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1
论文关键词：行政调解消费者制度
一、消费者行政调解概述
鼓励调解是我国民事争讼制度的中国特色之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民众基础。弘扬调解文化、扩大调解范围、提高调解成功率对于公平地化解消费纠纷、构建和谐消费环境、树立和谐工商的新形象，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大意义。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的一种方法。行政调解的正当性来源于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申诉权。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属于本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所以，笔者将消费纠纷的行政调解定义为指行政机关根据消费者的申诉，在自己职责范围内，依法对消费纠纷进行调解。??
消费者行政调解是一种被动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说行政机关不能根据自己的管辖权主动对消费争议进行管辖，而应该由消费争议双方其中一方提出要求，行政调解才可以启动。对于消费争议属于行政调解的管辖范围的应该进行审理，如果超出管辖范围或者无法进行管辖的情况一般就应该拒绝进行审理。
消费者行政调解中必然拥有调解的一些共性：首先，消费者行政调解制度是一种调解制度，应当与一般的调解制度一样，遵循自愿为首，劝说教育为主。当事人不愿意或者不接受行政调解的时候不应当强制性实行行政调解；其次，消费者行政调解的行政性。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项职责，行政调解其行政性十分明显，行政调解的调解人一般为工商管理机构，其中调解人员为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执行消费争议调解的要点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执行消费争议调解的主要部门承载着消费争议行政调解的主要责任，为了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提高行政调解成功率，应该在平时工作过程中与执行消费争议调解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提高消费者的行政调解意识。提高消费者的行政调解意识，并充分的激活消费纠纷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的潜意识。近年来，随着广大消费者与经营者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随着市场主体交易方式和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消费纠纷案件的调解难度加大了。从而使得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消费争议过程中缺乏专业性，使得行政调解的作用弱化。是以，要加大行政调解的知识普及，让消费者发生争议之时多使用行政调解为其获得良好的
2．在调查阶段需要做到事实清楚。消费争议行政调解的调查阶段是行政调解的基础，所以在调查阶段需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查明基本事实、分清基本是非，厘清消费者与经营者对抗的重点事实，通过与双方互相的沟通获得案件事实的同时需要突破双方当时人的局限性，认清事件中的根本事实。并且在调查消费争议案件中应该要充分的发扬认真细致的精神，通过耐心的调查将事实完全实施调查清楚。
3．明确调解优先、公正调解、尊重自愿、案结事了的行政调解基本理念。调解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化解纠纷的手段。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持调解时要切实把调解活动建立在合法、自愿的基础之上，严格恪守法律、行政法规与公序良俗设置的法律与道德底线，要避免粗暴生硬的强制调解现象，力戒简单、急躁、压制的调解方式，预防久调不决的现象。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鼓励行政调解能手脱颖而出的同时，要避免形而上学地为工作人员设定不切实际的调解成功率和调解指标。
4．调解过程中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在消费者行政调解过程中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同时也要注重加强说服教育的成果。调解在法律中作为一种由对抗走向合作的方式在消费争议中应该受到很大的重视。现阶段普遍的消费者调解，消费者与经营者各执己见的情况非常普遍。在双方当事人“针尖对麦芒”的对抗过程中，很难产生调解的结果。在双方的调解方案非常接近的情况下，也可能由于一方固执己见而导致功亏一篑。因此，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教育经营者领悟到市场有眼睛、法律有牙齿的硬道理，领悟到自觉承担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聪明的企业家占领市场份额的经营方略。实际上，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经营者通过握手言和化解纠纷，都可以避免法院诉讼的裁判风险和执行风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既需要施展自己的调解智慧，也不能仅仅依靠法律，应从法律与情绪两个方面着手，多方面为实行调解努力。
5．在调解过程中需要采取和适合的调解技术。在消费争议行政调解过程中要因案制宜地采取不同的调解手段。因此，除非双方当事人执意反对，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调解案件时应当尽量采取“背靠背”的调解方式，逐一征求各方当事人的调解方案，并说服各方当事人换位思考，进一步考虑到自己面临的法律风险，包括不利的证据和法律依据，进而降低自己的调解期待。在双方当事人都能降低自己利益诉求的情况下，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主持双方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就有利于提高调解的成功率。
三、我国现阶段消费争议中行政调解的问题
行政调解制度作为解决消费争议的重要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行政调解制度对于解决消费争议并没有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是由于一些问题制约着行政调解制度在消费争议的影响力，这些制约消费争议行政调解作用的原因主要体现在：
1．消费争议行政调解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缺乏的是实体与程序双方面的法律规定。实体法律方面，我国并没有在法律中明确规定消费者争议的行政调解制度的具体事项，仅仅规定了行政单位的调解权利。从而造成了行政机关人员经常消费争议调解与消费争议执行分辨不清，将调解与执行程序搞混。在消费调解过程中强制将消费争议进行调节，不管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愿；程序方面，在实行行政调解的时候缺乏法律规定的统一调解程序，造成各个地区的调整程序不一，使得行政调解缺乏规范性，影响了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行。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行。行政调解制度的实行。
2．缺乏统一的消费争议受理的行政机关，职责范围不清。我国并没有规定或者传统的受理行政机关，具体执行中获得消费争议行政调解权的有以下几个单位：工商部门、政府部门、食品质量检测部门等等，根据消费争议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行政调解部门。这种分散的受理行政调解制度的关系虽然有助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实施自身职责，但是也造成了以下问题：（1）缺乏效率。由于各个部门将消费者行政调解分散，是以无法将消费者行政调解集中处理，进而造成行政调解缺乏足够的效率性；（2）无明确的争议归属规定。法律上以及规定上并没有明确的消费者行政调解应该归哪一个政府部门管辖的明确规定，这容易造成政府管理部门之间相互推脱，进而无法保证及时处理消费争议事件。
四、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制度设立
为了完善消费争议中的行政调解状况，解决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中的问题，笔者提出以下的消费争议的行政调解改革方案：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2
【关键词】消费纠纷；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裁决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3-085-02
消费纠纷是发生在消费领域内，产生于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于所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所提供的服务而出现的权利义务纠纷。或者说是“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发生的与消费权益有关的争议”。从消费关系的内在机制上看，它发生于消费者与经营者这一对矛盾体之间。比起实体法制制度，消费者保护领域中救济程序显得更为重要，建立完善的消费纠纷解决体系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关键所在。
一、消费纠纷的特点
消费纠纷是指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过程中与经营者发生的消费权益争议。与一般的民事纠纷相比，消费纠纷具有不同的特点：
（一）主体地位不平等
在性质上，消费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在纠纷中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然而，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与经营者相比，无论在交易过程中还是在对纠纷处理过程中，都不可能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消费者是分散的个体，与具有强大经济力量的生产经营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要公平解决消费纠纷，使双方地位真正平等，这就要求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要倾向于照顾弱者的利益，减轻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之间的不平等的现实状况。
（二）消费纠纷的诉讼标的额相对较小
纠纷的标的额相对较小是由于消费纠纷大多发生在消费者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过程中。消费纠纷相对于经济活动中的其他交易，规模一般较小，这就决定了消费者在消费交易中所受到的侵害，如果单纯以金钱衡量，往往不是一个较大的数额。如果因此发生纠纷并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加以解决，诉讼时间冗长、诉讼成本过高，会使消费者得不偿失。
（三）纠纷涉及多领域
以往的消费纠纷主要倾向于产品问题的，随着经济发展，消费方式的转变和消费结构的调整，服务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消费者对服务领域的需求日益提升，服务消费正逐渐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消费纠纷可能发生在购物、医疗、旅游、教育、银行、通讯、保险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消费纠纷越来越具有涉及的领域广、种类多、频发性等特征。消费纠纷涉及多个部门，需要各主管部门分工协作，共同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四）群体性投诉增多，纠纷规模以及造成的社会影响扩大
由于消费能力的提高，同一产品、服务可能涉及国内外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因此也使得群体性投诉增加。特别是在食品、家电、公共服务等民生密切相关的领域，消费纠纷日益向着广泛性、群体性的方向发展。如三聚氰胺事件、劣质奶粉事件等等，涉及全国众多消费者，造成的社会影响也远远超过了以往的消费纠纷。
二、我国消费纠纷解决制度存在的困境
尽管现行的消费救济手段已呈现出多元化方式，消费者可以根据所遇纠纷的不同情况选择不同的解决机制。但总体来讲救济途径的实际运行渠道仍不够通畅，消费者维权路径繁琐，成本高，程序实际效果偏弱，具体表现为：
（一）协商难以成为消费纠纷解决的主渠道
消费纠纷本身的对抗性决定了协商解决消费争议的低效率。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阶段，信用缺失问题突出，经营者拒绝和消费者达成和解协议，那么这种解决方式在程序上的发挥空间有限，和解与否主动权主要在经营者手中，经营者会视利益大小而动，消费者没有应对的助力。因此和解往往难以成功，不可能成为消费争议解决的主渠道。在解决方式上也无法进行制度化推广，协商达成的协议没有法律强制性的保障，经营者很难妥协，就算达成和解协议也难以得到实际践行。
（二）就消费者协会的调解而言
由于消费者协会在社会上形成了较大的影响力和威信，经营者一般会认真对待消费者协会的调解。尽管许多消费者更愿意寻求消费者协会帮助，调解需遵循自愿的原则，而消费争议双方往往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中，难以达成调解的协议，只要一方不同意进行调解，那么所有的调解努力都将付之东流。但消费者协会不具备强制经营者进入交涉活动的力量，消费者协会主持达成的协议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一旦经营者或消费者翻悔，调解便会失去意义，所以消费者协会的调解没有形成法律认可的实效。
（三）就仲裁而言，消费纠纷作为一种特殊的争议，它并不适合通过仲裁解决
首先，消费合同往往属于即时结清合同，没有仲裁协议，因此不可能进行仲裁；其次，仲裁法规定的仲裁程序复杂，而消费争议往往需要及时解决；再次，仲裁收费不菲，而消费争议标的一般较小，这样一方面消费者不愿意将争议提交仲裁，另一方面有些仲裁机构不愿受理。实际上，仲裁作为一种消费纠纷的解决方式，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极少有消费者和经营者将消费争议提交到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
（四）消费纠纷是一种社会纠纷
民事诉讼作为解决纠纷的最后途径，毋庸置疑也成为了消费者的最终选择。但诉讼机制具有严格的程序要求，它的低效率和高成本的特点，对解决数额小、案情简单，但专门性强、种类繁多的消费纠纷来说，是不相适应和不能匹配的，这就很难给消费者带来经济效益。在普通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的具有平等的诉讼地位和平等的诉讼权利，而消费纠纷中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力量是不均衡、不对称的，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因此经营者、生产者利用自己在经济上的实力和获取信息上的优势，使得消费者没有时间和金钱
总之，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多元化的消费解决机制，但并没有建立起高效率、低成本、快捷、便利的消费纠纷解决途径。我们应该在完善当前的消费争议的解决机制的基础之上，要突出行政申诉途径的重要地位，发挥行政裁决的优势，将其作为消费争议解决的主要机制，以保障消费纠纷的高效解决。
三、行政裁决制度解决消费纠纷
（一）行政裁决解决消费纠纷的可行性和可能性
行政裁决是行政主体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行政管理活动相关的特定民事纠纷进行审查并做出裁断的行政行为。
1行政裁决具有充分的能力来解决消费的纠纷。行政裁决具有行政性及政策相关性的特点，同时行政裁决具有程序的灵活性、成本的低廉性、专业性等优势。从消费者维权的角度来看，与申诉的机制解决消费纠纷相比较，协商、调解等解决途径虽然一样具有高效、快捷、经济的优势，但行政裁决相比其他途径更加正规和权威，行政程序相关的规定保证了行政申诉处理的权威性和可信性，对于消费者而已具有更强的可靠性，做出的裁决结果更具有执行力和公信力。
2行政机关具有充分处理消费诉讼的潜力。在大力提高有关行政机关工作效率的前提方面，消费纠纷的行政解决机制将发挥其巨大作用。行政机关能够运用公权力把纠纷的事先预防与纠纷的事后处理结合起来，通过建立合理的机制和程序，将积极发挥行政作用与中立的解决纠纷结合起来，以此来解决个案纠纷。如通过消费者的投诉，工商管理部门能够利用强制的执行力，及时有效的处罚那些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商家，保护被侵权的消费者。与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其他途径相比，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裁决权处理纠纷和消费争议，更高效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
3现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履行解决消费纠纷、行政调解职能是可行的。对于属于工商行政管理职能范畴并且调解期限已满仍未达成调解协议的案件，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进行行政裁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综合部门，对于涉及商品或服务的一般性消费纠纷均可以向其提出申诉。法律应赋予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相应的行政裁决权。
（二）行政裁决应遵循的原则
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制度作为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应符合最低限度的自然公正要求，以保证行政裁决结果的有效性和公证性，行政机关在行政裁决程序中至少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合法原则，这是行政裁决必须遵循的基础性原则，要求针对消费纠纷的行政裁决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这既包括适用的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实体性法律，也包括有关行政裁决的程序性法律；2.公开原则。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必须符合公开原则的要求，将整个过程都向社会公众公开，应该向社会公开其做出行政裁决的依据、过程及结果，并且允许旁听及监督。3.参与原则。即消费纠纷行政裁决应在争议双方的参与下进行裁决，通过听取直接当事人的称述和申辩、双方的质证、辩驳等制度，查明争议的事实真相。4.中立原则。即按照自然公正原则的要求，中立的对消费纠纷进行裁决，不得出现歧视或者偏差。当裁决执法人员与裁决的争议当事人存在着利害关系时，应该实行回避。
（三）行政裁决的救济程序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3
[关键词]冲动性购买；参照群体建议；参照群体人数；规范性评估
[中图分类号]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10)03-0084-06
冲动性购买行为在一般消费者的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有偶尔因为冲动而从事购买的行为，并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相信其发生频率有越来越高的趋势。
近年来学者研究的重点在于消费者个人特质因素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如冲动性购买特质、自我控制、价值观等因素。相比之下，关于人际因素对于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影响的研究比较不受重视。学者们对于人际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际因素如何影响消费者购买决策的领域，也有一些学者分析了社会人际关系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关系，比如Fisher&price(1992)曾指出，社会能见度及高层群体都会影响规范性评估，林玉芳(2001)也认为社会化的背景因素对个体的冲动性购买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不过总的来说把人际因素和冲动性购买行为结合分析的研究还比较少。但在现实生活中，消费者结伴逛街购物的比例很高，在购物过程中与购物陪伴者也有着频繁而密切的互动，这些都可以显示出购物时的陪伴者对于消费者的冲动性购买行为可能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有关数据资料，中国消费者属于冲动性购物群。在所有消费行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冲动性购物。面对如此庞大的冲动性购物群，而关于我国冲动性购买的研究尤其是有人陪伴下的参照群体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还很少，因此探讨参照群体的人数和建议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就很有必要。
一、文献综述
(一)冲动性购买行为定义
目前，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定义虽然还没有统一的界定，但学者们都倾向于认为：冲动性购买行为是消费者在特定环境所激发的动机和强烈情感的作用下放弃自我控制所实施的未经深思熟虑且无先期计划的购买行为。
(二)规范性评估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关系
过去的许多购买行为研究发现，有许多高购买倾向的消费者，并不会在每次的购物需求出现时都立刻产生购买行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存在某因素“阻扰”了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的执行。在Hoch＆Loewenstein看来，这中间的阻扰因素有可能是消费者的经济状态、时间压力、参照群体等。Rook&Fisher(1995)则进一步指出在这之中的缓冲变量为个人的规范性评估，这两位学者定义规范性评估为：在特定情境之下，消费者评估其购买行为是否适当的过程。他们将消费者的情绪好坏、个人的经济状况和社会道德规范，通通归为一个因素，就是所谓的规范性评估。并且他们通过研究发现，规范性评估会在消费者冲动性特质和冲动性购买行为之间起中介变量的作用。
消费者在购买前会透过规范性评估，作出此次购买好与坏的评断，这个评价将会影响到后续的实际购买行为。在这之中个人会依据不同的情境引发不同的评估。如果认为是可以被接受的行为，就会产生一个正向的规范性评估进而对购买行为产生正面的影响。如果认为是不被允许的行为，就会产生了负向的规范性评估进而对其购买行为产生了负面的影响(减弱其行为的产生)。消费者对于购买行为的规范性评估影响消费者实际进行冲动性购买行为，让冲动性购买意图与冲动性购买行为之间产生了一个负向的减弱或正向的加强。
(三)参照群体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关系
参照群体是指能对某人的态度或行为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所有群体。这些影响既包括方向一致的，也包括方向不一致的。在消费者行为的研究中，最常见的参照群体是家人、朋友、同学和邻里等。一个人的行为会受参照群体所影响。
根据社会比较理论，人们有自我评估的基本需要，若缺乏客观的标准来评估自己的态度和行为，人就会借和社会关系的比较来作为评估标准。而在选择比较用的社会关系时，人们会寻求那些与自己高度相似的人。因此当消费者购物时身边有人陪同，这会影响到该消费者对于当下购物行为的规范性评估。并且随着参照群体人数的不同，消费者所感受到社会规范的压力也不同，因此内心所做出的规范性评估也会不同。因为冲动性购买行为一般给人较负面的感觉，因此若购买当时的参照群体人数越多，消费者会倾向于采纳他人的意见或是扮演他人所赋予的社会性角色。
在消费情境中，消费者以他人所给予的建议作为比较的标准。通过他人的建议可以了解自己对商品及营销场所的熟悉程度，可以了解自己看法与他人看法的异同，而以上比较的结果将作为购买决策的参考之一。并且购物伙伴在消费情境中所提供的建议，不只是作为消费者从事社会比较活动的标准，还有控制消费者知觉到的风险，降低情境模糊性的功能，帮助消费者判断购买决策的适当性。而在面临冲动性购买的抉择时，情境的模糊性与知觉到的风险可能更高，消费者可能更渴望、依赖朋别人所提供的建议的支持。所以他人的鼓励或阻止性建议对消费者冲动性购买行为有促进或抑制的效果。
二、概念框架和假设
(一)概念框架
本研究的研究框架如图2―1所示：
本研究主要探讨参照群体是否会透过规范性评估这个中介变量对冲动性购买行为产生调节作用。
(二)假设提出
1.规范性评估对冲动性购买行为影响
参照群体人数的不同，消费者所感受到社会规范的压力也不同，因此内心所做出的规范性评估也会不同。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1：参照群体人数的不同，会造成规范性评估的差异。
H2：参照群体人数的不同，会透过规范性评估来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购物伙伴在消费情境中所提供的建议，有降低消费者知觉到的风险，降低情境模糊性的功能，因为消费者在从事购买决策时，基本都会考虑购物伙伴的建议。购物伙伴的建议也可能透过规范性评估的中介对消费者造成影响。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3：参照群体鼓励的建议，会影响规范性评估。
H4：参照群体鼓励的建议，会透过规范性评估来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H5：参照群体阻止的建议，会影响规范性评估。
H6：参照群体阻止的建议，会透过规范性评估来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H7：参照群体中立的建议，会影响规范性评估。
H8：参照群体中立的建议，会透过规范性评估来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
三、研究方法
(一)被试选择
问卷从某高校的学生中收集，采用分层随机的方式选择被试。现场发放，现场收回，填答过程中有
(1)参照群体人数对规范性评估的影响
主要是讨论在不同人数之下的参照群体，是否会对规范性评估造成影响。所要验证的假说为H2。，参照群体人数对规范性评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从分析结果发现，不同人数下参照群体会影响规范性评估。其中一人时的参照群体的规范性评估较多人时参照群体的规范性评估为低，且达显著差异。
(2)参照群体的人数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主要讨论参照群体人数的不同，是否会对冲动性购买行为造成影响。验证的假说为H3。
①参照群体人数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检定参照群体人数的不同对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参照群体人数对于冲动性购买行为有显著的影响。
②规范性评估和冲动性购买行为的pearson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规范性评估和冲动性购买行为相关性达显著。
③协方差分析
从分析结果发现，不同人数的参照群体会透过规范性评估，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其中一人的参照群体的冲动性购买行为较多人的参照群体的冲动性购买行为程度为高，且达显著差异。
2.参照群体建议对规范性评估及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1)参照群体建议对规范性评估的影响
主要是讨论在参照群体的不同建议，是否会对冲动性购买行为造成影响。所要验证的假说为H4、H6和H8。
鼓励、阻止和中立的建议对规范性评估的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如下：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检定参照群体不同的建议对于规范性评估的影响，结果发现不同参照群体建议对于规范性评估有显著的影响。其中阻止的建议时规范性评估最大，鼓励时规范性评估最小。
(2)参照群体的不同建议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主要是讨论参照群体的不同建议，是否会对冲动性购买行为造成影响。所要验证的假说为：H5、H7和H9。
①参照群体的不同建议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经单因素方差分析检定参照群体的不同建议对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参照群体的不同建议对于冲动性购买行为有显著的影响。其中阻止的建议对冲动性购买行为有明显的负面效果。而鼓励和中立的建议对冲动性购买的作用相近，鼓励并没有明显的促进冲动性购买的效果。
②pearson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显示，规范性评估和冲动性购买行为相关性达显著。
③协方差分析
从分析结果发现，参照群体不同建议会透过规范性评估，影响冲动性购买行为。其中鼓励建议的冲动性购买行为较阻止建议和中立的冲动性购买行为程度为高，且达显著差异
五、结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根据上面的研究结果，归纳出本研究重要的结论：
1.参照群体的人数对规范性评估、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从分析结果得知，当购物时同行的人数较少，消费者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较低时，消费者对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规范性评估较偏向正面评估，进而使消费者较易去从事冲动性购买行为；反之，当购物时同行的人数较多，消费者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较高时，消费者对于冲动性购买行为的规范性评估较偏向负面评估，进而使消费者较不易去从事冲动性购买行为。
2.参照群体的建议对规范性评估、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
从分析结果得知，当参照群体提出鼓励的意见时，消费者对于冲动购买行为的规范性评估较偏向正面，当参照群体提出阻止的意见时，消费者对于冲动购买行为的规范性评估较偏向负面。其中阻止的建议对冲动性购买行为有明显的负面效果，而鼓励和中立的建议对冲动性购买的作用相近，鼓励相对于中立并没有明显的促进冲动性购买的效果。
(二)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问卷是采用情境模拟进行描述的，为的是让被试能够感同身受，为求受测者能感受到较逼真的情境，因此在叙述上较为仔细，但受测者可能会因为过长的叙述，产生不耐烦的情绪，而忽略了一些信息，因而影响了研究结果。本研究的另一项限制是，每个购买情境下的5个选项之间的差距并非是相等的，但为了使用更有检定力的统计方法进行研究分析，本研究只能假设此5个顺序选项之间的差距是相等的。还有就是本研究只以名牌休闲鞋作为研究用的购买对象。没有考虑其他商品类别对冲动性购买行为的影响。本研究的结果可能会因为不同产品类别的产品特性和产品用途、产品价格等因素的影响。
(三)未来的研究方向
受试者填写问卷时所发现的问题，就是在模拟情境所提供的选项不周延，不能穷尽购买者可能产生的所有选择。在问卷中引入了信用卡这种消费模式，没有考虑这种新的消费模式对冲动性购买的影响。因为包括信用卡、现金卡或是分期付款等在内的消费模式，可以实现实时享有产品，获得最大的满足。信用卡、现金卡和分期付款等的付费方式，有助于消费者从事冲动性购买行为，如此的消费模式让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常常会忽略未来的负担而增加购买。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可以加入这种影响因素的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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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4
王海等在《建议案》中提出，建议修改《消法》第32条，赋予消费者协会消费侵权诉讼的主体资格；建议在《消法》第六章中建立最低赔偿金制度，即在出现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后，侵权者向消费者的赔偿金额最低为500元，同时支付消费者的律师费用；建议在《消法》建立国家行政罚款分利制度，即行政机关将对不法经营者的行政罚款的50％作为补偿款支付给受害人或者举报人。
秦兵代表4人对这一建议案的相关情况作了解释。
秦兵在谈到提出这一《建议案》的原因时说，《消法》颁布10年来，在我国立法史上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界定了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区别，使得消费者的概念深入人心，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规则仍不完善，经营者恶意侵权的事件屡见不鲜，从维权实践来看，相关法规尚需规范和调整。
秦兵介绍说，由于经营者大都拥有单个消费者所不具备的强大的经济实力，而侵犯消费者权益案件往往又牵涉面广，通过政府建立的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惟一宗旨的社会组织，作为法律主体广大消费者进行诉讼具有天然优势，能够弥补单个消费者在信息、资源、知识上的弱势，维持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力量平衡。
秦兵用“东芝笔记本电脑索赔案”举例说，在美国，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因而日本东芝公司被迫提出和解，为美国消费者支付了10亿美元的赔偿金。而在中国，东芝公司的赔付总额却微乎其微。因为美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可以代表全体消费者出庭，一旦获胜，东芝公司将面临的很可能不仅是10个亿的赔款，因而东芝公司选择了庭外调解。而在中国，根据相关法律，消费者只能以个体身份出庭，就单个消费行为起诉，其结果就是每一个消费者要单独“挑战”东芝公司，其操作难度和实现可能性自然要大打折扣。
关于建立最低赔偿金制度，秦兵解释说，就是要抬高违法和侵权的成本。
生产、经营假货的根本动机在于获取暴利。而在诸多假货中，日常用品是最常见的领域。由于假货售价低，消费者用量大、人数多，造成了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成本较高，其结果是助长了假冒伪劣生产者的嚣张气焰。比方说，消费者购买了价值两元的冒牌牙刷，即使双倍索赔成功，愿意去索赔的消费者也不会多，这客观上助长了造假行为的盛行。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5
这份议案名为《关于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用两年国企利润向全民分红，发放四万亿“消费券”的议案》。
我为何主张发放四万亿“消费券”
“这个议案的受关注度特别高。我的微博开了一天就有5万多个粉丝的关注。大量的网友来问关于这四万亿消费券的事情。问的人太多了，后来我都不回了。”社会的反馈超乎王填的预料。
回忆起撰写这份议案的初衷，王填说，财政部公布的国企利润数据显示，全国国有企业2010年累计实现利润19870.6亿元，2011年22556.8亿元。他觉得央企国企的财富聚集太快，实力超常规得到增强，但是却没有向出资人分配利益。央企国企占有的资源是具有垄断性的，“我们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都在围绕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打转，为什么不能加一个更加积极的消费政策呢？”
王填在议案中提出，扩内需是2012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消费增长成为最关键的因素。民众的消费行为受到制约，并不是他们缺乏消费的意愿和需求，而是受制于消费的能力。这个时候，国家实施积极的消费政策，提高民众的消费“底气”，正当其时。他建议全国人大通过这一议案，将发放四万亿“消费券”的计划提升到国家政策和法律的高度，快速展开调查研究，并出台相关制度和法规，督促国家有关部门尽快让这一利国利民的举措付诸实施。
王填设想的具体操作方法是，由国家统一印制面值为50元、100元的消费券，分两年向全体中国公民发放，每年发放1500元/人。此消费券在使用时可以直接抵用人民币，均为一次性使用，不找零。为防止消费券变相转变为储蓄，防止将消费券变成第二人民币，对国家金融秩序产生干扰，可以由国家统一设置使用期限，使用期满后，规定在两个月内由商家收集好统一交到各地的中国人民银行领取相应的现金。此外，对消费券的使用要制定严厉的配套性法律，以规范消费券的使用。
发改委上门调研
出生在湖南湘乡的王填从1995年白手起家，创办了步步高（前身系湘潭开源商业有限责任公司），一直从事商业零售业务。如今他的步步高超市遍布湖南，并在江西等地开设分店。
王填之所以提出发放四万亿“消费券”的建议，与其所在行业不无关系。王填在议案中提到，2012年商务部数据显示，在元旦和春节集中的1月份，3000家重点零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仅为12.7%，远低于2011年全年的15.9%。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诸如家电下乡、以旧换新等刺激政策的陆续到期，相关产业陆续出现增长疲软的状况，“高开低走”轨迹非常明显。
2012年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召开之初，王填接受了媒体采访并提出了关于“发放四万亿消费券”的观点。第二天，随着报道公开，这个消息传到了国家发改委一位副主任的耳朵里。
王填回忆，当时国家发改委综合司的一位副司长和几位工作人员来到他的驻地。“他们告诉我，发改委一位副主任对我的建议做了批示，要他们来进行一下调研。”
国家发改委的工作人员与王填谈论了发放消费券的可操作性、资金来源等问题。“他们觉得这个想法很新鲜，很有意思。我认为发改委对这个提议很重视。”
在王填看来，国家发改委的工作人员对该议案的态度是“这是一个积极提议”。“但是他们认为目前的国情，社会经济条件并不成熟，这个建议可能并不符合具体情况。”王填说。
当时，王填的议案得到了与会的30多名代表的支持。2012年8月，王填等30名代表收到了国家发改委的书面回复。
这份全称为《对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3349号建议的回复》的文件被标注为“C类”，文件名为发改建【2012】529号，文件版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接收方为“王填等30代表”。
这份总数为7页的书面回复，主要阐述了有关刺激内需和消费的背景，国家为此采取的措施以及国企改革所带来的惠及民生与消费的成果。该回复称，发放消费券是刺激消费的政策手段之一。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过程中，我国部分城市曾经使用发放消费券的方式促进消费，并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6
【关键词】医药市场环境；4C理论；会议营销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7-0146-1.5
会议营销是一种在前期通过大量数据的收集，筛选出潜在的客户，并通过邀请的方式参加会议，同时在会议中发生交易行为，并且在会后通过优质的服务来稳定和扩大客户群的链式循环营销活动。菲利浦·科特勒曾把消费者的行为分成三个基本阶段：（1）量的消费阶段，即人们追逐买得到和买得起的商品；（2）质的消费阶段，即寻求货真价实、有特色、质量好的商品；（3）情的消费阶段，即注重购买商品的情感体验和人际沟通。会议营销便是从消费者行为的最高阶段出发，即以顾客为主导，以沟通为手段，以服务为内容，以满意为结果。本文从4C营销理论的角度对我国会议营销的特点、会议营销具有的优势和存在的缺陷进行分析，并对如何促进我国会议营销的良性发展提出建议。
一、医药行业运用会议营销的优势
上个世纪90年代，劳特朋（Lauterborn）提出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4C营销理论包括4个基本要素：（1）消费者—消费者想要和需要的产品；（2）成本—消费者愿意付出的购买成本；（3）便利—为消费者尽量提供便利；（4）交流—和消费者进行双向的沟通。会议营销恰恰是顺应着4C的倡导发展而来，且优势日渐明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包含两个方面，即满足生理需求和满足心理需求。产品的吸引力对消费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不符合消费者利益的产品，消费者就不会产生兴趣，营销无效果。医药会议营销产品包含药品、服务两个部分。通过前期开发和搜集的客户名单，筛选潜在的客户。这些定向的客户都具有企业相关产品的潜在需求，客户的需求与产品的功能一致。售后工作中的优质服务，充分体现了对客户心理需求的满足，是客户社会地位被尊重的一种体现。因此，企业是在向特定的目标群体传递产品的信息，以期能确切的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廉价的消费者购买成本。会议营销由于直接面对消费者，药品的特点及使用方法可以让消费者更直观的感受到，节省了广告宣传的费用。企业虽然在人员、会议活动、售后等环节上支出费用，但与巨额的广告费用相比，节约了相当部分的药品销售费用。药品价格相对市场同类产品较低，消费者的购买成本降低。使用会议营销的企业就在价格上占据了巨大优势，在与竞争对手的价格战中，可以以物美价廉取胜。
亲密双向的沟通。会议营销的开发工作，往往选择小区域性的市场，如社区和家属院。小范围的开发沟通能够保证会议的专一性、专业性、排他性、集中性的特点，可以使沟通达到最佳效果。会议活动往往采取了展示营销、借势营销、造势营销等方式的整合，能够建立起一种面对面的双向沟通。会议营销的售后工作更是一个庞大的沟通工作，销售人员与客户长期的密切沟通，不仅仅产生了朋友的关系，更是像家人一样的关怀。售后的工作，不仅是辅助客户用药、介绍公司动态及新产品以及劝导客户进行口碑传诵，也是对客户生活的服务，包括节假日的旅游、日常的生活才艺展示等等。特别对于老年客户而言，这样的沟通方式，能够满足客户的社会认同感。双向的沟通也使销售人员能够清楚的了解客户信息，及时反馈给企业，以把握市场的整体动态，调整营销策略。
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渠道。在会议营销的会议阶段，消费者的需求被充分放大后，顾客的消费欲望也随之膨胀。现场进行的交易活动能够及时的满足顾客的购买欲。售后工作中，如果顾客有继续购买产品的需求，销售人员可以通过与顾客预约，根据预约的地点、时间，为顾客提供便利。直接的销售模式，不仅省去了大量销售环节，节约了成本，顾客得到便利，而且提高了企业的美誉度，声誉的提高是与同类企业竞争的巨大优势。
二、医药会议营销存在的问题
会议营销是一种很优秀的营销方式，吸引了大量医药企业的关注。但是当企业纷纷效仿的同时，会议营销的缺点也就随之暴露出来。
实施门槛过低。实施会议营销的门槛过低表现在三个方面：（1）企业不需要大量广告，市场投入较低；（2）固定的销售模式简单容易上手，模仿、照搬即可；（3）药品品牌效应不明显，企业主要通过销售人员的沟通能力和对客户的服务占据市场。门槛过低带来的问题是企业拥杂和假药劣药趁虚而入，药品质量参差不齐。消费者不仅受到损害，而且会降低对会议营销的信任度。
销售人才缺乏。会议营销采取的沟通方式属于典型的“人海战术”，对人才的素质要求比较高。急于成功的中小企业容易发生互挖人才墙角的事件，而企业本身并没有一个成熟的人员培训机制才是最根本的问题。销售人才缺乏带来的问题是：（1）人员对会议营销的理解力不足，不了解会议营销的核心意义，急功近利，颠倒了主次，忽略消费者；（2）营销模式死板，缺乏创新意识。固定不变的模式不仅在与同类企业竞争时毫无优势，而且随着消费者认知度的提高，对同类活动接触过多，兴趣会逐渐降低，不利于活动的进行。
诚信危机凸显。在会议营销的开发阶段，往往是以关注消费者健康的理由进行；然后在会议营销过程中发生“签单”行为，即卖货。在利益的驱使下，销售人员往往急于销货，导致消费者对会议的性质产生怀疑态度，前期开发工作的效果大打折扣。在药品的选择上，由于放弃了广告宣传，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较低，初次接触产品，消费者通常也带有怀疑态度。消费者的警惕心增高，对企业的不信任感也随之增强。而且违法企业对消费者的欺骗会直接导致消费者对整个会议营销行业的不信任。
单次购药款额过高。由于会议营销追求的是在最佳沟通效果时期换取最大的利益，在诊疗会或者售后会议往往鼓励顾客购买半年甚至一年的用药量。虽然药品的单体价格低，但一次大批量的购药所产生的费用是不容小觑的，一般高达几千甚至上万。高额的费用和附带的购药风险使消费者购买成本提高。
三、对促进医药会议营销良性发展的建议
加大会议营销人才的培养。会议营销人才应具备对目标市场环境的操作能力、与客户沟通时自身言行的专业程度以及对营销模式和活动内容的创新能力。会议营销人才的培养途径包括企业培训和学校培训等多种渠道：企业应改变互相挖墙脚的行为，加大对员工技能培训的投入，提高员工的忠诚度，保证会议营销人才的稳定性。医药院校培养的医药人才往往专业素质过硬而销售能力偏弱，因此医药院校应加大对学生营销技能的培养力度；这不仅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也利于医药行业的健康发展。同时政府机构应借鉴国家资格准入制度，提高医药会议营销人员的准入门槛；经常对从业人员进行道德素质教育和专业知识的培训，使其充分认识医药行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树立强烈的责任心，具备医药营销人才所特有的素质。
我国中小企业实施会议营销的通病是容易急功近利，忽略消费者的利益。这也说明4C营销理论在我国发展的还不够成熟，未能成为会议营销运用的理论基础。4C营销理论不仅能帮助企业领悟会议营销，更能帮住企业开拓创新，增强竞争力。
广告与会议营销相结合。广告与会议营销之间是互补的关系。广告能够提供广泛的认知度，会议营销提供双向的沟通；二者的互补，不仅使会议营销产品知名度的问题得以解决，还能利用双向沟通将广告的效果放大。广告与会议营销的整合也势必成为发展的趋势之一。
建立以药店为依托的实体店铺。根据我国国情，老百姓更适应有实体店铺的营销模式，对直接销售总是抱有怀疑的态度。建立以药店为依托的实体店铺有三大好处：（1）药店用于药品的储藏。在药店展开工作，便于消费者购药；（2）药店的环境渲染能烘托出药品的正规性，增加消费者对药品的信赖；（3）降低消费者购买成本，避免单次购买量过大。
加强会议营销监管。2005年以来，《直销管理条例》等国家及地方法规相继实施，传递了国家加大监管的信号。大中小企业都受到很大冲击，撤出、整合、转型；中国药品市场面临洗牌，市场正逐渐走向规范。但是，仍有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欺骗消费者。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不受损害，可以从几个方面进行强化监管：（1）企业开展会议营销活动应首先在公安机关备案，提前接受检查，防止违法活动进行；（2）政府应加大对企业非法组织会议营销的打击力度，维护会议营销的健康发展；（3）政府应对实行会议营销的企业进行资质认证，并发放资质证明，规范企业行为；（4）政府应提高会议营销的公众认知效果，让公众了解会议营销，从而对非法会议营销进行举报，利于对非法会议营销的查处。
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扩大诚信影响。会议营销在开发到售后的整个环节中，贯穿的主线是服务，由卖商品向卖服务的转变是深层次的转变。企业应降低销售人员的销售压力，提高销售人员的服务质量；从消费者利益出发，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形成忠诚的客户群。所以，消费者利益得到满足既是企业前期承诺的兑现，也是消费者信任企业的前提。
【参考文献】
[1]葛龙涛，等.医药电子商务模式简析[J].中国药业，2008，17（8）.
[2]周基清.处方药营销策略研究[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2.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7
本文正是在此背景下，针对第三方支付网购中的特殊性以及我国现行有效法律对第三方支付机构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缺陷，以消费者与网商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进行交易环境下存在的消费者保护问题为研究对象，试图完善我国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提出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第三方支付实体权利纠纷解决机制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28
1第三方支付的概述
我国20世纪90年代才引入第三方支付，其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到60多家，其中使用率和知名度较高的有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贝宝、财务通等。第三方支付基于其安全性和便捷性的特点，使用用户在不断的增加。“根据《2010-2011年中国网上支付用户行为研究报告》，2010年我国选择使用第三方支付进行支付的用户占网上支付用户的71.9%，其中有48.7%的第三方支付用户最常使用。”“第三方支付[thethirdpartypayment（tHp）]，这一概念的提出是在2005年，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由阿里巴巴的马云做报告时提出。”但是对于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我们一般把第三方支付界定为，它是独立于买方和卖方的具有经济实力、能够为买方和卖方提供信用担保的机构，并通过和银行签约合作，为买卖双方提供资金流转的交易平台，并能与银行的结算系统接口的网络支付模式。
2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的实体性权利保护存在的问题
2.1网商信息披露不真实致消费者知情权受损
在使用第三方支付购物，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害的可能性比传统实体店面对面交易的可能性更大。主要体现在，相对于传统的交易方式，使用第三方支付购物的消费者不能通过亲自接触商品来判断商品的品质，而且难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充分的商品信息，对网商提供的信息表现出更大的依赖性。此外，网商掌握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的信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对于消费者来说要理解这些信息具有一定的难度，且消费者对于从网商出获取的信息的处理能力以及辨识能力较弱，在信息能力上处于弱势。因此，当网商披露不真实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信息或者虚假的产品或服务信息，比如提供的产品图片与真实图片不符合、隐瞒产品的缺陷、故意夸大产品的功效等，都会使消费者的知情权受到损害。
2.2消费者的反悔权得不到充分保护
反悔权是消费者享有一定期限的“冷静期”，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服务后，在此期限内可以无条件的向经营者提出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且无需向经营者承担违约责任。这种权利是为了进一步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由于信息辨识能力较弱，在其不能获得充分的产品或服务信息的情况下而做出不理性的购物决定时，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此时，反悔权的行使就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一种救济。但是目前反悔权在第三方支付中未得到充分的保护。
2.3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的保障不充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根据该条的规定，消费者的安全权不仅包括了人身安全，也包括了财产安全权。而使用第三方支付进行网络购物，人身安全的保障适用《侵权法》、《产品质量法》等法律就可以进行调整。而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主要由作为消费者和网商进行资金转移的中间平台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保障，涉及到在第三方支付开设的虚拟账户，而且国内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虚拟账户规范的立法不是特别完善，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问题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比较突出。
3消费者纠纷解决机制不完善
在上述实体权利受损的情况下，要通过行使程序性权利来救济，通过争议解决机制来解决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网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有五种争议解决机制可以选择：（一）消费者与经营者就二者之间的纠纷协商，并达成和解；（二）消费者向消费者协会寻求帮助，在消费者协会的主持下对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纠纷进行调解；（三）向有关的行政部门申诉；（四）根据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仲裁协议或者仲裁条款提请仲裁；（五）诉讼。”这五种争议解决机制各有利弊，消费者与经营者达成的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因一方事后不履行协议，且这种协议对方都没有强制的约束力，导致执行力较低；而通过向行政部门申诉的手段，由于行政职权分工不明确，会导致“多头执法”或者“管理缺位”等现象，致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仲裁和诉讼对于一些进行小额交易的第三方支付平台的消费者而言，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相对较高，导致消费者自动放弃寻求救济的情况较多。
此外，相对于上述传统的五种争议解决机制，第三方支付机构还提供了在线投诉纠纷解决机制来解决消费者与网商之间的纠纷。比如“支付宝交易规则”中规定，网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使用支付宝平台账户支付模式付款发生纠纷，不能就退款形成一致意见的，可以通过在线平台要求支付宝公司对纠纷做出处理。
4完善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实体权利保护体系
4.1消费者的知情权的保护―规制网商的信息披露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了，消费者有权知悉欲购买或使用的商品或服务的信息，也可要求经营者披露具体的商品信息，包括产地、生产日期、价格、规格等。可见，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网商，第三方支付平台在消费者利用第三方支付网购的过程中起到的是减少交易风险的作用，对于交易标的物具体信息的来源主要依托于网商在交易平台披露的信息，这也成为消费者做出是否进行交易的重要判断依据。而网商的信息披露完全依靠诚信原则来调整，没有具体的法律进行规范，也未把这种信息披露作为网商的一项义务来规定，而这就导致网商从自身获取利益最大化出发，披露不完整或者虚假信息，消费者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致使知情权受侵害。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以下两方面来规范网商的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消费者能充分获取所需的信息，知情权得到充分保护：
第一，在信息披露的内容方面，网商披露的信息内容必须全面。具体为：
（1）网商的身份和地址信息。便于交易后期出现纠纷时，消费者可以通过网商的身份和地址信息进行及时联系协商处理矛盾。
（2）商品或者服务的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消费者可以对商品的品质、性能与自身需求的符合度做出判断
（3）交易信息。网购平台中，应当对这些信息进行披露，以减少合同被撤销的风险，平衡网商与消费者之间谈判地位的不平等，避免网商通过各种格式条款来设计来限制消费者的权利。
第二，网商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网商对其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的服务进行客观描述，消费者才能依据这些客观描述了解所要购买的标的物的真实情况并对其价值做出正确合理的判断，购买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1993年12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法》第九条对经营者不得披露虚假信息做出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广告或者其他方法，对商品的质量、制作成分、性能、用途、生产者、有效期限等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因此，网商必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在网购平台中披露真实、客观可靠的信息，以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得到充分的保护。
4.2赋予网购消费者反悔权
目前，我国消费者的反悔权大多是通过地方性法规赋予或网商通过一定的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允诺消费者可以行使反悔权，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反悔权的行使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地域性限制，但是也说明通过立法的方式在网购平台中赋予消费者反悔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此外，我们还可以借鉴1997年欧盟《关于远程销售合同中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指令》第六条关于“撤销权”的规定，这种“撤销权”就是我们网购中的“无因退货”的法定化，根据国际上关于“撤销权”的规定以及我国网购平台的实际情况，
4.3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损害赔偿权的保护―构建第三方支付机构义务体系
消费者通过第三方支付的平台账户支付模式支付货款进行网购，网商和消费者之间的资金交易均要通过在第三支付平台开设的虚拟账户进行。而第三方支付机构对虚拟账户的安全保障是网商与消费者选择平台账户模式的重要依据。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应当在技术上和管理上采取相应的措施保障虚拟账户的资金安全，从而降低技术风险以及因人员导致支付错误的操作风险，保护消费者的财产安全权。
第一，第三方支付机构负有保证第三方支付服务系统安全的义务。其应当根据各种技术标准加强对支付系统的保护，加强对用户传输数据过程中的安全性保护，保护用户的财产安全。为了防止用户的账户、密码被盗窃或被仿冒而出现未授权支付的情况，我们可以参照美国《统一商法典》第4a篇中关于网上银行发生未授权支付指令时的相关规定来对第三方支付未授权支付情况进行规制。《统一商法典》第4a篇第2部分规定：“客户若向银行发出支付指令，需要通过“安全程序”进行认证，从而来证实支付指令或者修改或取消的支付指令通讯是客户发出的，或检测支付指令或通讯在传递过程中或在内容上的错误。
第二，第三方支付人员在执行支付指令的过程中由于人为失误造成用户账户资金损失，存在一定的操作风险，导致用户财产资金的安全性受到侵害。为了保持用户对第三方支付虚拟账户的安全性的信心，推动第三支付的发展，应当从法律上完善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内部控制制度，构建合理、并且能够相互制衡的内部控制制度，使其各司其职、相互制约，监督和规范内部员工和机构的职责，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使其与工作岗位相匹配，减少人为的操作失误，控制操作风险，保证用户的虚拟账户的资金安全。
5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
5.1构建小额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现今，我国已经在相关法律中对小额诉讼程序做出了规定。比如我国1994年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0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讼。”而2012年8月修正通过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案情简单、争议不大的民事案件，标的额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上年度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百分之三十以下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实行一审终审。这为建立小额诉讼程序建立了法律依据。但是由于实现一审终审限制了小额诉讼的救济。此外，由于小额诉讼程序属于简易程序，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简易程序的审限为立案之日起三个月内审结。”审限时间过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第三方支付中消费者通过行使诉权以保护其实体权利，不够快速便捷的解决第三方支付中的小额消费纠纷，需要进一步完善小额诉讼程序。笔者认为，可以借鉴最高人民法院对小额速裁的相关规定，对于案情简单的第三方支付平台中的小额消费纠纷，一般是在一万元以下的，可以适用小额诉讼程序解决。此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由于适用小额诉讼程序的案件，法律关系较为简单，案情争议不大。因此，审限时间相对于简易程序可以缩短，一般可以在一个月以内审结，以降低消费者的诉讼时间成本。
5.2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完善在线投诉纠纷解决机制
由于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有的消费纠纷交易金额较小，有时只涉及几元钱，若消费者通过小额诉讼来解决，时间成本也相对较高。因此，在这种消费者权益受损的情况下，通过构建非诉纠纷解决机制很必要，通过第三方在线的投诉方式可以快速便捷的解决消费纠纷，以维护消费者在第三方支付平台购物的信心。
在第三方支付平台中，比如支付宝会提供在线投诉机制，在接到消费者的投诉后联系网商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但是这种机制还不完善，针对本文第二章中提出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比如支付宝在争议发生之日起30日后未收到消费者与网商之间的意见或者相关机关的受理文件而自行对货款争议做出判断的情况。这种在双方未授权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在线投诉机制来处理双方的消费纠纷，欠缺合法性和公正性。因此，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在线投诉机制应当依法进行，在双方同意把争议纠纷提交第三方支付处理的，第三方支付机构才能针对二者之间的争议根据提交的证据做出判断，以保证合法性。此外，在公正性的保障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更佳商业局的在线消费者投诉处理机制（BetterBusinessBureauonline）的处理方法，在这种机制中，由中立的公益组织或者协会担任中立的处理纠纷机制的第三人，以保证处理结果的公正性。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8
关键词消费者；消费者权益；消费和谐
一、消费者权益受侵犯的现状
消费者权益是指消费者依法享有的权利及该权利受到保护时给消费者带来的应得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规定，消费者有以下九项重要权利：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安全权；知情权；索赔权；受尊重权；依法结社权；获得知识权；批评监督权。此外，我国目前己经形成了一系列由《消法》及其《产品质量法》、《食品卫生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管理条例》、《价格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组成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体系。由此可见，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非常重视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消费者权益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被侵犯的现状比较普遍，也比较严重。
(一)假冒伪劣产品屡禁不绝，严重侵犯和威胁着消费者的人身安全权。近几年来，消费者对商品质量的投诉始终高居榜首。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信息网公布的数据，2006年上半年全国消费者协会受理的投诉件数为318868件，其中投诉商品质量问题的就占到了63%。又如2007年第一季度，广西区各地消协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案件有2823件，其中商品质量的投诉就有1789件，占投诉总量的63.4%。贵州省各地消协在2007年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3787件，其中对商品质量的投诉有2743件，占投诉总量的72.43%。福建省各地消协在2007年上半年受理消费者投诉28734件，其中对商品质量的投诉有14792件，占投诉总量的51.48%。
(二)电信、汽车、医疗、商品房等服务行业的价格缺乏透明度，严重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权，价格欺诈现象也时有发生。如2007年第一季度，广西各地消协受理价格问题方面的投诉就有274件，占总投诉的9.7%，与2006年同比增长45%。其中电信145件，占总价格问题投诉的52.9%，与去年同比增长163.6%；商品房24件，占总价格问题投诉的8.8%，与去年同比增加24%件。贵州省各地消协2007年上半年消费者对价格的投诉206件，占投诉总量的5.43%；浙江省各地消协2007第一季度受理的价格投诉335件，占投诉总量的5.26%。
(三)虚假广告的投诉增多。一些经营者用虚假广告、包装、说明书等形式，故意隐瞒产品的真实性能、主要成分、使用方法等，对必须说明的内容含糊其辞或故意夸大功效，引诱消费者上当。如著名的欧典地板事件和全国牙防组认证事件。
(四)不平等格式条款难以遏制，继续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现在一些行业、宾馆、超市、酒店、商场等继续以不平等格式条款、店堂告示侵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如“商品拆开包装，概不退货”，“寄存物品丢失损坏，最高赔偿额为100元”，“降价、中奖商品不予三包”，“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等。
此外，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自由选择权和维护尊严权也时常受到各种非法干涉或者侵害。如在2007年第一季度，广西各地消协受理了消费者人格尊严被侵犯方面的投诉7件。贵州省7件，占投诉总量的0.18%。浙江省各地消协27件，占投诉总量的0.42%。
综上所述，目前，消费者的权益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保障。2007年3月12日，中消协将其于2006年起联合全国45个省市对消费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35.9％的消费者表示合理要求虽然得到解决，但本人并不满意；27.2％的消费者反映合理要求根本没有得到解决。
二、消费者权益屡受侵犯的原因
在我国如此重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前提下，有大量的侵犯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存在，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消费者的相树弱势地位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之所以被侵害，其主要原因是因为单个的消费者在经济实力和专业知识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特别在在现代社会，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是一种非专业对专业，非知情人与知情人的关系。经营者通晓商品的技术性、了解市场行情、掌握顾客心理、具有一定的销售技巧，可以说知己知彼;而消费者却缺乏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知识，所接受的消费信息大多是经过加工的、有促销和诱导成分。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难免不被经营者所操纵，并与之建立非公平的交易契约。加之商品与服务技术含量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经营者的强势地位与消费者的弱势地位，即强势更强、弱势更弱。
(二)法律赋予消费者维护权益的途径虽多，但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实效
根据《消法》第34条的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①与经营者协商和解；②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③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④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⑤向人民法院提讼。这款规定似乎为消费者解决消费纠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天地，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违法经营者很少会积极主动配合协商；消费者协会工作人员较少，且无强制执行的权力，因此，调解成功率并不高；我国行政执法部门职责不清，在处理案件上相互推诿。而且即使在双方当事人达成行政调解协议的情况下，若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行政机关不能强制执行，所以，行政机关也难以成为消费者依法维权的靠山。由于实行仲裁制度的前提是双方当事人事前就纠纷解决办法达成了仲裁协议。而现实生活中，在消费纠纷发生后，很少有经营者主动愿意或积极配合与消费者达成通过仲裁解决消费纠纷的协议。因此，在客观上，消费纠纷仲裁制度难以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目前我国的诉讼制度比较传统，针对小额消费纠纷和群体性诉讼，虽然有些地方的人民法院已经在积极探索、尝试灵活、便捷的诉讼方式。但就全国来说，还没有建立起一套适合解决我国消费纠纷特点的诉讼制度。烦琐的诉讼程序和漫长的诉讼时间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提讼的积极性。因此，就我们调查的情况看，发生消费纠纷后，大多数消费者选择消费者协会，然而，在消费者协会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大多数消费者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三)《消法》规定的对违法经营者进行惩罚的力度不够
《消法》中规定的对违法经营者进行惩罚的大多数条款都是建议性的，不能有力地起到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而真正具有惩罚性的只有《消法》第49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但在实际操作中，如果经营者拒不接受调解，消费者最终还是要通过打官司才能获得此赔偿。因此，此条款的作用就大打折扣，导致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产品到处都有。
三、促进“消费和谐”，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建议和对策
(一)完善消费诉讼制度，简化诉讼程序
消费纠纷中，一方为实力雄厚的企业，另一方为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个人。因此消费诉讼应当实行简便易行的程序，强调简易、迅速、经济地解决消费纠纷。我国目前的法律没有根据消费纠纷的特点专设诉讼程序的规定，而将消费纠纷与一般的民事纠纷一起共同适用普通审判程序，不能体现国家对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特殊保护。我国必须借鉴吸纳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诉讼制度，简化诉讼程序。一是建立小额的消费诉讼法庭，灵活的解决消费纠纷。二是实行巡回法庭办案，独任审判等，以减轻消费者的诉讼之累，激起消费者诉讼的积极性。
(二)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
由于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关系到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正常的经营秩序，因此，当前各国在消费者立法中，普遍加重了对违法者的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在我国消费者权益屡受侵犯，假冒伪劣产品大行其道的情况下，我国也应加大对违法经营者的惩罚力度，让违法的经营者得不偿失，再也不敢涉足违法经营。
(三)制定《反垄断法》，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借鉴日本《消费者契约法》的规定，规定公用事业部门等垄断行业在与消费者订立和履行交易合同时，必须履行保护消费者的承诺，否则，消费者有权终止交易合同，规定交易合同中与消费者保护契约相抵触的条款，一律无效。
(四)构建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一个消费者都是潜在的可能受害人。而且由于现代的消费涉及的面较广，特别是那些虚假广告和假冒伪劣产品涉及的地域广，受害的消费者也多，所以，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消费者诉讼具有公益诉讼的属性。如果在消费者诉讼中，仍然以“直接利害关系”限定消费者诉讼的主体范围，可能由于没有直接利害关系人，而无法保护公众及社会利益。因此，为维护公共利益提起的消费诉讼，不应恪守传统诉讼法理论“无直接利害关系便无诉权”的要求，而应将原告范围扩及于任何组织和个人。这就解决了我国传统的诉讼法理论导致的消费者公众利益受害无从救济与热心公益事业者投诉无门的尴尬境地。
(五)强化国家和社会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国消费者协会把“消费和谐”作为2007年年主题。所谓“消费和谐”，就是在消费领域中全社会要树立一种“消费和谐”的理念，经营者、消费者、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消费和谐”的市场环境，推动扩大内需，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因此，要促进消费和谐，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就需要全方位地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特别是要强化各级行政机关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在产品进人市场之前，政府职能部门要把好注册审批关，从源头上做好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工作。在产品进人市场之后，工商、质检、卫生防疫、药品监督等职能部门应当各司其职，通力协作，尽量降低消费侵权发生的可能性。在消费纠纷发生后，各职能部门要及时接受消费者的投诉，绝不能互相推诿。对行政机关的行政不作为，建议赋予消费者行政机关的权利。此外，我国各级人民政府应充分保障各级消费者协会的经费和人员，赋予消费者协会更广泛的职能，真正成为消费者维权的可靠对象和信赖对象。
参考文献
[1]李昌麒，许明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朱晓宇.浅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缺陷与完善[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3).
[3]2007年“消费和谐”年主题宣传提纲.中国消费者协会网，2007-10-10.
[4]王彪.论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D].安徽大学，2005-10-18.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9
随着市场开放程度提高，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愈来愈突出。2013年10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于2014年3月15日正式实施。新《消法》回应了当前金融消费领域中的纠纷问题，这是顺应时代需求的一次进步，但具体实施措施还需细化。本文将从新《消法》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入手，浅议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不足，进而提出笔者的几点思考。
一、新《消法》对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及不足
新《消法》第28条规定，“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及提供证券、保险、银行等金融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经营地址、联系方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信息。”据此，金融消费者明确成为《消法》的保护对象。
具体保护措施：①确认金融消费者的主体资格；②一定程度上限制“格式条款”；③加强知情权保护；④消协可提起公益诉讼。不足在于：金融信息保护的规定有待细化。
二、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
目前，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均设立相应金融消费者保护部门，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试点与改革工作。但“一行三会”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协调机制及“一行三会”与相关部门间的协作机制都亟待建立。
立法方面，我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等法律，还有一些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尚未建立起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且这些法都有局限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只是原则性触及，少有直接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使得在实践中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呈现类似“无法可依”的窘境。
三、完善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制度的建议
1.积极健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定义较模糊，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接受者是否适用此法律中的消费者并不明确，应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明确金融消费者权利。同时，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框架下，根据每种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特殊性，围绕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权、受尊重权和监督权等权利，结合其监管体系建立各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适应性法规。
2.探索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协调机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任务重、涉及面广、政策性强，事关群众切身利益，面临诸多挑战，“一行三会”有必要加强深入合作，以便更好地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在明确划分各部门职权职责基础上，建立以央行为主导的部门间信息交流、联席会议以及对金融机构跨市场、跨行业业务准入、风险监测、现场检查、责任追究等协调与合作机制。同时，应加强与相关政府部门、金融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媒体和高校等方面的交流与沟通，合力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
3.构建多元化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参照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监管部门、行业协会、督察专员与法院等共同构成多元化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我国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规定的与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向行政部门投诉、申请仲裁、提起诉讼五种消费争议解决方式并行可供选择，无孰先孰后的规定。但是，解决金融消费纠纷涉及专业性、技术性知识，应先行由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进行协商解决，然后再向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部门投诉申诉。从世界各国的经验看，90%的金融纠纷都由金融机构进行了妥善处理。下一步，建议考虑建立简捷、高效的金融消费纠纷处理机构，如英国和秘鲁的督察专员、香港的金融纠纷调解中心、台湾的金融消费争议评议中心等，均值得我们借鉴。
4.不断提高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有效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可以增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要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专业的法律、金融知识咨询服务。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应利用网络等工具开展各项活动，例如可以深入社区开展“市民课堂”、针对贵宾客户的专题讲座以及邀请经济专家举办论坛等，来普及民众的金融消费知识，使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理念，提高其维权意识。
总之，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任何点滴进步都应该受到肯定，新《消法》的修改足以鼓舞人心。我国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够得到更加全面的保护。
参考文献
[1]王渤元.发达国家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的借鉴[J].现代商贸工业,2013(18)
[2]宋子奕.试论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现状及完善[J].法制博览,2013(6)
[3]李瑞红.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J].中国科技投资,2013(16)
[4]严国安.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及其措施[J].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7
关于理性消费的建议篇10
财政部税政司王刚处长对这次消费税政策调整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今年，国家将对消费税政策进行调整，白酒消费税政策是调整的内容之一。经多方调研，财政部草拟了《关于白酒消费税政策调整意见》，主要调整措施是，“健全白酒生产经营的法律法规，依法对白酒业实行综合治理；继续对白酒业进行专项整治；采取白酒贴标等有效手段，控制生产企业的产销量；保留白酒消费税复合计税方式，统一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比例税率，税率水平按现行税赋水平设计；白酒消费税的定额税率暂维持每斤o．5元不变；对白酒关联交易制定具体的计税办法，规范消费税税基”。他说，“调整意见”已经向国家有关部委和7个产酒大省征求意见，现在听取企业方面的意见，以便政策出台后更切实可行。
针对财政部《关于白酒消费税政策调整意见》的主要内容，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后认为：
第一，与会代表一致表示对财政部和中国酿酒协会召开这次会议，给企业充分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表示十分感谢，体现了勤政爱民、民主科学的执政作风。
第二，这次调整白酒消费税政策应以解决税收流失为出发点，以实现公平税赋，减少和消除地方保护为原则，以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防止盲目投资、低水平建设、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为目的。制定政策要结合我国国情和国家管理能力，做到切实可行，令行禁止，收到实效。
第三，同意合并粮食白酒和薯类白酒的消费税税率，建议税率定在10％-15％为宜。
第四，与会代表一致要求取消每瓶五毛的从量消费税。大家认为，评价一项政策的成功与否，出发点是重要的，但最终应是看执行效果。2001年国家出台白酒每瓶五毛的从量消费税，初衷是通过税收杠杆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影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给规范守法白酒企业造成种种困难。从量消费税经过3年多的实践，不仅不能扶优限劣，扶大限小，反而加重了骨干企业的负担，助长了违法小酒厂的泛滥，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合理增长，应该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