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协调发展篇1
关键词：四化协调度；城镇化；malmquist-HR-Xtlogist模型
中图分类号：F29922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十会议指出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扩需，推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信息化的关键①，必须大力发展城镇化。城镇化通过人口聚集的规模效应，有效刺激内需的增长，带动“四化”发展。
为了深入分析城镇化在推动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上的作用，学者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的理论逻辑研究，另一方面是城镇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之间互动关系的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是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发展的动力，而城镇化是工业化发展的空间表现形式，对于提升我国经济发展实力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速度及区域发展差异，城镇化与工业化对于我国社会保障水平的影响，城镇化与工业化之间的共生及互动关系以及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的协调关系等。二是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大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对于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加速提升城镇化水平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二者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都是建设新农村的手段和路径；从实证研究的内容上看，主要表现在：城镇化与产业集群的关系，城镇化与农业产业机构调整的关系，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与农民收入增长的关系等。三是城镇化与信息化的关系研究，从二者互动关系的理论研究上看，学者们普遍认为城镇化是信息化的空间形式，信息化是城镇化的经济内容；城镇化是信息化的载体和依托，信息化是城镇化的提升机和倍增器，城市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的发动机；目前，鲜有学者就城镇化与信息化的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我们将在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
此外，目前对“四化”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概述上，更多的是侧重“三化”的研究。在“三化”的理论研究上，普遍认为工业化发展推动城镇化进程、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而产生并加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又对带动工业化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农业现代化发展对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加速发展也有着重要的协助、推动作用，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协调统一的关系。在“三化”的实证研究上，内容主要集中在：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发展速度及对经济的影响，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动态关系，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三化融合”的概念内涵及内在机制的检验。
从现有文献来看，自“四化”协调发展的概念提出之后，对“四化”的系统研究始于2013年②，研究强调了“四化”发展对破解当前中国发展难题，尤其是城乡一体化等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作用，其中突出了信息化的提升作用。但是，鲜有就“四化”协调同步发展进行实证研究，这为本选题的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而定量的实证分析能够更好地暴露“四化”协调发展的问题。
正如崔凯、冯献（2013）所述，中国自1950年就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为“四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成绩也隐藏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的发展颇具争议，突出表现在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及作用上。本文所要思考的是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对“四化”协调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即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到底对“四化”发展有何影响。本文将以中国2000-2011年31个省份及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为样本，以城镇化水平对“四化”协调度发展的影响为研究目标，系统性分析在考察期内中国“四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中国“四化”发展有所裨益。
城镇化协调发展篇2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水平；协调度模型；新疆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27.014
0新型城镇化研究背景
城镇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平台。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城镇化是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必经过程。城镇化主要包括城市人口的集聚、城市用地的扩张和城市数量增多等过程。
随着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地理学者吴友仁首次把城市化的理论应用到中国城市的研究。辜胜阻、姜爱林描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城镇化的历史变迁，揭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发展特点并做出了归纳性的诠释。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形成了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的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导致城镇化质量不高、城乡二元结构明显、城镇资源浪费和城镇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传统的城镇化进程步履维艰。
1研究方法与计算模型
1.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采用熵权法和变异系数法相结合，该类方法既能体现出人为经验判断的主观性，又能客观的反映出数据本身的客观性。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新疆统计年鉴。
1.2指标体系
结合相关学者的观点，在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来分析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新型城镇化体系及各指标权重如表1所示。
1.3协调度模型
设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由经济发展程度、人力资源利用、城乡统筹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五个子系统组成，其发展情况由f1、f2、f3、f4和f5表示，它们是各个二级指数的函数表示，而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由f*表示。
2新疆新型城镇化综合评价
2.1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分析
2003-2013年新疆新型城镇化综合值以及各子系统系数如图1、2所示：新疆新型城镇化综合值由2003年的0.15增长到2013年的0.84，年均增长率为4629%，呈现波动上升趋势。2003-2013年期间，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2003-2007；2008-2013）。
第一阶段：2003-2006年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呈现递增状态。这一阶段，各准则层指数逐渐递增且增幅明显，新型城镇化进程稳步进行。第二阶段：2007-2013年新疆新型城镇化进程呈波动上升状态，主要表现在2007-2008年的下阶段和2009-2013的上升阶段。这一阶段的波动状态主要表现在社会基础设施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波动，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城镇人口的增加速度超过了社会基础设施的完善速度，导致供水、燃气等基础设施处于滞后状态。各子系统的发展不稳定导致新型城镇化发展呈现波动上升状态。
2.2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分析
新疆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如图3所示：2004-2013年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发展呈现低-高-低的倒“V”波动趋势，且波动幅度明显。2004-2013年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出现两个峰值：分别为2007年的0.74和2012年的0.73，该年份的子系统协调度均在0.85以上；协调度最低值出现在2009的0.04，该年份的社会基础设施协调度为0.09，而城乡统筹发展协调度为0.93，相差10倍之多，由此可见，新型城镇化子系统协调度的离散程度对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3结论与建议
（1）通过对新疆新型城镇化水平及其发展协调度测算，结果显示，新疆新型城镇化发展较快，并呈现出波动增长态势，各子系统呈现出低-高-低的发展态势；新型城镇化发展及其各子系统协调度呈现无序发展状态，新型城镇化协调度发展情况不容乐观。
（2）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新型城镇化平稳协调发展。建立畅通的交通网络，加强各城镇间的联系，促进其资金流、信息流和商务流的全面发展；在环境承载力允许的范围内，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引进高科技人才。
（3）发挥政府职能，促进区域均衡发展。自治区直辖市及地级市充分发挥地域优势，发展中小型企业，特别是微小型产业，形成新型城镇化增长极，带动周边县市的城镇化发展，实现城乡共享均等权利，缩小城乡二元结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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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协调发展篇3
关键词:城镇化产业协调
一、城镇化给农业发展提供动力
世界城镇化规律显示:凡是城镇化进程正常的国家和地区,城镇化水平越高,农业也越发达,如美国、日本。城镇化的起步要依赖于农业,但城镇化的进一步推进又有助于农业的持续发展。城镇化对农业的推动作用表现在:
(1)城镇发展可以形成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刺激农产品需求,有利于农业生产能力的持续提高。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直接结果表现为城镇人口数量的扩大,从而形成巨大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刺激农产品需求。
(2)城镇发展促使农业从封闭的自给农业向开放循环的市场农业转化,有利于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城镇化在为农村居民提供利用自身劳动力资源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为农业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规模效益的提高提供了必要的基础。
(3)城镇发展使农业从“生成农业”向“多功能农业”转化。城镇化诱导农业部门从提供单一的生产向提供生产、生活与生态为一体的多重复合功能转化,有利于农业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这种农业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将建立在人口、资源与环境相互协调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之上。
(4)城镇化能诱导农业结构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升级、转化,促进农业良性发展。
值得注意的是,城镇化对农业发展做出推动作用,是建立在城镇化与农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的。在城镇化过程中,如果忽略了城镇发展应与农业发展相协调,必然导致城镇发展阻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最终也必将阻碍城镇化进程。
二、城镇化对工业的促进
随着城镇化的提高,人类的生产活动和居住活动开始不断向城镇集中,而城镇生产活动的聚集和人口的增加,城镇基础设施的兴建和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聚集经济效益的强化,会作用于工业化,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所以说城镇化适应工业大规模集中生产的需要,能够极大地推进工业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为:
(1)城镇化产生聚集经济效益。工业在城镇聚集会产生巨大的聚集经济效益。因为工业是一种外部经济。例如,工业生产发展需要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而这类设施的公共使用也会节约成本,提高生产率和使用效率。城镇化的经济效益可归结为:(1)城镇基础设施可以产生所产生的规模效应。(2)城镇可以找到高质量的生产者。(3)城镇中存在的竞争有利于技术的进步和基本建设成本的节省。(4)城镇有较大的市场,市场规模效益明显。(5)城镇使工业生产同原理市场和销售市场紧密相连,即节省了运费,又使商业信息畅通。这些经济效益都会促进城镇中的工业健康、快速发展。
(2)城镇化提高劳动力素质和工作效率。城镇化所形成的人口集结,各种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汇合,不仅使劳动力得到最合理的组织和最有效的使用,而且使企业人员更富于进取精神和竞争心理。城镇集中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大有利于劳动者各方面的发展。
(3)城镇化会带来工业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变。城镇化会产生巨大的中心城镇,形成城镇群,使社会经济生活发生巨变。这种城镇群的特征是商业和服务业集中在中心城镇,工业已开始向郊外扩散,形成工业卫星城镇。中心城镇主宰着国内经济,其中心作用就想“心脏”和“头脑”一样。
三、城镇化是第三产业发展的需求基础
第三产业提供的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服务产品具有非储存性,生产、交换、消费的同时性等特点,使服务需求本身具有聚集的特性。只有当生产要素和人口聚集到相当规模,产生对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强大的市场需求,才足以支撑服务行业的不断产生和独立性。所以,第三产业的产业特征对聚集有着一种内在要求。所以,第三产业的产业特征对聚集有着一种内在要求。在聚集为特征的城镇成为第三产业的需求基础。从城镇和第三产业发展的历史可见,城镇最初就是农产品的集散地、手工业的集中地和第三产业的基地。很多的第三产业行业最初就是出现在城镇。在现代社会,城镇化从需求的角度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1)城镇化过程诱发第三产业新行业出现和推动传统行业发展。城镇化过程中的工业聚集促进了第三产业中生产服务业的发展。城镇是工业化的空间聚集表现,由工业化引起的城镇聚集必然要求行业间的要素、商业、信息发生各种交换与联系,从而引发交通、通讯、金融、保险各类市场的发展。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还促进了第三产业中生活服务业规模的扩展以及与劳动力的培训、配置相关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和各种人才培训的发展。
城镇化过程引起人们生活方式的市场化转变,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市场条件。第三产业的生产自始自终就与市场交换相联系,这是由服务产品在需求结构中的地位和服务产品的非实物性决定的。对服务产品的需求,是在满足了生存需要的基础上的较高层次的需求。城镇化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制度土壤。城镇化的过程就是第三产业不断发展的过程。
(2)不同规模的城镇聚集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同结构与规模。由于资源的差异性和比较优势规律的作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的聚集有着不同的类型和规模。这就会影响第三产业发展的内容结构和规模。一般来说,在因工业化聚集而成的中小城镇中,第三产业的核心部门是包括交通运输、邮电通商业饮食、物资供应等在内的流通部门。金融保险、服务业、科学文化教育业等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的发展规模,服从于城镇工业本身的需求。这些城镇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往往低于第二产业。在大城镇和特大城镇中,第三产业的核心部门主要是外部效应较高的现代生产服务业和生活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信息服务业、房地产业、商业、旅游业、旅馆业等。其他的第三产业的部门也门类齐全,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重的比重。如东京、香港、新加坡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0-80%,金融业占GDp比重达30-40%。可见,大城镇或特大城镇的第三产业结构或规模都与中小城镇有重大差别。
四、小结
产业发展是城镇生存和发展的依托,城镇的存在为产业发展提供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缺一不可。城镇化促进了经济发展,使人口和资本由分散无序状态变为高度集中地有序状态,使生产要素得以合理组织,先进技术得以大规模采用,劳动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最大限度的推动力经济发展。城镇化对产业发展起到的是加速和系统聚成的作用,产业发展拖动了城镇化的进一步深入。所以产业发展与城镇化互动关系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既是第二、三产业的比重增加为标志的产业结构升级会推动城镇化进程,促进城镇化率的提高;反过来,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城镇化率的提高,又会带动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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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协调发展篇4
摘要：在城镇化发展的过程中，我们更应该重视其发展中的新型发展动力而在辽宁的城镇化持续发展的现在，如何推动“两化”相互协调发展，也已经基本上获得了空间布局上的产业支撑。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多项协调发展
现今，在新型工业化为主要动力的城镇建设中，在统筹区域、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过程中，更需要对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投入更多的发展培育建设。而在进行这一类的建设过程中，就如何实现新型的城镇化和新型的工业化共同发展问题上，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发展形势进行简单的可持续发展调整。
一、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促进新型建设的协调发展
在进行城镇建设的过程中，政府一定要以主导形式进行相应的促进，这在强化政府的行政影响力方面，以及对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建设方面，都能够营造出一套完备的策略。而我们针对其细节方面提出如下步骤来完成此项工作。
第一，做好统筹工作的规划，辽宁省在进行全面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主要利用个性化城镇的建设，从强化规划战略城镇方面进行前沿性主导建设，这样不但能够充分的发挥其带头作用，而且能够出色地完成相应的筹划工作。而在不断地推行现代化城镇、产业建设过程中，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利于完成对应的产业筹建。
第二，在进一步的进行全面建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也应该成立相应的“两化”建设领导小组，这可以使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工业化建设形成合力，营造全面建设的良好氛围。而在进行分配领导小组具体的工作任务中，也需要针对新型工业化的发展方面进行建设，通过对城镇优化，从而完成两方面的有机结合。在相应的建设进程中，同时需要针对其中的负责部门进行全方位的定义，制定评价指标，实行统计上报制度，这样可以全方位地完成考核工作，高效地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针对城镇建设空间进行优化
在进行城镇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充分地考虑到其主体结构上的区域划分，这样可以从区域的产业布局方面，完成相应的产业化建设。例如在对产业集聚区进行相应的建设过程中，就不得不去考虑周边居民的相应需求，而在确保集聚区是否能够有效地保障两者之间居民生活的同时，要做好新城镇的支柱性产业建设，这样我们就需要针对其中的建设问题进行优化，也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推动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建设与发展。在进行这一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进行以下的集体建设。
第一，建设中心城市区域内的一级团组，在进行重点城镇建设过程中，我们以辽宁省沈阳市的建设为例。作为重点工程建设的城市之一的沈阳市，在制造行业、商务会展、科研发展、区段物流等方面，都具备相应的能力，同时作为建设的主干城镇，其现实意义也更加重要。在进行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主要依据的就是“一主四副”结构进行建造，从而实现沈阳市在城镇空间结构上，出色地完成了相应的建设，这对于辽宁省整体的城镇可持续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二，促进二级城镇团组的建设，在针对城镇特色建设的基础上，可以使区域城镇中的产业结构、人口密度得到相应的提升，这样才能够快速高效地完成新型工业化建设，同时完成对应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如沈北地区在建材和手工精细制作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我们可以考虑对其进行相应的优化。例如在针对民众医疗产业方面进行正确的引导，对于城镇的产业生产，也能够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沈阳市在针对胡台新城的建设过程中，可以加大力度扶持其包装印刷产业的建设，这样不仅促进了配套生产机构的公平发展，也能够更好地促进二级城镇的团组建设。
第三，在乡镇建设中，可以依据特色产业进行相应的规划，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保证特色产业的顺利运行，这样从规划产业的角度讲，能更好地促进城乡企业的不断发展，同时，在进行相应的城镇建设过程中，也能够极大程度的促进旅游业和农副业的发展。
三、在产业结构上进行协调发展
在进行“两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产业的不同集聚谋划相应的发展布局，这样对于建设相应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而言，不但能够完成相应的建设，也能够强化工业与城镇之间的协调发展，其建设方面优势在于：
第一，能够促进特色产业园区的发展，通过科学的规划，可以从总体上设计合理的布局，再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相应的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大力推动绿色经济建设。在进行产业园建设的过程中，其核心还是以城镇建设为主要的服务对象，所以在进行集聚优化的过程中，也能够更为鲜明的强调其产业集聚地区的绿化优势。
第二，在进行特色发展的过程中，其战略部署上能够促进新型产业的发展。在进行新型城镇建设的过程中，因推进了大批的产业生产效益，所以在进行新型产业发展时，也能够较好地适应现代建筑行业的发展部署，在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过程中，也可以以拳头产品惊醒培育，这对于企业的长足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三，产业分工协作方面的强化优势。在进行产业的分工过程中，可以立足于资源方面进行相应的产业基础提升。通过提升相应特色产业，能够很好地解决分工问题，通过完善区域合作，使各产业之间形成互补。对于产业集聚区域来说，也能够顺利地完成其核心方面的产业革新，从而推动新型产业的持续发展。
四、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
在不断发展的现代经济建设中，对于社会保障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建设来说，能够做到有效的资源统配，是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根本。而在完善城市功能的过程中，对于如何统筹城乡基础建设，就需要承载其设施预存能力；对于新型的工业形式方面，也需要做到相互包容，在确保其繁荣的过程中，能够最大程度地承受住其基础设施的建设。另外，做好商贸方面的消费引导，也会对新型产业的建立和长远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在进行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的协调发展建设过程中，要以城乡居民为主体，要以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为根本，要以完善城乡居民社会福利保障建设为导向，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福利建设。而且，只有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才能够更为顺畅地完成新型城乡的社会发展。
项目基金：
2015年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辽宁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协调发展研究（2015lslktjjx-20）”。
参考文献：
[1]王姣,周颖,宁媛媛等.沈阳市新型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J].农业经济,2014,(11):57-58.
[2]王素娟,吴殿廷,赵林等.辽宁省新型城镇化进程评价[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3):121-127.
城镇化协调发展篇5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发展；超效率Dea；耦合度；河南省
中图分类号：F06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55（2013）02-0037-06
高质量的城镇化是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之一，城镇化可以解放和发展消费力，挖掘和释放投资增长潜力，可以优化产业和经济结构，引领工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加速转型。但目前，后发地区的城镇化进程中所面临巨大资金瓶颈严重地制约了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金融作为现代经济躯体的血液，既是区域经济的核心构成部分，还可以促进区域资源优势的整合和优化生产要素合理布局，并对城镇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金融与城镇化的互动耦合发展为区域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新的战略支点和动力机制。因此研究城镇化与金融之间的耦合发展极具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近年来，金融发展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并对之进行了较为深入详细的探讨，取得了不菲的成果。张正斌（2008）对宁夏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进行Grange检验，结果表明，以人口计量的城镇化率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因果关系。[1]梁彭勇，梁平，任思慧（2008）运用面板单位根检验以及误差修正模型等计量方法，对中国1986-2005年东、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性。[2]王楠，张晓峒（2011）采用34个城市1993-2009年相关数据，运
用pVaR模型分析城市金融发展与城市化程度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在长期，金融发展是城市化程度的Granger原因，金融发展可以促使城市化程度的增加；但城镇化程度并没影响城市金融发展水平；在短期，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程度互为Granger原因。[3]郭江山（2011）基于VaR模型对河北省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内在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显著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同时城镇化水平提升对来自金融发展的随机扰动具有正效应，并且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效应不断增强。[4]周战强，乔志敏（2011）利用1952-2009年全国数据，借助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结果表明，短期内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影响不显著；长期来看，金融发展效率对城镇化有显著影响。[5]徐小林等人（2012）基于VaR模型以广饶县为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与城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起到了积极助推作用，但城镇化不是金融发展的直接动力。[6]孙长青（2012）基于VaR模型对中原经济区1978-2010年之间城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并且金融发展对于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随着时间变迁逐渐增加。[7]
总体来看，目前区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关
系的研究方法以计量模型为主。但缺乏从联动效率的视角对区域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的、多因素驱动的定量研究。河南省作为我国的典型后发地区，目前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本研究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研究其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演化趋势，以期为在中原经济区建设中更好地发挥新型城镇化的引领作用、加快实现中原崛起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一、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
耦合原来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电路元件或电网络的输入与输出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并通过相互作用从一侧向另一侧传输能量的现象；在系统理论中，系统之间的耦合发展是指两个系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对方发展的一个量度。金融和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如图1所示。
图1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机理示意图
城镇化的实质是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生产力提升的基础上，人口从农业生产转向非农业生产的过程，这一进程促进了人口、产业、信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集聚，扩大了产品需求的市场规模，完善了城市的基础实施，促进了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升级，并增强了广大居民的消费能力，从产业、内需等方面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也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城市经济发展具有规模效应，城乡之间巨大的比较效益落差，像磁铁一样吸附农村的资源不断涌向城市，进一步加速生产要素在城镇集聚。
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提升，人们的储蓄资金不断增加，金融机构存款不断增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金融产业竞争不断升级，促使金融机构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提升服务质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储蓄率。随着城镇基础设施投资、产业转型升级、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和完善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拉动金融机构把存款转化为贷款，金融资本不断壮大，通过投资，进一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总之，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关系。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镇化水平的持续提高需要强大的金融支撑，才能解决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资金难题；金融发展可以通过金融创新、提升储蓄水平、完善储蓄转换为投资的机制、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等方面促进城镇化发展。反过来，城镇化发展也会拉动和促进金融发展；在城镇化发展进程中，随着人口聚集、企业聚集、资本聚集等迅猛发展，在客观上要求金融机构提供规模更大、更为复杂、更优质的金融服务，如对金融产品总量需求的扩大、金融产品需求的层次提升、合理的风险规避等，需要较多的储蓄量和完善的储蓄及时转化为投资的机制，这会促进金融创新和发展，提升金融效率，进而跃升区域金融发展水平。
二、研究模型
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是两个互为输入输出的系统，很难用确定的函数解析式表达。而且，两个系统都属于多投入多产出的系统，投入产出的指标构成复杂。因此，本文从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尝试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简称Dea）进行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联动程度评价。使用Dea方法进行评价时，不必事先设定决策单元的具体输出输入函数，不用对各个指标数据进行一系列处理，从而避免由于输入输出指标的复杂性而带来的困难。
数据包络分析法最早由Charnes，Cooper和Rhodese（1978）提出，是处理多投入多产出系统评价的一种较好的方法。最基本的Dea模型是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假设的C2R模型，但这种模型不能区分评价值都显示为1的决策单元的情况，为此，andersen和petersen于1993年提出了超效率Dea评价模型（Super-efficiencyDea，简称Se-Dea），以区分它们的有效程度。[8]
假定有n个决策单元DmUj（1≤j≤n），每个DmUj有m个输入指标，s个输出指标，相应的超效率Dea模型如式（1）所示。
（1）
在式（1）中，X和Y分别表示DmUj的投入和产出可能集。θj为DmUj的效率指数，θj1说明DmUj的效率为Dea有效；θj1，说明DmUj的效率非Dea有效，表示DmUj既不是技术效率最佳，也不是规模效率最佳，可以通过调整投入要素的比例来进行改善；θj值越接近1，则表示DmUj的综合效率越高；λj为权重变量；s-和s+分别为m维投入和s维产出的松弛变量。
使用超效率Dea模型需要区分输入输出指标。在进行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驱动程度评价时，使用金融发展各项指标作为输入，以城镇化发展的各项指标作为输出，可以得到其有效程度，记其为θαj；进行城镇化对金融发展驱动程度评价时，使用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作为输入，输出指标为金融发展评价指标，得到的结果记为θβj。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程度θαj描述了金融发展的规模和技术的实际有效程度与城镇化进程对于金融发展所要求的规模和技术有效值的匹配程度。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促进程度θβj描述了城镇化进程对于金融发展支持和利用的实际有效程度与金融发展对于城镇化系统要求的规模和技术有效值的匹配程度。超效率Dea模型计算出的驱动程度系数θαj、θβj分别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发展两个方面对对方的支持和利用程度进行描述，并且数值越高其有效性越好。这就说明当θαj越大，金融发展对城镇化进程的促进就越大，反之则越小。θβj的意义类似。
金融和城镇化耦合发展问题，不能只从一方出发，应该既研究金融是否有效满足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又研究城镇化发展是否有力支持了金融发展，也就是双方是否真正良性耦合联动。描述第j年城镇化和金融两个系统间的耦合互动程度用Cj表示，计算方法如式（2）所示。
（2）
从式（2）可以看出，θαj、θβj的值越接近，耦合度Cj的值越大，表明金融发展和城镇化进程互动耦合发展的程度越高；反之则越小。当θαj=θβj时，表明这两个系统发展达到完全耦合联动的状态。
耦合度表明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相互促进程度，耦合联动系数越大两者之间耦合联动程度就越大，耦合联动系数越小，说明不是金融发展滞后于城镇化进程，就是城镇化进程超过了金融发展的支撑。
三、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的确定
1.金融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有很多，但考虑到指标的代表性、指标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主要选取以下三个指标构建出反映区域金融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评价金融系统发展状况和特征：一是区域经济金融化程度指标，用区域金融相关比率表示。区域金融相关比率指的是区域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区域生产总值之比；区域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能够比较充分反映区域金融资产的存量水平，区域生产总值是区域经济实力的核心体现，通过计算区域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区域生产总值之比，就可以得到区域金融相关比率，该比率能较好地反映出区域的经济金融化程度；二是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指标，用区域人均金融资源占有量来描述；区域人均金融资源占有量是指区域内全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区域总人口数量之比，可以用来衡量区域人均金融资源占有情况；三是区域金融效率指标，用金融机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来表示。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在于金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资金融通作用，金融发展的功能取决于金融在资金融通、资金配置过程中发挥效率的高低。因此，本文选取区域金融机构的贷款与存款的比率作为衡量区域金融效率的评价指标。
2.城镇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城镇化的发展受到经济社会系统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考虑到金融与城镇化的耦合联动效应，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选取指标构建出反映区域城镇化发展的指标体系，来评估城镇化发展水平和特征。一是区域人口城镇化指标，用人口的城镇化率来表示；人口的城镇化率是区域城镇人口和区域总人口的比值，较好的反映了区域的城市化水平。二是经济城镇化指标，用区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区域非农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来描述，反映区域城镇化进程中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三区域社会城镇化指标，用区域非农就业比例来表示；区域非农产业就业比例反映了区域城镇化发展的社会效果。
（二）数据来源及处理
我国从1994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促使城镇化和金融耦合发展，因此本文以1994—2011年河南数据作为样本，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年份的《河南统计年鉴》，各指标的数据统计特征值如表1所示。
（三）计算及结果分析
运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maXDea5.0得到1994-2011年河南省的城镇化与金融互动发展效率的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以看出，在1997-1999、2002-2004、2006-2007、2009-2010这10年里，金融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效率规模报酬处于递减情况，其余的8年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增状况。在1994-1997、2000-2002这7年里，城镇化拉动金融发展的效率规模报酬处于递增状况，其余的11年都处于规模报酬递减情况，规模递减年份占总数量的61%。这些情况表明河南省的城镇化发展相对于金融发展而言滞后情况比较严重。
由超效率Dea分析结果表明，从1994-2011年，有9年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比较有效率，有效率年份数量占到总数的50%；超效率Dea相对无效率的年份也是9年；1994-2011年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平均效率达1.0241，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适应性整体上有效。
从表2还可以看出，河南省城镇化发展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弱。在1994-2011年间，有10年未达到相对有效，非Dea有效率年份数量占到总数的56%，并且主要集中在1995-1997、2000-2001、2004-2008年；1994-2011年城镇化进程对金融业的发展的平均效率达1.0059，水平也较高，也表现出整体有效性，但低于同期的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落后大约2个百分点。
根据公式（2）和表2的数据，可以计算得到后发地区河南省1994-2011年城镇化与金融耦合发展演化趋势图，如图2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与金融发展整体耦合程度并不是很好，仅有2004年达到完全耦合状态；受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波及，2008年的耦合状态最差。耦合度只有0.8；耦合度变化波动频繁，且波动特征明显，结合趋势线来看，呈现波动式下滑趋势，表明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互动耦合水平仍存在很大的提高空间。
综合来看，城镇化发展与金融发展两者的耦合相对效率平均水平都不错，超效率Dea值平均都在1以上，两者的发展总体上处于协调性状态，金融发展与城镇化进程之间具有互相促进的作用；河南省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效用要强于城镇化进程对金融发展的支撑力度，这说明一方面城镇化发展水平不足是制约城镇化与金融耦合发展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从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向逐渐适应转变，政府部门还应该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要运用各种经济手段提高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耦合度。
图21994-2011年河南省城镇化与金融耦合发展状况
四、结论及启示
基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的一些结论和启示：从相对效率的角度来看，金融与城镇化耦合发展整体上表现为有效，但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优于城镇化对金融发展的拉动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虽然河南省的金融和城镇化发展水平都有了较大的跃升，但由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相对滞后，导致了城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的耦合度呈现波动式下滑的趋势。因此，为了更好的提升城镇化的发展质量，充分发挥新型城镇化对中原经济区“三化”协调发展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必须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作用下的投融资制度，提高金融体系的发展效率，不断创新金融衍生工具和服务方式，扩张金融资产规模，优化金融资产结构，推动金融发展规模、结构及效率的全面升级，满足城乡居民生产和生活方面的金融服务需求，进而更好地加快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加大对城市和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合理拉大城市发展规模，增加教育和科研投入，提高城乡人口素质，增强城市经济的创新能力，跃升城市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水准；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的内部结构和空间布局，以“产城融合”为目标，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民营经济发展实力，提升城市经济的就业能力；发展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解放和发展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以中心城市为战略基点，积极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促进城市的全面发展，加速河南省城镇化步伐，使其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引擎，大幅度跃升城镇化发展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强有力地拉动金融发展，最终实现城镇化与金融耦合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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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协调发展篇6
一、新型城镇化是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城镇化
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不断运动过程，工业化、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根本动力。我国是一个城市化起步较晚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又把工业化与城市化对立起来，片面强调工业化，严格限制城市发展，走一条没有城市化的工业化道路。这一战略不断强化了城乡二元分隔，导致了中国特有的城乡分治的社会结构。1978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中国工业化进程开始提速，城市化获得了快速发展。现代城市化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后果，一方面是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更加凸显。另一方面是农村城镇化引起了农村剧烈的社会变革与深刻的社会矛盾。在这种形势下，中央相继推出统筹城乡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对城乡关系进行战略性调整，是新型城镇化产生的时代背景。
统筹城乡发展是对城乡关系进行战略调整的新起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虽然先后进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税费综合改革两次重大政策调整，但由于都是在“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农村的从属地位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小康大目标后，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更加重视“三农”问题，明确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标志着农村发展战略的转变。继党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之后，200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五统筹”为主要内容的科学发展观，其中统筹城乡发展放在第一位；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我国从总体上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统筹城乡发展阶段。统筹城乡发展就是把城市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整体进行统一规划，改变过去“城乡分治、重城轻乡”的思路，形成城乡资源共享，实行经济社会的共同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过程。
统筹城乡发展是为应对城镇化问题提出的，同时也对城镇化提出了一些新要求。传统意义上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作用是间接的，主要表现为对农业的财政投入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转移，从而为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有所不同，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工业化、城市化对农业农村发生作用的途径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点从大中城市移到农村小城镇直至村庄，直接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提出。由此可以看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统筹城乡发展的落脚点和归宿；后来又由之导引出的就地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农村社区，可以看做是城镇化的新的表现形态。
二、新型城镇化是以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的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产城互动的城镇化。一方面，新型城镇化加快了城市向服务性经济的转型，提高了经济集聚度和现代工业的服务增值能力，推动了城市产业升级；另一方面，推动了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农村城市化不仅仅是人口在地域空间单纯的移动，或是居住区向城市汇集，把农村人口变成城市人口的过程，更重要的是要通过工业化、现代化来改变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及其发展格局。实现农业工业化除了要求在乡村企业内部转制外，还要考虑依赖于城市化的外部大背景，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摆正农业与城市工商业发展的关系，创造与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及城市化进程相一致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相适应的现代农业经济模式，以工业化理念管理经营农业，推动其向现代农业转变。
新型城镇化是节约集约的城镇化。城市化的内涵不仅是简单的城乡人口的转化，更重要的是一种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结构的转化。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我国农村产业结构出现变迁，而社会产业结构的转变必然带来社会就业结构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呈现出多元化的就业格局，非农产业成为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重要途径。大量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有利于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推动农业规模化、机械化生产。
新型城镇化是生态宜居的城镇化。城市化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引起的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农村居民点形式向城镇居民点形式转化的全过程。由于城市建筑业的发展，基础设施的扩大，乡镇居民的居住条件会得到明显改善。同时，新型城镇化会带来服饰、餐饮、休闲娱乐等第三产业的发展，既促进了消费，又提升了群众的生活质量。此外，农村社区在景观上还具有城市社区所不具备的田园风光。在村镇规划改造过程中，会充分考虑村镇整体景观协调和环境保护，把村落建筑与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每个单体建筑富有个性，纯朴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融。
新型城镇化是和谐发展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是逐步缩小城乡差距，重建城乡平衡，实现城乡之间和谐发展的城镇化。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意味着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产业选择的原则也是根据市场的需求，积极推进农业高度协作性的社会化生产，调整做大做强产业，把已有的比较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另一方面，新型城镇化是城乡之间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在内的共同发展。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推进，农业技术现代化、农业服务社会化、农业劳动知识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事业向农村加快延伸推进，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大为缩小，城乡居民将共享现代文明，实现共同发展进步。
三、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当现代城市发展到区域城市的阶段，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城镇体系在经济产业形态上就表现为三、二、一的空间梯度布局，在空间形态上呈现大、中、小城市群体区域化的特征，这是更高程度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耕地有限的农业大国，而现实的处境是城市数量少，城市吸纳劳动力有限，农村劳动力大量剩余。这种城乡现状决定了我国城市化不可能单纯走大中城市扩张化道路，必须坚持走城市、小城镇、村镇等多种形式并存之路，而实施新型城镇化是推进城市化的最佳途径。新型城镇化强调的就是要充分发挥不同层级的城市功能和作用，构建彼此间的相互借助和相互促进的城镇体系。从建设途径和形式上看，以新型城镇化引领河南加快中原经济区建设，做好城乡之间的有序衔接和阶梯式发展，应把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层面。
发展大中城市，着力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要通过城市自身内部的现代化或城市向郊区的扩张，发挥中心城市作为实现依城促产、以城带乡主导力量的作用。一方面是城市功能的拓展，不仅继续发挥原有的工业基地的作用，城市的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技信息中心等多种功能也逐步得到开发利用，由此带动的第三产业发展将解决大量劳动力就业。另一方面，加大对城市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通过建立和培育市场，兴办工商业项目，开发旅游区、经济开发区等形式，吸纳农村劳动力，逐步将郊区农村变为城镇。同时，出于不断扩大的工业用地和房地产开放用地的需要，中心城市更多的是把城郊农村纳入自己的管理体系，一些村民在土地被征用的同时，也变成了城市户口，成了城市的一员。
积极建设小城镇，着力增强县域城镇承载承接作用。县级市、县城和中心镇是城市发展和现代文明向农村辐射的重要载体和依托，是各种要素梯度集聚和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节点。新型城镇化在本质上是农村各类生产要素从分散布局走向相对集中，实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整合过程。要用现代城市的理念和标准来规划建设城镇，把基础较好的中心镇发展成为小城市，把有条件的县（市）发展成为中等城市，提高承接中心城市辐射能力和带动农村发展能力。目前，我国城市化尚未进入基本实现阶段，不仅城市数量偏少，而且大、中、小金字塔规模结构的塔基不牢，城市规模升级困难，城市化的当务之急是在扩张城镇数量上下功夫，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就地城镇化是一种现实选择。小城镇是农村的次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很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起着联系城市和乡村、沟通城乡关系、促进城乡结合的桥梁纽带作用。把农民引到小城镇居住，可以更好地加快配套的基础设施，改善农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通过建立以中心城镇为主体、以广阔乡村为依托的城乡布局，能更好地构建城乡互动互补的关系，促进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协调发展篇7
一、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面临的机遇
（一）我国进入了城镇化加速发展时期
截止200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46.59%，根据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规律，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根据估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带动10万元人民币的建设投资。中国进入城镇化加快发展时期，将有利于改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有利于加速农民工市民化，有利于顺利推进城乡一体化，进而有利于解决好“三农”问题。
（二）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家已有财力对农业进行反哺
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达到4000美元，已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此阶段，工业化的内涵不再是工业部门和城市的单独发展，而是通过工业化，把整个经济系统有机地整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这时农业和农村不再是工业化的工具，而是工业化的目标和重要内容。在这一发展阶段，“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成为带有普遍性的趋向”。此外，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2010年达到8.308万亿元，年均增长达20%。未来，财政收入仍将继续增长。不断增加的财政收入，为保障和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逐步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力度,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财力支撑。
（三）科技进步及其广泛应用将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更强大的技术支撑
当前，技术进步推动农业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农业新技术的不断发现及应用，扩大了农业资源、要素间的替代范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在现代育种，尤其在超级稻、优质小麦、转基因抗虫棉以及基因工程疫苗等方面相继取得了重大进展，在农业特色种、专用种培育上取得了突破，在农产品安全生产、动植物重大灾害防控、农产品加工、生物质能源和生态环境整治等方面也取得一批核心技术。未来几年，以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科技进步速度加快，将在种质基因资源开发、生物育种核心技术和新品种开发、生物品种制种关键技术开发上取得突破，将为我国农业加快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二、当前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工业化对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带动力不强
1、对城镇化的带动力不强
按照发达国家工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工业和非农产业产值比重来衡量，我国城镇化水平依然明显滞后。2009年，我国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为89.7%，而当年我国非农产业的就业比重为61.9%，说明工业化对城镇化的带动力不强。也说明，工业就业比重不高、非农产业就业的比重不高。从就业比重来看，2009年我国非农产业就业比重为61.9%，其对应的城镇化水平为53.3%，依然比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高出8个百分点。同样，根据国际规律，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城市化率应在60%左右。但截至200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只达到46.6%，显然，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
2、对农业现代化带动力不强
目前，农业在GDp中的比重大幅度下降到10.5%左右，但就业人口比重仍然很大，截止到2009年，仍然达38.1%，并未充分发挥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农村二三产业发展和农业物质装备水平提高等方面的带动促进作用。大量劳动力留在农业，农业规模经营难以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以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缓慢、农民增收困难、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三农”问题的解决也变得更加漫长。
（二）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变市民存在制度障碍
加快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大幅度减少农民，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艰巨任务，必须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民就业，消除农民进城定居的限制和落户。在现行统计的城镇人口中，约有1.5亿农民工及其家属虽然常住在城镇，但是工作和生活并不稳定，并未获得城市户籍，在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完全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待遇。由于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其上各种公共福利的制约，虽然一些率先推动户籍改革的城市虽然在户口形式上取消了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统一为“居民户口”，但是城乡户口差别背后隐含的社会地位、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保、福利等制度性壁垒和歧视性待遇并没有完全消除。
（三）农业转变发展方式受到的制约
1、受到如何处理好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制约
传统的小农经济规模零碎、效益低下。发展农业现代化则需以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经营必然要促使土地相对集中。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党在农村政策的基石，需要长期稳定、长久不变。在此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家庭承包经营与适度规模经营的关系，值得深思。如何既要在农民自愿的前提下，把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又要通过规范的土地流转方式实现土地的相对集中，需要更多的体制机制变革。
2、农业转变发展方式日益受到资源、环境约束
随着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快速推进，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城镇在耕地等资源方面的竞争不断加剧。目前，城乡发展都聚焦在耕地上。我国现在有18.26亿亩耕地，要守住18亿亩耕地，难度很大。未来，农业生产将面临耕地总量减少、质量下降，以及沙化、盐碱化、灌溉水资源短缺的困难。并且农业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势头没有明显改变，承载能力不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3、受到农业建设的核心要素――农村劳动力空心化的制约
实现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粗放型农业向集约型农业转变，关键依赖于农业科技教育和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农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市场化，需要提高现在农村劳动力的素质，需要懂技术、经济、管理等较高素质的新农民。但是，目前，我国农村大量优质的高素质的劳动力转移进入城市，农村留下的大多是老弱病残孕，农村务农出现空心化现象，对建设现代农业极为不利。
三、促进农业现代化与工业化、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构建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合理配置的制度
1、促进农民就业非农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要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解决半城镇化问题。对现有不合理、不公平的制度安排进行改革和创新，积极清除对农民工存在歧视与排斥的制度政策，保障农民工的经济、政治、文化权利，要在劳动就业权、社会保障权、子女教育权、公共卫生权、政治参与权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2、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一要改革土地使用制度。保障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者的权益，赋予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土地的同等地位，实现农村土地与城市土地的“同地同价同收益”，提高农村土地的资产性收入。二要完善征地补偿制度。要充分尊重农民自愿，解决制止强制征地、强制拆迁的错误行为。要加大对征地制度的改革以及市场化的操作，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为农民市民化提供必要的资金。三要试行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在城镇化进程中，允许农民通过有偿退出宅基地或宅基地置换而获得社会保障和城镇住房。四要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鼓励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入股等形式，促进土地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经营大户、农民经纪人等组织集中，切实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把分散的作业统一起来、把分散的经营联合起来，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有效对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3、促进公共资源在城乡之间均衡配置
一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并基于城乡公共资源差距较大的现实而对农村实施倾斜政策，以实现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社会保障资源、农村社区公共服务等公共资源在城乡的均衡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使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消除，逐步使城乡的财政支出与其人口比例大致相适应。二要以扩大基本公共服务人群覆盖面为首要任务，进一步加大城乡互动力度，把推进城市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配置与促进农村人口向中心镇、中心村集聚结合起来，包括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就业培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救助等，凡是城市居民享有的各种福利保障，农民也应同样享有，加快形成以县城为龙头、中心镇为节点、中心村为基础的人群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格局。
（二）构建促进国民收入分配向“三农”倾斜的长效机制
1、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农的比重
一要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建立财政“三农”投入稳定增长机制，确保三农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断提高,保证财政预算内农业支出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二要把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转向农村。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产环境。同时，国家财政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量主要用于农村。
2、进一步完善对农民的各种直接补贴政策
改革目前普惠式的种粮直补形式，推行合同补给、商品粮直补相结合的补给方式，加大对种粮大户的补助力度，采取公示、抽查等方式，确保粮食补助款真正补到种粮大户手中，弥补成本上涨对种粮收益的负面影响。建立与农资价格上涨挂钩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帮助农民抵御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减轻农民负担，降低粮食生产成本，让政策实惠真正留在“田头”。
3、健全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长效机制，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
要允许进城落户的农民有权继续享受集体财产权益。要建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人头共有的财产制度，将集体资产量化为股权，量化到个人，允许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内可转让、继承、抵押或变现等，保证集体经济组织内的成员无论身处何地何种身份，都能享受到其收益，促进进城的农民能“平安落地”。
4、引导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农村
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必须改革财政金融制度，建立多元的投融资体系。必须调整支出方向，增强财政支农力度，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在注重投资方向的同时，还须不断完善投资结构，充分发挥资金的导向作用。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拓宽融资渠道来突破资金瓶颈。通过投融资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城乡一体化进程。要鼓励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经济的信贷支持，扩大农村信贷，推行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吸引农村资金回流。
（三）大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走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城镇化协调发展篇8
关键词：土地集约利用；城镇化；协调发展；呼包鄂城镇群
中图分类号：F301.2；F299.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114（2016）10-2715-07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10.064
abstract：takingtheHohhot-Baotou-ordoscitiesgroupastheresearchobject，selecting2000，2003，2006，2010astheresearchperiod，theintensiveusedegreeofurbanlandandurbanizationweremeasuredbyentropyevaluationmethod，andthecoordinationrelationshipbetweenthemwereanalyzedbytherelativestatedevelopmentmodelsystem，andthecontrastanalysisofspace-timewerecarriedonbythemethodofGiS.theresultsshowedthat，firstly，from2000to2010，thedegreeoftheintensiveuseofurbanlandandurbanizationshowedagrowingtrendmainly，buthadacertaingapinHohhot-Baotou-ordosregion.Secondly，from2000to2010，thecoordinationcoefficientbetweenthemwasinacoordinationstagemostly（includinghighcoordination，moderatecoordination，andbasiccoordination），butthegeneraltrendwasworseningyearbyyear，hadn’tpresentairregularchangetrendinthespatialpattern.accordinglythecounter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giventopromotethecoordinateddevelopmentabouttheintensiveuseofurbanlandandurbanizationofHohhot-Baotou-ordosregion.
Keywords：theintensiveuseofland；urbanization；coordinateddevelopment；Hohhot-Baotou-ordoscitiesgroup
土地是人类活动的载体，是城市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承载空间，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下，城市空间不断扩大，土地利用的供求矛盾愈加紧张，对土地的集约利用提出了较高要求，合理有效地处理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的关系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迫切任务，同时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2]。
西方最早开始论述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是，随后国内外学者陆续展开研究。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土地集约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土地集约利用理念下的土地资源利用与保护[3-5]。就国内而言，早期学者们主要在国外土地利用理论下发展中国土地集约利用理论，后期学者们的研究则集中在土地集约利用的定量评价与实证研究，以及与城市化、资源环境等的耦合关系研究。国内学者在实践的基础上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进行了扩展。宗毅等[6]对中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理论分析与评价研究；翟文侠等[7]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进行了定量评价；朱天明等[8]对土地集约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进行了实证研究；刘浩等[9]对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些研究采用的方法和手段多样，有层次分析法、熵权法、模糊数学、ann、pSR、GiS、RS等。在实证研究方面，多集中对发达省份、沿海城市及城市群进行研究，而对西部落后省份、城市及城市群的研究较少，对其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时空耦合关系的研究少。
1研究设计
1.1研究区域概况
呼包鄂城镇群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西部的核心区域，地处黄河两岸，是内蒙古最重要的经济圈和城市带，由包头市、呼和浩特市、鄂尔多斯市三市组成，呈“品”字形分布，彼此间有着非常密切的经贸和社会联系。2011年呼包鄂城镇群被列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其具有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发展潜力较大的特点，有望发展成为中国西北地区规划布局的新产业群与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其中，呼和浩特市是内蒙古自治区首府，是内蒙古政治、经济、文化、科教和金融中心，是呼包鄂城镇群中心城市；包头市是内蒙古制造业、工业中心及最大城市，地处环渤海经济圈和沿黄经济带的腹地；鄂尔多斯市则是新兴的草原都市，是全国首批资源综合利用“双百工程”示范基地，境内地下有储量丰厚的能源矿产资源。截至2010年，呼和浩特市人口数量约291万人，面积约172.24万hm2；包头市人口数量约272万人，面积约277.68万hm2；鄂尔多斯市人口数量约159万人，面积约875万hm2。
1.2研究思路与数据来源
构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和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分别计算2000年、2003年、2006年和2010年各项评价指标的权重，并对呼包鄂城镇群的市区及旗县进行土地集约利用度和城镇化水平的计算和分析。采用系统相对状态发展模型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与城镇化水平的耦合度进行计算，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分析。
研究中所需的基础指标数据均来自2001、2004、2007和2011年的《内蒙古统计年鉴》。部分数据是计算后的结果，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插值法，以相邻年份值补齐。地图数据来源于中国基础地理信息网的中国兰伯特投影矢量地图数据，利用arcGiS10.0软件对其县域数据进行筛选，获得研究区域。
1.3指标体系构建
1.3.1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是通过优化结构和规范管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实现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最大化的过程。根据呼包鄂地区所处发展阶段，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10-12]，结合科学性、系统性、可操作性、可量化性原则，从“人口―经济-社会”角度构建呼包鄂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包括人口密度、地均财政收入、地均财政支出、地均国内生产总值、地均工业总产值、地均固定资产投入、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平方公里卫生机构数、每平方公里学校数和地均二、三产业从业人数10个指标（表1）。
1.3.2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城镇化是中国土地利用的具体表现之一，提高城镇化水平有助于解决“三农”问题。随着城镇化对区域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影响日益深入，传统的单一指标已难以全面评价城镇化效应。本研究在借鉴前人的基础上，从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构建了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3]，包括非农人口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地均基本建设费用、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每十万人医院床位数、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均工业企业数、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个指标（表2）。
1.4研究方法
1.4.1熵值法[14]熵值法是一种根据各项指标观测值所提供的信息量的大小来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不带有任何感彩，评价过程透明。使用该方法能够计算出各项指标的权重，并利用加权求和的方法计算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和城镇化水平。
设Xij（i=1，2，…，n；j=1，2，…，m）为第i个待评对象中的第j项评价指标的标准化数据。对于给定的j，Xij的差异越大，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作用越大，反之则越小；若指标值全部相等，则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和加权求和，首先要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各项指标间存在不同的量纲和量级，存在着不可共度性，为比较综合评价指标带来了不便，因此需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对于正向指标，指标越大越好，计算方法是Xij=xij/xijmax；对于负向指标，指标越小越好，计算方法是Xij=xijmin/xij；其中，Xij为处理后的标准化数据，xij为原始数据，xijmax为第j项指标中的最大值，xijmin为第j项指标中的最小值。
式中，R为协调度系数，G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系数，F为城镇化水平系数，S为G的实际方差，α为城镇化对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的回归系数。为有效分析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本研究基于模糊隶属度建立协调系数划分标准（表3）。在系统相对状态分析中，理想状况是两大系统实现完全的同步发展，但却难以实现。故回归系数为0.80～1.00即同步发展，依据一般研究惯例，确定为0.80。
2数据运算结果与分析
2.1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的测算结果
根据计算得出呼包鄂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值和土地集约利用度系数。由表1可知，在不同时间，指标权重大小不一样，各指标对土地集约利用度的贡献值也不同。在2000―2006年，地均工业总产值对土地集约利用度的贡献比较突出，指标权重值分别为0.126、0.139、0.133；在2000年对土地集约利用度贡献最小的指标为每平方公里学校数（0.062），在2003年地均国内生产总值（0.072）对土地集约利用度的贡献值最小，在2006年每平方公里学校数（0.075）对土地集约利用度的贡献值最小；在2010年，每平方公里卫生机构数（0.157）对土地集约利用度的贡献值最大，其次是地均工业总产值（0.122）、地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0.122），而地均财政支出对土地集约利用度的贡献值最小，指标权重仅有0.066。
由表4可知，在2000―2010年，呼包鄂城镇群市区及旗县的城镇土地集约度系数基本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26个县域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在三个市中，包头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度系数相对较高，呼和浩特市和鄂尔多斯市的土地集约利用度相对较低；包头市昆都仑区和青山区、呼和浩特市的回民区、鄂尔多斯市的东胜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度相对较高，而各旗县的土地集约利用度相对较低，尤其是包头市的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呼和浩特市的武川县和清水河县、鄂尔多斯市的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各市区和旗县的土地集约利用度变化程度不同，九原区、赛罕区、新城区、回民区、玉泉区、东胜区的土地集约利用度逐年快速增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石拐矿区、土默特左旗、和林格尔县、武川县、清水河县、达拉特旗、杭锦旗、乌审旗、鄂托克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土地集约利用度增长幅度较为缓慢。
2.2城镇化水平的测算结果
根据计算得出呼包鄂城镇化水平利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指标权重值和土地集约利用度系数。由表2可知，在2000―2010年，影响呼包鄂城镇群城镇化水平的主要指标均为地均基本建设费用、地均工业企业数，在城镇发展过程中，这两项的指标权重基本呈逐年减小的趋势且减小幅度较大；同时，非农人口比重、第三产业从业人口比重、人均GDp等指标权重也呈减小趋势，说明该项指标对城镇化的影响在逐渐减小，而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每十万人医院床位数、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重和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指标的权重在逐年增加，说明了指标对城镇化的影响在逐渐增大。
由表4可知，在2000―2010年，呼包鄂城镇群市区及旗县的城镇化水平基本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包头市东河区是老城区，新型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发展缓慢，地均基本建设费用的权重降低，导致城镇化水平相对有弱化的迹象。在各年度里，包头市的整体城镇化水平较高，鄂尔多斯市的城镇化水平较差；包头市的昆都仑区、东河区和青山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呼和浩特市的新城区和回民区的城镇化水平最高，鄂尔多斯市的东胜区城镇化水平最高；在近十年中，九原区、石拐区、赛罕区、准格尔旗、伊金霍洛旗、东胜区、乌审旗和鄂托克旗的城镇化水平发展相对较快，而东河区、固阳县、武川县、清水河县和杭锦旗的城镇化水平发展相对较弱。
2.3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镇化的协调度系数
2.3.1协调度系数的测算依据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和城镇化的独立系数模型以及协调度系数模型，求得城镇化水平系数F、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系数G、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镇化的协调度系数R（表4）。总体上看，2000―2010年呼包鄂地区城镇化协调度系数多处于协调阶段（高度协调、中度协调与基本协调），但是总趋势逐年恶化：2000年全部县域处于协调阶段；2003年24个县域处于协调阶段，2个县城处于滞后阶段；2006年25个县域处于协调阶段，1个县域处于滞后阶段；2010年22个县域处于协调阶段，4个县域处于滞后阶段。
2.3.2协调度的时空变化分析
1）时间变化分析由图1可知，在2000―2010年呼包鄂地区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是在不断变化的，呼包鄂地区不同区域在同一年度的协调度有所差异，市区协调度略差，旗县整体处于高度协调状态；2000-2006年呼包鄂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协调度整体变化不大；而在2010年，个别地区（石拐区、回民区、玉泉区）的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的协调度与前几年相比有较大波动，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与城镇化水平的发展有失平衡。
2）空间变化分析以表4为基础，按表3进行分类，在arcGiS10.0中对其进行空间显示，能够清晰地表现呼包鄂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镇化的协调度系数R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变化。
由图2可知，2000―2010年呼包鄂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的空间格局呈现出不规则变化趋势，但总体的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不变，2000―2003年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度协调阶段，2006―2010年部分县域协调度开始逐渐降低。固阳县、达茂旗、土默特右旗、土默特左旗、武川县、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赛罕区、达拉特旗、杭锦旗和鄂托克前旗的协调度皆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土地集约利用水平整体满足城镇化对土地利用的要求；白云矿区和新城区5年期间皆处于协调阶段，稳定性相对平缓；东河区的协调度趋势由中度协调快速上升至高度协调，这与东河区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协调各产业发展是分不开的；然而其他地区的协调度波动较大，例如青山区和乌审旗分别在2003年和2006年协调度下降，青山区甚至处于高度滞后阶段，说明系统协调的质量不高，虽然随后稳步上升，但是上升幅度较小，并且这几年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表示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两个系统处于失调或无序状态，影响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能的发挥，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中不断改进土地的使用程度；虽然鄂托克旗和准格尔旗的协调度有所下降，但不会影响城镇化的总体发展；除此之外，昆都仑区、石拐区、东胜区、玉泉区、回民区和伊金霍洛旗协调度波动较大，由起初的协调阶段逐渐变成滞后阶段，说明该区域的稳定性不强，这些城市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发展的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高，对耕地的占用逐渐增多，但随着土地后备资源的逐渐减少，土地利用与经济社会发展矛盾逐渐突出，促进土地集约利用已成为各个县域土地管理工作的共识，并逐步推进土地集约利用进程，使之与城镇化发展相协调。
3结论与建议
3.1基本结论
构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度和城镇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计算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系数、城镇化水平系数以及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相对城镇化的协调度系数，并对其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变化分析。
1）2000―2010年呼包鄂城镇群市区及旗县的城镇土地集约度系数基本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26个县域城镇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距。
2）2000―2010年呼包鄂城镇群市区及旗县的城镇化水平基本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但包头市东河区的城镇化水平相对有弱化的迹象。
3）2000―2010年呼包鄂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系数多处于协调阶段（高度协调、中度协调与基本协调），但是总趋势逐年恶化，在空间格局上呈现不规则变化趋势；总体空间格局基本保持不变，2000―2003年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度协调阶段，2006―2010年部分县域协调度开始逐渐降低。
3.2建议
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水平相互促进，两者保持一定的协调度才能共同促进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否则将阻碍城镇化发展，致使土地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呼包鄂地区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金三角，它的发展直接影响着内蒙古的可持续发展。为此，借鉴其他相关学者经验，结合呼包鄂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呼包鄂地区各县域在不同时间段城镇化水平参差不齐，应该抓住西部大开发战略机遇，在未来的发展中需制定合理的城镇化发展战略，推进第三产业、特色产业和比较优势的产业发展，招商引资，以科技为导向，提高科技含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推进城镇化进程。同时，优化城镇规模结构，使呼包鄂城镇群在各自县域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与区域整体发展相协调[17]。
2）呼包鄂地区各县域土地集约利用存在差异，整体利用不高，需要积极开展城镇土地整治，引导合理的土地利用方式，统筹安排各类用地比例关系，因地制宜，杜绝乱占耕地、草地、林地的现象，加大土地集约利用度，提高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实现土地可持续发展。
3）呼包鄂地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与城镇化发展协调度系数虽多处于协调阶段，但有恶化趋势，应结合该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条件，加快资源转型，加大新能源和新型材料的生产加工，提高能源利用率，发展低碳经济，优化产业结构[18]；在保证城镇化稳步发展的情况下，保护脆弱的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率；针对处于中度滞后、协调关系不稳定的城镇应该找出原因，对症下药，使其处于协调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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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协调发展篇9
关键词：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土地利用；协调发展
引言：城镇化是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具体包括人口职业、产业结构、土地及地域空间的变化，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的过程，是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一、城镇化进程中土地利用存在的问题
《中国新型城市化报2012》指出，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突破50%，这意味着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城市化进入关键发展阶段。城镇化飞速发展有力带动了我国广大农村的发展，丰富了社会服务资源，有利于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促进农用地规模化经营，但快速城镇化也对土地利用置带来了不利影响：
第一，我国的城镇化建设大肆征地造城，新城区遍地开花，城市发展过度依赖房地产开发，忽视公共绿地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发展模式导致土地浪费问题十分严重，造成城镇生态环境系统存在较大缺陷。
第二，城市过度扩张致使耕地数量不断减少。我国人多地少，土地资源尤其是承载着国家粮食安全问题的耕地资源显得尤为稀缺。城镇建设用地需求越大，与农地之间的矛盾也越尖锐。城市郊区和城市边缘区大量高质量农用地在城镇化发展中被征收转化为城镇建设用地。
第三，城镇化过度挤占生态空间，城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城镇化过程中，为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目标，不少地方占优补劣，补充耕地时上演“围湖毁林”、“上山下滩”；为保证粮食总量，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来提高亩产，使得原本协调的农村生态系统发生改变；一些城市为了获得更多发展空间和避免高成本的城镇拆迁，开展填海造地、开山造城等开发活动，剧烈改变山地生态系统的稳态结
构和自调节功能，引发生态环境退化。
二、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与特点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中国发展新型城镇化勾勒出了宏伟蓝图。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新型城镇化的“新”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坚持城乡统筹。从生产要素、城乡产业、城乡市场和公共资源配置一体化等方面入手，构建合理的现代城镇体系，加快推进产城融合发展，形成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
第二，坚持发展方式的集约性。新型城镇化是立足于我国资源、环境刚性约束凸显的基本国情的理想选择。实行集约型城镇化，要求节约集约配置土地资源，利用产业集聚优势促进生产发展和城镇化，促进低投入、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集约型发展模式。
第三，坚持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城市。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城镇化全过程，将城市建设成为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文明发展新境界、新形态，促进城市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协调发展。
三、新型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协调发展建议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最大的难点和关键则是土地利用和配置问题。土地是具有全局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之一。因此，着力解决新型城镇化中的土地问题，促进土地利用协调发展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保障。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强化耕地保护意识
要树立土地持续利用的意识，积极转变思维方式。土地尤其是耕地是一种稀缺资源，必须强化耕地保护意识。国际经验表明，人们对耕地非生产功能的需求会随着生活水平提高而快速提高。将农业生产与膳食结构变化相结合，使农业生产向生态型、观光型农业转变，重视耕地的非生产性功效，提升其经济与生态效益，充分激发城乡居民保护耕地的热情与主观能动性。通过强农扶农富农政策，引导发展各种特色和高效农业，扩大农产品的市场需求，达到合理有效利用耕地的目标。
（二）科学制定土地利用规划，加强与相关规划的衔接与协调
土地配置走集约化道路，必须强化规划控制，管理创新和科学调控。在土地利用规划编制中，要充分重视产业转型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资源利用率。在土地利用具体工作中，严格按照规划执行。目前我国现行的规划体系主要有国土资源部的国土规划和土地利用总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城乡规划和发改委的区域发展规划构成。
（三）大力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创新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机制
科学推进城乡土地配置与整治，有利于适时补充耕地、盘活存量土地、优化城乡用地、强化集约用地、提升土地产能、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
首先，要充分利用当地第二次土地调查和其他专项调查成果，摸清农村土地特别是耕地后备资源家底。调查的内容应包括可供开发的未利用地，可改造为耕地的其他农用地以及可用于耕地开发的土地。各地应根据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结合土地专项规划，编制好土地综合整治专项规划。
其次，加大农村宅基地管理和整治力度，严格农村宅基地审批制度，积极探索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机制。探索开展农民公寓式住宅试点，对城乡结合部的村镇，要坚持统一规划、设计、施工，利学布局，变一户一宅式安置为集中公寓式安置。各地可对主动放弃宅基地的，采取货币补贴、安置补偿等措施给予鼓励。也可对空心村较集中的地区进行规范管理，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做好村庄规划，拓宽整治复垦范围。
再次，创新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机制。将土地整治与改善农村生产条件、推进农村产业、促进农村集中居住和实现农村增收相结合。通过对项目区田、水、路、林、村进行综合整治，切实提高农村综合生产能力，积极引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和规模经营，大力发展现代农业。通过土地整理推动农民居住向城镇、中心村和聚居点集中，增加耕地数量、提高耕地质量，引导农民向农业产业工人转变或向二、三产业转移，实现农民向租金保底、务工获薪和入股分红等多元化增收转变。
（四）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深化城乡一体化用地改革，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
完善土地流转制度，首先要明晰集体土地权属，重构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通过制度设计使农民对集体土地的所有权落到实处。同时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国家土地所有权在法律地位上的平等性，真正赋予农民土地产权。探索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和收益分配机制，实现“同地、同权、同价”，确保农民成为流转收益的主要获得者。
深化城乡一体化用地改革，探索建立城乡统一的有形土地市场。开展农村建设用地评估，在国有土地交易市场的基础上，增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交易的服务、管理功能，探索国有建设用地和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两种产权、同一市场、统一管理”的新途径，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
新型城镇化建设是新一届政府的重大施政举措，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着力点。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不但要对我国现行的土地管理制度进行相应的改革，而且要从强化服务人民群众、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强化保护耕地和依法管理用地的观念，实现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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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协调发展篇10
一、农业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
（一）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从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看，城市化基本上都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前工业时代，虽然也有城市，但一般只是限于政府部门的集中地和商品集散地，数量不多、规模也不大。客观而言，这一时期的城市是以后工业化时期城市的雏形。存在于欧亚非三个大陆上的各种前工业时代的文明中的城市形态大致符合上面所说的基本特点。只是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欧洲特别是西欧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城市化才逐步发展了起来。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在进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后，发生了巨大的质的突变。这一质的突变的标志就是以劳动者分工协作为特征的大机器生产的普及。由于分工协作和机器的使用，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物质产品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不断膨胀扩张。马克思对生产力在这一时期的发展评价极高，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短短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超越了人类以往任何时期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正是在这一特定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方式下，或更为准确地说，在这一生产力发展阶段中，生产的集中必然导致生产要素的集中，进而必然导致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二）农业与城市化的内在关系
一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受到的影响方面诸多，本文集中于三个方面加以讨论，以揭示与城市化的内在联系。这三个方面分别为：人口、土地、资金。
1人口方面：据统计，如按人口比例计算，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大多已达到70％，有的甚至超过了90％；不少发展中国家也达到了50%以上。而我国目前已达到36％，即近45亿人口。一般而言，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国城市化水平随工业化水平的发展而相应发展，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同时增长。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未来，更少的农业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以满足更多的城市人口的需求，将成为确定不移的发展趋势。
2土地方面：扩大土地占用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对农业的作用还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城市建设用地外延增长必然占用大量耕地。农业在土地问题上面临两个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必须在最大可能条件下，为城市化提供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必须在逐步减少的耕地上生产出数量和质量仍能够满足一国基本需求的产品。
3资金方面：城市由于不仅是人口的重要聚集地，消费巨大；而且还是一国生产能力的主要集中地域。因而，一国的资金必然主要投入到城市中进行循环流通。即便是农业生产体系中自身积累的储蓄，为了追求更高更确定的收益，也从农业生产体系流向城市。
二、我国农业和城市化发展面临的现实状况
（一）城市与农村经济差距拉大，农业劳动力潮水般冲击城市劳动力市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目前，城乡差距还有日趋扩大的苗头，城乡之间在经济分配上的对立越来越严重。农业长期投资不足，而且人力、资金外流，使农村地区的生存和发展条件相对恶劣。这样既对城市的管理造成难以估量的压力，同时又造成农村地区不断走向衰败。我国的现期发展状况虽没有严重到发生直接社会对抗的程度，但城乡经济差距的不断扩大，既不利于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又与社会主义根本目的中的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不相符。
（二）巨大数量的农业劳动力摆脱了旧的计划体制的控制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加以组织管理，即政权建设如何继续下去，成了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采取了一种城乡隔离的制度措施，在户籍制度、社会管理制度等方面对农民有所歧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旧有的城乡隔离的制度措施以立法形式逐步取消，在这种背景下，针对农业人口地域空间大规模的迁徙和居住的分散性两种特点，现有的制度措施尚无建立的实践。这时，政权建设作为一种重大问题被摆到重要的位置。
（三）农业面临着加入wto以后激烈的国际竞争。农业是一国产业中的基础，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安全不仅仅是关系到本国稳定，而且深刻影响着国际局势的稳定。因而如何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剧、农业发展日益处于不利发展状况下，找到一个有效的农业发展的组织管理模式，成为我国加入wto后，农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面临的又一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三、农村城镇化对农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
（一）农村城镇化是较从前农村社区组织形式更优的组织管理模式。
从经济效益方面来看：第一，由于人口聚集，公共设施的社会化建设和使用有了可能，无须耗费巨大的社会成本在分散的农村地区建立实际上不可能建立的公共设施；第二，创造原来居住生产分散状态下所不能创造的就业机会；第三，农业生产要素在一个区域内可以相对的集中，从而为合理配置资源、促进农业自身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从政权建设方面来看，第一，有利于对农业人口的控制，为加强计划生育、国防教育等工作的力度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第二，有利于防止农业人口过分分散所导致的诸如犯罪等社会现象所产生难以控制的不良后果；第三，有利于农场和国家政局的稳定。
（二）农村城镇化为城市化的进一步发展作好准备。
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导致旧有的农业体系的转变。这一过程中，旧有的农业体系中有着巨大的经济和心理压力。既然城市化是生产力发展不可移易的发展趋势，那么在旧有的农业体系被迫转变的同时，通过农村城镇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使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经济在心理上作好准备，可以有效地缓解城市化进程中社会对抗的激烈程度。
（三）农村城镇化有效增强我国农业在未来新的生存条件下的生存和竞争实力。生产力的发展客观要求一切领域的生产由分散走向集中，从低效益向高效益发展。农业的发展也不例外。农村城镇化作为一种农业生产要素的集中方式，必将有利于农业自身的发展，为未来参与激烈的国际竞争作好准备。
（四）农村城镇化对农业和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