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1
电力行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在社会发展中起到了很好的基础保障作用，电力行业具有资金投入大、建设规划周期长、对于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影响大、行业整体盈利能力强等特点。火电企业在电力行业发电侧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18年我国火电发电占比为73.32%。随着2015年电改9号文的颁布，电力体制改革进入了新的探索阶段。在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后，国家环保政策开始日趋完善。电改、环保两座大山给火电企业特别是城市近郊热电联产企业，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和挑战。输煤系统的改造正是部分火电企业为化解环保压力而经历的必由之路。铁路专用线扩容是输煤系统改造中的重中之重，具有周期长、投资规模大、涉及范围广的特点，项目中搬迁赔偿问题涉及了多项税种，如何通过税收筹划在合法、合规的基础上降低税负，优化建造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就变得意义重大。本文从多角度、多税种深入剖析某发电企业技改项目中的搬迁赔偿事项，并进行税收筹划。
一、技改项目基本情况
城市近郊热电联产a企业，是该区域电网内重要的电源点，同时肩负着该城市近70%集中供暖任务。由于环保治理程度日益升级，该企业汽运煤业务将被暂停，为保障企业煤炭需求，该企业于2020年上马了输煤铁路线扩建项目。该项目中涉及到与B企业的搬迁赔偿问题，经过双方多轮谈判，达成一致意向：a企业以货币形式向B企业赔偿1655万元，作为拆除B企业旧有库房而进行的倒库、腾空、影响库容指标等的赔偿；a企业在B企业新征土地上新建库房一座，完工后移交给B企业，作为a企业建设铁路线时对拆除B企业旧有库房的赔偿，其中预计库房设计费42万元，土建安装费1400万元。
二、技改项目涉税事项分析
由于a企业与B企业是直接达成的赔偿意向，并且涉及实物赔偿，该经济业务属于非政策性搬迁，无法享受税收减免，迁建双方涉及多个税种，各涉税事项具体分析如下：
(一)契税a企业围绕拆除旧有B企业所付出的货币赔偿和实物赔偿价值共计约3097万元，按照税法相关规定，属于权属转移，视为a企业购买B企业旧有库房，需缴纳契税123.88万元。B企业由于接受了a企业无偿赠与的新建库房，同样涉及房屋权属转移，需缴纳契税57.68万元。
(二)增值税由于该经济业务属于非政策性搬迁，B企业将旧有库房(赔偿款加实物合计3097万元)销售给a企业，需缴纳增值税255.72万元。a企业无偿赠与的新建库房销项税119.16万元，预计进项税117.98万元，增值税1.18万元。a企业购入旧有库房，留抵进项税255.72万元。
(三)土地增值税B企业销售库房，有增值现象，因此涉及土地增值税税种。a企业对旧有库房共计赔偿3097万元(视为B企业销售额)，旧有库房价值暂按重置成本1442万元计算，增值额1655万元，增值115%，预计需缴纳土地增值税611.2万元。a企业新建库房无偿赠予B企业，无增值现象，不涉及土地增值税。(暂按无增值计算，具体有无增值需税务机关进行评估)
(四)印花税B企业销售旧有库房，涉及3097万元，a企业、B企业各需缴纳0.93万元。a企业新建B企业与设计方、建设方签订相应合同，需缴纳印花税0.63万元。
(五)迁建双方税款情况a企业:契税123.88万元，增值税留抵255.72万元，土地增值税0万元，印花税1.56万元，合计-130.28万元。B企业:契税57.68万元，增值税255.72万元，土地增值税611.2万元，印花税0.93万元，合计925.53万元。
三、a企业面临的风险
由于涉税金额较大，B企业有可能转嫁风险，加大向a企业的索赔额度。B企业为减少负担，有可能以一般收据代替增值税发票，a企业将损失255.72万元增值税进项税额，并且影响该部分技改成本日后计提折旧时不能税前扣除，涉及近700万元企业所得税。实物赔偿的方式需经a企业上级单位逐级审批，批复时间无法保证，恐延误项目建设工期。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2
《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企业发生的存货毁损，应当将处置收入扣除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后的金额计入当期损益。存货的账面价值是存货成本扣减累计跌价准备后的金额。存货盘亏造成的损失，应当计入当期损益。”
其实，存货毁损的问题并不像会计准则规定的那样简单，有如下几个方面问题萦绕于中，需要进行细致地梳理、界定和确认：
（1）企业与增值税业务的相关程度不同，确定了该事项处理细节上有差异；
（2）要较深刻地理解税法意义上的“非正常损失”认定标准；
（3）毁损存货若有处置收入以及收取了责任人赔偿金时该如何确认其与增值税的相关性；
（4）要正确计算存货毁损应转出的进项税额。
二.企业存货毁损问题的财税分析
根据与增值税业务的相关程度，企业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非增值税纳税人；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兼营增值税业务及非增值税业务纳税人。
1.非增值税纳税人
非增值税纳税人购进存货，或在产品、产成品均不存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问题，则有：
存货毁损需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存货账面价值处置收入责任人赔偿金+相关税费；
存货账面价值一存货成本存货跌价准备；
上述公式中的“相关税费”不含增值税，但包含收取存货毁损处置收入应缴纳的营业税、以及税金及附加等；
2.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存货，或在产品、产成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均不存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问题，但需要按照简易征收的办法缴纳增值税，则有：
存货毁损需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存货账面价值-不含税处置收入-不含税责任人赔偿金+相关税费；
存货账面价值=存货成本-存货跌价准备；
不含税处置收入=含税处置收入÷（1+增值税征收率），不含税责任人赔偿金=含税责任人赔偿金÷（1+增值税征收率）；
因为增值税为价外税，“相关税费”不包含收取存货毁损处置收入及责任人赔偿金应缴纳的增值税，但包含其所对应的税金及附加。
3.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发生存货毁损，在一定条件下，需要进行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
一般情况下，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购进存货，或在产品、产成品的生产制造过程中应当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额，或者出现以下情况应被视同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额。则有：
存货毁损需计入当期损益的金额=存货账面价值不含税处置收入不含税责任人赔偿金+相关税费；
存货账面价值=存货成本-存货跌价准备；
不含税处置收入=含税处置收入÷（1+增值税应税税率）；
不含税责任人赔偿金=含税责任人赔偿金÷（1+增值税应税收率）；
虽然增值税为价外税，“相关税费”不包含收取存货毁损处置收入及责任人赔偿金应缴纳的增值税，但包含其所对应的税金及附加，在一定条件下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的金额，及进项税额转出所对应的税金及附加。
当然，进项税额转出的计算是比较复杂的，它关联存货成本的内部构成比重，关联对存货处置收入以及责任人赔偿金的法理确认等。纳税人的存货成本，一般既包含增值税应税成本，如：材料、燃料、动力等，又包含增值税非应税成本，如：人工及相关分配计入的制造费用（特别是固定资产折旧）等，前者一般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额，后者一般不存在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的问题；在增值税应税成本中，又包含不同的税率以及用增值税扣除率计算进项税额等各种情况。
笔者认为，要正确计算存货毁损需要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首先需要确认存货毁损是否属于税法意义上的非正常损失，即.因管理不善造成被盗、丢失、霉烂变质的损失；而遇到自然灾害、由于存货本身的物理化学性质出现的自然损耗、存货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正常工艺损耗等，均不是税法意义上的非正常损失；其次，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再根据存货的构成成本分项进行计算，一般根据存货成本中增值税应税项目所占的比例，对相关存货进行成本拆分计量增值税进项税额；第三，存货处置收入、责任人赔偿金所对应的无税成本应该在确定计算进项税额转出基数时予以扣减，因为，可以这样考虑，这部分存货处置收入、责任人赔偿金所对应的存货成本，其价值已经实现，其已经不符合进项税额转出的条件。
【例】某一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应税税率为17%，其发生毁损的库存商品成本为10000元，假定该存货为外购存货，存货成本中不含运费以及其他杂费，购进时已经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700元，现计提存货跌价准备500元，该项库存商品毁损是由于保管人员失职造成存货霉烂变质所造成的，公司收取保管人员责任赔偿金100元（含税），毁损库存商品处置收入为2000元（含税）；假定该公司城建税税率为7%，教育费附加率为3%，无其他附加税费。
该业务会计处理如下：
不含税处置收入=含税处置收入÷（1+增值税应税税率）=2000÷（1+17%）=1709.40（元）；
不含税责任人赔偿金=含税责任人赔偿金÷（1+增值税应税税率）=100÷（1+17%）=85.47（元）；
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100001709.40-85.47）x17%=8205.13x17%=1394.87（元）；
相关税费一应缴增值税×（城建税税率+教育费附加率）+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及对应的“税金及附加=（290.60+14.53）×（7%+3%）+1394.87x（1+7%+3%）
=305.13x10%+1394.87x110%=30.53+1534.36=1564.89（元）；
若作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虽发生存货毁损，但按照税法规定不需要将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或者很明确能确认，存货在购置过程中未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不属于被视同抵扣了增值税进项税额的范畴，则该事项的会计处理略等同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的账务处理，只是在对存货变价收入和责任人赔偿金进行价税分离时，需要使用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应税税率。
4.兼营增值税业务及非增值税业务纳税人
要分析发生存货毁损的业务单元，综合参照上述企业的处理方法，进行账务处理。
三.对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扣除存货处置收入.责任人赔偿金所对应的增值税税款的说明
对于非增值税纳税人而言，发生存货毁损，存货处置收入应缴纳营业税及其所对应的“税金及附加”，但责任人赔偿金由于营业税税法无规定的原因，无法被纳入营业税应税范围。假设：基于合同的约定，非增值税纳税人将存货交付仓储公司予以保管，且合同约定的责任人赔偿金较高，几乎能涵盖毁损存货的大部分成本或者责任赔偿金超过存货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将责任人赔偿金置之于营业税征税范围之外，显示出营业税的弊病，一种是税上加税，另一种，在细的税目设置上，容易漏项（这个问题，需要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者给予重视）。实行增值税，相关问题就比较容易处理。
因为，对于增值税业务而言，交易计价中的价税分离是全属概念，它全覆盖于交易的整个过程。只是由于我们中国现行流转税体系，营业税和增值税各占半壁江山，且长期的交易习惯，使交易价格中所含增值税总是以一种附庸的形象出现，所以，造成实务中的概念出现偏差。
落脚于计算增值税进项税额转出，是否要扣除存货处置收入、责任人赔偿金所对应的增值税税款这个问题上，有人主张是不予扣除的。他们的理由是：存货处置收入、责任人赔偿金是对存货损失成本的补偿，要转出的增值税进项税额是要对前期已经抵扣了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全额转出，以保证增值税征税和抵税链条的贯通。其实，这种认识是错误的。
援引上例，若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毁损存货的成本价格为10000元，责任人赔偿金和存货处置收入大大高于存货毁损价值，那你对责任人赔偿金征不征增值税？若征税，就和存货毁损全额转出当初已经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形成事实上的重复征税；若不征税，对于这种特殊的交易，显然形成客观上的漏税。当然，有人会依据增值税法规，认为对责任人缴纳的存货毁损赔偿金，再进行价税分离缴纳增值税，法理规定不充分；这，确实需要税收法律法规的制定者对此予以高度重视；但依据增值税交易计价中价税分离是全覆盖于交易整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存货毁损赔偿金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存货部分价值实现的方式。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3
本文从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事故赔偿及其竞合的基本理论等三个方面切入，研析了因交通事故而导致工伤事故赔偿这一法律制度。文中归纳了两种赔偿责任的概念和主要区别；分析了我国相关规定的历史沿革及赔偿模式的发展演变；重点论证了现行规定的弊端与缺陷并提出了完善与修正的建议。意在加强和完善对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充分法律保护，以体现以人为本，公正公平的法治理念。
【关键词】 交通事故 导致 工伤事故 赔偿
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是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事实，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事故赔偿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所产生的两类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
交通事故侵权人如何对交通事故受害人进行赔偿，用人单位如何向因遭受工伤事故的劳动者或者其亲属承担责任，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司法解释已分别作出明确规定；但对因交通事故导致工伤事故的劳动者或者其亲属如何获得法律救济，法律、行政法规至今均未作规定和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此虽然作了统一的规定，但是仍然存在缺陷，亟待作出修正和完善。
一、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事故赔偿及其竞合的基本理论
1、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事故赔偿概念及构成因素
交通事故一般是指道路交通事故，即机动车辆驾驶人员或者与驾驶车辆有关的人员因违反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使用车辆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发生的事故。
交通事故赔偿是指机动车辆驾驶人员以及其他与驾驶机动车辆有关的人员，因违法、违规使用机动车辆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制度。交通事故赔偿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素，即：在道路上已经发生了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已造成他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交通事故的行为与人身或者财产损失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交通事故的受害人没有免除致害人责任的法定事由。
工伤事故又称工伤，是指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及所涉及的区域内，由于生产经营过程中危险因素的影响或者直接作用，而使执行工作职务的劳动者因工负伤、致残、致死的事故。
工伤事故赔偿是指用人单位对因发生工伤事故而造成伤残或者死亡的劳动者或者其亲属依法给予的补偿。目前，各国都通过工伤保险(劳动保险)的方式对受害劳动者或者其亲属予以补偿。因而，工伤故赔偿一般又称工伤赔偿或工伤保险赔偿。工伤事故赔偿一般应当具备以下要素，即：用人单位在生产经营中发生了事故；事故造成了劳动者人身伤亡；遭受人身伤亡的劳动者在执行工作职责之中。
2、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事故赔偿的主要区别
交通事故为民事侵权行为，交通事故赔偿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范畴，因而交通事故赔偿具有民事侵权赔偿的一般特征。工伤事故属于劳动法调整范畴，因而工伤事故赔偿具有劳动法律关系的一般特征。两者相比，主要具有以下区别：
①法律关系主体不同工伤事故赔偿产生于具有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获得赔偿的权利人是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的劳动者，赔偿义务人是与劳动者具有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因此，工伤事故赔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具有劳动关系、为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是其显著特征。而交通事故赔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则无此特殊要求。
②适用法律不同 工伤事故赔偿属于劳动法规定的工伤保险责任范畴，适用《劳动法》和《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交通事故赔偿属于民事侵权责任，适用《民法通则》、《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
③归责原则不同 工伤事故赔偿适用无过错责任，不论劳动者对工伤事故的发生是否具有过错，用人单位均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交通事故赔偿一般适用过错责任，即对事故的发生具有过错才承担赔偿责任。
④主张权利的时效不同 根据《劳动法》第82条规定，应当自争议发生后60日内申请劳动仲裁，逾期劳动者即丧失了主张权利的胜诉权。根据《民法通则》第136条的规定，交通事故赔偿主张权利的诉讼时效为1年。
⑤主张权利的程序不同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劳动法》规定，工伤事故赔偿应当先行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争议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方可向人民法院。而交通事故赔偿则无此前置程序，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4条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在做出《事故认定书》后，如双方当事人未申请调解或调解未能达成协议或调解书生效后未履行的，即可向人民法院。
⑥赔偿项目、内容不同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和最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两者分别获得不同的赔偿项目及内容。
3、
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竞合的赔偿模式
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工伤事故在赔偿责任上属于民事侵权赔偿责任与工伤保险赔偿责任两种法律责任的竞合，就民事侵权行为所引发的工伤事故，受害人如何获得赔偿目前世界各国主要有以下四种模式①：
①选择模式即受害人在民事侵权赔偿与工伤保险赔偿之间只能选择其中之一。
②取代模式即以工伤保险赔偿取代民事侵权赔偿，受害人只能请求工伤保险赔偿。
③兼得模式即受害人在获得民事侵权赔偿的同时还可获得工伤保险赔偿。
④补充模式即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民事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但其最终获得的赔偿不得超过其实际遭受的损失。
二、我国因交通事故导致工伤事故赔偿立法的历史沿革
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工伤事故即交通事故与工伤事故两种责任竞合受害人如何获得赔偿，我国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未作规定，相关规定主要散见于一些部门规章和司法解释之中且前后规定之间也不一致。
1、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可否认定为工伤，有关规定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限制认定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中期)
1964年4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解答》第54条“问：因工与非因工的界限如何划分？答：工人职员在下列情况下发生了问题，有可靠证明，可以享受因工待遇：(6)集体乘坐单位的车去开会，所乘坐的车出了非本人应负责的意外事故，造成职工负伤、致残或死亡”。第65问“问：工人上下班坐公共汽车，汽车翻了，负伤死亡，如何处理？答：按非因工负伤和死亡待遇处理”。1983年1月27日，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关于职工上下班途中伤亡处理的复函》“职工上下班途中伤亡，仍按非工伤亡待遇处理”。从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劳动人事部保险福利局的规定可见：职工因交通事故发生伤亡可认定为工伤享受工伤待遇的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即(1)乘坐本单位的车辆；(2)参加集体组织的活动；(3)职工本人对事故的发生不负责任。同时可见职工上下班因交通事故伤亡不按工伤处理。此规定一直执行到1996年8月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颁布实施。
②相对认定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
1996年8月12日，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八条规定“职工由于下列情形之一负伤、致残、伤亡的，应当认定为工伤：(8)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遭受交通事故……造成伤害或者失踪的……；(9)在上下班的规定时间和必要路线上，发生无本人责任或者非本人主要责任的道路交通机动车事故的”。劳动部的这一规定较前有了较大的进步，职工因公外出发生交通事故只要与工作相关联均可认定为工伤；但是对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尚需符合时间、路线及所负责任程度的规定。
③应当认定阶段(二十一世纪初至今)
20__年1月1日，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5)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6)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可见对职工因公外出期间发生事故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条例》基本采纳了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规定；但对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的，《工伤保险条例》则取消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所规定的限制条件。
从以上立法具体规定看，立法对工伤事故的认定范围、认定条件有着一个逐渐放宽、扩大的过程，体现了立法的逐渐进步和对劳动者法律保护的逐步加大的趋势。
2、关于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事故赔偿模式，有关规定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①兼得模式逐渐发展成为混合模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1962年11月27日，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的抚恤问题的复函》规定“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除由职工原单位按劳动保险条例抚恤外，由于肇事人一般都负有一定的事故责任，肇事单位应根据其所负责任大小和死者家属生活上的实际困难，给一定数量的补助费……”。同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的抚恤问题的复函》规定“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原单位和肇事单位如何抚恤的问题，我们意见，除原单位按照劳动保险条例的规定给予抚恤外，一般的仍可根据具体情况由肇事单位另发给一定数额的补助费”。1963年2月12日，全国总工会生活办公室《对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的抚恤问题的复函》中采纳了公安部办公厅、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的上述意见②。1964年5月，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劳动保险问题补充解答》第9问“问：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原单位和肇事单位如何抚恤？答：职工因交通事故造成死亡后，肇事单位应根据肇事人员所负责任大小，给予家属一定的补偿费，职工的原单位还应按劳动保险条例规定发给应得的待遇”。1983年3月2日，全国总工会生活保险部《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有关待遇支付问题的复函》仍然重申了1962年11月27日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职工因交通事故死亡后的抚恤问题的复函》的规定③。
由以上规定可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因非本单位责任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职工死亡的，除肇事单位应按责任大小承担一定补偿外，职工单位还应按国家规定给予职工家属享受劳动保险待遇；因而，在此期间因非本单位责任发生的交通事故造成职工死亡的，职工家属获得赔偿的模式应当为兼得模式。但是，对于发生因本单位责任而造成职工死亡的交通事故，职工单位应当如何承担责任，却未作出规定。
1980年6月25日，全国总工会劳动保险部《关于乘坐本单位汽车外出发生车祸死亡的职工是否发给补助费问题的复函》规定“乘坐本单位汽车而造成死亡事故，只按因工死亡处理即可。不能再发给补助费”。由此在因非本单位责任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职工死亡的赔偿采用兼得模式的基础上，对发生因本单位责任造成职工死亡的交通事故赔偿作出以上相应规定，赔偿模式已发展成为混合模式。
②补充模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初）
1996年8月12日，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第二十八条对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及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竞合作出了明确规定，这是我国立法第一次以行政规章的形式且在同一部立法中较为全面地对交通事故赔偿与工伤保险待遇竞合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如何获得赔偿做出的明确规定，由此改变了实行三十多年的由兼得模式发展而成的混合模式，确立了补充模式。
③混合模式（二十一世纪初至今）
20__年1月1日，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的实施宣告了劳动部《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的废止，但是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对职工因交通事故导致的工伤如何获得赔偿却没有作出规定。20__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实施，该司法解释第十二条的规定重新确定了因交通事故引起的职工工伤赔偿采取的是混合模式。
从以上我国立法关于因交通事故导致工伤事故赔偿规定的历史沿革看，不同时期的规定之中折射出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对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职工工伤赔偿法律和行政法规均未作规定，只是在各个不同时期分别由规章和司法解释作出规定；
第二、规定在各个不同时期前后不尽一致，并且出现一定的反复。
由以上沿革和特征反映出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职工如何获得赔偿，事关广大职工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有关立法尚处于不断探索、不断调整、不断总结、不断完善之中，由法律或行政法规作出规定的时机尚不成熟，只能暂由规章或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待通过一定时期充分的实践并反复不断地总结积累经验后，为将来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立法提供依据。
三、现行因交通事故导致工伤事故赔偿规定的弊端及立法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目前，在我国由于法律和行政法规对民事侵权与工伤保险赔偿责任竞合，受害人如何获得赔偿没有作出相应规定，因而最高人民法院这一司法解释成为现阶段以及将来一定时期内处理民事侵权与工伤保险责任竞合，包括因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工伤事故赔偿的唯一“法律”依据。
从本质上看司法解释这一规定采取的是目前多数国家实行的“混合模式”④，其实质就是用人单位在责任范围内以完全的工伤保险取代民事侵权赔偿，但如果劳动者遭受工伤是由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第三人不能免除民事赔偿责任。也即因第三人侵权行为造成的劳动者工伤，劳动者既能获得第三人的侵权损害赔偿，也能获得用人单位的工伤保险赔偿，即双份赔偿；但是，如果是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的工伤，用人单位只能承担工伤保险赔偿而不承担民事侵权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规定固然有其积极进步的一面，即在因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的状况下劳动者可以同时获得民事侵权赔偿和工伤保险赔偿双份赔偿；但是，在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劳动者工伤事故时，解释规定用人单位只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此规定却不利于对劳动者获得赔偿权利的充分保护，应当修正和完善。
1、解释的规定在理论上存在质疑
工伤事故兼有工伤保险关系和侵权行为关系双重性质，劳动法从工伤保险角度加以规范，民法从工业事故的特殊侵权行为加以规范，因此，对于工伤事故既可按侵权行为进行处理，也可以按工伤保险处理。当事人既可选择依工伤保险救济，也可以按侵权损害赔偿加以救济⑤。解释却规定为因用人单位原因而导致的工伤事故，用人单位只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不承担民事侵权责任，按此规定，发生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而引发的工伤，劳动者只能向用人单位主张工伤保险赔偿，却不能向用人单位主张交通事故侵权赔偿。解释如此规定片面地强调了工伤事故是工伤保险关系的性质，却忽视了工伤事故同时也是侵权行为关系的性质，着实有失偏颇。
2、理想与实际反差，违背其立法本意
司法解释之所以如此规定，其立法本意是考虑工伤保险实行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和社会统筹，有利于劳动者及时获得赔偿救济。但是，司法解释在作此规定时却忽视了一个普遍存在的现实问题，即尽管职工工伤保险制度在我国从五十年代开始即已确立，半个世纪以来尽管工伤保险制度也在不断加强和完善之中，但是由于用人单位主体的多元化、民营化和工伤保险制度监管措施、力度欠完善，目前在我国大部分甚至绝大部分中小企业均未为劳动者办理工伤保险。因此，发生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的工伤事故（交通事故），劳动者在无第三人承担民事侵权赔偿责任的情况下，仍旧依靠用人单位自身经济条件来按照工伤保险的规定进行赔偿，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和淡化甚至违背司法解释规定的本意。因而，司法解释的规定从理论上立意可褒，但因其缺乏广泛的现实基础，显得过于理想化和简单化，实践中未必切实可行。
3、区域经济差异，异地事故赔偿使得解释陷入尴尬
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工伤保险均由用人单位住所地工伤保险机构办理，并按照用人单位住所地社会经济条件确定具体赔偿标准和数额；而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交通事故一般由事故发生地（侵权行为地）法院管辖或者由事故受害人按照有利于自己充分获得相对高额赔偿的原则，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依法选择管辖，以确保自己尽可能获得多的赔偿。
由于交通事故时常在用人单位住所地以外异地发生，并且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导致的区域经济差异，按不同地区的标准所获得的赔偿数额明显不同，有时甚至是成几倍的差异。在此状况下，异地发生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的交通事故而引发工伤，如果是发达地区的职工在欠发达地区发生交通事故，依工伤保险其获赔则高，依交通事故其获赔则低，按司法解释规定其尚可获得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工伤保险赔偿，尚能保障其获得相对高额的赔偿。但是，如果是欠发达地区职工在发达地区发生交通事故，如依事发地标准其侵权赔偿数额则高，如依用人单位所在地工伤保险其赔偿数额则低，如此这样，依司法解释规定劳动者只能获得低额的工伤保险赔偿而无法主张高额的民事侵权赔偿，不利于对劳动者获得赔偿权的充分保护，违背了充分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使其获得充分赔偿的初衷。司法解释的缺陷显而易见，难言公平、公正！
4、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规定衔接也不明确
20__年5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确立了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20__年7月1日，国务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实施，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交通事故受害人可以主张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要求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优先予以赔偿。如此，在发生因用人单位原因的交通事故而导致的工伤并与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竞合的情形下，交通事故侵权责任、工伤保险责任、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三者之间关系如何，劳动者如何获得赔偿，解释未作规定。
因此，建议在民事侵权立法或者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修正时作出以下规定：
“因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的，第三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同时使劳动者构成工伤事故的或者其他非因用人单位原因发生工伤事故的，用人单位应当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向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因用人单位的侵权行为引发工伤事故导致劳动者遭受人身损害的，用人单位应当首先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承担工伤保险责任；但是如果按照民事侵权责任计算，民事侵权赔偿数额高于工伤保险待遇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民事侵权获得赔偿的标准将差额补足。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4
9月18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条例》）正式公布施行后，一些曾经的争议得以明朗。
上半年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超9成
9月19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会上表示，据26个省（区、市）调查统计，上半年企业劳动合同签订率达到90%~96%，比去年底上升3~8个百分点。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6月，全国参加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职工人数比去年底分别新增770万人、365万人、875万人、852万人、677万人，全国5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6105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31%。同时，短期劳动合同数量逐步下降。从各地情况看，1年以下期限的劳动合同数量明显减少，3-5年以及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数量明显增加。
单位对不订立书面合同的劳动者应终止劳动关系
记者了解到，在征求意见过程中，部分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是劳动者自己不愿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对企业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提出了明确要求，但企业要订合同，而劳动者自己不愿意订合同，却没有规定。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说：“针对这一问题，在《实施条例》的第五条、六条做了明确规定。第五条规定，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但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曹康泰还指出，如果用工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的，按照条例第六条规定，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支付两倍工资和经济补偿。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不代表“铁饭碗”
《劳动合同法》公布施行后，一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认为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是“铁饭碗”、“终身制”。
为了消除误解，《实施条例》将分散在劳动合同法有关条款中可以解除包括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在内的各种劳动合同的情形归纳起来作了集中规定，明确规定了劳动者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13种情形和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14种情形。
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
曹康泰说，《实施条例》对劳务派遣作了具体规定。为了避免用人单位滥用劳务派遣用工形式，规避劳动合同法律义务，侵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实施条例》规定：用工单位应当履行劳动合同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义务，维护被派遣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劳务派遣单位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派遣劳动者；劳务派遣单位或者被派遣劳动者依法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劳务派遣单位也应当向该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单位违法解除合同支付赔偿金后不再支付经济补偿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5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电力建设项目不断增多，在电力建设过程中，当中涉及到一些耕地占有问题，一些耕地青苗因为建设工期的要求必须毁损，这就产生了青苗补偿的问题。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到底应该依照何种依据补偿农户，补偿的标准和计算方式如何，在青苗补偿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是本文需要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电力建设青苗补偿补偿标准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保证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电力建设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电力建设当中电力线路塔基会占用农户的一些耕地，这些耕地虽然面积不大，但是也切实损害了农户的利益，因此在电力基建当中应该给予农户适当的青苗赔偿。但是，现在到底依何种依据补偿给农户，补偿的标准和程序如何还有很大的争议，这是因为当前对此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实践操作中对这一部分青苗赔偿一般采取不补偿、或者借鉴其他耕地补偿机制给予农户适当的赔偿。由此在青苗赔偿中产生了一些矛盾，也损害了农户的根本利益。
一、电力建设中青苗补偿问题的主要表现
1.塔基占地法律性质问题
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问题的产生与电力基建密切相关，之所以要补偿农户，是因为在电力基建当中塔基占用了农民的耕地，这种占有不是一时的使用，而是在铁塔的使用年限内，持续的占用。这就产生了两个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第一，塔基占用的耕地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已经改变了土地利用性质，被占用的耕地已经不能在进行农业生产，必然会带给农民收入上的损失。第二，在电力塔基管理规定当中，被占用耕地周围农民不能在规定的保护区内进行挖土、动工，开挖鱼塘等工作，这就限制了周围地区农业生产活动的开展，损害了农民的相关利益。因此，一些学者认为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问题与公路建设占地一样，都属征地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土地使用权的买卖行为。虽然这一观点对于现在青苗补偿问题具有一定启示意义，但是塔基占地较小，而电力企业的性质到底是征地行为还是土地使用权转让行为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确定。
2.电力建设补偿标准问题
由于当前对于电力建设中的青苗补偿与拆迁补偿国家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导致现在在实际工作当中补偿的标准难定义确定。当前，电力建设中青苗补偿和拆迁补偿的直接一句是《电力法》、《电力设施保护条例》以及国家其它法律，但是其中的规定非常模糊，即“应按有关规定办理，与物主协商并作一次性补偿，但不得超过国家的标准。”在这里“有关规定、标准”是什么，国家和司法部门并未对此作出详细的说明。因此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拆迁补偿一般是按照《土地管理法》等法规对农民进行适当的补偿，而青苗补偿一般考虑当地农民每亩收入水平确定，补偿标准与农民之间的期望值之间差距过大，引发了部分农民的不满。再者，虽然部分地区的补偿标准已考虑了不同地区环境、经济、土地价值，农作物产值及附加值的差异，但能提供以套算的植物或地上附着物类别很少，补偿的标准相对比较固定，灵活性差，可操作性差。以占用的农田为例，先不说农产品价格在地区之间的差异，农民单位面积内所获得收益也不相同，种植农作物与种植经济作物之间的收益差距最为明显。如果不考虑农民实际收入和种植作物上的差异，采取统一的标准补偿农民，那么对于那些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来说是极为不公平的。由于没有明细的补偿标准，也给予了少部分被征者提高补偿收益的借口，这样就拉大了双方的差距，使得一些电力建设项目陷于僵局。青苗补偿应该通过详细的制度构建，实现补偿标准中的真正公平。
3.线路改造、维护过程中发生的占地补偿问题
线路改造、维护过程中发生的占地补偿问题最初的解决方式是将补偿款交由村集体统一进行处理，但是在土地经家庭经营承包制改革、分田到户之后，线路改造与维护过程中损害的不再是集体的利益，而是农民的直接利益，在损害对象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在补偿机制上，却没有适应这种变化，仍然采用来的方式，导致线路占地与农民的利益发生了明显的冲突，农民得不到合适的补偿款很容易阻挠线路改造、维护工作，要求企业给予相应的赔偿才能正常的进行改造和维护。但是当前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电力企业依法是无须补偿的，因为以前电力部门是国家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但现在电力企业已经通过改制成为市场经济中自由竞争的市场主体，它本身没有征地的权利，只能通过与国家集体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协议的基础上，获得国有或者集体土地的使用权，这种情况下征地的权利在国家和集体，电力企业所付出应该是土地使用权费，因此并不需要补偿。即使电力企业根据一些地方性法规给予适当补偿，这种补偿"一次性补偿"，补偿后的线路维护、改造线路工作不再是予以补偿的范围之内，在给予集体土地使用费补偿后，针对地面的附着物以一定的赔偿，这才是青苗赔偿，这种补偿相对于集体组织的补偿无论补偿标准还是补偿的范围，与农民的实际损失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导致部分农民对青苗补偿不满。
二、电力建设青苗补偿问题的解决
要想解决电力建设青苗补偿问题，应该理清青苗补偿性质的基础上明确补偿的标准，并通过制度完善确定补偿的程序，维护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1.明确青苗补偿的性质
现在电力企业已经通过改制变成了自负盈亏的市场经济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电力建设过程发生了占用耕地、毁损青苗等问题实际上是两个问题，而不是一个问题。占用耕地问题实际上所涉及到的是土地使用权的使用问题，笔者认为在这里不是所谓的征地，因为电力企业应该不属于行政部门，征地只能由行政单位为之，因此在这里电力建设中的用地并非是征地，因此也就不能通过征地补偿的方式解决。实际上，这是一个土地使用权的获得问题，无论是电力企业与集体经济组织签订协议获得土地使用权，还是与国家签订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电力建设中所需用地都是土地使用权的问题。电力企业与农户之间的损害赔偿问题是一种民事争议，由于是民事问题则可以通过民事程序解决。因此，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应该先就土地使用权转让问题确定到底是与国家还是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转让协议，在这里笔者认为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因为在电力建设所占用的是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利用与集体经济组织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而对于电力建设过程所涉及的青苗补偿的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出台相关的赔偿标准来确定赔偿金额，如果农民对赔偿标准不同意，还可通过民事程序，按照损害可得收益确定赔偿份额，如果最后双方仍不能达成协议，还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解决。
2.明确赔偿的标准
在赔偿标准的确定上，鉴于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各地区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均衡，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较大，这种情况不适合制定统一的标志。“适宜由省或立法权限较大的市，先在大范围内就补偿标准作原则性的规定和立法，各地、市级电力局以此为依据按本地区不同情况作出行业上的规定或实施细则，在法律效力上得以保证。具体的补偿标准，应遵循既要保证电力线路占地的需要，又要公平合理地处理电力企业与被占地单位(个人)的经济利益和妥善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的原则。”具体来说主要有两点：第一，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无论是土地使用权转让的费，还是青苗补偿，都应该考虑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并考虑到当地经济发展的速度，在可以预期的范围之内按照经济增速确定每一年的赔偿标准，汇总起来确定赔偿的总额。第二，与实际损害相适应的原则，在青苗赔偿当中，赔偿的标准应该以电力建设损害发生时的的市场价格赔偿，总额为价格×损害数量。也就是说在青苗赔偿当中要考虑到青苗种类的差别，区分作物之间的不同性质，尽量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3.线路改造、维护过程应该视情况分别处理
对于电力线路改造维护过程中产生的青苗损害，应该视具体情况而定，在处理时间上可以参考1996年4月1日《电力法》，以此时间点作为是否赔偿的界限，对于1996年4月1日前因各种原因未予占地补偿的(塔基占地和青苗补偿)或已予补偿但是没有相关的证明资料的电力公司可以不再予以赔偿。对于1996年4月1日后未予补偿的，应该按照农民的实际损失进行赔偿，具体赔偿数额应该由电力企业与农民通过协商的方式确定。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何种补偿金，在程序上应该由电力企业直接补偿给农户，而不是先补偿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再由他们转给农户，避免在这一环节上产生腐败而损害到农民的利益。
总之，电力建设是确保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电力建设中所涉及青苗补偿、用地补偿的问题，则应该在完善当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明确补偿的性质、标准和程序，以更好的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6
赔偿的标准与油污责任信赖基金美国《油污法》33U.S.C§1004条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污染损害赔偿责任限额。该条规定：岸上设施和深水港口的责任方对于每次泄漏事故承担最高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除了深水港口，海上设施的租约或许可证的持有人要对每个泄漏事故承担最高75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加上清除费用。联邦政府有权通过法律对岸上设施建立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予以调整①。此外，依据《油污法》第1019条规定，美国成立了“国家油污基金中心”，设立的油污责任信赖基金也从5亿美元提高到10亿美元。总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基金的数额［2］。该基金可以用于支付海岸警卫队和环保署支出的“清除费用”，州政府为开展油污清除活动支出的费用，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印第安部落为实施自然资源损害评估和恢复计划支出的费用，责任方尚未赔偿的“清除费用”和“损害”以及研发费用。支出“清除费用”或遭受“损害”的任何人都可以向责任信赖基金申请补偿。由于责任限额制度，一些人的“损害”不能从责任方那里得到足额的赔偿，这时就可以从责任信托基金中得到一些补偿［3］。
《油污法》在墨西哥湾漏油事故中的应用美国《油污法》特别规定石油污染的责任方要为三方面的损害负责：应急和清理的费用、个人财产的损害、公共资源的损害［4］。墨西哥湾漏油事故发生以后，根据该法的要求，美国相关机构立即着手如下工作：首先就是要确定事故的责任人，墨西哥湾事故涉及的企业较多，其中包括油井的承包经营人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的所有者跨洋公司、还有一些负责浇筑水泥和生产防喷设备的企业。根据《油污法》33U.S.C§2701﹙32﹚﹙c﹚规定，对于海上设施溢油，责任人为岸上设施和深水港口的责任方、海上设施所在区域的承包经营人或许可证持有人﹙深水港口除外﹚，或者是根据相关法律对设施所在土地享有用益权的当事人②。美国海岸警卫队根据油污的来源分别认定英国石油公司和越洋公司为本次事故的责任人，而作为承包责任人的Bp公司显然应该负主要责任。其次，在确定责任人之后，《油污法》33U.S.C§2702条﹙b﹚款规定了责任人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主要有油污清理费用、公共利益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自然资源损害、财政收入的损失、公共服务的额外开支﹚、私人利益的损害赔偿﹙财产损害、经济损失、用以维持生计的自然资源损害所造成的损失﹚。由此可见，《油污法》规定的损害赔偿范围非常广泛，这也体现了美国国会的立法意图，即保证油污受害人获得充分合理的赔偿。2010年6月16日，英国石油公司高层在收到事故评估报告之后前往白宫与奥巴马会谈，同意拿出200亿美元建立第三方赔偿账户用以应对漏油事件受害各方的索赔要求。奥巴马表示200亿美元不是赔偿的上限［5］。
我国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规定
关于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我国并未专门立法，而是分散在有关海洋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规章中。早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有关海洋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专门法律。该法第42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该法首次确立了海上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使因海洋环境污染的受害一方当事人可以依法选择救济的方式和途径。1999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1982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所作的修正案是我国现行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法律依据。该法第85条还规定：违反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由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该法第90条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其增加了对于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给国家造成的重大损失的责任者，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代表国家行使索赔的权利，进一步明确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部门的职权。以“赔偿损失”替代了“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同时删除了当事人应对赔偿纠纷可以采取的救济途径，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致使1982年海洋环境保护法实施后至1999年海洋环境保护法生效前一些行政法规、规章中关键条款变得无法可依。如：1983年，国务院通过的《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其第22条规定：“受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损害，要求赔偿的单位和个人，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32条的规定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42条的规定，申请主管部门处理，要求造成污染损害的一方赔偿损失。”由于1999年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的修改导致原来法第32条、42条内容被删改，致使该条例第22条形同虚设。同样的道理，1990年，国家海洋局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其第29条规定：“受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损害，要求赔偿的单位、个人可以根据《条例》第22条的规定，向海区主管部门提出污染损害索赔报告书；……”由于条例第22条有效性地被架空，导致该实施办法第29条部分规定变得无法可依。
值得庆幸的是，1990年《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29条规定：“受到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污染损害，要求赔偿的单位、个人可以根据《条例》第22条的规定，向海区主管部门提出污染损害索赔报告书；参与清除污染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可以根据《条例》第23条的规定，向海区主管部门提交索取清除费用报告书。海区主管部门对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作出调解处理。当事人对调解处理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涉外案件还可以按仲裁程序解决。”对于污染损失和清理费用索赔的三种救济途径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第28条规定：“赔偿责任包括：1.由于作业者的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引起海水水质、生物资源等损害，致使受害方为清除、治理污染所支付的费用；2.由于作业者的行为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而引起受害方经济收入的损失金额，被破坏的生产工具修复更新费用，受害方因防止污染损害所采取的相应的预防措施所支出的费用；3.为处理海洋石油勘探开发引起的污染损害事件所进行的调查费用。”第一次明确规定了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中赔偿责任的范围及赔偿救济的途径。2006年，国务院通过的《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第56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赔偿损失。”此外，我国《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24条规定和《侵权责任法》第65条规定的侵权责任均适用石油污染损害赔偿。
我国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赔偿存在的问题
与美国相比，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确立的海洋开发石油污染损害的赔偿制度，从立法技术上来说规定得过于原则，缺乏相应的实施细则，存在着海洋环境污染中索赔主体的认定不明确、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损害赔偿责任和赔偿标准过低等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
第一，索赔主体的认定不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虽然规定了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代表国家作索赔主体行使权利，但问题是石油泄漏涉及的区域广泛，能代表国家进行求偿的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很多，各级、各地的海洋环境海洋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因职权划分不清，诉讼重叠时有发生，降低了索赔的效率［6］。
第二，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虽然，我国《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也规定了海洋石油开发中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的六项范围：海水水质、生物资源等损害，受害方为清除、治理污染所支付的费用；受害方经济收入的损失金额，被破坏的生产工具修复更新费用，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所支出的费用；为处理污染损害事件所进行的调查费用。但与美国《石油污染法》有关损害的六项规定相比，损害赔偿范围过于狭窄。受害人利润及盈利能力的损失，政府因石油污染导致收益的损失，以及为恢复自然环境将投入的费用等均未列入赔偿的范围，且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未涉及，致使受害的国家、公共利益及个人利益损失在实践中很难得到足额的赔偿。
第三，赔偿责任和赔偿标准过低美国《油污法》第1004节规定石油污染的岸上责任人须承担最高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除了深水港口，海上设施的使用人须承担最高75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联邦政府有权对35000万美元的责任限额予以调整。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取消了责任赔偿限额的上限，为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相比较，康菲溢油对渤海生态的破坏程度与原油泄漏量高达7.8亿升的墨西哥湾溢油事件相比毫不逊色［7］。而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5条规定，造成海上石油污染的企业仅被处以最高20万元的罚款，并没有规定相应的民事赔偿标准。虽可引用《民法通则》和《侵权法》中赔偿标准作为补充，也只适用于对因石油污染造成直接损失的赔偿，对因石油污染造成间接损失的赔偿则无法适用。依据上述法律，侵害人承担的责任和赔偿的数额，远远不能弥补其石油污染对海洋生态造成的严重破坏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不能弥补其给当地海洋渔业、居民生活及健康造成的重大损失。
第四，未建立海洋开发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美国《油污法》第1019条规定了10亿美元油污责任信赖基金，总统有权根据实际情况，扩大基金的数额。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发生后，美国奥巴马敦促Bp公司建立200亿美元的基金，对溢油事故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并表示200亿美元不是上限。相比较，我国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在内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建立海洋开发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只字未提。海洋开发油污损害赔偿基金的资金来源、使用范围和监督管理等更是无从涉及。所以，在遭遇海上石油污染事故时，政府各部门无法迅速、有效地应对，也无力及时救助、补偿受害人。
对我国的启示
为弥补我国有关海洋石油污染损害赔偿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漏洞，协调和化解现行法规、规章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对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进行补充和修改，笔者认为应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明确有权代表国家索赔的具体职能部门立法应明确有权代表国家索赔的具体职能部门，而不是笼统地称“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因为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很多，如：渔政监察机关、环境保护机关、港监机关，以及石油污染海域沿线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如果相关的职能部门均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索赔诉讼，立法有必要进一步细化分工，防止各职能部门或相互推诿，或争相诉讼，从而导致诉讼混乱，进而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
﹙二﹚明确可赔偿损害的类型明确可赔偿损害的类型，具体而言，就是要具体和细化受害人和国家财产损失的类型，其中，受害人财产的损失，既要包括经济收入的直接减损，也要包括利润及盈利能力的间接减损。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要包括自然资源中生存所需资源的损失，也包括政府因石油污染导致收益的减损。另外，可考虑将恢复自然环境将投入的费用，以及就该投入费用进行评估的合理费用作为间接损失，纳入损害赔偿的范围。
﹙三﹚提高赔偿责任和标准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污染的行政处罚上限20万元的规定并不合理。海洋石油开发对海洋环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海洋环境一旦遭受污染，其影响范围大、后果严重、持续时间长，现行法律规定的最高20万元的处罚不足以弥补海洋生态损失和修复需要的成本，因此有必要提高赔偿上限［6］。另外，规定海洋石油开发污染企业治理污染的义务，如果污染企业拒绝履行该义务，须加重行政处罚的力度，直至对主管责任人进行刑事处罚；如果污染企业迟延履行该义务，行政处罚的罚款则按日计算。必要的话，可以借鉴美国《石油污染法》的立法经验，明确规定海洋石油开发设施的责任人、使用人须承担的赔偿责任限额。以改变现有“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局面。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7
关键词：工伤保险；煤炭行业；农民工；预防机制
一、工伤保险概念界定
工伤是指劳动者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因工作、执行职务行为或从事与工作、执行职务相关的活动，发生意外事故而受到的人身伤害，包括负伤、致残、死亡或患职业疾病等。工伤保险又称职业伤害保险，它是以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意外事故或职业伤害为保障风险，由国家或社会给予因工伤、接触职业性有毒有害物质等而致残者、致死者及其家属提供物质帮助的一种社会保险。工伤保险是以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基金为职工提供物质帮助和经济补偿，有利于工伤职工获得较好的工伤权益保障，有利于用人单位分散工伤风险。因此，现代国家都依托工伤保险给予工伤职工工伤赔偿。《工伤保险条例》经2003年4月16日国务院第5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04年1月1日起施行。
二、晋中市煤炭行业参加工伤保险及赔付情况
截至2010年12月底，晋中市工伤保险参保户数共1397户，参保职工152785人，累计缴纳工伤保险费13222万元，支付工伤保险待遇6529万元，其中煤炭行业参保职工14762人，累计缴费1557万元。根据2006年山西省政府发出的《关于加快建立工伤保险制度的通知》和《山西省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暂行办法》，从当年起凡是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用人单位必须及时为其办理参加工伤保险的申报手续，及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费，农民工个人不缴费。至今全市农民工参保工伤保险89077人，煤炭行业参保10512人。
自2004年1月《工伤保险条例》实施以来，晋中市工伤保险实行的是市级统筹，工伤保险费率按照劳社部发[2003]29号文《关于工伤保险费率问题的通知》的要求，按三类行业基准费率执行，煤炭行业作为第三类风险较大行业，保费由煤矿企业按职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3%缴纳。
根据晋政发[2004]44号文件《关于落实煤矿安全责任预防重特大事故发生的规定》第12条规定：“发生死亡事故的，矿主对死亡职工的赔偿标准每人不得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要按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处罚幅度的上限加大对事故矿井业主的经济处罚力度”，应包括工伤保险、井下职工意外伤害保险及其他规定所享受的各项经济补偿待遇。上述待遇不足20万元的部分由企业补足；超过20万元的，按规定据实支付。
三、煤炭行业工伤保险存在的问题
（一）工伤保险费率水平低，煤炭行业内部区分度不高，影响投资积极性
在煤炭行业，各企业缴纳工伤保险的费率是统一的（晋中煤矿企业按职工上年度工资总额的3%缴纳），这样就不能够显示出各企业生产、安全状况的差异性，从而挫伤了投资工伤保险的积极性。
（二）逃保、漏保问题严重，工伤保险覆盖面不足
晋中煤矿职工平均参保率为65%，而对于煤矿行业的农民工，由于流动频繁（平时流动率为5%，在春节复工前，特别是井下农民工，流动率达到60%左右），普遍煤炭行业农民工参保率只有5.3%。煤炭企业普遍存在逃保、漏保现象。实力较强的国有大矿，认为企业自身效益好，赔付能力强，不需要“投资”参加工伤保险，即使发生事故，自身就能赔付解决；实力较弱的小企业认为给职工参保是乱花钱，既加重企业的负担，发生事故后申报手续又麻烦，而且还会受到停产、停工的检查，影响经济效益。
（三）由于参保不足，存在骗保现象
当煤矿事故发生后，企业通过向保险相关部门提交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职工工伤证》或工伤认定决定、劳动能力鉴定结论、被保险人户籍证明和身份证明，申请领取意外伤害赔偿金，但由于部分井下农民工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若其发生伤害事故，为领取赔偿金，煤矿企业就会伪造有关身份证明，利用其顶替已参保人员骗取保费。
（四）保险待遇水平低，很难保证受难矿工的正常生活
许多受难矿工伤残严重，失去劳动能力，同时伴有不同程度的职业疾病，如尘肺病。假定在工作期间完全按照规定缴纳了保险费用，当事故发生后，也顺利领取了赔偿金，但一般伤残赔偿总额在9万元左右，根本不能满足日后的住院、医疗等多方面的花费，也未规定各种特殊情况下的补助制度，加之申请赔付手续繁杂，很可能延误病情和最佳治疗时间，结果很多矿工放弃保险赔付，无奈选取和矿主私了的方式。
（五）工伤保险对事故的预防作用不足
工伤保险机构中，几乎没有专门的资金，也没有专门的人员来从事事故预防工作，从而使保险只落实于收取、核查保险费，却与事故预防、安全监察等工作脱节，因此形成煤矿安全生产与保险机构无关的现象，所做的仅是承保和赔付方面的工作。
（六）井下从业人员特别是农民工，参保、维权意识单薄
“平安计划”（推进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计划）的实施，已使矿区农民工参保意识逐步提高。但多数农民工仍顾虑较多，认为找份工作不易，怕失去饭碗，而不愿意向企业提出参加工伤保险的要求。
四、完善煤炭行业工伤保险的几点建议
（一）建立与安全生产相挂钩的多级费率标准
在煤炭行业内部，要根据企业的生产规模和安全管理能力，建立多级的工伤保险费率。实施以产定费，即按煤炭企业产量征收工伤保险费，缴费多少与企业生产能力挂钩，确保应收尽收。一般认为小煤矿产量小，危险系数相对高，缴费标准也高；大煤矿产量大，危险系数相对低，缴费标准也低。对生产规模大、安全生产能力高的企业，可以实施较为优惠的费率标准，从而起到鼓励企业缴纳保费，提高生产安全管理的作用。
（二）加大监察力度，扩大征缴范围，保证全员参保
煤炭监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大对煤炭行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定期、不定期派专人到煤矿企业，特别是偏远山区实地安全检查和职工参保情况调查，使相关保险最大范围覆盖到煤矿职工。同时有关部门充分利用安全生产排查和煤炭行业整改的机会，对企业职工进行全面统计，为日后开展工伤保险费征缴打好基础。
（三）规范煤矿企业用工制度，各机构协作监督赔偿申报
煤矿企业瞒报、漏报工伤保险的重要原因是矿工没有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所以规范煤矿与职工的劳动关系，是保证矿工合法劳动权益的前提。一旦发生事故，保险机构、社会保障局、伤残认定中心、公安局、医疗机构等相关单位，要共同协作，对申报赔偿的材料和人员，一对一进行核实认定，保证工伤保险给付金能够确实发放到受难矿工手中。
（四）增加煤矿职工商业保险品种，提高职工保障水平
由于煤炭行业保险赔付率高，赔付金额大，对于商业保险公司而言，利润空间很小，造成煤炭行业的商业保险产品单一，针对企业职工人生安全的保险更是屈指可数，一旦发生事故，只能依靠工伤保险作为职工的保护伞。建议监管部门以鼓励政策或强制手段，推进煤矿为职工缴纳商业保险，作为工伤保险的补充，从而提高企业职工抵御风险的能力，减轻企业和政府的负担。
（五）借鉴先进国家经验，工伤保险要突出预防的作用
保险业与安全生产工作相结合，保险机构主动介入工伤预防，是国外工伤保险的一条成功经验。在德国的工伤保险制度中，工伤预防具有重要地位，预防作为德国工伤保险的首要任务。“先预防，后康复；先康复，后赔偿”的行事原则，对传统工伤保险中以伤残待遇给付为主的模式予以改造和完善，反映了一种积极的工伤保险思想。德国将工伤预防这一概念定义为在劳动领域制定和落实劳动保护规定，并配合处罚制度，是防止工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的积极手段。工伤预防的工作做得越好，工伤的发生率就越低，康复和补偿的任务就越小。德国负责工伤预防的机构首先是国家劳动安全监察机构，它根据法律对企业劳动风险的规定利用国家权力对企业的劳动进行监查。另外，工伤保险机构也可以执行工伤预防的管理工作。依照法律规定，同业工会可以采取一切适当的手段，帮助企业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预防工伤事故成为同业工会的法定职责。同业工会进行工伤预防的任务和目的是加强工作中的安全和健康，减少危害生命和健康的因素，控制不可避免的危害发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先进经验。
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在工伤保险条例修改征求意见中，也提出成熟的工伤保险制度包括工伤预防、工伤赔付、工伤康复三部分，但目前我国的工伤保险制度整体局限于工伤赔付阶段。
工伤保险机构要执行工伤预防的管理工作，帮助企业预防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包括制定劳动保护规定、进行劳动安全监察、进行劳动医疗检查、开展劳动保护技术研究、进行工伤预防培训宣传等内容。
（六）广泛宣传法律、工伤保险知识，提高农民工参保、维权意识
建议采取以下几点具体措施：煤炭监管局、社会保障局要热情接待来访群众，对其认真讲解工伤保险相关法律政策，并针对农民工建立专门的接待站，开通咨询电话，设立举报信箱。针对农民工流动性大的特点，要求煤矿企业在工地上制作宣传栏，矿区街道矗立路牌标识，房屋墙壁刷写墙体标语，并印发“工伤保险百问”等宣传手册。针对农民工爱扎堆看热闹的特点，可在节假日、大街闹市、摆设摊点，散发以图为主的宣传画册和印制有“工伤保险知识安全常识”的扑克。定期在电视台、报纸上播放和刊登针对煤矿企业职工参保问题的节目、专栏，有关部门定期派专人到矿区，特别是偏远小煤矿区，对职工进行安全、保险知识讲座和培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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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山西省2008年医疗工伤生育保险运行分析报告[R].2009(4).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8
[关键词]：非典防治、公共负担、行政补偿、行政赔偿
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是一场重大的自然灾害。打羸防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既要依靠科学，又要依靠法制。由于非典是一种新的传染性很强的疾病，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流动性大，只有严格依法管理、依法防治，才能使整个防治工作紧张而有序地进行，才能彻底切断疫病传播和扩散的途径，有效控制疫情蔓延，也才能保持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与财产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应急条例》）是依法防治非典的主要法律依据。为对非典患者实施有效隔离治疗，防止非典疫情蔓延和扩散，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突发卫生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各地疾病防治中心等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上述法律规范实施了大量紧急处置行为。这些紧急处置行为主要有：（1）对非典病人及非典疑似病人的强制隔离治疗；（2）对从疫区、异地流入人员和与传染病人有密切接触者的强制体检、隔离观察；（3）对部分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社会个人及企事业组织的劳务和财产实施强制征用和征调；（4）对人员比较集中、流动性强的餐饮业、旅游业、交通业、娱乐业及大型商场等企业法人的商业活动实施管制；（5）对违反传染病防治的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等。随着非典防治的进行，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可避免将面对因国家行政机关实施强制治疗、强制体检与隔离观察、强制征用、商业管制等强制措施行为所引起的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问题。因此对非典防治中所引起行政补偿与赔偿的范围、标准、形式、程序与司法救济等一系列行政法问题进行研究十分必要。
一、公共负担平等原则与非典防治中的行政补偿与赔偿
国家赔偿与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学者们在国家赔偿制度发展的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学说，主要有主权在民说、法律面前平等说、法律拟制说、公共负担平等说、国家危险责任说、社会保险说等。关于国家行政补偿制度存在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公共负担平等说、结果责任说、特别牺牲说、社会保险论、社会协作论、人权保障论等。我们认为，随着现代民主宪政理念及人权保障理念的确立，根据公平正义这一社会基本原则，只有公共负担平等理论才能真正解说为什么国家应当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国家应当对其哪些行为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国家应当根据什么归责原则、计算标准和形式承担赔偿或补偿责任等国家赔偿和补偿制度的基本问题。公共负担平等原则是指导我国国家行政补偿与赔偿制度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
现代民主国家最基本的目的和任务、国家活动存在的社会基础在于保障全体社会公民和组织的基本权利，维持社会生产、生活及公共秩序，促进社会福利。国家活动所使用的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产生的耗费应当由全体人民以纳税的方式平等负担，任何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都应平等地承担国家机关合法实施国家权力行为所施加的公共义务，这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社会基本信条。但是，国家实施管理过程中，一些特殊行为特别是紧急状态下的紧急处置行为可能使部分公民或组织承受一般公共义务之外的“特别牺牲”；同时，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竞争机制必然产生部分社会弱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市场经济的牺牲者正是其因客观自然原因而非主观原因，在市场竞争条件下承担特别负担的结果。这些特殊行为及社会竞争所必然产生的由部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承受的一般社会公共负担之外的特别负担，国家应当通过补偿或赔偿的方式，转化为由社会全体成员平等承担。这正是社会公平正义观念、基本人权保护观念及人道主义法治理念的必然要求。
在非典防治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在实施强制治疗、强制体检与隔离观察、强制征用、商业管制等强制措施行为时，即便是合法正当行使，也不可避免会对部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产生特别负担；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也可能因行政机关的违法实施强制措施、行政征用、行政处罚等行为而遭受合法权益损害；同时，公民、企事业单位在防治非典过程中的社会公益行为也可能使其承受特别负担。为保障公民平等享有的合法权利，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国家应当对合法权益受到不法或不当损失的相对人予以行政补偿或赔偿，通过行政补偿或赔偿的形式由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负担公共义务。
二、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范围
（一）非典防治中的行政补偿范围。
行政补偿的范围，是指在国家实施行政补偿时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哪些合法行政行为所造成的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实施补偿。非典防治中，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实施了大量的强制体检、强制治疗、强制隔离、强制征用、商业管制等紧急行政行为。这些行政行为虽然是合法正当行使，但却可能使个别的行政相对人承担了超出一般社会负担之外的特别负担。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相对人因合法行政行为而承受的特别负担有权获得国家行政补偿。
1、强制隔离治疗的费用补偿。由于非典具有传染性强、传播途径不确定性和多渠道性特点，国家在进行非典的防治过程中，在发现病人具有部分非典症状而不能确诊时，将病人一律按非典疑拟病人实施隔离观察和治疗。这事实上使大量不是非典的普通病人被实施了在正常时期根本不必要的隔离治疗措施，因此而产生的隔离观察和治疗费用对于普通患者属于特别负担，是行政机关实施强制隔离观察和治疗所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对人有权对此特别负担请求国家行政补偿。
2、强制体检和隔离观察的费用补偿。非典具有一定的潜伏期，为防止处于潜伏期的非典病毒携带者与他人接触而产生交叉感染，国家行政机关组织实施了对从疫区流入或从异地流入的人员实施强制体检和隔离观察措施。如学校对归校学生、行政机关对外地返乡民工实施的强制体检、隔离观察等。为此，被隔离人员在隔离期间产生的体检、饮食、住宿、通讯等费用，是因行政机关实施强制体检和隔离观察所产生的，属于特别负担，应当由国家财政支付补偿。
3、行政强制征用的费用补偿。在非典防治中，国家组织征用了部分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大量的胸科及传染科医务人员、医疗设施、病房等劳务和财产进行集中会诊与护理，这些强制征用行为客观上是要求被征用机关单位承受了特别负担，而这些公共负担因为国家的非典防治政策而无法通过以病人支付医疗费的方式获得等价的补偿。因而，根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国家应当在征用医疗机构及科研机构的劳务、设施和病房等时进行等价的金钱或物质补偿。基于同样的法理，国家行政机关在非典防治过程中对其他社会个人，如出租车司机，或企事业组织，如公交公司等实施行政征用行为时，也应当依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进行等价补偿。
4、公共管制的费用及损失补偿。实施非典防治对我国的经济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人员比较集中、流动性强的餐饮业、旅游业、交通业、娱乐业及大型商场的商业产生了巨大经济影响。这些行业的商业利润收入受到影响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广大消费者自行缩减消费行为；二是国家机关实施公共管制，如强行关闭大型商场等。来自前一方面的原因国家不应该承担补偿责任，但后一原因则是国家行政权干预的结果，企事业单位因国家强制措施而遭受的合法收益的损失，有权请求国家补偿。
5、非典防治非常开支的费用补偿。在非典的防治过程中，国家实施全民动员，要求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公民家庭都进行室内消毒通风等防护措施，全社会成员都因此而承受了非常规的额外开支。对于这部分非常规开支费用，基本上是全社会成员都有所付出的，行政权力和介入并没有产生公共负担不平等的问题，因而，国家可以不予以补偿。但是，对于因国家行政机关对个别单位和个人所提出其平等社会负担之外的特别负担而又不能根据前述情况进行补偿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依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进行适当的补偿。
6、对自愿性社会公益行为的补偿。在非典防治中，大量医务人员、科研人员及普通社会公民或组织，主动请缨支援抗击非典前线。对于这些可歌可泣的自愿性社会公益行为，国家在对他们进行奖励的同时，对他们因实施这些公益行为而遭受生命健康及财产损失，国家应当予以适当的补偿。
（二）非典防治中的行政赔偿范围。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国家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遭受的特别负担可以请求国家予以行政补偿。而在非典防治过程中，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以及行政公务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违法实施暴力等事实行为而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根据《国家赔偿法》请求国家行政赔偿。
1、对行政机关违法实施行政处罚产生损失的赔偿。在非典防治中，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及《应急条例》的规定，国家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等国家行政机关可以对违反疾病防治的行为实施行政罚款；各地公安机关或者工商管理部门可以对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欺骗消费者，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予以罚款等行政处罚。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对于上述行政机关实施的行政处罚，如果相对人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被复议机关或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或确认违法的，相对人因行政处罚而受到的合法权益损失可以请求国家进行行政赔偿。
2、对违法实施行政强制措施产生损失的赔偿。国家行政机关在非典防治中实施的强制隔离治疗、强制体检、隔离观察等强制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国家行政机关对哪些人可以实施强制措施、实施多久的强制措施、实施什么样的强制措施等都要有具体的条件、期限和种类限定。对于实施强制措施的对象错误、期限超期、种类不当等均属于违法的行政强制行为，这些违法行政强制措施对相对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造成损失时，相对人有权请求国家行政赔偿。
3、对违法行政征用行为产生损失的赔偿。在非典防治中，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征用部分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社会个人及企事业组织的劳务和财产时，也应当具备一定条件，并通过合法有效的程序进行。对于行政机关不具备条件而实施行政征用、征用违反法定步骤、方式、时限等均构成违法征用行为，这些违法行政征用行为一旦对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予以赔偿。
4、对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用过程中的事实行为造成损失的赔偿。非典防治行动中，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了部分紧急权力行为，事实证明，这些紧急权力行为及时阻止了非典的进一步蔓延。但是，由于我国现阶段行政执法人员文明执法观念不强，权力意识固化，在紧急处置权力行为的快速性、强制性及较大的随意性要求下，暴力执法行为不可避免。行政征用行为的行使也为部分政府部门乱集资、乱征用、乱滩派提供了可乘之机。相对人合法权益因这些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事实行为遭受损害时，可以请求国家行政赔偿。但公务人员的纯个人行为造成的损害，属于民事赔偿范畴。
三、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标准与形式
（一）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标准。
行政赔偿的标准是指国家向因违法行政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遭受合法权益损失的相对人支付行政赔偿费用的计算标准。从世界各国来看，发达国家大多建立了国家赔偿制度，其赔偿标准大致有惩罚性标准、补偿性标准、抚慰性标准几种。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财政状况都不如发达国家，国家赔偿也只能以保障受害人的生活和生存需要为限，根据这一原则，我国行政赔偿实行的是抚慰性标准。对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法行政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遭受财产利益损害时，有权获得与其所遭受实际损失额相当的金钱或物质赔偿；对于其人身自由受到违法限制的，可以获得按国家日平均工资计算的赔偿；对于因违法行政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遭受生命健康权损害的，受害人可以获得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补偿金、生活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金钱赔偿。非典防治中引起的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适用《国家赔偿法》的规定。
行政补偿的标准是指国家向因合法行政行为遭受合法权益损失的相对人支付行政补偿费用的计算标准。我国没有专门关于行政补偿制度的统一立法，行政补偿的标准按不同的行政补偿类型规定在一系列单行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对于卫生行政补偿制度，在《传染病防治法》、《实施办法》及《应急条例》中均没有具体的规定。笔者认为，在卫生行政补偿实践中，国家行政机关应当依据公共负担平等原则，参照国家赔偿的计算标准，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合法行政行为或因实施社会公益行为而承受的特别额外负担进行适当的抚慰性补偿。
（二）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形式。
行政赔偿的方式是指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的具体形式。从国外行政赔偿制度来看，行政赔偿的方式则主要是金钱赔偿与恢复原状，并以金钱赔偿为主。我国《国家赔偿法》第25条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根据这一规定，在非典防治所引起的行政赔偿中，应当以金钱赔偿为主要方式，以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为补充。
关于卫生行政补偿的方式，我国没有具体统一的法律规定。从国外行政补偿制度来看，行政补偿的方式主要有金钱补偿、物质补偿、恢复原状等。我国行政补偿实践中，补偿方式有直接补偿与间接补偿两种，直接补偿方式主要有金钱补偿、返还财产、恢复原状等，通常是以行政机关向受损失的相对人支付补偿金为主要方式。间接补偿方式主要有：在人、财、物的调配上给予优惠，减、免税费，授予某种能给受损失人带来利益的特许权，给予额外的带薪休假、旅游和疗养，晋级晋职、加薪、安排就业、分配住房等。在非典防治过程中引起的行政补偿问题，补偿方式可以根据相对人所受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损失种类、程度及受损失人生活、生产所需，公平适当地采取上述补偿方式。
目前，我国部分地区政府部门出台了对在非典防治中作出重大贡献的医务人员、科研人员的行政补偿和奖励措施。对这些措施，我们应当辩证看待，一方面这些行政激励措施是实现社会公共负担平等原则的必要措施，有利于调动社会防治非典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作出重大贡献的人员予以奖励也不能违反社会公平公正原则。如有些地方政府出台政策，为非典防治作出重大贡献人员的子女提供特招就读重点中学、高考加分、免试入学等优惠政策，这是有违社会公平公正原则的，因为它违反了平等竞争入学原则，是以侵犯其他公民平等受教育权为代价的。因此，在非典引起的国家行政补偿与赔偿中，不能以侵犯其他社会主体平等享有的合法权益为代价。
四、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程序
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的程序有行政程序与司法程序之分，这里所讨论的非典防治中的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程序是指国家对合法权益受损的当事人实施行政补偿和赔偿的行政程序。不包含因行政机关拒绝予以补偿或、不予以恰当的补偿或赔偿时，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而进行的司法程序。行政程序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管理和服务活动过程中所遵循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以及相对人参与行政活动程序的总和，即行政主体及管理相对人实施、参与行政行为的空间与时间表现形式。”非典防治中引起的行政补偿与赔偿问题的行政程序与一般行政程序理论没有太多差异，本文仅简要探讨有关行政补偿与赔偿的请求人、被请求人及请求时效问题。
（一）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请求人。
非典防治中的行政补偿与赔偿请求人与前述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的范围有紧密联系。其中，行政补偿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因行政机关合法正当行使行政强制、行政征用等行为造成权益损害的相对人；另一类是在非典防治中，主动实施社会公益而遭受人身权、财产权损失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赔偿的请求人主要是在非典防治中，因违法行政强制、行政征用、行政处罚及行政事实行为遭受权益损失的相对人。行政实践中，存在着将行政补偿与赔偿请求人的范围等同为实际能够获得行政补偿或赔偿的主体的错误作法。应当指出，有权提出国家补偿或赔偿的请求人比实际能够获得国家补偿与赔偿的主体范围大得多，行政补偿或赔偿义务机关不能对行政补偿和赔偿请求人实施不当的限制。
（二）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被请求人。
根据行政补偿和行政赔偿的一般原理，行政补偿的实施机关应当是具体行政行为实施机关，或国家法律规定的，负责对实施了社会公益行为而遭受权益损失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进行补偿的行政机关实施，主要是当地民政部门。行政赔偿的赔偿义务机关则是实施违法具体行政行为或行政事实行为的公务人员所在机关。但在非典防治中，各地都依法成立了非典防治指挥部或非典防治中心。这些指挥部或防治中心是临时性的综合执法部门，可以依法集中行使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医疗保健机构的部分职权。在非典防治任务完成后，这些指挥部、防治中心都应当依法及时撤销。在各地各级指挥部、防治中心被撤销后，由其实施行政行为所导致的行政补偿或赔偿责任应当由承接其相应职权或职责的卫生行政部门、卫生防疫机构、医疗保健机构承担。
（三）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请求时效。
行政补偿和赔偿请求时效是相对人的行政程序权利，应当予以充分的保障。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请求国家赔偿的时效为两年，自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的行为被依法确认为违法之日起计算，但这羁押期间不计算在内。赔偿请求人在赔偿请求时效的最后6个月内，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时效中止。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赔偿请求时效期间继续计算。”因而，非典防治中因违法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引起的行政赔偿一般是在事后进行的，适用上述请求时效。
目前，我国还没有关于行政补偿的一般程序性规定，从行政补偿的实施过程来看，一般是由行政机关主动进行，而且只要不妨碍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征用等行为在紧急状态下的正常进行，行政机关应当在行政行为之前或同时进行补偿，当事人也可以积极主张。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补偿需要相对人申请为前提的，我们认为可以参照行政赔偿的时效规定。在相对人提出申请后，补偿义务机关应当立即进行条件审查并作出补偿与否的决定。
五、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赔偿的司法救济
对于非典防治中行政补偿与行政赔偿引起的行政纠纷产生的诉讼问题，与一般的行政诉讼实践差异不大，但针对非典防治这一具体问题，有必要将以下问题予以简要说明。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9
关键词 责任保险；大规模侵权；救济方式
一、问题的提出及文献综述
现代社会体现出社会交往的广泛性和高频率性，其显著特征是在生产、销售与消费领域，大规模重复以满足生产和社会需求的根本所需，由此带来经济纠纷的复杂性和频繁性，群体性纠纷由此而伴生。在这些纠纷中，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给大量的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称之为“大规模侵权”
在我们的社会中存在“受害人有权向加害人要求赔偿”这样一个公平信念。这个信念符合企业责任或资源配置理论的观点，该理论的观点是“行为者应当负担成本”、“只有在行业能承担损害结果时，竞争才可能是公平的”，因此，毋庸置疑受害人的损失应当由行为者和企业承担。但在大规模侵权中，仅存在由“加害人承担损失”的救济方式有可能产生如下矛盾：(1)大规模侵权往往伴随巨额索赔，加害人是否都有经济能力独立承担受害人的全部损失；(2)企业在承担了损害结果之后，是否会通过涨价的方式将损失转嫁于消费者；(3)企业是否应该承担非因完全自身行为导致的侵权损失，如“三鹿奶粉事件”中的销售商等。
上述矛盾的存在让我们希望寻求更好承担大规模侵权的损害赔偿方式。事实上，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侵权法领域的视角也在不断发生变化，认识到侵权事件中仅由“加害人承担损失”是一种狭隘的思想，因为这样的救济方式有可能会导致“受害人承担损失”的最终结果。因此，侵权领域新的救济方式――责任保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即不再将侵权事件看成是一种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而是将它看成一种社会风险，利用商业保险互、科学性的特征来分担大规模侵权带来的损害。
对于责任保险在大规模侵权中的运用，国内外学者存在不同的观点：中国人民大学朱岩(2006)提出保险作为大规模侵权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原因是大规模侵权案件往往产生巨额的赔偿费。中国社科院邹海林(1999)认为责任保险有助于消除被保险人承担的经济上的损失危险，但其还有一个主要的益处，即责任保险可以使被保险人免受因必须抗辩受害人提出的各种形式的索赔而不得不承受的紧张、不便和劳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范冰清、樊新红(2005)认为随着现代损害事故发生的频繁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侵权法所要求的加害人自行承担赔偿责任的局限性日益明显，为了分散风险，责任保险得到了发展的空间。美国学者LouisKaplow和StevenShavell(2007)指出即使加害人通过责任保险得到了完全的保险项目，但是惩罚不会因此而完全解除。因为在非相互性情况下，潜在的加害人受制于严格责任原则而非过错责任原则，其将支付更高的保险费。
从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知道，责任保险作为大规模侵权责任的承担者，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责任保险能否及如何作为大规模侵权责任的承担者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因为责任保险的经营主体――商业保险公司作为盈利机构，不可能承担大规模侵权引起的精神索赔和惩罚性赔偿，大规模侵权是否符合保险的可保条件?与其他救济方式相比，责任保险的优势在什么地方?责任保险在大规模侵权中如何具体运用?
二、与其他救济方式相比，责任保险作为大规模侵权承担者的优势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依法应负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保险业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责任保险的发展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法律制度走向完善的结果，它体现了更强的社会属性。在大规模侵权发生后，对受害人的损失进行的救济方式有由加害人赔偿、政府救济、社会保险等。与这些救济方式相比，责任保险有哪些优势呢?
(一)责任保险让大规模侵权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分散风险
大规模侵权通过责任保险来分散风险，是将侵权责任从原来的个人或团体责任转化成了社会责任。其原理是潜在的加害人通过交纳少量的保险费(不过分加重个人或企业财务负担的形式)，将有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权责任导致巨额索赔的风险转嫁给保险人，保险人将少数实际发生大规模侵权导致赔偿的损失在所有参加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之间分摊。这种风险的分散不再局限于一个地区，保险人可以通过共保或再保险的方式由全国甚至国际保险市场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二)责任保险能够为在大规模侵权中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的受害者提供最直接的经济保障
1 对受害人的及时赔偿。大规模侵权发生后，往往涉及到复杂的取证和诉讼，对受害人而言，最需要的是及时的经济赔偿，责任保险可以做到这一点。只要证明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即使保险双方在赔偿的细节上有争议，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应在60日内做出最低金额的赔付。
2 对受害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在赔偿金额方面，由于法律对于损害赔偿设有一定金额的最高限制，或由于赔偿责任范围可以预计，因而潜在的加害人可通过商品的价格机能向责任保险制度予以分散，设计加害人免于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受害人得到充分保障的保险责任及责任限额。即使大规模侵权发生之后，加害人赔偿能力有限甚至无力赔偿，受害人的经济赔偿权益可以得到充分保障。
3，法律保障受害人直接得到保险人的经济赔偿。根据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具有索赔权的是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在责任保险合同关系中，受害人既不是被保险人也不是受益人，无权直接得到保险人的赔偿。但责任保险中第三者在《保险法》第50条的规定比较特殊：“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意思是即使有其他救济措施或加害人希望得到保险金(因为加害人是投保人及被保险人)，保险人可以直接赔偿给第三者，体现了责任保险保护第三者即受害人的利益的特点。
三、大规模侵权的可保性分析
大规模侵权作为一种风险能否通过保险的方式承担，首先要分析其是否具备可保风险的条件。风险管理的方式很多，保险是风险管理中财务转移的一种方式，保险本身不能消灭或改变风险，但风险一旦发生，保险可以通过其经济保障功能使被保险人在财务上得到补偿。是否所有的风险都可以通过交纳保险费的方式转移至保险呢?答案是否定的。一般认为，理想的可保风险应当具备6个条件：(1)应当是只有损失机会，没有获利可能的纯粹风险；(2)风险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时间、原因和结果是不确定的；(3)风险发生导致的损失概率是可以测量的；(4)风险应使大量标的均有遭受损失的可能；(5)风险应有导致重大损失的可能，即经济上的可行性；(6)风险不能使大多数的保险对象同时遭受损
失，即特大灾难不会发生。
大规模侵权由于其发生具有突发性的特点，而且每次发生侵权的原因有差异，所以要从精算角度测量其损失概率及频率、最大损失非常困难，因此可保风险第(3)条件大规模侵权是不符合的。大规模侵权发生的频率比较小，但往往损失的严重程度很大，可能发生的损失大到足以使承担损失的人感到无法承受时，所以大规模侵权投保是经济的。但是由于大规模侵权事件一旦发生造成的损失非常巨大，所以往往保险费比较高，对许多人来说经济负担是很重的，这又与可保风险第(4)条件不太相符。同时大规模侵权的发生具有破坏性和影响范围大等特征，一旦发生会造成多数保险标的同时受损，与上述第(6)条件也是相违背的。对照上述6个理想可保风险条件，我们可以看到大规模侵权并不完全满足可保风险的理想条件，所以在保险市场专门承保大规模侵权的保险产品比较少。但随着保险业的发展和创新，理想可保风险的条件在逐渐弱化，只要在承保时进行严格的风险控制，大规模侵权可以成为保险的保障对象，成为保险业务新的增长点。同时全社会承担风险的机制正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从全球灾难事故承担损失的统计数据看，由保险业承担的比例国际平均水平达到30％，而我国只有5％。无论从保险业创新发展还是保险企业社会责任的承担，我国保险业都应该关注和研究大规模侵权通过保险转嫁其风险的理论及实践可能性。
四、责任保险在大规模侵权中的具体运用
(一)责任保险仅承保大规模侵权中非故意的侵权责任
1 在大规模侵权中只有民事责任才可以成为责任保险的标的，而加害人致人损害或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责任保险不提供保障。同时责任保险不承担民事责任中的非损害赔偿责任，例如，被保险人致人损害而应当承担的赔礼道歉的民事责任。
2 责任保险人承担非故意侵权的民事责任。从前文理想可保风险的第(2)条件我们知道，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即风险是否发生，以及发生的时间、原因和结果是不确定的，不能是故意行为导致的事故损失。在大规模侵权中，加害人故意造成的风险属于道德风险，不在责任保险人承保的范围内。
3 责任保险人承保大规模侵权责任的对象和范围。在大规模侵权中，对于加害人而言，任何确定双方当事人关系的法律或法律原则都可以成为加害人索赔的法律基础，因此其承保的对象是可能面临大规模侵权的政府、企业、事业单位，他们面临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教学活动发生损害而引起的赔偿责任，包括产品责任、公众责任、雇主责任、职业责任、环境责任、汽车责任等等。个人也面临其个人行为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包括住宅责任、对未成年人的监管责任等，但相对涉及大规模侵权的概率相对较小。
(二)责任保险为大规模侵权提供的保障程度分析
由于法律对于损害赔偿设有一定金额的最高限制，从最大程度保护加害人利益的角度，赔偿责任范围可以预计到加害人承担责任的最高额度。但这在实践中是不可能达到的，原因是：(1)根据保险精算原理，保险人在经济上承担的保障程度(责任保险以责任限额来表示)越高，投保人需要交纳的保险费也越高，当保险费高到潜在加害人经济负担太重时，他就不一定会选择参加保险，而是选择其他的风险管理方式，如自留风险设立专项基金或采取预防抑制措施等。(2)保险人也不可能完全根据潜在加害人的最高赔偿额度设计责任限额。因为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公司对每一危险单位，即对一次保险事故可能造成的最大损失范围所承担的责任，不得超过其实有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的百分之十；超过的部分，应当办理再保险。”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保守估计其损失金额已达7亿元人民币，按照上述条件，能具有承保该侵权事件的财险公司资本金加公积金总和必须超过70亿人民币或办理再保险。而按《保险法》规定：“设立保险公司，其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人民币二亿元。”目前国内并不是所有的财险公司都具备承保大规模侵权的能力。
在责任保险中，一般约定有每次责任事故的赔偿限额或者保险期内的累计赔偿限额。即假如在保险期内发生一次事故，保险人赔偿的保险金以合同约定的每次赔偿限额为限；发生多次事故，以合同约定的最高赔偿限额为限。对大规模侵权而言，建议设计每次事故的赔偿限额即可。因为大规模侵权与一般侵权事件相比，发生的频率低而损失金额巨大。责任保险保单累计赔偿限额设计的金额一般是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的5倍左右，如果按照这样的设计原理，将每次事故赔偿限额设计的高，累计赔偿限额会更高，被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费高；如将每次事故赔偿限额设计的低，对被保险人的保障程度又不足。虽然责任保险可以解决大规模侵权中的经济赔偿风险，但赔偿受到合同中规定的每次赔偿限额和累计赔偿限额的限制。
(三)发生保险竞合情况下的赔偿处理
大规模侵权发生之后，往往涉及到复杂的赔偿关系，即使在保险领域(包括社会保险)，都有可能发生多家公司(局)以不同的险种承保的情形，这种情况我们称为保险竞合。保险竞合是指当同一保险事故发生导致同一保险标的受损时，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保险人对此均应承担保险责任。产生的原因是由于保险条款及险种在承保标的及风险上的交叉以及被保险人在特定情形上身份的重叠。可能产生保险竞合的情形包括：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普及性已经相当高，尤其是大型企业)和责任保险之间；人身保险与责任保险之间；责任保险各险种之间。在保险实践中，校方责任与学生平安保险、旅客法定责任保险与航空人身意外保险、工伤保险与雇主责任保险、公众责任与雇主责任保险之间都会存在许多业务交叉、责任交叉的问题。
目前我国《保险法》还没有对保险竞合做出任何规定，包括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发生竞合，实务中都是由社会保险先赔偿，但其法律和理论依据却没有明确的规定。从国外对保险竞合的处理来看，保险人是通过下列保险条款来确定竞合情况下的责任分配原则：(1)溢额保险条款；(2)不负责任条款；(3)比例分摊条款。虽然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还没有做出相关规定，但可以通过双方约定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在保险单上，以更好地处理保险竞合的问题。
五、结语
1 责任保险应该成为大规模侵权重要的救济方式之一，由于责任保险自身的科学性与互，可以将潜在加害人不确定的风险转化为事前固定小额的保费支出，减轻了潜在加害人的精神焦虑及可能产生的巨额索赔。对受害人而言，责任保险充分的经济保障及快速的赔偿能够使其损失降到最低，将增强其恢复生产及流通的能力。从社会的角度看，由于责任保险的介入，将减少加害人与受害人之间的纠纷及诉讼，从而可以降低整个社会的成本。
企业征地赔偿条例篇10
被告：增城市人民政府、增城市镇龙镇人民政府。
原告增城市镇龙汇丰水泥厂下称水泥厂系私营合伙企业，于1993年开始筹建。1994年1月24日，增城市乡镇企业经济管理委员会作出增乡企委19945号《关于兴建增城市镇龙汇丰水泥厂的立项报告和可行性报告的批复》，同意在镇龙镇镇龙村屋吓牛春岭土名联户兴建水泥厂。同年2月3日，水泥厂经增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取了增私执工字125—411号《营业执照》。同年2月24日取得增城市国土局增国土94用地字21号《广州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并获得增城市政府环保部门“同意定址建设”的批准。在未领取建设许可证的情况下，水泥厂对土地进行了“三通一平”，支付了征地补偿费、办证费和设备购置费，同时建办公楼。1994年4月，增城市政府领导到镇龙镇检查工作时发现水泥厂在广汕公路旁施工。从该市今后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和产业布局考虑，在广汕公路两旁不宜兴办水泥厂等有污染的项目。为此，增城市政府多次责成镇龙镇政府通知水泥厂停工。水泥厂6月28日停工。停工后，增城市及镇龙镇政府未及时进行处理。水泥厂多次与镇政府商谈并到增城市政府上访。期间，镇政府多次作专题报告给增城市政府，增城市政府亦没有及时作出处理。1995年5月24日，增城市政府的领导和市乡企局等部门及水泥厂部分股东开会，会议就水泥厂停建后的处理形成会议纪要：一、同意汇丰水泥厂搬迁到派潭镇找一个适当地点兴办。二、适当补偿该厂因搬迁造成的经济损失；三、汇丰水泥厂应抓紧搬迁，尽快建成投产。后由于水泥厂与镇龙镇政府对原厂址土地和建筑物如何处理等问题不能协商一致，致使会议纪要没有落实。增城市人民政府、镇龙镇人民政府未就补偿安置问题作出任何处理决定。1997年4月10日水泥厂向一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行政赔偿。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原告兴建厂房，经向有关部门办理有关手续，是合法建设，唯其中基建部分因未取得建筑许可证便施工，属违法建筑不予保护。两被告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和产业布局需要为由决定原告搬迁厂房，应当对原告损失给予赔偿，并对拖延不及时作出停建后的处理所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因此，作出判决：一、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251061.48元。二、原告增城市镇龙汇丰水泥厂原征用、租用的土地及购置的设备全部归两被告所有。被告增城市政府、镇龙镇政府不服提起上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笔者认为，该案一、二审法院作出判决正确，对行政行为进行了有效的监督，保护了合法权益，体现了司法公正。
第一、本案被告的行政行为是存在的。该行政行为是一个集合体，包括三方面内容：责令水泥厂停建并行搬迁和行政不作为，对于本案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的分析判断有其特殊性。被告作出令原告搬迁的决定的理由是水泥厂影响增城市今后经济发展的整体规划和产业布局。案件证据材料反映出这一理由是成立的。既然如此，那么对于被告作出的搬迁决定，原告应当服从。事实上本案原告也是服从这一决定的。但由于原告在兴建水泥厂过程中，是依法律规定办理有关手续的，原告的行为也是合法的。因此，政府在决定要原告搬迁水泥厂时，应当对如何搬迁和因搬迁而发生的法律事宜妥为处理，既保证政府的决定得以落实，又能使原告因搬迁产生的安置、补偿等问题得以合理解决。处理搬迁的有效事宜的职责由被告承担。但两被告拖延不予处理，这在行政法上称之为行政不作为行为。
第二、原告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增城市镇龙汇丰水泥厂在增城市镇龙镇镇龙村屋吓牛春岭土名兴建水泥厂经增城市乡镇企业经济管理委员会批准同意。增城市政府所属的环保部门亦同意定址建厂。1994年2月3日经增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领取了增私执工字125—411号《营业执照》。同年2月24日取得增城市国土局增国土94用地字21号《广州市建设用地许可证》。因此，该厂筹备建厂手续基本齐备。尔后，被上诉人对土地“三通—平”，支付了征地补偿费、设备购置费等。原告所做的这一系列工作都是按法律规定进行的，是合法的行为。被告作出令其搬迁的决定，通知其停止施工。原告为建厂所付出的费用无疑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失。两被告在决定原告搬迁厂房后，本应尽快就补偿安置等事宜作出妥善处理，以避免损失的扩大。遗憾的是被告不及时作处理，原告多次催促仍不作为，直至1995年5月24日，被告增城市的领导才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及原告各股东开会研究该厂搬迁有关事宜，作出19957号《市长办公会议纪要》。但后来该会议纪要亦没有落实实施，以致造成原告经济损失扩大，原告损失的数额有支付的征地及青苗补偿费、购置设备费机器损坏、办公费等，经广东科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共计1251061.48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