史新高；三是平均期印数稳步增长；四是期刊出版的总印张增加；五是期刊出版的折合用纸量增加；六是期刊出版的定价总金额上涨幅度较大。2011年全国期刊出版总量与增速在提高。按照现在的分类，综合类期刊总量和增速放慢；哲学社会科学类无论平均期印数还是总印数还是总印张都在增加；自然科学技术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期刊也都在原来基础上呈上升趋势。除了期刊总数有的增一点有的减一点外，从整体上说，五大类期刊发展态势总体看好。
探索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
对于期刊来说，2012年是改革探索的一年。这一年，广大期刊人积极探索，扎实推进，截至2012年10月底，已有3271种非时政类期刊单位完成转制。如何看待期刊业的改革，改革如何探路，是本届年会期刊人热议的话题。与会代表从不同角度谈了这方面的看法。
石峰认为期刊人对未来要有一种进取的心态，要积极投身改革，在改革中破解困局、寻求未来、谋求自我价值。对于媒体来说，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无论是阅读趋势、读者需求还是期刊业自身发展需要，数字化只会越来越紧迫。要以改革创新、开拓进取的精神加快数字化进程，为期刊业赢得未来。
李东东从文化教育、文化传播、文化繁荣等方面分析了期刊的重要性，从促进新闻文化发展的角度分析，认为期刊业要创新体制机制，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激发和增强期刊单位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实现期刊的做大做强，与会代表积极探讨。吉林新闻出版局副局长姚玉和认为期刊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整体推进，把期刊创新当作一个具有结构性、层次性、连贯性的系统工程，而不应该作为一种纯粹的概念和偶然的短期行为。期刊创新涵盖观念创新、内容创新、机制创新等多个方面，表现为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性、规范性的操作。创新体制机制，期刊发展的核心问题需要有一个自我发展动力，而改革是促进期刊发展的根本。他从期刊规范和发展等方面，谈了吉林期刊改革探索的经验和对期刊未来发展的思考。
广西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黄健对若干关于期刊改革的政策作了解读，对如何做好非时政类报刊改革，如何结合实际进行谋划布局谈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改革一定要了解政策，吃透精神，要结合自身实践，才能扎实推进改革。
创新传播理念，重视品牌建设
作为传递信息、传播知识、传承文化的特殊载体，期刊在内容创新、经营模式创新以及实现行业升级等方面都影响并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行动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与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谈了对期刊传播创新的认识。
在谈到期刊如何做好微博营销时，安徽出版集团总裁王亚非认为，好比打仗，做好微博营销要有粮、有枪、有人，要有好的内容、好的渠道。集团坚持内容为王，帮助期刊社积累丰富的内容，吸引了很多读者。微博的平台虽然是一个免费的平台，但具体到操作必然需要资金的投入。集团提供资金，帮助期刊社加强渠道建设。对于很多期刊社来说，一个期刊社单打独斗很难脱颖而出，集团将期刊社作为一个组织来打造，形成一个整体，集团已经把期刊的微博工作融入到整个传媒集团的工作中去。要让期刊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展开营销。微博营销要有枪，要有执行力、战斗力，要有足够的团队释放一些正能量的内容，为期刊加分，并能够及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微博营销要有爱、有朋友。微博营销不仅仅是一个力气活，而且还要花心思、动脑筋。期刊开展活动要有强烈的互动，要善于利用平台，利用网站，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肖军介绍了本单位转企改制后做大做强的经验。他认为在期刊的发展中要强化品牌经营观念。经营产品与经营品牌，应该说产品易做，品牌难做，经营品牌应该是最难的一件事情。而品牌一旦形成又能对企业及其发展形成持续的支撑，能够引领品牌往更高的方向发展。
读者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董有山介绍了读者出版集团如何依托品牌优势实施新媒体战略的经验，认为期刊社要抓住数字化发展的机遇，迎接挑战，主动出击，利用自己的优势抢占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将期刊做大做强。
中国科技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斌以“国际科技类学术期刊运作模式研究”为题介绍了国际科技类学术期刊发展的现状，总结出国际科技类学术期刊运作模式，分析了国际科技类学术期刊发展的特点与趋势。认为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发达国家同类期刊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随着数字出版技术的发展，学术期刊依托数字出版平台传播已是必然。但是数字出版平台建设，既需要很大的资金投入，又需要一定规模的学术期刊资源做支撑，因此单一学术期刊自建数字出版平台进行有效传播，既不可能，也不现实。因此，学术期刊依托集团化的数字出版平台进行有效传播，这是必然选择。
依托新技术，迎接挑战，积极实现转型
面对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和阅读新趋势，很多期刊社就如何利用新技术实现转型升级，做了积极探索。
人大数媒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文飞介绍了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专业数字出版公司以来，以人大书报资料中心打造专业学术刊群并积极拓展商业运营模式的经验和思考。认为期刊社在拓展商业营销时要注重加强数字内容的整合与开发，注重内容质量、体验优化，重视产品创新，设计全业务产品体系。数字新媒体的产品体系应该以用户的需求及体验为中心，拓展基于数字内容的多种衍生品的特色化个性化服务，通过多层次产品业务开发，形成对互联网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全覆盖。同时借助第三方平台的开放性，实现产品应用的延伸，强化产品的互动功能，提高用户黏性，从而形成适合自己特点的期刊商业模式。
龙源数字传媒集团总编辑穆广菊从期刊网络传播国内外top100排行数据分析了期刊数字发行的形势。认为网络数字阅读成为时展的趋势，期刊数字化网络阅读正在深刻影响着期刊的发展，要抓住数字网络传播的机遇，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
出版发行研究杂志社代主编庞沁文围绕建立适应期刊发展的商业模式谈了自己的研究心得，认为期刊的情况多样，商业模式多样，期刊社只有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对当前形势的发展有准确的把握，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数字文化改革篇5
一、数字化后勤管理改革的重要性
现代社会是大数据的时代，各类信息技术已经达到了空前普及的程度，高校管理工作为了应对大数据涌入的现状，就需要利用数字化技术对传统的管理方式进行改革。首先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各行业均在开展数字化管理模式的改革，其已经成为了各行业的发展趋势，高校作为人才培育基地，必须紧跟社会发展脚步。其次，从经济角度来看数字化管理模式可有效提升管理效率，降低管理中产生的成本，节约下的资金则可用于我国高校其它工作的建设，提升其综合实力。第三，从教育主体角度来看，数字化后勤管理的改革有助于高校高新科技技术的建设，也能够为高校学生科技知识培养提供良好的实例教材，使学生进一步体验数字化技术的魅力，为其接受相关知识教育提供基础和动力。
二、我国高校数字化后勤管理的改革措施
1.服务方式的改革
当前国内各类服务行业数字化改革已经沿用了多年，而且在近几年取得了更高的成效，由此也促进了高校数字化后勤管理中服务方式的改革。例如食堂部门所使用的全自动智能电饭煲、自动面食机、自动餐具消毒设备等，大量节省了食堂工作人员的劳动力，从而使得食堂服务更加便捷和快速。另外，门禁智能系统的更新也大大降低了宿舍门卫的工作量，其不仅可以识别学生身份，而且还可以记录改名学生离开和进入宿舍的时间，在晚间闭寝后可通过系统直接查看学生是否在宿舍内，提升了校园安保工作的效率[1]。同时，在学校后勤管理设备数字化改革后，相关后勤人员的个人素质和服务也必然需要随之革新，提升后勤部门的整体素质水平，从而避免了以往学生与后勤人员之间沟通的障碍，保证了高校后勤改革的深入。
2.管理模块的改革
传统的高校后勤管理模式存在效率低、被动性明显、科技含量低等诸多劣势，因此导致了大量人力资源的浪费，但从客观的角度出发传统后勤管理模式对早期后勤管理是有效的，但并不适用于现代高校。因此，高校的后勤管理者必须重新转变思想，将数字化技术大量引入到管理工作当中，不断充实自身的高新技术知识储备量，从而适应数字化后勤管理的发展规律。同时，在管理时必须敢于使用数字化技术，不能因其是新鲜事物而畏惧使用，进而重构后勤管理模块。虽然数字化后勤管理改革与传统管理模式存在明显的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目前高校数字化后勤管理改革属于过渡期，因此新型管理模块是在传统体系基础上构建的。第一，需要建立专门的数字化后勤管理研究部门，其不仅负责对现有后勤管理体制的改进，而且还负责在新型管理模块施行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和改革。第二，建立以校园局域网为核心的后勤管理网站，其内部应包括学生公寓管理模块、食堂餐饮管理模块、人力资源管理模块、薪资管理模块、设备保修管理模块等，而且根据每个学校实际情况不同还可以加入各种个性化的管理模块，例如酒店式管理、图书馆管理等。第三，还需在各管理模块基础上建立相应的监督模块，并将其设为开放性的平台，让高校内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对餐饮、安保、清洁、校区园林等后勤工作进行监督，以网络平台的方式进行搭建，并设立微信公众群，将传统的信件举报转变为微信举报，提升监督工作的效率[2]。第四，可在改革过程中调研学生的需求，建立校园内个性化后勤模块，以微信公众群作为调研平台，以电子问卷的方式要求学生无实名填写，然后根据其中需求率较高的项目建立相应的后勤管理模块，例如失物招领、二手市场、公告栏等，这样可以方便学生的生活，同时院内二手市场的开放有助于提升学校安保效果，减少了外来二手市场给学生带来的不安全因素，并进一步鼓励学生创业。
3.应用平台的改革
在数字化高校后勤管理系统建立后，还应该运用当前应用平台的便利性，打造移动端应用软件，从而可以利用手机或其它终端设备直接对后勤管理网站进行访问，了解当前后勤管理的具体动态，减少了网站访问所消耗的时间，也消除了信息孤岛效应，真正做到高校管理信息公开的落实。但需要注意的是，可根据用户的类型设置相应的等级，例如学生用户只能查看寝室、食堂、卫生等管理信息，而教师则可以在此基础上查看通勤车、教室管理、实验室管理等信息，从而保证管理工作的层级，避免发生信息泄露或混乱的情况[3]。数字化高校后勤管理改革是现代高校发展的必然趋势，需要对后勤服务方式、管理理念、管理模块以及应用平台等进行重点革新，借助当前发达的数字化、网络化技术，满足现代高校教师、学生的需求。
作者:袁驰单位:重庆文理学院
【参考文献】
数字文化改革篇6
【关键词】数字艺术；包装设计；教育改革
引言
包装代表的是一个产品的外在形象，也是让人们了解不同品牌以及产品信息内容的重要体现。一个优秀的产品包装能够提升产品的吸引力，同时能够加强消费者对产品的印象，激发消费者购买的欲望，使产品达到高效率的销售目的。在伴随我国包装设计教育进入改革阶段后，包装设计传统的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现代产品的包装需求，这意味着包装设计教育需结合时展，将现代化设计理念及技术融入教学当中，并根据市场所需积极引进三维数字艺术教育，改变以往的平面式设计教学，从技术及教学方式进行着手改革，使包装设计教育能够成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三维数字艺术在包装设计教育改革中的应用
（1）三维数字艺术在包装设计教育改革中的应用理念。三维数字艺术是一项以视觉效果为主的现代教学技术，该技术在经过不断应用及发展后，成为当前包装设计的关键媒介。在二十一世纪来临后，传统的社会文化开始因信息技术的融入步入多元化发展道路，科技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工作及学习，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便捷。以包装设计创作来说，包装设计创作在传统的创作方式及渠道上主以辅助工具来完成，但在现代化科技的影响与支持下，包装设计的呈现方式开始趋向于多元化，创作渠道也十分丰富，这使得包装设计教育开始面临新的改革挑战。传统的包装设计教育模式主以理论为主，实践过程较少，且教学内容缺乏与时俱进，这使得包装设计教育难以实现高效开展[1]。
对此，高校在开展包装设计教育时，首先需从教育方式及教育理念进行改革，结合时代所需，以职业道路为教学导向，将现代三维数字艺术设计理念融入包装设计教学当中，并充分融入现代化科技教学模式，有效改革传统包装设计教育模式[2]。
（2）三维数字艺术在包装设计教学模式中的应用。三维数字艺术与传统包装设计教育具有较大差别，因此，包装设计教育在融入三维数字艺术教育时，需从教学模式进行创新，科学规划教学内容，并结合实际引入三维数字艺术案例进行分析，将软件设计实践作为课程主要内容，加强对实践课程的安排，开展以实践为主，以理论为辅的教学模式。在包装设计的知识教育上，教师需着重将其与软件操作技能进行结合教学，并利用多媒体技术播放动态教学模式，且根据市场需求引入市场设计作品，拓展学生的眼界及知识面，使学生通过这些作品案例激发想象力及创造力[3]。
（3）树立三维数字艺术设计理念。由于三维数字艺术设计属于一项新的设计模式，教师在实施包装设计教学时，需加强对三维数字艺术的运用理念及表现方式的教学，并根据当前市场对包装设计的需求来针对性培养学生的实践技能，应用三维数字艺术对包装设计作品进行多维度、多视角的思考，使学生能够摆脱对包装设计作品的传统设计理念，使其掌握包装设计的立体设计技能，将平面设计理念变为立体设计理念，并通过自身所学技能呈现出立体真实的包装效果，同时，教师在融入三维数字艺术教学时，需根据学生实际技能水平来实施教学，将其由简单的理论教学至技能教学分为多个阶段实施教学，从基础上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
结语
综上所述，三维数字艺术的应用给传统包装设计专业教育带来了革命性变化，颠覆了传统平面的包装设计教学模式，也有效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包装设计方式，为包装设计教育带来了新的设计理念，因此，高校在开展包装设计教育时，需结合市场发展方向及教学所需融入三维数字艺术模块，并根据三维数字艺术构建与时俱进的包装设计教育模式，为人才未来的发展道路打下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智铭.从“图案设计”到“视觉传达设计”――对中国平面设计学科转型的探讨，南京艺术学院.2011，（04）：47-48.
[2]李梓源.形象包装设计在电视栏目整合推广中的应用研究――以综艺栏目为例[J].昆明理工大学，2014，（11）：223-224.
数字文化改革篇7
关键词：数字电子技术；教学方法；理论教学；实验教学
作者简介：孙丽君（1968-），女，河南郑州人，河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授；张晓东（1980-），男，山东青岛人，河南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学院，讲师。（河南郑州450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项目编号：2012SJGLX151）、河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0079（2013）13-0067-02
“数字电子技术”是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生在电子技术方面入门性质的技术基础课，它具有自身的体系，且实践性很强。该课程的教学目标是通过对常用电子器件、数字电路及其系统的分析和设计的学习使学生获得数字电子技术方面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学会使用标准的集成电路，掌握典型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具有应用数字逻辑电路初步解决数字逻辑问题的能力，为深入学习数字电子技术及其在专业中的应用打好基础。
河南工业大学（以下简称“我校”）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是按照“加强基础，拓宽专业，强化能力，提高素质”的指导思想，培养适应社会需要、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较强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面向企事业单位、工程技术和经营管理第一线的高素质应用型专业人才。数字电子技术基础课程是我校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测控技术与仪器等专业的必修技术基础课。针对现行人才培养目标，在充分调研和分析社会需求以及国内外高校教学模式改革的基础上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主要内容包括：把握课程重点，强化能力培养；加强实验环节；选用国内优秀教材，及时更新教学内容；结合多媒体教学手段，促进教学方法和手段改革；改革考试和考核方式，强调学生创新思维和能力的培养。通过改革使本课程理论和实验教学紧跟当前新技术发展，体现我校办学特色，努力培养适应社会需要的应用型创新人才。
一、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现状
21世纪，社会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知识和信息呈爆炸趋势。为顺应时代的发展，高校教学改革要求培养的学生具有扎实宽厚的基础知识以及较强的知识运用能力，人才培养方案中开设课程数量增加，尤其是专业选修课的数量大幅增加，从而导致每门课程的学时数逐步削减。“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同样需要面对如下问题：一方面是随着数字电子技术的发展，新技术、新器件不断涌现，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涉及的教学内容增多；另一方面是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门数的增加带来授课学时的减少，其结果是给教学实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是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学习能力的有效举措，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办学水平的重要途径。传统的教学模式以教师为主导，采用“灌输式”的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局限在课本上，学生听课缺乏积极性、主动性，教学效率低下，学生在未来的工作中对所学知识的运用能力不佳。目前“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在一些院校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学仍然偏重于以理论教学为主、实验教学为辅的模式，且开设的实验项目主要以验证性实验为主。“数字电子技术”这门课的理论性、系统性较强，对学生来说比较抽象，在课堂讲授过程中应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另外，数字电子技术的应用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实验教学是培养学生科研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因此，“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措施
1.把握教学重点，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教学方法改革旨在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具有知识更新快、教学内容多、学时有限、教学难度大等特点。针对这些特点，课程组对传统的满堂灌、填鸭式等课堂教学方法进行了彻底改革，积极倡导先进的教育理念，推行启发式、讨论式、师生互动式和辩论式等教学方法，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积极思考。在课堂上注重处理好难点与重点、概念与应用、标准与灵活的关系，做到精讲多练、边讲边练、讲练结合。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把握教学重点，在教学过程中加强数字电路分析与设计方法的教学，使学生掌握典型数字电路的分析方法以及常用数字电路的分析和设计方法，逐步培养其独立分析与设计逻辑电路的能力。例如，在讲述数模转换和模数转换电路这一章时，考虑到现在已将其作为基本单元器件使用，不必考虑设计问题，只需采用一个最简单的转换电路来介绍其工作原理，重点放在转换电路的特性介绍上面，从而优化了教学的内容，调动了学生的兴趣和主动性。
同时，采用多媒体技术等现代化教学手段，丰富课程教学内容，提高学习效率，改变以往课堂教学以教授为主、学生被动听课、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局面，为学生营造了宽松活跃的课堂气氛，培养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从而有效提高了课堂教学质量。
2.改革实验教学，提升学生能力
实验教学是高校教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是在一定的理论基础指导下培养学生的基本实践技能，为理论学习与实际应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了体现“理念够用，实验为重”的思想，针对“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目前出现的问题，学校现行电气信息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数字电子技术”实验单独开课，增加实验学时的同时提高了实验课时利用率。在实验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实验教学循序渐进，从基础到综合，再到设计与创新，构建了“基础模块、应用模块、综合模块、设计模块”多层次实验教学体系。学生在进行数字电路实验时选择一些电路规模相对小、设计容易的课题，从最简单的集成电路测试开始，然后进行集成电路芯片的功能扩展设计，最后在扩展电路的基础上完成各种指定功能电路的设计。
3.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教材是体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知识载体，也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保证。教材选用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选用高质量的教材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课程组依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教学要求，采用了阎石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五”部级规划教材《数字电子技术基础》第五版。该教材根据电子技术的发展水平和加强基础、拓宽专业面的需要重新提炼课程的基本内容，把电子技术的最新成果引入到教材中，删减已相对陈旧、过时的内容；加强电子设计自动化技术及其应用的介绍，并对与之相关的理论内容进行增删和调整；对例题、习题进行增删和调整，尤其增加综合训练题和设计性题目的比重以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改用国际上流行的电路符号和逻辑符号，便于教学及使用国际上流行的eDa软件。目前，教材使用情况良好。
4.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大，用人单位更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有必要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创新能力、动手能力和团队精神。
现行人才培养方案中增设的电子技术课程设计是学生在掌握模拟电子技术和“数字电子技术”课程后的综合实践环节。其设置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电子电路的设计能力和综合应用能力，训练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课程设计的锻炼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强了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5.改革考试与考核方式
随着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教学内容的多重性、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特征越来越明显。课程组根据“数字电子技术”课程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考试考核方法，如平时作业、课堂讨论、技能操作、期末考试相结合，把课程期末考试与过程考核中学生取得的成绩作为判断学生成绩的重要依据；在加强考试与考核方法改革的同时建立课程考试质量分析制度，对考试内容、命题质量及成绩评定进行认真分析，不断完善考试考核办法。
三、结论
数字电子技术是当今发展最为迅猛的学科之一，是一门逻辑性、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随着集成电路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的快速发展，数字集成器件也随之不断发展和演变。这对传统教学来说是严峻的挑战，同时也加大了教学难度。课题组在深入研究和探讨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对“数字电子技术”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在保证数字电子技术基本理论体系的前提下合理取舍教学内容，把握教学重点，加强数字电子技术实验教学环节，将教学实践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使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大大提高其学习的兴趣、积极性和主动性。
参考文献：
[1]王振宁.“数字逻辑电路”程教学改革体会[J].电气电子教学学报，2002，24（2）：18-20.
[2]郁玲艳.“数字电路”教学改革探讨[J].中国电力教育，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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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远清，姜言东.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n].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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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蓝良生.浅谈数字电路实验教学改革[J].科技信息（学术研究），
数字文化改革篇8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thedevelopmenttrendofhigher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thispaperarguesthatthedevelopmentofdigitaltechnologyistheoriginandcoreofthetransformation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twillbecomeacommunicationtransitionpartofinternalandexternalfactorsandtheeffectivepowerandreformofthewholetractionstartingpoint.Combinedwiththemaincharacteristicsofthetransformation，thecorrespondingstrategiesareputforward.
p键词：数字化技术；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
Keywords：digitaltechnology；trans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appliedundergraduate
中图分类号：G7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0-0192-03
0引言
转型是高等职业教育对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的主动适应，也是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重新思考和调适。职业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整体的单位之一，与政治、技术、经济等文化单位密切相关，所以转型发展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外互动的过程，而处于转型初期的转型主体必然也会面临着诸多的内茫和外困。转型主体一般对外部的宏观语境难以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必须加大力度投入到中微观层面要素的改革和重构，走内涵式、提质式发展路径。转型主体中微观层面的内部改革转型的展开方式、切入点选择成为首先面临的问题。
1高职转型发展途径的数字化切入点选择
奥格本的社会变动论中提出了“文化基础”这一假设，认为社会变化由文化引起，文化拥有发明、蓄积、传播、调适四个特征，发明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包含于发明因素之中，教育则能够在蓄积、传播、调适因素中得到体现。同时他提出了“文化滞后”的概念假设，认为文化各个部分并非以同样的速率发展。技术和教育分别属于文化的不同部门，技术发展引起产业变化，产业变化要求教育进行调适。产业是独立变量，教育是从属变量，产业和教育属于典型的“文化滞后”现象。职业教育与技术和产业密切相关，以技术发展为依赖和载体，是人类生产在教育领域的延伸。虽然在社会文化变动的实践层面，职业教育发展涉及的因素更为多元，过程更为复杂，但是也可以了解技术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技术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因。
当前，网络、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已经突破了社会生产的框架，波及到了社会文化和个体思维层面。技术成为除“人、文化、教育”三个维度之外理解和重构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新维度，选取技术作为视角和切入点来探讨高职转型途径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价值诉求。如图1所示。
2高职转型的数字化策略
我国高职转型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工业4.0概念背景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产业的核心特征。数字化技术发展改变了产业和社会的展开和呈现方式，并催逼职业教育进行调整和适应。
2.1数字技术文化情境下的高职转型目标调整策略
数字化技术文化中的高职转型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包含了职业教育价值观、目的观、功能观、体制观、内容观、方法观、质量观、师生观等全面变化，而价值观和态度是内核和关键。数字化技术引起的文化变革蕴含了新的效用价值、观念、规范、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并进一步重构人类的文化内蕴和价值取向。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也从“科学”转向“文化”。个体在数字化成长的过程中享受更多时间自由、空间自由、充足资源和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受控、自我异化、自我分裂、自我意义消解的困境。
高职转型，理念先行，办学理念决定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必须一步到位，避免升级而没有转型，又落入到学术性大学的发展窠臼。转型也不是“拿来主义”，不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和学术性大学经验，而要强调创新和融合。高等职业教育学校需要走在个体发展的前面，为个体发展创造一种开放的、多元的、促进学习者深度参与的教育生态。高等职业教育转型理念要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相匹配，或者更富有前瞻性和动态性。技术实践要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形成具有一定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
2.2数字化情境下的高职转型组织管理策略
高职转型后的办学定位大多是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经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也是高职人才培养主要的模式之一。政府、企业成为影响高职转型、快速发展的最有力的两个外部因素。政府和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理念必然会对高职院校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院校管理体制造成很大的影响。
高职院校转型后的组织管理在多元合作和技术促进的双重要求和作用下，必须对组织自身连接松散、目标笼统、依赖性强、合作性差、静态封闭、竞争意识缺乏等问题进行改进。首先，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将为教育组织内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提供支持，加强组织内部以及与组织外的连接，使组织管理跨越时空限制、更趋多元化、开放化和有效化。其次，随着组织内个体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以及数字化技术的辅助，组织分层要不断减少，使组织结构不断趋于扁平化，促进管理决策更加民主和高效。第三，在数字化技术管理的情境中，组织管理的基本过程和流程需要随着组织结构变革不断进行重新设计和再造。第四，加强组织中个体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激发组织成员的主动性，适应组织发展和变革需要。最后，转型发展的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打破非赢利性组织惯有的管理文化，不断将营利精神和市场意识引入到组织管理中，提升组织个体的集体感和融入度，提高组织整体竞争力。
2.3数字化情境下高职转型教学改革展开策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要素，知识化员工和终身学习成为人才培养新要求。数字化技术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展开的宏观背景，数字化技术素养成为人才培养目标结构中的要素，数字化技术应用成为教学中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成为有效化教学和终生学习实现的强有力支撑平台。
2.3.1学科和专业建设
高职转型后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决定了学校发展服务的方向，一般地区和行业为学校专业设置的主要决定因素。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一般不会对学校的专业结构和专业设置模式造成决定性影响，但是会影响专业调整的周期和方式。转型后的高职院校首先要在办学定位明确的基础上对专业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估，考察和评估的第一步既是建立信息渠道，获取需求信息。当前，大数据、云技术等网络技术能够广泛收集、精确分析相关数据，结合行业需求和技术更新，进行职业分析，确定职业能力，提出专业方案，或者在原专业基础上更新专业教学内容，拓展展业课程覆盖面。
2.3.2课程建设策略
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职业人才培养中的课程建设目标应该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课程建设上应扩展课程的外延，将学校课程扩展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类，隐形课程以树人为目的，包含学校所有的文化影响。显性课程以成才为目的，以各专业培养方案为主线。
在显性课程的开发建设中，数字化技术重构了课程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贯穿到课程目标定位、内容选择、资源开发、组织实施、评价等整个流程中。数字化技术拓展了课程开发、建设的主体观和时空观，课程开发过程不再是一劳永逸，而是形成性循环发展，不断更新完善的；课程开发主体不仅限于某单一主体，而是多元参与，开发者、使用者、学习者等同样可以参与到课程开发中。高职转型后的数字化课程建设并不能仅囿于技术论、工具论和思想论的取向，更关键的是将数字化作为行业或者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文化、社会、价值和观念背景。数字化技术文化存在于行业和专业中，而不是仅仅体现或者应用在专业教学中。这就意味着数字化课程建设并非要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而应以行业、职业和专业为中心。数字化课程建设的核心内涵应该是行业数字化技术的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的复合。
2.3.3非正式学习开展策略
在数字化背景下，高职转型后的教学改革和创新过程中，非正式学习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得到彰显，一方面原因是校企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学习过程中个体主体地位和主动意识不断凸显的学习理念。转型后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仍然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工作场所学习是这种人才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同时，在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工作场所中的非正式学习也成为主要的实现手段和组成部分。在数字化教学理念和情境下，微课、慕课、翻转课堂、e-learnning、混合式学习等学习形式也正在逐渐打破传统教学中教师主体教学模式，体现出以学习者为中心和主体的教学理念，逐渐成为校园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这些非正式学习形式中，数字化技术将发挥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中，双向互动、支持全面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将为校内教师、学习者和企业导师提供沟通合作支持，使校内教学和工作场所学习具有更系统的联结。
3案例
以“微课程”为教学单元，从教师课内教学、学生课外学习两个层面，开展教学活动。首先，“微课程”视频的设计。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教师依据预设的问题，通过问题层次细化及问题逻辑关联后建立的问题逻辑体系，构成“微课程”的教学内容；第二种是在收集学生问题并与教师预设的问题对接，调整原有问题体系结构或重设问题后，制作“微课程”视频。教师通过集体备课，选择部分教师拍摄四段“微课程”视频，时间各为8～10分钟，上传到“慕课”平台，作为一课时的教学内容。再次，“微课程”的教学实施。教师可以自己决定在课堂上现场授课或播放“微课程”视频。如果播放其中的一段视频，让学生先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可以把课堂的时间节省出来，师生、生生之间可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如果把本校或其他学校最优秀教师的“微课程”视频课录下来，让平行班的学生一起学习，对学生来说则是充分享受了优质的教育。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通过“慕课”平台可以自主开展在线学习、在线做作业、在线答疑等学习活动。由于有了“微课程”，这种教学模式会倒逼教师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4总结
数字化技g文化变革是高职转型的起点和主线，也会成为沟通转型主体内外部因素，牵引整体性变革的有效动力和抓手。作为转型发展的主体，改革发展必须以教学为核心和根本，也必定要从教学改革抓起，这是转型院校的首要任务，也是院校自身改革发展最合适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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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文化改革篇9
关键词：数字技术；艺术设计；发展
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从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管式电子数字计算机诞生起，人们就开始尝试数字技术在图形艺术领域的应用研究。1962年，伊凡沙瑟兰德（iVane.SUtHeRLanD）教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发表了题为《绘画板》（SKetCHpaD）的论文，首次提出“计算机图形学”（CompUteRGRapHiCS）概念，确定了计算机图形学作为一个崭新的科学分支的独立地位，可以说是数字技术应用于艺术设计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计算机图形技术逐步成熟，计算机开始进入设计创意层次，20世纪90年代计算机艺术开始在我国得到普及和推广。如今，数字技术已交融于现代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给艺术设计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阔空间。
1数字时代把现代艺术设计推上了崭新的发展平台
数字技术以其独特的方式进入到现代艺术设计领域，是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随着计算机软硬件的发展和普及，数字技术已融入到现代艺术设计的各个领域。现代艺术设计与数字技术已密不可分，它不仅融传统设计文化和设计思维，而且拓展了艺术设计的视觉语言、表现形式，改变了我们的设计方法、丰富了设计思维，延伸了新时代的艺术设计的价值内涵。
数字时代的今天，我们要站在科学的高度去认识和把握数字技术与现代艺术设计的深刻内涵。数字技术不仅能“再现客观”，而且能“虚拟现实”，能为设计者带来更为广阔的设计思维，更为有效的设计方法，更为独到的设计表现，更为精确真实的模拟，更为快捷的修正，更为方便的储存、沟通交流等足以说明其所处的重要地位。时代的发展，设计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设计不仅要适应时代，更要引领潮流，所以现代艺术设计必然要创造更新的设计文化。
数字技术为现代艺术设计搭建了一个更快更好发展的新时代平台，这就需要在其发展中融传统设计文化和设计思维、融现代科技文化成果，以超前的设计意识、以更具丰富的视觉语言和形式加以表现，现代艺术设计才能更好的服务于社会。
2数字时代拓展了现代艺术设计的创意思维和表现手法
设计离不开它所处的时代，如果说工业革命促进了设计发展，那么数字技术的发展必将促进现代艺术设计前所未有的飞跃。数字技术的发展预示着现代设计新纪元的到来。速度、效率、便捷等等都是数字时代带来的优点，设计的创意思维方式，设计的形式语言，设计的执行力度都在数字时代的到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设计多元化的今天，如何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拓展的空间，引领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创建融民族特色、人文特点、独居个性特质的设计文化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
数字技术推动着现代艺术设计的发展。现代艺术设计在数字技术的介入下具有了独特的生命力。包装设计、展示设计、环艺设计、舞台设计等增添了虚拟现实的展示方式，设计思想、设计表现、灯光、材料、色彩、空间的直观性便于了设计稿件的沟通与交流，听觉、触觉、交互性等多媒体功能，足够让受众身临其境。设计与技术的关系显得如此密不可分，设计创意、设计思想、设计观念在新的技术的辅助下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创新、创造是设计的生命所在。计算机广泛普及的今天，要拓展设计空间、丰富设计手段和增强设计的执行力，我们就必须积极探索新技术并很好的将它应用于设计领域。数字技术是现代艺术设计的利器，数字技术对设计元素的创设和获取开辟了捷径，它不仅可以弥补设计者手上绘图能力的不足，而且它为传统艺术设计表达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设计者的设计思维和设计想象力，使设计者有更充裕时间来考虑设计的整体调性、设计细节等问题，有时间和空间应用在设计创意、创造性思维与策划能力上，使设计得到升华。
新技术、新媒介的出现，对于艺术设计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虚拟现实等新类名词我们已不再陌生，我们的工作，学习，交流、经营、商务方式等生活的各个领域正发生着急剧变化，网络的发展也给现代艺术设计增添崭新的表现舞台，只有技术与艺术完美地结合，现代艺术设计才能有效地促进信息传媒的发展。
3数字时代改变了现代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观念
关于“人脑”与“电脑”的话题一直以来争论不休，概括起来主要有:（1）“电脑”不能代替“人脑”，电脑是在人脑的意识指挥下作业的，“电脑”只是一门技术问题，“人脑”才是关键。（2）“人脑”不能代替“电脑”，电脑在很多情况下可以超人想象，产生人脑所意想不到的效果，强调“电脑”的功能。数字技术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有这些争论都因该回到理性思维上来，“人脑”与“电脑”到底谁重要我想没有必要一直争论下去。我们应该认真地审视新时代艺术设计人才所应具备的“素质”。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这种素质应包含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强有力的设计执行能力，只有艺术与科学技术的完美结合，才能建立起设计所需的多元化知识结构体系。
现代艺术设计已离不开数字技术的支持，数字技术成了设计师最重要的技巧手段之一。艺术与技术二者相辅相成，同时又相互制约。数字技术是设计表现的强有力手段，只有精通数字技术的操作，才能让设计创意完美的再现，也只有让艺术与技术完美结合，才能使设计创意得到升华。艺术与技术二者并重，优秀设计作品都离不开技术对创意的完美表现。对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不仅要强调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也不能忽视其对数字技术的掌握。
数字技术的进步，推动了现代艺术设计人才培养观念的革新。在现代艺术设计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必须跟上社会形势的发展。在提高学生设计素养的同时，必将要求掌握新技术，强调艺术与技术的高度融合，以提高设计综合素质和能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所学知识能够真正的接受社会和市场的挑战，才能为社会的发展培养和输送所需的、合格的设计人才。
4数字时代推动了现代艺术设计的教育改革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这些年来，我国高等艺术设计教育发展迅猛，但教学质量的低劣和就业压力的加大也引起了人们对高等艺术设计教育的普遍担忧。受传统教育模式思想的束缚，教学内容陈旧、方法死板，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直接胜任其设计岗位的工作，缺乏设计创新能力和设计执行能力等等都值得我们深思，艺术设计教育可谓任重而道远。我国的现代设计教育从工艺美术到设计概念的转化在观念及形式表现上都备受东西方文化思潮和艺术风格的影响。关注现实，我们大部分设计教育除了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上有所改变外，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大多还停留在传统工艺美术型教育基础上，而传统工艺美术型教育已严重滞后设计市场所需人才培养的需要，可说换汤不换药，治标不治本。
设计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注重人才的素质和能力的培养。虽然以传统美术和装饰技巧为教学内容已不能适应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全盘否定它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我们要通过对传统工艺美术型教学内容和课程结构的研究，结合数字技术的应用，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改革上吸其精髓，并找到课程设置改革研究的切入点，并能用前瞻性的战略眼光加以继承、改革和发展，同时找到学科之间的延续性以及设计教学与社会要求的一致性进行研究，避免对传统教学体系的全盘否定或修补。
数字技术的发展给艺术设计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以往传统的设计教育主要以手工表现技法训练为中心展开，因为那时的设计图纸呈现只能用手工的方式进行表现，所以有限的课堂教学时间和学生课外学习时间大量花费在技法训练上。而今数字技术的应用，使我们在耗时耗力的手工制作中解放出来，大大降低了设计的劳作强度，学生有更充裕时间和更广阔的空间来考虑设计的整体和细节问题，我们的设计教育由时间和空间转移到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策划能力上来，这对设计教育体系是革命性的冲击，它们将促进设计在新时代面前更快更好的发展。加强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研究，使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改革能做到与时俱进，为培养市场所需的设计人才奠定基础。
在现代设计多元化发展的大趋势下，要加强社会对未来设计师所需具备的能力和要求的研究。设计师不仅要有敏锐的设计洞察力、更要求具备设计创新能力、设计沟通与交流能力和强有力的设计执行能力。要达到此要求，我们就要对未来设计师所需知识结构进行研究，以保证我们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的前瞻性。立足于设计市场，明确社会发展所需人才培养的课程结构体系和教学方式，以建立起设计所需的多元化知识结构培养体系。
设计的发展应该是置先于社会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艺术设计的功能和形态在不断的丰富，改变固步自封的设计教学内容和结构模式，在设计教育多元化里构建现代艺术设计的时代化、特色化、个性化的课程结构体系、教学方式的理论体系和人才评价体系，使我们的艺术设计教学理论与教学实践能真正与社会发展接轨，以打造一个具有学科特色的与时俱进的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平台显得尤为重要。
随着经济改革的迅速深入，我们的设计教育必须跟上并超越时代的发展，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合格的设计人才以满足市场需求，新型的设计素质教育已刻不容缓。作为一个学科，我们要在设计教育多元化里构建现代艺术设计人才培养和评价的理论体系。新科技、新思想、新设计意识形态的变化，更要强化数字时代人才培养的观念意识。
在改革中，必须以系统的思维观来做指导，诠释数字时代所需人才的知识构架。在注重传统设计文化继承、注重世界先进艺术设计教学理论的同时，要密切联系社会，注重对数字技术的掌握，以拓展创意思维，全面提升设计执行能力。这样将有助于我们构建起科学的可持续发展的设计教学结构体系，赢得具有实际意义的教学改革。
参考文献
数字文化改革篇10
关键词广播电台；数字化网络改造；实践分析
中图分类号tn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708（2013）101-0007-01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化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有效的带动了广播电视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广播电视事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就广播电视来讲，目前正在经历着一个数字化网络化的变革过程，广播电视经历了从无线到有线，从直播到录播再到直播的发展过程，目前又面临着广播电视网络化制作和网络化播出的变革过程，这是一次很好的发展机遇，同时也充满了挑战。目前，在广播电视网络化改造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需要在工作中不断的去发现和解决。本文主要结合自身的工作实践，分析研究了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改造中的相关问题，为广播电视的健康发展提出一些的建议，希望能够促进广播电视事业的向前发展。
1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必要性分析
在实践中有效的推动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不仅仅可以有效的推动广播电视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符合信息时展的客观要求。网络的快速发展顺兴了广播电视发展的趋势，为广播电视的快速提供了更加先进的技术平台。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能够汇及到广大民众，不断的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加快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建设步伐，促进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广播电视是开展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建设的重要阵地，是最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能够使得广大群众更好的了解各种信息，促进自身的生产生活。通过数字化网络化的转化，可以为电台带来更好的经济效益，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过去封闭、分散的电视制作方式，进行台内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促进媒体整合优势新格局的形成，最终促进广播电台的向前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电视台开展数字化网络建设能够带来很多好处，这对于广播电台的发展是十分有益的，应该进行大力改造和应用，促进广播电台的健康发展。
2广播电台数字化网络化改造的进程分析
首先是对电台的中心设备进行改革，我国广播电台从模拟技术向着数字技术的过渡是遥控中心的数字化开始进行的，绝缘体是从20世纪的90年代，一些大型的电台首先对播控中心的制作和储存设备进行了数字化了改造和更新，目前这些大型电台都已经实现了数字化。然后进行改造的是节目传输的数字化，这是数字化压缩技术的应用，使得数字技术进入到广播节目的传输领域。1997年开始，数字电视发射数字化开始兴起，我国着手开始建立数字电视的播出系统，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3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改造的思考分析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广播电台的数字化网络化的做法主要是建立音频工作站系统，建立强大的音频资料库。为了能够在工作中更好的促进广播电台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首先就是要具备完善的管理模式，制定正确的管理方案，使得各项工作都可以有条不紊的向前推进，提升工作的效率。另外，要做好相应的预算，最大限度的降低经费，从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的实际情况出发开展各项工作。广播电台的数字化和网络化是一项十分巨大的项目，所需要的经济开销十分的巨大，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之下，广播电台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发展最终是要促进光电产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光电产业的经济效益。所以，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十分的注意各项预算，尽可能的减少浪费，降低成本，另外还要注意在工作中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保证工程的质量。广播电台的数字化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所以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选择专业性的人才开展工作，这样不仅仅可以有效的保障工作的质量，还可以有效的缩短工期，大大的降低成本。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要重点考虑数字化和网络化覆盖的问题，不仅仅要考虑到固定接收的问题，还要考虑到移动接收的问题，这是因为地面数字电视不单单是在用户家里进行接收，同时也可以在通过一些车载设备进行接收，这就需要一些专业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加大研究的力度，适应农村、城市不同的接收环境的要求，最后就是要完善进行监督的机制，使得用户可以方便的对于开展监督，以便可以更好的促进广播电台数字化网络化改造的发展要求。
4结论
总的来讲，在信息化发展的过程中，广播电台的数字化网络化改造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这是广播电台向前发展的重要环节，面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广播电视的从业人员应当牢牢的抓住，把握好机会，吸取国内外广播电台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的经验，进行必要的借鉴和利用。完善我国广播电视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同时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经验，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自身发展的特色道路，最终促进广播电台数字化网络化改造的顺利完成，促进广播电台的健康发展，更好的为广大群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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