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总结篇1
关键词：赤字；国债；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
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断扩大影响到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俨然发展成为新一轮的全球性质的金融危机。中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冲击，如2008年10月份，全国财政收入5，328.95亿元，同比下降了0.3%，这是数年以来第一次同比负增长。为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中央政府在工作会议中提出，将宏观政策定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地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至2010年底中央财政投资1.18万亿元，带动全社会4万亿元的总投资。2009年财政赤字将达国内生产总值的1.5%～2%，预计增发5，000亿元国债。扩大财政赤字、发行国债和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什么关系？至此，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继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再次成为热点话题。
一、经验观察及描述性分析
对于财政赤字的问题，国外很早就进行了研究，西方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大致包括三个派别：反对财政赤字，代表人物有马歇尔瓦尔拉斯萨缪尔森、弗里德曼，他们认为财政赤字必然会有损经济发展；财政赤字有效理论，以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派为代表，他们认为只要是财政赤字就能促进经济发展；适度赤字论，以新古典综合派为代表，主要观点是要注意财政赤字的背景条件及其规模效应。如刘易斯认为，国内储蓄以同样程度增长，日益上升的财政赤字就不会对国内金融市场构成一种额外负担，并且还能够顺利地得到弥补。
与国外情况相类似，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李万甫分析了财政结余、增加税收、发行国债等几种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苏耘证实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存在着Granger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财政赤字是通货膨胀的Granger原因，甘耘也有类似的观点；李雅丽利用铸币税模型认为中国政府可以通过铸币税来弥补财政赤字，能够减少税收扭曲，摆脱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发展；刘溶沧、马拴友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赤字、国债与利率、私人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我国的赤字和国债规模没有产生挤出效应，财政赤字不但没有使利率上升，而且也没有挤出私人投资，如果财政赤字和国债用于公共投资，那么它们的净效应是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王攀、牟晖对我国历年财政赤字和国债状况进行了分析，也认为利用国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夏少刚通过定量分析指出如果采用国债进行赤字的弥补，所引起的通货膨胀较小。
本文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在分析1991～2007年中国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变化趋势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对财政赤字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实证分析
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内需，因此应使用赤字政策动员未加利用或利用不足的物质和人力资源，积累庞大的社会资本，包括基础建设，最终推进经济发展。
1、模型。本文建立两个双对数模型，如下：
LnY1=aLnX1+α（1）
LnY2=bLnX2+β（2）
其中，X1：财政赤字额；X2：赤字率；Y1：国内生产总值，GDp；Y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2、数据。全文数据为年度时间序列，样本区间为1991～2007年，包含17个样本。
（1）解释变量LnX2为赤字率的自然对数，是本年度赤字额的自然对数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自然对数之差。
（2）被解释变量LnY1为国内生产总值，按照可比价格计算的实际值，为修证后的数据。
（3）被解释变量LnY2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是本年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上年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之差的自然对数和上年度实际GDp自然对数的差。
（4）本文使用的数据全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8》。
3、数据说明
（1）财政赤字规模和国内生产总值均大幅度增长。分别从1991年的237.14亿元、2，1781.5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540.43亿元、249，529.9亿元。1998年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国财政赤字规模出现根本性变化，当年赤字额达到922.23亿元，1999年更是突破了千亿元，当年赤字达到1，743.59亿元。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加，2001年以109，655.2亿元突破十万亿元大关，2006年开始超过20万亿元。
（2）赤字率不断变化。1998年以前一直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1998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开始增加，2002年是2.6%，接近3%这一《马约》标准，之后出现下降趋势，近两年防止经济过热发展，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都维持在不到1%的水平。总的来看，财政赤字率的变动在不同的经济背景下体现出不同的特征。
（3）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波动性较强。1991～1996年GDp平均增长率达10.4%，1997年开始下降，1999年跌至谷底，2000年后重新出现增长。
4、方法。利用eViewS3.1软件，采用最小二乘估计法估计。
5、回归结果
（1）赤字额与国内生产总值。表1列出了回归方程窗口显示的有关信息。（表1）
因此，模型一估计为：
LnY1=0.3842LnX1+8.6272
t=（3.5213）（10.9742）
R2=0.4525F=12.3994D-w=0.5455
（2）赤字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表2给出了回归方程窗口显示的有关信息。（表2）
因此，模型二估计为：
LnY2=-0.2268LnX2+1.3188
t=（-2.5702）（0.0042）
R2=0.3057F=6.6057D-w=0.7882
6、模型分析
（1）R2是考察模型对样本数据的近似程度。R2越高，说明模型所包含的解释变量已经能够较好地对被解释变量进行解释；R2越低，则意味着其他因素的解释能力较强，遗漏的解释变量越重要。
就本文两个模型而言，模型一相对于模型二，其解释能力较强，但R2都没有达到普遍意义上的显著，这说明财政赤字、赤字率只是影响GDp、GDp增长率的因素众多因素之一，而不是全部，除此以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
（2）F统计量检验模型对总体近似程度。取显著水平α=0.01，F0.01（1，15）=4.54，两个模型的F都大于FΑ，则通过F检验，模型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
（3）t统计量检验每个解释变量（影响）的显著性。取显著水平α=0.05，tα/2（15）=1.753，所有t检验全部通过。
（4）D-w适用于检验一阶自相关性。取显著水平α=0.05，dL=1.133，dU=1.381，则0≤D-w≤dL，即存在一阶正自相关。从现实情况来看，模型中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经济的发展除了受到财政赤字影响以外，还有消费、出口、投资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现在随机误差项中，从而使得随机误差项的各期值之间呈现出相关关系。
结合相关的实证研究，从总体上来说，建立的模型可以说明所要研究的问题。
三、结论与启示
以上在对财政赤字与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中，建立的两个模型虽然通过了个别检验但并没有达到整体普通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因为方程的构造忽略掉一些其他影响因素，因研究方便，样本问题及某些问题难以量化，本文没有将这些包括在模型中。这样，我们将赤字率与GDp增长率建立了一个方程，两个方程一同说明一个问题。回归结果的观察比较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从样本17年总体看来，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明显的关系，并且财政赤字具有正向的经济增长效应。模型一结果表明，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的弹性关系为财政赤字每增加1%，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加0.3842%。
2、回归结果同时表明，赤字率与GDp增长负相关，赤字率每减少1%，GDp增长率增长0.2268%。说明当赤字的增加率小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率时，GDp的增长率才会不断增长。也就是说要注意控制财政赤字的合理规模。
本实证给予的启示之一：我国目前的财政赤字具有正的经济增长效应，财政赤字可以一方面直接扩大社会的投资需求，另一方面通过乘数效应，进入消费过程，拉动消费需求。因此，目前内需不足、经济增长速率降低，国家应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启示之二：要防范和化解财政赤字风险，控制规模，加强管理。如控制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国债品种，发展政府债券市场，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还可以完善财政补贴、出口退税等政策优惠。将财政赤字集中在基础建设上，以优化经济结构为出发点，以激活闲置资源为目标，最终拉动经济。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弗里德曼，财政赤字与物价上涨[J]，世界经济译丛，1982.3.
[2]斯・刘易斯，财政赤字与世界金融市场，世界经济译丛，1982.4.
数字经济总结篇2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探讨
一财政与财政政策要研究财政政策,首先要搞清什么是财政。但是,目前学术论文界对于财政的定义还存在一定分歧,受到较多关注的包括再分配论、政府收支论和公共财政论。再分配论认为财政是社会再生产分配环节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财政处于社会再生产的分配环节,而且和同处于分配环节的信贷分配、工资分配、价格分配和企业财务分配等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不是一般的社会产品分配,它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需要,凭借政治权力及财产权力,参与一部分社会产品或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活动,包括组织收支活动、调节控制活动和监督管理活动等(刘邦驰,汪叔九,2001)。政府收支论认为财政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来满足公共需要,进行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收支活动,并通过收支活动调节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以达到优化配置、公平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目标。
公共财政论认为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通过政府的收支活动,集中一部分社会资源,用于履行政府职能和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经济活动(苏明,2001)。应该说,前两种关于财政的定义各有所侧重,前者突出了财政的社会分配和政府职能,后者强调了政府的活动。而公共财政论则简单明了地指出现代财政的公共性,为建立公共财政奠定了理论基础。明确了财政概念,就可以对财政政策加以研究。财政政策是指以特定的财政理论为依据,运用各种财政工具,为达到一定财政目标而采取的财政措施的总和。简言之,财政政策是体系化了的财政措施,它的目的就是实现财政职能。同时,它也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政治经济形势和任务制定的指导财政分配活动和处理各种财政分配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客观存在的财政分配关系在国家意志上的反映。它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也是国家实施财政宏观调控的过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又是国家干预经济、实现国家宏观经济目标的主要手段。财政政策是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断发展的。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由于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制约,国家不可能大规模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奴隶主和地主阶级的财政政策主要是为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政治职能服务。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国家,一般都实行简政轻税、预算平衡的财政政策,以利于资本主义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日益激化,财政政策不仅为实现国家政治职能服务,而且成为政府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工具。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
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以上数据分析看,在我国现行税制下,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修正后的税收负担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这一点与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基本相同。从数据看,1994年的税制改革应该说是1983年税制改革的延续,1983年是税制结构和税收负担变化的一个转折点,通过设立所得税,税收负担从1982年的11.25%,猛涨到1983年的18.55%,在随后近10年时间内,税收负担不断降低,最低时为10.167%,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税收负担才得以不断的提升,到2004年达到18.839%。也就是说通过1994年的税制改革提高了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缓解了税收占GDp比重一直下滑的局面。另外从税制结构角度看,1983年以前,由于企业以利润形式上缴国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直接类税收,直接税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仅在10%左右,通过1983年改革,建立起所得税体系,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上升到50%左右,随后持续减低,尤其是在1994年增值税体系的建立,直接税收入占间接税收入比重下降到1983年以来的最低点23.953%,随后几年逐渐升高,2004年达到39.0463%。从求解出的结果看,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从1994年起越来越有利,非税环境越来越有利,各项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效逐步体现,反过来说税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在不断减弱,这种情况在1983年税制改革前也出现过,所以面临新的经济环境,税收作用不断减弱的情况下,税制必须进行改革。
三总结
本文在对财政与财政政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研究分析了财政政策的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中,在对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进行研究时,分别运用了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税收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分析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从分析可以看到,三种工具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各有所侧重,且影响程度和范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因此,必须合理运用好各种政策工具,加快财政改革步伐和政策的完善,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参考文献:
[1]〔美〕坎贝尔等著,朱平芳,刘宏等译.金融市场计量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2]林毅夫.现代增长理论与政策选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数字经济总结篇3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数字消费者市场，2014年全国网购规模高达4508亿美元，占消费品销售总额的10.7%。良好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政府陆续出台的支持性政策，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提供了诸多积极的推动因素。
埃森哲2015年的《寻找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红利――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显示，在经济各个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将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而这种转变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促使数字化即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消费者很成熟，企业技术还不足
资本投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却主要由消费者拉动。随着中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网络消费者已变得更加成熟，热衷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
与中国消费者全面拥抱技术相比，中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却明显不足。在游戏和社交网络等网络服务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并在2013年成为全球总值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但是，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管理企业，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项工作还仅仅只触及表面，尚未充分挖掘出数字技术的潜力。
中国不同行业间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差别也很大。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为代表的领先网络企业，拥有非常卓越的用户基础，并且在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云计算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和银行业等被大型国企统治的主要行业，基于巨大的规模经济和丰富的资源，也积极支持应用数字技术，虽然其等级结构和避险倾向不利于其提高创新能力。
相比之下，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则处于落后地位，不仅承受能力有限，而且其自身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基础的低利润业务特性也导致其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紧迫感。此外，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华为、联想和中兴等中国企业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供应商。但在软件和服务方面，却鲜有领先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it开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提升数字化密度，跨越转型鸿沟
埃森哲最近的一项全球高管调查发现，相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在不久的未来，数字技术将会对其企业起到重要作用。很显然，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飞速发展的数字创新，并希望积极利用技术推动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但事实上，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呢？埃森哲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共同测评的“数字化密度”，揭示了中国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对于“数字化密度”，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李广海是这样解释的：“一言蔽之就是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业务，数字的应用在经济体里的渗透率，或者覆盖率。”
对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密度测量，主要衡量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而非仅仅针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测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数字化密度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位，居荷兰、美国和瑞典之后。
基于对数字化密度得分卡的综合分析，埃森哲认为可以通过提升三方面的数字化程度来提振经济表现――投资于数字资本；打造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1、投资于数字资本
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应当重点关注商业环境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这是企业增长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具有支持性的灵活数字基础设施需要长期统一的战略投资来鼓励数字创新和应用。
2、打造数字化机构和数字市场
决策者必须确保市场已做好适应数字化的充分准备。这条路径重点关注互联网覆盖、网络商业活动、组织灵活性、社会态度、政府数字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开展数字业务的便利性等方面。要想取得进展，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策为优先考虑。
3、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埃森哲对数字企业的定义是，能够通过利用信息、企业资源和数字技术，打造独特的客户体验，从而取得成果，并最终实现增长。在寻求数字世界成功的战略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可以通过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实现增长。这包括制定数字经营战略，以新的业务成果为目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探索更优化的全新客户渠道；向新市场进行有效扩张；以及采用新的定价和盈利模型，实现利润最大化。
激发数字化潜力，把握增长红利
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揭示出，数字化密度在五年内增加10分（百分制），就将推动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提升0.25%，而新兴经济体的增幅可达0.5%。预计到2020年，中国则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见图），也就意味着数字化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超过四千亿美元的红利。
研究发现，为了实现数字化的全部潜力，中国必须确保数字技术覆盖所有行业和企业。为此，政策制定者和企业领导者都需要发挥重要作用。埃森哲认为，实现中国经济发展的数字化红利，有三条有待加速发展的转型路径。第一条是继续投资于数字资本，即进行商业环境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第二条是支持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建设，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府政策为优先考虑。最后同时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路径则是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中国企业高管在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来推动增长、培养新型数字化企业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企业不仅应当专注于通过数字技术，提高生产率和效率，降低成本，同时还应当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和增长。此外，他们还应当积极探索产业物联网，寻求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数字经济总结篇4
[关键词]写字楼；集聚；城市经济；产出模型
[Doi]10.13939/ki.zgsc.2016.38.144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昆明市写字楼开始发展。这期间的产物以行政办公楼为焦点，类型单一、形式相同的模式成为了这一时期写字楼的总体基调。到了九十年代，受世博会利好的影响，昆明写字楼进入了急剧扩张的出货期。这一阶段，昆明市写字楼市场呈现出盲目开发的状态，导致了供过于求的状况。之后随着西部大开发、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交流合作等带来的机会，昆明开始了新城区的建设。在招商引资政策下，外资及省外财团不断地涌入昆明，从而诞生了许多商业园区和工业园区，昆明市商务办公需求迎来新的发展，高档写字楼应运而生。随着写字楼经济的发展，商务办公活动逐渐聚集，写字楼市场带来的集聚效应对城市经济的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明显。
1文献综述
写字楼的研究包括很多层面，国内外的研究文献中提到了写字楼的区位、租金、需求、设计等。制造业的区位可能是最早被研究的，主要是成本与区位的问题。随着产业的不断发展、商务活动不断增多，而商务活动的发展主要在写字楼一类的办公空间中进行，进而写字楼的区位选择也就变得越来越重要。
在国外的研究中，对多伦多市写字楼的研究发现写字楼集中在交通线路和高档住宅附近；对韩国城市的研究发现中心地区集中的写字楼有向城市次中心集聚的趋势；此外还有研究发现公司会向办公功能更好的地方集聚以降低办公成本，写字楼的区域集聚同该地区便利的交通条件及其周边的商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由于我国写字楼市场发展缓慢，所以国内对于写字楼的研究相对较晚。姚一民对广州市的写字楼市场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写字楼内办公活动的影响因素；宁越敏通过对上海市写字楼的研究，发现生产服务业与写字楼的空间分布不协调；郑华在研究中发现第三产业对宏观经济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写字楼市场的需求；张红指出影响写字楼需求的两个最直接的因素是行业就业人数和写字楼人均占用面积。
从国内外研究情况来看，国内相对于国外的写字楼研究较少，时间较短。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写字楼的空间分布和供需关系上，而对于写字楼对具体产出的贡献研究较少。随着经济的发展，房地产业的贡献已经占到了重要的位置，其中写字楼市场对经济的贡献已经逐渐成为了新的焦点。本文首先对写字楼的集聚状况进行测度，分析其集聚情况，然后通过研究写字楼与经济产出的关系，从定量的角度阐述写字楼市场的贡献程度。
2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涉及的数据包括昆明市及全国各产业就业人数、昆明市及全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写字楼投资完成额、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量、昆明市地区生产总值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昆明统计年鉴》等。方法上主要采用区位商、产业专门化率来分析写字楼集聚程度；基于柯―道函数的区域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方法，结合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到昆明市写字楼市场对城市经济影响的定量结果，从而得到相关结论。
3昆明市写字楼市场集聚测度
3.1区位商测度
为研究昆明市房地产业集中度，使用就业人数计算房地产业的区位商，用来显示房地产业的集聚情况。区位商表达式如下：
Q=（j1/j2）/（b1/b2）
其中，j1和j2分别表示昆明市和全国同一产业就业人数，b1和b2分别表示昆明市和全国的总就业人数，Q表示昆明市某一产业的区位商。若Q>1，则说明昆明市该产业集中度大于全国平均水平，Q值越大说明昆明市该产业集中度越高。反之，Q≤1时，则说明该产业部门不是昆明市的专门化部门。
我们计算了昆明市房地产业2004―2014年的区位商，从下图中可以看出，除了2009年为1.7，其余所有年份均大于3，而且其趋势线向上倾斜，可见房地产业集中度较高。
3.2产业专门化率测度
产业专门化率也是反应集中度的指标，所不同的是该指标用产值表示，这里通过计算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专门化率，来反应昆明市第三产业的集中程度。第三产业为服务业，而写字楼正是服务业办公空间的主要载体，因此，通过昆明市第三产业集中度可以反应出昆明市写字楼的集聚情况。产业专门化率表达式如下。
其中，g1和g2分别表示昆明市及全国同产业的净产值，Q1和Q2分别表示昆明市和全国的地区总产值。若Z>1，则说明该产业是昆明市的专门化部门，其集中度较高，Z越大，表明集中度越高；若Z≤1，则说明集中度较低。
表1是昆明市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专门化率，从表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专门化率最低，第二产业专门化率在1上下波动，第三产业则均超过1，达到1.2以上。可见服务业集中度最高，因此可以判断出写字楼集中度较高。
4写字楼市场对城市经济的影响
从第三部分的集聚测度可以推测出，昆明市写字楼市场集聚程度较高，集聚会提高区域生产效率，改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区域产出，即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的增加，使得区域产出也会随着相应提高。在区域经济分析中应用较多的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生产函数，这里采用柯―道函数分析写字楼市场对城市经济的贡献程度。
4.1模型建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反映的是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关系，该函数由产出Y、劳动力L、资本K组成。联系到前一部分的三部门模型，我们可以看到三部分内容是对应关系，即产出市场对应产出Y，劳动力市场对应劳动力L，房地产市场对应资本K。因此，我们将三部门模型构造成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
式中：Y为区域产出量，用该地区的产出价值表示；K为资本量，用该地区相关投资量表示；L为劳动量，用该地区就业人数表示。a0在这里表示基础房地产开发技术进步水平；α、β分别为资本和劳动的弹性系数，范围在（0，1）之间，且α+β=1。
4.2指标选取
指标上，选取昆明市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趋于产出量Y；选取昆明市房地产投资中写字楼投资完成额表示资本量K；选取昆明市房地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表示劳动量L。由于无法找到房地产业中写字楼从业人员的统计情况，所以这里用房地产业投资完成总额/房地产业总就业人数，计算出单位从业人员投资贡献额。然后用写字楼投资完成额/单位从业人员贡献额，得到写字楼从业人员贡献的劳动量L。
4.3实证结果
在eviews软件中，对y和x进行单位根检验，经尝试二者一阶差分的p值显著，通过平稳性检验，进行oLS回归后得到检验结果。写字楼集聚效应产出模型中的各变量显著，系数符号符合实际情况。其中，变量y和截距项c在1%的置信水平下均显著，检验结果见表2。
通过回归系数结果，我们得到写字楼集聚效应模型：
从方程（4）可以看出，单位从业人员投资贡献增加一个百分点，区域产出增加0.635个百分点；资本弹性系数（0.635）大于劳动弹性系数（0.365），说明资本对于区域产出的影响更为敏感。由此可见，写字楼市场的集聚效应对于区域产出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5结论
从昆明市的产业区位商可以看到，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昆明市城市经济的主要增长点。而在第三产业中，作为服务业主要载体的写字楼市场，其对城市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间接作用，从一定层面上说明了写字楼市场在现代商务经济中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未来城市中心经济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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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总结篇5
日前，国务院总理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時提出，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目标为7.5％。这是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预期增长目标八年来首次低于8％。
GDp增长目标八年首降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在一定時期内，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常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经济增速预期目标有着很强的政策性和导向性。
回顾以往，2004年我国曾将GDp预期增长目标定为7％，自2005年开始，这一预期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7.5％是8年来GDp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
对于这一预期目标的调整，总理解释说，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目标逐步衔接，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時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根据预估，GDp预期增长7.5％，比2011年的目标下调0.5个百分点。该目标比2011年GDp实际增长9.2％相比，更下调了1.7％。按2011年GDp总值471564亿元测算，2012年GDp将减少8016.588亿元。
有研究机构分析认为，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的“十二五”规划纲要中确定，今后五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此前，在“十一五”规划纲要中，这一预期增长目标被定为7.5％。而“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实际增速为11.2％。2009年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为9.2％，2010年为10.4％，2011年为9.2％。经济增速目标是预期性的而非约束性的，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与实际经济增速往往并不一致，因此对于2012年国内经济发展能否符合7.5％的GDp的预期尚有待观察。
但是，不管如何，从去年的8％，到今年的7.5％，数字的变化体现了政绩观的转变和经济转型的决心。
在全国政协委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稻葵看来，7.5％的数字是中央政府在传递淡化GDp作为评价指标的信号。
有媒体分析说，今年经济增速预期目标的设置，不仅要与国内外经济形势相适应，与五年规划相衔接，更重要的是，突出反映了政府的政策导向意图，有利于在经济建设中落实科学发展观，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这是一项明智之举，它可以看做是中央政府的一种姿态：地方政府不应该只注重GDp。
实际上，更为重要的是，7.5％的目标，旨在引导各方面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这也正是推动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稳中求进”的题中应有之义。经济发展，杜绝数字崇拜
近年来，中国的GDp增长目标总是和8％这一数字联系在一起。在部分人看来，8％已经幻化成了一个评价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的数字图腾。
人世以来，除了次贷危机之后全球性金融风暴，中国经济一直呈上升趋势，即便是最困难的2008、2009年，增速也高于9％。对于中国来说，“保8”似乎成了一个底线。因为按照很多学者的计算，只有实现8％的增长，才能解决足够的就业，保持社会经济稳定。为此，很多地方政府大量举债，想方设法也要大搞建设，多搞项目来拉动经济。
如今，通货膨胀困扰着中低收入者，中小企业。加之人口红利接近尾声，国际性的财政、货币宽松直接抬高了资源品价格，中国企业特别是外贸出口型企业的成本骤然增加；企业的日子不好过，房价也报复性上涨，生活成本上升，各方频频叫苦。所有这一切表明，保增长不是绝对的真理，如果GDp的单一数字崇拜心理不除，我们还将继续付出代价。
必须看到，GDp作为一种评价指标，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在地方，唯GDp论导致的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屡见不鲜。而在民间，高能耗高污染的“黑色GDp”，付出安全事故代价换来的“带血GDp”，以及地方总量加起来高于全国的“注水GDp”等等，更是备受公众诟病。不再唯单纯的数字增长马首是瞻，转而在GDp的增长质量上练好内功，这样的华丽转身正是公众的期待所在。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取得的成就世所公认，但走的却是一条高消耗、高污染、低劳动力成本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中国经济已经维持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总量上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在需要的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增长。此次GDp7.5％的提出表明了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是唯数字论，而是中央政府实事求是，与時俱进精神的再次体现。
经济转型，要速度更要质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丰富，但在发展过程中，人们也逐渐意识到因过于推崇GDp带来的物价高涨、环境污染等问题。因而GDp增速放缓，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停滞不前，而是借此時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国经济谋求更有质地的发展，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百姓。
有人感叹，中国经济就像一辆只有油门没有制动的汽车，中国人似乎“丧失了慢的能力”。7.5％数字表明，我们同样能够形成“慢”的美学，回到发展是为了人、为了公共福祉的原点。放慢GDp增速，让发展更有质地，让每个人的生活更有质量。
应该看到，经济预期目标下调是主动行为。“十二五”规划下调经济增长目标到7％，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正逐步向“十二五”目标靠近。从制造业pmi、新增信贷等经济先行指标来看，当前中国经济并不存在明显下行风险。相反，下半年GDp增速还有可能反弹。今年我国将继续努力处理好稳增长、控物价和调结构的关系。这三者既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制约的一面。如果经济增速适当放缓，需求型通胀、高能耗、经济增长失衡等压力将得到一定程度减轻，形成较好搭配的局面。
数字经济总结篇6
关键词：数字货币；区块链；货币体系
一、数字货币的机理
（1）比特币的产生。比特币的实质是记账单位，区块链相当于账簿，而比特币正是记录在上面的交易数据。创建区块的过程被称为挖矿。矿工获得的比特币并不完全来源于挖矿产生的新币，另有一些来源于比特币交易者的手续费，用于激励矿工的工作。（2）比特币的交易。比特币的交易涉及到付款人和收款人两个交易者。每个交易人都会拥有一对或多对公钥和私钥，这取决于他们申请的数量。在交易时，收款人将地址告知付款人。只要账户余额足够支付收款人，付款人就可以向收款人地址支付比特币。付款时需要付款人用私钥签名才能将比特币转入收款人的比特币地址。（3）比特币交易的确认。在比特币交易完成后，会进行交易确认。交易确认的目的是为了确认交易的真实性，防止同一笔比特币同时支付给不同的收款人。创建新区块的工作由矿工完成，并且矿工还负责确认交易的有效性。将新区块并入区块链中就是交易的首次确认，再有一个新的区块创建后并入区块链称为二次确认，一般来说一次交易需要经过六次确认，才被认为是有效的交易。（4）比特币的去中心化。传统的电子货币转账交易需要设置结算中心。结算中心负责保管账簿，并在交易各方之间划转资金完成结算。
二、数字货币与贵金属货币比较
贵金属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贵金属货币的本质是商品。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们生产的物品在满足了自身的需求后，将过剩的物品同其他人交换以获取自己所需的其他物品，这便形成了物物交换的交易。但这种交易的效率是极低的。贵金属有着价值高，易分割，易储藏的特点。人们愿意接受贵金属作为交换媒介，因而贵金属有了货币的职能。
贵金属货币和比特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的总量是固定的。贵金属的总量是自然界的储藏量，而比特币的总量是2100万个，这是由系统设计时决定的。总量一定就避免了滥发，从而避免了通货膨胀。二者都没有统一的发行机构。金属货币的获得来自于自然中的开采，而比特币是由系统在挖矿的过程中产生的。当然在现实中国家可能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垄断贵金属货币开采铸造权。但如果国家不采取垄断手段，贵金属货币仍可获得社会承认。两者不同之处在于，贵金属货币本质是商品，本身具有价值。比特币的本质是记账单位，它通过系统的设计人为制造了稀缺性。比特币除了作为交换的媒介并无其他用途，因而不具有价值。比特币可以作为货币使用是基于人们的普遍共识，也就是社会中人们确信可以通过它来交换其他商品。
三、数字货币与信用货币比较
信用货币是国家发行的货币，一般通过该国中央银行发行。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前，美元同黄金挂钩，世界其他国家货币和美元挂钩，世界普遍实行金本位货币。金本位货币本质上还是商品货币，因为持有人可以按固定的比率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美元和黄金脱钩，世界各国普遍实行浮动汇率制。此时货币从商品货币过渡到了信用货币。信用货币的发行没有贵金属准备做担保。它的交换媒介职能由国家法律强制规定，同样的信用货币不具有价值，只是充当着交换媒介。
信用货币和数字货币的相同点是二者都不具有价值，信用货币可以表现为纸币或账户中的数字，而数字货币表现为区块中的记录，二者都不具有价值。信用货币和数字货币有着诸多不同。首先二者被公众接受的方式不同，信用货币是由国家公权力强制推行，通过法律保障成为社会中的交换媒介。而数字货币是基于社会公众的信任，自愿接受其作为交换媒介。其次发行方式不同，数字货币由系统产生，总量一般有限制，不受交易主体的控制。信用货币一般由一国中央银行发行，发行数量由央行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确定。
四、数字货币对货币税收政策的影响
数字货币并非由一国政府发行，属于一种国际货币。因而它并不受央行的控制，数字货币在一国的流通必然会影响该国的货币税收政策。央行传统的货币政策手段如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和公开市场业务都会受到影响。央行无法控制经济中的流动性，因为它无法控制数字货币的发行。由于数字货币的交易不通过银行等金融系统，只是记录在区块链中，且交易具有高度的匿名性，因而无法监管资金流向，从而会造成偷税漏税，影响国家税收。
五、总结展望
数字货币在现有货币体系中只占有很小一部分，还未对经济生活造成大的影响。然而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发行和结算对于现有货币体系是全新的理念，随着数字货币发展必然影响我们的生活。中国央行已认识到数字货币的重要性，已着手研发央行数字货币。相信未来数字货币会在经济生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数字经济总结篇7
关键词：阻尼测度；非线性回归拟合；城乡数字鸿沟；城市化进程
中图分类号：F061.5；F12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409（2014）01-0044-05
1引言
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信息技术革命，使信息化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动力，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借助信息化提升城市化水平。但在利用信息化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大障碍，对城市化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城乡数字鸿沟是美国通信与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5年提出的[1]，它是指工业社会以来，特别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过程中在当前全球数字化背景下，城乡间以网络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接入、利用差距以及影响接入、利用程度的主体意识与接入环境差距，反映了城乡信息化差距。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正在积极尝试利用信息化促进城市化，以实现城市化的跨越式发展。然而中国严重的城乡数字鸿沟却延缓了城市化进程。
阻尼是物理学中的概念，指运动主体由于受到阻碍造成能量损失而使得速度降低的现象[2]。经济学家Romer提出了经济增长阻尼理论[3]，目的是研究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阻碍作用的大小。刘耀彬和陈斐[4]将Romer阻尼理论引入资源约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研究领域，利用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半对数函数关系式，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构建了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线性回归方法拟合了阻尼测度公式，测算得出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值为0.3%，即中国城市化速度因资源约束每年要下降0.3个百分点。此后，有学者应用该模型测度了我国省市层面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如阿依吐尔逊·沙木西[5]测算出库尔勒市的阻尼值为0.1%，刘耀彬和王桂新[6]测算出江西省的阻尼值为0.192582493%。此外还有学者对该模型进行了修正，如段东平和薛科社[7]针对原模型中资源总量不变的缺陷，将资源总量设定修正为以固定比例增长，其拟合优度比修正前提高了13.76个百分点。
近年来，随着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影响日益凸显，有学者开始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的阻碍作用，但几乎没有正式提出过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的概念，而且相关文献大都停留在阻碍作用外在表现这样的表层研究上。如inkinen[8]和warren[9]认为城乡数字鸿沟不仅妨碍整个社会的通信技术现代化，而且阻碍农村居民社会生活方式向城市方式转变；taubenbock[10]和Bruckner[11]认为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非农就业人口。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关注资源约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现有文献大都是借鉴Romer阻尼理论，将经济增长速度变量替换为城市化速度变量以构建阻尼测度模型，并采用线性回归方法拟合测度公式（但这往往与阻尼的非线性特征不相符）。在罕有的研究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作用的文献中，也仅仅是分析了阻碍作用外在表现，未能建立定量测度阻尼的模型，更没有学者直接计算出某一国家或地区的阻尼值。本文首次将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引入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阻碍研究领域，把这一现实阻碍提升到“阻尼”的理论层面，分析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通过概念模型运用非线性回归拟合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对1990～2010年各年度的阻尼值进行计算。
2中国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与阻尼
2.1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
当代的中国城市化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在经典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城市化进程应当是一个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经济融合以及城乡社会一体化的历史过程。纵观世界各国的城市化历程，没有哪个国家的城市化能像当代中国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问题。虽然我国城市化水平较之以往任何时期都更高（已达49.95%）且速度也更快（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以上），但城乡二元性却更为突出。主要表现为：（1）城乡劳动生产率、收入和消费都在普遍增长，然而城乡二元经济却在不断加剧；（2）城乡教育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持续提升、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然而城乡二元社会却更加明显。
2.2中国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
城乡数字鸿沟是我国信息化进程催生的现象，从“城乡”、“数字”、“鸿沟”三个关键词来看，城乡数字鸿沟实际上就是信息时代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一种差距，它具有如下性质：
（1）城乡数字鸿沟会使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呈指数放大，即形成“马太效应”。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普及本应缩小城乡社会经济差距，但却因城乡信息技术普及的不均匀反而放大了这种差距。
（2）城乡数字鸿沟以对数形式逐年增长。目前国内外主流研究认为，从理论上看，城乡数字鸿沟的演变轨迹是一条对数曲线，其刚开始显现时增长很快，在城乡信息技术普及开始饱和时增长逐渐趋于平缓[12，13]；white通过中国、印度、坦桑尼亚三个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实证检验，运用自回归方法证明了城乡数字鸿沟确实是呈对数形式增长[14]。
2.3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机理
根据Romer对阻尼的定义[3]，我们可以将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简单地理解为城乡数字鸿沟引起的城市化发展受阻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很大，城乡数字鸿沟才有可能通过进一步拉大城乡社会经济差距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城乡数字鸿沟不是城市化内部的因素，而是引发城市化受阻的一种外部因素，它需要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来起作用。
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最终对城市化进程产生了阻尼：（1）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信息时代的生产和消费资料在城乡间的流动，城市的资金和工业产品难以通过网络信息平台顺畅地配给到农村生产和消费所需单位，而农村的农产品原材料也难以顺利供应到城市所需部门，影响了农业向二三产业改造升级以及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等，加剧了城乡经济差距，城乡经济融合难以实现；（2）城乡数字鸿沟造成城乡间生活领域的信息难以互联互通，阻碍了以网络生活为核心的现代生活方式在农村的渗透，影响了农村网络教育和网络文化生活等，扩大了城乡社会差距，妨碍了城乡社会一体化。
3概念模型
Romer测度经济增长阻尼的核心思想是：用假设状况（无资源约束）与现实状况（有资源约束）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值来反映资源约束对经济增长的阻尼，以测度资源约束造成经济发展受阻以致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程度。根据这一思想，本文用城乡数字鸿沟引起城市化速度下降的程度来反映阻尼，这可以用假设状况（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现实状况（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城市化速度之差来表征，阻尼越大城市化速度下降程度越大，说明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作用越大。
由经典的城市化速度理论[15，16]可知，城市化速度（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由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共同决定的。根据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构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应包含的自变量有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以及城乡数字鸿沟（其中，前三个自变量是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是外生变量），因变量为城市化速度。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见表1。表1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与本文阻尼测度概念模型的变量对照
Romer经济增长阻尼测度概念模型1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自变量1因变量1自变量1因变量经济增长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经济增长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资源1资本、劳动、知识1经济增长速度1城市化速度制约因素
（外生变量）1城市化速度决定因素
（内生变量）城乡数字鸿沟1产业结构、人口素质、
生活质量1城市化速度综上所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概念模型可表示为如下形式：
Dragdu=v～du-vdu
v～du=u～duiC，pD，LQ，DD
vdu=uduiC，pD，LQ，DD（1）
式中，Dragdu=v～du-vdu为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v～du和v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u～du（·）和udu（·）分别为无城乡数字鸿沟与有城乡数字鸿沟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形式，两者都依赖于产业结构iC、人口素质pD、生活质量LQ、城乡数字鸿沟DD4个自变量。
4数据收集与检验
19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电话、互联网在全世界的快速普及，城乡信息化差距越来越大。而在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更是迅速拉大，因此本研究中数据的起始时间取为1990年。城市化速度（v）是指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一定时间段内的变动快慢，本文用城市化水平在一年内的变动来表征，其中各年度城市化水平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产业结构（iC）主要是指第一、二、三产业的比例关系，本文用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之和来表征，其中各年度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11）；人口素质（pD）主要用人口受教育程度来反映，本文用大专及以上人口比重来表征，数据直接来源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生活质量（LQ）一般是用除食品以外的个人消费支出占总支出比例来反映，联合国常用（1-恩格尔系数）来衡量生活质量的高低，本文也用它来表征，其中各年恩格尔系数来自于《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011）；城乡数字鸿沟（DD）反映了城乡间信息化差距，本文结合中国的实情从信息技术的接入、利用、意识与环境差距系统全面地衡量城乡数字鸿沟[17]，数据直接引用文献[17]的研究结果。
运用eviews7.1软件通过aDF检验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变量间在1%显著性水平上有一个协整方程，在5%显著性水平上有2个协整方程，变量间存在着协整关系，故可对这些变量进行回归拟合。
5阻尼测度模型拟合与参数估计
5.1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的函数关系拟合
设要拟合的函数关系式为v=u（iC，pD，LQ），通过观察三维统计散点的分布状况来设定拟合函数形式，再根据拟合优度检验情况确定最终的拟合函数形式。
（1）统计散点图描绘
首先运用matlab9.0软件描绘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iC、pD、LQ与v的二维统计散点大致呈现带状分布，故猜测iC、pD、LQ与v具有某种函数关系。
再描绘三元数组（iCi，pDi，LQi）与因变量vi（其中i=1，2，…，21）的三维统计散点图。观察发现，坐标点都在三维正向空间，大致呈现有一个拐点的曲线形式，且曲线拐点以下为凸的、拐点以上为凹的，具有双曲正切曲线的基本特征，故尝试用双曲正切曲线函数族来进行拟合。
（2）拟合函数形式确定
设双曲正切曲线函数：
v=u（iC，pD，LQ）=eXp[2（λ1iC+λ2pD+λ3LQ）]-11eXp[2（λ1iC+λ2pD+λ3LQ）]+1（2）
式中，λ1、λ2、λ3为参数。由于式（2）是非线性函数，故采用非线性回归原始数据来进行拟合。运用SpSS19.0软件经过三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4173，说明拟合优度较高。因此，可以用式（2）来拟合iC、pD、LQ与v的函数关系。
5.2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基于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结合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以及城乡数字鸿沟的性质，通过中介因素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将城乡数字鸿沟这一外部因素引入，以建立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首先，由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特点可知，目前我国是城乡社会经济差距日趋扩大情形下的城市化，故可采用城乡社会经济差异系数ψ来表征，ψ（0
其次，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1可知，1990～2010年ψ与DD时间序列数据之间应该呈指数函数关系，假设（其中j=1，2，…，20），又由中国城乡数字鸿沟性质2可知，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时间序列数据自身应当呈对数函数关系，假设DDt+1=ep（DDt）=φlnDDt，其中φ为正参数。
综上所述，将外生变量DD引入中国城市化速度与产业结构、人口素质、生活质量函数关系式，得：
vdu=u（iC，pD，LQ）·ψφlnDD（3）
由于式中0
对式（3）进行非线性回归拟合，经过二步迭代后收敛，整体拟合优度为R2=0.85992，式（3）即为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3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是一种假设状况，这里用DD趋近于0的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极限来表示，即：
v～du=limDD0[u（iC，pD，LQ）·ψφlnDD]（4）
根据等价无穷小替换方法，当DD趋近于0时，式（4）中lnDD可以用其等价无穷小111+DD来替换，得：
v～du=u（iC，pD，LQ）·ψφ11+DD（5）
这即为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状况下城市化速度函数。
5.4阻尼测度公式
用无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与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两种状况城市化速度的差值来测度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即用式（5）减去式（3），得到阻尼测度公式如下：
Dragdu=v～du-vdu=u（iC，pD，LQ）ψφ11+DD1-ψφlnDD（6）
5.5参数估计
由式（3）、式（5）、式（6）组成方程组，得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为：
Dragdu=v～du-vdu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11+DD
vdu=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1eXp[2（0.77256iC+0.53569pD+0.11458LQ）]+1·ψ0.21385lnDD（7）
6测度结果分析
将iC、pD、LQ、DD数据代入式（7），即可计算得到各年阻尼值（Dragdu）如表2所示，其表示当年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下降了多少。可以看出：1990～2010年阻尼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21年间增大了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21年总计少增长了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村向城市转移的人口少了约1500万。与资源约束对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大小0.3%[4]相比，城乡数字鸿沟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平均阻尼不算大，仅为其七分之一。
（1）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统计值实际上是城乡数字鸿沟存在状况下观察到的，即有城乡数字鸿沟阻碍的城市化速度值。1990年的阻尼值为0.01164%，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作用，城市化速度将达到0.21164%，而不会是统计值0.2%。以此类推，2010年的阻尼值为0.08653%，如果没有城乡数字鸿沟的阻碍，城市化速度将达到1.69653%，而不会是统计值1.61%。因此，在缩小城乡数字鸿沟的前提下，我国城市化速度还有提升空间，远没有达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韩经济崛起时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据文献[18]，从世界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化水平每年增长0～0.6%为“慢速”城市化，0.6%～1%为“一般速度”城市化，1%～2%为“快速”城市化，2%～4%为“超高速”城市化。。而超高速城市化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能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调整好全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城乡关系，对经济体系的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城市化与城乡和谐发展的关系也越发紧密，如果我国能够抓住“超高速”城市化所带来的大好机遇，统筹好城乡发展，无疑会对实现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表21990～2010年城乡数字鸿沟阻尼值（%）
年份1阻尼值1年份1阻尼值199010.011641200110.04982199110.012931200210.05412199210.013841200310.05905199310.014081200410.06362199410.014791200510.06662199510.018161200610.06999199610.023131200710.07425199710.027241200810.07770199810.034781200910.08292199910.040041201010.08653200010.045861-1-（2）从中国城市化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一是城乡数字鸿沟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在当今信息时代，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对群体的收入分配起着关键作用，拥有较多的信息意味着获取收入机会的增加（如通过网络进行交易、炒股炒基金等）[19]，而缺乏信息则意味着获利机会的减少甚至实际收入的损失。农村居民掌握的信息资源往往少于城市居民，使他们失去了很多发家致富的机会，影响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二是城乡数字鸿沟扩大了城乡知识分隔。城乡居民思维方式和教育水平的全面改善是城市化的一大标志，而在这一过程中知识传播起着关键作用。网上百科全书、数据信息库以及数以万计的在线论坛能够为广大城乡居民知识互动交流创造便利的条件[20]，但横亘于城乡居民之间的数字鸿沟却使农村居民难以连接到网络上的知识平台，知识传播在城乡居民之间的信息渠道中受阻，这样就形成了城乡知识分隔。三是城乡数字鸿沟阻碍了城乡人口迁移。信息时代城市的很多就业信息都是通过网络的，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得知这些就业信息，他们对城市里的工作岗位数量、技术专业需求等知之甚少，失去了很多到城市就业的机会。城乡数字鸿沟造成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信息来源少，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难以在城市找到合适的就业岗位，阻碍了农业人口向非农就业人口的转变，最终阻碍了城市化进程。
7结语
本文借鉴Romer经济增长阻尼理论，构建出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对城市化进程阻尼测度模型，并通过1990～2010年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0年阻尼呈现持续上升趋势，1990年阻尼值最小，2010年阻尼值最大，后者为前者的七倍多；阻尼年平均值为0.04481%，城乡数字鸿沟使城市化速度年均下降了0.04481个百分点。通过深入分析这些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城乡数字鸿沟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阻尼越来越明显；现实中的城市化速度反映的只是城市化被阻碍条件下的情况，目前城乡数字鸿沟对我国城市化进程的阻尼主要表现在经济城市化、社会城市化、人口城市化三个方面。因此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可以提高我国城市化速度，以期达到对经济体系快速转型具有催化作用的超高速城市化状态。
城乡数字鸿沟是通过城乡社会经济差距对城市化进程产生阻碍作用的，而城乡数字鸿沟所反映的城乡信息化差距主要表现在农村居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太少，因此，应从提升农村信息化水平入手，加大农村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制定更多倾斜性政策推动农村信息技术的普及，以尽快弥合城乡数字鸿沟，进而促进城乡社会经济全面融合发展，减小对城市化进程的阻碍作用，使我国城市化进程更快更好地发展。
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城乡数字鸿沟会对我国城市化进程产生阻尼，使得城市化速度下降，但是我国城市化并未停滞不前，城市化水平从1990年的26.41%逐年上升至2010年的49.95%，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等正面因素对城市化产生动力作用，不断克服阻力推动城市化向前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深入探讨城市化进程的动力与阻力的相互耦合特性，分析动力与阻力的作用机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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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耀彬，陈斐.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资源消耗“尾效”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7，（11）：48-55.
[5]阿依吐尔逊·沙木西.自然资源对干旱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增长阻尼—以新疆库尔勒市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1，47（6）：751-756.（下转第59页）
收稿日期：2013-03-07
数字经济总结篇8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突然想到：若用《中式簿记概论》③介绍的草流簿记录的经济事项作为例题，用《银行会计概论》的改直书为横书，改汉字数码为阿拉伯式数码，用收付账法确认会计分录，登记改良的会计账簿，编制会计报表，岂不是相辅相成？对于读者也容易阅读。
一、确认会计分录
改良方法：（1）仍旧采用中式收付账法，特点是符合“经济活动先出后入规律”。为了方便阅读，便于读者理解，分别在收字后面加上（贷）字，在付字后面加上（借）字；（2）改直书为横书；（3）改汉字数码为阿拉伯数码；（4）改良账户名称，如改股本为“实收资本”账户，改货源为“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两个账户，改杂支为“经营费用”和“应交税金”两个账户，改外埠交关为“外埠往来”账户，改本埠交关为“本埠往来”和改邓记钱庄为“银行存款”两个账户，改生财为“固定资产”账户，改盘点留底簿为“商品”账户，改现款为“现金”账户，改采项结册为“损益”账户（此其一），合计十二个总账户；此外改三本清簿为通用记账凭证，改采项结册为损益表（此其二），改存除结册为业务状况报告表（相当于权益资产表或资金平衡表）。
应当指出：《银行会计概论》的记账凭证称为传票，分为收入传票、付出传票、转账传票、转账收入传票、转账付出传票、特种转账收入传票、特种转账付出传票；在各种支票上还分别附录演会计分录。为方便介绍，统一采用通用记账凭证。演绎如下：
【例1】宣统元年腊月1日，王二、张三、李四依照合同规定，各出银元1000元作股本。
经济凭证：收据记账联3张。会计确认（见图1）：
说明：记账、制证必须加盖会计人员名章；复核应是会计机构负责人，加盖名章表示批准；出纳是财务管理人员，加盖名章表示已经收款或付款。例1可以看成是凭证编号“1”，以此类推；为节省篇幅不再列示记账凭证，以下仅注明经济凭证数量。
【例2】1日，存款2500元，预付伙食费50元，购建房屋等212元。
经济凭证：银行回单1张，伙房领款单1张，发票和验收单各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现金”账户2762元
付（借）记“银行存款”账户2500元
付（借）记“固定资产—房屋”账户
212元
付（借）记“经营费用—福食”账户
50元
【例3】宣统元年腊月10日，赊购和济东白米30石，单价10元，计洋300元；又赊购永昌和红豆50石，单价10元，计洋500元；再赊购永昌和糯米50石，单价12元，计洋600元；又再赊购庆祥泰白米50石，单价9元，计洋450元。
经济凭证：合同复印件3张，发票4张，验收单4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外埠往来—和济东”账300元
收（贷）记“外埠往来—永昌和”账500元
收（贷）记“外埠往来—永昌和”账户600元
收（贷）记“外埠往来—庆祥泰”账户450元
付（借）记“销售成本—白米”账户
300元
付（借）记“销售成本—红豆”账户
500元
付（借）记“销售成本—糯米”账户
600元
付（借）记“销售成本—白米”账户
450元
【例4】宣统元年腊月20日，现购白米20石，单价9元，计洋180元。
经济凭证：发票1张，验收单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现金”账户180元
付（借）记“销售成本—白米”账户
180元
【例5】20日，赊销南味饭店白米15石，单价12元，计洋180元；又赊销南味饭店红豆5石，单价11元，计洋55元。
经济凭证：合同1张，发票记账联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销售收入—白米”账户180元
收（贷）记“销售收入—红豆”账户55元
付（借）记“本埠往来—南味饭店”账户180元
付（借）记“本埠往来—南味饭店”账户55元
【例6】20日，现销白米82石，单价11.50元，计洋943元；又现销糯米48石，单价15元，计洋720元；现销红豆40石，单价12元，计洋480元。
经济凭证：零售统计表3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销售收入—白米”账户943元
收（贷）记“销售收入—糯米”账户
720元
收（贷）记“销售收入—红豆”账户462元
付（借）记“现金”账户2125元
【例7】20日，收南味饭店货款235元。
经济凭证：收据记账联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本埠往来—南味饭店”账户
235元
付（借）记“现金”账户235元
【例8】宣统元年腊月30日，赊购庆祥泰红豆50石，单价9元，计洋450元。
经济凭证：合同复印件1张，发票1张，验收单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外埠往来—庆祥泰”账户450元
付（借）记“销售成本—红豆”账户
450元
【例9】30日，招待戚老大一行4元，发工资145元。
经济凭证：发票1张，工资表1份。会计确认：
收（贷）记“现金”账户149元
付（借）记“经营费用—招待”账户
4元
付（借）记“经营费用—薪金”账户
145元
【例10】30日，现销红豆40石，单价12元，计洋480元。
经济凭证：零售统计表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销售收入—红豆”账户480元
付（借）记“现金”账户480元
【例11】30日，付捐税35元，赔偿损失10元。
经济凭证：税票1张，收据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现金”账户45元
付（借）记“应交税金”账户35元
付（借）记“经营费用—损失”账户
10元
【例12】30日，偿付和济东货款300元。
经济凭证：收据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现金”账户300元
付（借）记“外埠往来—和济东”账户300元
【例13】30日，存款1620元。
经济凭证：银行回单1张。会计确认：
收（贷）记“现金”账户1620元
付（借）记“银行存款”账户1620元
【例14】30日，根据盘点留底簿（见图3）转账。
经济凭证：盘点留底簿。
会计确认：
收（贷）记“销售成本—白米”账户27元
收（贷）记“销售成本—糯米”账户24元
收（贷）记“销售成本—红豆”账户117元
付（借）记“商品”账户168元
【例15】30日，结转损失45元（212－167）。
收（贷）记“固定资产—房屋”账户45元
付（借）记“经营费用—损失”账户
45元
注意：下面进入结账阶段。调整账户不再产生经济凭证。
【例16】宣统元年腊月20日，结转销售收入。
收（贷）记“损益—白米”账户1123元
收（贷）记“损益—糯米”账户720元
收（贷）记“损益—红豆”账户997元
付（借）记“销售收入—白米”账户
1123元
付（借）记“销售收入—糯米”账户
720元
付（借）记“销售收入—红豆”账户
997元
【例17】30日，结转销售成本。
收（贷）记“销售成本—白米”账户903元
收（贷）记“销售成本—糯米”账户576元
收（贷）记“销售成本—红豆”账户833元
付（借）记“损益—白米”账户903元
付（借）记“损益—糯米”账户
576元
付（借）记“损益—红豆”账户
833元
【例18】30日，结转费用和应交税金。
收（贷）记“经营费用—福食”账户50元
收（贷）记“经营费用—招待”账户4元
收（贷）记“经营费用—薪金”账户
145元
收（贷）记“经营费用—损失”账户55元
收（贷）记“应交税金”账户35元
付（借）记“损益—费用”账户
254元
付（借）记“损益—应交税金”账户
35元
二、登记分类账和编表
分类账分为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本文重点列示总分类账。为节省篇幅，不列示明细分类账，请读者根据会计确认的明细账户登记，并与总分类账核对。
1．下面采用“t”字账户，根据记账凭证编号和金额登记总账并结出余额或结平账（见图3）。
2．编制损益表
根据“损益”账户发生额编制损益表（见图4）。
3．编制业务状况报告表
根据总分类账户余额编制业务状况报告表（见图5）。
业务状况报告表相当于权益资产表（其中未列示“上年余额数”和“本年发生额”两栏），说明编制现代会计报表需要总分类账。同时说明，原生态中式簿记的6本总簿和盘点留底簿等相当于总分类账户，证明中国商人和会计人员无比聪明，无比智慧，具有远见卓识，不可磨灭的科学精神。
收付账法是西式贷借账法在中国的表现形式，符合经济活动先出后入规律。但是《银行会计概论》却说“人民银行当前虽以收、付为记账符号，但记账方法的原理，基本上是与借贷记账法一致的，也用资金来源的增加或减少和资金运用的增加或减少来确定应记入账户的收方或付方，同时也是采用有收必有付，收付必相等的规则记账。”但是，《银行会计概论》又说“如果全国记账方法需要统一，当然以统一于借贷记账法为宜。”不幸而言中，中式收付账法在1993年会计制度改革中被废除。应当指出：中式收付账法相当于贷借账法，与借贷账法相反，与增减账法没有联系。事实说明，关于收付账法的解释或理论语焉不详。
三、《银行会计概论》与原生态中式簿记相比较
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式簿记概论》与《银行会计概论》的优点。
1．原生态中式簿记的账簿由明细分类账改为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其中，杂支总簿改为“经营费用”和“应交税金”两个总账户，货源总簿改为“销售收入”和“销售成本”两个总账户，本埠交关总簿改为“本埠往来”和“银行存款”两个总账户，比原来的6本总簿以及改银清簿为“现款”、改盘点留底簿为“库存商品”、改采项结册为“损益”3个总账户合计九个总账户，不过多3个总账户。
2．损益表与采项结册
（1）采项结册进项反映白米、红豆、糯米毛利来，小计528元。所谓“毛利来”，是指3类商品销售收入2840元，减销售成本2312元；缴项反映4种杂支和税金，小计289元。毛利来528元减杂支等289元，两项对除实得利来239元。
（2）改采项结册为损益表，不过是把销售收入与销售成本、经营费用和税金划分开来，核算的利润仍然是239元。
3．业务状况报告表与存除结册
（1）存除结册反映王二、张三、李四各投资1000元、本期实得利来239元、应付永昌和1100元、庆祥泰900元，合计5239元；存项反映存款邓记钱庄4120元、库存现款784元、库存白米27元、糯米24元、红豆117元、固定资产167元，该存两方合计5239元。
（2）改存除结册为业务状况报告表，左方反映实收资本3000元、未分配利润239元、应付款2000元，合计5239元；右方反映现金784元、银行存款4120元、库存商品168元、固定资产167元，合计5239元。
结论：《银行会计概论》改直书为横书，改汉字数码为阿拉伯数码，改明细分类账为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对于利润、权益和资产核算没有任何影响，能够全面、科学地反映原生态中式簿记的优点。
四、成功的改良
原生态中式簿记的会计核算科学。其中，采用直书和汉字数码，符合汉字书写习惯，不存在什么缺点或错误。若与西式簿记相比较，采用直书和汉字数码落后了。这就是比较法的科学品格。《改良中式簿记概说》排除会计核算，可以认定不科学。《银行会计概论》的会计核算科学，优点是改直书为横书，改汉字数码为阿拉伯数码，做到容易书写，容易阅读，易学易懂。就本文演绎会计核算来看，符合经济活动先出后入规律，对中央银行、专业银行和信用社会计核算均为适用，也可以用于企业会计核算，标志改良成功。
数字经济总结篇9
“中国在自己境内发现了一个大致相当于奥地利或印尼大小的经济体”，美国彭博新闻社这样描述说。更为具体的数字则是：中国2004年的GDp按新算法为159878亿元人民币，比原来的年统计快报核算数提高了2.3万亿，增加16.8%。
相应地，2004年中国GDp总量在世界的排名也将超越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更有人乐观地预言，2005年，中国可能一举超过英国和法国，成为全球第四经济大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中国“赶英超美”的目标近乎戏剧性地实现了一半。
作为表征着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GDp总量的跳跃当然是好事情，而此次调整后所呈现出的经济结构也比想象的还要均衡和健康：在多出的2.3万亿中，第三产业增加了2.13万亿，占了整个增加量的93%，第三产业占全部GDp的比重也由31.9%上升到40.7%，提高了8.8个百分点。
是好还是坏，这似乎从来都不是一个问题。然而，硬币总有它的正反两面，GDp的跳跃没有也不可能使得所有的经济问题都迎刃而解，天上掉下GDp的喜悦也不应冲淡我们对GDp增长隐忧的关注。
首先，GDp的取得成本，用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的话说是“很高很高”：中国单位GDp的产出，在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上极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很大的粗放性；而在“数字出官”的政绩思维下，某些地方官员为追求一时的经济增长，而将巨大的社会成本留给了其继任者或者子孙后代来承担。
其次，经济总量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财富分配的优化。“GDp增长像胡子一样快，工资增长像眉毛一样慢”，在中国经济高歌猛进的日子里，有相当数量的人在守着报章所称的“令人喜悦”的高GDp增长率过日子，却不知道喜从何来。
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并没有改变我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调整后中国2004年的人均GDp只有全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5，在世界的排名仍然是一百多位。相反，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总量修正后位次的前移却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更多的国际责任和更大的发展阻力。
数字经济总结篇10
数字化变革是未来的方向
会上，特别邀请Hpe中国区董事长毛渝南、Hpe企业服务集团亚太及日本地区首席技术与战略官ScottCassin、Hpe企业集团中国区副总裁、技术咨询部总经理、紫光华山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咨询部总经理李立、云计算集团全球事业部副总裁张永健、Hpearuba亚太区副总裁Stevewood等共同探讨Hpe对创意经济未来转型做了详细的解读。
大会在毛渝南致欢迎辞中拉开序幕。毛渝南指出，如今社会正面临着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以云和大数据为代表的先进技术成为了创造全新格局的新兴动力。在速度制胜的数字化世界中，企业需要告别旧模式，拥抱新纪元。而全新起航的Hpe正以新的业务形态和产品组合为全球客户提供具有差异化竞争力的端到端解决方案。毛渝南坚信，Hpe将着眼于创新、速度和未来。在创意经济时代，助力企业快速实现四个领域的转型――转型至混合基础架构、保护您的数字化企业、实现数据驱动型组织和提高工作场所生产率，是Hpe的核心宗旨。
“中国是创意经济和数字时代的领军者。”ScottCassin如是说。Scott表示，在这样一个创意经济和数字时代的大环境下，任何一场业务竞争都是科技和技术的比拼。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新的应用去跟客户和合作伙伴产生最紧密的联结，在这样的联结中，更多的机遇就会碰撞而出：他们看到很多零售商进入金融领域，传统教育被移到线上，医疗都已经数字化――这些就是业务新型态。
李立解析了新it环境下的it基础架构创新。数字化变革是未来的方向，新it必须转型，以更高的敏捷性，以业务成效为中心，采用新的工作负载、应用和体验，用更短的周期时间满足业务需求。it基础设施是实现新it的基石，Hpe则在三大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混合云计算、和软件定义数据中心的发展大趋势中，引领了技术变革。
科技创新的企业变革
网络在过去十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正式进入移动时代。2009年之前，所有工作场所还都是有线状态，而今天的移动时代99%都是无线办公场所――意味着人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用移动网络和设备，甚至是一只小小的手机，就可以实现无线移动办公。Stevewood的一句话经典概括了移动未来――“无线未来，无限未来”。云优先，移动优先是未来工作场所的发展趋势。
Stevewood认为，在经历了一个工作环境与生活环境完全分离的X时代之后，我们正在迈向不同工作场所可以实现无缝连接和转换的Y时代。这一愈发明显的发展趋势要求企业能够借力“全新风格”的it基础设施，完成一场数字变革之旅。
为不同行业客户提供专业无线设备、系统与服务的Hpearuba团队是移动应用领域中的技术先锋。除了为澳大利亚网球协会的办公室及赛场提供无线Lan（wLan）服务，aruba还助力知名的澳网公开赛实现了网站、视频与社交全覆盖的数字化平台。
此外，aruba还为每年举行全美“春晚”――超级碗的李维斯体育场开发设置了开放便捷的专属应用。观众可以随时通过这款app查找座位、实时点餐、定位商户和卫生间，确定排队长度以及即时回放精彩赛事。在权威报告――2015年Gartner魔力象限中，aruba因独家的数据中心向移动边缘灵活交付应用程序荣获了网络创新领导者的殊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