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1
>>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原则探究论创新型人才管理的基本原则论商法的基本原则班组管理的基本原则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论中职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原则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论民法基本原则的内涵及社会价值论中外合作办学实践中的基本原则与教学创新论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论宪法的基本原则及其适用论合同法的基本原则论市场规制法的基本原则论小学语文作业设计的基本原则论保守主义的基本原则论防卫限度的基本原则论竞技参赛的基本原则论金融监管法的基本原则论民法的基本原则及适用论实施家庭德育的基本原则常见问题解答当前所在位置：，2013年9月10日访问；《政治与法律》专门发表范进学教授等学者的一组文章，集中讨论“法治发展与社会管理创新”，参见《政治与法律》2012年第4期。
[2]参见杨建顺：《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2页。
[3]参见杨建顺：《行政法视野中的社会管理创新》，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第104页。
[4]参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91条。
[5]参见王利明：《厘清“法治”的基本内涵》，载求是理论网，http：///zz/fzjs/201301/t20130128_208681.htm，2013年9月8日访问。
[6]武步云：《人本法学的哲学探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7]中国网，http：///article/default.asp？id=3887，2013年9月8日访问。
[8]参见黄舒芃：《“功能最适”原则下司法违宪审查权与立法权的区分——德国功能法论述取向（funktionell-rechtlicheransatz）之问题与解套》，载《政大法律评论》第91期，2006年，第105页。但这一主张存在如何判断功能最适机关结构具体标准的缺陷，参见同上第126-127页。
[9]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参见应松年：《社会管理创新引论》，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6期，第6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26条。
[11]杨建顺：《行政立法过程的民主参与和利益表达》，载法制网，http：//.cn/fxy/content/2007-05/17/content_619105.htm，2013年9月8日访问。
[12]奚洁人主编《科学发展观百科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出版，载中国文明网，http：///hxd/content/2008-12/16/content_11508.htm，2013年9月8日访问。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纠纷解决机制与社会管理创新”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1Y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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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2
关键词：企业；企业管理；原则
一、企业管理原则的涵义与作用
(一)企业管理原则的涵义
在企业经营管理活动中，企业家和管理者必须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企业管理原则是以丰富的管理实践为基础，以管理科学理论为指导，并为企业管理实践所检验，是对企业管理活动的实质及其基本经营管理规律所作的高度概括和表述。法约尔认为：只要在管理实践中经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规则或规律，都可称得上是管理原则。由于企业管理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因此在最初的管理学著作中就有“原理说”和“原则说”。企业管理到底是遵循原理还是原则呢?原理是指带有普遍性、最基本的，可作为其他规律的基础规律，一般用于自然科学。原则是指说话和行动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因此，用管理原则更为妥当一些。
(二)企业管理原则的作用
企业管理原则是企业管理的基石，是企业经营行为评判的标准。企业的目标是多方面的。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具体目标。但企业最根本的目标只有两个，一是企业自身的经济效益目标，二是社会效益目标。因此，企业管理原则的目的是保证企业根本目标的实现。企业的经济效益目标与社会效益目标有时是互相矛盾的，协调这种矛盾，处理好企业与国家、社会和个人间的关系，也是企业管理的内容和目的之一。因此，企业管理原则有利于企业管理者正确处理企业经营过程中的各种矛盾。为实现企业的目标，企业管理应完成合理组织生产、推进技术进步、有效利用人财物、开发人力资源、协调内外关系等工作任务。因此，企业管理原则是保证企业管理任务完成的基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提升人类的生活质量，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特定的组织也不例外。一般来说，企业管理所研究的问题，都在探求如何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增加销量、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企业提高市场占有率、提高利润等等。但工作效率、利润不应是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企业和企业家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应是：全体员工“工作生活质量”的提高，企业和社会的和谐发展。遵循企业管理原则有利于企业终极目标的实现。
二、企业管理原则的历史演进
管理活动源远流长，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出现了分工与合作，就有了管理。而管理科学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因此，企业管理原则的探讨也是逐步演进的。
(一)古代企业管理原则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以制针业为例说明了劳动分工理论，分析了劳动分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原因，间接提出企业经营管理应以劳动分工为原则。查尔斯·巴贝奇在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更深入、更细致地分析了劳动分工提高工作效率的问题。
(二)古典企业管理原则
古典企业管理原则形成于二十世纪初到该世纪中叶，它以泰罗和法约尔为代表。泰罗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其基本观点是企业管理应遵循科学原则。泰罗科学管理理论对企业管理贡献很大，但其局限性也逐步显现。泰罗科学管理原则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第一，认为人是纯粹的“经济人”，工人最关心的是自己的金钱收入；第二，偏重管理技术因素，忽视人的社会因素；第三，只注重工作现场作业效率的提高，未能从企业整体上考虑如何解决好经营管理问题。法国的亨利·法约尔从企业整体上研究管理职能和一般管理原则。一般管理理论包括三方的内容：一是将企业的全部活动概括为六大类别，管理是其中的一类；二是把管理的要素看成是管理的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三是提出了企业管理工作的十四原则。
(三)现代企业管理原则
二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生产力发展加快。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对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管理科学有了飞速发展，各种管理理论不断涌现，并形成十几种不同的派别，也提出了企业管理应遵循不同的原则。比较著名的管理原则有美国的哈罗德·孔茨(haroldkoontz)和西里尔·奥唐奈(cyrilo'donnell)的程序管理原则；以麦克雷戈的“x—y”理论、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等为依据提出的企业管理激励人的行为原则；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伯特·西蒙(h·a·simon)的管理就是决策的原则；卡斯特(f·e·kast)等人管理遵循系统的原则，这一管理原则把企业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英国的伍德沃德(johnwoodward)等人提出了企业管理应该遵循权变的原则。该原则认为，组织和组织成员的行为是复杂的，而环境也是复杂的，没有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适于所有情况。因此，管理方式或方法应随情况而变。在大量实验总结的基础上，peterdrucker提出企业管理应该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以马斯洛人本心理学为基础的企业管理人本原则是企业管理理论的主要成果。美国管理学者肯·布兰佳(kenblanchard)在“价值管理”(managingbyvalues)一书中提出了企业管理的价值导向原则。
三、企业管理应遵循三大基本原则
前述企业管理原则的历史演进表明，企业管理是在一定原则的指导下进行的，每位学者提出的管理原则只是从某一角度进行的，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思维。根据历史和现实总结，企业管理应遵循三大基本原则，即市场中心原则、价值中心原则和人本中心原则。
(一)市场中心原则
市场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企业一切管理活动的依据。管理学者德鲁克(1954)认为：“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创造顾客。……顾客决定了企业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有且只有两个基本功能：营销和创新。”以市场为中心就是要树立市场导向的理念。市场中心原则要求我们重视两个市场，即产业市场和消费者市场；管理两类客户，即经销商和最终消费者。因此，市场中心原则的最低要求首先是适应市场，适应市场才能生存；其次，企业要面对产业市场的竞争，在企业发展中取得竞争优势；最后，市场中心原则的最高要求是创造市场，引导市场消费趋势是企业发展能力提高的表现。
(二)价值中心原则
企业是一个价值传递和创造网络体系，企业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价值的增加来展开。因此企业要树立价值中心原则。价值中心原则要求我们进行价值管理。要真正实行价值管理就要从三方面来进行：一是企业要能高效利用和转化有限资源，充分发挥资源的作用；二是企业的一切生产与经营活动要服从创造利润的基本目标，只有创造利润才能实现其他价值；三是企业要能够为利益相关者创造和增加价值，这种价值是一个综合价值。
(三)人本中心原则
企业管理应以人为中心，这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最高原则。为此，企业要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人本管理是一系列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活动的总称，它是与“以物为中心”的管理思想相对应的概念。如何看待股东、员工、顾客、公众的利益，如何处理利益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人为本的企业价值观。以人为本就是把人视为管理的主要对象，注重人的发展。现代企业管理是一种人本化的管理模式。以人为本是现代企业管理的革命性进步，其核心价值就在于承认人的主体性。第一，承认企业管理的主体是职工，而不是少数高高在上的管理层，更不是资本的运作和机器设备的更新。第二，承认消费者是企业发展的主体，企业是为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提品或服务，而不是单纯地制造或出售产品或服务。第三，承认企业发展要促进社会同步发展，企业发展要有利于社会进步。
1、企业管理要注重培养、使用和挖掘企业员工的才能和潜力。在企业内部，以人为本的核心是解决员工和企业的关系问题，亦即如何看待企业员工的需要和发展问题。以人为本就是创造员工满意度，如果只是把员工看作“资源”或者“资本”就不会得出这个正确答案。员工是运用资源或者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知识)来创造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人，其满意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顾客满意度。创造员工满意度是创造让员工发挥绩效的条件。
2、企业的生产与经营活动要有利于企业的股东、顾客和社会。股东对企业拥有所有权，企业家对企业有控制、管理权，顾客和公众通过购买企业产品，最终拥有对企业的监督权和否决权，他们通过手中的“货币选票”和“舆论”来行使他们的权力。员工通过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行使自己的权力。以顾客为导向，就是要强调质量、信誉和服务的完美。要开发顾客满意的产品，提供顾客满意的服务，倾听顾客的呼声。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要树立社会责任理念。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最早在1920年被德国的公司法学者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主张，企业的目标是二元的，即除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之外，企业还应当保障和提升社会公益事业。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3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所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信访、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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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4
一、两法基本原则概况分析
1、《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原则
治安管理处罚法作为与公民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一部法律，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共安全，保护人民群众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强对治安处罚法的基本原则的研究有利于立法机关制定和完善治安处罚法，提高民众对治安处罚法的法律价值的认识和对法律条文的理解水平，也便于指导公安机关及广大民警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2006年3月1日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实施治安管理处罚，应当公开、公正，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办理治安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这些法律原则对指导该法的制定、修改和实施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为此，研究治安管理处罚基本原则，抽象、提炼并概括治安管理处罚的基本原则，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和执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刑法》基本原则
我国1997年刑法第4条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这使宪法确立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结合刑法的特殊内容，化为适用刑法人人平等这样一项刑法基本原则。原则的含义就是，对任何人犯罪，不论犯罪人的家庭出身、社会地位、职业性质、财产状况、政治面貌、才能业绩如何。都应追究责任，一律平等地适用刑法，依法定罪和量刑，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
法律原则作为一种基本的法律准则，是法律领域中最高层次的、比较抽象的行为准则，一般存在或体现于一定的法律规范之中，是法律基本价值的一种反映，能够指导法律规范的制定和适用，甚至直接作为一种规则加以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违法行为扰乱公共秩序，妨碍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社会管理，具有社会危害性，尚不够刑事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对其实施的制裁惩处;而刑法则是针对刑事处罚，是对犯罪行为的惩戒处理，要由法院依法进行审判。所以说，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行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但尚未达到犯罪的严重程度，违法行为人尚无须接受刑事处罚，而由公安机关依据有关治安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处罚即可。但无论是治安处罚还是刑事处罚，都要遵循处罚法定原则，也就是说该主体是否有权实施处罚，处罚的程序、种类、范围等均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处罚。二者间不同也由此而来，犯罪程度是很明显的一个区分之处。
二、两法的相同之处
作为具有一定程度褫夺公民自由和财产的两部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的原则相同之处在于其内涵，而不在于其表象。第一，二者的目标是相同的。无论是刑法，还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是以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为终极目标。在履行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的使命中，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都应该既注重法益保护，又注重人权保障。第二，二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相同的。2006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不仅废除了类推制度，而且强调在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时候，尊重和保障人权(第5条)。因此，作为人权保障的罪刑法定主义和罪责刑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则，也应该成为治安管理处罚法所应该遵循的“铁律”。第三，以构成要件理论为基础是二者基本的归罪原则。现代责任主义的兴起，在事关认定违法与犯罪行为的时候，都强调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不论是认定行为成立犯罪，还是认定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根据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明文规定，都要求具备客观的违法性与主观的有责性。
三、两法的不同之处
尽管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在适用基本原则以及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二者的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的，而且更为重要。首先，二者的性质不同。刑法是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实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法。尽管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体系的编排、规范的内容、文字的表述以及法律后果上与刑法的规定极为相似，但二者的处罚结果具有本质的差异。其次，二者对被告人的命运和社会影响完全不同。适用刑法的后果，是给行为人以刑罚，使行为人戴上罪犯的“帽子”。而治安管理处罚法适用的后果，仅仅是一般的行政处罚，不会使行为人戴上罪犯的“帽子”。不同的处理结果，对社会、对被告人所产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5
〔关键词〕保障性住房房；公共服务管理；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D6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91-03
随着保障房小区（或楼栋、单元）的陆续建成，各城镇已逐步容入了一定规模的保障群体。这部分群体成规模地聚居，在给本小区（楼栋、单元）、相关相邻社区及街道（甚至城市）等社会公共服务管理带来新的情势与压力的同时，也给我们既有的保障房后期管理目标选择、范围内容界定、制度（包括体制机制）设计、手段及方法运用等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
与此同时，在现行住房保障政策安排下，各城镇汲取传统公房管理的经验教训，并结合既有的体制机制、经济财政等资源条件，针对保障房后期管理展开了新的探索，形成了众多模式及方法。其中，部分城镇亦正在将保障房后期管理纳入至全社会公共服务管理体系之内，实施综合性的管理，形成了独有的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务管理模式及方法。然而，考虑到当前住房制度转型、体制转轨，以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多种因素，无论探索、选择与推行哪种模式及方法，首先大有必要关注与理清相关的理论问题，以考量其是否与多大程度上符合“服务保障群众”、“降低管理成本”等管理价值标准。
一、基于“社会保障理论”上的考量
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已达成了共识：“一方面市场经济是高效率经济，利润最大化原则对经济发展（包括房地产产业及其市场）产生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是高风险经济，风险造成的社会震荡又会成为经济发展（包括低收入家庭住房问题解决）的强大阻力和干扰因素。”〔1〕故此，社会需要有一种稳定的机制来缓解、排除这种阻力和干扰，以保证社会和经济的正常运行。
住房保障直接目的在于解决低收入家庭的基本居住问题，是社会保障的重要内容之一，亦是市场经济的一种稳定机制，明显具有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的作用。然而，从住房保障的实际情况看，在我们欣慰地看到各地已加大保障房建设力度的同时，还应清楚地认识到，保障房建设仅为保障（或者直接说为社会“减震器”和“安全网”作用的发挥）提供了可能及条件，其关键还在于建立起完整的后续管理体系，并让这一体系成为一种稳定机制和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当搞好保障房建设，更应当注重与做好其后期管理，才能真正确保保障对象获得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促进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
进一步看，住房保障本属社会保障构成之一，理应与其他社会保障部分一样，受到相似相等的待遇，变权宜之计为常态化、长久化的制度管理。对此，大有必要着眼宏观与未来，视保障房后期管理不仅仅是“管房、管物业”，更是“管人、为人服务”的综合性社会服务管理。这就需要将住房保障尤其是保障房后期管理融入全社会的公共管理体系之内，努力在保障房后期管理的范围、内容、目标、制度、体制、机制、手段及方法等诸方面，作出相关的调整、改革与创新，使住房保障乃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更趋完整完善。
二、基于“社会正义理论”上的考量
罗尔斯“社会正义”理论及原则，其第一层面是：最有效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社会结构必然是允许所有人享有和其他人同样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的社会结构。这也是通常所谓的罗尔斯第一正义原则，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权利，拥有最广泛的、完整的、同等的基本自由体系，并且这一体系与所有人的类似自由体系是互相兼容的。”〔2〕其第二层面是：在第一层的基础之上，政府平衡“公平（即平等）――效率”关系的原则是：“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必须符合处于最不利地位的人的最大利益”。这也就是所谓的罗尔斯第二正义原则，亦即“差别原则”或“最小受惠者”原则。该原则表明：“将社会及经济的不平等加以特别安排，以便使处于劣势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并且使所有的人能获得平等的机会。”〔3〕
基于此等理论及其原则，相关专家学者提出了：第一，凡是与保障公民平等权利及其有关的公共政策――至少包括社会保障和社会援助政策，政府最好把其视为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公共物品，在任何财政条件下都应当承诺无条件地予以提供并保障落实。这也就是说，包括住房保障（尤其含保障房入住使用）在内的公共服务项目，都应是政府的天职，必须处处时时落到实处，且应当首先照顾到社会最底层群体。第二，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供求平衡问题则可以通过公共过程并通过市场原则加以处理。这实际为政府履职（包括在具体住房保障管理模式及方法等方面）丰富了内涵和扩展了空间，也为包括保障群体在内的其他社会成员获得“基本权利”与享有“自由的社会结构”，提供了可能与实现。换言之，这也就是说，在保障房后期管理资源的配置上，有可能和必要通过公共过程和市场原则，结合运用“政府”和“市场”两种配置手段及方法，实现保障房后期公共服务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内容的丰富化。
三、基于“和谐社会理论”上的考量
“和谐社会理论”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现实成果。目前，尽管针对“和谐社会”有不同的解释和界定，但绝大多数基本认同：其蕴涵有“以人为本”以及人与自然（包括环境）、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等思想。中央高层领导曾多次提出，我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因此，该理论实际所强调的是，在平常的现实生活中，亦或在各突发事件及危害来临之时，都应在理性的思考中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避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减少或消弭各种灾害与危机。
无论从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看，保障房小区与其他居住小区、社区、街道乃至城市都存在一定的差异，并可能因此差异而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问题或冲突及对抗。因此“和谐社会理论”对于保障性住房小区的建设与发展，对于保障对象与自然（环境）、与其他社会群体或个体的和谐相处，共建共享文明小区、社区、街道乃至城市等密切相关，也理应成为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的价值取向和发展目标之一。
四、基于“系统管理理论”上的考量
住房保障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这种系统工程既体现在运管主体的多元性和互补性方面，也体现在运管内容的丰富性和关联性，以及运管过程的连贯性和互动性等方方面面。因此，保障房后期管理实际亦是一个庞杂的系统管理体系，集中表现在：
第一，从专业系统管理的角度看，该系统明显具有时序和层级结构及其管理的特征，即该系统管理基本由早期的建设管理和后期的使用管理构成，并明显存在不同的时序管理特征。同时，保障房管理中通常所谓的“三分建、七分管”，这个“管”既包含对保障对象行为的规范、保障房的安全使用与监管，也包括对保障对象其他基本生活需求的保障，而对保障对象基本生活需求的全方位保障才是重点和难点。
第二，从社会系统管理角度看，房管及住房保障机构的职责主要是“管房、管物业”，对于保障对象日常生活遇到的诸如“就业、教育、医疗、计生、保险等方面需求”，则有赖于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和社会群团组织依职权或功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展综合性社会服务，而不应由房管部门“大包、小揽、全包揽”。否则就有“错位”和“越位”之嫌，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因此，住房保障不单是房产问题――即对“房”的管理问题，更是对“人”的服务管理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系统性的社会管理工程。对此，必须对保障性住房后期管理实施必要的专业性和社会性系统管理，对管理主体内容和过程等进行系统化的安排、掌控与规范。
五、基于“公共危机管理理论”上的考量
公共危机管理理论是突发事件（包括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理论基础之一，也是社会管理以及保障房管理可以依凭的理论与方法。该理论首先认为，所谓危机就是由意外事件引发的危险和紧急状态，其一般具有意外性、紧急性、危险性和破坏性。所谓公共危机指的实际就是“没有预料到的、且对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形成重大威胁的事件”〔1〕。因此，公共危机管理实际就是指必须对公共危机予以提早和全面干预，并实施处理、识别、隔离、决策等有效管理。
保障对象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众，其大量聚居原本即存在不少的社会安全问题及隐患，一旦遭遇重大突发事件，不仅自身单独难以抵御危机和灾难，甚至还会由其演生或派生出更多更大的危机或灾难。另外，从“维稳”的角度看，提早做好保障房小区的“维稳”工作，即可对全社会的“维稳”工作，产生出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在保障性住房小区更需提前做好各种预防及准备，增强危机管理（包括“维稳”）意识和基础，以确保一旦“危机”显现，则有必要的“一案三制”（即应急预案、应急体制、机制和法制）安排与应对。
六、基于“福利经济、需求层次理论”上的考量福利经济学中的一大原理是，每个社会的目标都是追求其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相伴的另一大原理是，社会福利首先取决于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福利（或者个人效用）的大小。因之，在保障房建设和后期管理过程中，确保每位保障对象的个人福利――满足其合理诉求，对于社会福利的增长，以至实现社会发展目标，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所熟悉的福利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福利标准之一――帕累托标准也告诉人们，“如果从一种社会状态到另一种社会状态的变化，使至少一个人的福利增加，而同时又没有使任何一个人的福利减少，那么，这种变化就是好的，可取的，人们所希望的。”〔4〕该类标准即已表明，保障对象住房福利的获得，是不可能或不愿意以减少乃至放弃其他福利为代价的。因此，对于保障对象的服务管理应当适度考虑其既得的社会福利不至明显减少，并应在此基础上，平衡好各种福利水平。
另外，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人们，人在获得基本生活需求（即衣、食、住等）满足的基础上，将更可能追求其他需求得以满足，如归属、认同（群体或社会认同）等需求的满足。同样，保障对象在获得基本居住满足的同时，也必然要追求其他需求的满足，如更想在小区或社区等环境中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让自己住得更有尊严和幸福感。对此，社会和政府就应为其创造一定的条件，提供大量方便。
〔参考文献〕
〔1〕超孚.城镇住房保障模式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6
[关键词]基本原则经济法理论体系
一般而言,一个部门法的基本原则都是明确表示在法典之中的,但是源于经济法没有制定法典,因此对于经济法的基本原则还始终以学理的形式存在,并且这些关于基本原则的学理研究也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确定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经济法理论体系建立完善的重要标志,如果缺乏统一的原则认识,既不利于发经济法具体条款的颁布和实施,同时也不利于经济法基础理论建设的完善。由此,明确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无论在立法还是实践中都有其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概述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就是指始终贯穿经济法立法和实践中的基本准则和指导思想,是经济法法律规范的基础和核心,同是也是经济法精神价值的主观反映。经济法基本原则体现的是经济法的本质和宗旨所在,而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认为经济法就是国家和社会市场,将所有的经济资源合理分配,以营造出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为目的,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这体现的是经济法最基本的本质所在,同时包含了经济法最基本的三个原则,也就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必须要能够始终贯穿整个经济法理论体系,在每个经济法的法域中都可以适用,而在不同的法域中,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的侧重也都有不同。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的目的在于防止社会经济的两极分化,侧重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从而实现社会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原则中的主体中包括国家,因此也体现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适度干预,既体现了责任和权力之间的统一,同时也反映了经济效益优先、兼顾社会各方利益公平的原则。而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中的平衡和谐,不仅是这一基本原则的关键词,同时也要贯穿经济法的始终,这一原则突出反映出对市场规制的一种要求,也包含了某些学者所提出的维护公平竞争和平衡协调原则。无论是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还是营造和谐社会经济环境原则,都是为了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这一原则的前提和保证,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法发展的最终目的,同是也是经济法本质的体现。
二、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
1.合理分配经济资源原则
如何评价分配经济资源的合理性,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认知。早期的封建社会,认为将社会资源按照社会地位的不同来实现经济资源的不同分配是最为合理的,这是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必然认识。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以后,经济资源的分配的提出标准则是按照各自的资本来分配,从考虑社会地位到考虑个人所拥有的资本,这种对于经济资源分配合理性的标准无疑是个极大的进步,但是按资本分配也存在相应的弊端。按资本分配一方面会带来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产生较为激烈的社会矛盾,同时也会带来频繁的经济危机,阻碍了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至于空想社会主义中按需分配的理论构想,由于完全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因此根本无法在现实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实现。
2.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将国家职能划分为维护阶级统治职能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维护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职能中的首要职能。当前,在国际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在国内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国家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则显得更加突出。各国在实施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职能时大都将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根本目标,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环境,这里提到的环境既包括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这个问题在上层建筑的层次中已经被纳入到环境保护法之中),也包括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而我国某些地方一级的政府和部门、行业的管理者显然对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某些部门、行业长期垄断,损害了普通百姓的消费权益,阻碍了该行业通过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法则来实现自身更大的发展。平衡和谐的经济环境是我国加入wto后与国际接轨的基本要求,是我国要获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基本要求,更是一个国家的整体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3.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
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出现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联合国的会议报告上,目的就在于维护现代人和后代人的共同反展。可持续发展是人类在社会发展史上的又一次的理论升华,不仅突出了人类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并且也体现了人类和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将可持续发展和经济法的理论相结合是历史的必然。经济法理论认为法不只是巩固保护已有的权益,它也要开辟未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而经济可持续发展原则的确立,是经济法价值取向实现的需要。所以,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原则和经济法理论充分结合起来,作为经济法基本原则之一,不仅是可持续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是经济法理论发展的实践要求。
综上所述,经济法三大基本原则的确定,是从对经济法理论的宗旨和本质中分析得出的,从不同的侧重点上都体现出了经济法的本质、特征和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立法精神。经济法的三大基本原则所想要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和谐发展,体现的是经济秩序和民主的统一要求。
参考文献:
[1]张守文: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北京大学学报.2003,(2)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7
内容提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原则。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其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相应优先，但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一般来说可以扩张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然而，如相对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益时则持有人利益并不当然优先；而其利益的优先也不构成对其他相对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独立的专业受托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其勤勉、谨慎的积极行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实现和基金制度存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在信托机制与投资需要下其依法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受基金持有人的约束。因此，基金法制必然以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为重点与中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着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受托人之间天然的利益冲突，并且还会因基金管理人的营利本质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而愈加严重，从而基金制度理论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客观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体系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公司治理具有内因性和基础性之价值与功能，具有治理成本与信息上的优势，是基金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核心组成。并且，在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与外部约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更具有相应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上述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础价值与功能，法律法规设置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基本治理原则，并以此指导着相关法制与实践。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具体意义上应当如何适用呢?也就是说，该原则所规定的究竟是绝对的优先还是相对的优先呢?如果是相对的优先，那么其相对于谁、适用范围有多大?这些尚需要加以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依据
我国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均在保护基金管理人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求保护其他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即“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即：“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的制订，公司各级组织机构的职权行使和公司员工的从业行为，都应当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而其他诸如《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规章中亦有充分且明确之相应内容。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贯穿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相关规范的始终。其本质是要求在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中要充分体现基金持有人的意志，要优先考虑持有人的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持有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和基本中心。
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摈弃，而且也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演进，即基金管理公司不仅需要在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其中某一个（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越于其他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且，要求后者在持有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法律关系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基金是通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投资组织。信托制度构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与法律基础。基金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有的资金以及相应的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利均交付给基金管理人而仅保留了受益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于其相信基金管理人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并且会尽忠职守、勤勉谨慎地为其谋取利益。基金管理人因信托制度与投资需要而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利，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委托人的权利与利益发生改变；而委托人则必须接受其管理和投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对其行为加以完全的控制或者有效的监督。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法律必须要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赖义务，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以及损害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其特殊企业经营组织性质，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权利如何广泛，作为受托人与经营者，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因此，该优先原则首先必然是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并且应为相对的优先、整体意义上的优先，而非绝对的优先、个体意义上的优先。
首先，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优先。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涉及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督察长、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亦要求上述主体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自身利益以及基金托管人、“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规的相关文字表述上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要求，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对相关当事人信赖义务的具体规范。
其次，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进一步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是抽象的整体概念，是由具体的众多持有人的利益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而非个体利益。或者说，即便出现对个体利益的考虑也必然是在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必须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可能会产生对个体利益的限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正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相关机制对此加以协调与解决。基金份额持有人亦仅得自行行使部分在性质上归属于自身而与整体无涉的权利。
最后，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同一基金管理人依法可以同时受托管理多个基金，而在这些基金之间，无论其受托时间先后、资产规模大小、采取开放或封闭形式等等，其持有人利益之间均无优先与劣后之分。不同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3]“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4]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在同一基金的具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其利益亦应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否则，即构成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约之行为。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扩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否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并非等同概念，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但基金管理公司仍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参加其他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具有相应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然而，由于相关法规直接将此优先原则规定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5]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扩大化地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非基金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以优先于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并且，只有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完全取决于其自愿以及积极行为，并且，我国基金的设立、销售等亦依赖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与工作。那么，在以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私法视野下，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须遵守基金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必须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规范，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要件与要求。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上位原则，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股东、员工均应予以遵循。
具体就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的权益而言，其作为公司法人的具体构成，是特定的法律拟制人格的实际行为的必要因素。法人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其内部主体的行为或行为的集合。基金管理人为抽象的法律拟制之人，从理论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之重大决策决定于公司的股东，但是，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必然是通过其员工的行为与选择来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申请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也不例外。正是员工的相应具体行为才能使拟制的公司法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其不仅完全可以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且，只有其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与约束，才会有上述的选择与行动。进一步而言，公司的股东、员工都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和退出渠道，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为保护其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之，当股东、员工不选择退出时，由于其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其必然应对公司负担起具有相应特殊内容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而不得违反。进一步来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实现，也最终要落实到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具体行为之上。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法人及其内部主体应当承担起遵循基金法制基本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后。可见，公司的股东、员工的利益与个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相互比较，前者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其利益的实现应以基金制度的存在、发展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这是市民社会中自由主体自愿选择与法人制度客观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基金管理公司未担任任何基金的管理人、未参加任何基金法律关系，则即无遵循上述优先原则之必要与可能，也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能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需要具体分析和判定。
目前来看，我国基金管理业务与管理人身份是基金管理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领域和法律地位，也是其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且，从目前的客观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不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61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60.04亿元，其中主要的是管理费收入，为313.4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7.06%。[6]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从事其他盈利活动并取得的利益，其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运用固有资产进行投资、参加到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中。目前，这些非基金业务正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就社保基金管理业务而言，截止2008年底，共有博时、长盛、国泰、南方、招商、华夏、嘉实、鹏华和易方达等9家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管理的社保基金总规模达2377.55亿元。就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而言，共有海富通、易方达、南方、华夏、广发、工银瑞信等12家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管理的企业年金总规模达到435.46亿元。[7]就其他如专户理财业务（基金一对一、一对多）、咨询业务等其他业务而言，亦有着大幅的增加。
可见，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业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客观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就这些脱离了基金法律关系的活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上述相关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利益呢?其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则上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
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诸多分类方法，然就其利益与公司及公司行为是否直接相关为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前者既包括物质资本出资者，如股东、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出资者，如各级员工。公司及公司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着其客观、具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反之其行为亦对公司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则是指诸如社区、政府、社会公众、环境和资源、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着间接利益联系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司及公司的行为并不会直接给其带来利益或者说具体地给其某种利益造成损害，但从长远、整体或间接的角度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当是公司治理所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并且，可以是公司治理的参加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在因果上和内容上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公司治理要对其进行考量，但一方面无法确定其考量的成效和界限以及考量到什么程度方为足够；另一方面也无法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加以真正或具体的比较，其至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者是无法确定履行的宣言而己。其进而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切实的制度性支持，而受制于诸多主体、诸多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经营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等随机因素。[8]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权衡与比较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应只存在于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主体的利益比较时亦不例外。
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其直接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员工以外，还存在着基金公司在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以及运用固有资产时，与之发生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归于债权人范畴，而基金份额持有人亦同为基金公司的债权人。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之间并无谁更重要之分，公司在各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均可能负担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却打破了上述私法的原则，其强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公权力要介入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相应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法益，限制和牺牲某些私人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将在所难免。由于基金的法律特性，众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或者说集团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股东、员工的普通债权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影响和意义，因此而产生的两者的不平等具有相应的经济法视野下的正当性。并且，就字面意义而言，这种经济法意义上的不平等性也己在相应立法中有所明确规定而非仅仅是理论分析。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着利他才能利己的情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具有长远上和整体上的一致性。从之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管理费收入，是基金管理公司偿债能力与利润水平的客观保障。因此，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制度的长期的有效发展，是对其他债权人的真正、客观的保护，符合其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如何保障相关当事人能够理性地认识长远利益、服从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予以正当行为，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介入。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其客观的长远利益原则与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强调或强制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
进一步来说，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缘起、功能定位与社会现状，甚至是其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均使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与其发生相应法律关系时可以充分预见其基金管理人之身份或者是成为基金管理人的可能与必然，能够充分知晓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制度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即便此时该公司可能还未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基金业务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为基本与核心的业务，是投资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实践中尚不存在不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仍可推定其具有预见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在法理上，如法律对某种行为或某项权利有明文规定，那么，即可认定当事人在实践之中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而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治理原则，暂且不论相关法规的真实意思或者说是否正当，至少仍可以此认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应当知道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应特殊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交易时，其明知交易相对人为基金管理人、负担着法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义务而仍与之交易，已充分享受了法律和事实所赋予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救济的权利，因此，其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后果。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进行其他交易时，即默视地附带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限制性条件。而此条件并不影响债权人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自由，不构成对其真实意志的妨碍。除非特定当事人能够充分证明其没有认识到交易对象与基金现有或可能的关联，或者说其有足够、充分的善意。此时，则应由执此主张的相对人负担举证义务，以获得相应的撤销权、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似乎可以排除其证明的可能。并且，客观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仍可以通过私法自治而获得相应的保护，公司法制也认可并且通过相应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利益。
如上所述，基于对经济法视野下社会本位的思考，以及对基金管理公司各方利益主体共同之长远利益的实现和其他债权人的交易时的认知与选择等性质的分析，结合基金法制的价值目标与法律特性，笔者认为，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也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债权人）。在基金管理公司的公司治理中必须充分考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问题，在其利益与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为重。
其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原则有例外与限定。
如上所述，原则上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可以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公司的股东、员工和其他债权人。然而此优先亦非绝对的优先，其适用应当符合相应的条件，或者具有一定的例外。
第一，在基金管理公司所从事社保基金、企业年金等具有公益目的的受托管理业务中，由于事实上投资人或受益人的权益也具有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色彩，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能适用于此情形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情形。从管理人的性质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在受托管理社保基金与企业年金时亦承担着或多或少的由于彼此之间在地位、权利、信息方面的不平等而产生的信赖义务。如此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可以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而对于其他基金管理公司直接所涉的公共利益、社会利益而言，则应至少存在平等的关系，或者依其法益之高低在发生冲突时予以平衡。此应为上述优先原则的除外特别情形。
第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由于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金财产与其固有资产之间并不相同，且依法需要严格划分与相互独立，那么其他债权人在依法行使到期债权时，除非从根本上直接影响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具体利益，或者说将客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正常履行基金管理职责和活动，方可依据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加以调整。而在公司仍得以正常经营时，或者说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影响更为间接或抽象时，则不应适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并不否定其他债权人的债权，也不排斥其他债权人权利的行使与实现，更不否定债权在本质上的平等性。举例来说，如其他债权人主张债权可能导致公司破产时，应当充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谨慎地考虑是否可以宣告破产，是否可以采取其他措施，必要时可以限制其他债权人的破产申请等权利，但是，在宣告破产后，其他债权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无特别法律规定的情形下，仍享有同一顺序的平等的受偿权利与机会。
四、小结
在相关立法中，存在着对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概念的混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从其规定的内容与本质来看，应当属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适用于特定的基金法律关系的相对优先。并且，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且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而该原则并不能简单地依法规的字面规定而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或者说，是否能够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需要加以法律的分析与研究。在不同的法律视角下加以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公司及其股东、员工应当时刻遵循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宗旨和准则，除非公司尚未成为基金管理人或没有加入基金法律关系；对于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即主要是其他非基金业务法律关系的相对人而言，原则上由于社会本位和长远利益的需要以及自身交易的选择等原因，亦应服从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规定和原则。但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在与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并无优劣轻重之分，在无法衡量其法益高低之时应予以平等的对待。而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仅适用可能直接影响持有人具体利益实现之情形，不构成对其他债权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注释:
[1]《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一条。
[2]《证券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第二条。
[3]参见《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
[4]《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第四十六条。
[5]我国现行相关立法中虽均以“基金管理公司”为规范用语，但究其实质却是以基金法律关系为前提。而事实上，基金管理公司与基金管理人无论从理论逻辑还是客观实践中均无法等同。具体分析可参见奚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法律辨析与现行立法检讲，楠京大学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10年春季卷（总第33期）。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8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管理
一、要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比较正确的深入的把握，必须先知道行政法是什么，或者说行政法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但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常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行政法。一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认为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单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过于微观，可能会过于追求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不能对行政法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从宪制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宪制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能够对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对行政法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但这种视角又过于宏观，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指导性并不一定很大。三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这主要是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同时，行政管理的视角又能够弥补法学视角的过于微观、宪制视角的过于宏观之不足。因而，单从这三种视角的任何一种出发，都难以对行政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需要把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
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现实起点，也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起点，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研究是明确行政法性质与功能的关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政府的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即便不是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而只是在一种现实的行政管理范式内所进行的局部改变，也可能带来政府的社会角色和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的改变。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合理性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
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5.责任行政原则。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服从指令和服务”；而新公共管理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对结果的重视和对管理者个人责任的强调”[2].但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不存在责任的概念。服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问题在于在服从指令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服从指令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服务指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上级的指令经常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可能与服务的宗旨相违背。但官僚制下的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选择服从指令，因为这是他的“最优策略”。这样，服从指令就常常以服务为代价和牺牲。这当然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的人员晋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等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但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更长久的影响则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乏。责任主要是对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就会造成政府形象的败坏和政府信用的降低，也就必然造成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损害。所以作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行政法，必然会考虑到这种责任意识缺乏所带来的后果，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同时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对适当时候的政府管理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具有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a].政法评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9
关键词：行政法；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管理
一、要对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有比较正确的深入的把握，必须先知道行政法是什么，或者说行政法意味着什么。这是贯穿行政法理论体系的最基本、最重要但又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通常从三个角度来理解行政法。一是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认为行政法不过是一个部门法，是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单从法学的角度来理解行政法过于微观，可能会过于追求技术上的细节问题，而不能对行政法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二是从宪制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认为行政法所调整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是更大的国家与公民关系的一个侧面。从宪制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能够对行政法的产生和发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认识，能够对行政法有比较准确的定位，但这种视角又过于宏观，在具体的立法活动中指导性并不一定很大。三是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待行政法，这主要是强调行政法的实然性，强调行政法要与现实切合。同时，行政管理的视角又能够弥补法学视角的过于微观、宪制视角的过于宏观之不足。因而，单从这三种视角的任何一种出发，都难以对行政法有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而需要把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进行。
相比于其他的部门法而言，行政法是最具时代精神的部门法，因为它调整的是行政机关与公民的关系。政府与公民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法的现实起点，也是行政法理论的基本起点，对这种社会关系的研究是明确行政法性质与功能的关键。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往往带来的是政府的社会角色及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所进行的改革，即便不是行政管理范式的变化，而只是在一种现实的行政管理范式内所进行的局部改变，也可能带来政府的社会角色和政府与公民关系方面的改变。由于社会的发展、新情况的出现，政府原有管理方式的局限性和不和时宜常常发生，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随之而来的事情就是要求行政法的调整以及行政法对这种改变的确认和维护。这是依法行政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行政法能够被称为“动态宪法”，那也只是从行政法的应然状态来说的。但行政法最重要的也许在于其实然状态，也就是法律与现实的切合程度。行政法是调整与规范政府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法律，但行政法首先得尊重政府在现实社会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政府自身的能力决定了政府现实的角色问题，这个问题的另外一面也自然就是公民以及由公民组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角色问题。对于符合社会实际情况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应以法律的形式加以巩固和维持，而对于不符合社会现实、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导致严重社会问题的政府管理方式，行政法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改变，这也是法律的实然向应然趋近所必须采取的行动。
近代行政法的发展演变是伴随着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而演变的。政府行政权的/！/扩张和收缩导致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确认、对行政权的控制、对公民权的确认和保护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个体的权利及其权利的集合也成为制约行政权的重要力量，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以社会控制权力”。控制并不是目的，控制也只不过是使行政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同时也使公民权处于一个合适的位置。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应当促使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这里“平衡”的意思是行政权与公民权一种“完美的分工”和随之而来的“专业化”，它们能共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种平衡涉及行政权和公民权各自的“度”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因而行政机关与公民关系的度既包括行政机关与公民在实体权利分配上的度，也包括行政程序关系上的度。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把行政法定义为“调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使之达到平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
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指贯彻于行政法之中，指导行政法的制定和实现的基本准则。它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在法律规范空白和出现漏洞的时候，作为共同理念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任何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都不得与其相抵触[1].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要体现行政法的应然状态，又要体现行政法的实然状态，而行政法的应然和实然不过是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是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的理想和现实的反映，同时行政法又要承担规范和改造现实以一步步向理想趋近的责任。当我们有了理想之后，重要的就在于认清现实和找到通向理想之路的最佳途径。因而，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既包括行政法的实然状态的原则，又包括行政法的应然状态的原则。它应包括以下原则：
1.行政法治原则。首先它强调的是在行政法律规范中要贯彻法治的精神；其次它主要是从实体角度出发，强调行政主体的所有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行政法治原则是行政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在其现实性上则起到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改造其不符合法治原则和精神的行为习惯和办事作风的作用，它是法治原则和法治规律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法治的道路是艰难和漫长的，法治规律就是要确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使法治的普遍性准则为全体人民所理解、接受、信仰和维护。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法治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行政机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和现实所不断证明，行政机关的主体本来就是人，行政机关又是与公民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国家机关。行政法治原则或者说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原则对于培养公民的法治意识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而法治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行政法治。这就要求行政机关能够认清自身在国家法治的道路上所应承担的责任，同时在行政法律规范中体现出这个原则来。合法性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可被认为是行政法治原则的具体运用和贯彻。
2.适度性原则。为了能使社会健康平稳地发展，政府和公民都需要享有适当的权利和承担适当的义务，双方的权利义务既不能过宽也不能过窄，应该保持适度。这种对现实的尊重是实现理想的必要条件。适度性原则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平衡论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上的一个必然反映。合理性原则
可被认为是行政机关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适度性原则的具体体现。3.互动性原则。不能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或者说行政权和公民权总是相互敌对的。在国家和社会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具有一致性因而也能够协调起来。从宏观的角度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互动，目的在于使双方都遵守法律所设定的权力界限，不越权；但同时又能发现行政法规的滞后，有利于行政法的不断完善。互动性原则以适度性原则为基础，但又是适度性原则的必要的补充。
4.程序正当原则。英美法系国家都非常重视程序正当原则，在我国这样一个行政人员的主观随意性很强的国家，历来“重实体、轻程序”，因而更有必要借鉴先进的发达法治国家的程序原则，将程序正当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特别是行政自由裁量行为。由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行政主体的裁量范围越来越大，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的自由领域，法律规范无法从实体上予以明确规定，因而程序的规范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程序正当原则中，重要的是落实各项程序制度的建设。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程序正当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5.责任行政原则。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服从指令和服务”；而新公共管理的典型特征被认为是“对结果的重视和对管理者个人责任的强调”[2].但这并不是说在传统的公共行政中不存在责任的概念。服务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和义务。问题在于在服从指令和服务之间存在着矛盾。服从指令是服从上级的指示和命令，服务指服务于公民和社会。上级的指令经常是在不了解实际情况的条件下做出的，如果按照上级的指令办事，可能与服务的宗旨相违背。但官僚制下的行政官员通常都会选择服从指令，因为这是他的“最优策略”。这样，服从指令就常常以服务为代价和牺牲。这当然是传统的公共行政的官僚制模式中的人员晋升制度和缺乏有效的绩效考评制度等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恶果，但行政体制的弊端所造成的更长久的影响则是责任意识的严重缺乏。责任主要是对公民对社会的责任，因而这种责任意识的缺乏就会造成政府形象的败坏和政府信用的降低，也就必然造成对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损害。所以作为调整政府与公民关系或者说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关系的行政法，必然会考虑到这种责任意识缺乏所带来的后果，将责任行政原则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是逻辑的必然了；同时这种责任意识的培养对适当时候的政府管理范式的转换也必然具有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 朱维究，吴华。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兼论21世纪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发展趋势[a].政法评论[C].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社会管理的基本原则篇10
（一）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
随着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一批基本法律的颁布，社会主义法制开始建设，我国行政法学进入了一个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发展阶段。自1949年至1978年，我国在行政立法方面颁布了大量行政组织法，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1949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各机关组织通则》、1950年《省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市人民政府通则》等。同时在行政工作人员方面，也颁布了相关行政法规。例如1950年颁布的《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的暂行办法》、1950年颁布的《政务院关于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保守国家机密的指示》、1951年颁布的《政务院关于任免工作人员和招考干部训练学校、训练班学员的暂行规定》、1953年颁布的《各级人民政府人民监察机关设置人民监察通讯员通则》等。在行政管理方面，此阶段以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和基本的社会管理为主。例如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1955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和1957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1957《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这一时期我国行政立法以借鉴“苏联行政立法”为主，内容强调阶级斗争，例如1957年《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就被定位为“人民对各种坏分子实行专政的一个武器”。除此之外，该阶段的行政立法大多原则笼统，精细化程度较低，未能形成系统的行政法律制度体系。
（二）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至今
1978年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国行政法立法进入“现代行政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到的“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人民民主”一直影响至今。以1982年《宪法》作为我国行政法律体系的根本遵循，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了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构成的基本行政法律体系框架，包含了行政实体法到行政程序法的全体系行政法律制度。
从行政实体法来看，“行政三法”的相继问世建立起我国行政行为法的基本法律框架，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为从设定主体、设定权限，行为主体、行使程序和权利救济等进行了一系列明确细致规定，起到了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作用。以2021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新修改的《行政处罚法》为例，这次修改贯彻落实了党中央重大部署和决策，本着发展要立法先行、改革要于法有据的理念，巩固执法领域已经取得的重大成果。实体法方面的修改内容主要体现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第一，我国新《行政处罚法》坚持以实际需求为导向，充分满足国家机构改革和行政机制深化改革的需要。例如，本次修改增加行政处罚定义，确定了“不利处分”作为行政处罚行为的关键特征，增加了行政处罚种类，扩大了地方性法规设定行政处罚的权限，进一步规范了委托行为等。第二，我国新《行政处罚法》坚持权由法定的法治原则，贯彻落实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例如，本次修改首次规定“综合行政执法”，严格了行政执法责任等。第三，理论研究成果不断被吸收到行政立法之中，例如本次修改即在行政处罚主观要件方面采纳了过错推定原则。
从行政程序法来看，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正式建立起我国“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该法以“规范行政权，保护公民权利”为立法目标，我国法制建设开始转向以人为本，构建起“权利本位”的行政法律体系。其次，我国也正在对行政复议立法进行试点，在不久的将来行政复议相关立法将全面修改，虽然我国现阶段还没有统一的“行政程序”立法，行政程序的相关规定散见于各行政法律规范的实体法之中，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改革创新的不断深入，经验的不断积累，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也必将不断地成熟和完善。
二、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基本建立
（一）从“管理论”到“平衡论”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苏联行政法学的影响以及出于稳固新中国社会管理秩序的需求，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以“管理论”为主流理论。“管理论”主张在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之间，侧重规范行政相对人的行为，以保证行政管理目的的顺利达成。“管理论”思想指导下的行政立法大多强调“压制型”行政模式，即采取偏强制性的手段管理公民，公民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随着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相继颁布，管理论思想越来越不能适应实践的发展，逐渐产生“控权论”和“平衡论”思想。
“控权论”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其主张控制政府公权力，规范政府行政行为，其将“依法行政”作为其基本原则。以罗豪才为代表学者的“平衡论”则主张规范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二者应当保持平衡，该观点认为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呈现一种双向互动关系，在这种互动关系之中，二者的权利义务应当保持均衡。此种理论下，行政机关应当提升软性行政手段的适用范围，减少命令、强制等手段的适用。平衡论的思想不仅为行政法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框架和进路，同时也更能为当下面临诸多挑战的现代行政法提供更充分的理论支撑。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渐趋成熟
伴随着行政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完善，我国行政法逐渐确立了六大基本原则，即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程序正当原则、诚实守信原则、高效便民原则、权责统一原则。
1．合法行政原则。合法行政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也是行政法律关系与其他法律关系的主要区别，该原则主要包括“法律优先”和“法律保留”，即行政机关的任何行政行为都应当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开展，必须得到法律的授权，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行政机关也不得作出影响或者减损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行为。该原则属于满足形式行政法治的要求，其与满足实质行政法治要求的合理性原则一道实现行政法治基础性原则。
2．合理性原则。在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满足正当程序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对行政行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行政行为必须满足合理性原则。合理性原则的主要内容是公平公正对待、作出行政行为时应当考虑相关因素以及比例原则。该原则作为实现实质正义的重要部分，有助于公平正义价值的实现，也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更高保障，实现行政程序与行政效率的动态平衡。以比例原则为例，其在我国《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中都有所体现，例如《行政处罚法》第五条就明确规定了行政处罚应当符合过罚相当。我国《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也将“明显不当”列为审查标准。在我国的法治建设中，合理性也体现在行政法律体系的方方面面。
3．程序正当原则。我国一直以来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而程序正当原则作为现代国家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其重要性越来越被立法者所重视。在我国1996年颁布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明确了程序正当原则，并逐渐把这种观念落实到一系列的制度规范之中。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也进一步完善了行政处罚程序，使其更加科学理性。我国《行政诉讼法》也将“是否符合法定程序”作为判定行政行为违法的重要标准之一，违反法定程序的视情节轻重给予撤销或者确认违法等判决。程序作为理性的产物，其程序制度的设计有助于整个社会，尤其是行政机关的理性运行。正当程序原则作为支撑形式正义的基石原则，目前我国已有规定的法定程序主要有：行政回避、行政听证、申诉程序、告知程序、送达程序等。
除上述较为重要的原则外，行政法基本原则还包括：其一，高效便民原则，主要包含两个子原则：一是行政效率，行政机关禁止不合理延迟、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应当遵守时限要求；二是便利当事人原则，行政行为过程中，应当秉持着便利当事人的服务态度和办事原则。这也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体现。其二，诚实信用原则，即要求行政行为的信息、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真实、有效，并且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加强政府公信力，不能朝令夕改。其三，权责一致原则，要求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行使行政权力应当受到相应的监督、承担相应责任。一方面要赋予行政机关履行行政职责的必要权力，加强执行力，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政令畅通，另一方面要求政府用权受监督，严格依法定授权按照法定程序，做到依法行政，否则将受到法律上否定的不利评价，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三、我国行政理念实现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